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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9 14:51:57

金融界论文

金融界论文篇1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金融界论文篇2

如何让人类充分享有发展成果，而不必吞食自己酿造的苦果，让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永远是一颗绿色而美丽的行星，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共同难题。解答这些难题，需要积聚所有人的努力,特别是领导者的智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也日益成为全世界解决政治和经济冲突不可或缺的手段。打破旧的金融秩序，重建新的金融秩序和制订新的金融制度，已到关键时刻。冲突与争端仍然不能避免，寻求理解和支持，在理性的协商和对话中才能发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为此，全世界的金融精英迫切需要拥有一个常设的、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平台，为增进理解与合作共同努力。

2003年10月，由中国政府部门、联合国系统机构、相关国际组织、全球金融机构和相关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金融论坛（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IFF）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

之所以选择在北京，有着深层的用意，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罗伯特・蒙代尔所言，“在中国设置长期性的国际金融论坛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全球资本流动也逐步转向以中国为核心，积极参与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对话平台，将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对国际资本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作为常设的全球金融高峰会议，国际金融论坛的创立和召开都将向世界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如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样，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作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的、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成立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大会。自2002年10月开始发出国际金融论坛筹备倡议开始算起，国际金融论坛得到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及中国政府部门、联合国系统机构、相关国际经济组织和全球金融领袖的积极回应。后来，又继续得到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新西兰前总理詹妮・希普莉、韩国前总理韩升洙等200多位全球政治和金融领袖的支持。迄今，共有来自全世界500多位政治、经济、金融领袖和著名专家参会并讲演，致力于推动所有成员和参与者的全球合作，探讨和协商国际金融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应对世界最重大的挑战，推进更具包容性和广泛性的全球合作与发展。

目前，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下设主席团、理事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等组织机构，论坛的主席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和美国总统经济复苏委员会前主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共同担任。论坛理事长为原中国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则是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中国著名理论家、战略家郑必坚，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罗德里克・希尔斯。学术委员会主席则由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共同担任……国际金融论坛成员的强势阵容，在推进论坛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将走得越来越远。

2011年11月，国际金融论坛第八届年会在北京如期召开。本届年会正处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G20峰会刚刚闭幕之际，因而吸引了全球众多政治经济要员，包括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韩升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国际金融协会总裁查尔斯・达拉拉等近百位全球金融领袖，以及学术界、商界和媒体界精英齐聚北京，围绕“全球金融新框架：变革与影响”这一主题，就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国际金融论坛在推进全球金融精英对话和交流的工作中作出了积极努力。论坛除了每年一次的年会外，还为各成员带来更多项目，包括国际金融论坛会议、研究咨询。不仅如此，论坛还致力于以更广泛的形式传播精英思想的工作。2007年11月，国际金融论坛战略文库正式出版，这是论坛为学术建设而设立的高端学术丛书。文库作为论坛的重要学术窗口，是集研究成果、演讲文集、国际金融领袖和论坛成员著作为一体的系列出版物，旨在更好地发挥论坛全球平台作用，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在前期出版的基础上，2011年第八届年会上，又隆重推出由成思危、韩升洙、保罗・沃尔克担任荣誉总编，郑必坚、戴相龙和吴敬琏担任总编，由王元龙博士所著的《中国抉择》系列丛书。

2008年9月，国际金融论坛创立并筹备出版独立的学术刊物《IFF》，11月推出创刊号。此外，2009年6月，论坛联合中央财经大学建立了中央财经大学艾佛研究院，旨在整合全球经济、金融界和学术界高端资源，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教育培训和智库机构，包括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的研究报告，为各界提供交流、研讨的高端平台，为金融机构提供一流的研究、咨询和教育培训服务，并与世界著名大学合作开展全球金融高级培训课程等。

2009年11月,国际金融论坛又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签署永久会址战略协议,建成后的会址,将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交流与合作平台,成为中国和北京首都金融发展的“新标志名片”。

人们有理由相信，设立于北京的国际金融论坛，一定能够完成“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精神使命，成为具备战略远见的多边对话通道。如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样，北京的国际金融论坛在全球金融精英的不懈努力下，必将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金融界论文篇3

关键词:金融投资;证券市场;效用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其中以央行为领导核心的金融市场和以证券行业协会为领导核心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以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得益于金融投资中数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不断优化。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与证券市场效用相关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对金融投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二、现代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的界定

(一)现代金融理论

伴随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货币市场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为主的现代金融理论同样日益丰富。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至少涉及以下现代金融理论：第一，金融投资理论。金融投资归根到底是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经济个体（包括自然人）在金融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不同证券资产的组合收益以及不同投资期限的收益率，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动量交易理论等。第二，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存在效用的前提为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即金融投资是商品经济的概念，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机会成本理论等。第三，金融工具创新。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在现代金融学中的不断应用，金融投资的形式——金融工具得到了绝无仅有的创新。然而，金融工具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金融投资的界定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践，本文将金融投资界定为一种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理性经济人购买、流通与销售证券市场中股票、期货、债券等无形资产的个体行为。股票投资的主要市场为上交所和深交所，期货投资的主要市场包括各行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各地区且不同形式的期货市场，而债券投资品种包括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券等。也就是说，金融投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即影响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分析

(一)提高证券市场深度

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涉及金融投资理论、金融市场理论以及金融工具创新等理论，因此本文在合理界定金融投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首先，金融投资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深度主要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是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由于大量货币资本和非货币资本不断进入证券市场，在理性预期的框架下理性经济人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然会涌入证券市场中去，从而增加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提高了证券市场深度。此外，由于我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了质的提高，为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提供了必要基础。加之日益完善成熟的证券市场机制，金融投资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能够规避风险，最大程度的促进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拓展证券市场广度

金融投资不仅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根据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还包括拓展证券市场广度。证券市场广度是与证券市场深度相对应的概念，证券市场深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即总量意义，而证券市场广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类型的多样，是反映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指标。如果证券市场中交易主体类型较少或者实际参与交易的主体较为单一，那么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暗箱操作”或者“操纵市场”的概率就会提高，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反，金融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从总量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能够从结构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具体而言，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初期，证券市场的资金总量与交易主体不断增加。在金融投资增加的中期，其结构逐渐体现，市场交易主体的类型伴随市场竞争程度与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提升证券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深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前期效用，拓展证券市场广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中期效用，而后期效用则为提升证券市场效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证券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效率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分析证券市场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否则会出现金融投资偏误的问题。同时，传统意义的效率是指投入——产出的关系，而证券市场效率是指证券部门对于金融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指标，具体评价方法包括DEA法等等。上文已经分析了金融投资增加初期和中期的效用，而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后期，随着金融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结构性的改善，证券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将会大大增加。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结构性的改善对于其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重要，能够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规避风险提供良好的市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运行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已有理论，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金融投资的概念，并分析金融投资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同时，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广度以及证券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从而真正发挥金融投资应有的作用。最为根本的是，金融投资的主要效用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避免证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为促进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马杰傲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1]郑军,林钟高,彭琳.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02)

[2]孙一玮.浅议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J].科学中国人,2014(04)

金融界论文篇4

[摘要]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影响力已经在全球经济的沉浮中得到深刻揭示。这种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美国所独有的金融霸权。本文基于对当今时代美国金融霸权三大表象及两大支柱的分析，结合政治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美国所独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支撑美国经济金融领域霸权形式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金融界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数学投资组合选择理论资本资产定价

经过两次“华尔街革命”，金融数学迅速发展。套利、最优与均衡是金融数学的基本经济思想和三大基本概念。近年来，金融数学的发展，带动了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快速创新，使金融交易的范围和层次更加丰富。本文从金融数学的主要理论、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其做以概述，以期对我国金融数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一、金融数学的主要理论

（1）投资组合理论。金融数学的第一个突破是马尔柯维茨1952年的论文“投资组合的选择”。该文尝试用方差来度量投资组合的风险，建立了两目标二次规划的数学模型，并提出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的概念即均值一定时方差最小的点与方差一定时均值最大的点组成的集合。文中指出当个人的无差异曲线与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相切时，投资组合的决策最优，进而可求出各资产持有的合理的比例。

（2）CAPM理论。经过研究均衡竞争市场中金融资产的价格形成，夏普、林特纳和默顿在均值一方差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证券投资的回报率与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定量关系，提出资本资产定价理（CAPM）。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线上选择证券，投资组合是其效用函数与证券市场线的切点，求切点、测度资本市场线中的斜率成为夏普评价的关键。在证券股价、投资组合的绩效的测定、资本预算和投资风险分析中CAPM理论都得到广泛应用。

（3）Black Scholcs期权定价公式。不同于之前的无套利定价原理，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在1973年证明了期权的合理价格不依赖于投资者的偏好（风险中性原则），并在“期权定价与公司负债”一文中提出Black Scholes公式(简称B―S公式)。B-S模型为风险管理与套期保值套期保值开辟了新天地，因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被广泛用于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和定价，已成为现代金融理论探索的源泉。同时默顿也提出标的股票支付红利的期权定价公式和欧式看涨期权及看跌期权的定价公式，完成了对B-S模型和定价公式多方面的系统推广。

二、金融数学理论的新进展

（1）随机最优控制理论。上世纪60年代末，为解决随机问题，控制理论应用布尔曼的最优化原理，结合测度论和泛函分析方法形成了随机最优控制理论。默顿在上世纪70年代将该理论应用于对连续时间最优消费投资问题的研究。因为连续型的假设下交易有界并且连续变化，这与证券投资的实际环境存在很大差距，为克服连续最优控制理论的不足，脉冲最优控制理论应运而生。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上，彭实戈获得了突破性研究，使我国在该方面居于国际前沿。

(2)鞅理论。当前，国外基于鞅方法的定价理论在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其作为现代金融理论的最新理论方法认为，在有效的假设下，证券价格等价于一个随机鞅过程。借助等价鞅测度的概念，Karatzas L等提供了一套解决风险管理问题和不完备市场下复杂衍生产品定价问题的计算方法，揭示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该理论进行研究，如郭文旌等。

（3）最优停时理论。作为概率论中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分支，最优停时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热心该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运用最优停时理论考察了具有固定交易费用的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给出了具有二个风险证券的投资决策问题一种简化算法。相信该理论将在投资组合等领域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三、金融数学的发展趋势

（1）新问题越来越多。金融数学模型都需要假设条件，但有时假设与客观现实有一定差距甚至抵触，因此其应用范围比较狭窄，这需要在数学上进行改进。此外世界各国金融背景和管理模式各异，需要建立符合各自国情的金融模型和分析方法。如CAPM适合欧式期权不适合美式期权。金融环境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也为金融数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要求我们继续探索。

（2）实证研究成为主要方向。单纯从概念到概念（定性分析），或从模型到模型，很难深刻、客观地揭示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实证研究从现实金融市场中获取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数学模型，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规律，最后返回数据和现实中检验结论的正确性，将成为金融数学的主要方向。

（3）金融数学的方法展望。金融系统的非线性与不确定性为金融数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金融市场波动性、突发事件、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等特性也成为金融数学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般的随机分析不能解释重大的金融震荡等小概率突发事件，起源于海岸线形状和宇宙星系描述的分形理论却可以解释股票的疯长和暴跌。另外突变理论和冲击理论也被应用于金融领域；当市场受到各种限制而不完备形成不完全市场时， Duffie的不完全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及Karatzas等人引入的鞅理论都能很好地派上用场，后者已在国外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我们很难在数学上处理相互。但重复对策、微分对策、多人对策及随机对策理论在金融领域中已得到较好的尝试，成为颇具前景的研究方向；统计和计算机已是金融数学它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

四、结语

经过两次“华尔街革命”，微观金融理论与以随机分析为核心的数学理论同步发展，已成为独立的、具有理论研究与实践价值的交叉学科，这越来越引起国际金融界和数学界的关注，在我国金融数学也已开始得到重视。可见数学家与金融学家的通力合作是发展金融数学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宋逢明.金融工程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段.金融数学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J]. 高校理科研究,

金融界论文篇6

关键词：脆弱性；复杂性科学；金融系统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复杂性科学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综述

收录日期：2014年1月27日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给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如何从根源上去认识并把握金融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以及金融理论界讨论较为频繁的话题之一。Minsky等人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所致，由于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系统抗风险能力的不足，金融系统具有高度敏感性，在受到攻击时极易发生剧烈的金融动荡。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系统复杂程度不断增加，现有的金融脆弱性理论在解释金融危机成因时表现出诸多困惑与不足。如何从复杂性角度分析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评价与研究金融系统复杂性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已经迫在眉睫。本文就此对基于复杂性科学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分析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防范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对金融系统脆弱性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系统复杂性对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

在金融系统复杂性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上，Borio（2001）、Goodhart（2004）等学者认为金融失衡及其释放被定义为是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是高度非线性的，这是当前金融系统的内在的潜在特性。徐加根（1998）也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体系本身极为复杂的非线性机制，这就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微观基础。

Bookstaber（2008）、岳玉霞（2012）考察了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影响。Bookstaber（2008）认为在由无数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中，如果无法预计失误，且在问题扩散之前没有时间重设程序，则在出现差错时，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可能不断恶化。岳玉霞（2012）认为，现代金融是一个复杂开放的演化系统，在金融市场运行中，投资者和银行家等的非理会使各种金融变量的不同运动不断地撞击金融脆弱性，市场预期归一化一旦形成，就会主导经济金融运行，并越过金融稳定的边界，导致宏观金融波动。

伍志文（2003）、杨辉和杨丰（2010）基于金融系统的耦合性作出了研究。伍志文（2003）提出金融脆弱性是金融制度或金融结构的脆弱性，是由于内外因共同作用使三个子系统功能耦合，互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稳健性状态受到破坏，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风险积聚。杨辉和杨丰（2010）认为现代金融危机破坏性之所以越来越强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紧耦合度越来越高，由此导致各类风险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并最终导致系统风险的形成。

Shenhar（1994）、RBA（2008）、杨晓光（2009）等解释了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对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Shenhar（1994）的研究说明复杂产品创新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有事先未预料到的事情发生。RBA（2008）认为，复杂的金融创新比单一的创新工具对双向交易和流动性更加敏感，从而具有更大的脆弱性。杨晓光等（2009）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业过度发展强化了世界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加大了世界经济系统的整体风险。石睿（2011）认为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捆绑效应”使得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被放大，从而带来脆弱性，最后可能诱发严重的危机。胡永康和姜玉英（2009）认为复杂金融工具高杠杆功能的滥用是风险蔓延的罪魁祸首，复杂金融工具信息披露不透明、风险管控体系不健全，无疑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辉（2012）认为金融复杂性从四个角度引致金融不稳定：（1）有限理性假设下金融产品复杂性创造了资产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不对称信息；（2）金融产品复杂性会引起评级膨胀；（3）金融产品复杂性阻碍了风险的充分分散；（4）金融市场结构的复杂性使得风险更容易传染。

二、基于复杂性科学方法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

在基于复杂性科学方法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上，Stutzer（1980）首先将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在哈维尔模经济增长方程中揭示了混沌现象。Bascompte（2006）等将空间随机过程理论应用于预测和管理金融系统风险。Baumbach（2007）等指出，金融系统作为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必须具备强健性才能抵御风险的冲击。Markwat和Kole（2009）构建了基于多元线性Logit回归排序模型，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股票市场崩盘后，以骨牌效应的形式传染到东南亚各国，在利率、汇率等共同的作用下形成了金融危机。

Haldane（2009）、Caballero和Simsek（2011）应用复杂网络理论进行研究。Haldane（2009）将国际金融体系视为一个复杂且自适应的金融网络，这个网络“既强健又脆弱”，容易对主要的金融中心丧失信心，而且扰动会在国际上进一步快速传播。金融危机则是该金融网络在压力条件下的行为表现。Caballero和Simsek（2011）在一个复杂金融网络中引入局部知识的假设，金融机构对金融网络不完全了解，只对自己的交易对手有了解，而不了解交易对手的交易对手的信息，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在金融市场脆弱性中起到关键作用。

Andreia（2005）、南旭光（2005）、胡立法（2009）等认为，金融系统的熵和耗散结构导致了系统的脆弱性。Andreia（2005）在研究投资组合的问题中，将熵和方差分别作为风险度量，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得出熵作为风险度量要比方差更准确的结论。南旭光（2005）将熵及耗散结构理论引入金融体系，分析了金融系统熵变效应，指出金融脆弱是由其内部熵增所引起。胡立法（2009）认为，在虚拟经济系统中，如果系统中基元和组分的活动不受限制、系统缺乏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或者系统的耗散结构的稳定性受到外界的扰动，将导致虚拟经济系统的崩溃，爆发金融危机。黄煦凯（2012）认为，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引起了金融系统的熵增，而熵增又诱发金融不稳定性，当不稳定性达到一定程度的就引起金融危机。

胡映月（2006）、严太华和艾向军（2007）、方芳（2011）结合复杂系统脆性理论进行了分析。胡映月（2006）从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和界壳论出发，结合可拓学、架对分析等知识探讨了系统危机检测方法。严太华和艾向军（2007）根据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建立一种包含外部环境输入和系统内部组成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结构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结构模型包括四层结构：金融体系脆弱性风险、体系内部结构、脆弱性事件集、脆弱性因子集。其中，上层的内部组织结构是金融体系脆弱性风险的内因，下层外部性脆弱环境是其外因，外因作用于内因，并通过其内部金融机制形成脆弱性风险。方芳（2011）利用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联系过程、脆性激发过程，系统地分析了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并基于此提出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唐毅南和陈平（2010）引入群体动力学和高阶矩表象来研究金融危机动力学机制，认为趋势瓦解和高阶矩发散是金融危机典型的动力学特征。任飞等（2011）依据复杂性科学的思路，运用委托驱动的微观模型，研究大波动极端事件重现时间间隔的动力学机理，发现重现时间间隔的分布和价格波动序列的记忆性相关。

张晨宏等（2010）根据系统自组织临界理论，结合沙堆模型原理分析并解释了2008年10月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系统自组织过程中系统发生突变的表现。此后，张晨宏等（2012）又应用了系统自组织临界理论、突变及混沌理论，对2006年1月至2009年4月的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进行对数收益序列分形检验、统计分析和分形维计算，揭示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三个不同时段的系统复杂性。

在突变理论的运用上，南旭光和罗慧英（2006）、王静和孙园青（2010）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南旭光和罗慧英（2006）根据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及出现的突变现象，将突变理论应用到金融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中，构筑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评价突变模型，在分析金融体系构成要素、建立脆弱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归一公式，量化递归计算出金融体系脆弱度，以此判断金融体系脆弱性程度。王静和孙园青（2010）将尖点突变模型应用于金融生态系统中，得出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可以约束企业的失信行为，防止企业行为的不稳定性，从而提高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的结论。

此外，李超（2010）运用分形经济理论构建了美国经济的五维复杂经济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证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独立性和必然性。刘湘云和杜金岷（2011）基于演化博弈和复杂性科学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金融复杂系统中，经济人行为模式变迁、金融结构变迁和金融制度变迁是协同演化的，而这些因素与金融危机息息相关。

三、结论与展望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机理更为复杂，每一次新的危机都会带来新的困惑，金融系统脆弱性理论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些学者也在利用复杂性科学原理解释金融系统脆弱性上作出了尝试，但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系统性考虑当前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也没有深入揭示金融系统复杂性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在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应用上也只局限于表象的解释，没有给出金融系统脆弱性到金融危机的动态演变机理。金融系统复杂性的内涵尚待挖掘，金融系统脆弱性到金融危机的复杂演变过程中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的深刻内涵仍需要进一步揭示。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加根.金融危机：一个非线性经济学的微观机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2]Richard Bookstaber.A Demon of Our Own Design：Markets，Hedge Funds and The Perli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John Whiley & Sons，2008.

[3]岳玉霞.宏观金融不稳定的微观分析.金融营销，2012.7.

[4]伍志文.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理论分析及实证考察.金融论坛，2003.1.

[5]杨辉，杨丰.金融系统紧耦合、风险互动与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货币市场，2010.3.

[6]Shenhar A.From Low to High-Tech Project Management.R&D Management，1993.3.

[7]Nigel Jenkinson，Adrian Penalver and Nicholas Vause.Financial Innovation：What Have We Learnt[R].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2008.

[8]杨晓光，房勇，程棵.次贷危机的系统科学分析.管理评论，2009.2.

[9]石睿.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金融稳定的理论分析.理论研究，2011.6.

[10]胡永康，姜玉英.改善复杂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及风险管理的几点建议.中国货币市场，2009.3.

[11]王辉.金融创新、复杂性与金融市场不稳定.现代管理科学，2012.3.

[12]Michael J.Stutzer.Chaotic Dynamics and Bifurcation in a Macro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

[13]Bascompte，Jordano，Olesen.Asymmetric coevolutionary networks facilitate biodiversity maintenance.Science，2006.

[14]Baumbach，Knoll，Sepkowski.Anato-

mical and ecological constraints on phanerzoic animal diversity in the marine realm.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7.

[15]T.Markwat，E.Kole.Contagion as a domino effect in global stock markets.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9.11.

[16]Haldane，A.，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Network，Speech at the Financial Students Association，Amster-dam，2009.

[17]Ricardo J.Caballero，Alp Simsek.Fire Sales in a Model of Complexity.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2009.10.28.

[18]刘超，刘丽.系统金融理论：未来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化方向.上海金融，2012.5.

[19]南旭光.金融脆弱性的动态视角：金融熵及制度变迁.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2.

[20]胡立法.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与美国金融危机.现代经济探讨，2009.3.

[21]黄煦凯.金融脆弱性、金融创新、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基于熵理论的金融不稳定性分析.中国证券期货，2012.6.

[22]胡映月.基于复杂系统脆性的危机检测.计算技术与自动化，2006.4.

[23]严太华，艾向军.基于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结构模型的建立.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

[24]方芳.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在金融危机分析中的应用.北方经济，2011.3.

[25]唐毅南，陈平.群体动力学和金融危机的预测.经济研究，2010.6.

[26]任飞，顾高峰，蒋志强，周炜星.复杂金融系统的重现时间间隔分析.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1.5.

[27]张晨宏，刘喜华，龙琼华.美国金融危机与系统自组织性分析.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

[28]张晨宏，伍海华，刘喜华.美国金融危机演化的系统复杂性分析.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

[29]南旭光，罗慧英.基于突变理论的我国金融脆弱性综合评价.济南金融，2006.8.

[30]王静，孙园青.金融生态系统的突变分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8.

金融界论文篇7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金融界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监管指数；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4-0090-06

2000年以来，中国金融业飞速发展，相对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金融监管也逐步完善，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的正式建立，另外，中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也逐步完善。那么，2000年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中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的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3年，随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中国建成了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2004年6月，这三家监管机构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逐渐加深，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从内部来说，随着金融业混业化的加剧，监管盲区、监管交叉大量存在，这客观上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要求，从外部来看，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且随着国际化是深入，中国金融业客观上也需要自由化改革，否则将会丧失竞争力，中国金融监管该如何应对，也是一大难题。因此，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未来进行的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年～2009年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capture），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金融界论文篇9

[关键词] 金融控股公司;概念;辨析

[中图分类号] F82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FHC）在我国快速发展，但是，由于金融体制原因，我国尚未就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与监管进行立法，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概念没有权威定义，学界和企业界对此一直存在模糊认识，甚至错误理解。

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必须控制银行、证券或保险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子公司”;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以控股公司形式存在，其主要资产显著分布在银行、证券、保险两个以上金融领域的企业集团”;还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应当关注其“对金融机构控制性持股的本质特征，而非必须跨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领域”;也有学者提出“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必须是金融机构并且对其他金融机构有控制性持股才是金融控股公司”，相应的，母公司本身不是金融机构，即便对其它金融机构有控制性持股，也不能称为金融控股公司，只能叫做“控股金融公司”。

针对这些模糊认识，本文从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溯源入手，分析主要国际组织、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比较相关概念，进而给出笔者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基本概念，以期立一家之言，收正本清源之效。

二、金融控股公司概念溯源

（一）联合论坛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界定

1999年2月，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起，联合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设立的“多元化金融集团联合论坛”（Joint Forum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下称“联合论坛”），了《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在此文件中，“多元化金融集团”被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证券、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的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

此文件的表述，对我国学者定义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联合论坛的文件，指向的监管对象是“多元化金融集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

（二）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第一次提出“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新的法律范畴，但是并没有直接给出定义，而是在第103条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应以《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的表述为准，符合特定条件的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案》第2条规定：“银行控股公司是指对任何银行或依本法成立之银行控股公司具有控制权之公司。”

据此，银行控股公司如果符合包括资本充足、经营良好、社区振兴法案评级达到满意程度以上等要件，可以选择登记为金融控股公司。依照《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强调的核心是对银行的控制权。

（三）日本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日本《独占禁止法》第116条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即“以经营金融业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将金融控股公司区分为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三大类，2001年以后，统一称为“金融控股公司”。日本将“金融控股公司”定义为：“需经金融厅许可而设立，以银行、证券或保险公司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其至少应持有一家银行子公司、证券子公司或保险子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达50%以上的股份”。

日本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强调的也是对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权，并明确指出控制权是指持有有表决权股份比例达到50%，金融子公司数量为至少一家。

（四）我国台湾地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台湾地区于2001年颁布实施《金融控股公司法》，其第4条第2款对金融控股公司赋予明确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对一银行、保险或证券公司有控制性持股，并依本法设立的公司”。而控制性持股是指：“持有一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超过25%，或直接、间接选任或指派一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过半数的董事”。

台湾地区对金融控股公司定义十分明确，其重点也是强调对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权，差别是控制权被概括为两个并列的条件，一是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或资本总额超过25%，二是实际控制董事会过半数董事，两个条件具备其一即被认为具有控制权。另外，台湾地区规定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额不得低于新台币200亿元。

三、金融控股公司相关概念辨析

我国学术界对金融控股公司基本概念的相关表述，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原因大概是源于翻译、引用的异化，以及相关概念的混淆使用造成。

（一）翻译及引用异化

上世纪末，有学者把“联合论坛”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翻译为“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而后的研究引用中，又把“金融控股集团”与“金融控股公司”等同起来。对此，几年前就有学者研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混淆已经形成，至今并未得到根本纠正。

笔者认为，就英文原文而言，“Financial Conglomerate”与“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也不相同，不应等同使用。

（二）相关概念的混淆使用

在我国，企业集团、金融集团、控股公司、集团公司等概念比较近似，实践中经常被混淆使用，进而金融集团、金融企业集团、金融控股集团等与金融控股公司经常被混为一谈。作为学术研究，笔者认为这些概念含义不同，指向的主体也不相同，需要严谨辨析。

一是关于企业集团。企业集团是个外来词语，类似组织德国称为“康采恩”，美国称为“利益集团”，最早使用“企业集团”一词的是日本。在我国，国家工商管理局于1998年4月，印发《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其第3条指出，“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联合体”。该《规定》明确指出：“企业集团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实践中，企业集团名称可以在宣传和广告中使用，但不得以企业集团名义订立经济合同，从事经营活动。

二是关于金融集团。金融集团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范畴，没有明确的内涵，其指向的客体也不清晰，不应单独使用。相对来讲，金融企业集团会更容易理解，意指金融机构组成的企业集团，但是，金融企业集团也不是规范的法律范畴。

三是关于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这两个词也不是规范法律范畴，我国《公司法》没有对二者进行专门界定。一般认为，“集团公司”是指企业集团中居于控制地位的核心企业;“控股公司”是对子公司具有控制性持股的母公司，多数情况下二者可以通用。

用一个图片可以比较形象的描述“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集团公司”三者关系。如下图所示，“企业集团”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多个成员单位的集合;而“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是一个个体的概念，是居于统领或控股地位的成员单位。子公司以及孙公司都是企业集团内的成员单位之一。

企业集团、控股公司（集团公司）、子公司关系示意图

（三）关于金融控股公司业务领域辨析

“联合论坛”对金融企业集团的界定，明确指出其业务范围要至少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业务领域，其关注点是“多元化”。类似的，德国实行全能银行（All Finance）制度，全能银行可以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业务，而不必法人分治，其金融集团就是全能银行。

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是实行金融控股公司制度的典型代表，与联合论坛关于“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界定不同，其关于金融控股公司概念的界定，强调金融控股公司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子公司的控制性持股，并强调必须控制的金融子公司的数量。

我国学者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必须控制银行、证券或保险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子公司”的说法，是把控股公司与多元化金融集团混为一体，又将金融控股公司概念的重点，放在了“多元”，而忽略了其“控股”的本质。至于“金融控股公司”与“控股金融公司”之说，笔者认为有舍本逐末之嫌，我国的准金融控股公司目前不是金融机构，只是由于法律法规建设不到位，监管没有依据，才未给这类机构发放“金融许可证”，一旦法律监管到位，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四、结论

笔者认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需要强调对金融机构控制性持股的本质特征，不应该限定其必须跨两个金融业务领域。

我国2014版《公司法》第217条明确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控制权的界定，结合了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两方面的表述，强调绝对控股，但同时也明确持股比例不足50%但足以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也被视作享有实际控制权。

为了准确的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首先结合“企业集团”的内涵，赋予“金融控股集团”定义，即：“金融控股集团是指以资本为纽带，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由居于控制地位的母公司及其控股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共同组成的企业联合体”。

基于此，定义“金融控股公司”就非常简单明了，即：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具有控制性持股的公司”。这一定义，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控股”的本质;二是强调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性持股。这一定义，并不强调其控股子公司的家数，以及控股公司本身是否具有金融机构的性质。这样，就可以清晰的描述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关系，即：金融控股集团是一个企业联合体，是“1+N”的概念;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控股集团中，居于控制地位、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子公司具有控制性持股的母公司，是“1”的概念。

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以控股经营金融子公司、实现集团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其本身具有金融属性，应当接受金融监管。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尚处于缺位状态，需要尽快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促进金融控股公司规范、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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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ndrew Kuritzkes， TilSchuermann， Scott M. Winner. "Risk Measurement， Risk Management， and Capital Adequacy i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Financial Services， 2003：14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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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论文篇10

目前在我国财务学的融资决策研究中，既使用资本成本概念，又使用资金成本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令人莫衷一是，造成了我国财务理论研究的混乱，并在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引发了不良影响。本文将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并探讨两者混淆所带来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理论界的关注。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有更多参考内容。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危害一、我国财务理论中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关于资本成本，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一卷第47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的融资成本。而资金成本，属于我国财务理论研究中特有的范畴。“所谓资金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筹措和占用资金而支付的各种筹资费和各种形式的占用费等，是将盈利和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资金所有者的报酬，体现着资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刘恩禄、汤谷良：《高级财务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从资金成本的这一定义看，是单纯从资金使用者角度考虑融资成本。两者的计算方法也完全不同：以普通股为例，资本成本的计算通常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折现现金流量模型以及债券收益加风险报酬法；而在我国财务学界，资金成本=每年的用资费用/（筹资数额-筹资费用）（汤谷良、王化成：《企业财务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从上述我国资金成本的定义出发，还有一种经常被引用、直接以定义计算普通股资金成本的方法，即把股票投资股利（率）和股权融资交易费用（率）简单相加的结果作为普通股资金成本。二、从定价理论看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根本区别从定义上看，资本成本与资金成本都是企业发行融资工具的代价，也即决定企业融资决策的价格指标。这一共同点启发我们应该到定价理论中去探讨它们的根本区别。（一）从是否应考虑风险因素看在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定价理论一直作为贯彻其中的轴心，推动着整个金融理论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定价理论的轨迹正是沿着商品价格-资金价格（利率）-货币资产价格-资本资产价格这样的路线向前发展。与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资产最大的特点是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资本资产的风险性远远大于货币资产。因此对金融资产定价时，其风险就成为人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其中，货币资产由于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风险，直接以筹集费和占用费来定价。但资本资产的定价就必须考虑其风险的大小。西方公司企业在融资决策中就主要使用风险定价的资本成本概念。相反地，我国理论界过去一直都忽视资本定价中的风险因素，在我国理论界缺乏风险意识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时侧重使用建立在筹集费和占用费基础上的资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目前在我国财务学的融资决策研究中，既使用资本成本概念，又使用资金成本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令人莫衷一是，造成了我国财务理论研究的混乱，并在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引发了不良影响。本文将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并探讨两者混淆所带来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理论界的关注。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有更多参考内容。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混淆的危害一、我国财务理论中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混淆关于资本成本，目前最权威的定义是《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一卷第47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可见，按照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解释，资本成本既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预期收益率，同时又是有条件约束的资金使用者的融资成本。而资金成本，属于我国财务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