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沉沦十篇

长江沉沦篇1

关键词： 叶弥 短篇小说 乡土 物欲

短篇小说《到客船》是叶弥近年来创作的以“白菊湾花码头镇”为叙事背景的系列小说之一。在“白菊湾系列小说”中，叶弥构建了一个以蓝湖、白菊湾、花码头镇、青云观、香炉山等地点为中心的空间，这些小说“或曲折迷离，或神秘怪诞。带着江南水乡如梦似幻的氤氲和缥缈，叶弥凭一己之力从各方面构筑起她的寓言世界”[1]。

小说《到客船》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在充满古典雅韵的标题之下诉说了一个堕落乡土的故事。诗意江南与堕落乡土，两个空间在此重叠;理想与沉沦，两种声音在此冲撞，构筑起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寓言。

一、诗意江南化作堕落乡土

小说标题化用唐代张继的诗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文中的小钟村由此得名。作者首先营构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江南古村，香炉山下的小钟村三面环水，与蓝湖相连的青云河是其唯一出口，村里“小佛堂，小教堂，翰林古塔，都是有岁月的”。蓝湖、青云河、小石桥、小船、垂杨柳、河埠头，这些典型的江南意象，再加上对古典诗词的化用，如小钟村（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香炉山（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蓝湖（白居易“春来江水绿如蓝”）、绿杨（白居易“绿杨烟里白沙堤”），营造出了充满诗意的水乡氛围。然而小钟村不是世外桃源，山水依旧，改变的是人类的心。

别墅区的入侵让原本封闭的小钟村人看到了与外部世界的巨大落差，良田被破坏的同时，小钟村人内心的安宁也被彻底摧毁。“六十几个造房子的民工，造四十幢别墅，每幢别墅连院子占地要两亩多地，亭台楼阁，售价四千万”。“又在水面上造了一顶连接北面香炉山的廊桥”，“只是它专属别墅区，村民不能由此通过”。“那些民工，赚的钱不多，用起来像大爷”。

别墅区的建立和外来民工的涌入，让小钟村人看到了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物质至上、享乐至上的观念以最直观的方式灌输进小钟村，同时，向小钟村人展示了以金钱为标准的等级。四千万一栋的别墅首先给小钟村人带来的是精神的崩溃，每一个提到别墅的人物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一种歇斯底里的语调，在极端失衡的心态下他们选择了堕落。白杨吃喝嫖赌的丈夫道出了小钟村男人的共同心态：“你看看那四千万的别墅，你看到了，还觉得自己是个人吗？不如找点乐子，今朝有酒今朝醉，痛痛快快地过。”而在镇上浴室当暗娼的女人则表达了小钟村女人的堕落：“钱是人家的，四千万的别墅是人家的。我住在工地上就像人家的看门狗。”“没有一点点享受，生活有什么希望？”

小钟村人用沉湎物质享乐抵御精神上的巨大失落，以追逐欲望填补内心的无尽空洞。然而，物质享乐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更大的失落与绝望。欲望是个无底洞，你越是追逐它，内心就越空虚。“生活没有希望”，这句话在多个人物口中被反复提到，成了作品结尾部分的主旋律。面对这个即将被城市文明淹没，即将彻底倾颓的世界，每一个人物都感到了末日的恐慌。“一个个说的都不像人话，都像有精神病似的”。作者借白杨的公公之口道出了沉湎物质享乐是人类的精神病态这一事实，对物质的疯狂追求正是现代人的集体“精神病”。

小说的诗意氛围、文化氛围与堕落沉沦的现实氛围之间产生巨大的缝隙，两个空间格格不入。在叶弥的小说中，环境、细节等往往是世俗的，但精神气质与整体氛围又通常是超尘脱俗的。使她的小说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带上一层迷离空灵的色彩。

长江沉沦篇2

中秋月，风雨秋，自古最相思，徒留与后人，风雨月宫秋。

彼时“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茫茫塞外，雁过无痕，留与凄厉，声断衡阳。露色煞白，月华如镜，只忆起故乡时候，眼里明月分外明，错当成故乡月。眼中无泪，心内成灰，明月寄愁情。

彼时夜韵稠浓，凹晶馆中，诗意缠绵，“三五中秋夕，清游拟上元。撒天箕斗灿，匝地管弦繁……晴光摇院宇，素彩接乾坤”。如此景致，联诗作赋，更赋闲情，更赋夜韵。待到酒阑灯地人散后，再看良辰美景奈何天。奈何奈何，圆缺无常，盛过萧条，埋下“冷月葬花魂”。

彼时“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月华不再堪称月华，那是万丈明剑刀束，挥尽世间汶汶尘埃 。一轮明月如波涛汹涌而至，极速，极明，极态。幻化古今，融合阴阳。

彼时“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彼时“金霞昕昕渐东上，轮欹影促犹频望”；彼时“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

彼时月，彼时景；彼时人，彼时情。铺陈铭刻成月华沉沦的痕迹，遗存仁人志士千古的慨叹，摔出泱泱大国至今的文明延续，延续，再延续……

月儿渡过荷塘苇泽、高山大川、藤萝芽枝，檐壁墙瓦，拂帘弹纱、掠海飞洋……我一手遥唤已逝的情怀，一手在时光的这头与月华相约。

今日中秋，月沉沦，似沉沦而非沉沦，月凄清，似凄清而非凄清。

午过时分，秋雨下。古道里的西风，衰柳里的长堤，雨里夹杂着秋的凉意，萧条颓败。风雨之间，其势急转，清清脆脆的点滴声一如义无反顾插地而入的利剑，叫我为之一震，却以它最大的热情拥抱大地。

月－－柔情也，雨－－细密也，两者竟是如此相似。想是月华自为融化，化为云之絮絮，酿成雨之绵绵，这番情调也大约如此吧。月光万仞幻化成缠绵的雨，点点滴滴，义无反顾，撒向人间，拥抱万物，给予人们最大的慰藉。

别再唏嘘江南的雪灾，别再痛忆四川的地震，别再须揪心连日的暴雨……轻抚你的心，柔柔地呼唤，温情地抚慰，天上地下，异国他乡，轻卸包袱，把爱传递。然而，正如这月华的化身，无须泪雨滂沱，无须痛哭流泣，只须义无反顾如利剑纵身，用最大的热情回报世界，来摔开中华大地的金光万道。

月－－柔，把慰藉传递；月－－冷，把斗志坚定；月－－明，把心儿澄澈。

月宫的秋日，被赋予古今多少遐思，被给予千秋多少渲染，风雨之间，仍在续写。

冰锁江南月沁寒，梅泣猿咽，路滞年关。

巴山震颤月星残，百载痍垣，情恸人间。

长江沉沦篇3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中，我们竟被侵略者们蹂躏、践踏欺侮！破败不堪的大水法、沉睡海底的致远舰，还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将士们，无耻的侵略者用他们那罪恶的双手欠下了一笔又一笔的血债！

然而，他们还不善罢甘休，可恶的敌人又卷土重来了！“九·一八”事变，日寇再次踏上了中国的锦绣江河。噩梦又开始了……

东北沦陷、北平沦陷、天津沦陷、上海沦陷……日寇的战火烧遍了整个华夏大地。无数的妇女、儿童、老人、青年成了他们的刀下之魂，就连嗷嗷待哺的婴儿也无法幸免于难！侵略者们用他们的枪炮给中华民族烙下了可耻的印记！

然而，中华民族不是好欺负的！无数英雄儿女勇敢地挺起了胸膛，用他们那血肉之躯保护着祖国母亲！在冰天雪地的林海深处，在狂风呼啸的长城边上，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在水网密布的江南……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长城血战、徐州会战、百团大战……他们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战役，立下了汗马功劳，把日寇撵出了中华大地。

历史的长河流过了二十世纪。今天，我们作为新世纪的主人公，必须得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我们不能忘记那无数为国捐躯的英雄烈士，更要时刻记住祖国母亲耻辱的近代史。我们要居安思危，记住一句话：“落后就挨打！”

长江沉沦篇4

（合）：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晋江一中纪念“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六十五周年歌咏比赛现在开始！（王）：六十五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几番回首惊华望，亡国悲歌涕泪多”。中华大地，黑夜沉沉，风雨如晦；沉睡的雄狮，铁链缠身，蒙受羞辱。

（丁）：中华民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但我们从未低下昂扬的头颅。黑暗，有志士仁人盗取圣火；沉沦，有人民革命力挽狂澜。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浒示威，揭露了日本企图吞灭中国的阴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这是一曲充满着血的风采、火的激情的气贯长虹的正气歌。

长江沉沦篇5

《龙头凤尾》：疯子、和黑社会

“十个大哥， 九个坎坷， 很难有好下场。可是黑社会的出现和运作都有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 马家辉由这角度察看和勾勒香港历史， 非常独特， 很可观”。――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

“香港百年身世变化沧桑， 马家辉透过江湖人物， 写出了变化背后的传奇， 让我更清楚看见香港历史的暧昧和复杂” 。――华语音乐教父罗大佑

“禁忌的爱情在被遗弃的土地上开出花朵，马家辉写出天堂，以及无间地狱”。――台湾知名作家张大春

大咖们盛赞的是一本名为《龙头凤尾》的书。它一亮相就备受好评，除此之外，它也拿到了包括“深圳书展十大好书”“新浪年度十大好书”“《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台北国际书展小说类首奖”等等各类大奖。

早在多年前，谈及写作计划，马家辉说：“我欠湾仔一个故事”。他自幼在香港湾仔长大，儿时耳濡目染的江湖故事，成为年少的他内心的烙印。因此他搜集各种史料，亲自走访历经香港历史的传奇人物，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龙头凤尾》。

作为一个活跃的文化人，马家辉的身份头衔多到令人眼花缭乱：他是《明报》的评论员，人称“贱嘴马”；他被李敖称为“比李敖更了解李敖”的研究学者；他更让林青霞欣然写下“香港有了马家辉，将会是一座华丽而温暖的城市”……这样一位人生阅历都堪称传奇的奇男子，在年过半百之时终于交出了他写给香港的第一本小说。起先会为他的行文紧捏一把汗，好在他给我们的惊喜远远多于失望。

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于湾仔的马家辉，回忆起半个世纪前时总是说，“那时候的湾仔，三种人最多：疯子、和黑社会”。这样的大环境造就他从15岁起就对黑社会跃跃欲试，直到今天都怀抱着一个不老的江湖梦。就像他本人在专栏中所写的那样，“不排除总有一天加入黑帮社团的可能性，做个‘超龄飞仔’或‘大龄阿飞’，为华文写作界立下稿纸以外的另一页生命传奇”。

在《龙头凤尾》中，他如愿将黑社会、等一系列的底层众生相拉入他的香港画幅中――孙兴社的龙头陆南才，风流倜傥的张迪臣，沉迷于女色的哨牙炳，体贴人意的吧女仙蒂……这群小如蝼蚁的人物，在二战时期的香港，即使外面炸弹轰鸣声阵阵，依旧夜夜笙歌，在兵荒马乱的萧索中反而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香江风情。

用粤语写作是这部小说的语言特色，马家辉说是受金宇澄的《繁花》影响，“用许多上海话，但又顾及读者的理解， 故有节制，有些地方本可用上海却不用，仍用普通话。我亦一样，如果真要用粤语，可把百分之九十的对话都改成粤语，可是我妥协了，亦有节制。”

把自己的处事观“是鸩但啦”（“管他呢，随便啦！”）借小说主人公陆南才之口传递，也是马家辉的创意之一。小说中南爷最爱说的词语大约要数“是鸩但啦”，被阿娟逼得离家出走，被药坚王差点杀掉又远走香港，被迫从堂口最底层的“蓝灯笼”做起。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他带领兄弟们组织民众庆祝“香港新生一周年”，他说的都是“是鸩但啦”……马家辉是个放肆的人，故连口头禅，也放肆。写小说，把自己的口头禅“送”给男主角， 是他隐含的期待。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陆南才的命运沉浮的故事，亦是马家辉对香港往事的深入思考，对父辈命运一探究竟的执着，和身为湾仔人的少年情怀。而完成长篇小说《龙头凤尾》，是身为作家的马家辉的责任和命运。几代香港人在历史变迁当中经历的情感起伏，在《龙头凤尾》当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现。

禁忌之恋：江湖终究成为生死场

“龙头凤尾”是陆南才在牌桌上的砌牌、发牌方法，也是马家辉费尽苦心书写的隐喻。这个隐喻的一端指向江湖上的一段禁忌之恋，另一端指向沦陷时期的香港史实。

陆南才，一个广东茂名乡下的木匠被命运之手推着向前，摇身一变成为香港黑帮孙兴社的龙头，又在情爱面前俯首甘为苏格兰情报官员的“凤尾”。他如爆竹一响而散的一生，光“黑帮”和“同性恋”这两个关键词就足以吊起读者的胃口。而隐喻的另一端，沦陷时期的香港，从殖民地到沦陷区的身份换位，多重复杂权力关系的明争暗斗，在张爱玲的小说、许鞍华的电影之后，借着马家辉的文字再次展露在公众的面前。

孙兴社大佬与情报官员的禁忌之恋，仍旧可以回归到爱与背叛的母题上。只不过因为被放置在乱世香港，同性之恋，更增加了情节的惨烈。南爷陆南才一生因秘密而逃亡，随波逐流不曾抵抗命运。马家辉将自己的口头禅 “是鸩但啦”（随便啦，无所谓啦）送给他，在遭遇妻子逼迫、同行兄弟谋杀、日本人威胁的种种情形之下，这句率性的口头禅都没有变过。唯独在一位金发碧眼、会说“your bloody Chinese”的洋人面前，这个随意的人就慌里慌张失去了分寸。

情之所起一往而深，陆南才为着寻找“同一类人”，耗尽心力苦苦渴求张迪臣的“爱”。当他的“神”琵琶别抱，他最终由爱生恨，将爱人与自己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份感情过于沉重，而又让人心痛。在香港舞台上的鬼佬、军统、军阀、汉奸你方唱罢我登场，后世如雷贯耳的杜月笙、戴笠、张啸林，都成了南爷的陪衬。南爷是个大历史面前的小人物，光鲜的堂口龙头外表下包裹着一颗“低到尘埃”的苦涩内核，这个角色很容易让人想起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在戏台上片刻欢娱里交付一生痴恋，终不得成全。

这是一次以黑帮视角去看香港的尝试，毫不夸张地说是对香港历史形象的一次丰满。就像故宫之于北京，弄堂之于上海，黑帮亦是香港的一个象征。风靡一时的港剧想象和血腥残暴的江湖往事终于重逢在历史的长廊中。

小说中有一段话写得让人非常动容：“乱世里的江湖人，活得都像爆竹，轰然一响之后，粉碎落地，红彤彤，却是血腥的红而非喜气的红，里面有自己也有别人。”

马家辉看来，江湖人，最讲究的关键字是：帮忙、公道。所以江湖有规有矩，违了规矩，便被人看不起了。我见过的江湖人，有窝囊的，也有精彩的。前者就不值得谈了，后者呢，都很放肆，却于放肆之中也讲究帮忙和公道。为了帮忙和公道，往往不顾后果，最后，粉身碎骨， 跟其他人同归于尽。但无论如何，都有故事。地上的爆竹碎屑，都有故事可供想像。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香港，身份尴尬，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权力博弈中苟且摇摆，留下一大块暧昧的历史空缺。政客、汉奸、黑帮，鱼龙混杂，你来我往，支撑着香港精神的反倒是小人物的江湖义气。

为着“义气”二字，故事的行文并不阴柔，反而处处呈现着阳刚，江湖上的人懂规矩，讲公道，在打打杀杀中亦割舍不下兄弟义气、儿女情长，所谓的江湖豪杰归根结底不过一群各怀秘密的天涯可怜人，这形成了往日ο愀畚幕“性”定义的一个有力回击。龙头凤尾的故事不再关乎殖民与被殖民，更超越了男女，这是香港的故事，这故事也只能发生在文化多元界限模糊的香港。

这个时期的香港，在文本中恐怕要回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张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感情中有一句经典的总结就是“香港的沦陷成全了他们”，在《龙头凤尾》亦可以说是香港的沦陷摧毁了他们。这次将香港的历史交给一段禁忌之恋进行表达，马家辉想写的是，在历史的宏观骨架下，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与恩仇，背叛与忠诚，往往在于一念之间，而这一念，足以影响人与人的命运，乃至社会的命运。

长江沉沦篇6

曾记否，在中国的土地上矗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曾记否，流离失所的人们在沦陷的国土上苦苦挣扎，一片片沃土染成了腥红的血色。

难忘那，天真美丽的梦想在所谓的“武士道”下被击得破碎不堪；

难忘那，战火纷飞中一双双渴求和平的目光，在无情的屠刀下不暝；

难忘那，悲怆的哭喊，在血腥弹雨中戛然而止。

回眸二十世纪，我们看见了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美丽的山河；我们看见了鬼子的飞机在华夏的上空疯狂肆虐；我们更看见了那一把把闪亮的刺刀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刺去 ……

回眸二十世纪，我们更看到了那悲壮的一幕：74年前，仅仅三个月内，广袤富饶的东北大地就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之下；70年前，北平的学生只是为了抗日，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但还要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挠； 68年前，虎踞龙盘的南京，30万条生命无一幸存。我们的脸上在流着泪，我们的心中在淌着血！

滔滔黄河水容不下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拳拳爱心；滚滚长江浪，负载不了华夏子孙对祖国的炽烈真情。面对侵略者的种种暴行，祖国没有沉沦，面对锦绣河山的呼唤，炎黄子孙没有沉没。十五岁的刘胡兰面对红旗举手宣誓，无怨无悔；江姐和战友们含着眼泪绣出五星红旗，赤胆忠心；凇沪会战的29军弹尽粮绝，英勇壮烈；狼牙山五壮士毅然跳崖，惊天动地。我们不能忘记卢沟桥的第一声枪响；我们不能忘记平型关的第一场大捷，我们更不能忘记百团大战的第一次反攻。多少中华儿女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最后一滴鲜血，多少华夏子孙为了这片土地献出满腔赤诚。

长江沉沦篇7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为了破坏中国战时经济的基础，掐断中国战时军事运输的动脉，把招商局的庞大船队和仓库码头设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早在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就调集军舰集结吴淞，阻止招商局等中国航运公司的轮船进出。日本飞机向招商局南栈等处投掷炸弹，使招商局人员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招商局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共有大小船只53艘，计86 380总吨。抗战爆发后，部分船只担任撤入长江上游的运输工作，部分船只被征用沉塞航道，部分在外海船只撤往香港并出售。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调集重兵再度封锁吴淞江口，掠走招商局即将竣工的江轮“锦江”轮，炸毁客货轮以及杨家渡等栈码头方船17艘。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招商局船队面临被彻底摧毁或全部沦于敌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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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轮在船坞中

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战役爆发次日，“建国”轮抢先将故宫文物中最精华的八十余箱自南京运抵汉口，再从武昌换乘粤汉铁路火车运到长沙之后辗转以卡车送往贵州。

抗战时，一艘招商局不明船名的江轮搁浅于三峡岩石上

上海沦陷之前，招商局最好的5艘海轮“海元”、“海亨”、“海利”、“海贞”、“海云”等撤退到香港，暂避敌军锋芒。1937年9月12日，招商局在南京成立长江业务管理处，指挥沿江各分局及江海各轮向长江腹地后撤，并负责办理军公运输及商货运输事宜。当时撤入长江从事后方运输的江海轮船包括“江顺”等大轮1 3艘;“恒吉”等小轮8艘。在南京扣押的日本轮“岳阳丸”、“大夏丸”，分别改名为“江汉”、“江襄”，也编入招商局船队一起后撤，其中“江襄”号在武汉会战时在黄岗被日机炸沉，“江汉”则一直使用到战后。

把船只撤入长江腹地，保存了招商局部分实力，并对川江战时运输业务的开展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沉船御敌

1937年8月11日，民国政府和海军司令部联合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主要部署在沪宁之间布防，招商局委派副经理沈仲毅列席会议。为了阻挡和延缓日军的进攻，会议决定采取堵塞的办法，征用各类船只沉于港口要塞，同时布下水雷，以此进行防御。

8月12日，在江阴黄山下游鹅鼻嘴征用沉船24艘，计43 948吨，其中包括招商局“新铭”、“同华”、“泰顺”、“广利”、“嘉禾”、“遇顺”、“公平”等7艘，计13 706吨，约占江阴沉船总吨数的1/3，占招商局当年江海大轮总吨位的1/4。江阴沉船虽不能完全阻挡日军的进攻，但多少起了一些阻缓作用。

长江沉船的第二个要塞是江西马当，日军占领沪宁后，华中形势渐趋紧张。为了阻止日军溯江西进，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1938年4月，18艘装满石头的船只用铁链相连沉入江底，以阻塞航道。这次马当塞港沉船，计24 995吨，其中招商局的船只有“新丰”、“新铭”、“江裕”等轮，合计8 791吨，约占马当沉船总吨的l/3强。此外，招商局还先后在上海、镇海口、龙潭口及宜昌等多处沉船御敌。要塞沉船阻缓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我军民及物资的后撤赢得了时间。

招商局的江轮“江裕”号

“江裕”为招商局江轮，1873年江南制造局建造，用于行驶上海武汉航线， 1938年4月抗日战争爆发，本轮奉命与“新丰”轮一同自沉于马当阻塞航道。

招商局的“新铭”轮，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征用，于8月12日起随同12艘老旧军舰、185艘被证用的民船沉塞在长江江阴航道以阻绝日军向首都南京进犯。

“新丰”轮经营青岛北洋航线。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4月，本轮奉命与“江裕”轮及安庆地区的趸船一同自沉于马当阻塞航道。

“新丰”轮

1937年12月31日，为阻绝日军进犯，宁波防守司令部将“新江天”轮凿沉于甬江口堵塞航道（见下图）。

1937年8月沪战爆发至1938年11月，除江阴沉船堵塞线外，黄浦江沿江等地也随着战局演变，先后沉船筑起堵江御敌工程。先后有“普安”沉在董家渡航道，“洛阳”、“嵩山”等轮沉在江南造船厂附近航道。此外，还征用14搜船沉于十六铺航道，在黄浦江设置了三道封锁线。

浙江为阻止日军进攻，在宁波甬江入海口打了一道梅花桩作为第一道防线，“新江天”、“太平”轮等六艘船装满石子沉于镇海口作为第二道防线。1940年7月，又将“海q”等轮沉海做第三道防线。至此沉于甬江航道的大小船艘达21艘，合计2万吨。筑起“海底篱笆”抗击日寇进犯。

三、缴船保产

1937年，南京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之前制敌机先、封断长江航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日军13艘舰船等的归路，作为与日交涉的筹码;并防止日军再度溯江而上。会议决议在1937年8月12日执行封江。

谁料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叛变。当晚，他即将绝密情报传递给与之接头的日军谍报人员。接连二天，长江中游的日本舰船匆忙下驶。汉口、九江、沙市等地码头，日侨蜂拥而上。日本人行动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陆续通过江阴“锁航要塞”的日舰并没有卸下炮衣备战，但居然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当时，中华民国海军在湖口集结，江宁和江阴要塞的火力也已作好准备。但因事起匆忙没有协调好，当日本军舰陆续经过时，我军部分要塞单位因为警惕不足，未能及时作出回应;但当注意到异常的海军舰队则因没有接到截击指令，只能按兵不动。等到海军醒悟时日军已经撤退完毕，截击的最佳时机已经流过。

第三天中国方面开始封江时，总数13艘的日舰（包括旗舰“八重山”号）已经走脱一空。我参谋本部紧急由南京与江阴两面派队沿江搜索江面，一直到团山边境两个搜索队相会，才证明日舰已全部逃脱。最后仅在汉口附近捕获了日本商轮“岳阳”丸（改名“江汉”轮），在江阴附近捕获了“大贞”丸（改名“江襄”轮）两艘船交招商局营运，实在可惜。

“江汉”轮（3 298吨）原为日本日清汽船会社行驶沪汉线的“岳阳丸”， 1937年，被中国阻绝长江航道截获交招商局营运，改名“江汉”号。

四、抢运物资、输送物资

抗战后所有海岸被封锁，招商局海运业务全部停顿，海船全部损失或抛售，只有集中江轮上驶长江上游，保存实力以待战后复员之用。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招商局对业务管理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成立了长江业务管理处，联合三北、民生、大达、大通等华商民营航运公司，在南京成立“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以统筹安排，共同抢运前线军用物品及上海各家厂商的机器物资。当时的江阴江面已被截断，招商局派出小轮从上海日晖港启运，转苏州河至镇江，再换船抵南京，许多工厂因此得以安全西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撤入长江上游的江轮有大轮13艘;小轮8艘。至1943年才在重庆再度恢复招商局的建制， 抗战期间部分船只被日本飞机空袭而毁，譬如 “江华”与 “江建”，“江华”轮被焚毁，“江建”捞起修复。

“江建”轮被炸翻

1938年7月，日寇调集南北两战场的兵力，溯江西上，准备围攻武汉。抢运战略物资、保卫大武汉遂成当务之急。武汉会战开始前，形势已日趋紧张，当时，大量江海轮船云集武汉，目标很大，极易成为日军空袭的对象，同时，船只不疏散，也无法应长江中下游军运及客货运输之急，大轮向上游航行已成必然之举。但多年来因汉宜段江流湍急，泥沙淤积，2 000吨级以上的船只从未在该线行驶。招商局在非常时期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派大轮开航该线，事先派人对汉宜段航道进行了20余天的调查，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和缜密计划，于1937年12月22日派“江安”、“江顺”两轮从汉口出发上行，并派大拖轮“利济”随行，以备不测。12月27日，两轮安全抵达宜昌。4 000吨以上级大轮在枯水季节上航宜昌，在近代内河航运史上堪称创举。不久，“江安”、“江顺”两轮又开始在汉宜线往返抢运人员物资，其他各公司也随之仿效，纷纷派大轮加入汉宜线运输，将大批物资运往宜昌。

武汉会战期间，招商局还与粤汉铁路实行了水陆联运。当时，北洋与长江下游各口岸均已陷敌或已自行封锁，外贸进出口岸只剩广州一埠。

武汉失守后，长江中上游航线全部被切断，招商局又开辟了长沙至宜昌以及常德至宜昌两条航线。1939年2月，该线正式开航，投入营运的轮船有“平江”等13艘，该航线开辟后，四川、鄂西与湖南的运输得以畅通。11月下旬，日军大举入侵华南，衡阳、桂林各地积压的器材全靠该航线转运进川，湖南人民食用的川盐也通过该航线运入。

武汉沦陷之后，日军沿长江继续西侵，宜昌岌岌可危。堆积在宜昌码头栈仓的军用器材和各类公物不计其数。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三北公司相互配合，采取多种形式，实行分段运输，或者直航重庆，或将物资分别运到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万县，然后再由木船转运。在川江上转运抗日战争物资的木船高峰时期达到1 200余艘，使滞积宜昌的全部物资得以安全转移。

在抵抗外侮，挽救民族危亡的战争中，招商局护船保产、沉船御敌、抢运军队、输送物资，为争取抗战胜利、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权贡献出了自己应有的力量。

长江沉沦篇8

摘 要：《伍子胥》具有的存在主义色彩可以理解为一种“决断”思想。作品借助于伍子胥在审美、伦理、宗教等人生状态中的不断“决断”与转换，将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转化为现代生存价值的探求过程，体现出存在之思。

创作于1940年代的小说《伍子胥》是著名诗人冯至的代表作品①，由于艺术价值的“独特、超前、个人性”曾被钱理群先生誉为“不可重复的绝唱”②。作品具有的存在主义色彩，诠释了存在主义的“决断”观念，表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生存问题的独特思考。“决断”是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主要指个体对自身存在状态和意义的自由选择与决定，“本然的自我存在只有通过自由的无条件的决定才能实现”③。这种带有终极关怀色彩的价值诉求源自于对贬抑人之存在价值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动，是一种将人生从“自在状态”提升到“自为状态”的意义历程。就本文而言，伍子胥的人生游历是在审美、伦理、宗教等“存在状态和意义”中的不断“决断”与转换，但作者并没有把人生的存在意义固着在其中的某一类形态上，反而审美、伦理、宗教等人生状态不过构成了人生过程中一次次短暂“停留”，“终点”又预示着“起点”。故此，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最终也就转化为一种关于生存价值的探求过程，体现出存在之思。

小说取材于春秋时期“伍子胥复仇”的历史事件，是对一个古老复仇主题的现代生发。小说一开始就描述了伍子胥对边城如同“死蛇一般”生存状况的“焦躁与忍耐”，“三年来无人过问，自己也仿佛失却了重心，无时无刻不在空中飘着……他们有如一团渐渐干松了的泥土”，“焦躁与忍耐在他身内交战”。显然，此处伍子胥的焦躁来自于对生存状况日渐“沉沦”的“体察”，正如解志熙所言，“‘焦躁’不是一般的情绪骚动，而是生命失重、存在无意义的根本性焦虑。”④由此，“沉沦”中的“边城”也就成为现代人生“自在状态”的一种表征，有待于通过“决断”来唤醒人生的“自为”意义。“在这不实在的，恍恍惚惚的城里，人人都在思念故乡，不想住下去”，“只等着一阵狂风，把它们吹散”。“故乡”近乎“安息”的魅力，构成了“自为人生”的神秘招引，因此，即便没有后来故事中楚国使者阴谋“诱杀”这一外在契机，伍子胥也可能会在其他因素的触发下沿着自身的行为逻辑展开人生的“决断”。他“面前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他们决断……他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在这瞬间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显然，此时伍子胥面对的已不是所谓“复仇”的历史伦理问题，而是人生意义的“自由选择与决定”。相对于兄长伍尚为了父子的伦理人情冒死去郢城的“决定”，伍子胥则要“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将来有回来的一天”。这样父兄的死对于伍子胥而言，“就是一个大的重量，一个沉重的负担落在你的身上，使你感到真实，感到生命的分量，——你还要一步步前进”。生和死在此构成了人生的两个极端，也就具有了“先行到死”和“向死而在”的意义。人生的伦理意义一旦被转化为存在的勇气，也就促生了“决断”的意义转向，“他们怀念着故乡的景色，故乡的神，伍尚要回到那里去，随着它们一起收敛起来，伍子胥却要走到远方，为了再回来，好把那幅已经卷起来的美丽的画图又重新展开。”生存意义从伦理向审美向度的这一转换，意味着伍子胥名义上的为父兄“复仇”，实际上却是自觉谋求对现状的改变和摆脱，而文本之所以从伦理意义展开人生的“决断”，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特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伍子胥必然要负载伦理的意义，而且还因为伍子胥的“复仇行动”是本文展开的叙事学背景。

“审美”意义上的生存思考和表现则是在楚狂夫妇隐居的“林泽”展开的。林泽的原野风情孕育着大地自然化的诗意，“像是置身于江南的故乡，有浓碧的树林，变幻的云彩……”近乎一片桃源幻境。然而人世的现实侵袭却是生存难以回避的宿命，楚狂夫妇的隐居虽有着“与雉鸡麋鹿同群，比跟人周旋舒适得多”的好处，但是这种审美化的“安息”采取了一种“逃于天地之间”的原始方式不仅悖于时代，更缺乏对存在的“已经在世”的现实承担和“认真为人”的积极生命态度。“离弃了现世”也就意味着背离了“存在”的根基，“存在”意义的缺乏注定了这一方式的不可取，沦为“幻境”最终就是一种必然。于是，在伍子胥眼中，楚狂夫妇“嘻笑中含满了辛酸，使人有天下虽大，无处容身之感”，“眼前只不过是一片美好的梦境，它终于会幻灭的”。接下来的“洧滨”、“宛丘”等章节中展现的生存状态显然将这一侵袭审美意义的现实因素作了进一步的铺展。太子建等人的生存图景是阴暗的，平庸、自私、奸诈的堕落意味着现实“去道德化”的“非本真状态”，而对此的“不自知”显然又是一种“自欺”，意味着类似的“沉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和现象。而“宛丘”讲述的则是一个远古圣地的沦落。太昊伏羲氏神农氏等故地的废墟化，意味着人性古老“神明”的丧失，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现实中司巫人格上的卑劣，以及贫穷酸儒不满、牢骚中如“火星”、“雨露一般”短暂而苍白的“衡门栖迟”般的精神告慰。古老的神性业已沦为一种暂时的缅怀，在寒夜的饥寒交迫中不可避免地隐入了历史深处。显然，对道德和古老神性的双重背弃最终宣示了实存中精神向度的失却，注定世人只能在“沉沦”中承受这一“灵性”丧失的后果。

相较之下，小说后文“延陵”一节生存状态展现出的“礼乐”交融、人伦和谐的乐园图景近乎一次“灵性”的复归。“这些地方使他觉得宇宙不完全是城父和昭关那样沉闷、荒凉，人间也不都是太子建家里和宛丘下那样卑污、凶险。虽然寥若晨星，到底还是有可爱的人在这茫茫的人海里生存着。”作为人生游历过程的一个节点，“延陵”的意义在于对实存中的“沉沦”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拯救，使得伍子胥的“决断”得以暂时摆脱现实的钳制，进入生存的另一种高蹈境界。而文中伍子胥抵达“延陵”这一获救意义的“节点”则是通过三次象征性的过渡环节达到的，其间又涉及到了宗教意义等生存限度。

首先是“昭关”。一定意义上，这不仅是伍子胥“复仇”的现实阻碍，也是妨碍其生存意义提升的现实因素的凝结点。迈过它，就意味着人生的伦理、审美意义将得以充分转化提升，而且也将接近意义的“永恒”之境，“他想像树林的外边，山的那边，会是一个新鲜的自由世界，一旦他若能够走出树林，越过高山，就无异于从他身上脱去了一层沉重的皮”，“以一个再生的身体走出昭关。”于是，“迈过昭关”也就具有了重生的象征意义，对于“新鲜的自由世界”的渴望不仅沟通着“天堂的盼望”，而且也意味着“奔向应许之地”的宗教返乡意义。而对昭关士兵死亡的所思，则同样将伍子胥的出关行为导向了“向死而生”的宗教指向，“子胥的心境与死者已经化合为一，到了最阴沉最阴沉的深处”，“好像自然在他身上显了一些奇迹，预示给他也可以把一些眼前还视为不可能的事实现在人间”。显然，此处子胥自然景观中的“反思”和“渴望”也就此进入到宗教的意域。

其次是“江上”。对于伍子胥而言，走出昭关后的“一个鸟影，一阵风声，都会增加他的疑惑”，“只有任凭他的想像把他全生命的饥渴扩张到还一眼望不见的大江以南去”，于是“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的船夫对伍子胥的摆渡简直就是一次精神上的引渡，在形式和内蕴上都体现出宗教的意义。在子胥，“却觉得这船夫是他流亡以来的所遇到的惟一的恩人，关于子胥，他虽一无所知，可是这引渡的恩惠有多么博大……他享受到一些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柔情。往日的心总是箭一般地急，这时却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希望能多么久便多么久与渔夫共同领会这美好的时刻”。引渡指向了一种神秘的安息之境，只要归属它就足以平复躁动的心灵，使人格得以净化。“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他再一看他手中的剑，觉得这剑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近乎皈依的精神告白传达了对于一种超验性情感的眷念和渴望，宣示了宗教对于生存意义的永恒魅力。

而“溧水”一节中浣衣少女与伍子胥的遇合又颇似一个“信徒”的“受洗”，又以近乎宗教的仪式图像将这一意义加以完成和凝定，“这是一幅万古常新的画图：在原野的中央，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绿草里生长出来一般，聚精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子的面前……也许是一个战士，也许是一个圣者。这钵饭吃入他的体内，正如一粒粒种子种在土地里，将来会长成凌空的树木……它将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村姑的“米饭”与“施与”使人想起基督教观念体系中的圣母、圣餐以及相应的宗教仪式，而“把一钵米饭捧给一个从西方来的饥饿的行人”，“泰伯从西方来”等又从方位上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于西方基督教意义的联想。这一系列形象化的场景再一次昭示了神性意义在“存在”上空的惠临和闪耀。

然而对于“探求者”伍子胥而言，这一切是否就此凝定，人生之旅也就此停步了呢？显然不是，这一切仍然“是一个反省、一个停留、一个休息”⑤。作为一个现实的个体，它不得不受制于“处境”的影响而有所停留，而后方可能通过一次次“决断”继续前行。或许一切早已注定，伍子胥只能从属于一种“在路上”的意义探求，不断前行是他作为“过客”的宿命。“延陵”中的乐园之境，虽然可以视为上述“昭关”等三次象征性环节的一种必然结果，然而同样也难以被规避直至离弃的命运。由此可见，“延陵”展现的宗教意义在此并没有成为终点，相反，“终极”的“永恒”其实更多意味着无限与超越。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冯至总是在人生的“自在”和“自为”状态的对照、共生中表现“存在之思”，这不仅有着类似于尼采“生活在险境中”的人生沉沦化警示，也包含着作家对于人生存在意义的矛盾性和过程性的深刻认识，并指向一种不倦前行与探求的过程。

“延陵”一节中伍子胥想到季礼时“精神恍惚了许久”，“他知道往前走的终点是吴国的国都，在那里他要……早日实现他复仇的愿望。……若是说他复仇的志愿，又何必到季礼这里来？若是叙述他仰慕的心，走出季礼的门，又何必还往东去呢？”伍子胥的矛盾其实就是停留抑或前行的矛盾，前者意味着人生意义的终结和凝定，人生也将就此堕入“安于现状”的沉沦，后者则意味着意义的历险，充满着挑战性和不确定的艰难。而一旦停留，人不仅会“穷尽自身”，而且又将背弃自身的责任。考虑到存在意义的“无限性”状态，此处作为探求者的伍子胥必然又将背弃这一“现状”，选择继续前行！尼采说过，“对于这个生存之谜，我们必须选择一条大胆的不顾危险的路来解开它”⑥。此时的伍子胥不得不再次“决断”，“他加紧脚步，忍着痛苦离开延陵”。然而在已然经历了人生的三次基本意义之后，人生的基本意义已得以较为“充分”的展现，再次“决断”后又将面向何方？虽说人生的意义不可能被穷尽，但作者此时显然已难以提供其他的答案。于是，“人的憎恶者”专诸对母亲的“孝道”，宁静而质朴的女性，礼乐、林泽田野等等再次成为伍子胥（其实是作者）思考的对象，伦理、审美等意义在“吴市”一章中以一种集体的面目再次闪现。既有意义和形态的汇聚指向了作者生存思考的局限性，显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的苍白，然而同时也让我们领悟到人生意义的多元与丛生，杂多与变动，抽象和无限。毕竟，人之生存不是简单的生或死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审美、宗教或伦理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一种开放性和无限性。这样的“决断”也让我们感到了人生探求的无奈。由于复仇者最终离开了安宁和诗意，“忍着痛苦离开延陵”，“沉浸在雪地仇恨里”，成为一个世人眼中的“畸人”。伍子胥的追求也就具有了疏隔于现实人群的形上向度，成为一种不为现实所认同的边缘性精神和状态。其间的冲突和分裂又多少意味着人的自由仍是“在处境中的自由”，这或许说明，存在的“自为”拯救往往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又可能受到“此在”无所不在的暗算，必将伴随着现世的隔膜，以及肉体和精神上的苦行和艰难嬗变。生存本然的局限性无情地制约了人们的选择。小说结尾的“司市”面对子胥，“他没有旁的办法，只好把这事禀告吴王”。结尾的戛然而止，把这一点留在了文外，余味的悠长仍在说明，意义的探求本身就没有终点，而只是一个不断寻求与“眺望”的动态精神历程。

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启发下，冯至对传统题材做了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翻新，“两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了一段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其意义在于，反映“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并在“危机”中寻找生路⑦。由此可见，《伍子胥》表现出的“存在之思”凝聚的是作家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刻反思。存在主义色彩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由于存在着作家审美旨趣和文本阅读效果的差异，现代小说史上其他小说家作品的存在主义色彩往往偏重此在人生状态的展现和反思，比如说鲁迅小说表达的主要是人生“幻灭的体验和‘黑暗’的思想”，钱钟书则在于“人生的困境和存在的荒诞”等等。因此虽然和本文的“存在之思”有着一定意义的交集，但由于他们缺乏对于人生“存在之境”的明显构建，也就和《伍子胥》的存在主义色彩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此背景上，《伍子胥》不可不谓为“不可重复的绝唱”，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成就一份独特的文学经典。

① 作品参见《冯至全集》（第三卷），张恬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③ [德]施太格缪勒著，王炳文等译：《当代哲学主流（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2页。

长江沉沦篇9

喜欢慢摇滚，不暴力不抒情，带有一点点的力量和激情，鼓舞着灰暗的内心，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喜欢一件事物就会越发的单纯，想法很纯粹，很自然，没有多余的色彩，没有太多的企图。有时候能够拥有就是一种幸福，何必执着于天长地久。

射手座。AB型血。骨子里醇酿着自由。我总说，前世我一定是一只鹰，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中，展翅高飞。今生我是遗落人间的天使，因为断翅，所以来寻找命定的另一半。仿佛穿越了千年，几世的轮回，在茫茫人海中，我遇见了你，于是甘愿沉沦于你的眉心。

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也不过如此。在四目相对的瞬间，我便认定了你是我今生的爱人。我固执的这样认定，不做任何的更改。暴风雨来临的前夜，我们相依相偎，许下一辈子的承诺。虽然明知承诺是朵容易凋零的花，却仍然沉醉于那样的浓情蜜意，不愿醒来。

你的想法总是让我胡乱的去猜测，种种的可能像飞跃的蝴蝶，跳动于心弦。我依然保持静默的姿态，微笑的等待你的宣判。其实还可以再隐忍一点，其实还可以再假装一点。有时候伪装起聪明，单纯的去相信那些蜚短流长，也许会更容易获得幸福。

我天生就是一个计较的女子，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永远不会有中间地带。步步紧逼，看着你无奈的皱起眉头，心揪成一团。很想用温柔的手指抚平你紧锁的眉心，却假装无辜，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微微扇动嘴唇，最终紧闭，不发出任何声响。

垂败的放下眼睑，看着所谓的过往前尘，看着貌似的暧昧流年，蝴蝶飞越沧海，抵死缠绵。我依然还站在原地，默念那些熟悉的大段对白，倒背如流。人生就是一场戏，每个人都是主角，也都会沦落成配角，或是直接出局。没有遗憾，没有抱怨，爱过就不要再说抱歉。

深邃的眼眸，似火一般将我吞噬，却心甘情愿掉进你温柔的陷阱。自古女子重情，男子薄情。生生世世的轮回，我又如何打得破。唯有轻轻一叹，化作一缕尘埃，飘散于风中。终将不再记起，相忘于江湖。

长江沉沦篇10

既然有“深度报道”，也当有“深度记忆”。什么才是深度记忆？能够跨越时空、具有历史穿透力的记忆就是深度记忆。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揭示了时空和物质的变易规律，启人考量生命的长度和质量；项羽乌江自刎伴随着“天亡我也”的无奈，让人思索世俗功业与人性、道德的乖巧与悖谬；赤壁鏖战的烈焰烧沸了江水，冷却后的江水诠释了历史的有情与无情；祖逖中流击水的慷慨，至今仍铿然有声，励人奋进；李后主愁似春江水，让我们顿生对其才情的悲悯；坡对赤壁英雄的怀想，铸成了人生如梦的永恒慨叹……江水“说他忘不掉”，那么，有着灵性的人类呢？“我们在这里看江水流过，江水也在这里看我们流过。”潮涨潮落，来汹涌，去无声，人生如流水，流水如人生。说不清的心事，终究化成了冲不掉的历史浩叹。

明明是自有所感，自有所叹，却拟波浪之满腹心事出之。以我情移于彼物，得抒写浩思之自由。并非拟人就好，“叙述主角”变易就好，但就本文而言，如此“移位的叙述”确有妙处。“物是人非”是自然与人类运转之大道。江水长流，人事更替，水流天转，沧桑迭变。明明只有文字的记载能够留下些许历史的印痕，可人们总觉得是“山水共作证”靠得住。江水的满腹心事，向“我”诉说，历史的万千浩叹，由“我”而生。“我”生有限，江流不断。不断的江流今天向这一个“我”诉说，明天、后天将还会向无数的“我”诉说。让江水叙述，就这样融入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文化因子，而且营造出一种“沧桑感”，使作者的情思更具普泛意义。看来，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对记忆的表达也是有“深度”的。

附：

江边

卓琦培

到江边去，看涛生涛灭，潮起潮落；任汹涌而来，在心胸里起伏。

波浪滔滔不休地在说着什么，仿佛有满腹心事，要告诉我。

他说──

很多很多年以前，孔子在这里来回踱步，走过来又走过去，接着喟然长叹：“逝者如斯夫！”

那一声长叹中有多少感慨，谁也说不清楚。

他说──

岁月匆匆，项羽接踵而来。面对一江不肯回头的水，拔三尺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

好沉重好沉重的头颅啊！他倒下了，倒在了自己不肯跨越的江边；他又站起来了，跨越生死的界线，站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后代人的心中。

他说──

最忘不掉的是赤壁的火光。许许多多英雄人物一个个粉墨登场，又接着在火光中灰飞烟灭。

强者未必胜，弱者未必败。总是有变幻不定的风云，许许多多风云人物，连同他们或胜或败的业绩──被岁月遗忘。只是那火光却忘不掉，一场又一场，仍然在舞台上演着。

他说──

他说他忘不掉祖逖渡江的中流击楫声。那是一个民族不甘沉沦、不会沉沦的声音，支撑着我们长江黄河上面淡蓝淡蓝的天空。

他说他忘不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诗句。人生总是有太多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患。那诗句其实是一声叹息，一千多年之后，不仅可以听得见，还仍然能够感觉到他的无奈。

他说他忘不掉那个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的人。只因这个有着关西大嗓门的四川人唱出了千千万万人想说、要说、却未必能说得清的心事，这一曲便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传唱着，其实许许多多的心事，谁都说不清楚。

许许多多年过去之后，今天，我又来到江边。滚滚的波涛啊，想告诉我什么呢？看着看着，我忽然感觉到，我们在这里看江水流过，江水也在这里看我们流过。啊，涛生涛灭，潮起潮落，汹涌澎湃而来，又匆匆无言而去，难道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