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研究

在我国的城市化战略中，城市群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和谋求长远发展，区域合作成为广泛的共识。随着中部崛起、新型城镇化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方针的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成型，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国家批复的首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该规划规定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涉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31个城市，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公里。2016年12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应“壮大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支撑中部崛起的核心增长带”。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在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后工业社会，由文化资源、文化氛围、文化发展水平等构建的城市生活方式，在深层次上决定这一个城市群的发展和兴衰。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作为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为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做出突出贡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完成由战略构想到国家战略的升格后，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寻求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以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进行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超越传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促进城市群转型升级，既应时又应景。

一、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基础

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新常态下引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在历史文化渊源、交通区位条件、科技教育资源和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拥有明显的基础优势。（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长江中游地区以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鄱文化为代表[1](p84-93)。湘鄂赣三省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特征，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和人文基础。一是文化相近与人缘相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相近的文化总是会拉近人们的情感距离。一方面，长江中游地区由于地域相连，历史上联系密切，都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对区域合作来说，有着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地理位置上看，湘鄂赣三省由“一江两湖”（长江、洞庭湖、鄱阳湖）相连接，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三大城市群位置毗邻、人文相融、定位相近，是一个自然的“金三角”，具有组建跨省经济区的自然基础。另一方面，长江中游地区历史上人口流动较为频繁，尤其是数次由国家层面推动的人口大迁移运动，如“江西填湖广”，奠定了长江中游地区人缘相亲的特定基础。据统计，两湖氏族结构中，仅江西一省移民就站60%—70%左右[2](p34-35)。这场历时久、跨域大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长江中游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三地的人口地理、经济地理分布，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促进了区域融合发展。二是经济与贸易往来密切。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贸易往来已久。在两宋以后，江西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江右商帮逐渐形成并迅速扩张至全国各地。而湖广临近江西，为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明清时期，湖广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清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期间，学习当时西方先进技术，积极发展工商业，湖北、湖南近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也奠定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此期间，鄂湘赣三省经济贸易往来更加频繁[3](p39-41)。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湘鄂赣三省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实施中部崛起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合作日益活跃。（二）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改善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推动了区域生产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尤其是高铁时代的到来，更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为现实，时空压缩将改变中国文化产业生态环境和空间结构[4](p63-75)。长江中游城市群由于地域相连，随着交通条件的逐渐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区域联系。从航空建设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拥有一批现代化港口群——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宜昌三峡机场、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常德桃花源机场、衡阳南岳机场、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景德镇罗家机场、井冈山机场等。从铁路网络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境内多条铁路大动脉穿过，如京广、京九、沪昆铁路等，以及众多的铁路支线将长江中游地区连接起来，构建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络。从高速公路发展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全国高速公路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由汉长昌高速环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环路。境内穿过的京港澳、大广、二广、福银等高速，以及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修建的地域性的高速公路——长张、衡邵、漳吉等[5](p32)，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联系更加紧密。（三）雄厚的科技教育资源。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区、高校、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数量多，质量高，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教育资源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科技技术优势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拥有武汉东湖、荆州、长沙、株洲、湘潭、南昌、景德镇、鹰潭等一大批等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里汇聚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2015年武汉市获批“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其战略目标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战略任务为“促进产业承东启西转移和调整”，积极谋划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工作。长株潭城市群部级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带，拥有三个部级高新区。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跟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趋势，优先发展产业形态和价值链处于高端的创智产业，提升高新区的科技实力和发展潜力。二是教育力量雄厚。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教育水平高，人才储备丰富。高校的科技创新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教育、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例如作为全国教育中心之一的武汉，有超过百万的大学生和数十万名研究生。庞大的规模和高素质人才充分地显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科技实力和潜力优势，为长江中游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提供了人才基础。（四）密切的文化合作交流。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相近，其文化合作交流互动也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湖北电视台、湖南电视台和江西电视台充分利用三大名楼——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的传世文化景观和美丽的自然风光，共同举办中秋文艺晚会，为观众带来了艺术盛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跨省交流合作平台逐渐增多，为区域合作提供了支持。2012年7月27日三省签订《文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今后一段时间的文化合作提供了发展思路。尤其是由于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由咸（宁）岳（阳）九（江）组成的“小三角”的区域合作交流也在顺利开展，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提供了样板；新（余）宜（春）萍（乡）与长株潭城市群联系也较为密切，合作机制不断健全、领域不断拓展、影响不断扩大、成效不断显现。近些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合作更加频繁，各种文体活动和联谊活动不断，增进了群众的情谊，密切了区域的关系。如2017年5月1—2日，在位于湖北通城、湖南平江、江西修水交界处的黄龙山，举行了“第四届湘鄂赣黄龙山杜鹃花文化旅游节”，吸引成千上万的三省以及外省游客前来观赏。2017年12月23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第三届湘鄂赣皖非遗联展”，通过展演、展示、展览、展销及线上线下宣传、营销、体验等形式，吸引广大市民参与，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多方位展示四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方面做出的成绩。

二、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意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依托区域内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再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人们对城市特色景观的追求、丰富形象的体验。将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除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优势外，对当地城市形象的塑造也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文化资源集中体现了城市性格与品格，是城市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决定了城市定位的基调，是打破“千篇一律”的城市形象、塑造城市个性的基础。其次，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浓厚的地域性与延续性，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变迁，映衬着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凝聚了城市各社会主体的精神特质和价值理念，是城市魅力的来源。最后，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动态延续性，承载着城市文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样，深受荆楚文化影响的武汉城市圈，湖湘文化影响的环长株潭城市群，赣鄱文化影响的环鄱阳湖城市群，拥有武汉、荆州、长沙、湘潭、南昌、景德镇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风景名胜以及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利用，可以促进城市文化产业内涵式发展，营造城市空间的人文属性，发挥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增强城市文化创新，提高市民文化素养，缓解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提高城市文化传播力，塑造独具特色的城市形象。（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协调发展规划（核心摘要）》的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在GDP总量、人均GDP和地均GDP方面，与国内外城市群存在巨大差距，整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还有待提升。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产业发展阶段也有所差异，除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多数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仍处于工业化中期，若干城市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有较多需要产业转型的城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单位在2008年、2009年、2012年分三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中资源枯竭型城市有武汉城市圈的大冶市、黄石市、松滋市、潜江市、钟祥市，环长株潭城市群的资兴市、涟源市、冷水江市、常宁市、耒阳市，环鄱阳湖城市群的萍乡市、景德镇市、新余市、大余县。这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依靠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当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城市的背景下，急需产业转型。发展文化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符合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提升产业经济效益具有强大的“外溢效应”，能够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作为区域文化中心和聚集地的城市群，应把握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机，将文化产业运作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长江中游城市群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如举世闻名的江南“三大名楼”——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庐山，宗教文化圣地南岳衡山、龙虎山、三清山，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等等，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基础。在能源路径依赖日渐式微的区域发展现实困境下，长江中游城市群通过文化创新创意的融入、科技手段的运用等方式，促进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超越传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将会促进城市群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三）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文化产业除具有经济的特性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社会方面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文化活动、艺术教育和社区文化参与在增进社会凝聚力、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当今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地区，大量高端人才的聚集，文化多样性带来了城市文化宽容度的提高，创意对于艺术、审美与诗意的倚重带来了城市的想象力和自由精神[6](p10)，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从而提升城市整体的文化素质，促进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增进人们的情感认同。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提高城市发展质量，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充分利用自身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把握国家将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契机，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和高端人才的作用，实施有效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有效整合和合理开发，提升城市群文化发展内涵，提高居民文化素养，增强区域文化的感召力和辐射力，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创造更多发展价值，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具有深厚的基础，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力度不够。实现区域发展一体化是区域合作的重要目标，也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整体上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区域合作的初级阶段，即城市的布局合作，仍需要各方积极开展工作，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密切企业之间的联系，重点是在区域合作的布局上制定统一规划[7](P10)。从资源配置看，要促进产业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以及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的合理流动，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也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合作发展，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但是在当前我国城市群建设过程中仍以产业、交通为中心的经济型为主，评价标准也主要是一系列经济指标，这就在顶层设计上决定了城市群发展将会走上“经济型城市群”的发展道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认识还不充分。尽管在规划和实施方案中“文化”一词频繁出现，但由于规划编制的基本立场和评价标准并未改变，文化充其量只是一个“摆设”，不可能与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平起平坐[8](P006)。尽管《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发挥各地资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共同推动文化繁荣”，从政策上支持长江中游城市群进行区域合作发展，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也给出了相应的理论指导，但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实际开展合作时，还是以经济、交通为主，在文化产业领域协同发展力度还不够，也存在区域文化合作机制还不健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政策，加强协同创新力度。（二）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深入。文化资源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文化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一种承载着文化知识、文化信息和意象的综合性文化资源，在产业化开发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历史文化资源中所包含的各种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满足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知识、探究历史奥秘等方面的需求，能够开阔眼界、拓宽视野，提高文化素养。这样通过将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并积极与其他产业相融合发展，在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同时，也给生产者带来可观的收益，充分发挥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效用[9](p96-101)。长江中游城市群保留了大量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目前其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往往还停留在表面，仍缺乏对资源内涵的淬炼和提升，许多重要历史文化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导致了资源开发的低水平和简单、粗放化，制约了文化业态的升级。例如各个城市几乎都在打造历史文化街区，但其打造的方式都以建设大量的仿古建筑为主，尤其令人惋惜的是，部分开发者会将原有的建筑拆除，建设新的“古建筑”，在这样的景区内，沿街商铺也缺乏地域特色，所售商品缺乏文化创意元素且质量堪忧。而多数游客是希望在历史文化景区得到未知的、新鲜感的信息，真正去了解文物、遗址、或某一建筑富含的文化内涵。再如一些城市在进行历史文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缺乏整体规划[10](P188-192)，未能对历史文化资源做全面梳理，不能深刻领会历史文化资源内涵，尤其是在一些历史景区，游客往往只能“走马观花”游览而难以产生心灵和情感的共鸣，需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内涵。（三）文化资源整合不充分。长江中游城市群很多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整体上看都具有极大的经济文化市场价值，但是具体到单个文化类型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资源还是非物质文化资源大都处于一种零散、分散的原生状态，并没有充分整合起来。如名人故居和各种纪念馆，多以观赏的形式来呈现，缺乏和周边景区的整合，开发较为低效，导致产品层次较低，利用率不高，不能产生较大经济价值[11](p7)。在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单一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表现形式难以获得广泛的传播影响，只有将这些独立存在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不同要素和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使其建立一种有机联系，发挥整体驱动效益，才能激发它们的活力，使分散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变成系统、有组织的经济优势。此外，武汉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之间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其内部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资源整合方面，行政区划、地方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而且现有历史文化资源分散在文化、文物、旅游、宗教等多个部门管理，条块分割现象较为严重，所牵涉的部门较多，不便于集中管理，不利于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12](p5-13)。与上述问题相对应，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大型文化企业数量少，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带动作用不强，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影响规模效应的发挥，这同样不利于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四）文化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定时期的文化资源既来自于对先前文化的传承，又来自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环境和条件的改善，这些都为文化资源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构筑了坚实的基础。简言之，文化资源创新是指通过采取新认识、新思维、新方法等手段，在制度、技术、理念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对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使文化资源以新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产生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产品或服务，以满足大众的需求。如根据历史文化事件或历史文化名人，设计制作新的动漫游戏产品；改编传统文学资源或网络文学作品，制作符合当代人审美的影视作品，等等。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在产业化过程中创新能力仍稍显不足，使得文化产品缺乏特色，影响了市场竞争力。一方面，缺乏创新性思维，对历史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深入，大多处于低水平重复开发状态，表现形式较为单一，衍生产品开发不足，没有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产业链。另一方面，文化产品出现同质化现象，盲目跟风，某种文化产品流行之后，就会有一大批类似产品出现，并没有真正发挥创造力，生产创新性文化产品。

四、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一）文化认同感不足导致凝聚力缺乏。通常情况下，城市区域合作的模式、进程、性质和特征都会受到区域文化的极大制约。相似或趋同的区域文化，对城市合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经贸往来方面，能够有效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合作风险。区域文化认同有助于促进城市间的文化、生产、市场等要素的流动，提升城市区域文化的凝聚力。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带或城市群（圈）中，文化都起着“基底”作用。例如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融合度较高，与这一地区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开始而逐渐形成的文化认同感有较大关系。通过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从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开始“文化一体化”，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文化”推动了其一体化进程，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文化融合，以南京为中心推动了它的高度发展，明清时期、民国时期都一步步推动了这一区域的文化一体化。再到国家提出“改革开放战略”，长三角城市群具备了文化上的高度认同感和文化联系[13](P7-15，191)，为其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合作提供了文化基础。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文化带动力和凝聚力还稍显不足。刘士林、刘新静在《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2016）》一书中认为目前正在实施的城市群规划大多以交通和产业来引导发展，城市群的合作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企业参与，后发城市群的成长掺杂了许多政治因素，缺乏一种对城市群内部的文化一致性和认同感。在国际研究领域，衡量城市群的发展水平较常见的也是产业分布和交通设施建设，但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方学者均表示，城市群或城市体系的文化共同性是城市群建设的深层次因素。特别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及长江经济带的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急需制定城市群以及整个经济带的文化发展战略，以文化的共同性和认同感作为城市群以及整个黄金水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基础[8](P77-78)。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加深对城市群的整体认同感，以增强凝聚力。（二）行政区划的阻隔影响区域协作。由于受传统的行政区划、行政观念的影响，在进行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人为地制造诸多不利的政策和体制方面的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要素资源的自由流通，增加了跨地区交易成本，限制了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客观存在的行政区划边界成为不同区域政府之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性障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文化企业成为发展常态，在新时代也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也会引起各方利益分配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文化产业是指“某一个行政区划地域内的文化产业”，长江中游城市群跨度大、范围广以及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现实条件决定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建设不能局限于行政区划。为更好地促进区域内文化要素的合理流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支柱性产业，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各区域应主动打破原有的行政格局的分割，实现跨区域协同发展，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要进一步发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文化活力，促进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加强地区合作，降低贸易成本[14](p1-7，22)，以构成互补合作的重要条件。（三）农耕文化与内陆意识阻碍创新发展。文化传统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根据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的，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在当代依然产生重要作用。“以农为本、以土地为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传统农业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长期平稳固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势必会对人们的心理态势造成一定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稳定性，促使长期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们产生封闭循环的思维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滋生了人们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意识。这种思维方式和意识长期制约和影响着传统农业区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中华文明的摇篮——长江流域的中心地带，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文传承，深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致使这一地区承受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较深，使得封建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商品经济起步迟、发展慢，市场观念较为淡薄[15](p208-209)。关于内陆意识，赵凌云（2008）认为内陆意识相对于开放经济而言是封闭的；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是以官本位为主的；相对于创新型经济而言是较为保守的。因此，任何不符合开放、竞争和创新要求的意识形态，都是内陆意识[16](p27-29)。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农耕文化与内陆意识难以快速转变，集中表现为市场观念和创新发展意识不足，土地、人口和环境保护存在瓶颈[17](p29-35)，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五、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产业化是将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只有注重围绕城市群、产业带的新格局规划和布局，增强区域文化认同，改革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等等，才能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又好又快发展。（一）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交流合作。城市群内各成员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增进合作交流，尤其是在文化产业领域，增强互相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不断积累社会资本，促进文化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通过整合区域文化资源，有效配置生产要素，使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针对城市区域快速发展的局面，要有整体观念，在区域合作中形成追求利益“双赢”的发展理念，建设城市区域有效竞争、合作发展的“文化共同体”。在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中，应推动文化产业跨区域互动交流，加强区域文化企业联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到区域文化产业的竞争与合作中，促进资源共享，达到多方共赢，使区域文化资源利用最大化，最终实现利益的共享。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必然要增进互相交流与合作，以便在全国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格局中形成特有的中部优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历史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要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联动发展，各城市要突出自身特色文化、扬长避短，形成以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依靠技术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形成的文化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区域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时，还要将文化要素集聚起来，为区域合作交流提供便利。（二）改革体制机制，激发文化活力。体制机制顺畅与否，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作为跨省域的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顺畅的体制机制、完善的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对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显得尤为重要。推动区域文化的联动发展，就要以体制创新作为突破口，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形成大城市群的强大文化合力[18](p98-105)。鉴于此，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必须要对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一是要转变管理理念。应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发展特性，尊重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开拓思路，转变管理观念，突破“条块”分割模式的束缚。二是要积极创新文化产业管理方式与领导体制。应改变思维方式，提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主动服务意识和能力，提升工作效率，创新服务理念，为文化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三是要建立政府文化合作机制。应依托中央政府利好政策，依靠区域内各城市政府间对区域整体利益，通过协商等手段达成共识，运用组织和制度去推动一体化发展，激发区域内文化企业的活力。在具体实践方面，可以建立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信息与科技共享服务平台，促进文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三）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集聚。如果一个地区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较低的机会成本，那么该地区就具有生产这一产品的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的驱使下，专业化生产和贸易逐渐出现。罗森塔尔和斯特兰奇（RosenthalandStrange，2001）指出，相比于其他产业，创新性产业会因为人才、资金、技术等的因素，更加容易凝聚起来，形成产业集群[19](p42-49)，地理上的相互接近使得人们相互交换知识变得更加容易。在国际社会，一些引起消费者偏好的产品，总是会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这个地理信息赋予了产品更多的文化价值和内涵，使人们看到某种产品就会想起它的生产地[20](p19，48)。如巴黎的时装、日本的动漫游戏、韩国的电视剧、意大利的手工制品等等。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来看，为了获取最大的资源优势，文化创意产业主体总是希望与其相融合产业的创意主体进行集群发展，通过创意与文化内容的多样性互动，对高新技术、创意人才等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形成较大规模的经济单元，方便区域内企业沟通交流合作，并在技术创新导向下加快产业间的融合和业态创新以及产业集聚[21](p42-49)。为了实现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布局空间集聚的文化和经济效益，应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内涵，充分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发展壮大文化企业，打造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文化产业的规模效应[22](p96-101)。（四）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科技含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现代通讯及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以及文化新业态的出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开拓了新的发展领域。历史文化资源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因素转化成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其中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尤其是在新兴文化业态发展中，创新必须要与技术相结合，促进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在具体实践中，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可以利用现代科技，促进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和创意转化。如借助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3D打印技术等科技手段，利用创意元素，使历史文化资源以全新的形式和业态呈现在大众面前，从而满足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实施数字内容创新发展工程，鼓励对艺术品、文物、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利用，实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依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开发数字文化产品，提高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化场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增加体验式产品应用，促进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与时俱进，融入新时展需求，推动文化产业优化升级。

作者:张蕊 单位:郑州轻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