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法律论文十篇

大学法律论文篇1

（一）大学生接受法律教育的途径

高校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大学的课程中设立了公共的法律课程供学生学习，但有些时候往往是拘泥于形式，是目前高校所存在的固有的缺陷。法律公共基础课程的普遍开设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法律教育在经历了社会变革、经济体制改良等30个年头过后并没有改变其传统的教学宗旨、教学理念和教育模式，致使有的学生只是随便听一听，以应试为目的考前简单背背，等考试结束后都会将这些抛到脑后，从而失去了学习法律知识的意义。他们的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简单的法律知识了解上，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其次，一些高校确实也加大了对大学生法律教育的力度，但是在开设的过程中没有注重开设专业的界限，无论是“理工农医”还是“文史政经”所开设的公共法律往往只注重基础知识的讲解或者利用较少的课时笼统的讲完法律专业学生花很多年才能学习完的内容，这不仅没有达到对大学生法律教育的目的而且也不能帮助大学生更好的建立法律教育知识的体系，学生们在面临真正的问题时还是无从下手。因此各高校在对待大学生法律教育的问题上还应该继续秉承探讨精神进行教学改革、更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手段引导大学生积极的参与法律实践，使学生们产生对法律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的获得法律知识。

（二）大学生违背法律教育的现象

法律教育作为培养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不仅是衡量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大学生们对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心理因素的总和。目前针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现状不容乐观。首先，高校设置的法律教育课时较少，学生们无法在既定的时间内领会过多的法律知识，造成自身所学的法律知识不够系统、完善。所谓的法律教育课一般均为“大课”，由于上课的人数较多，接受学习的学生不能够对老师所讲的内容心领神会，而老师也不能对同学们的问题作出一一的回应，几乎达不到法律教育的真正目的。其次，高校们所开设的大学生公共法律选修课总共为54学时，而在这有限的学时里，既要完成对大学生法律教育的任务又要引导大学生积极的参与法律实践，如果还要将法律教育与实践相结合，那么单靠这仅有的54学时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一些高校又要开设如：“模拟法庭”等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学生人数较多，期间必定会涉及到安全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各高校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再次，法律教育课程通常与思想道德基础相结合，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同学们对知识的误解，建议各高校可以将法律公共课单独开设，从而提高教学质量。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于2005年2月接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方案》进一步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下了一个新的定义（简称“05方案”）。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提高了法律教育课的实质，同时也让各高校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有了新的认识。最后，针对我国目前教授法律公共选修课的教师队伍实力来看，呈普遍欠缺趋势，有的并非是正规法律专业毕业，有的是跨专业进修，多半都是半路出家缺乏对法律知识的独到见解和钻研精神。因而造成了教师队伍不庞大，不专业，学生学得不彻底，不系统。因此，作为替社会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的高校要想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及法律意识的培养，必须先从教师本身做起。否则，社会上将会出现更多由于缺乏法律知识而造成的伤害事件。如马加爵、药家鑫等。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在当今的应试教育模式下，许多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造成了学生们只为了提高学习成绩而忽略了素质的培养。只有真正的将法律知识充实在自己的头脑里，才能尽量避免或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二、大学生法律教育模式的创新

（一）大学生法律教育的实践性

为了让大学生增强法律意识，并且能够熟练的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在大学生的法律教育模式上多下文章，只有新的法律教育模式的出现才能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良好的法治环境不仅能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因素，还能影响他们对待事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仍需要不断完善，部分大学生面对一些社会的不良现象，产生误解致使他们恣意地以身试法。针对这些现象，高等院校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法制课堂，更要结合具体的案例来教育后人，引导学生，避免空谈，莫让法制教育仅仅流于形式。有条件的院校，要组织学生到法庭、监狱等参观学习，也可以邀请司法人士到校开展法制讲堂讲座。必要的时候，要把法制教育考核作为大学生评优的标准之一。总之，要使大学生知法、懂法、守法，正确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形成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同时也要敢于同一切违法犯罪的行为做斗争，即当自己合法的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要正确、理性地拿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所以只有加强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才能让学生灵活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二）教师队伍法制建设的强化性

有关部门还应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和素质的加强，以便于传授知识的高效性。其次，定期组织教师们培训，强化法律专业教师的技能，普及非法律专业教师的法律知识，从教师队伍做起，做好学生的榜样，指导学生参加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帮助学生从法律实践中习得法律知识，从而培养学生在法律上的社会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缩小校园教育与社会执业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和传授法律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用法律联系实际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法律教育的不足，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律素养及道德，而且还能让大学生在真正懂法知法的前提下更好地向社会过渡，做一名合格的公民。

（三）进一步培养大学生健全的法律人格

大学法律论文篇2

1）法国的六法体系：民、刑、民诉、刑诉、商、宪（民商分立）

2）1791年宪法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

3）1958年宪法是法国现行宪法

4）参事院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5）1900德国民法典（民商合一）

6）历史法学派萨维尼的三阶段论：1，习惯法阶段2，学术法阶段3，法典编纂阶段

7）法国法的依据是法学阶梯，德国法的依据是学说汇纂

8）潘德克顿学派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9）法国法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形成的，而德国法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形成的

大学法律论文篇3

1.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整体不高，法律意识普遍淡漠

我国高校安排了法律理论的学习，为各专业的学生设置了《法律基础》课，但是这门课的学时不限,本科32学时,专科28学时,在这有限的学时中获得的法律知识也是有限的。一些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政策教育形式单调，内容僵化，针对性不强，导致一些大学生接受教育的效果不理想。特别是学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而校方对学生的管理却未加强，再加上大学生都重视专业课的学习，而对法律基本课这类公共课都不重视，考试时突击，应付了事，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不可能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由于未做到防微杜渐，导致个别学生自觉性越来越差，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很容易突破道德的防线而走上犯罪歧途。

2.主动法律意识明显缺乏

由于传统法律意识的思维惯性，也由于教育与宣传舆论的局限，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处于一种被动的守法状态，认为守法就是遵守刑法。我们经常看到法制宣传栏中的内容大多数是因违法犯罪所受到的惩罚，使大学生感觉到的是法律的无情，而并没有感觉到法律是他们生存的需要，是他们行为的准则，是他们利益的维护者，大学生的内心深处认为只要我不违法就无需学法。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甚至会采用报复的手段来讨回“公道”，导致了违法犯罪的可能性。

3.高等院校学生犯罪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在校大学生犯罪呈明显增长趋势。前不久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案更是让大学生犯罪问题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还有2002年1月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把掺有火碱和硫酸的饮料,倒在北京动物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多只狗熊受伤。刘海洋在被拘留后说：“自己学了法律基础知识,知道民法、刑法等,但却不知道伤害狗熊是违法犯罪,现在知道了,自己很后悔。”由此可见,当代有许多大学生并未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律意识,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自我教育的境界。”因此，高等院校高度重视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有利用引导、保障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大学生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1.培养宪法意识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称之为“法律的法律”。增强宪法意识，大学生首先要明确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国家权力必须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明文规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和范围内行使，公民义务也必须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设定，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他人履行法定范围之外的义务。增强宪法意识，大学生就要树立宪法应有的权威。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确立宪法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2.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法制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法制文化氛围

形式灵活的校园法制文化活动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对法律现象给予关注地热情和兴趣。另外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一些主题鲜明的法制演讲、辩论赛、讨论会、专题论坛、知识竞赛等活动；精心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法庭、旁听一些典型案件的庭审等活动，使学生能在自主参与、身临其境中耳濡目染中得到教育和启迪。这种既有直观实务又有深层理论的滚动式的校园法制文化活动，是培养和普遍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切实可行的渠道之一。

3.教育的师资队伍要优化

法制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规范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不同的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精干的专职教师为主体，同时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为补充，整合组建高质量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4.学生自觉学习法律，强化道德自律

现代法律意识只有通过大学生自觉主动的学习，才能将所学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日常行为，才能使大学生自觉遵守法律，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且能够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要彻底培养学生法律意识，转变大学生某些错误观念，也要重视提高大学生的文化思想道德水平，特别要同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一个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就为其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主观要件。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不学法，不懂法，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就不适应时代需要。因此，我们应努力提高法学教学质量，真正培养出一批具有全面法律意识的大学生

综上所述，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对其个人的成长，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高校为了使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能够适应法制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就必须重视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教育。学校是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场所，但仅靠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和具体的安排，它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社会教育工程。

[摘要]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就是要通过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和现代化法治观念，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一代新人，切实负担起兴国强国的重任。

[关健词]大学生法律素养法律意识

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一项崭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工程。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教育和培养好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根本上讲，就是要通过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和现代法治观念,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的一代新人,切实负担起兴国强国的重任。

参考文献：

[1]韩世强.资源再造：法治与德治及“第三力”[J].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72-75.

[2]马雷军.校园法律指南.经济出版社，2005，5.1.

大学法律论文篇4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数有德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牛津法律指南》一书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惯例、社会习俗、法律、习惯和舆论的含义是重叠的，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所接受的和生活于社会中的阶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法律总的说来是确证并强化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控制并否证和惩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和所承认的道德之间并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谓道德并不是一部分法律条文或原则性法规，但它毕竟是描绘良心和社会控制良好行为的力量的一种名称，有时它是与自然法同义的”。可见，法律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法律和道德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法律属于制度上的范畴，但是道德却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从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即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恩格斯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有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保障，幸福感便也会迅速上升。有了法和德相互作用，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家家晚上不用闭门的和谐现象。在法律的人性化的旗帜下，人们更确定了社会主义旗帜的正确性，才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信心。当人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一定要生活富裕了，手里有钱了，我们所讲的幸福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幸福就是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至少他有动力去为了美好的未来去奋斗，这就是幸福了。

最后来说说关于大学生所要担负的关于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毫无疑问，大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中国的未来还要靠这一批特殊的人来创造。所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肩上的胆子着实不轻。思想道德的修养当然是相当要紧，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在守法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扬中华名族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品德。要学法、懂法、守法，在法制的轨道上，做一个有着良好道德素养的人。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在新时期下又有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同时，法律和道德的密不可分性又反过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幸福体验，即所谓的幸福感在法和理的间隙最近偶那个得到看更好的提高。作为新时期下的大学生，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在道德和法律的世界中寻找幸福。

关键词：法律道德幸福感大学生

大学法律论文篇5

关键词：大学生权利法律保护

我国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多属于成年人，虽然他们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由于在大学阶段处于受教育、保护和被管理的地位，因此，在教育行政机关与大学生、高等学校与大学生，教师与大学生诸种法律关系中，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了解大学生有哪些法定权利，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法定权利，是教育行政机关和高等学校依法治教的重要方面，也是转变教育观念，推进教育法制化、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旨在通过对大学生的法定权利及其法律保护问题的探讨，以期对新形势下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工作有些许推动作用。

一、大学生权利受侵犯的表现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大学生的权利日益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颇，特别是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常是强调学生对学校的义务而讳言学生的权利，加上一些高等学校片面认为“生源就是财源”，把学生当作招财进宝的对象，一些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法制观念淡薄，致使侵犯大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大学生权利的侵犯主要出现在大学生财产权、人格权、获得公正评价权以及受教育权等方面。

(一)财产权的侵犯

侵犯大学生财产权的主要形式有：一是乱收费。《教育法》第78条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是，一些高校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和提高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全然不顾国家的禁令和学生的权益，想方设法巧立名目收费，使原本就为学杂费过高而发愁的学子背负更加沉重的经济包袱。如一年一度的备受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定向生招生工作，一些高校利用考生求学心切的心理，大肆收取报名费、捐资助学费竞达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又如-一些高校为毕业生推荐就业要收取接待费、介绍费等。据笔者调查，有的高校乱立收费名目达10余项，每生追加交费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上万元。二是高校的一些教师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把自编、自著的教材、著作，通过教材管理部门强行发给学生，笔者曾对某校某系98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每生多发非教学用书23本，经费达285元。这种滥发“教材”的现象，既严重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又破坏了高等院校正常的管理秩序。三是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是高等学校的一项法律义务。但笔者了解到，一些高校学生公寓硬件建设不到位、管理工作松散、保卫工作形同虚设，致使盗窃案件经常发生。

(二)人格权的侵犯

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大学生的人格尊严同样受法律的确认和保护。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经常报道中小学生的人格尊严受到侮辱的消息，与之相比较，侵犯大学生人格权的现象尽管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时有发生。笔者就曾耳闻目睹了一些教师在批评教育学生时无视学生人格尊严的事例，如对一个逃课的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责问道：“你经常不上课，是偷东西去了，还是谈恋爱去了?”对一个喜欢化妆的女生训斥道：“你整天浓妆艳抹，打扮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倒象个女。”对违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是教师的一项职责，但倘若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动辄圳人，动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轻则影响教师的形象，影响师生感情，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重则会因侵犯学生的人格权而带来一不必要的麻烦。例如，1997年6月，某高校学生宿舍发生一起窃案该宿舍学生王某300元的汇款单被人偷走后冒领。该校保卫处经过了解和核对字迹，把同寝室的毛某作为重点怀疑对象。随后，学校作出处理决定，并贴出了通告，称毛某“故意旷课，蓄意在寝室内作案，无视校规，情节严重，影响较坏，将毛某开除学籍”。面对校方的“通告”，本是清白的毛某同学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将母校推上了公堂。

(三)公正评价权和学业、学位证书权被侵犯

学校、教师对大学生获得公正评价权和学业、学位证书权的侵犯主要是指学校、教师违背客观事实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成绩作出不实评价，以及本该发给学生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不予发给的情形。《学位条例》第4条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就能授予学士学位，而没有明确要求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但一些高校为了抓教学质量，违反《学位条例》的规定，硬是强行规定本科学生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才能授予学士学位，使为数不少的本可以获得学位的学生而不能获得学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成绩进行评价是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毕业生学业成绩合格后就应依法颁发学业、学位证书，否则就构成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侵犯。

(四)受教育权的侵犯

高等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擅自更改考生志愿，侵犯学生受教育的选择权。如学生王某在填报某师范院校志愿时，只填了中文系，没填二志愿，也未填服从分配，但该校在未征得王某本人的同意下，擅自将王某录取到了历史系。入校后，王某向校方申请，要求转中文系学习，起初，校方不同意，后经王某再三要求，校方同意其转系，但要交5000元转系费，无奈之下，王某只好退学参加第二年的高考。二是加重对学生的处分等级，甚至取消学生的学籍。如在对考试作弊学生的处理问题上，原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只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而没有规定“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一律应予退学”，但一些高校在制定学生管理制度时，硬性规定“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这就违反了教育法律、法规的精神，造成许多学生的受教育权遭到侵害。如1998年6，日轰动全国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其案由就起因于北京科技大学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因为这个通知所规定的退学事由超出了《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第29条所规定的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其内容是违法的。

二、加强大学生权利法律保护的路径

应该说，现实中因侵犯大学生权利而发生的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高校无诉”时代结束后，高校管理如何应对因学生而引发的司法审查?在高校办学自逐渐扩大的新形势下，高校管理工作如何真正走上法治化的道路?应该说保护学生的权利是教育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和教育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大学生权利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尊重、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应当是政府、高校及其教师应切实做好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做好这项工作要重点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增强教育法制观念，树立依法治教意识

依法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首要之处在于广大高校教职员工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树立法制观念，强化法律意识。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一部分高校的管理者、教育者法制观念淡漠，致使高校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侵犯大学生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特别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这就要求高校管理者、教育者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树立平等教育观念和教育法制观念，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自觉尊重学生的人格，确保学生受教育权以及其他权利的实现，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二)大学生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

《教育法》第42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权利”。可见，当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教师侵犯时，他们可以通过申诉和诉讼两种途径获得救济。

1．申诉

受教育者申诉制度，是指受教育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教育法》以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学校或教育行政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它是《教育法》为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而确立的非诉讼法律救济制度，也是《教育法》赋予受教育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民利。根据被申诉人的不同，大学生的申诉可分为行政申诉和校内申诉两种。行政申诉是指大学生把学校做为被申诉人向学校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申诉。申诉的内容包括：①大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的。②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财产权的。③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人身权的。④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校内申诉是指大学生把教师做为被申诉人向学校提出的申诉。申诉的内容包括：①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财产权的。②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人身权的。③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知识产权的。

2．诉讼

大学生就学校或教师的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可分两种类型。

其一，民事诉讼。当大学生认为学校或教师侵犯了自己的人身权或财产权时，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其性质属于民事诉讼，诉讼的目的是使自己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诉讼所追究的法律责任是民事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学生造成的侵权属于职务侵权，职务侵权的赔偿主体是学校，而不是教师，因而，大学生就学校或教师的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被告只能是学校，而不是教师。

其二，行政诉讼。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高等学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其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如《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与作为管理相对人的大学生之问不是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问因学校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如上文提到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就是典型的行政诉讼。

(三)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要从严执法，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高校管理呼唤法治化，离不开严格公正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而从我国教育法治实践来看，“执法”是其中最薄弱的环节。由于一部分地区教育行政和司法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给侵犯大学生权利的行为提供了生长的“气候”和“土壤”。要切实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从严执法，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侵犯大学生权利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三类，即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1．民事法律责任

教育法上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破坏了平等主体之间正常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应承担的一种以财产为主要内容的责任。《教育法》第8l条规定，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高等学校及其教师对大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侵害，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有：①停止侵害，如侵犯学生人身权；②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如侵害学生财产权；③赔偿损失，如侵害学生身体造成伤亡；④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如侵害学生人格权。

2．行政法律责任

高校教师对学生造成侵权，应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行政法律责任有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两种承担方式。

行政处分是一种内部责任形式，是学校对有过错的教师的一种惩戒。行政处分有6种形式，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

行政处罚是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违反教育法律法规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个人、组织的一种制裁。教育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停考、责令停止招生、撤销教师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等。

3．刑事法律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高校管理者或教师侵犯学生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若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受到刑事处罚。《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师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大学法律论文篇6

关键词：大学生权利法律保护

我国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多属于成年人，虽然他们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由于在大学阶段处于受教育、保护和被管理的地位，因此，在教育行政机关与大学生、高等学校与大学生，教师与大学生诸种法律关系中，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了解大学生有哪些法定权利，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法定权利，是教育行政机关和高等学校依法治教的重要方面，也是转变教育观念，推进教育法制化、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旨在通过对大学生的法定权利及其法律保护问题的探讨，以期对新形势下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工作有些许推动作用。

一、大学生权利受侵犯的表现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大学生的权利日益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颇，特别是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常是强调学生对学校的义务而讳言学生的权利，加上一些高等学校片面认为“生源就是财源”，把学生当作招财进宝的对象，一些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法制观念淡薄，致使侵犯大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大学生权利的侵犯主要出现在大学生财产权、人格权、获得公正评价权以及受教育权等方面。

(一)财产权的侵犯

侵犯大学生财产权的主要形式有：一是乱收费。《教育法》第78条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是，一些高校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和提高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全然不顾国家的禁令和学生的权益，想方设法巧立名目收费，使原本就为学杂费过高而发愁的学子背负更加沉重的经济包袱。如一年一度的备受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定向生招生工作，一些高校利用考生求学心切的心理，大肆收取报名费、捐资助学费竞达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又如-一些高校为毕业生推荐就业要收取接待费、介绍费等。据笔者调查，有的高校乱立收费名目达10余项，每生追加交费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上万元。二是高校的一些教师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把自编、自著的教材、著作，通过教材管理部门强行发给学生，笔者曾对某校某系98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每生多发非教学用书23本，经费达285元。这种滥发“教材”的现象，既严重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又破坏了高等院校正常的管理秩序。三是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是高等学校的一项法律义务。但笔者了解到，一些高校学生公寓硬件建设不到位、管理工作松散、保卫工作形同虚设，致使盗窃案件经常发生。

(二)人格权的侵犯

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大学生的人格尊严同样受法律的确认和保护。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经常报道中小学生的人格尊严受到侮辱的消息，与之相比较，侵犯大学生人格权的现象尽管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时有发生。笔者就曾耳闻目睹了一些教师在批评教育学生时无视学生人格尊严的事例，如对一个逃课的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责问道：“你经常不上课，是偷东西去了，还是谈恋爱去了?”对一个喜欢化妆的女生训斥道：“你整天浓妆艳抹，打扮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倒象个女。”对违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是教师的一项职责，但倘若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动辄圳人，动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轻则影响教师的形象，影响师生感情，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重则会因侵犯学生的人格权而带来一不必要的麻烦。例如，1997年6月，某高校学生宿舍发生一起窃案该宿舍学生王某300元的汇款单被人偷走后冒领。该校保卫处经过了解和核对字迹，把同寝室的毛某作为重点怀疑对象。随后，学校作出处理决定，并贴出了通告，称毛某“故意旷课，蓄意在寝室内作案，无视校规，情节严重，影响较坏，将毛某开除学籍”。面对校方的“通告”，本是清白的毛某同学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将母校推上了公堂。

(三)公正评价权和学业、学位证书权被侵犯

学校、教师对大学生获得公正评价权和学业、学位证书权的侵犯主要是指学校、教师违背客观事实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成绩作出不实评价，以及本该发给学生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不予发给的情形。《学位条例》第4条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就能授予学士学位，而没有明确要求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但一些高校为了抓教学质量，违反《学位条例》的规定，硬是强行规定本科学生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才能授予学士学位，使为数不少的本可以获得学位的学生而不能获得学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成绩进行评价是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毕业生学业成绩合格后就应依法颁发学业、学位证书，否则就构成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侵犯。

(四)受教育权的侵犯

高等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擅自更改考生志愿，侵犯学生受教育的选择权。如学生王某在填报某师范院校志愿时，只填了中文系，没填二志愿，也未填服从分配，但该校在未征得王某本人的同意下，擅自将王某录取到了历史系。入校后，王某向校方申请，要求转中文系学习，起初，校方不同意，后经王某再三要求，校方同意其转系，但要交5000元转系费，无奈之下，王某只好退学参加第二年的高考。二是加重对学生的处分等级，甚至取消学生的学籍。如在对考试作弊学生的处理问题上，原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只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而没有规定“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一律应予退学”，但一些高校在制定学生管理制度时，硬性规定“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这就违反了教育法律、法规的精神，造成许多学生的受教育权遭到侵害。如1998年6，日轰动全国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其案由就起因于北京科技大学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因为这个通知所规定的退学事由超出了《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第29条所规定的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其内容是违法的。

二、加强大学生权利法律保护的路径

应该说，现实中因侵犯大学生权利而发生的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高校无诉”时代结束后，高校管理如何应对因学生而引发的司法审查?在高校办学自逐渐扩大的新形势下，高校管理工作如何真正走上法治化的道路?应该说保护学生的权利是教育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和教育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大学生权利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尊重、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应当是政府、高校及其教师应切实做好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做好这项工作要重点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增强教育法制观念，树立依法治教意识

依法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首要之处在于广大高校教职员工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树立法制观念，强化法律意识。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一部分高校的管理者、教育者法制观念淡漠，致使高校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侵犯大学生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特别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这就要求高校管理者、教育者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树立平等教育观念和教育法制观念，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自觉尊重学生的人格，确保学生受教育权以及其他权利的实现，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二)大学生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

《教育法》第42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权利”。可见，当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教师侵犯时，他们可以通过申诉和诉讼两种途径获得救济。

1．申诉

受教育者申诉制度，是指受教育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教育法》以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学校或教育行政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它是《教育法》为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而确立的非诉讼法律救济制度，也是《教育法》赋予受教育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民利。根据被申诉人的不同，大学生的申诉可分为行政申诉和校内申诉两种。行政申诉是指大学生把学校做为被申诉人向学校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申诉。申诉的内容包括：①大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的。②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财产权的。③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人身权的。④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校内申诉是指大学生把教师做为被申诉人向学校提出的申诉。申诉的内容包括：①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财产权的。②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人身权的。③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知识产权的。

2．诉讼

大学生就学校或教师的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可分两种类型。

其一，民事诉讼。当大学生认为学校或教师侵犯了自己的人身权或财产权时，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其性质属于民事诉讼，诉讼的目的是使自己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诉讼所追究的法律责任是民事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学生造成的侵权属于职务侵权，职务侵权的赔偿主体是学校，而不是教师，因而，大学生就学校或教师的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被告只能是学校，而不是教师。

其二，行政诉讼。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高等学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其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如《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与作为管理相对人的大学生之问不是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问因学校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如上文提到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就是典型的行政诉讼。

(三)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要从严执法，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高校管理呼唤法治化，离不开严格公正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而从我国教育法治实践来看，“执法”是其中最薄弱的环节。由于一部分地区教育行政和司法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给侵犯大学生权利的行为提供了生长的“气候”和“土壤”。要切实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从严执法，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侵犯大学生权利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三类，即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1．民事法律责任

教育法上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破坏了平等主体之间正常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应承担的一种以财产为主要内容的责任。《教育法》第8l条规定，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高等学校及其教师对大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侵害，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有：①停止侵害，如侵犯学生人身权；②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如侵害学生财产权；③赔偿损失，如侵害学生身体造成伤亡；④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如侵害学生人格权。

2．行政法律责任

高校教师对学生造成侵权，应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行政法律责任有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两种承担方式。

行政处分是一种内部责任形式，是学校对有过错的教师的一种惩戒。行政处分有6种形式，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

行政处罚是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违反教育法律法规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个人、组织的一种制裁。教育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停考、责令停止招生、撤销教师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等。

3．刑事法律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高校管理者或教师侵犯学生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若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受到刑事处罚。《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师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大学法律论文篇7

【论文摘要】运用公文实施行政管理和政治统治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运行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衡量古代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重要标志。至明朝时，公文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完善，本文将从《大明律》的有关规定对明朝的公文制度进行探析。【论文关键词】公文制度 《大明律》 官员 公文制度在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王朝诸多庞杂的行政事务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公文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古代历朝政府无不重视建立一个有效的公文制送系统，以迅速、准确地完成各级机关之间地信息往来，实现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维护其统治秩序。[①]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朝代，经过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明朝各项制度的建设已趋于完善，其中《大明律》对公文制度的规定非常严密、细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公文制度的典范，其中的某些方面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公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文包括与公务有关的一切文书，狭义的公文主要指与法律条令有关的文书。本文的公文采用的广义的公文是概念。《大明律》对公文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吏律”、“兵律”、“刑律”及附于律后的某些条例之中，主要涉及公文制作和内容限定、公文的程限和监督、侵犯公文的惩罚三个方面。 一、 公文的制作及内容限定官府公文上传下达，各级机关将其意图制作成文书，或送上请示、报告，或下达指令、通知。因此，文书的制作是公文制度中最基础的一环。[②]《大明律·吏律》中规定：“凡增减官文书者，杖六十”;如果假造或篡改是为了隐瞒情况、逃避惩罚，则“杖罪以上，各加本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从严惩罚；若增减的文书并未实行则减一等；若其增减行为是为了掩盖其执行迟延过错的，则笞四十。《大明律·刑律》中则对冒充政府机关，假造文书及增减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凡诈为（皇帝）制书及增减者，皆斩；未施行者，绞。诈为将军、总兵官、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都指挥使司、内外各卫指挥使司、守御紧要隘口千户所文书……皆绞；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衙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衙门者，杖一百，徒三年。未施行者，各减一等”。同时，还进一步规定，如果诈为官文是为了逃避犯罪、隐瞒情况的，须从重论；而主管该文件或案件的官员知道此种隐瞒情况不报，听之任之的，同罪，不知者则无罪。若只属传写的笔误导致官文内容出错，则杖一百。附于《大明律》后的条例还进一步补充：“诈为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及其余衙门文书，诓骗科敛财物者，问发边卫从军”。上述是针对所有臣民违反文书制作的行为而规定的条款，一般而言，官府文书一般是由政府官员制作的，因此，《大明律》还详细规定了官员在制作文书过程中不得违反的事项。在文书的内容方面，官员须注意不得犯忌讳，否则“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朝讳者，杖八十。（ 其）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③]如果所犯上述忌讳者，只是声音相似而字样有别，以及忌讳本身有两个字，而犯者只犯一个字，皆不坐罪。与此同时，为了督促官员尽忠职守，积极上书报告民情，提高文书的实效性，《大明律•吏律》还对文书的内容有一些规定：“若上书及奏事错误，当言原免言不免，当言千石而言十石之类，有害与于事者，杖六十。申六部错误有害于事者，笞四十。其余衙门文书错误者，笞二十。”当然，如果公文中虽存在有错误，但公文所申之事可行，且错误不大，不会产生误解或对公务的实施没有多大影响的，则免于处罚。 《大明律•吏律》还进一步规定：诸公文官书，其内容涉及“凡军官犯罪，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当该官吏处绞。若文职有犯，应奏请而不奏请者，杖八十。有所规避，从重论。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应申上而不申上者，笞四十”，严禁政府官员隐瞒情况。 二、 公文的程限和监督公文能否及时送达，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明朝时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发展到顶峰，需要上呈下达的公文数量惊人，为了保持行政机关的有效运作，《大明律》对公文程限作了详密的规定。《大明律•吏律》中设有“官文书稽程”一条，规定凡耽误官文书行程者，“一日吏典笞一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同时，为了促使上级官员积极过问公文的送达情况，进一步保证公文所涉事项的及时施行，《大明律》还规定下级官员耽误文书行程的，首领官各减一等处罚。若各衙门收到文书，可以经过详细讨论，很快就可以对文书所申禀之事给予回复，但主事官员不予果断定夺，含糊行移，互相推托，导致公文所申之事耽误的，杖八十。如果下属本来可以自行决定，却为了推卸责任而作为疑难事件上报，也同前罪，杖八十。而“其所行公事已果决行移，或有未绝，或不完者，自依官文书稽程论罪。”[④]中国古代交通不便，对于快件公文，须遣使专人配备驿马以快速送达。若是边关紧急军情，急须向朝廷递交文书请示而没有遣使给驿者，导致公文延误送达的，杖一百；因此耽误军机的，斩。若是进贺表，或申报灾异、请求赈济灾荒，因为没有遣使给驿者而延误的，杖八十。而原本不需遣使给驿者的普通公文，反而遣使给驿者，笞四十。上述是公文在送、发机关职责方面的规定，而在公文送达过程耽误行程的行为，《大明律》也有特别的规定。古代凡重要紧急的文件须由专门的铺兵快速递送，各地也设有官府的铺司官员，负责管理、接待铺兵递送公文的工作，并设立铺舍供铺兵人员休息、办理各种必要的通关手续。而“凡铺兵递送公文，画夜须行三百里，稽留三刻，笞二十，每三刻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其公文到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不许等待后来文书。违者，铺司笞二十。”[⑤] 对于已经生效施行的公文，《大明律•吏律》特设立“照刷文卷”和“磨勘卷宗”二条，监督文书的执行情况。照刷文卷又简称“刷卷”，照刷的字意是“明察曰照,寻究曰刷”,即仔细检查的意见。照刷文卷作为一种监察方式,就是在一定期限内对有关机关办理的政务公文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清理,以检验各衙门政绩优劣及公事违失。因此,它是一种事后的监察方式。《大明律》规定：“凡照刷有司有印信衙门文卷，迟一宗、二宗，吏典笞一十；三宗至五宗，笞二十；每五宗加一等，罪止笞四十。府、州、县首领官及仓库、场务、局所、河泊等官，各减一等。失错及漏报一宗，吏典二十；二宗、 三宗，笞三十；每三宗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府、州、县首领官及仓库、场务、局所、河泊等官，各减一等。其府、州、县正官、巡检、一宗至五宗，罚俸钱一十日，每务宗加一等，罚止一月。若钱粮埋没刑名违枉等事，有所规避者，各从重论。”同时中国古代还有对文书的磨勘制度，“复核曰磨，检点曰勘”[⑥] 。磨勘文卷是具有监察特征的检查公文施行的手段，是鲜明的以防治腐败为其鹄的的行政监察制度。《大明律•吏律》规定“凡磨勘出各衙门未完成文卷，曾经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照刷驳问迟错，经隔一季之后，钱粮不行追征足备者，提调官吏以未足之数十分为率，一分笞五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刑名造作等事，可完而不完、应改正而不改正者，笞四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若有隐漏不报磨勘者，一宗笞四十，每一宗加一等，罪止杖八十。事干钱粮者，一宗杖八十，每一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有所规避者，从重论。若官吏闻知事发，旋补文案，以避迟错者，钱粮计所增数，以虚出通关论。刑名等事，以增减官文书论。同僚若本管上司知而不举，及符同作弊者，同罪。不知情及不同署文案者，不坐。”明朝照刷磨勘文卷制度是对政府公文的定期跟踪追核，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其中的拖延、疏忽、涂改、规避、营私舞弊行为，是具有稽查监控功能的重要监察手段。 三、 侵犯公文的行为盗毁、弃丢、遗失公文等行为，对政府各部门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轻则降低行政效率，重则危害政府统治，比一般的同类犯罪行为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大明律》对这些行为规定了较为严重的处罚。“凡盗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起船符验者，皆斩”，[⑦]因为被盗的物品都是皇帝御用的，因此处罚相当严厉。而盗窃各衙门官文书者，皆杖一百，并且刺字。如果盗窃官文书的行为是为了逃避处罚、隐瞒真实情况的，必须从重处罚。若被盗之官文书事关军机钱粮等重要事件，一律皆绞。而《大明律》关于一般的盗窃罪则处罚较轻，四十贯以下，处罚在杖一百以内；九十贯才杖一百，徒三年；一百一十贯则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上述是关于针对一般民众盗官文书行为的处罚，此外，《大明律》还特别针对主管官员侵犯官文书行为而作出相应的规定。各主管官员，“凡毁弃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起船符验，……斩。若毁弃官文书者，杖一百。”[⑧]与前面很多规定相同，主管官员为了隐瞒罪情、逃避处罚而有意毁弃有关文书，从重处罚。若被主管官员毁弃的官文书，事关军机钱粮的，绞；相关的官员知道有毁弃官文书行为而不举报的，与犯者同罪，不知者则无罪。如果主管官员不是有意，而是不小心误毁者，各减三等；如果是因为水灾、火灾、盗贼等不可抗力导致官文书毁失，并且有明显证据的，主管官员无罪。若是主管官员自己遗失制书、圣旨、符验、印信、巡牌的，杖九十、徒二年半；若遗失官文书，杖七十；被遗失的官文书事关军机钱粮，主管官员须被杖九十、徒二年半。官文书被遗失后，各主管官员都必须停薪，积极寻找，若在三十日内寻回，免坐。《大明律•兵律》还特别针对铺兵递送过程中损害公文的行为进行规定：“凡铺兵递送公文，若摩擦及破坏封皮不动原封者，一角笞二十，每三角加一等，罪止杖六十。若损坏公文，一角笞四十，每二角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若沉溺公文，及拆动原封者，一角杖六十，每一角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果被损害的公文事关军情机密，不论损害 的角数，一律杖一百。如果损害公文的行为是为了逃避处罚，则从重处罚。 通过上述对《大明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明朝的公文制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 以较为严厉的刑罚作为强制手段对公文制度所涉及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进行调整，督促官员履行职责。2.由于明太祖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大明律》对公文制度有关规定的打击的重点是政府官员，公文制度成为防止官员腐败的重要手段。3.明朝公文种类繁多，详尽规定了的其所涉及各种具体事项，及时传达军机钱粮等重大事件是公文制度重要作用的重中之重。4.地方行政机关仍享有一定的公文处理权，且各机关处理公文的权责清晰明了。《大明律》对公文制度的详尽而严密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统治者高度重视如何有效地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维持各级政府地正常运作，并有效的防止官员贪污腐败，最终保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维护其统治。其中的一些思想、原则、手段对于今天我们健全社会主义行政制度、提高行政工作效律、加强公文管理都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①] 朱勇：“唐代的公文制度”，《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②] 朱勇：“唐代的公文制度”，《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③] 《大明律•吏律》[④] 《大明律•吏律》[⑤] 《大明律•兵律》[⑥] 《元典章》[⑦] 《大明律•刑律》[⑧] 《大明律•吏律》

大学法律论文篇8

关键词： 大学人文精神 “悦读经典” “应用法学”教育 法律方法论

中国法学教育的重心是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如今中国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面临两种指责。一种是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据说，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是由于大学卷进市场经济活动，进而形成了大学的市场化，以及快速推进的职业化教育造成的。对中国高等院法学教育的另一种指责是，法律教育与法律实践脱节。换句话说，中国的法学教育还不够职业化，否则，又怎么会出现法科学生毕业后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适应法律实务要求这种状况呢？对于上述指责，法学教育者在积极探索应对策略，其具体措施主要相应分为两大类，一是倡导“悦读经典”挽救失落的人文精神，一是转向“应用法学”教育，以衔接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

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

中国传统中并没有法学教育，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传统中的律学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往往是私人家传式或个人单独随师学习，不存在现代大学里的法学教育模式，亦未形成相应的官学系统。律学教育不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显学，带有“末”的性质。而研习律学者多成为胥吏或师爷，往往名声不好，不受世人重视，亦很难赢得世人崇敬。这与儒家倡导的“无讼”观念是适应的。

现代大学是现代科学知识和价值理念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担负着社会精神传承的任务。中国的现代大学都是在现代建起来的，官方性是中国大学产生和存在的基本背景。官方性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政治性。“”后政治意识变迁，主导着大学风气的演变。这种政治转换，使得界定大学精神和大学人文精神产生了困难，以致大学无“永恒”的精神可守。而官方大学在卷入市场化之后，又要同时遭受市场经济的逻辑制约。也就是说，大学要以市场经济计算自己的生存。一些大学基于经济利益驱动，以经济导向办学，丧失了精神操守。在政治与经济的夹击中，大学人文精神面临失落的命运。

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面临着这一普遍问题。从政治角度衡量，理工农医类等院校强化了技术导向，政法类院校则首先强化了政治导向。从经济角度衡量，专业设置、学费收取与受市场需求影响的就业等问题，成为政法类院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生存指标。在教育机制政治主导化，教育生存机制市场导向化的背景下，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人文精神的培育迫在眉睫。

二、法律教育与法律实践的脱节

高等院校培育出来的法学学生无法处理案件，这使得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备受诟病。这种状况的存在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教育模式不成熟。中国法学教育起步晚，未形成合理的教育模式。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以理论灌输为主，学生很难有机会接触法律实务。另外，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工作者多数未从事过法律实务，无力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法学教育。理论主导的法学教育模式欠缺法律实务经验的法学教师，都制约了法学学生法律实务技能的提高。

（二）教学时限不足。一般法学学生本科教育为四年制，如果排除公共课，特别是政治和外语等的学习时间，以及学生必须应对的计算机、考证等，则法学专业的学习时间通常不超过一年半。有趣的是，同医学专业的学生相比，法学学生的课余时间显得特别充分，很多学生可以只利用每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月，甚至一周的时间应付考试科目。学制安排给予法学学生的实践课程时间似乎也比较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支持制度，法律实践课的利用率有多高不无疑问。

（三）法律方法论教育缺失。在中国当前的法学教育中，法律方法论的教育尚未引起重视，法律方法论教育未能普遍化。在多数法律院系，通常只有10名到50名左右的教师，缺乏专门研习和教授法律方法论者，无法为法学学生提供相关方面的指导。基于这种状况，要想对法学学生进行长时间的系统法律方法论训练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方法论训练的缺乏，进一步加剧了法学学生应对法律实务的困难。

三、“悦读经典”挽回失落的精神

大学精神的失落，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大学不仅要传播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传承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培育，只有回归古典才是可能的。因此，重拾失落的人文精神，必须重温古典，研习古人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让学生变得有教养，摆脱精神漂泊不定的无根状态。

有一些法学院校针对我国当前法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和实践。例如，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的“悦读经典”活动即是以此为初衷的尝试。从“悦读经典”活动所选的十余名导师来看，导师大多具有博士学位。导师的任务是推荐相关书目，并带领本科学生每学期至少进行15学时的讲解。同时，学生则要课下阅读，并于读书活动结束后提交相关论文。从所选阅读书目来看，不局限于法学，而是政治学、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等多门学科中的经典。学院要求，凡推荐书目的导师需对该书具有相当的了解。不过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导师所推荐书目与其所习专业距离太远，仅只是出于兴趣或觉得该书对其启发很大。这其实很难保证导师对于该书的深入理解，这种引导很有可能会误导。另外，有些导师所选书目很难说是经典，仅止于对学生进行一般观念的普及，特别是对于大学人文精神的重拾与提高来说，意义不大。

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所遭受的坎坷命运，以及在“”后的阄割状态，基于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从可行的路向来说，只有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批判性阅读，重建中国大学的精神才是可能的。这也是提升法学学生文化教养的可行之路。

四、“应用法学”衔接社会法律实践

大学法律论文篇9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系统化工程，实践教学的内容在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学在职业类院校的定位应该突出应用性和实用性。我们培养的是处于基层和服务前沿的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法律人才。从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的法律专业发展来看，我们逐步完善着专业的设置，朝着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三年学习成果检验手段之一的毕业论文环节却存在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高职法律专业的定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职业分工的细化，社会对高等技能人才的需求日趋增加，法律专业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建立和发展起来。高职法律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在历史沿革和专业发展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伴随着我国1999年开始高考扩招，法律专业如雨后春笋在各高职院校开设，这样的繁荣景象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生对这个“高大上”专业的向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呼职院）开设了法律专业（包括法律事务和法律文秘专业）。高职院校培养的法律专业学生与本科院校不同，后者更侧重理论知识的培养，而高职院校对法律专业的定位主要表现在：1.法律高职的教学内容与社会生产、管理、服务及生活紧密联系，侧重应用。法律高职的专业要根据社会需求定位，社会对法律职业需求什么岗位，就设置什么专业，如经济法律事务、司法文秘、法律英语等专业的设置，就充分体现了“应需而设”的特点。2.法律高职教育比较注重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在毕业后能较快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所谓法律职业，是指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的总称；又指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即法律职业者。换言之，法律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我们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正如张卫平教授所言“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一直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注重灌输理论知识，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目标”。

二、高职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设置目的

毕业论文对于大多数文科专业来讲，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种方式，是学校提高专业教育水平的参考要素之一。在以培养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为教育理念的高职法律专业中，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也是写作能力和分析技能提升的过程。以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为例，我们在大学三年级时往往会给出学生一个写作论文的大致范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进行选择，并拟定具体写作目标。在论文题目范围的设定上，我们往往偏重于对具体的或有争论性的问题进行拟题。对学生而言，写作过程中首先需要通过各种平台和媒介寻找自己论文的基础支撑材料，然后根据具体写作目标进行甄别和思考，最后形成论文写作的大纲和思路。这是一个 “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学生在形成思路的过程中既能复习以往学到的知识，还能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同时，学生的专业写作水平和文书写作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以反馈。综上所述，在高职法律专业设置毕业论文这个环节是有必要的，应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同高职教育的培养理念和方案紧密结合，以期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操技能。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既是对学校、学生学风的检验，也会对学生将来的职业道路养成产生深远影响。

三、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自2007年指导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论文至今，我发现学生在论文的选题、写作和答辩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涉及到学生的态度、能力、论文的形式、论文的内容等多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在给定的题目索引里，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题材选择过于集中，论文题目选择重复率高

很多学生在选择写什么方面的论文时并未仔细思索自己是否有兴趣并擅长或有能力创新，而是选择一些成熟甚至陈旧的内容，理由是这样的文章多已成型，观点表述上不会出现大的风险且答辩的时候能够对答如流。这样会导致一届甚至连续几届的毕业论文中“青少年犯罪的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等论文题目的“上镜率”很高。

（二）论文的内容陈旧、缺乏新意、没有创造性，科研精神缺失

论文格式不规范，甚至有的学生在出了两稿后论文的字体、行间距等基本规范问题仍未改正。有的学生在论文中的引例缺乏代表性，引用的法律规范内容存在滞后性，论文的内容在逻辑结构上不成体系，参考文献不规范。只有很少的学生能在毕业论文中提出对一个法律问题的自我认识或对现行法律法规如何完善提出建设性建议。

（三）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写作态度不端正，出现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的行为

学生提交的毕业论文中，有的抄袭他人作品，但未做标注或说明，有的将几篇文章进行拼凑形成自己的论文，最为严重的是有的学生全文搬用他人作品。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的是诚信缺失、学风不严谨、不求勤奋上进与求真务实、缺乏锐意创新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样低水平的复制式论文写作完全与论文答辩的设置背道而驰，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四）学校和教师在就业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学生的论文失范行为

学校虽制定了毕业论文答辩的管理文件，但针对学生的失范行为缺乏必要的惩戒措施。很多学生虽知抄袭论文的做法不正确，但这样的行为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照样答辩毕业。因此，法律专业学生“不守法”的论文失范现象与有效的惩治机制不健全不无关系。

（五）学生论文写作中资料查找途径单一，论文缺乏有力基础支撑

大部分同学在毕业论文写作时通过网络进行资料检索，甚至直接将要写作的内容从百度等搜索引擎中全文下载“引用”，对资料的真实性及原始性缺乏必要的甄别和考证。学生在资料搜索方面存在知识欠缺问题，缺失学习的主动性。

四、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改进对策探析

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当下国家对法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一）深化对毕业论文存在意义的探析，改进毕业论文的写作，确立符合实践需要的目标

职业院校的法律专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和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和授课内容上的不同，实践技能的侧重培养使我们对学生在理论层面的知识要求程度要低一些，在毕业论文中的映射就是我们在对毕业论文的形式进行设计的时候也应该偏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察。目前，我们的论文题目索引给定的题目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因此，在课程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就需要大家集思广益重新确立论文题目库，给出学生偏实践性的指引。其实，除了现有的毕业论文写作方式，我们还可以运用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结业考察。换言之，学生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可以利用假期时间或实训单一或组成团队针对感兴趣的法律问题进行调研，然后形成5000字左右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这个过程既能使学生全程参与也能体现出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针对学生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教师可以在答辩或交流过程中与其进行沟通并给出成绩。

（二）强化学术道德建设，净化校园学习环境，建立诚信校园

学术道德建设的强化路径可以在新生入学之初的教育培训中体现，也可以在日常课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学术道德的建设和学校的学习环境息息相关，诚信校园建立后，大家都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诚信做人、诚信做事。长此以往，心存侥幸的同学就会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感到羞耻，从而纠正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完成大学期间的最后考核。

（三）建立失信论文惩治机制，保障毕业论文设置目的的实现

学生自我诚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任重道远。除此之外，对于学校而言，应该出台管理文件，对于在毕业论文环节态度不端、行为失范的学生进行教育、纠正和惩治。就业率的确能体现出学校的成绩，但我们给社会培养和输送的应该是优秀的人才，优秀不仅体现在技能上，还体现在职业道德上，职业道德又会受到在校期间的道德体系的影响。因此，通过对论文中存在严重学术问题的学生给予延迟毕业或重新组织答辩等形式的惩治是有必要的。一个完整科学的惩罚和有效纠正机制的建立能够为失范行为的约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四）发挥指导教师的督导和示范作用，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论文写作

教师，身肩“传道、授业、解惑”之大任，为人师表者必先正其身。因此，教师的学术良知和学术创新是学生的一面镜子。近些年来，职称评审条件高门槛及的高难度导致在学界出现了诸多学术失范行为，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换言之，教师学术声誉的重建和学术责任的承担能够对学生起到示范作用。另外，学生分配给导师之后，导师要能够时刻起到督导作用，无论从论文题目的遴选还是论文逻辑的架构以及论文内容的创作上都需要认真对待、实时关注，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逐渐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五）加大教学资源的投入，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

大学法律论文篇10

    ——与陈景辉先生商榷

    关键词: 法律与社会科学;中国;全面客观;应然与实然

    内容提要: 法律中社会科学知识的广泛运用破坏了诠释法理学所构筑的“完美“体系。《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一文通过方法论的绑定批判,导致了对法律和社会科学的一种非典型性误读。法律和社会科学不是一种学术进路,而是许多进路的粗略总称。其共同特征是,用社会科学(主要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去揭示被传统法学的概念和教义遮蔽的法律背后的问题和逻辑。

    “法律和社会科学”,即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等)的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本以为其有效性及合理性早已毋庸置疑。但陈景辉先生的新作《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一文(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以下简称“陈文”),却基于“所有类型的‘中国概念’均不具备使得中国实践特殊性的主张得以成立的能力、所有描述中国实践的努力必然会运用价值判断、由于应然与实然之间不能相互推导”等三个方面的分析,得出了“法律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努力,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剧”的惊人论断。尽管有辨识能力的读者阅后都会置之一笑,但陈文洋洋洒洒数万言,或多或少,还是可能会给人们(特别是学生)造成一些误会或困扰,故而有必要做出回应和澄清。笔者试图顺着陈景辉先生的三个论据,对这个问题进行简要商榷和分析,并试着理顺一下法学研究(尤其是法理学研究)的可能走向。

    一、“悲剧性”结论的缘起

    陈文开篇便指出,中国法学开始出现了分殊化的讨论,围绕着“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可以笼统地分为两个基本的研究取向: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并通过注释进一步解释了规范主义的两个子类别。随后,陈文便将问题做了转化,把“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径路等同于经验主义,而把“规范分析法学”的研究径路等同于规范主义。这种替换和研究方法的划分,巧妙地将法律和社会科学对立起来,并将形式主义的法哲学隐藏在了以规范为主导的部门法大旗之下,“法律与社会科学”瞬间被孤立了。然而,本文所要商榷的对象,恰恰不是所谓“规范主义”(因为规范主义或者教义学本就是法学研究,尤其是部门法研究的主要方式,所以本文对规范主义并不抱有敌意),而是陈文注释中划分的第二个子类别,也就是被隐藏起来的法律形式主义,那些只关注规范分析的法理学者或法哲学家。进而,文章有必要重新界定一下陈文所代表的利益,还原一下问题的本来面目。

    法律形式主义,也称为概念法学、分析法学、诠释法学或者法条主义。在这种法理学路径中,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完整的、封闭自治的规则体系,它否认法律与道德的必然联系,认为法律和政治一点瓜葛都没有。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是一幅令人赞叹的精致图画。法律要强调权威、修辞和传统,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被赞美乃至夸大。因此,他们把所描述的东西当成了真实存在的客观实在,形成了关于法律客观实在和政治中立的法学神话之永恒性[1]。司法判决可以从一系列自然、简单、不言自明的概念和规则,通过逻辑推理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审判过程也被理解成为一种纯粹理性的、演绎性的、从概念出发、用概念评判的过程。这使得墨守成规避免了创新的风险,“一刀切”也省却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麻烦[2]。由此,他们强调法律职业的而不是法律知识的共同体,并严格区分应然和实然。法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识别法律和分析法律,即“法律是什么”,而“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不属于法理学的范围[3]。

    法律和社会科学并不是最近几十年间学者的创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理学变革就已经开始打破两者之间的学科藩篱[4]。20世纪以来,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螺旋效应,自然科学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的发展,使得社会科学兴盛异常。这些学科与法律问题联系起来,且力度增强,学科交叉成为常规,而不是例外。相反,法律人自我解决法律问题的确信却在减弱。随着法学显学地位的形成,学生质量的提升,来自于内部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法律人怎样做出使人信服的解释就成为最大的问题。而霍姆斯“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的论断为这场革命提供了新的智识资源和路径。他在《普通法》进一步解释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逻辑,因为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需要一个确定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全部,时代的要求,主导的道德、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与公民之间共同的偏见等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因素,在决定人们所应该服从的法律规则时,比三段论发挥着更大的作用”[5]。随着这些心态的变化,行为科学逐渐升温,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性,并对人类的本质和道德抱着相对主义的看法,认为国家或个人都可以进行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6]。一系列的进展似乎是对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中所做预言的阐明和延伸,“理性地研究法律,时下的主宰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者”。这种外部性视角,成为分歧的变奏,最终走向了一次真正激进的对形式主义的反叛。

    作为法律形式主义者的唯一必要条件就是,绝对确信自己的前提以及从前提推出结论的方法[7]。继续垄断的地位,续写哈特时代的辉煌,恢复法律的自主性,是这些理论家们共同的愿望。然而,并不是法理学“无王”的时代,导致其风光不再。而是因为他们在理解和解释现代社会方面表现得不怎么样,在指导和预测现代的法律实践方面更是无法胜任。如果在以前,道德哲学家还能起到一点统合世界的作用,那么面对现在价值多元的冲突,对于解决千头万绪、矛盾重重的社会实际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3]。法律形式主义者所采取的只能是鸵鸟政策,从概念和逻辑的自洽和精致中寻求些安慰,给出永远正确但永远没有什么用的答案。他们声称理论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只是你们不会用而已,就这样难题留给了司法实务部门。鉴于此,在法学理论中,所有用外部性知识干扰法律逻辑体系自洽的做法,都是不可饶恕的。或者说,只有把它从其他学科,特别诸如道德哲学和经济学这样一些深奥、充满意识形态或两者兼备的学科依赖中解救出来,才能拯救法律[7]。在完成与道德划清界限的任务后,诠释法学将目光转向了“法律和社会科学”。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法律的地位已经在中国确立,以逻辑为主导的法律本体论主题似乎接近穷尽。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清理对象,继续进行“法”的界定工作,可能面对精致的概念体系,诠释法学自身也没有什么大事可做了。进而,陈文提出“法律与社会科学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剧”的论战口号,也就不难理解了。在陈文看来,法律的纯粹性始终是法理学问题的成人礼,证明血缘正统性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所以陈文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声明谋求“不可撼动的优势地位”,“试图通过对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足够的理论反思,来间接证明规范分析法学的优势地位”[8]。然而,火药味十足并不意味着底气十足,陈文解释说,间接证明不涉及具体问题的实质主张,只为了揭示其方法论上的实质问题。但恰恰是这种前提预设,陈文潜在地回避了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形式主义本身将不出场,文章采用单向性的讨论和间接证明的办法,这样便有效避免了暴露形式主义的缺陷;二是陈文中也承认的“‘法律和社会科学’很可能在特定问题的实质主张上是正确的”的问题,用理论反思可以回避具体问题的分析推敲,从而转到了形式主义最为擅长的方法论上面来。

    二、方法论的绑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