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法律论文十篇

企业法律论文篇1

[关键词]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

《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提出了法律风险的术语，但是该《办法》没有对法律风险的含义加以界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2005年《国有重点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中，对国有企业的法律风险进行了分类，并认为法律风险是以承担法律责任为特征的：“企业法律风险按照不同的属性具有多种类型。从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企业风险主要有自然风险、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其中前两种风险分别以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为特征的，而法律风险是以势必承担法律责任为特征的。”持此相同观点的还有曲新久教授：“法律风险是指因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制度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笔者认为这个概念不够全面。这个概念仅仅从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逃避法制监管等原因，而做出的违法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承担法律责任或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这仅仅是法律风险产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等原因，从主观上不知道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对自己已经或将要遭受的损失未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例如合同法上的代位权、撤销权的行使；无效民事行为的撤销权等。这种经济损失我认为也应当属于法律风险的一种。因此，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或者逃避法律监管而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制度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和主观上不知道采取法律手段对自己的权利或者将要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特征

与企业的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相比，企业的法律风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法律风险具有相对的确定性。由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分别是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的产生具有不确定性。与之相反，法律风险的产生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这是因为法律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违犯法律或者是没有及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救济导致的。这种确定性是相对的，例如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如果该著作权人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该企业就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也可能该企业没有追究其侵权责任从而使侵权企业的这种法律风险没有发生。但是这种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必然的，不发生是偶然的。而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的发生正相反。法律风险的相对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相对确定性。企业违犯了法律法规或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只要国家机关或被侵权人追究其法律责任，该企业就肯定承担法律责任。二是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是相对确定的。企业违犯法律进行经营，就会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律明文规定了行政处罚和承担民事责任的幅度和方式。由于具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性，因此法律风险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失，当事人是可以事先确定的。即使当事人事先确定的数额与法院最终判决确定的数额有一定的偏差。因此，法律风险从损害结果上也具有确定性特征。

第二，法律风险是可防可控的。自然风险和商业风险虽然也可以通过风险管理，使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底。但是由于自然风险和商业风险产生的原因是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风险的发生。而法律风险完全可以从根源上加以防范和控制。只要企业建立了完善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在懂法、守法的基础上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在他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利时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法律风险的发生基本上是可以得到杜绝的。

第三，法律风险具有损害性。法律风险一旦发生，企业就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企业的经济损失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企业的违法行为而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企业承担的行政责任往往是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罚款直接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吊销营业执照会使企业停止经营活动从而影响盈利。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一般表现为赔偿损失。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主刑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承担；附加刑由企业承担。另一种是由于企业主观上认为某种损失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救济，而忽视了那一方面的权利保护，从而使企业遭受了经济损失。法律风险的损害性与企业的其他风险相比，有过及而无不足。第四，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可预见性和不可保险性。自然风险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往往使企业措手不及。而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可以通过法律规定、违法行为等情况予以预见的。法律通过授权或禁止的方式规定了一定的行为模式及违犯该行为模式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判断企业的行为是否违法、会导致什么样的不利后果；企业在经营中，完全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分散企业的自然风险。由于法律风险与法律责任密切相关，因而，企业的法律风险是不能通过保险分散的。

通过上述对企业法律风险的含义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企业的法律风险是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的。企业应当重视建立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是增强企业依法经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提高竞争能力，适应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需要；更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企业法律论文篇2

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对其地位的确定和所提供的保护力度。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从根本上消除了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障碍，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宪法保护。主要体现在：一是对私有财产实行“国民待遇”。过去我国宪法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对私有财产，仅仅保护其中一部分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不包括使用权、受益权和排他权等，导致了公私财产权主体地位不平等。民营企业唐山宏文集团，参与秦皇岛北山电厂3号机组改制时，控股66．67％，不但没能分到一分钱红利．而且完全被排斥在管理机构之外，就是这种宪法地位不平等的体现。在私有财产权获得宪法保障后，民营企业将获得“国民待遇”。企业成本和风险会大大降低，对财产权救济的选择思路，也会由寻求“权力救济”转向寻求“宪法和法律的救济”。

二是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即保护所有合法的私有财产。这次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私有财产形态不再一一列举，而采用概括的方式，“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新提法比过去更简单、更抽象，弹性范围也更大了。第一，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保护的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传统理论认为。生产资料只能由国家所有。而生活资料则允许私人拥有。这种分类在当今社会行不通。比如。一辆自行车．如果骑着上下班无疑属于生活资料。但要用自行车驮着一些商品到市场上去卖。那么这时候自行车应该算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1982年宪法已开始有意识地模糊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界限，采用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说法，这种界限上的模糊，为扩大私有财产保护的范围提供了可能性。第二，用“财产权”代替“所有权”，在权利含义上更加准确、全面。财产权是相对于人身权而言的，是指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具有一定物质内容并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利，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其中，物权是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财产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显然财产权和所有权的内涵和外延有明显的区别。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所有权”的内涵无法包括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这次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保护范围的扩大无疑是适应我国新经济时代的要求，民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保护问题将会化解。但也有人认为，国家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会给人一种联想，我国将来是否会对拥有非法私产的个人展开“秋后算账”?原罪“大赦令”是否抵触国家刑法?赦免民企原罪是否政府越权?民营企业家的财富积累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事，大批的富翁利用我国在经济转型期间制度不健全的空隙捞到了“第一桶金”，“原罪”问题是悬在民营企业主头上的一柄利剑。

三是承诺保护财产不被没收、不受非法侵占。我国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条，对公民财产保护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财产权受到侵害或受到损失时，经济上的补偿是实施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没有补偿，对财产的保护就不完整了。过去我国宪法中规定了国家赔偿问题，1994年通过了《国家赔偿法》，但宪法未规定补偿问题，也未制定《国家补偿法》，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的补偿问题都未作统一的法律规定。由于对补偿问题未作规定。所以各地做法不一致．造成围绕补偿问题发生的纠纷非常多，特别是房屋拆迁补偿费的多少。这样看来。补偿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对保障公民权利、维持社会稳定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次修正案把国家补偿问题提高到宪法的高度加以保障．无疑是给民营企业家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下一步我国就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国家补偿法》，在补偿中体现公平、公正、合理。

在保护私有财产问题上，要正确处理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个人财产时，个人应当服从公共利益需要．任何私有财产都负有公共义务。但同时也不能假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个人利益，对私有财产应依法征收或征用．坚决杜绝行政违法行为发生。当然，保护私有财产不仅涉及宪法的修改、民法和商法的调整，而且涉及经济法、行政法和刑法等法律的完善问题。

过去．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人、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考虑到这些因素，本次修正案改为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将会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政策上要消除对民营企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在市场准人、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同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由于目前许多民营经济的龙头企业存在历史较长，积累了大量的不规范因素。这既有管理部门默许的成分，也有企业擅自违规操作的情况，有的还属于各种法规、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而形成的特定状况。有关部门应从国家统一的高度，出台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处理指导意见。对于拟上市公司．要简化、减少、合并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环节；避免发生企业在各部门之间来回申报的情况。此外．还要正确处理存量资产与企业发展壮大后的新增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如果能舍小利顾大益，政府部门应允许企业减免或延迟分期缴纳相关费用。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够得到长远的保证。民营企业通过上市可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不少民企不愿上市则反映了我国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企业在不上市情况下运作的不规范，显然不利于民营企业“第二次体制的转变”。因此，为落实宪法关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则，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在市场准人、财政金融支持、社会服务、职工权益、强化企业素质、政府改进职能、加强经济指导和政策协调七个方面规范界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动空间和政策优惠，堪称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仅靠政策的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尤其是财务、税收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衔接、统一，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民营企业自觉规范运营的良好氛围。

在倡导建立法治国家、诚信政府的今天，国家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得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宪治国，确保宪法的权威性，保证法律和政令的畅通，对于假借服务之名任意干涉和妨碍民营企业经营的任何行政违法、违规行为和越权行为必须依法追究。

政府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扶持和保护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给予融资方面的担保支持。主要是在信贷方面为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担保。第二，通过严格执法改善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主要是减少行业进入壁垒，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三，构筑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针对当前中小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弱、人才缺乏等矛盾，依靠政府力量．强化中介服务等社会化服务功能。如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为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作提供中介服务；为企业提供人员培训、企业诊断和经营指导服务等。

企业法律论文篇3

【关键词】: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制制度

一、前言

(一)研究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背景与意义

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此相关的很多研究早已存在，但对于这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1984年，英国经济学家BobTricker在《公司治理》中首先论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并首先提了公司治理这个概念。在我国，公司治理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公司制企业的迅猛发展，公司治理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公共企业是指持续存在的、以为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经营活动的、且具有一定盈利目标、受到政府特殊管制措施制约的组织化经济实体。对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来自于对公司治理的演绎。而我国公共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的独特的背景，决定了其采取的治理机制重点与西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产生公司治理问题的背景是上市公司股权大规模分散的条件下，产生了两权分离的要求，并在实施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广大中小股东与大股东需要解决如何监督和奖励管理人员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问题。而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绝大多数公共企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存在一股独大的事实，即国有股作为具有绝对控制权的股东，仍在操纵上市公司。我国公司治理面临的任务首先要解决通过金融市场向社会圈钱的问题，解决如何能使上市公司在市场上真正独立，管理人员能独立于大股东而为广大的中小股东利益服务。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和利益上“非占有性”的公共产品，对市场供给不足或供给不够有效的产品予以补充，由政府控制战略性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服务。为了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资源浪费，就需要制定公共领域的具体法律来规范各种公共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并通过公共政策针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某些保护性和限制性的经济规制，以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公众得到良好的服务并支付合理的价格;又要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不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逻样框架

就我国公共企业的法律调整现状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没有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或不是按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主要由《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调整，本文论述的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暂不涉及此类企业。第二类是已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的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调整。第三类是已进行公司制改造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并以上市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因而，我国的公共企业目前呈现出由现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的状况。然而这两部企业法律都已不能适应我国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满足我国公共企业企业公司治理发展的需求。

(三)本文的结构

“公司治理”一个内外相互弥补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有机统一。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基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形成的公司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及公司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制衡关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公司治理过程按照公司治理权力是否来自公司出资者所有权与(公司法》直接赋予，可分为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本文将简单介绍目前关于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主要理论并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方面来具体论述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理论

(一)政府有限理论

有限政府是指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法律明确规定和社会有效制约的政府。关于有限政府的理论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自然法，并受自然法制约，这是权力应该受到束缚的较早阐述。洛克在《政府论》将有限政府的核心要素第一次提炼为一套知识传统，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并希望通过分权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有限政府论的经济学渊源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富有效率的，并且具有自我调剂的功能，政府不应当以自己的干涉行动来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运行。这一思想逐渐从经济领域被推广到其他领域，由经济理论变成了西方公家公共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

国内学者对有限政府的冷静的学理分析，主要的就包含在对自由主义的客观分析中。李强的《自由主义》一书以专章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有限政府是自由主义理想的国家组织原则。台湾学者张明贵的《自由论一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把有限政府视为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施雪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政府权能理论》，主张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定在某个界限内，不损害个人与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张贤明的博士论文《论政治责任一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在论述政治责任的有限性时，也讨论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问题。这些论述在公共企业公司治理领域依然值得借鉴。公共企业公司治理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监督，但这种干预和监督不能是无限制的，而是合理的、有限度的。

(二)公共企业利润合理化理论

从行为目的或动机来看，公司就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必然地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般微观经济学将公司看作是等价于“理性人”的组织，从“理性人”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就必然决定了公司的存在和所谓的“社会责任”相背离。公共企业是具有公共性的经济实体，具有公共性与盈利性双重特点，既不同于政府这样公共组织，又不同于所谓的非营利组织，更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文章设想，在政府的法律规制和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的双重作用下，公共企业是否可以用一个全新的“利润合理化”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原则。实现利润合理化，首先要肯定公共企业是追求利润的。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必然导致了公共产品经营的效率低，供应数量少、服务质量差、资源浪费大、严重等许多弊端阴。其次要强调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共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占据了社会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的优势，本来就应当承担起比一般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强调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否认企业的盈利性，而是企业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基本平衡，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第三，要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必须以社会的合理成本为最低经济界限;上限是商品的价格不能高到消费者或使用单位不愿购买的水平。在我国，公共企业大多从事在国内或一定地域内具有垄断性的行业，为防止公共企业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垄断地位任意提价损害公众的利益，政府保留定价权调价权是必要的。对公共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定得太高，而应该使一般消费者都具有支付能力。当然，也不可过低，以免造成企业负债经营、资源浪费或其他社会问题。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据考证，公司应当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观念最早出现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由当时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欧文·D·扬((OwenDYoung)经理在一份演说中反映出来。他认为，不仅股东而且雇员、顾客和广大公众都和公司存在利益联系，公司经理层有义务保护这种利益。而有关利益相关者概念的经典著作是3年之后由伯利和米恩斯共同出版的《现代企业与私人财产》一书。战略竞争之父迈克尔·波特也提出了应该给予主要顾客、供货商、职工代表在董事会发言权的主张。

对于公共企业来说，由于其提供的产品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与千家万户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因此公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职工、债权人和供货商、具有垄断性的公共产品的用户、广大纳税人等基于个体的利益要求，会更关心公共企业的经营状况，所以引人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应然选择。

三、公共企业公司治理内部法律制度

公司的内部治理主要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机制两部分，分别构成了内部治理的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本文关于公共企业公司治理内部法律制度也是从这两方面来论述的。

(一)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公共企业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延伸，当然也不例外。公共企业的治理结构狭义上是指，在公共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条件下，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广义上是指，关于公共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我国政府2003年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其改革取向就是谋求解决我国公共企业的治理问题。其中，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指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合理地配置公共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包含两层制衡关系:一是企业内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个主体的分权结构和内部制衡关系;二是董事会与总经理的经营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权结构和内部制衡关系。这两层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受托经营关系;第二个是所有者和监事会的委托受托审计责任关系。第三个是监事会与经营者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第四个是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经营决策与执行关系。

(二)公共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通说认为，公司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但鉴于我国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背景，其内部治理机制主要是指来自公司内部的监督，其大致可以通过以下两大手段予以实现:(1)通过重构公司内部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要求企业管理者在享受决策权的同时，亦肩负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并在违反时承担相对应的责任;(2)通过把独立于企业管理者的主体，加人到公司管理层架构中，参与民主管理、决策和监督。例如:让职工有更多的机会参加董事会和监事会，使董事会的决策在体现股东利益的同时，亦能兼顾职工的利益。

建立监督机制不仅是解决委托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有效的监督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有利于“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解决。监督机制有内部监督机制与外监督机制之分。其中内部监督机制主要应包括。

(1)组织监督。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建立现代公司制，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构成权力相互分离制衡的法人治理机构，从而建立起对人行为进行监督、考察的组织体制。

(2)人自我监督。通过人个人持股，设立资产增值奖和人风险抵押金等措施使人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起来，促使人加强自我监督。

(3)高级管理人员监督。通过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对人进行监督和相互监督。

(4)企业职工监督。通过职工个人持股，促使全体职工与企业同生死、共命运。同时，为保护其自身利益，他们会积极地监督人和高层管理人员。

(三)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机制的互动

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是通过公司内部结构发生作用的。完善的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有利于发挥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提高公共企业的绩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委托冲突问题的存在。公共企业同样存在企业管理者的目标往往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相背离。是否能真正保护股东利益已成为衡量管理层业绩的基准，也成为反映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在我国，公共企业内部监督与控制机制不完善。从我国公共企业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董事会和监视会均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一，董事会独立性不强。从形式上看，公共企业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了“三会四权”的制衡机制，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分别行使最终控制权、经营权、监督权和经营指挥权。但实际上，由于股权的高度集中，公众股东的分散，董事会由大股东操纵或由“内部人”控制，比较难以形成独立的董事会来保证健全的经营与决策机制。第二，监事会的作用有限。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中的内部监督力量，在规范董事、经理行为，维护股东利益方面应具有特殊作用。相比之下，我国公共企业比较重视董事会的作用，而相对忽视了监事会的地位。在我国，与董事会平行的公司监事会仅有部分监督权，而无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无权任免董事会或经理层的成员，无权参与和否定董事会与经理班子的决策。第三，股东大会尚不足以成为股东行使权力、参与公司治理的场所。在股权结构不合理和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我国公共企业的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很难得到足够的保障。

四、公共企业公司治理外部法律制度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由“股东至上”向“共同治理”转变。“共同治理”不仅要求企业有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公共企业外部治理结构

上文已经谈到，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指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合理地配置公共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相应地，公共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是指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实现企业职工、债权人和供货商、具有垄断性的公共产品的用户、广大纳税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对公共企业的治理。以公共企业上市公司为例，我国公共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国有股一股独大，流通股比例偏低。在我国，大多数公共企业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家处于绝对或相对的控股地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使得公共企业公司治理很容易出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公司治理上形不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其次，公共企业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操纵财务数据。第三，公共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不是以全体股东的利益为准，而是以本行业本企业的意志为准，严重损害了广大中小股东和其他利害关系者的利益。在公司治理上体现不出权力制衡，更谈不利公司决策的科学化。第四，公众股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没有其代表者，来自出资者的约束严重弱化，许多上市公司在公司决策、信息披露等重大公司治理问题上经常出现不正常行为。第二，缺乏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公共企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从需求层次和受托责任上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营者向董事会进行信息披露;二是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进行信息披露或说明责任;三是公共企业向企业职工、债权人和供货商、具有垄断性的公共产品的用户、广大纳税人等利益相关者进行信息披露。

(二)公共企业外部治理机制

尽管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在监督管理者方面已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种机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多半是流于形式而已，独立董事无论在时间上或在薪水来源上都很困难认真地履行其保护小股东的职责。鉴于此，发展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将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内部机制的不足。

与前文相对应，公共企业外部治理机制在这里主要论述来自公共企业外部的监督，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企业管理者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滥用其权利。长久以来，公司外部监督一直有许多渠道。有些公司的外部监督，较着重于公权力的行政监督，有些则比较强调市场监督，包括资本市场、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例如经理人市场、劳动力市场)等。

有效的资本市场可以对管理阶层施加压力，以保证公共企业的决策过程有利于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经营不利时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办法对公司管理实施制衡。

发达的经理人市场可以甄别有能力和尽取的经理与没有能力和不尽职的经理。经理人之间的竟争能够约束在职经理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激励他们为股东的利益服务。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激励经营者改善管理、提高公共企业的经营业绩，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桂，给予劳动者全面发展和潜能发挥的空间，留住人才。

由于公共企业大都是垄断企业，产品市场通过替代产品供应商对企业施加压力来实现的。

控制权市场主要是指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方式获取公司控制权从而实施对公司的资产重组或董事会、经理层的改组变换，它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激励和约束因素。

(三)外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机制的互动

与公共企业内部治理相对应，公共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也是通过其外部治理结构发生作用的。但是由于我国公共企业外部治理结构的种种缺陷，导致了其外部治理机制很难发挥作用。第一，流通股在公共企业上市公司总股本中所占比例有限，不流通的国家股粕法人股又高度集中，因此很难通过在二级市场购买流通殷获得公司的控制权，收购和权争夺没有真正约束经理层。所以公共企业的控制权市场也难以形成。第二、我国目前的经理市场还十分落后，没有有效地聘选机制，甚至没有形成严格富有进取心、具备高素质的经理阶层。这就导致了缺乏有效的经理人才市场。第三，作为大债权人的银行由子受到种种限制，对公共企业实施的外部监控作用较小。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以散户为主，新兴市场不规范，机构投资者作用很有限。债权人对公司实施的监控作用小，机构投资者缺乏。这些就使通过资本市场对公共企业实行外部监督变得很难实现。最后，由于目前我国公共企业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人员和董事的法律责任机制十分不健全，违规的私人成本很低。一旦出现大股东、管理人员和董事违规和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处罚不足以起到警戒作用，特别是对股东的民事赔偿力度坯远远不够。而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在监督过程中常常处于被抑制状态，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公司外部监督机制发挥作用。这样就出现了缺乏良好的法律责任机制，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力量不足的困境。

五、我国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法治构架

(一)立法例、原则与路径

1.立法例

对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立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是制订统一的专门法律。如澳大利亚1994年颁布的《联邦公营企业法》，该法将这类企业定义为政府拥有资本金、为了公众的利益依据政府法令或有关条令设立的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并通过严密的报告制度、审批公营企业发展计划、委派公营企业管理人员并规范其行为、严格的财务管理和审计制度等对这类企业实行有别于其他企业的特别规范。第二种是“一对一”的立法。如日本对103个国有企业特殊法人分别制订103个特殊法进行个别规范。第三种是特殊行业立法。这种做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比较普遍。如美国在1976年至1982年先后颁布了《铁路复兴与铁路管制改革法》、《航空货运放松管制法》、《航空客运放松管制法》、《汽车运输法》、《铁路法》和《公共汽车管理改革法》等一系列法案，对美国的交通运输产业的政府管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989年，英国在自来水产业制定《自来水法》，该法不仅规定了建立“自来水服务管制办公室”，还建立了“国家注河管理局”，各自从不同方面对自来水产业实施管制。

2.立法原则

由于公共企业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即公共性和企业性，在立法中应坚持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利益相关者治理企业原则:公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如职工、债权人、具有垄断性的公共产品的用户、广大纳税人等基于个体的利益要求，会更关心公共企业的经营状况，他们比股东更真切的希望企业能维持正常的良好的经营。如果能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将更有利干预和监督经营者，防止权力滥用并失去监督，实现公共企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益相关者治理企业原则是公共企业治理的应然选择。

第二，监督原则:公共企业承担着众多的社会公益功能，必须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公共企业的各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可建立起统一高效的监管体系。具体途径包括政府的监督，监事会的监督和社会的监督等。

第三，司法保护原则:众多利益相关者作用的发挥很多时候受制子政府。所以要更好地规制公共企业，除了贯彻利益相关者治理企业原则和监督原则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司法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来实现对公共企业治理的监督。

第四，规制程序的透明和公开原则:“法律的含义是解决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因而反映在立法程序上应是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在很多国家，法律由最高立法机构制定，法规及法规以下的行政规章虽然由行政机关制定，但制定的过程都采用公开的听证程序，给管制相关人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以尽量避免管制政策的不公正。因此，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保证广泛的公众参与，能够使各方面利益在立法中得以充分体现。特别是由于涉及广泛的公共利益，公共企业的有关立法的制定过程更需要充分的公众参与。在规则的实施过程中，完善的公众参与能够使各有关当事方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充分表明自己利益需求，同时理解其他各方的各种困难和理由。这样能减少规制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利益摩擦，确保规制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公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仰赖于一个透明和公开的规制程序的建立，而这种程序必须要由明确和稳定的立法来确定。这是法律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方式。

3.路径

建立和完善公共企业立法体系，具体包括一下三点:

第一，制定统一的《公共企业法》我国目前对于公共企业并无一部专门法律进行规制，对公共企业的治理大部分沿用《公司法》。然而，由于公共企业投资主体、经营行业以及社会责任的特殊性，注定了它有别于一般商事公司，因此不应将其与一般商事公司放在同一部私法性质的《公司法》中来规范，而应当对其另行立法。从我国现状来看，公共企业数目较多，对其分别立法成本过高，因此，规制公共企业可以考虑制定统一的《公共企业法》。

第二，完善竞争法，突出竞争法的重要地位，确保公共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可普遍获得性和其他市场主体之公平利用。在这一点上，国外立法已有较为完善的规制，其核心思想便是:抑制强者，容忍和保护弱者，给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强加特殊的义务，以保护有效竞争和公共利益。因此，竞争法在公共企业的规制中需将这些歧视性的和强迫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确认为非法，既授以消费者以私法救济的权利，同时应设立相应的竞争法的实施机构予以公法上的救济。

第三，完善特殊行业立法，确定政府作为公共企业的规制主体的法律地位，明确其规制目标和规制方式fuel。大量特殊行业立法是我国现行公共企业立法的主要形式。虽然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在立法的层次参差不齐，行政法规多于基本法律，同时在具体的立法内容安排方面也存在欠缺。但是，特殊行业立法在公共企业规制的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容忽视。

(二)监管与执法

OECD的经验证明，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共企业有效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对公共企业的监管与执法问题上，国外的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法国，国家对公共企业的监督是全方位的，包括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议会监督等多种方式及类型。其中的行政监督是由政府实施的监督，包括财政监督、技术监督和专门目标监督等具体形式，主要通过经济和财政部、技术主管部门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实施，以事前监督为主。司法监督即审计监督，由审计院负责，是对公共企业经营结果的稽核、检查和评估，故在法国又称之为事后监督。议会监督是由议会对公共企业所实施的一种监督，其监督的内容与途径包括审核和表决企业财务预算任命报告员，负责关注和评价公共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成立调查或监督委员会，负责收集或检查公共企业某个方面的情况事实听取有关部门对公共企业经营活动所作出的说明或汇报，等等。

在新加坡，政府对公共企业的监控主要是通过对董事会及主要经理人员的任命来实施。董事会的职责是制定大的长期战略方针，挑选管理人员，对下属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负有监督管理以保证资产增值的责任，若其职责不能有效履行，则会被政府罢免。公共企业还要定期向财政部报送财务报表，使财政部随时了解公共企业的经营状况。政府作为所有者或控股者，也可以随时对公共企业进行检查固。

依法治理公共企业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从我国公共企业治理现状来看，强化法制是当务之急。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既制定对治理结构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又制定与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非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

(三)利益救济机制

传统的民法理论将的民事权利救济方式分为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两种。在现代文明社会，诉讼制度是公力救济的最有效手段已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在公共企业治理中，对各种利益的救济主要也是通过诉讼实现的。

公共企业出现任何状况，都会对利益相关者造成最直接的影响。文章认为，应建立以利益相关者诉讼制度为核心的利益救济机制，最大限度地扩大诉讼主体范围，按照各诉讼主体与企业利益的相关度不同建立起相应的诉讼制度。包括:股东诉讼制度;职工、债权人、垄断企业用户等为主体的第三方诉讼制度;纳税人诉讼制度。

1.建立股东诉讼制度。公共企业由中央和(或)地方各级行政性国家投资机构投资，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明确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出资人身份对公共企业进行监督管理，故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充当股东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是当然选择。

企业法律论文篇4

企业社会责任并非与现代企业相伴生，现代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兴起。美国学者谢尔顿在《管理的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经历了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但是直至最近几年，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字眼才在我国范围内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上至政府高层，下至普通百姓，在论及企业与社会问题时，均认同企业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究竟应如何界定，不同的人群却又有着不同的观点，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也是各持己见，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比较抽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等内容。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帮助受难同胞度过这场灾难，一股爱的暖流在社会上缓缓流淌。许多企业捐款达千万元甚至亿元，受到了公众的赞扬。与此同时，万科集团总部以220万元的捐款数额受到了质疑。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回应到，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另外有消息透漏说，万科集团要求内部普通员工捐款时以10元为最高额。王石的行为让万科和他个人陷入了一场公关危机。随后王石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并称公司将以1亿元资金参与四川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但1亿元的付出并未真正解决这次危机，万科损失惨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企业不承担公众期望的社会责任不仅不会降低企业的经济成本反而会使企业付出更大的代价，遭受惨重的损失。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长远发展，也为了树立品牌形象，赢得良好声誉，开始自愿承担社会责任。很多企业选择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简称CSR报告），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战略、方式方法，其经营活动对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取得的成绩及不足等信息，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向利益相关方进行披露。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分析

尽管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界限及重要性，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又出现在我们眼前，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法律层面上应当讨论的问题还是道德层面上应当讨论的问题。社会责任并不是悬在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当有关主体或社会舆论对企业行为有所不满时，便可以随意将“未履行社会责任”这样一顶大帽子扣在企业头上。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进行一下简单的举例分析：

1、《公司法》中企业社会责任

2006年实施的《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公司法第一次明确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以公司形式存在并进行运营的，所以《公司法》当中关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可以被看做是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基础。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此条款只是倡导性的宣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凭借这一条款强制企业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因此该条款存在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2、《保险法中》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并列成为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三大支柱产业。因此，保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进国民经济建设。继2009年中国人寿第一次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之后，我国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也了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保险公司为增强自身竞争力，提升品牌形象，开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保险业有三大功能：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保险业的功能决定了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经济补偿功能体现了保险公司分散客户风险，补偿客户损失的责任。资金融通体现了保险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投资者之一，稳定市场资金运行状况，保障经济良性发展的社会责任。社会管理功能体现了保险公司保障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为政府分担社会职能的社会责任。《保险法》规定了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再限于“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再保险”三种业务，此规定不仅可以促进保险公司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还可以使许多保险业未涉足的领域得到保险公司的保障进而健康迅速发展，例如，“三农”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实行，城乡医疗体制改革等。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保险公司参与社会责任的范围。《保险法》中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这应是保险活动中保险公司对投保人遵守社会责任的底线。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应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集中比较完整的体现。保险公司的三大功能使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体现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它涵盖了我国学者认为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范围。《保险法》对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起到较好引导的作用。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2008年底，兰州市第一医院相继收治了15名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这些婴幼儿的家长们都反映孩子一直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医院确诊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标导致婴幼儿患病。随后在全国其他省市也发生了相似的案例。此次事件危害后果严重，三鹿陷入困境，并最终破产。这次事件也让很多知名品牌公司在检查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我国奶粉业的发展因消费者的抵制面临巨大障碍，时至今日也未能完全恢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赔偿其受到的损失，此规定表明了消费者具有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是对包括企业在内的经营者一个原则性的倡导。企业与消费者进行交易时，应遵守此原则，承担社会责任。

4、《劳动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河南新密市的民工张海超在郑州振动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出现了咳嗽，胸闷，吐痰症状，多次治疗未果。后来有多家医院对其做出了“疑似尘肺”和“不排除尘肺”的诊断结论。这些不确定的表述加上振东公司推卸责任，张海超的病不能按职业病进行治疗。2009年7月，张海超为证明自己的职业病到医院进行了肺组织活检手术（即开胸验肺），他用这种残酷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最终振东公司因违反《劳动法》规定的保障劳动者健康，对从事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的义务，受到了处罚，承担对张海超等人的责任。《劳动法》中详细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和用人单位的义务。企业包括在用人单位之内应自觉遵守《劳动法》的规定，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人身健康，享受社会保险福利，参加职业培训，获得劳动报酬等权利。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层出不穷，面对这些问题应拿起法律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让企业履行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另外《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规范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做出了规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妥善解决劳资矛盾对企业承担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有重大意义。

5、《环境保护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2010年7月3日，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了铜酸水渗漏事故。此次渗漏使9100立方米的污水顺着排洪涵洞流入了汀江。汀江部分河段污染严重导致大量网箱养鱼死亡。紫金矿业对于此事件隐瞒了9天才向外公布，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事故发生后，调查组查明紫金矿业在本次事件中存在过错，应承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此外紫金矿业还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对沿江居民和鱼类养殖户的损失，并治理被污染的河道。《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单位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要求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其他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另外还规定了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污染排放制度等。企业如果违反制度要求，就应给予受害者经济补偿，承担法律责任。在经济的转型期，企业应转变观念，主动承担环境责任，使环境管理成为企业生产管理的一部分，为实现生态文明做出贡献。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建议

企业法律论文篇5

(一)国家豁免原则的历史沿革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争议，但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免予被审判和执行的管辖豁免特权是国际法上公认的一项普遍原则。最先出现的是绝对国家豁免理论，认为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无论该外国从事的行为性质如何，除非该外国放弃豁免，应一律给予豁免。在国际实践上，从1668年出现第一个承认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判例后，19世纪初西方国家间相互给予管辖豁免的惯例逐渐形成，当时美国和英国是实行绝对豁免的典型。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绝对豁免理论几乎为所有西方国家所支持，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从20世纪30年代起，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绝对国家豁免理论开始受到挑战。二战后，国家逐渐参加了在19世纪以前属于私人经营范围的事业、企业及活动、交易，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从而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逐渐出现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在发生争议时国家豁免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西方法院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加以限制的案例也逐渐增多，系统地形成了限制豁免理论。

(二)有关国家豁免原则的理论争议

对于国家豁免原则，在理论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绝对豁免理论，二是限制豁免理论。绝对豁免一般被认为国家豁免原则是国家原则的派生原则。王铁崖先生所编著的《国际法》对该原则是如此定义的:“国家豁免是指国家和国家平等原则不接受他国管辖的特权。国家豁免是国家平等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格言，任何国家不能对其他国家实行管辖，同时国家独立和国家尊严也是国家豁免的基础。”因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都是最高的，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平等，为了达到平等的“对等对待”，同样又要求一国在另一国没有对其财产实施管辖时不能对另一国的财产实施管辖。因此国家绝对豁免理论依据是绝对独立基础上的平等，其最终还是以绝对的独立为基础的。

限制豁免理论认为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是否享有豁免权，应视其行使的职能而定，主张把国家行为按其性质或目的分为行为或公法行为和非行为或私法行为两类，前者在他国可以享有豁免权，而后者则不能享有。如今，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参与涉外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出现的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发生争议时则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按照绝对豁免理论，外国可以一方面在内国与内国私人或公司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交易，另一方面，却能够在纠纷发生时援引豁免来避免在内国司法当局面前被或执行，从而逃避应负的经济责任，置内国私人或公司于不利地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限制豁免主义已成为国际上优势的理论。

(三)我国对国家豁免原则的立场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法律，但在这方面有一些政策和立场。从1949年“两航公司案”和1978年“湖广铁路债券案”可以看出我国基本上是采取绝对豁免主义政策的，不过同时也赞成通过协议来消除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分歧。1991年第46届联大六委会上，我国政府代表进一步表明立场：“国家豁免是基于国家和平等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是一项久己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同时我国代表重申：“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间正常的往来和经贸关系，可以就国家豁免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然而考虑到国家豁免原则的性质和内涵，这些例外必须限于实际需要的某些情况而保持在最低限度上。”“我们承认和尊重国际上已存在着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两种不同的主张和实践，我们认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都有合理的内核”。我国政府在国际会议上在表明“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又表示可以“就国家管辖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为私方当事人提供公平合理的救济”，限制豁免主义“也有合理的内核”，可见我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开始从绝对豁免主义的立场上缓和，体现了限制豁免主义的趋势。实际上，我国似乎也没有从绝对豁免论中受益。限制豁免论本身是伸缩性非常强的概念，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和现状加以接受。

二、国家豁免的范围

(一)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主张国家与国有企业责任独立，国有企业之间责任独立。例如，美国《外国豁免法》第1610条对外国国家财产与外国机构或部门(包括国有企业)的财产做出明确区分，并规定不允许用某一机构或部门的财产对另一无关机构或部门的判决进行清偿。法国最高法院1988年在“罗马尼亚海运公司诉伯纳马尔航海公司案”判决中也采取同样的立场，法院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就用某一国有企业的财产来清偿另一国有企业的债务。美国学者费里德曼在对各国国有企业的现状及立法进行广泛研究与比较的基础上，将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二是由政府机构通过法令或规章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共企业;第三种是国家部分或全部控制的商业公司，这种国有企业与一般的商业企业难以区别。第一种类型的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没有独立的财产，属于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其地位显而易见。而另两类国有企业是国家全部或部分出资成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企业，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是资产投资者与企业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公司化的国有企业就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就我国的实践而言，则是由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投资，最终形成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因此，两者在产权上应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责任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财产的独立，必然导致各自责任的独立。因此，对于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国有企业的商业交易行为，国家对其不承担无限责任，更谈不上由另一不相关的国有企业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多数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做法。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历史上及现行国内立法对国家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模糊界定可能导致外国法院作出对我国不利的判决。南非法院曾以山西明迈特公司与海南洋浦公司都属由国家控制的企业为名，认定两者为联营公司，由此推断“恒裕”轮是联营船舶，并据此扣押“恒裕”轮。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均对国家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作出界定，但其中的规定呈现出相互矛盾、界定模糊的弊端。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而《民法通则》第41条又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资格。这让人很难理解一

个没有独立财产所有权的企业如何具备真正独立的法律人格。此外，《公司法》第4条在规定一般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后，又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实际上仍没有摆脱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桎梏。如果这种立法状况不予改变，我国在国有企业涉外诉讼中仍难免处于被动局面。结合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仍然存在，不可避免会造成国家和国有企业法律关系模糊，尽快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应是我国改革与立法的当务之急和解决问题的根本。

(二)国家豁免范围的界定

虽然限制豁免已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是在什么范围内限制，以什么标准来规范国家不得援引豁免，在国际上是有不同主张的。限制豁免理论把国家行为分为行为和非行为进行区别对待。即使是我国这样的坚持绝对豁免的国家也严格区分国家行为、财产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或公司的私法行为和财产，对后者不主张也不要求在外国享有司法豁免权。因此，当前国家豁免理论争论的焦点不是国家豁免应不应受限制的问题，而是哪些行为应受国家豁免，即行为和非行为的划分标准问题。主张限制豁免的国家一般都主张把国家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为(统治权行为)，一类是商业交易行为(管理权行为)。并认为行为一般包括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行为;商业行为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商业和贸易行为。对于外国国家的行为给予豁免，对于外国国家的商业交易行为不给予豁免。但是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国家行为属于其管理行为还是商业行为是有困难的。因为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各国的实践也不一致。有的国家以行为的性质为标准来判断。如英、美、加拿大等国的立法都强调以行为性质作为判决其是否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外国政府为武装力量或为建造政府建筑物而签订的合同及购买必需品或设备合同构成商业合同，同样，签订有关维修大使馆馆舍的合同也是如此，即使这些合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共职能，也应视为商业合同。另外一些国家主张以行为的目的作为标准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属于商业行为，例如国家为救灾目的而购买的粮食就应排除这种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张此说。最终，国际法委员会平衡了两说，采取了将性质作为主要标准，将目的作为辅助标准的规定。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只要符合性质和目的说，就可以豁免;同样，非国有企业在国际民商事活动中，只要其性质或目的符合国家行为(如国家授权)，同样应给予豁免。

三、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一)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概述

国有企业由于其自身性质与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其在执行方面也呈复杂局面。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是指一国财产免于在另一国法院诉讼中被采取包括扣押、查封、扣留和执行等强制措施属于国家豁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一国财产采取强制措施直接关乎国家的重大利益，如果单方面执意对外国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本国国家财产在外国也难以得到保护，甚至可能由此影响到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因此，各国对此均采取谨慎的态度。联合国在1991年《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8条规定，不得在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采取针对一国财产的强制措施，除非:(1)该国明示同意;(2)该国已经拨出或专门指定该财产用于清偿该诉讼标的的要求;或(3)该财产在法院地国领土上，并且被该国具体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而且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在2000年对该草案重新讨论过程中，又出现将强制措施分为判决前与判决后两种，对于判决前的强制措施予以更多限制的备选案文。此外，在两次草案案文中都提到对诸如用于(或意图用于)使、领馆等外交用途、军事目的的财产，中央银行的财产及文化遗产等特定种类的财产不得采取强制措施。这些都反映出条款草案对国家财产强制措施的实施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

(二)国有企业财产不能适用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上述对国家财产执行的豁免是否可以适用于国有企业的财产呢?一般来说，国有企业非经授权行使国家权力，不是国家豁免的主体，其财产也不能享有执行豁免。国际法之所以对国家财产进行强制措施豁免的保护，主要因为国家财产在一定情形下关乎一国职能的行使，而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国有企业财产在性质上与以国库或国家财政收支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财产是有区别的，在商业交易中，它与一般私法主体的财产没有本质区别，与国家职能无关。在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法院都对国有企业财产与国家财产加以区别，一般否认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享有财产执行豁免权。这在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与国家间的双边条约中均有反映。将国有企业的财产与国家财产进行区分是正确的，应当注意，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是否享有执行豁免权上，另一方面也应反映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即一旦国家财产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援引执行豁免，不能牵涉到国有企业的财产。联合国草案案文中提到，对用于商业用途的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该财产应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这里要求被执行财产应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可以认为是区别国家财产与国有企业财产的依据。笔者认为，在实践中不能以对国家的诉求转而执行该国国有企业的财产，也不能将国有企业的责任转嫁于对国家财产的执行上，更不能因此对另一不相关的国有企业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是国际法中尚处于不断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领域。对此，我国一方面应积极参与有关公约的起草与订立，把握该领域新的发展动向，及时反映我国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制定相关的国内立法，加强国有企业改革，使我国法院在处理外国国有企业涉诉案件中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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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际法判例汇编》第65卷

[7]李学兰：《论国家豁免原则》，载《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10期

企业法律论文篇6

第一条为规范地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加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国有经济整体运营效益，根据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企业国有资产产权转让管理暂行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第三条持有国有资本的企业（以下统称转让方）将所持有的企业国有产权有偿转让给境内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受让方）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是指企业出资人财产所有权及相关财产权益通过市场有偿转让的交易行为。具体包括：

（一）国有企业整体产权或部分产权（含有形资产产权、无形资产产权及财产使用权等）；

（二）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公司的国有股权；

（三）依法批准此的其他国有产权。

第五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规定，有利于地区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国有资本优化配置，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护国家和其他各方合法权益。

第六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八条转让的企业国有产权权属应当清晰，权属关系不明确或存在权属纠纷的企业国有产权不得转让。被设置为担保物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被转让企业本身不得成为国有产权转让主体。

第二章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地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条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所出资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履行下列监管职责：

（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监管制度和办法；

（二）决定或者批准所出资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研究、审议所出资企业重大产权转让事项并报地区政府批准；

（三）选择确定从事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活动的产权交易机构（包括拍卖行，下同。）；

（四）负责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五）负责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工作；

（六）履行地区政府赋予的其他监管职责。

第十一条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出资企业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国家、自治区、地区的有关规定，制定所属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并报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二）研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研究、审议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决定其他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对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在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之前，要向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征得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同意。

（四）向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有关所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情况。

第十二条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国有产权转让行为、量的大小决定或公开招标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产权交易机构。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出资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由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或公开招标产权交易机构；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出资企业的其他子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由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出资企业在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或公开招标的产权交易机构的范围内指定。转让方无权选择产权交易机构。

第三章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程序

第十三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做好可行性研究，按照内部决策程序进行审议，并形成书面决议。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转让，应当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国有独资公司的产权转让，应当由董事会审议。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的，应当听取转让标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对职工安置等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第十四条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批准程序，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经批准或者决定后，转让方应当组织转让标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清产核资，根据清产核资结果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移交清册，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全面审计（包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转让标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离任审计）。企业和个人不得干预社会中介机构的正常执业行为。

第十五条在清产核资和审计的基础上，转让方的出资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评估报告经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转让方企业负责人不得参与审计、评估、底价的确定。

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当暂停交易，在获得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后方可继续进行。

第十六条转让方应当将产权转让公告委托由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招标或授权资本运营机构指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刊登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经济或者金融类报刊和产权交易机构的网站上，公开披露有关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产权转让公告期为20个工作日。

转让方披露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二）转让标的企业的产权构成情况；

（三）产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四）转让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五）转让标的企业（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资产评估核准或者备案情况；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七）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第十七条在征集受让方时，转让方可以对受让方的资质、商业信誉、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能力、资产规模等提出必要的受让条件。

受让方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

（三）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经公开征集产生两个

以上受让方时，转让方应当与产权交易机构协商，根据转让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或者招投标方式组织实施产权交易。

采取拍卖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采取招投标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成交后，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并应当取得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

第十九条经公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经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同意，可以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转让方式应当与受让方进行充分协商，依法妥善处理转让中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后，草签产权转让合同，并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审议。

第二十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转让与受让双方的名称与住所；

（二）转让标的企业国有产权的基本情况；

（三）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

（四）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五）转让方式、转让价格、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及付款条件；

（六）产权交割事项；

（七）转让涉及的有关税费负担；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九）合同各方的违约责任；

（十）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十一）转让和受让双方认为必要的其他条款；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导致转让方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在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时，转让方应当与受让方协商提出企业重组方案，包括在同等条件下对转让标的企业职工的优先安置方案。

第二十一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全部价款，受让方应当按照产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转让价款原则上应当一次付清。如金额较大、一次付清确有困难的，可以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采取分期付款方式的，受让方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后30%，并在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余款项应当提供合法的担保，并应当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延期付款期间利息，付款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二十二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涉及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必须事先经过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地区土地主管部门的批准同意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三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导致转让方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处理好与职工的劳动关系，解决转让标的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欠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以及其他有关费用，并做好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工作。

第二十四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取得的净收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成交后，转让和受让双方应当凭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

第四章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批准程序

第二十六条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所出资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其中：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政府批准。

第二十七条所出资企业决定所属其他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其中：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当报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十八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涉及上市公司国有股性质或者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应当同时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

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决定或者批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应当审查下列书面文件：

（一）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有关决议文件；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

（三）转让方和转让标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六）批准机构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三十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一般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转让标的企业国有产权的基本情况；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的有关论证情况；

（三）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经企业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的职工安置方案；

（四）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包括拖欠职工债务的处理方案；

（五）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收益处置方案；

（六）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公告的主要内容。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导致转让方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应当附送经债权金融机构书面同意的相关债权债务协议，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的决议等。

第三十一条对于国民经济关键行业、领域中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企业实施资产重组中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给所属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经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可以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国有产权。

第三十二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经批准或者决定后，如转让和受让双方调整产权转让比例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有重大变化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重新报批。

受让方应当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并在产权交易合同中约定妥善安置出让方职工（包括离退休人员）的事项。出让非公司制国有企业产权的，应当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前，听取出让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意见。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和受让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出资人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

（一）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

（二）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不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程序或者超越权限、擅自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

（三）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故意隐匿应当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或者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导致审计、评估结果失真，以及未经审计、评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四）转让方与受让方串通，低价转让国有产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五）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未按规定妥善安置职工、接续社会保险关系、处理拖欠职工各项债务以及未补缴欠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

（六）转让方未按规定落实转让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非法转移债权或者逃避债务清偿责任的；以企业国有产权作为担保的，转让该国有产权时，未经担保权人同意的。

（七）受让方采取欺诈、隐瞒等手段影响转让方的选择以及产权转让合同签订的；

（八）受让方在产权转让竟价<Scripttype=text/javascript><--google_ad_client="pub-7958854237336003";、拍卖中，恶意串通压低价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对以上行为中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地区国有监督管理机构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由于受让方的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受让方应当依法赔偿转让方的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社会中介机构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审计、评估和法律服务中违规执业的，由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将有关情况通报其行业主管机关，建议给予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要求企业不得再委托其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业务。

第三十五条产权交易机构在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中弄虚作假或者，损害国家利益或者交易双方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将不再选择其从事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相关业务。

第三十六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及其有关人员违反本办法，擅自批准或者在批准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由有关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事业单位，政企尚未分开的单位以及其他单位所持有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参照本办法执行。

企业法律论文篇7

内容论文摘要：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的法律责任问题，在实践中和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又不相同，因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其法人资格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成为工商部门、法院以及企业关注的对象。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责任问题亟待解决。笔者认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是依法剥夺其继续经营的权利能力，只是使企业丧失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并不意味着企业就当即终止。在其清算、注销之前，企业法人资格依然存在，但是，这个期限也不能是无限的。当其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以企业法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当其有违法行为时，仍可以该企业法人为处罚对象。同时希望提高对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法律责任的认识，修改有关法律法规，对涉及企业被吊销的问题不周全、不明确之处，予以明晰，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状况。论文关键词：企业法人、吊销、撤销、注销当前，对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责任问题，在实践中和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因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其法人资格是否继续存在已经成为工商部门、法院以及企业关注的问题。一、有关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法人资格问题答复》（工商企字[2002]第106号）规定：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企业法人凭证，申请人经登记主管机关依法核准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因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登记主管机关吊销，企业法人资格随之消亡。 吊销营业执照、注销登记是企业法人资格消亡的两种方式，两者的法律后果均导致企业法人资格消亡。注销登记以企业法人申请为前提，是企业法人的主动行为，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法人资格消亡；吊销营业执照是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企业法人违反规定实施的一种行政处罚，对企业法人而言，吊销营业执照就意味着其法人资格被强行剥夺，法人资格也就随之消亡，并由登记主管机关在企业登记档案上予以载明，不需要被吊销执照的企业法人再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地方人民法院的请示中答复：“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亡”。这使得执法部门以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关系人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二、企业法人的解散与企业法人的终止要确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人资格，就必须分清企业法人解散和企业法人终止的不同。企业法人的解散和企业法人的终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法人的解散是指企业法人因本身不能存续的事由发生，而停止积极活动，开始整理财产关系，是企业法人终止程序的一个环节，是确定企业法人将要终止，这种确定虽然不会立即导致企业法人的消灭，但它必将导致企业法人的消灭。企业法人的终止，是指企业法人资格的消灭。企业法人终止后，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丧失，法人资格消灭，是企业法人在实体上的消灭。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司终止。”这说明企业法人的解散是企业法人终止的前奏，企业法人的解散事由出现时，只是说明企业法人即将终止，此时企业法人的法人资格依然存续，只有经合法清算后，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企业法人才告终止。即解散仅为法人权利能力丧失之原因，而非直接使其权利能力消灭。”企业法人解散时进行的清算有两种后果，一是经清算企业资产能够抵偿其债务的，企业财产抵偿债务后剩余的财产可按公司章程分配给股东，企业终止；二是经清算资不抵债的，转入破产清算程序，经破产清算，各债权人公平受偿后，企业法人终止。故当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在清算期间，其法人资格并未消灭，只有在办理注销登记后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终止。换句话说，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并非其法人人格的当然消灭，而只是法人人格消灭的原因，即企业法人因发生法律上的原因而丧失其营业的上权力能力，而不是在被吊销营业执照等法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时就当然丧失法律人格，否则其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将无法了结，已经与企业 法人成立法律关系的主体就可能遭受不测的损害或者取得不正当的利益。清算是清理被解散企业法人的财产，了结其所为当事人的关系，从而使企业法人最终消灭的程序。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是企业终止的原因，企业法人只有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终止，其法人资格才正式消灭。《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第38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司终止。”《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0条：“企业法人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其他原因终止经营，应当向登记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由此可见，公司从设立到终止，其标志是以国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为准，即从“开业登记”为始，到“注销登记”为止。在企业未办理注销登记之前，其主体资格依然存在。企业被吊销执照，丧失的是民事权利能力，不能再开展经营活动，其民事活动只限于清理债权、债务，如进行诉讼，自然可以企业的名义进行。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三、企业法人被撤销与企业法人被吊销的区别企业法人被撤销是指企业法人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被主管部门撤销。我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违反法律、法规被责令撤销是企业终止的原因之一；企业终止时，必须保护其财产，依法清理债权债务；企业终止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规定：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被依法撤销是外资企业应予终止的情形之一，并按照《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进行清算；外资企业清算结束，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第三十五条“企业审批机关批准特别清算开始之日或者企业被依法责令关闭之日，为特别清算开始之日。”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撤销企业是一种行政决定，对撤销决定不服不能和吊销营业执照一样可以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与吊销营业执照是一样的，即企业法人进入清算程序，导致企业法人的解散。笔者认为，撤销与吊销在法律后果上是有区别的，吊销是自吊销之日起无资格，撤销设立登记，则是自始无资格，既然从开始没有企业法人资格，就不存在注销法人资格的问题，由此撤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该由其投资人或开办者负责处理，而不能再以企业法人的名义申请提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四、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丧失的具体权利和资格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首先丧失了生产经营权。我国各类企业未经登记注册严禁进入市场，否则以非法论处。轻者没收财产和罚款并依法取缔，重者除没收财产和罚款及依法取缔并处外，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其次，丧失了法律保护的请求权。法律只保护和调整合法主体的合法行为，而不保护非法行为，企业一旦被吊销营业执照，其一切经营行为均为非法行为。更不能要求自己或他人作为或不作为。再次，丧失了最后救济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不等于法人立即消灭，仅是除清算范围外的一切活动停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0条、第46条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0条、第33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出资人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至工商部门注销前，仍可以自己名义或清算组名义（已成立清算组）从事清算范围内的活动，包括起诉、应诉等，它具有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五、 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因为违反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被吊销营业执照，因此这类企业多数情况下不依法进行清算，也不办理注销登记。虽然认定其法人资格依然存续，并在案件中将其列为被告，判决其承担责任后，债权人得到的也往往只不过是一张空文，法院执行时找不到债务人，也无法查清债务人的具体财产，判决很难得到切实执行，这样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受到了侵犯。还有一些企业法人未经合法清算，通过编造虚假的清算文件、债务清偿完结的证明等，骗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了注销登记。办理了注销登记在法律上就应认定该企业法人已终止，其法人资格已消亡。在这些情况下，是否能追及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来承担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根据企业法人制度理论，企业法人一经登记注册，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独立财产，并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投资者仅以其投资额为限对企业法人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在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原则上应由企业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是解决被吊销企业法人债务的基本原则。但这项原则也并不是绝对的，当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未履行法定的义务，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时，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为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是企业开办者、投资者的法定义务。企业的开办者、投资者不履行进行清算的义务，必然直接损害债权人的债权，根据侵权法律制度理论，其应承担因其侵权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所造成的损害责任。下面分析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一）、企业法人依法清算，由企业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法人进行清算时，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的职责是：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清缴所欠税款；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当企业财产能够清偿企业债务时，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缴纳所欠税款，清偿企业债务，对清偿后的企业剩余财产由股东进行分配。当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按破产程序进行清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依法履行了法定的清算义务，没有侵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就不应当承担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财产能够清偿企业债务时，债权人的债权能得到全部实现；当企业法人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债权人的债权通过破产程序受偿，不足部分被合法消灭。故应只列企业法人为被告，判决由企业法人偿还债务。（二）、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办理注销登记，由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法人未经合法清算，其开办者、投资者采取欺骗的手段，提供虚假材料，向企业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经企业登记部门核准办理了注销登记，其法律人格即消灭。企业法人的人格与自然人不同，自然人是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企业法人是以企业登记机关的登记为准，始于开业登记，终于注销登记，注销后不可能再恢复。故企业法人只要办理了注销登记，就不能作为民事主体承担责任。原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编造了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理论上其应当承担经合法清算应与了结的债务。企业法人如果不是经破产程序终止，从理论上可推定该企业法人被注销前的财产足以清偿债务。该企业法人的债务没有清偿即被注销，这就可推定该企业法人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被其开办者、投资者占有，故应由其开办者、投资者承担偿还责任。（三）、企业法人不依法清算，也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在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负有清算责任，然而，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为规避债务，不依法进行清算，致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也有的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在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时，趁机侵占企业财产、抽逃出资或恶意处置企业的财产。这些行为必然导致企业财产的非正常减少，甚至丧失。从而使企业法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甚至无财产清偿债权，这就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企业法人的债务除通过完全清偿而消灭外，想只部分清偿或不清偿而消灭，合法的途径是通过破产程序。由于企业法人没有进行清算，他人就无法确定企业的财产状况，无法知道企业的财产是否足够清偿债务，只要未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就应推定企业财产能够清偿债务，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应保证企业所有债务能够得到全部清偿。故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清算而未清算，在未办理注销登记前，可将企业法人和其开办者、投资者列为共同被告，判决企业法人承担清偿责任 ，其开办者、投资者承担连带责任。具体承担责任时，可先执行企业法人的财产，不足部分由其开办者、投资者偿还。但是，这个期限也不能是无限的，现实中，企业因两年没有参加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工作人员大多已经不在了，甚至就没有打算清理债权债务，也没有人成立清算组织，这样是不是能够认为企业法人资格永久存在，建议通过立法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人资格存在时间为两年，久拖不清算的，其债务应当直接由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承担。在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只要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其法人资格依然存续，其仍应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但是这也应当是有期限的，不能一直拖着，超过两年其法人资格即丧失，不能再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企业法人一经注销，其法人资格即丧失，不能再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这样既符合法人制度理论，企业法人以其财产独自承担民事责任，又可防止企业法人的开办者、投资者采取不法行为恶意逃废债务，侵害债权人的利益，从而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的安全。

企业法律论文篇8

关键词: 国有企业/国家所有权/国有企业治理/内部治理/外部治理 内容提要: 国有企业治理存在天然的缺陷，并非简单的“政企分开”和“委托”等问题，而是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决定的。国有企业治理具有相对性；国有企业治理的重点不在于内部治理，而在于外部治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宪政国家等外部治理环境是国有企业治理的关键，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借鉴普通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仅具有相对意义。 一、外部治理 （一）健全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国家所有权的特权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一直缺乏市场竞争压力。即使对于市场转型后的国有企业也是如此。长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致使我国市场机制尚未成熟，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国有企业治理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非市场因素尤其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通过市场的私权利限制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以此尽可能降低国有企业自身的弊端。 我国在立足国情和国有企业特殊性的基础上，适当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为国有企业提供私权利制约。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既然国有企业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主体，那么国有企业比重过大就成为阻碍市场的重要因素。因此，国有企业的市场转型是构建成熟市场机制的重要条件。（2）尽可能完善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通过私有企业及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等形成国有企业的制约力量。但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产品容易产生垄断性，从而决定了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仅具有相对意义，关键还要取决于宪政国家的构建。（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国有银行的产权多元化及市场化，发挥银行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4）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但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决定了其仅具有相对意义，关键还取决于宪政国家的构建。（5）进一步加强社会中介机构改革，提高其民间性、独立性和自治性，加强行业自律监管，构建征信体系等。 （二）遏制公权力的滥用 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特权，包括但不限于公共财政投入、银行信贷的非市场优惠、国有垄断利润、政府官员进入国企高管层等。而这种特权必然容易滋生腐败等国有企业诟病。这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孪生产物及解决市场失灵的应有代价。凡是公权力的副作用均有可能在国家所有权身上发生。因此，制衡国家所有权的关键来自对公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除了前已述及的市场的私权利对抗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之外，还需要公权力对抗公权力，以遏制公权力的滥用。面对国有企业，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遏制公权力的滥用主要体现如下几点：（1）为了遏制国家所有权的弊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遵循有限政府的原则，控制国家所有权的适用范围，将之限制在国家为实现特定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而非以营利为主要目标的非市场竞争领域，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转型。此乃前已述及的国有企业治理的逻辑前提。（2）在完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基础上，以特殊企业理念加以国有企业立法，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需要的良法。（3）合理设计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本着限制行政权的原则，提高人大应有的地位和保障司法独立，通过分权制衡的宪政以遏制国家所有权。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设立、变更或终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等在遵循分级所有的基础上，由各级人大审批决定；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案件中公益诉讼制度，发挥司法机关在国有企业案件中最后公正裁判者的功能；对由国家出资人机构任命或推荐的国企高管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按照政府官员的权力监督程序加以规制等。 二、内部治理 国有企业治理追求的目标不是简单地照搬普通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而是行政型治理模式。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借鉴普通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也仅具有相对意义，这也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的基础。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出资人制度 长期以来，人们围绕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出资人制度一直争论不休，比如是否要设立专职的履行出资人职能的机构、是否由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能、国资委是否列入政府序列还是人大序列等。其实，这样的争论在国有企业尚未实现市场转型以及国家的民主法治化和经济的市场化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出资人制度无论如何设计，均无法改变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试图以此解决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暨国家所有权弊端的现状，无疑陷入了国家所有权神话。一旦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积极 宪政国家的构建，国有企业治理的诸多问题自然消解，国家所有权出资人制度设计仅具有相对意义，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身国情、历史传统以及效率因素考量。也就不难理解国外关于国家所有权出资人制度的设计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国家所有权既有统一所有。 从我国现有的《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企业国有资产实行国务院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的模式；设置国资委作为专职出资人职能机构，并作为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等。但鉴于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地区发展差异巨大以及国有企业数量众多、国有财产数量庞大等现实国情暨效率考量，结合国外经验，我国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出资人制度设计主要包括如下几点：（1）我国对企业国有资产宜采取中央与地方分级所有的模式，以此真正实现分级管理的目标，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财产的保值增值。（2）我国宜设立国资委作为企业国有资产的专职出资人职能机构，并在国资委和从事具体经营的国有企业之间设立若干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同时推行国有资本出资人交叉持股的做法，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采取信托经营的模式，实现相对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减少相对意义上的关联交易，做到履行出资人职能与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3）考虑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职能区分以及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国资委宜列入政府序列，而不应放入人大序列，尤其在人大应有地位缺乏和国有企业数量庞大的现状下。同时，强化人大和司法机关对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的监管。 根据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规定，国资委作为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国资委行使出资人权利时，除了要遵守《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外，还要遵守《公司法》等企业法相关规定。既要考虑到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特殊性，也要考虑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权利时，遵循民商法的一般规则和我国《公司法》的股东权利，尽可能实现公私股东权利的一体化保护，尤其中小股东权益。但鉴于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特殊性，以及国资委是国务院直属特设行政机构，就决定了国资委及其下属国家出资人机构滥用行政权力、侵犯其他股东权益的现象在所难免。除了加强私法领域的公私股东权利的一体化保护外，更需要从积极宪政国家的角度加强对国家所有权的控制。而这又跳不出国有企业治理的外部治理环境。除此以外，前已述及的国有资本出资人交叉持股，以相对改善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机构，以公权制约公权，可以起到一定效果。 （二）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制度 从我国现有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来看，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但国有独资企业不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对于国有独资公司，现有的法律已经明文规定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产生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对于国有控股公司甚至涉及国有参股公司，虽然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机构国资委或其授权单位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和监事人选，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经理层由董事会聘任。但在实践中，基于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国有股东行政化色彩地推荐甚至直接任免董事、监事和经理人选的现象在所难免。因此，凡是国家所有权的弊端均有可能在国有企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中发生，比如损害其他股东权益尤其中小股东权益、内部人控制以及损公肥私等。而这些恰是人们经常鞭挞的对象，但却忽视了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 其实，这在国外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比如美国田纳西河领域管理局（TVA）等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就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等的做法。又如新加坡国有企业中就有政府官员担任董事等。但是，国外国有企业的比重普遍很低，多处于国家政治或社会目标的非市场竞争领域。即使新加坡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也低于私有企业比重，更何况新加坡仅是一个城市国家，尚不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以及新兴经济发展国家市场化程度普遍较高、宪政体制普遍比较健全。从而把国有企业的弊端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这恰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所缺乏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不是鞭挞国有企业行政型治理模式的问题，而恰是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逻辑前提的缺位以及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环境的不足。 鉴于此，解决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治理问题，除了前已述及的国有企业治理的逻辑前提和外部治理环境外，我们不应苛求国有企业股东如同其他普通企业股东一样，关键在于制约国家所有 权，同时相对意义上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妥善处理好企业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关系，理顺国有企业与纳税人的关系，取消企业行政级别，实现相对意义上的政企分开。 2.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产生来看，首先，我国适当借鉴新加坡、法国和芬兰等国的经验，推行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市场，面向国内外网络精英人士担任国有企业董事、监事和经理等。虽然其产生方式具有行政色彩，但人才选择渠道则推行市场化和职业化。比如法国董事会实行“三方代表制”原则，即国家代表、职工代表、专家代表，各占1/3。为做好董事会的提名工作，国家参股局按照职业化的原则建立了董事人才库。又比如芬兰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都是从社会上选派或提名代表进入董事会的，可以是专职董事，也可以是兼职独立董事。其次，对国有股东推荐或任命的董事、监事人选以及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层除了遵循我国《公司法》等相关私法的一般规则，即力求实现私法领域的公私所有权一体化平等保护外，关键通过国有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即通过市场的公民权利和积极宪政国家加以制衡国家所有权。对此，国外诸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比如美国田纳西河领域管理局（TVA）等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由总统提名，但必须得到参议院批准等的做法。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由国有股东推荐或任命的董事会成员，根据！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出资人机构报请所在政府，并由政府报请所在人大常委会批准。同样，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由国有股东推荐或任命的监事会成员和经理层，也要由相应的公权制约机制。再次，对于国有独资企业，在条件成熟时，尽可能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建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相对改善企业治理结构。 3.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及其他制度来看，首先，从董事会来看，具体包括如下几点：（1）针对国有企业，尤其要推行外部董事及独立董事制度，拓宽外部董事及独立董事的选择渠道，提高董事素质，明确其职责权限，提高其履责能力，加强对其的考核评价。（2）健全职工董事制度，尤其要完善职工董事履责的制度保障。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3）借鉴美国等国家董事会中各专门委员会的做法和经验，加强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建设，比如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尤其要通过审计委员会强化对企业的监督，以配合企业监事会。同时，要细化各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职责及其履责程序，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 其次，从经理层来看，广义上的经理层包括经理、副经理以及“四总”（即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和总法律顾问）。具体包括如下几点：（1）从体制上进一步突破企业用人制度，基于人性的视角确立“经理内阁制”，避免内耗。（2）建立健全“四总”制度，在我国当前尤其要加强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3）我国可以适当借鉴韩国的经营评价委员会和新加坡对淡马锡公司的考核经验等，改变传统思维，通过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企业家市场竞争理论和公司价值理论等设计和构建国有企业经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并借鉴国外一些国家以经济增加值（EVA）为核心的业绩考核制度，引入经济增加值考核指标体系，改革和完善经理层年薪制度。 再次，从监事会来看，具体包括如下几点：（1）我国既不要简单照搬德国的双重委员会的做法，也不要简单照搬美国、英国的不设监事会的做法，而是在我国现有的基础上，既要借鉴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制度，实现监事会功能的互补，以弥补我国监事会制度的不足；也要借鉴德国的银行代表监事制度。（2）针对国有企业，尤其要推行外派监事制度建设。（3）借鉴德国的做法，扩大债权人尤其银行在监事会中的比例，实行主银行监督制度，提高监事的监督激励动机。但不宜扩大职工监事比例，否则陷入监事被董事会和经理层牵制的现象。（4）为监事会履职完善制度保障。对于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建立监事会及监事对出资人机构的直接汇报制度；对于国有控股公司，建立监事会及监事对股东（大）会的直接汇报制度，其中国有股东必须参加。 注释: 王冀宁、朱玲：《美英法德日芬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载《求索》2007年第6期

企业法律论文篇9

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山西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向前推进，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目前兼并主体企业与被兼并企业绝大部分已经签署了协议，兼并主体企业开始陆续接管被兼并企业的安全及生产，山西省政府的战略意图正在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山西的煤矿重组整合表面上是政府主导下在煤矿资源领域开展的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为，但实际上是对煤矿矿业权的处置和权利、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因此，面对这轮大规模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浪潮，赞成和反对、肯定和质疑，各种声音不绝于耳，每个不同的群体都站在各自的利益角度表达着诉求。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广泛讨论，社会上对山西进行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提出，山西煤矿整合的相关文件政策“背离国务院文件精神”，“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甚至认为“违宪”，也有人提出，山西煤矿整合是在大行“国进民退”。面对众多非议，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法律等多层面研究山西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试图就山西省煤矿整合相关政策从法律及政策的视角进行一些探讨，同时也对山西省煤矿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整理一、二，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关于山西煤矿兼并重组的争议 对山西煤矿兼并重组行为的争议，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山西煤矿整合是变相“国进民退”，大规模的“国进民退”使得一大批外来投资者面临“被国有化”的命运，是市场化进程的倒退；二是指责山西煤矿整合主要采取行政手段，政府对整合对象、整合方式以及补偿标准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不仅违反市场规律，而且涉嫌违反宪法、物权法、合同法、煤炭法、矿产资源法、公司法、立法法等法律，侵犯了被兼并煤矿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干涉了被指令作为兼并主体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首先，认为山西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导致“国进民退”有失偏颇。从山西省制订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明确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多、小、散、乱”的产业格局，提高煤炭产业的集中度和产业水平，实现煤炭工业的转型发展。为此，作为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主体企业，定位于大型煤炭生产及经营企业，不仅包括国有 大型煤炭生产和经营企业，同时也包括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混合所有制及民营煤矿生产企业。不仅如此，相关政策还规定作为中小煤矿原投资人如不愿退出，仍可以参股方式参与煤矿兼并重组，这实际上给了民营企业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并非一概排斥民营企业。山西资源整合不是“国进民退”，而是“优进劣退”，认为山西煤矿整合就是“国进民退”，是对山西省政策的误读。 第二，从山西省实际情况来看，整合后全省办矿体制明显优化，形成了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国有、民营、股份制煤矿企业办矿比例分别为2:3:5 。在这次整合中，很多煤矿民企不是做小了，而是做大了。例如，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山西柳林县一家大型煤焦企业，在重组之前拥有11 对安全高效的矿井和洗选、焦化、水泥、电力、教育、地产等延伸产业链。这次整合，重组了吕梁市范围内29 对煤矿为14 对，整合后年产能为1200 万吨，使联盛集团的整体资源储量、年生产能力、机械化程度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对于改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优化矿井环节系统、建设现代化矿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仅仅凭个别民营企业的“退”，就大而化之地谴责其为“国进民退”，不符合客观实际。 第三，煤矿兼并重组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需要，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煤炭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煤炭是我国的重要战略资源，是作为我国主体能源的重要物资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政府对其进行宏观调控是极为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对煤炭等矿产资源不允许不加限制地无序开采。正因如此，这些年来，国家确立了加快现代化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培育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促进中小型煤矿重组联合改造的战略部署，实施大集团集约化开发战略，加强煤炭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以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煤炭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煤炭工业之路。作为全国最大的煤炭省份，煤炭产业是山西的支柱产业，煤炭产业存在的问题在山西也最为突出。山西积极主动地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精神，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山西煤炭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的举措，这与国家对煤炭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法律论文篇10

法律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企业经营、管理等活动与国家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一、依法治国已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写进了《宪法》。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必然也在国家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之列，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各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说所谓市场经济也即法制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企业，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因违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往往会由于不懂法而错失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而知法守法的企业，则完全可以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之免受任何不法侵害。

三、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从宏观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即各种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解决纠纷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依赖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四、企业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是确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是企业实现其经济目的、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依据，所以，经济合同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法律法规在该企业的具体延伸。签订经济合同，对企业来说如同立法一样重要。所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或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参与，经济合同签订不好，企业的经济目的也往往难以顺利实现。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特点

企业作为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必然有着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自身的特点：

一、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领导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包括企业的设立，投资项目的选择、谈判，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企业的改制、上市，企业重大问题、突发问题的处理等。主要涉及企业法、投资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内容。

2、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人事的管理，经济合同的管理，金融税收的处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

3、解决各种经济、民事纠纷过程中的法律事务。除经济、民事纠纷涉及的有关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外，还有关于仲裁、诉讼、执行等程序性法律问题。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不享有任何的执法的权力，而是着重与知法守法，防止发生法律冲突，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主要以预防为主，以避免发生法律纠纷为目标，其次才是依法解决、处理已发生的法律纠纷。

四、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涉及的工作内容复杂，企业法律事务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带有服务性质，所以要求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除必须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奉献精神。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主要三项：

一、预防功能

通过为企业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协助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有关工作，起草、审查企业的经济合同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解答企业职工的法律咨询等，使企业依法进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防止出现违法行为和各种法律漏洞，预防企业发生法律纠纷，避免企业经济损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或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企业进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企业的经济损失。

三、宣传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