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交通论文十篇

人民交通论文篇1

打造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届海峡论坛围绕“聚焦民生，惠泽两岸”议题，设置了开幕式暨综艺晚会和论坛大会、政策研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民间民众嘉年华4大板块25场活动，主办单位多达62家。与首届海峡论坛相比，“第二届海峡论”坛突出了以下4个特点：

一是民间交流。两岸民众共同参与是海峡论坛的一大特点，也是其“民间性、广泛性、社会性”的具体体现。从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的上万名台湾同胞来看，更多的都是来自民间的基层民众，其中来自岛内最基层乡镇、村里的普通民众占了八成，中南部乡亲约占六成，许多人从未来过大陆，打破了去年的8000人纪录。

另外，参与界别更加多元、广泛、齐整，包括了台湾25个县市。活动在邀请工商企业界、文化教育界等界别基础上，扩大邀请闽南族群、客家族群、少数民族和行业代表及民间社团人士：在邀请台湾知名人士、社会精英的同时，邀请更多的台湾基层民众和妈祖、关帝、保生大帝、陈靖姑、开漳圣王、延平郡王等民俗信众。

二是两岸互动。海峡论坛是专门为两岸民众开展交流、增进了解、加强合作而打造的新平台，凸显平等参与和双向互动。因此，无论是充分展示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设计，还是注重群众流和扩大交流活动受众面的文化产业对接，都让所有参与论坛活动的民众和其他普通民众共享文化盛宴，感受交流氛围，融洽彼此感情。可以说，以海峡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元素为桥，本届海峡论坛处处营造并体现两岸互动、交流合作、多方参与的亮点。

三是基层对接。论坛突出民众参与这个主体，让两岸百姓当主角。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深化两岸基层民众的交流，扩大基层参与面，开展基层各界别的对口联谊，促进基层对接常态化，争取形成更多的合作共识和成果。比如，漳州的开漳圣王及部属后裔回漳谒祖进香活动上，4对漳台开漳圣王庙宇对接“兄弟庙”、“义结金兰”，漳州与台湾“十姓百村”成功联谊对接：21日-22日在三明举行的海峡两岸乡镇对流大会，是本届论坛最有特色的两岸基层乡镇对接交流活动：20日-23日的武夷山朱子文化节，也以两岸基层联谊为渠道，开展福建南平市与台湾县市、乡镇、学校的对流。

四是海西先行。把两岸交流愿景与海峡西岸发展议题相结合，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支持海西建设《意见》以及一系列中央惠台政策，研讨海西率先探索、率先实践等举措，充分发挥福建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如两岸航空运输发展圆桌会议、两岸金融合作与发展研讨会、平潭旅游开放开发等3场政策研讨活动，即切中海西对台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议题。

开启两岸民间交流的崭新大门

作为一场发轫于海峡两岸民间，迄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盛会，其前身是去年举办的“首届海峡论坛”。与以往“海西论坛”和其他对台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不同的是，海峡论坛广泛开展与台湾各界、各阶层同胞的交流活动，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探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大计，由此为两岸民间交流往来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人民交通论文篇2

关键词：小学语文；少数民族；口语交际能力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少数民族在社会活动中越来越频繁，并且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实现共同繁荣昌盛，强化少数民族学生的语文口语交际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笔者浅谈的几点提高少数民族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要意义以及实践策略，望对各位同仁有所帮助。

一、提高少数民族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要意义

（1）提高少数民族口语交际能力是少数民族小学生个人发展的基础需要。小学生是我国中华民族的未来，少数民族的小学生更是如此，但如果少数民族学生若想更好地融入其他各民族中，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口语交际能力，这是小学生日后步入社会展现自身价值的基本需要。（2）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能够有效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使自己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能获得他人的帮助。（3）有利于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能使学生在各种团队合作活动中发挥得更加出色，有利于增进团队成员间的凝聚力，将团队合作作用发挥到极致。（4）它是切合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体现。国家推行素质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正是为了实现其全面发展。（5）有利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伟大愿望。少数民族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小学阶段提高少数民族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让其将来更好地奉献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有利于实现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伟大愿望。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提高少数民族口语交际能力的有效策略

1.推广使用普通话

要想在小学语文教学阶段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推广使用普通话是很有必要的，但普通话的推广应当建立在保留其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否则只注重普通话的推广而忽视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长此以往，将不会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因此，注重双方面的文化发展很重要，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又民族复杂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同其他人交流的话，将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因此，推广使用普通话，提高少数民族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口语交际能力相当重要。

2.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口语交际能力的提高需要依靠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但在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部分学生因为自身心理素质较差而存在与人交流的困难，其中主要表现为学生害怕与人交谈或者在口语表达能力较好的学生面前表现出自卑的心理，因此，要想有效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还需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心理基础，克服与人交流的恐惧和自卑心理，让小学生敞开心扉，树立表达的自信，抛弃那些“我说得不如他说得好”“好怕别人嘲笑我说错话”与人交流的思想，教师面对那些心理存在恐惧的学生时，要多和他们亲近、多用微笑面对他们，维护他们脆弱的心灵，在同那些心理自卑的学生交流时，要多用鼓励性的语言，告诉他们其实与人交流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时常提醒他们“你其实说得很好”，多表扬，只要学生树立了与人交流的信心，培养学生口语交流能力的最佳时机便成熟了。

3.开展语文辩论会，将口语表达能力发挥到极限

开展语文辩论会是将小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发挥到极限的一条途径，通过组织开展辩论会可让学生学会一定的语言表达技巧，理清自己的逻辑表达顺序，充分将自己的观点运用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的方式向他人表达清楚，并且在激烈的辩论中还能培养学生不甘落后、创新争优、团队合作精神，进而将小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例如，教师在教学人教版五年级上册《口语交际 习作一》时，本节教材内容有一个辩论赛，名为“开卷有益与开卷未必有益”，教师可以将此辩论主题板书于课堂上，先给予学生一定的准备时间，让学生选好所持观点并为此积极搜索相关对战材料，然后拿出1～2课时的时间让学生针对本方的观点展开激烈的论述，当然为了保证辩论会秩序正常地进行，教师必须制订明确的辩论规则，以约束双方辩论队员，包括：辩论中禁止吵架、禁止使用不文明语言等，通过此辩论会可使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得到充分提高，促进小学生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

总而言之，小学生作为我国民族发展的未来，理所应当引起教师的高度重视，尤以少数民族小学生更为凸显，因此，教师应当积极运用有效策略提高少数民族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促进小学生逐步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为实现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繁荣昌盛提供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李琦.潮州市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研究[D].广州大学，2013.

人民交通论文篇3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史料的有机组成部分，在19世纪初century圣洁思想、意识形态历史观的颠覆和“Eurocentrism”的重建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　这个　基本的　所容纳之物　属于　马克思的　学说　属于　世界　历史　是　这个　世界　历史　基于　在…上　资本主义　工业的　文明　驱动　通过　这个　全体的　发展　属于　生产率　和　沟通，并以实现沟通为未来发展趋势。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这个　属同时期的　价值　属于　马克思的　学说　属于　世界　历史　有　曾经　论证　通过　这个　发展　想法　属于　“以人为本”　这个　重要性　属于　表达　在里面　这个　想法　属于　人类　社区　属于　命运以及历史材料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Historical　Materialism。当代价值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实现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革命。随着21世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对世界交往作用的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突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整体性思维的理性内核，颠覆了黑格尔倒转的唯心史观，打破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重构。

。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作为“个体”，都是整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与其他国家有某种联系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整个世界历史。黑格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位杰出的黎明。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分享这个新时代的喜悦。当时一种高尚的情感激动着人们，一种精神的热情震撼着全世界，仿佛“神圣的事物”与“世界”的和解第一次完成了。”[1]459这一思想得到了马克思的重视和解释。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世界逐渐从国家-地区历史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过程。资本工业的发展，社会化分工的出现，共通的普遍性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促使各国形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了重要论述：“如果机器是在英国发明的，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数百万工人的饭碗，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整体生活方式，那么这项发明将成为世界性的事实。”88-89马克思运用整体性思维考察世界历史，实现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视为历史的动力和本质，论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表现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种种特殊性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体现为“世界精神”，体现了“世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意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自由意识的不同实现程度决定了世界历史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程度。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自由意识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艺术，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逐渐发展自由感的过程东方国家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民族大学知道所有人（人都是人）都是绝对自由的。”[1]17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有着深刻的洞察，但它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割裂开来，至今仍未走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在唯物史观的建立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倒转的《绝对精神》的颠覆本体论，揭开了黑格尔对唯心主义思考的神秘面纱。马克思从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出发，解释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型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形而上学的鬼魂的抽象行为，而是一种完全可以由经验证明的物质行为。每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吃、喝、穿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行为。”[2]89因此，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事各种实践活动，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马克思在建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历史理论体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最高理论成果，但它仍不可避免地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过程。亚洲东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它最终通过古希腊和罗马到达西欧。欧洲中心的日耳曼民族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历史的最后阶段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1]454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充满了强烈的“种族优越论”色彩。黑格尔以日耳曼民族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的尺度，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一个高于其他国家的优秀国家。站在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上，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总是存在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因此，世界历史不存在先验中心。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区域性的、狭隘的民族历史通过普遍传播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整体性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周游世界,实现资本无限增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肩负着实现世界历史性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和完善补充了马克思探索唯物史观的过程。马克思早期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成果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晚期的探索成果集中在《人类学笔记》和《蒂凡尼早餐》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虽然分散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但它仍然是一套内容丰富、逻辑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对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认为“世界史并不总是存在于过去，但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3]28可以看出，马克思所写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并非总是如此。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它是指在大型资本产业的出现和各民族国家之间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等级资本主宰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有民族和生产力低下的国家都难以突破地理环境的自然屏障。因此，所有民族和国家都相对孤立和封闭关闭状态。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以蒸汽动能为核心的蒸汽机被用于工业生产。大型机械工业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资本扩张引发的交通革命为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行提供了基础。民族间的隔离被打破，狭隘地区的民族史开始向世界整体史转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第一次创造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的需求得到满足，这些国家的每个人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除了过去自然形成的封闭状态”[2]114。

在探索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的过程中，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彻底立场，从现实的人的实践中考察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以大工业社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间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自然力进行工业生产，利用机器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两种劳动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认识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分工是城乡分离。”104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商业贸易和竞争的普遍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地域限制，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促进了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创新，加剧了国家间的商品竞争，进而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加深了普遍性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相互依存，世界已成为一个扁平的整体，历史正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分工和通信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通讯方式以及通讯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消除得越彻底，历史就越会成为世界历史。”88

马克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出结论，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必然是共产主义。首先，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改善了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商品出口逐渐被资本出口所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和私人拥有生产资料之间的基本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这一世界性矛盾只能通过一种更高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来解决。第二，社会化分工和工作的普遍发展LDWO交流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交流成为世界交流，以大工业为基础，只有当所有民族参与竞争斗争时，我们才能维持创造的生产力。”“[2]108最后，在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世界无产阶级。竞争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使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失去了民族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仍然保持着其特殊的国家利益，但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国家中都有相同的利益，国家的特殊性被消除了。这是一个真正与整个旧世界分离和对立的阶级。”[2]114-115“无产者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护。因此，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应该通过共同的有意识的斗争来实现共产主义，然后解放全人类。

历史上，有一种现象，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某一理论在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往往显示出其内在的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如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其时间价值并没有消失。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反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交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作用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视野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情怀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哲学旨趣”[4]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一种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工业条件、商业条件、农业条件和交通条件推动的。可见，马克思把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作为人的解放的前提。只有生产力和通讯的全面发展，社会化分工的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现实的人”才能实现从国家区域存在到世界历史存在的转变。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来看，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和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没有其他联系。”276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人民独立取代了人民对人民的依赖，而人的发展和解放则受到资本异见势力的制约。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向世界历史完全转化的程度是一致的。通过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消除人的异化和片面的经济基础，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摒弃了生产关系下人的异化，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依靠人民谋发展，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历史的深刻现实内在地表明了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中国发展和参与全球分工、扩大世界市场的现实背景下，实现了人类地域生存向世界历史生存的发展。

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流。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经常使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等词来阐明交流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动态作用。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和大工业为特征的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分工逐步成熟,，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突破地域限制，通过日益完善的交通工具和对外交往，开放世界市场。于是，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普遍传播，历史上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形成。“物质生产也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已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此，世界文学已经从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中形成。”634马克思认为，生产全球化和普遍交流的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地域限制，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你有我、我有你的文化格局马克思笔下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种独立于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由民族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现象。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中。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随着两极格局大学的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加速发展。从物质交换的角度看，在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指引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其技术和金融优势，挤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顺差，进一步加剧世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各种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困境层出不穷，迫切需要各国际行动者加以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实施普世价值等文化霸权，动摇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的“最后晚餐”的批判和审视，“这是一个从历史、时代和人类的高度真正思考全球化未来趋势的“建设性计划”。[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阐述的普遍物质交流与合作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国家间荣辱相依的现实背景出发，主张加强国家间的物质交流与合作，构建无冲突、无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分享深化物质交流的发展经验，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分母，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关于民族间精神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其实质是正确的在理论阐释中突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各民族、各国家的精神交流，倡导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相互学习超越文明冲突，共存超越文明优势。指出，“没有优劣文明之分，只有特色和地区”[7]544。文明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智慧。人类未来共同体思想坚持“每一种美都有它的美，美美与共”对人类文明繁荣的理论阐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交流，形成了人类社会文化格局的延续和发展“你有我，我也有你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而且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建各国交往关系提供了理论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695因此，马克思从现实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开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神秘面纱，实现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革命性变革本体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从社会化大生产和普遍传播发展的实践逻辑出发，阐述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是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不仅为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精髓，而且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回响。全球化构建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新的全球问题。一方面，随着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和生产、分工、消费的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形式的国际垄断组织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扩大了国家间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人类社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核扩散和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人类分享了自己的命运，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基于世界历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充分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提出了建设具有现实紧迫感的社区的时代命题。一方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叙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通过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念改善了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通过改变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领导的缓慢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作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和未来社会发展世界图景的历史中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现状的合理回应和深刻反思，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的必要把握和逻辑延伸。

[1][德国]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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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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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鹏颖。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刘同舫。为历史唯物主义建设人类共同未来社区的最初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

人民交通论文篇4

政治信任起源于美国,它的基本内涵指的就是一种信任,是公民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层涵义指得是民众对于政府、政策、公务人员行为的信赖,是一种基于心理意义上的理性思考,是一个不断变化、调整、发展的动态过程。

政治信任可以从三种途径去解释阐述,一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社会文化路径,二十基于人类的理性思考的理性选择路径,三是终生学习路径,是前两种路径的综合形式。以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政治信任是基本的政治价值观衍生出来的社会形式,属于社会领域。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政治信任可以理解为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涉及到政治行动,因而将政治信任界定在政治领域内。两种角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夸大,将政治信任看做是一种有界限、有分类的物品。只有将二种途径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去全面解释政治信任的涵义。

二、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

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历基础主要包含五个方面:公民文化论、社会资本论、政治系统论、社会交换论、自由论。

1. 公民文化论 二十世纪中期,维巴以及阿尔蒙德首次提出政治文化的意识概念,并且简单构建其分析架构,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种基于民族发展的政治信仰、态度以及情感”,并且表示这种流行的政治文化是有时间限制的,它仅指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政治现象。与此同时,他们针对英法美等五个发达国家进行了以“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关系”为主题的社会研究,通过研究,得出“政治文化影响到国家民主结构的稳定”这一结论,并且进一步表明推论:虽然不同国家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在国内信任文化是民主政治成长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为研究政治信任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政治学者正是以公民文化为主要切入点,来研究政治信任的文化模式。

2. 社会资本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资本论被引入政治学领域,成为了另一个研究政治信任的理论基础。在人们看来,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的信任形式积累出来的,信任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核心元素。社会资本论的代表性学者为美国学者福山以及英国学者帕特南,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构成因素包含了规范、组织网络以及信任,这些因素使得人们能够更明确形成自己的社会意识与权力共识。

3. 政治系统论 政治系统论是以西方思想为基本知道思想,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美国学者第一次提出引入政治学领域,它将现代系统理论融合与政治系统中。美国着名政治学者伊斯顿开展以“政治系统的自我维持与平衡”为主题的政治理论研究,通过分析讨论,得出结论:脱离了支持的需求,政治系统即将与民众脱离,进而造成整个政治体制崩溃,给国家政治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而信任作为隐性支持的一种,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需求,失去信任就可能使得当局政府失去效用。可见,政治信任是政治体系获取民心的重要元素。

4.社会交换论 社会交换论主要流行于二战过后的政治领域,它主张社会是人们之间为了满足利益的相互互动,是一种相互交换。彼德·布劳以“社会领域交换论的重点”为研究方向研究社会交换的核心所在,他指出社会的交换的核心主要在于社会的基础结构,社会的交换应该定义为社会结构与交换过程的关系。而信任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社会交换某种程度上是源于信任。

5.自由论 自由论是近代人民的自由主义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滞后,按照西方政治发展的逻辑与结合为一体,形成自由系统论。最早阐述自由论的政治学者洛克表示:自由的主要思想就是限制政治手段,主要包含实行法治、人民反抗和权力三方三个方面。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民众获得相对自由的权力。自由论也深受许多政治研究者的青睐,现代有许多学者都以自由论的角度去研究政治信任。

人民交通论文篇5

关键词：建构主义；公共外交；行为主体

一、公共外交理论及其与建构主义的理论切合点

国家的整体外交包括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前者强调的是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其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必须是一国政府；而后者则强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外交活动，其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国家民众。公共外交一词最早于1965年在美国出现，埃德蒙•古利恩将其定义为一国政府采用民众舆论或媒体传播的方式，对另一国的民众或者利益集团产生影响，从而对涉外活动产生干预，达到外交目的。[1]在此公共外交仅指一国政府与他国公众之间的外交。由此可见，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民众舆论，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等等，目的在于解说本国的外交政策，展现本国的良好形象，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加强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互信。我国学者将其界定为，一国政府采用媒体传播等手段与别国进行双向交流，从而实现澄清事实，展现良好形象，增进文化交流，以实现国家利益。[2]这一定义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家形象上，认为进行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国家形象；先入为主讲故事，文化交流促沟通，从而有效的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所以这样解释其概念是比较合适的。建构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国际事务的意义和内容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共有观念，是观念影响了国际互动，国际互动反过来也建构了国家间的共有观念。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身份，国家的身份在共有文化及互动实践中得以产生。[3]公共外交恰恰也强调文化观念的作用，通过媒体传播消除误解、利用民众舆论来增进国家之间的感情，所以公共外交更是一种心灵外交，是国家文化领域与外交领域联系极为紧密的一环，文化与外交通过公共外交互为影响，外交通过文化观念入手达成目的，文化因外交得以多元完善。所以，文化观念与国家认同等非物质因素成为建构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理论完美的结合点，相比其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建构主义与之拥有更多的共同话语，以此视角来研究必将赋予公共外交更多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对三种公共外交状态的探讨

建构主义认为，不同的共有观念造成了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的友好程度取深受共有观念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国家的身份不同，利益取向就不同，因此外交实践活动就会产生差别，因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建构主义看来，无政府文化有三种。公共外交在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下也相应有三种不同的状态。

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敌人来表示，国家之间会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国家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权力，利益和自身安全。一种对公共外交概念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即：公共外交采用媒体传播等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制造外国舆论，给外国政府造成压力的目的；从而促使对方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能够最大限度的符合自身利益。[4]因此，争取他国民心，向另一国政府施压，制造相关舆论成为此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这种舆论可以符合事件的真实性，也可以不符合，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2.洛克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间关系可描述为竞争对手。国家之间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合作，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提高自身竞争力。比如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到经济，从语言到文化都能够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展现我国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于改善了我国的舆论环境，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康德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扮演者朋友的角色，两国拥有着极高的互信度。国家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互帮互助并逐步加强；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国家进行公共外交纯粹的是为增进文化观念的融合，改善双方民众与政府的认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以实现和谐相处的目的。

三、发展公共外交的对策及建议

1.行为主体多元化。既然在整体外交领域中除政府外交以外的领域，都属于属于公共外交，那么公共外交的主体范围应该十分宽泛，[5]这样才能为公共外交工作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比如近些年来，印度有着较为丰富的公共外交资源，海外印度人成为印度侨务公共外交的主力军，高技术人才和留学生，海外印度人社团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推动资本运转，媒体报刊加强对外宣传，还包括政府的对外援助等等。[6]这启示我们要充分动员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使之互相协调，充分发挥其作用，做到行为主体的多元化。

2.行为方式多元化。近年来网络公共外交得到不断发展，由于其快速便捷，各国民众之间的联系更多的采用网络的形势。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也渐趋于多元化，网络电子化平台成为国家间交流的重要窗口。我们要将网络舆论重视起来，积极改善网络舆论，充分利用网络这一手段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

3.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公共外交应积极向国家政策靠拢，使之为政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民众及其他行为主体应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求同存异，推动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两种文化之间碰撞，可以是互相融合，可以是共存，当然也会发生冲突。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与他国民众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当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之间发生碰撞的时候，应该求同存异，推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使文化观念得以互相交流借鉴，从而增进国家之间的互信，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综上所述，我国的公共外交应充分动员各个行为主体，积极探索公共外交的新领域，新平台；充分发挥网络公共外交的作用，拓宽开展公共外交的渠道；并将政府政策放在主导地位，使政府，民众，精英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能够团结协作，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重视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观念上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推动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

[2]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9.

[3]张庆元.建构主义视角下公共外交的新概念[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1):30.

[4]曲星.公共外交的经典含义与中国特色[J].国际问题研究,2010(6):5．

[5]廖宏斌.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对策[J].四川大学学报,2007,5:111-114．

人民交通论文篇6

一、西域史

西域史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核心部分。近来，余太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劄记，涉及各传所载山水、人口、农业、手工业、工业、制度和习惯法、宗教和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为西域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便利条件，亦拓展了当前西域史研究的内容。高昌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由于学者们的不懈努力，这方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素继《高昌史稿．统治篇》（1998年9月，文物出版社）又推出其力作《高昌史稿．交通篇》（文物出版社，2000年3月，5＋4＋588页，80元），对高昌的地理、高昌与中原、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交通，以及高昌的交通工具和客馆设施给予了系统论述。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2辑），则通过对高昌王国对外商贸制度、文化政策的分析，论证了高昌王国在中西交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高昌的立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丝路通，则高昌盛；丝路绝，则高昌亡。另外， 王素“麴氏王国军事制度”（《文物》2000年第2期）、宋晓梅“都官文书中的臧钱与高昌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研究刍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对高昌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八世纪中后期，突厥语诸部族成为西域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192千字，3＋4＋246页，15元）阐述了八至十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及其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

长年来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中亚史的研究从地域范围而言，基本上限于中国境内，而难以“西进”，有关境外中亚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寥廖可数。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进。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425千字，5＋15＋511页，25元），阐述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发展概况，添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阿富汗是古代东西陆路交通的枢纽，是中亚大陆的锁钥。当今阿富汗局势倍受世人关注。彭树智、黄杨文著《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12月，14＋13＋353页，22元），系统论述了阿富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关于阿富汗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

二、政治史

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大多数为对某一朝代或是某一王朝在某方面经营内容的研究，而缺乏貫通性的论著。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713千字，22+3+503页，76元）一书则弥补了这方研究的不足。该书以断代为序立编，自先秦至晚清分设九编，每编论述内容都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既：一、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二、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在最后一编（第十篇）还就历代边疆经略中一些貫通几代的带有共性的重大问题，诸如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亲政策及其在清代的廷续满蒙联姻等进行了专门论述。使我们能够在总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思想、政策的基础上，对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经营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 转贴于

三、民族史

中亚古代民族渊源及其历史活动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余太山著《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122千字，1＋3＋174页，10元），就塞种诸部的渊源提出新说，认为昊氏、陶唐氏和虞氏诸黄帝系统有可能是其渊源之一。王欣“吐火罗人的族属与族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利用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有关研究成果，对吐火罗人的族属和族源进行了探讨。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一文，则依据山西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1999年）和西安出土北周安伽墓（2000年）中的有关发现，就萨保府和粟特聚落问题，特别是隋唐之际并州（太原）地区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公元7－9世纪活跃于漠北历史舞台的突厥、回鹘、葛逻禄、沙陀等诸族对中古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两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多，但亦有几篇重要。如，杨茂盛等的“试论宗族部族汗国东突厥”（《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薛宗正“后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车鼻施的崛兴》（《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贾丛江“回鹘西迁诸事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华涛“葛逻禄部西迁研究”（《中亚学刊》第6辑）， 蔡家艺“沙陀历史杂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等文，都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与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相比，对当代中亚民族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哈萨克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多有争议。钱伯泉“哈萨克族族源新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对两千年前之西域乌孙部即今之哈萨克族先祖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哈萨克族主要部落乌孙乃10—12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兀孙，该部多数人后随术赤和拔都迁居金帐汗国；哈萨克族的族源可溯及汉之奄蔡，南北朝之曷截及其后裔——唐朝的可萨突厥。另外，米那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就青海循化撒拉族的形成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中亚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则重从行政建置和制度进行探讨，而对于具体交往中的使者来往，交往礼仪等内容涉及较少。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310千字，2+5+11+400页）一书，即通过阐述往来于唐朝和边疆民族政权之间使者的选派、种类、接待礼仪、职能及其在民族关系、边疆管理和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反映了唐朝与漠北、西域诸族及其它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则在探讨唐朝朔方军兴衰的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

近来，学者们在探讨西域、漠北诸族间的关系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发表不少文章。如，钱伯泉“西域龟兹国人与羌族的关系”（《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杨清风“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西藏研究》2001年3，4期），杨铭“《大事记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中亚学刊》第5辑），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和王三北“蒙元时期蒙畏民族关系发展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都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另外，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320千字，2＋2＋470页，22元），利用新疆出土的却卢文、古藏文简牍，西安新发现的秦封泥，咸阳新发掘的北周贵族墓葬及出土文物，临潼华清宫梨园遗址，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清代新疆军事舆图等文物资料，就民族（边疆民族）的源流、政治体制、民族关系，民族历史地理等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转贴于

四、文化史

中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东西文明融汇之地。在此土著文明与东西文明结合，水乳交融，形成独特的中亚文明。因而，我们探讨中亚文明离不开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内容的阐释。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3月，300千字，15+5+448页，27元）一书，主要绕四个专题：一，东西方远古文化的最初接触；二，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考；三，汉唐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四，中亚古语与丝绸之路，探讨了西域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若干问题。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2月，340千字，9+6+490页，29元），则通过对中亚粟特胡商历史活动的考察，反映了粟特人在欧亚内陆扮演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了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东来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将一幅内含丰富的文化交流史画卷展现于读者前。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与西域诸国文化史的研究是中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1320，000千字，3+15+1732页，150元， 29元）一书，从哲学思想，宗教神话，语言文字，习俗，文学，史学，音乐歌舞，美术，岩画艺术，石窟文化，医术，科学技术，军事，教育，体育等方面综合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刘迎胜“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仲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等论文则就古代龟兹，于阗地区的文化进行了探讨。

五、考古、史地

新疆考古研究是我国中亚考古研究的核心部分。孟凡人《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1+2+379页，78元）一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新疆考古学研究和利用考古资料对西域历史地理进行研究的论文结集。该书收录作者有关论文26篇，内容涉及壁画、遗址、文书简牍、出土文物及于阗国王统、西域诸城方位和丝路交通等方面。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文化研究是新疆考古学领域中的重大课题之一。迄今为止，在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中，已经正式划分命名并被实践证明是基本正确可取的有两种考古学文化，即察吾乎沟口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近来陈戈发表“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2001年，科学出版社）、“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等论文，就新疆史前时期的另外两种文化提出命名并予以论述，使学术界关于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人民交通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 协商民主 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致力于重建启蒙传统，视现代性为“尚未完成的工程”，①并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正是以交往理论为基础而提出，哈贝马斯认为民主不应该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而应该将其放置于公共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整体中亦即公共领域中去实践，在这个领域中，公共意见形成过程、相关的选举过程以及立法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这种交往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

一、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

（一）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其实是交往理论在政治领域中的进一步升华，他的交往理论是一种程序性的、规范性的理性。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行为有四种类型，一是目的论行为；二是规范调节的行动；三是戏剧行动；四是交往行动。这种交往理论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内容的基础上，而只是说明交往行动中的方法及规则，而交往行动中参与者主要有三种权利：即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辩论；而任何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并表达自己的期望，同时任何人都不能以强制力来妨碍上述两方面权利的行使。这样就保证了公民在参与过程中的平等和自由，保证了结论的合理性及其公平性。

（二）协商民主的发展

其实协商民主最早可以追溯到雅典公民大会中，大会中与会人员权利平等，每人都具有发言权故需采取协商解决的方式。而在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国家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反复协商，最后会用公开投票的方式作出决定。延续到近现代，协商民主有了多种不同的类型，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协商民主成为选举民主的重要的补充方式。

近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中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以及协商民主已渐成三足鼎立的模式。而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的提出是在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并且整合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观点而诞生的，协商民主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中采纳了一些成分，并且将这些成分整合进理想性协商程序和决策程序的概念之中。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议性政治的成功并不是决定于国家有一个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全体公民，而是在于具有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体系，还包括商议过程同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同作用。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不是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将之放置于公共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整体中亦即公共领域中，在这个领域中，公共意见形成过程、相关的选举过程以及立法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这种交往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这种协商理论的另一个作用在于通过这种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民主意见和意志，可以为受法律和法规约束的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合理化的解释。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可以形成一个分布广泛的传感器网络，这个传感器能够对全社会范围的问题状况做出反应，并且能够产生具有影响的舆论。

任何一个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有运作机制的支撑，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当然也不例外，哈贝马斯也提出了有关民主的相关程序以维护这种制度的顺利演进。这种程序其根本在于能够保障所有参与者的自我理解。它是在确保公民的个人自主的同时，保证公民自愿地在理想言谈情境下进行平等协商与充分讨论，使一种非正式的政治意见形成过程与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保持良性互动，通过民主程序使法律与政治、伦理、道德重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合法之法。而自由民主义中过多地强调人权、自由而有忽略民主之嫌，甚至有可能导致专制的出现；共和民主主义则过多地强调了民主但却忽略了公民的自由，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哈贝马斯意识到要形成一种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和人权双重元素，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协商民主则是一种自由平等的讨论、商谈的过程，将这两种元素全部囊括。

二、协商民主的现实价值分析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在一定意义上为现代社会提出了新的出路，有其现实意义所在，现代国家或多或少的将协商民主纳入政治体系之中，以此来保障公民的人权实现。

（一）公众广泛参与

协商民主下，政府能够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将公民纳入政治体系的创建之中，而不仅仅是高高在上、违背人民意志的领导机制，公民参与政治，参与权力的分配，集思广益，在交往过程中，用一种非制度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意志，使得制度化的民主例如选举、行政行为等等具有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人民主权的交往性的流动性权力才可以把国家机器的行政管理权力约束在人民意志的范围之内”。国家行政管理权力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能够容易让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接受外部的管理，从反方面来看，亦能够刺激公众的政治参与兴趣，公众有一种表达自己期望的希望，并且渴望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管理国家的目的。

（二）保障宪政的实现

宪政是建立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也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同时能够对民主政治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国家的管理权力应该建立在协商民主的基础之上，国家管理权力的制度化过程不应该同公民之间的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非制度化的意志分离开来。哈贝马斯认为这两种意志过程应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的民主权力的建制需要公共领域中的自由交往以及自由辩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权力话语揭示出具有整体社会意义的主体，分析其价值，同时淘汰坏的理由，话语并不具有统治功能。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形式’对其施加影响。”

当然，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民主权力并不具有规范性，其只是以一种舆论的形式存在，不可能具有管理权力职能。哈贝马斯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故而他采取了双向机制，即这种舆论式的民主商谈达成后，要想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形势，还需要决策机构内部的正式协商，以此将其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这种公共领域中形成的非规范性的权力，哈贝马斯将之定义为“交往权力”，而交往权力对于限制某种专制的出现以及宪政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交往权力实现了公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希望，不会出现少数人掌握权力的情况，因为决策机构仅仅是公共舆论的代言人。

但是，对于哈贝马斯的日趋完善的协商民主理论，笔者认为，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问题。哈贝马斯将每一个人都视为具有理性的人，在此基础上进行商谈，这在现实上存在操作的困难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是人们在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能力，“理性必须看做在实践中生成的，即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后天能力。”也就是主张人们为了融入社会共同体应该去学习去适应社会，但是这对于一个人数众多、学习程度参差不齐的公共领域来说，操作性较为困难，而且其商谈的后果难免不会出现知识出众者主导的现状，又会陷入一种“少数人暴政”的怪圈，因为协商民主的过程，要求人们去辩解去接受大家共同认可的善，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层次的差异，容易导致低层次文化的人被动地接受高层次文化的善。这样就同哈贝马斯最初设想的共识造成了冲突。

三、协商民主对我国制度建设的影响

2012年党的十八大中，党中央明确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在制度上更进一步地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并且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这表明协商民主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充分的实践民主，并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在宪法中就选举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包括选民资格的认定，选举方式的确定等等，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选举制度予以保障。此外，我国制定了《选举法》，对于选举的具体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保障民主的顺利实现。实践中，基层选举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农村基层中的贿选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众接受了选举这种民主方式，可见民主选举的方式已经深入人心。

人民交通论文篇8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但是,正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的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在大形势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境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对外行动和对外战略。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页。)。

对外政策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外交的核心地位,二是充分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外交,三是把外交的根本归属定位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众外交上。

一、经济外交是核心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定位在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上。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划定到2020年,要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大形势所要求的总目标,我们要争取到能够为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外部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较容易,而为经济建设争到更多的外部条件则要困难得多”(注:何方《论和平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1版,第303页。),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阻碍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更是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发展”要靠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而对中国而言,通过经济外交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是世界走向繁荣和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显然,经济外交应视作是第一要务,而且经济外交的水平和任务要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要有一大批懂经济的人和懂得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人从事外交工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活动,提高经济外交的质量。所谓经济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代表机构包括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为实现和扩大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参加为本国经济服务和为世界经济繁荣服务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在对外政策中引入“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可以极大地配合国内经济的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以经济外交为重点,以经济外交的优化组合为方向,展开总体外交,努力解决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弊端。着力优化配置好经济外交的资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度和运作水平,大胆提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积极参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内的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和组织实施好10+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并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力争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中国和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关系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一直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目标,以军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后盾和手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归根到底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经济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在国际上都会有一股势力出来制造“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层出不穷,如何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广泛地通过经济外交以促进经济安全,以经济外交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此外,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定位,确定我们外交的核心为经济外交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那么,明确经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内涵的充分的体现。当然,其它方面外交也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些外交活动都不象经济外交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上百年的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我们任何形势和任何类型的外交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文化外交是动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展开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在国际关系中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即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普世主义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一回事,而是严格地限定为在推行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把中华思想中主张和平与共同繁荣、平等优秀民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充分体现出来,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文化外交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开展文化外交,是建立在和各国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外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但世界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有责任加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向往中国,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当然,中华文明的传播首先是真正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传播,而不能把糟粕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向外交流。此外,要

以平等的精神和作风进行文明的传播,反对在文化交流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反对文化优越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外交政策中充分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外交艺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应通过对外交政策的实施充分地把“和为贵”、“亲人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优秀政治文化,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认真挖掘,弃其糟粕(注:例如儒家就把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摒弃。),取其精华,用自己优秀的政治文化,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南北差距等问题作出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诠释。积极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世界多样性”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思想、“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思想、既重视和发展大国关系也注意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思想、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并重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外交的思想,及人员外交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思想等主张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吸收世界优秀的外交文化以丰富我们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世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为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服务。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掌握世界的外交规律是重要前提,而要掌握世界外交的规律,关键是要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世界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

三、大众外交是归属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直接引出了“大众外交”的基本概念。“大众外交”的构筑有三层意思:

1.外交要通过首脑外交和专门的外交机构来具体实施,但外交政策的效果必须充分体现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或少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们只讲个人利益,个人奋斗,而不讲国家利益,社会贡献,那末,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403页。)。而国家利益的真正内涵则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还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的根本归属,就是人民大众关键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满足,因此对外政策的目标,对外政策的形式,对外政策的结果,要和人民大众的愿望相一致,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就等于是损害了国家的根本的利益。我们党几十年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在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时刻地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因此,总体上执行了一个正确的外交政策,外交上的失误也较小。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党的外交传统和外交方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到了不少有利的外部条件。

2.外交目标的大众利益化。我党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民外交的特点(注:我党外交思想和外交基本方针的基本形成是党的七大,中国人民在了反动统治之后,新中国的外交就一直沿着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外交方针进行。),三代领导集体都把外交政策的实施定位在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上,而且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同志在七大《论联合政府》谈到外交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注:《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86页。)。尽管当时我们党还处在非执政党地位,但我党已经把外交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我党执政以后外交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此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中美关系十分严峻,但邓小平以他巨人般的人格魅力和对祖国和人民强烈的爱,在和尼克松会谈时坚定地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邓小平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从他一贯的言行可以得知,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深知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两国人民通过正常往来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因此,邓小平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他对人民的感情,可用他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话来回答:“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深情地受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注:这是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的一部分。)。他说,“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对人民大众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在谈到如何奉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也指出,“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50-1651页。),在谈到党的工作的归属时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注::《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第1版,162页。),在谈到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时,他指出,“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注:《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29页。)。

3.外交政策的运作,应该有极高的透明度,人民应该有外交的知情权。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选集》,1966年版(一卷本),第1031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实现历史发展的目标,离开了人民群众,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大众对外交的知情权的动力和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的直接参与和知情能够更好地推动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我们的对外政策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必须牢牢地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实际上,西方国家一些头脑敏锐的学者或者政治家也认识到国家利益是其国家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都很重要的公众利益(注:Samucl.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crest",Foreign Affairs,Scp,10ct,1998.P35.),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一直以促进自由,繁荣与和平的扩展这一愿望来界定,人民的意愿和现代经济的需求都符合对未来的这一看法”(注: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原载美国Foreign Affairs2002年1-2月号,参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第36页。)。只是其资本主义的性质所难以达到罢了。事实上,在一切外交理念比较健康的国家中,外交的大众化已经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的执政理念之一就是所谓的“国民参加型的民主主义”(注:“韩国新政权国际志向新太阳政策2003年02月25日日本《每日新闻》社论。见),这

其中就有外交政策的大众化的概念。各国NGO即非政府组织广泛地介入外交决策和活动,实际上不少都是大众直接参与外交的证明。只有各种层次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的积极参与,才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外交决策的水平和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外交的概念已经不能涵盖外交的人民性的特点,大众化的外交和外交的大众化应该成为我们新时代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注:外交政策大众化的概念早已有之,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威廉?奥尔森等在其论着中就提到过此概念:“我们熟知罗马人对他们的帝国及公民地位感到骄傲。当时或许只有在高层比较狭小的圈子里才会有这种感情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外交政策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只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参见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第1版,第77页。)。 4.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我们外交的立脚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的大多数,世界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就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要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充分发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注:这是1996年3月27日在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参见《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第1版,第551页。)。在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可以说是人民外交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然延伸。此后,中国一直把加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实践证明,中国外交的这个根本性的定位使中国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今天我们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定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定地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不动摇。

人民交通论文篇9

关键词：系统 生活世界殖民化 交往合理性 哈贝马斯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273-02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剖析了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概念，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产生根源及表现形式给予了揭示，指出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它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

要理解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含义，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系统，什么是生活世界。在《合法化危机》、《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和“生活世界”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一种完整的社会理论，必须是系统和生活世界并重而互不偏颇的。哈贝马斯说：“就生活世界而言，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制度）。我们依靠社会整合的功能（用帕森斯的话说就是：整合与模式维持），来分析事件和现状，此时，系统的非规范因素是制约条件。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控制机制和偶然性范围的扩张。我们依靠系统整合功能，用帕森斯（T．Parsons）的话说就是：适应与目标达成，来分析事件和现状，此时，理想价值是数据。”[1]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是由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结构组成的，要把社会同时构思为系统和生活世界。

所谓系统，主要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它是以权力和货币为中介、媒体组织起来的。它体现的是目的合理性，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

何谓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是相互理解的信念储存库。杜尔克海姆把生活世界的区别过程理解为文化、社会和个性的相互交错出现，哈氏认为我们必须对这些现象，作为生活世界的结构因素加以引进和解释。文化、社会、个性作为生活世界的三大要素，分别贯穿在交往行为内的涉及文化模式的理解过程、涉及合法制度的协调行动过程和涉及个性结构的社会化过程这三者之中，即“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个体社会化”这三种再生产过程中。

二

何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指的是系统侵入生活世界的各种关系中，使生活世界越来越商品化、金钱化和官僚体制化。通俗地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指的就是现代社会的市场机制和官僚制的权力侵蚀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行为领域。

哈贝马斯分析了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他认为，内因是第一位的，更根本的原因。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合理化的强化和系统的入侵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外部原因，而生活世界自我调节功能的弱化则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内部原因和关键所在，这一点直接起因于技术统治论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自身调节能力的弱化是由科学技术意识形态造成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导致人们丧失了对交往行为的兴趣，丧失了对文化、道德和政治活动的兴趣，由此导致生活世界逐渐失去了自我调节能力和反思能力，当系统入侵时无力抵御。

哈贝马斯从文化、社会、个性三个层面分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象。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市场规律渗透到并控制着文化商品流通领域，批判意识逐渐转换成了消费观念，公众之间的公共交往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同质化的个人接受行为。批判主义逐渐消失了，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公众沦为商品拜物教的奴隶，社会则丧失了文化共识，陷入到了一盘散沙的状态。

在社会一体化层面，社会的整合被系统整合的模式所取代，调节规范的社会关系不是通过以语言为媒介的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来形成，即不是根据平等主体之间的公开的理性辩论并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非民主的、不平等的政治权力的运作模式强行进行整合，以达到社会一体化的目标。

在个性层面，由于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所侵蚀，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人的精神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了，失去了对社会系统控制与操纵的内在反抗性，舒舒服服地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

三

如何消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根本途径就是要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什么样的规范才是有效的？哈贝马斯提出两条原则来检验。（1）普遍化原则。按照普遍化原则，“一个规范的有效性前提在于：普遍遵守这个规范，对于每个人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可能造成的后果或负面影响，必须被所有人共同自愿地接受下来。” [2]（2）话语原则。话语原则指出：“仅当那些规范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受影响的人，且他们是有能力作为实践话语的参与者同意，才能要求成为有效的。”[3]互主体性或普适主义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在交往行为中应该遵循的共同规范。互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也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交往行为的基础。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要在对话中，首先，语言具有可领会性，也就是合乎语法；其次，语言要具有真实性，所作陈述合乎实际情况，或具备实现的前提条件；再次，语言要具有正当性，指的是所说的话要遵循正当的社会规范；最后，语言要具有真诚性，也就是指说话要言出心声。三是要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按照话语理论，人民原则所说的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来源于公民的交往权力。“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4]这种围攻是通过宪法的授权、权力分工和公共领域的压力来实现的。实际上，哈贝马斯是要限制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形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这里人们通过自主交往培养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学习，唤醒社会的团结意识，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一切政治权威的基础，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

四

哈贝马斯分析的由于目的合理入生活世界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在当代中国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于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以及理论工作者来说，如何抵御目的合理性对于文化、社会规范以及人们的个性结构的影响，避免金钱和权力因素侵蚀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系统确实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哈贝马斯设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通过对话、讨论，逐步提升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道德实践意识。笔者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的产生，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因此，要消除这一现象，需要的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发展经济、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等方方面面进行努力。哈贝马斯提倡的民主对话、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道德意识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从哈贝马斯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

语言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哈贝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伟大使命交付给了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的建立。

但是事实上，语言如何能够承担起如此的“重负”呢？对于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语言的作用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起源于物质性的生产实践的需要，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

哈贝马斯试图创造一种取消一切差异（权力、财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话语状态，以实现交往合理化和生活世界合理化，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改良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确实，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剥削，存在竞争，要想实现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没有强制和压迫的对话是不现实的。只要资源稀缺存在，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真实、真诚、正当地说话。而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消灭贫穷并不是通过提倡交往理性，进行对话就可以完成的。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语言交流、交往理性看做社会进化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认为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更替中起决定作用。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交往理性的发展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生产方式的完善和发展而空谈交往理性的发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为社会进化的决定力量。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

[2] 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5.

人民交通论文篇10

“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在制度设计上的区别――结合新交通法的争论说明“以人为本”怎样落实在制度建设中

中央提出以人为本之后，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关注。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在理论界和社会上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一些需郑重申明-文秘站网本资料权属文秘站网，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文秘站网更多资料为本文原创网站要澄清的认识。有人认为，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准还不是很高，提出以人为本有点为时过早；有人指出，以人为本具有人本主义的嫌疑；有人强调，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的同义语，最好用以民为本代替以人为本。

一、什么是“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或者说“民本”思想，在不同历史时代是有不同含义的。在封建社会中，“以民为本”即“民本”，这里的“民”是与“君”相对的，有时“民”则是与“官”相对的。封建社会开明人士所说的“以民为本”，没有超出维护君权统治的范围。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以民为本”的理念，或者用“民本位”提法，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中所说的“民”一般也是与“官”相对的。所谓“民”就是人民群众，而“以民为本”或者“民本位”这样的表述是要说明，在我国社会中干部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以这样的原则来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这里说是“民”，并不是指全体社会成员，而是指社会成员中的“人民”这一部分人。在目前我国社会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称之为“人民”的。一个人能不能称之为“人民”的一分子，这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因此，就是在目前我国社会中，“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这两个提法也是有明显区别的。

二、什么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以及一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以人为本中的“本”，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它把人当作主体。在今天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现象。所谓人的依赖，就是人对狭隘的“人情关系”和权力意志的依赖，人丧失其独立人格，成为依附性的人。物的依赖，就是人对金钱、物质财富和交换关系的依赖，人成为物的奴隶，成为只为物而存在的人，见物不见人。这两种人的存在方式阻碍人的健康发展，也对社会发展产生着消极影响。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郑重申明-本文来自文秘站网本资料权属文秘站网，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文秘站网更多资料的主体性。当然，这里的主体，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责任的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的本质和根据。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人被边缘化的倾向，许多人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缺乏人的意识、人的观念和人的维度。其实，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和承担者，又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据和本质。社会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明确把人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根本和本质。第三，相对于把人作为手段而言，它把人作为目的。过去我们往往较多地关注人以外的世界，而对人本身的世界关注不够，认为人总是为人之外的某种东西而存在，而不是为自己而存在。社会发展进一步要求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关注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

所谓“以人为本”的本来意义就是以人为根本，就是以人为中心，因为人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语）。今天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求人们更加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保护人的生命，保障人的幸福，促进人的发展，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政党来说，都是第一位的任务。“以人为本”，从其近代形成以来，本身一直包含着这样一个实质性内容，即不能把人仅仅看作是工具，更重要的是必须把人本身看作目的。尊重人的人格尊严，在任何场合中，都要把人作为人来对待。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尊重人”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做起，对于提高我国社会的文明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三、“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在制度设计上的区别。

（一）“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在制度设计上的区别是反映的主体的内涵不同。“人”和“民”这两个概念，“民”是人相对的、特殊的概念。作为一种社会主体，它是特指的，或者说“民”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大部分人。而“人”是个普遍性的概念，它是指任何一个现实的、有自然生命的、从事着实际活动的个人。这就是说，“以人为本”中的“人”没有社会身份、不分社会等级，没有“官”“民”区别，所以，“以人为本”理念中“人”这个主体，是指任何一个人而言的，是所有的人，它比“以民为本”更具包容性，外延更宽。

（二）“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在制度设计上的区别是理论基础不同。“以人为本”是以人人平等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它是唯物史观的一种价值取向。“以民为本”是以“君权神授”思想为其理论基础。现在提出并坚持“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摆脱了历史局限性，对于反对特权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极为重要的。

（三）“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在制度设计上的区别是出发点不同。“以人为本”包含着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它意味着对任何个人的合法权利都应给予合理的尊重；也意味着对人的活动所面临的对象，都应注入人性化的理念。“以民为本”维持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发展“民”的群体性，限制“民”的个性的道路，并以此为“民”建立生活原则和行为规范。

下面结合结合新交通法的争论说明“以人为本”怎样落实在制度建设中。

今年5月1日起，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连日来，全国许多城市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这部法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与民方便的原则，与每一个行人、驾驶员和家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守法公民的尊重以及对交通执法人的惩戒。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这些规定否定了“撞了白撞”，体现了对行人的充分尊重，与国际上通行的规定一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同时，为了敦促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更好地遵守交通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大幅提高了相关处罚标准。

为体现 对生命的尊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基金将用于抢救车祸中的伤者。如果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这些条文都充分体现了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这一交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为了保障机动车驾驶人和乘客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高速公路行驶的汽车驾乘人必须系安全带，否则罚款二百。守法的驾驶人将受到奖励。一年内没有违章，无累计积分的司机，可以延长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驾照的审验期。

这部法律对违章驾驶员的处理，也体现出了“以人为本”，驾驶员在现场的，按规定处罚，不得拖车。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如果拖车不当造成损坏，还要依法赔偿。

北京青年报在评论新交通法行人通行为先这一原则时是这样写的：“《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有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立法体现。对行人在人行横道以及没有交通信号的情况下赋予优先通行权，主要是考虑行人是道路交通的重要参与者，在我国人口众多，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目前大多城市还是以混合交通为主的交通现状下，行人作为弱势群体相对于机动车来讲，没有相应的保护设备和防护措施，一旦发生事故，行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将受到巨大威胁。从立法本意的角度来讲，相对于机动车的通行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则是更为重要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对生命和人格的尊重。

北京市在制定新交通法实施细则时召开了首次立法听证会，其意义深远，它标志着北京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政治参与、保证立法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方面，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对新交通法中大多数的规定是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的。至于最敏感的是第76条，即有关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方面的规定，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既然这次立法坚持“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为何还有如此之大的争议？我想，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积极的，是应该提倡的，但新交通法在这方面的处罚和责任判定，令车主们牢骚满腹。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全面否定新交通法。但是，严格约束机动车不应该等于放任行人和非机动车，否则，交通法就真的成为机动车法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交通法的实施还应有相应的宣传、教育相辅。

一是加强学习、教育，不断提高各类人员的交通意识和综合素质，特别是提高行人和非机动车人员的交通意识，加强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性。目前，在我国只有司机学习交通规则，而行人、非机动车均不用学习，以至于他们成为交通法盲，经常违反交规。

二是建立真正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目前，保险公司实行“商业三者险”，即机动车有过错才赔偿，导致保险赔偿矛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