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范文10篇

人民民主范文篇1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关系/“三个代表”/推进民主

【正文】

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要“发展党内民主”，并“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的思想，揭示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关系，阐发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路。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就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作出决定，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等“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党风建设任务。本文拟对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辩证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概念及内涵

（一）党内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是按照“三个代表”来建党的必然要求，时代的发展要求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在代表人民利益进行执政的具体形式和领导方式上作出相应性的变化，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减少实践过程中的任意性和随意性，这些都离不开发展党内民主。它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1.党内民主首先是一种制度。党内民主如果缺乏具体制度的安排，就难有保障。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正是党内民主的制度表现。它所规范的主要是广大党员以民主为基础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以及党委会的集体领导原则，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把权力集中于党组织而非个人手里。对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邓小平同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诠释，也反映出党内民主的特点，党内民主是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任何背离这一制度规范的行动，都可能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使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反之，则可能出现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

2.党内民主还是一种政党运行体制和运作机制。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

(1)党内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途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对此长期以来着重讲的是党的组织纪律，但它同样包含着党内民主的要求，个人、下级代表的面都有限，组织、上级和中央的代表性是毫无疑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这条原则直接保证了党内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它排斥独断专行、分散主义、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

(2)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它要求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健全党委会的决策程序。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重要的方法和程序。凡属重大决策，都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不允许个人说了算。

(3)干部任用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它要求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干部管理方法，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扩大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的范围，改进方法，提高质量。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任职试用期制等措施，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4)党内监督机制。它要求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充分发挥党员的民主监督作用，加强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

(5)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机制。它要求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凡属重大问题，都应力求组织广大党员讨论，充分听取各种意见。通过建立有效机制，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能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中来。上级党组织应充分听取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集思广益，不断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二）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属国体的内容，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广大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目的和内容而言，就是要充分发展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形式和内容：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践证明，人民民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程度。只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人民民主。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党际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代表的关系，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代表各自联系着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具有独特的代表性，在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等各项职能，这既是人民民主的内容，也必将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族际民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国家的成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保证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而且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都十分重要，这是人民民主不可缺少的一项基本方面。

4.以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基层民主。扩大基层民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对提高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积极性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要拓宽民主渠道，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充分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

5.“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型”民主。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澳门（对台湾的政策更为宽松）分别作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实行高度自治，由当地人管理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也是人民民主在特定地区的体现。

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相互关系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人民民主具有基础性、法定性和广泛性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是实现高度的人民民主。它要求对广大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义，充分享有各项民主权利。没有人民民主，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就会受到制约。人民民主是基础，是党内民主得以充分实现的深厚土壤。

（二）党内民主具有关键性、决定性和示范性

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党内民主的不断推进，必将带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推进人民民主。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建设好党，关键在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发展党内民主。如果党内民主不发达、不健全，人民民主也会受到制约和破坏。“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就是明显的例证。党内民主是关键，是人民民主赖以健康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在政党政治为主导的民主政治格局中，人民民主的实现离不开党内民主。今天，中国共产党正由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引导作用，通过自身的民主示范，极大地推动着人民民主的发展。转（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范围虽然不同，但根本目标指向却是一致的

无论就实行的主体，还是其涉及的领域，人民民主比党内民主的范围都要广泛的多。从二者的目的看，党内民主是为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新民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开始了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共产党是人民民主的倡导者、奋斗者和推动者，也决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得以健康发展的保证。另一方面，正如党的十五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统一的，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是要更好地领导人民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时间也不长，加上曾经出现过大的波折，全社会的民主意识、民主习惯和驾御民主的能力有待加强，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等现象仍然存在，反腐败的任务还很艰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实践中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将二者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一方面，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任何对当代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进行的探讨，都必须首先正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持续执政和充当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者的事实，并把这一事实作为考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照搬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这些都决定了发展党内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高度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也就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效如何的根本标志。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统一起来。

三、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发展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就必须认识和反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集中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自觉地发展党内民主并推进人民民主。

（一）不能用党内民主代替人民民主，而应推动和引导人民民主

邓小平曾指出：“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是实现高度的人民民主。过去那种在所谓“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妄图用党内民主来代替人民民主的做法，损害了党的威信，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同时，党对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其中的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来积极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独立地开展工作，协调他们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发挥他们在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中的作用。因此，党内民主的结果、结论，党的执政主张和意志，凡是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对全体国民具有普遍约束力，就必须要经过必要的人民民主的形式、途径，由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大机关）、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经过法定程序，使之成为法律规范，或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加以推行，使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统一起来。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挥自己的表率、示范作用，通过坚持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推进党内决策和干部任用制度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和健全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党内集中机制、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等，促进和推动人民民主，使人民充分享有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等各项民主权利。（二）不能用人民民主来否定党内民主，而应监督和促进党内民主

中国的国情决定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赖以发展的决定性环节，也是推进人民民主的关键，执政党党内民主搞不好，人民民主也就无从谈起。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力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发展党内民主也就不是一党之事，而是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事情。独断专行、个人凌驾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之上，这绝非人民之福，只能酿就国家、民族的悲剧。相反，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必然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党派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那种把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对立起来，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就会削弱人民民主，从而追求所谓没有领导、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民主”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邓小平曾指出：“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2]那种否定党内民主，脱离党的领导的主张，只能把民主吹得精光，国家也会变成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为此，必须通过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等多种人民民主的制度和形式，发挥人大、政协、纪检、群众和媒体舆论等的监督作用，督促党内民主的发展。

（三）有没有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充分不充分，效果如何，要用“三个代表”的实效来检验“三个代表”是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三个代表”的实现程度与党内民主的发展呈正相关。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宗旨既然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及小群体谋利益，就更应该遵循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其实，党内越民主，民主越充分，民主效果越好，就越能体现人民的意志，重大政策的出台、重要的人事任免、公共权力机关的动作透明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人民的监督，为人民所感受和体会。只要党真正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严格加强自身的建设，自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发展党内民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不以权谋私，不搞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永葆生机与活力。党内是否有民主，民主是否充分，效果如何，其标准只能是“三个代表”的实践效果。

（四）敢于和善于发展人民民主，是执政党成熟和坚强的标志，也是政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之后的必要转变和选择

是否敢于和善于发展人民民主，是衡量一个执政党是否先进、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只有按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党派，才能确保它的领导核心作用。背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压抑人民民主发展的党派，则不能永保生机与活力，不能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还必须看到，正在发展着的数字化网络技术，建设双向互动的信息高速公路，实现各种媒体的大众传播形式，使全球各国各类信息源的全面贯通和横向互联成为可能，从技术上为提高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大众传媒政治监督的力度，奠定了科学与技术的基础，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的民主意识，方便了民主的操作。政党生态环境的变化，要求执政党转变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加强和改善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领导，敢于和善于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也是加强和改进党风、政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能否从根本上增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断防止和避免脱离群众这一最大危险的重要保证。只有始终当好“三个代表”，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党才能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才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的国家也就能永远兴旺发达。【参考文献】

人民民主范文篇2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几段话，既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及其重要性，又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属于人民，这些因素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这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要在实践中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制度性保障。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体现人民民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形式。几十年来，这些民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发挥了良好作用。十七大报告从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等方面阐述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其中有一些新的提法，如“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自治范围”、“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等。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必将推动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

把人民民主视为生命，就不可能不重视人民民主的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十七大党代表的选举，差额比例由上届的10％扩大到15％。党代表选举的变化，的确从一个侧面折射着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民主生活的进步。相信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人民民主将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扩大，人民当家作主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因为人民民主的不断推进而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林治波

人民民主范文篇3

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基本区别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革命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党员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部分，党内民主寓于人民民主之中。但是由于党处于国家领导核心地位，党的民主化对于国家的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把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区别开来。

党内民主是指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中，根据党章和党的其他规定，党员在平等的基础上，按照有关的民主程序和形式，享有对党的事务的参与、决策与管理的权利，代表大会、集体领导、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形式，党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民主传统、民主作风、民主方法是党内民主的具体体现。

人民民主是指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全体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形式，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其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是人民民主的制度表现。具体来说，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主的地位不同。党的十六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这表明党内民主在党的建设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民主体现在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两方面，可以说，人民民主是人民共和国的生命。同志曾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表明人民民主在国家建设中处于关键的地位。

民主的主体不同。党内民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而人民民主的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

民主的形态和层面不同。党内民主属于政党层面，是非国家形态的民主，是纯粹的党内政治民主。人民民主属于国家层面，是国家形态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它既是政治民主，又包括全体人民享有的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各个方面的民主。

民主的适用范围不同。党内民主适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人民民主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这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具有统一性的客观依据。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都包含民主的基本原则，都要贯彻民主集中制，都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其最终目标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它们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表现在：

（一）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础和保障，对人民民主具有重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党内民主的这种地位，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领导地位决定的。从党的性质来看，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决定党必然在全社会起表率和模范作用。党员是我国国家机关干部的主体，也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必然会把在党内生活中培养起来的良好的民主行为、民主作风带到各级国家机关中去，带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样，必将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从党的宗旨来看，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惟一宗旨，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决定党是人民民主权利的维护者。发展党内民主，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党的宗旨决定了党内民主的发展必然内在地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从党的领导地位来看，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我们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内的民主状况、党员干部的民主素质将直接影响民主的建设。”[3]

党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对国家民主政治的认识是以对党内民主生活的认识为前提的，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方式，是以党内政治生活为基础的。从领导方法来讲，党一般是把党内形成的民主传统和民主作风直接导入领导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同时，发展党内民主，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党做到依法执政，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因此，党自身的民主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民主化。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人民民主必将得到保障和发展；党内民主受到破坏，人民民主必将受到阻碍和践踏。总之，“没有党内民主，也就没有人民民主，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基本途径和可靠保障。”[4]

（二）人民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外部推动力，对党内民主有重大影响和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植根于广大人民之中，人民民主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人民民主的主要制度表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体现，也是人民民主的体现，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监督权，这实际上体现了人民对党有监督权，党的活动应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外，随着各级人大代表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人大代表对党和国家机关及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将加大，这将促进党内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的培育，促进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推进党内民主化的进程。

广大农村、企业、城市社区等基层组织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基层民主的发展，也必将促进广大基层党员和干部民主意识的发展和民主作风的改善，从而对党的广大基层组织的民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和推动力。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民主建设日益加强，必将为党内民主生活提供充满民主氛围的社会环境，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实施监督的力度也将越来越大，这将有力地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三）人民民主是党内民主的根本目的。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战争年代，发扬党内民主，领导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基本目的是争取人民的民主；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内民主，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本目的也是为了发展人民民主。因此，发展党内民主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

（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实践之中。党内民主指导和推动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影响和促进党内民主，它们是一种以党内民主为先导的互动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实践之中，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以发展党内民主去代替发展人民民主，或者以发展人民民主去代替发展党内民主，而应该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根据各自的特点协调一致地、有区别、有重点地发展。只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共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大厦才有可能建成。

三、正确处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

（一）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党8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发扬了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就得到发扬；什么时候破坏了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就会受到阻碍。同志曾指出：1942年，我们运用民主的方法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同时，“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在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等问题时，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5]。这说明党内民主能够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时期，党内民主受到践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名存实亡，致使人民民主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吸取了以往的惨痛教训，大力恢复和发展党内民主，并以此带动人民民主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步步入正常化轨道。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六大，党多次强调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因此，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党的一贯思想，也是党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所得出的基本经验。在新世纪，要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必须坚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要求。数千年封建社会留给我们国家的是封建专制传统厚重而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决定我们党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能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走渐进、稳妥的发展道路，而不能走造成“天下大乱”的“大民主”道路。同时，党的领导地位、性质、宗旨和党员的整体素质，决定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选择。这样一条民主发展道路，具有现实性、渐进性和示范性，能够确保在发展民主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符合我国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要抓住三大环节。首先，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直接影响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的领导的本质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6]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善，就不可能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其次，要正确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是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关键环节。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是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集中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多数人意志的凝聚，而不是个人独断专行。这说明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因此，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另外，要明确制定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则和程序，便于实际工作中操作和遵循。

第三，要以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使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如果没有可靠的制度作保障，就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变，是靠不住的。因此，要加强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以推动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二）以人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人民民主是党执政的基本政治取向，人民民主内在地影响和促进党内民主，由此决定党要建立与人民民主相适应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当前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培育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宪法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体现，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宪法的基本要求。要在全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大力培育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使遵守宪法成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全体人民、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自觉行动，促使党的各级组织自觉维护宪法的尊严，推动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其次，要大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主要制度。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改善代表结构，提高代表素质，使他们能充分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意愿。第三，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派的监督作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方针。借助党外监督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第四，大力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党内民主的重要推动力。要大力发展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企业民主，全国广大基层组织和人民大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和民主实践的不断扩大，必将影响和促进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化进程。

“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是共产党人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课题。”[7]只有正确认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区别和辩证联系，才能做到一方面对其发展采取不同的战略，另一方面又做到两者的共同发展；才能做到在走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基本道路的同时，注意发挥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的外部推动作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必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0页，第50页。

[3]周抗《社会主义民主论》，第33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版。

[4]王寿林《当代社会主义民主论》，第3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版。

人民民主范文篇4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几段话，既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及其重要性，又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属于人民，这些因素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这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要在实践中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制度性保障。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体现人民民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形式。几十年来，这些民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发挥了良好作用。十七大报告从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等方面阐述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其中有一些新的提法，如“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自治范围”、“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等。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必将推动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

把人民民主视为生命，就不可能不重视人民民主的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十七大党代表的选举，差额比例由上届的10％扩大到15％。党代表选举的变化，的确从一个侧面折射着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民主生活的进步。相信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人民民主将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扩大，人民当家作主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因为人民民主的不断推进而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林治波

人民民主范文篇5

一、全面从严治党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自党的十三大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以来，以党内民主为对象的相关研究逐步展开，深度和广度明显增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在民主理论、组织原则、价值本质等方面存在共性，学者们从各个视角探寻体制内的党内民主与广泛性的人民民主的关系，认为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民主化的路径。这条路径的可行性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政治功能等方面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殊性使党内民主在推动人民民主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先导和表率作用，同时其一般性也要求在执政过程中要努力实现公民的政治参与，保持党与人民的民主沟通，保障公民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选举等基本权利。因此，理论界对于“通过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一路径基本形成了共识，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这是党和国家政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理论创新。但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一政治民主化的路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应然状态，而非实然状态，在其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困境。一方面，就政党内部而言，“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理论认识已经写入党的各类重要文献，成为党内民主发展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员权利不断明晰，党的决策方式不断科学，党内民主的观念意识明显增强，党内民主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推动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显性的功能。但由于中国传统“官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党内规章制度和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不健全，党内民主在实践范围和实际操作上仍然存在着很多局限，党员主体地位并不能真正实现，党员参与管理党内各项事务的权利并不能真正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等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现实而言，党内民主的实现对于人民民主确实起到了示范作用，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积极参与能够正面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中。但相对而言，从民主的内容、制度及效果看，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推进并非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党内民主的发展滞后于人民民主，如县级和乡镇人大代表已经采取直接选举，而同级党代表的直接选举还未推开；基层民主自治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实际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明显出现了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的倒逼，呈现出人民民主对党内民主的逆向反推力。全面从严治党从党的建设方针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部署，内在地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治国和治党的统一，为突破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互动的困境提供了条件。全面从严治党以全体党员为对象，以领导干部为关键，实现了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全覆盖。通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各级党组织运用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能力不断提高，领导干部能够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和主体责任。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切实转变“官本位”的传统观念，落实党员管理党内事务的基本权利，为广大党员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条件，切实体现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同时在“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下，人民民主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必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下逐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目标，政治民主能否实现是衡量全面小康社会是否建成的基本标准之一；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求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障，推动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本就是治国理政的应有之义。人民民主作为基础性、法定性的民主，其发展进程为倒逼党内民主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党内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全面从严治党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提供了发展的条件与政治保证，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握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非同质性

党内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种原则或作风，都是从党员主体的视角来界定的，是全体党员在党内生活中享有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一权利使广大党员能平等地参与到管理和决定党内的各项事务之中来。人民民主是指“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全体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形式，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1〕。其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从形式上来说，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都突出强调了党员或人民的主体性原则，强调权力共享和权利保障。二者的同质性、统一性、关联性为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提供了可能和保障，也为人民民主倒逼党内民主提供了条件和方向，但是在探析全面从严治党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互动提供新契机的同时，还需认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区别，这是科学分析全面从严治党对党内民主提出新要求的逻辑前提。第一，民主主体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无产阶级民主是在社会平等的基础上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并真正在全社会的同意和委托下产生国家的最高权力。因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全体人民是民主的主体，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委托少数人执掌国家权力。而政党作为国家与公众的中介和桥梁，不能简单地说政党权力来源于党员，政党成为执政党后，其权力最终还是人民所赋予的。党内民主的主体，不是“民”，而是党员。政党作为国家与公众的中介和桥梁，其掌握的是属于公众的公共权力，党员在党内民主的运行中，没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力，只有关于本党事务管理和决策的权利，这一权利来自公民自愿加入组织而形成的共同追求，而不是自身利益。因此，人民和党员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中的主体地位有本质区别，党内民主“不具备利益—权利—权力链条的那种完整性，而只是对民主运行所遵循的一些理念、原则、规则、手段、体制机制的借用”〔2〕。第二，权利内涵不同。“党内民主是基于共同政治信仰、基于集体主义、基于道德自觉之上的民主规范和权利；而人民民主是基于个人权利的民主”〔3〕。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首先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必须具有系统的组织纲领、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等。党员在申请加入组织之时，就必须清楚地理解党的宗旨、目标，党员的权利、义务，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等。党员是基于对组织的认同而加入的，享有组织纲领所规定的权利，履行党章明确规定的义务。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又进一步决定了党员的义务是绝对的，权利是相对的，党员的权利不能超越党的组织特性及其自身的规定性。因此基于个人权利的人民民主的内涵就要比党内民主宽泛得多。第三，民主发展的目标不同。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最终要回归人民。人民民主的发展目标是要通过政治民主化的途径，使整个社会能够广泛、普遍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其本身没有自己的利益，广大党员除作为人民所应享有的一般利益外，也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目标不同，党内民主的实践与发展保障了党员的权利，调动了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通过推进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保证党的路线的正确和决策的科学，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党的建设与发展，保障党的团结统一，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言：“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和党员的代表在党章的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4〕当然，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党内民主发展的最终目标与党的性质、宗旨是一致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是高度统一的。由此可见，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并不在同一层次同一范畴中，并不是同质概念，在权力来源、权利内涵与民主目标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认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非同质性，对于正确认识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党内民主的作用和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发展党内民主要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要求

发展党内民主的新要求既是基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非同质性提出的，更是基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而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行为，呈现了治国理政与党的建设的有机统一，党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已然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党内民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其在目标、要求、实现方式上都应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契合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要求。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对党内民主的要求与目标进行全面的思考和分析，有助于保证党内民主的发展方向，明确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寻求实现党内民主的有效途径。第一，党内民主的发展目标在于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关于如何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指出：“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正确方向、形成强大合力。”〔5〕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也同时渗透到党内，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党内蔓延，部分党员干部奢靡腐化、作风散慢，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大大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这些现实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凝聚共识，齐心协力，充分发挥党的组织效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对党内民主进行总揽式刻画时，突出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6〕，失去了党的力量保证，党的生命无从谈起。因此党内民主不能过于强调民主的形式，为民主而民主，其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党的组织框架中，遵循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使全党能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实现同心同德同行；党内民主不能成为党员干部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顺风车，实行党内民主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妄言、党员拥有绝对的自由。在发展党内民主时，广大党员干部要通过党性教育，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使民主成为自己的理性选择，使党内民主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心理和自觉行为。党内民主一方面要体现民主性和科学性，保障党员干部参与管理党内事务的各项权利，另一方面还内在地蕴含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性，其在党内的最终目标还是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使全体党员干部能够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行动上保持高度统一，充分发挥党的组织效能，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第二，党内民主的价值核心在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基于党内民主较之于人民民主的特殊性，对党内民主的认识不能仅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层面去理解，就其自身而言，党内民主的核心应与全面从严治党保持一致，其价值定位更在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宗旨、纲领等方面，而且表现在其组织内部各成员之间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党的组织是按照民主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其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7〕。列宁一再强调工人阶级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从一开始就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因此，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性是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先进的本质规定性，民主性是实现先进性的内在基础，党内民主的归宿就在于更好地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状况下，党的先进性的要求更多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应然状态，党的纯洁性要求成为当前党内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加强党的纯洁性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底线要求。党的纯洁性问题解决不好，党内民主就会失去方向，党的先进性只能空谈于理想层面。由此可见，党内民主的价值定位不能仅在保持党的先进性上，还必须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为起点。在党内民主发展中，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在权利行使上、政策制定时，真正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推动党的纯洁性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实现党内民主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统一。第三，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效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党内民主要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制定必须在一定的组织中集体讨论通过，党的领导机关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些要求的落实需要各级党组织为党内民主提供实践的平台与空间，而常态化的党内政治生活正是发展党内民主有效的实践载体。在过去一个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形同虚设，“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8〕。全面从严治党明确要求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将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生活、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大法宝”，这既是发展党内民主必须遵循的基本制度，又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有力武器，也为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指明了目标方向。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最根本的就是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切实保障党内民主。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按程序、规矩办事，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主动认真听取来自党员、下级、基层的各种不同意见和不同声音，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坚决克服个人专断和组织涣散现象。同时在党内组织生活中，党员干部要正确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锤炼党性，补足自身理想信念上的精神之“钙”，扫除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使全党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在全党真正营造出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作者:沈燕培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任中平.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关系辨析及发展走向〔J〕.云南社会科学，2011（2）：19-23.

〔2〕王长江.政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8.

〔3〕金安平.“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党内民主示范、带动人民民主机制的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9（1）：11-18.

〔4〕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65.

〔5〕.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1-17（01）.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人民民主范文篇6

关键词:乡村振兴;全过程民主;社会治理现代化;智慧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大数据通过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给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带来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变化，还推动了乡村治理技术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变革。深入研究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场域、现实问题和智慧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场域

技术场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孕育于、生长于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技术前提，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技术壤土。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前提和优化路径，只能在也必须在既有的现实技术环境中进行。大数据使各级政府能够更快捷、更便利、更精准地指导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优化乡村民主过程，从而真正实现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有效化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面临的问题。

(一)科技发展成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资源前提

当今世界，民主技术风潮迭起，迭代核心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大大提高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度。互联网物联网的领先站位、大数据云计算的生活嵌入，引发了乡村民主方式变革。伴随着民主政治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人们高度重视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在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应用与创新。新时代是乡村进入数字社会、科技先导型治理和智慧民主的时代，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近年来，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等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乡村民主技术数字化迅猛发展，我国信息产业迭代升级，撬动了传统乡村民主手段与方式的内生性巨变。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模式层出不穷，智能化技术在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数字乡村的兴起与发展、智力资本的嵌入与扩张、民主技术的智能化走向等已成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场域。乡村治理的大数据融合、意见表达的数字模板、乡村舆情的超时空涌动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依托。生活偏好的数据化展现、微时代的微平台微空间日益弥散、价值引领与群众监督的字节跳动也成为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资源前提。综合国力竞争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将更加倚重科技进步、知识创新和社会治理。亟待通过大数据创新乡村治理，推进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现代化。

(二)人口流动造成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场域空置

乡村人口流动是农民融入工业化、城镇化和城市文明的重要途径，它带有空间转移和地位转变的双重动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经历了快速增长，2015年达到2.47亿人，其后开始缓慢下降。2022年，全国流动人口又攀升到3.85亿人，农民工总量达2.9亿人，外出农民工1.7亿人，本地农民工1.2亿人［2］。“城乡流动”依然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形态，乡村人口流动的实质是农村劳动力在市场经济中的自主选择与趋利行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带动的乡村人口流动是当前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现实境遇。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交往是基于交换规则的市场行为，是缺乏深度交流的工具性交往，农民工与市民时常停留于“没有互动的共存”状态，乡村流动人口是一个孤立化的相互隔离的封闭性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回不去的农村”与“留不下的城市”［3］之间如“候鸟”一样徘徊。伴随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乡村流动人口“就业极化”［4］，处于技能分配底层的就业人数相对于技能分配顶端的就业人数持续下降。急速流动的乡村人口使乡村社会不再是静态的乡土社会，相对独立的“世外桃源”洋溢着市场经济的利益腥膻，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为市场经济的流动性和交易性所颠覆，开放、平等、民主、自由等鲜活而充满变革性的时代价值被注入注重血缘、亲缘、地缘与业缘的乡村社会之中，变动成为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变革性力量和未知因子。千百年来农耕生产方式所生发的乡土文化正在经历着最为深刻而剧烈的历史变迁，它带来的治理困境，即“法制悬浮、功利下沉、信任流失”等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破解的深层现实问题。

(三)智能数据成就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技术支撑

信息技术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支撑。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世界已进入新一轮科技创新周期，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正面临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引领的社会治理革命。人工智能成功跨越“不能用、不好用”的拐点，进入“很好用”的爆发式增长黄金时期，成为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创新的“超级支撑”。新技术引发新业态并进而提出新的民主需求，是伴随区块链技术发展及社会治理应用过程中出现的新议题。同时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区块链“具有共识性、可信性、共享性和自发性”［5］等特点，区块链本身的复杂性对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新挑战。“记录”“交易”“组织”构成了区块链分析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问题的技术逻辑，针对激励条件、约束条件的选择则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设计的重要考量。从“互联网+”转向“区块链+”，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从“信息互联”迈向“价值互联”，强化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期许。人类社会已迈入智慧社会，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日益数据化，人工智能推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要求民主全链条更加完善、民主议题更全覆盖。从社会治理创新和提高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现代化水平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技术可用于收集关于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种最新的海量数据，实时进行数据更新，对潜在问题进行分类、组织、分析和预测，有利于提高乡村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客观、准确、及时地作出决策的能力，从而应对乡村治理中的紧急情况，满足村民的利益诉求，提高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服务村民的精准化和个性化水平。

二、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1］大数据云计算可使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乡村主体突破猜想的不确定性，使乡村支部提议更有前瞻性，民主过程更有时效性，民主结果和执行力更有高效性，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精细化和精准化，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具体模式和政策建议。与此同时，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也面临着诸多技术难题。

(一)技术约束:数字鸿沟与技术主义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鸿沟是指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民主数字富有的乡村主体与民主数字短缺的乡村主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它是乡村主

体对数字化民主认知、掌控和运用能力上的悬殊差距。数字鸿沟意味着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的主体能力贫困，障碍着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法性。“数据资源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资源，数字化技术正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6］。“数字化生存”是智能时代乡村主体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民主场景，民主数字化创新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空场景。数字化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意愿不强、原子化状态生活的农民提供了聚合行动力量的介质，也为现有利益格局中原本处于权力远端、游离于故乡之外且长期失语的农民工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的工具和非制度化参与的民主平台。因此，政府应勇于承担缩小和消弭城乡“数字鸿沟”的社会责任。数字时代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技术主义倾向时常凸显。在乡村民主的全过程中，数据技术的进路表现为刚性机制，人民民主实质的人民性时常被遮蔽，民主链条中的人文关怀亟须回归。智慧民主的核心应是“技术”与“民主”的双向赋能，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当前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后端的云部署往往成为重点，而村民的民主诉求成为辅助部分，技术手段与民主诉求未能很好地融为一体，民主效能不尽如人意。“算法至上”的技术主义往往注重逻辑的自洽，在乡村民主全过程中过于追求算法的客观、现实性，而把民主主体的“人”沦为数据的工具，这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产生冲突。数据技术毕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工具，不能把工具理性延伸为权力控制。如果智能化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过于侧重权力管控而非民主参与，网络民主目的在于强化权力意志而非提升民主效能，那么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技术就难免会出现手段与目的互换、权力与权利的倒置。凭借数据技术建构的乡村熟人信任网络，会使乡村民主主体过分依赖数据交流与技术性沟通，使行乡村主体间的社会性交流消解，乡村民主主体的主体性地位和活力减弱。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数据技术越发展，民主主体对数据技术的依赖性越强，数据技术很容易削减乡村民主主体的决策和执行的自主性，从而形成“靠数据说话”的技术思维惯性，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权力完全由“人”交付给“技术”，背离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旨。

(二)工具约束:数据短板与“数据烟囱”

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乡村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都取决于当代的治理技术和社会资源。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由制度、程序、分析以及逻辑构成的治理体系，它能够实现对乡村个体的引领、激励、制约。“区块链是一种颠覆性技术革新”［7］，它从技术底层上解决了传统互联网面临的“数据孤岛”“数据确权”和信任构建问题，重塑了大数据时代的民主结构。落后的乡村民主技术限制了村民的政治参与，它表征于制度技术碎片化和民主参与技术的代差。制度技术碎片化体现在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缺乏约束力和激励机制;民主参与技术代差主要体现在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一些地方仍然停滞在五大民主链条缺环，自由平和的民主讨论困难重重，与新时代的民主要求之间存在迭代差距。因时空阻隔、技术落后、参会者素质局限，乡村会议整体参与率不高，公平性和有效性一直存疑，有时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往往因技术滞后难以取得有效进展。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数据烟囱”表征为数据条块分割、内外部数据壁垒坚固、数据获取樊篱围堵，它带来治理成本的增加、信息化的作用无法充分体现等问题，是障碍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效性的重要因素。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据亟待融合，“数据烟囱”亟待改变。近些年，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网络平台日益完善，但因技术因素与行政区划所限，乡村民主的数据共享问题依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难点和堵点。乡村民主数字化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纵强横弱”的问题，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涉及方方面面，各种信息系统因部门区隔互不融通，数据标准各自设限，平台之间的信息因利益冲突互不开放，共建共享的目标亟待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乡村数据亟待融合。因经济利益的局限性，乡村数据技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间存在代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化覆盖和数字化程度的提升空间很大，治理效能不彰。基于权力控制的考量，一些乡村干部对民主过程中的数字化建设龃龉颇多，曾出现以双重台账规避数字化监管，以虚假链条或环节应付村民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等情况。有些地方的智能化数据采集手段落伍于时代，拍照留存、手工填报、电话问询等方式仍很普遍，技术手段滞后导致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序缺环、过程不全等问题亟待消除。

(三)嵌入困境:数据挑战与思维局限

大数据时代的乡村技术治理“更多的是现代技术信息、组织体制、内部组织文化等非信息技术因素的介入”［8］。行政、理性和技术构成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国家在场的行政维度表征为“权力逻辑”，农民在场的理性维度表征为“话语逻辑”，工具在场的技术维度表征为“时代逻辑”。让乡村成员发挥主人翁作用，积极参与乡村事务，在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拥有确定问题、争论证据和形成议程的同等机会，自由、平等和理性地参与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民主结果落地生根，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当务之急。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存在数据挑战，“数据与人”的互洽、“多元共治”的和谐、“价值归宿”的指向等亟待理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嵌入困境，包括数据思维的建构、多元合作的共治、信息安全的确保等亟待完善。应对数据挑战必须解决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存在的数据意识缺乏、数据人才短缺、信息安全凸显等问题，化解嵌入困境的则须解决数字鸿沟、数据崇拜、信息孤岛、权力寻租等现实难题。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很多地方仅是把数据技术作为一种民主技巧和治理手段，数字化的民主平台只是民主过程的技术外化、空间拓展和权力延伸，意图通过信息采集、技术监控实现社会控制，达到缩短过程、减少程序、节约时间的行政目的。这种思维仍然滞留在传统社会的单一物理空间，还没有进入新时代信息社会的物理(现实)—电子(虚拟)双重空间。对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新方式、新途径和新策略的吸纳、融合和运用很不适应，尤其是对村民的网络表达、虚拟空间监督、网络民主参与等重视不够。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应立足双重空间，运用民主思维，及时把网络民意、网络监督和网络参与吸纳到民主过程中。数字时代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乡村数字化建设发展迅速，海量信息高度集中，巨量数据涉及乡村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身份信息、指纹信息甚至人脸识别信息等个人隐私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与共享使得每个人的详细数据都暴露在网络中，“每个人的隐私信息在数据技术面前成为公开的秘密”［9］。有学者提出数据遗忘理论，目的就是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构建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慧化中应有的数据信息保护思维。

(四)治理局限:人才缺口与制度滞后

乡村数字人才建设迫切而任重，数字人才规模亟待扩充，数字人才结构亟待优化。网络平台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依托，检测和维护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相应的网络技术，还要按照行政层级依规而行。现实中这部分人员往往是临时雇佣的编外人员，很少具有保障和运营平台的技术能力与权限。近年来乡村行政人员学历不断提升，新任村官有年轻化表征，但其工作能力尤其是数字技术和数据应用能力与网络平台要求还有差距。他们习惯于传统的服务职能，在线下的纠纷调解、政策执行中游刃有余，但在线上的智能服务方面却缺乏互联网思维，往往因数字技术缺乏而陷入被动。这源于基层政府在公务员培训时缺失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务的内容，更缺失数字民主思想和智能治理技术的训练。另外，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化人才增量的吸纳能力严重不足。因基层事务往往细小烦琐、荣誉感缺乏，加之就业环境简陋、待遇微薄、上升空间狭窄，技术型人才的招聘入职和扎根基层呈现“双难”。事实上，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施中一直面临着数字治理技术人员匮乏、复合型专业能力不足等人才难题，抑制数字技术与乡村民主的互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制度化的智能建设是提升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的关键。目前，关于乡村治理、村民自治和智慧治理等方面的政策文件频频出台，相关制度的顶层设计也不断完善，实践效果有目共睹，但是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尤其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相关制度建设仍然滞后，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智能化制度规范更显不足。受行政区划影响，各地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托的网络平台或系统各自为政，规则和参数互不融通，信息采集和数据存储各自独立，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导致本就紧张的乡村经费资源愈发不足，且治理效能不彰。究其根源在于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制度建设滞后，顶层设计不足，制度间不自洽，存在结构性矛盾。各地民主程序设置在覆盖面和关节点上差异显著，更高层面的设计和规划一直缺位。民主制度碎片化现象加剧了数据共享的难度，民主数据的滞后性有使民主过程空转的风险，乡村信息的动态更新有待机制建构的完善。

三、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路径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路径在于通过技术变革实现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变革，“是一种将技术主导转向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治理的复合性、整体性治理思路”［10］，其目的在于建构具有包容性、整合性以及可持续性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范式转变与政策设计的治理更新

乡村“技术治理”可以理解为基于技术进步使乡村现代化能力由低向高发展的过程。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性影响不仅意味着需要对现有制度或政策进行调整，其更意味着要打破现有制度或政策框架”［11］。实现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数据化，应界定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大数据的科学内涵、时代特点、治理功能和价值指向，梳理大数据与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强关系，剖析大数据对乡村民主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并深入分析基于大数据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状和特点，即乡村民主更加公开细化、大数据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政府绩效管理“被量化”。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数据化应厘清大数据与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以及大数据对民主效能提升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大数据理论的内涵。应构建基于大数据背景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策体系，践行并深化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社会治理理论等。应深入研究大数据带来的新技术、新理念以及国内各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方面的探索，丰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推动大数据场域中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范式的转变，包括全过程民主行动的“技术—预测”前瞻性策略、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精细化的“技术—服务”应然导向、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偏好的“技术—协作”整体性趋向，从而体现大数据对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价值，为巨量人口流动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技术支撑，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提供现实依据，为乡村数据民主提供科技方法，为乡村源头治理提供民主平台。大数据与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正相关。通过国内各乡村间同类大数据的实时动态比对，可准确把握民主议题的乡村偏好，从而完善乡村民主机制，使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走向精细化。基于乡村大数据民主议题整合，可做到信息透明、平台开放，使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向协作共享。通过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海量舆情信息，可实现全新的乡村舆情治理方式、方法和路径，拓宽社会民主治理的范围。实现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数据化，应基于实地调研，立足新时代中国国情，从地方政府、民间组织、政府政策、社会主体、社会资本等方面进行政策设计。政策建议应包括乡村组织创新、民主制度创新、治理平台建设、技术人才培养、辩证思维培育等，并正确处理数据决策与传统决策之间的内在关系。应加快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不同乡村主体的数据开放，解决好大数据的信息风险问题。应树立数据思维，推动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主体多元化;开展乡村数据分析，创新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实现乡村决策科学化;规范乡村数据隐私，完善全过程民主机制，推动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理性化;应对数据冲击，转变治理结构，实现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现代化。

(二)数字生存与网络协商的治理完善

乡村数字鸿沟的削减有赖于智能化乡村建设。政府首先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完善数字乡村设施，“积极建立集农村宽带、互联网、5G等在内的数字化基础设施”［12］，夯实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慧化基础。加大对信息贫穷乡村的资金支持额度，加快数字乡村的智慧升级，提高数字化政务水平，推进乡村数字化普及和应用进程。其次，推进竞争政策和普遍服务政策。竞争政策是通过允许更多优秀企业参与到乡村数字化建设领域，通过同行业有序竞争选择质优价廉的服务，降低乡村网络设施建设的采购和使用成本。继续改革电信管理体制，让市场在乡村电信服务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升乡村数字化工程普及率。普遍服务政策是一种合理的融资方式，旨在促进落后乡村的数字化设施建设，在一定的透明度和公平条件下，企业以适当方式承担相应的义务。“村村通”工程是政府启动普遍服务政策和运营模式的典型案例，由政府相关部门和电信管理企业共同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最后，强化农民数字化智能培训，保障农民数字化参政议政的权利。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乡村数字化建设，建立多种多样的农技数字化服务中心，开展“乡村数字化教育工程”等。通过大力推进乡村网络知识培训，提升农民网络协商能力，使农民无论在本村或者远在千里都能够廉价便捷地接触和学习数字化技术，从而提高乡村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效能，促进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现代化。大数据打破了过程民主的时空阻隔，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完成烦琐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活动。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人，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超过16亿;5G网络用户数超过1.6亿，约占全球5G总用户数的89%［13］。在新增网民中，农民工占据相当数量。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民主选举的自由表达，更意味着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民主协商，大数据的广泛普及与大众化运用为村民远程参与乡村事务增添了新的时代因素。它不仅为“激进”农民提供了超常规的民主工具，也为保守农民构建起亲情互动和民主参与的便捷手段。即时性、虚拟性尤其是互联性的数字化网络对于原子状态的农民具有内在黏合力，智能手机普及使得农民中的网民数量逐年攀升，这一切促使农民参与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热情和能力高涨，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三)网络平台与网络素养的建设提升

信息技术催生了一个全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借助于网络实现了超时空的民主表达与信息共享，时空分离凿通了乡村民主活动与在场情境的关节点，去空间化和无界化为乡村群体理性表达提供了载体，也展现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无限延伸和不断拓展的乡村场域。“政党赢得政权、巩固政权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要赢得人民群众广泛的认同”［14］。网络民主关系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能力，必须把它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和政治工程稳步进行。要积极推进乡村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扎扎实实做好乡村电子政务，增加乡村信息工程投资，保障网站运作资金。提高乡村网站的技术性能指标，成立网站维护团队，确保网络安全和持续运营。提高乡村网站的实用性和吸引力，增强村民参与乡村网络民主的意向。整合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信息资源无障碍共享。提高乡村工作人员开展乡村网络民主的政治意识和业务能力，确保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关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与此同时，要防止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中责任滑落、自我陶醉和网络寡头，注意民意表达的非理性、“伪民意”和离散问题。数字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用“数字治理乡村，要对数字化技术本身进行规整，还要借用数字技术发展推进整体治理变革”［15］。首先，应组建一支保障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安全有序运行的技术队伍。加强对大数据人才的招聘力度，加大人才下乡的政策力度，推动技术人才回流乡村。建立科学的数据技术人才激励机制，在乡村干部中普及大数据知识，在干部培训中增加大数据情景模拟课程，提升乡村干部运用大数据分析问题、精准决策、智慧治理的能力，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智力支持。其次，线上线下协同，提升农民的民主素养，提升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让农民在实践中累积民主经验，切身体会政治参与、理性表达的现实价值。在农民和农民工聚集的地区，政府和企业应提供免费上网场所，定期提供网络培训服务和免费在线服务，培训他们使用在线语言，填补农民网络民主能力鸿沟。最后，设置相关议题，激发农民参与网络协商的动机，“平台议题的设置与公民诉求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公众参与的获得感”［16］，如建立民工专用网络专属频道，免费就业、子女教育、权益维护、技能培训等相关信息。

(四)网络民主与人技共治的措施创新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常态。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农民的民主素养不足，农民往往在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网络形态中被边缘化，在乡村民主协商、民主管理中等乡村公共事务参与中角色微小。部分农民尤其是留守妇女、老人往往是基于“臣民”心态被动参与，或碍于全过程、全链条的程序烦琐，疏于发挥主人翁作用。现代民主精神是村民参与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网络形态的基本素养，它使农民能够理性表达自己的合法权益，基于合理合法的途径解决利益冲突，达致乡村善治。乡村网络民主可确保所有农民真正参与到乡村事务中，农民通过网络在交流中加深理解、在对话中表达立场、在无限的时空中交换意见，不受时空阻隔发言，完全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外在地表达出他们想什么、要做什么。村民智能化技术提升，既要包括民主数字化的知识和技术，更应注重其作为乡村民主主体的政治需求。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网络形态的持久发展必将改造新时代农民的数字能力和民主素养，提高农民的数字民主认知，促进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创新，从而造就一批懂技术、能参与、有格局、愿担当的现代化农民。而大批数字化农民的涌现，又会成为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导力量，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造就现代化的生力军。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完善的制度安排与广泛的民主实践”“提高了国家治理效能”［17］。构建人技共治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迫在眉睫。在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数据技术是手段。构建“人技共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要科学界定数据技术的工具性，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信念渗透到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充分体现“人技共治”民主理念，实现技术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内洽，提升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文关怀，推动和谐融洽的乡村民主稳定有序发展。在乡村场域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借助多元乡村主体与民主技术的融合，推进了价值同构的乡村秩序重建。应在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激发乡村民主主体的参与兴趣，通过数据技术的无界性延展乡村民主治理的时空场域，打造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现代民主精神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乡村共同体。为规避技术主义，应完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据复核制度，使民主的人文情怀与技术智能理性深度融合，在提升数据技术的智能性的同时，消解技术霸权和信息形式主义。完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资源数字化的规则和流程，强化法治权威，细化惩处机制，严惩篡改数据的违法行为，建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数据运用机制，堵住数据泄露的制度和处罚的漏洞，加强乡村数据信息管理者和使用者的保密教育，从源头上规范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据保存和使用问题。人民民主智能化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最具特色的一种民主形态。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谋求的是乡村善治。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智能化以其直接性、便捷性、廉价性的优势，有效消除了乡村传统政治参与的时空困境，推进了乡村数字民主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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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范文篇7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一项政治权利，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仅充分表明了我们党进一步坚持和实现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心，而且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健全民主制度，使人民民主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切行动和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才能形成自觉的意识、采取有效的行动，成为掌握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只有坚持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人民群众才能通过法定途径切实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保护自身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是社会主义民主循序渐进、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统一，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民主权利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才能从抽象变为具体、从理论走到现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既包含着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又体现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权力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既有利于实现社会各界广泛的民主参与，又有利于集中统一，还有利于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单位和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民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本质，从制度层面保证了广大人民有效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坚持党内民主、党际民主、群众民主相统一，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发展。从构成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共产党与派的党际民主以及群众民主。党内民主是关键。我们党始终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对社会主义民主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党际民主是我国民主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作为参政党和亲密友党的各派，坚持采取团结合作的方式，既实施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又保证其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不包办代替其内部事务，创造了团结稳定、活跃奋进的良好局面和民主氛围。群众民主是根本，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最普遍、最广泛、最一般的内容，也是发展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的最终归宿。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须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得到充分展现。

坚持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监督民主等形式相统一，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民主的实质要有相应的形式加以实现和表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了选举、协商、自治和监督等多种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努力把人民各方面的合理愿望和民主权利落到实处。选举民主，即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是表达人民意愿、调整利益关系的有效途径。协商民主，即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既有利于使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得以落实和满足，又有利于使少数人的合理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兼顾。自治民主，即由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面。监督民主，即人民对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拥有监督权，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是人民维护自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必要方式。这些民主实现形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使广大人民能够真正运用属于自己的各项民主权利去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人民民主范文篇8

邓小平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这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它由两个因素决定，从国际看，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加上“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从国内看，“对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在事实上，人民民主专政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一直处于无休止的混乱状态。

二、对人民民主专政运作模式的发展

在新时期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如何让民主的实现、专政的实施得以健康运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将人民民主专政法制化的论断。

1．提出社会主义民主要法制化

晚年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没有把民主和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还曾一度不要法制约束，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主要手段，搞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中被“”利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搞封建法西斯专政。鉴于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完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他说：“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2．提出对敌专政要依法进行

1957年后的20年极“左”路线，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为防止再犯类似的错误，邓小平提出对敌斗争“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既依法对敌专政的思想。他说“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3．提出新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内容的新表述

邓小平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就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同时，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条件，民主化与现代化要相伴随，“一步一步地前进”。

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对敌视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专政，即必须同时坚持专政职能，以保障人民民主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予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三、对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一方面，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要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非依法律不得剥夺和限制，并通过健全有关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和严格执法；另一主面，公民在行使、运用民主权利时要运用法律武器，限于法定的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决不能搞无政府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同时，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有纪律，有秩序和遵守一定的程序。

从效能看，人民民主专政法制化的直接实践意义是使其在现实运作中更具有可操作性。把民主同法制结合起来，既体现国家政权有效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并使人民行使民主的秩序性得以规范化，又有效地防止、制止无政府主义现象的滋生，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对敌专政同法制的结合，以其严肃性、权威性从根本上保证人民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秩序化，正是有效地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再度发生，防止产生冤假错案的理性选择，特别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政治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邓小平认为，要避免“”式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就必须改革那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体制，使权力受到制约。建立权力制约制度，既是邓小平政治改革理论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如邓小平所言，我国过去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苏联模式”的弊病实为一种体制上的严重缺陷，在(论十大关系)中，已对其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但总的来看，则仅着眼于制度革命的层次上，而未达到体制革命的层次。指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邓小平理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民主专政法制化”则一改“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强化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摈弃按“苏联模式”搞高度集权，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这就是一种体制革命。

人民民主范文篇9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0）05—0084—11

一

建国以后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政治统治”的探索和实践中，作出的重大决策有：

1.制定和实施新中国的大宪章《共同纲领》，向中外昭告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迅速稳定了民心和局势，并争得了世界上友好国家的支持。

为了制定新中国的治国方略，曾经反复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并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联系中国的国情和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早在他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中，便代表中国共产党阐明了新中国的治国方略，建国前夕，于1949年9月21—30日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国家大法，新中国诞生后，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实施这一根本大法，迅速稳定了民心和国家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并争得了世界上友好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为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政治上赢得了第一场辉煌的胜利。《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顺利实施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创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

2.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意识和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根本的、最长远的政治保证。

作出他认为必须作出的决策：（1）当时我们党刚刚登上执政地位，缺乏经验，而国家因为长期内忧外患和连年的战争，经济非常落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2）刚刚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在美国支持下时刻梦想卷土重来，并一次次策划和进行了各种颠覆、破坏活动。而国内的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也遥相呼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和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活动。曾经多次说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时，并非共产党不想集中主要精力来搞经济建设（事实上包括在内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主要领导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去抓经济建设），而是客观上迫使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继续去考虑和处理有关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问题。（3）建国以后，耳闻目睹并亲自批准处理了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从上到下”出现的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腐化变质分子。认为，这些腐败分子已经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或者干脆说，他们已经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影响共产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障碍和敌人，因此，共产党和他们的斗争，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你死我活的斗争”。（4）包括在内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主要领导均是从长期革命战争过来的，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敏感性、重要性等有着长期的体验和认识，因而对阶级斗争问题有着特殊的警觉。（5）在执政的年代，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部分是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他们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和对党、对人民朴实、忠厚的感情，但在执政的位置上如何全面、准确地分析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形势，如何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规，仍缺乏相应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这也是后来在领导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容易导致出现偏差和“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6）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背信弃义，给我党造成了严峻的局面。（7 ）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继发动朝鲜战争以后，又在越南燃起战火，并在我周边国家和地区策划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对我实行各种孤立、封锁、扼杀政策，并多次实施了武装挑衅等。这些事实表明，在执政的那段时间，我们党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关大局问题上，所面临的客观形势的确是非常严峻的。

3.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政策、规章，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4.建立全国和地方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重要的条件和保证。

二

早在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通过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亲自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方向、道路和政策的重要决策，领导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要建设事业，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思想和理论。

1.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争取国民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好转。

早在1940年1月，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思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蓝图，的这一思想被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所接受，并被写进《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针。

依据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便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新的更艰苦的斗争。至1952年底，我们不仅基本上胜利地结束了解放祖国大陆的战争，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对人民政权的各种破坏和反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胜利，而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国家财经状况基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的重大的、辉煌的成就。这里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为核心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三年艰苦奋斗的心血，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伟大胜利。

2.领导制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迈出国家工业化第一步，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为了更有步骤地组织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党中央早在1951年2月便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思想，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由、陈云直接主持，从1951年春开始了我国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

随着“一五”计划的逐步制定和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基本恢复，国家财经状况得到基本好转，和党中央及时地作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决策，并于1952年提出了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一转变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使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从而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和保证。

3.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支持工农业生产，推动体制变革的实现和完善。

随着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的陆续“上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个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高潮。

在大好形势下，和党中央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经过党内外反复的争论和商讨，党中央在1958年5月5—23日成都召开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制定了由倡议提出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有“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的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许许多多事业中发挥过我们今天难于想象的重大的、积极的（也包含着一些消极的）作用。

当年一方面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感到欢欣鼓舞，并满腔热情地支持干部群众敢想敢干敢闯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表示了善意的理解，并给予了及时的正确的批评和引导。

及时发现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纠正体制变革之初出现的失误。他曾花费大量心血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并亲自主持于1961年5—6月间制定了《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重要文件，使体制逐步稳定下来。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废除为止，前后在新中国历史上保留了约25年的时间。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有人称它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有人用“一大二公”概括的功与过，有人把公社体制变革初期出现的“大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当作整个时期的普遍现象，还有人把当作是“造成农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等等。作为曾经在农村生活、工作了近30年的见证人之一，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最起码可以说是浅薄的、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违背客观历史事实的。

应该客观地承认，在这25年间，由于全党和亿万干部群众的辛勤努力，在团结和教育、组织农民用自己的力量去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相当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思想意识，动员农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推广科学种田，培养大批农村工作干部，镇压农村被推翻的封建势力和地主富农对人民政权的反抗并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共和国公民，有效地巩固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等方面是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农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过去时期亿万农村干部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物质和经验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那些不考虑过去的历史条件而简单地否定过去一切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如众所知，在推动体制的变革实现和逐步完善中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之所以他作出如此重大决策？最根本的原因是，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使具有几亿人口的广阔农村一方面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加上国家有限的支持尽快改变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体制相对合作社来说，强化了管理的职能，从而有利于农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如同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那样，不可否认，体制和时期的农村工作由于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其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初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从古至今，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哪一次重大的变革，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损失？

4.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进一步探索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途径。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国内各种矛盾复杂纷繁。和党中央面对内忧外患，沉着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了一个个重要的决策。在国际上，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与以苏联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扩张行为进行了严肃的谴责和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内，一方面对执行总路线、组织工农业和体制变革时期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在方针、政策和策略上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和修改补充，以求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修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事业。另一方面，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从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感觉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远远没有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事关党和国家民族兴亡的重大问题。因此，一方面在政治上重提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时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另一方面，他在继续思考和探讨，试图找到一条既能保持政权稳定，又能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发展经济，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能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途径。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对国内外的重重压力和困难，毫不气馁，继续推进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涌现了许许多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于是，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和党中央正式发出了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为期近15年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这一运动？首先应该充分考虑和党中央作出这一重要决策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总结这一运动的历史功过。客观历史事实已告诉人们，和党中央作出这一重要决策的初衷是正确的，在整个运动开展的过程中是曾对当年的全国政治、经济建设起过重大的、积极的作用的。不可否认，这一运动也曾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以慎重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这一段历史，并从和党中央当年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认真研究和分析，才能对这一段历史真正作出正确的评价和结论。

三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高度出发，极其关注思想文化战线方面的工作和动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制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并亲自领导开展了思想文化战线一个个复杂艰巨的斗争。在领导开展这些斗争中，既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严重失误特别是“”期间的严重失误。因此，回顾和正确总结在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所作的重大决策及其思想轨迹，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

1.改革整顿旧的文化教育事业，组织200万知识分子开展学习思想改造运动，批判封建主义、唯心主义错误思想和观念，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建国之初，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状况非常复杂混乱，这些问题不加以改造和整顿，将严重影响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政权的巩固。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被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所接受。从1950年开始，以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便逐步开始改革整顿旧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举措。从1951年秋开始，又有计划地组织200万知识分子开展学习思想改造运动，帮助他们转变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解决好为谁服务问题，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组织他们分批参加、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使之从中受到极大的教育。至1952年底，这两项决策基本实现，从而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领导改革整顿文化教育事业和知识分子学习改造的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又领导开展了批判封建主义、唯心主义思想和观念的斗争。现在看来，这些批判和斗争确有过火之处，混淆了一些是非和矛盾，造成了一些严重的、消极的后果。但是，从积极方面看，通过这些批判，使许多人懂得和分清了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什么是封建主义的陈旧思想和观念，什么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倾向，这对于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有破有立。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经同意和亲自校阅，中共中央组织编辑并分别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1953年4月出版发行了《选集》第一、二、三卷。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真实记录和经验总结。《选集》的相继出版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热烈欢迎并迅速掀起了自觉学习的热潮，极大推动了党内外思想政治建设，并再次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

2.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区别香花毒草“六条标准”，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

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56年1月14—20日召开了有中央领导，省、市党委书记及军事机关、重点高校、文艺团体、科研机关党的主要负责人共1279人参加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由代表中共中央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中共中央于2月20日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同年3月，批准成立以为主席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同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在艺术问题上实行“百花齐放”和在学术问题上实行“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此后，他多次重申了这一方针。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一方面再次重申了这一方针，另一方面，又对执行这一方针过程中应注意的原则问题作了重要解释和补充。[3]

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六条标准”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只讲“双百方针”，思想文化领域则可能出现良莠不分，乃至正不压邪的局面；只讲“六条标准”，则可能导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概念化、公式化、单一化的倾向，不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遗憾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并没有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好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因而，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和决策也没有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往往是，强调了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

的这一重要思想和决策，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暴露的触目惊心的事实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的教训，联系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发生的一场场事关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是非之争特别是1999年党中央领导的反“”邪教组织的斗争，人们不是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当年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重要决策的深刻涵义及其深远的重要指导意义吗？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提出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严肃批评思想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重申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思想。

随着“双百方针”贯彻执行，我国思想文化科学事业开始出现初步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从1957年春开始，在共产党开始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在领导反右斗争中震动很大，他重新反思党的八大作出的关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结论，并于同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4]此后，他又多次指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少受其害。”[5]“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6]等等。

提出这一思想，并非凭空想象。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健康推进祖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目的出发，向全党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

应该承认，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是有一部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斗争。这是最担忧的，也是他反复强调要重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最根本原因。

我们还应该承认，不管是时代还是今天，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绝大部分已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更多的表现为是思想认识的差异、学术观点的不同、表现风格的取舍以及纯粹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恩怨等等。这显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应该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当年的失误就在于混淆了思想文化战线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在、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蒙蔽、煽动下，夸大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矛盾的一面，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人和事也当作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激化的表现，并采取了他一贯反对的错误方式方法来处理。这不能不带来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的重大失误，并给有关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

应该指出，在提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一方面严肃批评了思想文化界一些部门和单位不同程度存在的脱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生活，热衷于写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愿去反映工农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展现的新的精神风貌，不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反复重申了新中国的思想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亲自发出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大寨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学习的号召，积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新习惯。的这些号召和倡导，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迅速转化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从而使全国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在国际上，和党中央还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公开论战，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从积极方面说，这次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共运内部的论战，如同当年恩格斯、列宁领导的国际共运内部的论战一样，使人们分清了许多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对国内积极方面影响来说，它再一次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

4.提出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阴谋问题，积极倡导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更高更远的角度考虑和提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如上所述，西方敌对势力总是要交叉使用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手段企图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就范。

敏锐地看出了帝国主义者的险恶用心，并在1959年1月召开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向党内部分高级干部提出了要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阴谋问题。1964年之后，面对国内外复杂发展的矛盾和斗争，正式把这一事关国家命运前途的问题提到了全党的议事日程，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的措施。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认为：“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7]为此，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并鼓励青年一代应该到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锻炼成长。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当年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对其实施了“和平演变”战略，并轻易得逞，从而使这些国家发生了根本逆转。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后，在邓小平支持下，以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开展了一次警惕和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教育，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此后，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因此，他代表党中央把“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任务正式摆到了全党的面前。这与后来邓小平在几次重要讲话中告诫全党要警惕“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8]和在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的忠告精神上是一致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特别强调：“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9]这与当年的告诫一脉相承，同样反映了对党和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率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极其艰难、复杂、曲折的探索。这些探索，既反映着一定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又掺杂着不少人为的、脱离实际的主观因素；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推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使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设成为独立自主、政局稳定、经济上初步繁荣昌盛、文化教育事业取得巨大发展、科技国防方面顺利发射了“两弹一星”、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东方大国，另一方面，又的确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期间的内乱给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又出现了重大理论问题的失误和偏离。所以，我们应该严肃地、实事求是地、全面准确地、科学地进一步加以认真的总结和研究。因为，它关系着对党和国家近30年的历史评价，关系着对10亿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的评价，关系着亿万人民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念和信心。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A］.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2].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A］.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17.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88—789.

[4]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74—95.

[5]人民日报［N］.1966—07—14.

[6]人民日报［N］.1966—12—04.

[7]人民日报［N］.1964—07—14.

人民民主范文篇10

建国以后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政治统治”的探索和实践中，作出的重大决策有：

1.制定和实施新中国的大宪章《共同纲领》，向中外昭告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迅速稳定了民心和局势，并争得了世界上友好国家的支持。

为了制定新中国的治国方略，曾经反复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并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联系中国的国情和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早在他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中，便代表中国共产党阐明了新中国的治国方略，建国前夕，于1949年9月21—30日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国家大法，新中国诞生后，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实施这一根本大法，迅速稳定了民心和国家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并争得了世界上友好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为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政治上赢得了第一场辉煌的胜利。《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顺利实施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创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

2.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意识和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根本的、最长远的政治保证。

作出他认为必须作出的决策：（1）当时我们党刚刚登上执政地位，缺乏经验，而国家因为长期内忧外患和连年的战争，经济非常落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2）刚刚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在美国支持下时刻梦想卷土重来，并一次次策划和进行了各种颠覆、破坏活动。而国内的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也遥相呼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和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活动。曾经多次说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当时，并非共产党不想集中主要精力来搞经济建设（事实上包括在内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主要领导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去抓经济建设），而是客观上迫使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继续去考虑和处理有关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问题。（3）建国以后，耳闻目睹并亲自批准处理了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从上到下”出现的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腐化变质分子。认为，这些腐败分子已经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或者干脆说，他们已经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影响共产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障碍和敌人，因此，共产党和他们的斗争，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你死我活的斗争”。（4）包括在内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主要领导均是从长期革命战争过来的，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敏感性、重要性等有着长期的体验和认识，因而对阶级斗争问题有着特殊的警觉。（5）在执政的年代，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部分是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他们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和对党、对人民朴实、忠厚的感情，但在执政的位置上如何全面、准确地分析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形势，如何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规，仍缺乏相应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这也是后来在领导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容易导致出现偏差和“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6）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背信弃义，给我党造成了严峻的局面。

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继发动朝鲜战争以后，又在越南燃起战火，并在我周边国家和地区策划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对我实行各种孤立、封锁、扼杀政策，并多次实施了武装挑衅等。这些事实表明，在执政的那段时间，我们党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关大局问题上，所面临的客观形势的确是非常严峻的。

3.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政策、规章，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4.建立全国和地方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重要的条件和保证。

二

早在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通过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亲自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方向、道路和政策的重要决策，领导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要建设事业，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思想和理论。

1.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争取国民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好转。

早在1940年1月，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思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蓝图，的这一思想被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所接受，并被写进《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针。

依据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便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新的更艰苦的斗争。至1952年底，我们不仅基本上胜利地结束了解放祖国大陆的战争，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对人民政权的各种破坏和反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胜利，而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国家财经状况基本好转，工农业生产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的重大的、辉煌的成就。这里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为核心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三年艰苦奋斗的心血，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伟大胜利。

2.领导制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迈出国家工业化第一步，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为了更有步骤地组织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党中央早在1951年2月便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思想，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由、陈云直接主持，从1951年春开始了我国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

随着“一五”计划的逐步制定和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基本恢复，国家财经状况得到基本好转，和党中央及时地作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决策，并于1952年提出了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一转变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使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从而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和保证。

3.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支持工农业生产，推动体制变革的实现和完善。

随着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的陆续“上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个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高潮。

在大好形势下，和党中央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经过党内外反复的争论和商讨，党中央在1958年5月5—23日成都召开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制定了由倡议提出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有“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的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许许多多事业中发挥过我们今天难于想象的重大的、积极的（也包含着一些消极的）作用。

当年一方面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感到欢欣鼓舞，并满腔热情地支持干部群众敢想敢干敢闯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表示了善意的理解，并给予了及时的正确的批评和引导。

及时发现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纠正体制变革之初出现的失误。他曾花费大量心血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并亲自主持于1961年5—6月间制定了《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重要文件，使体制逐步稳定下来。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废除为止，前后在新中国历史上保留了约25年的时间。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有人称它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有人用“一大二公”概括的功与过，有人把公社体制变革初期出现的“大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当作整个时期的普遍现象，还有人把当作是“造成农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等等。作为曾经在农村生活、工作了近30年的见证人之一，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最起码可以说是浅薄的、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违背客观历史事实的。

应该客观地承认，在这25年间，由于全党和亿万干部群众的辛勤努力，在团结和教育、组织农民用自己的力量去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相当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思想意识，动员农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推广科学种田，培养大批农村工作干部，镇压农村被推翻的封建势力和地主富农对人民政权的反抗并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共和国公民，有效地巩固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等方面是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农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过去时期亿万农村干部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物质和经验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那些不考虑过去的历史条件而简单地否定过去一切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如众所知，在推动体制的变革实现和逐步完善中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之所以他作出如此重大决策？最根本的原因是，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使具有几亿人口的广阔农村一方面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加上国家有限的支持尽快改变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体制相对合作社来说，强化了管理的职能，从而有利于农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如同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那样，不可否认，体制和时期的农村工作由于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其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初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从古至今，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哪一次重大的变革，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损失？

4.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进一步探索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途径。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国内各种矛盾复杂纷繁。和党中央面对内忧外患，沉着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了一个个重要的决策。在国际上，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与以苏联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扩张行为进行了严肃的谴责和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内，一方面对执行总路线、组织工农业和体制变革时期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在方针、政策和策略上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和修改补充，以求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修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事业。另一方面，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从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感觉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远远没有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事关党和国家民族兴亡的重大问题。因此，一方面在政治上重提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时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另一方面，他在继续思考和探讨，试图找到一条既能保持政权稳定，又能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发展经济，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能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途径。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面对国内外的重重压力和困难，毫不气馁，继续推进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涌现了许许多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于是，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和党中央正式发出了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为期近15年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这一运动？首先应该充分考虑和党中央作出这一重要决策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总结这一运动的历史功过。客观历史事实已告诉人们，和党中央作出这一重要决策的初衷是正确的，在整个运动开展的过程中是曾对当年的全国政治、经济建设起过重大的、积极的作用的。不可否认，这一运动也曾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该以慎重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这一段历史，并从和党中央当年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认真研究和分析，才能对这一段历史真正作出正确的评价和结论。

三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高度出发，极其关注思想文化战线方面的工作和动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制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并亲自领导开展了思想文化战线一个个复杂艰巨的斗争。在领导开展这些斗争中，既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严重失误特别是“”期间的严重失误。因此，回顾和正确总结在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所作的重大决策及其思想轨迹，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

1.改革整顿旧的文化教育事业，组织200万知识分子开展学习思想改造运动，批判封建主义、唯心主义错误思想和观念，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建国之初，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状况非常复杂混乱，这些问题不加以改造和整顿，将严重影响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政权的巩固。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被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所接受。从1950年开始，以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便逐步开始改革整顿旧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举措。从1951年秋开始，又有计划地组织200万知识分子开展学习思想改造运动，帮助他们转变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解决好为谁服务问题，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组织他们分批参加、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使之从中受到极大的教育。至1952年底，这两项决策基本实现，从而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领导改革整顿文化教育事业和知识分子学习改造的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又领导开展了批判封建主义、唯心主义思想和观念的斗争。现在看来，这些批判和斗争确有过火之处，混淆了一些是非和矛盾，造成了一些严重的、消极的后果。但是，从积极方面看，通过这些批判，使许多人懂得和分清了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什么是封建主义的陈旧思想和观念，什么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倾向，这对于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有破有立。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经同意和亲自校阅，中共中央组织编辑并分别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1953年4月出版发行了《选集》第一、二、三卷。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真实记录和经验总结。《选集》的相继出版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热烈欢迎并迅速掀起了自觉学习的热潮，极大推动了党内外思想政治建设，并再次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

2.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区别香花毒草“六条标准”，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

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56年1月14—20日召开了有中央领导，省、市党委书记及军事机关、重点高校、文艺团体、科研机关党的主要负责人共1279人参加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由代表中共中央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中共中央于2月20日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同年3月，批准成立以为主席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同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在艺术问题上实行“百花齐放”和在学术问题上实行“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此后，他多次重申了这一方针。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一方面再次重申了这一方针，另一方面，又对执行这一方针过程中应注意的原则问题作了重要解释和补充。[3]

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六条标准”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只讲“双百方针”，思想文化领域则可能出现良莠不分，乃至正不压邪的局面；只讲“六条标准”，则可能导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概念化、公式化、单一化的倾向，不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遗憾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并没有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好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因而，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和决策也没有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往往是，强调了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

的这一重要思想和决策，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暴露的触目惊心的事实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的教训，联系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发生的一场场事关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是非之争特别是1999年党中央领导的反“”邪教组织的斗争，人们不是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当年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重要决策的深刻涵义及其深远的重要指导意义吗？

3.提出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严肃批评思想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重申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思想。

随着“双百方针”贯彻执行，我国思想文化科学事业开始出现初步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从1957年春开始，在共产党开始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在领导反右斗争中震动很大，他重新反思党的八大作出的关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结论，并于同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4]此后，他又多次指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少受其害。”[5]“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6]等等。

提出这一思想，并非凭空想象。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健康推进祖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目的出发，向全党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

应该承认，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是有一部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斗争。这是最担忧的，也是他反复强调要重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最根本原因。

我们还应该承认，不管是时代还是今天，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绝大部分已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更多的表现为是思想认识的差异、学术观点的不同、表现风格的取舍以及纯粹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恩怨等等。这显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应该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当年的失误就在于混淆了思想文化战线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在、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蒙蔽、煽动下，夸大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矛盾的一面，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人和事也当作阶级斗争复杂、尖锐、激化的表现，并采取了他一贯反对的错误方式方法来处理。这不能不带来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的重大失误，并给有关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

应该指出，在提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一方面严肃批评了思想文化界一些部门和单位不同程度存在的脱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生活，热衷于写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愿去反映工农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展现的新的精神风貌，不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反复重申了新中国的思想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亲自发出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大寨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学习的号召，积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新习惯。的这些号召和倡导，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迅速转化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从而使全国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在国际上，和党中央还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公开论战，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从积极方面说，这次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共运内部的论战，如同当年恩格斯、列宁领导的国际共运内部的论战一样，使人们分清了许多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对国内积极方面影响来说，它再一次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

4.提出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阴谋问题，积极倡导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更高更远的角度考虑和提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如上所述，西方敌对势力总是要交叉使用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手段企图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就范。

敏锐地看出了帝国主义者的险恶用心，并在1959年1月召开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向党内部分高级干部提出了要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阴谋问题。1964年之后，面对国内外复杂发展的矛盾和斗争，正式把这一事关国家命运前途的问题提到了全党的议事日程，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的措施。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阴谋，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认为：“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7]为此，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并鼓励青年一代应该到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锻炼成长。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当年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对其实施了“和平演变”战略，并轻易得逞，从而使这些国家发生了根本逆转。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后，在邓小平支持下，以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开展了一次警惕和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教育，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此后，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因此，他代表党中央把“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任务正式摆到了全党的面前。这与后来邓小平在几次重要讲话中告诫全党要警惕“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8]和在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的忠告精神上是一致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特别强调：“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9]这与当年的告诫一脉相承，同样反映了对党和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率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极其艰难、复杂、曲折的探索。这些探索，既反映着一定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又掺杂着不少人为的、脱离实际的主观因素；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推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使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建设成为独立自主、政局稳定、经济上初步繁荣昌盛、文化教育事业取得巨大发展、科技国防方面顺利发射了“两弹一星”、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东方大国，另一方面，又的确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失特别是“”期间的内乱给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又出现了重大理论问题的失误和偏离。所以，我们应该严肃地、实事求是地、全面准确地、科学地进一步加以认真的总结和研究。因为，它关系着对党和国家近30年的历史评价，关系着对10亿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的评价，关系着亿万人民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念和信心。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A］.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2].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A］.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17.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88—789.

[4]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74—95.

[5]人民日报［N］.1966—07—14.

[6]人民日报［N］.1966—12—04.

[7]人民日报［N］.1964—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