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法律论文十篇

安全法律论文篇1

①作为主食的大米和玉米，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危害已为世人所公认，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佟屏亚研究员透露，中国农田里早已存在“违规商业化”玉米，也存在转基因水稻等情况。并且，违规生产的商业化玉米品种在四川等省种植面积已经高达数万公顷了，已初步形成规模性种植。

②食用油的安全风险极大。据武汉工业学院何东平教授估计，目前中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300万t，此为中国油脂自给率较低。为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需要在国内油料之外去扩大油脂油料的进口数量，且已呈现出明显增涨趋势。大豆属于中国进口数量最大的，2011年进口量是5264万t，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12年中国大豆进口量有望达到5770万t，其主要是用来提炼食用油，其中80％以上均属于转基因大豆。

③肉类食品的安全问题仍然严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一方面，有病、因病致死或其他问题动物源都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百姓的餐桌；另一方面，违规添加瘦肉精等激素类非法添加剂的做法屡禁不止。

④果蔬类食品违规使用农药的安全问题。

2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治理困境

中国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立法工作，以《食品安全法》为代表的食品安全保障法制体系已经建立，在规制食品安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应然层面来讲，在法治框架下，“良法之治”已显现可能，但在法的观念和运行层面，却屡屡出现法律虚无主义、不守法、执法不力、司法不公等现象，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2．1食品安全法律失范

食品安全法是调节、规范食品监管主体和市场主体职责和行为的主要法律规范，其与其他相关法律共同形成了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体系。然而，目前的食品安全法制的法律价值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一方面，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期望有一种驾驭和控制力量，充满着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和期望；另一方面却在有意无意地制造和使用不安全食品元素，法律意识淡薄。此外，对于《食品安全法》及众多法律制度，公众内心知之甚少，缺乏期待和了解，“事不关己”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严重。

2．2食品安全的不守法现象普遍

在中国，从1986年起，共有8亿多人次接受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应该说，形式法制在中国还是得到普遍推广的。“先理解，后信仰”。理解可以是文字层面的，亦可以是价值层面的。因此，文字层面的法制理解是第一层次的，只有在价值层面理解法制，认识法制，才能相信法制，尊重法制，并内化为心中的期待和信仰。从实证意义上，中国长期的普法教育效果不是很理想。公众没有从内心理解法制精义，形成法律期待和信仰。因此，不循法、不守法现象也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2．3食品安全的执法乏力

在中国，80％以上的法律制度均依靠执法机关的强力推进。执法机关是推动中国法治的重要力量，直接关乎公众的福祉和社会的安稳，其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执法机关的执法力度普遍不强。就食品而言，

①缺乏食品安全检查的自觉性，消极应对情形严重，“救火式”的执法形式较多。以2011年食品安全案件的查处为例，90％的线索来自群众举报或消费者投诉。监管部门只有等到大事爆发之后，才做出相应的补救措施，而并未采取预防措施。实践中，通常只有在事故或事件被媒体曝光，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后，地方政府才会促成相关责任人问责；

②执法不严，互通情报、相互关照的“好人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在日常监管中，监管主体总是在保证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之外考虑其他因素；

③不执法，得过且过的放任主义思想盛行等等。

2．4食品安全的司法缺位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源弄坏了”。司法权是国家的一部分，一定要确保作为民生大事的食品安全之门坚固、牢靠。保护食品安全就是保护民生，就是保护和彰显最大的公平和正义。当前在中国，代表公平与正义的法官似乎普遍缺乏监督和制约。

①枉法裁断，懂法而渎法，玩文字游戏；

②审而不断，玩时间游戏；

③见风使舵，玩关系游戏等等。

3食品安全法律治理面临问题的原因

食品安全问题关涉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对造成食品安全法律治理失范的深层次原因展开系统研究较为必要，其有助于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措施。

3．1权大于法导致法律得不到信仰

法的作用是多元的，既有规范作用，也有调节作用，还有制约作用、惩罚作用等。法的作用要实现，需要一些现实的条件作保障，如人们对法的认识、法律传统、法治氛围等。其中法治氛围尤为关键。法治氛围是法的价值实现的土壤。“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在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统治，严重打压人们的民主、自由权利，在“法起于兵”的法的传统价值里，法变成了一种专制的工具和权术，权大于法，极少彰显现代法治所要求的公平、正义等价值。在当今，这种以权压法、以权贱法的做法还较普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更迷信权力了，对法普遍缺少好感，“法律是无情的”、“读书万卷不读法”、“不信法”等思潮蔓延。有权等于一切、法律无用论的法律虚无主义由此产生。

3．2守法成本高导致有法不依

“法立而不行，与法无等，世未有无法之国而长治久安也”。这是强调守法的重要性。有法不循，其危害性远远超过没有法本身，守法是法治的关键，亚里士多德在“法治二重含义”里就曾进行过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历来强调要“有法可依”和“依法必依”。在当前，公众守法积极性不高，惧法、怕法、避法甚至逃法现象普遍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偏低。根据经济理论，假如违法的成本明显比守法的成本低，通常会使部分企业选择违法去获取经济利益。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而是几十年来，存在着“法立而不循”的守法问题。

3．3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导致执法不力

在中国的权力运行机制里，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很不够，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民主匮乏，集中太多。各级官员只对上负责，遑论对下了。人都是自私的，都希望自我能有更大的擢升和发展空间，这是人的本性使然，本无对错。问题是官员的升迁、荣耀等完全掌握在上级手里，公众没有话语权。在这种机制里，官员唯上思想占据意识阵地，在行动上也就以“上面”满意不满意为唯一行为准则，而不是以法制和人民满意不满意为唯一行为准则。这是与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精神相悖的。“山高皇帝远”。“上面”往往远离具体食品安全现场、执法现场，对实情缺乏了解，听听汇报式监控居多，缺乏监控的实际力度；掌握实情的人由于失去话语表达权而无法表达民意，这就导致执法出现“空挡”和“真空地带”，执法完全仰仗执法机关和人员之主动和自觉，不可避免地出现执法不力的窘状。

3．4司法权体制未理顺导致司法缺位

中国司法总体运行良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的存在，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①司法权易受干扰。中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都有有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这是保障司法作为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顶层制度设计。然而，在中国，实证意义上的司法权受制的因素还很多。

②司法权行使对其他的依赖较多。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的依附还很强。笔者认为，应尽快使司法机关摆脱对行政机关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的这种依附，放开手脚，无所顾虑，真正维护司法独立审断权。

③司法权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为了保证司法的公平与公正，希望尽快建立法官审判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4食品安全问题实现法律治理的路径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目前问题仍很严重，国家及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因此，寻求有效根治路径是治本之策，在诸多治理措施中，运用法制展开治理是重中之重，有助于构建长效的运行机制，以确保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落实实处，收到实效。

4．1运用依法治权树立法律权威

党的“十”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治重在限权。党和政府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活动，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方面，执政党要自觉、自律，管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设计，积极推动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法律化。自觉遵守法律化的制度设计，不要践踏法律，不要干预太多。要形成强有力的对政党权力的制约机制，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限制政府公权力，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的重心在于制约权力，尤其是公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古今中外，执政权的天然的“合法性”，使得这种公权力的滥用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基于此，给予其制约的力量存在就甚有必要。这一点已为中外法学界、法律界所认同。国外有人将法治理解为法治政府，在此即有异曲同工之效。在中国，法治重在限权亦为国人所重视。权力的龟缩、受限必然导致法律权利的张扬和实现。法律权利的张扬和实现增进公众对法的情感，使法律虚无主义失去市场。

4．2建立守法者受益机制守法要成为一种习惯

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厘清守法的要义。即守法不仅仅意味着“义务”，还意味着“权利”，

①法律制度设计要堵塞漏洞，不要让守法者“吃亏”，产生“划不来”的思想。这方面，有关法律解释机关要与时俱进，注意弥补制度设计的不足，及时出台有利于守法的法律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就一定要站在法治的高度，从维护法治、倡导守法、维护法的尊严的高度说法、释法，增加守法的正能量，使守法者受益，使违法者付出巨大的成本。这样，守法才会逐步成为一种自觉、时尚和态度。

②执法、司法要公平、公正。执法、司法的公平、公正保证了全社会关于法的期待和价值，其实也就保障了守法者的利益和尊严，有利于守法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增加。

4．3改革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行政权力的有效运行至为重要，对此

①党要管党，对行政权不要干预太多。“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各级行政机关领导人要真正来自于人大（人大常委）的选举和决定，杜绝由党委提名、人大任命的务虚主义行政干部选拔、任命方式；

②增加拟提拔行政官员关系人的话语权。对拟提拔行政官员，加大对其关系人（如单位同事）的调查和了解力度，加大评价的权重，对存在问题的官员，一经查实，一票否决。这就改变了那种被提拔人只唯上、不唯下的“官老爷”习气，不敢“得罪”老百姓，民主就形成了，宪法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亦才能真正实现。

4．4完善司法管理机制“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司法不公是近几年百姓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之一。司法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既要放，也要收，主要是放。依据常理，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委对司法的领导问题要慎重对待，仔细研究。此外，尽快改革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依赖，从司法运行条件上保证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掣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为司法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5结语

安全法律论文篇2

一、我国涉及交易安全的若干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的涉及交易安全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四类:(1)综合性法律，主要是民法通则和刑法中有关保护交易安全的条文；(2)规范交易主体的有关法律，如公司法、国有企业法、集体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3)规范交易行为的有关法律，包括经济合同法、产品质量法、财产保险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4)监督交易行为的有关法律，如会计法、审计法、票据法、银行法等。

我国法律对交易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且长期以来注重对财产静态权属关系的确认和保护，未能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交易频繁、活泼、迅速的特点。虽然上述法律制度体现了部分交易安全的思想，但大都没有明确的交易安全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按照这些制度执行。

二、我国涉及网络安全的行政法规

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就是两个对电子商务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行政法规。

1.安全管理新思路

其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体现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2)体现保障安全的原则；(3)体现严格管理的原则；(4)体现与国家现行法律体系一致性原则。

2.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均适用于《规定》和《办法》。其中包括在华申请加入我国境内的国际互联网的外国人，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三资"企业和外国代表机构等单位的网络安全保护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内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安全保护管理，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另行规定。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计算机网络联网参照本《规定》和《办法》执行。

《规定》和《办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主要包括:国际出入口信道提供单位和互联单位的主管部门或主管单位、国际出入口信道提供单位、互联单位、接入单位、适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主要包括:提供国际出入口信道、接入服务、信息房屋、适用计算机信息网络提供的各类功能，以及与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有关的其他业务。

3.加强国际互联网出入信道的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我国境内的计算机互联网必须使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信道进行国际联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它信道进行国际联网。

4.市场准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了从事国际互联网经营活动和从事非经营活动的接入单位必须具备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规定，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有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报省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5.安全管理制度与安全责任

《规定》和《办法》对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及适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建立的基本安全制度作了具体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了单位和个人应尽的义务，规定了公安机关计算机管理监察机构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方面的职责。从事国际互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严格执行安全保密制度，不得利用国际互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色情等信息。

6.行为处罚

《规定》和《办法》规定了必要的处罚措施，规定了警告、罚款、停止联网、取消联网资格等处罚。通过严格管理，提高全社会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自觉依法守法，服从管理，才能使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安全保护得到充分保证。

三、加强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建设

为了保证电子商务的交易安全，世界各国都加强了法律法规建设，利用司法力量，规范电子商务的交易行为。目前我国急需制定的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以下内容。

1.买卖双方身份认证办法

参与电子商务的买卖双方互不相识，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相互认证，提供交易服务的网络服务中介机构也有一个认证问题。目前急需成立类似于国家工商局之类的机构统一管理认证事务，为参与网络交易的各方提供法律认可的认证办法。而且，目前各网络服务中介机构成立的虚拟交易市场为提高自身的可信度，大都冠以"中国××市场"的头衔。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急剧扩大，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规范也迫在眉睫。

2.电子合同的合法性程序

电子合同是在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之间为了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力义务关系的协议，它是电子商务安全交易重要保证，其内容包括:

(1)确证和认可通过电子手段形成的合同的规则和范式，规定约束电子合同履行的标准，定义构成有效电子书写文件和原始文件的条件，鼓励政府各部门、厂商认可和接收正式的电子合同、公证文件等。

(2)规定为法律和商业目的而作出的电子签名的可接受程度，鼓励国内和国际规则的协调一致，支持电子签名和其它身份认证手续的可接受性。

(3)推动建立其它形式的、适当的、高效率的、有效的合同纠纷调解机制，支持在法庭上和仲裁过程中使用计算机证据。

3.电子支付

我国目前尚无有关电子支付的专门立法，仅有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有关信用卡的业务管理办法。为了适应电子支付发展的需要，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详细规定出电子支付命令的签发与接受，接受银行对发送方支付命令的执行，电子支付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责任的承担等。

4.安全保障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对交易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化交易安全的法律保护已是立法的一项紧迫任务。

(1)在民法基本法的立法上，应反映出交易安全的理念。为此，要大胆借鉴和移植发达国家电子商务保护交易安全的成功经验和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造一套强化交易安全保护的法律制度。

(2)在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上，可以基于商法的特别法地位及其相对独立性，满足商法中商业行为较高的交易安全要求，在某些方面可以适当突破民法基本法中的某些制度，以期强化这方面的交易安全保护。

(3)在计算机及其网络安全管理的立法上，应针对电子商务交易在虚拟环境中运行的特点，明确提出电子商务交易安全保护的法律措施。

(4)在法律解释上，当务之急是全面清理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剔除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结论，并在以后的解释中注重考虑交易安全的因素。

安全法律论文篇3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分析及对策

摘要：从近年来人民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入手，阐述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现状及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根源；从完善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参照国际食品法典等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更加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问题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对策和措施，促使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绿色技术壁垒

1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以往对食品短缺的担忧逐渐变化为如今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正面因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有能力满足社会对食品及原料的需求，消费者对自身健康关注的加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严了；负面的因素相对更为复杂，有环境导致的食品原料污染问题，有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由于环境、设备、操作、包装、添加剂等环节导致的不安全因素。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一桩桩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胜枚举，有人甚至已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列为继人口、资源、环境之后的第四大社会问题。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远未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迫切地需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加以完善，以保护我国人民地身体健康和促进对外贸易地发展。

2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问题分析

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2.1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差：

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总体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这些法律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由于出台时间早，标准要求低，覆盖面窄，没有充分显示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另外，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就显得很不适应。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就是如此，该法在总体上偏重于工业产品标准和强制性标准，而农产品的产品质量标准多为推荐性标准，而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制定强制性标准。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安全体系内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作用大大降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所调整的范围过于狭窄，仅对食品生产、经营阶段发生的食品安全进行规定，没有包括种植、养殖、储存等环节中的食品以及食品相关的食品添加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经营或使用。而食品安全问题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法律应该反映出整个食品链条，这就使法律出现了较大的法律监管盲区，以致造成对饲料中加入瘦肉精、农药大量残留、滥用抗生素、食品储存污染等诸多问题的监管滞后和监管不力。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确定的执法主体职责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该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工作”，而1998年机构改革之后，我国已形成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等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分段监管的体系，20__年9月，国务院再次对有关部委的职责分工加以调整和明确。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应对执法主体职责做出相应的调整。

2.2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性差：

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比较原则和宽泛，缺乏清晰准确的定义和限制。如《刑法》对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金额5万元以上有相对明确的处罚措施，而对于销售金额5万元以下算不算犯罪就没有明确界定；有些法律条款只定性不定量，或者法律概念有歧义；有的条款多年不修订；有些条款已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甚至完全过时，对当前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

2.3食品法律法规的罚则较轻，法律效力不够：

一是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忽视了制假售假行为本身的危害，对制假售假行为处罚较轻；二是由于配套法律法规未出台，一部分法律法规难以执行。虽然我国近年来加大了技术法规的制定，如无公害农产品的出台等，但其立法层次较低，大多数属于推荐性标准，作用有限。三是技术支撑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有些法律法规难以实现。如检验检测方面的法规就是如此。

2.4执法体系存在权限不清、职能不清：

一是多头执法，影响监管效果。由于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多，部门之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监管责任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是执法部门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三是执法部门立法、执法、判罚三位一体，影响公正性。有些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或者受立法环境、立法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执法部门既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又是执法和判罚者，因此会不可避免的渗入执法部门的利益，影响公正性。

2.5法律执行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

我国目

前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保证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往往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有上级行政机关命令，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当这阵风过后，假冒伪劣商品又重新泛滥起来。这种缺乏规范和持续性打假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3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策与措施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是管理和监督食品安全的基础和依据，良好完善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将在食品安全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应当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应当按照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辨证统一来设计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根据国家质检总局“从源头抓质量”、重在防范的精神，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如下建议：

3.1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整合现有法律资源：

制定我国食品安全最高效力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对现有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条例、标准、规范等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将散存于各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监管的内容整合，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相互冲突，解决法律体系的混乱，保持法律的同一性；同时，食品安全立法还应当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链的所有环节，确保食品安全的完整性。

3.2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参照国际食品安全法典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以国际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典为依据或参考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建立与时俱进、重在防范，科学、全面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龙头，其他具体法律相配合的多种层次的立体框架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其中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各种部门法、单行法对基本法的某一方面进行更加明确全面的规定。这些方面应该包括：标准化、产地环境认证、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标签管理、投入品（农药、兽药、饲料、肥料、激素、添加剂等）使用，质量监督检查、食品安全信用、食品安全评价和质量召回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3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在整个与食品质量安全有关的领域，首先，大力推行目前CAC(食品法典委员会)、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已经开始使用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技术规范、指南和准则，加快在标准体系上与国际接轨；其次，在整个食品产业（从农田到餐桌）推行HACCP,ISO9000,ISO14000及有机食品标准认证认可工作，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到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3.4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

加强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标准化委员会的合作，以统一协调管理，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控制技术规范与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从整个食品产业链的全过程对我国现有的非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进行重新制定或修订，从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的角度，统一各类食品强制性标准条款内容，消除现有标准互相矛盾和抵触或者有些食品生产环节根本就无标可依的现象，为检验检测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依据，从根本上杜绝不法厂商利用国家标准的漏洞牟取不正当利益，切实把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食品拒之于流通领域之外，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3.5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

坚持贯彻“从源头抓质量”的方针，对食品生产加工及相关企业（包括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等）实行强制性管理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基础。为此，要扩大执法部门的检查权，加大对违反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律制定的惩处力度，强化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目前，在我国实行对米、面、油、酱油、醋等二十八类食品实行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从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处罚较轻等问题，对食品安全获证企业未能实行连续持久的监管，许多中小食品生产质量管理制度名存实亡，产品出厂基本上不检验，检验设备常年不使用。因此食品安全是比其他任何一种与健康相关的政府活动更需要连续的和强制性的管理，对于那些生产、制造、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的企业获经销商，无论其生产或销售数量的大小，都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罚其倾家荡产，使其永无东山再起的基础和条件；财产刑和人身刑同时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

3.6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现象

整合执法力量，就是要合并现有食品监管的相关部门，对设置不合理或人员严重超编的机构，或撤>，！

4结束语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都被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我国加入WTO后，贸易伙伴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国内国际形势迫使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必须尽快地和国际接轨，努力缩短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标准的差距，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必将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参考文献

[1]韩运镇.食品安全体系的法律思考.人民代表报,20__年6月,第三版.

{2}徐晓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__年10月,ppC45-48

{3}谢敏,于永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__年1月,ppC39-44

安全法律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理性思考

 

舆情民意普遍认为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关键因素是食品生产经营违法犯罪成本过低，必须加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加大刑事制裁的干预力度。由此，我们看到在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倡导刑罚适用宽缓化的时代背景下，规制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定日益趋严，人们将遏制相关违法犯罪，维系食品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刑法这“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在这场食品安全保卫战中，我们必须理性看待刑法保护可能发挥的功效。说到底，食品安全问题首先不是一个刑法问题。

一、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以强调关注民意，反映民生为主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已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针对近年来食品安全方面违法犯罪的新情况，该修正案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进一步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

（一）与《食品安全法》衔接，扩大入罪范围

我国于2009年颁布并施行了《食品安全法》，而《刑法》中的相关罪名设置呈现出滞后性法律论文，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但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找不到恰当的罪名。《刑法修正案（八）》第24条将刑法第143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与原刑法条文相比较，其根本性的变化在于用“食品安全标准”替代了“卫生标准”。这就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解决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适用衔接问题。

（二）进一步加大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惩治力度

《刑法修正案（八）》在对《刑法》第143条、144条的修改中，加大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惩治力度。首先，两罪作为贪利型犯罪，行为人的目的是赚取非法利益，而以财产刑剥夺其财产利益，是十分有效的惩罚和预防犯罪的途径。但《刑法》中财产刑设置上的不足却妨碍了其功能发挥中国论文网。为此，两罪分别取消了对于结果加重犯规定的“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的规定。其次，两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也作出了重要的修改，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加重情节的要求之外，分别作出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这是结合《食品安全法》的相应规定，并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出发，对于那些虽未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果，但是却给社会公众造成严重恐慌，给国家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给相关食品行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予以从严惩处的规定。另外，在2010年9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联合了一份《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规定，“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可以说，该《通知》实际上是在准立法层面启动了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严打”。《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罪名罪状及法定刑的修改实际上是对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严打”的持续发力。

（三）新增食品监管渎职罪

《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增加了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规定。具体规定如下：“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款）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法律论文，从重处罚。（第2款）”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根据刑法规定，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渎职犯罪，根据犯罪主体身份不同，分别以不同的罪名（如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予以定罪处罚。新增食品监管渎职罪，解决了相同性质(即职责性质相同)的渎职犯罪行为因所处单位部门不同而承担不同刑事责任(即同质不同罚)的法律问题，从而对同样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渎职犯罪，并且导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统一以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处罚，以此达到定罪和量刑统一。

二、理性认识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强势介入

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强势介入，能否遏制住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势头，进而从根本上改变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现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刑事立法需要独立和理性

人们通常形象地比喻刑法是“第二道防线”，没有刑法作后盾、作保障，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彻底的贯彻实施。然而，诚如杨兴培先生所言，“刑法作为第二次违法规范形式的产物，它的完善还有赖于首先制定和完善一些前置性的法律为刑法的制定提供基础。刑法的有效执行，还有赖于前置性法律的有效执行。只有当前置性的法律无法惩治和阻挡一般违法性行为时，才需要刑法闪亮登场。不然刑法的补充修改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不可否认，这些年我们在食品安全保护方面付出了努力，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标准滞后的问题仍然突出；法律法规对各部门的监管职能规定得也不是很明确；县区一级食品安全监管十分薄弱，在乡镇基本没有相应监管机构；部分消费者，特别是广大农村消费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也使得犯罪分子得到可乘之机。这些问题，不是加大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就能解决的。况且，刑法也不应超出部门法的意义去解决其他法律应该解决的问题。虽然，“刑事立法中的刑罚早期化、重刑化倾向在当前情势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对某一法益是否有必要加以刑罚保护必须从刑事立法本身出发进行判断，即坚持刑法独立性判断原则”。

受传统思想流弊的影响，刑法万能的理论还有一定的市场。同时，运用刑法打击犯罪，相对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管理模式调整以减少、预防犯罪而言，成本更低、风险更小，一定时期内甚至效果更为明显。这些都使得刑法的触须不断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些本来可以通过民事、行政等手段解决的问题，却强行向刑事司法适用的路径上靠拢。然而法律论文，在思忖某违法行为入罪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必须同时考虑其可行性。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未做好观念性和体系性变革的准备下，即未将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违法-犯罪二元机制变为刑事制裁一元机制的情况下，将原本属于“违法”的行为人为地、强行提升为“犯罪”而遭受刑事制裁，一方面，破坏了固有的二元制立法体制；另一方面，其司法适用的收效也远未达预期。

（二）刑事司法需要公正和机变

远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山西假酒案，近如石家庄三鹿三聚氰胺奶粉案，均有相关犯罪人被处以死刑。可见，我国关于保障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定不可谓不严，刑罚适用不可谓不厉。然而，在食品生产、销售领域的违法犯罪事件仍层出不穷中国论文网。对食品安全的保护，长期以来存在着“中央下狠心，地方表决心”的不正常现象。一些大食品厂往往是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保住工厂也就保住了财政收入，尤其是在当前将经济发展指标作为官员考核主要标准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是对食品安全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由于一些食品安全事件牵涉到许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若依法严惩可能会使整个行业遭受重创，一些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以“维稳”的名义保护所谓“重点企业”，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强化了那些违法犯罪的企业和个人的侥幸心理。可以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某些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领导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可以相信，只要让每一起关涉食品安全的案件都诉诸于法律，并得到公正的司法适用，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就会得到极大的改观。

另外，与其不断呼吁加大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不如将现行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用好，用足。具体到刑法，与其建议不断增加新的罪名，不如立足于现行规定，对刑法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解释。我国成文法立法形式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滞后性，随着时代的演进，法律总会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不理想的状态。而法的稳定性的特质，也包含着在其适用中的机变的要求。诚如张明楷先生所言法律论文，“既然信仰法律，就不要随意批判法律，不要随意主张修改法律，而应当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将‘不理想’的法律条文解释为理想的法律规定”。

三、余论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和系统化的保护体系，而刑法只是最后一道关口。因此，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措施必须做到严密、适当，使其既对食品安全犯罪起到应有的惩戒，不使严重危害社会的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惩治，同时也要做到罪刑相适应，避免不必要的刑罚浪费和司法资源消耗，避免刑罚的过分严厉。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保障食品安全工作设定了如下目标：“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监管执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笔者认为这才是抓住了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杨兴培.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J］.法学，2011，（4）.

［2］郑延谱.论有限刑法的有所作为—和谐语境下刑法使命与局限性之协调［J］.政治与法律，2010，（2）.

［3］刘国龙．“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理解与适用［N］．检察日报，2011－04－06．

［4］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

安全法律论文篇5

笔者认为法在形式上主要有以下五个特征：(1)规范性;(2)国家创制性;(3)公开性;(4)普遍约束性和强制性;(5)体系一致性。下面，笔者就以上述五个方面为鉴别标准，分析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标准是否确立了规范有效性。

一、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规范性分析

根据《标准化工作指南第一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C》的定义，所谓标准就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就是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导则或规定特性的文件，是诸如标准、技术规范、规程和法规等这类文件的通称。据此，所有的标准都是规范性的，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当然也不例外。

二、职业安全卫生标准的国家创制性分析

国家创制性要求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第二、该国家机关获得了立法的授权;第三、依照法定程序创制。我国《标准化法》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个层级。下面分别介绍不同层级的标准的制定主体、授权根据和制修订程序，以供对比分析。

《标准化法》和《国家标准管理办法》都规定，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法律对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安全生产法》第10条和《职业病防治法》第11条分别对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制定主体作了规定。

安全法律论文篇6

北京大学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一直与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工信部和国防科工局保持密切的立法合作，先后承担并参与了《原子能法草案》和《核安全法草案》的起草研究与论证工作。值201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核安全法(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际，我们邀请到参与《原子能法草案》和《核安全法草案》起草工作的部分研究人员，就中国核安全立法所面临的几个重大法律问题在此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我和张钮羚的论文《论我国<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主要针对《核安全法》立法过程中界定法律调整对象范围面临的困难，提出正确确定《核安全法》的调整范围其关键是，要在立法中处理好涉军核能利用行为与民用核能利用行为的关系、核安全行为与核安保行为的关系、广义核安全与狭义核安全的关系以及《核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等四大基本关系。论文认为，分清民用核能利用行为的界限、明晰核安全与核安保的基本概念以及确定《核安全法》在核法体系中的地位，是下一步修改《核安全法(草案)》有关条款的关键。

胡帮达的论文《论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通过考察国际核安全法律文件和各国的核安全立法实践，在梳理核安全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关于核安全基本原则规定的现状和问题。论文认为，我国《核安全法(草案)》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存在着规定不全面和原则虚置问题，应当在下一步修改时确立“全过程控制原则”和“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原则”，并通过整合分散的核安全监管职能和建立职能统一、组织地位独立的核安全监管机关来保障“核安全独立监管原则”确实得到贯彻。

耿保江的论文《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立法研究》主要针对我国当前乏燃料管理及核能立法实践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论文指出，我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相关立法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而《核安全法(草案)》在乏燃料贮存管理方面也仅有原则性规定、缺少可操作的具体条款。论文比较分析了《乏燃料安全公约》确立的乏燃料贮存管理框架以及美国乏燃料贮存管理的实践，提出应当将核安全基本理念融入乏燃料贮存管理的立法中，下一步修改《核安全法(草案)》应当树立乏燃料管理的风险预防理念、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并建构相关基金制度及其具体条款。

安全法律论文篇7

关键词：食品安全 问题 对策

食品安全是社会秩序和稳定，以及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曝光率急剧上升，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重视。但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本的控制，生产经营者违法生产销售的“问题食品”造成了“餐桌污染”，不仅危害了人们的生命安全，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学界对此已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论述，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尚没有形成体系。因此，对食品安全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引起学界对食品安全法律问题研究的重视，从而为食品安全法律问题研究提供一种方向，为食品安全实践提供理论支持，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是迫切需要深入开展的研究。

1、学界关于食品安全概念的研究

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和界定，但由于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的差异，食品安全概念的界定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如美国学者Jones曾建议把食品安全区分为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二种不同的概念。[1]张涛认为绝对安全是确保不可能因食用某种食品而危及健康或造成伤害的一种承诺，也就是食品应绝对没有风险。[2]与此相称，相对安全指“一种食物或者成分在合理食用方式和正常含量下不会导致对健康损害的确定性”。[3]1996年WHO在《加强部级食品安全性计划指南》中：食品安全被解释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和（或）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受害的一种担保”。[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视角和理论基础决定着学者们得到不同的见解，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些不同的见解共同促进了食品安全问题研究的进步和完善，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样，“分析优于定义”，从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食品安全概念中包含着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公民生命健康权得到保证；二是食品不存在潜在的风险性；三是食品安全是一种制度性规定，其依据是法律法规等“规定的范围”。

2、学界对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2009年我国相继通过了《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确保公众消费安全等有着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学者们从不同方面指出食品安全法律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偏差，并通过考察研究分析了当下制约食品安全法律实施的阻力，当然对于主要原因的分析，不同的学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2.1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食品安全的标准和行政执行的重要依据就是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因此，有关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自然成为学界研究和讨论的首要问题，许多学者从法律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依次来讨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由。

许多学者认为2009年通过了《食品安全法》，但由于出台较晚，存在指导作用低的弊病，没有充分显示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例如周峰指出“与欧盟相比，我国食品安全管理起步相对较晚。这或许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一直在致力于解决食品供应问题，所以食品安全一直未能得到重视”。[5]在此，张小勇举了个贴近实际生活的例子，对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性进行有力的论证，他指出“我国规范生猪屠宰的有《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但对牛、羊等食用动物屠宰还没有明确的规范，与现在的社会实际情况脱节”。[6]再者，李凯年称“《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也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肉类食品卫生安全的要求，以致于一些定点屠宰场水平低下，私屠滥宰普遍存在，灌水注水屡禁不止”。[7]

2.2行政执法覆盖面较低

行政执法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内容，学者们从行政执行的各个环节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提出当下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执法力度不够，行政管理的覆盖面较低，从而无法有效的对食品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规制。

食品从最初原材料的生产到最终在市场上流通，要经过众多环节，而各个环节中都可能出现不安全的因素。农业作为我国的源头产业，有学者指出，我国“每年有20多万吨，一千多种农药施用于农作物，有些甚至是违禁药物；每年使用化肥4200多万吨，平均施用量超过400kg/h㎡，大大超过美国和欧盟施用225kg/h㎡的标准”。[8]显然国家的作用在这一阶段缺位，而农民不能也无力解决和考虑到这些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那样，“粮食原料进入流通后，首先在粮食收购过程中，由过去国家粮站统一集中收购转变为走向市场自由收购，在收购中对质量的把握也就良莠不齐，使劣质粮食进入流通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9]进一步加剧了食品安全的问题。

2.3食品安全司法处罚力度不够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违反食品安全行为的处罚力度相差甚远，贾敬敦认为“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法律对于出现问题的商家惩处也相当严厉”、“这样严厉的处罚使经营者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维护食品的安全”。[10]如“美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制假售假均属有罪，处以25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5年以上的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罚款额可达500万美元”，而“法国将假冒伪劣食品与和军火走私并列为威胁消费者生活安全的有害产品”。[11]为此，葛少锋认为“当前中国的食品安全呈恶化趋势，现有法律法规中的惩罚力度不强可以说是一条重要原因”。[12]

3、学界对食品安全法律问题的对策研究

有关食品安全法律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如向平萍、王艳林、王世洲、楠轩、程东等通过对不同地区食品安全法的实际运行效果进行调研，针对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优化路径：

3.1加强食品安全法制建设，“与时俱进”

学界对食品安全的保障一致性的观点在于：法律法规体系是食品安全的保障，是食品安全执法、司法和维权的重要依据，也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规范。为此，学者们提出，应坚持立法先行，逐渐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使食品生产经营行为处于法律的规范之下，并受行政、司法和社会的控制。例如程东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每个国家都需要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随着国际贸易进出口行业的不断发展，食品安全已经不单单是各个国家自己的问题了，应及时“调整和完善标准的内容和指标，逐步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国际食品标准体系相接轨，满足保障人民健康和贸易需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13]同时，向平萍指出“要引导公众的道德意识，例如加强对农民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引导其在种植养殖方面合理使用农药兽药，从源头上控制、防止源头污染"。[14]

3.2建立从“从农田到餐桌”的“一条龙”监管

学者们认为，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纯控制和监督一个环节和过程就能实现的，必须从食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管和控制。例如有学者指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高级目标，将安全和质量的要求融入到食品的生产至消费整个过程中，可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在此过程中，“生产者、加工者、运输者、销售者及消费者在确保食品的安全及质量上均要发挥重要的作用”。[15]为保护消费者健康安全、促进国际贸易，王艳林称中国的食品安全应以《食品安全法》为龙头，以国务院实施条例为轴心，会同各个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国家食品标准、地方食品标准和行业标准为细化规则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16]达到从源头到餐桌都不留空白的效果。

3.3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有些学者针对当下我国食品市场中违法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较低，不足以对其产生威慑效应，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助长了违法行为的产生和滋长，促成了违法经营者的投机心理和机会主义，为此，学者们针对性的提出了应根据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加大违法行为的成本，以对违法行为产生有效的威慑。例如王世洲认为，发达国家对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处罚往往很重，其目的就是通过处罚使其倾家荡产，无法继续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或者直接禁止其终身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资格。[17]李长健进一步分析“由于企业违法经营的源头在于赢利，一旦其生产、经营不安全食品的成本高于所获利益，那么企业就自然会选择遵纪守法，不再生产经营不安全产品”，[18]因此，对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责任者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对商家在食品安全方面恶意侵害消费者行为的惩罚赔偿金额。实践证明，法律的尊严是执行出来的，而不是制定出来的，“只有加大违法责任的处罚力度，才能更有效地打击食品犯罪”。[19]

参考文献：

[1]蒲民等著：《美国食品安全体系特点分析》，《中国标准化》，2006年，第19一20页.

[2]张涛著：《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2页.

[3]石扬令等著：《我国食物消费分析与预测》，我国农业出版社，2004，5（30）.

[4]颜景辰等著：《加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对策建议，政策研究》，2004，7（25）.

[5]周峰著：《欧盟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对我国的启示》，2007年第10期.

[6]张小勇等著：《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切——对天津市消费者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4，（9）：35.

[7]李凯年著：《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突出解决任重道远》，载《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04.

[8]《多角度审视食品安全：每年食物中毒超过20万人》，http：//.cn.

[9]罗丽等著：《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型食品加工企业卫生现状及管理对策》，载《中国公共卫生》2001.

[10]贾敬敦著：《中国食品女全态势分析》，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2.

[11]钱贵明著：《论食品安全的法律控制》，上海：华东政法学院，2006年.

[12]葛少锋著：《关于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的几点思考》，载《社科纵横》2002年.

[13]程东著：《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控制体系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4]向平萍著：《食品市场中的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6（5）.

[15]J.L.Jouve，《Principles of Food Safety Legislation》，Food Control 1998 Volume 9 Number 2-3.

[16]王艳林著：《食品安全法概论》，中国计量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17]王世洲著：《从比较刑法到功能刑法》，北京：长安出版社，2003：126一127.

[18]李长健著：《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及对策》，法治论丛.2006（3）.

[19]孙斌著：《食品安全管理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载《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

安全法律论文篇8

在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为全面深入地占有有关资料，公安瞀察院校的学生一方面要走出去搞调研（毕业实习),另一方面就是收集和翻阅各种物化形态的学术资料。固然,对“有心人”来说，平时已搜集了一些资料,但真正丰富而新鲜的资料（包括文献、档案甚至数字化信息等）自然是在图书馆里。所以，凡是撰写学术论文者必须要善于利用身边的图书馆。

如何充分利用图书馆撰写毕业论文呢？

―、熟悉图书馆

(-)熟悉它的“图书分类法”。图书分类就是以图书分类法为工具,根据图书资料所反映的学科知识内容与其它显着特征,分门别类地系统地组织与揭示图书资料的一种方法。比如许多社科类大学图书馆大多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把全部图书分为五大部类二十二个大类。举要如下：

1. 马列理论:A(1个大类）

2. 哲学:B(1个大类）

1 ?社会科学:C一K(9个大类）

4. 自然科学:N—X(10个大类）

5. 综合性图书:Z(1个大类）

由于种种原因，全国不少图书馆并未采用《中图法》分类,而采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中国科学院图书分类法》等。因此，当你走进一所图书馆时，应该首先了解该图书馆采用的是哪种分类法。我校图书馆采用的是《中图法》分类。了解了分类法,你就掌握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就可以按法索骥,很快找到你所需要的图书了。

(二）熟悉它的机构设置,知道哪些文献放在何处。如我校图书馆馆藏图书在书库;每年下架的有关专业杂志装订成册后,人藏在过刊室;当年的新杂志分别放在各个阅览室；情报咨询部设有工具书阅览室，还负责向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公安资料索引》、《法学资料索引》和《公安司法文摘》等二次文献;办公室负责办理借书证。

(三）了解必要的图书分类表类目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帮助正确选题。图书分类法是以概念逻辑和知识分类为基础的，因而分类表类目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概念间的逻辑关系。由于客观事物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以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体现图书分类系统的分类表显示了类目之间相容关系与不相容关系。如在《中图法》中,公安工作（中国）图书类目序列代码是D631,法律图书类目代码是D9,而公安、法律类图书同属于D政治类图书。D政治是一级类目，D9法律是二级类目，D92中国法律是三级类目，D631公安工作(中国）是四级类目。同一类目之间是平等关系,上下类目之间是从属关系。具有从属关系的两个概念,其中一个概念的外延是另一个概念外延的一部分。例如，“治安工作”，“人口管理”，其中“人口管理”这个概念的外延就包含在“治安工作”这个概念的外延之中，它们之间的关系便是从属关系。

撰写公安学、法学专业毕业论文与撰写其它专业论文一样,首先遇到的就是写什么的问题,即选题的问题。作为公安警察院校的大学生，毕业论文要以所学课程为选题范围，耍在积极参加毕业实习的前提下,紧紧结合社会实践和公安法律工作实践，选择毕业论文的题目。

“选题是论文成功的一半”。只有明确了写什么,选择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适合作者的题目，论文写作才能进行下去,才能有的放矢,写出的论文才有价值。

1. 要选有价值的题目

首先当然是挑选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课题。应考虑这样几个因素：

①这是你十分感兴趣并且能使读者也感兴趣的题目吗？

②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认真地研究这一题目？

③你能够用一定的字数概括主题吗？

④这一主题是否过于新颖,过于专业或影响太小，难以在书籍、报刊中确定阅读的范围？

2. 要选有可能做好的题目

选题大小要尽可能考虑到可能性。一般不宜选太大的题目。那么,何为大题目呢？这就涉及到前面谈到的图书分类表类目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例如：《中图法》D631.4治安工作是五级类目，而治安工作包括的内容在《中图法》中是公安工作的下一级类目即五级类目。假设你的选题是“论中国的治安工作”，你就必须从治安基层组织,户籍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等方面分别加以论述，这样的论述才可能完整全面。然而,对于撰写毕业论文的学生来说,这个选题就太大了。因为:第一,不便收集材料;第二,不便掌握;第三，难以深入。在有限的篇幅论述很多内容，总难以做到深入透彻;第四,时间不够。题目一大,战线就长，就需要付出许多时间。所以选题宜小不宜大。

缩小选题范围的方法是:①查阅百科全书、《中图法》或有关的索引，看它是如何将主题又分成若干个细部的;②根据时间的阶段性或地理位置来限制题目；③根据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或政治的意义来限制题目。

不能一看题目小，就觉得没劲。看一个学生水平有多高，知识有多丰富,并不看他的论文题目有多大，而要看他在论文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所以,论文题目尽管小一点，只要是有价值的问题，作者在论文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的论文就是有分量、不单薄的论文。如《浅谈塔城牧区牲畜被盗案件的原因,侦查及防范》、《讯问语言在初审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影响》这两个题目都比较小,但是它抓住了要点和新意,就是好的题目。

3. 要选难易适中的题目

所谓选题难,主要是选有独创性、能填补空白，能补充前说或纠正后说的题。这样的难题当然有科学价值。但对做毕业论文的大学生来说，却不应笼统地提倡和鼓励选这类难题。关键是选题的同学要有条件,即有可能性来解决难题。这里主要看三点:第一,有足够完成这一课题的材料;第二,对这一课题一向有准备,有基础,有兴趣,有体会;第三,指导老师也对这一课题有一定研究，足以胜任对这一课题的指导。所以,在选题难易问题上的正确态度是:既不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去做不可能做好的事,又不贪图轻便，降低要求，仅仅去摘俯首可得的果实。

二、善于借助各类“索引”、“文摘”，及时找到理想的书目和杂志

索引就是将一种或多种文中具有检索意义的文献特征或知识单元,如书名、刊名、篇名、语词、人名、地名、主题、事件等,根据需要分别摘录出来,按一定的顺序编排组织并逐一指明出处以供检索的一种检索工具。而文摘是系统着录、报道、积累检索文献外部特征和扼要摘录文献内容要点来报道文献的一种检索工具。文摘是在索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索引相比具有揭示文献内容深刻的特点，是二次文献的核心。

公安、法学等专业期刊的索引，附载于本卷（册）期刊之后,或载于下卷（册）之前。包括作者、主题、分类索引等。如在每年末期将全年所载文章分门别类排列起来,给出所在期号、页码,便于读者集中阅读该刊中某类文章。可供我们利用的公安、法学索引有《国内中文期刊简介》、《中国报刊目录》、《人民日报索引》、《光明日报索引》、《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中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以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编辑的《国内公安资料索引》，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图书馆编辑的《公安文献题录》。我校图书馆编辑有《公安学期刊资料索引》、《法学期刊资料索引》，每年汇集成册后提供给读者使用。

可供我们使用的公安、法律方面的文摘主要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主办的《警察文摘》,北京警察学院图书馆编辑的《公安参考》，公安部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的《警察科学文摘》，教育部委托办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新华文摘》等。我校图书馆编辑有《公安司法文摘》供读者检索。

此外，在阅览室浏览期刊时,应养成带笔记本的好习惯。看到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时，及时地将该篇文章的期刊名称、年、期、页等记录下来,便于查找和利用。

三、善于利用参考工具书

参考工具书是对原始文献进行综合分析、评述等深度加工而成的能直接提供原始文献或问题解答的工具书。作为一名大学生，应掌握各种工具书的使用方法,特别应注意百科全书、年鉴、手册等参考工具书的使用。因为,百科全书被誉为“工具书之王”，“没有围墙的大学”，具有可读性、系统性、完备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是我国目前最权威的法学工具书之一；年鉴具有资料详实、准确可靠、信息及时、可连续查考等特点，可弥补词典、百科全书、法规汇编等工具书因修订出版周期长而带来的部分资料老化的问题。通过査年鉴可以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和趋势,及时了解各学科的新成果、新进展。如:《中国法律年鉴》、《刑事案例年鉴》;手册是指汇集某一或若干学科、专业或某类读者经常使用的文献、数据或专业知识的便捷性的工具书。手册的主要特点是信息密集、携带方便、实用性强，可供读者置于案头,随时查检。

四、学会利用计算机检索

为了满足人们及时、系统、准确地获取文献信息的需要，计算机检索应运而生。计算机文献检索的核心是文献数据库的检索，计算机检索技术也就是文献数据库检索技术。文献数据库是计算机可读的、按照一定格式组织的相关文献信息的集合。文献数据库可以看作是印刷型工具书的数据化形式，故称为机读版工具书。按照文献数据库存储文献的性质及使用目的的不同，可分为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事实数据库、数值数据库等。社科领域目前巳形成规模的大型综合数据库有上海文达公司的《全国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中文报刊资料系列光盘》和《中国学术期刊题录数据库》等为数不多的数据资源。

公安、法律文献计算机检索，主要通过光盘数据库检索和网上检索。光盘数据库较有影响的《中国法律法规大典》(江平组织编辑,吉林北成数据公司制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数据光盘收集了建国以来至1997年底中国颁布的法律、法规、及规章32,452件。该数据光盘检索系统提供了八个检索点:时效性、法规名称、法规分类、颁布部门、颁布日期、失效日期、任意词等，用户可按检索点单项检索,也可以任意组合,进行复合检索。《公安法规库》（公安部法制局发行），该数据库收集了建国以来截止到1998年12月31日中国颁布的公安类法律、法规及其规章2181件。读者在使用该系统时可按时效性、标题关键字、正文关键字、分类号、颁布日期、实施日期、文号进行单项检索,也可把各检索点组配，进行组合检索，并打印出检索结果。Internet网上检索的方法包括：

①利用综合性网站。如网易搜索引擎（hUp；^Vww.yeah.net)

②利用法律专业性网站。如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http//chinalawinfo.com),中国法律在线（http：^Ww.bj.col.com.cn^holotextlai^aw.htm),中国法治网站（h〖tp；/Www.lawonline.com.civ4ongthinalaw4ndex.html或(http^^363.jy.js.crv4aH/)，该站点是法律热线（http:ZWww.lawonline.coin.cn)的分站点。

安全法律论文篇9

【关键词】刑法解释；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

   

刑法解释的立场问题，是刑法解释的基础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对刑法解释正当性的思考。对于许多刑法条文，无论是根据立法原意，还是根据社会需要，得到的解释结论可能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立场对于证明解释正当性的方式是不同的。主观解释论主张根据立法原意来理解、解释、适用刑法条文，客观解释论则主张根据社会需要来理解、解释、适用刑法条文。主观解释论及其理论基础应该受到反思和批判。

一、主观解释论

主观解释论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应是阐明刑法立法时立法者的意思，换言之，刑法解释的目标就是阐明刑法的立法原意。一切超出刑法立法原意的解释都是违法的。

主观解释论的哲学理论基础是传统解释学，传统解释学假定解释文本中有独立于解释者之外的“原意”，正确的解释就是“原意”的重现。传统解释学的目标就是对解释文本的原意的揭示。在传统解释学中，“原意”成为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标准，也是判定理解和解释是否正确的标尺。

主观解释论的政治学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学说。按照三权分立学说，法律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司法机关的任务就是按照立法者的意思适用法律，否则就是越权。这样作为适用法律的前提的法律解释就必须以探求立法者的原意为目的。

主观解释论强调法律的安全价值。法律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只有具有稳定性，才能给人们提供安全感。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就必须将立法原意作为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唯一标准。立法原意是确定的和固定不变的，所以只有以立法原意为标准来解释、适用法律，才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如果排除立法原意，就会使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法律具有随意性，导致人们在法律面前感到恐惧不安，法律就不可能实现安全价值。法律是用来保障公民权利的，要发挥法律的保障机能，就必须将立法原意作为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标准。如果允许超越立法原意来解释和适用法律，势必会导致法律的滥用，从而侵犯公民的权利。

二、客观解释论

客观解释论认为，刑法解释应以揭示适用刑法时刑法之外在意思为目标，刑法解释的目标不是揭示制定刑法时立法者的原意，而是揭示适用刑法时刑法条文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意思。刑法条文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意思如何揭示，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民众所认同的道理、所掌握的经验和所分享的情感来揭示刑法条文的意思。

客观解释论的哲学基础是哲学解释学。哲学解释学与传统解释学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传统解释学认为，文本存在着独立于解释者的解释之外的原意；哲学解释学认为，独立于解释者的解释之外的原意是不存在的，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中。传统解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恒定的，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哲学解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哲学解释学坚持这样的命题：独立于解释者的解释之外的立法原意是不存在的，法律的含义因时代变化而变化。所以，法律解释的目标就是揭示适用刑法时法律条文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意思。

客观解释论追求法律的公平价值。客观解释论不是忽略法律的安全价值，而是在公平价值与安全价值出现冲突时，把法律的公平价值放在安全价值之上。只要对法律的解释能够保证得到公正的结果，即使超出法律的立法原意，如果有立法原意的话，也是适当的。

法律不是僵死的文字，而是富有生命力的。法律的生命力来自于对社会实际需要的满足，对社会正常发展的保护。如果法律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不能保护社会的正常发展，这样的法律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为了保持法律的生命力，充分发挥法律保护社会正常发展的机能，就必须结合社会实际需要解释法律，而不能拘泥于制定法律时立法者赋予法律的立法原意。

三、对主观解释论及其基础的批评

主观解释论之所以在20世纪受到挑战，是因为作为主观解释论之基础的传统解释学受到哲学解释学的批判，机械的三权分立理论受到检讨，对刑法的安全价值的推崇得以重新反思。

（一）哲学解释学对传统解释学的批评

传统解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又译为施拉依马赫）为代表。施莱尔马赫被视为现代解释学的奠基人，被狄尔泰誉为解释学的康德。施莱尔马赫认为，在解释问题上，根本的问题是要善于避免解释者本人的观点的干扰，以便把握文本作者的观点。[1]

施拉依马赫所阐述的解释规则包括语法规则和心理学规则两部分。施莱尔马赫第一次创造性地把心理学规则引入解释学，被伽达默尔誉为创造性的贡献。心理学解释可以形象地被表述为一种解释者走出自我，进入他人内心的历程。“这种解释（心理学解释）归根到底就是一种预感行为，一种把自己置于作者的整个创作中的活动，一种对一部著作撰写的‘内在根据’的把握，一种对创造行为的模仿。这样，理解就是一种对原来生产品的再生产，一种对已认识的东西的再认识，一种以概念的富有生气的环节，以作为创作组织点的‘原始决定’为出发点的重新构造。”[2]为了再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那个作者的主观世界，解释者必须否定自己的思想状态，走出自己，以作为进入作者心境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他须以牺牲自己个人独特性，以换取进入他人心灵的门槛。在这种情况下，解释者视个人的心理独特性和先前的思想状态，只有消极的价值。要求解释者完全放弃自己的先入之见，放弃精神上原属于自己的东西，以便完全接受文本作者的心境。

哲学解释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出版的《真理与方法》是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作。哲学解释学认为，独立于解释者理解之外的作品的意义是不存在的，作品的意义只出现在作品与解释者的对话之中。哲学解释学在否定作品原意的基础上，指出作品的意义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解释学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传统解释学由于接受了以主客体相分离为基础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把人的历史性作为阻碍获得客观真理的东西加以排斥和否定。理解的历史性指的是，解释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解释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必然影响和制约他对文本的理解。传统解释学认为，既然解释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间间距的鸿沟，那么在理解时，不可避免地会有解释者主观的成见和误解。因此，解释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由于历史时间间距所造成的解释者的主观成见和误解，以达到客观的历史的真实，也就是把握作者或文本的原意。

伽达默尔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作者有他自己的基于历史和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作者总有他自己的不容忽视的历史特殊性，那么我们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要求读者否定他自己的历史性。伽氏认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解释者还是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都内在性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理解的历史性具体表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与传统解释学否定解释者的先入之见和思想状态不同，伽达默尔承认解释者的历史性，承认解释者的成见或偏见。伽氏认为，成见是人的历史存在状态，成见构成了个人的历史存在，为一切理解提供了基础和可能。伽氏所提出的成见其实与海德格尔所提出的理解的前结构含义相同。传统解释学看到了解释者的成见对正确解释文本的阻碍作用，而哲学解释学看到了解释者的成见对正确解释的积极作用。既然人都是处于历史关系中的人，正如社会性是人的本性一样，历史性也是人的本性。

海德格尔认为，理解的前结构包括先有、先见和先知。一是先有，即人必须存在于一个文化中，历史与文化先占有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先占有了历史和文化。这种存在上的先有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自己和文化。二是先见，即我们思考任何问题都要利用的语言、观念和语言的方式。语言、观念自身会带给我们先入之见，同时也要把这些先入之见带给我们用语言思考的问题中。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是在没有语言观念的状态中思考和理解问题。三是先知，即我们在理解前已经具有的观念、前提和假定等。在我们开始理解与解释之前，我们必须有已知的东西，作为推知未知的参照系。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前提和假定，也是理解开始的必要条件。

伽氏认为，哲学在认识到成见是人的存在方式后，就要承认理性不能摆脱成见。认识真理问题不是如何设法去涤除成见，而是要首先承认历史给予人的“成见”。

传统解释学重视的是作者，而哲学解释学重视的是读者。传统解释学带有神学的味道，正如中世纪神学通过否定个人来体验上帝，传统解释学通过否定个人来体会作者的思想状态。两者都在十八世纪启蒙理性大行其道之前。传统解释学突出了作者的权威，限制了读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主张把眼睛往后看，而不向前看，也不是看现在。

（二）对机械的三权分立的批判（立法者最清楚立法原意是什么）

机械的三权分立理论认为，只有立法者所作的权威性解释才是允许的解释，否定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要求法院把有关法律解释的问题提交给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提供权威性解释，用以指导法官。如果法律条文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中导致不合理的结果，法院仍有贯彻贯彻执行的义务，法院无需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立法机关的责任。修改法律以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是立法机关的事，法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去填补法律中的漏洞。

因为法律是立法者的意志的体现，所以根据立法原意来解释和适用法律是正确的，根据立法原意所作的法律解释才是最权威的。根据立法原意解释法律最能体现立法者的意志。

三权分立学说的假设是，立法者最清楚立法原意是什么。实际上，立法者是在知识上或者在信息上是有限的，不能预见到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情况。现实情况是，立法者在制定抽象的法律规定时，往往预见不到现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那么，立法者对现实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没有任何意见，也就无所谓“立法原意”。“绝大多数的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能预见法官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与这种问题相联系的‘意图’。” [3]比如，立法者在制定故意杀人罪时，对安乐死的立法原意是什么；立法者在制定盗窃罪的时候，对于盗窃qq币等虚拟财产的行为如何定性的立法原意是什么；立法者在制定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爆炸物的犯罪时，对于由于生产、生活目的制造枪支、弹药、爆炸物，又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是否构成犯罪，的立法原意是什么等等。对这些具体问题，立法者在立法时是不可能考虑到的，对于立法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主观解释论要求根据立法原意来解释、适用刑法，无疑是缘木求鱼。

立法者是生活在历史中的，对于许多事实，他无法预见到，也不可能预见到。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规定，因为社会的发展可能不再适用，或者需要解释来解决新的问题。立法者对此是没有预见到的，因而也就没有具体的“立法原意”。“虽然，法规的内容仍保持不变，但是由于来自社会的压力使它在意思上和适用上不得不经常改变。这是因为，现存的法律规范对许多新发生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涉及。而在当事人权利的确定通常必须依据法规来决定的场合，法律内容的确定性在实际存在的不确定的事实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 [4]

法律不应该被视为立法者意志的体现，而应当被视为人民意志的体现，这是民主最基本的要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虽然在职能上有分工，但在维护人民利益上和在体现人民意志上应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来体现人民的意志，司法者通过适用法律来体现人民的意志，行政机关则通过执行法律来体现人民的意志。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发现人民意志，然后用没有歧义的语言表达出来，司法者和执法者也就不可能只是通过机械地适用法律和现成地执行法律就能够维护人民的利益。三权分立应该是具体职能的分立，在体现人民意志上、维护人民的利益上应该是合作的。并且，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应该是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者行使自己职能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他们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

立法者因为是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最能代表人民的意志，比起司法者而言，更具有民主性。由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当然是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最主要和最集中的体现，对于司法者和执法者而言，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具有优先的适用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穷尽了人民的意志，并不意味着立法者一劳永逸地发现了人民的意志，更不意味着立法者有能力明确无误地把人民的意志表达出来。司法者在具体案件中，必须根据人民意志来解释、适用法律。既然立法者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制定法律，而且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司法者也必须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适用法律。司法者所据以解释、适用法律的人民意志不是已经被立法者穷尽了的，而是面对新的问题有新的解决方法；这里的人民意志不是已经被立法者一劳永逸地发现了的表达出来，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有人民的利益需要保护；这里的人民意志也不是已经被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的，而是用拙劣的方式表达的，需要司法者和执法者的解释。立法者与司法者和执法者在合作发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如果说真的有立法原意的话，这个立法原意的内容应该是，司法者和执法者解释、适用法律要根据人民的意志。

三权分立与制衡强调的是职能的分工和彼此的约束，事实上的合作的一面往往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现在我们看到，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者在发现、执行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的方面应该是合作的。三者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被强调，所以被人所忽略了。实际上，三者之间的合作虽然没有被强调，并不是因为它并不重要，相反合作是分立和制衡的基础和前提，三者的合作因为是理所当然的前提，是民主的核心，所以就没有得到明显的强调。

（三）根据“立法原意”解释法律不能充分保证法律的确定性，不能充分满足公民的安全需要，也不能起到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

根据立法原意并不能充分保证实现法律的安全价值，也不能保证公民的个人权利。因为不存在在具体问题上的立法原意，也不存在判断是否是真正立法原意的标准，所以，立法原意可能成为司法者任意裁判的挡箭牌。当司法者把自己理解的立法原意用来解释法律、适用法律时，公民并不能从这种“立法原意”中获得安全，也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

公民是按照民众所认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经验和所分享的基本情感来行为，按照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和新的信息来指导自己的计划和决定，如果司法者还是按照以前的所谓立法原意来解释法律，还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所谓的立法原意来解释法律，既不能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公民的安全，从而不能实现法律的安全价值。

因为立法原意对个人是陌生的，个人也没有也不可能按照立法原意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所以以个人所不理解的立法原意来解释、适用法律，就是把个人的利益置于自己不能确定的境地。这种陌生的立法原意不能带给个人以安全，相反是恐惧和不知所措。

退一步而言，即使是内容确定的法律也可能是不公正的。假如刑法规定，凡是通奸的都处死刑。可以说这个规定是确定的，但是却是不公正的。这样确定的法律并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权利应该更加丰富和多元，固守立法原意为公民确定的权利，受限于法律的确定性而洋洋自得，并不足取。

（四）对立法原意的批评

立法原意也就是立法者的原意，立法者的原意是谁的原意？是人大代表、是法案起草人、是人民，还是投赞成票的人大代表的主观意思？现代的立法过程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妥协和权衡，交织着各种互相冲突的观点和主张，司法者往往无法确定谁的意思是立法者的原意。针对司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所谓的立法者往往并没有考虑到，也就没有什么原意存在，司法者怎么找到立法者的原意呢？“事实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法官所要探求的并不是立法机关的意图，而是法规（即成文法典）本身内容中所包含的意图、精神和目的性。” [5]

即使存在立法者，也存在固定的立法原意，司法者可能还是无法找到这种立法原意。因为立法原意是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既然是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就存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情况。用文字表达立法原意，还有可能由于不同的语境，从而出现超出立法者的原意来理解文字含义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言外之意”。

不同的解释者面对同样的文本，理解往往不同，因为不同的解释者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经历、知识结构等。无法确定谁的立法原意才是真正的立法原意，也没有判断真正的立法原意的标准。当有的法官解释说他的理解就是立法原意时，怎样才能证明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怎样才能说明他的理解是错误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那么怎样防止司法者假借“立法原意”之名，而行不法之实？司法者也许是假借“立法原意”的招牌，来为自己的判决寻求合法性，从而表明自己是在适用法律，而不是在创设法律。这样，“立法原意”的招牌就掩饰了法官理解法律的过程，我们不能满足于“立法原意”的挡箭牌，我们需要揭示解释的真相，并为法律解释提供正当性的证明或者提出严肃的批判。

四、对客观解释论批判的回应

客观解释论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不是揭示制定刑法时立法者的原意，而是揭示适用刑法时刑法条文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意思，也就是司法者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所理解的刑法条文的意思。司法者不是根据所谓的立法原意来解释法律，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解释法律，根据民众所认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经验和所分享的基本感情来解释法律。

客观解释论所受到的批判是，客观解释论无法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无法保证法律的安全价值，不能在公民的预测范围内适用法律，给司法者任意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权。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只有根据不断发展的情势，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信息，做出的决定才具有确定性。同理，司法者只有根据社会的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信息，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所做出的解释，才更能符合民众的预期，才更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哈耶克认为：“只有每个个人都可以运用他们关于变动不居之情势的知识去不断地修正或调整他们的目的的社会中，预期的最大确定性才可能达致。” [6]立法原意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树常青。

在社会的发展中，民众的知识在不断增长，民众的经验在不断累积，民众的观念不断进化，只有根据民众所认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经验和所共享的基本感情解释法律，才比根据所谓的立法原意解释法律更能符合民众的预期，更能保证民众的安全需要，从而实现法律的安全价值。

当社会情势已经发生变化，民众的观念也已经不同，还按照所谓的立法原意去解释法律，而对此却置若罔闻，不去回应社会的需要，这不但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也不能保证民众的预期，不能满足民众的安全需要。因为民众在按照已经变化的观念行为，他们在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他们不是根据所谓的立法原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所要根据所谓的立法原意来解释不能符合民众的预期，不能满足他们的安全需要。

根据社会需要，根据民众所认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经验和所分享的基本情感来解释法律恰恰是对司法者解释法律的限制，而不是对他的放纵。根据所谓的立法原意来解释法律，因为并没有判断谁理解的立法原意才是真正的立法原意的标准，所以才给予了司法者任意裁判案件的机会。

五、对折衷论的批评

折衷论以主观说为主，以客观说为辅，既肯定立法原意的存在，也不认为立法原意是不可超越的。有刑法学者指出，在任何时候，刑法解释都要首先考虑到揭示立法原意，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以超越立法原意，将刑法规定的含义解释为条文文字客观上体现出的意思。 [7]

上述内容已经表明，并不存在客观意义上的立法原意。不知道立法者是谁，不知道相互对立的观点和主张中哪方才是立法原意，语言文字不可能充分表达出立法原意如果有的话，而且立法原意因解释者不同而不同，又不存在判断立法原意正误的标准，所以不能根据立法原意来解释、适用法律。

正如有的刑法学者所指出的，之所以采取折衷论，是因为它强调刑法的安全价值和保障人权的机能，又兼顾刑法的公平价值和保护社会的机能。 [8]上文已经指出，客观上并不存在立法者针对具体问题的立法原意，又不存在判断立法原意正误的标准，所以立法原意可能成为法官任意解释、适用法律的幌子。而且，因为个人为了适应社会，往往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势，不断积累的经验和不断变化的信息来作出计划，所以只有根据社会需要，根据民众所认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经验和所分享的基本感情解释法律，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法律的确定性，从而满足公民的安全需要，保障公民的权利。根据所谓的固定的立法原意是不可能满足公民不断变化的预测和期待的，从而也不可能满足民众安全的需要。而且，笔者认为，刑法解释的立场问题，是客观解释论与主观解释论的选择问题。但是，无论选择主观解释论，还是选择客观解释论，都并不是选择了刑法一种价值，而抛弃另一种价值。选择客观解释论，并不意味着在解释刑法的时候，抛弃了刑法的安全价值；同理，选择主观解释论，也不意味着在解释刑法的过程中，选择了刑法的安全价值，而抛弃了刑法的公平价值。在笔者看来，这两种价值都是刑法的价值，都是在解释、适用刑法的过程中需要协调的，但是这与刑法解释的立场没有直接的关系。刑法的价值应该在具体的解释、适用刑法过程中，予以体现，而不是与刑法解释的立场问题绑定在一起。

 

【注释】

[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2][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安全法律论文篇10

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担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建设平安校园，把高校办成和谐平安、尚德尚学尚行、环境优雅、充满生机活力的，让党和国家放心，让人民满意的高等学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所指“平安校园”不仅包括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也包括师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心理安全的保障。它的主要特征在于安全的校内及周边环境以及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同时它还是一个开放的组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影响校园安全稳定的因素还很多，学生的违纪事件，治安和刑事犯罪案件时有发生，自杀事件不断，大学校园安全不容乐观，形势依然严峻［1］。“平安校园”建设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但从以往的研究看，学者们主要针对校园内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等不安全事件从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安全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笔者力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高校“平安校园”建设放到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视阈下加以研究，这有利于从思想根源上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平安校园”建设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等相关问题笔者已另文研究，本文着重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高校“平安校园”建设对策。

二、营造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的文化和舆论氛围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浓郁的安全文化环境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加强校园安全文化建设，有利于牢固树立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无疑对提高大学生安全素质具有重大意义。文化结构都可以分为精神、制度、物质等三个层次，大学校园安全文化精神层是指高校的领导和师生员工共同信守的安全基本准则、信念、安全价值和标准等，是校园安全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度层是校园安全文化的中间层，它主要规定了学校成员在共同的教学、管理、服务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安全行为准则;物质层是校园安全文化的最表层部分，同时也是校园安全文化的物质基础［2］。因此，加强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应该从物质、制度、精神等三方面入手。第一，加强物质的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完善教学区、生活区、实验室以及用于文化体育活动等方面的物质条件和安全设施设备，如消防设施、安全疏散通道、卫生防疫设备、安全标志等。第二，加强制度的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制定“平安校园”建设方案，把校园安全纳入学期、学年的工作计划和工作重点，形成定期检查、定期整改的工作机制，落实严厉的安全责任制，建立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等。第三，加强精神的校园安全文化建设，一是利用校园橱窗、黑板报、校园网、LED视屏、校园广播等阵地大力宣传安全的重要性及相关安全知识，结合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形成明确的安全理念;二是在学校营造“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良好氛围。教师，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者要与学生保持经常的接触，观察他们的生活，掌握他们的各种动态，对他们的困惑进行积极的疏导，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化解其心中的矛盾。美国高校在安全管理理念的防范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条就是强化服务意识，实现安全管理的人性化。

舆论引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在高效“平安校园”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消除校园中存在的焦虑、困惑、不平衡感等安全隐患。做好大学生的舆论引导工作，一是要充分利用高校宣传阵地，如校报、校园网络、BBS论坛、LED视屏、校园电视新闻和校园宣传栏等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有效的舆情监控。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或传播有利于校园和谐发展的正面、积极的信息，满足大众的知情权，因为校园中时常出现的猜测、谣传、抵触等负面的舆论，大多与信息的缺失和透明度不够、不畅通有关;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堵截负面信息，尤其是网络上的负面或过激言论，从而保证舆论发展的方向，遵循积极的价值观和健康的文化形态，最终培养和提高大学生选择、鉴别的能力，防止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给校园安全稳定带来隐患。二是建立起信息反馈机制，根据需要组织新闻会、领导和学生面对面交流等形式，保证信息传播渠道的通畅，使师生员工生活在信息公开、反馈迅速、方便快捷的舆论环境中［3］。三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要通过细致、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随时掌握舆论动态，防患未然，并善于疏导，避免矛盾的爆发。首先，应定期不定期地做学生思想动态调查，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困惑，及时发现学生之间的矛盾;其次，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党组织生活会、班团会、升旗仪式以及党总支书记、辅导员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舆论引导，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正确的政治观和形势观，增强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再次，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还要特别关注特殊群体，如心理问题学生、学习困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这样将会有效消除一些矛盾，从而确保稳定。

三、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的要素分析与应对策略

1．强化大学生的安全责任意识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也日益多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功利化的思想如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等价交换、“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等往往得到推崇。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也普遍呈现功利化色彩，重索取轻奉献，社会整体利益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在家庭教育中，几乎都在遵循一个理念:再穷不能穷了孩子。一些家长在物质上对孩子透支性地付出，百依百顺，在精神上却忽略了教育培养。一些家长片面地认为只要孩子成绩好其余什么都可以不管，因此，过度地包办包揽，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都不让孩子们做。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和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传统家庭教育方式，使当代大学生从小就淡化了责任意识［4］。因此，加强大学生责任教育，既必要又紧迫。只有加强责任教育，才能有力引导其树立对自己和他人强烈的安全责任意识。要使责任教育取得实效，还需以学生为本，从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出发，精选和提炼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手段。只有树立了强烈的安全责任意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事件以及校园内的他杀、自杀现象才会减少。

2．培养大学生的法律安全意识

对于置身于社会的任何人来讲，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从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社会价值的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毋庸置疑，作为传承知识与塑造人格的高等学府，培育青年学生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是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造就“现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校园内并不安定的系列事件表明:大学生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由于当前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所以会在有意无意之间作出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另一方面，大学生缺乏权利观念，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甚至会放弃法律武器，转而采取报复的手段来讨回“公道”，以至于引发违法犯罪的恶性事件。加强法制教育是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提高其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技能的根本途径。加强法制教育，可以使大学生掌握法律基础知识，自觉履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遵纪守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首先，要使法制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课堂教育仍然是主渠道，因此，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在教学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加以改进，多从与大学生相关的案例着手进行分析讲解，增强课堂教育的实效性。其次，要在校园里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环境和氛围。通过“依法治校”、“依法育人”的高校管理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加强校园及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在日常管理工作中，特别是对学生违规违纪的行为，要照章处理，不因人而异、不因人而改，给学生树立“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榜样。再次，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法制教育实践活动。法制教育实践能够锻炼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校内开展主题班会、法律征文、知识竞赛、模拟法庭、参加校内治安联防等活动;走出校园，旁听庭审、参观监狱和劳教所，到街道、集镇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活动，在“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中组织法制教育小分队深入农村、社区、企业等普及法律知识，在中小学进行诚信、守法教育等，从而在实践中切实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技能。

3．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安全意识

大学生心理问题影响着高校的安全稳定已经众所周知。然而要从根本上消除大学生心理问题给校园安全稳定带来的威胁，不是靠几次活动或阶段性的工作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高校长期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形成良好的机制和工作态势。一是要在机构设置、经费划拨上予以保证;二是要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三是大力开展和举办大型的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周、宣传月等活动，营造“珍爱自己、关爱他人”的良好校园心理氛围;四是要发挥学生“朋辈教育”的作用，通过心理社团或心理协会、心理联络员等，将心理健康教育深入到班级、寝室;五是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通心理热线、网上咨询平台等，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为有心理困惑的学生提供积极的援助［5］。通过这些途径和方式，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心理调适能力，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坦然面对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确保自身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减少校园中的隐性安全事件。

4．提高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

以学生健康发展为目标，丰富安全教育内容。安全教育应该包括安全意识的培养、安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安全心理的维护和身体素质的锻炼［6］。其中，安全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安全知识和技能包括人身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法律知识的普及。安全心理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意志力和抗挫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协调力、应急能力。要通过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知法懂法、违法必究的观念，强化法纪意识，提高他们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杜绝或减少无知违法和知法犯法的现象。要通过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自立自强、坚定勇敢的信念，面对困难和挫折不气馁、不悲观，具有克服和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念和毅力。此外，还应大力提倡学生加强锻炼，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取得实际效果为宗旨，改进教育手段。目前，从总体来看，我国高校对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安全教育形式也还比较传统、单一，因而教育效果很不理想，导致部分学生在遇到具体安全问题时束手无策，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据笔者的亲身工作经历和与其他学校师生的访谈交流了解到，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安全教育模式仍是以“照本宣科”式的“讲座式教学”或“逐层传递式”的传达式教育为主的方式进行。数百人甚至上千人聚集一堂的“讲座式教学”，无法保证教学质量与效果。“逐层传递式”的教育即辅导员教师只针对班团干部进行教育，再由班团干部向普通同学传达讲解。在此过程中，由于班团干部知识水平、威信度有限等因素，难免“走样”或“偷工减料”，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7］。因此，改进教育手段尤为必要。为了使安全理念和安全知识在大学生中入脑、入耳、入心，安全教育应该纳入大学生必修课，在教学中采用多种手段，将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和实时情景模拟并重使用，使课堂生动活泼，学生乐于学习、乐于接受。安全教育还应与大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安全教育具有其特殊性，因为它是一门技能课程，需要实训和实践，否则仅仅依靠单纯的课堂教学是不可能收到良好效果的。安全教育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可以邀请校内外专家举办讲座，开展安全知识竞赛、消防演练、急救演练等。安全教育还应该深入学生班团会，做到常讲常新。笔者所在的学校曾组织过消防安全疏散与逃生综合演习，教学楼的“被困”师生在消防官兵的指导下，通过逃生缓降器、逃生气垫、云梯车等方式撤离模拟“火灾”现场。数千名学生观看演习，感受到了时间的宝贵、自救的重要，表示在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珍爱生命。安全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可以与消防大队、企业联合开展消防安全周、安全生产月活动;也可以利用青年志愿者行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机会，组织学生进入社区、进入中小学、进入农村开展安全知识宣传培训，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理论知识、锻炼实际能力，切实提高安全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