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凌河之战范文10篇

大凌河之战范文篇1

一、宁锦防线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军。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二十九日，皇太极纵明太监归，其中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11]崇祯帝“信之不疑，……遂缚下诏狱。”[12]袁崇焕蒙冤，被凌迟于北京西市，明朝宁锦防线失去一位杰出的统帅；

——自造火炮。西洋大炮明末传入中国，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安有瞄准装置，“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攻守重器也。”[13]明廷将此炮安放在重镇要隘。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仅凭刀矛弓箭，攻取架设西洋大炮的坚城，极为困难，于是下令仿制西洋大炮。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为督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一批汉官汉匠参与制造西洋大炮[14]，铸成后，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后金“造炮自此始。”[15]皇太极考虑到满人不熟悉放射火炮，故将满洲八旗中析出部分汉人军士，组成汉军，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统领这支炮队。

二、掘壕长围

袁崇焕死后，明廷命孙承宗为督师。他深知八旗兵善于奔袭，不可轻敌，所以仍采取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命祖大寿，何可刚等率军修筑大凌河城（辽宁锦县），以加强宁锦防线。天聪五年（崇祯四年）五月三日，自锦州来归后金的汉人张士粹等三人，“俱言，明人修筑大凌河城，基址已完，灰池亦备云。”[16]六日，诸贝勒大臣向皇太极议奏：

明人若果修城，我兵即当速往，不知皇上庙算如何。臣等愚见，此次出兵，彼若出战则已，倘彼遁入锦州，我兵不可引还，恐往返之间，徒疲马力，非计也。且彼已畏我，不战而退，我又何为还军，凡遇城池，务围困之，方为得计。倘蒙允行，则宜令多备糗粮，以充军实，至围城之事，秋不如夏之便也。[17]

皇太极对此议没有立即表态，可是二十九日得白布赫报告，率兵至十三站，“会祖大寿兵千余，自锦州来援，我兵寡不能支，故引还，阵殁者十一人。”[18]皇太极一方面得知明军修筑大凌河城，另一方面又见明军出锦州城北上，因此引起他的重视。六月十一日，皇太极“遣叶努十六人，往觇大凌河明人筑城之事。”[19]二十日，叶努还奏：“明筑大凌河城未果，止于四隅造台云。”[20]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议设统兵将帅。“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21]，这是炮兵首次出征。二十一日，皇太极“闻明总兵祖大寿与何可刚等副将十四员，率山海关外八城兵，并修城夫役，兴筑大凌河城，欲乘我兵未至时竣工，昼夜催督甚力，因统大军往征之。檄归附蒙古贝勒头目，各率所部兵，来与大军会。”[22]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贝勒杜度等留守盛京，自率大军西进。二十八日，皇太极在行军途中召集诸将曰：

我等所居沈阳，辽东之地，原系我属乎？乃天赐与我也。若不事征讨，坐视明国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军械，使得完备，岂能使我等安是耶？命及於此，遂以征明所获财帛，及与朝鲜通商所得货物，收购蒙古马匹。所以兴师致讨者，乃是故也。……我自征明以来，或攻城，或野战，每战必胜。然而，我等何以退缩耶？明国屡次战败，仍不足惧何为耶？乃因彼虽不长于骑射，而于临阵时通晓文武法律故也。……统观我军，为数众多，若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各就所属，分别诚谕，则为数不多也。若当众申明法令，爱惜士卒，则孰不欲效死于尔诸将之前面耶？[23]

八月一日，蒙古科尔沁、阿鲁、扎鲁特、巴林、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等部，率领两万余人前来会师，随之亦晓谕军令，不得违犯。八月二日，后金兵过旧辽阳河，军分两路并进，命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军二万，由义州进发，屯于锦州大凌河之间以俟。皇太极自将大军由白土场入趋广宁大道，约六日两军会于大凌河。此日凌晨，两路军俱至，并擒获一汉人供称：“修筑大凌河城，已经半月，城墙已完，垛墙完其半。有祖总兵官及其长子，副将七员、游击、参将约二十，马兵七千，步兵七千，筑城夫役，商贾七、八千在焉。”[24]

大凌河城，在大凌河西，小凌河东，离锦州四十里。明时称大凌河中左千户所，属锦州守备管辖，明宣德三年建城，周围三里十二步，阔一丈。嘉靖四十二年，巡抚王之浩重修，筑高二丈五尺，门一四角更房各一，明末被毁。[25]祖大寿等率领明军工役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后金兵已经进围其城。七日，皇太极分析了宁锦形势，及大凌河城的处境，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随之召集诸贝勒下令曰：

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因命正黄旗固山额真＠①额礼，率本旗兵围北面之西。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本旗兵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在后策应。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本旗兵围正南面，莽古尔泰、德格类两贝勒率护军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宗室篇古，率本旗兵围南面之西，贝勒济尔哈朗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率本旗兵围南面之东。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率护军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南，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率护军在后策应。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北，大贝勒代善，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率本旗兵围正西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南，贝勒岳托，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诸部落贝勒，各率所部兵围其隙处。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戴红衣炮、将军炮，当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26]

皇太极做了以上严密布署后，各旗分赴汛地，环城四面掘壕，据《满文老档》记载：“壕沟周长三十里，城与壕之间有三里。壕深一丈，广一丈，壕外砌墙，高一丈，墙上有垛口。于墙内五丈外掘壕，其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覆以黍秸，掩上其土，于周围尽扎营。营外亦掘壕，深五尺，广有五尺，防守既固，困于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不能入。”[27]并在“各山遍野，共扎大小营盘四十五处，营内有马槽、碾盘、辘轴、打造铁炉。”[28]皇太极为了迅速而准确的了解明军动态，又命每牛录派护军一名，左翼四旗以总兵官阿山为主将，右翼四旗以参将劳萨及备御图鲁什为主将，往锦州、松山一带侦察敌情。明军守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因城中粮草不足，极盼援军解困，但又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出城试探。八月九日，明军百余骑出城被歼。十日，明军又有马步兵五百余人出城，后金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军击败，追至城壕。同日，明人出城刈禾者被杀六十三人。十二日，明军出城诱战，图赖轻敌，未得命令，却率军突入，随之额驸达尔哈也率兵继进，两黄旗一动，“四面军士见之，亦各进战。两蓝旗兵径抵城壕，舍骑步战，逼明兵入壕。壕岸明兵，与城上兵，炮矢齐发，两蓝旗兵乃退，”[29]结果副将孟坦、革职副将屯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及士卒多人阵亡。当时镶白旗的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也领护军冲入。这一违反军律行动，致使后金兵战败，皇太极得知大怒，自此后金兵不再进抵城壕与明军交战，以免伤亡，而是加紧包围大凌河城。因此三十日，当大凌河城明军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得之台，竖梯攻战时，正红旗固山额真和硕图、镶红旗固山额真努臣、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正蓝旗固山额真色勒、镶白旗固山额真图尔格、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等，“各率兵出营，齐进夹攻，大败之。敌兵奔入城，我军追击，至城壕而还。”[30]可见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不再恋战。

三、坚决打援

皇太极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攻，打援却毫不懈怠，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1.清除墩台。大凌河城四周建有不少土石木夯筑的墩台，内有驻军，相互策应，此时它一是可以出兵支援，二是则起牵制围城作用。因此皇太极以文武兼施，将其瓦解或摧毁，致使犄角失势。根据《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记载统计，自八月十日至十月十四日，招抚3台，归降4台，攻克5台，共计12个台。后金兵在攻打墩台时，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如十月九日，“遣官八员，率兵五百人及旧汉兵全军，载红衣炮六位、将军炮十四位，往攻于子章台。”[31]这是一座大的墩台，地势险要，驻有重兵，垣墙坚固，攻下此台后，“周围各台明人闻之，近者归降，远者皆弃台而遁。”[32]于是后金兵清除3大凌河城的四周墩台，该城如同海中孤岛。

2.阻歼援军。明廷闻祖大寿等被围困在大凌河城，命关外诸城出兵援救。督师关外兵马的孙承宗由山海关来到锦州，组织明军前去解围，但是辽东巡抚邱禾嘉“恒怯、屡易师期”，又和总兵吴襄、宋伟“不相能”，[33]这就给皇太极围城打援提供了有利条件。八月十六日，明松山有二千人马前来支援，被负责侦察锦州、松山敌情的阿山、劳萨、图鲁什等率领的后金兵击败。皇太极见明军开始出动援救大凌河城，必有大军到来，二十三日，命贝勒阿济格及硕托“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军五十及蒙古敕汉、奈曼、科尔沁、阿鲁、巴林、扎鲁特各部兵之半，往锦州路，拦击明援兵”。而且“亲往指示立营、了哨之地。”[34]二十六日，锦州有明军六千来攻阿济格、硕托营地，被击溃逃回城。十二日，皇太极闻明由关内增兵来援锦州，他以贝勒阿济格军中兵寡，“命总兵官杨古利额驸为主将，率八旗护军之半，前去之每旗五十名护军亦计入数内，前往增援。”[35]十六日，皇太极率亲随护军，贝勒多铎率所部护军二百、营兵一千五百，佟养性率领炮兵和车盾，往击锦州援兵。他留车兵在后，而己前往，见锦州城南尘起，命前哨图鲁什、劳萨率军察看，令众军停止前进，自己与多铎率护军同往。这时锦州明军七千，追击图鲁什等至小凌河岸。皇太极见此情形，率亲随护军二百，冲入明营，将明军击溃，逃回城中。贝勒阿济格所部和留后军俱至，锦州明军再次复出，步军列车盾大炮鸟枪于城壕外，骑兵随其后列阵。后金兵向明军发起攻击，“敌兵望风远遁”，“斩副将一员，生擒把总一员，于是收军。”[36]十九日，皇太极利用祖大寿等明军将领盼援心切，“率每甲喇二纛、厮卒及众护军，乃向锦州驰骋扬尘。佯作锦州兵至，以诱大凌河明兵，至山外设伏。”[37]大凌河城明军见锦州方向尘土飞扬，以为援军将至，因此祖大寿等领兵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占之台相呼应。“当其竖梯攻城南台时，镶红旗、镶蓝旗及蒙古鄂本堆旗兵齐出，遂击败之。”[38]此时，祖大寿等方“知堕计，奔入城，……闭城，不敢复出。”[39]二十四日，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钟纬等，率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备御、千总共百余名，马步兵四万余，由锦州来援大凌河城，欲解祖大寿之围。二十五日，明军渡过小凌河，“即行掘壕，列车盾枪炮，整列甚严”。皇太极得到探报，立即分军为二，亲率其半先往，亦布列车盾，与明军对阵。他“见明兵壁垒森严，此军来必与我战，何必攻其坚，致伤我军，欲俟彼起行前来，攻其不备，遂引军还。”[40]二十七日，张春、吴襄等率领明军四更拔营起行，直趋大凌河，距城尚有十五里。此时皇太极集中兵力打击援军，留部分队伍守壕监视城内明军动静。他与大贝勒代善等率领两万大军前去迎敌；“见明马、步兵合营，四面布列大小枪炮，以备接战。”[41]皇太极见此情景，认为“若候战车兵至，势必迟误。于是，率两翼骑兵列阵，呐喊冲击。”可是“明兵竟岿然不动，从容应战，齐发枪炮，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如雨霰。”[42]右翼兵冲在前，左翼兵紧随在后，与明军展开激战，右翼首先冲入张春营，明兵溃逃。战败的明军复聚顽抗，被左翼兵击溃，截杀大半。这时总兵吴襄等收溃兵立营迎战，皇太极命佟养性的炮兵部队，屯于敌营东，发大炮毁其营，据《满文老档》记载，“时有黑云起，且风向我军，明兵趁风纵火，火燃甚炽，将逼我阵。天忽雨，反风向西，火灭，明军反被火燎。”[43]这场火攻战后，皇太极“先遣精锐为伏兵，扼敌归路，而列营兵车盾于前，护军及蒙古兵于后。于是行营兵推战车迎敌，纵骑兵发矢冲阵”。可是明军“阵坚，施火炮鸟枪力战”。后金兵发动猛烈进攻，明兵终“不能当，遂溃走”，又遇“伏军发，悉歼之。”[44]当明援军与后金军进行激战时，大凌河城中的总兵祖大寿等，“复以此战为诱赚之计，故城中无一人出者。”[45]结果明援军战败，主将张春、都督张洪谟、副将杨华征、薛大湖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备御、千总共三十三员被生擒；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阵亡；总兵吴襄、钟纬等皆逃走；前来解围的四万明兵生还无几。自此关外明军已无力再派兵援救了，孙承宗也束手无策返回山海关，只好任凭大凌河城的祖大寿等将领处置。

四、积极招抚

皇太极包围大凌河城后，便不断向城内祖大寿等致书招抚，八月十一日，皇太极首先致书城内的蒙古将领，以求内应，同时也希望明人归降。书云：

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拒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46]

十四日，皇太极致书祖大寿曰：

前李喇嘛、方吉纳等往来时，我诚心欲和，因尔等一面遣使往来，一面修筑锦州城，故我以书付尔使杜明仲寄尔，言尔等如不罢锦州城工，我将发兵等语。……其后，获尔哨座银柱，我仍欲和，释之遣归，并无回报。……夫征战者，岂我所愿乎？不得已而后用之矣。我厌兵戈而愿太平，故又遗书往。惟将军思之，若愿议和者则令我前遣之银柱来，凡我所欲言，将悉语之，勿疑我执而杀之。[47]九月十八日，皇太极又致书给祖大寿曰：

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征战者耶？……今议和既绝（指明金议和），我遂坚固国家，乃留兵居守，率军长驱直入。幸遇将军于大凌河，似有宿约。我内心仰慕将军久矣。盖天欲我二人和妤，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遣使致书。我之所以仰幕将军，因我起身东陲，惟知军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征战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军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倘将军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惟将军熟思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48]

十月七日，皇太极击败张春等率领的援军后，“命阵获明文武官二十三员，各以己意为招降书，遣千总姜桂，赍往大凌河，遗祖大寿。”姜桂见到祖大寿等将领，告知援军“俱被满洲大兵截杀，今被擒众军各修书令我送至”。祖大寿见众将怕皇太极诱骗而屠戮，不从者居多，所以对姜桂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49]

九日，皇太极再次致书祖大寿等曰：

姜桂还，言尔等恐我杀降，故招之不从。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一经归顺，我即加恩养，尔等定未之闻耶。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支饰之言耶。倘实欲共事，可遣人来，我当对天盟誓，我亦遣人至尔处莅盟。……幸勿迟疑，伫俟回音。[50]

由上可见，皇太极对祖大寿等招抚是有诚意的，始终坚持招抚的政策。此时，祖大寿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外无援兵，内无刍糗，军民危急已极，”[51]城中“粮绝薪尽，兵民相食”[52]。于是祖大寿等企图突围求生，十四日，皇太极命参将姜新前来招抚，祖大寿便率领众官出城相迎，随之遣游击韩栋从姜新回营，观察虚实。韩栋回城后，将目击后金兵“纪律，及堵守戒严状，料一人不能潜脱，还白大寿。”[53]祖大寿感到突围很难成功，“降志始决”。[54]二十五日，祖大寿命义子祖泽润，系书于矢，自城内射出，“言令石副将（即石廷柱）来，亲与面议。”[55]二十六日，遣副将石廷柱，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觉罗龙什、参将宁完我等前往城南台下，令阵获千总张卫入城联系，城内明军游击韩栋偕张卫至，并对石廷柱等人曰：“我祖总兵官令尔石副将亲来。彼出城立于壕前，俟尔往时，亲告以心腹之言”。达海怕有诈，对韩栋说：“未奉汗命，不敢擅遣石副将往”。韩栋明白其意，便直言：“尔等若不信我等，可遣尔一人同往，即送祖总兵官子祖可法来，留于尔处。”于是韩栋回城，果领祖可法前来，至贝勒济尔哈朗、岳托营中，行抱见礼，受到热情款待。随后，库尔缠、宁完我等人立于城外壕边，石廷柱独自过壕与祖大寿相见。祖大寿曰：“人生天地间，岂有长生不死之理乎？惟有国、家、命三者是亲。我等既放弃尽忠朝廷，报效国家之念，惟惜身命，倾心归降于汗。然身虽得生，而不能与妻子相见之，生亦何益哉！尔等果不回军，欲进图大事，尔先攻锦州，当用何策以取之，则听尔便，倘得锦州，则我妻子可得相见也。”[56]当石廷柱返回时，祖泽润从城中射出书两函，这可能是祖大寿授意写的，其内容是对姜桂携书劝降未从的原因，及与石廷柱所言内容的解释和补充。石廷柱等回营后，向皇太极奏报了祖大寿言和祖泽润书，出城归降的条件，一是要求不要杀戮，二是进取锦州解救其眷属。皇太极得知后，关于前者在上书中已经言明，绝不杀害降者，有关后者则遣石廷柱等往谕曰：“尔等若愿议攻取锦州之策者，则可遣大臣官员来商议。”[57]当夜，祖大寿命祖可法、张存仁、韩栋前来，皇太极曰：“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被创，不能前进。尔等既降，其城或尔等力攻，或以计取，乃听尔等自便。否则尔坐守其城，我亦将驻守尔等。”[58]祖大寿闻言，自知皇太极对其归心有疑虑，不愿出兵攻打锦州，因此只好计取。次日，他遣施中军往后金营曰：“我降志已定。至汗或杀或养，我归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再者，我若派奸细往锦州，我弟不可信，奸细倘被执讯，诘出虚实，为之奈何？或我亲率兵，佯作逃走之状，如何？唯汗睿裁也。”[59]二十八日，祖大寿与诸将“合谋归降”，何可刚反对，被推出城外处斩。随后祖大寿遣副将四人，游击二人前往后金营盟誓。皇太极与诸贝勒誓曰：“大明国总兵官祖大寿，……韩栋等，率大凌河城内众官兵民归降于我。如我对此归降将士，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后，离析其妻孥，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其纪算，使之夭折。凡归降将士若坏欺挟诈，或逃或叛，天地必谴之，夺其纪算，使之夭折。”[60]祖大寿等誓曰：“率众筑城，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毫无猜疑。归顺以后，官军人民家口，俱获保全。若大寿等违心背盟，天地鉴之，殃及其身，死于刀箭之下。倘汗以计诈害，亦惟汗自知之。”誓毕，皇大极派遣库尔缠等前往城内，问祖大寿曰：“取锦州之策，从速言之为好，宜当用何策以取之？”祖大寿曰：“我即亲往汗前商议此事。”[61]当晚，便出城至皇太极营中，受到热烈欢迎，行抱见礼，“遂定取锦州之策。”[62]二十九日夜，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德格类、多尔衮、岳托等，率领换穿汉装的四千人马，与祖大寿所属旧部三百五十人，“作溃奔状，袭取锦州。”[63]二更，大凌河城内突然炮声隆隆，两军起行，不巧大雾迷漫，对面不相识，怕自相厮杀，便收兵而还，此计未成。十一月一日，皇太极与诸贝勒议定，放祖大寿回锦州，组织旧部，起兵献城。于是派人告诉祖大寿说：“今令尔至锦州，尔以何计入城。既入，又以何策成事”。祖大寿回答说：“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夜徒步进城，彼未有不令入城者。……如初二日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闻炮，则我事成。”[64]皇太极欣然同意，当天晚上祖大寿带领二十六人，步行返回锦州。直到九日，祖大寿方遣张有功携书来到大凌河，奏曰：“先蒙盛意，常识于心。独相约之事，昼夜踌躇，难以骤举。且所携心腹人甚少，各处调集之兵甚多，众心怀疑，不胜恐惧。巡抚、巡按，防御甚严。又有陈二等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机事渐露。是以迟误至今。……望皇上悯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等，尤望皇上垂xī＠②，俟来年相会，再图此事。吾心惟天可表，断不为失信之人也。”[65]皇太极见此书，并没有责怪祖大寿违背诺言，相反给予体谅和安慰。他复祖大寿书曰：“相约之事，将军不能速成，意寡不敌众故耳。徐为图之，尚须勉力。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66]

皇太极考虑到官兵离家三月，思亲厌战。同时也想到祖大寿的处境，及归降诸将眷属的安全。因此，他不愿这时攻占锦州，于是下令毁大凌河城，率领诸贝勒大臣和归降官兵凯旋而归，十五日回到沈阳。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对明的宁锦防线是个沉重打击。

五、结语

皇太极即位后，“参汉酌金”进行改革，大凌河之战中可见三点颇有意义的变化。

第一，用人以策略为先。皇太极广泛任用汉官，而这批人往往为了名声，宁死不愿合作。因此，皇太极则以策略用人，使其归降，大凌河之战就是一例。如对祖大寿，皇太极致祖大寿书中，既自谦，又尊重对方，书曰：“因我起自东陲，但知军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军指示。”[67]当祖大寿归降后，要求潜回锦州聚所属旧部夺城，这样可能一去不回。皇太极认为“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等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令人入据守锦州、宁远，则事难图矣。今纵还大寿一人，而先携其子侄及其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济也。”[68]祖大寿果然一去不返，皇太极并未责怪。又如监军道张春被俘以后，不肯剃发，誓死不降。皇太极感叹说：“壮哉，鬼神且惮之，朕敢违天杀春乎！子卿之事任为之。”[69]没有杀之，令与白喇嘛同居沈阳三官庙，一住十年，始终不降。对大凌河归降诸将，没有杀戮，赏赐甚厚，设大宴，亲自酌酒慰劳，这批汉官后来有的成为皇太极的谋士，有的成了汉军八旗的著名战将。明清之际是个风云变幻、剧烈动荡的年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追求选择生活道路，皇太极以策略用人，起到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第二，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后金兵作战原“未备火器”。[70]天聪五年正月，首次仿制红衣大炮成功，建立了炮兵兵种。三月，皇太极考察炮兵素质，“出阅新编汉兵（炮兵），命守战各兵，分别两翼，使验火炮鸟枪，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出帑金大赍军。”[71]七月，令总兵官佟养性率领炮兵第一次出征，参加大凌河之战。这支炮兵营于锦州大道，与明援军展开激烈炮战，还摧毁大凌河城周围，及至广宁一路的墩台，发挥了火炮巨大威力。因此，明廷震惊，兵部题本中指出，“火器原为中国（朝）长技，……但所为长技者，已为奴有，则我之防范可不为绸缪，以遏其将来之狂逞乎！”[72]大凌河战后，皇太极更加重视炮兵，大批制造红衣大炮。这在清朝开国和清初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围城打援战术演习成功。皇太极深知后金八旗兵长于野战，不善攻坚，以轮番人海战术强攻坚城，得与不得，皆要付出重大伤亡。因此，这次大凌河之战，改变过去的打法，指出“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无论明军出城突围，还是外来援军，对八旗兵都有利发挥野战的优势。此次战术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锻炼了部队协同作战技能。到了崇德年间，明清松锦大决战，皇太极用大凌河之战成功的围城打援战术，在锦州城外掘壕筑墙，祖大寿再次被围困，蓟辽总督洪承畴等，率领明军步骑十三万前来解围，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被擒。锦州城长期被围困，城内出现人食人，祖大寿无计可施，只好开城第二次投降。自此，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

注：

[1]《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正月癸酉。

[2]《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丙子。

[3]《明熹宗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己卯。

[4]《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48页。

[5]《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二月甲寅。

[6]《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7]《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8]钱仪吉：《碑传集》卷4，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9]《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0]《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1]《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2]《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大铳。

[14]红衣大炮即红夷大炮，明人称满族为夷，因以谐音改为红衣大炮。

[15]《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16]《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7]《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8]《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9]《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六月。

[20]《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六月。

[21]《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七月。

[22]《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七月。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第1128—1129页。（以下简称《满文老档》）

[24]《满文老档》下，第1131页。

[25]《全辽志》卷1，图考。《锦州府志》卷2，古迹。

[26]《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八月。

[27]《满文老档》下，第1131页。

[28]方裕谨选辑：《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28页。

[29]《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八月。

[30]《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八月。

[31]《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32]《满文老档》下，第1160页。

[3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34]《满文老档》下，第1143页。

[35]《满文老档》下，第1148页。

[36]《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37]《满文老档》下，第1151页。

[38]《满文老档》下，第1151页。

[39]《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40]《满文老档》下，第1153页。

[41]《满文老档》下，第1153—1154页。

[42]《满文老档》下，第1154页。

[43]《满文老档》下，第1154页。

[44]《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45]《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46]《满文老档》下，第1133页。

[47]《满文老档》下，第1140—1141页。

[48]《满文老档》下，第1150页。

[49]《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0]《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1]《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2]王先谦：《东华录》，太宗朝，卷1。

[53]《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4]《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5]《满文老档》下，第1163页。

[56]《满文老档》下，第1165页。

[57]《满文老档》下，第1167页。

[58]《满文老档》下，第1167页。

[59]《满文老档》下，第1167—1168页。

[60]《满文老档》下，第1169—1170页。

[61]《满文老档》下，第1170页。

[62]《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63]《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64]《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

[65]《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

[66]《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

[67]《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68]《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

[69]左懋泰：《张公传》，引自张玉兴：《张春及其＜不二歌＞》，见《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

[70]《清朝文献通考》卷194，兵16。

大凌河之战范文篇2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军。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二十九日，皇太极纵明太监归，其中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11]崇祯帝“信之不疑，……遂缚下诏狱。”[12]袁崇焕蒙冤，被凌迟于北京西市，明朝宁锦防线失去一位杰出的统帅；

——自造火炮。西洋大炮明末传入中国，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安有瞄准装置，“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攻守重器也。”[13]明廷将此炮安放在重镇要隘。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仅凭刀矛弓箭，攻取架设西洋大炮的坚城，极为困难，于是下令仿制西洋大炮。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为督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一批汉官汉匠参与制造西洋大炮[14]，铸成后，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后金“造炮自此始。”[15]皇太极考虑到满人不熟悉放射火炮，故将满洲八旗中析出部分汉人军士，组成汉军，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统领这支炮队。

二、掘壕长围

袁崇焕死后，明廷命孙承宗为督师。他深知八旗兵善于奔袭，不可轻敌，所以仍采取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命祖大寿，何可刚等率军修筑大凌河城（辽宁锦县），以加强宁锦防线。天聪五年（崇祯四年）五月三日，自锦州来归后金的汉人张士粹等三人，“俱言，明人修筑大凌河城，基址已完，灰池亦备云。”[16]六日，诸贝勒大臣向皇太极议奏：

明人若果修城，我兵即当速往，不知皇上庙算如何。臣等愚见，此次出兵，彼若出战则已，倘彼遁入锦州，我兵不可引还，恐往返之间，徒疲马力，非计也。且彼已畏我，不战而退，我又何为还军，凡遇城池，务围困之，方为得计。倘蒙允行，则宜令多备糗粮，以充军实，至围城之事，秋不如夏之便也。[17]

皇太极对此议没有立即表态，可是二十九日得白布赫报告，率兵至十三站，“会祖大寿兵千余，自锦州来援，我兵寡不能支，故引还，阵殁者十一人。”[18]皇太极一方面得知明军修筑大凌河城，另一方面又见明军出锦州城北上，因此引起他的重视。六月十一日，皇太极“遣叶努十六人，往觇大凌河明人筑城之事。”[19]二十日，叶努还奏：“明筑大凌河城未果，止于四隅造台云。”[20]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议设统兵将帅。“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21]，这是炮兵首次出征。二十一日，皇太极“闻明总兵祖大寿与何可刚等副将十四员，率山海关外八城兵，并修城夫役，兴筑大凌河城，欲乘我兵未至时竣工，昼夜催督甚力，因统大军往征之。檄归附蒙古贝勒头目，各率所部兵，来与大军会。”[22]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贝勒杜度等留守盛京，自率大军西进。二十八日，皇太极在行军途中召集诸将曰：

我等所居沈阳，辽东之地，原系我属乎？乃天赐与我也。若不事征讨，坐视明国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军械，使得完备，岂能使我等安是耶？命及於此，遂以征明所获财帛，及与朝鲜通商所得货物，收购蒙古马匹。所以兴师致讨者，乃是故也。……我自征明以来，或攻城，或野战，每战必胜。然而，我等何以退缩耶？明国屡次战败，仍不足惧何为耶？乃因彼虽不长于骑射，而于临阵时通晓文武法律故也。……统观我军，为数众多，若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各就所属，分别诚谕，则为数不多也。若当众申明法令，爱惜士卒，则孰不欲效死于尔诸将之前面耶？[23]

八月一日，蒙古科尔沁、阿鲁、扎鲁特、巴林、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等部，率领两万余人前来会师，随之亦晓谕军令，不得违犯。八月二日，后金兵过旧辽阳河，军分两路并进，命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军二万，由义州进发，屯于锦州大凌河之间以俟。皇太极自将大军由白土场入趋广宁大道，约六日两军会于大凌河。此日凌晨，两路军俱至，并擒获一汉人供称：“修筑大凌河城，已经半月，城墙已完，垛墙完其半。有祖总兵官及其长子，副将七员、游击、参将约二十，马兵七千，步兵七千，筑城夫役，商贾七、八千在焉。”[24]

大凌河城，在大凌河西，小凌河东，离锦州四十里。明时称大凌河中左千户所，属锦州守备管辖，明宣德三年建城，周围三里十二步，阔一丈。嘉靖四十二年，巡抚王之浩重修，筑高二丈五尺，门一四角更房各一，明末被毁。[25]祖大寿等率领明军工役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后金兵已经进围其城。七日，皇太极分析了宁锦形势，及大凌河城的处境，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随之召集诸贝勒下令曰：

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因命正黄旗固山额真＠①额礼，率本旗兵围北面之西。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本旗兵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在后策应。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本旗兵围正南面，莽古尔泰、德格类两贝勒率护军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宗室篇古，率本旗兵围南面之西，贝勒济尔哈朗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率本旗兵围南面之东。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率护军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南，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率护军在后策应。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北，大贝勒代善，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率本旗兵围正西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南，贝勒岳托，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诸部落贝勒，各率所部兵围其隙处。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戴红衣炮、将军炮，当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26]

皇太极做了以上严密布署后，各旗分赴汛地，环城四面掘壕，据《满文老档》记载：“壕沟周长三十里，城与壕之间有三里。壕深一丈，广一丈，壕外砌墙，高一丈，墙上有垛口。于墙内五丈外掘壕，其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覆以黍秸，掩上其土，于周围尽扎营。营外亦掘壕，深五尺，广有五尺，防守既固，困于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不能入。”[27]并在“各山遍野，共扎大小营盘四十五处，营内有马槽、碾盘、辘轴、打造铁炉。”[28]皇太极为了迅速而准确的了解明军动态，又命每牛录派护军一名，左翼四旗以总兵官阿山为主将，右翼四旗以参将劳萨及备御图鲁什为主将，往锦州、松山一带侦察敌情。明军守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因城中粮草不足，极盼援军解困，但又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出城试探。八月九日，明军百余骑出城被歼。十日，明军又有马步兵五百余人出城，后金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军击败，追至城壕。同日，明人出城刈禾者被杀六十三人。十二日，明军出城诱战，图赖轻敌，未得命令，却率军突入，随之额驸达尔哈也率兵继进，两黄旗一动，“四面军士见之，亦各进战。两蓝旗兵径抵城壕，舍骑步战，逼明兵入壕。壕岸明兵，与城上兵，炮矢齐发，两蓝旗兵乃退，”[29]结果副将孟坦、革职副将屯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及士卒多人阵亡。当时镶白旗的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也领护军冲入。这一违反军律行动，致使后金兵战败，皇太极得知大怒，自此后金兵不再进抵城壕与明军交战，以免伤亡，而是加紧包围大凌河城。因此三十日，当大凌河城明军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得之台，竖梯攻战时，正红旗固山额真和硕图、镶红旗固山额真努臣、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正蓝旗固山额真色勒、镶白旗固山额真图尔格、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等，“各率兵出营，齐进夹攻，大败之。敌兵奔入城，我军追击，至城壕而还。”[30]可见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不再恋战。

三、坚决打援

皇太极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攻，打援却毫不懈怠，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1.清除墩台。大凌河城四周建有不少土石木夯筑的墩台，内有驻军，相互策应，此时它一是可以出兵支援，二是则起牵制围城作用。因此皇太极以文武兼施，将其瓦解或摧毁，致使犄角失势。根据《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记载统计，自八月十日至十月十四日，招抚3台，归降4台，攻克5台，共计12个台。后金兵在攻打墩台时，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如十月九日，“遣官八员，率兵五百人及旧汉兵全军，载红衣炮六位、将军炮十四位，往攻于子章台。”[31]这是一座大的墩台，地势险要，驻有重兵，垣墙坚固，攻下此台后，“周围各台明人闻之，近者归降，远者皆弃台而遁。”[32]于是后金兵清除3大凌河城的四周墩台，该城如同海中孤岛。

2.阻歼援军。明廷闻祖大寿等被围困在大凌河城，命关外诸城出兵援救。督师关外兵马的孙承宗由山海关来到锦州，组织明军前去解围，但是辽东巡抚邱禾嘉“恒怯、屡易师期”，又和总兵吴襄、宋伟“不相能”，[33]这就给皇太极围城打援提供了有利条件。八月十六日，明松山有二千人马前来支援，被负责侦察锦州、松山敌情的阿山、劳萨、图鲁什等率领的后金兵击败。皇太极见明军开始出动援救大凌河城，必有大军到来，二十三日，命贝勒阿济格及硕托“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军五十及蒙古敕汉、奈曼、科尔沁、阿鲁、巴林、扎鲁特各部兵之半，往锦州路，拦击明援兵”。而且“亲往指示立营、了哨之地。”[34]二十六日，锦州有明军六千来攻阿济格、硕托营地，被击溃逃回城。十二日，皇太极闻明由关内增兵来援锦州，他以贝勒阿济格军中兵寡，“命总兵官杨古利额驸为主将，率八旗护军之半，前去之每旗五十名护军亦计入数内，前往增援。”[35]十六日，皇太极率亲随护军，贝勒多铎率所部护军二百、营兵一千五百，佟养性率领炮兵和车盾，往击锦州援兵。他留车兵在后，而己前往，见锦州城南尘起，命前哨图鲁什、劳萨率军察看，令众军停止前进，自己与多铎率护军同往。这时锦州明军七千，追击图鲁什等至小凌河岸。皇太极见此情形，率亲随护军二百，冲入明营，将明军击溃，逃回城中。贝勒阿济格所部和留后军俱至，锦州明军再次复出，步军列车盾大炮鸟枪于城壕外，骑兵随其后列阵。后金兵向明军发起攻击，“敌兵望风远遁”，“斩副将一员，生擒把总一员，于是收军。”[36]十九日，皇太极利用祖大寿等明军将领盼援心切，“率每甲喇二纛、厮卒及众护军，乃向锦州驰骋扬尘。佯作锦州兵至，以诱大凌河明兵，至山外设伏。”[37]大凌河城明军见锦州方向尘土飞扬，以为援军将至，因此祖大寿等领兵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占之台相呼应。“当其竖梯攻城南台时，镶红旗、镶蓝旗及蒙古鄂本堆旗兵齐出，遂击败之。”[38]此时，祖大寿等方“知堕计，奔入城，……闭城，不敢复出。”[39]二十四日，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钟纬等，率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备御、千总共百余名，马步兵四万余，由锦州来援大凌河城，欲解祖大寿之围。二十五日，明军渡过小凌河，“即行掘壕，列车盾枪炮，整列甚严”。皇太极得到探报，立即分军为二，亲率其半先往，亦布列车盾，与明军对阵。他“见明兵壁垒森严，此军来必与我战，何必攻其坚，致伤我军，欲俟彼起行前来，攻其不备，遂引军还。”[40]二十七日，张春、吴襄等率领明军四更拔营起行，直趋大凌河，距城尚有十五里。此时皇太极集中兵力打击援军，留部分队伍守壕监视城内明军动静。他与大贝勒代善等率领两万大军前去迎敌；“见明马、步兵合营，四面布列大小枪炮，以备接战。”[41]皇太极见此情景，认为“若候战车兵至，势必迟误。于是，率两翼骑兵列阵，呐喊冲击。”可是“明兵竟岿然不动，从容应战，齐发枪炮，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如雨霰。”[42]右翼兵冲在前，左翼兵紧随在后，与明军展开激战，右翼首先冲入张春营，明兵溃逃。战败的明军复聚顽抗，被左翼兵击溃，截杀大半。这时总兵吴襄等收溃兵立营迎战，皇太极命佟养性的炮兵部队，屯于敌营东，发大炮毁其营，据《满文老档》记载，“时有黑云起，且风向我军，明兵趁风纵火，火燃甚炽，将逼我阵。天忽雨，反风向西，火灭，明军反被火燎。”[43]这场火攻战后，皇太极“先遣精锐为伏兵，扼敌归路，而列营兵车盾于前，护军及蒙古兵于后。于是行营兵推战车迎敌，纵骑兵发矢冲阵”。可是明军“阵坚，施火炮鸟枪力战”。后金兵发动猛烈进攻，明兵终“不能当，遂溃走”，又遇“伏军发，悉歼之。”[44]当明援军与后金军进行激战时，大凌河城中的总兵祖大寿等，“复以此战为诱赚之计，故城中无一人出者。”[45]结果明援军战败，主将张春、都督张洪谟、副将杨华征、薛大湖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备御、千总共三十三员被生擒；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阵亡；总兵吴襄、钟纬等皆逃走；前来解围的四万明兵生还无几。自此关外明军已无力再派兵援救了，孙承宗也束手无策返回山海关，只好任凭大凌河城的祖大寿等将领处置。

四、积极招抚

皇太极包围大凌河城后，便不断向城内祖大寿等致书招抚，八月十一日，皇太极首先致书城内的蒙古将领，以求内应，同时也希望明人归降。书云：

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拒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46]

十四日，皇太极致书祖大寿曰：

前李喇嘛、方吉纳等往来时，我诚心欲和，因尔等一面遣使往来，一面修筑锦州城，故我以书付尔使杜明仲寄尔，言尔等如不罢锦州城工，我将发兵等语。……其后，获尔哨座银柱，我仍欲和，释之遣归，并无回报。……夫征战者，岂我所愿乎？不得已而后用之矣。我厌兵戈而愿太平，故又遗书往。惟将军思之，若愿议和者则令我前遣之银柱来，凡我所欲言，将悉语之，勿疑我执而杀之。[47]九月十八日，皇太极又致书给祖大寿曰：

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征战者耶？……今议和既绝（指明金议和），我遂坚固国家，乃留兵居守，率军长驱直入。幸遇将军于大凌河，似有宿约。我内心仰慕将军久矣。盖天欲我二人和妤，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遣使致书。我之所以仰幕将军，因我起身东陲，惟知军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征战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军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倘将军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惟将军熟思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48]

十月七日，皇太极击败张春等率领的援军后，“命阵获明文武官二十三员，各以己意为招降书，遣千总姜桂，赍往大凌河，遗祖大寿。”姜桂见到祖大寿等将领，告知援军“俱被满洲大兵截杀，今被擒众军各修书令我送至”。祖大寿见众将怕皇太极诱骗而屠戮，不从者居多，所以对姜桂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49]

九日，皇太极再次致书祖大寿等曰：

姜桂还，言尔等恐我杀降，故招之不从。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一经归顺，我即加恩养，尔等定未之闻耶。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支饰之言耶。倘实欲共事，可遣人来，我当对天盟誓，我亦遣人至尔处莅盟。……幸勿迟疑，伫俟回音。[50]

由上可见，皇太极对祖大寿等招抚是有诚意的，始终坚持招抚的政策。此时，祖大寿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外无援兵，内无刍糗，军民危急已极，”[51]城中“粮绝薪尽，兵民相食”[52]。于是祖大寿等企图突围求生，十四日，皇太极命参将姜新前来招抚，祖大寿便率领众官出城相迎，随之遣游击韩栋从姜新回营，观察虚实。韩栋回城后，将目击后金兵“纪律，及堵守戒严状，料一人不能潜脱，还白大寿。”[53]祖大寿感到突围很难成功，“降志始决”。[54]二十五日，祖大寿命义子祖泽润，系书于矢，自城内射出，“言令石副将（即石廷柱）来，亲与面议。”[55]二十六日，遣副将石廷柱，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觉罗龙什、参将宁完我等前往城南台下，令阵获千总张卫入城联系，城内明军游击韩栋偕张卫至，并对石廷柱等人曰：“我祖总兵官令尔石副将亲来。彼出城立于壕前，俟尔往时，亲告以心腹之言”。达海怕有诈，对韩栋说：“未奉汗命，不敢擅遣石副将往”。韩栋明白其意，便直言：“尔等若不信我等，可遣尔一人同往，即送祖总兵官子祖可法来，留于尔处。”于是韩栋回城，果领祖可法前来，至贝勒济尔哈朗、岳托营中，行抱见礼，受到热情款待。随后，库尔缠、宁完我等人立于城外壕边，石廷柱独自过壕与祖大寿相见。祖大寿曰：“人生天地间，岂有长生不死之理乎？惟有国、家、命三者是亲。我等既放弃尽忠朝廷，报效国家之念，惟惜身命，倾心归降于汗。然身虽得生，而不能与妻子相见之，生亦何益哉！尔等果不回军，欲进图大事，尔先攻锦州，当用何策以取之，则听尔便，倘得锦州，则我妻子可得相见也。”[56]当石廷柱返回时，祖泽润从城中射出书两函，这可能是祖大寿授意写的，其内容是对姜桂携书劝降未从的原因，及与石廷柱所言内容的解释和补充。石廷柱等回营后，向皇太极奏报了祖大寿言和祖泽润书，出城归降的条件，一是要求不要杀戮，二是进取锦州解救其眷属。皇太极得知后，关于前者在上书中已经言明，绝不杀害降者，有关后者则遣石廷柱等往谕曰：“尔等若愿议攻取锦州之策者，则可遣大臣官员来商议。”[57]当夜，祖大寿命祖可法、张存仁、韩栋前来，皇太极曰：“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被创，不能前进。尔等既降，其城或尔等力攻，或以计取，乃听尔等自便。否则尔坐守其城，我亦将驻守尔等。”[58]祖大寿闻言，自知皇太极对其归心有疑虑，不愿出兵攻打锦州，因此只好计取。次日，他遣施中军往后金营曰：“我降志已定。至汗或杀或养，我归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再者，我若派奸细往锦州，我弟不可信，奸细倘被执讯，诘出虚实，为之奈何？或我亲率兵，佯作逃走之状，如何？唯汗睿裁也。”[59]二十八日，祖大寿与诸将“合谋归降”，何可刚反对，被推出城外处斩。随后祖大寿遣副将四人，游击二人前往后金营盟誓。皇太极与诸贝勒誓曰：“大明国总兵官祖大寿，……韩栋等，率大凌河城内众官兵民归降于我。如我对此归降将士，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后，离析其妻孥，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其纪算，使之夭折。凡归降将士若坏欺挟诈，或逃或叛，天地必谴之，夺其纪算，使之夭折。”[60]祖大寿等誓曰：“率众筑城，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毫无猜疑。归顺以后，官军人民家口，俱获保全。若大寿等违心背盟，天地鉴之，殃及其身，死于刀箭之下。倘汗以计诈害，亦惟汗自知之。”誓毕，皇大极派遣库尔缠等前往城内，问祖大寿曰：“取锦州之策，从速言之为好，宜当用何策以取之？”祖大寿曰：“我即亲往汗前商议此事。”[61]当晚，便出城至皇太极营中，受到热烈欢迎，行抱见礼，“遂定取锦州之策。”[62]二十九日夜，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德格类、多尔衮、岳托等，率领换穿汉装的四千人马，与祖大寿所属旧部三百五十人，“作溃奔状，袭取锦州。”[63]二更，大凌河城内突然炮声隆隆，两军起行，不巧大雾迷漫，对面不相识，怕自相厮杀，便收兵而还，此计未成。十一月一日，皇太极与诸贝勒议定，放祖大寿回锦州，组织旧部，起兵献城。于是派人告诉祖大寿说：“今令尔至锦州，尔以何计入城。既入，又以何策成事”。祖大寿回答说：“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夜徒步进城，彼未有不令入城者。……如初二日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闻炮，则我事成。”[64]皇太极欣然同意，当天晚上祖大寿带领二十六人，步行返回锦州。直到九日，祖大寿方遣张有功携书来到大凌河，奏曰：“先蒙盛意，常识于心。独相约之事，昼夜踌躇，难以骤举。且所携心腹人甚少，各处调集之兵甚多，众心怀疑，不胜恐惧。巡抚、巡按，防御甚严。又有陈二等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机事渐露。是以迟误至今。……望皇上悯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等，尤望皇上垂xī＠②，俟来年相会，再图此事。吾心惟天可表，断不为失信之人也。”[65]皇太极见此书，并没有责怪祖大寿违背诺言，相反给予体谅和安慰。他复祖大寿书曰：“相约之事，将军不能速成，意寡不敌众故耳。徐为图之，尚须勉力。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66]

皇太极考虑到官兵离家三月，思亲厌战。同时也想到祖大寿的处境，及归降诸将眷属的安全。因此，他不愿这时攻占锦州，于是下令毁大凌河城，率领诸贝勒大臣和归降官兵凯旋而归，十五日回到沈阳。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对明的宁锦防线是个沉重打击。

五、结语

皇太极即位后，“参汉酌金”进行改革，大凌河之战中可见三点颇有意义的变化。

第一，用人以策略为先。皇太极广泛任用汉官，而这批人往往为了名声，宁死不愿合作。因此，皇太极则以策略用人，使其归降，大凌河之战就是一例。如对祖大寿，皇太极致祖大寿书中，既自谦，又尊重对方，书曰：“因我起自东陲，但知军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军指示。”[67]当祖大寿归降后，要求潜回锦州聚所属旧部夺城，这样可能一去不回。皇太极认为“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等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令人入据守锦州、宁远，则事难图矣。今纵还大寿一人，而先携其子侄及其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济也。”[68]祖大寿果然一去不返，皇太极并未责怪。又如监军道张春被俘以后，不肯剃发，誓死不降。皇太极感叹说：“壮哉，鬼神且惮之，朕敢违天杀春乎！子卿之事任为之。”[69]没有杀之，令与白喇嘛同居沈阳三官庙，一住十年，始终不降。对大凌河归降诸将，没有杀戮，赏赐甚厚，设大宴，亲自酌酒慰劳，这批汉官后来有的成为皇太极的谋士，有的成了汉军八旗的著名战将。明清之际是个风云变幻、剧烈动荡的年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追求选择生活道路，皇太极以策略用人，起到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第二，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后金兵作战原“未备火器”。[70]天聪五年正月，首次仿制红衣大炮成功，建立了炮兵兵种。三月，皇太极考察炮兵素质，“出阅新编汉兵（炮兵），命守战各兵，分别两翼，使验火炮鸟枪，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出帑金大赍军。”[71]七月，令总兵官佟养性率领炮兵第一次出征，参加大凌河之战。这支炮兵营于锦州大道，与明援军展开激烈炮战，还摧毁大凌河城周围，及至广宁一路的墩台，发挥了火炮巨大威力。因此，明廷震惊，兵部题本中指出，“火器原为中国（朝）长技，……但所为长技者，已为奴有，则我之防范可不为绸缪，以遏其将来之狂逞乎！”[72]大凌河战后，皇太极更加重视炮兵，大批制造红衣大炮。这在清朝开国和清初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围城打援战术演习成功。皇太极深知后金八旗兵长于野战，不善攻坚，以轮番人海战术强攻坚城，得与不得，皆要付出重大伤亡。因此，这次大凌河之战，改变过去的打法，指出“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无论明军出城突围，还是外来援军，对八旗兵都有利发挥野战的优势。此次战术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锻炼了部队协同作战技能。到了崇德年间，明清松锦大决战，皇太极用大凌河之战成功的围城打援战术，在锦州城外掘壕筑墙，祖大寿再次被围困，蓟辽总督洪承畴等，率领明军步骑十三万前来解围，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被擒。锦州城长期被围困，城内出现人食人，祖大寿无计可施，只好开城第二次投降。自此，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

注：

[1]《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正月癸酉。

[2]《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丙子。

[3]《明熹宗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己卯。

[4]《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48页。

[5]《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二月甲寅。

[6]《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7]《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8]钱仪吉：《碑传集》卷4，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9]《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0]《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1]《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2]《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大铳。

[14]红衣大炮即红夷大炮，明人称满族为夷，因以谐音改为红衣大炮。

[15]《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16]《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7]《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8]《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大凌河之战范文篇3

画图在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郑樵在《通志》中就已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在今年春天召开的南北两次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炎会上，专家学者对“图”在新修清史中的地位，普遍给予了重视，并提出了不少颇有启发的建议。就笔者所闻所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立档案馆、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法国吉美东亚艺术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某些私人收藏的清代画图，就达万余件。本文旨在有限了解基础上，就其现状、成因以及在新修清史中的使用体例，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清代画图的类别

清代画图所反映的内容极为丰富，从社会到自然，从朝中到边塞，小至一砖一木，大至天下要事，无所不绘。为了解这数以千万计的画图概貌，笔者从所知画图中择部分有代表性者，依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分类，大致将其归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建筑、人物和天文、地域和水道10类，其中前7类属社会范畴，后3类属自然范畴。为便于说明和使用，每类又可依据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合计分为40个小类。下面借助这个框架，对清代画图所放映的内容做一简单说明。

（一）有关政治方面画图，可分为礼制与民族2小类。

礼制类如《康熙南巡图》、《康熙万寿庆典图》、《孔尚任引驾图》、《雍正祭先农图》、《雍正临雍讲学图》、《乾隆八旗阅阵图》、《乾隆皇朝礼器图》、《乾隆皇后祭先蚕图》、《乾隆南巡图》、《嘉庆谒西陵后巡五台山路程图》、《慈禧五旬庆寿点景图》；民族类如《顺治会唔五世达赖图》、《万法归一图》、《皇清职贡图》、《乾隆万树园赐宴图》、《丛薄围猎图》、《西域图册》、《慈禧太后会唔十三世达赖图》。

（二）经济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工业、手工业、农业、茶业、盐业、牧业、治河、交通、商贸及其它10小类。

工业类如《北洋机器制造局制各式机器图》、《广东海南儋州锡矿区图》、《贵州矿产舆图》、《湖北大冶县铁矿运道全图》、《京师工业学堂成绩初集》；手工业类如《康熙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康熙棉麻纺织机械图谱》、《乾隆制瓷图册》、《乾隆江宁汉府机房图》、《清代三百六十行》；农业类如《康熙耕织图》、《乾隆棉花图》、《乾隆京畿水田图》、《乾隆钦定授时通考》、《乾隆益象征农图》、《乾隆朝黑龙江东部屯垦图》；茶业类如《清代制茶图》；盐业类如《康熙滇南盐井图》、《嘉庆重修两浙盐法图》、《嘉庆淮南淮北盐场图》、《道光山西河东盐池图》、《光绪河东潞盐行销山陕豫三省府州县图》、《光绪四川自贡自流井五当全图》；牧业类如《同治五年蒙古车臣汗部落廿三旗游牧图》、《光绪十六年蒙古库伦所属恰克图东西卡伦恰克图境及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徒众各游牧图》；治河类如《康熙黄河御坝图》、《乾隆三十年江南河工图》、《嘉庆淮扬十一厅事宜图说》、《道光河工器具图说》、《同治黄河河工图》、《光绪山东黄河南岸十三州县迁民图说》；交通类如《康熙进藏路程图》、《光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光绪北洋铁轨官路山海关至大凌河全图》、《光绪庐汉铁路图》、《光绪黔省驿递道路图》、《光绪上海初行有轨电车图》、《光绪鄂省州县驿传全国图》、《光绪广东省河南各码头全图》（绘有广州城南大江两岸码头设置及炮台、府税馆、缉私机关等）、《光绪前后藏交通图》、《宣统滇越铁路总图》；商贸类如《乾隆广州十三行图》、《乾隆盛世滋生图》、《香港开埠图》；其它类如《乾隆畿辅义仓图》、《光绪十三年畿辅振溺图》、《光绪二十三年广东六门缉私地舆图》。

（三）军事方面的画图，可分为战场、布防、军器、演阵4小类：

战场类如《多铎率清军入南京图》、《荷兰殖民者降郑图》、《康熙北征督运图册》、《蔡毓荣围剿吴三桂》、《康熙抚远大将军西征图》、《乾隆十全武功图》、《道光平定回疆张格尔战图册》、《英军攻占镇江西门图》、《中英乍浦之战图》、《洪福瑱被擒图》、《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英法联军入侵大沽炮台失失像》、《平定云南回民战图册》、《中法战像》、《董军门设计大破西兵图》、《天津北仓义和团民大破洋兵图》；布防类如《顺治京畿八旗防卫图》、《雍正防准噶尔驻兵图》、《清中期长江炮台总图》、《嘉庆湖北宣都灌湾脑白莲教全图》、《嘉庆平川楚教民四川达州官兵布防图》、《道光广东水师驻防图》、《道光广东炮台图册》、《平太平军扬州到江宁沿江布防图》、《光绪平壤城驻防图》、《光绪台湾澎湖海洋巡防图》、《光绪旅顺炮图》、《光绪新疆驻防图》；军器类如《光绪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光绪鱼雷图》、《光绪奏定陆军衣制图说》；演阵类如《清初湖北水操阵势全图》、《同治神机营合操阵势图》、《光绪渤海阅师图册》、《光绪陆军操法图》、《光绪铁舰快船八艘演阵图》。

（四）外交方面的画图。如《康熙五十六年出使琉球图册》、《康熙五十八年朝鲜国图》、《马嘎尔尼访华闻见图》、《英使马嘎尔尼避暑山庄觐见图》、《琦善与英人谈判图》、《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图》、《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光绪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上海城厢租界图》。

（五）文化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宗教、习俗、科技、戏曲及其它5小类。

宗教类如《乾隆六世班禅俗装像》、《乾隆三世章嘉加像》、《光绪全球人种宗教分布图》；习俗类如《雍正十二节令图》、《乾隆村市生涯图册》、《木兰秋狝图》、《乾隆台湾风俗物产图册》、《乾隆岁朝图》、《嘉庆出猎图》、《吸食鸦片图》、《光绪大婚图》、《光绪台湾内地番社图》、《新疆舆图风土考》；科技类如《乾隆皇朝礼器图》之天文仪器部；戏曲类如《道光戏曲图册》、《光绪升平署戏曲人物》；其它如《光绪十五年四川涪陵南川公业图说》（图绘学田、义卷、书院、恤嫠、养济院、育婴堂、乡学、济仓、文庙祭田等）。

（六）建筑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城市、宫殿、王府、衙署、坛庙、园林、名胜、陵墓8小类。

城市类如《乾隆盛京城阙图》、《乾隆京师生春诗意图》、《乾隆台湾郡城图》、《咸丰广东省城图》、《同治江宁省城图》、《同治武汉城镇合图》、《光绪四川省城街道图》；宫殿类如《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乾隆京城全图》、《紫禁城内各建筑图》；王府类如《怡亲王府图》、《西郊亲王府》、《郑亲王府图》、《醇亲王府图》；衙署类如《光绪西安将军衙门全图》；坛庙类如《康熙孔林图》、《康熙蒙古多伦诺尔善因寺》、《京师太庙、地坛、永慕寺、关帝庙》、《山东孔府孔林图》、《山西临汾尧舜禹庙图》；园林类如《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木兰围场图》、《圆明园四十景》、《三山五园及外三营图》、《西苑三海全图》、《南苑全图》；名胜类如《乾隆江南名胜图》、《嘉庆西湖全图》、《同治御题天下大峨嵋山胜景图》、《光绪申江胜景图》、《光绪金陵省城古迹全图》；陵墓类如清福、昭、东、西陵图。

（七）人物方面的画图，可分为帝后、名臣、名士3小类。

帝后类如《清代帝后朝服、便服像》；名臣类如《郑成功像》、《尚可喜像》、《吴三桂斗鹁图》、《达瓦齐像》、《关天培像》、《林则徐像》；名士类如《纳兰性德像》、《戴震像》。

（八）天文方面的画图。如《汤若望天球星宿图》、《南怀仁日食图》。

（九）地域方面的画图，可分为世界、中国、分省、地区、边界5小类。

世界类如《康熙满文东半球西半球图》、《康熙亚西亚洲图》、《康熙欧罗巴洲图》、《康熙南阿美利加洲图》、《光绪五洲列国图》；中国类如《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大清一统舆图》；分省类如《康熙福建舆图》、《康熙西藏全图》、《康熙四川全图》、《乾隆台湾地理全图》；地区类如《康熙四川至打箭炉图》、《康熙蒙古肯特山图》、《雍正滇东新辟苗疆图》、《乾隆西域舆图》、《乾隆土尔扈特及叶尔羌喀什噶尔阿玉锡图》、《光绪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光绪四川卫藏沿边全图》、《光绪伊犁全境图》；边界类如《乾隆西藏廓尔喀交界图》、《同治腾越缅甸中外交界图》、《光绪伊犁中俄分界图》。

（十）水道方面画图，可分为江河、海界和运河3小类。

江河类如《康熙星宿海河源图》、《康熙长江全图》、《康熙嫩江松花江黑龙江水源图》、《康熙永定河河源图》、《康熙乌苏里江流域图》、《康熙牙鲁藏布江图》、《乾隆黄河源图》；海界类如《康熙澎台海图》、《康熙东洋南洋海道图》、《康熙广东沿海图》、《雍正浙江海塘图》、《光绪山东海疆全图》；运河类如《乾隆运河全图》、《同治山东运河图》。

二画图在清代大量出现的原因

史学研究中重视画图作用的历史相当长久，但能产生上述门类丰富、数量众多的画图，却只有在清代。应该说，这是清代社会发展的某些特殊之处所导致的。

首先是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清代画图中，有许多江河图、河工图。清朝自康熙始，各代都极为重视治理江河。康熙治河能取得良好的成绩，除了亲视河工、用人得当、规划合理等政策适度外，一些技术性工作处理得好也是重要原因，河工图的绘制就是其一。1672年（康熙十一年），他要求臣下绘制河图，以后南巡，无不命河臣画图进呈，并将河图与实情相互参看。如1707年第六次南巡时，指责河督张鹏翮：“朕今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地方详看，……与尔等进呈图样迥乎不同，且所立标准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1]从而及时调整河工。

为根治水患，康熙还特派侍卫拉锡率员前往青海，寻找河源。由此而产生了清代第一幅河源图——《星宿海河源图》。此图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勘测黄河之源壮举的直接证据。

乾隆朝河图的绘制，同样是治河活动的产物。如1736年（乾隆元年），黄河水大涨，南河总督高斌与淮扬京员夏之芳就疏睿毛城铺以下河道发生争议，为申明已意，高斌特绘河工图呈进乾隆帝，帮助乾隆做出正确的判决。30年后，河道总督、高斌之侄高晋在其所绘《乾隆三十年江南河工图》上还提到此事。

其次，清廷的政治需求。

战后绘制记实性的纪功图，即紫光阁张挂功臣像，在乾隆朝渐成制度。它的创立就是画图与政治的结合。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修葺清朝阅视武进士的西苑紫光阁。其中一个内容，是绘制在平定西域之战中立有战功的大学士傅恒、定边将军兆惠以下100名功臣之像，这些画像几乎等人高大，又是记实性，很令观者特别是前来觐见的哈萨克部首领霍集斯产生敬畏感。而这正是乾隆皇帝绘制这批画的目的。

为实现政治目的而绘图还反映在晚清紫光阁张挂平太平天国、捻军等战图上。据载，1885年（光绪十一年），“紫光阁成。朝命征取粤匪、回、捻三案战迹并功臣真象，设功臣画馆于京师。”[2]曾国荃1886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因被绘功臣像而对清廷的感激涕零之情[3]。从这个角度说，慈禧下令要绘制这批战图是达到了目的。但跨越三朝的三次战事的战图，在时隔20年后一次设馆绘制，动因绝不会是仅仅为了所谓的“循制纪功”，拢络有关臣子，更重要的，还是慈禧面临“归政”，欲利用西苑紫光阁的政治功能，以“归政”之身，行使太后垂帘之权。

第三，国际贸易的交往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传教士远行，将清朝与世界逐渐联系起来。以世界地图为例，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份绘有东西半球各国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而第一份为中国官方所确认的世界地图《满文东半球西半球图》，也是由清康熙时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绘制。18世纪以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渠道，就不仅是传教士，更多的是中西贸易。西来的商人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就他们经销的茶、瓷、丝绸等商品，绘制了很多制做工艺图，如现存伦敦、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康熙棉麻纺织机械图谱》、《乾隆制瓷图册》、《制茶图》等，同时还绘制了大量的贸易画，如《三百六十行》、《中国民居》、《广州十三行》等。这些描绘中国社会生活的绘画，渐成为商品出现在欧洲市场上，成为欧洲民众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而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入侵，了解中国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一些在华西人士拍摄了很多照片，如在中国担任《泰晤士报》记者长达17年的莫理循，就留下了很多1894年后他亲历的在中国重大事件的照片记录。

第四，绘画以及相关的技术手段更为丰富。

清代画图不仅内容包罗万象，而且记实性突出，形象肖似逼真。以西洋焦点透视技法在中国的使用，对绘制记实性绘画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一批身怀高超画艺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少人成为清廷的御用画家，他们的技术成为清廷以画笔为重大事件作记录的重要手段。如1754年（乾隆十九年），额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因反对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等人间的争斗，归附清朝，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那幅著名的表现乾隆接见杜尔伯特三车凌王公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奉命亲临盛典后所绘[4]。19世纪中期照相技术的发明，为写实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手段。现存于世的大量由西方人士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

第五，清帝对记实性画图的偏爱。

清帝青睐于记实性绘画始自康熙，盛于乾隆。今天所能看到的清朝最早的大型记实性绘画，应为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绘制的表现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盛况的巨幅纪事画卷《南巡图》。据美术史学者研究说，此图的出现，是对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继承[5]。笔者以为，《南巡图》得以出现的条件，除了有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继承外，也与皇帝本人的需求有关。《南巡图》作者之一冷枚是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的学生。焦秉贞的西学素养相当深厚，他曾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承圣意绘制表现农作与桑织过程的《耕织图》。图中人物虽不着清装，但它的特点带有“显著的西洋画派影响风格，特别是采用了透视画法，消失点放在视图前方，与中国传统画法有所不同。宫廷画家焦秉贞大概是受到钦天监西方传教士的画法影响。”[6]康熙也明确指出过焦秉贞的画，“深明测算，会悟有得，取西法而变通之。”[7]这些至少可以表明康熙皇帝确曾受西学影响而对记实性绘画产生了兴趣。

记实性绘画特别是战图的绘制到了乾隆时期大张其盛，与乾隆皇帝本人对此持长久不衰的热情相关。在当时传教士写给欧洲同仁的信中对此有直观的描述：“王致诚在热河50多天，用了40多天的时间作画，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要完成22幅油画，4幅巨画，还要参加那么多的庆典和礼仪活动……他累得筋疲力尽，等他回到北京时又瘦又苍白，背也弯了，简直认不出来了。”[8]仅避暑山庄会见蒙古王公一个典礼，乾隆就要求画出那么多幅记实画，那么，我们对乾隆朝能够出现完整的所谓十全武功战图，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平定西域战图册》除彩绘画外还有铜版画。为追求真实逼真的效果，乾隆竟不惜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通过广东洋行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将画稿送至法国制做铜版。为此，还“先付花边银五千两作定，如工价不敷，俟铜版带到之日照数找足。”因为是“钦定”之画，合同中特别调强“此系传办要件，务须雕刻工夫精致如式，办就依期带到，越速越好。”[9]

上述清代画图出现的种种原因，让我们得以从生动的画图中，贴近清代的的历史。

三画图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清代画图是清代历史留下的遗迹，当然是清史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直接，因为它常常是一种“写照”。比如反映江河湖海的《黑龙江江源图》、《永定河河源图》、《旅顺海岛图》等，虽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绘制未必准确，但是比起对此类事物的文字描述，可能更直观、易解、准确。又如就研究战法和兵器来说，众多的战图对兵器、阵法、防御设施的描绘，应当远比文字的记述直观、易解、准确。再如对于清代重要人物的描绘，用画像来表现跟单纯用文字来描述，必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画图的上述特征，它对清史研究的价值，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支持。

（一）在某些方面，无图无以立史。

有些领域的研究，似乎是离不开画图的。清代艺术史研究的作用自不必说，另外像地学史、边疆史、环境史、矿业史、天文学史等，离开画图，也难以叙述清楚。如在研究清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地图技术、清代自然环境的变迁如黄河改道、以及清代民俗、边疆风俗时，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山东水泉图》、《淮扬水利全图》、《西域图册》等大量的画图，就成为必须使用的史料。

（二）画图可以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或提供佐证。

清代对某些史实的记载，因种种原因过于简略，影响研究的深入。有的画图却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有的则可成为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

如对清代统一台湾问题的研究，康熙朝绘《福建舆图》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一幅绘制精细、篇幅巨大（640*640厘米）的地图。图上所绘福建城镇、山川、道路、关隘、城堡、山寨、岛屿、口岸等，形象细致。图中绘有台湾府及台湾、诸罗、凤山3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对厦门的标识为“厦门所”。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第二年在台湾设府、县，三年后又将厦门的行政称谓“所”改为“厅”。显然，这幅《福建舆图》，可与清朝统一台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

再如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所谓“中学西渐”问题。这在国内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少量记载，如果我们看到欧洲贵族的卧室里装饰着中国人物的丝绸壁纸，餐具上绘有着中装洋人的图案，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影响的认识，肯定会有更深的感受。当年西传的中国植物，像杜鹃花，今天在欧洲已广为种植，最初则是传教士们先绘制成图，再移植欧洲的。至今在巴黎吉美东亚艺术博物馆还保存着植物学家、传教士汤执中等人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画的中国花卉图。这些都是佐证中学西渐的重要文献史料[10]。

（三）画图帮助解读文字史料。

由于有些画图为特定的需要绘制，有时可为我们解读文字记载提供帮助。

1729年（雍正七年）——1735年（雍正十二年），是清廷分西路北路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用兵，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征战的重要时期。据文献记载，两路用兵共10余万，但具体部署情况并不清晰。故宫博物院藏《雍正皇舆十排全图》详尽地记载了当时的兵力部署：此图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上自北冰洋，下至海南岛，东北临海，东南至台湾，西抵波罗的海里加湾。图上长城以内的重要关隘、卫、堡、城、镇、营、汛处，均被贴有黄签，并注有驻扎官兵人数。如“大同镇标及各处分协，马兵四千三百一十三名，步兵五千三百三十七名，守兵八千五百七十八名，共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八名，内派往北路一千一百名，现存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八名。”“甘州、凉州、肃州、宁夏、西宁、大通、安西等七处提外协标属及各处分协，共兵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名，内派往西路一万四千五百名，现存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名”等等。借助此图，我们对当时的用兵情况及清朝在西北防务，就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

（四）画图为一些史实的研究提供线索。

画图有时还可以为研究提供线索。如对康乾时期北京的商贸研究，一般大都关注丝茶瓷等大宗门类，《万寿庆典图》所绘京城沿街场景，却告诉我们，“仁德堂南北川广地道药材店”、“福建烟发行”、“成衣铺”、“南北菜局”、“新丰号倾销银铺”、“广聚号信实通商银铺”等行业也是十分活跃兴旺的。这些均可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着眼点。还有的画图产生的本身，就为某些课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线索。如国家图书馆藏《御赐四川全图》。此图上题有“御赐四川全图。四川巡抚臣年羹尧敬装。康熙戊戌年四月八日，积雪斋恭题”的款识。据载，这件图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就已送达朝廷[11]。但是，年羹尧的“敬装”年却为戊戌年，即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因察觉到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策略动叛乱，上疏朝廷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而受到康熙皇帝“治事明敏”的嘉奖。为此，康熙还以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12]年羹尧是清代一位重要人物。“敬装”《四川全图》一事，对了解他当时的境遇、心情和他与康熙的关系，应当有一定的帮助。

四关于新修《清史》中画图的体例

2002年国家启动了纂修《清史》的工程。鉴于清图数量与品类的丰富，及当前传统文本与电子文本的出版与阅读情况，国内专家大都倾向“在今天新修清史中，图的比重要加大，应该包括舆图、人物图、器物图、军事图、职贡图、生产图和生活用具图，既有传统画法的图版，也有近代西洋式油画，又有近代照片。此外，还可以增加相应的经济区域图、交通建设图、民族分布图等。图可以单独成部，也可以图随文走，在相应的部分做插图。还有学者提出，图录部分可以改为<图说>，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地展现历史面貌。”[13]对于新修《清史》中画图的体例，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在新修《清史》中，设“图录”部件，以绘图、遗址和器物照片，表现清代政治军事史。

现存画图中，对清代重大军政活动，基本都有如反映。如反映清入关之初军政的《崇祯皇帝自缢图》、《九边图》、山海关一片石遗址、《多尔衮像》、《吴三桂像》、《史可法像》、《多铎入南京图》、《郑成功像》、《荷兰殖民者投降图》、《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图》，反映平三藩之战的《蔡毓荣南征图》、《董卫国纪功图》，反映平准之战的《首征噶尔丹福全出征图》、《范承烈北征督运图》，反映俘获准部首领达瓦齐的《平定准噶尔战图》，平定伊犁大小和卓木之乱的《平定回部战图》等所谓乾隆十全武功战图，反映平息西藏动乱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军西征图》，反映西北蒙藏回等少数民族进入清代多民族国家的《万法归一图》（是图为土尔扈特部渥巴锡见乾隆）、《丛薄围猎图》（布鲁特部即今柯尔克孜族首领见乾隆）《木兰图》、《塞宴四事图》（蒙古各部首领见乾隆），反映清中期治理黄河海塘的康熙乾隆《南巡图》，反映康熙时与琉球关系的《册封琉球图》，反映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的《中国闻见图》、《热河觐见图》，反映道光时期平息新疆张格尔之乱的《平定回疆战图》，反映鸦片战争的《广东东印度公司商行图》、《广东水师驻防图》、《虎门炮台图》、《琦善与英人谈判图》等。进入晚清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日俄战争、甲午之战、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除有绘图记录外，还有大量照片，如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清军尸横遍地的照片，被焚毁的失去佛香阁的万寿山的照片，太和殿里耀武扬威的八国联军官兵照片等等。这种“文献”比文字记叙更能真切地反映晚清中国任人宰割，面临被瓜分局面的历史。

（二）对某些可用有形器物来描述的专史，最好随文附图，或文后附图，简说如下。

《礼乐志》。清礼乐如卤薄仪仗、中和韶乐、日月天地祭礼等，这些看似缺乏实际意义的繁纹缛礼，在当时，不但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也是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仪仗陈设的多少，祭祀对象的变化，祭器的改换或增减，都有社会变化的特定背景。但由于它们已远离了今天的生活，离开图象很多内容难以理解。

《地理志》。对于地理状况和行政划分，文字难以表述清楚。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名称和归属，清代变化很大，如在讲述清廷与蒙藏关系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打箭炉时，若附以《康熙朝四川至打箭炉图》，很多问题可一目了然。

《舆服志》。清代衣冠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别于历史上多数王朝。它除了像以往社会一样，以衣冠分辨等级外，还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的差别，其式样如披肩、马蹄袖、右衽、行袍、马褂等，色彩如明黄、杏黄、石青等，纹饰如云龙、麒麟、白鶡、八宝等，都是清代有别于历朝衣冠之处。这些变化，更多的含有民族压迫与文化趋同的内容，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惨烈史实即是反映。

《宗教志》。清代宗教繁杂，既有传统的儒释道教，也有被视为国教的藏传佛教、满族原有的萨满教、外来的天主教和民间会道等数十种。笔者以为，此志除讲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外，宗教本身也应是它的重要内容。每种宗教所供神灵、所持法器、所遵仪规，各不相同。对此文字难以描述。而各自的神、器、法，不仅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了它们得以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可以成为今天认识不同宗教的重要途径。

《水利志》。现存大量清代河图，应在修此志时合理展现。如绘于1796年（嘉庆元年）的《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图上标明了河工及河水漫溢情况。文献记载，这一年黄河泛滥，河水北注山东金乡、鱼台，漾入昭阳、微山诸湖，并涌入运河，漫溢两岸，致使江苏山阳、清河多处被淹。当时的南河总督兰锡第通过导水入蔺家山坝，引黄河水由荆山桥分达宿迁诸湖，并漫口西南挑挖旧河，引泛滥的河水东趋入正河，“以较为得力”地缓解了这场水患。事后曾“绘图以闻”。[14]当然，笔者目前还不能判定这幅《河南安徽治理黄河图》就是兰锡第所绘之图，但是可以肯定，此图应与这场水患直接相关。无庸置疑，参照这幅画图研究当时的水灾和河工情况，会比仅凭文字材料要准确得多。

《科技志》。清代科技以天文学、算学、地学、气象学等为主。其中测绘学是当时发展比较突出的一个学科。这当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较好地借鉴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才。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首次为清廷制做了绘有各洲地理及物产的大型地球仪及各式天文仪，并实地勘测绘制了《万泉河道图》。这些为中国地学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后，康熙又通过南怀仁延揽西方科技人才。经过近30年的人才培养、购置仪器、测定各地纬度、绘制局部地图和绘制全国地图，完成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地图，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这不但是17、18世纪中西交流及的反映，也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15]。《科技志》在反映这种重大科技成果时，配以画图，必将相得宜彰。

《兵志》。此志中除军队沿革、建制、军费、战术等重要内容外，武器与训练也应是不容忽视的。清代军队，既有冷兵器时代的八旗军与绿营军，也有热兵器时代的新建陆军海军。武器的使用与变化，不但是时代变迁的一种标志，也是满民族从清初一个进取尚武的民族，走向衰落的反映。《皇朝礼器图》的军器部分与《演阵图》等，是对此的形象记录。

《民族志》。清代是形成我国56个多民族大家庭的最重要的时期。对不同民族来说，除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各具差异外，习俗的差别也很大。由于服饰是民族习俗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讲述不同民族习俗时，《皇清职贡图》、《云南民俗图》、《台湾民俗图》等，所描绘的不同民族的服饰和民俗，会远胜于文字。

《农业志》、《手工业志》。清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行业组织、生产流程及产品状况，无疑是此志的重要内容。由于生产流程的特殊性，宋代就有《耕织图》，明代又有以插图讲述生产的《天工开物》。清代《制茶图》、《制瓷图》、《耕织图》等，可视作茶瓷丝等生产过程的图解。此外，因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水平直接相关，志书中也应包含这部分内容。如纺织机，据研究，“缎机之所以能织制缎织物，实由两个条件决定，即除须设置与缎纹枚数相等的综，还表现在织筘上。……缎织物甚为细密，这又需要增加织筘的齿数。缎机织筘齿数较之其它织机之筘均高，这是实现缎织物经丝细密的重要手段。”[16]可见，织机的结构对于清代纺织史，甚至经济史都应当有直接的意义。在目前清代织机已基本失缺的情况下，《康熙棉花种植加工织布漂染成衣图谱》、《康熙棉麻纺织机械图谱》等，应得到重视。

《营建志》。清代是我国城市和园林大发展时期。城市与园林建设的兴盛，不仅是清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当时经济实力与经济政策的体现。乾隆在大兴土木建园时，就多次讲过以工代赈之策。在进入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营建志》以及这些画图，对当前的遗产保护及环境变迁的研究，尤为可贵。

（三）主要人物传，可配以传主肖像和相关画图。

大凌河之战范文篇4

一、东巡文学的构成

东巡文学是清帝东巡期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从现存文献来看，东巡文学主要有诗、文、赋、游记等，创作主体多为东巡帝王及随行扈从，其内容多样，主要有叙史、怀古、咏景、抒情、记事等。经过整理归纳，首先将东巡文学的文体构成概括如下：（一）东巡文学的文体构成东巡文学的文体大致可分为诗、文与赋以及东巡游记三大类。其中诗作为东巡文学的主体是诗文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东巡诗作中，又以帝王所作之诗居多。以下我们分类描述：

1.诗自古文人骚客喜好借诗言情，清王朝东巡帝王亦是如此。据统计，东巡期间帝王所作之诗大约五百余首，主要涉及咏史、咏物、借景抒怀等方面，内容多样，风格各异。其中歌功颂德、赞颂大清创世伟业的诗在这些御制诗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如《萨尔浒》、《三关》诗、谒《永陵》等。康熙于第一次东巡时作《萨尔浒》，诗云：“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钺挥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狂飙。”[1]3既抒发了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崇敬之情，于字里行间中又可看出作者本人继往开来、再创伟业的雄心壮志。此外，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也都曾以《萨尔浒》为题赋诗缅怀先祖的丰功伟绩。《三关》乃乾隆十九年第二次东巡途中所作，此“三关”为建州三关，是当时后金防御的重点，乾隆作这首诗引用了建州三关的满语名称，即雅尔哈、代岷、扎喀，是对三关名称最早以及最权威的解释。乾隆于诗中阐述了大清创业之艰辛及其对大清未来美好前景的殷切期望。此外，嘉庆皇帝因循旧制作有《过三关得句》《过三关纪胜》二首；道光皇帝亦有一首《三关》。永陵为清王朝爱新觉罗氏先祖之陵寝，是清帝东巡祭祖的第一站，除康熙帝首次东巡未到此地外，历代东巡帝王每次东巡祭祖必先祭拜永陵，拜谒之后或由感而发，或遵循惯例，必有所作。如康熙作《告祭永陵》诗，借景抒情，不仅抒发了诗人心中的宏愿，也表达了一代帝王对江山的挚爱之情。帝王之作，用词考究之余不免过于偏深，文章歌功颂德之外又不免夸大，但诗中流露出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以及对人民深切眷恋之情感却是真挚、热切的。扈从所作之诗，大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却又不乏妙笔佳句，因为是奉和之作，所以大都沿用原韵，且诗作内容亦须沿袭帝王之作，但由于个人观感不同，所作之诗在风格特征上也有所差异。如高士奇所作《恭和御制告祭永陵》与康熙原作相比，则从不同的视角写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其中，“五丁凿后山容舞，千顷奔来水势腾。”[1]14写出了陵园周边的壮丽景色，而“雪色远迎仙仗过，松枝低拂玉舆升。”[1]14则用拟人的手法再现了隆重的祭典仪式，用语更为生动。

2.文与赋文与赋是东巡文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体。东巡文学中文与赋的数量不多，据现有资料统计，东巡文学中共有文、赋五篇。乾隆所作三篇《盛京赋》《文渊阁记》《神树赋》；嘉庆作二篇，分别是《盛京颂》以及《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其中，乾隆的《盛京赋》和嘉庆的《盛京颂》旨在追忆满清发祥史、歌颂先祖丰功伟绩、记录盛京的山川风貌，尤其是乾隆所作《盛京赋》堪称长篇巨制，在当时名扬海外；《文渊阁记》则阐释了《四库全书》四个馆藏地名称之来历，是研究四大藏书阁的珍贵史料；《神树赋》借永陵所传神树之传说，借古喻今，阐明作者对人生的态度。这五篇文、赋皆出自帝王之手，从内容上看，帝王之文、赋主要为歌功颂德、托物言志；就整体风格而言，多为气势磅礴、铺张扬厉之作。

3.游记东巡文学中的游记皆出自扈从之手。据现有资料统计，现存东巡游记四篇，分别为高士奇所撰《扈从东巡日录》、南怀仁所作《鞑靼旅行记》、杨钟义作《嘉庆东巡记事》以及何汝霖的《沈阳纪程》。这些游记详尽描述了东巡帝王的衣、食、住、行，大到东巡大事记、行走路线，小到皇帝每餐的用膳情况，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其中，高士奇所撰《扈从东巡日录》记载最为详尽，正文之前附有五篇小序，除高士奇自撰一篇外，其余四篇分别为高都陈廷敬、京江张玉书、扬州汪懋麟、秀水朱彝尊所撰。这部游记从康熙二十九年东巡之始记录，按照时间顺序，载录了康熙此次东巡的全过程，这不仅是一部游记还是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风土人情考，记行之余也记录了所到之处的山川风物、历史古迹、名人佚事甚至对一些奇特的生产生活工具的名称及用途亦作了详细的考证，如“萨喇，木板鞋也。长尺许，以皮靸之。历雪碛峻岭，逐兽如驰。……法喇，扒犁也。车而无轮，犁而有箱，载不以盈，险不以倾，冰雪时利用焉。”[2]639-640此外，其中还录有康熙于东巡期间即兴吟咏的诗作以及高士奇的奉和之作。东巡游记为我们今天从事清帝东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持。

（二）东巡文学的作者

清帝东巡文学的作者主要有皇帝及其扈从大臣，其中以东巡皇帝创作的作品居多，是东巡文学的主要创作者。

1.东巡皇帝清代东巡皇帝有四位，即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东巡皇帝是东巡文学的主要创作者。东巡四位帝王均为饱学之士，康熙皇帝文武兼备，三次东巡留下了数十首诗文墨迹；乾隆皇帝雅好文学，他的诗文更是数不胜数，是四位东巡帝王中作品最多的一位。他们的诗文气势磅礴、语句精致、考究，但其中无不流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人民的眷顾以及对平淡、闲适生活的向往。在康熙皇帝东巡御制诗中，数量最多的当数描写山川风物、借景抒情的诗作，如《玉田》“：徐无山下水涓涓，几道横流灌玉田。驱犊荷锄农事作，五风十雨卜丰年。”[2]473此外，《江中望雨》《杏山晚眺》等皆属此类，这类诗作，用词婉约，情感细腻，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颇具英雄气慨的帝王之手。乾隆皇帝是东巡四位帝王中诗文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他自诩文学造诣较高，每次东巡都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除循制所作诗文之外，但凡巡游时路过的名胜古迹都能在其诗作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如《姜女祠》。此外，《夷齐庙即事》《大凌河》《过辽阳》《文庙》等，皆属此类。清王朝嘉庆、道光时期，国力大不如前，康乾盛世景象亦一去不返，所以大规模东巡祭祖的次数也明显减少，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东巡祭祖两次，道光皇帝仅一次。在文学创作方面，嘉庆、道光的东巡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较康熙、乾隆二帝相去甚远，多为因循旧例而作。

2.东巡大臣清王朝东巡扈从中至今尚留有作品传世的主要有爱新觉罗?胤禛、张玉书、高士奇、南怀仁、刘纶、金德瑛、汪由敦、张祥河、杨钟义、何汝霖等。爱新觉罗?胤禛曾于康熙三十七年作为扈从随父东巡并作《侍从兴京谒陵二首》，描写了他随皇父祭陵的盛大场面。高士奇、南怀仁、杨钟义、何汝霖等人不仅有诗作传世而且各自撰写了东巡游记。扈从之作不一定都是应制奉和，如张祥河的《上夹河》《古鲁村》二首便是寓情于景，有感而发。

二、东巡文学的思想倾向

从东巡文学作品中可以反映出四个方面的思想倾向，即满清发展史的浓缩、白山黑水风貌的写真、大一统功业的赞颂以及满族民族风俗的写照。以下将分别加以叙述。

（一）满清发展史的浓缩

满清兴起于启运山下、苏水河畔，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传说，这些传说也成为东巡文学的创作题材。如流传已久的神树的传说，据说当年努尔哈赤的祖父福满的骨灰匣曾长在这棵老榆树上，因而这棵树被誉为神树。乾隆皇帝所作《神树赋》借用了这则传说，文曰：“爰生神树，非柏非松。根从天上分来，想银河之历历；种岂人间所有，郁佳气之葱葱。……是以诚垂大清之笃，佑庇万叶而多余者也。”[1]66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帝赋予这个传说更多的神话色彩，通过渲染神树的不平凡来暗示满清王朝承天应命、天命所归。此外，在东巡文学中也有以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为题材的作品。萨尔浒大战是明朝与女真的第一场战役，在满清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古战场旧址在今抚顺东萨尔浒山，自康熙帝始，清代东巡四位帝王每次巡幸至此，仿佛因循惯例一般，都要做诗抒怀，歌颂先祖，激励后辈。除康熙帝所作《萨尔浒》外，乾隆皇帝亦作有三篇以萨尔浒为题的诗文，还有嘉庆皇帝所作《萨尔浒咏事》二首、《回跸过萨尔浒再咏》以及道光皇帝的《萨尔浒敬纪》。扈从亦有以此为题的作品，如张祥河所作《雨夜度萨尔浒》，这首诗共计三十二句，详细描述了萨尔浒大战的全过程，有助于我们今天更为形象的了解这段历史。

（二）白山黑水风貌的写真

清王朝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御制诗赋中对关外山川风貌的描述极多，如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兴京时写过一首《三关》诗，首次刻画了建州三关的雄姿，诗曰“：第一关名雅尔哈，天阊虎豹雄神州。第二代岷极险绝，雕鹗到此还应愁。三关扎喀逮边壤，一成之旅怀前猷。”[1]90这首诗是对三关名称最早、最权威的解释。乾隆于四十三年东巡时又作《盛京土风杂咏十二首》以及《盛京土产杂录十二首》，用来记录盛京的风物、特产。嘉庆亦作诗歌咏满清发祥地，题名即为《赫图阿拉》“：横甸在南郭，土城遗址存。邠岐缅文德，镐洛度周原。建国规模始，卑宫俭朴敦。大清发祥始，旧迹示曾元。”[1]173这首诗介绍了赫图阿拉的地理位置，描写了关外残存的土城遗址。马尔墩岭位于“三关”中的第二关代岷关，此地雄伟险峻，道光东巡时路过马尔墩岭曾作诗一首，题为《策马过马尔墩岭》，诗云：“岩天高峙万山中，险峻天成气象雄。回首瞻依增恋慕，白云红叶净长空。”[1]255这是道光皇帝东巡御制诗中鲜有的咏景抒情诗，描写了马尔墩岭雄险秀美的景象。帝王诗作往往大气磅礴，借咏景来抒发自己的宏图壮志。扈从之作则少了一些霸气，多了一分清丽，且其中不乏歌咏山水风物的作品。如张祥河的《古鲁村》《夏园》《上夹河》等皆属此类。此外，扈从所作东巡游记中对关外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也描写得非常细致。

（三）大一统功业的赞颂

皇帝御制诗中，为祖先歌功颂德、赞扬大一统功业的诗特别多。嘉庆皇帝曾作《恭谒孝陵》，诗云：“天开大一统，应运圣皇兴。寰宇永安定，元孙凛继绳。仔肩荷恩佑，基命勉躬承。瞻望明楼表，松云佳气凝。”[2]581他不但在谒孝陵时作诗歌颂先祖大一统的丰功伟绩，还以此作为教育后世子孙的范例，他在《继思斋示诸皇子》中这样写道：“皇清大一统，天命建鸿基。缵武宜勤习，修身戒怠疲。毋忘今日训，永继昔年思。勖尔诸昆季，同心固本支。”[2]573嘉庆皇帝统治期间，清朝逐渐由鼎盛走向衰败，他的诗文已经不像康、乾二帝那样雄心勃勃、气势恢宏，他深知自己无法创立像祖先大一统伟业那样的功绩，所以，除了在拜祭祖先陵寝时祈求先祖保佑国泰民安外，只能作诗教育子孙要勤学修身，齐心协力保住祖宗留下来的千秋基业。综观清帝东巡御制诗文，我们可以看到，康、乾二帝虽皆以追忆祖先为基调，但不乏气势磅礴、辞彩绚丽的咏景、抒情之作，至嘉庆以后诸帝所作，则都以赞扬满清大一统功业、歌功颂德为主，多是遵循旧例而作。

（四）满清皇家礼俗的写照

清帝东巡是清朝皇帝拜谒祖宗陵寝的祭祖活动，因此，东巡文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满清皇家的祭祀礼俗。康熙二十一年东巡，先至盛京祭福、昭二陵，后又到兴京祭永陵，途中所作《三月初六日告祭福陵恭述十韵》《初八日告祭昭陵恭述十二韵》和《三月十一日雪中诣永陵告祭》描述了这次展谒三陵的祭祀活动。嘉庆二十三年东巡祭拜三陵后，作《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这篇文章从清宁宫拜祭神灵、谒陵大礼、祭品陈设、崇政殿朝会等几个方面对此次谒陵祀典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此外，东巡文学对满清皇家宴请礼俗亦有所描写。通常情况下，待祭祀礼毕，皇帝入盛京宫殿接受官员朝贺，之后在崇政殿举行盛大的筵宴，其间各种典礼仪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康熙曾作《告祀礼成宴诸臣于旧宫》、乾隆作有《十月朔日宴宗室群臣于故宫》以及道光所作《大政殿御宴作》等作品皆描绘了满清皇家筵宴的盛况。

三、东巡文学的实践价值

东巡文学产生于清帝东巡的旅途中，皇帝和扈从们将所见所感记之于笔墨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巡文学作品。透过东巡文学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清朝皇帝携众臣僚浩浩荡荡东巡祭祖的情景。清帝东巡文学不应只被著录于书卷中，而应在现代社会发挥它应有的经济、文化价值。

（一）丰富东巡御路文化旅游项目的文化内容

清帝东巡文学具有文化旅游方面的开发价值。东巡文学作品伴随清帝东巡活动而产生，皇帝及扈从大臣们每到一个地方几乎都要吟诗作赋以示纪念，因此，东巡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清帝东巡的路线进而开发以“东巡御路”为主题的文化旅游项目。具体可将清帝东巡的两条线路做成科考旅游产品，以团体游和自助游两种方式提供给消费者。除此之外，皇帝及其扈从在巡游过程中以游记等方式记录了关外的山川风物，为我们探究其时关外的风土人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我们可以将其充分利用起来，以还原关外土风、物产为目的包装为民俗旅游产品，配合“东巡御路”旅游项目一起投放到旅游市场，使消费者在领略风景秀美的御路风光之余也可以感受到独具关外特色的民俗风情。由此可见，东巡文学可以丰富东巡御路文化旅游项目的文化内容。

（二）打造以清帝东巡为历史题材的文化产品

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东巡文学可以为打造以清帝东巡为历史题材的文化产品提供史料支持。皇帝及其扈从所作诗文、游记，对东巡出游的生活、沿途风光、祭祀活动、皇家筵请活动以及其它重要事件等皆有描述，尤其是游记对这方面的记录最为详细，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清帝东巡的历史材料。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整合，创作以清帝东巡为历史题材的剧本并将其投入到影视剧、记录片、科教片等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中，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清帝东巡及东巡文学。因而，以清帝东巡为历史题材的文化产品对于树立民族文化品牌具有现实意义。

（三）东巡文学是研究一宫三陵的第一手史料

大凌河之战范文篇5

皇太极在位近二十年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这不仅解决了大量内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也使八旗制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论述这点之前，先对蒙、汉八旗的建立过程作一简略叙述。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北返故土，形成瓦刺、鞑靼两部。到明后期，更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漠西蒙古即原瓦刺部，又称卫拉特四部。漠北蒙古又称外喀尔喀三部。漠南蒙古则以元朝嫡裔察哈尔蒙古最强盛，其余鄂尔多斯、土默特、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诸部皆受其控制。科尔沁、喀尔喀等部蒙古自1593年古勒山战役失败之后，开始与努尔哈齐建立联系，而察哈尔林丹汗则绐终坚持与明朝的结盟。经过努尔哈齐、皇太极两代的努力，终于击溃察哈尔蒙古，将投归后金国的一部分漠南蒙古改编成八旗蒙古，同时对已经臣服但仍留蒙古草原上的漠南、漠北蒙古，也采取了编旗方式，称为外番蒙古各旗。本文涉及的只是统属于满洲八和硕贝勒之下、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

努尔哈齐建国之前，已有蒙古人投入其下，吴讷格即是其中最著名者。但八旗刚建立时，来归的蒙古人数并不多，所以直至天命六年（1621）才出现了蒙古牛录的记载。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业归”，努尔哈齐授二人总兵官之职，赐以“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共二牛录。”〔1〕此时蒙古牛录尚不多，未有另立八旗蒙古之必要，故古尔布什虽领蒙古牛录，但仍隶八旗满洲之下。

到天命七年初，情况有了变化。原臣属于察哈尔的科尔沁、兀鲁特诸部贝勒明安等十七人举部来投，带来人口凡三千余户。同时，又有喀尔喀部分台吉亦来投。如此大量蒙古人众的拥入，实为后金国与蒙古诸部关系中前所未有。为给尚未来归的蒙古各部树立榜样，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齐致书来归之蒙古诸贝勒云：“我思自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自察哈尔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尔等若以为分旗难以度日，愿与（满洲）诸贝勒结亲通婚，彼此相与，则任尔自便。……我之八家，如同一家。我亲生之诸子与贝勒等携来之诸子，同其爱养，不有歧视。尔等循我国贝勒之例以度日。”〔2〕二旗旗主当是明安贝勒与恩格德尔台吉，其地位与满洲八旗旗主相埒。这反映在天命九年（1624）元旦的朝仪中，恩格德尔所率蒙古诸贝勒仅次于大贝勒代善列于第二班，而排在阿敏等人之前。到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外藩蒙古来朝时，明安等人亦是与大贝勒同列，而居阿巴泰等诸小贝勒之前。

蒙古二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八旗满洲的格局。但是后金统治者一方面以蒙古单立二旗显示优容，另一方面又不让蒙古诸贝勒参预最高决策。从天命七年实行八王共治制，到次年八都堂之设置，甚至皇太极的继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皆不见蒙古诸贝勒的活动。故实际上蒙古二旗只是属于后金国的附庸，还未能真正同八旗满洲融为一体。

天聪年间，经皇太极不断对蒙古诸部征讨，除察哈尔之外的漠南蒙古诸部已经基本臣服于后金国。此时，皇太极就再也不能容忍后金国内蒙古二旗与八旗满洲并存的二元体制了。天聪六年（1632年）九月，皇太极“以归顺蒙古诸贝勒所行违背，不令别立一旗，令随各旗贝勒行走，所属人员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3〕即令二旗蒙古贝勒归属于各自联姻的八旗满洲贝勒之下。

这里所谓吴讷格、鄂本兑二旗，乃是属于八旗满洲内的蒙古牛录，只是作战之时由二人统率，并未拨出另立系统，故虽名曰“二旗”（或称二营即蒙古左右营，后又称左右翼），实际上又经常被称为“八旗蒙古”。〔4〕而且，吴讷格天命十年在镶黄旗，天聪时改为正白旗。鄂本兑二天命十年在正白旗，天聪时改为正黄旗。在八王共治制的天命天聪之际，也决无可能将此二人率领的蒙古二旗，分别归于满洲正白、正黄旗下。天聪八年（1634）五月攻明时的上谕说得很明白：“凡随满洲旗蒙古贝勒所属牛录甲兵，令各该管甲喇章京率之以行。其蒙古贝勒，则各该固山额真率之以行。”〔5〕可见，原喀尔喀、兀鲁特蒙古五旗解散之后，“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的各牛录，是分隶在八旗满洲之内的，所有权虽仍归蒙古诸贝勒，但征战时已不由他们率领，而受八旗满洲下的各甲喇章京统率。

天聪九年（1635）二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6〕除外喀喇沁的九千一百二十三名壮丁组成古鲁思辖布旗、俄木布楚虎尔旗及耿格尔与单把同管旗，仍属外藩蒙古三旗之外，其余八旗皆由原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加上这次新归附的内喀喇沁壮丁七千八百三十名混编而居，成为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至此，八旗蒙古正式建立。

八旗汉军的产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较之八旗蒙古，其形成更为艰难，过程也更为曲折。努乐哈齐时期后金中汉人将领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李永芳、佟养性和刘兴祚（爱塔）三人。天命三年克抚顺时，曾允许李永芳仍辖旧部，但很快就取消了这一特权。而佟养性“原系抚顺城商人，因与我通好，为明帝监禁于辽东城。迨获释后，来归有功，以女妻之为婿，授副将职。”刘爱塔“原系开原城平民，以战前太平时，来归有功，授备御职。”〔7〕二人只身来归，并无旧部。天命七年，就在编立明安、恩格德尔蒙古二旗同时，却将绝大部分汉民编入满洲牛录，分隶于八旗满洲之下。天命时，李永芳、佟养性、刘爱塔虽还各有自己的辖区，但已降为八旗贝勒的属人。后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8〕知刘爱塔确属正红旗满洲无疑。《八旗通志》中李永芳后定为正蓝旗汉军，则天命时应隶于满洲镶黄旗，崇德以后随其姻亲阿巴泰转入新建之正兰旗。八旗汉军成立后，才由正蓝旗满洲转入正蓝旗汉军。天命末年，后金国内的汉人叛乱被镇压后，又将大量壮丁编入庄园，沦为各级满洲官员的奴仆，即所谓“辽东之民，久经分给将士，谊关主仆。”〔9〕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编立汉军旗。

皇太极即位以后，改变对汉人的策略，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为号召，将部分汉民从庄园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10〕天聪三年又通过考试，将沦为八旗贝勒包衣的部分汉人诸申拨出二百余人。同时，皇太极在对明朝的战争中，逐渐认识到火炮的作用。天聪四年，八旗满洲之下，已有所谓“炮手兵”，与新降附的汉兵混住。

汉军编旗的开始，即同火炮在后金国军事上的广泛作用相关。天聪五年（1631）初，首批红衣大将军炮铸成，皇太极即命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附佟养性总理。”〔11〕天聪六年在汉人奏疏中，已有汉兵六甲喇与八固山并提。天聪七年正月，“汉兵一旗”的名称出现于《实录》。〔12〕天聪八年五月，改旧汉兵为汉军。〔13〕如果以天聪五年作为汉军一旗之肇始，经过崇德二年分为二旗，四年分为四旗，到七年正式成立八旗汉军，前后凡十一年。其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后金国统治者对汉人的政策与蒙古不同，对后者担心的只是其散漫难治，而对汉人则始终存在着极重的猜忌心理。这在天聪以来许多汉人的遭遇中都能找到解释。

同八旗蒙古一样，八旗汉军成立之前，所谓一旗、二旗、四旗，皆不能视为八旗制中正式的旗。换言之，即在崇德七年之前，汉军旗的各牛录仍然分隶于八旗满洲。如汉军一旗时，虽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官民，但天聪九年二月，皇太极召宴燕京及大凌河的归顺各官，“时预宴各官有形容憔悴者，上见之曰：‘或者贝勒等不加恩养，以致如此，……’遂遣人遍谕贝勒。贝勒等奏曰：‘诚如上谕，臣等嗣后加意恩养，自不敢忘。’”〔14〕可见此时虽有汉军一旗，但众官员仍分属于八旗贝勒。由此可知天聪六年出现的汉兵六甲喇，亦应隶属八旗满洲。又，天聪五年七月，“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15〕故知汉军一旗这炮队，也是分属于八旗满洲的，只是因兵器的制造、训练、给养之特殊性，才由佟养性总辖。那么，皇太极在天聪八年正月对众汉官的一道上谕中说：“初，尔等俱分隶满洲大臣……（朕）将尔等拨出满洲大臣家，另编为一旗。”〔16〕似汉军旗独立于八旗满洲之外，又应当如何解释呢？第一，应该注意到皇太极说的是从“满洲大臣家”，而非从满洲贝勒属下拨出。第二，原来众汉官在满洲大臣家时，按皇太极说的是有马不得乘，牲畜不得用，有腴田不获耕种等等，实际就是当奴隶。皇太极将其从满洲大臣的家奴地位中拨出，并非指脱离满洲八旗贝勒而言。因而所谓“另编一旗”，只是意味众汉官在获得自由民地位后，组成牛录，由汉官自行管理，与这些汉人牛录分属八旗满洲并不矛盾。天聪七年文馆汉人胡贡明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臣于死中得生，分与贝勒养活，虽不能谷丰衣足，然缺短少长，不得还向贝勒讨给，况生死荣辱，悉悬于贝勒之手。”〔17〕汉军一旗建立后，其成员仍分隶于各贝勒不是很清楚吗？

崇德四年（1639）设汉军四旗时的情况同样值得注意。是年六月，“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每旗仿八旗满洲之制，设“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以马光远为两黄旗固山额真，石廷柱为两白旗固山额真，王世选为两红旗固山额真，巴颜为两蓝旗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虽各领二旗，但旗纛却只有一个。“初，两旗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18〕既称四旗，何以固山额真各辖两旗？解释只能是每旗之两翼分别在满洲同色之正镶两旗，属于不同旗分，其中固山额真各在相应的满洲正色旗中，因为此时汉军旗未分正镶，所以他的旗分只能是其隶属的满洲旗。而且，此时八旗满洲中，除两黄旗由皇太极独掌外，其余六旗皆各有主，因此要将汉军四旗各自归于相应的正色满洲旗分之中，不仅是不可能的，也违背八旗制的基本原则。所以，汉军四旗依然属于过渡阶段的形式。

崇德七年，清军取得对明作战决定性的松锦大捷。当年七月壬申，皇太极“命编汉军为八旗”，八旗汉军才正式建立。

二

现在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成立以后的隶属问题，即它们与八旗满洲的关系。王锺翰先生早就指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一名称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应该称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19〕清代官修《八旗通志》中，称某旗满洲都统（固山额真）、蒙古都统、汉军都统，表明八旗中各旗皆包括了满、蒙、汉三个固山（旗），即同属于一旗旗主的平列的三个集团。所以，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立之后，与八旗满洲共为二十四旗，并非形成以族别为划分标志的三个并列的八旗，而是仍然以原八旗满洲为格局，将八旗蒙古、汉军分别按旗色与八旗满洲组成新的八旗。或者说，原满洲八和硕贝勒各有满洲一旗，而现在增加为满、蒙、汉三旗。这本来是很清楚的。清初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爰立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20〕

然而在一些文章中，往往因习惯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样的称呼，竟将三者视为彼此独立的三类不同族别的八旗。认为“三大旗制，犹如部落联盟，满洲是盟主，而皇帝——皇太极则是这个联盟的最高统帅。”〔21〕这就不单单是个名称问题，而涉及到蒙、汉八旗的隶属性，同进也涉及到对八旗制的本质的理解。

本文前面已经说明，八旗制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是军政合一的团体，更重要的是它的领属关系，即全旗成员皆为旗主贝勒之属人。八旗满洲的成立，将后金国划为八家，分隶于八旗贝勒，凡后金国人，不论成年编丁与否，皆分隶于某旗贝勒，即使是闲散奴仆亦无例外，绝无独立之人能超然于八旗之外。旗主贝勒是一旗之共主，全旗之衣食生计、婚丧嫁娶、赋役征派，皆取决于各旗贝勒。因此，各旗成员与各旗贝勒的关系，乃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次才是国家（即皇权）对各旗的关系。国家的作用只是维持八旗成员的自由民身份，使之免于沦为各旗贝勒的私属，在此以外，国家对各旗内部的事务一般不作过分干预。尽管皇太极后期，皇权已经绝对压倒各旗旗主，国家对旗内事务的干预日益增多，但在入关之前，未改变八旗隶属的基本关系。这是八旗国家不同于其它民族国家的地方，也是讨论蒙、汉八旗隶属性的基本出发点。

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过去以蒙古牛录、汉军牛录附属于满洲八旗的状况。但蒙、汉八旗之建立又并非形成蒙古、汉军各自独立于八旗满洲以外的八旗体系，仍然是分别隶属于同一旗色的八旗满洲贝勒。最明显的事实是，蒙、汉八旗皆只设固山额真，其上并未另置旗主。天聪九年二月八旗蒙古成立时，八固山额真为正黄旗阿代、镶黄旗达赖、正红旗恩格图、镶红旗布彦代、正白旗伊拜、镶白旗苏纳、正蓝旗吴赖、镶蓝旗扈什布。〔22〕据《八旗通志》各本传，此八人皆由同旗色之八旗满洲出任，而且其中仅阿代、恩格图、布彦代三人为蒙古人，达赖无传，其他四人皆以满洲人出任。八旗汉军成立时的固山额真，依以上次序为祖润泽、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由于汉军八固山额真皆为汉人，未有满人出任，而且《八旗通志》、《满洲名臣传》、《清史列传》中各传所记旗分多依汉军八旗编立之后而定，故不像蒙古八固山额真那样明确由原来相应旗色之八旗满洲成员出任。但以刘之源曾追述其原为“镶黄旗满洲包衣人”〔23〕揆之，其余七人原先也应属于相应旗色之满洲旗。

蒙汉八旗固山额真的满洲旗分根原，表明在蒙、汉八旗成立以前，他们是八旗满洲贝勒的属人，这是无疑的。而蒙汉八旗分立后，情况又如何呢？崇德二年（1637）九月审理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俄莫克图罪状时，谓“先是，外藩蒙古台吉博洛有一女未字，固山额真俄莫克图往视之，胁博洛曰：‘我贝勒欲得此女，不问贝勒，不可与人。’博洛告于巴奉塔布囊、沙济达喇，遂奏闻。上命法司鞫问，以俄莫克图逼胁事实，应论死。又以俄莫克图视女时，英俄尔岱见之，曾告于豪格，而俄莫克图又与豪格具言其事。……。”结果豪格罢管部务，俄莫克图革固山额真职。〔24〕时豪格为满洲正蓝旗旗主，而蒙古正蓝旗固山额真亦以豪格为主，他们的隶属关系甚明。再如崇德四年正月阿玉石一案，也说：“先是，阿玉石绐其兄苏纳（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云‘上命兄往汤泉，其妻亦欲偕往。’王曰：“其妻不可去。尔当告知固山贝子尼堪、罗托、承政英俄尔岱、满达尔汗。’阿玉石遂往告之。尼堪等问曰：‘王云何？’阿玉石答曰：‘王已许其偕往矣。’尼堪等云：‘王虽许去，奈是边地，实不应往。’因遣人问王。王曰：‘我亦云不可去，并未尝许。’至是审实，以阿玉石既给其兄，又诈称王命，论死。奏闻，上命革职，鞭八十。”〔25〕阿济格天聪时为镶白旗不主旗之议政贝勒，崇德后封郡王，虽不任旗主，仍领有自己的牛录。看来苏纳原隶镶白旗满洲时，即为阿济格之属人，此时虽出任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但仍然以阿济格为其主。八旗汉军的情况亦同。崇德八年正月，镶红旗汉军章京范文程家人康六获银一千两，为镶红旗旗主罗洛宏包衣牛录章京都伦所夺。“康六于梅勒章京孟乔芳处控告三次，乔芳庇其本贝勒，匿不举发。”〔26〕孟乔芳为镶红旗汉军梅勒章京，其旗主仍为镶红旗贝勒罗洛宏。通过以上三例，可以清楚看出，蒙、汉八旗与八旗满洲分离之后，其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对原八旗满洲旗主、贝勒（崇德后之亲王、郡王、贝勒）的隶属关系，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未因此而稍有变更。

当然，蒙、汉八旗固山额真作为满八旗旗主、贝勒属员，决不是单指其个人的隶属关系，而是表明他们所辖之全体固山成员与旗主、贝勒的关系。八旗蒙古成立这前，天聪八年，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与诸贝勒分划牧地，”与之同行的有八旗满洲属下的八旗蒙古代表，结果详细划分了各外藩蒙古、八旗蒙古之间的疆界驻地。当时八旗蒙古“其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27〕共六千九百六十户。张晋藩、郭成康二先生根据清人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提出：这里的八旗蒙古，是指满洲“八旗下移营蒙古”。〔28〕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移营蒙古”首见于天聪元年二月，阿敏攻占朝鲜义州、郭山等地后，欲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29〕“移营蒙古”又作“游牧蒙古”，《老档》记载同一事云：“遣游牧蒙古牛录下蒙古六人之妻孥，至义州城食粮，由阿歌汤古岱、阿歌阿巴泰携之前往。”〔30〕既由汤古岱、阿巴泰率领，就足以肯定不是当时尚未解散的兀鲁特、喀尔喀二蒙古旗，而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其所以分为在外移营和在内分管，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仍保持游牧方式的蒙古牛录须不断变更牧地，故称移营或游牧蒙古，也才有必要与外藩蒙古划分牧地疆界。而接受农耕定居的蒙古牛录，与满洲牛录一起生活，故称内蒙古。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即以移营蒙古为基础，而内管蒙古则仍留在八旗满洲之内。从天聪八年移营蒙古的户数来看，有将近7000户，每户以5丁计算，50户编一牛录，可有近140个牛录，应该说包括了八旗满洲属下的约大部分蒙古牛录。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时，与之混编的内喀喇沁的壮丁数7830名，亦以每户5丁计算，大约是1500多户，只够编30个牛录。所以，八旗蒙古成立时，其主干仍然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

移营蒙古从八旗满洲中分立出来，编为八旗蒙古后，并未改变原来的隶属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崇德三年正月，“正红旗谭泰珠前去贸易返回时，以王（礼亲王代善）之行李不能驮运，遣部下色德礼借驼于本旗游牧蒙古托克托衣，托克托衣遂取本牛录下桂勒和之驼一只、民间之驼一只送至。”〔31〕据《八旗通志·旗分志》，托克托衣似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四佐领之托克退。又同年八月，“上驷院驼五只，命镶黄旗管移营蒙古托诺牧养之。乃托诺牧养不善，转交喀尔喇代牛录下拨硕库叟塞和，叟塞和又转交古鲁克达尔汉牛录下拨硕库博博罗，博博罗又转与本牛录托屯托辉。以屯托辉牧养不善，倒毙三只，遗失两只。”上命托诺偿驼三只，叟塞和偿马一匹，博博罗偿驼一只。〔32〕同日，又有“镶黄旗库鲁克达尔汗年录下库达奏称：‘托诺念旧鸷仇，离散我妻，配与伊牛录下巴达希。’上遣固山额真吴赖往讯之。”〔33〕按上述两段史料中的古鲁克或库鲁克，即《八旗通志·旗分志》中镶黄旗蒙古都统右参领下第十二佐领。吴赖自崇德元年（1636）即为镶黄旗蒙古固山额真。故托讷所管镶黄旗下移营蒙古，即指镶黄旗蒙古固山所属牛录甚明。同年十二月围猎时，“正红旗辉灿牛录下诺木图，擅自随围，应鞭七十，移营章京巴雅穆应坐以应得之罪。”辉灿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第二佐领惠三，则此牛录亦属移营蒙古无疑。同时获罪的还有“镶蓝旗色格牛录下移营分得拨硕库朱存代”。如此看来，八旗蒙古成立之后，移营蒙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式和名称。虽然分立为蒙古旗，另设蒙古固山额真统辖，但仍在相同旗色之旗主属下。

不仅如此，如同八旗满洲牛录并非全由一旗旗主所专管一样，蒙、汉八旗之牛录亦各为一旗诸贝勒所分有。天聪九年（1635）九月，正红旗代善子瓦克达得罪，将其部分家奴、牲畜、财物及“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俱给萨哈廉台吉。”〔34〕此时八旗汉军尚未成立，汉人牛录自然仍在八旗满洲之下，但八旗蒙古已经编成。据《八旗志通·旗分志》，正红旗满洲都统下的国初牛录中并无蒙古牛录，故瓦克达所领的蒙古牛录似应是属于正红旗蒙古都统之下的。又，崇德八年（1643）镶蓝旗公扎喀纳获罪，皇太极“免监禁，还其奴仆家财及满洲牛录，其马匹、甲胄，蒙古、汉人牛录，俱不准给。”〔35〕查《八旗通志·旗分志》，镶蓝旗满洲都统下之国初牛录，唯第二参领第十佐领是“国初以蒙古来归人丁编立，始为半个牛录”，直到康熙时，才以本旗余丁编入，为一整牛录。并无汉人牛录。可以推断，扎喀纳的蒙古、汉人牛录当是在蒙、汉八旗之下的。扎喀纳的爵位不过为公，其上更有贝子、贝勒、郡王、亲王。扎喀纳可以同时兼领镶蓝旗下满、蒙、汉三个固山牛录，位居其上者当更是如此。崇德四年，正蓝旗贝勒阿巴泰出征，以筹备军饷遣其家人取阿济拜牛录下毛巴里怀胎牛一头，后军中未用，不还毛巴里，反杀之用于筵宴。阿济拜为正蓝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三佐领，看来是归阿巴泰领有的。崇德四年五月，豫亲王多铎降为贝勒，“分其奴仆、牲畜、财物及本旗所属满、汉、蒙古牛录为三分。留二分给豫亲王，其一分奴仆、牲畜全给和硕睿亲王。其满洲、蒙古、汉人牛录及库中财物，和硕睿亲王与武英郡王均分。”〔36〕从多铎正白旗中调出的牛录包括满洲十牛录，蒙古四牛录，汉人二牛录，共十六牛录，〔37〕肯定不是正白旗全部，而只是多铎专管的牛录。而且也不可能都是正白旗满洲固山的牛录，而是分别属于满、蒙、汉三固山的。蒙、汉八旗各牛录既为八旗满洲贝勒属人，因而有责任承供本旗贝勒之征调。阿巴泰之罪不在于征用属下牛录之牛，而在于满足私人享用。崇德八年八月，镶红旗主罗洛宏被告强取牛录章京巴尔哈孙所获狐袭及接受牛录额真多尔济馈赠等事，罚银一千两。巴尔哈孙、多尔济皆镶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章京佐领，其牛录当为罗洛宏专领牛录。

由是可知，不仅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固山皆宗同一旗主，而且同一旗内不主旗贝勒等也同时兼从三个固山中分得各自所专有的牛录。所有这些专管牛录连同本旗三个固山的公中牛录，再全部集合在同一旗主之下，正是这种人身隶属关系，构成了八旗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固山已经不像仅有八旗满洲时那样，作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而出现了。虽然在管理上服从于本固山额真，然而在隶属关系、供役对象上，同一旗下各固山的牛录又与别固山的牛录发生联系，分属于旗内不同的贝勒。但从八旗（八家）的角度看，则每旗（每家）仍是统一完整的社会组织。

作为各旗贝勒的属人，既受其赡养，即有责任为之服役。如天聪初年来归的喀喇沁蒙古台吉弼喇什，“蒙古旗制定，隶镶红旗。上妻以宗女，命贝勒代善赡焉。”崇德三年，“与明通市张家口，命弼喇什莅焉。六年，复往莅。时诸王大臣各遣其属从，有盗礼亲王代善金者，弼喇什坐囚，论罚。”〔38〕弼喇什虽为蒙古台吉，但对本主贝勒如同家人。汉军情况亦复相同。清初著名大臣宁完我，辽阳人，天命中降于后金，“给事贝勒萨哈廉家”，萨哈廉为正红旗贝勒，故史载宁完我“隶汉军正红旗”，后为文馆巴克什。天聪十年二月因为人所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令给事萨哈廉家”，直至顺治初才复起用。很清楚，汉军的旗分是由原在八旗满洲中的旗分而定，即使出任国家要职，其身份依然隶属原主，犯罪后亦仍由原主收养为奴。

综上所述，可以说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只有八旗满洲时八旗制的单一性。原来的“旗”与固山是合一的，所谓八旗就是八固山。迨蒙、汉八旗各为固山，即每旗之下有三固山，八旗共有二十四固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旗的含意就只是旗色了。〔39〕换言之，即作为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个固山组成的团体，已不具有特有的社会联系。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八旗制度的本质。满、蒙、汉八旗既然分别依旗色隶属于八旗贝勒，那么，一旗之下固然是由满洲一固山增加了蒙、汉二固山，但一国分为八旗（即八家）的格局并未改变。这一点，当时的人看得很清楚。崇德二年八月，即八旗蒙古建立之后，皇太极在对议政大臣的上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更有将各旗妄分彼此，明目张胆，明知本旗有悖乱之人，隐匿不言，及人言之，反加庇护者，尤朕心之所深恶者也。八旗皆朝廷之人。”〔40〕这里蒙古八固山和汉军二旗，是包括在八旗之中的。到八旗汉军建立之后，崇德八年六月又有一个上谕，责备在松锦之战中，各旗“固山额真大臣等，各让其本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多取，以致将士少获。”〔41〕亦将满、蒙、汉各固山额真的隶属关系说得很明白。所以，八旗即八家仍然构成后金国家的支柱。

三

皇太极继位以来，努力加强对八旗的控制，为此，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各旗固山额真的地位，使其成为总管一旗（固山）事务的大臣，凡各旗行军围猎、生产行政、内部监察，无一不有权处理。总之，将一旗之管理、监察大权，逐渐从各旗贝勒手中分离出来，转移到固山额真手中。而且固山额真的任免权，不属于各旗旗主，天聪五年之前属议政大臣会议，其后均归于皇太极控制下的吏部。尽管如此，各旗人口、财产仍隶于本旗贝勒。旗内成员的婚丧嫁娶必须征得本旗贝勒同意。财产的继承转移，也必须事先申报，征得本旗贝勒的同意。后金国家仍然尊重这一权力。即使旗内处理不公，国家出面干预，也只限在本旗之内，遵循先在本家族内按亲疏分配，若无亲戚，方归本牛录，或归本旗贝勒。旗下属人，除讦告离主者得以改旗外，一般仍留在本旗，或由本旗旗主处理。崇德八年，镶蓝旗贝子罗托（斋桑古子）得罪，“以罗托家财、牲畜、人口俱归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或分给公篇古、屯齐、屯齐喀（皆镶蓝旗宗室），听王自便。”〔42〕若是两旗之间发生关系，则须同时征得两旗贝勒的同意。如崇德三年，镶白旗星讷欲以正白旗之寡妻为子妇，“请于武英郡王，王因遣人至豫新王所议。”〔43〕据此可见，各旗旗主贝勒是以一旗最高所有者的身分出现的。天聪九年，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妻前夫所生女，寄养别旗之外母家。该旗贝勒欲令女入府。石廷柱即携女还家，不与，云“我所娶之妻所生之女，即我女也。我等职官之女，诸贝勒从未有取者。若取此女，我有愧于在下各官。”结果，“石廷柱另属一旗，乃牵连上下，语言夸大。因革石廷柱大章京职，罚银百两。”〔44〕由此可证寄养于别旗之人，即为该旗贝勒之属人，由该旗贝勒安排，即使父母亦莫如之何。

八旗各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分别容纳、赡养外来人口，这是当时解决蒙、汉八旗生计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崇德三年七月，皇太极谕诸王、贝勒、贝子等云：“我国家蒙天眷佑，汉人、蒙古、虎尔哈、瓦尔喀在在归附，皆分给与诸王、贝勒、贝子，令加恩养。”又谕国中新旧满洲及旧蒙古、新旧汉人云：“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有勇敢堪充行伍因贫不能披甲者，俱许自陈，先诉于本牛录章京，牛录章京率之告于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详问，即带本人及牛录章京启知本王、贝勒、贝子。……”〔45〕崇德八年，又重申各旗王、贝勒、贝子须加意赡养“新旧人等”，即满、蒙、汉八固山全体成员。反之，若允许蒙古、汉人各以自己的经济隶属关系结合成八旗满洲之外的社会集团，按满洲人口比例，就不足以控制。所以，将蒙、汉八固山分隶于八旗满洲，同样是一种强制，也是当时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正如王锺翰先生指出的：“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既然一同被编在八旗之下，享有与“八旗满洲”同等的地位，即应被视为满族。〔46〕这一论断为我们正确理解八旗内部满、蒙、汉三固山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果将八旗蒙古、汉军排斥在八旗之外，各成系统，那么，无论清朝统治者如何号召满、蒙、汉同为一体，也势必难以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满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满族的汉化，同时也有大量蒙古、汉人的满化。没有后一点，单凭原有的女真族人，是无法征服明朝，进而统一全中国的。

八旗（八分、八家）构成后金—清国家中最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人口财产隶属于一旗之王、贝勒，这一法律表现的经济原因，则是八旗各自独立的经济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基础。此外的国有经济，不过靠八家捐出。但终皇太极之世，清朝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入关之前，皇太极之所以未能将八旗诸王、贝勒的势力彻底削弱，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入关以后，掌握了全国经济，方才有可能最终战胜八旗王、贝勒、贝子、公等。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国家缺乏有力的经济财政基础，故国中一有缓急，皇太极也只有仰仗八家调剂。天聪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余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余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皇太极企图以断然措施，将八旗经济纳入国家控制之内，但当时的汉人官员就已经指出这条路走不通。〔47〕从以后的史料中，也未见有因多储不售而受告计者。崇德元年十月，国中不充，皇太极又宣谕君臣：“尔等有粮之人藏粮，必待粮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今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其余粮即往市粜卖。恐有粮之家拒不粜卖，先令尔八家各出粮百石于市中发卖。”〔48〕这种强制手段，恐怕也只能奏效于一时。所以，次年闰四月，阿济格征朝鲜获皮岛储粮六百余石，皇太极限令“运至东京，赈济贫若无粟之民。若不足，令各牛录下有粮之家均卖与本牛录下人，取其值，或借给取息。如再不足，各旗王可周给之。”〔49〕归根到底，还得依赖各旗王、贝勒、贝子、公解决本旗的生计。崇德以后，国家权力机构已牢牢控制在皇太极手中，大清国的大计方针无不按其意志确定，然而各旗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自旗主贝勒领域。皇太极在将各旗事务纳入统一的法制的过程中，虽然竭力干预各旗内部事务，限制各旗旗主贝勒越轨擅行，但同时又须依赖他们的配合，尊重其既得权益，关系十分微妙。崇德八年，是皇太极权力达到顶峰之时，但他仍说：“朕素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一切家事，俱不预闻。嗣后于新旧人等，孰爱养有方，孰漫不抚恤，必加详察。”〔50〕皇太极此言“俱不预闻”，虽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多少反映出他对八旗王贝勒既有不满，又不能越俎代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

注释：

〔1〕《满洲实录》卷7，336～338页。

〔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369页。

〔3〕《太宗实录》卷12，171～172页。

〔4〕《太宗实录》卷3，48页；卷6，89页；《满文老档》天聪朝卷17，944页。

〔5〕同〔1〕卷18，241页。

〔6〕同〔1〕卷22，292～293页；《国史院档》上，146～148页。

〔7〕同〔2〕天陪朝卷15，920页

〔8〕《国史院档》上，198页。

〔9〕同〔1〕卷3，52页。

〔10〕同〔1〕卷1，26页

〔11〕同〔1〕卷8，109页

〔12〕同〔1〕卷13，180页。

〔13〕同〔1〕卷18，240页。

〔14〕同〔1〕卷22，291页。

〔15〕同〔1〕卷22，126页。

〔16〕同〔1〕卷17，233页。

〔17〕《天聪朝臣工奏议》下，七年四月十四日《胡贡明请用才纳谏奏》。

〔18〕同〔1〕47，626页。

〔19〕王锺翰：《清初八旗蒙古考》，《清史杂考》117～118页。

〔20〕金德纯：《旗军志》。

〔21〕李治亭：《论清初满汉贵族地主联盟》，《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6～7页。

〔22〕同〔1〕卷22，292～293页。

〔23〕《八旗通志》卷114，《刘之源传》。

〔24〕同〔1〕卷39，504页。

〔25〕同〔1〕卷45，592页。

〔26〕同〔1〕卷65，908页。

〔27〕同〔1〕卷26，276页。

〔28〕《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359页。

〔29〕同〔1〕卷2，35页。

〔30〕同〔2〕天聪朝卷1，811页。

〔31〕同〔8〕，274～275页

〔32〕同〔8〕，363页。

〔33〕同〔8〕，361页。

〔34〕同〔8〕，201～202页。

〔35〕同〔1〕卷65，907页。

〔36〕同〔1〕卷46，620页。

〔37〕同〔1〕卷47，621页。

〔38〕《清史稿》卷229，9281页。

〔39〕同〔28〕，291页下注一。

〔40〕同〔1〕卷34，445页。

〔41〕同〔1〕卷65，893页。

〔42〕同〔1〕卷65，907页。

〔43〕同〔8〕，378页。

〔44〕同〔8〕，181～192页。

〔45〕同〔1〕卷42，556～557页。

〔46〕《清史新考》51页。

〔47〕同〔38〕卷239页，《罗绣锦传》。

〔48〕同〔2〕天聪朝卷32，1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