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以后的世界十篇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1

作者简介：宗建亮(1955-)，男，江苏扬州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5级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贵州财经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李天德(1949-)，男，河南郑州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等，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研究；熊豪(1980-)，男，河南洛阳人，贵州财经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05&ZD006)《世界经济周期与非周期波动与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课题项目负责人李天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28-04　收稿日期：2007-10-23

一、相关研究综述

石油危机或剧烈的价格波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家间经济波动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如美国战后的经济周期、几次经济危机，多数是和石油危机相关。据OPEC估计，油价每上涨10美元，会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25％。在OECD和IMF资助下由IEA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油价从25美元/桶上涨到35美元/桶时，总体上将使同期OECD的GDP减少0.4％。

自1970年的石油危机引起世界经济危机后，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得到高度的重视。国外研究观点认为，石油价格波动会导致世界经济波动，因此更多研究集中在油价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反应方面。Hunt、Isard、Laxton(2002)和Huntet.al(2001)在研究的基础上从三方面利用IMF的多国模型(MULTIMOD)实证模拟了油价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是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对持续不同时间的油价冲击的反应，二是对比分析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对短期和较长期的油价冲击反应，三是微观经济个体对改变他们真实工资产生非对称反应的过程，该研究进一步解释了Hook(1996)和Hamilton(2000)研究发现的存在与油价和宏观经济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Hunt等人的研究还表明，不同国家对油价的冲击有明显不同的反应，基于油价变动而采取的国别货币政策会影响到油价上升对经济的冲击作用。Bemake.Gerher和Watson(1997)发展了一种基于VAR技术的、能够把一个给定外生冲击引致的总体经济影响分解到对具体部分影响的方法，并利用其研究了石油价格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外生的油价冲击引致的经济衰退不是完全源于实际的油价上升，内生的货币紧缩手段是重要原因。由于各国际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各国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供给结构的差异，也有从分析油价对具体经济发达国家影响进而评估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效用，如Jimenez-Rodrigue和Sanchez(2004)利用计量方法把油价对实际GDP的冲击分析扩展到几个OECD国家和G7国家，研究发现除了日本外的所有国家的产出增长率与油价的上升呈负相关关系，对GDP的最大负作用出现在冲击后第四个季度，除了法国和意大利在第三季度外，而且所有冲击效应在三年后完全消失；油价上升100％对GDP产生累计负作用具体到美国和德国是5％左右。意大利是4％，法国3％，欧元区整体是2％，加拿大是1％。目前就石油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分析很少。孙执中(1991)讨论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三次石油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和波长等。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多地是由世界经济内在因素引起的，由其引致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也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何判断世界经济的某次波动是否周期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加以判断：第一、某次带有全球性或对世界主要大国有极大影响的因素发生的时间在合理时滞范围内是否有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形成；第二、这次事件或因素与本次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形成有无因果关系，由此推断此次事件或因素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形成的影响。油价波动如何影响了与其有同步关系的世界经济波动周期，可采用比较方法分析，因为在1971～2005年发生的大的石油价格波动有三次，同期有多于三轮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故可以对比受油价影响的三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余下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在形状图形上的区别，以期发现这种影响。需要说明的几点：

第一、考察第一个标准时，考虑石油价格波动是通过对影响具体国家的经济而作用世界经济，因此在时间序列上分析波动轨迹时要考察石油价格波动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以及选取的同期世界主要大国经济波动关系；第二、采用基于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等方法分析第二个标准；第三、本文采用数据均为真实数据，石油价格数据是以1973年为基期且剔除汇率及通胀影响，经济数据以1980年为基期；经济数据均来自IMF2007年3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EO)，石油数据来自IEA。

三、三次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在时间上的关系

(一)、本文以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为样本，其经济增长率数据见表1，图1为八国经济增长率走势，图2为世界经济增长率和石油价格波动走势。

(二)、结合图1和图2分析，1970～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显示有六轮周期性波动(峰―峰判断)，在每轮周期波动内，所选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显示出高度的同步性，故可判定发生了六轮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即1971～1976、1976～1984、1984～1988、1988～1994、1994～2000和2000～2004)。对图2的比较，发现在时间上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石油危机有关联。1973～1974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同期发生(1971～1976年)了第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这次石油危机正发生在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1973～1975)；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9～1980年，且发生在第二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衰退阶段(1976～1982)；始于1990年的第三次石油危机发生在第四次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1988～1991)。石油危机产生前的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到石油危机的形成的累积效应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正好吻合，故可判断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石油危机在发生的时间

上存有同步性。

四、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影响的分析

显然，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是存在的，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从油价波动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或非周期性的影响。

分析采用真实的油价变动率(ROIL)和世界经济增长率(RWORLD)。考虑到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油价变动影响的滞后，故采用滞后两期的世界经济增长率(RWORLD2)。

第一、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虚拟回归，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结果表明变量OILR和WORLDR均为平稳的。

第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依据ACI和sc最小准则，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故分析二者Granger因果关系时滞后阶数取2，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关于油价增长率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243，表明在98％的置信水平下，可认为油价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油价变动率确实影响到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的形成有影响。

第三、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此处借助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来进一步考察影响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关系时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

选取RWOLD2和ROIL建立VAR模型：

其中，C；为常数项，bjk代表各变量的系数，uit为各变量残差项，P为滞后项，根据ACI准则和SC准则取3。

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若u。发生变化，不仅导致各变量的当前值发生变化，而且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其未来取值。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这些影响的动态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怎样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可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结果显示，由于初期受油价上升导致开支扩张，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油价变动率冲击后第一年即刻就有弱的正向反应，到第二年后变为负向反应，且强度在逐渐加大，在第四年达到最大，第六年后影响逐渐减弱并消失。这表明油价变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递减趋势。油价变动率受世界经济增长率冲击后第一年就有正向反应并在第二年后达到最大，此后减弱在第四年转为负向反应，第七年反应消失。

五、结论

以上分析证实了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关系，由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引发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变动也必然会引起表现其波动规律的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的改变。通过上述分析、对图2的观察及对比受油价冲击的三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余下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加深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

三次石油危机均发生在所在轮次世界经济衰退阶段，而受石油危机冲击的三轮世界经济衰退阶段波幅均比余下轮次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波幅大。第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1973～1976)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973的6.9％降到2.4％，降幅高达4.5％，第二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1976～1984)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高达4.1％，第四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为3.1％，第三、五和六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分别为1％、2.3％和2.3％。

第二、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拉长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周期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2

回顾14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史,700年来最令人惊叹的历史现象就是制度的重大变迁与经济的持续加速增长。700年前的千年,欧洲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05%,整个世界的情况亦大抵如此,按此速度,经济翻番需要1400年的时间。14世纪以来,首先是地中海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此后渐及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国。18世纪70年代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年经济增长率破天荒地达到2%。19世纪的美国与德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后来居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4%。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亚的日本与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年经济增长率竟然超过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再加上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的增加,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就呈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例证,15世纪前后的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15%,而到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19世纪20年代之前,世界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0.32%,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为0.93%,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达2.11%,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下半叶,世界GDP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3.96%。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增长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陈振汉的研究,中国经济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就一直领先于世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于这一事实,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也是承认的,如英国史学家丹斯说过,“从罗马帝国逐渐衰落到工业革命开始,1500年间,中国比欧洲文明程度要高”。这种情况到处于13、14世纪之间的元代也并无改变,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在1271年跟随其父来中国,他在中国游历整整16年,回国以后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据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所言,“整整两个世纪中,多少商人和航海家因为这部‘奇迹之书’而想入非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可波罗在书中盛赞中国之富庶。1289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孟德高维奴在给罗马教廷的书信中总结得好!他说,“就帝国的幅员之广阔、民族之众多、财富之无限而言,我认为,世上任何君主都无法与大汗相比。”

迨之明代,尽管西欧走上了经济增长之旅,但中国经济在当时依然领先于世界。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就是这种国力强盛的表现。郑和的下西洋,几乎要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远航要早一个世纪。据史籍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共计有62艘装有九桅大帆,排水量在3000吨规模的“宝船”所组成。有研究表明,郑和的这支船队不仅在船只规模和装备上大大超过15世纪末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哥伦布船队和在当时绕过好望角的葡萄牙达迦马船队,甚至可以使16世纪称霸世界海域的西班牙舰队相形见绌。虽然郑和的远航在15世纪30年代戛然而止,但是由此而兴起的海上私人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在1573～1644年间通过外贸出超而赢得了2600万墨西哥银元的顺差,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商业化趋势。明代后期,尤其大约在1615年以来,全球的气温下降了2至3摄氏度,1626～1640年间反常的气候袭击中国,地球上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史称“路易十六的小冰川期”)。当时的社会矛盾以此为触发点,农民反抗揭竿而起,社会动乱一触即发,饥荒连年,战乱频仍,这使得晚明的经济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同时出现衰退,而当时中国的经济要比西欧衰退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康熙前期(约为17世纪80年代)。

有清一代,大致经历了17、18、19三个世纪,除了17世纪中期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和人口危机之外,总的说来,这三个世纪是世界经济开始加速增长的时期,也是西欧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时间。对中国来说,清代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经济高峰,又是经济走向低谷的一个拐点,是中国经济史值得特别研究的一个朝代。

当世界历史翻开18世纪第一页的时候(公元1700年),正值中国清朝的康熙39年,尽管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2.3%),但是如果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其GDP总量(当时整个欧洲的GDP占世界的24.9%)已经超过中国的12%,而且其人均GDP更是超过中国的54%。整个18世纪,中国处于清朝的康乾盛世,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里,人均GDP已经停止增长,但由于中国人口在这一百年里翻了一番还要多(中国人口从1700年的1.38亿增加到1820年的3.81亿),到1820年时,中国的GDP较1700年增加了将近3倍,占世界的32.9%,而当时整个欧洲的GDP只占世界的26.6%。所以,在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又戏剧性地超过欧洲的24%,可以说在1820年,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然,这不过是一个传统的增长,也是传统中国社会最后的辉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世纪70年代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是一件值得玩味的历史事件,它是强弩之末的传统中国与初生牛犊的现代英国的一个历史性较量。

与当时处于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相比较,1820年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因为,与英、法、德、美等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不仅停滞不前,而且GDP的年均增长率还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可以从当时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的评价中反映出来。1767年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发表了其重要著作《的专制制度》,他在这本书的导论中充分肯定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可靠,同时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是已知的人口最为稠密而又最繁荣的王国。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其大小与整个欧洲相埒,宛如整个欧洲联合起来,置于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但是,9年之后,1776年英国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其中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与西方人过去的评价相比,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更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亚当・斯密尽管还在称赞中国的富裕,却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停滞的静止状态。当然此时亚当・斯密的参照系已不是过去的欧洲,而是经济即将起飞的英国。到了19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已经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文化了。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幼年文化”,“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今天的情状……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黑格尔还说,“满洲人夺得了皇帝的宝座,成立了当今这个朝代。而后,这个新朝代不能使国内有什么变更。”

尽管中国的GDP由于人口的惯性增长,到1850年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峰值,比1820年又增长了近10%,但紧接着就急转直下了。185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经济衰退的表面原因,据刘佛丁、王玉茹和赵津的研究,1850～1887年间中国GDP和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0.64%和-0.38%。正如马克思所说,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将太平天国运动看作是一场革命,他紧接着说,“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从数据上来看,导致经济衰退最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衰减,1850～1870年,中国人口从4.12亿减少到3.58亿。

同治中兴以来的自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现代化努力,晚清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887～1914年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和0.30%。辛亥革命以后,1914～1936年间中国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45%和0.92%,1936～1949年间的中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2.40%和-2.87%。

毋庸置疑,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低谷,新中国成立以后,用了三年时间治疗战争的创伤,使1952年的经济状况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即便如此,1952年的中国经济还是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2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份额的5.2%,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却占世界的22%,这就使得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4%。1820～1952年的1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有0.22%,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1953～1957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2%。但是,在1958～1963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等等指导方针的错误,使得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为-2.0%。为此,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为期三年的调整。1963～1965年的调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5.1%,当然这种高速度是恢复性的。从1966～1975年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正是“”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6.9%和5.9%。总的说来,在执行计划经济的二十多年里,即1953～197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96%。当然,这个增长率如果进行纵向比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增长率。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尽管比世界1950～1973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4.91%要高出20%左右,但是如果与当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相比,则大为逊色。日本在1950～1973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29%的水平。再看剔除中国、日本和印度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1950～1973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6.05%的水平,中国显然落后于这些亚洲国家。如果从人均GDP增长的角度来看,由于人口翻番,1950～1973年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86%,低于世界同期水平的21.93%。在这段时期,苏联和东欧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84%和4.86%,也低于世界GDP平均增长率的水平。由此可见,历史事实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以及东欧诸国,都不可能采用计划经济的体制来赶超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很难以计划经济体制的方式来完成工业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

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8年,年均GDP增长9.8%,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么长时期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2008年中国GDP达30.067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4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按当年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GDP总量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3

2012年4月17日，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世界银行高层开会投票决定，韩裔美籍医学专家金墉接替将于6月底卸任的罗伯特·佐利克，成为世界银行第十二任行长。

对此，外界最大的疑问就是，奥巴马为何会选择他？

奥巴马提名的是名不见经传的金墉，这打破了以往十一任世行行长出身政客、银行家和外交家的惯例。按照奥巴马的说法，金墉是一位发展领域的专家，而现在，是时候打破惯例、由发展专家领导旨在促进发展的世界银行了。

少年金墉，立志拯救全人类

金墉1959年12月出生于韩国汉城（今首尔）。他的父亲是一名技术精湛的牙医，曾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疼痛的折磨。但在朴正熙军事集团把持韩国政权后，父亲的牙科诊所遂因“来往者甚多，可能潜有在野党和工人、学生分子”而成为重点监控对象，屡遭搜查和打砸，每次都把小金墉吓得哇哇大哭。

1964年，五岁的金墉随父母移民美国艾奥瓦州。父亲认为，只有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才能让金墉茁壮成长。

1978年，金墉高中毕业后进入艾奥瓦大学，如愿主修医学。但仅仅读了一年半，就在父亲的要求下转往布朗大学（该校是世界闻名的美国“常青藤联盟”院校中最有性格、最会创新、最为开放的大学）学习文学。因为他的父亲认为，学医要先学德，而文学恰恰是陶冶情操与灵魂的首要一课。在此期间，金墉没有放弃自己治病救人的理想，他时常挤出时间跑到医学院去“蹭听”医学课程，比如生物医学、社区保健、临床神经科学、家庭医学、放射医学、外科学、病理学和实验医学等，还不时溜进门诊大楼帮着坐诊的大夫叫病号、拿病历，以寻求临床实践的机会。

毕业以后，金墉先在父亲的牙科诊所实习，后考入世界卫生组织，被派往秘鲁开展防治流行病工作，踏上了其治病救人的神圣之旅。

任职世卫，默默耕耘倾真情

在缺医少药的秘鲁，金墉的足迹踏遍了平原、沙漠、戈壁、山地、雨林、海岛等偏远、贫瘠地区，见证了诸多的传染性疾病，屡屡涉险。

不久，金墉产生了革新结核病治疗方式的想法。结核病是秘鲁一种“最为流行”的疾病，由于受到复杂地形和多变气候的影响，已然具有了很强的耐药性。在工作之余，金墉开始探索新的疗法，一边一味一味地查找、比较、筛选各类药物，一边一本一本地翻阅、摘录、汇总各种著述。那是一段既孤独又艰苦的日子。有一次，为了考证一段典籍中的记载，他只身前往海拔六千多米的瓦斯卡兰山，寻找蛰居在那里的一个古老印第安人部落，一路上爬上爬下、过崖走壁，饱受风霜侵袭之苦。最终，金墉如愿发明出一种针对耐药性结核病性状的关键性治疗方式，有效地斩断了结核病的魔掌。

对于金墉，秘鲁人民喜爱有加，说真主派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小伙子来“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救治他们，实在是莫大的福分。在当地，无论是传统的印第安土著，还是后来的欧非移民，都热情且敬仰地称呼他为“超级医生”，在不少偏远地区甚至还流传起了“最高莫若真主，最尊莫若金墉”的说法。金墉的威信由此可见一斑。

金墉治病救人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在1987年。那一年，他被选派到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这个集治疗与研究于一身的庞大医学机构里，他深入地接触到了系统、全面的医学知识，尤其是与工作联系紧密的免疫学、神经科学和病毒学等前沿课程，让他欣喜若狂。心系秘鲁人民的金墉绝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勤学苦读，很快就成为佼佼者。在一次学习经验交流会上，他结合在工作中遇到的肺炎病例，做了生理病理和用药经验的三个小时发言，由于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临床实用，同学和老师给予高度评价。1991年，金墉顺利地修完了硕士学位的全部课程，同时被破格录取继续攻读医学院人类学博士学位。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秘鲁安第斯山一带突发流行性肺炎，没几天就有近百人死亡。接到指令，金墉火速赶至病发区域，对症下药，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派驻秘鲁的开展防治流行病工作小组及时在大部分地区推广了他的经验。

金墉“出名了”，旋即被世界卫生组织抽调回总部担任总干事的专职顾问。几年后，金墉又被世界卫生组织委任为艾滋病防治司司长，直至2006年卸任。

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任职期间，金墉以严谨的作风、出色的能力和积极的做事风格闻名圈内。他曾做出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成功说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会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起儿童主动免疫疫苗行动。此举让金墉“一鸣惊人”。后来，金墉还积极地“授人以渔”，利用自己遍访亚、欧、非等地的机会，做了大量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善医疗条件和预防艾滋病等疾病的工作。此外，金墉还曾因创建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公益医疗组织而广受世界各国的赞誉和认可。1990年代末期，针对相当一部分国家传染性疾病肆虐的窘境，金墉就与别人合伙创立了非营利组织“卫生伙伴”，并在乌干达、海地、刚果、秘鲁、埃塞俄比亚等贫穷国家成功地完成了防治传染性疾病的多个项目，尤其在降低当地肺结核治疗成本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金墉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辛勤耕耘”，让他在美国收获了累累的硕果：2003年，获得医学界著名的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2005年，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选为美国二十五位最佳领袖；2006年，当选《时代周刊》“世界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人”。

离开世界卫生组织后，金墉步入学术界，先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世界卫生及社会医学系主任，接着于2009年出任“常青藤联盟”院校达特茅斯学院院长（为该院首位亚裔院长，也是“常青藤联盟”院校中首位亚裔校长）。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金墉认为自己可能会“老死校园”的时候，意外被人“拎出来”推向国际大舞台——世界银行行长的位子上。

有惊无险，即将入主世行当行长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行行长均是由最大股东国美国总统提名的亲近人选直接出任，从未出现过任何“变数”，但这一次金墉的上台却可称得上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早在今年年初，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放出不打算谋求连任的口风之后，遴选新一任世界银行行长的工作就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继续把控世界银行从而施行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政策，绞尽脑汁地一遍遍过滤着可供扶持的台面人物；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为打破欧美垄断世界银行的局面从而寻求扩大自身的发言权，紧锣密鼓地一轮轮酝酿着选择可以出镜的合适人选。于是乎，世界银行发展史上首次出现了多人同台竞争行长的壮观一幕。但双方对垒，有着多年成熟运作经验的美国很快“捷足先登”：2012年3月23日，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先期对外宣布，提名金墉为新一任世界银行行长人选。不想，全球立时炸开了锅，人们面面相觑：这个金墉是何方神圣？的确，除了医疗界，全球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金墉。因此，金墉并不被特别看好，甚至不少美国媒体直接“叹起了气来”：“噢，老天，黑炭头（指奥巴马）多半是喝醉了吧，放着希拉里·克林顿（现任国务卿）和劳伦斯·萨默斯（前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这些熟悉全球事务的专业人士不提，偏偏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且只会治病救人的金墉！这不明摆着要把世行行长的位子拱手让出去嘛……”也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信心满满，纷纷奔走相告：“看来，奥孔乔·依韦拉（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和安东尼奥·奥坎波（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还有戏呢……”不承想，针对“外行人士”金墉PK颇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奥孔乔·依韦拉和安东尼奥·奥坎波的残酷现实，奥巴马似乎胸有成竹：“金墉拥有真正的全球经验，他曾在亚洲、非洲、美洲工作，既在大城市、首都工作过，也在小村庄工作过。因此，我相信没有人比金墉更加适合担任世行行长一职！”

尽管有奥巴马的力挺，但此前尚不知对冲基金为何物的金墉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在获得提名的第四天，他就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覆盖全球的“微服私访之旅”：3月27日~4月9日，先后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握有较重票权的世界银行成员国；4月12日~15日，出访俄罗斯和秘鲁，同两国财政部长等政府官员及其他相关人士会面，就世界银行的未来政策寻求意见和建议。

有趣的是，就在金墉“微服私访”的时候，安东尼奥·奥坎波突然宣布退出世行行长一职的竞选，这就为金墉提供了一个一对一过招的大好机会。与此同时，金墉的“微服私访”开始显出成效，继日本财务大臣明确表示支持后，俄罗斯财政部长也表示“金墉是非常合适的世行行长候任者”，接着是法国、加拿大、韩国开始肯定。至此，这场原本暗藏凶险的选战，不等进入高潮就已落幕——金墉出任世界银行新一任行长成为“铁定”事实。

最终，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于4月17日公开宣布，选择金墉接替将于6月底卸任的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7月1日正式就职，任期五年。

走马上任，面临一系列挑战

蹚过险滩之后，金墉终于拿到了世界银行行长的委任状。

然而，将坐上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头把交椅的金墉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尽管此前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承诺“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谋求世界银行与快速变化的世界实现新的一致”、“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但人们还是非常担忧——这其中，金墉的头号批评者、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的话最有代表性：“金墉在经济学领域属于‘业余爱好者’，秉持拒绝合作的‘反全球化观点’，认为全球化‘体制本身应为制造贫困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讲，金墉的上台，虽然能给世界银行高层人事架构带来一缕新鲜空气，但他若想较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还需要先行解决横亘在面前的一系列严峻挑战。

挑战之一，没有相关的金融、经济或法律背景。这是金墉的硬伤。现如今，金融援助和发展经济是世界银行最为关注的主题，如果没有全球财经界的丰厚资源和广泛人脉，那么对于这一组织的发展所带来的贡献将会十分有限，甚至过程将会困难重重。

挑战之二，国际政治与职能部门领导经验有所欠缺。世界银行行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名国际政治家。金墉的国际政治外交经验和水平究竟如何，目前还不敢妄下定论。

挑战之三，在世界银行，有好多职能部门，包括基础设施、气候变化、能源、教育、农业、私营部门发展等，而对于这些领域中的绝大部分，金墉都是门外汉，开展工作时难免困难重重。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4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表现出对于“中心”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然而，与实物经济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照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的急速扩张。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总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际金融交易总额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际贸易增长。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实际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实物生产增长迟缓，造成了严重的资本过剩。1997年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过剩和回流现象更加突出，过剩资本大量涌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而造成了西方资本货币市场的虚假繁荣。1998年美国证券工业协会的有关外国经济活动的报告显示：1998年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净资本达1920亿美元。(BusinessDaily，1998)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5

一、二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面，苏联与在东南欧和亚洲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第二，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旧殖民体系迅速瓦解，一批发展中国家陆续登上世界舞台；第三，布雷顿森林会议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关税及贸易总协议（GATT）等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在战后确立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苏联也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协调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被分裂成了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是为美国为主导的北美、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布雷顿森林体制，是以美国巨大的经济优势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为基础的。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欧洲经济的复兴，西欧国家在经济上不再像战后初期那样依赖美国；由于东西方关系有所缓和，西欧在安全上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依靠美国。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后，其国际经济地位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进一步被削弱。1973年，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终结。随着美国经济霸权的衰弱，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状况，与此同时，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先后兴起，中国也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并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世界经济体系再一次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处于领导地位，美元也依旧是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这一时期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是美国、日本和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75年开始的G7会议，就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也使维持了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顷刻间瓦解。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均明确地转向国际市场，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整个世界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加速发展，各国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崛起，东亚地区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越来越高，1965年，东亚地区只占世界经济的9%，到1995年时，它所占的比重已经跃升至25%，跟美国所占比重一样。90年代的世界经济呈现出北美、西欧和东亚三大经济力量相互竞争的局面，随着地区主义和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的加强而有新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南非、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继续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是美、日和欧洲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和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就是这一局势的最好体现。

二、世界经济周期的划分

根据波动持续时间的长短，可以将经济周期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常见的经济周期长短划分主要包括基钦短周期（3-4年）、朱格拉中周期（9-10年）、库兹涅茨中长周期（平均长度约20年）和康氏长周期（50-60年）。这里主要研究10年左右的中周期和50年左右的长周期。本文采用HP滤波方法将时间序列中的趋势和循环要素进行分解，并对分解后的波动成分进行分析。因为采用年度数据进行分析，按照一般经验，λ的取值为100。在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各国GDP（按PPP计算）时间序列的波动成分后，根据世界经济周期定义，按照峰———峰划分方法，在不同时期选择该时期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依照它们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来划分世界经济周期。按上文所述，将二战后至今分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5-1973年）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3年至今）两个时段，又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大致按冷战前后分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Ⅰ(1973-1991年)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Ⅱ（1991年至今）两个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以美国为主、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辅，来划分世界经济周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Ⅰ，以G7为主，参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划分世界经济周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Ⅱ，以G20（除欧盟）为主，参考其他国家来划分世界经济周期。为了便于进行跨国比较，本文研究采用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的GDP时间序列，综合采用了源于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的基于PPP的GDP数据（1945-2000年）和源于世界银行(WorldBank,WB)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的基于PPP的GDP数据（1980-2009年）。根据世界经济周期定义，就每一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周期形状图而言，会有多数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周期性波峰或谷底重叠在某一年度，同时，其余的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比较重要的市场经济国家会在到达谷底或波峰时领先或滞后，但领先或滞后一般不会超过三年。由此，将二战后世界经济周期划分为1945-1955年、1955-1966年、1966-1973年、1973-1979年、1979-1989年、1989-2000年、2000-2007年共七轮朱格拉中周期和2007年至今的新一轮朱格拉中周期。利用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同时按照康氏的长波理论，沿袭其划分方法，我们也可以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周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1945-1989年的这一轮长周期和1989年至今正在进行的新一轮长周期。1945-1973年为该轮长波的上升期，1973-1989年为该轮长波的下降期。该轮长波的推动力量为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的繁荣等。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扩张期变得越来越长，衰退期相对越来越短的新趋势。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常由股票、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危机表现出来。

三、世界经济周期同步性分析

在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实证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是相关性检验。本文检验不同时期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GDP波动成分的相关程度，通过分析各国GDP波动成分的相关系数的变化来判断世界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变化。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三轮朱格拉中周期。我们剔除非正常状态的第一轮朱格拉中周期，即剔除1945-1955年这轮战后衰退恢复期。从表1可以看出，1955-1973年间，美国与加拿大、英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大于0.5，说明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经济波动同步性较好，而与法国、意大利、日本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正，但数值小于0.3，说明美国与这三个国家经济波动同步性较弱，与法国、意大利GDP波动成分相关性为负数。欧洲四国GDP波动成分中，除德国与意大利之外，其余两两之间相关系数均为正值。法国与德国、法国与英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大于0.5，且德国与英国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接近0.5，说明法国与德国、英国的经济同步性较好。日本与法国、德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较高，与意大利、英国、美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正，而与加拿大的GDP波动成分负相关，日本与除加拿大外的其他G7国家经济周期趋同。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Ⅰ，也就是说1973-1989年，G7国家间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均为正数，除加拿大与法国、加拿大与日本、美国与法国、美国与日本之间GDP波动成分的相关系数在0.4到0.5之间以外，其他国家间的相关系数都超过了0.5，说明在该时期，G7国家经济周期明显趋同。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不断发展，以G7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有了很大提高，这与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形势相一致。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之间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都很高，欧洲四国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有了明显增强，说明在统一西欧市场和区域分工合作下，欧洲共同体（1945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成立了欧洲共同体。1973年第一次扩大时，英国和丹麦、爱尔兰一起加盟）各国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趋势不断增强。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Ⅱ，即1991年至今，从表2中可以看出，G7国家GDP波动成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说明以G7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仍然较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印度、巴西三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均大于0.5，说明这三国之间有着较强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而俄罗斯与中国、巴西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负，与印度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也仅为0.035，说明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与其他三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很差。这一结果固然与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经济转型期有关，也与这四国对外贸易结构有关，俄罗斯经济状况的好坏高度依赖国际能源市场。再看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中国与所有G7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均为负值，说明中国经济波动与G7国家背道而驰。俄罗斯与所有G7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均为正值，说明俄罗斯经济波动与G7国家正相关。除俄罗斯与美国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0.463外，与其他G7国家相关系数均大于0.5，说明俄罗斯与G7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较好。巴西的GDP波动成分与法国、德国负相关，与加拿大、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不大（＜0.25）。印度与日本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0.182，与其他G7国家的GDP波动成分相关系数为负。金砖四国中，除俄罗斯与G7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较好外，其他三国与G7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都较差，中国与G7国家的经济波动同步性最差，均为负相关。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6

世界经济的增长与世界贸易的增长密不可分。二战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远快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增长，而且自80年代后呈现加速增长趋势。进入90年代，世界贸易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的2倍，世界经济的融合加速进行。wto的正式启动运转、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全面实施以及各国市场的逐步开放，不仅为世界贸易发展创造了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也为世界贸易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世界贸易全面、持续增长。

全球货物贸易高速增长

随着世界经济摆脱了90年代最初几年的不景气状况，世界贸易在 1994年强劲增长，世界货物贸易量增长率达到10％，开创了70年代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此基础上，1995年世界贸易获得持续高速增长，增长率达8％。1996年受西欧和北美需求下降、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贸易发展放慢的影响，世界贸易量增长率回落到5．5％。1997年在北美和拉美旺盛的需求和西欧经济复苏的推动下，世界贸易增长又形成近20年来的第二个高峰，增长率达到10．5％。1998年受亚洲地区贸易收缩及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导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放慢到3．5％。预计 1999年世界贸易将保持或略高于上一年的增长水平。1996年全球商品贸易出口额首次突破5万亿美元大关，1998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已达5．225万亿美元。

近年来世界贸易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信息技术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日渐提升，发展速度最快。以半导体集成电路、电脑、光纤、通讯卫星等为物质基础的信息革命，克服了经济活动的时空障碍，引起了生产和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信息和知识作为信息时代最有活力的两个因素已成为创造价值和取得财富的源泉。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急剧增长。据gatt/wto的统计，作为信息技术产品代表的“办公和电讯设备”类商品自80年代至今一路领先，在各类商品中增速最快：1980年－1985年平均增长9％，1985年－ 1990年平均增长18％，1990年－1994年年均增长12％，其中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了2％和 26％。目前全球每年信息技术产品的世界贸易额约为6000亿美元，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12％。信息技术产品现已替代了纺织、化工，汽车、农产品等传统产品的出口主导地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日益下降。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信息技术协议》的达成反映了各国取消关税、降低信息产品成本的要求，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将以此为契机得到更快的发展。

第二，环保问题对国际贸易的手段和格局正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世人环保意识的增强，世界市场上环保产品走俏，绿色战略盛行，绿色革命方兴未艾。有关绿色产品在新开发产品中的比重从80年代中期的6.5%提高到目前的10%以上。环保问题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表现在：由环保引起的贸易纠纷正成为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的焦点；绿色壁垒更多地取代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环保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竞争的新热点；绿色产品的兴起使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环境保护的合作与交流正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内容。

第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崛起，在决定世界贸易实绩和格调中的重要性增强。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大体占1／4左右。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在推动全球贸易持续发展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从贸易量来看，90年代以来。亚洲及拉美的增长水年都超过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亚洲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中心。据wto统计，近年在进出口两方面增长都很快的国家有：阿根廷、中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崛起不仅使世界贸易格局改观，也必将影响国际格局。

世界服务贸易急速扩大

尽管货物贸易仍然是国际贸易的主体，但服务贸易则有了长足发展。由于信息与电讯业的进步，加上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各国服务市场的开放，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wto统计，1990年－1992年世界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为7％，通常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货物贸易。l992年世界服务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1998年世界服务贸易额已达1129o万亿美元。世界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重已从80年代初的15％提高到目前的20％，这还是在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尚不够开放的条件下取得的。世界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成为衡量一国整体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据着绝对优势。除香港进入服务贸易10大出口国（地区）之列外，世界服务贸易的10大出口国、进口国均为发达国家。1998年10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地区）、进口国分别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进口额的58％和57．6％。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很不平衡，总体上看服务业滞后，缺乏国际竞争力。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在加快，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重要性正在加强（见表1）。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7

一、从世界经济周期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进入下降和调整周期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在探索经济周期问题时，根据各自掌握的资料提出了不同长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基钦周期（短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基钦周期由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是市场经济周期波动中持续时间最短的周期，平均时间为40个月，认为周期波动主要是因为库存变动引起的；朱格拉周期是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的一种以国民收入、失业率和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生产、利润和价格波动为标志进行划分的周期，为期7―1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一种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各种周期理论进行了综合分析后提出“三种周期”理论，即每一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周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短周期特征变得不是非常明显，不太容易辨别世界经济发展的拐点，长周期则需要更加大胆的推断，因而应用中周期来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准确。自1975年以来，按照从低点到低点测度经济周期的惯例，世界经济波动可清晰地分出3个完整的周期，每个周期的长度在7―10年。

第一个周期从1975―1982年，跨度7年。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发全球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加之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终于给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划上了句号，世界经济增长于1975年降至最低点。此后，在主要国家刺激消费和投资扩张性政策的干预下，伴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回落，世界经济步入复苏。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主要国家纷纷提高利率压制通胀。高利率不仅使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还引发了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再次在1982年陷入谷底。

第二个周期从1982―1991年，跨度9年。随着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世界经济自1982年以后再次步入复苏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美、西欧以及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80年代末，西方虚拟经济的繁荣掩盖了实体经济的趋弱。到1990年，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为代表，西方虚拟经济进入调整，带动实体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于1991年达到低点。

第三个周期从1991―2001年，跨度10年。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暂衰退后，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回升。以IT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催生了新经济在全球的扩张。1993年底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顺利结束、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更是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直至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世界经济快速陷入低谷。

与前两个周期相比，第三个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不同：经济上升期被显著拉长，下降期却很短。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经济周期有一个共性：经济增长速度从谷底开始经过1―2年便升至高位，而后的下降期却长达4年左右，呈现“增长期短、衰退期长”的特征。90年代的第三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速花了3年走到高位，然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如果剔除1998年的短暂冲击），直到2001年出现突然的、短暂的衰退，随后回升，“增长期长、衰退期短”的特征明显。

目前的世界经济正运行于2001年探底回升以来的新周期中。世界经济增速在经历了2002―2004年的回升后，2005―2007年一直保持高位，增长期长达5年。按照7―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世界经济2008年应该进入衰退期，且至少要持续2―3年。商品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走势密切相关，经济处于持续增长时期时商品表现突出，但经济衰退也必然会导致商品价格调整。因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自去年下半年已经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而出现逆转，即进入下降和调整周期。

二、从国际大宗商品周期来看，上涨周期已经结束，下跌周期已经开始

过去30年来大宗商品价格运行轨迹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是在1970年代初中期，依据世界市场上17种基本的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CRB指数从60年代的100左右大幅跃升至200以上，升幅超过1倍，此后的30多年及至2006年，CRB指数一直以250为中轴上下波动。

第二次是在最近的2006年，CRB指数从原来的运行上限300左右上升到2008年初的480，升幅达60%。自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在供求因素、投机和美元贬值的共同推动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快速上涨趋势，无论是名义商品价格指数还是实际商品价格指数，都大幅偏离了以往的运行格局。特别是2006年以后，大宗商品价格远远超出过去30年形成的运行区间上限，使大宗商品价格的长期运行区间趋于上移。

法国兴业银行曾经分析了1975年以来期货价格大涨的5个周期，其持续时间平均为28个月，价格升幅达35%。相比之下，本轮上涨周期的持续时间到2008年7月为止已超过80个月，价格也翻了几番。

具体分析，与前面几个上涨周期不同，本轮上涨周期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

需求拉动阶段和成本推动阶段，这也是造成周期时间大大延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需求拉动阶段，由于世界经济进入30年来最好最快的黄金发展时期，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均保持平稳增长的情况下，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经济出现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初级原材料的庞大需求，是单单70―80年代美国和日本经济发展所不能比肩的，由此引发了商品价格的上涨狂潮，其高峰出现在2006年。之后，经过短暂回调，由于原油作为最基础的大宗原材料，其价格在前一阶段打破一个又一个心理关口，达到此前投资者认为其不可能达到的高价并维持坚挺，使得高通胀情况向纵深发展，包括人力成本、运输成本、生产成本等的节节走高，配合美元再度贬值至新低的因素，最终引发商品价格出现了又一涨。

然而，无论上涨周期延长到何种程度，其仍然无法摆脱周期的规律，牛市终究是要终结的。2008年下半年，由于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全球通胀率持续攀升，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纷纷出现衰退，新兴经济体经济也受到波及，国际大宗商品需求迅速减弱，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这也预示着商品价格上涨周期的结束和下跌周期的开始。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8

    二十一世纪初的世界形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格局演化的结果，只有把握了从那时开始已经和必将继续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几件大事，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今天的世界。那么从今天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都发生了什么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生了三件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一是以苏联解体和中国走市场道路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大潮的退下；二是在日本停滞、西欧低增长的同时，美国出现了持续时间达十年的"新经济"；三是中国以走市场道路为标志，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工业产生能力出现了长达十年的高增长。

    这三个重大事件意味这什么呢？他们相互联系和影响，决定了今天的世界面貌。

    苏联解体和中国走市场道路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大潮退下产生了这样两个重大后果：一是全球化、经济自由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取得飞速发展；二是全世界各国的统治者从此走到了一起，在利益总体一致的基础上空前团结；三是世界范围内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而继续加剧的反抗力量失重并失去体制内的地位。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对力量，使得资本主义迫于压力，对照社会主义取得改进的养料，采取了改良的手段以削弱反抗力量。一旦社会主义退潮，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恶性扩张的体制外合法制约力量已基本被消失，资本主义从此不思改进，而这正是全球化和经济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在资本主义内部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东欧都已投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怀抱，使得他们的力量是大大增长了。而与此伴随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盛行。

    但是，随着经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着的还有第三世界低层民众被更无制约的压榨和奴役，经济虽然可能仍然在增长，但这其中带来的利益已与他们关系不大，而是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甚至赤贫，这必然引起他们不断的反抗。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年代，这些反抗力量得到社会主义从前进方向、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具备了凝聚力量的精神和物质的基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的退潮，这一切一去不复返。而与全球化和自由化伴随的第三世界的统治者与发达国家统治者的合流更加剧了这样严重的后果：第三世界国内出于民族利益和低层利益而对世界秩序的反抗在国内也失去了合法性和支撑。于是，世界范围内现存秩序的反抗力量，失去了反抗的方向和现实力量的基础。这样，在有着一千多年光辉历史记忆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地区，大家抓到了救命稻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然而力量对比的巨大悬殊使得任何的正面反抗都成为用鸡蛋砸石头的愚蠢之举，没有合法地位的反抗者抛弃了体制内的游戏规则，转而采取恐怖主义这一成本巨小而予敌杀伤最大的战略。这是我们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把钥匙。在拉美，没有国际支持但有着深厚世界背景和国内基础的反抗力量继续坚持他们的反政府武装，并也被迫采取类似恐怖主义的斗争手段。

    美国的所谓"新经济"，基于这样的几个重大基础：社会主义的退潮使得他可以节约力量以解决内部问题并将科技力量向经济领域转移，这是发生新的信息科技革命的重要基础；新的技术革命本身制造出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的信心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被迫合作和资本对美的持续信心；而自由主义的盛行和经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美国的新经济通过股市获得了世界范围内源源涌入资本的支撑；股市高涨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推动消费的持续走强；日本的经济泡沫经济破灭和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保持了资本向美国流动的方向。这就是美国新经济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

    与新经济伴随的是欧日经济的下降。日本的经济长期的持续停滞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的结果，但同样重要的是它生不逢时的碰上美国新经济的开始和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持续上升（中国问题后文将详细讨论），这既抽去了它的资本又使得它在产业链的上端受到美国的绝对优势的打压，在下端受到中国的工业的挤迫。对于欧洲，它相对于美国而言，缺少独一无二的绝对压倒性的技术竞争力，更没有唯一超级霸权所衍生的独一无二的金融霸权、文化霸权和资本的信心。于是，美国力量的加强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强国内结构变化的重大事件，使得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地位强化了。

    伴随着不断强化的地位的是美国不断增长的自信力，美国环视天下，竟然找不到什么有分量的对手，于是自说自话的傲慢和对其他人的不屑一顾成为他决策的惯用方式。而这使得美国一而再地对其他国家利益以致直接的尊严进行毫不以为意的侵犯，从而从反面强化了世界上被毁损和践踏的民族反抗力量的丑美情绪，刺激他们作出进一步激烈的回应。这是美国自身对恐怖主义所应直接承担的责任。此外，美国的强大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对美经济等各方面的依赖，导致亲美力量在各国统治者中的蔓延，并直接导致中国对美外交越来越谄媚的委曲求全。这使得美国治理下的全球秩序进一步巩固。

    从九二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道路使得中国的经济彻底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产生了一个长达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伴随着这一增长的是第三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未必亚于美国的重大影响。首先：中国生产能力的高速增长打破了世界分工体系中第三世界的链条上的格局，其次，中国的崛起开始挑战中等发达国家以至日本等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完整而庞大的工业基础可以具备几乎任何普通工业产品的技术和加工能力；它较低的收入水平，庞大的人口，基本普及的初等教育、庞大人口的中等教育和不断增长的绝对数量庞大的高等教育，几乎可以无限量的提供各层次的廉价的人力资源；它很高的储蓄率和庞大的在2002年将超过美国的外资流入使得资本几乎可以无限量供应；它良好并飞速发展的基础配套设施使得投资和生产的配套和容纳能力相对于世界市场几乎无限的大；它庞大的人口和并非很低的经济水平产生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市场；它的专治体系提供了资本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保护。所有这些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于是，中国具备了在第三世界之中最为庞大的生产潜力。

    伴随着中国九十年代高速增长的后果是：东亚、拉美第三世界受到中国的强有力竞争从而相对的衰落了。在东亚，由于中国边界内制造商品的强有力竞争和资本的转移，这些国家的出口相对下降，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资本自由流动政策所提供的可能性允许下，出现了九十年代后期在此基础上的东亚金融危机以至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一危机蔓延，与拉美、俄罗斯的原有危机相呼应和迭加，整个第三世界出现了的力量极大削弱。在拉美，尤其在墨西哥等国，其输往美国的产品受到中国商品的有力竞争，从而加速了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下滑，整个九十年代的增长或者停滞或者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另一方面，有限的经济增长的好处被大城市、大资本所吸收，整个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情况继续恶化。但是，中国却成为发达世界产业转移资本的避风港和新的生产中心，它在世界分工体系中中下游的普通工业品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加强了。于是，在除中国外的第三世界相对普遍衰落的同时，有着伊斯兰传统的东南亚开始走向动荡和持续的低烈度混乱，底层开始从宗教极端主义中寻求解脱和反抗的力量并寻求认同，这也就是东南亚印尼、菲律宾、马来等国之所以伊斯兰宗教力量加强并成为恐怖主义重要堡垒的关键原因。而拉美，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等国的持续动荡和反政府力量的活跃就是对此的直接回答。

    然而，中国的意义不仅于此。由于九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在除美国之外的一支独秀以及二十一世纪初在美国下滑后四小龙和整个世界所受到的巨大打击，加上中国在美日欧之外几乎最为良好的技术基础，信息技术电子技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并吸引了世界资本包括新加坡、台湾、韩国资本的涌入和参与，中国搭上了美国信息技术革命的末班车，提升了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核心城市的产业层次，于是，中国开始在此方面对四小龙和欧日的部分产业形成挑战。这一进程将使新加坡、台湾、韩国等几个小龙逐渐失去对中国在产业分工上的优势，也将继续削弱欧洲、日本的部分经济竞争力，增加他们在美国衰退打击下的复苏难度。而中国，由于他从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到机电产品、信息电子产品不断增长的几乎是除欧美日尖端技术之外全方位的竞争优势，使得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上的几个事件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联互动的后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样子的最关键原因。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今天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更为简单的作一个归结：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而伴随的社会主义的退潮导致的力量的改变直接导致了今天世界的面貌。而美国力量的回光返照、欧日力量的下降、除中国外第三世界力量相对的下降和持续的低烈度动荡或不稳定、恐怖主义的愈演愈烈都是这个关键原因的后果。从此意义上而言，以前对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改良、发展、力量平衡从而之于资本主义的巩固、稳定的意义我们是大大低估了。从此之后，资本主义的众多消极因素将由于失去社会主义的制约而恶性发展，也将进入内部的一个新的多事之秋。

   在今天的世界面前，我们如何展望以后的人类进程呢？

    以后人类世界和整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稳定将关键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走向；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将持续到什么时候。

    中国如果能在三五年内保持稳定并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态势，则第三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将不会有大的改善的希望。这是因为中国与他们的经济主体是处于全球分工体系的的同一层次水平上，高度雷同并以竞争关系为主的而不是互补。如果中国继续发展，加上他们并没有相对于中国的明显优势，则他们必将继续败北并相对继续恶化，从而使他们国内的混乱状况继续发展下去。这些国家包括东亚、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欧洲的次发达国、俄罗斯等非能源国，并能部分影响到欧日的发达国家。如果这样，那么将出现的局面可能是这样的：第三世界作为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将可能再次发生金融以至经济和社会危机，并通过世界金融、贸易、投资等纽带传染到世界其他地方，从而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被新的更深层次的衰退所击倒，那么世界范围内全方位的动荡就可能出现，天下就要大乱！

    但是，如果三五年内中国社会出现大动荡，则中国的资本就将大规模逃离，那么中国的生产能力将迅速下降。如果这一危机开始越出中国国界蔓延并引起东亚和世界经济的大衰退，那么结果也将与中国保持稳定和高速增长对世界的影响类似。如果这一危机能被韩日美欧的齐心协力所限制，则一方面东亚受到的影响将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东亚和拉美等其他国家也将从对中国出口下降的补位中收益，到底孰重孰轻，现在还未可知。但由于今天四小龙、日本、东南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日益加大的依赖，恐怕是凶多吉少。那么是否存在中国社会稳定经济低速增长的可能呢？这一可能基本是不存在的：如果出现经济的低速增长，虽然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减轻压力并相对受益，但之于中国，这可能是很渺茫的，因为中国经济的低速增长将迅速把已经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激化并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基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不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前景如何，他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都主要是负面的，将不可避免的引起全球的动荡。

    实际上，就目前的世界经济前景而言，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世界经济将主要看美国能不能在短期内复苏。但是，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将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他能不能维持和强化美国全球地位从而维持世界资本的美国信心（实际上自从美国在2000年经济开始下落之后，资本流入就出现了迅速的下滑，到今年，甚至资本流入将低于中国）并维持资本的高额流入以拯救股市为代表的证券市场。二是美国经济在短期内能不能出现新的增长点，也就是出现新的实体经济的支撑。

    对于维持信心而言，美国首先要解决9.11之后恐怖主义威胁对美国信心造成的影响，并果断的摧毁一切的挑战和挑衅者，维持美国绝对的政治、文化霸权。这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不管拟议中的对伊战争结果会如何，除非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崩溃，或者遵守游戏规则、具有解决资本主义痼疾方案并强大的资本主义反抗力量重新兴起，被当今世界统治者所最为关注的恐怖主义将是美国所不可战胜和消灭的。因为中国的因素和美国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压榨欺侮，反抗力量在现存体系中将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将继续维持并增长。力量的对比将迫使他们不可能找到其他的更有效的对抗方式而只能用通过现代媒体加以放大的恐怖主义来最大的给敌人造成损害。无处不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将长期而坚韧的困扰美国。即便在世界其他地方比美国更差的情况下资本将不得不选择相对更为强大的美国作为避风港，但想恢复九十年代的荣光恐怕已不可能。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9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长大以后的世界篇10

关键词：后美国时代；国际关系；整体世界史观

21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又充满挑战的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悄无声息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也深刻的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局势。这种变化或许没有大革命枪炮声的轰轰烈烈，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足以改变国际关系的走向。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身处的21世纪就是后美国时代了。

一、21世纪是后美国时代

后美国时代也称后美国世界，著名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一书，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将后美国时代的概念推向了国际舆论的顶峰。于是，有学者顺势提出美国衰落论的观点，将后美国时代简与美国的衰落联系起来，主张中国将主宰21世纪的国际社会。那么，21世纪是否真正是后美国时代呢？

（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世界史观是后美国时代来临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它形成的原因是“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的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被破坏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在这个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世界历史则经历着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的交错发展，但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世界史观为我们正确认识后美国时代指明了方向。

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史观的论述，一方面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纵向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借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得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甚至发展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始终难以逃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弊端，综归会走向没落，最终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所以美国的衰落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后美国时代的来临也是历史的选择。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由相互封闭到逐渐开放，由彼此分散到密切联系，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整体，世界史的横向发展不仅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无比广阔的世界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摧毁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促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这些因素不仅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时代主题，也遏制了美国霸权主义的肆意滋长，为后美国时代的来临埋下了伏笔。

（二）后美国时代是全球化趋势发展的结果

全球化趋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全球化是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进步，即“国民经济活动的国际化” 。在全球化趋势中，生产力和资本的扩张是全球化趋势的核心因素。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飞跃，也造就了美国的异军突起，为美国时代的来临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21世纪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却给许多诸如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创造了机会，由此带来的生产力扩张，必然会影响21世纪的国际局势，这也预示着美国时代的改写。从资本的角度而言，资本在全球的快速积累要求权力的无限扩大，持续增长的权力又被用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于是，伴随着资本的积累，霸权势力也在全球不断地扩张。 但是，当霸权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为维护霸权打压其他资本的发展――并阻碍资本的继续积累时，霸权便会被其他生产关系所取代，如今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正是全球化趋势在面对霸权主义的集中体现。所以，一超多强的霸权主义局面总会被区域化、多极化的趋势所瓦解，“由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发展，全球霸权将越来越不可能，有一天，美国将最终沦为一个地区强国。” 如此看来，无美国霸权的后美国时代是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多极化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当前的国际局势印证了后美国时代的来临

后美国时代虽然是对21世纪国际社会关系走向的基本定位，但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荣辱兴衰也必然直接影响着后美国时代。尽管我们早已进入了全新的21世纪，但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迅速崛起；美国则在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冲击下经历了所谓“最糟糕的十年”。 世界各地烽烟四起，美国已深感力不从心。美国万能神话破灭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对国际体系塑造力的下降甚至丧失部分主导权。气候变化不仅关系到各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而且日益成为决定未来非传统安全领域多边体系的关键。几年前美国通过掌握国际反恐主导权并进而掌握非传统安全领域主动权，但今天是欧盟而不是美国掌握着气候变化的主动权，实际上预示着美国日益失去未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主导权。美国的一些组织权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另一些权力（其中一些是软权力）将落到诸如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手中。 而作为美国霸权支柱的世界货币体系也面临危机。美元持续贬值，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基础在发生动摇，特别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减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成为一些国家的新选择。直观的当代世界史已经证明了后美国时代的来临。

二、对后美国时代的基本认识

后美国时代的来临，让许多期待中国崛起的民众眼前一亮，在他们看来，后美国时代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这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创造了机会，尽管在权力之争中会有战争的代价，但中国毫无畏惧，终将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事实真是如此么？真正的后美国时代又是怎样的呢？

（一）和平发展是主题，局部战争是可能

21世纪的后美国时代，将依旧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因为随着全球化迅速推进，大国之间的战争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未来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治理体制与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强的秩序需求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变化，也决定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尽管如此，局部或者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依然会长期存在，自20世纪以来还没有一年是没有国际武装冲突的，单1946年至1998年就发生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500起，所以从宏观上把握后美国时代：尽管霸权主义会长期存在，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无法避免，但和平与发展依旧是时代的主题。

（二）后美国时代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退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后美国时代的突出特征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式微，而不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衰退，这里面有四层意思：

（1）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21世纪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2年美国GDP总量约为135888亿美元，同比增长2.2%，而中国为519322元，约占美国GDP总量的52.5%，1969年以来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到28%之间。就像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中提到：“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最为重要的国家，它仍然有能力在任何领域、以任何其他大国都无能为力的方式影响世界。”

（2）美国的衰落是相对“他者的崛起”而言的，包括中印在内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在面临2001年“911”事件、2008年经济危机时美国的整体经济更是低迷，甚至出现负增长，给人一种相对衰落的直观感受。

（3）后美国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逐渐淡化。正如前文的阐述，当霸权主义威胁到资本扩张时，必然会走向消亡。美国的霸权主义在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有利于维护世界稳定，但是在和平的21世纪，必然会遭到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和国际组织的建立，更是遏制美国霸权主义的有效手段。21世纪将是一个无霸权主义的平等尊重的时代。

（4）美国衰落不衰退，漫长的衰落过程中局部优势仍将存在。“落”代表发展速度的暂时落后，“退”代表经济水平的倒退，尽管美国相对于新兴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有所衰落，但美国的经济一直没有停止增长。同时，“与历史上其他大国衰落不同的是，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衰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直线衰落。” 罗马帝国衰落了1000年，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大英帝国衰落了200年，至今仍有残余的影响力，而美国的衰落也必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况且当下的贸易、金融、政治、军事、社会、价值观规则都是多年来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虽然对新兴国家不利，但很难轻易超越。

三、结语

后美国时代不仅仅是中外学者提出的政治概念，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国际局势对21世纪国家关系演变格局的预测归纳，是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都已经卷入后美国时代的世界转型之中。21世纪刚刚过去13年，各种客观的社会事实都印证了后美国时代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全面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后美国时代这一国际社会现象，立足我国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世纪规划，提前准备，趋利避害，来赢得参与国际社会的主动权，真正实现由大国向强国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吴于廑：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M]，节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3]胡德坤：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发展模式的转换[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8（3）期

[4][日]小岛清：全球化与美国主导的和平体制[J]，[日]《世界经济评论》2000年12月号

[5]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