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基本格式十篇

论文的基本格式篇1

论文内容要求：

①立意新颖、论点鲜明、内容健康积极；②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语言流畅；③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实用性；④资料翔实、数据可靠、论据充分、结论准确；⑤突出报到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交流价值。

论文标题要求：

论文标题是论文的中心论点，是对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简明确切反映论文的特定内容，字数以不超过20字为宜，一般不用副标题。如：《在初中生物教学中渗透生态道德教育》(生物学教学，2010.7期)。但也有极少数论文标题字数超过20字符的，如：《“制作并观察洋葱表皮细胞临时装片”实验中的细节问题》(教育与探索，2010.6期)。

对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邮编书写的要求：

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邮编书写在标题下方，工作单位要写明省、市、县。

论文摘要要求：

摘要是介绍作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的目的、意义，要求简明扼要。一般字数要求100～200字。经验介绍、心得体会的论文一般不要求写摘要，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报告、调查分析报告的论文必须写摘要。如《参与式课堂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策略探讨》一文的摘要：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参与式课堂教学就是学生在课堂上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笔者对参与式课堂教学中存在问题的粗浅探讨，目的是进一步完善参与式教学模式，更好地发挥参与式教学的教育功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论文关键词要求：

关键词是表述论文中心论点的核心词语，一般要求3～6个。如《科学史教育在生物学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一文的关键词：科学史教育生物课堂教学作用。

论文正文要求：

论文的正文是对中心论点的论证。根据论文的内容，有的论文有引语、正文、结语。

1引语。引语又叫引言，介绍撰写论文的背景、原因或目的、作用，是论文内容的过渡。如：《新课标下生物学课程的评课》一文的引语：评课就是有关专家、领导或其他教师对上课教师一节课堂教学的总体评价，是对教师教学水平、教学能力、教育艺术的综合评价。评课是校本教研、校际交流、观摩课、教学比赛、教学检查等教学活动常采用的一种评价方式。

传统的评课往往是重结果、轻过程；重智力、轻情感；重选拔、轻发展；重定理、轻定性；重垂直评价、轻横向评价。

传统的课堂评价注重于对教师自身能力的评价，如教师的组织教学、教态、语言表达，知识的科学性、重难点的突破，各教学环节的时间分配以及教学板书设计等方面的评价。简单地说，就是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自编、自导、自演”能力的评价。而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表现、作用、地位则被忽视。一节课结束，学生究竟学到了什么，在课堂中表现怎样，是否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则没有引起评课者的重视。评课者盯着的只是教师，学生成为课堂教学中的配角，成为教师上课的一种衬托。

新课改教育理念的转变，对课堂教学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课程改革的课堂评价是要求教师把着眼点放在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上，帮助学生提高自我效能感，全面促进学生的发展。

2论文的结构层次。根据论文内容的不同，有的论文中心论点包含几个分论点，每个分论点属同一级标题，称为一级标题。一级标题下的小标题称为二级标题，以此类推。论文的一级标题不宜超过7个，一般来说以3～5个为宜。论文标题层次的划分，一般不宜超过4级。标题层次的表示方法有下列2种方式：

第1级标题——1第1级标题——一

第2级标题——1.1第2级标题——(二)

第3级标题——1.1.1第3级标题——1

第4级标题——1.1.1.1第4级标题——(1)

现以《观察植物细胞结构的一种理想替代材料——火葱》(教育与探索，2009.12期)一文的结构层次说明如下：

1火葱的分类地位及生物学特征-------一级标题

2火葱作为观察植物细胞结构实验材料的优点----一级标题

2.1实验效果好---------------------------二级标题

2.1.1物像清晰-----------------------------三级标题

2.1.2染色效果好--------------------------三级标题

2.1.3细胞膜、细胞壁容易辨认--------三级标题

2.1.4细胞核显目。------------------------三级标题

2.1.5细胞质、液泡清晰可见-------------三级标题

2.2操作方便--------------------------------二级标题

2.2.1个体大小恰当--------------------三级标题

2.2.2下表皮易剥离--------------------三级标题

2.2.3易染色------------------------------三级标题

2.2.4制片容易-----------------------------三级标题

2.3材料获取容易--------------------------二级标题

2.4经济实惠-------------------------------二级标题

3火葱与洋葱实验效果的对比-----------一级标题

3.1相同点----------------------------------二级标题

3.2不同点----------------------------------二级标题

3.2.1染色效果---------------------------三级标题

3.2.2细胞膜-----------------------------三级标题

3.2.3细胞质-------------------------------三级标题

3.2.4液泡----------------------------------三级标题

3.2.5细胞核-------------------------------三级标题

3结语。结语是对论文内容的归纳和总结，起到前呼后应、画龙点睛的作用。如《生物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文的结语：总之，生物学课程资源的种类十分丰富，有着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生物学教师对生物学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能够提高学生对生物学科的学习兴趣、学习热情，能够促进学生多方面潜能的发展，有效促进生物学课堂教学。

字体、字号、字数要求

论文的标题一般用宋体，正文用宋体、仿宋、楷体等字体。标题的字号根据字数确定，一般用一号或小一号、二号；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邮编用小四号；摘要、关键词用五号；一级标题用四号字、加粗；二级标题、三级标题、四级标题、正文用小四号；参考文献用五号。不同的刊物对论文的字数要求不同，论文的字数一般要求在1500～4000字。1500～3000字的短小精悍的论文最受欢迎，论文字数要求不十分严格。

参考范文：

加强生物学交叉学科对生物学名的重视和规范化

摘要：针对一些生物学交叉学科对物种学名不重视和使用不规范的现象，文章给予了总结和评价，并从“教”和“用”两方面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以期能够引起各相关领域从专业教学到学术研究中的足够重视，并在今后的实践和应用过程中能够正确、规范的使用物种学名。文中给出了一些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物种名称的中拉对照。

关键词：双名法；教学；基础研究；学术期刊；学术论文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9-0080-03

在一些生物学交叉学科中，有关物种学名的使用一直以来都不受重视，不用、错用、混用及不规范使用的现象比较突出，最典型的如医学、药学、食品科学等。其主要原因来自相关学科在基础教学上、论文撰写中以及一些学术期刊在学术论文要求上没有对物种学名引起重视，由此极易造成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及论文撰写过程中相关实验材料或研究对象的混淆或模糊不清。

本着“教”与“用”相结合的原则，文章对物种学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和建议，最后给出了一些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物种名称的中拉对照，以期能够引起各相关领域从专业教学到学术研究中的足够重视，并在今后的实践和应用过程中能够正确、规范的使用物种学名。

一、为什么要使用科学名称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由于语言、文化背景、风俗等差异，对于同一种生物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或叫法，这就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统一标准，用来避免交流和使用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为此，生物学家一直探寻世界通用的生物命名法，一直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直到1735年，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Linnaeus，1707-1778）在《自然系统》（SystemaNaturae）一书中正式提出科学的命名法——双名法（binomialnomenclature），此问题才得以解决。双名法采用拉丁文双名制最初开始于定植物学名，拉丁文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书面文字，变化少，比用英、法等文字记述物种更容易被各国科学家接受并广泛应用于各种生物的命名[1]。

二、学名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科研学术中，学名的使用常出现的问题概括起来有：（1）学名不用或省略；（2）同物异名；（3）拼写错误；（4）不规范名称；（5）鉴定错误。

1.学名不用或省略。除了极少数约定俗成的物种，其学名可以省略外，其他情况下都是不能省略的，以求达成共识。尤其是实验材料、研究对象等，其学名更是不能省略。极少数的例外，如：人HomosapiensL.，1758，因当今人类只有一个物种，也没有其他分类阶元（infraspecificname），不存在名称混乱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省略。

2.同物异名（synonym）。任何一个物种，其正确的学名只可能有一个，其他都是同物异名（synonym）或无效名称（invalidname）[2，3]。由于分类地位的不完善或认识的局限性，研究过程中物种的学名常常被修订（revised），而最后一次被合法修订的学名才是其正确的学名。因此，物种的学名要及时更新最新的分类系统及文献数据。同物异名是物种学名比较常见的问题。

3.拼写错误。这类错误属人为造成的，只要认真细致一般都可以避免，但却很常见。然而字母拼写错误导致的后果常使物种学名无根可寻，所以要尽可能避免。一些作者常复制粘贴以往文献或网络（如百度、搜狗等）上的学名，却不去考证信息来源是否正确可靠，通常会一错再错，另外在复制粘贴过程中由于格式的不一样也很容易出错。

4.不规范名称。学名不规范使用是最普遍的现象，表现出对科学的不严谨态度。一个规范的拉丁学名除了属名（斜体，有且仅有首字母大写）和种加词（斜体，小写）外，命名人（正体，有且仅有首字母大写）或（最初命名人）+最后一次修订人必不可少。一些习惯上的用法，如动物的学名常只保留最初的发表年代，植物的学名常不加发表或修订年代，而真菌却常只保留最后一次发表或修订年代。另外要特别注意括号的正确使用，属名及命名人的缩写以及一些三名法的使用等，具体可参照表1执行，也可参考《国际动物命名法规》[2]和《InternationalCodeofNomenclatureforAlgae，Fungi，andPlants（MelbourneCode）》[3]或者常思敏（2008）[4]。学名的不规范不仅仅是作者的问题，很多期刊都表现出不重要或不严谨的态度，应予以纠正。

5.鉴定错误。物种学名鉴定错误属常见现象，一般不容易发现或无从考证，有时候通过文献中提供的信息（形态描述、图片、生物学信息等）才能发现。这类问题最容易出现在交叉学科中，常常导致“谁都不知道，一直错下去”的局面。实验材料以及研究对象的学名错误往往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慎重。

三、怎样正确、规范使用物种学名

结合多年来生物学研究与实践中的一些经验，现给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建议，以期为正确、规范使用物种的拉丁学名提供参考和借鉴。

1.重视基础学科教学。生物学及其各交叉学科都要从专业基础教学的层面上重视双名法及其使用的，这不仅仅是学生没学好，更重要的是教师没教好。在这方面，生物科学类、农学、林学、植保类、园艺学、生物地理学等比较重视，而医学、药学、食品科学类、环境科学类、生物工程（技术）甚至生态学都明显欠缺或不重视。

2.鼓励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上、侧重点上、研究方法与手段上以及习惯上都难免会出现分歧，重要的是要协调一致，达成共识，没有合作与交流，就会被孤立。

3.分类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没有一个全能的分类学家，甚至跨类群的专家都寥寥无几。对物种鉴定要保持高度的严谨性和责任感，这一点要向我国老一辈分类学家们学习。

4.各类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应严格把关科研论文中生物学名的使用和规范问题。对此，相关医学、食品科学类期刊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5.目前很多权威信息机构都提供了相关物种的名称检索系统。如：http：//gbif.org/species，http：//catalogueoflife.org/col/search/scientific，http：//indexfungorum.org/，等。在此我们推荐使用：CatalogueofLife（http：//gbif.org/species/search？dataset_key=

7ddf754f-d193-4cc9-b351-99906754a03b），该网站综合了全球几大重要物种名称检索系统的信息，能提供最新以及最全面的分类学数据。

6.为了使用方便，表1给出了常见的、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且学名容易忽视的一些物种名称的中拉对照，主要包括六畜、家禽、经济农作物及一些常见食、药用真菌，涉及动物、植物和真菌三个类群，以供参考和查阅。

四、结语

生物学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生物学早已经渗透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因此人们常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笔者撰写此文，希望能够引起生物学及其交叉学科、相关学术期刊、科研人员等对物种学名在教学上和使用过程中的足够重视，以提高我国基础生物学研究水平并能更好的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参考文献：

[1]何家庆.经典分类学的时代契合——纪念林奈诞辰300周年[J].科学，2007，59（5）：49-52.

[2]国际生物科学协会.国际动物命名法规[M].第四版.卜文俊，郑乐怡，译，宋大祥，校.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McNeillJ，BarrieFR，BuckWR，etal.InternationalCodeofNomenclatureforAlgae，Fungi，andPlants（MelbourneCode）[M].[RegnumVegetabileno.154]K？觟nigstein：KoeltzScientificBooks，2012.

[4]常思敏.生物学名规范表达中常见问题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19（4）：683-386.

[5]张大中，黄爱华.鲫鱼种类及各自的特点[J].渔业致富指南，2012，（7）：29-31.

[6]吴兴亮，宋斌，赵友兴，等.中国药用灵芝及名称使用商榷[J].贵州科学，2013，31（1）：1-17.

论文的基本格式篇2

一、毕业论文字数一般要在3000—6000个字，统一用A4纸打印整理装订，并在规定时间将论文打印出来上交班主任。

二、封面：“温州大学成教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宋体小一号字；论文题目为黑体小一号；“姓名”，“指导教师”，“专业、班级”，“完成日期”为宋体小二号，全部内容居中。

三、页面设置：

1．页边距设置为：上：2.5cm下：2.5cm左：2.8cm右：2.8cm

2．行间距设置为：1.5倍行距

四、正文部分：

1．目录及目录页所有内容要求用小四号、宋体完成，（单独一页）。

2．标题用黑体、三号、加粗；空一行，班级和姓名用仿宋体、四号、

空二行；“摘要”为黑体、四号、加粗，摘要的内容为宋体、四号；另起一行，“关键词”为黑体、四号、加粗，关键词的内容为宋体、四号，关键词之间空两格，摘要内容字数不超过150字。

3．正文与关键词空一行，文中大标题用宋体，四号，加粗；小标题用宋体，小四号，加粗；其它正文部分用宋体小四。

五、参考文献：

书刊类参考资料格式：

序号，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如：

「1，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期刊类参考资料格式：

序号，作者，文章题目，杂志名称出版社，年，卷（期），页。

「3刘智峰，中国政府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战略与管理，1999（5），第10页

论文成绩评定标准

优秀

1、论文观点明确，论据充实，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见解。

2、能综合运用专业理论知识，收集的资料完整、丰富，引用数据准确，图表清楚正确。有较强的分析、运算和论证能力。

3、行文流畅、条理清楚、结构合理、格式符合要求。

良好

1、论文观点明确，能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2、资料较完整、数据齐全，图表清楚、正确。有一定的分析、运算和论证能力。

3、行文通顺、条理清楚、格式符合要求。

中等

1、论文观点较为明确，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没有错误。

2、资料较完整、数据尚齐全，图表较清楚。有一定的分析、运算和论证能力。

3、行文较通顺、条理清楚、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格式符合要求。

及格

1、论文观点基本正确。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没有科学性差错。

2、有一定的收集资料、有一定的数据，但结论尚欠充分。图表基本正确。

3、行文基本通顺、条理基本清楚，论证尚能说明观点，格式基本符合要求。

不及格

1、结论含糊不清或有严重错误，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时有科学性错误。

2、资料贫乏、不能证明论点，数据凌乱，图表不清，分析、运算和论证能力差。

论文的基本格式篇3

众所周知，伊格尔顿师从著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并且，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研究最早是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理论框架开始的。在长达四十年的文化理论思考与实践中，威廉斯承担了多种多样的角色，如文化批评家、历史学家、媒体写稿人、政治评论家、戏剧理论家等等，然而，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莫过于他对文化的传统定义的颠覆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解构性诠释，这些成就也对伊格尔顿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被广泛地视为英国文化理论史长河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论著，威廉斯注重阐释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启文化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形成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极高理论意义和极强生命力的文化唯物主义。首先，在对文化传统定义的颠覆方面，威廉斯考察了自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并指出“文化概念的演变可能是所有语汇之中变化最明显的,也就是说，文化的意义集中表现在由文化而引发的与工业、民主、和阶级相关的问题,与其相关的艺术表现也不例外。文化语义的发展和变化记录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变化和改变可以提供认识和探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变化本质的示图和有效的手段。”［2］因此，在威廉斯观念中文化的语义演变史就是包含阶级、工业和民主等关键词的社会发展史，对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展。威廉斯认为“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做出的反应的记录……文化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3］由此可以看出，威廉斯认为在对文化进行定义时，不能简单地把某种社会文化与某一社会形式简单的对应，因为社会文化与社会形式的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一定时期的文化并非简单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它是社会历史动态发展下形成的。其次，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解构性诠释方面，威廉斯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于反映的关系，虽然相对于文化而言，生产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但是生产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如果把文化简单地当作是上层建筑来界定，则忽视了文化是社会物质生产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这一属性，剥夺了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因此，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既承认文化的精神性，又突出了文化的实践性，是一种具有实践—精神二元属性的理论观念。威廉斯对文化与社会的思考和阐释使文化研究走出精英学术圈，更多地触及现实生活中的日常文化现象，进而在社会历史现实这个平台上把作为理想价值的文化和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融合起来。威廉斯的理论观念不仅开启了文化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视界，而且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正是在威廉斯理论观念的引导下，伊格尔顿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道路。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是这样评述威廉斯理论观念的影响的：“在英国，任何想要逃避威廉斯著作的压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都会发现它的著作是严重地残破和削弱。”［4］作为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的文化观处处显露着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痕迹，他把文化看作是一个重新体验和掌控某种经验的过程。伊格尔顿在196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与社会》一书就是从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出发的，从书名人们就可以看出，在这部献给威廉斯的学术著作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宣示其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视野。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这部深受威廉斯影响的著作中，伊格尔顿仍然表现出他独特的思想特质。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理论观点既有占有，又有批判与超越。一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化观秉承了威廉斯的思考模式，强调英国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是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物质条件之外的，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对于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展，因此，无论是在《审美意识形态》、《甜蜜的暴力：悲剧性的概念》等高深的理论作品中，还是在《莎士比亚与社会》、《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伊格尔顿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将文学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而突出文化的物质属性，此外，综观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念，他始终认为无论在哪种具体的社会结构下，都应该倡导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有、参与、创造和控制共同文化；另一方面，纵观伊格尔顿的一系列文学理论著作，如《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我们发现伊格尔顿都是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基础上开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是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中不断吸取养分和灵感的，但是伊格尔顿并非完全站在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内思考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思考与探索中，伊格尔顿也发现了威廉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伊格尔顿跳出了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在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中审视文化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而这个所谓新的理论视野就是在西方理论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渊源

一直以来，在伊格尔顿的思想世界中，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众所周知，在伊格尔顿近四十年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他积极尝试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20世纪西方思想与文化研究历史，从意识形态研究这一独特视角来关注文化理论与文学实践问题，进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在文化批评这个大的视域中构建了关于文本生产的科学，即文学生产理论体系。长久以来，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意识形态都是备受关注与争论的概念，其内容最为复杂，意义最为含糊，无论其内在的基本含义还是外在的社会功能与意义都是扑朔迷离又难以明确界定的。然而，伊格尔顿在其文学理论研究中，从未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梳理，曾专门写就《意识形态引论》试图澄清意识形态的概念。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观念。最早，意识形态的理性概念出现在启蒙主义理想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思想家特拉西是第一位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对于他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关于观念的学说，其核心任务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及发生规律。之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欧洲诸国日渐流行，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和它本身涵盖意义的探讨从未停止。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首创了意识形态的德语词汇，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重要论著中阐述了意识形态概念。在伊格尔顿的老师威廉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意识形态是指特定阶级或集团特有的信念体系；第二，意识形态是指各种幻觉的信念体系，尤其是所谓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它们与真知或科学知识形成对照；第三，意识形态就是意义和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5］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他把意识形态看作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看来，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编造幻想和遮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深刻影响着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写到：“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6］在马克思之后，葛兰西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丰富了其概念，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7］而非错误观念或依附于经济基础的现象，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理论革命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它不仅把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带入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领域，而且更进一步地把意识形态视为霸权斗争的核心范畴，从而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为我们理解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理论基础，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使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上升到实践层面。作为阿尔都塞学派成员，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还深受阿尔都塞理论思想的影响。在阿尔都塞早期著作《保卫马克思》中，他指出“意识形态使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与科学不同，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认识的职能）。”［8］在此，阿尔都塞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是一切社会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他主张意识形态具有现实的社会作用，应该从维持社会运转这一实践职能方面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由此可见，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中，他所关注的并非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而是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信仰机制在社会中怎样发挥其功能和影响的。在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研究的关系方面，在《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一文中，受布莱希特的启发，阿尔都塞开创了从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这一视角去考察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新范式，这一理论范式对伊格尔顿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伊格尔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当代西方理论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极具争议又异常复杂，因为它往往附着于异彩纷呈的各种哲学与文化思想观念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人能把其丰富且复杂的内涵意义提炼成一个单一的定义。在《意识形态引论》一书中，伊格尔顿仔细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意识形态概念，就这一概念内涵意义的复杂性问题，伊格尔顿指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并未简单地继承某种意识形态理论，而是更加倾向于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由复杂的概念交错而成的文本。在阐释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时，伊格尔顿并未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自身封闭的理论框架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模式出发，在平衡和利用多种理论概念资源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科学的分析对象”，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9］在此，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如意识形态的自发性、经验性与无意识性以及意识形态的主体垂询功能，在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并非简单地占有或继承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中，伊格尔顿主要贡献在于它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特别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久违的阶级概念在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中得以回归，并占据了社会政治运动的核心位置。在《审美意识形态》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即阶级视野下来审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文学作品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只有能够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观念和趣味的作品才会被赋予文学作品这一资格，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这个概念通体浸透着某一特定社会阶级的价值判断，符合社会结构中占据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价值标准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文学。换而言之，在形式上，上至阳春白雪的诗歌，下至下里巴人的口述传奇故事只有与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一致才能被称为文学，反之亦然。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政治性是紧密相关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中，伊格尔顿写到：“我希望我已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可不必把文学和意识形态作为两个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的独立现象来谈论。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10］之后，他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情况为例，证明了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首先，伊格尔顿指出，在十八世纪，文学不仅仅体现了占据社会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某些社会价值，还是严密保卫这些价值的深沟壁垒，又是传播它们的大道通衢，此时，文学包括一整套意识形态机构，如期刊、咖啡馆等等，发挥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既传播了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又捍卫了其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显而易见。此外，伊格尔顿认为，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研究强势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宗教的衰落。作为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载体，宗教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限于深刻的困境，在科学发现与社会变化的双重冲击下，人们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理性认知逐渐抬头，宗教这一极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不再能控制普罗大众的感情和思想，其强势的精神统治地位正处于日渐消亡的危险之中，于是英国文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接替宗教继续承担意识形态这一任务，捍卫社会主体权力阶级的统治地位。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是在技工学院、工人院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而非在大学。这表明了，文学的本质即意识形态，它向普罗大众的头脑中灌输着他们在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并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角色与职能上，从而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观念，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正如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意识形态犹如一个幽灵，它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又时时刻刻缠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中。在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建构过程中，马克思、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影响，在梳理西方理论界众多理论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基础上，伊格尔顿批判性地阐述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并围绕意识形态这一核心概念建立起了文学生产理论体系。

三、伊格尔顿文学生产观的理论渊源

除文化批评与意识形态，生产是伊格尔顿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三个关键词，而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观很大程度上受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影响。在人类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开创了艺术生产美学思想，在他的众多追随者中，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则被众学者视为艺术生产理论的创始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思想堡垒———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本雅明是在马克思之后第一个深入思考与研究艺术生产思想的理论家。在他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一系列代表著作中，本雅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拓展到艺术领域，重点关注艺术活动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一文中，本雅明指出“艺术像其它形式的生产一样，依赖某些生产技术———某些绘画、出版、演出等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是艺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艺术生产发展的阶段；它们涉及一整套艺术生产者极其群众之间的社会的关系。”［11］因此，在本雅明看来，与物质生产一样，艺术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归路可循的特殊生产活动，也因而同其它物质生产一样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制约。在艺术生产流程中，生产者是艺术家，消费者是读者，生产过程即艺术创作过程，消费过程即艺术欣赏过程。此外，本雅明还指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是艺术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生产力，并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进一步阐释了艺术的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的重要影响。众所周知，传统的艺术作品总是具有特权、距离、稀罕等属性，而机械复制技术消灭了艺术的这些属性，使艺术的从象牙塔内精英文化这一小众领域迅速拓展到大众文化领域，消解了艺术高高在上的神秘性，加速了艺术生产的进程。伊格尔顿是在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思考文学问题的，他的文学理论思想处处显露着本雅明的痕迹。在论述什么是文学时，伊格尔顿始终坚持文学的物质实在性，并且认为“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来分析它的活动”。［12］正是文学的物质实在性开启了伊格尔顿对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的考察之旅。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伊格尔顿指出“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它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形式。”［13］不难看出，与本雅明一样，伊格尔顿也认为文学生产与其它任何形式的物质生产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通过特定的文学生产方式对特定的材料进行加工处理，从而生产出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作家是主要生产者，作家会使用艺术生产工具把客观材料，如语言、经验、神话、意识形态等，加工成文学作品。因此，文学的生产过程与一般社会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一致的。

论文的基本格式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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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1（三）文稿最后应有附件页，注明作者个人信息，内容见下表：作者基本情况表姓名性别职称 工作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请注明本地区号） 传真 通信地址邮编 E－mail 总书记同志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热烈反响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急切盼望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将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以热爱祖国为荣．初中政治论文可选题材及格式硕士论文的具体格式及英文格式论文的标准格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求科技论文的基本格式及写作方法山东济南2010年下半年自考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要求及格式要求？

论文的基本格式篇5

关键词：马克思 转形理论 价值-价格关系

一、马克思的“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

（一）第一阶段：《资本论》第三卷与第一卷是否矛盾的争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

《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若利亚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直接宣传“马克思在第三卷中已经彻底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因此是一个理论的破产。对此，恩格斯在《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中通过对经济历史的分析，论证了价值规律的客观性，同时证明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及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价值并非必要的虚构”。

1896年，庞巴维克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强调所有的商品的价值都是以劳动而且仅仅以劳动为基础的，但是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却支持各个商品之间必定是按照不同于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的比例来进行交换的，而且这不是偶然和暂时的，而是必然和长久的。所以，这是裸的矛盾。希法亭针对庞巴维克的说法，发表的《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文章指出，庞巴维克对于马克思的批评不仅仅混淆了价值和价格，而且混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他在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在第三卷取消，而仅仅是随着历史的表现形式变化。

（二）“两对总量”能否同时相等的争论（20世纪40-50年代）

1942年，斯威齐发表名著《资本主义发展论》，用了整整一章的内容分析了马克思的转形理论，提出，在多数情况下，总剩余价值和总利润相等的前提下，总价值和总价格却不是相等的，即“两对总量”是否同时相等的问题。随后，很多学者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代表性学者梅（K May）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了，只有在价值和价格都使用劳动时间作为计价单位的情况下，“两对总量”才能同时相等，如果使用货币即黄金作为计价单位，这总价值和总价格一定存在偏离。

随后，多数的围绕“两对总量”能否同时相等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数量关系的内在根源，但是一直没有统一的结论。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多余（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出现“滞涨经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备受争议而此时关于马克思的理论的争论又开始复兴，参与争论的人数众多，代表性人物是萨缪尔森和斯蒂德曼。

萨缪尔森在1957年发表的《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利用投入-产出法指出，马克思的转形理论是不必要的“复杂的迂回”，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强烈的质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是向传统经济学的回归，从而承认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分析不过是一种无必要的、无结果的糊涂思想。

1977年，斯蒂德曼在《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马克思》的文章中，分析到：马克思的价值量分析只是实物量分析的衍生物，在存在固定资本或者联合生产的条件下，商品的价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或者为零。马克思的价值利润率与货币利润率不一致，即使投入的商品实现了转化，这个解也是充满了矛盾，他进一步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不足于决定利润率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必须抛弃，转形理论是无中生有的，利润率先于价值而存在。

纵观三个阶段的争论，焦点虽然不同，但是都是围绕着转形理论――即价值转化为价格的过程而展开的，劳动价值论是否成立成为关键的因素。这些争论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定论。本文不可能终结这些争论，只是提供一个解释马克思转形理论的新视角。

二、理解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一种新的视角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指出，关于价值-价格的转化问题是争论的本质，而这个争论直接导向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必要性。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将劳动分解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马克思只是说明简单劳动通过直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衡量，复杂劳动等同于多倍的简单劳动。但是并没有说明转化的机理。因此后人在理解这个转化问题时产生的争论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认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都应该作为劳动的基本内容，非生产性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价值转移。这样我们就直接讨论生产性劳动，则：

劳动投入形成的总价格=全社会的劳动=总商品价格-不变资本部分的价格 （1）

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价格-价值关系的系数：

价格-价值系数=劳动形成的总价格/总劳动时间 （2）

同时我们将基期的每种商品的平均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近视的视为基期的“简均劳动”，这样我们就确定了一个复杂劳动还原的基本原则：同质等量的生产性有用劳动产品所含有的价值量相等。这样，通过这个基本的原则，再加上衡量价值量的计量方式，就可以比较精确的将复杂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从而由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变，就有可能解决价值-价格的关系，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总价格=总价值=简单劳动所含的价值量总和+复杂劳动复原为简单劳动的价值量总和 （3）

三、未来的研究展望

本文所提出的将复杂劳动还原的方法对于生产性劳动是基本能够适用的，而且采用现代化的计量手段和方法，可以比较精确地反映出来，但是对于非生产性劳动，因为其价值是通过生产性劳动转移的方式进行的价值转移，因此，这中间又多了一个转移的过程，而转移的基准是什么？如何刻画和度量，这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恩格斯.价值规律和利润率.[M]，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附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论文的基本格式篇6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20053

【原刊页号】1～13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601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香港城市大学　SRG#7001509；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zc43)

【作 者】潘海华/韩景泉

【作者简介】潘海华，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韩景泉，教授，在读博士生。(湖南　长沙　410075)

【内容提要】汉语非宾格现象呈显性表现，散见于存现句、非使役句以及被动句之中。在这类结构中的动词无外论元，其唯一的受事或客体内论元不仅具有宾语的性质，而且表现形式也与及物动词的宾语相同。因为动词具有非宾格性质，不能给动词后面的论元名词组指派宾格。本文认为，动词之后的论元名词组虽然无法从动词那里获得宾格，但可以将空主语位置的主格继承过来。在有显性名词组移位的结构中，英语的名词组移位是为了核查强EPP特征，而汉语的名词组移位则是为了生成一个无标记话题。在论元名词组留在原位的同时，汉语非宾格句子允许句首位置出现一个表示领属的名词组。该领有名词组应该分析为基础生成的标记性话题，由述语中的语义变量所允准。论元名词组移入空主语位置则生成受事主语句。

【摘 要 题】汉语言文字学

【关 键 词】显性非宾格现象/内论元/格/话题/主语/特征核查/受事主语

【正 文】

一　引言

非宾格动词现象(unaccusativity)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人们通常把依靠表层句法结构位置显现出来的非宾格属性称为“显性非宾格现象”(surface unaccusativity)。据此，非宾格动词现象在汉语中应该主要是呈显性表现，很多时候凭句法结构位置就可判定动词的非宾格属性。本文把能够从表层句法结构位置上反映动词非宾格属性的句式结构统称为“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surface unaccusative constructions)。常见的这类句式包括存现动词句(1a)、有对应使役形式的非使役动词句(1b)以及被动句(1c)：

1)a. 来了客人　b. 沉了三艘货船　c. 被偷了一辆摩托车

从生成语法理论的角度来看，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的研究涉及到动词的论元结构、名词组的格、句法移位、空语类等诸多理论问题。在相关文献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已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但大多比较零散，未见有系统的探讨。由于对一些语言事实的认识尚存在差异，理论纷争在所难免。

鉴于一些理论解释还存在严重的缺陷，难以准确地反映语言事实的本质，我们拟以生成语法普遍语法理论为框架，对汉语显性非宾格结构的句法性质特征作一次系统的考察，以期就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作出统一的解释。此外，在讨论非使役动词句的生成时我们还将论及汉语中的所谓“受事主语句”。

二　非宾格假说

非宾格现象一直是许多语法学家研究动词及其类型的复杂属性时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Perlmutter首先在关系语法(Relational Grammar)的框架下提出，传统意义上的不及物动词应进一步区分为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与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s)两个次类；虽然它们都属于一元动词，而且其唯一的论元通常都出现在动词的前面位置充当句子的表层结构主语，但两类动词与其论元之间的深层逻辑语义关系却有着本质的差别：非宾格动词的终极主语(final subject)为其起始直接宾语(initial direct object)，即表层结构中的主语是深层结构中的逻辑宾语，而非作格动词的终极主语是其起始主语，即表层结构中的主语也就是深层结构中的主语[1]。这就是所谓的“非宾格动词假说"(Unaccusative Hypothesis)。

Burzio[2，3]继承了Perlmutter的思想并在生成语法的框架下加以发展①。从生成语法管约理论的角度来看，非作格动词在句中只带一个受论旨标记的深层逻辑主语，属于深层无宾语结构，而非宾格动词在句中则只带一个受论旨标记的深层逻辑宾语，属于深层无主语句[4，5]。按照Williams的划分标准[6]，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是动词的外论元(external argument)，而非宾格动词缺少外论元，其唯一的论元是内论元(internal argument)。

2)a. [[，IP]NP[[，VP]V]]unergative

John sang

b. [[，IP][[，VP]VNP]]unaccusative John arrived

从2)可以看出，区分内、外论元是以动词的最大投射动词组(VP)为界线的。作为深层逻辑宾语，非宾格动词的独论元是在VP之内基础生成(base-generated)，随后经过显性句法移位到了屈折语素的最大投射IP的论元位置上，而该位置正是非作格动词主语的基础生成位置。

随着句法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动词组内主语假说”(VP-internal Subject Hypothesis[7，8])的提出，我们有必要对Williams原有的界定作适当的修正。根据动词组内主语假说，所有的论元主语都在VP之内基础生成，都在VP之内接受论旨角色的指派；IP的指示语位置只不过是主语移位后的落点位置，并不能接受论旨角色指派。该假说为论旨角色的指派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动词的所有论元，包括内论元与外论元，都源自VP内部，各自都在VP内有一个接受论旨角色指派的基础位置。因为同在一个动词的最大投射之内基础生成，内、外论元与动词之间的相互结构关系必然都是局域性的(local)。如果接受动词组内主语假说，动词最大投射便不再适合担当划分内、外论元的分界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深层结构位置上的差异会因此而消失，只不过界线有了改变而已，即外论元在VP的指示语位置基础生成，而内论元在V的补足语(complement)位置上基础生成。用树形图表示，例2)a、2)b的结构表达式分别为例3)a、3)b：

3)a

IP

b.

IP

Spec

I'

Spec

I'

I

VP

I

VP

Spec V'

V'

V

V

NP

John[，i] -ed t[，i] sing John[，i] -ed arrive t[，i]

从3)可以看出，非作格动词sing只有外论元，没有内论元，句子主语由外论元充当；而非宾格动词arrive只有内论元，没有外论元，句子主语由内论元充当。

因为深层语义结构上的差异，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在表层句法结构中表现出了一系列的不同之处。人们因而将这些句法特征视为区分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的诊断句式。其中，文献中提到较多的有如下一些：

(一)非人称被动句(impersonal passive)　在一些语言(如丹麦语)中，非宾格动词不允许被动化；相反，非作格动词允许有非人称被动式[1，9]。

(二)助动词的选择(auxiliary selection)　在法语、德语等语言中，非宾格动词选择与英语BE(是)相当的助动词，而非作格动词选择与英语HAVE(有)相当的助动词[1，3，10]。

(三)结果式结构(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在英语中，表结果的词语语义上指向及物动词的宾语，而不指向主语。非宾格动词的主语由于实际上是动词的深层宾语，因而可以带结果补语；相反，非作格动词不能直接带结果补语[10，11]。

(四)过去分词名词修饰语(prenominal perfect participles)　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可以充当直接宾语相应名词组的定语修饰成分。非宾格动词可以转化为类似的形容词形式，而非作格动词则不允许有相同用法[9，10]。

论文的基本格式篇7

【关键词】宪法；信息自决权；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作为法律论证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应如何证成，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哈贝马斯通过对“权利天赋论”与“权利国赋论”的批判，以其沟通行动理论为支点重构了“权利互赋论”的基本权利体系。[1]而阿列克西在一般性的法律论证基础上，塑造了基本权利的证成路径，即规则构造和原则构造。规则是对某事物提出明确要求的规范，而原则是最优化命令，需要运用独特的权衡方式。[2]童之伟教授曾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的现行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不外乎采用三种方式：一是明确限制国家机构行使权力的范围和程序；二是人民权利的概括式保留；三是基本权利的逐项列举。[3]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震山教授则认为一项权利是否值得宪法保障，至少应具备三个特质：一是，从权利本质上，需与国民、人性尊严或一般人格权之保障息息相关；二是，从权利的保障需求言，除专为少数保障所设者外，应具有普遍性；三是，从立宪主义角度言，若不予保障，将有违自由民主秩序与价值观者。[4]汪进元认为，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生命权是基本前提，财产权是生存基础，人身自由则是逻辑起点。[5]上述涉及基本权利的证成方法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从不同切面着手，借由研究者构筑的论证体系论证其所需证明的结论。但是，无论哪一种论证方法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正确与科学。在法学论证的研究路径中，有规范式研究的极致，如凯尔森；有经验式研究的典型，如霍姆斯；有程序式研究的榜样，如哈贝马斯。很多时候，围绕着事实构成与法律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当一层一层的设计了原因，回答了结果，但最终发现循环论证似乎已不可避免，[6]所以，“作出结论本身……（不需要）我们费太大的力气，主要的困难在于寻找前提”。[7]循环式论证陷入了阿尔伯特所说的法律论证中的“明希豪森困境”。阿列克西是带着走出“明希豪森困境”强烈愿意展开他关于法律论证乃至基本权利论证研究的。[8]我国也有学者大呼“中国宪法学如何超越‘明希豪森困境’”。[9]但是，我们会发现任何一种方式走入极端后可能导致的是“深刻的偏面”，若融合各种研究方法，一不小心则有可能陷入“肤浅的全面”。能超越“为什么”式无穷追问的困境吗？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顺利走出的困境。“深刻的偏面”与“肤浅的全面”，你要选择哪一种？或者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基于自己的知识范围与研究能力，在自己可以控制的前提下，围绕命题进行自圆其说式的论证。

作为一项权利的信息自决权是指信息主体对自身信息的控制权与选择，即由公民决定自身信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的权利。在我国，信息自决权是我国宪法未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宪法未明文列举的权利是否肯定不具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属性？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能够在制定的时候全面预见到将来人民所需的权利，基本权利内容总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相适应而无法超越。因此，在未被列举的情形下，还可以从国家权力的限制范围与程序以及人民权利的保留条款中确认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未修改之前，为保障公民权利，合理推定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是所有立宪国家的应有之义。就信息自决权言，其是否为不需要形式的、共识性的、天然具有宪法价值的权利？这不能贸然断定，因此，首先必须假设为其不是共识性的权利。那么若欲证明其也包含于宪法文本内，首先必须从宪法既有权利条款或概括性条款中找到合理的逻辑内容。从本质言，“新的权利或权力能否出现，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活动能否增殖物质财富从而提供新的利益实体和实现利益要求的可能性”。[10]因此，信息自决权能否真正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还得仰赖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推动以及相应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以及重新配置。据于此，本文侧重于宪法文本意义上的诠释，以应然的视角，证成信息自决权理应成为我国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一、从既有权利条款中证明既受制于客观的现实条件，又受制于立宪者的主观性知识能力，应该说没有一项宪法条款在制定时就可以将其外延全部涵括在内。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美国宪法，经历二百多年不倒，究其原因绝对少不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宪法解释扩展宪法条款的外延所发挥出的保障宪法实施的社会和政治作用。从既有权利条款中解释宪法未明示的权利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惯用方式。1965年griswold案，由道格拉斯主笔的判决书中，通过晕影理论（penumbra）来推定宪法上隐私权的成立，即宪法修正案中除了明确列举的明示权利外，尚有边缘性的权利，这些边缘性的权利包含于宪法修正案中所确立的具体基本权利条款中，如第1修正案信仰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中包含结社自由、选择公立或私立或教会学校的自由等；又如第3修正案禁止士兵在和平时期未经房主同意驻扎在其住宅，这包含了隐私权的内容；还有如第4修正案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逮捕中包含的隐私权内容。

我国现行宪法基本权利条款集中列举于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涉及权利条款为第33条至第50条，其中宪法第38条可视为与信息自决权最直接相关的既有权利条款。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此权利条款为现行宪法制定时的新增加内容，为以往三部宪法都不具备的权利内容。之所以会新增加这一权利内容，一般认为是吸取我国十年浩劫惨痛教训的直接体现。“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许多同志都指出，十年，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广大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保护，批评会、斗争会、戴高帽和挂牌游街比比皆是，大小字报铺天盖地。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11]“因此，为了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防止公民人格尊严被侵犯，宪法中增加这个新内容，以国家根本大法给予保障，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正确的。”[12]现行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条款是一项具体的基本权利还是一项宪法原则性的权利保护条款？为了解决此难题，林来梵教授将此条文进行了“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的解读。将条款内容分解为二部分：前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类似于表达了德国“人的尊严”那样的基础性宪法价值的内容。后一部分为“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表达了一项个别性权利的保障内容，大抵相当于宪法上的人格权。[13]林教授对宪法第38条作双重规范意义上解读后，又撰文倡导将宪法第38条前段和后段合为人格权条款，然后认为就大陆法系的人格权理论，我国宪法学便有诸多值得仿效之处。将该条款视为可以进行扩张解释的宪法条款，应该囊括我国宪法中未明文规定的生命、健康、姓名、隐私、名誉、肖像和语言等等权益，甚至可以包括新兴的环境权、婚姻或性方面的自决权。[14]类似的观点还有，“从逻辑上看，《宪法》第38条实质上是一个概括性条款与具体列举相混合的基本权利规范”。[15]也有与此相反的观点，如谢立斌博士认为我国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只是我国宪法上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尚不能构成一项宪法原则。[16]但也有学者认为宪法第38条仅是原则而已，认为“在人性尊严的权利属性上，人性尊严更适合作为宪法权利的权利根源和基础，而不宜作为一项具体的宪法权利”。[17]另外还有学者的主张更为复杂，将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从本质、性质以及功能等三方面论述了人格尊严的宪法意义。[18]上述诸多围绕现行宪法第38条的研讨，若就条款本身的解读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如果从该条款对于其他基本权利所可能起到的价值与作用言，则条款本身是否为一项基本权利还是一项宪法原则不会成为问题的关键。如果认定其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视其为具有德国基本法第1条的“人的尊严”那样的宪法价值，那么此条款具有概括性条款的功能。“从德、日诸国精致丰富的人格权理论观之，人格权内涵中最具特征的当是其‘概括性’，它以保护人格的自主发展为主轴，特别保护隐私权、名誉权和自我决定权等。”[19]仿效德、日、美等国对基本权利概括条款的解读，为信息自决权这一新式基本权利的产生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如果认定其为我国宪法的一项具体基本权利。那么此条款在我国宪法中具有人格利益的基本权利条款。借鉴类似美国griswold案中道格拉斯的晕影理论，人格利益的保护外延有足够的解释空间，而且随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实条件的变化，与人格利益所涉的边缘权利也必然有在宪法上存在的空间。如果认定其为既具概括性权利属性，又具有具体基本权利的功能，那丝毫不会降低其为其他与人格利益相关的新型基本权利提供解释余地的张力。已有学者以著名的“女示众事件”为例，尝试着以宪法第38条为框架设计新型人格权的产生模式。首先将“人格尊严”认定为一般人格权，这意味着，一个涵盖一般人格法益的框架性的人格权应运而生了，它统率着已类型化或将要类型化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为社会变迁中需要保护的新型人格法益上升为正式权利形态提供空间，而新型人格法益的产生模式即为：“人格尊严（一般人格权）?某些具体人格权应成为宪法对人格权进行调整的模式。”[20]在美国法律语境中讨论个人信息侧重于隐私权视角。1974年《隐私法》虽然冠以隐私的名义，但其内容却围绕个人信息保护而展开，被视为行政公权力领域内如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经典法律。联邦最高法院的诸多判决虽都冠以隐私权的名义而赋予宪法保护，但实际上，隐私权保护的权利形态与范围则在不断地累积并发生变化。如有学者总结：隐私权的概念，从沃伦和布兰代斯式消极的“不受干扰的权利”逐渐演进至当前具有积极性的“资讯隐私权”，即“免予资料不当公开之自由”或“对自己资料之收集、输入、编辑、流通、使用，有完全决定及控制之权利”。[21]德国个人信息保护的里程碑判决，即联邦的1983年人口普查案判决，正是以基本法第1条与第2条的人的尊严与人格权为宪法依据，通过对一般人格权至自决权再到信息自决权的逻辑演绎确立了信息自决权为本案的权利核心。基本法秩序的中心是人的价值及其尊严，人身为自由的社会成员必须于自由的自决权下活动。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与第1条第1款所保障的一般人格权，除了特别的自由保障之外，还提供了对公民自决权的保护。公民必须基于自决的想法得出个人权限，即基本上由个人自己决定，何时和于何种界限内公开个人生活的事实。此项权利正也是基于现代化的发展及伴随而来对人格权新的危险而赢得其重要性，此项权利须特别加以保护。[22]因此，无论现行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是概括性权利还是具体基本权利，其都不失为其他与人格所涉的新型基本权利提供解释空间的可能性。人格尊严与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之间，一方面人格尊严可视为为人民保留自己权利提供了价值基础，另一方面人格尊严又可视为是全部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出发点与归属点。正如有学者认为，我国“人格尊严”条款从本质言，它是国家的目的，不能被当作国家及社会作用的手段，人对其基本权利的正当行使有自治和自决的权利。[23]信息自决权的全部核心在于信息主体对其自身信息有选择权与决定权，涉及的是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唯有在自由的选择权与自决权前提下，人才得以成为自由的社会成员。正是如此，公民必须基于自决的想法决定自己的信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因此，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条款有足够的空间来解释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

二、从概括性权利条款中证明在立法技术上，为适应未来不可预期的社会发展变化，同时也避免遗漏需要保护的权利，宪法中除了明文列举具体基本权利内容外，大多还会设置一些概括性条款。概括性条款的鼻祖当属于美国宪法的第9修正案。该条款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从概括性条款中证明新型基本权利的存在是当前诸多国家与地区所采用的最为常见的宪法解释与论证技术。

（一）概括式权利条款设置的本意就在于避免权利的遗漏麦迪逊在《费吉尼亚权利法案》基础上起草了共包含12条内容的权利法案，但在制宪会议中，最坚定的要求将人民权利写入宪法的是乔治·梅森，而麦迪逊最初则持反对入宪的意见。1787年9月15日制宪会议上，对于宪法草案中不列入权利内容，乔治·梅森发表了强烈的反对意见。[24]当列入宪法的提议被会议否决后，乔治·梅森采取了三项行动：一是拒绝在宪法上签名；二是将反对意见公诸于社会；三是在费吉尼亚州的制宪会议据理力争。最终，费吉尼亚州的制宪会议将要求补充公民权利法案作为批准联邦宪法的前提条件。此后，其他一些州制宪会议也提出了类似的条件。[25]华盛顿于1787年9月17日制宪会议上发表了致联邦议会的信中亦指出：“古今往来，要在应该交出的权利和应该保留的权利之间，画出一条精确的界线，从来不容易。”[26]在第1条至第8条权利清单列举基础上增加第9条，是基于一种担忧，即列举了8项权利是不是意味着否认其他权利的存在。同时，第9条宣示了有限政府的理念，即政府不能任意剥夺公民的权利。但是有意思的是，还有第10修正案，该条内容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各州行使，或保留给人民行使。”依理，有限政府的理念有第10条足够。因此，伊利教授认为“第九条修正案背后的思想之一，就是该条文用语中表达出来的思想”，[27]也就是对未列举权利的一种保留性保障。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宪法第9修正案有“限制权力派”与“未列举权利派”的争议，并认为前者接近制宪者的原意，而后者体现当前对第9修正案的理解。[28]美国宪法第9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对于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美国主流观点上，将该权利保留的条款视为未列举基本权利证成的宪法依据。正如有美国学者认为：“第九修正案的语言和历史表明，宪法的制定者们相信存在另外一些重要权利，且不受政府的侵犯。这些权利与前八条修正案中专门提到的重要权利一起共存。”[29]但也有学者对第9修正案与第14修正案的开放性持谨慎反对的态度：“如果我们对于宪法中开放性条文的司法实施，不能发展出一种讲原则的，有望与我们国家对代议制民主的承诺保护一致的行为，那么，负责任的论者就必须认真地考虑下述可能性：法院完全应该不去触碰开放性条文。”[30]这样的规定，从文本意义上理解则具充足的开放性，几乎可以用来支持人民主张的任何权利，而“这样的想法会引起巨大的恐慌”。[31]但事实并没有那样发展，相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以来更象是一个以触碰第9修正案与第14修正案为乐趣的司法实施机构。griswold案中，戈德伯格大法官发表协同意见，强调宪法第9修正案的重要性，认为一直以来，宪法第9修正案是美国所宣示要捍卫的宪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并认为用第9修正案去论证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概念并不限于明示权利，而且包含诸如隐私权这样的未列举权利。第9修正案在联邦最高法院受到重视也从此拉开序幕。不过，历史中，通过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来推定未列举基本权利比更具名正言顺的第9修正案的宪法实践要早的得多。[32]事实上，这两个美国宪法上的概括性条款的使用是灵活而不是死板的。1965年griswold案中第9修正案有了一席之地，但主笔法官道格拉斯既没有采用第9修正案，也没有采用传统的第14条修正案，而是从既有的基本权利条款中以“晕影”理论演绎了婚姻性关系中隐私的自主选择权，并将其视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内容。

就德国言，其基本法第1条与第2条为德国宪法的概括性条款。其核心内容在于“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人人都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信息自决权正是由基本法第1条第1款与第2条第1款延伸，经由的认可而成为德国基本法上的基本权利。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人格权，即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发展人格。围绕着“人格”及“发展”这两个不确定的概念，在德国宪法理论的诸多不同角度的讨论下，此条款也被冠以德国基本法上最复杂的条款。但也正是该条款直接构成了德国宪法上一般人格权的基础规范，即它是宪法上有名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一般人格权。如德国基本法第2条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第4条的信仰和思想自由、第10条的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第13条的住宅不受侵犯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有名人格权。另外，基本法第5条的出版及科学艺术自由、第6条的家庭保障、第8条的集会自由、第9条的结社自由等可视为与人格权密切相连的有名基本权利。

就日本言，日本《宪法》第13条规定：“一切国民，均有做为个人而受尊重。国民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权利，以违反公共福祉为限，于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须受最大之尊重。”此条款通常被冠以“个人的尊严”，并被认为是日本宪法中概括基本权之一。另一概括性基本权是第14条的平等权。如芦部信喜所言，日本宪法自第14条以下详细列举了宪法上的人权，“不过，这些人权规定只是列举了在历史上遭受国家权力侵害较多的重要的自由权利，并不意味着已然网罗和揭示了所有的人权”。而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宪法第13条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国民权利”才是那些“新的人权”作为宪法保障的权利之一的根据。[34]佐藤幸治教授在其1970年隐私权代表论文中，提出“隐私权就是控制自己相关信息的权利”，“受日本宪法第13条的保护”。[35]阿部照哉等亦同样认为“在此，将隐私权解为个人系在道德上自律的存在，追求经判断对自己系属良善的目的，与他人交流，且对自己有关的资讯之公开，有选择范围与性质的权利”。[36]将美国的“独处”或“私事不受干预”式的隐私权逐步解读为“个人就一定私的事情，被解为不受公权力干涉，得自我决定的权利”。37随着信息化社会的进展，进而将偏消极性的隐私权解读为“控制关于自己信息的权利”。[38]（二）我国宪法中的概括性权利条款：人权条款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现行宪法第33条第3款内容，成为当年宪法修改时继“财产权入宪”外的最大亮点。这标志着我国现行宪法首次用一个概括性条款确认了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规范意义上涵盖了“非完全列举主义精神”。[39]韩大元教授曾从规范的角度深度解析了中国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内容为：一是作为宪法原则意义上的人权；二是国家价值意义上的人权；三是转化为基本权利内容的人权。并认为“从价值理念上，人权条款与未列举权利的保护价值是相同的。”[40]类似的观点还有，人权条款是“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安身之所’”；[41]“人权条款”可以通过宪法解释而成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未列举权利条款。[42]与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不同，“人权条款”的解读上几乎出现一面倒的情形，即将该条款理解为我国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

之所以对“人权条款”会有如此一致的评价，原因不外乎，一是基于我们对人权保护的热情，另一是该条款在宪法中所处的位置。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时，围绕着人权条款在宪法文本中的结构位置问题，有三种设计方案：一是写入宪法序言；二是写入宪法总纲；三是写入宪法第33条。[43]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位置是置于宪法第33条，此条位列我国宪法第2章“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中首条的位置。宪法条文的前后顺序的设计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刻意而为。正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的“人的尊严”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价值地位，与其第1条的身份密不可分。现行宪法第33条中原先规定的核心内容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是原则还是权利，在我国也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笔者倾向于是一项原则而不是具体权利。理由很简单，当在描述任何“平等权”时，我们会发现其实“平等”所起的作用是作为定语的修饰词，即强调“平等权”的话语方式都为“平等地保护什么权”或“平等的享有什么权”等。因此，保障平等权的实现，本质上都是在于用平等的精神与原则去保障每一项具体的权利。

就现行宪法第33条“人权条款”，笔者持同样观点，即将其视为我国宪法上的概括性权利条款。同时，另一项概括性权利为平等权。我国已有学者从隐私权的角度论证个人信息控制权，如周汉华教授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是一项宪法权利而非普通的民事权利。[44]但从我国言，首先隐私权是否为宪法权利尚处于学术上论证的时期，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较显著的成果。[45]借用一个尚未在宪法上正式承认的基本权利来证明另一个基本权利，不但缺乏证明的可信度，并且是一种不科学的论证方法。隐私权在美国的发展确实经历了从隐私权到信息隐私再到信息的自我控制权，这是因为隐私权的宪法性在美国已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加以认可，而我国不具有美国这样的情况。在我国要从规范上证明信息自决权的存在，必须以现行宪法涉及公民权利的条款为基础，在这些既有条款内容中，通过学理式的解释方法进行合理的解读以及合乎逻辑的方法才能得以证成。

综上所述，信息自决权能在我国宪法中证成的形式要件主要是宪法第38条与第33条，并且，这两条宪法条文在信息自决权的证成中缺一不可。同时还可参考宪法第37条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9条的住宅不受侵犯、第40条的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以及第41条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以及检举的权利。这些具体的权利条款与信息自决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具体基本权利的实现是信息自决权得以实现的有力保障。因此，这些既有的基本权利条款对于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证成有着辅助证明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信息自决权虽然未被宪法文本明文列举，但从未超越宪法文本。[46]从形式上言，未列举的宪法权利皆可依赖于宪法文本本身的内容进行法理解释或逻辑推演而成，从来都是处于宪法文本之内的。

三、域外经验的佐证从权利的形式规范上看，我国宪法第38条与第33条为信息自决权在我国的证成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规范解释空间。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5条规定，公民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并且在有证据证明其信息记录不准确情形下，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这是我国信息公开制度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即信息主体对其自身信息的获取权与更正权。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未制定之前，这是个人信息保护的一种“搭车”之举。[47]但由于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制未能有效的实施，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对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进行扩充性解释与保护，如果依赖于当前我国习惯使用的宪法修改方式来创设一项新型基本权利，成本代价显然太高，而且也不算是一种好的策略。因此，事实上得承认，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在我国没有多少经验可言。但我国处于一个开放的世界社会之中，并且我国自改革开放后，不断充分汲取着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与制度，包括宪法理论与制度在内。如果能从国外的实践与宪法文本中找到信息自决权作为基本权利而存在，那也可以从另一角度佐证它在我国同样可以成为基本权利体系的一部分。

（一）域外实践中的佐证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美国、德国与日本的实践中，通过宪法解释机构的诠释已成为一项既成的事实，对此上文已有论及，在此不再重复。除美、德、日三个具有典型性又有各自特色的国家外，另有不少的国家与地区同样将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加以保护，虽然不同国家在设计具体保护的法律制度时，有不同的视角及采用不同的概念，但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基本精神内容都围绕着保障公民信息自决权的实现。

在英国，涉及隐私的判例很少，而且至今尚未对隐私权加以确认。因为，他们认为，个人隐私只能是一种法律以外的东西，或者最多它只不过是一种附属的价值。[48]而且英国也没有一部统一的成文宪法典，所以也无法从具体的宪法条款中解读信息自决权是否存在。但有意思的是，英国1984年《数据保护法》论证的初期就是以保护隐私权的视角作为立法的目的。英国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讨论隐私权的立法，其中，1967年里昂的《隐私权法案》、1969年沃顿的《隐私权法案》以及1970年杨格的隐私权研究报告为立法奠定了基础。1975年，英国工党政府发表了《计算机与隐私白皮书》和《计算机：隐私保障报告》。这二份报告重点考察了公共领域内的个人数据使用现状，采用了“数据保护”概念，并就制定数据保护法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1984年《数据保护法》颁布。[49]漫长的隐私权保护立法过程，其最终的成果是以确保信息自决权实现的一系列个人信息保护原则与措施为内容的《数据保护法》。

在法国，美国式的隐私权与德国式的信息自决权被称为个人资料保护权，经由宪法委员会的解释，以宪法第66条为依据发展出个人资料保护权。法国宪法第66条规定：“司法机关作为个人自由的保护人，保证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使此项原则获得遵守。”由此，宪法第66条的“人身自由”为法国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宪法原则。在成文法制上，法国于1978年通过《电脑、资料库与人身自由法》，并建立了一个具有监管性质的全国电脑与人身自由委员会。1987年的《国民身份证制作暨电脑管理系统办法》对个人资料的查询与调阅设置了严格的限制性条件。法国宪法未明文规定个人资料保护权，但通过宪法委员会的宪法解释，从隐私权的角度确立个人资料保护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其中以1993年8月13日与1995年1月16日的两个决议最为重要。1993年决议扩展了宪法第66人身自由的保障范围，将隐私权纳入宪法层面保护的权利，而1995年有关社会安全与计划法的违宪审查决议中，再一次确认隐私权为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确认隐私权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这两个决议都明确了禁止个人资料的永久保存。[50]法国宪法委员会通过一系列决议“提升了私生活保护原则的地位，并且具有宪法价值。宪法委员会在行使监督法律的合宪法职权的同时，也给个人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又一重要保护”。[51]在菲律宾，1998年7月，最高法院在blasf.ople案中宣告菲律宾总统所推行的“国民识别资料电脑化系统”违宪。该电脑化系统的核心内容是以每位菲律宾公民的“人口资料号码”为通用资料码，应用生物特征技术与电脑技术，通过连结全国各机关而成为一个个人信息系统。最高法院判决的陈述理由有二个：一个理由是侵害立法权，违反权力分立原则，另一理由则是认为该计划侵害到人民的隐私权。在电脑系统的协助下，政府将得以建立一个庞大的个人信息库。此信息库的存在对于任何执政者言，都是难以抗拒的滥用权力的诱惑。谁控制资料？谁能接近资料？何种条件下、何种理由下收集？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最高法院以隐私权为依据，适用严格审查标准，认为总统的政命令以模糊、过于宽泛而可能导致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所以违宪。[52]在匈牙利，于1991年4月13日的no.15-ab案中判决认为，涉及以国家普查方式建立国民资料库的宪法争议违反了宪法第59条所保障的个人资料保护权，因此违宪。判决主文中，宣告了两项违宪内容，即为未来任意使用，无特定目标而收集及处理个人资料属于违宪；为无限制的使用而建立一般性、统一的个人识别码属于违宪。[53]上述国家中，虽然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宪法制度，法律术语上习惯用词各不相同，但是，无论是英国式数据保护还是法国的个人资料保护，无论是菲律宾式隐私权保护还是匈牙利的个人资料保护权，所涉及的保护问题大致上都是共通的，即都可视为与信息自决权相关。特别就匈牙利而言，信息自决权内容在宪法第59条的“个人资料保护权”中完全可以视为已被宪法明文规定。

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在信息自决权的确立与保护方面也有若干实践。信息自决权在我国台湾地区率先也是以美国式隐私权的名称确立的。1992年，就银行客户的存款、放款或汇款等有关信息的保护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释字第293号解释”，第一次提出隐私权概念。2000年，就“刑法”第301条第1款及第2款的诽谤罪规定是否与“宪法”第11条保护的言论自由案件，“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释字第509号解释”，第一次从“宪法”第22条这一概括性权利条款中认定个人隐私的保护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2004年，就“三一九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赋予调查委员会调查与吕秀莲在选举前夕遭受枪击真相的这一组织及其职权是否符合“宪法”问题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释字第585号解释”，认为隐私权虽非“宪法”明文列举，但基于人性尊严与个人主体性的维护以及人格发展的完整性，并为保障个人生活秘密空间免受他人侵扰及个人资料之自主控制，隐私权应为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2005年，捺指纹换取身份证案中，“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释字第603号解释”，在“释字第585号”保护隐私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就个人自主控制个人资料之资讯隐私权而言，乃保障人民决定是否揭露其个人资料、及在何种范围内、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向何揭露之决定权，并保障人民对其个人资料之使用有知悉与控制权及资料记载错误之更正权。将隐私权的范围明确延伸至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并有吸取德国信息自决权保护的精髓，王泽鉴先生将该解释称为我国台湾地区的“资料保护的大”。[54]我国澳门特区政府作为《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提案人，其在提案理由陈述中指出，隐私权作为基本权利范畴内的一项权利，如何保障隐私权在不断出现的新科技面前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个人资料的保护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55]由此可见，将个人资料保护的权利纳入基本权利范畴是特区政府提案时的立法目的。当《个人资料保护法》出版时，澳门立法会将其纳入《规范基本权利的法律汇编》，题目为《个人资料保护法》。正如立法会在出版该册法律时所指出的，“最初出版《规范基本权利法律汇编》时，本澳尚未制定有关个人资料保护的专门法律，而现在相关法律通过，是时候以该题目出版新的一册并加入到上述汇编中。这表明立法会将继续秉持推广法律和宣传基本权利的精神，以贯彻澳门的基本法律所宣扬的宗旨。”[56]值得一提的是，孙平博士经过初步统计，发现目前世界上明确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宪法地位的或者明确建立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宪法基础的一共有55个国家与地区。这55个国家与地区基本上囊括了现今世界上经济与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地区。根据各个国家与地区在实践中认定方法的不同，区分了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地位的两种方式，即直接修宪或间接释宪。将个人信息保护直接写入宪法，将其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一部分的已有32个国家，主要集中于北欧与东欧，包括俄罗斯、瑞典、匈牙利等，另外还有西班牙、葡萄牙与希腊等。间接释宪，即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立法的前言、目的或背景等条款中表明个人信息保护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关系的国家与地区有23个，而且，一般而言，这些国家与地区都是以宪法中的隐私权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权利，如美国、加拿大、挪威、我国台湾地区与我国香港地区等。[57]（二）域外宪法文本中的佐证有法国学者认为“欧盟数据保护法的根源是人们内心深处那种控制个人数据的渴望，以避免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数据保护权既见于欧洲人权文献，也见于各国宪法”。[58]从国际组织的文献看，2000年尼斯欧盟高峰会议中，签署并公布《欧盟基本权利》。该第7条规定了私生活及家庭生活受尊重权，第8条明确宣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权，这二条内容被置于的自由篇内容中。随后，该内容全部被吸收于欧盟宪法中，为其第二部分内容。

首先，从上述孙平博士统计结果看，至少有32个国家的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另外，周汉华教授主持《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研究报告，对各国宪法文本中直接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部分也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如爱沙尼亚1992年宪法第42条与第44条规定了中央或地方国家机关收集、储存个人信息的限制以及公民有权知悉政府所掌握的与其相关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又如希腊宪法2001年修正案时增加一款规定个人有直接保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59]其次，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明确了私生活的保护权，这一权利保护在各国宪法文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两位荷兰学者通过计算机处理，对142部成文宪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就其对于“私生活的保护权”在各国宪法中的规定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1788年至1948年间，28部宪法中有24部规定；1949年至1957年间，10部宪法有8部规定；1958年至1966年，42部宪法中有30部规定；1967年至1975年间，58部宪法中有52部规定；1949年至1975年，110部宪法中有90部规定，比例达81.8%。比“私生活的保护”这一个人权利宪法保护比例高的个人权利只有5个权利，从高到低分别为：不受任意逮捕（包括受到公正审判，无罪推定等）（90.9%）、良心自由与宗教自由（88.2%）表达自由（87.3%）、结社与集会自由（86.4%）、平等保护（83.6%）。[60]最后，孔令杰博士在其专著《个人资料隐私的法律保护》的附录四中，对域外资料隐私立法情况以列表方式进行了统计。根据其统计资料，欧盟成员中有21个国家有个人资料保护的法律，其中有明确宪法依据的有17个国家，主要集中于东欧国家。另列举了欧盟外的20个制定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国家，其中有明确宪法依据的有10个国家。61而根据美国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研究的《隐私与人格———全球隐私权法律及发展调查报告》（2004）的统计，现今几乎所有国家均在宪法层次上承认隐私权，从早先的“居住自由”、“秘密通讯”，至晚近一些新成文宪法承认的取得与控制个人信息的权利。

四、结语信息自决权的精髓在于信息主体对其自身信息的选择与控制，即自我决定的权利。由信息主体自由地决定其个人信息何时、何地、何种方式被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虽然不同国家的宪法实践与宪法文本中，围绕信息自决权的确立与保护会以不同的法律术语表示，但不论是隐私权、个人资料或个人数据等等，从上述数据中应该可以得出最直接的判断，即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法治完善国家的宪法实践与宪法文本都已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加以保护。在我国，目前仅能证明的方法是通过现行宪法文本上的逻辑论证与文字演绎。由于没有切实有效运作的宪法解释机制，信息自决权在我国当前，只处于一种理论研讨的阶段。但相信随着理论研究上的不断深入，若能有围绕信息自决权特别是政府数据库所涉的现实冲突问题的不断涌现，当质与量的演变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通过宪法修改或宪法解释的方法将信息自决权列为基本权利并不是梦想。

【注释】

[1]马剑银：《哈贝马斯的基本权利观—商谈论视角的基本权利体系重构》，载《北大法律评论》2010 年第 1 辑。

[2][德]罗伯特•阿列克西：《论宪法权利的构造》，张?译，《法学家》2009 年第 5 期。

[3][10]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51-652 页，第 297 页。

[4]李震山：《多元、宽容与人权保障———以宪法未列举权之保障为中心》，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66 页。

[5]汪进元、高新平：《财产权的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

[6]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二章。

[7][德]卡尔•恩吉施：《法律适用的逻辑研究》，第 13 页，转引自[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3 页。

[8]可参阅舒国滢教授翻译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一书的代译序内容，另外从阿列克西教授的《论宪法权利的构造》一文中也可以感受其欲走出困境的强烈意愿。

[9]周刚志：《中国宪法学如何超越“明希豪森困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11]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3 页。

[12]孔令望：《新宪法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法学》1982 年第 12 期。

[13]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我国宪法第 38 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

[14][19]林来梵、骆正言：《宪法上的人格权》，《法学家》2008 年第 5 期。

[15][20]石毕凡：《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尊严及其规范意涵———以“女示众事件”为例》，《现代法学》2008 年第 5期。

[16]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政法论坛》2010 年第 4 期。

[17]韩德强：《论人的尊严—法学视角下人的尊严理论的诠释》，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7 页。

[18][23]刘志刚：《人格尊严的宪法意义》，《中国法学》2007 年第 1 期。

[21]参见翁岳生：《资讯立法之研究》，台北三民书局 1987 年版，第 39 页。

[22]参见萧文生译：《关于〈一九八三年人口普查法〉之判决》，载《西德联邦裁判选辑》（一），“司法院”司法周刊杂志社 1990 年印行，第 324-325 页。

[24][25][26][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下），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71-773 页，第 866页，第 847 页。

[27][30][31][美]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司法审查的一个理论》，张卓明译，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5页，第 41 页，第 34 页。

[28]郭春镇：《从“限制权力”至“未列举权利”———时代变迁中的〈美国联邦法第九修正案〉》，《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 2 期。

[29][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冯建妹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 页。

[32]如通过 1905 年洛克纳诉纽约州案推定了“契约自由”为第 14 条修正案中自由的一部分。此案的判例在 1937年的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中被，认为“缔结契约双方地位不平等，或为公共卫生而需要保障双方之一方时，政府应有权加以干涉”。

[33]张源泉：《德国之信息自决权》，载《第四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2009 年）》，第 39 页。

[34][38][日]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3-104 页，第 107 页。

[35][日]佐藤幸治：《隐私权（公法层面）的宪法论之考察》，转引自葛虹：《政府巨型数据库与隐私权保护—日本“住基网络诉讼”的启示》，《法学》2010 年第 10 期。

[36][37][日]阿部照哉等：《宪法》（下册），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1 页，第 103 页。

[39]林来梵、季?┟簦骸度巳ūU希鹤魑??虻囊庖濉罚?斗ㄉ萄芯俊?005 年第 4 期。

[40][43]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法学家》2004 年第 4 期。

[41]张薇薇：《“人权条款”：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安身之所”》，《法学评论》2011 年第 1 期。

[42]秦强：《我国宪法人权条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55-61 页。

[44]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人民法院报》2005 年 3 月 21 日。

[45]如张军：《宪法隐私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屠振宇：《宪法隐私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46]有学者论证住宅权为宪法基本权利时提出“超越宪法文本的未列举权”这一观点。参见孙凌：《论住宅权在我国宪法规范上的证立—以未列举宪法权利证立的论据、规范与方法为思路》，《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 年第 5期。

[47]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念、方法与案例》，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1 页。

[48]参见徐亮：《论隐私权》，武汉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9 页。

[49][61]参见孔令杰：《个人资料隐私的法律保护》，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8-123 页，附录四之第 333-344页。

[50]参见徐正戎：《“户籍法第八条捺指纹规定”释宪鉴定意见》，《台湾本土法学》2005 年总第 75 期。

[51]朱国斌：《法国关于私生活受尊重权利的法律与司法实践》，《法学评论》1999 年第 3 期。

[52][53]参见黄昭元：《无指纹则无身份？》，载《民主•人权•正义》（苏俊雄教授七秩序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497-498 页，第 499-500 页。

[54]王泽鉴：《人格权保护的课题与展望（三）》之隐私权（中），《台湾本土法学》2007 年总第 97 期。

[55]《理由陈述》，www.al.gov.mo/lei/leis/2005/08-2005/cn.htm，2011 年 8 月 9 日访问。

[56]www.gcs.gov.mo/showcnnews.php?dataucn=25502&pagelang=c，2011 年 8 月 9 日访问。

[57]孙平：《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法学》2007 年第 7 期。

[58]christopher kuner：《欧盟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温珍奎译，载周汉华主编：《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 页。

论文的基本格式篇8

建构主义成为风靡全球的理论流派，，。，。本研究以建构主义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关键词：课程知识；建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个体建构中文关键词下空一行为论文英文题目（为3号Times New Roman字体，加粗，可以分为1或2行居中打印）。论文英文．(以上是封面）课程论文格式要求（封皮的背面）：1．课程论文采用统一封面，以左侧为准装订成册。2．课程论文一律使用标准A4复印纸打印或使用标准A4复印纸手写稿形式上交。3．论文打印的格式要求：论文标题（使用隶书二号加黑；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三级标题分别使用宋体三．行间距、字体、下标、参考四川大学硕士论文格式字体要求大学的论文里Word里的字体还有间隔什么的格式是什么为什么大学论文要按模板原封不动 一个字体 一个间距 一个标点 都不能不一样人民大学商学院自考本科毕业论文的字体与大小是什么比如标题应该用什么字体..多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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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基本格式篇9

关键词：辩证法；否定性范式；肯定性范式；改革开放；中国奇迹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99-12

作者简介：郭忠义，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长余，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辽宁 沈阳 110036）

辩证法就其对知性思维的超越和自身的辩证本性而言，是一种承载着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理论思维形式，而不应是像一般教科书所说的那样以公理化方式存在的逻辑公式，因为，那种表达仍然是重形式轻内容的知性思维。正如恩格斯在谈辩证法时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①。因此我们认为，辩证法不仅存在内容上的历史进步，也存在着自身辩证本性所决定的肯定性和否定性两大范式（这里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指特定历史阶段的核心理论结构模型，其他理论都围绕着这一核心旋转）的历史变迁。

一、 辩证法范式变迁问题何以存在？

辩证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形式。尽管直至黑格尔才开始了真正的辩证法，但此前已经有着漫长的历史。在辩证法的前史中，辩证法就有着不同的品格和风貌。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辩证法是启蒙运动时期辩证法的祖宗和先决条件；但是，尽管紧张情况相似，解决办法却是不同”②。这里指的是历史的思想运动的辩证主题。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力图将古典哲学与基督教信念、对人和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实现肯定性兼容。18世纪的思想家“对抽象哲学体系没有耐心，不仅攻击经院哲学，也攻击笛卡尔的唯理论。他们在谈理性的时候，心中想的是对智力的批判性和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的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7页。。对基督教的妄自尊大的批判成了他们共同的否定性主题。

18世纪的启蒙精神使以牛顿范式和形式逻辑为基本标志的理性登上了人类精神的王座，并几乎在所有领域确立了至上的权威。然而，无不彰显出时代精神的否定性主题，却掀起了波及全欧的革命风暴。这种风暴在德国采取了哲学革命的形式，黑格尔的肯定性辩证法成为哲学革命最珍贵的思想果实。

康德曾坚信一手执实验、一手执逻辑就可以洞悉宇宙的真理。然而，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了他的形而上学迷梦，使之重新划定理性的边界，并将理论理性或知性思维的对象严格地限制在“现象界”的领域。当知性思维认识形而上学对象“物自体”时必然陷入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就是辩证逻辑幻象。尽管康德认为辩证法是作为“实用的技艺”使用，“在真理的假象之下陈述一些错误的原则，并且试图根据这些原则，按照假象对事物作出主张”[德]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页。；但是，他的思想却直接影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降生。

首先，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牛顿经典力学奠定的主客体符合论范式，确立了让现象界的客观混沌的质料符合主体的主体性原则，即“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正是将这一主体性原则进一步贯彻到了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领域，弥平了康德“物自体”与“现象界”之间的鸿沟，确立了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

其次，康德在他的《逻辑学讲义》中，在“量”、“质”、“关系”的逻辑传统判断分类之外，创设“模态”一类，列入“可能与不可能、存在与不存在、必然与偶然”三对范畴，涉及了概念的内容实质，突破了知性逻辑不管内容的弊端，“表明了从形式逻辑到所谓先验逻辑的转变”，为黑格尔辩证法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同时，康德范畴表的四类范畴，每一类的三项均以正、反、合的方式来说明，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逻辑环节提供了思想资源。

再次，康德在《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第一章矛盾律中，第一个命题就指出，“如果一个命题确实是简单的，那么，它就必须要么是肯定的，要么是否定的。但我的辩驳是：如果它是二者之一，它就不能是普遍的，并且把所有的真值统统都包容在自身之下；实际上，如果它是肯定的，那它就不能是否定性真值的绝对第一的原理；如果它是否定的，那它就不能在肯定性的真值中居支配地位”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页。。第二个命题就指出，“有两个所有真值的绝对第一的原理：一个是肯定性真值的原理，即这样一个命题：任一事物都是其所是；另一个是否定性真值的原理，即这样一个命题：任一事物都不是其所不是”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他还指出，“由于存在着两种真值类型，我们为这两种类型也确定两个第一原理，一边是肯定性的，一边是否定性的”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页。。这些论述为黑格尔存在论提供了“肯定-否定”的基本逻辑框架，为辩证法从“技艺性幻象”到“真理性逻辑”提供了启示。

黑格尔无疑是举世公认的辩证法大师，也是辩证法范式的创立者。他基于传统知性思维在论证存在问题上的理论困境，着眼于“存在”的澄明，用辩证法的理解方式重建形而上学的宏伟框架，展现绝对精神宏大的历史辩证运动。在这最后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中，实现了逻辑学、存在论和认识论三者的同一。

黑格尔的逻辑学或存在论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传统形而上学在阐释存在或本体问题时，总是以一种脱离内容的抽象方式来看待存在或本体，这种方式决定了人们以“非此即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眼光审视世界，脱离开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内涵，仅把存在看成一种僵化的、凝固的、一元孤立的绝对本体，否定一切差异性和对立性，强调无矛盾的抽象同一性。这种形而上学“大都以为只须用一些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它既没有考察知性概念的真正内容和价值，也没有考察纯用名词〔谓词〕，去说明绝对的形式是否妥当”[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5页。。这种形而上学必然会陷入独断论的窠臼。“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肯定其一必真，而另一必错。”[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它“坚持片面的知性规定，而排斥其反面。独断论坚持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坚持各自分离的规定，当做固定的真理”[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通过这种方式理解存在的形而上学就是“知性形而上学”。知性形而上学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讲究从差异中探求同一，从个别中探求普遍，从现象中探求本质，从变化中探求永恒。他要去除一切的繁复多样，个别差异，从中求取至高至大的同一性和普遍性，并将此同一性和普遍性视为关乎整个世界的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形而上学无法诠释存在的真正意义。

因此，黑格尔要重新构建存在论辩证法的理解方式，通过全新的视角去揭示和阐述存在或本体，也就是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程式揭示实体即主体的自在和自为过程，描述绝对精神自身在自然、人类、思维领域的空间拓展和历史演进。在这里，作为实体和主体的绝对精神俨然成了上帝的化身，不仅以这种辩证的逻辑方式实现宇宙的拓展，而且通过自身外化的人类认识实现自我认识，通过绝对精神自身的理论实践实现社会历史的辩证创生。辩证法从存在论角度就是绝对精神（实体）的存在形式，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就是纯粹思想的存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逻辑学即存在论，存在论即辩证法。可见，辩证法是在存在论视阈中确立的，存在论是辩证法何以存在、如何存在的基石。当然，也是辩证法范式变迁的基础。

马克思揭示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虚幻性，从唯物论前提出发重新为辩证法奠基。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2页。。非现实的本质是超感性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精神实体，是一种虚幻的不真实存在。因此，马克思多次声明：“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112页。 “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8—579页。“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2页。于是，马克思将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从黑格尔虚幻的绝对精神，转换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创生的人化自然和社会历史性存在，解释了实践活动和包含着自然的人类历史的辩证生成，创立了唯物史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是人类活生生的实践活动和生活过程。而不是脱离人的自然界及其自在的自然规律。世界影响着人的存在，同时人的存在也改变着世界，人所在的属人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实践的展现，历史就是人与世界辩证的交互生成过程。辩证法也就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历史的基本逻辑。

一旦将人类物质实践活动及其历史过程作为辩证法的原型和存在论基础，辩证法这一人类的理论思维的形式，必然随着人的实践及其场域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就像“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一样，辩证法这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实现自身的范式变迁。

如何界定辩证法的范式呢？

辩证法的范式只能从其奠基者的著作中，从辩证法自身的辩证本性中去寻找。如果说，辩证法的范式受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的辩证本性的规定，那么，我们认为，辩证法存在着肯定性和否定性两大范式。

黑格尔奠定了辩证法的一般形式。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对存在或本体的理解包括如下三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环节：“（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说明〕这三方面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部分，而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2页。正是“肯定”和“否定”构成了黑格尔的辩证本性的基元并贯穿于全部体系的每一个逻辑环节之中，所以，辩证法的范式也就只能从肯定性和否定性去把握。

那么，这一理解能否适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呢？回答是肯定的。

原因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虽然存在论基础不同，但却有共同的历史性本质，都有宏大的历史感，都以辩证法构成其历史的基本逻辑架构。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绝对观念的辩证历史展开，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实践活动中的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历史生成。就属人世界的历史而言，肯定与否定是现实实践活动的基本属性，“否定之否定”则标志着历史超越简单循环的真正进步。因此，肯定性和否定性能够成为辩证法的基本范式，范式变迁能够解释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及其精神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的创生。

二、为什么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属于肯定性范式？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虽然是以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为自身的辩证本性，但是，它既是“存在”的空间性的自在和拓展的逻辑，又是“存在”时间性的自为的历史进展的逻辑。随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存在论基础的颠倒，“现实的历史”——实践创生的自然与人类社会存在的逻辑，也就既表现为肯定与否定的空间性的对立与统一，又表现为历时性的联系与发展。辩证法已经不是黑格尔辩证法建之于绝对观念之上的圆式封闭系统内的辩证演进，而是建之于社会实践之上的开放系统的“现实的历史”发展。于是，随着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和解决方式的差异所呈现的不同的时代主题，辩证法的肯定性特征与否定性特征必然出现此消彼长似地转换，于是产生范式转换问题。

简言之，所谓肯定性范式，就是辩证思维在对事物总体上肯定性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性的理解；所谓否定性范式，就是辩证思维在对事物总体上否定性的理解中包含着肯定性的理解。一般说来，肯定性范式强调联系性、兼容性、发展性，强调过程的有序演进，否定性范式强调对立性、对抗性、飞跃性，强调过程的中断，结构的崩解与重构、无序与重生。在理论的实践取向上，肯定性范式对现实采取基本肯定的理论态度，强调矛盾双方的和谐共生，积极否定现存中的不合理性，并渐进地实现合理性变革，哪怕是最终彻底实现变革，在变革的每一具体过程都存在着对现实事物和秩序的肯定性基调；否定性范式对现实采取基本否定的理论态度，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以至于你死我活，主张彻底否定现存的基本结构及其总体秩序，致力于激进的爆炸式合理性变革，甚至不惜否定现存结构的合理性要素。在政治取向上，否定性范式主张社会革命和剧变，肯定性范式主张社会改善和渐进变迁。

据此判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肯定性范式。

首先，黑格尔的辩证法诞生的欧洲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失败和欧洲封建势力的复辟，这一背景使黑格尔的政治理想也发生了由自由共和向君主立宪的转变。因此，尽管他的哲学有着非常革命的元素，但是，总体上还是相对保守的改良主义基调。这种基调决定了它的方法论必然具有对现实政治的“肯定性”取向。这就使其辩证法具有相应的肯定性范式。

其次，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逻辑程式由肯定、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三大环节构成的圆圈式矛盾进展程式，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极的线性对立统一。其全部体系也是以此为逻辑主线构成的环形宇宙图式，在能动的“否定性”原则推动下最终实现绝对精神的“肯定性”回归。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的场所”，体现了矛盾着的思想与价值的统一与兼容。“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无疑属于肯定性范式。

再次，就其自身的阶级立场和哲学的阶级属性来说，黑格尔哲学是对社会制度现实具有肯定性立场的维护性意识形态。他做过柏林大学校长和政府代表，属于体制内的哲学家。他认为世袭君主制是国家制度的顶峰，王权是普遍利益的最高代表，赞颂现存的普鲁士王国，主张以此为基础而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正是因此，“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它“把现存一切神圣化”的辩证话语引起近视的普鲁士政府感激。“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该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在那种有产阶级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这就决定了他的辩证法必然是肯定性范式。

我们不完全同意国内学界关于黑格尔是否定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束缚辩证法内容的观点（将另文专论）。我们假设，黑格尔的辩证法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辩证法指的就是其整个思辨体系中逻辑环节，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程式。这种逻辑程式规定了黑格尔哲学是无数小圆圈构成的封闭的大圆圈的绝对真理体系。狭义的辩证法是指黑格尔逻辑环节中的第二环节——“否定的理性环节”。

黑格尔对第二环节的辩证法有明确的界说，由于知性“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2页。。这种以有限规定认识无限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独断必然导致自身矛盾。于是，思维进到的第二环节即“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环节，“在辩证的阶段，这些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页。

《小逻辑》在论证这一环节时提出有两种辩证法形式：一种是继续固执于知性思维，就是单纯否定性思维的怀疑主义。“当辩证法原则被知性孤立地、单独地应用时，特别是当它这样地被应用来处理科学的概念时，就形成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作为运用辩证法的结果，包含单纯的否定。”[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页。这一环节由于对知性环节的形而上学独断论采取了一种外在否定的态度，没有看到矛盾性或否定性中的肯定性因素，此环节仍没有超出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模式，是 “彻底怀疑一切认识形式的否定性科学”。

另一种辩证法形式是“哲学的辩证阶段”—— “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之内”，但又不像怀疑主义那样，仅仅停留于辩证法的否定结果，是包含着积极肯定内容的否定。这才是黑格尔所倡导的真理的形式。

这种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immanente Hinausgehen），由于这种内在的超越过程，知性概念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本来面目，即知性概念的自身否定性就表述出来了。凡有限之物莫不扬弃其自身。因此，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只有通过辩证法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并且只有在辩证法里，一般才包含有真实的超出有限，而不只是外在的超出有限”。这种“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通经验里的法则”[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179页。。

与坚持单纯抽象否定的怀疑主义“辩证法”不同，当思维辩证地规定“否定”时，必然过渡到或者说已经过渡到第三环节。黑格尔说，“辩证法既然以否定为其结果，那么就否定作为结果来说，至少同时也可说是肯定的。因为肯定中即包含有它所自出的否定，并且扬弃其对方〔否定〕在自身内，没有对方它就不存在。但这种扬弃否定、否定中包含肯定的基本特性，就具有逻辑真理的第三形式，即思辨的形式或肯定理性的形式”[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页。。“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页。

由此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即使是狭义理解，也不能仅仅作为第二逻辑环节的单纯否定，尽管这种否定性是实现世界一切事物的创造和推动原则。这种环节本身就包含着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并构成了第三逻辑环节的开端。

三、马克思辩证法：由肯定性到否定性的范式转向

马克思开始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后来成为激进的共产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种立场，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和批判意义得以呈现并在马克思哲学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革命性、批判性本质，于是，辩证法实现了由肯定性范式向否定性范式的转向。决定这种转向的因素包括：辩证法存在论基础的转换即唯物论前提的确立，马克思阶级立场的转换和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目标的导引，以及马克思哲学现实性品格的约束。

如前所述，黑格尔哲学中存在论和辩证法是一致的。绝对观念就其存在论而言是精神实体，就其存在形式和活动方式而言是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首先是将唯心主义存在论基础转换成唯物主义前提。马克思将黑格尔自我意识实践展开的辩证法，变成人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并将实践作为辩证法的现实基础；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存在变成人的现实存在，因为“意识[das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β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人类基于物质实践活动的历史。这样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活动的辩证法，就变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也就是实现了辩证法唯心主义基础向唯物主义基础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辩证法也就是唯物史观或历史辩证法。唯物史观或历史辩证法，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要求不能像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从思维原则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历史、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场域出发进行理论思维，因此，辩证法的范式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工业化、市场化的勃兴使社会矛盾迅速积聚、社会阶级分化烈度空前，此前的法国大革命为欧洲提供了示范，哲学革命成为法国革命在德国的思想回声并成为政治崩溃的先导。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种社会情境酝酿着时代的革命主题，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迂腐晦涩的言辞背后和笨拙枯燥的语句中发现了隐含其中的具有绝对革命性质的 “辩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并赋予其革命和批判性的否定性品格。

其次，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激进民主主义青年变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被视为《资本论》先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高扬了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指出了“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马克思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后来明确提出这一目标“只有用暴力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迫切需要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辩证法从肯定性范式向否定性范式的转向也就势在必然。

再次，马克思从青年时起就反对脱离实际的哲学说教，批评“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圆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他坚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后来，他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开启了辩证法的时代精神维度，也赋予了自己的哲学现实性的基本向度。于是，黑格尔作为绝对精神的历史表现的时代精神及其自我认识的哲学，就变成展现人类活动历史进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辩证哲学。这种哲学的现实性旨趣和理论向度，决定了自身必受自己的时代所规定。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必然由黑格尔的肯定性范式，转向革命批判的否定性范式。

当然，否定性范式转向并非意味着“否定性”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唯一本质。我们认为，黑格尔的逻辑是二维的，既是绝对观念或存在自在的逻辑，又是存在自我展现的自为的逻辑；既是存在自身绝对抽象同一、自己规定自己的主观内向的逻辑，又是存在自身自己分化自己、给予自己以客观性的内容并扬弃分化、回归于统一的外向性逻辑。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意义的理解，一是将其作为逻辑学意义的一般思维方式，一是作为前述狭义上的黑格尔辩证法（逻辑的“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环节），即具有推动意义的创造意义否定性思维原则。因此，在赞誉否定性原则的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马克思还说“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这里马克思阐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维度和历史运动维度。“否定性”是历史辩证运动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而思维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环节则是一般的固定的思维方式，是作为结果的存在，是抽象的逻辑表达。它是一种逻辑思维程式，不具有单一的否定性规定。正是因此，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按着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逻辑程式展开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无论是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的宏观叙事，还是对劳动异化的微观考察；无论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主张，还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统一的理想，都隐含着黑格尔的逻辑程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正是用上述逻辑再现了产权制度变迁的宏观进程和走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按照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即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个别性，展开自己的全部论证。他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甚至卖弄起他特有的表达方式，认为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开始否定性范式转向的辩证法，指的主要是历史运动维度的（实践把握意义上的、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辩证法，也就是受现实宏观实践场域约束的、带着主体精神取向的外向性的方法论原则——被实践环境所把握又把握实践的辩证精神，而不是基于内在性的辩证思维的逻辑形式。

四、列宁的辩证法：否定性辩证法范式的完成

由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的存在论原则与现实性品格的规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进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19、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的矛盾的立体化交织，构成了一个冲突的世纪。列宁洞悉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并在哲学上达到了淋漓尽致的主题再现。辩证法以彻底的革命和批判形式成为思想斗争的利器，并主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进程。如果说马克思开始了辩证法范式的否定性转向，那么，列宁的唯物辩证法则标志着否定性范式的确立和完成。其显著标志在于：

第一，辩证法实质与核心发生了转换。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当时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那里，“否定之否定” 的逻辑规律是辩证法的中轴，“否定性”是能动的“推动和创造原则”， 作为否定性原则内容的“矛盾进展”侧重于历史演进，从属于“否定之否定”规律。马克思也提到过“矛盾”和“规律内部的矛盾的展开”问题，但是在标志马克思哲学创立的主要著作中并没有专门谈及矛盾进展规律问题。恩格斯对辩证法问题有过专论并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问题，还涉及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仍是在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主线中演进。直到《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唯一的辩证规律和普遍规律。他说，“所有这些过程，当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唯一的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虽然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依然是按照历史的“既克服又保留”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去论说。列宁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这样，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发生了由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对立统一规律的转换。着眼于历史演进过程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程式，被着眼于空间结构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所整合，成为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和补充，辩证法的所有范畴开始围着这一核心旋转。

第二，对立统一规律中的对立性被推向绝对，辩证法的历史性日渐隐退。形式逻辑认识哲学本体就是知性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是超历史或无历史的注重空间边界的逻辑形式，因此，恩格斯说它是孤立静止甚至片面的思维方式。辩证法的逻辑是超空间边界的历史的逻辑，离开历史的时间维度或空间的边际交叠，辩证法是不可理解的。例如“是又不是”的陈述形式只有加入时间元素，它才是真理，否则无疑会使思维混乱。恩格斯说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讲的正是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的内在超越不同，恩格斯将黑格尔的“概念”间的内在联系和超越变成事物间的联系。反对形而上学主张对象空间边界绝对清晰的“孤立”地看问题原则，主张联系原则。这种原则就空间联系而言，指的是空间边界的交叠，即对立差异的对象间的兼容和同一。肯定否定规律明显地体现了历史性原则，矛盾的对立构成历史的“进展”，历史“进展”中形成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扬弃体现了过程中的事物间对立和同一。列宁的辩证法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高扬，实际上是用黑格尔或马克思的狭义的辩证法——“否定性”原则替代辩证法，用矛盾性、对立性诠释否定性，进而提升对立性的价值。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由于“矛盾是在其本质规定中的否定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因此，列宁突出对立性的矛盾原则，体现了辩证法否定性范式。

第三，列宁将存在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斗争提到空前的理论高度。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的空间对立远超时间意义上的历史兼容。如果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对唯心主义的溢美不足以表明成熟马克思的态度，那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足以证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实践范畴包含着对唯心主义主体性能动性的兼容。同样恩格斯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判也绝不少于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列宁则强调了二者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已经形同水火了。在列宁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因此，这种对立应当成为哲学的党性原则。

列宁的辩证法以唯物主义为存在论前提，以生动的现实实践为基础，适应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反映了俄国的国情和实践需要，因此，取得了空前的实践力量。在实践中列宁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并通过“十月革命”的开拓性实践，引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诞生。

五、否定性辩证法范式的中国实践与辩证法的异化

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其方法论来说就是否定性范式的辩证法。它成为时值革命和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救国的真理，与唯物主义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一起，成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法宝。

唯物史观以其对资本逻辑深刻的批判力、对现实社会矛盾惊人的解释力、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测力在20世纪前30年实现了对中国思想界的理论征服，并迅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主导思想。马列主义在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剥削理论成为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蒙，没有剥削、压迫和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阶级斗争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道路，为天下穷人谋利益、肩负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成为绝大多数国人的历史性选择。在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实践中，等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存在论”原则——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娴熟地运用了作为否定性范式辩证法的政治理论形式——阶级斗争学说，创造性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就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并产生了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

应当说，否定性辩证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瑰宝。20世纪30年代，打上了苏联党内路线斗争烙印的哲学教科书传入并影响了中共领袖的思想和决策，在读西洛可夫等人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高度赞同书中所述列宁关于“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的观点，并且批注道：“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斗争问题”，“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对立的统一性不是本质，对立的斗争（是）” 《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这说明强化了否定性范式辩证法，使辩证法本质由对立统一规律变为对立统一规律中的斗争性。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论原则，这种否定性辩证法依然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

新中国诞生后，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富强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功、世界两极格局的巨大压力与传统专制治理方式和经典思维方式的巨大潜在影响，使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革命成功经验模式化、思想教条化倾向，并逐渐成为“左”的指导思想和行政原则。

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的教条主义论断，被理解为“两个对子”并统领了哲学思维的纲领，加剧了革命经验模式化、教条化进程，“阶级斗争为纲”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论一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这些理论方法论基础的否定性辩证法也改变了它的形式。在革命时期因受“实事求是”的存在论规定而符合国情党情和世情并取得巨大实践成功的否定性范式辩证法，一旦离开了以生动实践为现实的存在论基石，就变成了无内容的空洞形式；一旦存在论基础由“实事求是”原则转向教条主义原则，必然走向恩格斯所说的“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走向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将辩证法简约为对立统一规律，并进一步简约为“一分为二”。从语义学上来说，用“矛盾”规律这一形象比喻对译对立统一规律，实际上强化了外在的空间性对立的涵义，淡化了内在否定性超越的固有内涵。于是，以外在性超越为特征的否定性范式的辩证法就存在跨越辩证法界限的理论可能。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将矛盾规律简约为“一分为二”。他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1963年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5页。随着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观点的全国规模的大批判，“一分为二”成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则。于是，本来是统一物的矛盾双方成为对立面的无限对分和无限对立。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约为“斗争哲学”。20世纪30年代就将“斗争”作为辩证法的本质，40年代就转述并认可“我们的哲学叫斗争哲学”的观点，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 《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他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萧岛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湖北文史》2008年第1期。

总之，以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为标志，一分为二成为辩证法的代名词，斗争哲学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否定性范式的辩证法完全变成了“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这种理论简约使建立于实践的唯物论基础之上的辩证法转换为建之于个人崇拜之上的抽象不变的不可怀疑的神圣教条，转换为异化的“形而上学”。它引导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走向“”迷途，自身也就走到了思想的尽头。

六、改革开放的辩证法：肯定性范式的当代回归

如果说“十年浩劫”是异化的否定性范式的辩证法的直接现实，那么，改革开放新时期则是肯定性范式的辩证精神的实践诠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辩证法范式的肯定性转向和历史回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从“两个凡是”转向实事求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石；从政治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回归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从“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革命、斗争，转向了肯定现实基本秩序的改革开放。党的指导思想的变革实质是深层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重大变革，是从异化的否定性辩证法向肯定性辩证法的历史性变迁。

首先，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理论家勇气和政治家胆略回答了“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来看，“社会主义”不再具有先天的神圣光环，而是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因此，要从实际出发规定概念和理论，而不是从理想的抽象概念和理论出发剪裁现实。这包含着对现实秩序的肯定性理解。尽管现实是如此的不理想，也要在现实中寻找否定不合理现实、走向理想现实的具体路径。沿着这一思维路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应运而生。它以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笔力勾勒出中国的“发展中”现实和发展过程的宏观逻辑，标志着对建国30多年来国情的准确认知。邓小平突破了教条主义思维，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判断标志着党对世情的科学判断，显然这是肯定性范式的辩证思维逻辑的结果。“三个代表”理论突破了阶级斗争的分析模式，将两极分化等社会分层问题置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去考量。党的角色由阶级精英到全民族代表的转换，也只有在肯定性辩证法中才得到了合理地阐释。党情的新变化使全党加深了对稳定（秩序）、改革与发展关系的更深理解。于是，“发展”成为中国当下的历史主题，经济、政治、社会和精神的主题，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民族复兴的百年大计，成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中心，成为公共行政是非成败的价值尺度。科学发展观总结了全球发展的正反经验和中国经验，进一步解决了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发展战略提升为凝结着全球发展理论精华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是肯定性的辩证法的思维逻辑。至于“一国两制”、和平发展道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目标，更是体现了肯定性的辩证精神。

其次，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是一种强国之路，但是，从哲学而言，它同时是一种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直接现实。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对世界市场经济秩序的认可，开放标志着对经济全球化的召唤和对现代经济文明的态度，改革开放标志着对世界秩序的基本认可和逐步融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封闭不仅是因国际环境的严峻而“被封闭”，更是否定性辩证法的否定一切的思维立场导致的主动性“封闭”，是基于理想理念对现实世界的排斥。改革开放不仅是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新选择。改革不是革命性否定性的制度“休克”和“爆炸”，而是在坚持基本宪法制度的条件下的制度自我完善和优化，是在相对稳定的秩序下的包容性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改革最关键的步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诠释了“姓社”、“姓资”没有截然有别的形而上学边界；城市国企股份制改革诠释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兼容对立、奇正相生、相互转化、互相吸收精华的肯定性思维中，过去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变成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和现实生成。中国政治改革以自己的范式和节奏悄然进行，依法治国纲领、公务员制度的引入、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说明中国正在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视界，逐步地吸收消化着全球的政治文明。这种改革是肯定性思维主导的，坚持着中国的优秀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坚信曾经对立的制度安排可以优化兼容，坚信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序进行，更要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秉承着改革和开放的双重理念。30多年来，中国处于200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最显著的标志。可以说，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的一个“时代”，因为它反映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体现了我们时代肯定性的辩证精神。

论文的基本格式篇10

［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共产主义；政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A8；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4－0014－04

1842年秋，恩格斯来到英国，在这个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中侨居两年。《英国状况》写于1843年秋至1844年春，是一组论述当时英国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的系列文章，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发表于1844年的《德法年鉴》；第二部分《18世纪》；第三部分《英国宪法》，因《德法年鉴》停刊，都连载于1844年的《前进报》上。后因恩格斯计划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及英国社会史的文章，就提前终止了《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的写作。《英国状况》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英国状况》中对于宗教的论述，我们首先从恩格斯对态度的发展变化来阐释《英国状况》的写作背景，然后再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

一、从虔诚主义者到青年黑格尔派

恩格斯生于1820年，在青少年时代，受到严格而保守的宗教教育，但也接触到大量启蒙思想家的作品。1838年，18岁的恩格斯遵父命前往不来梅的一家商行实习。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进步思想，他很快接受了当时德国文学一个进步流派“青年德意志”的影响。次年，恩格斯在青年德意志的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工厂的罪恶，对基督教虔诚主义的伪善和宿命论（先定说）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前者摧残工人的肉体，后者扼杀人的精神。

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虽然对虔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并非对基督教全面否定，当时恩格斯对施莱尔马赫等基督教自由主义神学家依旧保有好感。不过，随着恩格斯对哲学研究以及神学批判的深入，特别是接触到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认识到了“人和一切属人的事情（宗教也不例外）都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1］施特劳斯让恩格斯意识到基督教信仰基础的历史性质，是人而不是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施特劳斯让恩格斯开始接触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其无神论观点，这对恩格斯思想发展意义重大。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都是黑格尔的学生，是当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施特劳斯在1835年出版了《耶稣传》，“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批判圣经”；而鲍威尔则在1839年之后，才从极力拥护基督教的立场转而激烈批判基督教。鲍威尔的思想转变受到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启发，而两者的差别在于，施特劳斯认为基督教在历史上有真实的起源，即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分化出来并希腊化的产物；而鲍威尔则认为基督教产生的真正根源是晚期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直接产物，即塞涅卡代表的斯多亚学派和亚历山大里亚得斐洛的神秘主义哲学，认为福音书没有历史的真实，都是个人的杜撰。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对两者不同观点进行过评论，不过抛开具体的细节，我们会发现，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最终对基督教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与其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同原始宗教、民族宗教相比，基督教是一种进步，它突破了所有表象的限制而达到了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存在（反对任何偶像崇拜的上帝）；但是同时它又严重阻碍了自我意识的前进，不能再进一步要求一种最大的普遍性，这就与自我意识作为理性力量要实现的最大普遍性发生了最尖锐的对立。

这样一来，在青年黑格尔派眼中，基督教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坏的一种宗教，上帝的信仰真理与自我意识的理性真理之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套在为宗教服务的人类精神上的锁链缠绕着鲜花，人正像装饰得绚丽多彩的贡献祭用的牲畜一样，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了他的宗教力量，他身上带着的锁链本身欺骗了他，不让他知道这种服务的艰辛。”［2］基督教成为束缚人类精神继续前进的锁链上的装饰性花环，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因此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只有坚持彻底的无神论，才能让人类精神进一步发展，达到哲学（黑格尔哲学）的高度。当时，恩格斯完全接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这套理论，1840年2月恩格斯发表的《时代的倒退征兆》即完全按照黑格尔的这套历史辩证法思路写作，认为历史是一种螺旋运动，旧的思想和宗教观念，如果企图阻碍发展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都将被“粉碎”。

这样，恩格斯变成了一位青年黑格尔式的无神论者，并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思想斗争。1841年，21岁的恩格斯来到柏林履行为期一年的兵役公职，同时还以一位旁听生的身份到柏林大学听哲学课程。1840年威廉四世即位，邀请谢林主持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成为御用哲学家。对于谢林在柏林大学宣扬的启示哲学，恩格斯从1841年底开始，连续写下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等一系列批判文章，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这一时期，恩格斯主要的观点，即“黑格尔帮”不再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界限”了，哲学与宗教不可调和，黑格尔哲学必将突破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当时恩格斯坚持的无神论是建立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无神论，还不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1841年6月费尔巴哈出版了在德国思想界引起轰动的《基督教的本质》，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引起充分重视，他在《谢林与启示》中认为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

总之，在恩格斯于1842年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意义上的无神论，主要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来对抗基督教神学，认为在历史的螺旋上升中，哲学与宗教无法调和，人类精神必将突破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最后形式，实现黑格尔哲学的高度。

二、对宗教本质的阐述以及宗教问题最终解决的途径

1842年英国无产阶级大罢工，经济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恩格斯在英国深入考察了社会经济状况。以往恩格斯也意识到“利益”的重要性，但将其作为第二位，而将“原则”作为首要性的。但随着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这一观点立场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也影响到他对宗教问题的看法。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第一部分中对宗教本质的阐述是：“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3］在这里，恩格斯将宗教视为人的一种异化，人“正把自己的本质当做一种异己的本质来朝拜，并加以神化。”［4］恩格斯对宗教的这种理解，明显受到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我何必照抄费尔巴哈的话呢？”［5］

当然，此时的恩格斯并非完全照搬费尔巴哈，而毫无创见。我们都知道，费尔巴哈在人为何发生这种宗教异化时，只能拿人本主义来搪塞，实际上并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第二部分中，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对此问题有比费尔巴哈更为深入的思考：“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因此，财产，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颠倒完成了”。［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雏形，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而马克思关于宗教异化观念的形成，与恩格斯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产生了异化，金钱成为了世界的统治者，人的宗教，即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基督教也发生了异化，“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的反映”；“人在宗教中丧失了他固有的本质，使自己的任性外化，现在，在宗教由于历史的进步而动摇之后，他才觉察到自己的空虚和不坚定。”［7］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抨击现代基督教世界秩序的伪善；我们唯一迫切的任务归根结底就是同它进行斗争，使我们摆脱它，使世界摆脱它；但是，因为我们是随着哲学的发展认识这种伪善，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斗争的”。［8］恩格斯这里讲的同基督教的斗争，主要还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同基督教的斗争，“读一读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的著作吧”。即把基督教作为历史发展中宗教的最后一个形式，这一形式必将被突破。“据说应当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或者应该等待将来产生这样一种宗教。这是不可能的；产生宗教的可能性一点也没有；继基督教，继绝对的即抽象的宗教之后，继‘宗教本身’之后，不可能再出现任何其他形式的宗教……继基督教之后，不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宗教。泛神论也是不可能产生的！泛神论本身就是基督教的结论”。［9］

在黑格尔哲学这里，基督教是宗教的最高形式，但宗教被突破之后，或者说基督教国家被突破之后，人类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超越了以往青年黑格尔派抽象而空洞的理论，结合他所接触到的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提出了继基督教国家之后，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共产主义理论的演变，至关重要。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即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顶点。”［10］但是这种“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比权更不道德、更残酷。――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11］

在这里恩格斯预言了在封建社会最后产生的基督教国家也必然灭亡，而基督教国家的灭亡则带来国家的衰亡，人类进行全新的一个时代，“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这实际上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形态演进学说的雏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原初的发展形态。

恩格斯提出基督教国家必将灭亡，人类社会必将代之以共产主义社会，并非理论上的玄想，而是与当时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紧密相关的。侨居在英国的恩格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待基督教和教会的态度截然不同。恩格斯在写于1843年5月的《伦敦来信三》中指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更有原则和更为实际，主要是因为他们公开反对各种教会，并且根本不愿意同宗教打交道。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他们一般都有一个会堂（会议厅），人们每个星期日在那里听讲演，这些讲演往往是跟基督教论战和主张无神论的”［12］。但在法国情况则完全不同，恩格斯在写于1843年10月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程》中指出：“然而，奇怪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者一般都反对基督教，他们不得不容忍那些真正基督徒所持的种种宗教偏见，而法国共产主义者，虽然属于以不信奉基督教著称的民族，反倒是基督徒。他们最新的一个公式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据说最早的基督徒生活其中的公社等等来证明这个公式。可是这一切只表明，这些善良的人们不是最好的基督徒，尽管他们以此自居。因为他们如果是最好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就会有更正确的理解，就会相信即使圣经里若干段落会有利于注解共产主义，但是圣经教义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乎理性的措施截然对立的。”［13］

正像青年黑格尔派不能容忍将基督教与哲学进行调和一样，恩格斯也不能容忍将基督教国家与共产主义进行调和。因此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明确提出，基督教国家必然灭亡，代之以全新的一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共产主义）。这一主张，虽然并非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日后的发展并非毫无作用。从上述恩格斯早年的观点，我们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恩格斯晚年为何对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宗教有一种天然的厌恶；以及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中从“最下层受苦受难的人”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兴趣所在。

三、对《英国状况》的评议

侨居于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恩格斯却在《英国状况》中郑重敲响了这一社会制度的丧钟：“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14］

在这里，“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实际上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自身也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但将基督教国家视为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终形式，无疑是有问题的。恩格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实际上是指信奉基督教某一教派观点为正统的国家，即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的将犹太教视为异端的德国，或者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批判的将天主教等视为异端的英国。恩格斯这种对基督教国家的看法，对于揭露这类国家的虚伪性无疑是深刻的，“英国，按照它的宪法，实质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国家和教会完全融为一体并且密不可分。但是这种教会和国家的合一只能存在于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之中，而且排斥其他一切教派；这些被排斥的教派就自然被宣布为异教徒，并遭到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迫害。”［15］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近代政教分离原则逐步落实，这种“基督教国家”也在发生变化，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也承认“历史的进步是阻挡不了的，1688年的立法和1828年的社会舆论之间的距离社会如此巨大，以至这一年连下院也察觉到它必须废除那些反对非国教徒的最苛刻的法律了。宣誓法以及市镇机关法的宗教条款被废除；一年以后随之而来的社会天主教徒获得了解放”。［16］显然，现实表明基督教国家不是国家的最后形式，青年黑格尔派的教条是行不通的，在基督教国家之后，至少还有恩格斯所谓的“不确定的基督教国家”，或者更明确地说，它的完成形式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形态，而后者可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共产主义。

毋庸讳言，基督教国家的灭亡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国际的灭亡，同时带来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过于乐观甚至幼稚的看法。同时期，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马克思在撰写于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中发现：19世纪的美国是已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政治解放的国家，但那里宗教依然繁荣，“问题在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怎样对待宗教？既然我们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那么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17］因此马克思认为基督教国家的灭亡只是“政治解放”，而在政治解放之后有“人类解放”（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两者不能混淆。无疑在这个问题上，1843年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看法，关于宗教与国家关系的看法，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现得更为成熟一些：“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由此可见，甚至在绝大多数人还信奉宗教的情况下，国家是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18］

在政教合一国家中，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以宗教革命为前提，但在政教分离的国家中，进行政治革命，是否还必须将宗教的批评作为一切批评的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值得反思的问题了。一般认为，宗教或者具体说基督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积极的革命作用，经典作家对新教改革都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到18世纪中叶以后，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就将宗教，特别是欧洲的基督教作为革命阻碍势力甚至革命的对象了①。但这一看法也时常出现反例，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在反殖民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否认的。正像韦伯指出的基督教加尔文派在资产阶级形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甚至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指出，英国基督教“非国教派”，特别是卫斯理宗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②

实际上，恩格斯对宗教的认识绝非僵化，思想成熟时期的恩格斯，摆脱了将宗教视为具有无时间性的“本质”这种看法，从具体历史中去认识宗教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基督教在奴隶社会、罗马帝国、封建等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不同的作用。特别是恩格斯对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的看法尤其值得关注，“恩格斯打破了自启蒙运动的线性历史观，承认唯物主义和宗教之间的斗争并不必然地与革命与反革命、进步和倒退、自由与专制、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相对应。在这个案例（17世纪英国的清教运动）中，情况恰恰相反：革命的宗教（基督教加尔文宗清教徒）和专制主义的唯物主义（霍布斯及其支持者代表的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哲学）相对立。”［19］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说：“我们根本没有想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归根结底也只是用来检验逻辑运算问题。嘲弄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所为”，［20］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尊重历史事实，而不是对宗教进行黑格尔式的概念推演、逻辑否定。与时俱进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是我们当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经典作家原著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

［2］鲍威尔．对观福音书作者的批判（3）［M］．马列主义研究资料（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