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十篇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1

1、苏轼是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2、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3、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4、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来源：文章屋网 ）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2

蔡京是福利制度推手

蔡京执政之时，正是北宋的福利政策全面铺开之期。他推动建立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三个系统：一为居养院，是政府设立的福利收养院，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乞丐、残疾人，被收养的孤儿还将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二是安济坊，是福利医院，免费收治穷苦的病人；三是漏泽园，即福利公墓。这三个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对穷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按照蔡京政府的规划，天下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救济无法生存之人。

宋王朝的福利政策当然不是蔡京首创，蔡京执政之前，北宋已建立了居养院与安济坊，不过，宋朝的福利机构却是在蔡京的推动下全面展开的。而当蔡京罢相之后，北宋的福利制度则出现明显的收缩。可以说，极力发展国家福利确实是蔡京的执政偏好。

历史上的蔡京被列为北宋“六贼”之首。不过，我们大可不必因人废政。了解蔡京作为北宋福利制度重要推动者的另一个身份，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个更为立体的蔡京形象。

苏轼是一位工程师

蔡京二十六岁在杭州钱塘县当县尉时，他的上司杭州通判正是三十七岁的苏轼。你知道，苏轼也是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宋代名士，既是政治家、学者、蜀党领袖，又是大书法家、美食家、大诗人，不过我们未必知道苏轼的另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充满奇思妙想的工程师。

苏轼晚年在惠州为官，还协助朋友修建了广州城的自来水供水系统。你没听错，宋代广州已经建成自来水供水系统，它的设计师就是苏轼苏大学士。今天的广州博物馆，还陈列着宋代广州城自来水装置的模型。

时为北宋绍圣年间，新党执政，作为旧党领袖的苏轼失势，被贬岭南惠州。他听人说起广州城缺乏饮用水，恰好广州知州王敏仲是他朋友，便给王知州写信，提出一个解决饮水难的方案：蒲涧山（即白云山）有泉，可在“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

王敏仲根据苏轼的提议与设计，真的将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又向他提了一个更细致的建议：“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有了这些小孔，发现水管堵塞之后，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哪处小孔不出水，便可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更换那根竹管就行了，不会累及整个供水网络。

辛弃疾是一名剑客

苏轼的词，开宋词豪放派之宗，执豪放词之牛耳。与苏词并列于文学史的是南宋的辛弃疾词，世称“苏辛词”。说起诗人辛弃疾，他也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武功高强甚至有点心狠手辣的大剑客。吹嘘“十五好剑术”的李白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辛弃疾出生在济南府，少年时，济南已沦入金国之手，他的祖父也在金朝为官。但辛弃疾要效忠的国家是大宋，不是大金。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攻宋，后方中原故土的宋朝遗民趁机发动起义。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拉了一支两千余人的队伍，加入耿京领导的山东义军。次年，辛弃疾受耿京委派，潜回南方的宋朝，拜见宋高宗，“奉表归宋”。高宗大喜，封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让小辛带委任状潜回金国，召耿京归宋。但辛弃疾回到山东时，却得悉一个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耿京已被叛将张安国杀害！张安国带着耿京人头投奔金营去了！

这这这，如何是好？辛弃疾竟率领五十名勇士，直闯敌营。其时张安国正在金营“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突然闯入，生擒张安国，“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然后，辛弃疾押着张安国，一路闯关南下，抵达南宋杭州。时小辛方二十三岁。关羽之勇，也不外乎如此吧。

朱熹是一个“三体迷”

朱熹，当我们提起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时，联想到的人物形象大概就是一名严肃的道学家、儒学的集大成者。许多人未必知道，朱熹还是一位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并保持着终生思考的天文学家。

很小时候，朱熹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宇宙的尽头在哪里？他自述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搞音乐的才女吴虹飞说，她是霍金的门徒，成天思考宇宙的边界。其实朱熹也是这样子。如果刘慈欣在十二世纪出版了《三体》，朱熹一定是一个“三体迷”。南宋时还没有《三体》，朱熹只好将宋朝的一本自然科学著作――沈括的《梦溪笔谈》翻得滚瓜烂熟。在与朋友、门人的谈话中，朱熹无数次引用《梦溪笔谈》，事见《朱子语类》。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3

苏轼是一位工程师

苏轼是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宋代名士，既是政治家、学者、蜀党领袖，又是大书法家、美食家、大诗人，不过一些人未必知道苏轼的另一个身份一充满奇思妙想的工程师。

苏轼晚年在惠州为官，还协助朋友修建了广州城的自来水供水系统。

你没有听错，宋代广州已经建成自来水供水系统，它的设计师就是苏轼苏大学士。今天的广州博物馆，还陈列着宋代广州城自来水装置的模型呢。

时为北宋绍圣年间，新党执政，作为旧党领袖的苏轼被贬岭南惠州。

他听人说起广州城缺乏饮用水，恰好知广州的王敏仲是他朋友，便o王知州写信，提出一个解决饮水难的方案，内容大致如下：蒲涧山（即白云山）有泉，可在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

王敏仲根据苏轼的提议与设计，真的将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又向他提了一个更细致的建议：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有了这些小孔，发现水管堵塞之后，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哪处小孔不出水，便可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更换那根竹管就行了，不会累及整个供水网络。

凭着广州城自来水工程的设计者身份，苏轼便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工程师。昔日林语堂先生著《坡传》，称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一个大文豪，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林语堂果然是坡的隔代知音，不忘记将苏轼的工程师身份列出来。

朱熹是一个“科幻迷”

朱熹，当我们提起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时，联想到的人物形象大概就是一名严肃的道学家、儒学的集大成者。许多人未必知道，朱熹还是一位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并保持着终生思考习惯的天文学家。

很小的时候，朱熹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宇宙的尽头在哪里？他自述自己从五六岁起，便开始思考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听人说四方无边，他便有疑惑，认为天地好像墙壁，后面也应该有个什么物事。思量得几乎得病，却直到他过世，也不知那“壁”后是何物。

搞音乐的才女吴虹飞说，她是霍金的“门徒”，成天思考宇宙的边界。其实朱熹也是这样子的。如果刘慈欣在12世纪出版了《三体》，相信朱熹会是一个“三体迷”。

朱熹尽管到老都不知道宇宙的尽头有些什么，但是一直在尝试着对一些天文学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

他解释雨的形成，说了类似于这样的话：“阳气正升，忽遇阴气，则相持而下为雨。”现在我们都知道，下雨是受热的水蒸气在高空遇冷空气，形成小水滴的自然现象。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4

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生活世界的形成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打碎它却可能在弹指一挥间。马克斯・韦伯有名言：“人是悬挂在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坡既是大文豪，又是维护意义之网的生活大师。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眉山毓秀

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

理由是两点：风俗，道德。

四川眉山是坡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在成都、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之间。园林优雅的三苏祠，供着苏家三父子的塑像。1963年，、到眉山，激动不已的总司令挥笔写诗：“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而元帅也曾说：‘吾爱长短句，最喜是苏辛!’辛，指南宋的辛弃疾。”

北宋蜀地有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不知是真是假。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俱属“唐宋散文家”。

苏轼家境不错，早年幸福。母亲程氏有佳名，原系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她对苏轼的教导，史书多有提及。乳娘任采莲，几十年慈眉善目，以七十五岁高龄谢世，苏轼为她撰写墓志铭。大文豪的巨笔，一生写过的墓志寥寥无几，王公贵族请不动的。母亲与乳娘，双双呵护苏轼的生长。及至成人，先后又有三个女人出现在苏轼的生活中，她们都姓王：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宋朝女人，我们终于能知道全名了，不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夫人，只留下她们的姓氏。

王弗、王朝云，惊人的美丽，无论是她们的外貌，还是她们的内心。

母亲、乳娘、妻妾，环绕着坡。有趣的却是坡翁一生以豪放著称。女性的慈爱与温柔，给了他一颗异于常人的仁慈之心，但并未使他的性格有丝毫走样。他是男人气十足的。他悲天悯人有如杜甫，却比杜甫更快乐。他有很好的遗传：性格像父亲，而父亲又像祖父。

祖父苏序，是眉山街上出了名儿的怪老头，酒量奇大，着装古怪，学神仙张果老倒骑毛驴，口中念念有词，写过几千首永不流传的诗。他最大的爱好是打抱不平，官府不讲理，他会冲到府衙去，有理有据批评州官县官，好像他是上级。丰年他积谷屯粮，街坊以为他瞅着灾年要太捞一把，因为他永远让自己显得莫测高深，叫别人捉摸不透。两年后果然闹饥荒，他在自家门前贴告示，围观的群众多达数百人。告示写得歪歪扭扭，而内容大快人心：屯积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灾民。

这些都是真事，史料记载明确。

过了三十余年，苏轼在杭州办“永安坊”，是为中国第一家公立私助的慈善医院，看病不收钱。祖孙二人行事，仿佛商量过。其时苏序已死去多年。

宋史说：“蜀人不好出仕。”

走出去当官叫出仕。一个北宋读书人，他必须从他的家乡走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举人、进士，由朝廷分派到全国各地。即使小到九品官，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唐朝盛行科举，普通庶族子弟，经过寒窗奋斗而荣登士族，从此改变家族的身份。唐末陷入战乱，武人称雄，斯文扫地。不好出仕的，远不止是蜀人。而天府之国远离战火，百姓过着相对富足的日子，懒得翻过崇山峻岭去求仕。

苏轼祖上五代人，没有一个当官的。

北宋一统天下，版图不及盛唐，人口数字相近。宋太祖赵匡胤调整国家战略，抑武人，重文士。这一调就是百余年，既有丰功伟绩，又有种种弊端。北宋文气大盛，文坛巨人、学术泰斗纷纷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创下历史之最。

科举之风劲吹。两宋三百年，单是眉山这样的小地方，就有进士八百余名。

苏洵却不喜欢科举，他喜欢趁年轻到处走，“游荡不学”。家里有祖田，有经营绢帛的小产业，为他提供游荡的盘缠。游到手头拮据时，婚姻又带给他新的支撑。婚后他继续远游，妻子程氏“耿耿不乐”。二十七岁他忽然发愤读书，埋头苦干了，六年不抬头，也不写一个字――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于是发誓，不读透经史绝不再提笔为文。

此时苏轼两三岁，家里忽然有了许多书。

宋代的眉山，是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之一。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著名的孙氏书楼，藏书达数万卷。

而苏轼的远游，何尝不是很好的学习?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春秋战国五百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埋下中国人游历的基因。

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太守张方平；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苏洵以一介布衣，能有如此交游，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他本人有才华，有闯劲；其二，北宋大人物大都平易近人，不拿臭架子。苏洵倒有点拿架子，在人格上藐视王安石。

……

封建社会虽然等级森严，但是前唐与北宋有令人惊讶的宽松局面。大臣指责皇帝的事情经常发生。皇帝的重大决定，大臣若是不同意，那就很难让他执行皇命，他宁愿拍屁股走人。类似公司员工拒绝与老板合作。皇帝还不能因此降罪于他，有时候还讨好他，担心他退休不管事。

唐朝以诗取士，北宋文人主政。人文修养于政治，看来是举足轻重。

北宋值得研究。

苏洵的发愤和远游，为苏轼提供了两种财富：书籍的氛围，世界的广阔。

坡不可能是那种一天到晚枯坐书斋的男孩，他会八方撒野，天上都是脚板印。眉山老城，穿城三里三，环城九里九。城里除了街道，也有田地，有河流。东门外有繁忙的水码头，有宽阔的岷江，有踏青的好去处墓颐山。而站在西边的城墙上，抬眼便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峨眉山……北宋的眉山城因是州府所在地，城中八千户，小孩子永远是高高矮矮结队成群，今天拿钓竿明天揣弹弓的，春夏秋冬有的玩，而玩的花样超过一百种，包括斗嘴打架――男孩儿不打架还能叫男孩儿吗?到处都有清凉的水、可供攀援往水中扎猛子的黄桷树。男孩谁不是浪里白条?过节了，过年了，男孩女孩穿新衣，走东家串西院……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

“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一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理由是丽点：风俗，道德。

他深知风俗与道德来之不易。

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生活世界的形成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打碎它却可能在弹指一挥间。马克斯・韦伯有名言：“人是悬挂在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意义的生成必定是缓慢的，犹如绿色果蔬不能用激素。意义的嬗变同样需要足够的过程。意义之网若是被无形的手粗暴扯烂，人就会变成被拔掉了触须的虫子，到处乱窜。

社会生活，形同一张覆盖每一个角落的大网。

生活的诸般韵味儿，取决于这张大网。大网扯烂了，小网难保完整。

对生活的总体考察、把握，古今哲人走得很远了，如同触须强劲而敏感的虫子。有趣的是，他们不约而同所看重的，正好是普通人积聚生活韵味儿的地方。

坡既是大文豪，又是维护意义之网的生活大师，

初仕与家变

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看文章，观书法，听他滔滔不绝，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弱冠之年的苏轼进京应考，一考就拿了事实上的状元：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苏辙也考上了。两兄弟金榜题名，京师轰动，苏洵半夜里酣梦中都要笑醒。苏轼很能考，目标明确像白居易。他被称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考不上一切免谈。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文章的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头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终身朝着这个方向奋斗。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理念，二十岁就趋于成熟了。另外，他惊人地大胆，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闹得考官梅尧臣查史料一头雾水。问他时，他竟然说：想当然耳!

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是杜撰圣人。

胆大源于自信。这可不是一般的自信，信手一笔，可能自毁前程。来自全国各地的黑压压的考生们谁敢?这事正史野史都有记载，可信度不成问题。

没办法，这就是天才。

三父子在汴京得意了，老家眉山却传来噩耗：程夫人因病去世。也许她至死不知道两个儿子双双高中。

苏轼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回老家丁母忧。陆路水路昼夜兼程，要走两个月。

丁忧三年。

丁忧古制蛮有意思，不管你官居何职，必须丁忧。丁忧既是尽孝，又是对官场身份社会角色的中断和超越，使人返回他的赤子本源，有可能从源头上重新打量他的生存。说到底，人间万事，除了铭记、追思父母的恩典，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暂停的。丁忧淡化官本位……

苏轼进京前已有妻室，不然的话，婚期要推迟到三年以后。

夫人王弗，青神县人，那地方山青水秀，小城古朴。今日高速路，到眉山城仅三十分钟，路牌上几个格外醒目的大字：坡初恋之地。王弗是小城孕育的佳丽，秀外而慧中，面目姣好。其实即使她相貌一般，她也是古代最美丽的女性之一。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献给她的。从古至今，悼亡之作何止亿万，苏轼此词公推第一。它能表达所有人怀念亡妻的感情。

关于王弗，稍后再讲。

丁忧结束，再赴汴京。这次是举家迁徙，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王家渡”上船，直下嘉州渝州，出夔门向荆门，抵京师，沿途阅县三十六。苏氏兄弟到吏部办理了注官手续，分别被任命为县主簿，类似办公室主任，均辞不受。宋代官吏，拒绝任命是常事，小到县吏大到宰辅。

苏轼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这第一叫做“制科三等”，宋代开国一百年，考上三等的，苏轼之前仅一人。一二等皆虚设。苏轼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老皇帝显然被这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看文章，观书法，听他滔滔不绝，虽然他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好听。比如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言下之意，此时的宋仁宗有点像晚年的唐玄宗。

苏轼初见皇帝，非但不怯场，反而壮怀激烈。这说明三点：

一、苏轼的天生气魄。

二、苏轼的忠心耿耿。

三、开明的政治风气。

仁宗当天回后宫，对曹皇后感慨地说：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啊。

另一位指苏辙。苏辙制科试入四等。

考试前有个小插曲：考生们报名很踊跃，主考官开玩笑说，苏氏兄弟在此，你们觉得有希望吗?于是考生散去大半。

十年一度的制科试，录取名额不超过五个。考生们熬更守夜做准备，却被苏氏兄弟吓退了。

考期临近了，苏辙偏又生病。宰相韩琦下令延期。

这两兄弟的风光可想而知了。他们的文章风格成了考生的典范，京城民谣说：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欧阳修甚至在他的沙龙里对新老作家说：三十年后，无人知道老夫也。这位北宋文坛领袖的话，在时下文坛的语境中听上去像奇谈怪论，像藏着什么阴谋。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他公开对人讲：“如果我是考官，我就不取他。”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朝廷对苏辙的任书他不肯写，事情便耽搁下来，无限延期。北宋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

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签判，任期三年，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风翔在陕西，距京师一千二百里。嘉六年(1061年)的冬天他走马上任，老父与弟弟留在汴京。

苏轼初做官，却跟领导闹起了别扭。

到凤翔半年，碰上新太守陈希亮，陈原是眉山青神县人，王弗的同乡。此人与苏洵也属旧交，按常理，该照顾苏轼才是，可他对苏轼严格得不近情理。他个子小，眼睛有点斜视。训斥部属喉咙大，动不动就暴跳如雷。部下都怕他。

苏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了几件事，受到小民称颂；衙门里他人缘好，同事们亲切地称他“苏贤良”。陈希亮却命令：谁也不许叫苏轼为苏贤良。

二十七岁的苏轼为此很不高兴：皇对他客气呢，这怪老头却压制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生怕他的才干盖过太守的政绩。有小吏偷偷叫他苏贤良，陈希亮眼力不济耳朵倒灵，抓过小吏用鞭子猛抽。苏轼宅心仁厚，听小吏声声惨叫，忍无可忍了，要夺太守的鞭子，被人拉开。

陈太守对苏轼说：“你敢对上司不敬，我就抽你!”

苏轼郁闷了好久，想念弟弟苏子由了，写诗说：“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

中秋节他不去知府厅参加例行宴席，被罚铜八斤。古代钱币分金银铜，八斤铜不是小数。苏轼知道这处罚的规矩，可他就是不去。罚金由王弗叫人送到知府。她回家，软语劝苏轼。据她观察，老太守也是一位好人，凤翔十个县，治理得井井有条。王弗猜测，老太守也许是故意对他严厉呢。

苏轼听不进去。在凤翔有两年，始终和陈希亮拧着。

王弗这样的好妻子，深知用什么方式劝丈夫，以她温柔的慧眼看人看事，尽量弥补丈夫的性格缺陷。事后证明，她对老太守的猜测是正确的。陈希亮为官几十年，对训练年轻人才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的确性子倔，两年中从未向苏轼作过任何解释。后来，他因收受其他地方送来的好酒而下狱，一世清名毁于几个酒坛子，气死在狱中。而苏轼已经有了不少官场体验，慢慢回忆老太守，明白了王弗的那些话语，怅然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颜色……”

苏轼对王弗的怀念，也是这种情形：王弗走了整整十年，他才

细细咀嚼妻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写下《江城子》这样的感人肺腑的作品。

人生多少事，事后方知原委，却要么时过境迁，要么物在人亡。“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王弗二十七岁就走了，时在苏轼从凤翔返回汴京的当年，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的五月二十八日。

王弗嫁给苏轼，刚好十年，从活泼的少女到贤惠的，这么好的一个人，却忽然就没了。生有限，死无常，苏轼悲痛而又惶恐，对命运之神的安排一片茫然。

王弗去世不久，苏洵病殁于京城，享年五十九岁。

短短几年问，苏轼的父母妻子相继西去，最疼他、也最理解的人从他身边消失了。死亡，对我们的伟人的照面方式竟然是这样!他才三十岁。体验亲人们的死亡也是上苍对苏轼的一种磨炼吗?

苏氏兄弟回眉山丁父忧，船上放着两副棺木。

宋英宗赠银一百两，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各赠三百两，其他官员所赠不一。加起来，没有一千两，也有八百两。苏轼皆辞不受，只愿皇上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老人未竟的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官六品。

当时一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眼下的三百块钱。

苏轼葬父亲和妻子于眉山城之东，今天的土地乡苏坟山。苏洵、程氏、王弗均葬于此，青山绕陵墓，万松伴英灵。苏轼丁忧三年，手栽松苗三万棵。兄弟二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常常待在那儿，躬身栽树培土，仰看蓝天白云。

王弗频繁走入苏轼的睡梦中，似乎要补上夫妻恩爱的好时光。苏轼细腻回应她，爱不够怜不够。又是一个十年，阴阳时向梦里缠绕，然而梦要醒，梦境会突然中断。诗人深陷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中。

熙宁八年(1075年)，任密州太守的苏轼写下《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阴阳隔天地，相爱至深的男女永无消息。这是人类永恒的绝望之一。想念亡人越深切，越能“触摸”到这种绝望。

七十个字，说尽无穷思念。影视剧通常看过就忘了，而要忘记“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文字，可能需要下点力气，除非中国人对汉语的敏感度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下降。这首《江城子》，自它问世至今，打动过多少人，没人作过统计。肯定是天文数字。而读者掉下的眼泪，乃是人世间最为深沉的眼泪，和那些煽情煽出来的液体不可同日而语。

反对王安石

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苏轼看社会生活，看得更细更远。而荆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

他的日常趣味对他的治国理想，不会没有影响吧?

苏轼铁了心跟荆公对着干。但有证据表明，王安石对苏轼的理解与欣赏，超出宋代一般人。

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他。

王安石字介甫，朝野尊称他为荆公。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大苏轼十五岁。苏轼官于凤翔，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他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北宋三百二十州，王安石熟悉的几个州，条件都不错，比如江宁，历来是江南富庶之地。而由于荆公本人廉洁自律，吏治也颇见成效。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他的目光很厉害，和李白有一比，虽然两个奇人的锐眼射向不同的领域。仁宗老皇帝，王安石对他了如指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仁宗后的英宗，身体不好，意志力上不来，曹太后权同听政。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他辞官，越辞声望越大。治平四年(1064年)，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神宗继位，改元熙宁。这好学的年轻人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的时代。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苏轼同样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他形容国家像个病人，表面上能吃能喝能睡，但如果让扁鹊、华佗这样的神医来把脉，一定大惊失色：这病人几乎到了绝症晚期。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宋朝立国百年，表面上维持着繁荣，其实危机四伏。唐帝国盛极而衰，北宋士大夫对此高度敏感。然而日趋庞大的官僚阶层糜烂成习，消耗国家财政；又养着百万只能维护极权统治而不能戍边御敌的军队，区区西夏小国，连年袭扰甘陕，搞得几朝大宋皇帝忧心忡忡。朝廷每年输金求和，拿出去的金帛数字惊人。

苏轼从凤翔回汴京，升大理寺丞。父丧，回眉山守制丁忧三年，还京，任职于史馆。本来力倡变革的苏轼，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这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又来了。他不怕走极端的。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新政不够狠、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他的总体思路是强化中央财政，与商贾争利，抑制地主豪强。比如在各大城市设“市易务”，用官方资本做买卖，权力与资本，两强并举，令一般商人完全失去竞争的优势，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大街小巷怨声载道。再如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贷款给农民，半年取二分利。而以往则是贫户向地主借高利贷，利息有半年高达五六分的。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初衷不无高明处：朝廷从地主手中拿走了利益，又使贫困农户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新法在全国推行，问题出来了：地方官吏为凸显政绩，强行向农民摊派贷款，这叫“抑配”，朝廷明令禁止，下面却悄悄干，不分贫富，不管农民情愿还是不情愿，一律放债。为防止贷款流失，又想出了一个绝招，使贫富相保，结为利害共同体，贫者有还不起贷款逃走的，拿富户问罪。青苗法实施一年，乡间小道上常有官府的两支队伍，放债队和抓人队，闹得鸡犬不宁。

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王安石凭借他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把新法推向三百州。可能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

苏轼也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凤翔十个县，他曾跑遍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在老家眉山，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风俗之厚，道德之醇，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老百姓失去方向感，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有一天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他一点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急!”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卿在阁馆，当为朕深思治乱。”

这次皇帝的单独召对，使苏轼兴奋不已，逢人便讲。王安石听到了，心下不悦。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独裁，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要做中兴之主，重启

国运。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不可。

神宗只好作罢。独裁皇帝，不得不对“拗相公”言听计从。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戒心。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终于没法合作，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家大事。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叫做“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苏洵讨厌王安石，视王安石为装模作样、胸中藏有大奸之人。他写过《辨奸论》，京师流传甚广。现在王安石排斥苏氏兄弟，这里边是否含有报复?可能性不大。有证据表明，王安石对苏轼的理解与欣赏，超出宋代一般人。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王安石手脚并用，又踢又搬的，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司马光、范纯仁、富弼、范镇……一群重臣相继离开朝廷，类似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乞外放，做地方官去了。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和王安石一样耐心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很沉很沉，搬它费力，踢它脚疼。这石头还善于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

熙宁初，有两三年的时间，苏轼在京城跳得很厉害。神宗的一句“为朕深思治乱”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他忠君，又指责君，冒着身家性命反对神宗的治国大略，这股大力又从何而来?答案似乎只能是：来自强大的文化传承。

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苏轼打比方说：要像自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严冬一下子进人酷暑。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青苗、免役、市易诸法，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苏轼痛心疾首，《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巳，则乱亡随之!”

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苏轼看社会生活，看得更细更远。而荆公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他的日常趣味对他的治国理想，不会没有影响吧?苏轼铁了心跟并忪对着干。这块绊脚石，摆到了荆公的眼皮子底下。年近半百的拗相公会奋力一踹吗?

荆公若是这么干，他就枉称荆公了。宋代称公者，几乎是圣人的同义语。

这时候，一个小人跳了出来。小人名叫谢景温，几年来在官场苦苦钻营却进身无计。他思得一计：把自己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他成功地做上荆公的姻亲，当上朝臣，然后发挥狗的本事咬上苏轼。他上章弹劾，说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的灵柩回眉山，利用官船沿途贩卖官盐、家具和瓷器。神宗看了奏章，下令调查。这桩弹劾案闹得朝野震动，韩琦、范镇、欧阳修都站出来为苏轼讲话。当初苏洵去世，英宗及大臣们的赠银数目那么大，苏轼一概不受，他犯得着沿途用官船卖私货吗?

案子终于了结，苏轼无罪。审案的过程长达数月，王安石一直不表态。也许他并不希望一棍子将苏轼打死。但这个新法的绊脚石必须挪开。神宗领会了他的意思，下旨说：“与知州差遣。”苏轼自从到凤翔任签判以来已有十年，可以做太守了。然而圣旨下达中书，中书不同意，改命苏轼为颖州通判。中书等于宰相办公室，直接听命于王安石。变法的紧要关头，王安石不能让苏轼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神宗的旨意遭驳回，拗相公拗到皇帝跟前了。神宗挥朱笔再批：“通判杭州。”

杭州为东南第一大州，富庶冠于全国，是王安石“生财”的重点。从神宗的任命看，他对苏轼还是很有好感的。通判这个位置蛮有意味，既不是副职，又不是部属，它是宋廷特意为节制、监察太守而设置的官位。看似闲职，不管事儿，但州府大小公事，须由太守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通判若是弄权，不合作，打小报告，往往把太守弄得很难堪。太守忌惮通判，是宋朝官场的普遍现象。通判不弄权还能叫通判吗?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家小离京赴任。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以及苏轼的乳娘任采莲。有学者猜测，任采莲可能是苏洵的妾。苏轼视同生母。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

通判杭州

苏轼之前，西湖本无定称。

郦道元注水经，称明圣湖；唐人传说湖中有金牛，称金牛湖；白居易治湖，筑石函泄水，百姓因敬爱太守而称石函湖；宋初称放生湖。苏轼此诗一出，西湖，西子湖广为流传，名称定下了。一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提炼了西湖的风光，并为西湖命名。

苏轼刚到杭州，就接到画家文同写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诫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

而苏轼既要问事，又要题诗，两者都给他种下了祸根。

杭州太守沈立，是一位爱民勤政的好官，苏轼和他相处融洽。二人尽量在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减少流弊。当时的地方官，执行朝廷的命令有弹性的。像欧阳修为颍州太守，在他的地盘上公开抵制新法。欧阳修是三朝元老，朝野享有盛名，皇帝也让他三分。而王安石是他的弟子，弟子对老师，还得毕恭毕敬。

沈立是王安石选中的干吏，出任江南第一都会的太守，受各方关注。反对新法的大臣常有书信给他。他夹在中间，动用官场智慧谨慎行事。苏轼与他经过短暂的磨合之后配合默契。通判与太守，没什么不愉快。

青苗法在杭州推行，后果如苏轼所料，欠官债的百姓被捉拿，牢狱人满为患。除夕，按衙门旧例要清点犯人，苏轼高坐于堂上，目睹这些衣不蔽体的小民，心中的酸楚油然而生。他写下《官厅题壁》，把悲哀留在州府的墙上：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苏轼巡视各县，余杭、临安、富阳、新城、于潜。在“春入山村处处花”的新城县，他吃惊地发现，不少年轻的山民揣着青苗贷款进城消费，于是慨然写道：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处于温饱线上，手里难得有许多现钱。尤其是不懂得生活艰辛的年轻人，他们没文化，欲望又盛，不朝城里跑才怪呢。吃喝嫖赌样样来，啥本事都没学到，只学会了城里人的好语音……苏轼正是在这些细微的地方，确认了新法的大漏洞。

熙宁五年，新法推行的力度加大，苏轼很苦闷，写信给朋友说：“在此……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颇不佳。”

他写诗并编成集子，刻印几十本供朋友们传看。不少人到杭州来看他，包括后来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和书法与他齐名的黄庭坚。他对人完全没有城府，王弗生前是最担心的，在汴京、在凤翔，她睁大一双慧眼，含笑打量每一个到访的客人。眼下的王闰之，一门心思带孩子。前后两位夫人，似乎真有高

下之分……有个名叫沈括的官员是个著名学者，他把苏轼的集子带到京城去了。

沈立调走了，新太守叫陈述古，原是朝中大臣，新法的反对者，被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排挤出京。神宗安排陈述古做杭州太守，自有一番考虑。

苏通判与陈太守相得甚欢，当时已传为佳话。这倒不是说，二人今天聚首，明天就联手抵抗新法。官场智慧，并不允许这么干。苏轼写过《留侯论》，年轻的张良剌秦王逞一时之勇，非智者所为；苏轼的“凤翔期”，不亦犯过由着性子行事的毛病吗?

苏轼为官，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经验主义者。汉、唐、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足以形成这样的智慧。

苏轼有两首名词是为陈述占写的。一般官场友谊，哪有这等情怀。

长官和睦，僚属踊跃。僚属几乎每天请喝酒，苏轼疲于应对。他酒量不行，一杯上脸，三杯就似醉非醉了。杭州号称人间天堂，却是苏轼的“酒食地狱”，趁人不备他要溜的。西湖边有座望湖楼，有时他一个人待在那儿，享受一下孤独。摆脱人群的孤独蛮有味道。大诗人都是孤独的好手。万顷西湖在脚下，环湖诸山在天边。时值七月的这一天忽然黑云翻滚大雨倾盆，苏轼凭栏徘徊，操着老家眉山的语音，口占一首七绝：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晴天游湖又不同，云白，天蓝，山青，湖绿。暴雨生跳珠，细雨则起涟漪，涟漪铺向空漾的山色。苏轼另一首七绝，把湖光山色之美推到了今天：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抹浓妆总相宜。

写西湖，此诗又是公推第一，无人投反对票。

苏轼之前，西湖本无定称。郦道元注水经，称明圣湖；唐人传说湖中有金牛，称金牛湖；白居易治湖，筑石函泄水，百姓因敬爱太守而称石函湖；宋初称放生湖。苏轼此诗一出，西湖，西子湖广为流传，名称定下了。一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提炼-了西湖的风光，并为西湖命名。

月夜坐小船，随风飘荡于湖中，苏轼形容躺在船头的感觉说：

“水枕能夸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他描写钱塘江观潮：

“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他寻僧访道，谈禅说空，过金山寺，《游金山寺》中有云：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无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苏轼补记：“是夜所见如此。”他留下的诗近三千首，这类补记罕见。

山里的老和尚，个个善品茶，互相不服气。苏轼发明了“三沸水”，老和尚折服了。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而妙处在于靠听力和嗅觉把握二沸水。苏轼煮茶，明显技胜一筹，群山诸寺，和尚们甘拜下风。后来他在密州的超然台上，犹自怀念杭州品茶，《望江南》有云：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茶瘾大，一次能饮七盏。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品茶客一次喝七碗茶。苏轼酒量小，平生引为憾事，于是专心茶道。日本人善茶道，也曾受惠于他。

在杭州西面的于潜县，他游寂照寺，迷上了竹子。风一吹它弯弯腰，雨一来它沙沙响。川西坝子，眉山老家，竹子是寻常可见的景观，不稀罕，不可缺。苏轼题诗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

寂照寺的和尚个个清瘦，苏轼这首小诗令他们雀跃。

今日寂照寺，当为这家喻户晓的诗作感到骄傲。

一大把胡子的张先，八十多岁尚能穿梭于官妓之间，特别中意的带回家去。他一辈子的名声大都与女性有关，时人称他“张三中”，因他有词句：“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不过张先自己更乐意标榜的“张三影”，也出自他描绘女性的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飘过秋千影”；“无数扬花过无影”。

张先在杭州，常拉苏轼饮酒，或设歌舞于府中，或听丝竹于湖上。这个对异性永远热情高涨的老头，对苏轼会有影响。一个模样俊秀的小女孩儿进入苏家，她名叫王朝云，时年十二岁，琴棋歌舞俱有悟性。此后二十多年，她在苏轼身边成长为一位既美丽又感动人的女性。

三州太守

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

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

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禀性难移。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升密州太守。密州是今之山东诸城。苏轼上任就忙着治蝗灾，马不停蹄奔走各县，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他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竞有半数不识他的尊容。密州穷，丛林大泽常有剪径大盗，苏轼治了蝗灾腾出手来，又对付这些“大虫”。他捕盗打黑不留情，却能讲策略分而治之。路边的草丛中多有弃婴，他命令部属想办法收养。从官钱中拨专款给贫穷的母亲们，让她们至少能把婴儿养到一周岁。苏轼这么做的理由是：一年后母子生情，再也割舍不开了。事情如他所料，此后密州的弃婴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仁慈的官员总能想出仁慈的办法。

次年秋天，政务忙出个头绪了，他率领当地驻军进山打猎，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从他的诗句推测，他的身材在一米七三左右，匀称，脸略长。双目迥然，但不像李白或王安石目光射人。他着戎装，佩剑挽弓，想必是别有神采吧?《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云：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苏轼在密州城造超然台，亲自绘图并参与取材、施工。他对建筑颇有揣摩，早在凤翔就跃跃欲试了。做太守的妙处，是能想更能做。台成，在济南做官的苏辙寄来《超然台赋》，苏轼写《超然台记》。中秋节，在部属的簇拥下他登楼畅饮，大醉。月亮在天，人影在地。他思念阔别五年的弟弟，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词今天的初中生都能背。字字珠玑，又晓畅易懂。月之阴晴圆缺，对应人的悲欢离合，真是写到家了。宋人说：“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

大诗人好比超级企业垄断经营，却没人抱怨。

苏轼垄断中秋月……

熙宁十年，苏轼迁徐州太守。

上任两个月，碰上八月大洪水。上游的澶州黄河决口，徐州城南清河水一夜暴涨。灾情危急，苏轼反应迅速。他有两个大动作，一是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亡扰乱人心，二是亲入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按宋制，太守对当地驻军并无指挥权。苏轼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平时有些傲慢的首领感动了，命令全营官兵听候太守调遣。

冲力巨大的洪水日夜冲击着南城墙，苏轼登城楼，眼望滔滔洪水，半个时辰一言不发。部属等他拿主意，倒不是因为他宫最大。抗洪已逾六十天，苏轼成了全城军民无可争议的主心骨。他下令，调动几百艘公私船只，船中装沙袋，用缆绳放到城下，以缓解洪水冲力。这法奏效，万民欢呼。苏轼不单写诗有灵感。他同时指挥万人大会战，于险要处筑长堤，全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两丈。堤成之日，距最大流量的洪

峰到来只差两天。徐州城保住了。九月下旬，洪水归于黄河故道。

宋神宗闻奏大喜，下诏曰：“敕苏轼：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朕甚嘉之。”

苏轼成了大英雄。全城百姓欢呼他的名字。

后来他离任，徐州数千人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那场景，今天若拍影视剧，应当细腻描画。

苏轼又要过一过建筑瘾了，上次在密州筑台，今番于徐州起楼，名之日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的意思。楼成，苏轼率众举行盛大仪式，万人空巷争睹盛况，官民军民亲如一家。狂欢持续了三天三夜。

有朋自远方来：京城的王巩，于潜的诗酒和尚参寥。此二人，一个是名相王旦之孙；一个是云游四海的得道高僧。苏轼与之朝夕盘桓，高兴得手舞足蹈……

兴奋趋于平静，艺术方来照面。春日暖融融，苏轼祈雨于城东二十里的徐门石潭，得极品小词《浣溪沙》五首。

事业的高峰联结着艺术的高峰。苏轼知密州，也是这样的情形。这蛮有趣，深藏着若干意味。为数众多的苏学专家们研究过吗?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

乡村女孩儿急匆匆着裙抹妆、争看太守的模样跃然纸上。太守大人在干吗呢?众里寻他不见，他、他在哪儿呢?且看第二首：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黎抬醉眼，捋青捣妙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太守又是哪般穿戴、怎生模样?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哦，苏太守和咱们村儿的男女老少是一家人呢：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史气如熏，使君元是此中人。”

五首《浣溪沙》读不够。它所呈现的乡村风物真实得如同梦境。高度提炼的真实，随意涂抹的画面，都有这类效果。影像作品显然难以企及，差得远呢。

有个叫周济的人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话讲到点子上了，细品坡，方知什么叫举重若轻。什么叫随意而为，什么又叫天纵大才雄视古今。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迁湖州太守。

苏轼这个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又口不择言。六年做了两任太守，政绩斐然，如果他在下一个太守任上稍事谨慎，回京师做大臣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十几年前宋仁宗讲过，他有宰辅之才。他动用一点官场智慧，稳扎稳打，做宰相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个性太鲜明，压抑性情，伪装起来迂回前进，对他来说太难了。生命冲动，冲到四十多岁，已是禀性难移。

苏轼赴湖州的途中，按惯例写《湖州谢表》。这种例行公文到他的笔下，竟然惹出大祸。

朝廷有一帮小人，一直在关注他。

其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伤心地回老家打发余年。王安石培养的新法接班人吕惠卿，为得宰相位反口咬他。吕惠卿这种小人，在他当政时起用了一批小人，而小人繁殖力强，迅速占据要津，将势力扩大到朝廷各部门。

小人猛斗君子，小人又恶斗小人……

宋神宗对小人保持着警惕性。但是小人脸上并未写着小人二字，清除小人，一向是令皇帝头疼的事。

苏轼惹祸，根源在沈括。

继汉代张衡之后，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堪称北宋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沈括是官场小人，道德败坏。他曾攀附王安石，王安石却一眼看透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及至安石罢相，他马上诋毁新法，被神宗识破，贬出去了。

沈括的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封密信，他是告密的专家，是告密者的好榜样。几年前他从杭州带走了苏轼的诗集，回汴京仔细研究，写成报告呈给监察部门，称苏轼“词皆讪怼”、恶意攻击朝廷的新政。沈括此举，是希望在王安石跟前立一大功。可他没想到，王安石根本不予理睬。

这件事在朝廷影响却不小，苏轼辗转为官也曾听说，没往心里去。

事过几年，御史台的四个小人拾起沈括的伎俩向苏轼发难。《密州谢表》有两句话，令这帮小人蹦起来了。苏轼对神宗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信手一笔讽刺朝廷的“新进”，祸惹大了。追陪新进，指入京与新进共事。牧养小民，指太守牧养一方。汉代的州官称牧。老不生事，则暗讽新进们生事扰民。

四个新进小人宋史留名：李定、舒宜、张璨、何正臣。中间两个还是苏轼的朋友、同窗。当初沈括到杭州，也是同苏轼称兄道弟，却心怀叵测带走了苏轼的诗集。

李定曾以大逆不孝知名于天下，司马光斥之为禽兽。舆论沸腾，苏轼也曾写诗，而李定忍气吞声，咬牙写下日后加以报复的黑名单。

舒直则是大有来头的小人，礼部考试曾拿了第一名，一生诗文有百卷之多。他和沈括一样，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小人。宋史，尤其宋人笔记，关于这四个人的所作所为讲了很多。现在他们研究苏轼，陷害苏轼，围剿苏轼。

能量大的官场小人，一般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一旦展开攻势，必有几分胜算。

历史上的小人总是活蹦乱跳，谁来写一部“小人史”呢?

何正臣首先发难，李定唱压轴戏。以果断著称的宋神宗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

神宗正疑惑，舒宣上札子称：

“臣伏见知湖州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担任御史中丞的李定给苏轼最后一击，他对神宗写道：“知湖州苏轼，初学无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

李定列出的四条罪状，均属言论罪。而赵宋立国百余年，对言论是比较开放的。宋神宗终于让御史台的言论搅昏了，感到苏轼问题严重，下令查办。

张璨是刑讯逼供的好手，数兴大狱，手段残忍。他负责苏轼的案子。

李定派一个叫皇甫的人星夜赶往湖州拿人。

乌台诗案

苏轼这样的高官兼名流，落到他手上，他是不会轻易带走的。他持笏立于官厅的中央，脸色铁青，一派威严。两个全副武装的台卒目光凶狠。苏轼心里没底，颇惶恐。二十余口家人瑟瑟躲在屏风后。整个场景像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苏轼五月到湖州任，眼下是七月下旬的一天，他在官府后院晾晒亡友文同的书画。文同是去年病故的，英年早逝，苏轼三天三夜不能睡觉。文同以画竹称雄当世，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为之折服。苏轼亦画竹，得文同真传。

苏轼黯然铺开文同的遗作……

忽闻前厅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皇甫馔到了。

皇甫拿苏轼，先拿腔调。苏轼这样的高官兼名流，落到他手上，他是不会轻易带走的。他持笏立于官厅的中央，脸色铁青，一派威严。两个全副武装的台卒目光凶狠。苏轼心里没底，颇惶恐。二十余口家人瑟瑟躲在屏风后。整个场景像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皇甫玩苏轼够了才宣读诏令。原来不那么严重。罪不至死。这皇甫馔一生为这件赴湖州拿苏轼的“美差”自鸣得意。事实上他也的确“永载史册”了。宋人笔记说，皇甫馔“拿一太

守，如捉小鸡”。

几艘官船戒备森严，押送苏轼赴京。苏轼与长子苏迈在一条船上，夫人王闰之及其余家小在后边另一条船里。行至宿州，大批兵丁上船搜查，呵斥连连，动作极为粗野，估计与皇甫馔的授意有关。“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记载了当时的恐怖情形。兵丁撤走后，王闰之又哭又骂，“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七八矣。”

可惜了，王闰之一把火，烧掉多少国宝。王弗若在，岂有此举?王弗在闺中便能念书，又因跟随程夫人数年而颇识大体。再者，兵丁已去，何必点火?从上述苏轼的亲笔记载看，王闰之对丈夫写写画画早就有意见了。书成何所得――写书有啥用呢?有啥用呢?许多人猜测，余下的小部分文稿及书画，是王朝云给藏起来了，她挺身护宝，冒犯夫人却为了苏轼。此间她十七八岁，已长成亭亭玉立美少女。除了琴棋歌舞，她的书法也大有长进了。跟随苏轼六年，王朝云有三向：向学、向美、向善……

苏轼被押至京师，关在乌台。乌台是御使台的别称，是关押要犯的牢狱，有深井一般的牢房，窄小而四壁阴湿。狱中有大树，栖息着数百只乌鸦，早晚呱呱乱叫，扑动它们黑色的翅膀。乌台二字，源自这些乌鸦，也含有黑狱的意思。汴京城内，流传着有关乌台的种种恐怖故事。这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

苏轼入狱，遭狱卒毒打、诟辱通宵。

当时，有个叫苏少容的囚犯关在乌台，他做过开封府尹，亦因得罪御史台那帮小人而下狱，狱中赋诗十四首，序言说：“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苏少容诗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吴兴即是湖州。

接下来是疲劳审讯，李定为主审，舒为助手。张专施刑具，以肉体的折磨摧毁苏轼的意志。是否仍有诟辱、拳打脚踢，现在我们无从知晓。苏轼出狱后的诗文只字不提，包括苏少容记下的情形。

奇耻大辱，谁能说出口呢?

我们据此猜度，“性不忍事”的坡，也有终身不讲之事。

李定绞尽脑汁罗织苏轼的罪名，不分昼夜研究苏轼写下的每一个字。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凡与苏轼有书信往还的，一律派人取证。案子闹得很大。李定是右相王跬的人，王在神宗面前力诋苏轼。案件牵涉二十四人，其中有范镇、司马光、张方平这些熙宁新法的强有力的反对者。“乌台诗案”的性质昭然若揭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朋友，他送给苏轼的茶、药、纸、墨、砚、一张鲨鱼皮、一款紫茸毡……皆成物证。连苏轼托王诜裱画三十六轴，没付钱，都成了一桩罪名。

一次又一次的提审，惊起乌鸦，叫声凄厉。小人丧心病狂，而牢狱之外的“救苏运动”也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苏辙上书皇帝，愿以在官之身换取兄长的平安，言辞非常谨慎，生怕触怒皇帝。以太子少师致仕(退休)的张方平，居金陵，派儿子张恕急速进京，直奔登闻鼓院投书。书中慷慨激昂，称苏轼一代奇才。岂知张恕胆小，徘徊半天不敢投。不过，这倒是件好事：以神宗的刚强性格，看了张方平的上书，很可能反而对苏轼不利。苏轼这样的奇才竟然下狱，这不是指责皇帝是昏君吗?张恕不敢投书，正是担心这个。

以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致仕的范镇，亦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上书皇帝，乞免苏轼一死。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苏轼免死罪，似乎已成定局。李定、舒直大为恐慌：苏轼今日不死，将来必成大患。舒直狗急跳墙，竟上奏折，要把收受过苏轼讥讽文字的大臣全杀掉。他派人到杭州，取回了苏轼咏双桧的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他如获至宝，急忙呈送主子王。

王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不臣之意。

神宗问：何以见得?

王琏说：陛下犹如飞龙在天，苏轼公然声称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

神宗说：不能这么比附吧。他自咏桧，干朕何事?王还想申辩，一旁的章悖开口了：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二人退朝后，章质问王琏：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王琏涨红了脸，搪塞道：这是舒宜讲的。

章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叫：舒的口水你也想吃吗?

章也是北宋的一个奇人，此人日后与苏轼恩怨纠缠。

舒发难失败了，右相王还在神宗跟前碰了一鼻子灰，遭章悖一顿臭骂。北宋政坛蛮有意思，论官职，章悖比王琏差了几级，却能当众骂宰相，令这位政府首脑落荒而逃。

“乌台诗案”牵动四方，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纷纷为苏轼祈祷。后宫内，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都为苏轼求情。曹氏病重，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消灾求寿，高太后说：你也不用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高太后是神秘消失的宋英宗的皇后，后来对苏轼眷顾有加。她的年龄可能比苏轼小几岁。

李定、舒、王，发动最后的舆论攻势，不择手段，对大臣们或裹挟或威胁，朝野刮起了攻讦苏轼的旋风。宋神宗又举棋不定了。

张则对囚犯苏轼封锁外面的消息，每日恫吓，比如追问苏轼祖上五代。按宋律，只有死刑犯才追问五代，苏轼自忖性命难保，藏下平时按量服用的青金丹，准备吞金而亡。

苏轼万念俱灰了，彻夜不眠，思前想后，格外怀念弟弟苏辙，凄然写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来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已是一首绝命诗了，一家十余口托付给弟弟。表达兄弟情，这可能是人间最感人的诗。后来高太后读到此诗，泪如雨下。神宗为苏轼的案子十分头疼，御史台的言官们群攻苏轼，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怎么办呢?他想了很久，想出一个主意，派一小太监潜至乌台，观察苏轼的动静。几天后太监回宫报告：苏轼夜里睡觉，大抵鼾声如雷。

皇帝一拍大腿：看来苏子瞻心中坦荡，并未藏奸嘛。神宗这一招，倒胜过现在公安部门的测谎器。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来讲话了，他就是闲居金陵的王安石。他有札子呈给神宗，朝廷百官紧张注视着，打听着，亲者、仇者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神宗敬安石如父执，天下皆知。

札子的内容公开了。王安石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一锤定音。

乌台诗案结案：苏轼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涉及此案的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王诜等二十二人，各罚铜，三十斤、二十斤不等。王巩最惨，贬到岭南。从案发到结案历时一百二十多天，爱戴苏轼者喜极流泪，一帮小人向隅而泣……当时就有《乌台诗案》一书刊行于世，可见影响之大。赵宋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震动朝野的文字狱。整个过程像一部大戏，一波三折，悬念高潮迭起。

苏轼携长子离开京城赴湖北黄州，时在元丰三年(1080年)的正月新年。满城鞭炮声，苏氏父子黯然离去，顶风冒雪，打马出城门。其他眷属寄居南都(河南归德)。(未完待续)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5

如果你想在这些建筑中找一栋官衙肯定得失望了。印象中石狮子挡道、衙役把门的官府衙门在画中踪迹全无。如果非要较真，也只能找到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实在不起眼。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宋代的城市，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衙门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

要说古时候最宏伟的“官衙”，必然是皇宫。但到了宋代，甚至连皇宫都显得寒酸。汴京的皇宫，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故宫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

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要扩建皇宫。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给皇帝面子。

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于是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开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当然宋朝皇帝这种窘迫也是历史的特例，通常来说，其他皇朝任何建筑不许高过皇宫，面积不许大过皇宫。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大不敬之罪。

皇宫不可攀比，地方的官衙却是另一码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天下闻名的苏轼前往杭州上任，担任通判一职，这是相当于副市长的高官。虽然任职人间天堂的杭州，但苏轼绝对不会喜欢上班，因为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

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府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苏轼就这样心情忐忑地在危墙之下，当了三年杭州通判，直到另迁他州，期间州衙一直未能修缮。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四年（1089），苏轼升官了，这回朝廷让他当杭州一把手。苏轼又心情忐忑地回来了，发现杭州官衙走时啥样，回来时依然啥样。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们说：每到雨天，我们都不敢在大堂上呆着。

这一年六月，官衙的危房终于出大事了，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官衙危房严重影响了官吏们的工作情绪，元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

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因为朝廷没这项预算。苏轼是聪明人，他想了个好办法，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一番计算，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需要大修，需要钱四万余贯，这可不是小数目，约合如今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苏轼在奏章中威胁说：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的事了。苏轼还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级粉丝皇太后祈求：“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纵然如此，朝廷也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预算数目太浩大了。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

也亏是天下头号聪明人，才能想出如此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回，朝廷总算同意给政策，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

官不修衙的惯例延续到明清

为什么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官衙，让两任杭州的苏轼如此窘迫？他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如果他真那么做，等待他的将是弹劾丢官。

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宁节度使时，发现“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环”，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将受到弹劾、处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还是在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应该说惯例从宋代为开端，一直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其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非常简陋。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已设县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衙修建得像样一点。因为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大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地方政府一来“无款培修”，二来官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皆因地方官一任三年，谁愿意做这种后人乘凉自己担坏名声的事？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古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衙破败不堪，非修不可，且要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

地方建设预算序列中，官衙永远排在后面

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门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

民国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朝凡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衙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清代甚至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因此非修不可的官衙所需资金，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地方官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拿出来，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苏轼修衙，除了从僧人度牒中想办法，还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6

苏轼（公元1037－1101）：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赤壁赋》的作者，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家之一；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位列宋四家；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无论穷达，不忘兼济天下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一个年仅六周岁、刚刚进入乡校读书的童子，从老师那里窥见一首《庆历圣德诗》，过目即成诵，令老师啧啧称奇，更可奇者，是他向老师询问诗中所颂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事迹。这些人都是当世的贤臣名士，老师以为不过是孩童的好奇心使然，便漫不经心地回他说：“童子何用知之？”不料这童子反问：“此天人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老师大惊，从此对这孩童刮目相看，着意栽培。

这个童子便是苏轼。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他生活的六十多年，正是北宋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的时段。凡是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小人当政，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投身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为梁山上的英雄好汉。

不过在苏轼的童年时代，北宋的贫弱之象尚未显现，苏轼的故乡眉州位于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民生富庶，素有好学雄辩之风。他的祖父苏序虽不识字，却有着豁达的性格和旺盛的生命力。他的叔父早早考中做官，父亲苏洵早年虽不甚读书，但天资聪颖，得了长子苏轼之后，发奋读书，终能文名大噪，与两个出色的儿子并称“三苏”，同登唐宋家之列。他的母亲出身世家望族，知书达理。苏洵赴京赶考、出门游历的时候，她在家中教育孩子。有一天，她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苏轼问：“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她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过人的天赋、良好的教育，以及日复一日的发奋努力，使苏轼很快具备了应试出仕的资质。

宋仁宗嘉元年（1056）秋天，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的陪同下赴京应试，兄弟二人均以优等得中。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主考官欧阳修十分赏识，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不过这里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误会，苏轼这篇文章原本列于卷首，主考官欧阳修审核时，由于是匿名，他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刻意改为第二。嘉二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岁的苏轼高中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中几乎名列榜首，从此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学者，名扬天下。

此后，苏轼又应制科考试，二十五篇策论“霆轰风飞，震伏天下”，以致仁宗授官后回去对皇后说：“今天我给子孙选了两个太平宰相。”

初入仕途的十年，是苏轼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十年。这期间他曾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大理寺丞、殿中寺除直使馆等职。直到宋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大刀阔斧进行变法。苏轼因不同意王安石的激进做法，请求外调，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低回。

他先任杭州通判，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前后历七年。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何正臣等专从苏轼诗中寻章摘句，罗织罪证，以“指斥乘舆”“讪谤朝廷”罪将苏轼下狱。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历时四年，元丰七年（1084）又改贬汝州。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保守派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苏轼作为旧党，起用为登州太守，旋即被诏回朝，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连升三级，一时风光无限。但他对司马光等不问利害全盘废除新法的做法不能苟同，尖锐地提出反对意见。在朝四年，深为旧党腐朽官僚所忌恨。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人事矛盾加剧，苏轼早年政治斗争中多次横遭构陷，请求外放。元四年（1089），苏轼出知杭州，元六年出知颍州，半年后又改知定州，“团团如磨牛”。

不过这还不是真正的人生谷底，元八年（1093），哲宗亲政，大肆改弦更张，再次起用新派进行变法。政治投机分子如章、吕惠卿、曾布、蔡京等人，以所谓新党面目出现，恣意报复元旧臣。苏轼本来屡受元旧党的疑忌和排挤，此时又被作为旧党要员加以打击，连连被贬，由惠州而琼州，直至海南荒蛮之地儋耳。

然而无论穷达显隐，苏轼从未忘记少年时即树立的兼济天下的志向。每到一处，他都深入下层，了解民情，征询疾苦，因法便民。对朝廷则直言正议，指陈得失。在杭州任上，他亲自检查湖州堤岸，巡视富阳、新城、于潜等县。知密州，他一入境便发现官吏隐瞒蝗旱灾情，请求朝廷减免赋税，组织百姓生产救灾，自己带头以杞菊为粮，自救度荒。知徐州遇黄河决堤，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指挥军民冒雨抢修堤坝，鏖战七十余日，保住徐州。第二次外任杭州，他组织以工代赈，开浚西湖，建筑长堤，清除淤泥，植柳种荷，成就了闻名天下的西湖美景。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无怪乎林语堂总结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走遍人间，却依旧躬耕

人们喜欢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正直有为的官吏，而是因为他始终将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而又表现得那么自然质朴，充满火一样的热情。

在凤翔，遇天旱无雨，他为求雨而虔诚祈祷。在密州，他修造盖公堂，作《盖公堂记》，以医药比喻治国之道，提倡与民休息，为政宽仁。苏轼坎坷仕途的开端，始于反对王安石新法。反对新法的最重要的理由，恰是他看到了激进的新法对民生的危害。王安石身居相位推行新法时，三十二岁的苏轼任职史馆，官卑职小，却连上两次奏折，雄辩滔滔，直言无隐，告诫皇上千万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他高呼：“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他质问：“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他警告皇帝：“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在这洋洋万言的上书中，我们看到了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传承，看到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激怒当权派，一再被罢黜、被贬谪的坎坷路途中，苏轼始终保有他的质朴与仁心。他看到佛寺中的祷告文句“咒诅诸毒药，愿借观音力。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大叫荒唐，提笔改为“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不忘关心农民的食粮：“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他甚至亲自躬耕于田，津津乐道种稻之趣：“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他细细品尝自种的五谷的馨香：“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他感念农夫的教导：“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他已然化身为地地道道的农夫，他的关心不再有半点居高临下之意。

林语堂说苏轼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因为他一生都精力旺盛，他的气质，他的生活，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的温暖。

快意自适，一蓑烟雨任平生

屈原在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坚持“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以“自沉汨罗”表达了他的忠诚与殷切；坡则于宦海沉浮中，在保持赤子之心的同时，借助庄子的智慧和自身的悟性，学会了自我开解。因此林语堂说：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这种个性影响了不少后世在中遭遇不测的人，他们很少选择像屈原一样决绝地离去，转而模仿坡，他们不可能像坡那样凭借绝世的才华在不同的境遇中都能淡定欣然，也多多少少在不幸和坎坷中学会了“转移视线”。

坡不能吉人天相逢凶化吉，却总能在荆棘丛中蹑迹披求绝处逢生。你看他的《记承天寺夜游》，看他的前后《赤壁赋》，包括那首人尽皆知的“大江东去”，他在有限中发现无限，在“多情应笑我”的自嘲中解脱，在“清风明月”中把握住永恒。相反，在众人看似沉重的地方，他又能巧妙化解，将“宏大”化为“渺小”，他的案头和心头不乏这样的名句：

譬如《战国策》：“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

譬如前朝诗人白居易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所以，他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

需要指出的是，坡的自我开解是建立在勤恳务实为民请命的基础上的，不是清谈；坡的豁达自适是建立在数不清的诗文基础上的，是历经痛苦后的天才分泌，不是傻呵呵的所谓“乐天派”。简单地说，命运放逐了他，他最大的本领是“黄连树下弹琴”，他在一点一滴的政务工作和日常生活包括写作中，发现和创造了生活的意义。当别人长吁短叹感慨时运不济时，哪怕是最庸常的饮食中，他也能发现快乐。譬如以他名字命名的“东坡肉”――

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据记载，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再放上酱油。

他做鱼的方法亦为笔者所推崇和效仿：先选一条鲤鱼，清水洗净，抹上点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料酒。快熟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这样就没有了鱼腥气而有橘子的清香。

一个处江湖之远的诗人还心存魏阙，表明他志趣高尚，但成天心忧黎民而面容憔悴，不如在一粥一饭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这是坡给后人众多启示中很重要的一条。

林语堂说，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融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颇感兴趣。

至于饮酒，那更是生活的常态：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人家醉酒撒泼，他醒复醉回家时，家童沉沉睡去，敲门不应，这是连贾宝玉也要生气踹人的事，坡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连这样的生活细节也不放过：那就拄着拐杖听一会浩荡的江声吧。在绵绵不绝的江水声浪中，他又有了新的发现：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7

关键词：柔奴　容貌美　才艺美　品行美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尽管审美会因人因时而异，但一些普遍的共同的美还是存在的，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冈为欣赏者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不仅有共同美的存在，而且荧感也有共同性。所谓“美有同嗜然”，人人会心，古今同品。比如苏轼在《定风波》中刻画的人物柔奴就代表了古今、人人都认同的美。不仅在宋人看来是美的，在今天看来也是美的。柔奴这一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电使得作品具有了较高的艺术魅力、审美价值。

美和丑总是相对而言的。有的人外表很丑，但心灵很美，在文学作品中有外表丑陋内心美好的形象，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外表奇丑，而心地却十分善良这是化“丑”为美。在文学形象中也不乏外表美而心灵丑者，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外表美丽，内心狠毒，我们只能把她作为文学形象来欣赏，而不应向她的人品来学习。她还不能算作理想的美。如果单纯说一个女子的容貌美，似乎不足为奇。外表美是一种外在的美，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美，心灵的美，而柔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仅有美丽的容颜还有美好的心灵，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完美统一。下面我们就赏析一下柔奴体现的女性美之所在：

一、容貌美

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同然可以通过善的行为改变其形象，但不可甭认，一个人的外表美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相互不是很了解的前提下．第一印象占了很大的比重，影响到人的视觉，为什么青年人看起来比老年人要好，是因为年轻人的外貌年轻，肤色好，而老年人则饱经沧桑，面部多是皱纹，但老年人有丰富经验和远高于年轻人的智慧在苏轼笔下的歌妓舞女大多是美女，柔奴是其中之一。

苏轼《定风波》(氏羡人问琢玉郎)的原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这罩不仅谈到作者写作的背景，还谈到了柔奴美丽的容貌。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王巩字定国，从苏轼学为文，因收受苏诗而受牵连，被贬宾州监盐酒税。宾州即岭南地区，条件颇为艰苦。去时，王巩携歌女柔奴同行，三年后，北归，与苏轼一起饮酒，王巩出柔奴劝酒。苏轼遂作此词助兴，也可见柔奴的人格、苏轼的胸襟。

在宋代，有大量歌妓、舞女存在，这与统治者的倡导有关，官员司以妻妾成群，拥有歌女、舞女，供他们寻欢作乐。在这些女子中，不乏才貌双全者。有的还与主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终身与主人相随、相伴，与主人同甘苦、共患难。王巩携柔奴到岭南，则正是那个时代特有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在现代社会，有官员带歌女出游的话，完全是一种被人唾弃的行为，而在宋代，则截然不同，时代背景小同，对事情的理解也就相异了，歌女与主人相依为命、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可贵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而在词人苏轼笔下的女子，不仅外表灵巧秀美，而且才艺双全、具有令人赞赏的人品美，这是他们形象的一个普遍特点。词人在原序中提到“眉目娟丽”，是在赞美柔奴天生丽质、美貌绝顶、无与伦比。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这是词的第一句，作者并没有从正面描写柔奴之美，而是采用了虚拟的手法。“琢玉郎”，本指雕琢玉器的工匠，这里借指王巩这位善于相思的多情种子。“点酥娘”本于梅尧臣之诗，有“女子能点酥为诗”，这里借以夸赞柔奴的聪明才艺。“点酥”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裱花工艺艺。‘分付”，即交付。这一整句是说羡慕你这位多情男子，老天交付给你一位心灵手巧的“点酥娘”来了。苏轼并没有对柔奴的容貌和身段作具体的摹写，而是采取了以虚驭实的手法，把一个上天交付给的冰清玉沽的美人摆在读者面前，给了读者充分想象的自由空间。

如果说这首词，只是在原序中偶尔提到对柔奴的直接外貌描写，还不足以说明苏词笔下女性美的一个显著特征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苏词的其他词中加以印证。如：“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减字木兰花》[赠君猷家姬])，捕写一位侍女不着胭脂、淡妆素雅的自然之美。“眉长”、“眼细”、“淡妆”、“绾髻”无不显示出侍女的本色美，不加妆饰，她的美丽是原生态的、清新自然的，无任何人_[做作。而在《诉衷情》(琵琶女)巾的“肤莹玉，鬓梳蝉。绮窗前。素娥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是从正面描写琵琶女的肤色白皙、鬓发俏丽，展示了琵琶女的外形美，结尾以月亮作衬托，更显出琵琶女天姿国色、美丽动人。其他如“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赞美了舞伎的头发、衣着的和谐美，“寒玉细凝脂”是赞美妻子的容貌清秀。

苏轼笔下“塑造的女性清新自然而不艳丽妖娆，容貌秀丽而不妩媚，体现的是女性的本色美”，不同于温庭筠、柳永笔下的人工修饰之美。这跟作家不把女性当做观赏的对象，而是尊重女性，把女性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不无相关吧。

二、才艺美

“白作清歌吹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写柔奴能白作自演歌曲，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使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热的酷暑之地变为清凉之乡。使得政治上失意的词人由忧郁苦闷、郁郁寡欢、烦躁不安变得超然旷达、淡定安详。这是写柔奴的歌声产生的艺术效果，肯定了柔奴技艺的精湛。“皓齿”，即洁白的牙齿，是写柔奴的容貌美，当然作家本意并不仅于此，而是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法，来展示柔奴的歌声之美。风起雪飞是视觉效果，而炎海变清凉，则是触觉的效果在起作用，使读者由视觉的感知转向了触觉的变化，以此来展示柔奴的歌声轻柔、舒爽，使人产生怡情悦性的审美享受。这有些夸张的意味，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思。而“言为心声”，歌声正是歌女柔奴内心世界的表达，是因为她的心情旷达，能与主人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使然。反过来，这对于支撑、坚定王巩的生活和人生信念起到了关键作刚。

尽管说“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可以有忧国语，热中人能作冰雪文。言之格凋，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是用于分析文学作品风格的，但是将这种观点运用于此，并无不可。柔奴自作的歌曲，相当于自己所写的东西。那么柔奴的歌声有其特殊的风格，是她性格、人品的展示。只有高尚的、真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这正说明柔奴的歌曲创作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诗品出于人品”，能写出这样好的歌曲来正源于她高尚的品行和真挚的情感。

苏轼笔下的女子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多才多艺。如“响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减字木兰花·庆姬》)来比拟衬托庆姬歌喉的响亮程度，能“遏住行云”，使飞鸟不停地展翅飞翔。也有善舞者，如“霜庭按舞月娟娟”

(《浣溪沙》[学画牙儿正妙年])写月夜庭院击节跳舞的小歌女的动人舞姿，“翠袖倚风萦柳絮”(《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写歌伎的翠袖在柳絮般洁白、轻盈的雪花巾摇曳。她们有的还通晓乐器。如《鹧鸪天·佳人》中，“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写琵琶女高超的技艺。“长笛吹《新水》”(《菩萨蛮》[娟卷缺月西南落])是歌妓作别时吹笛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玉笙不受朱唇暖，离声凄咽胸填满”(《菩萨蛮》)则显示了笙妓高超的吹笙技术。

总的来说，在苏轼的词中，这些女性形象不仅精通各种乐器，如琵琶、胡琴、笛笙，能演奏美妙动听的音乐，而且歌喉清丽、舞姿婆娑，尽管她们是歌妓舞女，地位卑下，但在苏轼的笔下却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把她们当做艺术家来看待并加以歌颂。他融入其中，同情、理解她们的遭遇和不幸，并与她们产生了强烈共鸣，共同享受艺术带来的审美愉悦。

三、品行美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是写柔奴的北归。先勾勒出了她的神态容貌，“万里归来年愈少”，岭南的艰苦生活她甘之如饴，心情舒畅，归来后，更加容光焕发，更显年轻。“年愈少”未免有些夸张，但却是苏轼对柔奴不畏艰难困苦、历险若夷的由衷赞美。“微笑”，写出了柔奴在北归后对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一种超越、一种解脱，表现了豁达和乐观的人生态度，艰苦岁月没有把她击垮，反而更历练了她的性格，使她更加倔强坚强。“岭梅”，指大庾岭上的梅花，有较强的生命力，“笑时犹带岭梅香”，写柔奴与主人南迁而归，不但见不到颓唐之态，反而更加精神焕发，堪与岭梅相媲美。这也说明了柔奴的坚强意志，像岭梅斗霜傲雪。这一切为下文做好了铺垫。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词人先以否定句开头，事出有因，尽管苏轼当时还没到过岭南，但迁谪于此的文人对荒蛮的岭南早有叙述，故苏轼略有所知，所以对岭南的好坏提出疑问，“却道”，陡转而下，使得答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更显铿锵有力、警策隽永。一般的官员都害怕到岭南，所以苏轼对王巩和柔奴充满了敬佩之情。同时，也显示了柔奴的达观、聪敏的品性。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类随遇而安、表达旷达性格的话语在白居易诗中多见。白居易《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之四，“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在《初出城留别》中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在《种桃杏》中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等语，意即能使内心平静的地方就可以当做故乡。在白居易看来，在身、心二者中，心安是身安的前提，只有心安才能达到身安，也才能达到身心安泰的最高境界。他追求的是一种身心自然合一的生命境界。

苏轼的词显然是受了白居易诗的影响，又加进了王巩和柔奴的烙印，有他们的个性色彩。这种随遇而安、不随外物而改变的乐观心态，对他们克服岭南的艰难险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故乡是人心，人心到哪里，故乡就在哪里。故乡本是指具体的地方的，故乡不可动，而人心则是主观的，人心是可动的，作家到处漂泊，曾慨叹“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四海为家，把人心当做故乡也就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概念，人到了哪里，人心也就到了哪里，故乡也就到了哪里。凡能使人安心的地方都是故乡。原先的故乡可能是繁华的，而现在的所在地是荒凉的。人心不会因为外在条件的好坏而改变，这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抱怨，而是虽身处逆境、困境，仍能泰然处之。“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含有深刻人生哲理的妙悟，柔奴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乐观旷达，与家主‘共进退，同患难’的‘忠爱’之情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苏轼对王巩和柔奴的赞美，受到他们的感染，在晚年被贬岭南时，在艰难困苦中，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精神，有助于他乐观、坚强地生活下去，并成就了一番文学业绩。苏轼的精神是和王巩主奴一脉相承的，所以他把它引入词中，加以赞赏。

苏轼笔下的女性的品行美也可以从其他作品看到，比如《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借咏梅来表达对朝云的怀念之情，歌颂朝云梅花般高贵的品质，正是她在苏轼落难时不离不弃，相依相伴，使得苏轼终身难忘。在《醉落魄》(苍颜华发)中，苏轼塑造了一位重感情，有人情味的女性形象。“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这位歌妓情意恳切，疏肝利胆，是可贵的知己。在苏轼《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中，“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听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写出了女子的气韵高雅、情深意重。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8

文/小野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杭州人。假如活到今天，沈括绝对是国宝，天文历法农桑水利医学军事工程地质数理化，无一不懂，属于不世出的通才。单从军事层面来看，沈括就有大用处，他对弓弩瞄准器望山的研究与革新如果为辽所用，大宋早就灭了。据说沈括还发明了一种史上最早的“防弹衣”，强弓硬弩也射不穿，可以说随便用上哪项沈氏专利都可能改变历史。然而别说辽人，大宋的赵官家也没这眼光，在那个时代，沈括肚子里的东西，大部分都被视为奇技淫巧。置身一群诗人中间，或许沈括都未必看得上自己一肚子的科学。

苏轼是个胖子，比王安石的肚子和肚量都大。史料记载，沈括在杭州与苏轼聊天吃酒，临走求了苏轼近期的诗文，回家就拿了放大镜逐字逐句地审查，挑出来几首诗，以朱笔勾注，掉头就告苏轼心怀不满讪谤朝廷。沈括拿到的苏诗，其中有这么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沈括的注解是，龙不就是圣上吗？圣上好端端地在龙椅上坐着呢，你苏子瞻还去九泉找龙，啥意思啊你。这是乌台诗案之始，后来搞苏轼最起劲的李定等人，也都从沈括那得了灵感。

蔡确对沈括的评价是：“首鼠乖刺，阴害司农法。”说沈括首鼠两端见风使舵，还爱玩阴的。这九个字入了《宋史·沈括传》，洗白已是不可能。再回头看看他对王安石和苏轼干的那些事，蔡确的评价真不过分。总而言之作为自然科学学者的沈括是一成功人士，作为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沈括是一失败者。以蔡京之臭死后还有门人立碑撰铭，沈括死了却连个墓志铭也没人给写，他这一生可称“杯具”，这“杯具”盛满了科学，却缺了些别的有硬度的东西。

沈括的另一“软”是源于他老婆的“硬”，这老婆是续弦，官僚张刍的女儿，非常河东，非常狮子吼。平日对沈括又打又骂又拧又咬，不避子女。沈括的孩子们不忍见老爸被打，齐刷刷跪下磕头告饶。没用，张氏照打不误，某次还把沈括的胡子连皮带肉扯了一块下来，留胡子的人一想这惨状下巴都哆嗦。张氏得病死后，沈括不庆祝解放和家暴的终止，反而痛不思食寝不安席，还差点跳河殉情，种种迹象说明这位大科学家还有点受虐倾向。也就是在此期间，《梦溪笔谈》成书，这又说明——悍妻不仅是哲学家的催化剂，也可以是科学家的培养基？

科学的文字我看了头大，我倒是对《梦溪笔谈》里沈括记载的超自然事件感兴趣，比如他描述的飞碟造访大宋，还有他记录的一种神奇的魔术：一个黥面小兵能把沙石放在手里揉搓揉搓就变成了碎银子，整个一宋朝刘谦啊。沈括说他是亲眼所见，你信吗？有时候科学家也会带我们走进伪科学。

帝王龙袍的那些事

从上古发展到明代，龙的图案经历了无数次的变化。而把龙和帝王联系起来，进而成为帝王的象征，是从汉代开始并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龙成了皇帝的化身和权威的象征以后，它在很多地方就成了皇帝的专属品。比如皇帝即位称为“龙飞”，皇帝的身体叫“龙体”，脸叫“龙颜”，穿的衣服叫“龙袍”，坐的椅子叫“龙椅”，睡的床叫“龙床”，就连皇帝的子孙也叫“龙子龙孙”。

故宫博物院的织绣专家房宏俊说：因为每一朝的皇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并直接体现在当朝的服饰中。比如龙的眼睛在清初时小如绿豆，后来逐渐变大。到了光绪时成为大黑眼珠，被称为“龙睛鱼眼”。再如，顺治、康熙龙袍上的龙脸形似元宝，被称为“元宝脸”。雍正龙袍上的龙鼻子似猪鼻子般上翘，被称为“猪鼻子”。这些纹饰细节的变化，都是龙袍断代的重要依据。从今年发行的龙票的大眼睛上看，设计者参照的似乎不是清早期的龙袍。

清时龙袍通身绣九条金龙：四条正龙绣在龙袍最显要的位置——前胸、后背和两肩，四条行龙在前后衣襟下摆部位，襟里藏一条，这样前后望去都是五条龙，寓意“九五至尊”。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9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洲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自熙宁四年(1071)。苏轼赴杭州上任途中和弟弟苏辙(字子由)分别后，六年来没有见过面。熙宁七年，苏轼请求调往北方，能够和担任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的弟弟苏辙更近一些。后来苏轼被贬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密州虽离齐州不算太远，但两年多来，他们也，没能见上一面。对久别弟弟的思念，加上政治上的失意。苏轼满腹惆怅，于中秋之夜饮酒“达旦”，对月抒怀，写下了这首中秋咏月词。

苏轼是一个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诗人。当他在中秋之夜，醉酒之中，望着那团集中了人类许多美好理想和憧憬的圆月，他的思想感情犹如插上翅膀一般，天上人间自由地飞翔着，反映到词里，逐渐形成二种豪放洒脱的词风。

词的上片，写词人“欢饮”时的想象，其中蕴含诗人的身世真挚感和思想矛盾，开篇两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化用李白《把酒问月》诗“青天有月几时来，我今停杯一问之”的句子，开篇直入。点明是饮酒赏月。词人因思亲情切而顿生寂寞之感，不由得把酒问月，并想象着月宫今夕的情景。“不知天上宫阕，今夕是何年”这两句笔势曲折，看是描写月色，实际上也暗含着不知道当时朝廷政局如何的疑惑，而并非真问天上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三句，说他想要回到神仙居住的“琼楼玉宇”中去，但当他想到月宫的清寒，又不免迟疑起来。这说明作者的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即“出世”与“人世”、做官与归隐的困惑心理。想回到朝廷中去，又害怕难以容身：归隐去吧，又与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相违。“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想到广寒宫的清寒，于是顾月而舞，连自己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也分不清了。这两句紧承上三句，写词人在月光下翩然起舞，月光下自己清朗的身影伴着自己的舞姿而闪动，这是多么惬意呀!天上琼楼玉宇再美，哪有人间这样的乐趣呢。在这里，作者由超尘出世思想一下子转为喜爱人间生活，这真是大起大落，出神入化之笔。

词的下片，写“无眠”时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抒发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来得自然，写月儿照遍了华美的楼阁，低低地照进了雕花门窗，照着那心事重重夜不能寐的人儿。“转”“低”表示夜深。“无眠”表示离情正浓，由此引出下面“何事”一问。“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这两句以抱怨的语气抒发佳节思亲的感情。词人说，明月啊，你不应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你为什么偏偏在人们离别、孤独之时又圆又亮?这岂不令人望月伤感吗?词人以为月当照人于欢聚之时，故有此问。但词人的思想是豁达的，他时时要寻求自我解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三句转为安慰的语气：月亮有亏有圆，人间有合有离，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值得悲伤的呢?结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是说。只希望人人年年平安，虽然相隔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这两句是对子由说的。到此，词人终于释却离怨，从“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想象中得到人生的慰藉，真可谓道尽千载离人之心。

寓哲理于抒情之中，是这首词的一个显著特点。全词用拟人的手法。赋予“天”和“月”以人格化的神奇。不管是上片的问天，还是下片的问月，归根结底，都是问人生。经过词人的一番认真探寻，终于悟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既是对兄弟不能团聚的安慰，也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排解，并给人以人生哲理的启迪。

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篇10

【关键词】《赤壁赋》 情感转换 乐——悲——喜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7-0056-01

著名的赤壁之战，使得“赤壁”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也不是一般的风景名胜，而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尽管苏轼所游览的并非当年“孟德之困于周郎”的历史遗址，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兴会所至，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吊古思今，借题发挥。苏轼描绘秋江夜月景色，叩问自然的奥秘，探讨人生存在的价值和哲学的意蕴。

在《赤壁赋》中，苏轼是怎样完成一次思想情感的突围和升华的历程的呢？我们将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比较深入的去探讨这一情感转换。文章有五个自然段，按照情感起伏可分为三个部分，用赋中语言表达为：“乐”（“于是饮酒乐甚”）——“愀”（“苏子愀然”，愀，脸色改变，多指悲伤、严肃）——“喜”（“客喜而笑”），即乐（一）——悲（二）——喜（五）。其中第三自然段解释“乐——悲”这种巨大的情感转换的原因，第四自然段则是苏轼内心自我的调整，怎样由“悲——喜”，文章情感圆润因而显得博大厚实。

第一自然段，“乐”，描绘秋江夜月美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清清的江风，吹不起涟漪，吹不起心头的纷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从容淡静洒脱跃然于眼前。“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写出了白茫茫的雾气弥漫江面，月关波影充溢于天地之间，描绘出秋江月色全景描写，是大写意画，非心胸旷达宁静快乐者不能为也。秋江夜月美事，“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此酒非何以解忧的杜康，非与尔同消万古愁的寂寥，而是举杯邀明月的放松，是白日放歌须纵酒的豪迈，歌诵的是“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窈窕纠兮，劳心悄兮”， 佼人、窈窕——“美人”。“美人”啊，暗合第二自然段“望美人兮天一方”中的“美人”。秋江月夜畅想，“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笔触与意境同庄子笔下 “翕然往来”的境界何其相似。我们仿佛看到作者衣带飘举、乘风而行、遗世独立、陶醉于自然的形象。

良辰美景赏心事，这种“乐”之下却隐含着一种“悲”，是春花秋月的悲，永恒的明月清风，永恒的仙，苍茫的天幕下，飘荡是无限渺小的主于客。

第二自然段，是由乐转悲的因由，悲的是客的那支箫，“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倚歌而和之”的凄凉的箫声，实际上正是苏轼的心声，故能引起他的共鸣。那么，他在哀怨什么？眷恋什么？为何哭泣？又在倾诉什么呢？悲的是那支曲子，“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桂棹兮兰桨”表明自己志洁行芳； “击空明兮溯流光”表明自己绝不随波逐流的品行。他 “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因此被新旧两党排挤而屡遭打击，但他始终“不改其度”表现了屈原式的执着与节操，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则表明苏轼“尊主泽民”的儒家济世思想和壮志难酬的惆怅。“望美人兮天一方”，实乃领会文章思想感情的关键啊，我的情思啊悠远茫茫，思念心中的君主啊，在天边遥远的地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心为君为国却应才华盖世被宵小构陷，于是乎，就悲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渐渐弥漫开来，“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那是一种痛彻心扉的悲，那是一种无边苍凉的悲。

苏轼并没有沉浸在这种悲哀中，他思考，他发问“何为其然也”，为什么会这样呢？喝酒喝得好好的，唱歌唱得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子呢？

第三自然段则是解释这种巨大的情感转换。客人洋洋洒洒，侃侃而谈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曹操在《短歌行》中抒发了人生苦短、时光易逝的感叹，充满功业未就的急迫感及求贤若渴的心情，这种情与苏轼此时的心情暗合。苏轼也胸怀大志，但壮志难酬；他也感叹时光易逝，但只能“举匏樽以相属”。然而借酒并不能真的消愁，苏轼希望能遇见求贤若渴的贤君，希望能成就功业，因此，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赞赏、倾慕，然而当年是何等才华横溢，何等义气奋发，何等锐不可当，“固一世之雄也”的曹操“而今安在哉”？在哪呢——死了！由对千古英雄的追思转为对人生苦短的感叹。更何况你我渔樵于江渚，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呢？将朝生暮死的蜉蝣与永恒的天地对比，发出人生苦短的感叹，我们结果也是化为天地间的尘埃，亦即，我们活着的终极意义？在永恒的清风明月，永恒的仙面前，我们是那么的渺小和短暂——“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对于人生苦短、壮志难酬、梦幻破灭的现实，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之惆怅、感叹，苏轼也不例外。我们渴望永恒，渴望不朽千古，而追求“望美人”的道路则是实现这种不朽的途径，如今这条路却“天一方”，所以悲从中来。

他追古思今，心骛八极、神游万仞、在希冀与现实、理想与挫折的冲撞中，将何去何从？能否释怀？ 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以宏博开放的胸襟，对儒释道精神兼收并蓄、灵活运用，以乐观洒脱的情怀，圆满地回答了困扰了人们千百年的问题，得到解脱。

第四自然段则是苏轼内心自我的调整，由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所遭遇的“悲”转向道家自我宁静的避世的“喜”。同样是永恒水与月，引发人们对时空及宇宙人生的思索，“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上善若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变”则短暂则“悲”，“不变”则永恒则“喜”。曹操是不在了，但千百年后人们依然记得他的名字和事迹，你我渔樵，多少年后还有人记得你我的存在？从积极的角度看，我们要去追求这种“不变”，去追求“美人”的道路，从消极的角度看，我们渔樵，我们傍山间依明月，天地万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摆脱尘世的喧嚣，追求心中的永恒。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合为一体，形体会变化而精神不灭，能代代相传，那么，又谈什么寿命长短呢？既然“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至此，苏轼解决了人生不能永恒的烦恼，应安时处顺、融入自然、物我两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