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十篇
时间：2023-03-30 23:53:39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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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人物简介
郭沫若(1892年～1978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革命家。郭沫若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
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
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历任政务院副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曾经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2
在杨泽勇副书记的领导下，太阳岛文学社成员喻莲、强燕、梁小红、张琦、王小亮、任德坤和我组成了一个由我担任队长职务的七人暑期实践小分队，共同致力于《郭沫若诗歌精选集》和《郭沫若二三故事》两书的编纂工作。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代文豪，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然而，近年来对郭沫若成长历程，特别是其在乐山期间成长历程的研究少之又少；对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其少年时代诗歌，在我国当代青少年群体中的推广和普及方面的工作也还不够。据此，杨副书记提议由我牵头，发挥太阳岛文学社成员的力量为郭沫若研究的事业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于是，我们便在这个暑假两个月的时间里，对郭沫若在乐山期间的成长故事进行了收集整理，并按照分页编排的方式为后期制作提供蓝本，这方面的工作将在杨副书记的协调下，由美术系的同学完成后期制作，将文本转化为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或者漫画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对郭沫若诗歌作品，特别是少年时期的大量作品进行了收集整理工作。初步完成的精选集里一共收录了郭沫若诗歌98首，配以写作背景和注释，共77页，38685字。本实践取得了初步成功。
收集整理故事和诗歌的工作看似简单，着手做起来却发现庞大并且繁琐。分队队员们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不怕吃苦，坚持不懈，精诚合作的优良品质，在杨副书记的指导带领下，圆满完成任务。对每一位成员来说这既是考验，又是锻炼；既是辛苦的工作，又是丰甜的果实。并且我们暑假所作的这两方面的工作，既为家长们提供了讲故事的素材，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也为培养青少年对诗歌这门文学艺术的兴趣提供了一扇窗口，并让更多人有机会有途径正面的接触到郭沫若，以及他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郭沫若 诗集 成长故事 团队）
二、正 文
从杨副书记找到我，跟我谈要凭借我师院学生自己的力量做两本这样的关于郭沫若的书籍那一刻起，我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动，全力以赴。我知道，这是杨书记对我、对我们07级学生的一个殷切的希望以及信任，担子虽重，但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去克服、去完成。
从迅速而略显仓促的在太阳岛文学社中募集成员，在接到任务第二天就正式组建起暑期实践小分队那一刻起，每一个分队成员，都似乎和我一样很快的进入状态并获得了那种共同的激动心情。
出一本书，这四个字对每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虽然这次的任务是通过收集别人的故事和诗歌来做两本书，但这也并不失发现和创作的成分。责任感和自豪感，是将我们分队七人凝聚在一起的看不见的力量。
（1）准备工作
在杨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分队座谈会上，每个人都对此后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及看法。会议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对郭沫若这个人的成长历程和他的创作情况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了解。会后，分队七人分组到学校图书馆和郭沫若研究中心借来每人两本，共十四本不同方面关于郭沫若的书刊。
由于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值期末，队员们从紧张的复习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对自己手上的书籍都进行了快速而有针对性的浏览。每三天开一次小会，互相交流了自己阅读的两本书里介绍的情况，让每个人都获得了整个十四本书中包括的重要信息。
（2）初步分工
一星期后，我们一行人又一起来到系办党员接待室进行第二次座谈会议，向杨书记汇报了这一星期中阅读资料所得到的收获。杨对我们掌握的有关信息进行肯定和鼓励的同时，也根据他本人多年来对郭沫若的研究了解，对其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第二次会议，我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暑期客观条件对工作进行了第一次具体的初步分工。两个人进行诗歌的收集工作，先从网络上去收集他的诗歌。另外五人分成两组，一组人收集郭沫若童年故事，另一组则收集青年。
（3）工作小结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们分队初期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这一阶段由于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效果甚微。收集故事的同学从一本《郭沫若少年时代》上发现并记录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下来，但这些对于制作一本书的故事容量，显然是很不够的。另一方面，收集诗歌的同学则发现网络上郭沫若的诗歌特别稀少，必须花时间将现有书籍上的诗歌一首一首地输入到电脑上去。
针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杨书记决定，由系上赞助，让我们分队七人一同前往郭沫若的故乡——沙湾。实地考查郭沫若童年故事，并感受其写作环境。而诗歌收集方面的工作由于太过繁琐，在原来收集诗歌的两位成员的基础上，又增加包括队长在内的两名成员，一边收集故事，一边做这个打字工作。
（4）沙湾之行
①由于学校已经放假不方便再在寝室住宿， 2010年7月7日晚，我将分队七名成员都带到了我家。当晚，我们对次日去沙湾之后的行动、目的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以及规划。
②7月8日上午，分队成员主要进行探路工作，午饭后分四组开始进行正式的走访调查。去沫若广场的一组人顶着烈日的曝晒，重点与广场漫步的行人以及垂钓的人们进行了交流。一下午的谈话中，收获了五个关于郭沫若童年的有趣故事题材。
第二组是去一棵古老的黄桷树下与树下众多的老人攀谈。辛勤的努力也收获了3个故事。第三组去文化宫收集到郭沫若在沙湾地区亲属的资料。第四组调查书店的人却发现整个竟无一个书店有超过3本以上关于郭沫若的书籍。
晚饭后，分队成员分两组，一组随队长一起代表我文新学院看望郭沫若的弟媳，另一组负责调查沙湾县城内一位正在创作一本郭沫若传记的作者的地址，未果。
③9日清晨，五名分队成员早早的起床，来到了沙湾沫若中学的校园当中。另五名则一同前往了沙湾县沫若图书馆。沙湾沫若中学的老师们热情接待了我们的成员并在引领其参观校园后将一本该校独立编订的关于郭沫若童年故事的内部资料赠予我们。在图书馆的同学找到了几本市面上不易见到的旧书，用相机拍下回来研究。
9日下午，分队集体参观了郭沫若旧居。古色古香的宅院和书卷气极浓的氛围让分队成员们备受感动。从老宅出来之后，我们便依依不舍的踏上归程。
④10日上午，在杨书记的指导下，分队开了一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全体会议。会上，首先就沙湾之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以及总结。从数据上看，我们此行一共收获了8个郭沫若在沙湾时期的生动故事，得到沫若中学珍贵内部资料一本。在此书内，我们又发现了3个郭沫若的故事。经过整理，一共发现了16个故事的线索。五个负责故事的队员，除梁小红、强燕一个人负责四个故事，我本人负责两个故事之外，每人分配三个。
由于我家和张琦家都有电脑，所以诗集这边打字的工作也主要由我们承担，另外两名队员主要负责查找创作背景和收集更多诗歌、排版等等工作。
（5）暑假期间
暑假期间，我们依然坚持兵分两路，相互策应的基本原则。制作故事书的这一组人，将工作具体分为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将故事线索转变为一个800字左右的大的故事，具体生动；第二步，是将大故事简化，制作成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平白浅显的语言表达；第三步，则是分段，将精简的故事分为4到7个页面，每一页都能独立制作成画，为美术系同学提供方便的创作蓝本。
每一步计划耗时两周，不紧不慢，不争不抢，成员们均在规定时间完成了此阶段规定的阶段任务，并都坚持了每周周四上网讨论这个惯例。（放假后，为方便联系我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召开网络会议的qq群，分队成员七人每周四都要上网召开例会。）并在专门的博客上对各自发在网上的阶段性故事成果进行了肯定或者批评。
制作诗集的同学则按计划每天几首每天几首的完成了整本诗集的打字、注释工作，并对每首进行注音方便儿童阅读。
三、结 束 语
通过一整个暑假的努力工作，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团队精神的力量和坚持不懈的伟大。本次实践虽然前期遇到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障碍，但队员们都在杨书记的引导下，冷静而有效的找到了解决的途径方法。这些工作方法和积极态度都将使我终生受益。
但其中诗集部分注音和排版上存在的一系列纰漏由于分队成员在技术和经验上的限制而变得依然难以解决。这些，还需要开学后杨书记组织专家进行校正修改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3
摘要：《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留给世上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是过程中可以称之为学术的唯一著作，不仅是研究郭沫若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那个灾难的时代思潮的宝贵文献。本文将以《李白与杜甫》这部作品阐述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文学思想；郭沫若；晚年
《李白与杜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是书为研究李白与杜甫生平、思想、创作活动的专著，重在评析李白与杜甫之优劣。全书三章，即关于李白、关于杜甫、李白杜甫年表。重点探讨了李杜生平、交游、思想信仰、诗歌创作等多方面的问题。此书为十年“”中中国大陆出版之唯一李白杜甫研究专著，影响极大。对李白研究多所创见，对今天的李白研究仍有参考价值。但因其有明显的抑杜扬李倾向，故出版后反映强烈[1]。
一、《李白与杜甫》创作的背景
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于1971年10月。其写作时间还没有定论，一说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正式写成，一说《英译诗稿》完成后，就开始写作，到1970年初夏完成。对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版问世情况，知情者寥寥。该书既无前言，也无后记，故其写作动机、写作过程之类情况，人们自然无从得知，猜测亦颇多。这部著作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的武装；中突。当时苏联为侵华罪行辩解，诡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域，在18世纪40年代就臣服于沙皇。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副部长余湛，就此历史争议问题，奉命走访郭沫若，郭沫若告知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证据和相关材料。外交部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就用上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八世纪，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河上的碎叶。”以铁的史实，驳斥了苏联人的叫嚣。由此，人们也知道郭沫若写了一部《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的晚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2]。初期，野蛮的绑架和殴打，就夺去了他的两个儿子的生命。他虽然内心万分悲痛，却仍以国家利益为重，坚持工作和斗争。他的儿子郭世英，因为揭露、陈伯达的罪行而遭北京农大的一帮歹徒非法绑架关押。第二天，郭沫若并未向总理提起此事。当第四天郭沫若一家赶到农大时，郭世英已经遍体伤痕，血肉模糊，含冤死去。郭沫若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心情写成了《李白与杜甫》。在写作过程中，他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多角度对李杜进行全面的比较，企图彻底结束“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局面。全书虽然对李杜的局限均进行了严格的批评，但由于作者把重点放在反对新时代杜甫研究中“全面颂扬”、“藻饰”杜甫为“人民诗人”的倾向，因而对杜甫进行了比李白更为严格的批判。
二、从《李白与杜甫》管窥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郭沫若在童年接受传统的“诗教”的时候，就必然地“遭遇”上了李白和杜甫，从那时起，出于少年倾向于自由的天性和对人生、艺术粗浅的理解，对李白便比较喜欢，不太喜欢杜甫。他那时无疑读了许多古代诗人的诗，能够让李白、杜甫在自己脑海里留下印象，已说明李白、杜甫的诗对他产生了影响，引起了他的思考，并给定了大致的审美判断[3]。他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恨韩退之。”这话出自（fz的童年》，写于1928年。距他出版《李白与杜甫》的1971年有43年之久。这一最基本的史实可以说明，他的“扬李抑杜”的倾向并非得之于“”中某某领袖的指令，而是自己早年读诗时形成的一种“审美体验”。彼时郭沫若自然很幼稚，但这幼稚中却有的是真纯，缺的是虚伪乃至功利意识。然而临到晚年，郭沫若仿佛又回归到童少年时期的幼稚，忘却了自己曾在“成熟”时期所说的“我们要向杜甫学习，也要向李白学。
《李白与杜甫》的出版，颇令时人侧目。但在文禁森严的时代，鲜有公开评价者。结束之后，论者骤增，但多为批评之声，盖源于该书对“诗圣”杜甫的贬低，以及对该书写作动机的猜测。时至今日，对《李白与杜甫》辩驳和评论，仍屡见不鲜。统观之，多数论者着眼之处，是该书鲜明的“扬李抑杜”旨向。有人说，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郭沫若“扬李抑杜”，是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投上之所好。有人反驳说，郭沫若本身就一贯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早就反感“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学术局面，故而大做翻案文章，与关系不大。还有人说，郭沫若对杜甫也有过公允的评价，但因反对把杜甫当作“圣人”、“图腾”，故有矫枉过正之举[4]。
可以说在此问题上，论者纷纭、莫衷一是。粗略来看，人们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同情的态度追源溯流，为郭沫若的“扬李抑杜”辩解；一派因《李白与杜甫》的“抑杜”和“悦上”倾向，痛加驳斥。可以说，不论是褒也好、贬也罢，人们是围绕着对“李、杜”孰优孰劣的评价，来切入这部著作的。或者说，大多数人是从学术的视野，以专业的眼光来考量《李白与杜甫》。因为在人们眼中，《李白与杜甫》首先是一部学术著作[5]。这当然没有什么错。看看该书对李白出生地、家世的考证，对李白家室的索引，对李白政治活动的梳理，对李杜思想和信仰的考释，甚至对李杜疾病和死因的研究等等，无一不是学术问题。
结论
总之，《李白与杜甫》，是一部寓复杂人生况味于学术的真诚反思之作，是仕途疲倦、步履蹒跚的郭沫若，在进退两难的宦海浮沉后，做出的清醒自嘲与内省。这，是感时伤世、感时伤怀的郭沫若，面对大浪淘沙的历史风流人物，发出的遥遥心灵感应！这，是朝如青丝暮成雪的郭沫若，面对悠悠千古的长空皓月，发出的世事沧桑、人生无奈的万般感慨！（作者单位：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茂林.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J].郭沫若学刊，2010，（2）.
[2]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西安：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05.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4
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来自85个国家的近2000人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盛会。大会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主持。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宋庆龄任团长、郭沫若任副团长的108人代表团。约里奥・居里和宋庆龄同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后，应苏联文化协会邀请，宋庆龄、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访问数日。1953年1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这是斯大林逝世前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客人。
在会谈中，斯大林仅向宋庆龄和郭沫若提出了若干有关中国的国情问题：农民的生活改善，妇女参加工作，知识分子对现状是否满意，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学数量的增加，语言情况（如汉语的特点、学习方法与改革）。宋庆龄、郭沫若对这些问题作了或略或详的回答。郭沫若告诉斯大林：中国废除了英美式的大学制度，学习了苏联的经验，进行了院系调整，增加了专门学院。斯大林不时介绍苏联的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向斯大林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标准、耕种田地的奴隶与封建制度的农奴的区别。斯大林解释了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区别，强调研究社会制度问题应研究纯粹的社会状态。郭沫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有很大争议。郭沫若早在1930年就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在1952年2月出版《奴隶制时代》一书，论述春秋与战国之交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下限。
郭沫若曾从一位苏联历史学家那里得知:苏联的中亚各民族从原始公社制度直接进入了农奴制。他当面向斯大林请教：社会是否可以跳跃式地发展？斯大林回答：“可以的”，并举例作了说明。郭沫若认为斯大林的话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斯大林作为革命导师，会谈时显得居高临下。比如，听了宋庆龄对中国变化情况的说明，他说：“我所期待的不是这样的回答。”当郭沫若谈到在和平运动中应尊重民族独立的要求时，斯大林一再强调“不好”，对郭沫若谈话的口吻如：“你懂得这个道理吗？”“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郭沫若向斯大林透露：约里奥・居里表示，如果法国局势的恶化使他不能继续在那里活动的话，他就想到中国去。这样，他既可以帮助中国研究科学，又可以领导和平运动。斯大林听了这个消息，“把铅笔搁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在纸头上画”，提高声调表示反对居里离开自己的祖国、“逃亡”到中国。他认为，即使法国局势变得再坏些，居里也应该在其祖国搞和平运动，甚至像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德田球一（1894―1953）那样坐牢十几年。如此，斯大林似乎是按照一个和平运动的政治英雄来要求居里的。
其实，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首先是科学家，其次才是社会活动家。作为第二代居里夫妇，他和妻子共同研究核物理，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48年领导建成法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中国科学家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曾在他们的实验室完成了出色的研究工作。居里夫妇曾帮助中国购买书籍、仪器等研究原子能用的珍贵物品，并在1951年协助中国人将那些物品带出法国。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希望在科技、工业、教育、军事等领域得到苏联的援助。50年代初，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工业技术，与中国进行科学交流，但在提供尖端科技方面却十分谨慎。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斯大林并不希望西方顶尖的科学家，尤其是核物理学家到中国，帮助中国人开展尖端研究？当然，这个推测尚须得到史料的支持。
为了研究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我们在查阅部分中国科学院的历史档案时，偶然发现了1953年1月27日郭沫若口述、廖盖隆笔录的《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该档案的卷内备考表中记：“本材料系从财务档案库内清理立卷”。这份档案告诉我们：1953年1月13日晚10时到11时50分左右，斯大林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为他们做翻译的是苏联汉学家、外交官费德林。现将笔录文字整理出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郭沫若、宋庆龄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
1953年1月13日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我和宋庆龄先生进[晋]见了斯大林同志。会见的时间是从下午十时开始到十一时五十分左右结束。这次谈话是由费德林同志担任翻译的。
宋庆龄先生首先给斯大林同志送了礼物――一件精致的象牙雕刻品。斯大林同志说了“谢谢”。然后即坐下来开始谈话。斯大林同志是一边用蓝色铅笔在纸上画画、写字，一边谈话的。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很好，态度很安详，谈话的声音很平静。以下是谈话的大概情形。
斯大林（问宋庆龄）：中国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你觉得怎样？
宋庆龄：是的，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帮助。
斯大林：我所期待的不是这样的回答。
中国人是好人，很朴素，很勤勉。帝国主义者要把中国人弄成坏人，但是他们来不及做到这样。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很要紧的。敌人可以把一个民族的人变成坏人，但是不能使它的文化变质。
中国的农民的情形怎样？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改善？
宋庆龄：是的，农民的生活普遍地有了很大的改善；最近又有了速成识字法，他们正在普遍地学习文化。
斯大林：中国的妇女们的情形怎样？她们是不是已经和男子一样地参加工作（劳动）了？
宋庆龄：是的，中国的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她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和男子一样参加工作。
斯大林：妇女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在苏联，妇女和男子同样地做工作。应该把中国妇女从厨房里，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形怎样？是不是还有人不满意现状？
宋庆龄：中国知识分子不满意现状的已经很少了。
斯大林：在中国，小学教育是不是已经普及了？
（宋庆龄看郭沫若）
郭沫若：普及小学教育还谈不上，但是学制已经改为五年一贯制了。在实行义务的小学教育方面困难还很多，经费有困难，师资的数量不够，质量也不高。
斯大林：师资不够，可以多办些师范学校。水准不要过高。
郭沫若：是的，我们正在这样做，我们正在更多地举办各级的师范学校。现在中国的青年中有一种倾向，就是不大想学师范。
斯大林：是不是他们都想当哲学家？
郭沫若：不完全是这样。多数人觉得经济建设重要，都想学工叶[业]。
斯大林：那很好。但是你们还应当鼓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学师范，在物质上寄[给]予他们帮助。
郭沫若：是的，我们正在这样做。师范学校的学生是免费的。一般说来，培养建设干部，是我们文教工作的中心任务，我们在用大力来进行。
斯大林：你们的大学是不是增加了？
郭沫若：我们的大学的制度有了很大改变，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废除了英美式的大学制度，实行了院系调整。结果，综合大学的数目减少了，但是专门的学院增加了，同时大学学生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
斯大林：汉字学习起来是不是有困难？你们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
郭沫若：是，是有困难。解决这个困难的方针已经确定了，这就是逐步地采取拼音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文字。
斯大林：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
郭沫若：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
斯大林：苏联的少数民族原来有的也有自己的文字。例如有的民族用的是阿拉伯文，那是很不方便的；有的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我们曾想推行拉丁化，但是不受欢迎。后来，使用俄文字母，差不多费了十年的工夫，结果是成功了。现在，各民族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
你们也有许多少数民族，你们的情形怎么样？
郭沫若：为少数民族改革文字或创造文字，是我们文教工作中的又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目前还没有放手做。只是在有些地方进行了试验工作。例如，我们为西康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结果很受欢迎。
斯大林：哦，那很好啊。
郭沫若：不过，汉字要实行拉丁化倒反而很困难。
斯大林：怎么样？是不是你们舍不得丢掉汉字？
郭沫若：舍不得丢掉是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是有很大困难。我们的历史长远，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汉字写的。目前国家的法令文告，一切的书报都是用汉字写的。立刻废掉，要引起很大的波动。在这样的情形下，学了拉丁化的文字也没有什么用；除非书报文告都是两套，有汉字的，也有拉丁字的。
斯大林：那当然很难做得到。中国的语言情形怎样？
郭沫若：中国的语言很复杂。除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不说，光是汉族，就有许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大的方言系统，可以分为四区。
斯大林：这些方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不是很不相同？
郭沫若：不。汉族的各种方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一致的，所以汉族的语言，是一种语言，但是因为历史悠久，地区广大，交通不便，并且也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所以发音的变化很大，以致相互间根本听不懂。在这种情形下，使用汉字是有好处的，因为尽管语言听不懂，但文字都能看懂，因为汉字是统一的。
斯大林：那只是你们知识分子的情形，农民还不是连文字也看不懂？
郭沫若：最近的情况有些改变了。为了帮助人们学习汉字，最近我们采用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用注音字母和拼音的办法来帮助学习，同时选定了一种常用字――大约是一千五百字到两千字的光景，给不识字的人来学习。……
斯大林：两千字足够了。
郭沫若：此外，还适当使文字笔划[画]简单化。我们觉得，这些办法，确实是扫除文盲的比较方便的道路。现在，在军人里面，文盲大体上已经消灭了；工人、农民中间的文盲也将逐步地消灭。
斯大林：好吧。我想问的，就是这些。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请提出来。
宋庆龄：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斯大林同志。
郭沫若：我有几个问题，是不是允许我提出来问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当然可以，请吧。
郭沫若：最近我读了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其中说得[的]“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我觉得这个提示不仅表明了封建制度的本质，同时似乎也可以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准。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中国，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问题，有很大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封建社会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其间的相差竟达到一千多年。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耕种田地的奴隶和封建制度的农奴，往往是容易混淆起来，不能区别的。
斯大林：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确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研究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不同，还是应该看奴隶的性质：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工作者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在封建的农奴制度下，生产工作者是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但仍可以买卖的农奴。
研究社会制度问题应该研究纯粹的社会状态，而不应该去研究那种发生了变化的状态。研究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形，而不应该机械地只是根据文件或书本来说明问题。
最近我看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些“理论家”的文章。据这些“理论家”说：印尼现在不存在封建制度，因为印尼的宪法规定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这样在印尼便没有封建地主了。你们看：这是什么“理论”？这不过是辩护士的理论罢了。其实，他们之所以要说印尼没有封建制度，是因为他们害怕要在印尼实行。
郭沫若：在社会发展阶段方面，我还想问一个问题：社会发展是否可以跳跃式地发展？
斯大林：可以的。这要看情况。例如一个民族，它的邻居――另一个民族很进步，那么，在它的邻居的强大影响下，这个民族便可以跳过一定的社会阶段而发展。例如，苏联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就是这样。
（按：我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位苏联的历史学家说：苏联的中亚细亚各民族，自原始公社制度即直接进入农奴制，而越过了奴隶社会的阶段。但因为我对中亚细亚各民族的历史没有研究过，所以没有进一步请问斯大林同志。但我认为：斯大林同志的话，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马克思说：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跳跃，那是在无外来影响下的一般情况；但在外来的强大影响之下，事实证明是可以跳跃的。）
郭沫若：我正在从事和平运动方面的工作。我感觉到和平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在进行民族独立斗争时，宣传和平颇有困难，因为容易妨碍到战争动员工作。因此，我们感觉到在和平运动中，适当地照顾到民族独立问题，以免使这两个运动互相对消。因此，我们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曾通过了尊重民族独立问题决议。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朋友们，颇以为我们的要求有点过高。但这一次在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尊重民族独立的问题，而且获得通过。足见在和平运动中适当提出尊重民族独立的要求，是有必要的。
斯大林：不好，这样不好。和平运动应该就是和平运动，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和平，不应该把民族独立的要求加进去。我们的和平运动的范围应该是很广括[阔]的。如果把民族独立的要求加进去，人家就会说我们要求和平不是真诚的。这样，有些人就会不来参加和平运动了。你懂得这个道[理]吗？
郭沫若：这个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民族独立的要求在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国家之间，似乎没有那么尖锐的对立了。因为美国的战争政策不仅侵犯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等附属国家的独立，同时也侵犯着殖民国家，如英、法等的独立。所以英、法等国的人民一样在要求独立的尊重。在今天适当地提出，似乎是可以的。
斯大林：不好。和平运动应该就是和平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有发动战争的危险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等国家。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争取这些国家的广泛的人们来参加我们的运动，连资本家也要争取，以便孤立战争挑拨者。如果在和平运动中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就将达不到这个目的。
郭沫若：是否还应该照顾到区域性的不同？比方在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独立的要求，是否要照顾到这种要求，以便顺利地开展和平运动？（我并且举出了最近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上朝鲜、越南两个代表团不满意大会未把解决战俘问题办法及要求撤退外国军队写入宣言的事情。）
斯大林：不好。你们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民族独立的工作，要另外来做。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郭沫若：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我懂得了。我还有一件事想请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这问题我已向法捷耶夫同志提出过了。这个问题就是：约里奥・居里表示想要到中国去，如果法国局势更恶化，以致他不可能再在法国活动的话。这样他可以一方面帮助中国研究科学，另一方面仍可领导和平运动。斯大林同志对这件事的意见怎样？
斯大林：（把铅笔搁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在纸头上画，声调高了一些）：法国朋友太感情了。法国的局势不会变化得像所说的那样利[厉]害。就是局势变得再坏些，他为什么就那样容易地考虑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应该学习日本的德田球一同志的榜样，他在祖国工作下去，一直坐了十几年监狱。他做和平运动有什么不好？法国政府要逮捕，就让它逮捕吧。要坐监，就坐监吧。我想，用不着十多年，法国就可以解放了。他也应该学习一个法国的女孩子的榜样，她为了阻止法国政府把军火运到越南去屠杀越南人民，而卧在铁轨上。他当一个民族英雄，这有什么不好？我假使是约里奥・居里，无论环境怎样恶劣，我是决不轻易离开自己的祖国的。
你们不应该劝他逃亡。
宋庆龄：时间已经很晚，我们应该告辞了。
斯大林：不要着急嘛，要好几年才能见一次面。哦，还不只好几年呢。
宋庆龄：是的，我在一九二七年曾会见过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还记得吗？
斯大林：怎么不记得，我们不是在加里宁同志的家里见面的吗？你看，我们要二十五年才能见一次面呀。
宋庆龄：斯大林同志那一次的指示，我始终没有忘记。那时我问斯大林同志：我回到中国去后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斯大林同志说：你应该做一切你能够做的工作。
不过，我们很怕斯大林同志会太疲劳了。
斯大林：你要使我疲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郭沫若：你的时间是很可宝贵的[“可”字是多余的]。
斯大林：我们这样谈也很有意义啦。不过，你们一定要告别，那也是可以的。那么，就下次再谈吧。
郭沫若：宋庆龄先生决定在明天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返国；我决定乘飞机回去。
斯大林：哦，走得那么快吗？我本来要请你们吃饭的，这样也来不及了。
费德林同志，要告诉他们给宋庆龄先生挂一节专用的车厢。
谈话至此，我们即告辞而去。在将近两小时的谈话中，斯大林同志足足画了三张半纸头。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5
30年代散文诗不如20年代形式多样、风格众多，从整体上比较，优秀散文诗人诗作的 数量都少于20年代。30年代的一些散文诗大家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徐玉 诺、朱自清、谢冰心等都不写或很少写散文诗，许地山、韦丛芜、高长虹等20年代比较 活跃的散文诗人的作品都日渐剧减。散文诗界不再有20年代的文体大论争，散文诗文体 开始由散的诗向诗化的散文发展，甚至分化为纯正的散文诗和非纯正的散文诗，前 者使散文诗文体更加完善，后者根据文体的自觉性原则和随着作家的主观愿望，分别向 叙事文体、议论文体和抒情文体转化，最后逐步被叙事文体，如(散文)、议论文体(如 杂文)、抒情文体(如诗)合并。如鲁迅致力于写杂文，周作人写小品文，朱自清、茅盾 等人写抒情散文，穆木天、徐志摩等人完全写诗。王统照是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散文 诗作家，代表作是《听潮梦话》。另一位较有影响的散文诗作家是丽尼，代表作是散文 诗集《黄昏之献》。丽尼爱用第一人称的笔调来诉说心中的愁苦，形成了一种低徊哀怨 的风格。坚持散文诗创作的还有陆蠡、李广田等人。陆蠡的散文诗集《海星》(1933)中 有许多清新优美的短章，如《桥》、《钟》、《窗帘》、《红豆》、《榕树》和《荷丝 》，他的散文诗情调柔美，技巧娴熟，意境优美，玲珑透明。李广田长于叙事性散文诗 ，文笔朴素细腻，感情纯真，尽管李广田是诗人，他的散文诗却偏重于散文，如《画廊 集》中的《寂寞》、《秋天》、《无名树》、《白日》，《雀蓑记》的《绿》、《影子 》、《雾》等，都是其代表作。这个时期还涌出了何其芳、方敬、南星、鹤西等新人。
抗战时期散文诗和所有的文学体裁一样，成为宣传抗战的工具。在30年代末的上海“ 孤岛”，40年代的西南后方，40年代后期的国统区，都掀起过散文诗创作热潮。代表作 家有田一文、严杰人、林英强、S.M、彭燕郊等人。郭沫若、茅盾、王统照、李广田、 缪崇群写出一些新作品，巴金、唐tāo@①、芦焚、郭风、丽砂、莫洛、叶金、唐s hí@②、周为等人也写了较多散文诗。这个时期的作品大都借用传统寓言和外来 文化象征的表现方式，大量寓意象征，如郭沫若的《银杏》、巴金的《龙·虎·狗》、 《日出》、刘北汜的《曙前》、田一文的《跫音》、莫洛的《生命树》、陈敬容的《星 雨集》、郭风的《报春花》等。这个时期散文诗的功利性太强，有的完全被抒情散文同 化，散文诗开始在抒情散文的夹缝和诗的夹缝中生长。50年代也出现了散文诗创作热潮 ，形成了郭风为代表的偏重于诗的散文诗和以柯蓝为代表的偏重于散文的散文诗两大风 格。郭风所代表的散文化风格可以追溯到现代的周作人和外国的屠格涅夫，柯蓝所代表 的诗化风格可以追溯到现代的鲁迅和外国的波德莱尔。六、七十年代，由于原因， 写散文诗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散文诗几乎销声匿迹，只以“花边文学”出现在一些 报纸副刊上，文体建设处于倒退局面，只有极少数人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如女诗人王 尔碑就以其清丽柔美的散文诗闻名于70年代，被称为“流云诗人”。
新时期中国散文诗的空前繁荣得利于和艺术都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如果2 0世纪80年代没有“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就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文艺方针的真正贯彻执行，就不能对散文诗的文体价值进行重新评价。如果不结束闭 关锁国等庸人政策，就不可能有以屠格涅夫、波德莱尔、泰戈尔、纪伯伦为代表的外国 散文诗的大量译介和《散文诗报》推出的“海外华文散文诗专号”，就不可能有《散文 诗报》、《散文诗作家报》、中国散文诗学会的问世，也不可能有正式冠其名为“探索 散文诗”、“改革散文诗”、“长篇叙事体散文诗”等文体流派的出现。尽管屠格涅夫 、波德莱尔、泰戈尔等域外散文诗作家的作品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译介，而散文诗的大 规模译介和接受活动却发生在80年代。1981年10月15日，巴金在给亚丁译的《巴黎的忧 郁》作序时说：“波德莱尔这个小集子就要出版了，我很高兴。相信它会为我们中国文 坛增添一些有意义的新东西。希望我们今后更多地介绍国外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断开 阔我们的视野。”政治上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外国散文诗的大量译介，还促进了 大陆散文诗创作与海外的交流与接轨。如《散文诗报》第39期开办了“海外散文诗专号 ”，收录了香港、澳门、、菲律宾、新加坡、法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泰国、 西德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43位华文散文诗作家的作品。80年代的散文诗正是政治大解冻 的产物，使文学观念作为一种受客观影响的社会存在，逐渐向现代化、开放化、多样化 发展，不再单纯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文学的政治宣传教化功能，加强了对文学 的功能的理解和对审美主体的研究，承认文学的各个门类的社会功能的差异性、创 作个性、文体自觉性、读者欣赏兴趣等艺术特质，特别是文学的主体性得到高度的重视 ，1986年还被称为“文学主体年”。散文诗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风行神州，出现 了散文诗创作热和研究热，涌现出刘再复等优秀散文诗作家和王光明等散文诗理论家， 散文诗的题材也得到极大的拓展，改变了散文诗在六七十年代小花小草的面貌，完全摆 脱了“花边文学”的命运，不但有重视个体生命的散文诗，还出现了抒写改革重大题材 的散文诗，即当时的散文诗作家既有生命意识，也有使命意识。散文诗的体裁也出现了 大拓展，出现了报告体散文诗、纪实体散文诗、政治体散文诗、散文诗、体育散文 诗、探索散文诗等名目繁多的散文诗。散文诗的创作人数也是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大 全国性的散文诗作家和研究者的组织——中国散文诗学会和中国散文诗研究会。
三、中国散文诗具有文体的稳定性和模糊性
中国散文诗百年的发展史实际上是新诗与散文抗衡、文体由自发进入自觉、追求文体 独立的竞争史。中国散文诗的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更多地接受了中国文学传统的 影响，抒情文体以新诗一统天下的思想和中国古典诗歌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教化和言 志功能的传统造成了散文诗文体从三、四十年代到90年代的不稳定。尽管中国散文诗的 发展呈波浪状时起时伏、时兴时衰，但是，中国散文诗十分明显地具有世界散文诗发展 过程中的从自发向自觉发展的文体特征，散文诗的文体独立性逐渐呈现出来。但是在公 共话语中，中国散文诗的文体独立性却少有承认。在百年中，中国有关散文诗文体 归宿的大讨论此起彼伏，其中以20世纪20年代初西谛、王平陵、滕固等人和80年代初期 郭风、柯蓝、刘再复、王光明等人参加的两次“散文诗讨论”最有影响。绝大多数人认 为散文诗的本质是诗，也有人认为它属于散文，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一生都 致力于散文诗创作的郭风就认为，散文诗有的是对于诗的形式上束缚的反动， 有的是对于诗的僵化的反动，它在表面上向散文方向发展，而实质上是摆脱一切羁绊， 使诗的素质更加强化而形成的一种文体。尽管散文诗长期被认为是新诗的一种诗体，否 认散文诗是诗的观点在新诗百年史中也一直存在，如朱光潜认为散文诗是有诗意的小散 文；丁芒认为：“散文诗应该属于散文范畴，因为它是散文的形式，名之曰诗，是指内 容要求在不长的篇幅里注入比一般散文浓郁得多的诗意，如此而已。绝不意味着它是分 行的诗。”正是因为散文诗文体归宿的混乱，造成了散文诗，特别是20世纪中国散文诗 创作和研究的混乱。因此，出散文诗特有的文体特征，确定其与诗、散文都大异小 同的文体价值，总结并制定出散文诗创作及研究的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已经成了当 今散文诗理论界及创作界的当务之急。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地对文体归类进行科学的 研究。尽管本人在《散文诗：从自发到自觉的文体——论散文诗的文体起源和文体价值 》中作出结论：“散文诗的世界不是现实真实世界的摹本，而是散文诗的世界本身 ，完整的、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要完整地把握散文诗，必须进入散文诗自己的世界， 服从它的规律和暂时抛弃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如诗或散文的世界习以为常的文体规律和 经验。散文诗的世界是想象力建构的现实世界，不具备现实世界的充分现实性，散 文诗是独特的艺术，亦不具备和诗、散文等相关艺术相同的规律。”而中国散文诗学会 会长柯蓝也认为散文诗是一种独立文体：“散文诗是散文和诗的渗透、交叉。正确的说 法，是二者的融化自成一体。这是就散文诗的特性而言，它含有新诗和散文的共同优势 ，是二者渗透的边缘学科。但，如果强调散文诗作为独立的文体，从这一角度就要看到 当今科技发达，还有另一特色，即分工越来越精密，科目也越分越细。故散文诗有 第二属性，它不是散文和新诗的结合，而是从散文和新诗中分裂、蜕化出来的。这样来 看问题，就不会用散文和新诗的老套去要求它，而要求它沿着自己的道路去独立发展。 ”但是直到现在，散文诗的文体独立性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如同王文德在2002年《 中国散文诗》上所言：“经过十年之后，中国散文诗迅猛发展，于是大家才开始抛弃中 国古代无散文诗只有类似的散文诗，同时也抛弃了把几千字上万字的散文列入中国散文 诗文体的误导。但这种误导却顽固地不肯退出舞台。现在它又要卷土重来，把小散文( 抒情散文)硬拉进中国散文诗文类之中。”
无可讳言，尽管已有的散文诗作品和可以呈现出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散文诗的 文体模糊性仍是客观存在的，对这种具有百多年历史的文体的本体结构进行准确的文体 学描述也是困难的。其实这种困难并不只是在散文诗文体研究中存在，即使是已有多年 历史及创作颇具规模的文体，也很少有人能够给出清晰的文体界定。如在有数千年历史 的“诗”文体中，也很难回答“什么是诗”、“诗与散文截然不同的差别是什么”这类 看似简单的问题。如诗人惠特曼所说：“没有哪一个定义能把诗歌这一名称容纳进去， 任何规则和惯例也不会是绝对可行的，只会有许多的例外出现不顾定义，推翻定义。” “文体创造”是作家诗人的天性，尽管他们具有文体自觉性，但是他们的文体独创性常 常使文体发生变异。在艺术中，诗人最具有创作自由。这种创作自由不仅是内 容的革命自由，也包括文体创新自由。现代诗人更具有文体创造意识，“先锋”一 词常常流行，既写诗又写散文诗的惠特曼就是一位反教条的先锋诗人。因此现代诗歌的 文体变化越来越迅速，体裁混淆成为时代特色。现代散文诗的作者常常是诗人，更加剧 了散文诗文体的不稳定性。由于20世纪中国散文诗常常“寄生”于新诗中，长期被视为 新诗的一种诗体，这种特殊生态更决定了中国散文诗文体的模糊性。因此散文诗的文体 归类研究应该在以下原则下进行：一是散文诗的文体归类研究应该克服已有的体裁学理 论在划分和术语上造成的混乱，以历史——批评的模式进行。二是散文诗向其他文体的 偏离是合理的偏离，它始终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三是散文诗文体与其他语言艺术的文体 一样，文体的稳定性都是相对的。特别是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又处在20世纪整个艺术世 界文体大变革和诗歌出现大革命的特殊时代，散文诗的文体恒定性更是相对的，应 该承认散文诗文体的模糊性。对散文诗的正确态度是既不要像近来有些人鼓吹的那么神 圣，把它视为大众生活的必须品，也不要像有些人那样刻意贬低它，认为它只是爱 好者使用的低级文体，这才有利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抒情文体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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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陶.玉诺的诗[J].文学周报，(39). [7]王平陵.读了《论散文诗》以后[N].文学旬刊，1922-01-11.
字库未存字注释：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6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 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 ，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 、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 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 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 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 。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 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 《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 、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 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 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 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 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 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 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 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 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 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 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 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 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 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 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 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 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 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 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 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 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 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 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 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 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 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 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 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 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 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 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 ，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 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 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 ，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 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 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 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 ”，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 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 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 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 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 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 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 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 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 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 ，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 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 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 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 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 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 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 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 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 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 ，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 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 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 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 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 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 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 “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 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 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 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 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 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 ，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 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 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 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 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 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 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 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 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 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 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 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 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 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 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 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 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 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 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 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 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 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 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 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 “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 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 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 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 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 》、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 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 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 “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 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 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 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 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 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 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 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 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 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 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 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 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 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7
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隐讳”传统。由于政治因素、社会伦理道德观、个人主观偏见等的影响，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主、客观各个方面的束缚和限制，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如实直书，一味美化传主，把传记写成了歌功颂德的人工纪念碑。中国当代传记文学要想在21世纪获得质的飞跃，必须突破传统隐讳思想的藩篱，树立现代传记观，把笔触伸入传主灵魂世界的深处，表现出真实而复杂的人性。
一
胡适曾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说：“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①他认为传记文学要想写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办法写出可靠、生动的传记。“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②传记文学中存在的源远流长的隐讳传统使传记文学偏离了历史真实性的轨道，严重影响了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
《沙汀传》的作者吴福辉说“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盖棺论定（即凝固），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同辈人俱在，怕受多方的掣肘，‘为尊者讳'，而不易发表创见。……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下什么责难、挑剔，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③田本相在《曹禺传?后记》中也说：“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
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下，写什么，怎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④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环境的影响，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和束缚，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如实直书，导致传记文学中隐讳现象的产生。
政治因素是传记文学中“隐讳”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影响了传记文学的客观性。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书法不隐”的“实录”传统。班固称赞司马迁：“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⑤刘知几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⑥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中敢于揭露现实，不为统治阶级避讳，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而被称为良史。孔子认为“秉笔直书”、“书法不隐”是一个优秀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品格，他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但是另一方面孔子自己在写《春秋》时又使用“春秋笔法”，主张为统治阶级避讳，“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⑥。刘勰说“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⑦对于统治者或者圣贤的缺点要有所隐讳，就像农夫看见野草要把它锄掉一样，这是世代必须遵守的原则。孔子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⑧，形成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隐讳”文化，导致了传记文学中“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美化统治阶级，为统治者避讳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原则，成为后代史家必须遵守的教条。一方面要求秉笔直书，另一方面又要求为统治阶级隐讳，形成中国古代史学的悖论，困扰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家。中国古代正史传记具有浓郁的经学倾向，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所有的学问都是用来“载道”的。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传记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经世致用”目的，成为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重视对史传写作的控制，入传的人物受到严格限制，评价人物的尺度也以统治阶级的好恶为标准。到了隋唐，严禁私人修史写传，史官制度发展为史馆制度，在史馆制度下，史官只能秉承统治阶级意志写作，完全丧失了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于是传记中的“隐讳”现象也更加严重。刘知几指出：“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污来世”，但是他又承认这种现象有其合理性，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⑥。这种为传主隐讳，不惜因隐讳而模糊篡改、歪曲历史事实的传统，违背了传记真实性的原则，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在近20年的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中，为传主“避讳”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朱自清去清华大学任教，陈孝全的《朱自清传》上说是：“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任教授”⑨。但俞平伯只是朱自清的北大同学，他自己都进不了清华，又怎么能够推荐比他低一级的同学进清华呢?朱自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是胡适推荐自己进的清华大学，《朱自清传》之所以要回避胡适推荐的事实，实际上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导致的对历史真相的歪曲，是一种有意或无意识的回避。陆耀东在写《冯至传》的时候，则对传主抗日期间在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的要求下可能加入过国民党一事直言不讳，“姚先生（冯至夫人）并未说明冯是否答应加入国民党。我以为有可能，而且可以理解，于冯至也无损”⑩。为了生存必需的经济条件和人身安全，这种选择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人情的。传记作家敢于直言，不为贤者讳，和时代的进步与社会政治气氛的宽松是分不开的。又比如郭沫若和政治的关系，已出版的几本郭沫若传揭示得都不够充分。郭沫若在中国文化学术界取得的崇高地位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与政治因素的推动也是密不可分的。吴奚如说：“1938年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11如果说政治权力在利用郭沫若的话，那么郭沫若也自愿做了政党的工具和传声筒，和前期张扬个性、崇尚自我的郭沫若相比，后期郭沫若的主体性严重失落了，没有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和独立品格。正是这种随波逐流的性格，使他在“文革”期间写出“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12这样的丧失审美趣味的政治打油诗。但是大多数郭沫若传没有对郭沫若的精神气质与时代背景的互动以及他心理世界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挖掘，因为郭沫若的社会地位而人为美化传主形象，一味歌功颂德显然是不利于认识郭沫若的真实面貌和社会价值的。
还有一些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对传主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讳莫如深，一笔带过，对知识分子丧失自我意志的深层原因缺乏分析和批判，如田本相的《曹禺传》。作为国统区来的作家，曹禺建国后最早真诚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严厉的反省和自我批评，1950年在《文艺报》第3期发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说要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挖去“创作思想的脓疮”，对自己过去的创作基本上否定了。这既与他的胆小、谨慎的性格有关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他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建国后的曹禺在对政治的妥协、顺从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与主体意识，导致创作力的枯竭。作为“早衰的名家”，曹禺的命运不仅是一种个人命运而且是一种集体文化现象，是建国后许多知名作家的共同命运。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茅盾、老舍、沙汀等等，建国以后，他们的艺术生命都有一个从繁盛到枯萎的过程。“文革”期间文化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使作家的主体意识、自由意志受到泯灭和压抑，他们的思想与创作空间越来越少。为了保持自我意志、自我尊严和精神独立，有些作家干脆选择放弃文学创作，比如沈从文在后半生放弃了心爱的文学创作而致力于古代文物与服饰的研究，同样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对此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分析，长期政治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束缚，使传记作家缺少一种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的能力。如果在写现代文学作家传记时，传记作家缺乏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对传主在“文革”中的表现一味隐讳，就无法揭示出他们真实的性格，也揭示不出那个特殊时代对人性的戕害与扭曲，反映不出真实的时代背景，不利于对人性的揭示和对历史、社会的反思，这样的传记不但违背了历史真实性的原则，而且缺少历史认识的深度。陆耀东的《冯至传》则写出传主“文革”期间的“两难”心理，并对传主当时的创作进行否定，认为一无是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利于客观评价人物和真实认识历史。
二
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干预外，伦理道德的禁忌也是传记中产生“隐讳”现象的主要原因。古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在《卢古鲁斯传》中说：“当画家在画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形象时，如果这个形象有某个细小的缺点，我们要求画家既不要完全漏掉它，也不要表现得太精确，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形象会变得不美，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形象则会失真。和作画的情形一样，因为很难或者看来甚至不可能想象那种无可指责、洁白无瑕的人类生活，那就应当在美好的事物里充分相似地描写真相。但是，由于某种强烈的情感或者政治上的必要而潜入人的行为里的错误和缺点，与其看成是罪行的凶险预谋，不如视作某种美德的衰退无力。而如果为人的本性，为它没有产生任何道德上无可争议的性格而感到羞愧，就不应该在历史著作中尽情地、详细地描写这些错误和缺点。”13他认为出于道德教化目的，传记作家应该主要写传主的优点而忽略他不好的一面，以为社会树立楷模和典范。英国学者崔瑞德认为在中国的古代传记中：“官方历史学家最大的志向是为后世儒家提供可以言传身教、足为法式的人物，其意不在完整地描绘他的生平与所处时代。传记是给读者提供教益和模范行为的，历史学家在以说教为目的的指导思想下选择传记材料，选入的材料以是否合乎正统美德为准，正统传记强调传记主人公的儒家品质，把传主与某种完美形象连在一起，对传主的品德和行为极尽形容之能事。”14传统的传记作家被表现人物完美道德的念头所支配，许多方面的描写如性生活、婚恋等都被视为禁区，被认为是对传主的不尊重。在传记写作过程中，道德的禁忌还会使传记主人公及其亲朋好友可能设置人为障碍，要求传记家把不利于传主形象的事实掩盖起来。就像艾伦?谢尔斯顿所说的：“传记作家常常受家族之托，尽管他并非真是其中的一员，而且对他来说，又充当遗稿保管人的情况也不少见。这些角色常常会互相冲突：比如我们知道，罗斯金的遗稿保管人为了避免传记曝光的危险，把他许多更有趣的书信给毁掉了。”15社会道德因素的干预给传记作家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在他们眼里传主是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为了维护传主的尊严，他们一味把传主拔高和理想化，将传主“神人化”、“完人化”，缺乏一种审视的视角。为了把传主塑造得完全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传记作家往往只描绘传主生活中符合社会道德的一面而忽略他性格、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对传主的私生活、个人欲念、日常琐事、风流韵事以及种种过失讳莫如深，加以隐瞒。有的传记为了美化传主形象，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写出来的传主只有好的一面，没有坏的一面；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这样塑造出来的传主形象缺乏个性，毫无活力，如同蜡像馆里的蜡人，给人以虚假的感觉。传主形象是单一、平面的而不是圆形、立体的，龚济民、方仁念在写《郭沫若传》时，虽然也认识到“按理说，‘树碑'与‘立传'本是两码事，可是在中国，长期以来‘立传'却总与‘树碑'联系在一起，似乎要写传就非得立足于歌功颂德不可。当然，如果传主有功、有德可颂，作者自然不应该吝惜笔墨，问题在于功、德并不能完全替代传主的全人格。不管什么样的名人，首先他们总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既有功又有过，就不但有德而且也有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些原是无需掩饰的。……我们为郭老立传，就是要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信的人”16但是，这部传记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它的写作宗旨，也没有冲破传统的“为尊者讳”的思想藩篱。它以爱国主义为主线，把爱国主义作为郭沫若的主要性格特征来刻画，突出郭沫若的革命性、爱国性，他的一生就是追求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与政治紧密相联的一生。革命性掩盖了人性，政治家、革命家形象掩盖了作家、文人形象。这部传记脱尽了郭沫若身上的“小我”、“私欲”以及人间“烟火气”，把他拔高到神的地位，实际上是一种偶像崇拜思想的表现。传记作者以一种仰视而不是平等的目光看待郭沫若，摆脱不了主流意识形态与权威定论的束缚，毫无欲望、脱尽了血肉的郭沫若也就成了抽象的政治符号的化身。政治化、社会化的面具掩盖了郭沫若本真的自我。1933年，郭沫若在日本避难期间有些风流韵事，传记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进行叙述，不加任何道德判断，很难让人信服。郭沫若本来是一个浪漫多情、天性风流的人，但因为郭沫若后期获得的崇高社会地位而不承认这一点，是传记作者受政治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束缚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框架，是传记文学中隐讳思想的表现。为了避讳而不惜违背历史真实是传记文学的天敌，不但影响传记文学的科学性也使传记主人公的形象缺少感染力与可信度。
郭沫若20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时，写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一系列自传。这些自传具有浓郁的个性色彩，在这些自传中，他勇于自我解剖，张扬个性，所以表现出真实的自我。这些自传真实地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面貌、性格特征，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郭沫若在自传中毫不顾忌地写出自己最初的性觉醒。他说：“在我十岁前后，和外界的社会起了剧烈的变化一样，我身体的内部也起剧烈的变化。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惊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早期的性的觉醒。”17郭沫若早期性意识的萌芽，也是他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从童年时代的混沌中睁开眼睛，仿佛第一次发现大自然的美、生命的力量、青春女性的美，把自身从客体中分离出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但大多数郭沫若传记没有提及郭沫若童年时期的性萌芽和生命意识的觉醒，这是“为伟人讳”“为尊者讳”的思想作祟，也是长期封建思想、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使人们视“性”为洪水猛兽，谈“性”色变，不敢正视人之初的性觉醒和本能冲动，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传记研究真想让人理解它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一定不要默默地避而不谈它的人物的性行为和性个性——作为过于拘谨和假装正经的结果，这情况存在于大多数传记中。”18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通常把性行为看成一方面是自然本能的驱使，另一方面则是限制的法律告诉我们这样或那样做的结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性行为要比这复杂得多。它也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经验的构成，还有价值赋予的自觉意识。”19了解一个人的性观念与性行为方式有助于理解一个人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在中国传记文学中很少有涉及性行为的描写，这也是中国传记作品缺乏当代性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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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传主的私生活讳莫如深，不重视描写传主的感情生活与爱情婚姻生活是传记文学中“隐讳”思想的重要反映。田汉作为一代戏剧大师，他的形象在“文革”期间曾经受到很大误解和歪曲，董健的《田汉传》虽然在还原传主真实形象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但是对田汉丰富复杂的情感生活没有深入展开叙述，这就使田汉的精神世界与性格气质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田汉是个感性大于理性，性格浪漫、充满矛盾的人，反映在感情生活方面他也容易摇摆和变化。他和易漱瑜、黄大琳、林维中、安娥四位女性的爱情婚姻生活为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和灵感，如果没有这些人生追求与性格气质各异的女性走进他的生活，他可能也写不出《丽人行》、《回春之曲》、《母性之光》等以时代女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田本相的《曹禺传》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在写到传主的情感生活时只是一笔带过，曹禺与郑秀、方瑞、李玉茹的爱情婚姻生活没有受到传记作家的重视，几乎被排除在传记内容之外。这三位女性的生涯如同涓涓的溪流无不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传主的身影面貌。但是传记中对她们与传主的关系，对她们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缺乏分析，这对于反映传主真实的性格显然是不利的。
传记不仅要写出传主形象，还应写出传主周围人的形象以及周围人眼中的传主形象，通过传主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反映出传主性格的不同侧面。陈为人在写《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时就没有回避他的家庭生活，既写了唐达成与马中行爱情生活的甜蜜又写出他们婚姻生活中不断发生的矛盾与龃龉。传记作者说：“马中行一直为与唐达成的争吵懊恼不迭；又有点对争吵的现实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20唐达成在工作中谦虚谨慎、温良恭让，在家庭里却经常有脾气暴躁的行为，他在社会上受到的压力无意识地通过家庭释放出来，通过家庭生活中的唐达成形象与社会生活中的唐达成形象的对比，使唐达成的复杂性格更加鲜明，反映出他性格的不同侧面。传记作家把传主置身子各种矛盾冲突之中，写出与唐达成密切相关的一些人：如周扬、丁玲、张光年、贺敬之、冯牧、王蒙、白桦、唐因等，通过唐达成的个人经历反映出20世纪50到90年代中国文坛的风诡云谲。从《文艺报》的普通编辑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传记作家没有把唐达成写成精神界战士和反社会英雄，而是写出他性格中“哈姆雷特”式的悲剧性，他的懦弱与无奈。他身不由己地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一步步丧失了自我意志与精神独立性。传记作家细致地写出了传主性格的转变与人格的分裂过程，传主如何在一次次的政治打击与压迫下由年轻时的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到中年以后的驯服、听话、稳重，磨光了棱角，丧失了锐气，成为任凭上级摆布的一枚棋子。唐达成的无奈代表了20世纪后5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无奈。传记作家和传主虽然是多年的患难之交，但这本传记摆脱了溢美俗套，不囿于私人交情，秉笔直书，直言不讳，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哲理思考，成为近几年出版的传记作品中难得的上乘之作。
英国传记家约翰逊认为：“传记作家的职责往往是稍稍撇开那些带来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去关注家庭的私生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在这儿，外在的附着物被抛开了，人们只以勤谨和德行互较短长。”15但是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传记作家重视对传主作品与文学创作活动的分析与叙述，而相对忽视对传主日常生活琐事、精神世界的描写，表现不出传主的音容笑貌与个性特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有着重群体、轻个体的传统，个体的价值总是同群体和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存天理，灭人欲”，个人欲望与意志受到压抑，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人的个性得不到张扬。传记中的传主一旦被当作英雄偶像来崇拜，便成为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所以在中国传统传记中，传记作家重视描写传主在事业与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而不关心传主的个人品质和私生活，于是作家传记被写成作家、作品评论集、军事家传记被写成军事史、外交家传记被写成外交史、电影演员传记被写成电影或戏剧史，外在的客观事实很多，传主的个性却得不到凸现。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都存在着只重视外在真实而不重视内在真实的缺陷，传记中只有对传主生平经历、社会活动、创作活动等外部事实的介绍而缺少对传主日常生活琐事与情感世界、精神本质的描写。这些传记抽去了传主真实生命中的丰盈和灵动、精神的飞扬与情感的跌宕，塑造出来的传主形象是干巴巴的，呆板、僵滞，没有生命的气息和人性的闪光。
李辉的《萧乾传》在这方面则做得比较好，真实地写出了萧乾的四次婚恋。对传主因为在香港移情别恋而遗弃了淳朴、善良的妻子“小树叶”一事，传记作家也没有隐瞒，如实道来。郁达夫说“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达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21要使作家传记能够深刻地表现人物灵魂与个性，能够写出“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必须在关注传主创作、学术生涯与生平经历之外，还要重视传主的私生活与传主内部世界的真实与变化，把笔触深入传主灵魂世界的深处，不为尊者讳，表现出真实而复杂的人性。
四
传记作家的思想感情与主观偏见影响到传记写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程度。莫洛亚认为传记家在写传记之前应该抱有这样的观点：“‘这是一个常人，我得掌握关于他的大量文献与实物资料，以便撰写一部真实的传记。在动笔之前，我绝不虚构，而是仅仅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经过长期周密思考方才体会到的东西，并且准备根据新发现的事实来随时修改它。'我们反对传记作者依靠先入为主的看法作出判断，而要求他们从考察事实出发，来表达基本的概念，这些概念随后还要经过重新独立研究的检验以及谨慎与冷静的处理，我们需要运用一切文献材料来阐发主人公的性格。”22他主张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传记作家要始终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对待传主，不能对传主抱有任何先入之见。但是传记写作中传记作家的主观偏见却不可避免，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舆论、伦理道德观、传主及其家属的意见、个人崇拜思想、与传主的私人关系等等都会影响传记作家的主观感情，使他不能客观冷静地对待传主，产生对传主的某种偏见。传记作家往往从某种理论出发，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认识和理解传主，并且围绕着某种指导思想进行写作，选择和组织传记材料，在这种写作过程中已经渗透了传记作家的主观倾向性以及时代和社会对传记作家的影响。
传记是传记作家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传主形象的历史还原，是传记家的叙述使传主的生命重新获得再现。“传记写作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作家的过去'转变为‘作者的叙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入传记就成为必然。传记中的一切都是经过作者选择、叙述的东西，经过这种选择和叙述，绝对意义上‘真实'已经不存在，一切都经过了作者心灵之光的照耀……”23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传记作家的主体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传记作家抱着树碑立传的目的写作，以仰视的态度看待传主，就会有意无意地美化传主，为传主隐讳，要把传主塑造成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如果传记作家具有现代传记观，了解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抱着与传主平等的态度写作，把传主当作人而不是神看待，就会实事求是地写出传主的优点和缺点，力图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还原出真实的传主形象。丁尔纲的《茅盾传》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对茅盾的主要代表作品及文学、社会活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但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传记作者受“为尊者讳”观点的影响，对茅盾的性格缺陷或错误行为一味回护、掩盖，在对茅盾的婚外恋问题上，传记作者处处为茅盾辩护，贬低茅盾的情人秦德君的人格，缺乏客观对待历史的态度。对茅盾1927年曾经脱党的事实传记作者也多有讳饰。传记作家没有对传主复杂的内心活动、行为背后的动机进行揭示，使真实的茅盾形象掩盖在历史尘雾之中难以显现。沈卫威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则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传主，对茅盾性格上的软弱与行动上的过失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分析，指出脱党与对秦德君的绝情是茅盾一生中的两大阴影，传记作家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传主进行了深入分析，使这部传记不但有外部世界的真实更具有内在真实，塑造出来的茅盾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传记家认为：“传主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作者应该充满自信地说：‘我写的就是我!'”24体现出一种新型的传记家与传记主人公关系。
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性格矛盾复杂，但是长期以来，作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传记中的鲁迅形象被偶像化、抽象化和神化，成为一种干瘪的符号和空洞的能指，真实的鲁迅形象被遮蔽和歪曲。大部分早期鲁迅传只强调鲁迅思想行为中跟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革命性、战斗性的一面，而回避他思想性格中更加丰富的另一面，造成鲁迅形象的单一、失真。王晓明在写《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时则比较准确地抓住了鲁迅精神的内核与实质，指出“鲁迅一生所经历的，当然最多是痛苦，他的思想的特质，也确实偏于阴暗，但是，他也收获了许多别样的经验，精神上更有许多别样的特质，譬如他的幽默感，他的深入骨髓的智力上的优越感，更不必说那种锲而不舍、强自乐观的战斗意识了，它们同样构成了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倘若以为他就只有一副痛苦的表情，思路永远都是阴暗，那就太简单，反而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幼稚了”25。传记作者对鲁迅曾在北洋政府工作以及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之间每月拿中央研究院的津贴这些事实直言不讳。如果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把鲁迅当作人而不是神看待，人们就不会对鲁迅的性格与行为有所苛求。钱是好东西，没有人不爱钱，鲁迅拿了国民党的钱但没有停止对社会黑暗现象的抨击，他的正义感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传记作家没有为传主隐讳，而是通过对传主行为动机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一个真实可信的鲁迅。正因为传记家写出鲁迅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既写出他忧国忧民的“大我”，也写出他自私狭隘的“小我”；既写出他性格中阴暗、虚无的一面又写出他性格中与绝望作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面，从而塑造出了圆形、立体的鲁迅形象。这种对鲁迅真实形象的还原不但不会损害鲁迅形象的伟大，反而使鲁迅形象更加可信和可亲，更容易使人产生精神共鸣。对历史人物缺少批判性正是中国当代传记作品现代性匮乏的标志之一，当代中国传记作家不应该再抱着“树碑立传”的心态写作，而要确立主体批判性，以批判反省的眼光来解剖传主复杂的人生历程与个性。
总之，传记文学中因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意识形态、个人主观偏见等因素而导致的隐讳传统严重影响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阻碍了传记文学的发展。中国传记文学要想在21世纪获得质的飞跃，首先要冲破传统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思想的藩篱，突破种种社会道德成见的束缚，突破种种外在的形而上学的理论预设和价值标准，建立现代的传记文学观。传记作家必须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传主，能与传主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把传主当作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看待。不能为了美化传主形象而把传记写成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人工纪念碑。黑格尔赞赏荷马作品里的人物“每一个英雄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26荷马笔下的英雄阿喀琉斯勇敢善良、富有同情心，却又脾气暴躁、不顾大局、残忍凶暴，作者充分展示出他性格的多面性，使这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章学诚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27传记家应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具有“秉笔直书”的史德，不虚美、不隐恶，写传时不受物质利益驱使，不畏强权，不凭个人主观感情任意抬高或贬低传主。同时传记作者还要加深对人性的认识，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多面性，不但写出人性中光明的一面，也要写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还原出真实、生动的传主形象，使传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
注释：
①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第203页，
②胡适：《传记文学》，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51页。③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④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994年6月第4次印刷，第494页。
⑤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⑥刘知己：《史通?惑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第115页。
⑦刘勰：《文心雕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
页。⑧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8页。
⑨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⑩陆耀东：《冯至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第234页。
11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12郭沫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人民日报》1967年6月6日。
13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14［英］崔瑞德：《中国的传记写作》，张书生译，《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5［英］艾伦?谢尔斯顿：《传记》，李永辉、尚伟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第6页。
16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91—492页。
17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18［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9［法］福柯：《权利的眼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20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
21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2［法］莫洛亚：《论当代传记文学》，刘可、程为坤译，《传记文学》1987年第4期。
23董炳月：《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24沈卫威：《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5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第67页。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8
【关键词】格式塔心理学；意象；创作论
汉语以言传神，意在言外，重意合，重驭神，寥寥数语，便勾形画境，以意象传情达意的表现手法从古至今一脉相承。而诞生于20世纪初的格式塔心理学，其理论中的意象、格式塔质等核心概念和整体论、同型论等理论，对研究古今诗歌的意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本文欲应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对诗歌进行分析研究，故选取郭沫若的现代抒情诗歌代表作《天狗》，考虑到其无论在诗的语词选用上，还是在立象造景上，其况味和神韵都别具一格，具有较大的鉴赏价值与典型性。
一、格式塔质观照下的《天狗》
格式塔心理学派通过大量实验证明，直觉活动中的对象的整体性质并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整体往往大于部分相加之和。反观作品，作者创设的每一个意象和场景，并不是仅局限于描摹事物本身，而是为了创造新的整体质，即格式塔质。
因格式塔质注重整体概念上的理解，故笔者在此文中将“天狗”做广义的理解：第一，“天狗”意象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天狗吠日”，喻指其以“旧时代”的身份特征存现于“新时代”，具有强烈的自我改造与自我更新的冲动，这也与作者冲破四书五经、留学海外的生平相照应。第二，“天狗”意象不仅指“小我”的个体，更是象征整个民族的“大我”，作者以天狗的行为意识作为整个民族进步人士的代言人，实现了“小我”和“大我”之间的融合。
1.读者阅读视野：整体质大于部分相加之和
读者的阅读视野在阅读中不断进行意象的有机组合，形成“1+12”的审美效应。《天狗》是在“自我更新―自我否定―自我扩张”的逻辑顺序下展开的。全诗由四节组成。第一节以“吞”字为眼，以“我是一条天狗呀！”将“我”和“天狗”关联。天狗以其极富浪漫主义的姿态开始鲸吞日月、并包宇宙，既是积蓄能量的过程又是“纳故吐新”的伏笔；第二节承接第一节，天狗开始向世人展示它的能量，将自己化身成为“光明使者”，与“日”、“月”、“星球”和“X光线的光”做对等，表明自身拥有击垮旧世界的“全宇宙Energy的总量”和带来新光亮的创造精神。第三节是全诗艺术手法最为丰富、自我意识最为凸显的一段。抒情主人公“天狗”的能量集合和旺盛情感亟需爆发的出口，他疯狂地飞奔、吼叫和燃烧，动词上的复沓、排比上的层加，这只孑然独立和异常强大的天狗迎来“凤凰涅”，他在精神和肉体上肆意撒欢、张扬个性，在极富传奇和浪漫色彩中迎来新生。第四节仅用两句表现新我新意识的诞生，将在新时代爆发出新的个性与张力，首尾呼应。
四节“天狗”不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联动组合，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极富毁灭能力和创造精神、极富个人主体精神的“天狗”艺术形象，从而能够让读者从“小我”的天狗读出“大我”的国家民族之意。这些对天狗广义的理解，既是基于各部分对“天狗”裂变各阶段的分析，又出自文本但高于文本，在全诗的整体性结构关系中生成了具有审美效力的新质，使得“整体质大于部分相加之和”。
2.作者创作视野：整体质决定着部分要素的性质和意义
格式塔质心理学之所以看重整体质，是因为只有在整体中，局部才能充分显示其意义，因为这意义是由整体质决定的、赋予的。i
正是基于这样整体质的把握，郭老笔下的“天狗”才能区别于一般作品中对动物的状、行、声的描摹，区别于拥有着自然天性的生物，而赋予文中的“天狗”以张扬之个性、激情之浓烈的深意和诗意，区别于民间故事中光明破坏者和黑暗制造者的传统形象，被赋予了旧能量的鲸吞者和未来新能源的制造者的英雄色彩，使疯狂地奔跑跳跃、剥食吸噬的“天狗”并不觉得荒诞，而觉瑰丽浪漫，甚至“X光线”这种非文学要素也具有文学意义，成为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郭老对天狗的整体质的定位直接决定了天狗的情感与行为，起着一种整合完型、统领制约的作用，也就构成了创作中行文的内在逻辑，形成作者的创作视角。本关系图也尝试表示各部分章节与整体质间的关系，侧重表达创作视野和阅读视野间的融合。
二、格式塔心理学派创作论与读者阅读的意象重构
格式塔心理学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文艺心理学鲁道夫・阿恩海姆，其创作论的核心观点是“知觉”与“再现”。他将作者内心对一般结构性质的把握称作“知觉”，其外化形式称为“再现”，而读者对艺术作品的阅读过程，是对其蕴含的情境和意象的解构重组加之自身对作品一般结构性质的把握，从而形成自身独到的阅读体验。
1.作者创作视野：知觉与再现
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能真实地再现事物的结构整体性和深刻地传达事物的内在的表现性，而不是机械地摹拟、记录对象的细节真实。阿恩海姆将作者在知觉活动中形成的关于事物的一般结构性质称作“知觉概念”。其有两个特征：
其一，由于它是通过对于个别事物的知觉而产生，因而具有个别性和具体性，不同于科学活动中的概念具有抽象性。ii郭老将自身“知觉”中这种炽热的情感命名为“天狗”，在摹状中带有诗人自身的烙印，这有别于鲁迅笔下对同类“知觉”的描写，是“郭沫若式”的人物形象。
其二，它不是机械地模仿对象，而是通过简化提出对象无关紧要的细节，使其结构特征凸显出来，从而把握对象的一般结构特征。iii如“天狗”的形象来自民间故事，但文中的“天狗”形象仅抓住了传统形象中吞日噬月的行为共性，剔除了传统意义赋予的褒贬色彩。
郭老利用这“相由心生”、“相传心声”的特殊关系为所要表现的心理事实寻找载体――天狗，既遵从格式塔原则下对格式塔意象的布置，又实现“知觉”与“再现”的互相转换。
2.读者阅读视野：格式塔意象的重构
阿恩海姆曾说，非物质的心理事实与物质的物理事实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相似性，即“同质异构”。因此读者对作品的品读过程，应该以“同质异构”的方式去印证作者的“知觉概念”，这就要求读者立足意象，寻觅意象的同构物，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格式塔意象。
全诗29句句句以“我”字开头直抒胸臆，有意地强调和重复“我是什么”、“我怎么样”。开篇直呼“我是一只天狗呀。”，通过意象重构和联结，展现“天狗”的整体意象义：救国图强的改造信念和极度膨胀的自我意识，让诗人感到精力充盈以及不可遏止的冲动、兴奋、紧张，以诗人为代表的爱国能人志士愿在救国之路上实现自我更新，哪怕牺牲捐躯也在所不惜。
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在后期运用分析中，也逐渐融合了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等思维模式。运用格式塔心理学对《天狗》进行解读分析，实则是用理论将郭沫若在创作此诗时的心智活动进行分析，对比读者对诗歌的推理，以寻求创作视野和阅读视野的融合，对诗歌整体能有更为准确和完型的把握。
注释：
i 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ii 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iii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走向艺术心理学》，丁宁等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参考文献】
[1]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饶,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黄俊娟.格式塔心理学与诗词鉴赏中的格式塔意象构建[J].探索与争鸣，2011(4).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9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1999)是一部很重要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整理研究古代中国动物学史巨著，全书500余页，95万字。用现代的学科分类，将全书分为14章，综述了古代中国有关动物分类、动物生理生态、动物变态和发育、动物生殖、动物行为、动物遗传学、生物进化论、动物物候学和动物地理学、动物家化等，其中第十三章是专讲鱼类的《中国鱼类学史纲要》，最后第十四章介绍中国有关中国古代的动物学古籍文献。
笔者因需要先查阅了第十三章“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成庆泰执笔），在第三节“世界上最早的养魚文献《范蠡养魚经》”这节中，著者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我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魚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二是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1]
笔者看了书中引用的文献依据，觉得这两点推断都有商榷的余地。
先说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问题。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所依据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用罗振玉所辑的殷墟卜辞中两条含“圃”的卜辞为证：“贞其雨。在圃渔。”及：“在圃渔，十一月。”[2]作者说：“这两条卜辞特别注明“在圃渔”，即在园圃之內（捕）渔，而不是在一般的地方（捕）渔，也不是在野（捕）渔，证明殷商时代已开始了池塘养鱼。”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是把“圃”理解为园圃之圃，园圃中有池塘，所以“在圃渔”表明已有池塘养鱼了。
笔者按，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圃”，只有“甫”，其字形象一个生长水草的地方，甫的水草义在《诗经》中还有保存，如《诗·小雅·车攻》：《东有甫草》”笺：“甫田之草”。故“甫”本身是人们经常可以捕鱼的沼泽地，捕捉沼泽的鱼和池塘人工养鱼当然是两回事。
在甫的外面加一个大口成“圃”是后起的，初见于铜器铭文中。[3]圃虽然和甫一脉相承，但在引用甲骨文时，仍以用甫为是。郭沫若的书里把甲骨文转译为楷书时，将卜辞“在甫渔”译作“在圃渔”，《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因之，故把“在圃渔”理解为在池塘中养鱼，也属顺理成章。但郭沫若没有释“在圃渔”为池塘养鱼，池塘养鱼是《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对卜辞的读解。
后世“甫”和“圃”通用，“园圃”连称，指种植蔬菜果树的场所，但“圃”仍保留甫的古义，指繁茂的泽薮，即沼泽浅水之地。如《国语·周语中》：“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韦昭注：“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备材用也。”圃因有沼泽义，故又引申为泽薮的地名，称“圃田”。《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南一带的陂湖之地，是个极古老的地名，表明商殷时还是个沼泽丰草之地。沼泽地多积水，鱼虾类繁多，是捕鱼的好场所。
在天然沼泽（甫或圃）所捕的鱼是野生的鱼，在池塘所捕的鱼是人工养殖的鱼，这是两回事，所以仅仅根据这两条卜辞说“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否定“在甫渔”是池塘养鱼，不等于说殷代还没有池塘养鱼。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证明罢了。
其次，关于范蠡《养鱼经》的问题。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范蠡《养鱼经》看作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没有注意到学术界早已公认这是部后人托名范蠡的伪书，不好算作2400年前的作品，如果不算作范蠡的作品，它的养鱼技术内容，还是很有科学价值的。但《纲要》把它当作2400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来介绍，反而显得站不住脚了，这是很遗憾的事。
《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全书已佚，现今只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摘录，得知它的内容。说它不是范蠡所著的理由很多，主要有：1，书的开头说：“威王聘朱公，问之曰：‘闻公在湖为渔父，在齐为鸱夷子皮，…在越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这里的威王即齐威王，范蠡是在齐国的“陶”（今山东定陶）经商，改名朱公，出名以后，别人称他为陶朱公。按，越灭吴是在公元前473年，范蠡是在越灭吴以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史记·货殖列传》）而齐威王在位是公元前356～320年，相差百年以上，此时的范蠡早已逝世。作伪者这里露出了马脚。2，书中提到鱼塘里要放养“神守”即鳖，秦以前的古籍里只有大量单音词“鳖”，没有双音词“神守”，双音词的神守是起源于汉代（详后）。由此可证《养鱼经》很可能成书于汉代，假托范蠡之名。3，《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如果此书是范蠡自己所作，决不可能自己称自己《陶朱公养鱼经》。4，《养鱼经》的书名从汉至北魏间称呼不一，有《范蠡养鱼法》、《范蠡养魚方》、《陶朱公养鱼经》等，同书异名，前两种未见文字留传，只有《齐民要术》有大量“陶朱公养鱼经曰…”的经文摘录，故分析此书当以《齐民要术》为准。
《纲要》是全文照录《齐民要术》的《陶朱公养鱼经》引文，再以现代科学养殖知识给予分析评价。因为是立足于2400年前的文献，就不免存在以下问题：
1，度量衡问题。古今度量衡不同，用现代公制市制分析表示时，要经过换算。但《纲要》“鱼池工程问题”一节中却直接以《养鱼经》的古六亩作今六市亩来阐释：“养鱼经讲到鱼池工程‘以六亩为池’，即是鱼池以六亩为一池。根据今天养鱼实践的经验……一般以六七亩为好，所以养鱼经把鱼池规定‘以六亩为池’是合乎科学的。”按周制一亩相当于今市亩0.3726亩，或汉制一亩相當于今制0.6912市亩。不经折算，即以今六市亩等同于养鱼经时期的古亩来分析，怎么可以呢？同样，把《养鱼经》中所说的“谷深六尺”，按三市尺折算为一米，说“谷中立水六尺”是“八个深洼，深度两米。”但在接下来的鱼儿大小标准“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长三尺者四头”，却进行折算：“在周代一尺即合现在尺的六寸稍弱，当时三尺合现尺一尺八寸弱。”说明作者对上面的立水六尺和古亩六亩忘记了折算。（按1尺等于0.333米，1亩等于667平方米）
2，对《养鱼经》成书年代，《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其他章节里也有提到，说法与《纲要》不同，互相矛盾。《纲要》说《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但在同书第十四章第三节介绍古代鱼类的专著中，却说“关于鱼类和渔业的专书，首推《陶朱公养鱼经》一卷。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的雅称，活动在越（公元前495--458）浙江、江苏一带，不一定是他的原著，本书可能是东、西汉时期学者加工而成。”这个介绍是正确的，但在《纲要》部分却不采纳，不知道是观点不同，各自表述，或是全书编写中通气不够？又。在同书第十二章“动物的家化”第四节“鳖的饲养”一小段文字中又是另一种说法：“《范蠡养鱼经》提到养鳖，称之为神守。主要利用鳖能吃腐败的鱼类尸体，有利于鱼池环境清洁，如利用鳖游到水面呼吸，驱使鱼群游动和水的流动，有利于鱼群生长发育，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原书459页）。这段文字提到《范蠡养鱼经》，对成书年份不作介绍，却忽然在结尾时点出“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似乎有《养鱼经》是战国和汉代作品的趨向，却又不明朗。这“养鱼是在战国时进行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显然与“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相差很大，前后不一致。
3，虽然否定《养鱼经》是范蠡所作的理由已很充分，但神守对于鉴别《养鱼经》的时代无疑也是关键之一。如所众知，先秦文字称动植物名称多用单音词，鳖在《诗经》、《礼记》、《周礼》、《尔雅》《山海经》、《列子》、《庄子》、《国语》等古籍中都称鳖，[4]特别是《吴越春秋》中越王听了子贡的一番话以后，很是感动，说：“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与吴人战，军败身辱遁逃，上棲会稽，下守海滨，唯鱼鳖见矣。”[5]，以上都使用鳖，不见神守。此外，神怪故事、笔记类如《搜神记》、《太平广记》、《酉阳杂俎》、《神境记》、《朝野僉记》《清异录》[6]等都有提到鳖，却绝无提到神守。
以上说明神守这种双音词不可能出现于先秦时期，流行的时间也极短，不见于汉以后。笔者推想，汉代阴阳五行之说盛行，民间流行“厌胜术”（巫术的一种，认为通过诅咒或所指定的物，可以消灭或制胜对象的人或物），汉时民间的养鱼经验，知道把鳖和鱼一起放养，有助于鱼的顺利饲养，这种经验，被附上厌胜术的色彩，特称之为守神，又顛倒为神守。汉以后，鳖的别称流傳至今的很多，如团鱼、王八、水鱼、中华鳖等，唯独不再见神守的称呼，而且宋元以后的书籍中，凡是再提到神守的，都是转引《养鱼经》原文，即是因厌胜术衰退之故。又，《养鱼经》作者使用厌胜术的神守，怕读者不懂，接着加以解释：“神守者，鳖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是部巨著，成绩斐然，出现上述小小的失误，瑕不掩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事动物学史研究的专家（其他方面的专家也一样），只能是科学家，而不会是文史学家。因为文史学家缺乏科学动物学知识，想写也无从入手。科学家只要有一定的古籍阅读能力，便可以到古籍中寻找有关记述，梳理分析，给予科学的解释，使潜伏、蕴藏在古籍文献中的科学性记载，获得应有的解释，让古人的知识大放光芒。问题在于古籍的记述，不同于现代文献，它们在流传中掺杂不少误抄误刻，或张冠李戴，或有意作假伪托等，所以在文史界向来有注重书籍真伪考证辨别的基本要求，以至于产生训诂校勘之学。这些都不是科学家的精力所能顾及的事，不好苛求。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的激增，导致文理最早而彻底地分家，彼此各自独立门户，互不沟通，已达一个世纪之久。而客观世界的知识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科学史的研究是最先接触整体综合的领域，所以碰到的问题也首当其冲，这是不足为奇的，时代在发展，文理交叉、学科交融的领域将日益扩大，《中国古代动物学史》起着带头领先的榜样。
参考文献
[1]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中国古代动物学史》，1999,pp.500～502,北京，科学出版社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1960新1版，pp.221～223，北京，科学出版社
[3]高明编《古文字类编》1983，p.182，p.416,北京，中华书局
[4][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鳖部》，1936，第527冊，p.27,北京，中华书局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篇10
关键词：归化；异化；《鲁拜集》；黄克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212-01
一、引言
翻译界向来有归化与异化之争，归化与异化主要体现在对语言代表的文化成分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归化主张译文以源语文化及原作者为归宿，异化主张以目的语文化及译文读者为归宿（郭建中，1998：12）。到底孰轻孰重，不同人看法也不同。鲁迅主张异化，他认为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傅东华先生主张归化。他在《〈飘〉译序》中说：“即如人名地名，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无非要替读者省一点气力”（转自杨才元，2001：96）。在翻译过程中，有时译者想尽可能地把原语所承载的各种文化信息转译到译入语中，因此异化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有时译者希望译入语读者很容易地理解并接受译文，这时译者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策略。因为归化可以使译文更接近于目的语表达习惯，使目的语读者可以很轻松地读懂并接受译文，换言之，想对于异化而言，归化可以使译文读者用较小的努力读懂译文。本文用黄克孙的《鲁拜集》译本，分析指出归化与异化是相辅相成的，即使在黄克孙的归化译本中，也有异化的成分。
二、《鲁拜集》简介
《鲁拜集》是波斯大诗人，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奥玛·海亚姆（Omar Khayyam）的四行诗集。 《鲁拜集》也称做“柔巴依”，和我国的绝句相类似。《鲁拜集》早在十七世纪便有拉丁文的译本，十八世纪有有德文和英文译本。最早将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介绍给西方人的是费兹吉拉德，他翻译的《鲁拜集》的成就是被世界公认的，被评论者称为是“两位时空相距三千英里之远并七百年之久的小诗人的最令人称奇的合作”（郭沫若，2003：75）。菲译获得巨大成功，成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也成为各国争相翻译的原本，其汉译本也丰富多彩，郭沫若，黄克孙，梁实秋，李霁野，孙毓棠等名家都曾全译了《鲁拜集》。黄克孙的七绝译本独树一帜，钱钟书认为黄克孙的“译诗雅贴比美FitzGerald原译”（转自邵斌，缪佳，94）。而黄克孙的译本正是采用了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三、归化为主，异化为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语言，语言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一个民族的语言最适合表达该民族的文化。每种语言的词汇语法都是其特定文化造就的结果（谭载喜，2000，15）。比如第七首，后两句为：“The Bird of Time has but a little way/To flutter-and the Bird is on the wing.”原诗用了一个隐喻，把时光比作小鸟，这两句黄克孙译为：“白驹此去无多路，岁月无情已着鞭。”黄克孙把“时光之鸟”归化成了“白驹”，而白驹过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黄用中国的典故代替了原文中的“时光之鸟”，这样更加迎合中国读者的文化心理和阅读习惯，使读者自然地感受到了时光的短暂和人生的易逝。这样的例子在黄克孙的译本中不胜枚举。如第八首的“寒食與花朝”，第十首的“汨罗江，铜雀台”，第十六首的“石崇”，第十八首的“李广”，第三十首的“兰陵酒”，第六十首的“钟馗”，第六十一首的“杜康”，第六十三首的“碧落黄泉”，第六十七首的“汴湘”等等都是中国人熟悉的典故和人物，显然黄克孙采用的是归化的策略，迎合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同时原作的异域色彩也消失殆尽。虽然黄克孙的《鲁拜集》主要采用的是归化的策略，但有时也会采用异化的策略，比如在第四首中的“Mose”和“Jesus”，黄克孙分别翻译成了“魔世”和“耶稣”，并在后面加了注释。又如第五首中的“Seven-ring’d Cup”，他直接翻译成了“七环杯”，并加了注释。这些异化为译文增加了异域特色，使读者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带来的愉悦感。但纵观全文，黄克孙是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
四、结语
由以上几例可以看出，黄克孙侧重于归化，但有时也会采用异化的策略。归化让译文流畅自然，地道生动，但译文的文化色彩尽失。异化反应异域文化特色，再现了原文的“异国情调”。评论家往往会偏向其中一种翻译策略或原则，而反对另一种，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两种策略是同时存在于一个译本当中的。即使同一个译者，在翻译不同作品的时候，其采取的策略也会不尽相同。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也彼此交融，渗透，为了让让外国文化被目的语读者了解，接受，可能会更加偏向于采用异化的策略，而归化只是作为异化的补充存在。
参考文献：
[1]Karlin，D.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