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天上的街市十篇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1

《天上的街市》是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奇思妙想”中的一首现代诗歌。诗中引用了我国古代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的有关传说来描写天上的美好生活，用自然来表达作者的追求和理想，其显著特点就是运用了大量的想象与联想。郭沫若的现代诗，将想象与联想完美结合，使诗歌的意境深远、意味开阔，从而让读者有着无尽的遐想以及对理想世界的憧憬。

一、联想与想象的运用

《天上的街市》开头便展开联想，从远远的街灯想到了无数明亮的星星，又从明亮的星星想到了街灯，这样的联想使得天与地融为一体，也为下文写天上的美好生活做了铺垫。接着，作者写道，天空中有一个繁华的街市，街市中陈列着很多人间珍宝，由于没有写出具体是什么珍宝，这再一次的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这首诗写作于之后，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郭沫若深深感到痛苦和失落，他愤恨黑暗，向往光明，也许郭沫若所说的珍宝就是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对我们来说或许可以把这些珍宝当成是能让心灵安静的东西。

从文章开始，我们就能感受到梦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关系。对比的想象手法让我们看到远的是现实中的街灯，近的是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这是诗人的情感投射，开篇即让我们感受到矛盾的心理，由于梦幻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加美好所以他能够让让我们很轻松地走进想象世界的意境，所以说，天上的街市不仅仅是一个街市，而且是一个场景，用来铺垫牛郎织女的传说。牛郎织女还是在守护着银河两岸遥遥相望的吗？没有。诗人用了一个“定然”――“定然骑着牛儿来往”。随后诗人写到，在美丽的夜里，牛郎织女一定提着灯笼在珍宝无数的街市中闲游。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已经颠覆了这个让人伤感了千年的神话。尤其是诗中所使用的“定然”一词，也是表明诗人肯定这样的世界存在，也让读者的脑海中充满了意境美。从上述可以看出，诗歌和散文都是用联想与想象来做到珠联璧合，《天上的街市》就是将联想和想象结合到一起，再用大量丰富的联想与想象构建出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同时，不仅显示了诗歌本身的神韵，也让我们看到了其精妙之处。

二、运用平凡语言构造出最优美的境界

本诗创作于1921年，当时郭沫若第三次从日本回国，当时高潮刚过，面对着军阀混战，面对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政治统治，郭沫若痛心疾首，就好像他在《星空》集中写的那样：“啊，深说不定的星辰啊！你们有的是鲜红的血痕，有的是净朗的泪晶，在你们可怜的幽光之中，含蓄着多少的苦闷？”这些都能表现出，诗人对祖国未来憧憬破碎后内心的真实写照。古代诗歌讲究辞藻华丽，而现代诗则讲究纯真明朗，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勾勒出美妙的意境。现代诗是1912年才真正兴起的，在此之前很多人写过现代诗但是没有摆脱古代诗歌的范畴，从郭沫若的现代诗集出现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才形成，郭沫若将现代诗把握得炉火纯青并为现代诗奠定了浪漫主义情调，也可以说郭沫若就是现代诗的奠基人。

再看《天上街市》，语句自然整齐，风格韵律优美淡雅，意境和节奏细如流水，也就是这份细如流水的意境才带给我们无限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驰骋在美好的梦想中。意境美的体现从诗歌的开篇就可以看到。自然与街灯的想象是一个回环，是富于创造的相互比喻，它带给我们双层的美感，为读者留下了一个幻想中耐人寻味的美妙意境。在诗歌的第二节，想象的翅膀得到了延伸，一下子步入到理想境界，让读者看到了天国的景象。“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着魅力的街市……定然是世上的奇珍”。定然这个词用得相当完美，让理想变得真实且合乎常理令人向往。

同时，街市又将完美的想象带回了生活，让人有种矛盾的心情和心理反差，让人在理想世界中遨游又不能不想到现实生活。这就是天上人间的最美好结合。紧接着就是附加神话让这个结合更加完美。人间战火纷飞，人不是自由的，天上的牛郎织女原本恩恩爱爱，可王母娘娘非要制造出一条银河将两个人分开，这就使得自由和幸福已经被强权压制，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相似，也显示出郭沫若对现实世界的愤恨。然而，诗人是理性的，充满了追求与渴望，他用自己的理想改变了这个神话，牛郎织女拥有了幸福自由的生活，也寓意中国必然得到解放，被压迫的人民终究会翻身做主人。所以在诗歌的最后两节，郭沫若让心中渴望自由的理想以及对光明的追求得到了释放。诗歌中这样写到：“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不甚宽广，那隔着银河的牛郎织女，定然能起着牛儿来往……那多流星，就是他们提着灯笼再走。”

十二行的短诗中，一共使用了四个“定然”，“定然”是肯定词，它能让读者感受到诗歌中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意境，天上的街市是一个美好的地方，牛郎织女骑着青牛在街市中游逛，这是多么幸福的生活美？这也正是郭沫若的一种追求，也是他渴望的生活。于是，我们看到了追求光明与黑暗现实的鲜明对比。如果说第一次的意境美是街灯与明亮星星的联想，那么随后充满珍宝的街市以及牛郎织女就让这种意境美更加完善，这也是诗人心中的理想意境：让明亮的星星以及发着光亮的灯笼带领人们摒弃黑暗，走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同时，文中的修辞手法也别具匠心，其表现手法，主要集中在比喻、引用以及转移上。通过街灯与星星的比喻，读者将天与地结合到了一起，在感官上相辅相成。无论是星星还是街灯都能够在感官上勾勒出一个赏心悦目的意境美。同时将看不到的事物与所见的事物结合，用了几个“定然”来将人们看不到的天上的情景展现出来让人们能够去相信虚无缥缈的想象空间是真实存在的。随后就是引用，通过引用牛郎织女的传说来将原来的每年鹊桥相会一次的悲剧变成喜剧，这已经是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枷锁，将自由与释放含蓄地表现出来。最后就是转移，它是将相似的两个事物的属性词进行转换，比如文中的流星，划过天际是短暂的，但是将那颗流星转换成那朵流星就降低了流星消逝的速度，让人能够相信闲游时提着灯笼的那种悠闲的动态美。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天上街市中的修辞方法别具匠心，不仅给读者描绘出了动静结合的优美画面，也间接展现出诗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增强了诗歌的艺术层次。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2

[论文摘要]《女神》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歌中所传达的愤激与焦灼这些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在《女神》的放歌中，洋溢着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骚动。这种青春期话语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生命特征。《女神》以其断裂式的绝叫撕裂了文学史，但郭氏之浪漫主义很快如明日黄花，后继无人。

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传统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开放性文化心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节新或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学。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此开放式的文化运动，是以新诗节命为突破口的。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之作，胡适的《文’，，改良当议》提出的文’学“八事”有五事是就诗而言。陈独秀在《文学节命论》中提出的“二大主义’夕，也大都涉及诗歌创作。诗体节命也就成了五四文学节命的先异。

而这距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节命”已一十年矣。作为五四新文学节命的序曲，“诗界节命”未达到通过“节命”而拯救诗歌的目的，因而实质上是失败了的文’学改良。梁启超们抱残守缺，脱离小开旧文化的轨迹，此乃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时过一十年，陈独秀、胡适以力挽狂澜之势提出了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它小是要回溯、清理、疏浚、拓展“道统’，源流，而是要从“根抵处’，摧毁之，“别立新宗’夕，其实质是一场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刻节命。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断裂”式震撼前无占人。

胡适、刘半农等人初期写实主义新诗，在扫一破旧诗格律束缚、大胆使用白话写诗方而具有开创之功。在对底层黎民的仁慈关怀上，上承国风、杜甫、白居易，卜启减克家、贺敬之们，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成了百年来中国文’，，的一以贯之的一股内在的永恒的生命张力，异引着文学发展方向。“小拘格律，小拘平仄，小拘长短，有不}一么题目，做不}一么诗”的白话诗，实现了诗歌的一次大解放。但胡适们更重形式突破，尚无暇亦无力探求诗歌的艺术特征，发掘新诗深广的艺术内涵，无论直陈其事，还是描绘意境，或流于直白，或流于粗鄙，犹如“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这从一个方而表明了诗歌节命和一种新的诗体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即今开幕推神手，要选人人绝代才’夕，郭沫若就在时代的召唤卜脱颖而出。

在新诗史上，郭沫若以其恢宏的创作从诗情与诗体两方而确立了作为奠基者小可动摇的地位。诗人以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了诗坛一切陈腐之气，他那扫一破一切束缚，实现思想解放、文化涅架和民族新生的激情，表现了新诗的时代精神。他那彻底解放的诗体和潜在的占代诗歌传统影响，形成了新诗的基木体式。“此后新诗的基木体式都可以从郭沫若那里找来滥筋:自山体(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半自山体(如《人狗》、《人上的街市》等)、半格律体(如《匪徒颂))《炉中煤》等)、格律体(如《凤凰涅梁》等)。新诗从艰苦孕育到呱呱坠地，再到郭沫若的放情歌唱，完成了从诗体突破，到诗情复苏，再到诗式确立的过程，新诗诞生了”。

《女神》的横空出世是一种昭示，中国五千年漫长诗史自此断裂为两半。

清著名诗评家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如用这一标准衡量，中国新诗除郭沫若恐难有人挤入这一行列。徐志摩、闻一多固然在新诗建设与发展中举足轻重，影响巨大，亦有渊博之学识，然就对时代精神的开掘气度、反映社会的深广度、创作思维空间的开拓及其所引起的震撼力而言，新诗人当属郭沫若第一，艾青、北岛、海子次之。

郭氏乃诗之天才。田汉早年留日间就说郭有“诗才”“诗魂"，朱自清称郭氏之诗“异军突起”，“他的强烈的情感能够将理融化在他的笔下，是他的独到处”，闻一多“每每称道郭氏为现代第一诗人”，康白情则说:“郭沫若的诗笔力雄劲，不拘于艺术上的雕虫小技，实在是大方之作”。这里众人称道的皆郭氏之《女神》。实际上，对于《女神》的杰出贡献，众人只指其一端而未及全体。

五四是一个寻求社会、思想、文化、个性全面解放的时代，郭沫若正是以超人才华、丰富学识和惊人的想象，融屈夫子、李太白等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与惠特曼、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诗风于一炉，炼出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灿烂新篇章，并且闪耀出五四狂飙突进思想解放的精神之光。在闻一多看来，之所以只有郭诗才配称为“新诗”，是因为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或者说《女神》同时满足了新诗百年传统和加入“现代性”的世界潮流的双重要求。郭沫若呼唤“开辟鸿荒大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首次觉醒;他提出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结合”的“泛神论”，既是生命的创造力的充分张扬，又为诗情寻找了纷繁多姿的得以表现的形象。

“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郭沫若《凤凰涅》)

唐晓渡在评论《凤凰涅》时说，“借助丹穴山上的香木，梁启超所曾热忱讴歌过的‘少年中国’和他的‘新民理想’再次得到了表达，然而却是以彻头彻尾的乌托帮方式。这种乌托帮同样充满了

‘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它不是来自传统的‘桃花源’式的遁世冲动，而是来自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对革命的‘巨大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的末世学信仰’。18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曾基于这种信仰，狂热地寻求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并在理想化的中世纪寻找到了;20世纪中国诗人的狂热程度甚至更胜一筹，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新纪元’的地平线已经移到了前方。进化论和新的时间观保证它在人类的集体“涅”(革命的转喻)后将像再生的女神一样姗姗降临。”

女神就这样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人纵横驰骋于历史、哲学、现实三维空间之中，从上古神话至近代文明，从外国历史到中国现状，任意采撷，梳织成诗的锦绣。《女神》中所迸发出的奇瑰的想象力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天才所致，而且预告了积压了几千年的民族个性将有一次大爆破、大解放。诗人以一种对现实的非正面观照表现出对现实的更深层的干预，使我们体会出他的愤激、焦灼以及“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动”着的心。

而这种愤激与焦灼是以一种青春期的激情喷射的方式传达的。这种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郭氏曾说:“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达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这种生趣，便是《女神》中充溢着狂荡无羁的自由感。

“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郭沫若《凤凰涅》)

在生命的呐喊中，诗人获得了对世界和自我生命的诗情荡漾的体悟。在《女神》的放歌中，一扫晚清诗的疲惫和沉重，洋溢着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骚动。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怒号》)

时代的青春期个性体验中，往往漂浮着对宇宙的思索和对人类之爱，从而使《女神》因宇宙关怀而浸透着形而上的哲学意蕴:

“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鲁迅以其冷峻和黑色幽默折射出作为一个思想家生命和人类之爱，而郭沫若则以他的玄想完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艺术建构。《女神》总是“神驰千里，精?八极”，弥漫着绮丽多姿的理想主义色彩，完成了一次时代精神的浪漫的梦寻。

“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民，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身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象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象点着无数的街灯。”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奇思异想，若夜空中繁星点点，透视着生命童稚的天真;若春风话语，洒下青春生命的甘露。这种青春期话语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折射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特征。这令我们想到中国古代神话的姿肆与迷离，想到楚骚的澎湃与浩荡，想到盛唐气象之下李太白的奔放与飞动。

冯光廉所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称《女神》在诗歌体式上超越了胡适，“而进入了诗歌精神的自由表达，也就是进入了诗歌体式的自由创造”，我以为是正确的。正如上文所述，此后新诗的基本体式皆可以从《女神》中找来滥觞。由于《女神》的自由创造，从而使得《女神》至少实现了新诗诗体的几个突破:郭氏准确地把握了诗的情感的本质，超越了直白为诗，使诗一举获得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从而赋予诗以深蕴的生命强力和个性焕发的理想色彩;《女神》之奇思异想纵横万里，极大开拓了诗的艺术领域，使新诗在艺术经营能力上走到新的高度;郭氏强调诗的“内在韵律”，诗是“美人”，从内在情绪出发形成诗体，体现了新诗体式发展之内在要求，实现了白话新诗诗情与诗体的自然融合，为新诗的创作提供了基本范式，从而成为新诗的奠基者。

《女神》以其断裂式的绝叫撕裂了文学史，并以其浪漫主义恢弘澎湃之势开一代诗风。可是我们回顾新诗流派衍进史，正如前所论，郭氏之浪漫主义很快如明日黄花，后继无人。创造社后起的诗人都走上了浪漫加颓伤的象征主义道路，太阳社的革命诗人们则更趋向写实，即使郭氏本人后来的创作也自觉地摆脱《女神》而纷纷贴上口号式标签。五四话语中心就是一个“人”字，浪漫主义成了一个时代的适得其时的话语表达方式，当这个“人”受到民族生存等外在压力时，“人”便开始退场，“革命”成了文学史上唯一的中心话语。随着救亡的战火烽起，《女神》所代表的浪漫主义就象中国诗史上的一次庄严灿烂的日出，横空出世，光辉灿烂，但很快便湮没于时代的烟云中了。直至20世纪末叶，北岛、海子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重现郭氏之端倪，但随着北岛的出走、海子的早夭，似昙花之一现，浪漫主义很快陷于后现代主义的泥淖中了。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3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清晨，郭沫若和好友郁达夫、王独清到达广州的时候，敏锐地感觉到广州政治氛围的微妙。郭沫若来的似乎并不是时候，他赶上了左派力量逐渐衰落，以为核心的情绪逐渐蔓延全党。就在郭沫若们到达广州之前的三月二十日，麾下第一军突然扣留了国民革命军最重要的军舰中山舰，拘捕了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而的负责人突然生病卧床不起。广州的政治气氛骤然变得十分紧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山舰事件”。显然，郭沫若对广州的这种政治形势并不知情，或者说，很多心怀希望来到广州的进步文化人士，对国共合作中正在发生的细微变化一无所知。一九二六年的广州依然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而广州的国民革命政府也在积极广揽人才。郭沫若们就是在收到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的邀请函后毅然南下的。经过几天的海上航行，他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下午沿广州港的珠江后航道，绕过河南岛，行至广州西边的白鹅潭，在珠江江面上停留了一个晚上后，于第二天清晨雇小船冒雨登上广州西堤。而成仿吾已经在此等候三天了。三月二十八日，郭沫若入住广东大学教职工宿舍二楼。

郭沫若在广东大学受到了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但文科学院的教师们对他的到来则冷眼旁观；在他随后推进的教学改革工作中，最大的阻力恰恰来自于这个群体。这位新晋文科学长曾激愤地表示：“乃该教员等竟以罢课要挟，致激成学生之风潮，咎有攸归，责无旁贷。该教员等捏诬捣乱之行为，应请校长予以相当之处分。”事后，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教学改革的成功成为郭沫若在广东大学的第一项成就，其结果是将保守派势力之一部驱逐出广东大学。如果说黄埔军校是的中央军校的话，那么广东大学就是的中央党校了。这所孙中山亲自提议创建的大学，意在培养的政治文化精英，长时间控制在的代表人物邹鲁手中，成为势力的重要据点。邹鲁后来回忆说，在他的努力下，虽然遭到了左派和共产党的百般刁难、排挤，他都成功地阻止了左派力量向广东大学的渗透。因此，在广东大学进行的人事调整、教学改革就具有了特定的政治含义，它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进步和保守势力的较量。先是邹鲁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被迫交出广东大学校长职务，随后是郭沫若在的支持下成功推进了教学改革，广东大学终于暂时成为左翼政治力量的中心，成为左翼文化在广东的重要支点。

是年五月，在时任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的介绍下，郭沫若加入了。有意味的是，郭沫若还同时向共产党提出了入党申请，却没有被接纳。这个在今天看来有些费解的举动恰恰说明了彼时郭沫若的政治观念，他并没有意识到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分歧，也没有意识到广东微妙政治氛围的形成恰恰是两党博弈的结果；用这位诗人自己的话说，他加入，是出于一种政治投机，“我的确是个投机派”。政治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支配着这个冲动型诗人的行为和意识。他的党派政治观念，恰恰是在北伐战争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和对共产党的追杀过程中逐渐塑造出来的。

中山舰被扣留后，权衡利弊，采取了妥协的策略。舰长李之龙经亲自审讯后无罪开释；而海军学校负责人欧阳格被撤职查办。但无论如何，赢得了重要的一步，他甚至得到了广州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的负责人则远走海外，共产党就此事发表的公开声明似乎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就在郭沫若在广东大学的教学改革初步获得成果之后不久，广州金融市场突发挤兑事件，而起因则在一个老谣言：国民政府将在广州施行共产，商民由此将要罢市。随后迅速公告稳定人心，很快抑制住了这场金融冲击。这个突发事件说明了广州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困境、金融市场不稳定的状况、经济实力脆弱的实情；而广州的政局也显得越来越扑朔迷离，难以蠡测。紧接着，就抛出臭名昭著的“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和左派的政治活动正逐步被保守力量逐出政治权力中心。比较而言，郭沫若在广东大学取得的成绩越发显得无足轻重了。

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郭沫若对广州政局的判断，相反，他的成功更激发了他对革命政治的向往。是年六月，郭沫若的妻子安娜和他的几个孩子已经来到了广州，这表明了他对广州政局的信心。在广东大学时，郭沫若月薪三百六十元，虽然会出现拖欠薪金的情况，但他终于可以给妻子和孩子一个相对稳定而舒适的生活了。然而，这位诗人还是坚决地服从了党部的安排，辞去了广东大学的一切职务，投笔从戎。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诗人、创造社的核心成员，郭沫若的到来对于广东大学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他可以被视为是左翼文化的一面旗帜了；现在，这面旗帜又要投身北伐。

郭沫若的到来的确促进了左翼文化在广州的开展，不仅创造社的多位人员先后进入广东大学执教，创造社出版部也在广州建立了分部，销售相关书籍，得到了广州知识群体的追捧。郭沫若的话剧也在广州公演了，受到了广州学生群体和进步人士的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讲，左翼文化在广州的兴起和发展，虽然不是创造社开创的，但的确是在郭沫若们到来之后掀起了一个高潮。在教育、出版、期刊报章等多个领域，郭沫若们开始引领社会文化的潮流，并形成了一种相对强势的话语力量，冲击着的保守势力。但创造社的影响更像是一阵旋风，回荡在倾向革命的青年中间，飘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奔跑在大学的校园，却无法融入这个城市，撼动这个城市的根基。

但郭沫若并没有受到保守力量的排挤，相反，他成了保守力量争取和拉拢的对象，这从北伐中对待他的态度就可见出一斑。一九二七年四月，郭沫若在武汉《中央日报》以附刊形式公开发表长文《请看今日之》，彻底撇清了与的关系。他也因此登上了的通缉名单。此后，这位诗人就一直奔波在逃亡路上――从上海逃亡至武汉，从武汉奔赴南昌，从南昌退却至广东汕头，复又几经辗转经香港潜回上海，最终出亡日本，一去近十年。

二、分裂

一九二七年一月的《洪水》第二十五期上，刊载了郁达夫的《广州事情》，这篇文章在简单地赞颂了广州的市政建设之后，对广州当局采取了尖锐的批判态度。腐败、贪污、贫富差距的尖锐对立、官僚们对时政的操纵、党派政治中对于异己的排斥和打击。这个广州让郁达夫感慨，革命的理想还如此遥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文章一发表，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前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郁达夫已经辞去了广东大学――此时已更名为中山大学――的教职，离开广州返回上海。正在武汉试图游说李宗仁反蒋的郭沫若看到了郁达夫的文章，极为不满，他无法想象这是出自郁达夫的手笔，急忙致信郁达夫提出批评。是时，成仿吾正在中山大学从教，看到《洪水》居然刊载了抨击广州政府的文章，更是震惊，于是撰文在三月的《洪水》第二十八期上予以批驳。成仿吾毫不客气地抨击郁达夫，说他的错误在于观察不切实、意识不明确、对革命的过程没有明确的认识、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没有除尽。而这也就成为创造社三人关系解体的导火索。

但无论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都没有意识到，就在北伐开始之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内，广州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广州市政的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逐渐为所控制，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处于一个越来越微妙的政治环境中。到这一年的年底时，孙科、李济深、戴季陶等人物已经全面接手广州的党、政、军、教各个方面的工作了，中山大学校长的帽子顺利地戴到了戴季陶的头上。这种变化对时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郭沫若们无论如何也无法预知的。

郁达夫显然置于整个事件之外，这从他与戴季陶的往来经历，还有对戴季陶的称呼上可以见出一斑。就郁达夫的写作来看，他有着极高的现实感和对语言的敏锐感，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时政写作更多的是近于一种感发，而不是鞭辟入里的逻辑分析和理性思考。《广州事情》就是这种个人感发的结果。但郁达夫极为直观地抓住了广州市面的一些现象，并以直观的形式传达出了广州时局的微妙性，传达出了这位作者最为真切的感受。与郭沫若在广州英雄般的经历不一样的是，刚来广州时间不长，郁达夫就收到了家信：孩子病危。随后他匆匆北上，又在路上因故耽搁，到京后看到的是父子天人两隔的痛楚场景。这个变故极大地刺激了这位生性敏感的作家，并增加了他对广州的隔膜。在历经磨难之后，郁达夫撇下北京孤身一人尚在病中的妻子，途经上海后再次返穗，此时已经是十月了，而广州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郁达夫的记录中，他在广州时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欠薪。作为中山大学的教授，郁达夫似乎很少能全额支取薪酬，往往是今天拿到一部分薪酬，过些时日又得到了取钱的通知，而所得也仅是几十元。这让这位作家很是不满，时常抱怨。郁达夫的开销很大，妻子、孩子都需要钱，还有日常生活、朋友应酬，而他又不是一个在钱上十分精明的人。郁达夫的薪金支取在不经意间折射出了广州国民政府财政一直捉襟见肘的真实情况。郁达夫与郭沫若初到广州后不久，当地就发生了多次工人罢工事件，劳方要求资方补偿拖欠的工资。当地农会也在组织农民斗争，要求减租、减免苛捐杂税。同时，省港大罢工依然在进行中，对罢工工人的生活补贴尽管有社会捐助，但也是一大笔支出。而对于广州政府而言，最大的财政支出就是北伐战争了。为了这场战争，广州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筹措了两千万元，并向地方商人硬性摊派了六百万元。尽管如此，支持战争的经费依旧十分紧张。在这种状况下，欠薪是普遍性的，而这也加剧了郁达夫对广州政府机构中尖锐的贫富对立和贪腐现象的不满。

让郁达夫感到不安的是创造社出版部发生的变故，或者说是年轻的创造社成员与创立者之间的矛盾。从经济上、出版计划上，再到人事安排上，身在广州的郁达夫处处感受到来自上海的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们的排挤。此前，他曾为创造社的事情专门和成仿吾、王独清谈过，打算要返回上海主持事务，成仿吾也表示了对他的支持。郁达夫毕竟是创造社的元老，他的文学写作在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心中依然有着很高的地位，他与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关系也是任何人不能小觑的。但这位个性与郭沫若有一拼的作家在行为做派上偏偏十分不稳定：有时小心谨慎，有时又狂放不羁；有时情绪高涨，更多的时候则是意志消沉。他的神经似乎极易受到个人经历、家庭状况、外部环境的干扰。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郁达夫的叙述中，酒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了，而且在创造社诸人的文字记录中，似乎只有他是如此的嗜酒如命。广州天气炎热，这使得郁达夫常常喝些啤酒，而在与朋友的聚会中则是什么酒都喝。郁达夫似乎十分善饮，常常要喝到醉意沉沉。沉醉中的郁达夫似乎可以获得一种难得的欢愉，甚至放肆到对异性有所企图。郁达夫曾经记载了与白薇在广州一同参加晚宴，席间畅饮且颇有醉意；随后又自告奋勇送白薇回去，在分手之际突然心中有所企图，多亏强行压制了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外，歌楼妓馆也常出现在此间郁达夫的笔端，他甚至记录下自己在街头寻找娼妓的过程。先是转到陈塘的妓窟里去，发现无处落脚；随后跑到东堤的船上寻找D女。珠江两岸泊有大量水上居民，他们终生求生存于船上，被称为D民。D民因为经济颇为拮据，常常居无定所，故而身份十分卑贱。这些人家的女孩儿，在彼时的广州，很多时候扮演的就是这种“妓”的角色。彼时，郁达夫就在D女的船上消此长夜，因为是第一次在船上过夜，直到天近拂晓他才朦胧睡去。这种令人咋舌的事情，这位作家却从不避讳，他似乎视此为生活中的平常事，不可或缺。这与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声望的作家，尤其是革命性作家的身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对这种行为的记录中，郁达夫作为一个“零余人”的形象，他的写作中无可回避的漂泊感，反而更为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而他的所作所为，更显示出与郭沫若、成仿吾诸人的距离，彼此的隔阂就在这种日常生活的感受中逐渐扩大了。最终激怒郁达夫的，恰恰就是郭沫若和成仿吾对《广州事情》的反应。在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后，这位作家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的一纸声明，宣告了他们友情的终结。

郁达夫是在不满中离开广州的，这种离开包含着他对这个城市的失望，对个人身世的失落；对行政当局的厌恶，对同仁的不满。离开成为这种情绪的宣泄，却也将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置于分崩离析的困境。这种内部的分裂恰恰成为一个缩影，暗示着一个不安时刻的即将来临。

“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这是郁达夫临行前留给广州的话。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四个月后，广州发生了大屠杀，他的好友成仿吾幸免于难，并同其他创造社同仁先后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三、恐怖

郁达夫离开了广州，让鲁迅对广州的状况产生过一丝疑虑；但他最终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在一九二七年年初离开厦门，前往广州――这个中国革命的中心。鲁迅到达广州的行程与郭沫若们并不一致，他一月十六日离开厦门后，途经香港，于十八日午后到达广州外港黄埔港，然后雇小舟冒雨从黄埔港走珠江前航道到达东堤上岸。第二天，鲁迅便入住中山大学。随后，他出任了中大中文系系主任并教务长，全面负责中大的教学工作，并在不久后就召开了他在中大的第一次教务会议。鲁迅没有住进中山大学的职工宿舍，而是和好友许寿裳，先后住进了中山大学的钟楼。刚到广州不久的鲁迅领到了他的第一笔薪水，现金并政府债券各二百五十元。

然而，鲁迅来的并不是时候――或者说，比郭沫若们来的更不是时候。此时的广州，政治氛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在鲁迅到来前不久，广州机器工会――这是刻意发展的工人组织――的工人武装袭击了粤汉铁路工人宿舍，打死六人，打伤十多人。随后这个武装组织又袭击了广三铁路工会，打死铁路工人四人。事件最后不了了之。显然，这种暴行受到了广州当局的纵容和包庇。时局开始变得十分敏感。但这个危机很快就为另一个突发事件遮蔽了。一月十三日，广州沙面租界全面，而起因则在武汉。因为武汉的形势十分紧张，中国民众与英国汉口租界的水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广州沙面租界的英国人也采取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与此同时，广州当局迅速对沙面附近地区采取全面管控，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随后又阻止了欲前往沙面示威抗议的群众。在群情激愤之中，民族情绪的高涨反而掩护了广州时局的变化，而已经迁往武汉的国民政府对英租界的成功收回，进一步高涨了这种情绪，并树立了国民政府的威信。这反而让广州时局的变化显得格外平静。

初到广州的鲁迅十分繁忙，各界人士的拜访、热情的学生的邀请、中山大学的教学管理活动，还有各种演讲、集会、宴请、聚会……这种忙碌使得他几乎无暇思考在广州的生活，也根本没有空闲去关注时局变迁的政治意味。这反倒说明，鲁迅之前往广州，带有某种理想性，并且这种理想影响了他最初看待广州的态度。鲁迅似乎十分欣赏广州的生活，他不时抽空与许广平、许寿裳，或者其他友人逛逛广州的市面、公园，看看电影，转转书店――当然他也多次造访了创造社出版部，成仿吾向他赠送了创造社的图书。而他也没忘了帮助北新书局在广州建个销售点。三月中旬，为了应对繁忙的工作，鲁迅决定和许寿裳一起，迁出中山大学钟楼，入住大学东南不远处的白云路白云楼二层。不久后，同年四月八日，鲁迅应广州黄埔军校邀请，晚上前往演讲，发表了著名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中，鲁迅实际上部分延续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持的观点，即文学其实于社会现实并没有什么大用，从改变社会进程的角度看，文学显然不如大炮。鲁迅以颇带有调侃的轻松口吻说道，他更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因为这声音更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让各种反动势力魂飞魄散。这是鲁迅对黄埔军校学生的希望。

颇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没过几天，上海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仅仅三天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时间长达一个星期，两千一百人曝尸街头。此去鲁迅的演讲才不过七天，大炮的声音就响了；这声音对于从黄埔军校回来的鲁迅来说颇为刺耳。当天鲁迅即前往中大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营救被捕师生的事情，却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鲁迅前往狱中探视，显然，他的声望对被捕师生没有任何帮助。时局的激变严重刺激了这位对广州曾抱有希望的学者，而他回到白云楼后极为压抑的沉默，让许寿裳意识到，鲁迅要离开了――不过一个星期，鲁迅即向中大提出辞呈；第二天有学生前来挽留，被他婉拒门外。此后，鲁迅一直赋闲白云楼，直到离开。

鲁迅去意已决。他多次将中大敬奉的聘书送回去，并且拒绝了从好友到学生的热切挽留，直到六月终于收到了中大的同意批复。但他说辞职的原因完全是个人的，不仅因为教学和教务极为繁忙，还因为遭到了一些人的排挤，这让鲁迅极为恼怒。在此间他的私人信函中，可以看到鲁迅毫不掩饰对这些人的厌恶之情。鲁迅还在与朋友的信中反复申明他的辞职与广州的时政无干，并斥责那些捕风捉影之人的险恶用心。但让鲁迅十分高兴的是，广州的水果物美价廉，可以大吃特吃了；而他之所以滞留广州，还因为手中尚有些债券，需要些时日兑换成现金。后来证明，这一切都不外是障眼法。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鲁迅在长文《答有恒先生》中，披露出了彼时的真实心境：“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鲁迅说他的恐怖来自于两个方面：他在现实中看到了“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他还看到了自己在帮着别人排筵宴、帮着别人吃人。这残酷的现实不仅让他无话可说，还让他在广州沦为看客。他感到当年呼喊出的“救救孩子”是如此的四平八稳，如此的空洞无物。而这也是他保持沉默并最终选择离开的真实原因。在鲁迅离开广州后不久，刊载这篇文章的《北新》周刊，于上海出版面世了。

从三月一日中山大学新学期开学到四月二十一日提出辞呈，鲁迅在中大正式工作的时间不过一个半月多。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在中大召开了七次教务会议，两次教授会议，但这种教学活动相对于广州政治上的激变，更像是一个不和谐的插曲。这也可能是鲁迅一生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段经历了。他似乎在广州找到了中国的希望，并将这希望寄予到了他所谓的“青年”身上，尤其是那些手拿武器的青年。但这希望旋即破灭了。七月，鲁迅接受了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做了两次学术演讲，由此留下了那篇著名的长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身体和灵魂的自由，并不能抵抗现实黑暗带来的沉重的压力，所以药和酒只是让这身体和灵魂获得短暂解脱的工具。而社会变革的希望就在这求解脱的本能中被彻底压抑了。鲁迅的这个选择不能不说是高度象征性的，它无关现实；它真的无关现实吗？

当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鲁迅小心地从广州西堤登上太古商行的客轮前往上海的时候――西堤正好与他来时上岸的东堤遥遥相对――心中是否存有某种侥幸？同样是离开广东，郭沫若是仓皇出逃，有如惊弓之鸟；郁达夫是于愤懑中出走，他的孤苦无人知晓；只有鲁迅显得格外平静，这平静中隐含的痛楚却是难以道出的。就在他登上英国客轮的时候，心中是否有了某种解脱？还是感觉时间是如此沉重？因为改变的不是历史，而是曾经充满希望的青年――时间又一次轮回了，进化论破产了，而他则沦为帮凶！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4

什刹海导游词

俗话说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又被称为后海的北京什刹海历来是老北京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因其环境优美，且民俗风韵十足，两百余年来吸引了众多的官宦、名家甚至方外之人来此或修府第，或建庙宇，更为什刹海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现而今，北京的都市味越来越浓了，能看到老北京旧时民风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可就在这什刹海，依然能够听到秋日里清脆的虫鸣，依然能能看见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群的缩影，依然能够咀嚼京味文化旅游节就要在这里开幕了。游什刹海，看老北京，品茗、荡舟、游王府、逛胡同，更有那纯正的京腔京韵，使什刹海大放异彩。

宋庆龄故居

醇亲王府醇亲王府位于后海北岸，府邸分为正院、住院、花园及马圈四部分。另外在府后建有醇贤亲祠堂一所，占地共约八十余亩。特别是府内的西花园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先生故居就建在醇亲王府的西花园，她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给这座古色古香的园林留下了许多痕迹，增添了不少亮色。

康熙年间，明珠的府邸花园正是坐落于此。园中假山、竹林、小桥错落有致，南楼前临水有明开夜合树七株，其中两株二百余年前的古木，据说是明珠长子纳兰性德亲手所植。年轻的纳兰性德常常邀集北京的文人名士相聚于此吟诗填词，今日立身树下，思古之情油然而生，眼前仿佛人影依稀，耳畔边似回响着当年的唱吟之声，阶前双叶合，枝叶敷华荣。后来明珠获罪，这府花园又被和坤所占，嘉庆即位后，花园和附近的府邸一起被赐予成亲王，并特许成亲王引后海水入园。现在我们看到的恩波亭就是成亲王时修建的，平安石上岁岁平安四字便出自成亲王之手。光绪年间，这座府邸又赐给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其在成亲王府的基础上添改修缮，建成醇亲王府。

今天，醇亲王府已经成为什刹海边的一道风景线，众多的游人慕名前来，只为心中那一份对历史的眷恋和对古迹的景仰。

梅兰芳故居

梅兰芳先生一生中的最后10年是在什刹海西北隅护国寺街9号度过的，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占地716平方米。如今已成为人们缅怀大师的观光景地。

这是一座两进的北京小四合院。共有房屋37间。现有馆藏文件3万余件。正院保存故居原貌，会客厅、书房、卧室和起居室内的各项陈设均按梅兰芳生前生活原状陈列。

郭沫若纪念馆

千竿胡同往北大约30来米，前海西街18号，这里便是一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晚年居住过的地方。1963年秋天，郭沫若迁居此处，在什刹海西畔这座古朴的北京四合院里走完了人生最后14个年头。

走进纪念馆，草地上，郭沫若的铜像安坐在藤萝架前，双手轻轻放在膝头、目光平静而坦然。驻足绿荫下，闹市里久违的鸟鸣声，不绝于耳。

院内最为显眼的当数郭沫若夫妇亲手种植的银杏和牡丹，那些曾经与主人朝夕相处的一草一木，浸润在主人真诚与博大的情感世界中。人垂花门进四合院，东西两厢已辟为陈列室，以图片和实物展示着诗人、学者兼战士不平凡的一生。正房的客厅、办公室、卧室依旧是主人在世时的陈列。暖郎环绕小小的月季园，通向最北面的房间，正中的一间是郭沫若夫妇研磨书法的地方。伟人已去，故园依旧。一卷卷书稿，一幅幅书法佳作，保留着他的神韵。

广化寺

衣冠杂沓，车马骈阗的什刹海，历来是扎根皇城的佛教僧侣弘法结缘的首选之地。皆因梵刹林立，故名什刹海。什刹之一，饱经700年沧桑的佛门古刹广化寺，坐落在鼓楼后西侧后海北岸的鸦儿胡同31号。广化寺坐北朝南，东临银锭桥，西傍宋庆龄故居，占地1.38万平方米，拥有殿宇329间，分中、东、西三大院落。整座寺院建筑严谨，僧房毗连，形成院中有院的建筑特色。寺内古柏苍翠，花草溢香，曲径通幽。

广化寺始建于元代，后经明清三次修建，清宣统元年(1909)曾在此筹建京师图书馆，鲁迅先生曾在此任职。1921年8月对外开放。1982年北京佛教协会成立并将会址设在此寺。1986年，北京佛教协会在广化寺西路祖堂内肇建了北京佛教音乐团，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演奏京音乐即佛教音乐，并培养后继者。如今，广化寺不仅是信徒们礼佛的地方，佛教音乐、礼佛仪式等也已作为一种文化，成为什刹海民俗文化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刹品禅宗敬祠忆先贤

汇通祠

汇通祠也就是现在的郭守敬纪念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西海(积水谭)北沿的汇通河畔。元朝时期，这里水面辽阔，风景秀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元大都城内、京杭大运河最北码头，漕运船只可直达这里。汇通祠坐朝南，有山门一间，歇山调脊灰筒瓦顶，石券门，棋盘木门两扇，前殿及东西配殿各三间，均为硬山调大脊灰筒瓦顶。后院有二层后罩楼，祠后原有一暗红色的巨石一块，通体花纹如云，叩之如铜。巨石纹路中隐约似有一鸡一狮，人们俗称：鸡狮石。

1988年9月27日汇通祠竣工。占地1100平方米的汇通祠按原建筑形式恢复修建。内有石狮、石亭、剑碑，假山叠石，错落有致，曲径路道，别具匠心，石壁洞岫，宛自天开。一座小岛重现人间，清水绕岛而过，随着湖水的流逝，仿佛又回到了久远而灿烂辉煌的历史。

恭王府花园

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花园，想当年曾是乾隆宠臣和坤的私宅，后由慈禧赐给了恭亲王亦忻并因此得名恭王府。

恭王府规模宏大，占地6万多平方米，府邸、花园两部分，拥有格式建筑群落30多处，布局讲究、气势非凡。其花园又名锦翠园，园内设计、布局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全园以山字形假山拱抱，三面堆土叠石为山，中路以房山石堆砌洞壑。立于山顶，居高临下，更可观全园景观。

如今，恭王府以其富丽堂皇、幽深秀丽，已是名扬四海，吸引着远近宾客。

逛胡同，品北京风韵

胡同、四合院是旧北京城的象征。不管你是北京土著还是远方来客，都会被那份浓浓的京韵所吸引。

由前海西街郭沫若故居出发，顺前海北沿过银锭桥登鼓楼。然后再乘车过鸦儿胡同到银锭桥墩，一路上，提笼架鸟的老头儿，跳皮筋的小姑娘，端碗炸酱面蹲在院门口边吃边聊天的小伙子，这种惬意的生活让人留连忘返。

逛胡同，不能不去金丝套，是指以银锭桥分界的前海北沿、后海前沿、柳荫街与前海西街之内的地区，有18条胡同蜿蜒曲折。沿途蜿蜒的玉河水流淌着社会奔腾不止的变迁;特色各异的小桥又赋予你诗人般的遐想;古庙旧寺让你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对无知世界的敬畏;王府花园记录了得意的自恃和落魄的无奈;幽深的胡同孕育了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

登城楼，听历史钟声

始建于1272年的北京钟鼓楼，七百余年一直矗立在北京城中轴线上。两楼一高一矮、一横一竖相映成趣，飞檐走阁、振翅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韬伟略。钟鼓楼曾是元、明、清三代报时的中心，起着所谓以时出治，声与政通的作用，看到它仿佛听到了那萦绕在京城上空的厚重钟声，让人震憾!

说什刹海，不能不提德胜门城楼。明、清时期，每逢出兵打仗，兵士们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作战前线，借个德胜的口彩。现在，站到德胜门上，展现在眼前的则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科技园区，社会前进的脚步搭上科技的翅膀从此将不可阴遏。从城门望北还可以看到护城洒的垂柳碧波和关厢景物，这里的自然风光和科技园区的相互彰映还真有点不同一般!

泛轻舟，享惬意人生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5

一、诵读对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价值

诵读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诵读，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感悟力，涵养学生的性情。虽然在今天看来，传统的诵读有一些弊端，如诵读方式单调、诵读没有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等，但从总体看，诵读在当时仍然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它在语文教学中有独特的价值。诵读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上，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能力

汉语是韵律感很强的语言，具有音乐性，适合诵读，诵读会强化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和理解，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语言的能力。诵读是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语文教育名家历来高度重视诵读。朱自清就曾经说道“在语文的教学上，在文艺的发展上，朗读都占着重要的位置。从前私塾里教书，老师照例范读，学生循声朗诵。早年学校里教古文，也还是如此。”[1]语感能力的强弱是学生语言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而语感能力的培养只能在学生大量接触语言材料的过程中，其中，诵读是主要方式之一。在诵读中，学生切身品味语言、感受语言，全身心投入到语言学习中，通过感官的语言学习提升到理性认识语言，因为中学语文教材的选文都是名文佳篇，是学习语言的范文，特别是一些诗歌散文作品，在诵读训练上更是最佳的材料。如郭沫若的诗歌《天上的街市》，就非常适合诵读。这首诗歌联想自然，想象丰富，语言隽美，选入人教课标版《语文》七年级（上）第六单元，本单元教学要求的一个重点就是教师要引导学生熟读、美读课文。如一位教师在设计《天上的街市》的教学方案时，教学环节的第一步即为“体味诗的音乐美”，在教师范读这一步骤中，教师引导学生：朗读这首诗节奏不宜强，声音不宜大，速度不宜快，要做到轻松、柔和、舒缓。学生在这样的引导下进行诵读自然会强化对诗歌的感悟能力，经过长期这样的诵读训练，语感能力的形成就会成为可能。

（二）增强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能力

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在于学生通过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提升自己的思维品质，体现在听说读写能力方面。教师一般都比较重视学生的读写能力的培养，对诵读在培养学生语言的理解能力方面却不太关注。其实，诵读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还能增强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听说读写这四种语文能力，是互相渗透、紧密联系的；听读同属于理解的范畴，说写同属于表达的范畴，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有助于读写能力的提高。”[2]阅读能力的提高需要学生的诵读能力，语文能力的发展也离不开诵读能力，可见诵读能力与其他能力密切相关，共同构成学生的语文能力。诵读是把文字转化为有声语言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在诵读过程中，体味语言、理解内容、感受情感是诵读要达到的教学效果，学生通过反复的、动情的诵读，便能更深入体会文字的优美，理解文章内容，领悟作者的情感。如郭沫若的诗歌《静夜》，这首诗歌写得清幽、典雅，有着古典诗词的意境和韵味，如一首小夜曲，流过人们的心田，给人美的享受。这首诗歌是诗人五四以后的作品，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诗人感到失望、痛苦、苦闷。这些情感学生理解有一定的困难，但在教学中，可以充分运用诵读，让学生在诵读过程中先体味诗句表现出来的情感，然后教师再结合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作一定的讲解。学生在了解诗歌创作的背景后，再反复诵读诗歌，通过诵读在想象中不知不觉地感受到文字的美、意境的美、情感的美，这样，便加深了对诗歌的理解。“朗读是一种再创造，可以把有文字记录的语音符号，连同无法用文字记录的节律符号，通过语音补齐全部信息后，传递出去。这里所补全的信息，就是作者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感情和言外之意。”[3]

二、诵读对中学生语言流能力培养的作用

（一）促进学生语言思维的流畅

“语言流”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还是一个空白，但有的作家已经在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流进行创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辛笛在论及卞之琳的体裁和风格时，就提出“语言流”的概念，在2005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中，桑农的文章《谁先提出‘语言流’？》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该文对作家所主张的“语言流”进行了梳理归纳，认为作家在创作时“藉词语唤起和追踪瞬息变化的感受过程，必须遵循该语言的语法结构所提供的可能，否则语句便不堪卒读。能实现的无非是‘语言流’，‘意识流’只潜藏在‘语言流’之中。”[4]从这段话语中，我们知道，“语言流”要遵循语言的语法结构，它只是思维意识的一种表现，这也符合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这一规律，而强化学生的语言流能力就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作家在“藉词语唤起和追踪瞬息变化的感受过程”时，语言的表达是一气呵成的，是淋漓酣畅的，有一种“流”的意味，这主要表现为语言的流畅感。所以，学生语言流能力主要体现为学生语言思维的流畅能力，在诵读中，又体现在学生对语言的节奏感把握上。通过对诵读语言的节奏感把握，学生流畅地朗读语言，强化学生对语言的整体理解和把握，促进语言流能力的提高，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二）提升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力

在诵读过程中，学生的语言流能力得到强化和发展，这将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力，辛笛认为“所谓‘语言流’写法，是指写作时，思绪和辞意随诗行的展开，时而隽永，时而飘逸，行云流水，一‘流’到底。”[5]这样的语言风格，对学生的语言感悟力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学生用心诵读，全身心投入到所读的语言材料中，涵泳体味。正是因为语言流呈现的多样化语言风格，才使学生通过诵读锻炼自己的语言感悟力成为可能。学生语言感悟力包括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和理解两个方面，感悟是指对语言表层的感受，理解是指对语言深层的认知，当学生在对语言的这两个层面都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解和体会时，学生的语言感悟力才能形成。诵读是把文字转化为有声语言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是一种出声的阅读方式，创造性活动没有对语言的深层理解是不可能完成的。诵读通过读和悟的方式完成创造性阅读活动，语言流能力既包含了学生对语言的流畅朗读能力，也包含了在诵读过程中对风格多样的语言流的理解能力。

如郭沫若的《雷电颂》，其语言流特点表现很明显。这是郭沫若创作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中主人公屈原的内心独白，是屈原在受诬陷、被囚禁时，内心悲愤而发出的呐喊。这段内心独白，剧作家写得行云流水，一“流”到底，借风、雷、电唤起和追踪主人公瞬息变化的内心感受过程。剧作家先写屈原对风的呼唤，“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但面对严酷的黑暗现实，屈原是清醒的，他自知“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史记·屈原列传》），所以，他又发出这样的期盼“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转来，不能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浪，和你一同地大声咆哮呵！”最后，剧作家让主人公的思绪飞扬，“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屈原的这段内心独白，是比较典型的语言流，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可以在引导学生诵读时，强化学生的感悟力。

（三）强化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诵读对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是直接和明显的，但诵读所体现的口语交际能力与语言流能力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语言流能力与学生口语交际能力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注重口语化，是‘语言流’的主要特征。在辛笛看来，关键是符合日常白话的习惯，平易、亲切、自然、纯熟，而我国的‘七言古风’中也有这样的传统，可以借鉴。”[6]这就是说，语言流突出的作品，在语言的表现上，注重语言的平易、亲切、自然、纯熟。其实，具有这样语言风格的作品往往能被读者接受和喜爱，鲁迅曾经阐述过这种语言的特点“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7]这样的语言因其来自民众的口语而具有生命力，具有平易、亲切、自然的特点，注重口语化，这些都是语言流特点的体现。这样的语言风格特点对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诗歌的语言清新、明丽、亲切、自然，学生诵读易于理解和体会诗歌的语言，诗歌第1节用生活化的语言抒写画面，“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这些语句都是日常白话，平易亲切，在诵读过程中，只要教师加以适当地引导，学生容易读出诗歌那种淡远的意境，并体味诗人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的美好理想世界。

诵读对中学生语言流能力的培养有直接的关系，诵读可以形成和强化学生的语言流能力，虽然语言流能力的构成及在语文教学中的独特作用还没有引起语言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但作家的创作实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语言流现象的存在，这对语文教学实践来说，就提供了探索通过诵读培养学生语言流能力的可能。

附记：本文为2011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课题“教材中的郭沫若作品评价研究——以大学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学语文教材为例”[课题编号：GY2011C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朱自清语文教学经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2]倪文锦，欧阳汝颖.语文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倪宝元.语言学与语文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4][5][6]桑农.谁先提出“语言流”？[J].文学自由谈，2005，（03）.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6

写作背景

这篇作品写于1921年，正值“五四”运动的退潮期。作者由日本回国，他所渴望的“新鲜”、“净朗”、“芬芳”、“华美”的新中国并没有出现，到处仍然是“黑暗如漆”、“冷酷如铁”、“腥秽如血”，美丽的幻想被丑恶的现实砸得粉碎，作者自然产生极大的失望和悲愤。于是仰望星空，追怀太古，用丰富的想象织成了一幅神奇而瑰丽的画面，写出了《天上的街市》。

新诗

新诗，指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现代史上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的，是郭沫若的《女神》。

本文是诗人郭沫若1921年创作的一首新诗，诗歌短小精悍，想象奇伟瑰丽，读来脍炙人口。阅读本诗，要注意以下美点：

一、想象美

诗人由现实中的街灯联想到天上的明星，再由天上的明星联想到街灯，进而想象天上美丽的街市，想象天上美丽的景色，想象天上街市里“世上没有的珍奇”。不但如此，就连在民间故事中被拆散的牛郎织女，也都能骑着牛儿来往，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诗人通过对天上美好生活的描绘，展现了理想世界中的美好社会图景，从而表达了对旧时代黑暗现实的痛恨，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激励人们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

二、意境美

新诗也讲求意境之美。诗人很注意诗歌意境美的创设：第一节，由自然的街灯联想到天上的明星，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美妙的境界；第二节想象的翅膀得以延伸，一下子步入了理想境界――天上的街市；接下来作者想象天上街市的构成，这里有人世间没有的珍奇，有自由自在能够牵着牛儿自由来往的牛郎织女，还有流星，这些美好的意象，共同组成一幅美丽而繁华的天上街市图，而正是这种美好幸福的天国图景，与现实的黑暗形成对比，在对比中凸显作者的理想和追求。

三、语言美

诗歌语言是最富表现力的语言。阅读本文，还要注意文中语言的表现力，品味诗歌的语言美。如写街灯用“明”、“点”，写明星用“闪”和“现”这些词更符合事物的特点。再如写牛郎织女在天街闲游，一个“闲”字写出了两人的情态：漫无目的，随心所欲，这是何等的惬意！没有过多的描摹，更没有华丽的表达，一个字就把他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展现在我们眼前。再如用“朵”这一量词来写流星，更赋予流星以形态上的美感。连用四个“定然”一个“定”，表达对这种社会的肯定，凸显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

四、音乐美

阅读本诗，还要注意作品强烈的音乐性。整个诗歌，诗人自觉地运用分节、押韵、句读等艺术处理方法，让作品读来富有音乐美。表现在：诗歌每节四行，行数相等；每句都采用双音尾；偶句押韵，四句换韵；每句少则七字，多则十一字，字数相近；除停留时间较短的顿之外，每句三顿，顿数相同。而其中，以押韵和每句顿数相同最为重要。正是这种组合，令整个诗歌读来朗朗上口，和谐优美，悦耳动人。

1.作者为什么要想象天上街市的美丽？借以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2.这首诗是怎样逐步展开联想和想象的？

3.这首诗既有写实也有想象，请找出来，并体会各自在诗中的作用。

自古以来，人们就想象星光灿烂的天上会有幸福的天堂，读完郭沫若的诗，我们再来读贾平凹的文章――

天上的星星

贾平凹

大人们快活了，对我们就亲近；他们烦恼了，却要随意骂我们讨厌，似乎一切烦恼都要我们负担，这便是我们做孩子的不曾明白的。天擦黑，我们才在家捉起迷藏，他们又来烦了，大声呵斥。我们只好蹑蹑地出来，在门前树下的竹席上，躺下去，纳凉了。

“星星！”妹妹突然叫了一声。

我们都抬起头来，就在我头顶，出现了一颗星星，小小的，却极亮极亮。我们就好奇地数起星星来，数着那是四个光角儿呢，还是五个光角儿，但就在这个时候，那星的周围又出现了几颗星星，就是那么一瞬g，几乎不容觉察，就明亮亮地出现了。啊，两颗，三颗十颗……奇迹是这般迅速地出现，一时间，漫天星空，一片闪亮。

夜空再也不是荒凉的了，星星们都在那里热闹，有装熊的，有挑担的，也有提着灯笼跑的……

我们都快活起来了，一起站在树下，扬着小手。星星们似乎很得意了，向我们挤弄着眉眼，鬼鬼地笑。

过了一会儿，月亮从村东口的那个榆树丫子里升上来了。它总是从那儿出来，冷不丁地，常要惊飞了树上的鸟儿。先是玫瑰色的红，接着，就黄了脸，瞬间，它就又白了，极白极白的，夜空里就笼上了一层淡淡的乳白色。我们都不知道这月亮是怎么了，却发现星星少了许多，留下的也淡了许多。这使我们大吃了一惊。

“这是怎么了？”妹妹慌慌地说。

“月亮出来了。”我说。

“月亮出来了为什么星星就少了呢？”

我们闷闷不得其解。坐了一会儿，似乎就明白了：这漠漠的夜空，恐怕是属于月亮的，它之所以由红变黄，由黄变白，一定是生气，嫌星星们不安分，在吓唬它们哩。

“哦，月亮是天上的大人。”妹妹说。

我们都没有了话说。我们深深懂得大人的威严，又深深可怜起星星了：月亮不在的时候，它们是多么有精光灵气；月亮出现了，它们就变得这般畏缩了。

我们突然又回想起了一切：原来天上并不甚好，月亮睡着的时候，它才让星星出来，它出来了，就要星星退去。那纷纷扬扬的雪片，五个角的，七个角的，全是薄亮亮的，不就是星星的尸骸吗？或许，燃烧起晚霞的大火柴烧它们，要不，星星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叶，也没有根，只是那么裸的星呢？

我们再也不忍心看那些星星了，低了头走到门前的小溪边，要去洗洗手脸。

溪水浅浅地流着，我们探手下去，才要掬起一g来，但是，我们差不多全看见了，就在那水底里，有着无数的星星。

“啊，它们藏在这儿了。”妹妹大声地说。

我们赶忙下溪去捞，但无论如何也捞不上来。我们明白了，那一定是星星不能在天上，就偷偷躲藏在这里了。我们就再不声张，不让大人们知道，让它们静静地躲在这里好了。

（选自《贾平凹散文精选》，有删改）

作者由星星联想到孩子们，由月亮联想到整日管着孩子们的大人，因为星星得不到自由，就躲到了小溪中，这种想象是多么贴切呀！想一想，同样是想象，本文和《天上的街市》寄寓情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阅读《天上的街市》，回答问题。（2010年湖北黄冈卷）

1.这首诗节奏舒缓，适合朗读。下面四项中朗读节奏（用“/”标示）和重音处理（文字下面用“・”标示）都正_的一项是（ ）。

A.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B.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C.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D.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2.诗的后三节中连用了四个“定然”和一个“定”说明了什么？

3.在诗中，作者对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的悲惨命运进行了大胆创新，赋予他们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样改写有什么作用？请用简洁的语言回答。

知识把握

1.作者想象天上街市的美好，是为了反衬人间的丑恶，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自由、幸福、美满生活）以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2.展开的过程是：街灯（明星）――街市――物品――人――生活。

3.第一节写实，后三节都是想象。写实为想象作铺垫，想象则表达了对美好的理想境界的向往。

类文阅读

本文以星星比拟孩子，以月亮比拟大人，用月亮出来，星光黯淡形象地说明大人对孩子的不尊重，寄寓的是渴望被理解和尊重的理想追求；《天上的街市》用想象天上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来寄寓人间没有的生活，表达对理想的追求。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7

【最寓意深刻之：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题目鉴赏：

20世纪80年代，恐怕每个孩子的脖子上都会套着家门钥匙，这才不会因为粗心或贪玩而丢失。钥匙，随时都可以打开家门，让人拥有身心的归宿地，让每个孩子都记得回家的路。

诗人敏锐地选取“钥匙”这个别具深意的意象，把它放在标题中。一句“我的钥匙丢了”直接揭示出一大批 “红卫兵”在浩劫过后，发现青春不再、信仰崩塌、精神迷失的现状。通过看似简单的陈述式标题，彰显出该诗渴求找回心灵归宿，寻求精神引领的主题。

标题特色： 醒目直接 寓意深刻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写作背景：

诗作写于1980年，那时“”刚结束不久，中国正处在解放思想、弃旧图新的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一代青年从中走过来，满身伤痕，精神迷惘。诗人正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一代青年的一段特殊思想历程，展示了他们在新时代面前的困惑和思考。

标题联想：

变革必定会带来新出路，人们急需一把“钥匙”打开心灵之锁。如今，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各种新事物纷至沓来，我们的思想也会有困惑迷茫，如何找寻到一把“钥匙”来解开自己生活与精神的“锁”，是我们需要思索的。而那把“钥匙”在哪呢？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选择。兴趣爱好、本职专长、爱心奉献、创新探索等，诸多领域中都可发现“钥匙“的身影。

【最朴实无华之：大堰河，我的保姆】

题目鉴赏：

标题感情浓烈，是一句发自内心的深情呼喊。乍一看，“大堰河”是个地名，而“我的保姆”指的是人。人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地名？她和大堰河这方土地有着怎样的关系？诗人完全按照事实，写出了自己心中对保姆的真切感情。大堰河，她成了一个象征，一个大地的象征，一个中国土地上辛勤劳动者的象征，一个伟大母亲的象征。

标题特色： 真挚感人 朴实无华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

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给吻过我的唇，

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颜，

呈给你养育了我的，

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

呈给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

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

写作背景：

艾青于1910年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地主家庭。母亲生他时难产，算卦的说他 “克父母”，所以他在婴儿时期就被寄养在一个农村妇女家中。养母名叫大堰河。大堰河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把诚挚朴素的母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到艾青身上，让幼年的艾青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标题联想：

我们的生命中总会留有一些人的印迹，他们或许是我们的亲人、师长、儿时的小伙伴，或许是一个陌生人。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印记，一定是他们身上某种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些气质或许以一种表情、一种腔调，或许以一个地域特色的形式鲜明地展现出来。

给自己的生命印迹打上一个鲜明的标签，如“大堰河”般言简意赅，醒目直接。

【最引人遐想之：天上的街市】

题目鉴赏：

无中生有的标题组合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街市原本是属于地上的，充满人间烟火气，天上哪来的“街市”？作者却组合出“天上的街市”这一看似不合理的搭配。其中的合理性在哪里？1921―1922年的中国，人们在战乱的缝隙中生存，地上的街市暗淡萧条，与之形成对比的却是明亮的星空、璀璨的星河。“天上的街市”越美丽，人间的街市就越暗淡。奇妙的对比联想使该标题不同凡响。

标题特色： 简洁新颖 引人遐想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写作背景：

1921―1923年，郭沫若三次从日本回国。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黑暗现实，郭沫若感到极大的愤怒，苦闷和感伤，但他并没有悲观失望，依然不倦地探索和追求。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充满浪漫色彩的著名诗篇《天上的街市》。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8

旅游景点：

1、灵渠：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全长36.4公里，分南北二渠，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建有灵渠公园，公园内景点主要有铧嘴，大小天平，分水塘，临源阁，灵源寺，状元桥，郭沫若题词碑，秦文化广场，四贤祠，飞来石等，是大桂林旅游圈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与四川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2、水街景区：兴安水街景区是指灵渠穿过县城一段两岸的街区，长约1公里。整个水街景区由秦汉建筑文化，古桥文化，古雕塑文化。

3、秦文流觞：景区是兴安水街的入口，占地约3000平方米。首先是重建的兴安古城北门，景区内以一品居，三槐第，九井坊三条古街的形式，充分体现出秦代建筑的风韵。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9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1932年，寄居日本的鲁迅先生写下了这样两句诗。

鲁迅此诗并非为留学生而作。然而，当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宋教仁、陈天华、黄兴、秋瑾、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一个又一个名字出现在近代留日学生的名单中时，这两句诗却自然而然地与他们的形象重合在一起。

故事应该从清末中国向日本驶出的船上开始，一船又一船的中国年轻人从闭塞的环境中，一脚踏入这个经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岛国，眼前的一切都是新奇与进步。

从清末一直到抗日战争前夕，留日学生举办了多个革命团体，同盟会、光复会等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实更多的是文化团体，他们办报译书，输入新文化新思想，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

如果留日学生革命团体可以用“血沃中原肥劲草”来描摹的话，近代留日学生的文化团体则当得起“寒凝大地发春华”几个字。

越禁越火的《湖北学生界》

当代，越是被禁的电影、书籍、人物，越是显得神秘，越能通过更广泛的渠道得到传播。在近代中国，这一不成文的法则居然也曾让一个清末的留日学生团体绝处逢生。

1900年至1911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建了各种各样的翻译社团，这些团体几乎都是以省份为单位组合的。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就是众多地方性团体中的一个，其主办的《湖北学生界》也是同乡会刊物中的佼佼者。

留日学生翻译各种著作的目的，都是向国人输入文明，其对象也自然是国内读者。如何将刊物发行到国内，难煞了诸多留日学子。

《湖北学生界》发行之初也是“阅者寥寥”，但与其他同期的学术性翻译刊物不同，湖北留日同乡会的几个学生在首期刊物上就设置了《论说》等栏目，在翻译西方思想、文化、科技等内容外加上了时政评论的内容，这就引起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的注意。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府官员十分敏感。张之洞曾写下《游学篇》大力倡导中国学生留日，更在《广译篇》中述说翻译日本书籍之必要。也因此，张之洞十分注意留日学生的动向。在夹杂着翻译西方著作和留日学生自己的评论的刊物传入国内还没有引起关注时，张之洞就对各留日学生所办报刊进行审查。

没想到的是，当“湖广总督张之洞、端方上奏，请政府查禁《湖北学生界》”这一言论传开之时，《湖北学生界》在之前根本不知此刊为何物的国人中间火了。

一本阅者寥寥的刊物，自张之洞一禁，迅速销出几千份。其初版甚至脱销，很快再版，销量扶摇直上。

《湖北学生界》的走红当然不只是因为被禁，其背后的湖北留日同乡会的刘成禹、李书城皆是后来革命中的干将。

湖北留日同乡会并不是孤军奋战，适时，《浙江潮》《江苏》《浙江》《河南》等报刊纷纷破土而出，每个刊物背后都是一个地方团体。

这些学生团体大量翻译西方文化中的哲学、文学、宗教、法政、军事、矿务等内容。翻译之外，这些热血青年更热衷于讨论中国的出路。所以是时有言道：“在日本各省留学生，均有一学生会，会中必办一报，报以不言革命为耻。”

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几乎成了西洋文化的橱窗。在喧腾的东京，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遥遥地将新文化与革命的种子洒向了海洋彼岸的国人心中。

春柳社：中国话剧史的第一页

清末民初，中国学生大多带着修一技以强国的期盼前往日本。然而迎接这种热切期盼的岛国人的态度，却不尽友善。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可以用恶劣来形容，甚至连车夫都敢嘲笑初到日本听不懂日语的留学生：“支那人能听懂什么呢？”

然而，也曾有一次例外，当时的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留学生发出了不约而同的赞赏之词，这缘于中国留日学生公演的《黑奴吁天录》，组织这次演出的正是春柳社。

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法国小仲马的剧本《茶花女》。1907年，中国徐淮水灾严重，东京中国青年会举行了一个赈灾筹款游艺会。春柳社的创始人李叔同、曾孝谷等人表演了《茶花女》当中的两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次演出以它良好的布景、对白、表情、动作以及截然不同于京剧的新面貌，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后来的中国话剧创始人欧阳予倩当时也在台下，他回忆起这一次演出时说：“这一回的演出，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我在北京时曾读过《茶花女》的译本，这戏虽然只演第三幕一幕，可全部情节我都明白。但是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样一个办法！可是我心里想，倘若叫我去演那女主角，必然不会输给那位李先生。”

欧阳予倩作为能编、能导、能演且样样精通的话剧奇才，被后来的很多话剧大师所敬仰、追忆。他此时默默在心底与之一竞高低的李叔同也不是泛泛之辈。李叔同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成就于一身，著名的“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的《送别》的翻译就出自他的手笔，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时年27岁的李叔同为了扮演“茶花女”还剃掉了蓄了多年的胡须。表演结束后，主持人当场披露了这一轶事，引起满场喝彩。

因为《茶花女》的成功，欧阳予倩、吴我尊、陆镜若等人先后加入春柳社，并成为主要成员。春柳社迅速发展成拥有80多名成员的大团体。真正轰动东京的是春柳社的第二次公演―《黑奴吁天录》。

《黑奴吁天录》改编自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春柳社选择此剧是因为这部小说讲述了美国白人虐待黑人奴隶的故事，而此时白种人对待黄种人的态度与小说中的种族歧视如此相似。

《黑奴吁天录》的排练、服装、置景等费用都是春柳社成员自己筹集的。为了吸引观众，春柳社还用上了即使在现在也颇有用处的营销手段：前300名入场的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钱的礼品。后来，《黑奴吁天录》的公演现场堪称人满为患，每人50钱的入场费大概也让春柳社成员的付出得到了经济上小小的回报。

《黑奴吁天录》的公演受到了留学生们热烈的欢迎。两天的公演预计有3000名观众，但实际人数远远超过了预计人数。本来预计一点开演，一点准时到场的人却只能看见门上“谢绝入场”的牌子。

演出次日，《东京每日新闻》《万朝报》等一流报纸都登载了对春柳社《黑奴吁天录》的剧评，有的媒体刊登的剧评更长达十余页。中国国内的不少媒体也直接报道了这次演出的成功。

一次学生团体的公演，受到祖国与留学国两国主要媒体的大量报道，这对于春柳社成员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与刺激。春柳社的这次公演也给不久后开始的文明戏运动极大的刺激和启发。

然而，两年后，春柳社涉及革命题材的《热血》演出受到了中国公使馆的干涉。1909年，日本时期的春柳社演剧至此告一段落。

多年以后，提起春柳社《黑奴吁天录》的演出时，欧阳予倩说：“这是新派戏的第二次表演，我头一次登台。欢喜、高兴自不用说，尤其是化好了妆、穿好了衣服，上过一场下来，屋子里正开着饭，我们几个舞伴握得紧紧的，一同吃饭，大家相视而笑的情景，实在是毕生不能忘的。”现在，春柳社曾经演出的遗址仍矗立在东京，那些长存在欧阳予倩记忆中的朝气蓬勃的笑脸却已经久逝了。

也许春柳社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算不上重要角色，然而作为中国话剧的发端，它永远留在了中国话剧史的第一页。

创造社：我们当要奋斗到底

创造社是在日本东京骏河台郁达夫的病榻前成立的。

1921年，郁达夫胃病初愈，郭沫若、张资平等人前去探望。趁几个朋友都聚集在郁达夫的小屋里，郭沫若提起了办杂志的事。几人对于办杂志一事筹谋已久，一拍即合。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团体之一就这样在郁达夫东京的寓所里诞生了。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三人在日本、上海与内地城市之间周旋，编辑实务也在三人手中轮换。几经周折，《创造》的创刊号终于出版。

《创造》文笔清新，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打破了旧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郁达夫的作品《茫茫夜》更是因为叙事方法和故事所讲述的不伦之恋引起了一场大风波。郁达夫在日本便收到了30多封读者来信。

然而，在最初引起的风波过后，《创造》的销量并不好，出版两三个月后，仅卖掉了1500份。因为新文学不被认可而深觉寂寞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二人，在一个晚上一连喝了三次酒，最后一次酒壶摆满了两个方桌，郭沫若感慨道：“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能在首阳山上饿死！”郁达夫更是跑到街心，拦住西洋人开的汽车，举手叫道：“我要用手枪对待。”

1923年，郭沫若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回到北京。此时创造社成员均已回国，几人觉得《创造》季刊周期太长，不能及时响应各方的挑战，于是《创造周报》就这样应运而生。

与《创造》季刊相比，周报周期短，内容也发生了大的变化。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撰写了诸多文学评论和社会批评的文章。颇具争议的话题和各方的不断回应、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艺理论、清新的文字，使这份刊物风生水起。

《创造周报》开始出版时每次印行3000，后来增至6000，还屡次再版。创造社成员郑伯奇描述当年《创造周报》畅销盛况时说：“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订阅该刊的读者和写信来购买的读者也迅速增多，泰东书局甚至专门调派员工管理创造社的刊物事宜。

彼时的中国，文学刊物的畅销并不能带来物质上的丰足。《创造周报》出版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三人仍携带妻儿，住在上海一上一下的弄堂房子里。虽然条件艰苦，但依然有文学青年慕名前来。创造社的影响逐渐增大，不断有新的青年作者加入，它成为一支文艺新军，崛起并活跃于文坛。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篇10

明代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名士唐伯虎，自幼才思敏捷。有一次，其父端出炒豆和西瓜待客，他先抓了一把炒豆放在兜里，然后又拣了一大块西瓜要吃，父亲欲批评他，客人替他解围说：“我出个上联若能对出，这西瓜、炒豆你就拿去吃吧！”唐伯虎满口答应。于是，客人捻开一粒炒豆道：“炒豆捻开，抛下一双金龟甲。”唐伯虎立即对道：“甜瓜切破，分成两片玉玻璃。”客人听后大加赞赏。

明代文学家蒋焘用西瓜招待客人，客人出上联：“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此是拆字联。正在切西瓜的蒋焘随即以拆字联相对：“切瓜分客，横七刀直八刀。”此副对联上下联中的后两句，都是对联首句里的两个字的解释，严实结合，丝毫不见拆字之痕，可谓浑然天成。

相传，李调元的塾师与附近东山庙里的和尚有书棋交往。一日调元进学，见塾师案上放着一个西瓜，瓜下压着一条幅，上写一联云：“东山和尚送西瓜，地下小礼物。”从塾师作沉思状看，尚未得出下联。塾师见李调元站在一旁，便要其对。调元对道：“南极仙翁朝北斗，天上大人情。”此句一出，全联东西南北，便成完璧。

清乾隆协办大学士纪晓岚与同僚吃西瓜时，同僚出上联云：“坐南朝北吃西瓜，皮往东放。”语如街头即景，又似信手拈来，十分巧妙地把“南北西东”四个方位词嵌中，既不见冥思苦想之功，也不见刻意雕琢之气，通俗中见高明。再看纪晓岚随口对出的下联：“自上而下看《左传》，书向右翻。”这副联可谓大俗大雅，赏心悦目。

抗战期间，住在重庆市的于右任，偕郭沫若去北碚，邀约当时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一起，到北温泉议事。天热口干，吴南轩购西瓜解渴，才思敏捷的于右任触景生情，笑谓郭、吴道：“适得一上联，请为作对。”联曰“游北温泉，吃西瓜，吴南轩作东。”一时难于得对。事毕，他们搭公共汽车返渝，车至上清寺，忽闻售票员招呼道：“到上清寺的旅客请下车！”郭沫若欣然对于右任说：“这下子有下联了。”对曰：“至上清寺，请下车，于右任转左。”可谓珠联璧合，妙对天成，于甚叹服。

短信

照片

丈夫：“你为什么老是把我的照片装在你的手提包里，随身带着？”妻子：“如果遇到了麻烦事，我看看你的照片，麻烦事就能解决。”丈夫得意道：“看，我是多么有魅力呀！”妻子平静地说：“我看了你的照片，就对自己说：‘还能有比这更麻烦的事吗？’”

复印机

诗刊编辑对抄袭者说：“我拜读了你的诗作，发现你具有大诗人歌德所没有的东西。”抄袭者问：“那是什么呢？”编辑答：“一台复印机。”

无字天书

老张身体不适去看医生。医生诊断后在处方单上潇洒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然后交给护士小姐。

老张心里一阵愕然，心想：我以为只是轻微疾病，难道竟这么严重，医生要打“感叹号”？于是连忙问护士小姐。护士小姐淡然地答道：“没什么，打点滴！”

妙解

丈夫：“亲爱的，你知道鱼为什么都是哑巴吗？”

妻子：“不知道。”

丈夫：“很简单，你只要把头放到水里，试着说几句话就明白了。”

病人的回答

美国一家医院决定向病人吐露实情：“您已病入膏肓，看来已无药可救……您还想见见谁吗？”病人微微点了点头。“您想见谁呀？”医生耐心地询问。

“我想见另一个医生！”病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