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诗两首十篇

郭沫若诗两首篇1

教学目标

①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两首诗。

②了解这两首诗的写法和风格。

③理解诗中联想和想像的作用，初步培养联想和想像的能力。

④体会诗歌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①有感情地朗读。

②理解诗歌中联想和想像的作用，培养联想和想像的能力。

课时安排2课时

课前准备

老师：准备投影仪、录音机、磁带(提琴曲《梁祝》、钢琴曲《星空》)

学生：了解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传说，有条件的查阅这两首诗的创作背景。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天上的街市》

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

夜晚，我们仰望天空，群星璀璨，那里，发生过多少美丽的故事，产生过多少神奇的传说，令人禁不住心驰神往。今天，我们跟随着著名诗人郭沫若先生一起步人《天上的街市》，感受诗人所追求的那份美丽，那份新奇。

朗读课文，先从整体上了解诗歌内容

①教师范读，提醒学生注意朗读节奏、重音，并出示投影(朗读节奏与重音)，播放背景音乐：提琴曲《梁祝》部分，创设一种美好的情境。(也可以播放课文录音带)

②学生按投影提示自由朗读课文，并思考以下问题：

a．全诗共四个小节，哪些是写实的，哪些是写想像的?

b．请你概括出诗人所想像的内容及想像过程。

③全班讨论以上两个问题。

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比较简单，所以很快老师可以明确：

a．第一节是写实的，第二～四节是写想像的。

b．诗人想像了牛郎织女在天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想像过程(板书)：

街灯

}天上的美丽街市一街市上陈列的珍奇物品牛郎织女的幸福生活

明星

探究理解诗歌所表达的感情

全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进一步品味课文所表现的思想感情。

①教师投影出示问题组，学生小组讨论，然后转入全班讨论。

a．课文中想像的牛郎织女的生活跟神话故事中的牛郎织女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是通过哪些词语表现出来的?

b．诗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想像，要对传说中的故事情节做这么大的改动?这种想像表现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c．诗中反复出现的“定然”“定”有什么作用?

这个环节的讨论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诗人的思想感情，理解诗歌所表达的主题。讨论时老师可以通过提示帮助学生，如讨论为什么要对传统的神话故事情节加以改动时，可让学生想，神话中的牛郎织女被分隔天河两岸不得相聚的悲剧是谁造成的?王母娘娘为什么硬要拆散他们?王母娘娘象征的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很自然地让学生了解诗人摆脱封建束缚、追求理想、向往自由幸福生活的思想感情了。

结合小组代表的发言，教师可以明确：

a．神话故事中牛郎织女被无情地分隔在天河两岸，而在诗歌中，他们在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美丽的街市”、“世上没有的珍奇”表现了牛郎织女的生活很富足；“闲游’’表现了牛郎织女生活的自在、舒适、幸福；“浅浅的”说明了牛郎织女可以自由地往来，已经不是神话传说中的每年七月七日才能相见一次：“那朵流星”中，“朵”字常用于花，花是美好的象征，把流星比作花，比喻天上的生活像花朵一样美好。

b．上世纪初，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呼唤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美好的生活，但运动结束后中国依然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自由、幸福、美好的生活仍然没有到来，许多人因此感到绝望无助，但是诗人没有因此而放弃希望。他改写了神话，想像牛郎织女在天上过着幸福的生活，表达了他对理想的向往和执著的追求。

c．诗中的“定然”、“定”表现的明明是想像的内容，却用断定的语气加以肯定，表明作者坚信，这样的理想世界是存在的，他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使读者受到感染和鼓舞。

另外，在讨论中也可以穿插介绍一下郭沫若的生平及192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但是要简略，不能涉及得过多过深。

②有感情地集体朗读诗歌，注意声音不要太高，语气舒缓，要带出轻松神往之意。

了解这首诗的写法及风格，学习联想和想像的手法

①引导学生讨论：可不可以删去第一小节的街灯和明星而直接想像天上的生活?为什么?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让学生明确这首诗运用了联想与想像的手法。如，第一小节运用了联想的手法，诗人看到“远远的街灯”，星星点点，时隐时现，很像天上的星星，就自然而然地把街灯与明星联系起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这就是联想，这种联想既描绘出迷人的夜景，又暗示出了对现实的不满，对光明的追求，把内容由人间转到天上，为下文展开想像打下了基础。

第二～四小节，诗人描绘天上街市的美丽，街市上陈列物品的珍奇和牛郎织女提着灯笼在走的幸福，都是诗人想像出来的。这种想像，又是以在人间看到的街灯、明星为基础的。人间天上，亦真亦幻，折射出作者美好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体现了诗作的浪漫主义风格。

以上内容，学生讨论时可能说不全面，教师可以提示，要帮助学生明白产生联想要有一定的基础，要有可以产生联想的那个相接点，而想像则是以现实情景和现实生活为基础的。

②学生讨论：举例说说，这首诗的语言好在哪里?

学生可以从任意角度说，如，a．诗句押韵、和谐。例

如第一小节的韵脚“星”、“灯”；b．用词准确。例“珍奇”、“浅浅的”；c．语气亲切。例“我想”、“你看”；d．表达信心很坚定。例“定”、“定然”。不要对学生多限制，也不要要求多么理论化，学生能结合诗歌把体会说出来就行了。

学生自由背诵课文

小结

诗人运用联想与想像的手法，用优美而又亲切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美丽的天街，创造了牛郎织女自由幸福的生活图景。字里行间，充溢着诗人对自由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特色。

让我们再一次有感情地背诵一遍这首诗，感受诗人的美好情怀吧。

布置作业

①背诵这首诗，会默写。

②发挥想像，将这首诗改写成散文，要注意具体情节的描写。

第二课时

课前准备

《静夜》

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与诗人郭沫若先生一起遨游仙境。今天，我们再面对月光淡淡的《静夜》，看看它能引起你多少美妙的遐思，使你产生多少奇瑰的想像。

朗读课文

①教师范读，可配背景音乐：钢琴曲《星空》，并投影出示朗读节奏、重音。

学生边听边注意老师朗读的声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节奏的强弱和语气的轻松舒缓。

②学生模仿，自由朗读课文，然后再集体朗读。

探究学习

①讨论，理解内容与写法。

a．这首诗哪部分写实?哪部分想像?写实与想像部分都突出了夜晚的什么特点?

b．这首诗的两个小节之间有着什么内在联系?

c．这首诗的结构与《天上的街市》有哪些异同?

d．你最喜欢诗中的哪些句子?为什么?

通过讨论，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明确：

a．诗的第一小节描绘了静谧的夜景，属写实；第二小节属想像。无论写实还是想像都突出了夜晚的“静”。

b．第二小节开头的劈头一问“天河何处”，结束了第一小节的写景思路，把读者的视野与心胸引向了广袤宇宙，又以“远远的海雾模糊”收拢读者放飞的心神。叫咱会有鲛人在岸，对月流珠”写出诗人的想像已经像脱缰的野马穿过茫茫海雾，想像着有“鲛人”立在岸边，对着月亮留下串串珠泪……多么奇瑰的想像。第一节的景物描写，是想像的基础，而没有了第二节的想像，第一节的景便没有活力，没有生气。有了第二节的想像，才使看似平淡无奇的景变得空灵、美丽。

c．两首诗的结构大致相同，都是先写景，以写景为基础，再展开想像。不同的是《天上的街市》在写景部分由“街灯”、“明星”的联想把读者的视线由人间转到天上，为第二小节具体描绘“天上的街市”做了铺垫。而《静夜》则是靠第二小节的“天河何处”结束写景，转而想像的。

d．第4小题属于开放性题目，可重点引导学生多角度思维，如喜欢第一小节的诗句，可扣住写景的细腻形象，像“笼罩”一词，写出村外的松林沐浴在淡淡的月光下，朦胧而又神秘。“漏出了几点疏星”的“漏”，写出了淡淡月光照耀下的团团白云，而白云之间的空隙里，有隐约可见的闪烁的几颗星星。如喜欢第二小节的诗句“天河何处”，则可以抓住诗人跳动的思绪，由普通的乡间夜景一下子把读者的思绪带到了广袤的宇宙之中，使全诗的境界得以拓宽和提升。但紧接的“远远的海雾模糊”又把读者刚刚放飞的心绪往回收拢，模糊的海雾中有什么?使人想到什么?自然引出下文。而喜欢后两句的则又可以把思维转换到想像的角度，为什么流珠?喜极而泣?伤心落泪?抑或无穷思念?……想像的精妙自不待言。

②指导学生练习，学习运用联想与想像的手法。

a．发挥联想与想像，续写句子。

牵牛花开放了……

我不在父母身边的时候……

这个练习很简单，是学生学习联想和想像手法的基础性练习，学生说的答案合理即可。

b．指导学生有感情地、轻柔地、舒缓地、带点神秘味的反复朗读最后两句，再讨论翻译“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然后引导学生展开想像，用自己的话描述这首诗的想像世界。可让学生对鲛人做合理的推想，也可以选择《天上的街市》中的想像部分，用自己的话加以描绘。

这个练习也属于开放性的，要鼓励学生大胆想、说，互相补充，培养学生联想与想像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

总结课文

①让学生反复朗读，当堂背诵。

②教师小结。

“鲛人在岸，对月流珠”的故事，激发了我们多么精妙的幻想。它启示我们，多关注身边的生活，热爱生活吧，你会发现生活是多么美好!

布置作业

①熟练背诵两首诗，会默写。

②想像练习。

郭沫若诗两首篇2

郭沫若留学日本是先学医，后弃医从文，他深谙医食互补的医道。

郭沫若对待饮食不讲究大滋大补，日常饮食坚持多样化。主食以大米为主，兼吃粗粮、杂粮，时常变换食谱，如面条、馄饨、水饺、炒面、发糕、烧饼、豆包、燕麦粥等。他尤其喜欢在发糕里掺和一定数量的玉米面，夏令时则食用绿豆稀饭。郭沫若在选择饮料方面也很注重饮食养生。他遵循“原汤化原食”的食疗医道，喜欢饮用面食的原汤，如面汤、饺子汤等。他还喜欢饮用酸牛奶，每次一小杯；在饮龙井茶时，注意不过浓；逢年过节或参加宴会时，饮用一些葡萄酒。

郭沫若的日常膳食多样化，有助于充分摄取多种营养素，以满足生长发育和健康长寿之需。《黄帝内经》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食之以补益精气。”我国医学、营养学家均认为以五谷杂粮和蔬菜为食，可使人的血液保持正常的偏碱性，避免患“富贵病”。郭老的饮食之道合乎养生之术，故而有助于他度过了86个春秋。

对于副食，郭沫若竭力主张菜肴要少而精。所谓精，不是指山珍海味，而是指搭配得当、五味调和的家庭小菜。他还以素食为主，不吃油腻太重的荤菜，适合他的菜肴是清炒油菜、海米炒芹菜、清蒸鱼、醋椒鱼等。

郭沫若一直保持着吃野菜的习惯。每到春季，他就和家人来到郊区，亲手采摘野菜。在他生病住院时，家人也和过去一样，选择各种野菜，采用各种烹饪技法，制作野菜佳肴，给他送到医院。他还常将二月兰、马齿苋、枸杞芽、红薯秧当作别具风味的小菜食用。

二月兰是一种很好吃的野菜。郭沫若在《百花齐放》这本诗集中还特意为它写了一首颂歌。诗的题目就是《二月兰》：“在群芳谱中自然找不出我们，我们野生在阴湿的偏僻地面。素朴的人们倒肯和我们打交道，因为摘去我们的嫩苔可以佐餐。既不要你们花费任何劳动来栽，也不要你们花费什么金钱去买。只要你们肯放下一点儿身份呵，采过一次，包管你们年年都会再。”

在郭沫若看来，野菜不仅清香味浓，能调剂口味，增强食欲，而更重要的是野菜营养丰富。

豪情不让千盅酒

郭沫若一生好酒，而且酒量很大，在同仁中出名且公认。在日本留学期间，常与好友郁达夫一同饮酒。在小酒店中，两人一壶酒，再叫上几样简单的小菜，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酒没了就再添，几小时过去了，究竟几斤日本清酒喝到肚子里，恐怕谁也闹不清了。后来，郁达夫常对朋友说，郭沫若人好，酒德亦好，是他最好的朋友兼酒友之一。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任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具体负责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利用自己的身份，将一大批在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家团结在我党统一战线的旗帜下。1944年冬，当时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的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患病，受之托，郭沫若到北碚中大探望徐先生。两位老友相见，激奋之情难以言表。时值中午，徐悲鸿在家中设便宴招待郭沫若。郭沫若见桌上放了二瓶泸州大曲，高兴地对徐悲鸿说：“悲鸿兄真知我的心啊!”徐悲鸿笑着说：“沫若兄的酒量是名闻天下的，到寒舍来焉能不以美酒以待之?”两人一边畅饮醇香的曲酒，一边吐露对时下的看法。喝到兴起，郭沫若不禁诗兴大发，便借徐悲鸿文房四宝，挥毫写下一首七绝：“豪情不让千盅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酒助诗兴，诗逸酒气，充分表达了郭沫若的澎湃豪情，和对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徐悲鸿击掌吟诵，赞为绝唱。

当时，著名诗人柳亚子也住在重庆，与郭沫若交谊甚厚，彼此间经常饮酒酬唱。1945年8月的一天，柳亚子约上郭沫若和著名篆刻家曹立庵，来到一家酒馆，点了几样小吃，三人便吃喝起来。席间，柳亚子抨击起重庆当局的腐败现象，喝到半酣之际，柳亚子脱口而出一句“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十分敬佩柳亚子的高风亮节，亦趁酒兴应了一句“诗人毕竟是英雄”。两人相视，都不禁大笑起来。后来，曹立庵特意给这副妙语联句刻制三枚闲章，分赠郭、柳两人，以纪念这次难忘的小酌聚会。

郭沫若诗两首篇3

从邂逅到相识

翦伯赞，湖南人，1924年赴美学习经济。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翦伯赞经熟人推荐给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邓演达。邓演达考虑到他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大才子，便安排他在宣传科工作。

这时，郭沫若恰好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此后一段时间，翦伯赞便在郭沫若的领导下从事北伐战争的宣传工作。白天，他们带领宣传队深入前线，鼓舞士气；晚上挑灯夜战，撰文写稿，诸如小戏、快板书、英雄故事、政论文章……战争需要什么他们就写什么。

一天吃饭，翦伯赞从一位乡友那里弄来一瓶辣椒酱佐餐，正吃得津津有味时，被郭沫若看到了。郭沫若走过来，笑着说：“这‘发汗药’能给我一点么？”

翦伯赞一喜：“郭科长，您也是湖南人？”

郭挑了一点辣酱放到嘴里，咂咂嘴，笑道：“我是四川乐山人。我们不是l友，但是是辣友呢。”

两人的风趣对话，把一桌人说得大笑起来。

1927年，邓演达委派翦伯赞前往山西，去做督军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郭、翦这两位军中才子才不得不依依惜别。

20世纪30年代初，翦伯赞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新春，翦伯赞辗转来到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在这里，他再次与郭沫若相聚。时别13年，见面时，两双久别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唏嘘不已。

同年5月，郭沫若聘请翦伯赞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专门委员。在这风雷激荡的年代，两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开始了愉快的合作。

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我党领导的进步文化界人士遭到恐吓、“围剿”和追杀。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在重庆的中共秘密党员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部分转移到抗日根据地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一部分仍留在重庆，按“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闭门”读书，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此时，翦伯赞在歇马场自己的寓所撰写《中国史纲》，日以继夜，十分辛苦。时值夏天，重庆酷热难当，特别是日军飞机不断轰炸，大汗淋漓的翦伯赞经常往返于寓所和防空洞之间，生活紧张且十分危险。

一天，翦伯赞突然接到一封来信，拆开一看，是郭沫若那苍劲有力的毛笔字：

翦兄：弟已转移至乡下歌乐山，极盼我兄能来歌乐山参加“神仙会”。

翦伯赞读罢便笺，马上展纸执笔，给郭沫若复信说，收到郭兄来信，我非常高兴，但因眼下天气太热，我建议将“神仙会”改在秋凉之后。

半月后，翦伯赞又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信中再次发出热情邀约：

惠札奉悉。天气实在太热。老兄想等到秋凉之后来歌乐山，小弟也极为欢迎。不过这里的同志们依然希望您早来，参加咱们文工会的“神仙会”，其诚比太阳还要热烈。代达此意，请翦兄斟酌。

于是，翦伯赞冒着酷热，只身前往歌乐山文工会。

在歌乐山下一个陈旧破烂的农家大院里，郭沫若等将两间土墙屋的隔墙打通，简单改修了一下，开了几个窗眼，围了一圈篱栅，这便成为战时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礼堂。

翦伯赞来到歌乐山后，和郭沫若进行了长时间的倾心交谈。郭沫若提议说：“翦兄，你眼下正在撰写《中国史纲》，我们这次‘神仙会’不如就中国历史让大家讨论讨论。”

翦伯赞欣然应诺：“好啊！”

次日一早，文工会的100多名专家学者齐刷刷地聚集到这里。由于歌乐山地近北碚，附近有众多从北平、上海、南京等大都市转移至此的大学和学术单位，学者专家甚多。一听说郭沫若要在文工会举办学术“神仙会”，便群贤毕至，学者云集。

郭沫若起身，环视了一眼会场，提高嗓门说：“欢迎各位贵宾来歌乐山参加学术‘神仙会’！下面请历史学家、《中国史纲》的作者翦伯赞先生，做首席演讲！”

礼堂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翦伯赞起身，深深一躬，对大家的热情欢迎表示谢意。他清了清嗓子，说：“各位学兄！下面，结合我在撰写《中国史纲》中的实践，一些感受和体会，就如何研究中国历史，谈一点我个人的体会，请各位学兄教正，并发表高见。”

说到这里，翦伯赞喝了口水，接着说：“下面，我分9个方面来谈。第一，一部二十四史应该从哪里读起；第二，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第三，再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第四，中国史没有奇迹，也不是西洋史的翻版；第五，注意客观的倾向，也不要忽略主观的创造；第六，不要看不起小所有者；第七，也要注意宗藩、外戚与宦官的活动；第八，在研究‘内乱’时不要忘记了‘外患’；第九，应该从文化中找反映，但不要被文化所迷惑。”他深入浅出，发言条理清晰，语言生动活泼，博得听众的阵阵掌声。

当大家讨论到《诗・小雅・信南山》之“中田有庐”一句时，翦伯赞解释说：“‘田中有小屋’，是庶民在耕田之时的栖息之所。”

郭沫若听了，却不以为然，便引经据典地说：“当时种田的是奴隶，奴隶听从奴隶主的指挥，不可能有此居所。庐者，芦菔也，是萝卜。”

翦伯赞听了，幽默地打趣说：“郭兄把我的房子拆了，种上了他喜欢吃的萝卜呢。”

郭沫若笑道：“嘿嘿，是我在翦兄的田里种上了萝卜！”

歌乐山下的这次“神仙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界，在进行学术交流、争鸣的过程中，积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当时郭沫若还兼任《中原》杂志主编，一直为翦伯赞提供讲学、发表文章的阵地。同时，翦伯赞也为郭沫若准备创作宋末抗元题材的《钓鱼城》剧本，提供意见和《宋史忠义传》等资料，这令郭沫若欣喜不已：“奉读大札，不啻获得十万雄师，感激感激。”

当郭沫若喜闻翦伯赞的史学巨著《中国史纲》（第一卷）脱稿，即将付梓时，又致函表示热烈祝贺――

伯赞吾兄：

十七日信奉到，读后甚感兴奋。您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仁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我现在略染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专复顺颂。

撰安。嫂夫人均此。

弟郭沫若顿首

十一、十九

未隔两年，他又向翦伯赞致辞：“大著《史纲》二部已成，敬贺。”

他们不仅为对方的新著问世贺喜、呐喊，还互为文稿提供建设性意见和资料。1942年12月5日，郭沫若对翦伯赞说：“我的《孔雀胆》剧本之所以能够完成，事实您是一位助产者。经过了好几番润色，才算勉强编成定稿。您说您愿意以历史家的立场来说一番话，我O望您能够即早执笔。”

翦伯赞不负郭沫若之嘱托，挑灯夜战，赶写文艺评论。12月31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翦伯赞的著名评论《关于〈孔雀胆〉》，他在文中用幽默笔调写道：

“在今年夏天，当寒暑表升到90（华氏）度以上的时候，我接到郭沫若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在这火热的天气中，写一部火热的剧本’。而我在当时，却正在研究冰河时代的中国史。”

1944年2月8日，郭沫若欲撰《甲申三百年祭》，曾为寻找明末人物李信的史料求助于翦伯赞：“兄谅知之甚悉……乞示知一二。”

翦伯赞先在自己家里的藏书中寻找，没找到，又专程前往市立图书馆查寻，终于找到李信的全部资料，立即寄给郭沫若。郭沫若为此感动不已。

诗作频繁交往，成为他们友谊的纽带

郭沫若与翦伯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兴趣相同的诗友。1944年夏，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湖南衡阳，消极抗日，积极，特务横行，民不聊生。翦伯赞即赋《日寇犯衡阳有感》七律一首：

喋血常桃血未干，

又传胡马渡衡山。

焚书到处纵秦火，

杀敌何人出汉关。

此诗抄送郭沫若后，郭连称“好诗好诗啊！”文工会同仁也迅速传抄朗诵，不几天即传遍了重庆的整个进步文化界。

1945年冬，的词《沁园春・雪》盛传重庆，少数反动文人撰文、和韵进行诽谤。郭沫若立即步《雪》韵作词二首，赞颂，痛斥反动文人。随后还将的词和自己的诗作抄赠翦伯赞，也算了却先前中秋节没有赠诗与友的心愿。原来，女作家白薇曾于1944年中秋去看望翦伯赞，临行前，请郭沫若送首诗与翦，郭抱歉而诙谐地说：“我没有诗，‘诗’是有，是现在手里吃的螺蛳，俯拾即是，其味无穷也。”

1948年11月底，翦伯赞和郭沫若、许广平、茅盾等爱国人士奉党中央之命，从香港抵安东省（丹东）。尔后郭北赴沈阳，翦南渡渤海去石家庄，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分别前夕，郭赋《送别伯赞兄》一首，道出依依难舍情怀：

又是别中别，转觉更依依。

中原树桃李，木铎振旌旗。

瞬见干戈定，还看槌挥。

天涯原咫尺，北砚共良时。

新中国成立后，他俩的诗作交往更频繁。1955年11月27日，郭沫若率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归国前，因预定的轮船迟到一日。郭与翦由下关偕游温泉胜地别府，当晚宿在白云山庄。翌晨离开时，翦伯赞口吟“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古诗，依依之意难以言喻。12月26日归国途中，郭沫若赋《与伯赞同游别府》《访日书怀》《题春帆楼》3首，以自来水笔书赠翦。其中《访日书怀》曰：

战后频传友好歌，

北京声浪倒银河。

海山云雾崇朝集，

市井霓虹入夜多。

怀旧幸坚交似石，

逢人但见笑生窝。

此来收获将何有？

永不愿操同室戈。

此诗已被日中友协刻碑，立于福冈市金印公园内，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归国后，郭沫若还将《同游别府》用墨书成条幅赠与翦伯赞：

仿佛但丁来，血池水在开。

奇名惊地狱，胜境擅蓬莱。

一浴霄增暖，三巡春满怀。

白云千载意，黄鹤为低徊。

此诗结尾句巧妙照应了翦伯赞吟古诗的依恋情怀。

1963年暮春，郭沫若与翦伯赞应广西史学会之邀，参加了该会成立大会。会后游览南宁、桂林、兴安的灵渠等地，翦伯赞喜作《游灵渠》：

一统中原迈禹汤，

雄才千古说秦皇。

帆樯北转湖湘粟，

楼橹南通岭海航。

死去三君真典范，

飞来一石太荒唐。

灵渠好似银河水，

流到人间灌稻粱。

此后，翦伯赞还续作《桂林纪游》等4首，于4月2日抄赠郭沫若。郭沫若立即给予赞赏、润色：“诗很好。‘雄才千古说秦皇’句，建议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始皇’扣合起来了。如何？请酌。‘好似’似可改为‘胜似’，‘流到’似可改为‘流入’。”

次年春节，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前往翦家拜年，发现客厅北壁西半部挂有齐白石《玉兰》画，东半部却空着。郭沫若指着墙壁高兴地说：“我给您写首词，把这里补起来。”于是当场挥毫写下：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铄？

……

落款为：“书近作《满江红》一阕，为伯赞兄补壁。”

这首词已在当年元旦的《光明日报》上发表。1月9日，远在广州的在报上看到后，触发诗情，于当晚写成那首气贯长虹、声震环宇的《满江红・和郭沫若》。

郭沫若和翦伯赞在长达30余年的诗作交往中，互致信函，推敲诗句，你修我改，取长补短。特别是通过诗作交流，抒发了他们的友情和理想，培育了他们高尚的情操，随着诗作的交往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更加真挚。

关怀似冬天的暖阳，相互温暖着对方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安排，翦伯赞提前为长子翦斯平和儿媳张志诚举办婚礼，以此掩护中共南方局书记召开重庆民主人士座谈会，揭露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婚礼那天，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早早赶来，而且把他们仅有的一床从日本带回的毛毯作为贺礼送给了新郎新娘。翦伯赞坚决不受，郭沫若生气地说：“你这是要陷我这个伯父于不义！”翦伯赞见他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只好笑纳。但婚礼过后，翦还是把这床毛毯送还给了郭沫若。因为当时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生活极为困难，而且时值隆冬，郭又身患风湿症，一遇风雪季节，全身骨节便会疼痛难忍。

新中国诞生了，革命征途的风雨使翦伯赞两鬓披霜，额纹横生。和郭沫若都亲切称呼这位老部下为“翦伯老”。在新时代的春光里，郭、翦友谊的触须伸展到生活细节上，查阅1951年4月郭回复翦的信件，即为一证――

翦伯老：

转来各信均阅读。您如有暇，随时请来，当敬备辣椒招待。

郭沫若

四、二十五

郭沫若关心翦伯赞的这一生活细节，没有客套话语，也无须华丽词藻，闪烁着淳朴、绵长的战友情谊。

1952年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虽事务繁忙，但仍然抽空应约为翦伯赞病故三载的老父题写碑铭。书成之后，翦伯赞盯着白色宣纸上熟悉而独特的郭体字，良久无语，唯任清泪长流：既为父灵志哀，更为同志挚情而感动。

20世纪50年代中期，翦伯赞赠送橡木古椅与郭沫若，致使他“谢甚谢甚”不已。郭沫若很多次出国访问前或出访归来后，都要亲临北大燕东园28号翦舍与翦伯赞叙谈。每逢就餐，郭老上桌喊声“吃”，就动筷子了，选适合胃口的菜一个劲地吃；且先吃先放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和。翦伯赞有一个收藏古玩的嗜好，而古玩又非常花钱。当时翦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翦伯赞的工资和稿费，有时买了古玩，全家的生活就非常拮据。郭沫若知道后，便吩咐妻子于立群送些钱给翦妻戴淑婉，给翦家度度“饥荒”。

……

他们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情同手足，互相关心爱护到点点滴滴，就如那冬天的暖阳，相互温暖着对方。

政治上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1941年初春，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在重庆对我党领导的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政治“围剿”，命令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人员集体加入，遭到了时任三厅主任郭沫若等人的抗议。来重庆不久的翦伯赞也义无反顾，毅然在抗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郭沫若说：“你刚来重庆，还是先隐蔽一下为好。”翦伯赞却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嘛。你们都不怕死，难道就我翦伯赞贪生怕死吗？！”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俩和范文澜等筹建了中国史学会，把大批历史学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取得史学研究和史料编纂的巨大成绩。1959年3月，郭沫若以“答《新观察》编辑部问”的形式，发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批判陈伯达煽起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及浮夸浮躁风。翦伯赞紧跟着在《新观察》《红旗》杂志上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等多篇论文，支持郭沫若的正确主张，阐述自己的意见，体现出他所持的“在真理问题上不能让步”的思想态度和治学精神。

毋庸讳言，翦、郭之间对某些学术问题也有过见解上的分歧，甚至打过“笔墨官司”。比如在一次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研讨会上，就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两人争议颇烈，互不相让，彼此争得面红耳赤。

翦伯赞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各位学兄，各位方家，在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我和范文澜、吕振羽两位学兄的观点基本相同，采用‘西周封建论’。我认为殷商是奴隶社会，西周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分为两个阶段，自西周至战国时代为初期封建社会，即封建领主制社会；秦汉至鸦片战争前夕为发展期封建社会，即封建地主制社会。”

听到此，郭沫若兀自起身，正色道：“各位方家，在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我的主张与翦兄略有差异。我主张‘春秋封建论’。我认为从殷朝到春秋中叶，都是奴隶制社会；春秋中叶以后才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嘛。”

郭、翦都是当时历史学界的名家，都认为在学术观点上出现或存在分歧是正常的；认为互相讨论、补充，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也很正常，所以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时至1959年夏，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中国通史陈列”按哪一种分期观点来布置，还没做出结论，这一下可难倒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是最高级别、最具权威性的历史陈列。一旦确定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有利于其学说的传播，而对其他不同观点自然也会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讨论的翦伯赞态度通达，主动提议按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进行布展，从而解决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棘手的难题。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代表党中央接管了《人民日报》，之后便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翦伯赞。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司马洪涛的文章《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光明日报》发表了师东峰的文章《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又发表《扯下翦伯赞的历史主义黑旗》。同年6月6日，《文汇报》发表《翦伯赞是怎样吹捧人民公敌》。同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翦伯赞为什么吹捧司马光精神》……

这些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和造反派头头为翦伯赞捏造罗列了一大堆“罪名”，各种批判文章和大字报铺天盖地，欲置翦伯赞于死地。杀向翦家的“造反派”队伍，一支接一支，一群又一群，轮番对翦伯赞展开批斗，即使翦伯赞已病倒了仍不得幸免。H6月1日这一天他就被揪斗了七八次。起初是揪到楼下的院子里进行批斗，还要让他弯腰，坐“飞机”，每次批斗一个多小时。在批斗三四次之后，他已是面色灰黄，力不能支，几次瘫倒在地……

郭沫若通过夫人于立群了解到翦伯赞的处境后，焦急万分。尽管此时郭沫若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但仍然千方百计进行搭救。不久，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访华，因他中文学养较深，中央便安排郭沫若全程陪同，因而有幸见到了。郭沫若见缝插针，把翦伯赞的惨状向作了汇报。

时至1968年11月18日，发话：要解放翦伯赞，在生活上要给翦伯赞出路。

郭沫若诗两首篇4

文化是相通的，书法艺术同样与人们的精神世界互为依托。自古以来，一切流芳史册的书法家必然饱有文化素养。历代的大书家，无一不是大文学家，大学问家。和古代书法名家一样，郭沫若不曾把书法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苦心研练，但是笔与纸墨，却同他的创作和学术生涯如影相随。

郭沫若出生在19世纪末四川大渡河畔一个叫做“沙湾”的小镇。祖辈并非书香世家，但是客家人的勤勉、节俭、发奋图强，使他自幼便得到接受严格传统教育的机会。临摹碑帖、勾勒画谱，是家塾和旧式学堂的必修课。在自传《少年时代》里，可以一睹他初露锋芒的书法才华。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除夕，他为家乡父老大书特书庆贺帝制的迎新对联，村镇上民情昂扬，场面好不热闹。随后而至的留学生活，成就了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爱国诗人。他活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之下，他的书法墨迹也亮相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出现在一部接一部的诗集和创造社的各种书刊封面上。

在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的时候，闻一多就把“时代肖子”的赞誉赋予了他。郭沫若一生不负此荣。注入时代精神，不仅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的动力，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同样贯穿始终。大革命风起云涌，他投笔从戎，经历了北伐革命和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遭遇到当局的悬赏通缉。这血腥的通缉令迫使他在流亡日本的困境中度过10年光阴。革命高潮时，他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挺身而出；革命退潮时，他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埋头研究，补充自己。10年来，他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社会，转向甲骨文、钟鼎文，独辟以字证史的研究方法，以惊人的睿智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石鼓文研究》等鸿篇巨制，成为中国古文字研究的垂世经典。这些由作者手书影印而成的著作，即便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审视，也堪让学界叹服。其笔墨之沉稳，使素纸生辉，其规模之宏大，非常人所及。

面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身居敌国的郭沫若冒险踏上别妇抛雏、回国请缨之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成为抗战文化营垒中的一位领军人物。与抗战时期的诗歌、戏剧作品一样，他在书法创作中融入了浓郁的爱国情怀和社会使命感。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常和傅抱石、李可染、关良等艺术家相聚一处，以文会友，作画题诗，举办展览义卖。咏屈原，赞水牛，点评戏剧人物……用诗书画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式，砥砺着人们奋战到底的决心。无怪乎于右任曾命笔称颂郭沫若：“光明是你，你是光明”。

人生经历的丰富、文化底蕴的渊博，为郭沫若书法艺术奇葩的绽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中国成立以后，即便众多国务在身，仍禁不住他在短暂的闲暇瞬间泼墨挥洒。他有着过人的精力，似乎不知疲惫为何物，凡足迹所到之处，便是吟诗挥毫之所。他用笔墨，激扬着对历史文化的褒奖、对祖国河山的挚爱，寄寓着对同志、朋友的热忱，也从中享受到艺术劳动的快乐。才情四溢、性情爽朗、平易近人、有求必应，是郭沫若即兴挥毫亲历者的同感。这些亲历者中既有普通百姓，也不乏当今的学术大师，季羡林便是其中之一。他这样说道：郭老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绝对没有给我留下“我是院长，我是科学家”的印象。中国讲究诗、书、画三绝，要做到三绝不容易，但是历史上有不少人超过了三绝，首先是苏轼。他能诗、能书、能画、能词、能文，应是五绝。苏轼是四川人，郭老也是四川人，四川是出天才的地方。可我统计不出郭老有多少绝，总之他超过了苏轼。

驾驭笔墨的能力来自于日积月累的修养。这说法可以在郭沫若身上得到生动的印证。郭沫若外出视察的时候时常找不到像样的毛笔宣纸，但只要是情之所至，无论怎样的笔和纸，一样花开笔下，力透纸背，使在场的人拍手称快。现在，人们不难发现郭沫若当年在各地留下的题辞，有的书写于道林纸，有的竟以招待所的白布床单为底。正如书画名家许麟庐所说：善书者不择笔，不择纸。一般的书家写字只能用自己习惯的笔，郭老则不然，无论什么样的纸笔，他都能驾驭。他的书法和历代书家不一样，有个人风格，老气横秋，与众不同。郭沫若生前常抽空去荣宝斋写字看画。昔日荣宝斋的工作人员如今不少已是有名的鉴赏家。郭沫若留给他们的一个生动记忆是，写字不用叠格子，铺开宣纸，提笔蘸墨，从起笔到收尾，一气呵成，布局恰到好处。不愧是笔未到，意先行，如同将军布阵，百万大军了然于胸。

郭沫若不仅在笔法上有新意，还是一位把现代标点与传统书法相结合的先行者。在他录写的《胡笳十八拍》《蜀道奇》等名篇长卷中，由于标点符号的加入，使艰深难读的文辞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这种打破陈规的书写方式和他早年积极推行中文期刊从右起竖列改为左起横排的做法一样，渗透着一种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意识和科学态度。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又率先置身于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论辩之中。他否认传世的《兰亭序》帖出自晋代书圣王羲之的笔下，但并不否定《兰亭序》帖本身的书法价值。他对于文献学、碑帖学的深厚功底，同样在有关兰亭论辩的著述里得到充分显示。在兰亭真伪的考证上，学术界的观点虽不相同，然而不能不承认，这场学术争辩带来了20世纪书法史研究的一次大活跃，提高了人们对碑帖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书法理论研究的深入。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郭沫若一向推崇孙过庭《书谱》，对魏晋以至唐宋以来的各种书风流派不仅喜爱，而且多有尝试，但他并不拘泥于某种固有定式。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他消化吸收了历代书体的优长，总结出运笔之法在于“回锋转向，逆入平出”，形成了别具一格、人所共知的“郭体”。“郭体”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走访科研院校、文化团体，郭沫若题就的机构名称或许成为这些单位留给你的第一印象；漫步在名胜古迹的红墙绿荫之间，郭沫若落墨的牌匾楹联会在不期然中进入你的视野；在闹市商圈中穿行，郭沫若题字的商家字号可能随时与你擦肩而过。这些榜书大多没有落款，那是当年的一种时代风尚，然而它们无疑成为了现代都市环境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1977年，我国第一种专门的书法杂志在上海创刊，刊名《书法》由郭沫若题写，笔迹沿用至今。人们从这两个字里似乎也可读出“郭体”在书坛上具有的影响力、

郭沫若诗两首篇5

关键词: 郭沫若 诗歌 生命 死亡

一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初期浪漫派诗人诗歌中的死亡意识,受过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他们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进行了改造,使“我”拥有神的无穷力量,正因如此,他们感到自己是强者,对世界、未来充满信心,这使他们的诗充满了乐观的情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初期浪漫派重要诗人的郭沫若说过:“诗人底宇宙观以Patheism(泛神论)为最适宜。”“泛神论便是无神论。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既然我即是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大自然化为一体,死亡也就不存在了。这种瞬间永恒的精神,与庄子的“把有限相对的感性世界与无限绝对的净土(印度)、理念世界(西方)合而为一,从而以使一切都归于混沌的‘天人合一’来解脱生命的痛苦和死亡,使人在有限相对的感性现实中就达到了生命的无限绝对的永恒。”这两种思想有很多类似之处。此外,初期浪漫派诗人对生死问题的思考,还受尼采、叔本华、庄子、儒家思想、英法德浪漫主义诗歌等影响。本文集中考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初期浪漫派重要诗人的郭沫若诗歌中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二

少年的时期的郭沫若就由于多重的失望而开始思考生死问题了,他的《澡堂狂吟》表现了厌世思想。1914年初,郭沫若满怀身心创伤来到日本,但饱尝了由孤独、婚姻的失意及受歧视而带来的悲哀和凄凉,死之精灵又飘进他的心灵深处。人生本来应享有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欢乐、幸福。而如今的世界却是“屠场”、“囚牢”、“坟墓”、“地狱”。

对郭沫若来说,死已不再是悲剧,而是解除一切烦恼、痛苦与不幸的灵丹妙药。叔本华曾说,死亡是对无法生存的现实的一种背叛和反抗。联系郭沫若死亡意识产生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在郭沫若死亡意识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对生的执著和依恋。正因为如此,才使此时的郭沫若没有完全走向颓废消极甚至自杀的道路。

“悦死恶生”作为对生命的反动,乃是庄子的发明。庄子认为“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的观点对少年郭沫若的死亡意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郭沫若又写道:“偷生实在苦,决死复何难。”(《郭沫若旧体诗词集》)可见,少年郭沫若也并不是真的要拥抱死神,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他的死亡意识又有别于庄子。少年郭沫若“悦死恶生”的死亡意识,其实正是个体生命忧患意识的觉醒。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死亡观,是以宗法伦理秩序和群体价值为视点,更兼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义殉身精神。这种超越个体生命进入崇高道德范畴的生死观和生命价值取向,淹没了个体生命死亡的忧患意识。因此,郭沫若这种忧患个体生命的死亡观无疑是对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死亡意识的反动。把生命的价值取向由群体转向了个体,由儒家的外在事功的追求转向了内在心性的自足。

爆发后,郭沫若从黑暗如磐的中国看到了新生的希望,在致宗白华的信中,他说:“我如今却除了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

五四时期郭沫若诗歌中的死亡意识,首先表现在他认为死是生的创造前提。巴霍芬在《原宗教与古代的象征》中指出:“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关系中,即在不断的毁灭中,创造之力才会生机勃勃。从而,生成与消亡是相互关联着的。”只有在生与死的永恒交替中,才有不断超升的生与死的永恒之流。郭沫若在《女冲之再生》中,借众女神意象传达了这种哲理内涵。面对被那些“武夫蛮伯”糟蹋得稀烂的宇宙天体,众女神毅然让旧的宇宙烂去,而要“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

在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中,面对有如地狱般的宇宙,凤凰不顾群鸟的嘲笑,毅然点燃熊熊大火,慷慨赴火,希望在死灰中获得永生。当凤凰高唱“更生歌”之际,“一切的一,更生了”。腐败、黑暗、充满残杀的宇宙变得“自由”、“新鲜”、“欢乐”。在郭沫若看来,死不过是未意识到的沉没。死对人来说,有如音乐一般,它是一种甜柔的渴求。死并不是最后的外在的终结,而是当下瞬时存在的一部分。同时死的胁迫把生命从真的麻木的沉沦中唤醒,促使它投入最后的超升。在死的时刻,生之大门才敞开它生命的全部现实性。所以郭沫若要高擎“破坏”之大旗,渴盼“毁灭”,崇拜“力”,要“不断地毁灭,不断地创造。”

对生与死的创造关系,尼采曾作过极端的推演,他说:“我告诉你们完成使命之死,这种死激励着活的人,这种死将成为活着的人的誓言。完成使命的人欣欣然,在满怀希望和立下誓言的人的簇拥下,去了结自己的死。”郭沫若十分赞赏这种高度自觉的死亡意识,在《棠棣之花》中,他借聂嫈之口唱出死亡圣歌:“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这种将个人生死观自觉地纳入民族生死存亡之中的死亡观已经达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

求生避死是个体生命的本能欲望,面对死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常有变节偷生的事发生。郭沫若认为,个体生命的贪生怕死心理会导致卖友求生,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故郭沫若在歌颂死是生的创造前提之际,也没有忘记歌颂那些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在抒情诗《胜利的死》中,郭沫若歌颂了司克司威尼绝食而牺牲的以身殉义的壮举。

在郭沫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还出现了歌颂“美丽死亡”的名篇。他的《蜜桑索罗普之夜歌》中,借神话中的人鱼泣泪成珠的典故,彻底批判和否定了传统文化中那种苟且偷生的人生哲学,赞美在缥缈的银辉中坠落了的星辰,赞美那种有价值的牺牲。

三

早期郭沫若诗歌中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岁月中的心路历程。郭沫若对生命哲学做出了乐观主义式的接受,这正是郭沫若基于他所认同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做出的选择。而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做出的概括又有着生命哲学渗透的鲜明烙印。由此可见,在郭沫若诗学思想的核心——“生命底文学”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可以说他的“生命底文学”有着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郭沫若并不纠缠于闻一多意义上的中国新诗的文化身份问题,但他的“生命底文学”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状态中不但没有失去中国的血脉,反而是一种突破中的再次确认。《女神》提醒我们,中国新诗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身份是极为复杂的,面对这种复杂的状况,应该多一份迂回进入的勇气,而少些简单的中西文化的标签意识。在反思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路向时,这份勇气更应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高旭东.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郭沫若诗两首篇6

仅仅在五个月前的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同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遍》:“四海《通知》遍,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作为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掌门人,郭沫若满口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只能说明内心的空洞和信念的虚无。

托马斯・曼在《我的时代》中说:“我的时代,对于它,我有权这样说,我从来没有曲意奉承。而且,无论在艺术上、政治上、道德上从来没有对它卑躬屈膝。当我在作品里反映它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处在与它对立的立场的。”与之相反,郭沫若可以在面对两个完全相反的现实时以同样分贝欢呼。对郭沫若而言,立场是随机的。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从1949年到1977年的二十八年时间里,郭沫若写了新诗和旧体诗共一千多首,出版十三本诗集。在“反右”之后三年饥荒之前的1958年、1959年是其诗情喷涌的年份。1958年郭沫若出版《百花集》、《百花齐放》,1959年出版《长春集》、《潮集》、《骆驼集》,一共五本,占二十八年出版全部诗集的近百分之四十。从诗集的名字看,大都属于嗓音高亢的浓情赞歌。事实上,郭沫若对当时的敏感事件无一例外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他写诗;为了朝鲜战争,他写诗;为了的“伟大成就”,他写诗;为了大炼钢铁的“举世壮举”,他写诗;为了接班人的“不朽形象”,他写诗;为了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他写诗。在每个需要他发出声音的时刻他都发出了“恰如其分”的声音。在他的笔下,灾难一抹而光,历史的荒诞被视为奇迹。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在历次运动中,他无不激情澎湃地参与,仿佛知识天生就是用来邀宠,用来表演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郭沫若现象。表面上看,政治上需要什么,他就能做出什么样的诗词,提供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或者修改公认的理论阐述,证实权力话语的真理性,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则彻底虚无化。

郭沫若现象的本质是以内在的沦陷来保证外在的周全,对世界供给照单全收的要害在于彻底丧失了人的主体性。无法猜测要经过怎样的灵魂煎熬,一个曾将知识作为毕生追求的人才能把权力确立的价值作为惟一的向度,将权力的奖赏作为知识的最高荣誉。即使两个儿子在权力造就的“”中惨遭不测之后,他依然在临终遗言中这样写道:“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写下这些文字的间隙,我看到报纸上写着一个作家沾沾自喜提及他有四套话语系统应对我们生存着的世界: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和江湖的。面对不同的对象,他能恰到好处地找到相应的话语与之周旋,报纸对此亦持欣喜的态度。这仅仅是他的策略,不是我们的生存哲学吗?他那洋洋自得的神情不是我们共有的神情吗?我想,在历史上,人类的知识和尊严有过遭受重创的年代,但大概从来没有过像这样把失败当作胜利,把红肿溃烂当作鲜花乳酪的时代,从没有把掌声与喝彩献给犬儒之辈的恬不知耻的时代,而这却是郭沫若们的生存背景。一种强大的令人窒息的力量,使郭沫若没有负罪感地成为郭沫若。

有朋友问我:“既然你是如此激烈地反对郭沫若,如果你是郭沫若,你能比他做得更好吗?你比他更能维护知识的荣誉吗?”我陷于沉默。我想,这大概是很多知识分子闭口不谈郭沫若的原因了。

郭沫若诗两首篇7

关键词：郭沫若；文学创作；自我意识

《女神》是郭沫若出版于1921年8月的第一本诗集，其中的代表作有《凤凰涅》《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这一诗集有着崭新的形式与内容，开一代诗风，堪称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在这本诗集中塑造了自我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彰显着自我意识的觉醒。狂飙突进的无私时期需要诗人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于是郭沫若抓住这一点运用了“偏于主观”的艺术想象力进行创造，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都在作品中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喷发出来，于是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成为《女神》最主要的艺术追求。

《女神》的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得到新生，中华民族得到觉醒，其中的《凤凰涅》正是宣告着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涅，“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郭沫若以“凤凰”来象征祖国，也可以说是象征抒情主人公，或者是两者合一。全诗描写了凤凰死而复生的全过程，有写凤凰自焚的悲壮，还有写凤凰更生的光明世界，处处荡漾着“五四”的青春气息，蕴含着大胆的否定、愤怒的控诉、热烈的歌唱。在《炉中煤》中，用“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来象征祖国，将新生的中华民族形象进行了艺术创造与表现。

这是一个具有彻底的破坏和大胆创新精神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是崇拜自己，热烈追求精神自由与解放的自我，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梅花树下的醉歌》《天狗》中处处宣扬着自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这无疑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解放。他在《女神》中所显示的人的精神自由状态是令人向往的、真实的、自然的，这对于压抑的中国人是破天荒的。

这是一个目光不局限的自我形象。在《女神》中抒情主人公的目光不只是局限于中国一隅，而是将眼光放远到世界与人类。在《晨安》中，“我”不仅向“我年轻的祖国”“我浩浩荡荡的南方扬子江”问候，还向恒河、印度洋、红海、尼罗河致意，这在文学史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这样开阔的胸襟和眼光都是郭沫若创造自我意识的展现。

总之，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摩罗诗人，他的文学创作中对于自我意识的表现非常突出，是他的“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的最好诠释，也突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郭沫若诗两首篇8

1言志与缘情

有关诗歌本质和艺术特征的论争从来就没停止过。普通读者也罢，文学评论家也好，还是诗人们自己，对诗之为诗的独特体征历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阐释和比喻。“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歌本质特征的一种普遍认识。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3]强调了诗歌的本质在于表达诗人的思想、抱负、志向。而到了汉代，人们对诗歌“言志”本质的认同更是趋于明确，在《毛诗序》中指出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毛诗序》中情、志并提，将诗歌言志、达情的本质与功能两相联系。到了西晋，文学家陆机在其著名的《文赋》中将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时，强调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缘情”、“绮靡”，[5]即在于要以精妙、华丽的语言表达出诗人内心强烈的情感，明确提出了诗歌表述诗人情感的本质以及语言细腻、华美的特征。

2诗是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1880年，英国前期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其为与另一个“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合作出版的《抒情歌谣集》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强调，一切好的诗歌应该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该“序言”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应该描写诗人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对一个诗人来说，最主要的是他“应该选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再加上一点想象的色彩”。[6]事实上，华兹华斯那些伟大的诗歌正是自己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出生在自然景色优美，有山，有湖，有小溪，有草地的大湖区的华兹华斯，不仅年轻时喜欢自由自在地在这片土地上打猎、划船、上树掏鸟窝、采坚果，成年后的他更是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儿子和妹妹露茜徜徉在大湖区美丽的自然风光中。湖区自然风物的妩媚和丰富不仅陶冶了他的情操，更成为其日后创作的重要背景和不竭源泉。选入《美国文学选读》中的《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IWanderedLonelyasaCloud）常被称作是华兹华斯抒情诗的代表作，据说就是根据诗人与妹妹一起外出在湖边游玩时被大自然的美景所吸引这一经历写成的，诗歌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序言”中关于诗歌应该描写“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的诗学理念。在诗的最后一节，诗人记忆中那一望无际、迎风舞蹈的金黄色水仙花给他孤寂的心灵带来欢乐：“水仙花在我的心灵闪现，使我在孤独中感到快乐。”诗人对自然与人类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给予了揭示，并对人与自然间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予了充分强调。而这，正是此诗所赋予读者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3诗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

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歌风格是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对世界各国诗人的影响也是各国研究者们所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美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兰德尔•贾雷尔在《论惠特曼的诗》一文中就对惠特曼的独特与不可模仿和复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惠特曼是一个“有胆量的”，一个“最不顾后果的、最令人费解的、也最不可能存在的”诗人。[7]131因此，在华裔美籍学者方志彤先生看来，这样诗人，是郭沫若这样性格的人和其创作的诗歌所不可能模仿得了的。“有一个像惠特曼这样的奇迹已经足够了。如果再有一个惠特曼出现，那一定得等到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有人硬要去对惠特曼的诗进行生搬硬套的模仿，那结果只能是像方志彤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那样，“错得不能再错了”。[8]186对我国现代诗歌的奠基者郭沫若受华兹华斯和惠特曼浪漫诗风影响而创作的新诗的研究，也是国内外郭沫若研究者常常提及的话题。1955年，方志彤在他那篇《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近代中国诗：探索不成功的诗作》中就认为郭沫若这个真正多才多艺的人是惠特曼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道者。只要读者将郭沫若的《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中连续7行的“我崇拜”（Iworship）与惠特曼的《别离的歌：再见》中那长达15行的“我宣告”（Iannounce）相对照，便立刻可以看出郭沫若的这首诗与惠特曼的诗行表面上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将郭沫若的诗当成是对惠特曼诗歌的又一仿效之作。[8]186在方志彤看来，对郭沫若和惠特曼来说，诗歌应该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而这两种情绪恰好是传统观念的抱持者所要竭力压制的东西。郭沫若的诗，既不是华兹华斯诗学所倡导的那种“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也不是柯勒律治诗学所认为的“好诗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8]186①对诗人郭沫若来说，他自己则多次在论诗的文章诸如《论诗三札》、《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文学的本质》、《关于诗的问题》、《论节奏》、《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详细阐释了诗歌的本质和诗之为诗的魅力特征，与惠特曼认为诗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只要我们的诗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叫喊，那便是真诗、好诗。”[9]12“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9]43而郭沫若现代新诗的开山之作《女神》诗集，里面收录的那些创作于1919年夏至1920年上半年的激情澎湃的新诗，正是郭沫若心中诗意诗境的形象再现。

4诗就是诗

在英美众多杰出的诗人中，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对英语专业的同学来说都是其中不太引人注目的一类。但选入北京大学陶洁教授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中的麦克利什的诗歌《诗艺》，却以诗歌的形式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征和本质。《诗艺》一诗中诗人独特而形象贴切的比喻，简明扼要地向读者传达了诗歌的独特魅力，在瞬间就牢牢抓住了读者的神经，并让读者在不经意间明白地领悟了诗歌的真谛与美好。诗歌原标题为拉丁文ArsPoetica，译成英语可为ArtsofPoetry，与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文论同名。贺拉斯的《诗艺》之后，有不少诗人和评论家都就此题目发表过自己对于诗歌的见解。受二十世纪初以埃兹拉•庞德（EzraPound）为代表的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麦克利什在这首《诗艺》中强调诗人不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抽象地去谈论理论或者空洞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是应该着意地去塑造一些栩栩如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象，委婉间接地传达诗歌所蕴含的信息。这个观点正契合了庞德在1914年论述意象派诗歌时对“意象”的强调：“意象主义的要旨，在于不把意象当作装饰品，意象本身就是语言”。[10]在诗歌的第一部分，诗人用了四个鲜明的、人人都熟悉的意象来阐释诗歌的本质。在他看来，诗歌应该是静静的、可以触摸的，就好比一个球状的水果。诗歌应该是无言的，就如同人们用拇指去触摸旧的像章，那种感觉是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诗歌就好像窗台上的石栏，尽管常常被袖口摩擦，人们对它再熟悉不过，但却不经意间长出了青苔，带给人们一种新鲜之感。诗歌，还应该像是从空中飞过的鸟群，是寂静无声的。四个比喻中，诗人都强调了诗歌本身“无言的”特征，强调了其应该具有的是“可触”、“可感”的鲜明的意象，因为这些才是一首好的诗歌吸引和启迪读者的根本之所在。在第二部分，诗人运用的还是人们都熟知的意象，即皎洁的夜晚“爬上树梢的月亮”，来传达阅读诗歌后诗歌带给读者的影响，是不知不觉的、难以觉察的、潜移默化的，就好比爬树梢的月亮，人们定睛看时它似乎总是纹丝不动的，然而它却又在树梢间不停地、悄悄地攀升。在诗歌的第三部分，诗人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阐明，诗歌艺术的真实性跟它所描绘的现实生活间是有差距的，它不应该等同于现实，而是应该跟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诗人可以用一座斑驳空洞的门廊和一枝红色的枫叶来表现一段沧桑的历史，或者用随风摇曳的青草或碧波上的旭日或皎月来象征爱情。这个观点正如华兹华斯所谓的在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点想象的色彩”，要让读者在欣赏的过程中去领悟它所蕴含的真理，而不必照实再现。诗歌的最后诗人点明了诗歌的主题，即诗人心中诗歌的本质特征：“诗就是诗。它并不被指定意义。”[11]204②诗歌是无言的，它的意义是被读者主观赋予的。诗就是诗，当如本是。

郭沫若诗两首篇9

诗人用细腻浪漫的情感，浅唱轻吟的格调，仰望星空，勾勒出了一幅《天上的街市》，用丰富的想象描绘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

诵读全诗，闭目瞑想，那虚无缥缈的夜空，真好像有一条美丽而繁华的市街。无数的街灯通明，橱窗里有着数不尽的奇珍，令人应接不暇，颇有昏眩的感觉。牛郎和织女，骑着牛儿，提着灯笼，摇摇摆摆地自由来往。此情此景，使人心旷神怡，笑逐颜开，为牛郎和织女的美好生活庆幸！因为在我国古代的传说里，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没有快乐，只有伤痛，是一出令人同情，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剧。而郭沫若却从理想主义的视角看去，展开浪漫主义的想象，说天河并不宽广，牛郎和织女可随意地骑在牛背上你去我来，可以提着红彤彤的灯笼在天街上自由来往。在郭沫若的笔下，他俩朝夕相处，生活得那样地自由，快乐，欢悦，没有悲伤，从而给予这个凄美的故事以全新的意义。作者之所以挥洒他的生花妙笔，革故鼎新，在诗稿里涂抹上如此浓烈、如此欢乐的色彩，乃是为了古为今用，折射出当时社会现实的肮脏和腐朽，引领人们对光明、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首诗的思想意义，主要就在这里。

但是，诗歌毕竟不是绘画，而主要是诉诸听觉的艺术。诗人就曾这样说；“诗之不高兴被人看，我看怕就是因为离开了音乐的缘故吧？诗本来不是供人看的东西，落到供人看的现状，它是赶不上绘画和小说的。”（《关于诗的问题》，《郭沫若文集》第十一卷《集外》）《天上的街市》之所以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另一个主要原因，便在于诗人在这种正确的认识下，使它具有强烈的音乐性。请听：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真是琅琅上口，和谐优美，悦耳动人之至！诗人用哪些方法使这首诗具有如此强烈的音乐性呢？概括起来，大致是：每节四行，行数相等，每句都采用双音尾；偶句押韵，四句换韵，每句少则七字，多则十一字，字数相近；除停留时间较短的顿之外，每句三顿，顿数相同。而其中，以押韵和每句顿数相同，最为重要。

押了韵的分行文字不一定是诗，但诗歌必须押韵，即使是自由诗也应该在关键性的地方押韵。只有押韵才可能使它具有音乐性，好像插上翅膀，便于远走高飞。由于郭沫若反对诗歌是“供人看的东西”，所以对诗歌的韵律也就特别讲究。他说，“韵律的推敲总应该放在第一位”，“新诗的韵律虽然没有旧诗严，但平仄的规定是不能废的’。

郭沫若诗两首篇10

关键词 沫若文化精神 高校学生社团 内涵发展

中图分类号：G455.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5.05.077

Strategy of Moruo Cultural Spirit to Deepen Student

Societies' Content Development

LI Zhongwei[1]， CHEN Yiyu[2]

（[1] College of Art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Abstract Moruo cultural spirit of "open Zhen， open， create， open up" the real interpretation of that patriotism， opennes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campus has a good guide. In this paper， tap the advanced culture spiritual connotation Moruo culture，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Moruo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proposed the use of Moruo deepen cultural cont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ree aspects.

Key words Moruo cultural spirit; college student community; content development

0 引言

高校的社团发展已经从“量的突破”到了“质的提升”的阶段，进入了深化内涵发展的阶段。然而现阶段的社团出现了诸多的发展瓶颈，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需求度越来越高。郭沫若文化是一座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宝库，其美学思想、浪漫情怀、吞吐古今中外、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和先进思想，对于指导社团内涵发展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何利用沫若文化精神深化学生社团内涵发展，是十分有价值的。

1 沫若文化深化社团内涵发展的意义

高校学生社团，是大学生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自发组织的学生群众性组织，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模式和生态环境，对提高学生素质和能力以及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新形势下更是要求我们要不断改进手段、创新方式，积极探求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丰富社团活动内涵、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学生，感化学生，引导学生。

1.1 社团发展至今存在的问题

学生社团发展至今，已经在各高校出现了“百团大战”的蓬勃景象，但是社团个体的吸引力在逐渐下降，社团真正的参与人数在逐年减少，社团的生态环境渐渐失衡，整个社团的发展已经陷入瓶颈。但是社团的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不少著述指出了社团发展的瓶颈。张金泉在《高校学生社团内涵建设初探》中，提出了社团建设整体结构不合理、发展规划缺失、深度不够等问题，提倡丰富社团文化，培养思想道德高尚的社团骨干，打造社团凝聚力，注重社团建设的开放性，深化社团内涵，提升社团质量。向顺涛在《大学生社团文化的偏差浅析》中，从静态、动态两方面指出了大学生社团的问题，并提出了调整社团类型、由自由式管理转向目标管理等措施。夏天阳在《高校学生社团的困境与出路》中，指出了通过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强化德育氛围、明确社团分工、提高社团活动质量等方式，以促进社团内涵的提升，吸引力的增强，活力的焕发。

1.2 沫若文化深化社团内涵发展的理论意义

高校学生社团建设进一步发展需要先进的文化内涵作支撑，需要科学的教育思想作指导，郭沫若文化资源是一座宝库，不断探索其文化精髓，应用于高校社团建设无疑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层面建设和精神层面建设，帮助社团制定科学的自我定位和发展规划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同时对高校建设沫若文化研究站，进一步推广应用郭沫若文化具有示范意义。

1.3 沫若文化深化社团内涵发展的实践意义

沫若文化应用于社团建设，首先将有效的帮助社团制定自身的发展原则和发展目标。其次帮助社团骨干成员明确自身责任和使命，提高自身业务素养，保全社团持久发展的生命力。再者，可以拓展社团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提高社团活动质量。最后，可以帮助更多的同学正确的看待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在关注社交型、娱乐型等社团活动，而是更多的关注文学类、科技类、哲学类等社团活动，更好的促进自己成长成才，从而促进社团生态环境平衡。

2 沫若文化深化社团内涵发展的基础

“开贞、开放、开创、开拓”是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章玉钧归纳了郭沫若作为中国先进文化代表者的基本精神的概括，即坚贞不渝的爱国之心;吞吐中西文化的开放心态;贯之一身的创新精神;锲而不舍的开拓精神。本课题组成员在查阅大量郭沫若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特点，认为有效将沫若文化精神内涵融入社团内涵发展，需把握沫若精神文化的三个精髓。

2.1 “内心―情感―现实”的发展模式

郭沫若20年代的美学思想及其变化是其全部美学思想的特点和倾向的体现，可以分为自我纵横发展两个方面。纵向为自然扩展，表现其美学思想对主题个性和审美特性等问题较为深刻的认识，横向为社会扩展，是他倾向传统的入世思想，自我冲动的意志转化为对社会实践的意欲，并突出实践意欲的支配地位。继而形成了郭沫若“内心―情感―现实”的个人发展模式和自我和群众结合的观念，倡导“善”支配“美”，将实践意欲突出到了支配地位。①

2.2 “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的浪漫情怀

浪漫主义是诗人天生的品性，郭沫若的作品让读者不仅感受到的是他的文学造诣，更是高境界的浪漫主义精神。一首诗中以“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对水牛品性概括，也是本人精神个性的反映，表现了其浪漫主义精神不仅是诗学和审美意义上的浪漫，而是一种富有浪漫精神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其主要内涵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②

郭沫若的理想主义更多的体现了其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英雄主义更多的可以体现在“愿将残骨埋诸夏”的爱国主义和“用文学唤醒民众”的责任和担当。郭沫若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办学思想和实践中为国家服务、对自己负责的教学理念亦是其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③

2.3 “反映时代”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

郭沫若为《戏剧报》题词“艺术必须反映时代精神，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能切实的为人民服务。”纵观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和各种记载文献充分的体现了其“个人就是时代，时代就是个人”时代与个人的一重化。他在列强分割，军阀反动统治的年代编《创造月刊》，以唤醒群众;在大革命北伐时期，他投笔从戎，当了戎马书生;抗日战争时期，他只身回国，组织领导对敌文艺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创作《新华颂》，率先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放声歌唱;改革开放前夕，他又张开双臂，热情迎接“科学的春天”。④

2.4 “吞吐中西文化”的开放心态

郭沫若学贯中西，通晓古今。郭沫若在大学时学习的是医学，但其同样在历史、文学、考古、古文字、翻译书法等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是他孜孜不倦学钻精神的体现，更是其“吞吐中西文化”的开放心态的表现，他始终认为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不同的文化存在冲突，但也有互补性，能够相互吸收融合的。⑤

3 沫若文化深化社团内涵发展的策略

“质的提升”需要社团寻求先进的文化内涵作支撑，需要科学的教育思想作为指导，可以利用沫若文化的四个精髓对社团的发展模式制定、职责明确、开拓发展、文化兼容进行指导。

3.1 确定社团“内心―情感―现实”的发展模式

“内心―情感―现实”是郭沫若个人的人生观的核心也是其美学思想的基点。其倡导自我在纵横两个方面的无限扩张，即纵向的自然扩张和横向的社会扩张，纵向的自然扩张是横向社会扩张的基础，横向的社会扩张亦是纵向扩张的动力。个人发展是如此，社团发展同样需要在纵横两个方面的扩张，形成确立“内心―情感―现实”的发展模式，即因喜爱在一起，因情感而扩张，因现实而努力。这就要求我们的社团要做好内部发展和外部发展。

内部发展要求社团做好内部建设，建立健全制度并要严格执行，不能流于形式;确立以“人”主的原则，让社团的内部成员从客到主;社团成员技能提升，不断的提升社团内部成员的社团的技能;培养社团骨干让社团，强化社团竞争力，形成社团发展的骨干引力。

外部发展要求社团扩大社团影响力，即不能独乐乐，仅仅是社团内部的人玩得开心，要及时的开展成果展示、汇报表演等活动，利用社团自身的技能特色开展技能培训、志愿服务等活动，积极利用现代传媒，如新媒体等的作用，扩大社团在校内、社会中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3.2 培养社团“脚踏实地神游于天外”的浪漫情怀

“脚踏实地神游于天外”是郭沫若的一首描写水牛的诗，是其浪漫主义情怀的体现。学生社团作为一个群众性组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资源。高校社团应该确立立足校园，校外结合的发展原则。在校内立足校园，广泛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发展校园文化，形成自身特色;同时实行开放，走向社会，敢于以社团担当起当代大学生的时代担当，高校在文化强国进程中的使命责任，这样既可以发挥高校的智力优势，繁荣社会文化，又可以用社会实践来反哺高校社团，推动社团自身建设。

3.3 培养社团“与时俱进吞吐文化”的开拓精神

郭沫若主张艺术要反映时代精神，适应时代需求，同样社团作为高校青年学生文化艺术的有效载体同样要融入时代。并且社团内涵发展的基础要求社团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包括观念创新和方法创新，观念创新指要有时代意识，顺应时展;方法创新要求社团具有把握全局，能够将理论和实践、理事社员、社团与校园、社团与社会等关系统筹起来的方法。⑥

随着社团的不断发展，社团已经进入了“质的提升”阶段，需要我们有新的思路和方法，用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来指引社团的内涵发展。沫若文化正是一个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宝库，我们应该在高校内推行沫若文化研究站，研究提炼出更多适用于社团发展的沫若文化精神，推广沫若文化精神，以沫若文化精神深化社团的内涵发展。

基金项目：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项目 GY2011C11

注释

① 邹华.扩充的情感与实践的意欲――郭沫若美学思想简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34-37.

②④张超凤.论乐山高校教育中郭沫若精神文化传承方法的研究[J].时代教育，2013（1）：100.

③ 丁毅信.郭沫若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办学思想与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武汉华中工学院），1987（2）：1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