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十篇

和平与发展篇1

关键词：和平　发展　时代　主题　含义　关系　因素　论断

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归根结底，可以从含义、关系、因素、论断四个方面来表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一、含义

(一)“时代主题”含义

“时代”既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也是一个可以为古今中外广泛使用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在这里所讲的时代是指能够综合反映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的概念。“主题”是指可以公开化的主要问题，它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的口号，能够左右每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的声音，综合反映每个历史时代的最实际的主要的呼声。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时代主题，时代主题是历史时代的核心内容，是由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它们处在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和焦点并关系到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跨越几个世纪乃是几十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随着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形势的演变，每个历史时代将出现以不同时代主题为内涵的发展过程。因此，正确的把握每个历史时代的时代主题，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各国政府，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的认识每个历史时代的时代主题，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各国人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二)“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含义

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性主题就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以及根本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根本主题。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并非说和平与发展已经是充分的现实。和平需要维护、发展要靠争取，和平有个质量问题、发展有个程度问题；因此，它们都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面前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关系

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这与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它们之间主要存在两个方面关系。

首先，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以及保证，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和平的当今世界的环境；和平也离不开发展，经济的发展以及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密切联系是维护当今世界和平的最深厚的基础。其次，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今世界和平是促进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则是保持当今世界和平的重要的基础；要发展就必须创造和平的当今世界的环境，只有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才能够促进和平的当今世界的环境的实现。

三、因素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变化为和平与发展。这是由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所引起的，主要体现四个方面因素。

(一)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力争更快的发展经济和科技。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大国军事对抗下降，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却上升，因此，为了在全球性的竞争中取得更为有利的立足点和制高点，发展经济和科技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一个新的共同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二)核武器的出现

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手段已经很难于达到战争的目的。因此，这在客观上成为自发约束大规模战争尤其是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俄美两国关系日趋缓和，国际军备控制领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世界无核区范围不断扩大了。1997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旨在加强保障和监督有效性的议定书。

(三)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大大的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的职能，增强了其应付危机和困难的能力。再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趋于相对缓和。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导致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发展。欧洲联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北美的自由贸易区最终得以形成。亚太经济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世界贸易组织宣告成立。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所有的这一切发展，必将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未来世界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四)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冷战时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今世界虽然仍不太平，但是当今世界形势仍然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纵观战后五十多年来世界形势的变化，战后世界和平力量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战争力量增长的速度；尽管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国防、文化、社会在内的综合

性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但是世界性大战没有再发生，局部战争和冲突的数量已经呈现下降趋势，战后世界形势趋于相对缓和。战后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求和平而反对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止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动乱、冲突，都不愿看到南北之间发展的差距以及贫富的鸿沟再扩大下去。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应该从中看到希望，即综合性国际竞争导致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日趋增强，逐渐使“双赢”局面成为普遍的现象，而“零和”游戏则越来越被证明是得不偿失的。更进一步来看，和平的希望还在于，主导当今世界形势的大国关系基本上是平稳的，各主要战略力量之间主动的战争诉求几乎为零。与此同时，中小国家的力量在上升，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对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在增强。因此，这些因素都形成了和平力量对战争力量的总体制约。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因素，可以看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变化为和平与发展。

四、论断

(一)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的论断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时代主题开始悄悄兴起。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最早发现了时代主题变化。

在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敏锐的把握时代主题变化并逐渐形成“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新的论断。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任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障碍。”)在这里面，邓小平在实际上已经形成“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思想。1984年10月，邓小平又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新的论断。同时，他又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这是邓小平在深刻观察和认真分析了当今世界形势变化之后，最终才作出的重要论断。因此，它宣告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的来临。

(二)江泽民关于“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的论断

江泽民全面的把握当今世界形势变化，明确的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的论断，他提出了几个重要论断，从而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变化。江泽民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重要论断，在此基础上他将当今世界形势进一步的概括为“人民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同时。江泽民又明确指出(“走向缓和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世界和平机遇继续扩大。”)江泽民的这些重要论断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变化，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的基础。

和平与发展篇2

论文摘要：本文对“和平与发展”的真实性是这样理解的：不管是在雅尔塔体制背景下，还是在90年代乃至于今天，世界的和平都是一种“霸权和平”。不同之处在于这种霸权的内涵先是美苏霸权，冷战后则是西方霸权。而“发展”同样地再有特定的内涵，最先它反映的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四代工业化”的努力，但在90年代后．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在技术创新和制度调整上的优势明显地主导着世界经济乃王政治的发展进程。

时代问题在近几年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和争论。在国内，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究竟是一种正在经历着的客观的历史进程，还是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如果说是前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作为我们今天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笔者认同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不容怀疑的，笔者在此想探讨的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真实性究竟在哪里?同时，叉该怎么来理解同样真实存在的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

一、以雅尔塔体制为背景的理解

在整个雅尔塔体制时期，东西方对峙关系始终是制约当代国际关系的首要因素，也是制约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发展与进步的首要因素而东西方对峙关系的核心也就是美苏关系、美苏矛盾。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相互矛盾关系如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大抵都被美苏关系所遮盖。美苏分别以其超级大国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和迥然相异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保持了他们各自营垒的稳定、和平：同时，美苏双方在总体上保持的均势状态，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缓和、制约作用．尤其是在核条件下，双方在核竞赛中都取得了足以毁灭对方的强大的核打击力量，这反而成了制止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抗、从而使得整个国际共同体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和平状态当然．双方的争夺战一日也没有停止．但是，这些争夺多半发生在两大营垒的交界地带，而这些有限的争夺、对峙及至危机一般都被严格地控制在“只扩大势力范围和遏止对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导致大国本身的全面战争和世界范围的紊乱”的战略意图内。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苏均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苏联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而与美国等量齐观是在70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有了两个文件的出现：一是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它确认战后欧洲边界的不可动摇性；二是反导条约的签署，它追求的是全球战略平衡。美苏关系由紧张对峙转向“深刻缓和从而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和平局面的形成，尽管这种和平被称之为“恐怖和平”。

之所以称之为“深刻缓和”，也与这一时期美苏两个霸权国出于应对世弄形势中出现的不利于它们的巨大变化有关。布雷顿森林体制早已无法雏持，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不再，苏联从1970年以来的经济停滞，使其也不再具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经济实力。在美苏对抗期间，日本和德国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世界上迅速崛起，以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进入令人瞩目的发展阶段，在更大范围和以更高水平融人世界经济。因此，美苏均有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的需要：

与此同时，从1950年代开始，由万隆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再到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开始以集体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到了1970年，从二战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产生出了极其伟大的成果，帝国主义经过几个世纪所锻造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大批发晨中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巳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谋求经济发展，改变本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也就成为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头等任务，他们的努力构成了“第四代工业化”宏伟景象。它与此前三代工业化相联系，区别则在于，第四代工业化带有明显的“不自由”的色彩。因为，过去统治他们的那些帝国主义不仅依然在他们身边，而且更加强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干预无所不至，它们可以利用其生产、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支配和剥削发晨中国寒。这样，在东西方关系尤其是美苏关系之外，南北关系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出来。发晨中国家对于发晨的愿望和要求，通过其鲜明的行动使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发展大潮。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石油提价斗争的出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发晨中国家的发展再也不是能够被人回避和置之不理的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了。

二、“和平与发晨”之于冷战后

1990年后的国际形势、国际格局明显地不同于以前的雅尔塔体制时期，但我们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论断．仍然认为．“在相当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见中共十五大报告，1997年9月l2日)那么，“和平与发展”又是如何得以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的呢?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以什么样的性质和面貌呈现出这一不变的大景象的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冷战后的世界中，美苏关系已经不再存在，今天的美俄关系在性质上在影响力上并不是原美苏关系的简单继续；社会主义同赍本主义仍然同时并存，但它们之问的矛盾关系也不再是原东西方关系的简单延续，也没有了所谓的东方集团。但是，孕育于冷战时期的西方集团仍然存在。这个服务于“玲战”的对抗性集团并没有如有些人所预期的那样随着“冷战”的消逝而消逝，或者因为内部矛盾的激化、冲突上升而削弱，相反，它对于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作用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这个集团表现出与19世纪时期西方列强相互争斗不同的特点，即内部的团结和政策的协调一致。垃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在由一般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之后所表现出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冷战”后表现十分突出，但其形成却是在“玲战”时期。其原因如下：

第一，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那就是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定期坐在一起，研究霉际形势．协调各方面的致秉．西方七霉首脑会议出现在霉际舞台上。这在以前是不再有过的事。作为一种集体协调机制，它反映的是一种相互依存日盏密切的现实需要，是赍本主义解央其内部矛盾的一种努力，即不再是诉诸武力，而是采取对话、恢判的方式来协调并童立相互之问的经济政治关系不仅如此，西方霉索还通过基奉上由它们童立、顿导或支配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整合、统一井规范霉际问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比如人们熟知的所谓当今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即IMF、世界银行、wto(其前身为GATT)。这三大组织表现的都是西方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但同时，它们也把西方国家内部矛盾的解决内部化了，提供了这样一些解决相互之间矛盾的槊道和场所、制度和规则。

第二，西方集团的建立本来是为了共同对付外来成胁，但是在强大的外来威胁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西方集团却变褥更加具有进攻性、扩张性，而且仍然是以集团的面貌出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之问的政治认同已经选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种政治认同仍然是来自于冷战，冷战所具有的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了各自阵营的政治认同。通过几十年的冷战，西方形成了一套共同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思想．它包括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等。资本主义阵营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使其这种政治认同有着真实的基础，并使其不容易遭受侵蚀和动摇。冷战的最终结局更是让赍本主义喊出了“历史终结”的口号冷战后西方集团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相互认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说“人权高于”、人道主义干预、西方价值观的普遗性、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等，它们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尽管它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意见，但这些分歧和意见都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协调对话来加以解决的，其性质属于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观念的一致性使得在相当多的领域里，西方集团都表现出区别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行为上的一致性。无论是海湾战争还是科索最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即西方集团共同意志的存在。这应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明显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的地方。它导致了一个结果，西方国家之间的“和平”的存在。考虑到西方国家在现今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则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今天世界的“和平”其实正是西方主导下的和平．仍然是一种“霸权和平”。与此相联系，“发展也有了新的内涵。1980年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新阶段。发达重家一方面进行了经济政策的太调整，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自己的技术优势，开始丁新的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发选国家出现新的“二元经济”现象，即一方面是大量存在的代表工业经济时代的高度成熟的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则是方兴未艾的以计算机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以硅芯片、电脑和网络为基础的信息产业在发达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的这种迅猛发展态势相比，发展中国家却步履维艰，愈益教置于一种落后境地。从债务危机到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行动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和分散了。

同时，在1990年后，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搞市场经济的国家由原来的西欧、北美日本、澳太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扩展到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从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这之前，非西方国家是外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是与资本主义“中心如同马铃薯般联系着的一种集台性质的存在。因为，这之前的殖民地经济主要地并非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只是资本的循环与增殖过程中的个别环节，主要是部分原料的购买和产品的销售所在。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仍然是在“中心地区国家内完成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金融迅速而全面地演化为世界性的活动，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这一循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一度自己的积极行动影响到世界的发展，其原因也就在于它们在争取民旗独立过程中曾经采取的对这种把它们置于被动地位的联系加以割断和弱化的行动和斗争。这一演变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发展的整体面貌：发展的主动权已经重新掌握在了西方的手中，发展成为了西方主导下的发展。

三、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仍然严重存在

在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作出如上理解后，我们对于同样真实存在的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才会有一个不悖于世界现实的科学把握。

和平与发展篇3

 

关键词：“和合”思想　和平发展道　路中国外交　和平与发展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与内涵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

“和平发展道路”，最初又称为“和平崛起道路”，是我国理论界首先提出和讨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03年l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讲演时第一次向外界明确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随后在12月26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

可以看出，“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角色和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释我国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这条道路的基本内涵，有很多争论，综合各家研究成果，其主要有三层涵义：

第一，和平发展道路提出的国际背景：从2O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中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样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在这样一个客观国际环境中，中国能够、也必然实现“和平的发展”(developinpeace)。

第二，中国发展道路的方式：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对内，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外，通过扩大开放，和平地利用国际资源。这就是“和平地发展”(developpeacefully)，也是“和平发展”最核心的内涵，是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三，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不是对外侵略、扩张；发展的中国永不称霸，将会更好地维护和平，即“为和平而发展”(developforpeace)。

由此可见，作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中国不仅没有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反而找到了一条更适合中国发展，更加有利于促进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和平道路。

二、“和合”思想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传统渊远流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即“和合”思想之上。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它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和合文化所提供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辩证思维视角，对国际关系中的沟通与理解，和平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基于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

(一)和合方法与和平发展道路

l、和合生生法与“全面的”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生生法，既新生命、新事物不断化生。新生命、新事物不断创生是多样的，变易的，和合生生法的价值目标、终极目标并不追求一个唯一的、绝对的、至极的形而上本体，也不追求一个否定多样、多极的“中心”或实体的统一性。它是多样、多元的融突协调法、和谐法，故“和实生物”。和合不是否定矛盾，它承认冲突，但冲突必须经过融合，才能新生。在对立面的“均衡”、“中和”和“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和合”和“协同”的作用。而中国要和平发展就意味着必须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五个统筹”的要求，建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同时，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和平发展道路”内在地要求我们考虑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很多矛盾，需要用统筹兼顾的办法来处理。同时，尊重其他国家根据自身国情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

2、和合创新法与“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创新法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打倒一方的单一方法、唯一法，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互补法、双赢法。任何事情，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交往相处，都要以此为原则。并育并行，就是共同发育、共同进行，互动互补，相得益彰，而不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单育单行。并育并行所遵守的原则是“不害”、“不悖”。不害不悖就能互补、双赢地创造繁荣的境界。中国要和平发展，意味着要走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大家庭发展之路”，即扩大双方“共守的规范，共享的理念，共有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发展中与它国的摩擦。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应追求共赢，而非零合式的结果。当今国际社会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共同的全球性威胁——跨国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等，各国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对话机制，共同创建一个共赢的相互依赖的体制，那些“一国称霸天下”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胸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和平发展之路会有效地促进全世界的发展与繁荣。

(二)和合原理与和平发展道路

1、“和合”思想的原理

张立文在他的和合学的相关论著中，提出了有关“和合”思想的五大原理，来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这五大原理是：和生原理、和处原理、和立原理、和达原理及和爱原理，它们的主要含义如下：

和平与发展篇4

[论文摘要]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剐“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割变化的当夸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度其实现方式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它们作为时代主题的地位未变，井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过程。

时代观问题，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每一步发展，都体现着时代的内容与时代的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科学认识所处时代的性质，正确把握时展不同阶段的主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风云变幻_世界政治多极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的当代世界，正确认识时代特征及其发展变化，将有助于我们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出发，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台作战略。

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观人手，介绍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提出的背景、依据及其主要内容，并着力对冷战后特别是90年代末期以来时代主题出现的新变化进行分析和阐述，力图以新的视野把握时展的重要课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时代观的简单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马克思、思格斯开始就十分关注时代观问题，他们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形势，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l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程度加深，以及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现实，都支持了马克思、思格斯关于时代的科学论断。

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未能完全把握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起来以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新变化。当历史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议进一步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加以思考和分析，对时展主题提出新的判断，完成这一任务的是列宁。

列宁全面分析了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发展趋势，指出由于垄断的形成，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四大主要矛盾．形成了深刻的、全面的和持久的经济政治危机，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本质属性、历史地位和矛盾运动的全面研究指出，帝国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各种危机的时代，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即所谓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从20世纪初资本主义和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趋势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论断舡确的。l9世纪70年代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殖民地浪潮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问出现的一系列尖锐的矛盾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一切伟大人物都不能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只反应了当时的历史情况，这以后世界历史的变化他们无法作出精确的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列宁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时代基本特征早已不复存在或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这些基本特征定性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也不再符台事实。类历史逐步过渡到—个新的时代。

二、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民主国家的胜利、法西斯集团的失败而结束，战争使国际舞台上的各种力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从而对当时整个世界的主要矛盾及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仅仅是时生转折的—个开端，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亦或是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发展都呈现出曲折的历程，从而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也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但总休来讲，虽然地区性的冲突连绵不断，国际局势时紧时缓，但世界性的大战始终没有爆发，“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已不再适应国际关系的现实状况。

影响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的首要因素是当代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矛盾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然矛盾和冲突从未间断，但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却从未诉诸战争，保持了相当长的和平时期；50年代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状况，资产阶级除采取积极措施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以外闰垛取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改变阶级结构，这成为战后世界和平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世界的倔起极太地改变了战后国际关系埘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冲击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虽然从来停止，但他们之间升级为战争的正面冲突却很少，相互间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都使得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有了可能。

影响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国际社会出现了许多使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孕育大变动的新的趋势，这些趋势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成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列稳定的国际环境的迫切要求日益突出；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同意识形态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局面；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有了广泛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与战争观。使得和平与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日益明确与突出。

时代的变化要求人们对时代主题进行重新思考与界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演变和影响全局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冷静观察与科学分析舴出了新的战论断：“对于总的国际形势，我的看法是净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避免的叼。l984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太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未．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反应了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新变化、新特点，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点和历史发展主流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它的提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发展与变化

冷战结束．国际社会发生了二战以来最为激烈的变动，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政治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特点。在这种背景下．对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以及这一主题自身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笔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它既是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的判断，也是问题的判断和矛盾的判断；它既是主要潮流和主要发展趋势，也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只是这一主题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观察．去分析。

首先，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就和平而言，与新的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紧密联系，“和平”的内涵较之传统观念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

其一，“和平’所涵盖的领域更为宽泛。一般认为，国家安全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不断演变的。安全发生演变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改变了具有安全价值的领域及谋求安全的方式，同时也就逐步而深刻地改变了安全的内涵。信息社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日益多元化，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产生了一系列需要相互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这使得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亦或是文化、科技领域都对一国的安全利害做关。“国家安全不再仅限于单一的、狭窄的领域，而是涉及军事、经济资源、生态等各个方面，产生出一种综合安全的思想。由此，“和平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与传统的军事战争相对，而有了涉及军事妇济、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的更为宽泛的涵义。

其二，与“全球和平”相对的“地区和平更引人关注。前者指全球范围内的和平态势，后者则指与局部冲突和局部战争相对的态势。冷战结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个突出变化就是全球性的战争危险减少，而地区冲突、地区战争的频率加大。这些一度为冷战所掩盖的民族、宗教、种族冲突纷纷暴露井激化，成为影响当前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其三，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日益复杂化。一方面，由超级大国直接发动或操纵的干涉主义霸权战争相对减少，而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的现象日益增多。这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的“臆性因素。相对于前者来说，其影响力虽然目前还十分有限，但却是深远而复杂的。

由此可见，追求和平的时代主潮流未变，但和平的内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势必对实现和平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发展而言，其内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一，由于南北差距的不断加大，使得发展的紧迫性比之过去更为突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支配下，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数字鸿沟”日显突出，而科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一切．“都在不断加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紧迫性和危机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形势肌总体上看比过去更严峻了。

其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得“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由于盲目掠夺自然资源以及肆意污染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发展困境已经成为制约许多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保护生态平衡，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发展战略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其次，和平与发展的实现方式发生了变化。

内涵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实现方式的变化。就和平而言，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发展变化，使得各国追求和平的方式也琏之加调整：与和平内涵扩大化相适应，国家为追求和平所采取的安全战略发生变化，一方面，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建立于更宽泛的领域．成为一种综告安全战略；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的相互依存使得一国追求安全的手段也应该是安全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所谓的“如果休想要和平，那么就要准备战争不再是处理国际关系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协词与合作。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由“确保报复’．牟专变为“确保生存”或‘共同生存’。针对“地区和平问题，建立地区性以及国际性的安全对话与磋商机制的要求越来越突出。面临隐性因素”对国家安全及世界和平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反对霸权主义的行列，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制约机制也成为包括联合国改革在内的国际热点问题之一。

此外，与和平问题相联系的还涉及和平力量的发展演变，这包括：曾经作为和平主力军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作用有所减弱，但在反对霸权主义干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等多个领域发挥着多层次的作用；二是大国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大国之间不同内涵、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成为新时期和平潮流的新动力之一；三是中国仍然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之一。

和平与发展篇5

关键词：和平发展 道德意蕴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既是一个被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证明了的客观命题，也是一个被政治家和学者反复论证了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被广大普通百姓亲身感受了的现实命题。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和客观需要，虽然已成为全人类的广泛共识，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却无情地告诉我们，和平这一以人类现有的理性实现起来并不太难的目标，却总在自称是热爱和平的人类自己之间不断的相互残杀中，离我们非常遥远。饥饿、贫穷、无助与生存危机，这些以人类现有的聪明才智和当今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本应该远离我们的东西，却总在困扰着我们。“类和平”与“类发展”成为人类永远的关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除了现行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之外，还有一个内化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东西——道德。笔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作为一个原则，所包含的道德涵义，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对于这一命题已不存疑问。作为人类文明延续的前提，它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于和平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普通而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本应是一对孪生姊妹，和平既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与发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如果说没有和平的发展难以实现的话，那么，没有发展的和平也同样难以维持。从这一角度看，和平与发展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古往今来，总有一些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大国，把实现自己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在别国的战乱和贫穷的基础之上，以牺牲别国的和平与发展为代价。他们从极端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客观上，为了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来掠夺别国的资源；主观上，他们总是认为别国的繁荣与发展会对他们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别国的稳定，控制、打压别国的发展。正如，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au)在其《国际纵横策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国际政治可以界定为维护和增强本国强权、遏制或削弱他国强权的一种持续努力。"而从这一角度看，和平与发展又是互不相容的。

和平作为一种状态是就世界而言的，与之相对立的是战争和冲突，战争和冲突是和平最大的敌人。就整体而言，二者之间具有不相容性，战争破坏和平，和平拒绝战争。一些人从私有制理论、国家理论、社会制度理论和社会心理理论等角度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有人认为，“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人类要消灭战争，必须消灭私有制。”有人认为，“战争的根源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不能用其他手段去解决。”有人认为，“战争是由于非民主的制度所致，”他们宣称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有人认为。“战争现象与人的本性和心理活动有关。”他们认为，“人本身存在着物质欲、权力欲、竞争欲、激动欲和虚荣心等欲望。

人类的这些欲望在一些条件下导致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不可否认，上述分析的客观存在和历史的合理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地球村和全球利益共同体的客观形成，我们同样也不可否认，即使在私有制、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人的欲望继续存在的条件下，以人类的理性和道德水准，也同样存在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可能。

和平作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最佳社会状态，本身包涵着极其丰富的道德内涵。和平原则的道德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生存原则的肯定和尊重。求生总体上说是人的一种本能，求生就是对生存的追求和向往，对死亡的拒绝和逃避。生存原则无疑是人类最基本的共同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一切将无从谈起。而只有在和平原则实现的前提之下，人类的类生存原则才能成为可能。

和平原则的道德意义还体现在对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包容与尊重。因为，没有这种包容与尊重要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和平作为一种状态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那么，道德的适用范围又怎样呢?众所周知，道德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道德原则的适用范围也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EI益扩大的，其轨迹是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为核心单位的扩展。尽管目前人类的道德实践还没有完全超出一种以国家为基本模式的伦理体系，也就是说，目前人类各种不同的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还深深地打上了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烙印。

和平作为一种原则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和平作为一种状态是就全世界而言的。这就是说，和平是全世界的共同和平，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和平；和平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专利。那些企图把自己的和平建立在别人的战争基础之上的图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你不让别人安宁，别人也不会让你安宁；你让别人难受，别人也不会让你好过；破坏别人的和平就必然会以牺牲自己的和平为代价，人类几千年相互交错的战争史和和平史无不证明了和正在证明这一点。当今世界，在全球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还远没建立的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一个国家的领袖对本国的安全和其他利益有一种优先和权重的考虑，“只有在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的同时也顾及其他政治体中人们的生存，顾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这样的行为原则才能获得一种客观普遍性，才可能构成为一种道德原则。”如果他“只是单方面地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只是视本国公民的生命为至高无上而不顾他国人民的生存，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道德上有缺憾的。”

和平与发展篇6

关键词: 中国 软实力 和平发展

软实力是包括文化、价值观、制度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内的广义的文化实力,“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各国利益交融加深,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人类能够方便快捷地了解和比较各国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等综合情况,这为软实力发挥作用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影响上升,加强软实力建设,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重视软实力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从战略高度重视软实力的建设问题。2006年11月同志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2007年10月,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郑重强调提升软实力问题,这些都表明我党对软实力的认识又向前跨了很大的一步,标志着我党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将会变得更加自觉,更加主动。

从改革三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中国软实力建设取得很大的成效,中国提升软实力的落脚点和目标,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保持世界的多样性,创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近年来,中国秉承一贯的外交宗旨和原则,对外广交朋友,深化合作,既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又积极寻求与各国的共同利益,为国内建设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世界聚焦中国,有欢迎和期待,更有疑虑和遏制。这里有不希望看到中国发展进步的一些国际势力恶意制造“中国”,企图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因素;也有因不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执政理念、政策措施而产生误解,提出“中国责任论”,对中国实力期望过高,认为中国能够发挥更多作用而曲解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外交实践。所以,中国在推进软实力,实现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将会遇到许多阻碍因素。

二、中国在提升软实力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不够。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优秀文化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吸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特色。须知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根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全部引进换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保存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转变的进程之中,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吸引力和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形成强大的冲击,文化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二)中国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

首先是基于中国模式的内在局限性。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付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等代价。随着市场力量主导地位的不断上升,政府能否积极引导,使经济发展效应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域扩散,从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进步、生态文明发展等多重效应,这将是检验中国模式能否克服内在风险、真正体现出积极效应的试金石。

其次是源于某些人士的片面认识乃至偏见。某些学者将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挑战,甚至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最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法国前外交官魏柳南在他的中文版新书《中国的威胁?》中谈到,在他看来,“中国”是某些西方政治家在冷战结束后寻找“新的敌人”的需要。西方人渐渐明白,以往400年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在文化方面,以往西方社会认为启蒙时代开创的西方文化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模式,现在这样的观点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受到了空前挑战。在经济方面,西方从“二战”后推广的经济模式,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失败了,而今后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中国模式。这两点,对西方人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所以他们要寻找新的敌人群起而攻之,这也是中国在发展中要面对的。

(三)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和加强。

制度建设不仅包含着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制度、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积极完善国际制度,而且包括国内的基本制度建设。制度的不断创新可以使一个国家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收益。建国以后,中国由于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挑战者。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随之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但中国仍然摇摆于国际制度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进入21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但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中还是发达国家处于主导。

三、加强软实力建设,促进中国和平发展

(一)加强文化上的交流,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新的文明观。

首先,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理解与沟通。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来一脉相承,这是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最深厚、最独特的资源。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中国文化,超越国界、超越时代,可以成为中国与世界加深沟通和理解的纽带。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要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向世界展示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鲜明民族风格和浓郁时代精神的中国。

其次,挖掘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以中国文化的合理要素去影响世界文化。中国在发展的新时期,需要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自己新时代的真实形象,把国际形象的塑造权夺回到自己手中,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展示中国“和平、和谐、合作”的大国理念和人文精神。近年来,中国以主宾的身份组织并参加了一系列在国外的“中国文化年”活动,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通过一种和平的交流形式,向国际社会的不同受众传播,使国外民众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改革开放以来焕发出勃勃生机、充满希望的中国,从而赢得了各国民众的好感,进而真正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起中国“和平大国”的良好形象。

(二)中国需要找到更好地方式诠释自身的发展理念。

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世界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战略军事的和平定位,显示出中国的务实和活力。但在某些方面,中国还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诠释自身发展理念。很多中国人不了解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在与西方人交流的过程中,习惯直接用母语的话语方式表达思想,而没有考虑到用适合西方人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中国人曾经用“平崛起”这样的词汇来消除西方人的疑虑,这对中国人来说,简洁明了。但这不是西方人的话语方式,很多西方人在理解上产生了很大的偏差。

(三)以发展的事实应对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敌视。

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继续迈出坚实步伐,不断增强中国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增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中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把握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利益,在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实现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共同进步。只有用和平发展的成功实践走出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模式不同的新型发展道路,中国才能切实提高影响力,才能有效回应“中国”,化解外部挑战和风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信于世界。

当前,中国需要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通过加强软实力,提高国际社会的沟通力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与合作,为和平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中国外交,2007,(8).

[2]袁鹏.“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中国外交,2007,(9).

[3]罗建波.软实力与中国外交.新远见,2008,(5).

和平与发展篇7

一、兼顾统一与政治分歧

两岸关系问题产生以来,逐渐形成的这两个基本政治现实是两岸都无法否认的。这两个基本的政治现实就是: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代表中国的政治象征;第二,曾经代表整个中国的“中华民国”尽管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内战中被取代,但“中华民国”体制或者“中华民国”架构依然存在于台湾,并在特定场合代表中国。①而且由于60年来特殊的政治社会化历程,“中华民国”作为政治符号已经成为岛内相当部分民众的认同对象和感情归属。尽管两岸双方在这个问题依然有些保留,但是这是当前双方都无法否认的政治现实。这也是两岸关系政治定位以及两岸和平发展必须要面对的事实。用刘国深教授“球体国家理论”话语体系来描述,即是指在国际星系中,其他国家的球体都是一个颜色,只有中国比较特殊,是由两种颜色组成。但两种颜色并没有改变同一个球体的事实。

事实上,中国、中国共产党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争夺的是中国的执政权和领导权,均无意改变中国的完整统一。带着“中华民国”体制到台湾之后,两岸之间斗争焦点逐渐由争夺对中国内部的主导权转为争夺对外的“合法代表权”,因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根基的稳固,中国的“”只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而已。可是,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台湾当局又必须把“中国合法代表权”这件大衣穿在其瘦小得多的身躯之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两岸均反对国际上的双重承认即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即便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当局的“独台”倾向也是源于两岸合法代表权的争夺。因为随着大陆的迅速崛起,台湾在合法代表权争夺战上是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一些政治人物希望通过把台湾拔高到“国家”的地位,以寻求同大陆对等的谈判地位。尽管这并不影响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但一个球体的某一部分试图隆起为一个单一的“球体”,违反了国际法这一球体的运行规则,其结果将是引发行星运行的震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之间的多次危机即是源于此。

而且当前,实际施行于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实际施行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主张的国土是重合的。这也意味着两岸尽管内战的状态尚未结束,但两岸统一的事实,两岸同属于一个球体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中架构”也就是谢长廷“宪法一中”的由来。在内部,我们不可否认确实存在着激进的“”势力,但是绝大多数政治人物仅是政客而已。因而,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②

综上所述,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是很切合于两岸的政治现实,不仅坚持了两岸统一的原则,也兼顾两岸的现实政治分歧。

二、推动两岸共同治理

长久以来,对两岸来说,其实就只有“”或者“大陆问题”,并没有两岸关系问题。而“”或者“大陆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共内战延续的问题,也就是国家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③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两岸政治军事对峙形势的缓和,随着两岸当局逐步开放两岸民众之间的往来,两岸关系问题也就开始浮出台面。因为两岸民众之间的往来,遍布大陆的台商,给两岸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纠纷、法律争议、跨境犯罪等一系列的问题。两岸关系问题就是在两岸统一条件尚不具备、对峙不可取的特定背景下,如何协调相互关系、如何促进和平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或者民间企业之间协商解决。但两岸关系问题的处理,两岸关系的治理,如果没有两岸公权力部门的合作与默契,是很难有进展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分别在两岸成立的“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宗旨就是要通过这种半官方性质的协商来解决“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民间性”的问题。但“两会协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磕磕碰碰告诉我们,民间组织的角色功能是有边界的,即便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两会”亦是如此。事实上,两岸之间民间社会活力的充分发挥有赖于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的谅解和默契。尽管团队上台以来,两岸“两会”协商的气氛很是融洽,但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也是当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是,如果两岸的公权力部门要坐下来谈的话,就涉及到身份问题,也就是两岸关系政治定位问题。在现有的观念下,在中国大陆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领土唯一合法代表的大背景下,两岸公权力部门合作是高难度的。如果台湾当局愿意跟大陆政府坐下来谈判的话,将直接危及台湾当局的统治合法性。因而,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台湾当局以及台湾社会才会有“两国论”、“一边一国”的诱惑,因为台湾当局希望能够把自己拔高到“国家”的地位,以寻求获得与大陆对等的谈判地位。这种状况也即是刘国深教授“球体国家理论”指出的“隆起”或者“逸出”。但在现有国际关系格局下,一旦台湾当局违背国际法试图“隆起”为单一的球体,那么除了引起中国这个球体的震荡,也会引发周边地区的震荡。

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为当前的这种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球体国家理论”事实上也就是要在坚持两岸同属于一个球体的事实之上(两岸统一的事实),尊重两岸在特定历史中形成的不同颜色,尊重台湾当局追求对内合法性的现实需要,给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体制适当的身份,甚至在特定场合以适当的方式赋予对方代表中国社会部分民众的权利、利益和需要。这个主张既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又使当前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亦即两岸共同治理的权威性规制能够建立起来。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国际法框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我们当然要严格遵守。但是现有的国际法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我们不应该让这些观念来束缚我们两岸人民追求统一,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障碍。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是在两岸实现完全统一的条件尚未具备的背景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对两岸关系问题提出这种虽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本质上就是两岸由经济整合、文化融合逐步过渡到政治整合的过程。依据功能主义整合理论,整合主体如果试图稳步推进经济整合,并推动“功能性外溢”(Functional Spillover)和“政治性外溢”(Political Spillover),即由经济整合推动整合主体在其他领域甚至政治领域的整合,那么,整合主体的政治精英必须在政治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谅解或者共识。④ 因而,当前实现两岸完全统一的条件尚未具备的背景下,两岸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政治定位问题上达成虽不完美但都可接受的谅解,共同建构两岸共同治理的权威性规制,从而为两岸经济文化整合提供政治默契。事实上,这也是推动两岸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必然选择。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⑤ 一方面,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是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利益机制”。⑥ 离开了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利益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其量仅是政治口号而已,无法成为两岸关系的运行机制。而两岸的文化交流不仅可以消除过去8年当局推动的“文化”的恶劣影响,也可以“为整体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奠定文化的基础”⑦。另一方面,两岸经济文化整合为两岸和平发展乃至最终的和平统一提供现实的路径:两岸经由经济整合、文化融合,推动两岸之间的政治整合,最终实现两岸完全统一。

总之,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为两岸关系政治定位问题提供了一种虽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如果两岸双方能够在两岸关系政治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的了解,那么两岸共同治理的权威性规制就能够顺利建构。两岸经济文化整合的稳步推进就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两岸也就能够经由经济整合、文化融合,推动两岸之间的政

治整合,并最终实现两岸完全统一。

三、增强大陆主导权

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两岸关系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平发展成为了两岸关系的主题。和平发展不仅是大陆和的共识,事实上也并不反对。尽管两岸三方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高度的共识,但两岸三方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不一样的。就大陆而言,两岸和平发展仅仅是两岸完全统一的条件尚未具备背景下的一种过渡状态,最终是要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强调的是“不统、不独、不武”,要求维持台海和平现状。至于台湾未来前途的选项可以是和平统一、永久维持和平现状,也可以是和平分裂。但是对此的主张也是相当明确,即两岸和平发展的前途就是要和平分裂。因此,这也涉及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导权问题。既然两岸三方的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出发点不同,那么,为了保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前进,大陆就必须牢牢把握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导权。

主导权的掌握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因素――强大的实力和一套有竞争力的和平发展论述。大陆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两岸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差别。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放弃“”的口号,上个世纪90年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也备受质疑,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台湾当局和社会对两岸实力对比失去信心。因而,大陆掌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导权是有雄厚实力基础作为保证的。但是,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还需要一套强有力的论述。尽管当前两岸之间互动的气氛融洽,但两岸和平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值得关注。

自从30年前,“”等两岸论述破产之后,台湾岛内就一直缺乏一套能够跟的本土论述进行竞争的两岸论述,从而使获得垄断性的论述地位。结果是,连一向有统一追求的也不再敢提两岸的统一和整合,甚至把追求两岸统一的过去当成一种原罪。例如,在刚刚结束的“两岸一甲子”研讨会上,竟然有不少蓝营学者主张应该尽量淡化“一个中国”。⑧ 即便是积极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团队也是用“台湾能够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的逻辑来论证和平发展的合法性。从长远来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能够给台湾带来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有助于提升台湾相对于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竞争力。但是,整体的经济利益并不等于所有台湾人的经济利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好处,也肯定会给台湾社会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肯定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总是有周期的,不可能永远处于扩张或者上升阶段。因而,这也隐含着一种可能,即岛内不希望看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力借助台湾民众的失望或不满情绪,阻碍或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稳步推进的步伐。尤为关键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岸更加紧密的经贸文化交流,并不必然地导致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增进。因而,大陆需要有一套强有力的两岸和平发展论述与岛内的“”论述和本土论述进行竞争,争取更广大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增进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而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稳步前进。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岛内以及海外学者提出了几十种解决两岸问题的模式或者理论,例如“中华共同体”、“欧盟模式”、“屋顶理论”、“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以及“德国模式”等。这些模式无一例外地从台湾的当局的角度出发,要求大陆认可两岸已经实质分裂为“中华民国”或者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实体”,以此作为发展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模式提出的前提已经严重违背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不利于大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导权的掌握,也不可能成为有效指导两岸推动和平发展的理论模式。

与这些模式相比,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则更符合两岸的政治现实,更具有可行性。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台湾地区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基本维持不变,享有高度自治的地位。而且大陆不会派军入驻,台湾将享有香港和澳门都无法相比的外事权。尽管由于台湾方面对“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错误解读、两岸之间社会资本容量严重不足以及部分岛内“”势力的刻意丑化,“一国两制”构想在争取台湾民众支持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并不影响其可行性和合理性。

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事实上就是依据“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从当前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出发,对建构两岸和平发展论述进行一种有益的学术探索。尽管“球体国家理论”的内容有待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但是这代表着大陆学者试图依照“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建构两岸和平发展论述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大陆建构一个能够与岛内本土论述进行有力竞争的论述主张,增强大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导权掌握是有很有意义的。

四、结论

尽管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的内容框架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但“球体国家理论”作为大陆学者根据“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对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述和两岸政治定位的探索,对于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述,对于推动两岸关系通过经济文化整合,对于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前进,都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注释:

① 刘国深:《两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一期,第3页。

②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人民政府网,省略/ldhd/2008-12/31/content_1193074.htm。

③ ⑥王建民:《关于建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问题的几点讨论》,《亚非纵横》,2009年第1期,第45页、48页。

④ 周叶中、祝捷:《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内涵――基于整合理论的思考》,《时代法学》,2009年第1期。

⑤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7页。

和平与发展篇8

冯梁等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年6月第1版

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海上安全环境。随着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的和平发展对海上安全环境的和平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海上安全环境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处海上空间各要素之间彼此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客观状况，通常包括海洋战略区内自然地理状况和国家间政治、军事、经济相互作用情况。海上安全环境是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国家的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要素之一。从历史上看，海上安全环境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历经了一个从弱到强、从小变大的过程。古代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陆上方向，海上安全环境总体稳定，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影响有限。从明朝开始，倭寇与欧洲殖民者不断骚扰入侵，中国开始面临海上方向的安全威胁，及至晚清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从海上入侵中国，中国海防危机频发，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崩溃，海上门户洞开，海上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软肋，海上安全环境恶化，成为中国一步步地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海无防的屈辱历史宣告终结，但海上方向仍然是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和威胁的重要方向，海上安全环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紧张，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因海上通道不畅而受到严重制约，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禁锢着国人的战略思维解放。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海上安全环境得到了重大改善，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然而，制约和影响海上安全环境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现象仍然非常突出。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决定了海上安全环境的稳定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影响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内外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21世纪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海洋世纪”，海洋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增大，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间围绕海洋利益展开的竞争和斗争也极为激烈。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其次，中国在海上方向的国家利益进一步拓展，不仅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而且范围也突破近海，向全球海域拓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1996年对中国正式生效后，中国可管辖海域范围扩展至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乃至200海里至350海里的外大陆架海域，海洋权益较为集中的近海海域，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依托。中国在世界公海、国际海底、北冰洋也享有相应的权利，需要进一步维护。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深度融入世界，数条通向贸易对象国和资源能源产地的海上战略通道需要保持畅通，不断增大的海外投资亟待保护，海外侨民利益也需要维护，国家利益所涉的海外区域，已成为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解决内涵日益丰富、范围空前扩大的海上安全诸课题，事关21世纪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

然而，受海洋地理条件的局限和复杂历史因素影响，中国近海海洋利益频频遭到侵犯，并在特定时期诱发程度不同的海上问题，而在远海，中国安全利益风险增加，挑战和威胁前所未有。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海上安全的筹划已不能囿于近海区块，而应基于全球范围；不能囿于眼前目标，追求短期效益，而应基于未来发展，谋求长远利益；不能短视局部，而应着眼全局，谋取未来。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坚持“和谐世界”理念，高举“和谐海洋”旗帜，推进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安全观，用符合时展需要的理念来指导战略筹划和具体行动，成为中国迈向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紧迫要求。

和平与发展篇9

新年伊始，这样赫然恐怖的主题实在有障吉祥，但事实让你我无法刻意回避。稍思量，要谨慎骂我“乌鸦嘴”。

“减排”及其所谓的“碳经济”已经升级为国际政治和国际新格局调整的核心。所谓“讲政治”就是“讲利益”；“讲利益”免不了有“斗争”，甚至演变成“战争”；“战争”虽然常常是“有硝烟”的，但“无硝烟”战争之惨烈可能更盛于“有硝烟”的悲壮。不难预期，“碳经济”时代的“世界大战”无论从范围和持续的时间，一定超过前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因为这场“战争”涉及所有经济体的根本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而且更关键的是交战各方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和控制时局的能力。“二战”以来，美国在“有硝烟”的战场上无疑具有绝对控制力，但在“减排”上，从“京都议定书”到此次哥本哈根会议的“矛盾性”言行，更增添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感，加上“碳排放”大国的地位难以在可预见的将来得到根本性逆转，尽管它期待一如既往地掌握话语权，但只是一厢情愿。欧洲由于日渐衰落的实力一直处在配角地位甚至受摆布的窘境中(尽管相互之间的联姻从欧共体到现在的欧盟搞了几十年)，近年来力举将“排放”搞成“国际政治”问题，以期找到新的话语权。但即使是那些赢弱的经济体，也可以公开“叫板”，此次非洲兄弟们集体性“罢会”，不仅仅是示威。种种迹象表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展开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战争”，虽然激烈，但不过是这场以“碳排放”为核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以“无硝烟的战争”为开端，因“有疾无终”导致恶性效应，这是最可怕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尽管在处理成员间的伙伴关系有阶段性方式变化，但60年来，不管全球格局的风云怎样变幻，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患难兄弟”们因利益的一致性坚守了“处世”相对一致性的底线。而这种底线是否能够坚持住，随中国相对地位的变化，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尤其是人为因素的变局很难掌控。例如中非关系，可以说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正是具有这样的重要性，近几年来，“中国在非洲”的负面分析似乎有形成气候之势。有人将中非问的经济互惠甚至中国的援助斥之为“新殖民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或对全球“威胁”的各种危言耸听的“”纷纷出笼，但并未构成对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间关系的实质性破坏，根本在于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间的关系不管怎么“挑拨”，都好不到那儿去，也坏不到那儿来，有相互的根本利益制衡着。但中非关系若受到“挑拨”、歪曲并发挥作用，对中国、对非洲的伤害则是“要命级别”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作为新年首期，刊发包括陈元先生采访稿在内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中非在新形势下合作的深度分析，目的是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深度、负责任的思考。

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展开的较量，是否意味着已经拉开了在“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我们关注着。

和平与发展篇10

论文摘要：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充分反映了他对和谐世界的热切期盼。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建设和谐世界的根本保障，各国多样性文明的共存、互补、交流、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和谐国际关系是推动和谐世界发展强大动力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建设和谐世界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邓小平在2O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站在全球发展的制高点上对时展和国际形势所作的科学判断。对于我们顺应全球范围争取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努力建设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理论是对建设和谐世界的热切期盼

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对于诸如时代问题等重大而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意识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点。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时代问题是根本问题。对时代问题的认识是决定着对其他问题认识的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认识。能否准确而及时地发现和把握时代的问题，决定着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以及能否正确地指导实践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1．根据世界的新形势和新特点。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问题的新判断所谓时代问题，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世界范围内、由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带有全球性质的战略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和全世界人民都具有共识的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处在相对平静和缓和的时期，尽管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局部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没有爆发出超出地区性局部战争的大规模战争，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的判断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预言都没有成为现实。邓小平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和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特点，果断地抛弃长期固守的传统判断，使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问题的新判断。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圆他多次谈到，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很多，“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③

2．邓小平将当今时代问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根据

邓小平认为，我们所说的和平，主要是指不打世界大战。他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局部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局部战争破坏的只是局部和平。虽然规模大一些的战争还会引起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但是，都影响不了国际和平的大局，改变不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总趋势。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⑥邓小平认为在东西南北这四个字中，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⑦‘‘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3．邓小平科学地论证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和平的局势，不可能发展；发展是促进和平的重要因素，只有发展才能维护和平，世界和平要通过全球发展来维护。他指出：“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⑨他进而预测：“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述，是一种充满着求实精神和对建设和谐世界热切期盼的新型国际安全观。充分反映了全世界人民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时代主旋律。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建设和谐世界的

邓小平认为，和谐世界的重要特征是世界的稳定有序，既表现为国际政治的稳定有序，又表现为国际经济的稳定有序，因此，他提出了必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议，并将其视为建设和谐世界的根本。

国际秩序是指某一时期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围绕一定的目标，在某种利益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确立的国际行为准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它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国际社会要按照什么原则并通过什么手段和机制来处理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简要地说，就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国际秩序是由国际关系决定的。国际秩序存在着几种结构模式，即霍布士的敌人角色模式、洛克的竞争对手的角色模式、康德的朋友角色模式、格劳秀斯的国际主义的角色模式等。这些不同的模式对国际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抓住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根本。

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在同斯里兰卡总统谈话时提出，中国坚定不移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随着雅尔塔格局崩溃后，世界格局的变动必然要求国际新秩序的相应转变。邓小平强调，现在的国际政治出现了新的情况，由对抗转到对话，由僵持转向合作，由紧张转向缓和，看来应当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了。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是关系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稳定、公正、合理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有序发展，各国多样性文明和平共存的时代大课题。以往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都是由一、两个或几个大国操纵和垄断国际事务，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无论是拿破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都是如此。现在，全球要探索建立的是一种既能反映当今时代特征，又能为各国所接受并付诸实施的国际新秩序。为此，唯有摒弃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眼光，摒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或条约组织的做法，倡导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才能达到目的。从全球政治关系、政治利益和政治发展的角度考察，邓小平主张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之所以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是最能够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服务的，这是因为这一原则站在全球政治利益和政治关系协调发展的高度，充分反映了全球政治共性与各民族政治个性的兼容性和相关性。因而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要推动和平与发展事业，建立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认为全球各国都应该确立如下基本信条：第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具有多样性，各个国家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每个国家的人民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其他国家不得干涉；第二，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第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作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参与国际事务，绝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第四，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友好相处；第五，国与国发生争端，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六，发达国家不能用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第七，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联合斗争；第八，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得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和借机牟取暴利；第九，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和方便。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问题，各国文明具有多样性，必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体现了对各国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的尊重、对各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方法以及发展模式的尊重，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有利于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迈进。

三、各国文明多样性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强大动力

在邓小平看来，和谐世界决不是单一文明的世界，而是各国多样性文明共存、互补、交流、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和谐关系的世界。

多样性文明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特质和客观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卓越的创造精神的体现，更是人类社会展示出蓬勃发展生机的活力源泉。尊重不同的文明，维护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使各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继承和发扬其文化传统，选择自己的政治生活、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交往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这对于尊重各国人民的个性自由、对生活的选择权利以及建立起公正合理文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都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各国多样性文明如何达到和谐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主张。

1．多样性文明应互尊

邓小平认为，文明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文明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和尊卑之分，不同文明只有相互尊重，才能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他尖锐地批评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指出他们动不动就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不负政治责任的做法。他说：“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

多样性文明的互尊，最根本的是要尊重各国的主权。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权利益高于一切。维护国家的独立、安全和主权是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出发点，是中国最核心的政治利益，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其国家利益核心是主权。没有了主权，一个国家也就谈不上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了。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就更为重要了。1989年12月，邓小平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同年，他还对尼克松说：“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针对西方国家

1989年6月以后对中国实行的制裁行为，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邓小平坚持寸步不让，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在同英国谈判香港问题时，他明确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宣布对香港行使主权，结束了英国对香港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统治，从此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问题开始成为中国的内部事务。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标志着中国人民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重大胜利。这是一个用和平方式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成功范例。

2．多样性文明应互让

邓小平认为，各国在利益上发生矛盾冲突，是正常的和在所难免的，只要相互做出让步，就能解决矛盾，达到互利和共赢的目的。他针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谈到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边界问题时，邓小平说：“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对于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的争议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关于南沙群岛的争议问题，邓小平都认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圆．

3．多样性文明应互信

邓小平认为，要建立和谐世界，很重要的是要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相互信任，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并在此基础上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对于中国和印度如何建立和谐关系，邓小平说，中印两国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只有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才能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邓小平说：“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曾

4．多样性文明应互利

邓小平认为，各国多样性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只有相互学习和合作，才能达到互利的目的。他在谈到中国与El本合作产生的互利作用时说：“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嚣谈到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和互利关系时，邓小平说：“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国对于南南合作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