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决范文10篇

和平解决范文篇1

自1927年，“厉行”，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行动。2月，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摘要：西安事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结合史料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和平解决范文篇2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当代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的西方学者认为，WTO的建立带来了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当日益增多的国际经济法问题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出挑战时，该体系也处在改变中。其基本的主权概念、领土管辖、主权平等都必须修改。这就是国际经济法的革命。”中国即将加入WTO，如何认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与意义，是我国国际法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以及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理论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

以和平取代战争，是“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当年撰写《战争与和平法》的宗旨。该书题献词曰：“愿和平之神、正义之神，施予陛下-正义之君、和平缔造之君，当之无愧，不仅为祈神赐福，而且示本书之完成。”三百多年之后，当《联合国宪章》问世之时，祈求和平的人类发出最强烈的呼声：“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庄严宣布“联合国之宗旨为：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令人深思的是，促使格老秀斯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寻求解决与荷兰海外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之法律渊源。格老秀斯说道：“多年来，当我认识到：与印度（被称为东方）的贸易对于本国安全的极大重要性，并且，这种贸易没有武力保障，似乎难以维持，在葡萄牙人看来，这是通过暴力和欺诈构成的，我便关心如何唤起本国人的精神，勇敢地保护最初诚意进行的事业，因为我看到了问题本身的正义与衡平，以我之见，这是产生对自古以来人们逐步形成的法律之渊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争端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进一步冲突，乃至战争。格老秀斯主张基于“正义与衡平”（自然法）解决与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以求和平。

同样值得深思，联合国成立后，其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遂即接受美国之建议，筹备建立国际贸易组织（1TO），并就GATF进行谈判。原因何在？杰克逊（JohnH.Jackson）教授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开始筹划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的轮廓。人们从许多演讲和文件中发现，当时的经济考虑具有强烈的政治目标。该目标来自于这一看法，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问题。经济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政策不当和其他类似两次战争间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构设战后体制以避免重蹈前覆辙的政策制定者思想。”尽管ITO夭折，但是，GATF通过临时适用，演变为准国际经济组织，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战略角度来看，在完善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战后以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重大发展。《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方法包括谈判、调查、调停、仲裁、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的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的其他方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准司法解决的方法。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方法包括磋商、斡旋、调解与调停、专家组审理、上诉复审、仲裁等。其中，专家组审理与上诉复审是相互关联的，具有特别显著的准司法解决性质。

WTO争端解决机制既不同于谈判等非司法解决争端，也不同于联合国国际法院那样的司法解决争端。有一种被称为“二分法”的观点，将和平解决争端的各种手段大致分成两类型，即“权力导向型”（“power-oriented”）与“规则导向型”（“rule—oriented”）。前者根据争端当事方相对力量对比，通过谈判和协定的方式解决；后者根据当事方先前达成的规范或规则，通过谈判或裁决的方式解决。所谓“规则导向型”，可以理解为倾向于根据规则解决争端，其中包括谈判等非司法解决争端的方式。WTO争端解决机制就是这类“规则导向型”的和平解决争端机制。该机制以规则为指导，包括GATY第22条与第23条（基础性条款）、DSU及其附件、《DSU行为规则》、WTO《上诉机构上诉复审工作程序》及其附件等。WTO成立以来的争端解决实践表明，这些规则得到了非常有效的贯彻实施，从而有可能在短短六年多时间内，两百余起争端得到受理。其中，近五十起已经专家组审理乃至上诉机构复审，得到解决，五起经仲裁后由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授权中止减让。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准司法解决性质与规则导向，密不可分。比如，根据GATT第22条与DSU第4条，WTO的争端当事方首先必须通过磋商解决争端，而不是直接诉诸准司法解决的专家组审理程序。虽然，这种磋商属于WTO多边框架内非司法解决争端的方式，但是，也必须在相关规则指导下进行。至于准司法解决的专家组审理与上诉复审程序，更是必须遵循一整套规则。所谓“准司法”，是指这种专家组审理与上诉复审类似传统意义上的法院（庭）审理程序，其中包括根据DSU第6条采用“消极一致”方式，从而使进入专家组审理的程序具有强制管辖的司法性质，同时又融合了不少非司法性质的程序，如关于专家组所作决定的授权条款、期间评审等。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富有活力的动态机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机制的前身-GATY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自运转”而逐渐形成的。从GATt第22条、第23条发展到如今一部较完整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法典，从原先没有任何与GATT争端解决有关的组织机构或人员，到目前WTO内相对独立的DSB，尤其是常设的上诉机构，并且，1995年以来，年平均受理争端数量近四十起。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在继续发展。比如，在“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与虾制品”案（即“海虾／海龟”案）中，WTO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的解释，第一次允许接受非政府组织（NGO）直接递交的“法庭之友”（amicuscuriae）书面意见。“尽管人们对这种做法是否符合DSU，第13条关于专家组”寻求信息权“的规定，颇有争议，但是，上诉机构在”美国对某些原产于英国的热轧铅与铋碳钢制品征收反补贴税“案中，再次明确肯定了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正是继承了GATT历史上的实用主义传统。这说明，国际社会需要通过某种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并不断地寻求各种相应的方法，保障各国或地区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并尽最大可能避免因贸易争端引起政治、军事冲突。通过6年多的实际运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暴露出不少有待完善之处，比如，期中评审几乎没有起到减少上诉复审的应有作用，上诉机构疲于奔命，等等。但是，瑕不掩瑜，该机制毕竟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领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其中包含了许多值得全面、深入研究的国际法问题。

二、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

这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内在包含的关系。根据《建立WTO协定》第二条：“1.WTO应该为其成员之间，与本协议附件所含诸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有关的贸易关系之进行，提供共同的体制性框架。2.附件1、2、3（即多边贸易协议）所含诸协议及相关法律文本是本协定不可分割之部分，对所有成员均具约束力。”可见，凡加入WTO者，都须接受WTO法的约束。这是WTO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根据DSU第1条第1款，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和程序适用于建立“《WTO协定》及其多边贸易协议与数边贸易协议。因此，该机制对于实施WTO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WTO法属于国际公法范畴。尽管WTO作为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经济组织，不要求其成员必须是主权国家，而可以是不享有国家主权的单独关税区，如目前的欧共体、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今后可能包括中国台北。但是，一般认为，以《建立WTO协定》为基础的WTO法是国际条约法。在”日本酒精类饮料税“案中，WTO上诉机构强调：”WTO协定是国际条约法-在国际上等同于契约。这是不证自明的~WTO各成员所达成的协定，正是通过行使主权，追求其国家利益的结果。为了获得各自作为WTO成员的利益，他们同意根据WTO协定规定的义务行使其主权。“

WTO法与国际公法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运行之后的所有争端解决中，无论是专家组，还是上诉机构，都是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WTO诸多协议。比如，在“美国精制与常规汽油”案中，WTO上诉机构指出：该公约第31条有关条约解释的普遍规则是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之“最权威、最简明的表述……已具有惯例性或普遍性国际法规则的地位。基于此，它成为本上诉机构依据DSU第3条第2款所遵循的‘国际公法解释惯例’的组成部分，以适用于试图澄清GATY与其他WTO协定附属的诸协议之条款。该指导方针反映了一种公认的尺度，即GATF不能与国际公法相脱离而被解释。该上诉机构在论证该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具有习惯国际法或普遍国际法的地位时，例举了联合国国际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的有关判决以及《奥本海国际法》的学说，以此说明WTO法作为被解释的国际条约，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

WTO的DSB在处理作为国际法的WTO法与各成员国内（域内）法的关系时，采取了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原则，即，原则上各成员的国内（域内）法不得与WTO法相抵触，除非根据例外条款，可论证为正当、合理的抵触。如下数例，以为佐证。例一，“美国精制与常规汽油”案。这是WTO的DSB受理解决的第一起争端案件。该案涉及的是美国的有关国内法（《汽油规则》）与GATY第3条第4款的国民待遇义务相抵触。《汽油规则》是美国联邦环保署根据国会1990年修订的《空气净化法》制定的一项行政条例，旨在规定汽油的合成与排放效应，以便通过减少汽车排放的有毒气体污染物与臭氧形成挥发性有机物，改善全美大多数最严重污染地区的空气质量。根据《汽油规则》，任何在1990年至少已生产6个月的美国国内炼油厂商必须建立单个代表其1990年所生产的汽油的质量的炼油基线，并相应规定了三种供决定某炼油厂商基线的方法。如果汽油进口商或混合商不能根据规定的方法建立其单独基线，将自动适用法定基线。委内瑞拉、巴西和欧共体（第三方）认为该《汽油规则》确定单独基线的方法及其实施违反了GATF第3条第4款的国民待遇规定，向WTO的DSB提出争端解决。经专家组审理，认定美国联邦《汽油规则》规定的基线建立方法与GATT第3条第4款相抵触，且不根据GATT第20条（b）、（d）、（s）款证明为正当。上诉机构基本维持了专家组的结论，并且强调该基线建立规则之实施，构成了“不能证明为正当的歧视”和“对国际贸易的伪装限制”。美国表示接受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结论，并相应修改了《汽油规则》。

例二，“欧共体进口、销售与批发香蕉的制度”案。“这是WTO的DSB迄今受理的一起涉及当事方最多，且首次正式授权中止减让的争端案。经专家组审理和上诉复审认定，欧共体的香蕉制度与其根据1994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应履行的义务不相符合。欧共体表示愿意修改其香蕉制度，并于1998年7月、10月先后通过了两项理事会条例（第1673／98号、第2362／98号）。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以及美国认为这两项修正条例仍然与WTO法相抵触，要求根据DSU第21条第5款，由原专家组裁定，并由DSB授权部分中止关税减让。DSB于1999年4月9日、2000年5月18日先后授权美国、厄瓜多尔对欧共体采取部分中止关税减让的措施。

例三，“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与虾制品”案。该案涉及美国所谓“海虾／海龟法”，即1973年《濒危物种法》（ESA）、1989年《公法101—102号第609节》（609条款）以及一系列实施“海虾／海龟法”的指南。经专家组审理和上诉机构复审，最终认定美国的“海虾／海龟法”及其贸易措施的实施违反GATT第20条序言的原则要求，即“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构成了“专横的、不可论证为正当的歧视”。2000年1月27日，美国宣布，经过1年多的国内程序，已完成了对实施“海虾／海龟法”的指南修改，旨在（1）在考虑外国项目与美国项目的可比性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性；（2）详细描述许可决定的时间表与程序，并表示继续努力与印度洋地区各国政府就保护该区域内海龟进行谈判，并愿意继续为任何外国政府提供使用避免误捕海龟的特殊技术培训。然而，马来西亚于2000年10月12日要求原专家组裁定美国仍然没有取消进口限制及采取必要措施允许以无限制的方式进口某些虾与虾制品，因而不符合DSB所要求美国修改其国内法的建议。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等10个国家或地区保留参与专家组仲裁程序的第三方权利。截至本文写作时，此案尚在进行中。

由上可知，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运行，WTO法真正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WTO各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域内）法与WTO法相一致。根据《建立WTO协定》第2条之规定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这种义务并不要求WTO成员必须在其国内（域内）直接适用WTO法，而是指各成员必须使其国内（域内）法与WTO法不相抵触，除非根据例外条款可论证为正当。这就是WTO框架内的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目前，WTO各成员均采取国内（域内）立法的方式，间接地在国内（域内）实施WTO法。WTO与日俱增的争端解决案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

三、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理论

由上述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自然引出了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问题。如上对WTO法属于国际公法的解释一样，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是就该体制内的一般情况而言，不排斥WTO内存在非主权的特殊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主权的概念是在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在国内高于一切的情况下介绍到政治理论中并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主权主要是国内宪法权力和权威的问题，这种权力和权威被认为是国内最高的、原始的权力，具有国家内的排他性职权。”在国际法上，国家主权主要是指一国政治独立，即“独立地处理国内外一切事务的能力。”

国家主权体现于处理国内外一切经济事务的能力，可称为国家的经济主权。联合国大会于1974年12月12日通过的《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规定：“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如同政治的和其他的关系，都应受如下原则的制约：（1）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2）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在受同一原则指导的意义上，国家主权的政治与经济方面是一致的，不能割裂。WTO及其前身-GATT一直小心翼翼地对待主权问题。原先GATT并不是一个国际组织，而协定本身规定其成员是”缔约方“，避免明确使用与国家主权有关的”缔约国“。如今WTO是根据国际条约建立的国际组织，但是，《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均不出现”主权“或相关词，并规定其参加WTO的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均为”成员“。

然而，由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准司法解决性质，使国际法优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得以确立。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WTO各成员，不得不考虑如何对待本国独立处理国内外一切经济事务的权力与WTO作为国际经济组织享有的权力，尤其是争端解决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1994年12月8日，美国国会根据其国内“快车道”立法程序，通过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之后，有些国会议员顾及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质，担心美国主权会受到制约。为此，参议员多尔（Dole）于1995年1月4日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建立一个由5名美国联邦巡回法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评审WTO争端解决报告。该法案第2节（a）款规定：“美国人民必须获得保证，在WTO监视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国的主权将得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将得以增进。”由于该法案可能产生一个居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上的、颐指气使的“太上皇”，危及WTO存在的基础。因此，最终没有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成为法律。但是，这说明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主权问题，休戚相关。

首先，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解决具有强制管辖的特点。在WTO建立之前，任何进入专家组审理的程序都可能被当事方（尤其是被起诉方）所“封阻”。这种类似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体现了GATT缔约方的“主权”。如今，根据DSU第六条第一款，“如起诉方提出请求，则专家组应最迟在此项请求首次作为一项议题列入DSB议程的会议之后的DSB会议上设立，除非在此次会议上DSB经协商一致决定不设立专家组。”实践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任何WTO成员在作为被起诉方时，都无法“封阻”进入专家组审理的程序。同样的，对专家组审理报告不服而提起上诉的复审程序，亦不可能被“封阻”。如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解决各类与WTO法有关的争端，提供了一条畅通的准司法途径。这是以WTO成员放弃原先实施“封阻”的“主权”为前提的。

其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解决中，无论是专家组的审理报告，还是上诉机构的复审报告，都将由DSB通过，以DSB的名义公布。根据DSU第十六条第四款、第十七条第十四款，除非DSB经协商一致不通过该报告，该报告应通过。这意味除非“胜诉方”也同意不通过该报告。实践证明，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思议的。因而，如同司法程序中，当事人无权干预法院作出可能不利于自己的判决一样，WTO的任何成员都无法“封阻”DSB作出“判决”。

最后，根据DSB采纳的报告建议，有关成员可能不得不在经协商的期限（通常为15个月）内，对其国内（域内）法作出必要的修改，或作出其他实施建议的措施。否则，有可能面临DSB授权的“贸易报复”（中止部分关税减让）。

可见，WTO的DSB是根据《建立WTO协定》以及DSU成立的，其权力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契约”授权；由全体成员代表组成的DSB又居于各成员之上，采取准司法的方式，解决有关成员之间的争端。这与霍布斯当年所说的“利维坦”（作为拟制人的国家）之形成方式，很相似。

彼德曼（Emst—UlrichPetermann）教授在评析霍布斯理论时指出：“对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霍布斯没有寻求通过类似方式，比如主权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结束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并且通过建立一个国际利维坦，管理各国间关系。霍布斯意识到各国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认为缺少一个居上的权力较之在国家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危险性低一些。霍布斯期望主权统治者避免不必要的好斗行为，注重于国家内部秩序良好的主权，而不考虑主权统治者之间的国际契约以及对其外交政策权利的国际法律限制。”“这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统观念。二十世纪英国实证主义法学家奥斯丁在强调以制裁力为后盾的主权者命令即法律这一观点时，将国际法称为”实证道德“而非法律。二十世纪中叶的奥地利规范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森一反其前辈之传统，认为国际法不仅是国内法意义上的法律，而且高于国内法，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主权概念。看来，否认国际法的法律性，或取消主权概念，是两个极端。

和平解决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争端和平解决政治方式国际仲裁国际法院

所谓国际争端，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主张不一致，或者是政治利益和特定权利上的矛盾对立。国际争端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彼此地位平等；国际争端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国际争端的解决也受到国际关系力量对比的制约，解决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发生战争。

传统的国际法将国际争端分为法律性质的争端和政治性质的争端。所谓法律性质的争端，是指争端当事国提出的要求和论据是以国际法为根据的争端，因此而称为“可裁判的争端”，即可以通过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的法律方法来解决的争端；政治性质的争端，是指起因于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发生的争端，因其关涉到国家或民族的根本政治利益，所以，不能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政治的方法（又称外交方法）来解决，称之为“不可裁判的争端”。但是，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实践中，由于国际争端的性质、内容以及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上述两种性质的争端往往相互交错，很难截然分开。据此，政治的解决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性质的争端，只要当事国同意，都可以采取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1）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第1条明确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其第1项规定：“以和平方法且以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又是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明文规定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其中，第3项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以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所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指国家之间在交往和合作过程中，一旦发生争执或纠纷，当事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政治方法或法律方法加以解决，禁止任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是互不侵犯原则的直接引伸。（2）

应当指出，《联合国宪章》特别强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的重要地位，宪章第33条规定：“任何争端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国自行选择之其它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二、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成立以来，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历来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及现实问题。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我国政府认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一项主要的基本原则。在我们今天这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国际社会中，各国只有和睦相处，和平友好，才能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斡旋、调停、调解、谈判是国际法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般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原则上讲，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得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国际争端的解决既是和平的，又是合理的。从程序上讲，利用联合国内的斡旋、调停或调解委员会，应有利于加强大会、安理会和秘书长的配合协调，注意它们根据宪章所肩负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分工及平衡。（3）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无论是政治性质的还是法律性质的，如不妥善解决，都可能引起或加剧国际冲突，甚至酿成战争，危及和平事业。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具有减少战争的机会，保障和平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第2条确认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宣告了以战争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现今紧张、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

（一）我国主张“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我国认为，战后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和民族的数目倍增，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深，交往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各国相互关系中也难免产生各种纠纷和争端。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侵犯主权，干涉内政，非

法使用武力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妥善解决国家间可能产生的各种纠纷、冲突和争端日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不同性质的国际纠纷和争端，不仅影响到各国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且关系到国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国认为，在今天的时代，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无论产生什么纠纷和冲突，都应当采取对话的方式寻求争端的解决。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当事国各国的彼此了解，澄清事实，解决矛盾，又可避免可能给双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5）显然，我国主张的对话的形式，就是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这是政治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方法。

（二）我国主张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我国认为，应当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冲突方面的职能，并应当注意：其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政治上和法律上都难以截然分开。因此，在研究预防冲突问题时，应注意与其它方面联系起来考虑，避免偏颇。其二，应当注意将宪章有关安理会、大会和秘书长等规定正确运用于预防冲突的程序。例如，在研究加强秘书长在预防冲突中的作用时，也应注意宪章关于各机构间联系和平衡的规定，应注意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平衡和协调。（6）

（三）我国主张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实施，各种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寻求国际冲突的政治解决中，尤其应当特别强调：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承认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所造成的结果为合法；已经非法使用武力的，应当立即停止并无条件撤出外国军队。政治解决必须是公平合理的，必须保证被侵略和干涉的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到任何损害。（7）

（四）我国主张联合国维和行动不能代替政治解决国际争端我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独立自主以及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消除战祸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88年我国加入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以来，我国在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中，积极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侵略，支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系列行动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国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采取了积极劝和的态度，

要求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但是，我国认为，维和行动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能代替政治解决国际争端。我国反对在维和行动中动辄使用武力，强调在维和行动中应当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8）

三、我国以政治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一）用谈判和协商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在对外关系中，我国历来主张以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区域争端或国家之间的争端。1953年8月，我国政府在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声明中建议，为了使政治会议能够和谐进行，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典范，政治会议应当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它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我国建议，在争端当事国单独谈判不方便的情况下，邀请其它有关国家在中立的立场上参加协商，这是创设了一种新的外交方法，使朝鲜的停战谈判取得了成功。1954年5月12日，我国政府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中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应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955年4月，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在保证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9）

我国政府通过与有关国家直接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解决了重大的国籍和边界等问题。1954年4月29日，通过谈判和协商，我国与印度政府达成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交通和通商的协定》，解决了取消原英国遗留下来的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问题以及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问题。1955年4月22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通过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谈判的公报》，解决了同时具有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的人的双重国籍问题。1960年1月28日，中国和缅甸通过外交谈判方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彻底解决了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边界问题。此后，中国又先后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法，分别与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老挝、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邻国全部或部分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我国政府通过与有关国家直接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解决了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1984年12月19日，我国与英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我国与葡萄牙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从而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英和中葡两国的领土问题，为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正如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所说，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10）我国恢复行使在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这是我国的根本利益所在；而英国和葡萄牙及其他国家则要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香港和澳门地区也要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由于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各种现实的因素，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涉及到政治、法律、经济及社会等许多复杂的问题。我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协商，使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两个“联合声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二）用斡旋和调停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我国直接以斡旋者和调停者的身份解决国际纠纷的实践并不多。但是，在90年代，我国曾通过斡旋和调停的方法，促成了一些纠纷或争端的解决，尤其是在解决亚洲地区国际争端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日本与朝鲜之间，有关嫁给朝鲜人的日本妇女回国省亲的问题，就是在我国的调停下，于1997年7月至9月份间，在北京经多次会谈和协商后初步解决的。1997年5月和7月，韩国与朝鲜关于韩国向朝鲜粮食援助的问题，我国也是以调停者的身份，在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11）

同样，调停曾经作为一种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争端的方法为我国政府所接受。1962年10月，我国与印度发生边界争端以后，亚非六个国家于同年12月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调停中印边界争端的科伦坡建议，我国政府接到建议后，由总理给锡兰总理复信，表示在原则上同意接受六国的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基础。但是，由于印度无理要求我国无保留地接受六国偏袒印度的建议，致使科伦坡的六国调停没有成功。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它国家参加的集体调停活动，1992年10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召开和柬埔寨和平条约的签订，最终解决了长达13年之久的柬埔寨问题。（12）

四、我国对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一）对国际仲裁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对于以仲裁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我国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中，除了一些贸易议定书外，几乎都没有载入任何仲裁条款。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多边条约或国际公约中，对以仲裁作为解决争端的仲裁条款，我国几乎都作出保留。

在实践中，1962年我国与印度边界争端发生以后，印度政府曾提议，通过两国同意的方式提名一个人或一些人进行某种国际仲裁，以作出对两国政府都具有拘束力的裁决。我国政府严词拒绝了印度方面的提议，认为，中印边界争端是涉及两国主权的重大问题，而且，涉及的领土面积又有十几万平方公里之大。不言而喻，它只能通过双方直接谈判求得解决，决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的国际仲裁求得解决。

80年代后期，我国对于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有所调整。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专业性的贸易、商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非政治性的政府间或国家间的协定中，开始同意载入仲裁条款或在争端条款中包括仲裁的方法。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国际公约时，也开始对一些规定有仲裁解决争端的条款不再保留，但仅限于有关经济、贸易、科技、交通运输、航空、航海、环境、卫生、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国际公约。在实践中，也开始有一些经济、贸易、海运等方面的争端通过提交国际仲裁得到了解决。1996年，我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作为缔约国，接受了公约规定的商业仲裁程序。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我国接受了关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1993年7月，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按照1907年海牙公约第44条的规定，向常设仲裁法院指定了4名我国著名人士作为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员，同年9月，我国4名仲裁员出席了海牙召开的常设仲裁法院第一届仲裁员大会。

（二）对国际法院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仍然窃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我国与国际法院没有任何联系。1971年，我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1972年9月5日，我国政府宣布，不承认过去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0月26日关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同时，我国也从未与其它任何国家订立过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特别协议，对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中带有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争端解决条款，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作出了保留。事实上，我国拒绝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争端。

和平解决范文篇4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又是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明文规定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其中，第3项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以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所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指国家之间在交往和合作过程中，一旦发生争执或纠纷，当事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政治方法或法律方法加以解决，禁止任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是互不侵犯原则的直接引伸。（2）

应当指出，《联合国宪章》特别强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的重要地位，宪章第33条规定：“任何争端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国自行选择之其它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二、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成立以来，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历来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及现实问题。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我国政府认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一项主要的基本原则。在我们今天这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国际社会中，各国只有和睦相处，和平友好，才能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斡旋、调停、调解、谈判是国际法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般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原则上讲，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得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国际争端的解决既是和平的，又是合理的。从程序上讲，利用联合国内的斡旋、调停或调解委员会，应有利于加强大会、安理会和秘书长的配合协调，注意它们根据宪章所肩负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分工及平衡。（3）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无论是政治性质的还是法律性质的，如不妥善解决，都可能引起或加剧国际冲突，甚至酿成战争，危及和平事业。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具有减少战争的机会，保障和平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第2条确认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宣告了以战争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现今紧张、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

（一）我国主张“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我国认为，战后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和民族的数目倍增，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深，交往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各国相互关系中也难免产生各种纠纷和争端。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侵犯主权，干涉内政，非法使用武力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妥善解决国家间可能产生的各种纠纷、冲突和争端日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不同性质的国际纠纷和争端，不仅影响到各国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且关系到国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国认为，在今天的时代，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无论产生什么纠纷和冲突，都应当采取对话的方式寻求争端的解决。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当事国各国的彼此了解，澄清事实，解决矛盾，又可避免可能给双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5）显然，我国主张的对话的形式，就是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这是政治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方法。

（二）我国主张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我国认为，应当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冲突方面的职能，并应当注意：其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政治上和法律上都难以截然分开。因此，在研究预防冲突问题时，应注意与其它方面联系起来考虑，避免偏颇。其二，应当注意将宪章有关安理会、大会和秘书长等规定正确运用于预防冲突的程序。例如，在研究加强秘书长在预防冲突中的作用时，也应注意宪章关于各机构间联系和平衡的规定，应注意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平衡和协调。（6）

（三）我国主张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实施，各种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寻求国际冲突的政治解决中，尤其应当特别强调：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承认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所造成的结果为合法；已经非法使用武力的，应当立即停止并无条件撤出外国军队。政治解决必须是公平合理的，必须保证被侵略和干涉的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到任何损害。（7）

（四）我国主张联合国维和行动不能代替政治解决国际争端我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独立自主以及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消除战祸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88年我国加入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以来，我国在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中，积极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侵略，支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系列行动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国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采取了积极劝和的态度，要求通过谈

判解决国际争端。但是，我国认为，维和行动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能代替政治解决国际争端。我国反对在维和行动中动辄使用武力，强调在维和行动中应当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8）

三、我国以政治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一）用谈判和协商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在对外关系中，我国历来主张以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区域争端或国家之间的争端。1953年8月，我国政府在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声明中建议，为了使政治会议能够和谐进行，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典范，政治会议应当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它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我国建议，在争端当事国单独谈判不方便的情况下，邀请其它有关国家在中立的立场上参加协商，这是创设了一种新的外交方法，使朝鲜的停战谈判取得了成功。1954年5月12日，我国政府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中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应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955年4月，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在保证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9）

我国政府通过与有关国家直接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解决了重大的国籍和边界等问题。1954年4月29日，通过谈判和协商，我国与印度政府达成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交通和通商的协定》，解决了取消原英国遗留下来的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问题以及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问题。1955年4月22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通过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谈判的公报》，解决了同时具有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的人的双重国籍问题。1960年1月28日，中国和缅甸通过外交谈判方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彻底解决了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边界问题。此后，中国又先后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法，分别与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老挝、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邻国全部或部分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我国政府通过与有关国家直接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解决了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1984年12月19日，我国与英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我国与葡萄牙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从而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英和中葡两国的领土问题，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正如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所说，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10）我国恢复行使在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这是我国的根本利益所在；而英国和葡萄牙及其他国家则要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香港和澳门地区也要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由于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各种现实的因素，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涉及到政治、法律、经济及社会等许多复杂的问题。我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协商，使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两个“联合声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二）用斡旋和调停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我国直接以斡旋者和调停者的身份解决国际纠纷的实践并不多。但是，在90年代，我国曾通过斡旋和调停的方法，促成了一些纠纷或争端的解决，尤其是在解决亚洲地区国际争端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日本与朝鲜之间，有关嫁给朝鲜人的日本妇女回国省亲的问题，就是在我国的调停下，于1997年7月至9月份间，在北京经多次会谈和协商后初步解决的。1997年5月和7月，韩国与朝鲜关于韩国向朝鲜粮食援助的问题，我国也是以调停者的身份，在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11）

同样，调停曾经作为一种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争端的方法为我国政府所接受。1962年10月，我国与印度发生边界争端以后，亚非六个国家于同年12月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调停中印边界争端的科伦坡建议，我国政府接到建议后，由总理给锡兰总理复信，表示在原则上同意接受六国的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基础。但是，由于印度无理要求我国无保留地接受六国偏袒印度的建议，致使科伦坡的六国调停没有成功。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它国家参加的集体调停活动，1992年10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召开和柬埔寨和平条约的签订，最终解决了长达13年之久的柬埔寨问题。（12）

四、我国对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一）对国际仲裁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对于以仲裁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我国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中，除了一些贸易议定书外，几乎都没有载入任何仲裁条款。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多边条约或国际公约中，对以仲裁作为解决争端的仲裁条款，我国几乎都作出保留。

在实践中，1962年我国与印度边界争端发生以后，印度政府曾提议，通过两国同意的方式提名一个人或一些人进行某种国际仲裁，以作出对两国政府都具有拘束力的裁决。我国政府严词拒绝了印度方面的提议，认为，中印边界争端是涉及两国主权的重大问题，而且，涉及的领土面积又有十几万平方公里之大。不言而喻，它只能通过双方直接谈判求得解决，决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的国际仲裁求得解决。

80年代后期，我国对于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有所调整。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专业性的贸易、商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非政治性的政府间或国家间的协定中，开始同意载入仲裁条款或在争端条款中包括仲裁的方法。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国际公约时，也开始对一些规定有仲裁解决争端的条款不再保留，但仅限于有关经济、贸易、科技、交通运输、航空、航海、环境、卫生、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国际公约。在实践中，也开始有一些经济、贸易、海运等方面的争端通过提交国际仲裁得到了解决。1996年，我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作为缔约国，接受了公约规定的商业仲裁程序。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我国接受了关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1993年7月，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按照1907年海牙公约第44条的规定，向常设仲裁法院指定了4名我国著名人士作为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员，同年9月，我国4名仲裁员出席了海牙召开的常设仲裁法院第一届仲裁员大会。

（二）对国际法院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仍然窃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我国与国际法院没有任何联系。1971年，我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1972年9月5日，我国政府宣布，不承认过去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0月26日关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同时，我国也从未与其它任何国家订立过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特别协议，对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中带有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争端解决条款，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作出了保留。事实上，我国拒绝通过国际法院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争端。

80年代开始以来，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有所加强，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作用也受到重视。特别是国际法院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法官有所增加。在国际法院审理的一些案件中，法院能够主持正义，并作出公正的判决。这些变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改变对国际法院的不信任态度。

1984年，我国法学家倪征日奥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接着，1993年，我国又有一位法学家史久镛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并被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同时，我国对由国际法院解决国际争端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中，除了对一些涉及我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然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之外，对有关经济、贸易、科技、航空、环境、交通运输、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公约所规定的由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一般不作保留，改变过去对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款一概保留的做法。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向国际法院提交任何争端案件。

和平解决范文篇5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改变态度的台阶，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在释放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58.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18.

[4]秦孝仪.革命文献[M].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3:202.

[5]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和平解决范文篇6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改变态度的台阶，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在释放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58.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18.

[4]秦孝仪.革命文献[M].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3:202.

[5]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6]毕万闻.张学良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和平解决范文篇7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向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们，向所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前辈和牺牲的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加快侵略步伐，加紧进攻华北，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全面抗战这一重要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同志们、朋友们！

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爱国义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民族濒临危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和睦，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程上。伟大而欣欣向荣的时代，更加需要伟大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只有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才能实现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精神。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在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振奋民族精神，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崇尚团结的精神。团结是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西安事变后，正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实现了全面抗战，才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不断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精神。分裂则国运衰，统一则民族兴。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深刻道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说明，各阶层、各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历史积怨，只要坚持爱国，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就一定能团结起来，携手共进。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强盛的根本保证。争取和平统一，共谋复兴大业，有利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同胞包括各党派、各团体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两岸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重，真诚相待、坦诚相商、精诚团结、热诚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传统的生动体现。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既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和平解决范文篇8

〔知识和能力〕

1、掌握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结果、政府不抵抗政策及其危害、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2、通过学习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经过，培养讲述历史事件的能力;通过思考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探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培养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全面认识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感受，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激励学生好好学习，勇于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2、探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行为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选择，进行爱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教育

〔过程与方法〕

1.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如通过多媒体平台展示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经过，播放抗日救亡歌曲等，增强感性认识。

2、通过分组讨论，共同探究活动,使学生在历史探究活动的亲身参与中逐步加深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理解。

3、引导学生讨论西安事变发生后，各界的态度及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指导学生学会从历史角度、用历史的眼光认识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3、通过评价张学良、杨虎城，指导学生初步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4、通过阅读课本，获取有效信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思考历史问题。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难点：西安事变

三、教学资源

1、多媒体展示平台。

2、自制课件：相关图片材料，歌曲《松花江上》，科利华备课系统的九一八事变形势图、剪接的记录片等。

3、相关网站：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血铸中华等。

四、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大屏幕出现变换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字样。

1、导入新课

师：欢迎大家和我共同进入今天的历史课堂。请看大屏幕，(展示九一八事变残历碑)这是沈阳的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的残历碑，每年的9月18日，沈阳市都要鸣响警报，告戒人们国耻不能忘，向我们诉说着那场74年前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堂主题──难忘九一八。(大屏幕由远及进打出第14课难忘九一八，继续打出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

2、讲授新课

师：同学们知道九一八事变是哪个国家发动的吗?

生：日本。

师：很对。说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谓由来以久。同学们能举出些历史事实吗?

生：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强迫中国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占德国在我国山东的利权;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

师：好，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经过。

(播放九一八事变经过)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2页，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师：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执行不抵抗政策。(大屏幕显现不抵抗政策，链接到图片及给张学良密电，内容：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为什么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请同学们分析。

生：忙着围剿红军呢。

师：很对。认为他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共产党。

师：在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第二天，日本占领沈阳。随后的四个月时间里，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于敌手，三千万东北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大屏幕打出日军占领沈阳，东北三省沦陷)

(伴随着歌曲《松花江上》，展示一副副图片，如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沈阳、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东北满洲里、日军残杀中国老百姓等，使学生充分感受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师：请同学们谈谈你们的感受。

(在听觉视觉双重效果的影响下，学生们情绪激动。能从日军的残暴、民族危机的严重、同情东北同胞、中华民族应奋起反抗等方面谈论。)

师：面队日军的暴行，全国人民和大家的情绪一样，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本的侵略。东北人民和没有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成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3页，了解嫩江大桥之战。

(大屏幕打出东北抗日义勇军，链接到马占山图片及其题词“还我河山”)

师：请看这就是当时率军抵抗的爱国将领马占山和他的亲笔题词，你有什么感受?

生：道出了对国土沦丧的悲痛和誓死保卫祖国的爱国之情。

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派杨靖宇等共产党员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大屏幕打出东北抗日游击队，链接到杨靖宇的图片及游击队队员图片)这样，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日战争开始了。

(大屏幕由远及近显示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字样)

(大屏幕显示西安事变背景)

师：日军占领东北只是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很快将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屏幕打出1.日本侵略华北，民族危机严重;2.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师：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了两位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拥护。他们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哪位同学给大家简单介绍你所了解的这两位将军的情况。

生：他们都是东北军将领，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迫使下，率领东北军撤入关内。

生：张学良曾在东北易帜，服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

师：很好。张、杨两位将军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联共抗日。

(大屏幕打出3.张、杨接受中共主张，要求联共抗日)

师：而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围攻红军。当他听说张、杨二人密切和共产党人接触的消息后，勃然大怒，1936年12月初，他亲自到西安督战。

(大屏幕打出4.拒绝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亲临西安督战，链接到蒋、张、杨三人西安事变前合影)

师：到达西安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告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甚至张学良哭着劝蒋也遭到的怒斥。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3页到74页小字部分内容，体会张学良的心情。

(大屏幕打出西安事变时间：1936年12月12日)

师：张学良、杨虎城看到一意孤行，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爱国之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以下犯上，扣留，实行兵谏，逼他抗日。

(大屏幕打出经过：扣押，实行兵谏。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又称“双十二事变”)，链接到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对西安事变的刊登)

师：请同学们分析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各界会有什么反映?请同学们讨论，积极发言。

(通过大屏幕显示问题：西安事变爆发后，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如何?)

生甲：张学良、杨虎城做得对!杀了。

生乙：杀了也没用，国民党政府会抗日吗?得逼同意。

生丙：不同意再杀他。

师：请大家考虑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如何?例如日本、中国共产党。

生甲：日本高兴，趁乱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生乙：美国不希望杀，日本在中国力量扩大对他们不利。

生丙：中国共产党和是对头，他们希望杀了他。

生甲：共产党不会那么小气，肯定会从民族利益考虑。

师：很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就象教材75页活动与探究所提出的一样。但是最终我们的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从全国大局考虑，认为应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师：同学们刚才谈的很好。面对复杂的形势，张、杨两位将军也感到局面难以处理，于是他们诚意邀请他们信任的中国共产党帮助解决西安事变。12月日，中共派、王若飞、秦邦宪等三人飞往西安，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大屏幕显示、王若飞、秦邦宪当时的照片。)

师：而在中共以大局为重的爱国感召影响下，同意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这样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大屏幕打出结果：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意义：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师：同学们如何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呢?

生甲：爱国将领。

生乙：没有他们就不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师：对!高度评价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历史功绩，称他们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3、课堂小结

(大屏幕显示，老师边演示边讲解。具体内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中国人民局部抗战开始→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和平解决范文篇9

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赢惟我中心论国际秩序国家关系持续发展

2O世纪5O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已经5O多年了。这个原则经过历史洗礼，在外交实践中已经证明，它不仅可以用来成功地处理好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用来处理好国内的问题，如中国在香港、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以及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思维等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成功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何以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学界。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突出了双赢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冲突和争端源于人类追逐权力的本性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因此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可以抑制，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在论战中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学说。人们可以从三者的论述中发现，“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这些理论尽管揭示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机制，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它们基本上从维护美国霸权和推行强权政治的角度出发，很难最终解决问题。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和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客观面对国际冲突与争端，并且指出了国际冲突与争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国家间的争端时有发生，既有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有现实的具体问题。不管其激烈与否，总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无非是战争手段与和平方式。而战争是违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有关国际法的规定的，并且不为人们所推崇。新巾国成立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大部分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避免了争端的扩大和更大规模的冲突，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例子。

《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文件规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联合国宪章》等所确立的原则为基础，在内容和精神上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相一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人们在解决争端时更加理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几乎没有什么后遗症，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本质是反对侵略和扩张、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一般都涉及国家的利益、主权、安全，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根本上使争端当事国都既能从自己的角度、又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换位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不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使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加了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解决国际争端不是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而是本着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共同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成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破除了惟我中心论

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什么为其准则，这是一个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透析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概括出过去处理国家关系的两种错误做法，一个是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另一个是只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选择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国家就没有前进的方向；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就像一盘散沙。各个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特点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利益必然有差异，甚至对立与不可调和。

这种国家利益的差异、对立又正是导致国家之间一切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最根本原因。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维护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外交追求的最终目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点，这也是一切政治家与外交家的行为准则，否则他们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本身没有错。如果离开了国家利益，国家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存在的。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必然存在怎样处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纯粹的意识形态要求是行不通的。各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但不能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确定周家关系的亲疏好恶。国家虽然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分，但是，国家利益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因为对方弱小、贫困或有求于自己就不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因此，各国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他维护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和只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前者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反对他人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后者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忽视他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两者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都否认了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坚持其中之一，必然会使国家关系停滞不前。所以，无论是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的做法，还是只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做法，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即惟我中心论。坚持这种论调，是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关系的。在当代国际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即惟我中心论。惟我中心论的根源在于：权威独尊、独断论迷梦、单一实践关系、单一片面的实践进程、偏狭的实践动力学。霸权主义无论是推行和平演变策略，还是在世界上推行其强权政治，都把惟我中心论推向极致。

如何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准确地反映了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和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突出强调了国家遵守国际关系准则的相互性以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在措辞和表达方面也更为精练。这个原则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创新，而且促使人们改变传统的单向外交思维，破除瞻我中心论，承认和认识客观的多元世界。因此，它对正确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双赢，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只有放弃惟我中心论，才能以一种新的姿态与世界各国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才能赢得主动，进一步打开政府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们不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要求他国选择与自己相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且以此来确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好恶，而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衡量标准；不能仅仅注意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忽视他国的国家利益，而应该以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以客观事物的是非曲直为标准。中国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曾较为重视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来处理国家关系，无形中给自己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设置了障碍。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使我国与建交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中国在和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如朝鲜、越南、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周家交往时，特别注意平等，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尊重这些国家的利益，尊重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尊重这些国家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中国这一做法不仅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民族、国家和人们的欢迎，而且也赢得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民族、国家和人们的友谊、合作、信任。

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原则的倡导和广为接受被认为是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对现代国际法的重大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接受，体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并且日益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基础，促进国家关系的持续发展

从长远来看，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期，要在世界上实现稳定和普遍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彻底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由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组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哲学，在当今世界仍有一定市场，如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支配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地区冲突等，其实质是维护大国的霸权地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按照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和意志，建立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这个秩序使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巨额利润，财源滚滚，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掠夺和剥削，经济上难以得到持久独立地发展。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实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尽管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同样也给它们的发展带来了副作用。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得战后发展中国家组成与发达国家对抗的统一战线，反对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在国际关系上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不合理现象，使发达国家更加孤立；在经济上由于经济关系严重失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发达国家缺乏更广阔的市场。

在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求生存、求发展，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长期阻碍着他们，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战后世界最早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而发达国家尽管继续享受着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带来的好处，同时又感受到发展中国家提出问题的压力，也觉得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需要改变。为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和平、公正、平等、合作的政治经济相互结合的国际新秩序。发达国家提出了建立仍然由其起主导作用的西方价值决定论、西方制度扩张论、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个主张不过是打着建立新秩序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在贩卖旧秩序的老调，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憎恶。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各国都希望建立起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但这个新秩序的建立，从根本上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相互间的分化与组合，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的主观愿望和主张。但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相互间的分化与组合必须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必须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所提出的公正、公平、合理、合作的目标才能实现。

和平解决范文篇10

1、九一八事变的借口是。

2、九一八事变的时间是，地点在。

3、九一八事变后，只有个多月，东北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

4、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是。

5、九一八事变的结果是。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

6、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部队，组织起，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中国人民的

抗战开始了。

7、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

8、国民政府东北军将领和十七路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要围攻红军。

9、1936年12月初，带领军政要员到了，督促、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

10、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

11、中国局部抗战开始的标志是。

12、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是，又叫做，发动者、。

13、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出发，主张解决。党中央

派等到西安调停，与各方面进行协商。

14、西安事变的结果是，从此，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5、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的标志是。

二、列举题：

1、列举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位爱国将领及职位。

2、列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3、列举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进行抗日的队伍及领导人。

4、列举中国局部抗战开始的标志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5、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表现在哪些方面？

三、简述题：

1、简述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结果和历史意义。

2、在十年内战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西安事变捉住了，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张不杀他，反而主张和平解决，释放他，说说是为什么？

四、材料分析

1、见书72页的《松花江上》的歌词

请回答：（1）是什么原因导致“我”脱离家乡而流浪？

（2）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它反映了人民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3）歌中提到的“九一八”指什么？

（4）歌词的内容反映了什么？

（5）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2、材料：“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请回答：（1）这是谁在什么事变后发给谁的命令？

（2）这个命令造成什么恶果？

（3）此材料反映对日采取的核心态度是什么？

3、材料一：张学良自与国民党接近以来，对于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压迫愈益激烈，招致严重紧张状态。9月18日事件，在极紧迫气氛下产生，日本军队的行动并未超越自卫权，就公平判断，倘置其它国家于日本同一境地，则亦将出诸同一行动。

——引自日本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发表的意见书（1932年11月）

材料二：我国人民此刻民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引自在国民党南京市党员大会上的演讲（1931年9月22日）

请回答：（1）材料一中，日本对发动九一八事变作了怎样的解释？目的是什么？你认为真实原因是什么？

（2）依据材料二，指出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怎样的政策？结果如何？采取这一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4、材料一：“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象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穿孔。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前茅。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挚朋友……。”

——《世纪老人张学良》

材料二：同志于2001年10月15日发给张学良家属的唁电，称张学良为“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请回答：（1）根据材料说了张学良在近代史上两大主要功绩及其影响。

（2）结合张学良的功绩谈谈你的看法。

5、材料：1936年12月初，带领军政要员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实行“兵谏”

请回答：

（1）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的目的是什么？

（2）蒋被捉后，对如何处置中共的主张是什么？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是什么？

（3）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的，有什么现实意义？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答案

1、柳条湖事件2、1931年9月18日，沈阳。3、四、一百五十多万4、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加紧侵略中国的步骤5、东北三省沧陷、的不抵抗政策6、抗日义勇军、杨靖宇、抗日游击战争，局部、7、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9、西安、张学良、杨虎城10、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1、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2、1936年12月12日、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13、全民族的利益、和平、14、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初步15、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列举题答案

1、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国民党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

2、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3、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杨靖宇

4、局部抗战开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初步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5、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

三、简答题答案

1、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这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2、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张学良、杨虎城出于爱国之情接受了中共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要求联共抗日。

4、不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亲临西安督战，致使张、杨处于抗日不能，“剿共”不愿，苦谏无效的境地。

2、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中国就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内战一起，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乘，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称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不计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三、材料分析题

1、答：（1）1931年9月18日日军不宣而战，攻占沈阳城，发动九一八事变，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敌手。

（2）《松花江上》，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游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日寇野蛮侵占我国东北的愤懑。

（3）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4）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屠杀我同胞，掠夺我财产，大批东北人民被迫逃到关内，盼望早日收复祖国山河的历史。

（5）由于的不抵抗政策。

2、答：（1）在九一八事变后给张学良密电。

（2）东北军撤入关内，不到半年，东三省沦亡。（3）不抵抗政策。

3、答（1）诬蔑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对“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压迫所致，日军出于自卫。目的：掩盖其侵略罪责。真实原因：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实现征服中国的野心，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2）政策：不抵抗政策。结果：不到半年，东北三省沦陷。根本原因：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认为共产党是对其统治的最大威胁，先要集中兵力进攻红军。

4、答：（1）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形式上完成了统一；西安事变，标志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也标志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