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文化范文10篇

和平文化范文篇1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修齐论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构架，即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礼记》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要求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为国家的稳定、从而也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和谐论是儒家和平文化的核心。《诗经·商颂·那》倡导“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虽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是相通、相类、统一的关系，应当一以贯之。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汉代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受儒家影响写成字书《急就篇》，描绘了汉初的和平盛况：“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注：转引自王应鳞编：《玉海》，清光绪十年成都志古堂刊本。)许慎也重视中和之道，在《说文》中提出：“中，和也。”董仲舒强调天人和谐，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2)，王阳明要求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注：参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和谐了，宇宙和谐才有可能。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核心是儒家的纲纪学说。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方法论。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仁爱论是和谐论的出发点。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发下，子夏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他的继承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不光是爱自己和自家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也主张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最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的蓝图正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也都是大同思想。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五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先秦孟子、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指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如中国的其他和平文化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一样。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和平文化进行了继承，认为这种和平文化是一种王道文化，讲的是仁义道德，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主张睦邻友好。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反复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注：本段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他本人就是按照这种王道文化的方针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世界和平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世界和平的思想。其世界和平的思想包括：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国民会议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统一，建设新国家；以中国的王道文化即和平的方法来联合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压迫，由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墨家的和平思想也是非常明确的。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深谙战争，但他提出的尚同、非攻、兼爱更执着地追求友爱与和平。墨子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懂得战争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国之自守也”(《墨子·七患》)。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工具，这个工具就是食、兵、城，“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墨子·辞过》)。由此出发，墨子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把它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但是，墨子更痛恨战争，认为战争兴师征伐，祸国殃民，荒废农时，毁人城郭，割人庄稼，伐人树木，抢人牲畜，烧人宗庙，杀人百姓，灭人老弱，夺民之用，废民之力，涂炭生灵，所以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他主张消除战乱，制止战争，实现和平，而实现此举只能靠兼爱，因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到这一天，均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值得肯定的是，墨家不仅提倡和平文化，而且实践和平文化，墨子本人身体力行，有过止楚攻宋的实践。楚惠王时期，楚越之间在长江进行水战，楚国请公输盘造“钩”和“镶”两种舟战用的武器，打败了越军。约在公元前444年前后，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之后，急忙从齐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脚底磨破了，流血不止，用撕下的衣裳把脚裹住，日夜兼程，赶到楚国都城郢，力图说服公输盘、说服楚王，但他们仍坚持用云梯攻打宋国。公输盘多次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多次把它瓦解；公输盘用尽了全部攻城器械，墨子仍坚守有余。最后，公输盘要杀死墨子，墨子说：“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楚国终于放弃了攻宋的企图，避免了一场战争。公元前405年前后，齐国要进攻鲁国，这时墨子约74岁。鲁国君请求墨子解救。墨子来到齐国，对齐王说：“今有刀于此，试人之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齐王说：“利。”墨子说：“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齐王说：“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墨子说：“并国覆军，贼敖百姓，就将受其不祥。”齐王终于悟到是自己将受其不祥，放弃了攻打鲁国的计划(《墨子·鲁问》)。在墨子大约80岁时，鲁国要攻打郑国。墨子反复劝说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财货都属于不义之举，终于打消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念头(《墨子·鲁问》)。墨子一生中，为了反对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以大无畏的精神奔走于诸侯国之间，阻止了多次战争，为正义的和平事业立下丰功伟绩，以行动谱写了和平文化的光辉篇章。

道家的无为、无争和贵柔、守雌，既表现出一种宗教情怀，亦是非常典型的和平思想。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这是一种原始的村落社会：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强权的；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交易互利的；是静止的，而不是活跃的；是小规模的，而不是大规模的。“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一书有多处是讲兵法的，其中一条基本兵法是：“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还有一条是：“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老子提倡“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老子》第三十章)老子说：“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还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老子》第七十六章)。庄子则主张万物一齐的思想，提倡万物平等和谐相处。这些思想都是来自老子对大自然的领悟而得出的大智慧，可以称为取法自然的和平论。

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对战争的规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谋攻》)。但是在孙武看来，战争不是目的，和平才是目的，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是不足称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他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孙膑兵法》虽然研究了许多战术原则，但也贯彻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思想，孙膑说：“乐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又说：“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这样看来，中国的兵家也是主张和平的。这使我们回忆起辜鸿铭的一段话，他在回答欧洲人民到哪里去寻找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道德力量时说：“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中国的兵家确实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也是热爱和平的。

二、中国五大宗教的和平文化

在中国注册的宗教有五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信徒有一亿多人。这五大宗教参与了许多世界性的和平文化行动。中国五大宗教组织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及1979年以后多次派出过宗教代表团，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和平会议。1994年7月2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成员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担任，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宗怀德、明yáng@①、韩文藻、傅天元分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了该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上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我国各宗教团体及其信徒维护和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发展同世界各宗教和平组织及有关人士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1994年11月，该委员会派出赵朴初、丁光训、刘柏年出席在梵帝冈举行的世界宗教与国际和平大会。1995年8月14日，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会上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该《文告》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文告》中号召中国宗教徒：组织和平祈祷，每年的8月14日到8月20日，是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编辑和平教义书刊，进行宣讲和教化；参与保卫世界和平活动，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及一切国际友好宗教组织的和平行动，支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倡议、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遏制战争因素的和平主张，希望早日达成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各国宗教界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公正、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注：参见王美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中国宗教界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宗教界赢得了荣誉。

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在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的同时，与世界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这两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同维护着和平事业。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提出过如下倡议：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教组织冒用宗教名义破坏社会安宁。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解，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交流，增进了解，实现和解；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维护和平，共同进步(注：参见傅铁山：《高扬和平旗帜，提倡宽容和解》，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8页。)。应该说，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两大宗教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张，也能够代表全国宗教界的意见。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回、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中国伊斯兰教保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张和平、纯洁。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生活了近1000年，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优良传统，拥护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主张和行动。

中国佛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因素、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佛教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提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但佛教的慈悲不杀生不是绝对的，佛教对恶人是要惩罚的，这是其和平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把慈悲无我作为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要和平必须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南北朝时，石勒、石虎视人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百姓遭殃，佛图澄以慈悲化度了他们，普救了天下苍生(注：参见宏度：《佛教与和平》，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54页。)。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的取法自然的和平论，认为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气所化生，人是道气中和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物类，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也必须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道教继承老子的主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即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道教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指出：“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谗阴贼。如此乃为有德。”(《抱朴子·内篇·微旨》)如果“弹射飞鸟，刮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那么，“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抱朴子·内篇·微旨》)。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在1220年正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以73岁的高龄，率弟子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平”，历时两年多，于1222年4月5日到达设于阿姆河(今阿富汗北境)的成吉思汗军营。在军营里，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成吉思汗问他：“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回答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隆福我家。况民无常怀，唯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丘处机实践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中国道教坚持《老子》和《抱朴子》等经典所提倡的和平思想，在当今时代继续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五大宗教在有关和平的论述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们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各宗教之间互相吸纳融通，形成了中国五大宗教的多元共存、和睦相处。中国宗教的这一传统，对于世界宗教处理相互关系也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和平文化范文篇2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这一科学论断，强调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同志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初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仅有利于摆脱冷战时代的影响，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修齐论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构架，即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礼记》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要求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为国家的稳定、从而也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和谐论是儒家和平文化的核心。《诗经·商颂·那》倡导“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虽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是相通、相类、统一的关系，应当一以贯之。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汉代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受儒家影响写成字书《急就篇》，描绘了汉初的和平盛况：“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注：转引自王应鳞编：《玉海》，清光绪十年成都志古堂刊本。)许慎也重视中和之道，在《说文》中提出：“中，和也。”董仲舒强调天人和谐，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2)，王阳明要求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注：参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和谐了，宇宙和谐才有可能。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核心是儒家的纲纪学说。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方法论。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仁爱论是和谐论的出发点。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发下，子夏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他的继承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不光是爱自己和自家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也主张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最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的蓝图正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也都是大同思想。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五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先秦孟子、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指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如中国的其他和平文化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一样。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和平文化进行了继承，认为这种和平文化是一种王道文化，讲的是仁义道德，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主张睦邻友好。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反复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注：本段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他本人就是按照这种王道文化的方针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世界和平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世界和平的思想。其世界和平的思想包括：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国民会议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统一，建设新国家；以中国的王道文化即和平的方法来联合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压迫，由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墨家的和平思想也是非常明确的。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深谙战争，但他提出的尚同、非攻、兼爱更执着地追求友爱与和平。墨子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懂得战争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国之自守也”(《墨子·七患》)。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工具，这个工具就是食、兵、城，“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墨子·辞过》)。由此出发，墨子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把它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但是，墨子更痛恨战争，认为战争兴师征伐，祸国殃民，荒废农时，毁人城郭，割人庄稼，伐人树木，抢人牲畜，烧人宗庙，杀人百姓，灭人老弱，夺民之用，废民之力，涂炭生灵，所以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他主张消除战乱，制止战争，实现和平，而实现此举只能靠兼爱，因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到这一天，均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值得肯定的是，墨家不仅提倡和平文化，而且实践和平文化，墨子本人身体力行，有过止楚攻宋的实践。楚惠王时期，楚越之间在长江进行水战，楚国请公输盘造“钩”和“镶”两种舟战用的武器，打败了越军。约在公元前444年前后，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之后，急忙从齐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脚底磨破了，流血不止，用撕下的衣裳把脚裹住，日夜兼程，赶到楚国都城郢，力图说服公输盘、说服楚王，但他们仍坚持用云梯攻打宋国。公输盘多次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多次把它瓦解；公输盘用尽了全部攻城器械，墨子仍坚守有余。最后，公输盘要杀死墨子，墨子说：“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楚国终于放弃了攻宋的企图，避免了一场战争。公元前405年前后，齐国要进攻鲁国，这时墨子约74岁。鲁国君请求墨子解救。墨子来到齐国，对齐王说：“今有刀于此，试人之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齐王说：“利。”墨子说：“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齐王说：“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墨子说：“并国覆军，贼敖百姓，就将受其不祥。”齐王终于悟到是自己将受其不祥，放弃了攻打鲁国的计划(《墨子·鲁问》)。在墨子大约80岁时，鲁国要攻打郑国。墨子反复劝说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财货都属于不义之举，终于打消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念头(《墨子·鲁问》)。墨子一生中，为了反对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以大无畏的精神奔走于诸侯国之间，阻止了多次战争，为正义的和平事业立下丰功伟绩，以行动谱写了和平文化的光辉篇章。

道家的无为、无争和贵柔、守雌，既表现出一种宗教情怀，亦是非常典型的和平思想。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这是一种原始的村落社会：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强权的；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交易互利的；是静止的，而不是活跃的；是小规模的，而不是大规模的。“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一书有多处是讲兵法的，其中一条基本兵法是：“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还有一条是：“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老子提倡“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老子》第三十章)老子说：“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还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老子》第七十六章)。庄子则主张万物一齐的思想，提倡万物平等和谐相处。这些思想都是来自老子对大自然的领悟而得出的大智慧，可以称为取法自然的和平论。

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对战争的规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谋攻》)。但是在孙武看来，战争不是目的，和平才是目的，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是不足称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他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孙膑兵法》虽然研究了许多战术原则，但也贯彻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思想，孙膑说：“乐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又说：“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这样看来，中国的兵家也是主张和平的。这使我们回忆起辜鸿铭的一段话，他在回答欧洲人民到哪里去寻找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道德力量时说：“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中国的兵家确实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也是热爱和平的。

二、中国五大宗教的和平文化

在中国注册的宗教有五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信徒有一亿多人。这五大宗教参与了许多世界性的和平文化行动。中国五大宗教组织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及1979年以后多次派出过宗教代表团，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和平会议。1994年7月2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成员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担任，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宗怀德、明yáng@①、韩文藻、傅天元分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了该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上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我国各宗教团体及其信徒维护和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发展同世界各宗教和平组织及有关人士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1994年11月，该委员会派出赵朴初、丁光训、刘柏年出席在梵帝冈举行的世界宗教与国际和平大会。1995年8月14日，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会上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该《文告》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文告》中号召中国宗教徒：组织和平祈祷，每年的8月14日到8月20日，是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编辑和平教义书刊，进行宣讲和教化；参与保卫世界和平活动，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及一切国际友好宗教组织的和平行动，支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倡议、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遏制战争因素的和平主张，希望早日达成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各国宗教界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公正、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注：参见王美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中国宗教界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宗教界赢得了荣誉。

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在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的同时，与世界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这两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同维护着和平事业。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提出过如下倡议：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教组织冒用宗教名义破坏社会安宁。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解，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交流，增进了解，实现和解；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维护和平，共同进步(注：参见傅铁山：《高扬和平旗帜，提倡宽容和解》，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8页。)。应该说，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两大宗教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张，也能够代表全国宗教界的意见。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回、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中国伊斯兰教保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张和平、纯洁。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生活了近1000年，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优良传统，拥护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主张和行动。

中国佛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因素、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佛教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提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但佛教的慈悲不杀生不是绝对的，佛教对恶人是要惩罚的，这是其和平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把慈悲无我作为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要和平必须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南北朝时，石勒、石虎视人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百姓遭殃，佛图澄以慈悲化度了他们，普救了天下苍生(注：参见宏度：《佛教与和平》，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54页。)。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的取法自然的和平论，认为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气所化生，人是道气中和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物类，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也必须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道教继承老子的主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即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道教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指出：“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谗阴贼。如此乃为有德。”(《抱朴子·内篇·微旨》)如果“弹射飞鸟，刮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那么，“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抱朴子·内篇·微旨》)。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在1220年正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以73岁的高龄，率弟子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平”，历时两年多，于1222年4月5日到达设于阿姆河(今阿富汗北境)的成吉思汗军营。在军营里，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成吉思汗问他：“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回答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隆福我家。况民无常怀，唯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丘处机实践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中国道教坚持《老子》和《抱朴子》等经典所提倡的和平思想，在当今时代继续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五大宗教在有关和平的论述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们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各宗教之间互相吸纳融通，形成了中国五大宗教的多元共存、和睦相处。中国宗教的这一传统，对于世界宗教处理相互关系也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和平文化范文篇3

摘要：当今人类已经走入“地球村”时代，人类之间的交往已经关切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历史课教学不只是学史.鉴今，而且还要弘扬人类历史文化与文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新的理念，因此，历史课教学以和平文化为主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当代中学历史课教学应以和平文化为主流的必要性

1,是中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

学史鉴今是历史课学习和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目前在中学历史课教学中的基本现状似令人忧虑，多数教师只是泛泛讲述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就事论事，对于该历史事件有何深刻的内涵与现实影响，或给中学生以怎样的启示等方面做得很不够；相反，有的教师即使想挖掘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但是不正确的教学论、世界观给中学生以极大的伤害与误导。如在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讲述和现实愈义的挖掘上，以不同的语言和观点来处理，就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后果。

一种讲述是片面强调联军罪行，这会使学生形成狭胜的爱国主义观点和民族复仇主义，盲目排外。这不但影响当前的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不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第二种讲述是片面强调外国实力强大，这会使学生形成崇洋媚外的观点。中学生的鉴别力较差，听了这种论调的讲述，容易在心里造成妄自菲薄，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衣、食、住、行都讲究洋化丧失了民族自茸心和自信心。

第三种讲述：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痛恨战争，希望和平；同时，我们更要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才能不被欺辱，才能维护世界和平”。这第三种讲述，较客观，教学观也较正确，会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爱国激情、位憬和平、向往美好的情感，培养中学生的和平发展观点。这才是我们所倡导的主题思想。

在历史教学中，弘扬和平文化的主旋律和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从上面列举的三种讲述不难看出，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以不同的教学观去讲述，会使学生形成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对他们身心成长起着积极或消极作用。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层面，对于中学生来说，很难全面、准确把握某一事件的性质、影响，而且他们世界观尚未成熟，分析、观察问题的观点极具易变性，如果以一种片面、消极的教学观去引导他们，在其抵制错误力极低的情况下，他们会毫无防范地接受这种片面观点，一旦这种观点被他们所接受，在他们个体中产生的影响又是很深远的，因为中学时期又是他们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因此，当前中学历史课教学必须以和平文化为主流。

2,是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要求

中学历史课教学要强调和平文化，以和平文化为主旋律，不但是中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而且更是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要求。在《教学的使命一一面向21世纪的教育宜言和行动纲领)一书中指出：“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倡导国际理解教育，导通过全面教育来促进和平与民主，重申了“和平文化”的思想，反对战争和暴力，并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过去那种“只教权力史而不教知识史，只教战争史而不教文化史”的局面。又指出“和平文化是一种广泛的、多层面的和总的概念，它意味着要有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接受的精和平文化是信息的集合体，是一种道德，一种个人和集体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为人处世和作出反应的方式。

3、是我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当今世界已是“地球村”时代，国际关系已不是单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关系，而是全人类的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不只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与自然界的关系，而是全人类的问题。因此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应尽责任和义务，也是涉及每个地球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二、如何弘扬中学历史课教学的和平文化

1、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更新中学历史课教学内容，树立和平发展的历史观，以历史的“和平文化”为主流。如果我们不顾及中学生的实际认识情况，不顾及当今人类和平发展的现状，大讲特讲权力之争、暴力战争等一些所谓“斗争文化”问题，那么就势必在中学生圣洁的心灵上打下暴力、复仇、争斗、媚外、尚武等烙印，这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都是不利的，他们会用一种不健康的手段和观念来搞宗派、搞权术、搞争斗等，不利于形成和谐与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同时对中学生本身来说也不能形成健康的心理品格。特别是在当今改革开放接纳外国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时，以及国际间团结协作谋求共同发展时，强烈的民族复仇心理会对此造成极大的心理障碍，这与当前经济发展、和平共处的国际大气候相违背。

2、我们应在历史教学中适应时代需求和中学生身心发展实际，加大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知识史、文化史和发展史的含呈与比重，并贯以和平发展的理念，让广大中学生了解到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了解到世界各国的文化文明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历史的进程，以及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这样不仅充实了广大中学生的知识含量，而且还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激情、热爱人类文明的激情、热爱和平的激情，从而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和平文化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外交；和平发展；软实力；国家形象

文化外交是指主权国家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所从事的、以开展对外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的外交活动。它对建构国家形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围绕构建“文化中国”的战略大局，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实施文化外交，为实现跨文化理解，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日趋自觉、理性的中国文化外交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悠远。新中国成立后秉承这一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一幅幅动人心玄的华丽篇章。但是，由于受当时世界冷战对抗格局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开展文化外交时针对不同国家所采取和实施的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官方即政府间的文化外交方式进行的。中国不仅同有关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条约、协定，而且，还通过互派留学生、人员访问等方式，促进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则基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孤立战略而导致政府间文化外交舞台非常有限的现实，中国主要采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工作方式，争取通过积极拓展民间文化交流，来推动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开展。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家战略中心向经济工作的重大转移，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作用的日趋突出和显现，中国政府在围绕经济工作中心大力开展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和议会外交的同时，也逐渐把开展文化外交纳入到同经济、政治外交并列的外交战略总体布局中来，文化外交的自觉性、主动性空前提高，并日趋走向理性、务实。

1、文化外交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强调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时，就明确指出了“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的战略要求。以为总书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创新了邓小平的这一外交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97年l0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作为新世纪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壮大自己，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条成功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引进来’方面成绩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大战略。”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认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总书记在第10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任务。2007年l0月，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新时期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一系列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化外交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活跃期。

2、文化外交步入规范化机制化的发展轨道。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外交，不但增加了文化外交的预算经费，还积极实施了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多形式、多管道地推广中国的文化公关活动。为了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某些重大问题的关切，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中国于1983年开始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中国国务院已有74个部门建立了新闻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了91位新闻发言人。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政府也都相应地建立了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已逐步成为中国政府与国内外新闻媒介、公众有效沟通的重要窗口。此外，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执行民族、宗教、人权、国防等方面的无端指责，从1991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还以白皮书的形式，向世界周详地阐述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先后了5个《国防白皮书》、8个《人权白皮书》，对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澄清对我国的文化误读，争取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内涵和手段不断扩展丰富的中国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广泛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文化外交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充实和丰富文化外交的内涵，优化文化外交的手段和方式，从而使我国的文化外交焕发出旺盛生机和空前活力。

1、内涵不断充实和丰富。传统的中国文化外交主要以签定国家间文化交流协定、互换留学生和学术交往等教育文化交流方式展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顺应国际社会跨文化竞争的趋势，不断充实、丰富文化外交的内涵，使中国文化外交发生了与时俱进的重大变化。一是开展汉语教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工具。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正式成立。截至2007年底，210所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先后在6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或筹备建立，其中已有125所孑L子学院开班授课，海外学生总数高达4．6万人。二是增设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增设中国驻外文化中心，是为适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活跃中国文化外交的需要而实施的一项创新性举措。继1988年7月和9月，新中国首批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分别在非洲的毛里求斯和贝宁建成并对外开放后，又先后在法国、韩国、日本、埃及等多个国家建设了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外文化中心正逐步成为中国最为权威的海外文化传播平台。三是在不同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文化周、文化年活动。举办文化年、文化周，是提高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影响的重要依托。近几年来，中国已先后成功举办了“中美文化节”、“中印友好年”、“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中俄国家年”，等等。这些大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既能扩大世界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沟通与理解，也有利于文化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

2、手段方式灵活多样。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化外交手段多以对外宣传为主，手段单调，形式呆板。进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之后，中国政府一改以往文化外交被动消极的态势，开始主动出击，采用多种手段，灵活运用各种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地宣传、推介中国。一是上下联动，协力推动文化外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网络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中央和驻外机构的积极性，不遗余力地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和新途径。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文化外交基本形成了以中央为领导，“中央一省一市”三级的对外文化交流机制和中央、省与驻外机构之间的对外文化交流信息平台。二是传统媒体与现代传媒联手，合力营销中国。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利用传统媒介，如外文报纸、杂志、广播等，全面宣传中国的国内外方针、政策，而且，还积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利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通过建立网站、开辟宣传网页，开展媒体外交等方式传播中国。如中央电视台除开办了英语国际频道CCTV9和中文国际频道CCTV4两个外宣频道外，还建立了中央电视台的英语网站。三是中外媒介合作，共举文化交流大业。中国政府大力实施借船出海战略，积极拓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媒体文化交流和合作的范围，通过与国外媒体联姻，利用他国文化信息平台，多形式地宣传中国。2001年中央电视台就与美国CNN签约，借助CNN的卫星平台转播中央台，播放有关中国的新闻节目。四是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和文化产品服务。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兼具一般商品和文化特殊商品的双重属性。中国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大型国外文化演出等活动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展现“文化中国”的崭新面貌。五是积极利用举办文化展览盛会和世界重大赛事的机会宣传中国。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等活动，向世界展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形象，增强中国的世界亲和力和吸引力。

3、交往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与以往我国对夕文化交流主要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格局不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积极实施全方位的文化外交战略，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基本建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一是国家范围覆盖面广。不仅积极面向发达国家，而且，还面向发展中国家；不仅积极拓展双边文化交流，还踊跃参与国际多边文化往来。截止2005年，中国已与166个建交国家中的145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了752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二是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有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年对外文化交流量1360起，与l0年前相比增长了5倍。领域涉及文学、艺术、文物、图书、广播、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博物馆、文化援助和文化保护等各个方面。

三、助推中国软实力不断提升的文化外交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包含文化、外交等在内的软实力日趋成为世界各国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中国通过多年的文化外交活动，不但为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扩大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1、文化外交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一个国家形象的好坏往往会影响到该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同程度。消除“中国威胁论”，为我国和平发展争取一个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中国在开展文化外交的过程中，积极宣传“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与和平、发展、合作的对外政策，大力倡导“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政治理念和人文精神，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从而为消除因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的担忧、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解和尊重、创建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在《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书中就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外交使其国际形象明显改善，民意测验和对中国的新闻报道都证明了中国软实力外交的成功。”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发起及统筹的世界民研计划，对2009年4月至7月期间在全球23个地区23490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以世界平均数字计，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比美国高，分别是49％和43％；负面评价比美国低，分别是30％和38％。

2、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产业升级和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承载体，也是一个国家“软权力”的重要来源。近些年来，面对奔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产品的袭扰和激烈的国际文化市场竞争，中国根据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继续深化现有文化体制的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建设，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大力发展跨国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积极开拓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不断在创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市场上能够站得住脚的文化品牌、项目方面下工夫，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涉外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含量，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优化了我国整体的经济结构，而且增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实力，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竞争中的感染力和辐射力，提升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共享程度。

3、提高了中国外交的整体能力。一是丰富了外交的内涵。受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美苏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外交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highpolitics)问题，而忽视经济、文化、科技等“低级政治”(1owpolitics)问题。文化外交的实施，不仅丰富了中国外交的内涵，而且扭转了外交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形成了经济和文化外交两翼齐飞的外交格局，从而扩展了中国外交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二是提高了外交的功效。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具有“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政治浸润功效。通过开展文化外交，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经济、政治外交由于过于倚重“硬实力”的高强制性而带来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同时，文化外交还以其潜移默化的无形的渗透力量，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同，进而改变了中国文化输出的被动落后局面，取得了运用硬实力无法实现的文化效果和外交作用。

四、有待加强和完善的中国文化外交

实现和平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但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征程决非一帆风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控的舆论工具和霸权话语，大肆散布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言论，污损中国的国家形象，为其称霸世界，遏制中国寻求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因此，深入、持续地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是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当务之急。

1、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多边文化交往。曾经说过：“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当代外交活动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民参与国家对外活动的积极性日益凸显。传统上外交只为政治精英人物和外交专业团队所垄断的局面已随着信息时代外交知识普及化、常识化的到来而成为昨日黄花，“民意”日趋成为影响、左右一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因而，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是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而我国目前的文化外交主要是由政府直接领导的新闻媒体和文化机构为主导来开展的。尽管这可以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但也难免使活动因带上浓厚的“官方”色彩而降低其在国外民众中的可信性和客观性。为此，一是要大力发展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文化外交。与蓬勃发展的政府间双边文化交流相比，我国目前的多边文化外交尚嫌薄弱。积极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既可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又可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为创造一个民主的世界文化新秩序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同世界公民社会的文化交流。作为继主权国家、国际政府组织之后全球治理的“第三部门”，世界公民社会在用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等软实力影响、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等方面发挥着其他国际组织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在继续大力开展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的同时，我们要积极开展同世界公民社会的文化交往活动，参加由其发起、倡议和组织的一系列国际公益文化活动。这对进一步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建设性的意义和作用。

2、要进一步充实丰富文化外交的内容。文化外交的实效如何，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易言之，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决定文化外交成功与否的关键。文化外交的技巧、手段再高超、高明，但如果没有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作支持，其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影响力也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甚至是昙花一现，没有长远的生命力。

和平文化范文篇5

在北京市密云县建设“中国印”摩崖石刻和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为推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于同时期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和创意,在得到肯定和支持后,予以全面发起和大力推动的重大文化项目。目前,“中国印”摩崖石刻已于今年7月13日即北京申奥成功7周年之际正式落成,成为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的一道壮丽景观;“中华和平龙”建设的创意和设计方案在去年年底向全球广泛征集后,今年又进入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的重要阶段。可以相信,这两个文化项目的实施,一定会对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汉字,是中华文化在抽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龙,是中华文化在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长期以来一直对汉字文化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多次指出,汉字具有抽象性和形象性结合的意蕴和结构,不仅在意蕴上可以不断纳入时代精神,推陈出新,而且可以在结构上通过艺术造型,产生新的重大文化内涵,“中国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而龙文化的内涵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这可以从龙的形象是多种动物形象的合成和龙文化的民俗民风项目舞龙和赛龙舟是个人与集体力量有机融会的特殊项目这两个基本事实予以证明。这说明,无论是抽象状态意义上还是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载体,其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内在气质,而这种气质与奥林匹克精神所强调的“和平、友谊、进步”也是完全一致和相通的。因此,用“中国印”摩崖石刻和“中华和平龙”建设这样两个文化项目来体现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对接和结合,本身就具有在理念上和气质上完全相通相合的境界。

“中国印”摩崖石刻建设在北京市密云县这样一个生态县,“中华和平龙”将建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说明我们在建设人文项目时,同时追求人文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印”是北京奥组委经过征评而确定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用摩崖石刻方式建设既定的文化标志,相对而言可以推进得快一些;而“中华和平龙”的建设,首先要通过面向海内外征集创意和设计,确定能够表现中华龙“和谐共生、团结合力”内在特质的方案,相对而言其精神劳动量会更大、更复杂一些。因为,将“中华和平龙”建设在以“奥林匹克”命名的公园,标志着中华龙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永远贯通,我们有理由、有责任把精神劳动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更稳妥一些。现在,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台湾有关机构共同发起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必将把“中华和平龙”创意和设计的征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将是我们要推动的永恒事业。我相信,这一事业将在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腾飞的历史进程中,同时走向成熟和辉煌!

和谐共生团结合力

2006年10月,与建设“中国印”摩崖石刻项目的倡议一起,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以“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文化理念为主题,向海内外全面征集创意和设计,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的建议,得到了肯定和支持。2007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下文同意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开展设计工作,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于当年9月向全球,特别向海内外华人征集“中华和平龙”建设的创意和设计。

将“和谐共生、团结合力”作为“中华和平龙”建设的文化主题,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长期深度研究和大力弘扬中华龙文化精神内涵的结果。2000年是龙年,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国家体育总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一起,在海南省举办龙文化艺术节。他们于1999年年底,就组织课题组,研究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力图从理论上回答中华民族为什么以龙作为自己的象征。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应当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首先,这可以从龙的形象是诸种动物形象的合成这一事实得到证明。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将自己的各种动物图腾形象集中到了龙的形象中予以表现,黄帝的传说中也有过这方面的表述。其次,这可以从龙文化的民俗民风项目舞龙和赛龙舟是个人和集体力量完整的有机组合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在舞龙和赛龙舟中,个人的操作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必须在操作和谐中得到共生,必须在团队团结中形成合力。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多位领导同志的肯定。钱其琛同志于2000年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举办龙文化艺术节而作的《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精神内涵》一文明确提出了这一论点。以后,担任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主任委员的成思危、李贵鲜、韩启德、周铁农及叶小文等领导同志也先后撰文阐发过这一问题。

在从理论上提出“和谐共生、团结合力”是龙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力图将这一深层理念转化为艺术形象,先后于2000年年底和2004年举办了“华夏龙情”和“龙的传人”大型演唱会,并形成了由成思危、许嘉璐等同志审定的《让中华巨龙飞起来》的主题歌。2002年,时任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易建湘同志向组委会提出建设“中华和平龙”的设想,并根据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委托,连续组织了龙文化知晓程度的深度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结果证明,多数受访者肯定自己是龙的传人,但不知道为什么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一事实推动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通过建立艺术形象来传播和普及龙文化精神内涵的步伐。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的项目由此提出和发起。

追求文化主题和艺术形象的和谐统一

在确定一定的文化主题后，全面征集与此相适合的艺术创造，是国际开展大型活动的惯例。如，北京奥组委就全面向国内外征集北京奥运会会徽和吉祥物的创意和设计方案。可以预见，这种方式将会越来越普及和普遍。但是，这也会形成一个内在的深刻矛盾，即抽象的文化主题和具体的艺术形象如何能达到和谐统一。在遵循国际惯例开展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一轮征评活动时，我们也遭遇了这一深刻矛盾。

自2007年9月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开展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一轮征评活动后，在全球收到创意设计作品近70份，符合征集要求的20余份，收到支持信函600多份。从我们征集到的创意设计作品来看，其中有精彩之作，我们已评选出海峡两岸的优秀作品4件，准备予以颁奖。但即使是精彩作品，也尚未能解决以艺术形象反映龙文化深刻主题的问题。第一，如何使龙的艺术形象全面展示龙文化“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深层理念？由于形象性作品往往具有个体性，因而具有单面性，不能起到全面展示的作用；第二，在反映深刻内涵后，如何使其艺术形象的创造具有神圣、神奇、神往的风格，具有艺术震撼力和辐射力？由于用抽象状态的作品表现文化主题，虽然全面性程度高，但艺术形象的缺憾比较大。为此，我们将以追求文化主题和艺术形象和谐统一的思路，来开展“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

我们认为，以精品性的艺术形象来反映深刻的文化主题完全是有可能的。海内外的相关事实和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一轮征评活动都为我们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首先，可以通过群体性的形象，多侧面从而全面地反映文化主题。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就用5个福娃共同表现主题；同时，也可以用较抽象性的图案来反映较为全面的主题。因为具象形态的作品反映主题一般单一，抽象形态的作品反映主题的涵盖面较大。如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其设计相对抽象，但涵盖了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和理念。但是，无论用群体形态还是抽象形态的作品反映文化主题，都应贯彻创新精神并融入时代元素，这就要求作者深刻开掘主题并全面理解时代精神，这实际是能够以精品性的艺术形象反映深刻文化主题的前提和基础。

本着上述理念和理解，我们将全力投入到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中去，以求在中华和平龙项目的运作过程中达到预期目标，为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做出贡献。

加强两岸中华文化理念上的交流与合作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于今年5月共同发起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活动,各自负责海峡两岸的中华和平龙建设活动的宣传和运作。根据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委托,有关台湾人士已向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寄送了有关中华和平龙的一件雕塑创意和平面照片;一首主题歌;一件书法作品,并将来京参加“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仪式。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合作基于双方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双方都一致认为,为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和谐相处,必须达到双方在文化理念上的深度沟通。因而,双方都要弘扬中华龙文化的“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精神。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已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2000年底,双方发起了《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即在全国各行政区域的名胜古迹处采取原质土壤,送到北京,制成特型地图――《中华故土地图》,予以安放。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在连战先生等一批重要人士题词支持下,于2001年1月1日在阿里山采取原质土壤,于当年3月2日(即习俗中的龙抬头日)送到北京长城脚下,参加两岸汇土仪式。2003年,央视春节晚会以艺术形式报道了这一重大活动;2003年正月初一,汇聚了台湾同胞送来的原质土壤的第一块《中华故土地图》文化标志被安放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之所以有这样的重大举措,是因为双方对中华大地文化有着共通的认识。双方一致认为,“聚沙成塔,汇土成地”是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深刻体现。这种精神,孔子也有过经典论述。《论语?子罕》中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这一含义在传说由孔子整理的《尚书》中成为经典性的成语“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整体的意思是,缺少一筐具体的土,就不能汇成高山。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这种大地文化,双方共同组织了《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

在中华经典《易经》中,开首就是乾坤二卦,分别以龙寓天,以马寓地。中国人所说的龙马精神就是从此而来。在组织了汇土活动后,再组织弘扬中华龙文化活动,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天地人合一精神和龙马精神。而中华龙文化“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与“聚沙成塔,汇土成地”的中华大地文化完全是一脉相通的,共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与和合。

龙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这可以从两个基本事实得到证明。第一,龙的形象是诸种动物形象的合成。古人说过,龙“角似鹿,头似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说明中国人民是在发展过程中,将各种动物图腾集中在龙身,使龙成为中华民族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象征;第二,舞龙和赛龙舟是民俗民风中龙文化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在舞龙和赛龙舟中,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完全融入集体合力中,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个人和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得到了最充分的融合。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团结合力精神也是和谐文化的充分体现。

从2000年起,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始终弘扬并强调这种龙文化的深层理念。支持和参加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活动的多位国家领导同志都撰文阐述过这一理念。在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的重大历史时刻,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高度认同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提出的这一理念,并共同决定,以此理念为内核和指导,开展“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在共商中华和平龙建设文化理念过程中体会到,“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龙文化精神内涵是对海内外华裔同胞骨肉亲情、血脉相连的反映和体现;是对中华民族从来具有但在2008年特别体现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的反映和体现;是对中华民族情义无价、大爱无疆价值观的反映和体现。在“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开展全过程中,应坚持这种文化理念和高度。坚持“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文化理念和高度,能够使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明白自己为什么是龙的传人,明白中华民族为什么要以龙作为自己的群体象征,从而提高文化自觉性,增强文化凝聚力,加强海峡两岸同胞的交流和沟通,加强海内外华人的交流和沟通,加强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的交流和沟通。在“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开展全过程中,坚持这种文化理念和高度,就是坚持使中华和平龙的艺术形象具有更为深刻和丰厚的内涵,不至于流于肤浅和片面。这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在此过程中也认识到,将深刻的文化理念转化为艺术形象有着很大的难度,将深刻的文化理念转化为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有着更大的难度,需要参与者具备更高的激情,更强的意志。为此,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呼吁海内外华裔同胞和国际友人,积极参加“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献出自己的心智来创意和设计,使中华和平龙真正能够建设成为和谐文化的体现和象征。

2003年春节，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从海峡两岸汇土制成的第一块《中华故土地图》文化标志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正式安放。

致力于深度文化的沟通

中国印摩崖石刻已经在北京市密云县建成,中华和平龙建设目前进展到了什么阶段?

中华和平龙建设更致力于海峡两岸同胞、海内外华人的深度文化沟通,更致力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深度文化沟通。这两个项目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同时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的。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分别指导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也说明,后一个项目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项目,时间可以相对长一些。同时,用摩崖石刻方式展示中国印,已有了中国印的设计方案;而中华和平龙建设,首先需要汇集全球的创意和设计,形成精品方案。将中华和平龙建在一个用“奥林匹克”命名的公园里,必须致力于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度沟通,以此标准筛选出设计方案进行建设,才会具有长效性。

将中华和平龙建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有什么深度内涵?

和平文化范文篇6

【英文摘要】Asurveyofthethousandsofyearsof

我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对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考察后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中销声匿迹而绵延不绝、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远征的力量。[1]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论调。《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地位，“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中国可能赶上来。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礼·加腾(JeffreyGarten)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针对这一论点，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国势日盛，对他国的土地与资源并无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回顾历史，中国式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一直是指向和平的。“亲邻善友，国之宝也。”[2]和平主义精神便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宣讲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反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崇尚和平的事实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实也不胜枚举。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学者和西方学者，可以赞扬中国人的深刻、广阔、单纯、恬静、勤俭等美德，似乎还很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和平之邦。[3](P34)特别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接触常常是通过战争形态表现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点“好感”，被一扫而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残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个结论：恐怕实在难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以及相关资料，然后重温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对这一问题便有所厘清：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并通过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尽管这种延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绵延不断地得以保持。被誉为“世纪的智者”的大哲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罗素所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4](P154)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非常骄傲，以致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诚如罗素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4](P154)。按罗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习而成瘾。中国历史上虽征战连绵，但老百姓是天生爱好和平的。罗素接着论证了这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了一个自残逃避的新兵……他们和平主义扎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4](P154)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P30)韦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默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5](P32)因此，和平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脉络。

综观中国历史，除却一些失常的行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中，多半是因异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战；抗战胜利，亦能适可而止，以穷兵默武为戒。中国自秦以来屡筑长城就是明证：长城是由历史命运铸成的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汉时，有个叫陈汤的，他以单车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遗族这支强敌，回到朝内，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欢迎，还受到种种责难。就是因为中国有“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这理想便代表一种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国人至少在士人阶级，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最终也落得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名将，立大功，建大业，但重文轻武的传统始终没变。在历史上能不朽的军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将之风，国人视班超高于李广、卫青，其故在此。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亦受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轻武的传统，虽曾使中国流于文弱，但正是这文弱之气，成就了中国和平主义之源。

二

任何精神气质的获得，都离不开具体的土壤。和平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质，更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形成的基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于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轻。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越大也越深，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我国黄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文明。与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蓝色文明相比，黄河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视。西方政治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地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的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对完满和谐的和平精神的追求。

(二)社会环境的制约

社会环境的制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的制约。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比照斯密之术语“商业之系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之系统”[5](P39)，农业民族与商业民族、游牧民族的不同，在于商业民族好竞争，游牧民族好争斗，而农业民族自耕自食所以好和平。农业民族不但要居有定所，耕种也需有定时，因此，最怕骚动和变乱。一旦战事兴起，往往流离失所，不得耕种，影响民生。因此，中国农民的最高要求就是过太平日子。金耀基在对中国人人格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到农业社会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认为，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这形成了中国人顺乎自然的人生观，他们把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种种安排视为天经地义，很少去改变世界。金耀基借用冷纳的术语，称为“闭固性人格”，这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性人格”相反。[3](P36)此外，在技术尚未进步的时代，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每遇丰年，农民便对上天感恩报德；遇到灾年，便要进行祈祷，这也有助于培养和平精神。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对文化的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战斗君主军事上的神性和巫师的和平主义的神性是否能结合于一人之手。[3](P38)而在中国，这种决定作用却偏向于后者，诚如马克斯·韦伯随后所指出的，中国的君主是一个大祭师，是凭借古老天生的神性进行统治的。这种巫师般的神性恰恰是和平主义的。[3](P38)

2.思想观念的提倡。人类所以不能和平，战乱连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之争及对资源的占有。权力欲是人类最常见最具潜力的动机。古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而以权力禅让为政治崇高道德。尧舜禅让，数千年来传诵不绝，奉为圭臬。孔子也曾有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孟、荀也都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到了宋明理学，更主张以通过心性的工夫，彻底超化权力欲，这便为和平主义在中国的延续提供了思想上的教化。“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早已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中庸”与政治的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上。中庸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它要求执政者“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和为贵”)的价值目标。在评价中庸思想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庸等同于折衷主义，把中国古代官场讲求不偏不倚的折衷倾向理解为中庸之道。应该说中庸思想倡导的崇尚和平，讲究信义，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的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对调适、化解、规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利益冲突中频繁动乱乃户至消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国人性格的影响。中国之热衷于和平，实乃是中国人性格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海外学者和西方思想大家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在对中国人性格进行一般性观察时列举了辜鸿铭、史密斯、威廉姆斯和美国汉学家亚瑟·莱特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观点，莱特提到了中国人的13种性格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与人无争。[3]正是这样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取向。罗素也提到中国人性格不利于战争而有志于和平的方面。他的一位北京友人向他展示的一些画，令他印象十分深刻：苍鹰捕雀，鹫栖大枝，水鸟傲立于冰雪之中。罗素认为，这些画表现了中国人的善于体恤，这种性格不利于战争。[7]罗素还同时提到中国人性格中的宽容和忍耐精神，并对这两种精神表现出极大地惊讶，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但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中国人的忍耐了。正是这两种精神形塑着中国人的性格，使中国趋向和平而不是战争。

4.本土宗教的渗透。佛教戒杀生，慈悲为怀，在崇尚和平这一点上，较之中国正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便逐渐渗透到民间，至隋唐曾盛极一时。佛教的基本精神，于是为正统文化所吸纳，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唐以后多年，佛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不在本土文化之下，这从佛寺的数目和孔庙数目的比较中可明显看出。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曾有效地培养了和平精神，这是绝无可疑的。在宗教的影响中，儒教和道教也无处不在地渗透着和平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在其所著《儒教和道教》一书中有透彻的论述。马克斯·韦伯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种像禁欲的新教教义那样的精神气质。用韦伯的话来说，“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5](序)这两种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一种是消极适应，一种是积极支配；一种是秩序，一种是反秩序的。对于儒教的这两种理性主义，陈秀同说：“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民。”[5]正如这句话所显示的，儒教的理性主义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罗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虽然革命和战争时有发生，但往往不甚激烈，这是因为儒教的平静观起了重大作用。[4](P31)他又指出，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兵祸之灾没有我们厉害，那就是因为儒学的缘故。[4](P31)尽管罗素的观点有点武断和偏激，但儒教内含的和平主义因素却是不容置否的。和儒教一样，传统道德也具有和平主义的精神气质。道教引导人们隐匿于世的方式或作为隐士离群索居于山林，以保全一己的纯真与谦逊。在韦伯看来，这种精神是与鼓励人们跳出狭隘的生活圈子到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才能的创业精神背道而驰的。[5](序)

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富含和平精神，中国的传统社会也足以培养和平精神。但一部世界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那么，如何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种和平主义精神成为世界的和平主义，便是每一位关注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学者要探讨的理论课题。诚如罗素所言，中国人摸索出的富含和平的生活方式，已沿袭了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4](P7)站在新世纪的前沿，重新审视近百年前哲人的明导，便知中国之和平对于世界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余秋雨.行者无疆·在浙江大学第九届登攀节开幕式上的演讲[Z].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2.

[2].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7-11-3(1).

[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5]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宝译)[M].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和平文化范文篇7

【英文摘要】Asurveyofthethousandsofyearsof

我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对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考察后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中销声匿迹而绵延不绝、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远征的力量。[1]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论调。《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地位，“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中国可能赶上来。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礼·加腾(JeffreyGarten)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针对这一论点，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国势日盛，对他国的土地与资源并无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回顾历史，中国式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一直是指向和平的。“亲邻善友，国之宝也。”[2]和平主义精神便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宣讲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反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崇尚和平的事实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实也不胜枚举。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学者和西方学者，可以赞扬中国人的深刻、广阔、单纯、恬静、勤俭等美德，似乎还很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和平之邦。[3](P34)特别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接触常常是通过战争形态表现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点“好感”，被一扫而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残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个结论：恐怕实在难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以及相关资料，然后重温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对这一问题便有所厘清：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并通过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尽管这种延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绵延不断地得以保持。被誉为“世纪的智者”的大哲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罗素所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4](P154)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非常骄傲，以致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诚如罗素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4](P154)。按罗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习而成瘾。中国历史上虽征战连绵，但老百姓是天生爱好和平的。罗素接着论证了这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了一个自残逃避的新兵……他们和平主义扎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4](P154)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P30)韦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默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5](P32)因此，和平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脉络。

综观中国历史，除却一些失常的行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中，多半是因异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战；抗战胜利，亦能适可而止，以穷兵默武为戒。中国自秦以来屡筑长城就是明证：长城是由历史命运铸成的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汉时，有个叫陈汤的，他以单车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遗族这支强敌，回到朝内，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欢迎，还受到种种责难。就是因为中国有“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这理想便代表一种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国人至少在士人阶级，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最终也落得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名将，立大功，建大业，但重文轻武的传统始终没变。在历史上能不朽的军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将之风，国人视班超高于李广、卫青，其故在此。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亦受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轻武的传统，虽曾使中国流于文弱，但正是这文弱之气，成就了中国和平主义之源。

二

任何精神气质的获得，都离不开具体的土壤。和平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质，更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形成的基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于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轻。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越大也越深，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我国黄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文明。与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蓝色文明相比，黄河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视。西方政治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地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的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对完满和谐的和平精神的追求。

(二)社会环境的制约

社会环境的制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的制约。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比照斯密之术语“商业之系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之系统”[5](P39)，农业民族与商业民族、游牧民族的不同，在于商业民族好竞争，游牧民族好争斗，而农业民族自耕自食所以好和平。农业民族不但要居有定所，耕种也需有定时，因此，最怕骚动和变乱。一旦战事兴起，往往流离失所，不得耕种，影响民生。因此，中国农民的最高要求就是过太平日子。金耀基在对中国人人格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到农业社会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认为，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这形成了中国人顺乎自然的人生观，他们把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种种安排视为天经地义，很少去改变世界。金耀基借用冷纳的术语，称为“闭固性人格”，这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性人格”相反。[3](P36)此外，在技术尚未进步的时代，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每遇丰年，农民便对上天感恩报德；遇到灾年，便要进行祈祷，这也有助于培养和平精神。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对文化的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战斗君主军事上的神性和巫师的和平主义的神性是否能结合于一人之手。[3](P38)而在中国，这种决定作用却偏向于后者，诚如马克斯·韦伯随后所指出的，中国的君主是一个大祭师，是凭借古老天生的神性进行统治的。这种巫师般的神性恰恰是和平主义的。[3](P38)

2.思想观念的提倡。人类所以不能和平，战乱连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之争及对资源的占有。权力欲是人类最常见最具潜力的动机。古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而以权力禅让为政治崇高道德。尧舜禅让，数千年来传诵不绝，奉为圭臬。孔子也曾有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孟、荀也都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到了宋明理学，更主张以通过心性的工夫，彻底超化权力欲，这便为和平主义在中国的延续提供了思想上的教化。“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早已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中庸”与政治的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上。中庸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它要求执政者“执其二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实现和谐(“和为贵”)的价值目标。在评价中庸思想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庸等同于折衷主义，把中国古代官场讲求不偏不倚的折衷倾向理解为中庸之道。应该说中庸思想倡导的崇尚和平，讲究信义，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群体的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对调适、化解、规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利益冲突中频繁动乱乃户至消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国人性格的影响。中国之热衷于和平，实乃是中国人性格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海外学者和西方思想大家都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在对中国人性格进行一般性观察时列举了辜鸿铭、史密斯、威廉姆斯和美国汉学家亚瑟·莱特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观点，莱特提到了中国人的13种性格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与人无争。[3]正是这样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价值取向。罗素也提到中国人性格不利于战争而有志于和平的方面。他的一位北京友人向他展示的一些画，令他印象十分深刻：苍鹰捕雀，鹫栖大枝，水鸟傲立于冰雪之中。罗素认为，这些画表现了中国人的善于体恤，这种性格不利于战争。[7]罗素还同时提到中国人性格中的宽容和忍耐精神，并对这两种精神表现出极大地惊讶，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但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中国人的忍耐了。正是这两种精神形塑着中国人的性格，使中国趋向和平而不是战争。

4.本土宗教的渗透。佛教戒杀生，慈悲为怀，在崇尚和平这一点上，较之中国正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便逐渐渗透到民间，至隋唐曾盛极一时。佛教的基本精神，于是为正统文化所吸纳，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唐以后多年，佛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不在本土文化之下，这从佛寺的数目和孔庙数目的比较中可明显看出。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曾有效地培养了和平精神，这是绝无可疑的。在宗教的影响中，儒教和道教也无处不在地渗透着和平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在其所著《儒教和道教》一书中有透彻的论述。马克斯·韦伯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种像禁欲的新教教义那样的精神气质。用韦伯的话来说，“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5](序)这两种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一种是消极适应，一种是积极支配；一种是秩序，一种是反秩序的。对于儒教的这两种理性主义，陈秀同说：“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民。”[5]正如这句话所显示的，儒教的理性主义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罗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虽然革命和战争时有发生，但往往不甚激烈，这是因为儒教的平静观起了重大作用。[4](P31)他又指出，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兵祸之灾没有我们厉害，那就是因为儒学的缘故。[4](P31)尽管罗素的观点有点武断和偏激，但儒教内含的和平主义因素却是不容置否的。和儒教一样，传统道德也具有和平主义的精神气质。道教引导人们隐匿于世的方式或作为隐士离群索居于山林，以保全一己的纯真与谦逊。在韦伯看来，这种精神是与鼓励人们跳出狭隘的生活圈子到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才能的创业精神背道而驰的。[5](序)

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富含和平精神，中国的传统社会也足以培养和平精神。但一部世界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那么，如何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种和平主义精神成为世界的和平主义，便是每一位关注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学者要探讨的理论课题。诚如罗素所言，中国人摸索出的富含和平的生活方式，已沿袭了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4](P7)站在新世纪的前沿，重新审视近百年前哲人的明导，便知中国之和平对于世界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余秋雨.行者无疆·在浙江大学第九届登攀节开幕式上的演讲[Z].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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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5]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宝译)[M].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和平文化范文篇8

关键词：和谐世界理念和谐社会和平与发展体系构建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价值的外交构想既要源于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认识，又要具备对国际关系的反思。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西方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结构，权衡“软权力”与“硬权力”的相对重要性。“和谐世界理念”正是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增强中国软实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试图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系统研究，着重探讨理论来源，挖掘其时代背景，再思其体系构建。

一、理论溯源

20p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在讲话中，提出r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和谐世界理念率先由中国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源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特质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横摄于各个时代的各务实派思想文化之中，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形式。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包容和仁爱的精神以及和为贵的处事哲学等方面。这些内涵无不包含着和谐、和平的理念，在古代就成为国际关系中处理民族及国家间关系的法则。“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也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全球化加速发展，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在联合国首脑会议_仁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正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和合”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必然演化。中国提出这一理念，旨在依此向世界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其次，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建国初期，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以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此后，以和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继续坚持独立自卞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推动自身和世界的发展放在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E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i皆世界”新理念，显示r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交政策的鲜明特点。既是对我国传统外交政策继承和升华，义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标的进步性、崇高性和创新性。

再次，是中国对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

美国总统一肯尼迪曾在1969年评论说:“人类必须避免战争，否则的活战争就会毁灭人类。”肯尼迪的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战争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而出现的，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出现战争的年数远远超过和平的年数二在核武器时代，一旦爆发核战争，战争的死亡人数将会从每年百万飘升至瘫分钟百万，完全有可能毁灭人类。指出:“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正是源于对人类战争灾难以及战后国际关系演变的深刻反思，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构想，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反映了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寻求发展的愿望，契合了时代主题。

第四，是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并认为:“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二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川<}uu“人们都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一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间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贵任。此后，邓小平运用马克澎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站在全球发展的制高点，纵观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幻，根据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准确预测，提出了战争在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将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今世界，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中国也清楚地看到，世界上仍存在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人类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只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就能够逐步实现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理论，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思想，希望通过构建“和谐世界”，使世界各国在和谐的氛围中，加强团结与合作，为建设世界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谋求世界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

二、时代背景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孤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严重阻碍了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霸权主义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文明冲突论”、“单极稳定论”、“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等一系列论调的出现，仍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冷战后积极鼓吹美国治下和平的霸权理论，欲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实力，企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对持不同理念的国家经常挥以大棒。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委内瑞拉政变到朝鲜、伊朗核间题;从邪恶轴心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无端指责;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美国霸权的影子。正如乔治·索罗斯所批评的:“开放社会承认人们有着不同的观点，谁也不能掌握最终真理，而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则断言，正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所以我们更有道理，因此也更有权力。f6l<ca”因此，如何制约霸权主义，构建有利于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秩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其次.和谐世界理念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国际延伸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相互关联。如果国内社会失调，对外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就缺乏说服力。因此，内构和谐社会是外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同时，外部环境同样影响内政的建设，和谐的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外部条件。如果我们面临的外部世界总体趋向和平与发展，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会顺利的进行;相反，如果外部世界不稳定，甚至爆发大的战争，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目标，随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建设和谐社会就成为国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在总结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内构和谐社会、外推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理念。从而把我国自身发展与促进外部环境的和谐统一起来，保证了我国治国理念与外交思维的统一，防止了外部事务与国内建设可能出现矛盾;同时进一步明示了我国的外交理念，减少了因不确定因素而引起的误解的可能。

再次，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望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严重威胁世界的安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问题，要解决这两大问题，既得要和平，更得谋发展，两者缺一不可。在新世纪、新阶段这一理念仍然适用。近年来，由于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造成了新的国家和地区陷人战争漩涡之中。因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与反恐怖而引发的冲突相互交织;发展也面临许多困难，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但这些挑战都改变不了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主流的现实。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总体保持稳定，利益相互交织。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深人发展也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局势仍将保持总体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但局部战争、局部紧张、局部动荡仍会持续，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并不和谐。面对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让世界少一些战火，多一些安宁;少一些贫困，多一些富足;少一些对立，多一些合作。“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别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正是顺应了时展的基本潮流，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诉求。

第四，和平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要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多亿美元，已经发展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0综合国力的巨大发展，是中国政府外交心态变化和外交理念转型的基础。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的心态，即“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种“受害者心态”妨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自信日益增强。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指出:和谐外交的基础是实力与自信。没有实力，人家就不会跟你搞“和谐”。·一中国抛出上百亿美元采购欧洲与美国的大批客机，对伊朗和印尼进行上千亿美元的能源长远投资，这种运用经济财力资源来推动政治外交关系的情况，是以往中国外交所不可想象的。川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也是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s1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融人国际机制，从现有秩序的批判者转变为有保留的认同者和建设性的融人者。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以行动证明自身的努力，通过积极参与制订、修改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制度建设，改变当前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和谐世界理念向世界表明，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政治上将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经济上也会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回馈。中国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三、体系构建

为在世界推进和谐世界理念，使其效能最大化，有必要做出新的尝试。

首先.平要改革外交思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机制

中国对外交往的目的与美国不同。美国追求的是利益全球化，向世界推销其硬权力主导下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试图使世界各国都臣服于其霸权体系下，并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的国家;而中国推行的是和平外交，其目标是塑造中国形象和营造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追求“和为贵”的境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应将和平外交提升至战略高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体系，使其成为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强大推动力，以此来践行中国和平外交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新的和平外交思维。它凸现了在一个“无序世界”里，“霸权稳定论”不能一统天下，国际体系需要平衡、需要和谐。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当今世界开出的一剂“良药”，体现了新理想主义的精髓，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必将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和谐世界理念”正可以成为构建中国和平外交机制的逻辑起点。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谐世界理念是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延伸。必将有助于改变世界民众对中国发展的一些错误认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有助于我国占据国际道义的至高点，反制美国的民主化战略;有利于遏制“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局面;有利于我国更好地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

其次，必须主动出击，利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影响力、亲和力和吸引力，力促‘，和谐世界理念”在世界流行中国战略文化涵养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感情。其主要内核—“和合”与“中庸”的思想更是博大精深。“和合”强调“和而不同”与多元共存，崇尚“和为贵”，反对战争和征伐;“中庸”强调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种“中和”内涵决定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质和外交哲学本质必然是“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统一，为和谐世界理念在世界的流行提供了哲学依据。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也造成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保守和内向的倾向，体现在外交领域就是缺乏先人一步的主动出击战略。“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外交的基调，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口敛以及谦和的姿态，但是这种外交政策在规避一定风险的同时，也给中国外交造成一定程度的被动。

和谐世界的理念虽好，可以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出路，是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你不去主动向r比界表达、宣传、解释，就有可能被别国错误解读。与其可能被别人错误解读，不如自己主动出击，对原有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并阐述“和谐世界”的理念就体现了某种改变的迹象。‘但笔者认为力度还不够，不仅是高层领导，学者和民间也要动起来，要通过学术与民间交流来加速这一进程，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强化公共外交来推行这一理念。

再次，积极推动并强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作用，规范国际行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谐的基础，但民主并不等于和谐，要强调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和制度，尊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现代国际法的主要准则，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法文献中。它们是体现国际关系民主原则的制度保证。这些准则包括: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等。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国际法基本准则凝聚了现代条件下各国公认的世界民主、平等正义的国际道德。实践一再证明，只有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能有效保障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之，国际关系就会陷人紧张、动荡之中，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就会受挫。公务员之家:

因此，我们强调建设和谐世界，就要严格遵守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尽管其基本是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体现了大国的观念和权力，但是基本可行、相对合理，我国也从中受益。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伸张正义的原则，在维护的基础上改善、创新，使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同时，促进自际关系的民主化。

最后，树立“新安全观”，构建集体安全机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两种因素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疾病和自然灾害等成为威胁全球安全的主要因素。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现实也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旧安全观，特别是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旧安全观，是世界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应该携手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新安全观以互信为本，反对依靠军事同盟和增强军备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主张互利原则，反对以牺牲他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追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以平等求安全，主张各国加强安全问题.上的相互协作，保障共同安全和世界和平。

和平文化范文篇9

关键词：“和合”思想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和平与发展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与内涵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

“和平发展道路”，最初又称为“和平崛起道路”，是我国理论界首先提出和讨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03年l2月10日，总理在哈佛大学讲演时第一次向外界明确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随后在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

可以看出，“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角色和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阐释我国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这条道路的基本内涵，有很多争论，综合各家研究成果，其主要有三层涵义：

第一，和平发展道路提出的国际背景：从2O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中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样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在这样一个客观国际环境中，中国能够、也必然实现“和平的发展”(developinpeace)。

第二，中国发展道路的方式：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对内，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外，通过扩大开放，和平地利用国际资源。这就是“和平地发展”(developpeacefully)，也是“和平发展”最核心的内涵，是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三，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不是对外侵略、扩张；发展的中国永不称霸，将会更好地维护和平，即“为和平而发展”(developforpeace)。由此可见，作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中国不仅没有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反而找到了一条更适合中国发展，更加有利于促进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和平道路。

二、“和合”思想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传统渊远流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即“和合”思想之上。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它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和合文化所提供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辩证思维视角，对国际关系中的沟通与理解，和平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基于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

(一)和合方法与和平发展道路

l、和合生生法与“全面的”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生生法，既新生命、新事物不断化生。新生命、新事物不断创生是多样的，变易的，和合生生法的价值目标、终极目标并不追求一个唯一的、绝对的、至极的形而上本体，也不追求一个否定多样、多极的“中心”或实体的统一性。它是多样、多元的融突协调法、和谐法，故“和实生物”。和合不是否定矛盾，它承认冲突，但冲突必须经过融合，才能新生。在对立面的“均衡”、“中和”和“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和合”和“协同”的作用。而中国要和平发展就意味着必须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五个统筹”的要求，建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同时，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和平发展道路”内在地要求我们考虑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很多矛盾，需要用统筹兼顾的办法来处理。同时，尊重其他国家根据自身国情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

2、和合创新法与“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创新法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打倒一方的单一方法、唯一法，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互补法、双赢法。任何事情，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交往相处，都要以此为原则。并育并行，就是共同发育、共同进行，互动互补，相得益彰，而不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单育单行。并育并行所遵守的原则是“不害”、“不悖”。不害不悖就能互补、双赢地创造繁荣的境界。中国要和平发展，意味着要走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大家庭发展之路”，即扩大双方“共守的规范，共享的理念，共有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发展中与它国的摩擦。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应追求共赢，而非零合式的结果。当今国际社会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共同的全球性威胁——跨国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等，各国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对话机制，共同创建一个共赢的相互依赖的体制，那些“一国称霸天下”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胸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和平发展之路会有效地促进全世界的发展与繁荣。

(二)和合原理与和平发展道路

1、“和合”思想的原理

张立文在他的和合学的相关论著中，提出了有关“和合”思想的五大原理，来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这五大原理是：和生原理、和处原理、和立原理、和达原理及和爱原理，它们的主要含义如下：

和生原理：“和生”就是要尊重大自然的各生命体，使其持续发展而不加损害，使其生生不息而繁荣昌盛，使每个生命体都有一个最佳的生存环境。各生命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使它们最终导向和合。和生必然有竞争、斗争、冲突，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但这种竞争、冲突必导向和谐、融合，即融突而和合，意蕴着新的生命基础上的和荣和富，这就是“天地之大德日生”的和生原理。

和处原理：要尊重自然、社会的各生命体，就关系到各生命体之间的相处问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文明与文明，都处在各种形式的共处中，并在共处中生活和活动。人们想自己生存，也要让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生存。人们相互共处，但由于各自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素质的差异，也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们必须以“温、良、恭、俭、让”的规范自律，以和而不同心态和处，这就是在“和而不同”中的和处原理。

和立原理：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形式。不能唯我独尊、强加于人。和立意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接纳自然、社会、他人与不同文明按适合于自己特性的生存方式生存或发展，求多样、多元的和生、和处，这就是和立原理。

和达原理：世界是有差异的存在，要允许并承认他人、自然、社会及各国、各民族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和达是在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模式的融突中获得协调、平衡、和谐，以实现共同发达的目标。

和爱原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原理的基础和核心是和爱，也就是说对于自然、社会、文化也像爱自己一样。

2、和合原理与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学理论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呼吁共存共荣、多元互补、以开放的心调，接纳自然、社会、人生、心灵和文明，并按其自身的特性存在和发展，强调人对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意识和爱人爱物的仁爱精神。

有着自身特征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作为面临诸多难题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外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与合作，处处体现着和生、和处的思想；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广泛合作、互利互赢的发展道路。在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使中国获得了资金、先进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和达”理论还有助于推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而“一国两制”理论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理论构成，正是在“和达”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在统一大业中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使中国的国内环境更加稳定，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以“和”的思想来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强调求同存异、和谐共存、相互借鉴，而不是非此即彼，更不是你死我活。正如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时所讲的，中华民族历来酷爱和平、崇尚和睦，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的，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和合”思想理念指引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将深人人心，逐步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可、接受，但中国和平发展之路既面临着诸多机遇，也会遇到许多挑战。公务员之家:

和平文化范文篇10

关键词：和平教育；意义；基本理念；素质要求

1和平教育的内涵

和平可以被定义为在人类生活的个体、群体层面上表现出的精神、社会、政治、道德和精神状态。和平教育是运用教育的手段解决校园的欺凌、国家内部的区域冲突、种族矛盾，国家之间的战争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冲突，和平教育最终结果是人类从以自私、好斗、自我为中心、向以尊重生命、坚持基本善恶观等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和平教育在内容和过程上具有多维性和整体性，和平教育的内涵包括：人权教育、全球教育、冲突解决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环境教育等。1．1人权教育。人权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适性和道义性，是它的两种基本特征。在1948年联合国宣布《世界人权宣言》之后，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普遍将人权的概念引入教育内容中。人权教育有助于和平，尊重基本的人权为现代民主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尊重人权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在当今主流社会的宪政体制中，宪法一般都将人权明细化和法制化。但是人权作为“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宪法的作用是保障和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通过人权教育使学生认识到人权是自己最基本的权利，例如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公正权，建立尊重人权的价值观，既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不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1．2全球化教育。全球教育被定义为能够帮助个人学习和关心其社区之外的世界，并超越文化条件、种族中心观点、看法和行为的所有计划、项目、研究和活动。全球教育理事会将全球化教育定义为“负责任地参与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的教育”。全球化教育应该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确立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核心价值和普遍原则；全球化教育是面向世界的，在生态、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每一个人都是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全球化教育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1．3争端解决教育。在个人之间，以及各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及时化解矛盾争端是和平教育的重要内容。争端解决教育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安全而有建设性的环境；促进学生的情感发展。教导学生成为和平缔造者，包括创造一个合作氛围，当产生矛盾争端时鼓励各方达成彼此可接受的解决分歧的办法。争端解决教育重在对青少年的性格培养，学习管理情绪的能力以及各种危机场面的处理技巧，例如及时的沟通交流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由于误会产生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充分的沟通交流化解，以达成争议双方共赢的解决方案。良好的情绪管控能力，许多矛盾争端的产生以及扩大，是由于情绪失控乃至出现双方都不利的局面，通过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为矛盾争端解决创造良好的基础。1．4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是在多元文化国家或人口文化多样的国家开展的教育运动。我国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的风俗习惯不同，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如何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者群体相处就显得非常重要。多元文化教育通常被定义为“帮助学生理解和欣赏文化差异和相似之处，并认识到不同群体的成就”。多文化视角的教学不仅鼓励学生欣赏和理解其他文化，也鼓励学生了解自己的文化。它促进个人认同自己的文化背景，同时能够接受他人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文化教育使学生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差异和共性，消除本土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接受并且尊重不同文化的个人和群体。1．5生态教育。生态教育是关于环境、为环境而教育以及通过环境进行的教育。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的恶化，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环境破坏的影响：土地、空气和水的污染；森林和其他资源的枯竭；以及全球变暖。生态教育逐渐在受到重视是对生态危机在教育上的回应，人们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需要改变。生态教育寻求赋予人们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和新的价值观，使他们能够与自然和平相处，以便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以和平为导向的生态教育教导人们要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提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和平教育的现代意义

2．1和平教育与道德教育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根本途径。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不仅要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要提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在道德教育领域，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关注人的需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进行主体性道德教育，它体现了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提出的要求，这与和平教育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世界主要宗教传统、人道主义伦理、甚至原始的道德体系都阐明了激励争取和平的原则。基本的道德原则包不仅包括尊重人的生命，还包括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形式。2．2和平教育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平教育从长远来看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过和平教育为许多问题提供非暴力、人道和生态的解决方案。战争是全球安全的主要危险，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它已经给无数代人带来了而且正在给许多地区人们带来不幸。战争导致了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暴力的合理化，如战时强奸和性奴役和种族灭绝。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战争成为追求国家利益的合法手段。战争还带来许多其他负面因素：增加军事力量、发明更尖端和更具破坏性的武器、发展间谍技能和技术和对敌人使用酷刑等。和平教育挑战了战争无法避免的长期信念，即暴力是人类天生固有的。和平教育改变社会公众对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心态，并且提供可以解决矛盾分歧的替代方案，防止人类社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2．3和平教育是人格完善的重要内容。人格完善是指一个人不断认识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结果。当遇到矛盾纠纷时，能够采用和平的方式处理是人格完善的重要表现。通过和平教育使人认识问题更加深刻，避免片面化地认识问题，掌握各种争端处理的技巧，可以调节个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和平教育使人们明辨善恶，在处理各种事务上更加豁达，不会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认识到自己对家庭、他人和谁的义务与责任，从而正确选择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

3和平教育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