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范文10篇

和平范文篇1

我小时候生活在西部边疆，因为靠近苏联，能真实感受到它的威胁。当时就想，苏联会不会一直强大？如果能改变苏联人的思想，他们强大的武力就沒有用处了。小孩的想法很幼稚也很狭隘，但苏联最后的发展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一个强大的帝国一旦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丧失了其力量，虽然还有军事力量，但却不再有威胁。美国难道不会这样吗？在强大得似乎不可战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其衰落的开始。虽然美国还拥有超强的物质实力，但这种实力却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吸引力”，如果世界不再愿意“证明”其强大，这种强大也就不存在了。软力量和硬力量是可以转化的，丧失软力量意味着硬力量也将随之丧失。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越来越依靠“概念”来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如果概念不被认同，如果不能吸引众多的商品生产国去“搭便车”，美元还会是世界货币吗？软力量的削弱必然会影响美元的地位，一旦美元丧失了其金融霸权，这个现代罗马帝国将更快走向衰亡。

有学者指出美国战略家最害怕的是中国“软力量”的兴起，这种判断非常到位。这些战略家很清楚其现实利益和当今主导文化的关系，一旦它们被取代，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美国战略家担心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害怕他们假借“民主、自由”的本质被人揭穿，另一方面又害怕假借的东西被更深厚的文化所覆盖。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是底气不足，既然是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为什么非要将族群和文明捆绑在一起？没有外力作用的文明交流和碰撞不是坏事，但亨廷顿却刻意地将现存秩序或西方利益和某种文明强制性地捆绑在一起，这说明“文明”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种武器和工具罢了。最近又读了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发现这个人并非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书生，“文明冲突论”也决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视角，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当今世界正处在文明复兴的前夜，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亨廷顿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理论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判断，还不如说美国霸权对现实的回应。“文明冲突论”出台后，有人批评说，正是“文明冲突论”本身增加了其发生的可能性，这种批评并不到位。如果说“文明冲突论”有目的的话，那么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明的复兴纳入“冲突”的范畴，二是将当今主导文化及其对应的秩序纳入文明的范畴。真正的文明复兴是指向“和平”的，但有了“文明冲突论”之后，它就成了冲突的原因；当今主导文化及不合理的秩序是冲突的根源，但有了“文明冲突论”后，冲突就变成了“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国内一些人不理解美国学者为什么从“普世文明”退守到某种文明，实际上美国人极不愿意打击其仰慕者追求“普世价值”的热情，只不过这种东西在现实中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

亨廷顿虽然没有超越国家种族的胸怀，但对国家利益看得很清楚。反观中国，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不要说理解孟子“仁者无敌”的含义，知道中国“软力量”源泉的人都很少。别人以“文明”为武器，而具有巨大融合力的中华文化却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最大问题。现实越来越清楚，一个缺乏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的民族不可能冲破别人画定的圈子，更不可能对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我们不是日本，可以靠“搭便车”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美国这列车并不是自己发动的，而是由希望搭便车的竞争者推着走的，如果每个竞争者都能上车，谁来推车？退一步说，假设美国人允许你搭车而不是推车，我们也能够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进入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局面会怎样？生态环境又会怎样？如果崛起就是在现存秩序下再崛起一个美国，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消费，这对于世界来说不是机遇而是灾难，即使不出现人类社会的战争也必然会出现人与自然的战争。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绝对不可能用“普世”的方式在现存秩序下加入“富人俱乐部”。少数人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而在水坝边取土制造“高地”，如果周围的人都争着加入他们的队伍而一起做大“高地”，结果会怎样？如果世界各国都为了搭美国的便车而争斗，这和上面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即使通过竞争“和平”地爬上了高地，但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淹没的命运。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所谓“普世”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不允许所有国家都走这条道路，如果不搞清中华复兴与和平崛起的世界背景和时代意义而将崛起绝对化，中国不会和平，世界也不会和平。

中华文明在近代被外来势力打破之后，面临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复兴的问题，和平崛起意味着这种历史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成为最大的问题，文化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平崛起”理论不会超过二战前德国的“和平征服”论，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实践中也难以真正“和平崛起”。在现存国际秩序或体制内，以争夺的方式去实现崛起不可能有和平；以“和平”的方式去争夺不可能有崛起。和平崛起是与改变非和平的世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秩序内的竞争，而是秩序之争、人心之争，直指现存秩序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文明的兴起或复兴都不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框架中进行的，而超越时代的变革却是直指人心的。通过战争和争夺可以确定谁成为霸主，却难触动支撑这种秩序的文化及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说恰恰是既存秩序的确认。一些人认为，“崛起”是体制外的，而“和平崛起”是体制内的，这其实是一种颠倒的理解。实际上，将崛起绝对化正是当今主导文化的表现，它即使改变了力量的格局，但强弱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触动“非和平”的秩序，它恰恰是体制内的，对世界的意义不大。相反，和平崛起却是指向和平、自利而利他的，是对现存不文明秩序和体制的超越，从本质上说是文明的复兴、道义力量的崛起。

力量的软硬之分对认识大国的兴衰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物质力量，那么强者就永远是强者，根本不可能有新生力量的崛起。齐宣王“求其所大欲”，但只知“力求”而不知仁义，孟子讥之连“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的道理都不懂。依靠强力而求“崛起”，别国也依靠强力阻止你“崛起”，在核子时代这意味着共同灭亡。要想实现真正的“崛起”，没有什么“聪明术”可学，“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而行“和平”之实，就会形成巨大的道义力量，大小强弱之分也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柔克刚”。和平崛起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和平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力量，它在当今现实中之所以可行，并不是因为和平的局面已经确立，而是因为和平越来越成为问题。“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在和平越来越受到威胁，在全面战争就是全面毁灭的今天，和平本身的力量是巨大的。

和平范文篇2

关键词：“和合”思想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和平与发展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与内涵

(一)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

“和平发展道路”，最初又称为“和平崛起道路”，是我国理论界首先提出和讨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03年l2月10日，总理在哈佛大学讲演时第一次向外界明确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随后在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

可以看出，“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中国的角色和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阐释我国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这条道路的基本内涵，有很多争论，综合各家研究成果，其主要有三层涵义：

第一，和平发展道路提出的国际背景：从2O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中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样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在这样一个客观国际环境中，中国能够、也必然实现“和平的发展”(developinpeace)。

第二，中国发展道路的方式：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对内，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外，通过扩大开放，和平地利用国际资源。这就是“和平地发展”(developpeacefully)，也是“和平发展”最核心的内涵，是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三，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不是对外侵略、扩张；发展的中国永不称霸，将会更好地维护和平，即“为和平而发展”(developforpeace)。由此可见，作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中国不仅没有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反而找到了一条更适合中国发展，更加有利于促进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和平道路。

二、“和合”思想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传统渊远流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即“和合”思想之上。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它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和合文化所提供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辩证思维视角，对国际关系中的沟通与理解，和平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基于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

(一)和合方法与和平发展道路

l、和合生生法与“全面的”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生生法，既新生命、新事物不断化生。新生命、新事物不断创生是多样的，变易的，和合生生法的价值目标、终极目标并不追求一个唯一的、绝对的、至极的形而上本体，也不追求一个否定多样、多极的“中心”或实体的统一性。它是多样、多元的融突协调法、和谐法，故“和实生物”。和合不是否定矛盾，它承认冲突，但冲突必须经过融合，才能新生。在对立面的“均衡”、“中和”和“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和合”和“协同”的作用。而中国要和平发展就意味着必须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五个统筹”的要求，建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同时，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和平发展道路”内在地要求我们考虑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很多矛盾，需要用统筹兼顾的办法来处理。同时，尊重其他国家根据自身国情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

2、和合创新法与“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创新法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打倒一方的单一方法、唯一法，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互补法、双赢法。任何事情，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交往相处，都要以此为原则。并育并行，就是共同发育、共同进行，互动互补，相得益彰，而不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单育单行。并育并行所遵守的原则是“不害”、“不悖”。不害不悖就能互补、双赢地创造繁荣的境界。中国要和平发展，意味着要走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大家庭发展之路”，即扩大双方“共守的规范，共享的理念，共有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发展中与它国的摩擦。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应追求共赢，而非零合式的结果。当今国际社会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共同的全球性威胁——跨国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等，各国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对话机制，共同创建一个共赢的相互依赖的体制，那些“一国称霸天下”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胸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和平发展之路会有效地促进全世界的发展与繁荣。

(二)和合原理与和平发展道路

1、“和合”思想的原理

张立文在他的和合学的相关论著中，提出了有关“和合”思想的五大原理，来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这五大原理是：和生原理、和处原理、和立原理、和达原理及和爱原理，它们的主要含义如下：

和生原理：“和生”就是要尊重大自然的各生命体，使其持续发展而不加损害，使其生生不息而繁荣昌盛，使每个生命体都有一个最佳的生存环境。各生命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使它们最终导向和合。和生必然有竞争、斗争、冲突，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但这种竞争、冲突必导向和谐、融合，即融突而和合，意蕴着新的生命基础上的和荣和富，这就是“天地之大德日生”的和生原理。

和处原理：要尊重自然、社会的各生命体，就关系到各生命体之间的相处问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文明与文明，都处在各种形式的共处中，并在共处中生活和活动。人们想自己生存，也要让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生存。人们相互共处，但由于各自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素质的差异，也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们必须以“温、良、恭、俭、让”的规范自律，以和而不同心态和处，这就是在“和而不同”中的和处原理。

和立原理：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形式。不能唯我独尊、强加于人。和立意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接纳自然、社会、他人与不同文明按适合于自己特性的生存方式生存或发展，求多样、多元的和生、和处，这就是和立原理。

和达原理：世界是有差异的存在，要允许并承认他人、自然、社会及各国、各民族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和达是在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模式的融突中获得协调、平衡、和谐，以实现共同发达的目标。

和爱原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原理的基础和核心是和爱，也就是说对于自然、社会、文化也像爱自己一样。

2、和合原理与和平发展道路

和合学理论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呼吁共存共荣、多元互补、以开放的心调，接纳自然、社会、人生、心灵和文明，并按其自身的特性存在和发展，强调人对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意识和爱人爱物的仁爱精神。

有着自身特征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作为面临诸多难题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外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与合作，处处体现着和生、和处的思想；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广泛合作、互利互赢的发展道路。在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使中国获得了资金、先进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和达”理论还有助于推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而“一国两制”理论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理论构成，正是在“和达”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在统一大业中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使中国的国内环境更加稳定，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以“和”的思想来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强调求同存异、和谐共存、相互借鉴，而不是非此即彼，更不是你死我活。正如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六十届会议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时所讲的，中华民族历来酷爱和平、崇尚和睦，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的，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和合”思想理念指引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将深人人心，逐步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可、接受，但中国和平发展之路既面临着诸多机遇，也会遇到许多挑战。公务员之家:

和平范文篇3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4月6日，总理出席了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做亚洲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优势的宏观驾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历史依据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和”文化的传统，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蕴之中，正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从历史实践的方面来看，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人民从苦难经历中养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铸就了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我国今天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继和光大。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妥善解决同周边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二）现实依据

从现实性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也是基于对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正确把握。人类历史证明，任何民族要想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都必须以抓住机遇为前提。谁抓住机遇，谁就能争取主动，赢得发展；反之，就会丧失机遇，陷入被动和落后。19世纪下半叶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和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抓住了机遇进行明治维新，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强国。而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没有抓住机遇，使中国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阶段。环顾全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的战略选择。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正如主席在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所强调的，“能否顺应时代潮流，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加快发展的关键。”

放眼国内，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经过20多年来的积极探索，我们成功的开辟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当代的中国正在步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一个全面竞争的世界，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21世纪头一二十年，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也将是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难得，能否抓住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加快实现现代化建设、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性战略问题。

二、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涵义

中国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具体来讲，它特指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20世纪中叶，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依靠对外扩张和军事对抗，而是通过参与市场竞争、独立自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为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涵义，需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把握：

（一）和平崛起的动力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以自我发展为主导

正如2003年12月10日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

（二）从崛起的方式上看，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

中国崛起的方式，必然是和平的。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我们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立和平、民主、文明的中国为发展目标；对外以合法的方式获取资源和发展动力，建设性的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推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共同使命，增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三）就崛起的影响来讲，是为和平而崛起

即中国将以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方式，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中国的发展给邻国给全世界带来的不是障碍，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三、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重大意义

（一）和平崛起是对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这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所谓韬光养晦就是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善于藏拙，在国际舞台上不要锋芒毕露，不扛旗，不当头，不张扬，少说多干，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埋头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这一战略，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当然，“韬光养晦”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作为。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更好地发展自己，要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在国际事务当中承担义务、尽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错综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我国政府适时的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旨在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同时更加侧重于有所作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与全世界人民共同承担起建设、保护地球村的任务。外国学者也已注意到了中国外交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体现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西方学者梅代罗斯曾经指出，“在核心国家利益方面，中国会竭尽全力有所作为，并最终施加极大的影响力。在对中国国家利益并非至关重要的边缘问题上，中国会不当头和韬光养晦。”

（二）和平崛起是我国政府治国理政的理念,是对我国发展形象的科学定位，也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中国的崛起已是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6位。到2003年，GDP达1.4万亿美元，已超过法国上升为世界第5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国际权威机构认为，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大，仅有4%多一点，但在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中，有17.5%来自中国的贡献。2004年，美国在全球新增GDP中的比重为18.6%，而中国为19.3%。国外有论者甚至认为，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就象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百年难得一遇的。

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一些对中国抱有成见、别有用心的人炮制出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这些反华论调不仅歪曲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会造成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影响，会误导其他国家产生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和情绪，而且还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不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正常发展。所谓“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的明确回应，更重要的是向世界昭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理念，是对发展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科学定位。同时，也显示出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更为强调国际政治视野和国家兴衰的历史视野。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刊文指出：“和平崛起理论的指出，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和平崛起”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威胁论”顿然疲软无力。它反映了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并将规范着政治、外交乃至军事战略。”

（三）和平崛起是对传统大国发展模式的创新和突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从历史上看，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化，甚至引发大战。这是因为后来兴起的大国经常选择通过战争来打破原有的国际体系。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大国的兴起都与扩张有关。二战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崛起不一定要搞扩张。中国现在选择的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中国没有通过军事扩张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企图，也没有在已有的国际体系之外，另造一个体系搞对抗或冷战的想法。这就超越了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模式——军事力量膨胀超越经济发展，通过建立势力范围和军事轴心的方式挑战霸权和现有国际秩序。英国学者布赞曾经指出，“和平崛起”是信条，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也是现实，从许多方面讲，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及政策界所流行的“和平崛起”的理论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理论。它表明，在向占主导的西方地位发动激烈的修正主义挑战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中国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那里吸取了历史“教训”。中国已经在追求“和平崛起”，这是“正确的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崛起不意味着放弃国防、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武力来维护或创造和平。俗话说“国之无防，国将不国”，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没有和平，国家就不可能崛起，即使崛起了也会衰败。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有国无防的历史，在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清政府垮台。所以，我们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必须也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依托军事实力为和平崛起保驾护航，为和平崛起创造牢固的安全屏障。

参考文献

[1]傅立群.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因素.南方网2006-08-10．

[2]“和平崛起”适逢历史机遇[N].国际先驱导报，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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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范文篇4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修齐论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构架，即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礼记》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要求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为国家的稳定、从而也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和谐论是儒家和平文化的核心。《诗经·商颂·那》倡导“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虽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是相通、相类、统一的关系，应当一以贯之。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汉代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受儒家影响写成字书《急就篇》，描绘了汉初的和平盛况：“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注：转引自王应鳞编：《玉海》，清光绪十年成都志古堂刊本。)许慎也重视中和之道，在《说文》中提出：“中，和也。”董仲舒强调天人和谐，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2)，王阳明要求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注：参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和谐了，宇宙和谐才有可能。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核心是儒家的纲纪学说。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方法论。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仁爱论是和谐论的出发点。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发下，子夏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他的继承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不光是爱自己和自家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也主张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最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的蓝图正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也都是大同思想。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五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先秦孟子、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指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如中国的其他和平文化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一样。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和平文化进行了继承，认为这种和平文化是一种王道文化，讲的是仁义道德，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主张睦邻友好。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反复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注：本段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他本人就是按照这种王道文化的方针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世界和平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世界和平的思想。其世界和平的思想包括：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国民会议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统一，建设新国家；以中国的王道文化即和平的方法来联合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压迫，由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墨家的和平思想也是非常明确的。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深谙战争，但他提出的尚同、非攻、兼爱更执着地追求友爱与和平。墨子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懂得战争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国之自守也”(《墨子·七患》)。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工具，这个工具就是食、兵、城，“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墨子·辞过》)。由此出发，墨子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把它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但是，墨子更痛恨战争，认为战争兴师征伐，祸国殃民，荒废农时，毁人城郭，割人庄稼，伐人树木，抢人牲畜，烧人宗庙，杀人百姓，灭人老弱，夺民之用，废民之力，涂炭生灵，所以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他主张消除战乱，制止战争，实现和平，而实现此举只能靠兼爱，因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到这一天，均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值得肯定的是，墨家不仅提倡和平文化，而且实践和平文化，墨子本人身体力行，有过止楚攻宋的实践。楚惠王时期，楚越之间在长江进行水战，楚国请公输盘造“钩”和“镶”两种舟战用的武器，打败了越军。约在公元前444年前后，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之后，急忙从齐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脚底磨破了，流血不止，用撕下的衣裳把脚裹住，日夜兼程，赶到楚国都城郢，力图说服公输盘、说服楚王，但他们仍坚持用云梯攻打宋国。公输盘多次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多次把它瓦解；公输盘用尽了全部攻城器械，墨子仍坚守有余。最后，公输盘要杀死墨子，墨子说：“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楚国终于放弃了攻宋的企图，避免了一场战争。公元前405年前后，齐国要进攻鲁国，这时墨子约74岁。鲁国君请求墨子解救。墨子来到齐国，对齐王说：“今有刀于此，试人之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齐王说：“利。”墨子说：“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齐王说：“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墨子说：“并国覆军，贼敖百姓，就将受其不祥。”齐王终于悟到是自己将受其不祥，放弃了攻打鲁国的计划(《墨子·鲁问》)。在墨子大约80岁时，鲁国要攻打郑国。墨子反复劝说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财货都属于不义之举，终于打消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念头(《墨子·鲁问》)。墨子一生中，为了反对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以大无畏的精神奔走于诸侯国之间，阻止了多次战争，为正义的和平事业立下丰功伟绩，以行动谱写了和平文化的光辉篇章。

道家的无为、无争和贵柔、守雌，既表现出一种宗教情怀，亦是非常典型的和平思想。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这是一种原始的村落社会：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强权的；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交易互利的；是静止的，而不是活跃的；是小规模的，而不是大规模的。“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一书有多处是讲兵法的，其中一条基本兵法是：“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还有一条是：“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老子提倡“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老子》第三十章)老子说：“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还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老子》第七十六章)。庄子则主张万物一齐的思想，提倡万物平等和谐相处。这些思想都是来自老子对大自然的领悟而得出的大智慧，可以称为取法自然的和平论。

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对战争的规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谋攻》)。但是在孙武看来，战争不是目的，和平才是目的，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是不足称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他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孙膑兵法》虽然研究了许多战术原则，但也贯彻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思想，孙膑说：“乐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又说：“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这样看来，中国的兵家也是主张和平的。这使我们回忆起辜鸿铭的一段话，他在回答欧洲人民到哪里去寻找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道德力量时说：“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中国的兵家确实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也是热爱和平的。

二、中国五大宗教的和平文化

在中国注册的宗教有五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信徒有一亿多人。这五大宗教参与了许多世界性的和平文化行动。中国五大宗教组织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及1979年以后多次派出过宗教代表团，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和平会议。1994年7月2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成员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担任，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宗怀德、明yáng@①、韩文藻、傅天元分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了该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上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我国各宗教团体及其信徒维护和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发展同世界各宗教和平组织及有关人士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1994年11月，该委员会派出赵朴初、丁光训、刘柏年出席在梵帝冈举行的世界宗教与国际和平大会。1995年8月14日，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会上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该《文告》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文告》中号召中国宗教徒：组织和平祈祷，每年的8月14日到8月20日，是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编辑和平教义书刊，进行宣讲和教化；参与保卫世界和平活动，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及一切国际友好宗教组织的和平行动，支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倡议、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遏制战争因素的和平主张，希望早日达成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各国宗教界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公正、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注：参见王美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中国宗教界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宗教界赢得了荣誉。

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在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的同时，与世界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这两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同维护着和平事业。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提出过如下倡议：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教组织冒用宗教名义破坏社会安宁。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解，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交流，增进了解，实现和解；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维护和平，共同进步(注：参见傅铁山：《高扬和平旗帜，提倡宽容和解》，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8页。)。应该说，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两大宗教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张，也能够代表全国宗教界的意见。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回、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中国伊斯兰教保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张和平、纯洁。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生活了近1000年，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优良传统，拥护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主张和行动。

中国佛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因素、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佛教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提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但佛教的慈悲不杀生不是绝对的，佛教对恶人是要惩罚的，这是其和平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把慈悲无我作为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要和平必须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南北朝时，石勒、石虎视人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百姓遭殃，佛图澄以慈悲化度了他们，普救了天下苍生(注：参见宏度：《佛教与和平》，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54页。)。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的取法自然的和平论，认为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气所化生，人是道气中和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物类，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也必须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道教继承老子的主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即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道教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指出：“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谗阴贼。如此乃为有德。”(《抱朴子·内篇·微旨》)如果“弹射飞鸟，刮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那么，“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抱朴子·内篇·微旨》)。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在1220年正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以73岁的高龄，率弟子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平”，历时两年多，于1222年4月5日到达设于阿姆河(今阿富汗北境)的成吉思汗军营。在军营里，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成吉思汗问他：“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回答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隆福我家。况民无常怀，唯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丘处机实践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中国道教坚持《老子》和《抱朴子》等经典所提倡的和平思想，在当今时代继续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五大宗教在有关和平的论述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们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各宗教之间互相吸纳融通，形成了中国五大宗教的多元共存、和睦相处。中国宗教的这一传统，对于世界宗教处理相互关系也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和平范文篇5

关键词：中日两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东亚和谐。

一、中国和平发展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为9.7%，其中2003年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后年均增长率超过10%，2006年为11.1%，2007年1－9月又提高到11.5%，全年至少增长11%以上。2006年，中国GDP总额超过27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列世界第4位；对外贸易总额为1760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列世界第3位。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GDP总额在2007年将超过德国，2020年前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贸易总额在2007年也将超过德国，2010年后还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从世界近代史看，包括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在内，一些大国崛起后大都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按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其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甚至挑起世界大战，妄图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由于中国崛起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因此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新的霸权国家，其中日本就流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是日本继“中国崩溃论”之后对中国的又一误解。然而，中华民族有爱好和平的历史传统，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在崛起后决不会走一些霸权主义国家称霸世界的老路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因此，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信奉和厉行“中庸之道”，强调用“仁”和“道”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与国的关系，力求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一直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力争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从未威胁过任何国家的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多次宣布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与此同时，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尊重历史、维持现状”的原则，以最大的诚意，通过谈判与有关国家合理地解决了大部分边界划定问题。对于钓鱼岛、东海、南海等有争议的领土、领海问题，中国政府也反对诉诸武力的做法，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国在新世纪初迅速崛起以后，又及时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宣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2003年12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在纪念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说中国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其后，主席和总理在国内外各种场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思想，表明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立场和坚定决心。2007年10月15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又以“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醒目的标题，再次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理念和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同志说：“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和平崛起作为中国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其实质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同时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这既是中华民族的需求，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首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看，所谓和平崛起实际上就是复兴中华文明，实现中国人民100多年来一直梦想的国家富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近代以后，中国落伍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巨大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因此，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期盼复兴中华文明，渴望强国富民。其次，从中国的现实需要看，所谓和平崛起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文明的形式应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严峻挑战，把文明复兴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全国人民的心中，使之变成每个人持之以恒的自觉行动，实现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另外，从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看，所谓和平崛起就是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在世界上树立中国文明大国的形象，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最后，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所谓和平崛起就是在维护世界和平的过程中，与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繁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一个稳定、开放、繁荣的中国，必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总之，中国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贡献。为此，在推动国内发展方面，中国将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而真诚地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将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奉行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二、构建和谐世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格局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流，东亚基本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半个世纪多的和平与发展彻底改变了东亚落后的面貌，使东亚成为继西欧和北美之后的世界上第三个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中，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先后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自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平与发展给东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进步，各国都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和实惠，如何进一步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已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从全球的情况看也是这样，即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以此为背景，中国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

2005年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锦涛在亚非商业峰会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说要提倡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2005年5月19日，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呼吁世界各国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2006年，主席在参加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成员国领导人会议、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和APEC领导人会议等的演讲和发言中，都反复阐述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说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亚洲以及亚太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和谐亚太。当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和国际上建设和谐世界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把国际上建设和谐世界作为了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决定》指出，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7年10月15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谈及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时，又详细阐述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同志说：“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顺应了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真诚期望，表达了中国诚心诚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共谋稳定、共求发展的坚定决心，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构建和谐世界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是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真正的合理、正义与公平，使世界各国真正地相互友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建设。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形势因意识形态分歧、宗教信仰不同特别是霸权主义作祟而日趋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构建和谐世界还要克服很多的障碍，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三、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和谐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了各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古代，日本一直是学习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思想文化，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方面，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种稻、植桑、养蚕、纺织、冶炼等生产技术相继传到日本；在思想、文化方面，隋唐以后，日本学习和引进了中国的汉字、儒学、佛教、典章和艺术。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发展为东亚第一强国以后，中国也开始学习日本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进步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当初就是参考日文版本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的。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展的革命活动，曾得到许多日本友人的支持与帮助。后来，、鲁迅、郭沫若先生等先后在日本学习和生活，也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然而，1894－1945年，中日两国经历了50年左右的战争。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50年虽然是暂短的一瞬，但却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留下来巨大的创伤。当时，不仅中日两国处于战争敌对的状态，东亚各国也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亚虽然迎来了和平，但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追随美国反苏反共的政策，长期采取敌视和包围中国的政策，中日两国处于外交中断的不正常局面。与此同时，围绕50年代初期爆发的朝鲜战争，60年代后期爆发的越南战争，中日两国继续处于不战不和的对立局面，整个东亚也笼罩在冷战的铁幕之下。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关系迎来了正常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交往频繁，经贸关系、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扩大和增加。由此，中日两国经济上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断加深，政治上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关系也不断加强。以中日友好为基础，再加上冷战时代结束，东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迅速发展，东亚也真正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2003－2006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关系一时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不正常局面。结果，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中断了4年之久，2005年在APEC和10＋3领导人会议期间的例行会晤也被迫中断了。“政冷”不仅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引发了两国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和有害无益的争端，而且给东亚合作也带来了明显不利的影响。以2005年12月同时召开的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为例，由于中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谈被迫中断，韩国总统卢武铉也拒绝与小泉首相会谈，再加上中日两国围绕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分歧，会议就自始至终笼罩了不和谐的气氛，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

历史经验证明，中日两国是和谐则双赢，不和谐则双亏。不仅如此，中日和谐还直接影响到东亚和谐，即中日和谐则东亚和谐，中日不和谐则东亚也不和谐。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在世界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实现东亚和谐，必须发展中日友好，实现中日和谐，这是确保东亚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实现东亚和谐的关键，也是新时代赋予中日两国的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四、日本要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日本经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以后，走上了以武力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先后发动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给东亚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战后以来，日本政府虽然多次就战争问题向东亚各国道歉，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由于军国主义残余和右翼势力的影响，日本政府的道歉和反省总是敷衍了事，一直没有深刻认罪的态度，多次在历史问题上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东亚各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特别是小泉在执政期间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韩日关系笼罩了冰冷的气氛。这种历史上的积怨和矛盾，无疑是东亚和谐的最主要障碍。

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霸权主义行径虽然得逞于一时，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难逃历史的惩罚，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东亚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是深恶痛绝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制定了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经过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和稳定增长，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人民也从和平发展中得到了好处和实惠。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侵略战争和霸权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和平与发展才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然而，围绕海外派兵、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特别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国内出现了扩大军备和复活军国主义的迹象，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了不安。

为此，日本首先要正确地总结和对待历史教训，彻底摈弃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的残余，深刻反省给东亚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不再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感情，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2007年8月15日，安倍首相在日本“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说日本在二战中给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日本要反省战争，为世界的永久和平做贡献。安倍说：不能忘记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友好关系支撑着日本的安定，我们要谦虚地回顾过去，有责任把悲惨战争的教训传给后代。9月19日，福田康夫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表示一旦出任首相，将继承“村山谈话”，对日本当年侵略和殖民历史表示歉意和反省。福田说：“村山谈话”是当年日本首相的表态，“有必要认为是正确的”，如果自己就任首相，将继承“村山谈话”。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值得欢迎的。

其次，日本要彻底摈弃“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以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日本国内开始流传“中国崩溃论”。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国际经济地位迅速提高以后，日本国内又开始流传“中国威胁论”。从表面上看，“中国崩溃论”似乎是日本对中国的“过小”评价，“中国威胁论”又似乎是日本对中国的“过大”评价，但从本质上看，这两种看法的背后都是霸权主义思想残余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在作怪。其中，“中国崩溃论”是部分右翼势力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溃、国家分裂和社会主义垮台的结局，“中国威胁论”则是部分右翼势力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削弱日本东亚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中国强大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日本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强大而诅咒和害怕中国的强大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不利于日本清除霸权思想的残余和冷战思维的影响，不利于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另外，日本不宜争夺东亚合作的领导权。日本作为东亚第一经济大国，在贸易、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方面都对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和鼓励的。日本也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努力，为东亚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自2001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走在了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面以后，日本就一直担心会失去东亚经济联合的主导权，在FTA/EPA方面采取了冷落和包围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一再表示不争夺东亚经济合作的领导权，但日本政府却不时摆出了与中国争夺领导权的架势，一再声称日本应该在东亚经济联合中发挥主导作用，要争取主导权。现在，10＋3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已经开辟了东亚合作的道路，确立了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为此，东亚各国应该平等协商，共同努力，日本也要放下经济大国的架子，与东亚各国友好合作。

五、在战略互惠关系下实现中日和谐

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中国不会走历史上一些霸权主义国家的老路，中国强大既不会妨碍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发展，也不会威胁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安全，这是中日和谐的有利条件和根本保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通过扩大对华贸易和对华投资，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1993-2003年，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虽然被美国和欧盟所取代，但日本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对于日本来说，2006年中国取代美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实践证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虽然对日本提出了挑战，但更多地是提供了机遇。尤其是2002年以来的日本景气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国特需”的推动。对此，小泉首相2002年4月12日在搏鳌亚洲论坛发表演说时，曾说中国充满活力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不必担心日中经济关系发展会导致日本产业的所谓“空心化”，日本应该通过培育新产业和开拓中国市场，抓住产业高度化的难得机遇。2007年8月24日，安倍首相在访问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对于日本以及亚洲和世界来说，发展的中国和经济崛起的中国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由此可见，在和平与发展方面，日本应该实现与中国的关系和谐与共同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安倍首相的“破冰之旅”和总理的“融冰之旅”，中日两国确立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即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福田康夫在就任日本首相后发表施政演说时也说要与中国在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互惠关系，共同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由此，中日关系“花明柳暗又一村”，再现了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应该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实现中日和谐，并通过中日和谐，共同推动和实现东亚和谐。根据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今后中日两国应该在下述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⑴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和相互友好；⑵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⑶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维护东亚的稳定与和平；⑷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⑸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在全面开展上述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不仅要努力消除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加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扩大中日交流与中日合作，把两国关系发展到中日和谐的新高度，而且要共同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而实现东亚和谐。

和平范文篇6

中新网10月19日电香港大公报19日刊登社评指出，十七大举世瞩目，两岸关系问题也备受关注。总书记发出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这项和平呼吁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北京坚决反对“台独”的同时仍将两岸和平发展作为主旋律，为阴云密布的台海情势带来拨云见日的希望，足见北京的善意和耐心。

文章说，两岸“一个中国”是历史的延续和客观现实，祖国统一关系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在一中原则基础上，达成和平协议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可行步骤。这样的主张是以实事求是和务实的态度对待历史和现状的。

文章说，众所周知，一中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否定这一原则，没有了这个政治基础，两岸的和平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成了无源之水。民进党执政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破坏两岸和平，其代表的并非主流趋势，违背了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根本意愿。

事实上，的和平呼吁，是对台湾两千三百万同胞期望两岸和平诉求的回应。台湾两大政党的政治人物，也都在不同场合释放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和解共生”的要求。这都反映出“和平发展”符合两岸的共同利益，双方都有这样的期待，两岸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创建繁荣。

文章指出，缔造和平靠两岸共同努力，北京也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台湾同胞身上。“和平协议”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两岸关系现实、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台湾社会不乏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有智慧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假以时日，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理解支持。

和平范文篇7

香港大公报19日刊登社评指出，十七大举世瞩目，两岸关系问题也备受关注。总书记发出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这项和平呼吁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北京坚决反对“台独”的同时仍将两岸和平发展作为主旋律，为阴云密布的台海情势带来拨云见日的希望，足见北京的善意和耐心。

文章说，两岸“一个中国”是历史的延续和客观现实，祖国统一关系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在一中原则基础上，达成和平协议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可行步骤。这样的主张是以实事求是和务实的态度对待历史和现状的。

文章说，众所周知，一中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否定这一原则，没有了这个政治基础，两岸的和平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成了无源之水。民进党执政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破坏两岸和平，其代表的并非主流趋势，违背了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根本意愿。

事实上，的和平呼吁，是对台湾两千三百万同胞期望两岸和平诉求的回应。台湾两大政党的政治人物，也都在不同场合释放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和解共生”的要求。这都反映出“和平发展”符合两岸的共同利益，双方都有这样的期待，两岸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创建繁荣。

文章指出，缔造和平靠两岸共同努力，北京也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台湾同胞身上。“和平协议”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两岸关系现实、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台湾社会不乏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有智慧的政治人物和政党，假以时日，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理解支持。

和平范文篇8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德意蕴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既是一个被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证明了的客观命题，也是一个被政治家和学者反复论证了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被广大普通百姓亲身感受了的现实命题。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和客观需要，虽然已成为全人类的广泛共识，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却无情地告诉我们，和平这一以人类现有的理性实现起来并不太难的目标，却总在自称是热爱和平的人类自己之间不断的相互残杀中，离我们非常遥远。饥饿、贫穷、无助与生存危机，这些以人类现有的聪明才智和当今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本应该远离我们的东西，却总在困扰着我们。“类和平”与“类发展”成为人类永远的关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除了现行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之外，还有一个内化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东西——道德。笔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作为一个原则，所包含的道德涵义，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对于这一命题已不存疑问。作为人类文明延续的前提，它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于和平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普通而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本应是一对孪生姊妹，和平既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与发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如果说没有和平的发展难以实现的话，那么，没有发展的和平也同样难以维持。从这一角度看，和平与发展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古往今来，总有一些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大国，把实现自己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在别国的战乱和贫穷的基础之上，以牺牲别国的和平与发展为代价。他们从极端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客观上，为了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来掠夺别国的资源；主观上，他们总是认为别国的繁荣与发展会对他们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别国的稳定，控制、打压别国的发展。正如，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au)在其《国际纵横策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国际政治可以界定为维护和增强本国强权、遏制或削弱他国强权的一种持续努力。"而从这一角度看，和平与发展又是互不相容的。

和平作为一种状态是就世界而言的，与之相对立的是战争和冲突，战争和冲突是和平最大的敌人。就整体而言，二者之间具有不相容性，战争破坏和平，和平拒绝战争。一些人从私有制理论、国家理论、社会制度理论和社会心理理论等角度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有人认为，“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人类要消灭战争，必须消灭私有制。”有人认为，“战争的根源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不能用其他手段去解决。”有人认为，“战争是由于非民主的制度所致，”他们宣称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有人认为。“战争现象与人的本性和心理活动有关。”他们认为，“人本身存在着物质欲、权力欲、竞争欲、激动欲和虚荣心等欲望。

人类的这些欲望在一些条件下导致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不可否认，上述分析的客观存在和历史的合理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地球村和全球利益共同体的客观形成，我们同样也不可否认，即使在私有制、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人的欲望继续存在的条件下，以人类的理性和道德水准，也同样存在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可能。

和平作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最佳社会状态，本身包涵着极其丰富的道德内涵。和平原则的道德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生存原则的肯定和尊重。求生总体上说是人的一种本能，求生就是对生存的追求和向往，对死亡的拒绝和逃避。生存原则无疑是人类最基本的共同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一切将无从谈起。而只有在和平原则实现的前提之下，人类的类生存原则才能成为可能。

和平原则的道德意义还体现在对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包容与尊重。因为，没有这种包容与尊重要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和平作为一种状态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那么，道德的适用范围又怎样呢?众所周知，道德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道德原则的适用范围也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EI益扩大的，其轨迹是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为核心单位的扩展。尽管目前人类的道德实践还没有完全超出一种以国家为基本模式的伦理体系，也就是说，目前人类各种不同的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还深深地打上了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烙印。

和平作为一种原则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和平作为一种状态是就全世界而言的。这就是说，和平是全世界的共同和平，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和平；和平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专利。那些企图把自己的和平建立在别人的战争基础之上的图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你不让别人安宁，别人也不会让你安宁；你让别人难受，别人也不会让你好过；破坏别人的和平就必然会以牺牲自己的和平为代价，人类几千年相互交错的战争史和和平史无不证明了和正在证明这一点。当今世界，在全球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还远没建立的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一个国家的领袖对本国的安全和其他利益有一种优先和权重的考虑，“只有在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的同时也顾及其他政治体中人们的生存，顾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这样的行为原则才能获得一种客观普遍性，才可能构成为一种道德原则。”如果他“只是单方面地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只是视本国公民的生命为至高无上而不顾他国人民的生存，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道德上有缺憾的。”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和平是一个国际概念一样，这里将要讨论的发展也是一个国际视野中的问题。一般来说，广义的发展理论，是指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前景。它不仅涵盖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同时也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冷战”结束以后，发展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和探讨的热门话题。特别是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新理念的提出，就充分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问题的关注和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时，发展又是和平的保障，没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没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和谐发展，人类要安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和平原则关注的基本点是“类生存”的话，那么发展原则的终极关怀也应该是“类发展”。

道德融人发展的意义，即发展的道德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类最大限度地共享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发展的终极关怀，就是使人们的利益(现阶段主要是指国家利益、地区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和各种需求得到尽可能的满足。关于利益的本质，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换言之，利益是人们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社会道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的提高，对社会道德的进步和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发展，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才为人类道德进步提供了物质前提。关于物质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中国有句俗语，“饥荒起盗心”，颇能说明道理。“饥荒”本是一个物质的概念，属于客观世界的范畴，如果不把它与“盗心”联系起来，是没有任何道德的涵义的(这里所讲的道德涵义，既包括正面的道德涵义，也包括负面的道德涵义)；但一旦把它与“盗心”联系起来，就赋予了这句话非常深刻的道德涵义，它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物质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即适当的物质基础是良好道德的物质支撑。

道德融人发展的价值还在于促使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目的、方式和手段道德化。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发展的终极关怀，就是使人们的利益和各种需求得到尽可能的满足。那么，谋求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以什么方式和手段谋求发展，则是伦理学所密切关注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发展与冲突相互交替或并存的历史。从哲学的角度讲，发展并不排斥冲突，也不否认冲突在发展中的作用，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发展和冲突(从哲学的角度讲，冲突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非完全意义上哲学的概念。一般意义讲，发展是人类永恒追求，冲突，特别是战争是发展最大的敌人。如果从伦理学的视角谈发展，我们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发展的阶段性结果，发展的目的、过程、方式和手段等都是伦理学所要关注的，即发展的目的、过程、方式和手段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从伦理学的视角谈发展，我们就会赋予发展以道德的涵义，即什么样的发展是道德的，什么样的发展是不道德的。

通常情况下，道德是指道德行为全过程的道德，而任何一个行为通常包括行为目的、行为手段和行为结果。目的是否道德是判断主体行为道德与否的根本依据，罪恶的手段是由罪恶的目的所支配的，罪恶的目的和罪恶的手段必然导致罪恶的结果。行为手段和行为结果是衡量主体行为是否道德的外在依据，通常情况下，罪恶的目的总是与罪恶的手段相一致，要实现罪恶的目的往往需要使用罪恶的手段。但有时罪恶的目的却要用善的手段来实现。“目的是无法被直观的，因此恶的目的有可能被掩盖。道德常被带有恶意的国家当成手段。……道德可能成为一种最廉价也最能有效地达到目的的手段。”仁爱之国践行道德，狡诈之国利用道德。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人权”、“道德”、“人道主义”往往被一些国家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们大加渲染和利用，并以此作为他们对外扩张势力范围、武装颠覆别国政权、武装干预别国内政、掠夺别国战略资源的理论依据。“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没有任何问题比道德问题更使人迷惑、引人注目的”。伪善(hypocirsy)因此在美国的对外政策界成了普遍现象。道德沦为了虚伪的意识形态。”他们往往打着“人权”、“道德”和“人道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粗暴地践踏他国人权、不道德和非人道的勾当。道德的涵义被他们歪曲，道德的作用被异化。诡辩论者通过道德辩论，可能把一个道德的国家说成不道德的，也可能把一个不道德的国家说成道德的。但国际道德规范得到认同的前提是建立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维持国内道德规范的力量是以民意为基础的国内舆论的话；那么，维持国际道德规范的力量则是以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为基础的国际舆论。我们不否认，道德标准的相对性，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具有某些特殊的道德规范和标准，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认道德原则的普遍性。想用道德标准的相对性来否认道德原则的普遍性，或把道德标准的特殊性凌驾于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之上的作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我们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善的目的也可能与“恶的手段”相结合。如联合国授权的武力维和行为，一个国家使用国家机器来维护本国的社会秩序，见义勇为、用暴力制止犯罪等等。这种善、“恶”结合，虽属无奈之举，也广泛被人们所理解，但它却为那些使用恶的手段来达到恶的目的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崇尚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客们提供了一个现实依据。

和平范文篇9

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赢惟我中心论国际秩序国家关系持续发展

2O世纪5O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已经5O多年了。这个原则经过历史洗礼，在外交实践中已经证明，它不仅可以用来成功地处理好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用来处理好国内的问题，如中国在香港、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以及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思维等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成功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何以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学界。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突出了双赢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冲突和争端源于人类追逐权力的本性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因此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可以抑制，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在论战中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学说。人们可以从三者的论述中发现，“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这些理论尽管揭示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机制，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它们基本上从维护美国霸权和推行强权政治的角度出发，很难最终解决问题。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和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客观面对国际冲突与争端，并且指出了国际冲突与争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国家间的争端时有发生，既有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有现实的具体问题。不管其激烈与否，总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无非是战争手段与和平方式。而战争是违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有关国际法的规定的，并且不为人们所推崇。新巾国成立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大部分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避免了争端的扩大和更大规模的冲突，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较为成功的例子。

《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文件规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联合国宪章》等所确立的原则为基础，在内容和精神上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相一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人们在解决争端时更加理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几乎没有什么后遗症，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本质是反对侵略和扩张、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一般都涉及国家的利益、主权、安全，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根本上使争端当事国都既能从自己的角度、又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换位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不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使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加了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解决国际争端不是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而是本着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共同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成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原则。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破除了惟我中心论

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什么为其准则，这是一个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透析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概括出过去处理国家关系的两种错误做法，一个是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另一个是只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选择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国家就没有前进的方向；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就像一盘散沙。各个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特点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利益必然有差异，甚至对立与不可调和。

这种国家利益的差异、对立又正是导致国家之间一切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最根本原因。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维护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外交追求的最终目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点，这也是一切政治家与外交家的行为准则，否则他们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本身没有错。如果离开了国家利益，国家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存在的。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必然存在怎样处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纯粹的意识形态要求是行不通的。各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但不能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处理国家关系，确定周家关系的亲疏好恶。国家虽然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分，但是，国家利益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因为对方弱小、贫困或有求于自己就不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因此，各国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他维护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和只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前者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反对他人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后者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忽视他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两者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都否认了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坚持其中之一，必然会使国家关系停滞不前。所以，无论是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的做法，还是只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做法，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即惟我中心论。坚持这种论调，是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关系的。在当代国际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即惟我中心论。惟我中心论的根源在于：权威独尊、独断论迷梦、单一实践关系、单一片面的实践进程、偏狭的实践动力学。霸权主义无论是推行和平演变策略，还是在世界上推行其强权政治，都把惟我中心论推向极致。

如何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准确地反映了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和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突出强调了国家遵守国际关系准则的相互性以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在措辞和表达方面也更为精练。这个原则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创新，而且促使人们改变传统的单向外交思维，破除瞻我中心论，承认和认识客观的多元世界。因此，它对正确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双赢，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只有放弃惟我中心论，才能以一种新的姿态与世界各国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才能赢得主动，进一步打开政府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们不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要求他国选择与自己相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且以此来确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好恶，而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衡量标准；不能仅仅注意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忽视他国的国家利益，而应该以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以客观事物的是非曲直为标准。中国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曾较为重视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界来处理国家关系，无形中给自己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设置了障碍。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使我国与建交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中国在和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如朝鲜、越南、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周家交往时，特别注意平等，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尊重这些国家的利益，尊重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尊重这些国家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中国这一做法不仅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民族、国家和人们的欢迎，而且也赢得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发展的民族、国家和人们的友谊、合作、信任。

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原则的倡导和广为接受被认为是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对现代国际法的重大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接受，体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并且日益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基础，促进国家关系的持续发展

从长远来看，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期，要在世界上实现稳定和普遍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彻底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由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组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哲学，在当今世界仍有一定市场，如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支配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地区冲突等，其实质是维护大国的霸权地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按照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和意志，建立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这个秩序使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巨额利润，财源滚滚，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掠夺和剥削，经济上难以得到持久独立地发展。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实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尽管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同样也给它们的发展带来了副作用。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得战后发展中国家组成与发达国家对抗的统一战线，反对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在国际关系上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不合理现象，使发达国家更加孤立；在经济上由于经济关系严重失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发达国家缺乏更广阔的市场。

在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求生存、求发展，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长期阻碍着他们，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战后世界最早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而发达国家尽管继续享受着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带来的好处，同时又感受到发展中国家提出问题的压力，也觉得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需要改变。为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和平、公正、平等、合作的政治经济相互结合的国际新秩序。发达国家提出了建立仍然由其起主导作用的西方价值决定论、西方制度扩张论、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个主张不过是打着建立新秩序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在贩卖旧秩序的老调，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憎恶。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各国都希望建立起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但这个新秩序的建立，从根本上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相互间的分化与组合，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的主观愿望和主张。但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相互间的分化与组合必须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必须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所提出的公正、公平、合理、合作的目标才能实现。

和平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Abstract:peacefulriseasChina’snationalroadofdevelopmentafterChina’sgrowingcommunityand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sattention,hasbecomeahotissueinacademiccircles.Thearticlebrieflyreviewedthedevelopmentpathofpeacefulriseandtheprocessputforwardbythemainbasisforitsmeaningwassimple,andfocusesonthedevelopmentpathofpeacefulriseofgreatsignificance.

Keywords:China;peacefulrise;thepathofdevelopment;developmentmodel

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及其主要依据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4月6日，总理出席了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做亚洲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优势的宏观驾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历史依据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和”文化的传统，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蕴之中，正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从历史实践的方面来看，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人民从苦难经历中养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铸就了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我国今天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继和光大。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妥善解决同周边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二）现实依据

从现实性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也是基于对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正确把握。人类历史证明，任何民族要想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都必须以抓住机遇为前提。谁抓住机遇，谁就能争取主动，赢得发展；反之，就会丧失机遇，陷入被动和落后。19世纪下半叶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和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抓住了机遇进行明治维新，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强国。而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没有抓住机遇，使中国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阶段。环顾全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的战略选择。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正如主席在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所强调的，“能否顺应时代潮流，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加快发展的关键。”

放眼国内，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经过20多年来的积极探索，我们成功的开辟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当代的中国正在步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一个全面竞争的世界，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21世纪头一二十年，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也将是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难得，能否抓住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加快实现现代化建设、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性战略问题。

二、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涵义

中国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具体来讲，它特指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20世纪中叶，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依靠对外扩张和军事对抗，而是通过参与市场竞争、独立自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为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涵义，需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把握：

（一）和平崛起的动力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以自我发展为主导

正如2003年12月10日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

（二）从崛起的方式上看，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

中国崛起的方式，必然是和平的。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我们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立和平、民主、文明的中国为发展目标；对外以合法的方式获取资源和发展动力，建设性的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推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共同使命，增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三）就崛起的影响来讲，是为和平而崛起

即中国将以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方式，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中国的发展给邻国给全世界带来的不是障碍，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三、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重大意义

（一）和平崛起是对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这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所谓韬光养晦就是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善于藏拙，在国际舞台上不要锋芒毕露，不扛旗，不当头，不张扬，少说多干，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埋头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这一战略，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当然，“韬光养晦”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作为。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更好地发展自己，要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在国际事务当中承担义务、尽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错综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我国政府适时的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旨在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同时更加侧重于有所作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与全世界人民共同承担起建设、保护地球村的任务。外国学者也已注意到了中国外交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体现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西方学者梅代罗斯曾经指出，“在核心国家利益方面，中国会竭尽全力有所作为，并最终施加极大的影响力。在对中国国家利益并非至关重要的边缘问题上，中国会不当头和韬光养晦。”

（二）和平崛起是我国政府治国理政的理念,是对我国发展形象的科学定位，也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中国的崛起已是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6位。到2003年，GDP达1.4万亿美元，已超过法国上升为世界第5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国际权威机构认为，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大，仅有4%多一点，但在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中，有17.5%来自中国的贡献。2004年，美国在全球新增GDP中的比重为18.6%，而中国为19.3%。国外有论者甚至认为，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就象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百年难得一遇的。

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一些对中国抱有成见、别有用心的人炮制出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这些反华论调不仅歪曲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会造成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影响，会误导其他国家产生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和情绪，而且还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不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正常发展。所谓“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的明确回应，更重要的是向世界昭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理念，是对发展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科学定位。同时，也显示出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更为强调国际政治视野和国家兴衰的历史视野。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刊文指出：“和平崛起理论的指出，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和平崛起”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威胁论”顿然疲软无力。它反映了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并将规范着政治、外交乃至军事战略。”

（三）和平崛起是对传统大国发展模式的创新和突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从历史上看，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化，甚至引发大战。这是因为后来兴起的大国经常选择通过战争来打破原有的国际体系。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大国的兴起都与扩张有关。二战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崛起不一定要搞扩张。中国现在选择的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中国没有通过军事扩张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企图，也没有在已有的国际体系之外，另造一个体系搞对抗或冷战的想法。这就超越了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模式——军事力量膨胀超越经济发展，通过建立势力范围和军事轴心的方式挑战霸权和现有国际秩序。英国学者布赞曾经指出，“和平崛起”是信条，。也是现实，从许多方面讲，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及政策界所流行的“和平崛起”的理论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理论。它表明，在向占主导的西方地位发动激烈的修正主义挑战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中国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那里吸取了历史“教训”。中国已经在追求“和平崛起”，这是“正确的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崛起不意味着放弃国防、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武力来维护或创造和平。俗话说“国之无防，国将不国”，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没有和平，国家就不可能崛起，即使崛起了也会衰败。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有国无防的历史，在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清政府垮台。所以，我们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必须也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依托军事实力为和平崛起保驾护航，为和平崛起创造牢固的安全屏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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