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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间十篇

时间：2023-03-20 03:16:31

西安事变时间

西安事变时间篇1

［关键词］西安事变时间考析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出了以、博古、等为代表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解决西安事变。但是，对于到达西安的时间，史学界说法不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作考析。

目前，关于到达西安的时间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认为是和、博古等一起于1936年12月17日到达西安的。代表性著述有李云峰的《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杨中洲的《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杨闻宇、朱光亚的《丙子“双十二” 》（出版社，1989）。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应德田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高崇民的《西安事变回忆》［1］P71也持此说。二是认为比晚到西安，但没有具体时间。代表性著述有陈力的《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2］，房成祥的《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范硕的《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童小鹏在回忆录《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中也持此说。三是认为是与秦邦宪一起于1936年12月23日到达西安的。代表性著述有吴葆朴、李志英的《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等。《年谱（上）》在第630页的注释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也持此说。四是认为是与秦邦宪一起于1936年12月24日到达西安的。代表性著述有金冲及主编的《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张魁堂著《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等,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在《与西安事变》论著中也持此说［3］P9。

那么，上述各种说法究竟那种是准确的呢？

一、17日到达说不能成立

首先，从档案材料看，于17日到达西安后在致中央的第一封电报中提供了到达人员的情况，电报称，“我率罗、杜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4］P213。当时，是中央指派参加西安谈判的三个主要代表之一，如果与同抵西安，电报中提罗、杜而不提叶显然不合情理。因此，这九人中应当没有。

其次，从回忆录来看，童小鹏等当事人的回忆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童小鹏在回忆录中提到首批到达西安的九人分别是、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陈有才和警卫人员龙飞虎、杨家保，没有提到，这与电报的提法是吻合的。童小鹏作为当事人当时又是第一次跟随工作，这件事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可信度极高。另一当事人罗瑞卿在上世纪70年代与人合著的《西安事变与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中也没有提到与同时到达西安这一史实，显然不是疏忽。

再次，张学良的回忆也可反证。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对中共代表到达西安是这样记述的，事变之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另一人则记不清矣”［5］P119。张学良的回忆在事隔几十年后自然有记不准确的地方，一是到达的时间弄错了，应为17日；二是博古不是与同时到达的，因为在19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时，博古还在会上发言支持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6］P419，怎么可能在17日左右与一起出现在张学良处呢？三是间接提供了不是与同时到达西安的事实。张学良回忆中提到的另一个记不清的人物是否是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西安事变前，就作为中共派往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的代表与张学良早已接触频繁，给张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张学良在美国见到吕正操时还表示很怀念老朋友“叶参座”［7］P234，如果叶是与同来的话，怎么会说记不清呢？因此，张学良的回忆透露的恰恰是不是与同来的信息。

二、23日与24日到达说孰是孰非

上世纪80年代，随着西安事变档案的披露，关于17日到达西安说不再被相关论著采用。所谓“晚到说”，显然也不认为是17日到达的，但因无法确认准确的时间，著者为避免错讹而采取了模糊的说法，虽然可取，但毕竟需要释疑。那么，在23日到达和24日到达的说法中究竟孰是孰非？笔者认为，24日到达说才是准确的。

第一，博古、到达西安的时间有电报为证。博古到达西安后，和博古在24日致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博、剑已到”［4］P269的消息，该电报落款时间为19时半，这是目前在公开披露的档案材料中所见到的最原始最直接的证据。

第二，电报署名的改变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已公布的档案文献看，西安致中央的电报古的名字是在24日19时半给中央的电报中首次出现的，此前，西安致中央的文电都由一人签署。从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到：21日，就宋子文对西安事变的行动致电洛、毛、博、朱、张［4］P246，22日，就到达西安后四天的情况向毛、洛、博、朱等进行报告［8］P1206，23日中午向中央报告与宋子文谈判的情况，以及晚上就放蒋条件询问中央等［4］P264，均以个人名义致电，如果博古在西安的话，以他在党内的身份而言，在西安给中央的电报中没有他的署名似乎难以让人理解。事实上，24日晚后，中央方面致西安的文电有时虽致一人，有时致和博古二人，但西安回复中央的文电则都是以与博古俩人名字共同签署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公布的档案中有一份是中央书记处给西安方面就抗日联军组织对外暂不发表消息的电报中署名是周、博收，落款时间是12月23日［4］P261，这是中央方面在致电西安方面首次出现署名的变化，也是中央在23日与24日致西安电报中唯一一份提两人名字的电报，这也成为一些论著认为博古是23日到达的依据。但这并不能证明博古已到西安，因为中央在1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博古去西安协助工作，在对西安的指示中出现博古的署名也是极其正常的，而且这封电报也不排除包含着中央对博古到达西安的时间上的推测。事实上，无论是23日白天还是晚上，在给中央的诸多电报中并没有提及博古、到达西安的信息，结合24日的电报来看显然不是有意疏忽。并且西安方面对这封电报的回复仍然是周一人，这和24日后西安回复中央的电报都署名两人的风格也显然不一致，据此可以推断，博古和在23日应该是没有到达西安。

还有一则影响较广的史料也成为一些论著判断博古、于23日或稍早到达西安的依据，如在《传》和《张学良年谱》中均引用的一段材料，主要内容是：“到达西安后致电中央称，各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怀疑，主要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放弃阶级革命，改取社会民主制？红军能否取消，归中央改编，听从命令？今后能否割断同莫斯科或第三国际的关系？最近主张是什么？党中央认为叶反映的情况带有普遍性，立即复电叶，要求进一步宣传中共的方针”，云云。不过，两者的差异是，在《传》中说这一电报是叶23日发给中央的，在《张学良年谱》中则说叶是24日发给中央的。但是，给中央的这一电报，目前并无原件公布，而且也找不到中央立即复叶的所谓电报，因此，这一电报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如果在西安的话，以他定位在协助开展工作的角色，他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至少从目前公布的往来电报看，还没有见到单独与中央往来的文电，因此，将这一“史料”作为判断在23日或之前到达西安的依据是不足为凭的。

《年谱》中认为博、叶是23日到达的，应该是对电报的引用发生了歧义，因为年谱中引用的、致、博古电的内容其实是对西安方面24日夜答复电中的一部分，因此，它对博古、到达西安的时间所作出的判断自然是不准确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博古、23日到达，西安方面24日才报告中央呢？笔者认为，以当时西安与中央方面一直都保持着正常的联络状态，出现这一情况几乎没有可能。其一，博古、如果是23日白天到达西安的，那么，至迟应该在23日晚致电中央的电报中反映出来，因为无论是按组织程序还是按照博、叶的身份，如果他们已到达而西安方面不告知中央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事实上是，于当晚11时在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仍没提博、叶到达西安之事，而且电报的署名也是以其个人名义单独发出的，这只能说明博、叶还未到达的事实。其二，博古19日还在保安，从陆路出发要在23日到达西安是不可能的。另外，虽先于10日动身去西安，但由于事变发生后去西安交通线中断，与中央联系后始知事变发生，中央通知“你们即刻去延安城，张将派飞机来接”［7］P231，因此，博古、后面到达西安乘座的工具也应是张学良派来的飞机，这与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记载的博古和是乘飞机到达西安的说法相一致。但以当时的飞行条件，夜航的可能性极小，这就基本可以排除在23日晚间到达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西安事变亲历记》［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陈力：《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

［3］《党的文献》［J］.北京：1988(2).

［4］《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5］《革命文献》第94辑［M］.台北，1983.

［6］《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西安事变时间篇2

相互矛盾的三种观点

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一，《传》的说法：“10月29日，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实则召集会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张学良伺机劝蒋停止内战，却遭蒋当众辱骂。了解到会议情况后，“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拟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党中央收到电报后，经过研究，决定暂不回保安。”12月上旬，见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允诺，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要他带走。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回到保安后，“立即召开有、、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汇报西安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会议没有开完，决定让马上返回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张学良的关系，送王到新疆转赴苏联治病。”“一行，立即动身去西安。他们走了三天，当到达苏区和东北军防区交界处时，没有找到接头的人。便发电报向中央问询情况，中央回电说：西安发生了事变，张、杨在临潼扣留了。中央决定派、秦邦宪、为中共代表赴西安，已请先去。你们即刻去延安城，张将派飞机来接。于是，一行掉转马头，北返延安，坐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赶往西安。”

《传》主要表达了三个观点：带银洋从西安返回保安的时间是12月上旬；返回保安后即赴西安；未提到达西安的具体日期。

二，《年谱》的说法：“11月5日从西安动身回保安，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西安方面的情况。随身带有张学良借给红军的十万块银圆。”“11月6日致电、刘鼎：‘祥兄拟赴沪医病，欲从毅得一保护证，请设法并电复，对外守秘。’”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身边的联络员“刘鼎于下午二时致电中共中央：‘剑已于昨日动身由原路回来，明日可到边境。”“11月7日或8日回到保安。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到保安城外迎接。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12月23日，和秦邦宪等一起到达西安，协助工作。”但令人费解的是，《年谱》在同一页上说，12月22日“二十时，致电：‘博古、剑英均去肤施，清准备于二十四日派（机）来接。’”还必须指出，《传》认为：“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还没有能赶到西安（他们是在二十二日到的——编者注）。”也有论者认为：“是在24日下午才到西安。”因为有电报档案为证：24日晚19时30分，与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博、剑已到。”

《年谱》也主要表达了三个观点：带银洋从西安返回保安是11月上旬；事变发生后12月23日才到西安；未提为何23日到西安的相关证据。

三，的回忆：1936年12月上旬某日“半夜，张学良突然走进我的屋里，告诉我说，到达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反问他说，你说怎么办？张学良果断地连声说，苦迭挞（法语的音译），苦迭挞！当即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党中央。”

范硕也撰文说，在广州的南湖宾馆访问过3次，自己承认在12月上旬的一天半夜，张学良已经提前向他透露准备扣留的消息：“考虑了好久，有个好办法，他来了，苦迭打，一一抓起来。”“我自己有电台，马上打电报给。晚上回电要我立刻回延安（应为‘保安’——范注），还要我向张学良借点钱。”范硕还说：“叶帅几次跟我们说都是在张学良公馆。张是派孙铭九请去的。我访问过孙，他回忆的时间（‘半夜’）地点与叶帅谈的相同。”

当年的警卫员范希贤也回忆说：“其实，在西安事变前，叶帅已知道张学良会发动兵谏，并及时把信息向中央汇报。”

的回忆也主要表达三个观点：12月上旬在西安；在一天半夜得知了张学良的“苦迭挞”；奉命向张学良借了钱后立刻返回保安。

上述三种主要观点相互矛盾，究竟孰是孰非，关键在于认定历史主要当事人回忆的确切程度。

电报史料的疑问

对于的回忆，一些电报史料似乎并不支持。

1936年11月30日，、致张学良电：“拟令再去西安一行，约一星期后成行。”12月1日，张学良复电“雨苍（即）兄来甚欢迎”。“12月5日，自保安电告张学良，他将于8日陪同王稼祥去西安转往新疆赴苏联治病，预计13日到达西安。”12月7日，《张学良致电》：“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来此。”12月10日，、致电张学良，“12月9日才离开保安，最早也要在15日才能到达西安。”有论者认为：“可惜中共中央当时没有意识到其中奥妙，以致出发的日期反又因为一些并不十分要紧的事情后延了两天，致使等直到10日才离开保安。”12日夜12点、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中说，“叶、王已去西安”。13日夜21时后，、又致电张学良：“稼祥、剑英早去霍师，候车接，或电霍师转送。”

上述系列电报史料表明，是在12月9日或10日才离开保安赴西安。因此有论者一再撰文认为的回忆只能“听之而已，信则未必”。更有论者认为的回忆“绝对是不可信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尽管上述电报史料似乎都明确无误地证明是在12月上旬赴西安而不是返回保安，但这些史料却有两个关键问题无法说明：为什么直到12月23日才与博古一起乘飞机到达西安；和一起去西安的王稼祥又去了哪里。如果不能合情合理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不能排除回忆的可靠性。

还必须指出，仅以当年保安发往西安的部分电报内容来质疑的回忆也值得探讨。由于目前所披露的只是部分电报，其内容也是节选或转述，更由于秘密战线的特殊性，研究者显然应该以人物当年所发生过的具体行动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才有可能去伪存真，最大程度地还原当年的历史真相。

从此点出发，可以发现当年有两项具体的行动可以作为研究的突破口：陪同王稼祥赴西安治病和向张学良借钱。

陪同王稼祥赴西安的确切时间

1936年12月上旬，陪同王稼祥赴西安治病是个不容置疑的具体事实。那么确认了王稼祥赴西安的时间，也就确认了的真实行踪。

王稼祥当时重病在身。据1936年7月到达保安，参与给王治病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回忆：“由于病痛折磨和营养差，稼祥同志面色发黄，身体又瘦又弱。他伤口在腹部，伤口很大，始终未愈合，腹膜发炎，体温偏高。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那么王稼祥究竟何时去的西安？《王稼祥年谱》说：“12月初，王稼祥由贺诚、邹大鹏和一位交通员护送，离开保安，前往西安，准备经上海转赴苏联。”那么这个“初”究竟是哪一天？据当年红军总部负责通讯联络的二局政委伍云甫1936年的日记：“十二月三日，晴。前、后方二局全体人员会餐，领导讲话，谒毛、周、张、叶等首长，谈二、三局组织问题。”这就是说，12月3日尚在保安会餐庆贺会师，并听取伍云甫的汇报。由此可以认定，应该是在4日陪同王稼祥乘飞机去的西安，当天就通知了共产国际：“12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电告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此间军委及毛决请王稼祥同志为正式代表常驻你处并兼医伤’，‘王已赴西安张处’。”这份电报的节选引用显然隐去了陪同前往的的名字，因为另一份类似的电报可以佐证。12月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

或许不是凑巧，也在12月4日那天下午与张学良同列火车到达西安，并在火车上再次怒斥了张学良的和平建议。对此，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负责监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晏道刚有比较详细的回忆：“4日下午一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等三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

由此看来，4日半夜于西安听张学良的“苦迭挞”在时空、逻辑和背景等诸要素方面完全合情合理。再结合上述回忆的“晚上回电”与“借点钱”，也可以认定是在5日晚得到的指示，再向张学良借钱，因此应该是在6日从西安返回了保安。

向张学良借10万银元的确切时间

1936年11月上旬或12月上旬，奉命向张学良借了10万银元是个不容置疑的具体事实。那么确认了借钱的具体时间，也就确认了的真实行踪。

从的回忆看，向张学良借10万银元的时间是在1936年的12月上旬而非11月上旬。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一问题，我们先来看11月上旬是否可能。

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急电莫斯科：“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11月9日，中共中央继续急电莫斯科：“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毙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

如果真的如《年谱》所述，在11月7日或8日把张学良所给的10万银洋带回保安，中共中央岂能在11月8日和9日连续急电莫斯科要钱，又岂能说“已经分文没有”，更不可能说“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由此可见，在11月上旬从西安返回保安时，不可能随身带着10万大洋。

排除了11月上旬的可能，再看12月上旬是否可能。1936年12月5日，急电莫斯科向王明催要汇款：“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同一天，也在电告返回保安前“向张学良借点钱”时，还向杨虎城发出了借款信：“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期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最后还特地强调“此款弹急需。”信中所述的“部队骤增，无米难继”，显然是指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人员骤增达“八九万”所引起的供应困难。12月初，、已经率部抵达保安。换句话说，在12月5日这天，保安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和不得不分别向莫斯科、杨虎城和张学良催款或借款。

由此可见，在12月上旬向张学良借钱10万的可能性远大于11月上旬。林伯渠远出迎接也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张、毛、叶三人同时寻求经费，真正到手能够救急的却只有。而感谢张学良立马给钱的那句“真是雪中送炭”，也由此得到验证。

因此，从陪同王稼祥赴西安与向张学良借钱这两件史实所发生的时间来看，的回忆不能不信。

当时如何快速往返于保安与西安

确认了陪同王稼祥赴西安与向张学良借钱的具体时间，最后还必须解决一个容易使人迷惑的时空问题，那就是何以能够在保安与西安之间快速往返，似乎不可理解。这是研究在西安事变中真实行踪不可缺少的关键，也是确认回忆可靠性的一个重要依据。

按照研究者通常的思维定势，总认为当年红军的交通能力非常有限，只是铁脚板加马匹，在保安与西安之间的往来必定颇费时日。但如果了解到当时有27台汽车、一辆高级商务车与一架最现代化的波音飞机组成的交通线，紧密连系着保安与西安，对行踪的思考与理解就可能会截然不同。

当时西北地区非常贫困，交通极其不便，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更是闭塞。但在与张学良1936年4月上旬的肤施会谈后，保安开始全力打造通往西安的快速交通线。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帮助下，一条以众多汽车为主的陆上交通线建成。1994年6月15日，杨尚昆在参观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时回忆：“从延安会谈以后，张学良开始让他的部下给我们红军送装备，大概有27台车，从1936年的4月9号开始送，一直送到张学良搞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也于1936年的6、7月间在肤施（延安）以南、离保安最近的鄜县秘密建立了配备卡车的交通站，一行赴西安就是从那里上的车。此外杨虎城在西安也有两个秘密交通站，其中一个“设在城隍庙西道院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长住宅，同时也是一个招待所，但只招待需要特别保护和严格保密的客人，由该营营长负保卫之责。”那些车都是军用卡车，为满足陕北红军的装备、服装、食品、器材等急需品以及人员的秘密往来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必须特别指出，“刘鼎还通过东北军的关系，购买了一辆商用汽车，把经西安去苏区的人员先送往洛川后，再转赴陕北。”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已经开始给红军送卡车建立西安至保安的陆上交通线，刘鼎为何还要向张学良要一辆大型“商用汽车”？关键在于，所谓“商用汽车”其实是当时适用在西北各地往返的高级汽车，保证了西安与保安之间在当天就能快速直达。

卡车也能直达保安。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在采访时，记录了当年把张学良赠送的10万银洋运回保安时从卡车上下来的情景：“远远看到鬓发斑白的林老，站在寒风里迎接他，连忙从驾驶室里跳下汽车，迎上前去。”

此外，最出人意外的是，在保安与西安之间竟然还有一条绝密的空中航线，那就是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当时最先进的波音247型客机，时速248公里，航程776公里，载客10人，并还可装载181公斤的物品。

刘鼎是张学良美国飞行员的顶头上司，可以直接使用飞机。当时保安使用飞机尽管非常谨慎以利保密，但还是比较频繁的。如1936年6月，邓发前往苏联时，于9日从肤施飞西安，此后又与张学良一起飞兰州。8月25日，在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提出：“为求迅速，要求李毅派飞机送你至肤施。”果然，在当时电报中化名为李毅的张学良就派出了飞机，把潘汉年立即从南京送往陕北。再如前述12月5日因为三军会师后财政吃紧，急电向莫斯科的王明催要汇款时表明：“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等。

有了商务汽车，从西安到保安的三百多公里行程最多需要6、7个小时，如果从西安坐飞机到肤施机场后再乘汽车经鄜县到保安就更快。因此，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往往就会出现张学良的飞机，这是西安事变的一大特点，也是造成当时少数重要人物行踪扑朔迷离、研究者不明就里的一大原因。

那么王稼祥是如何去西安的？1936年10月，鉴于王稼祥病情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伤，为此曾打算借用张学良的飞机，直接送他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此事获得张学良的赞同，但是盛世才却不肯让张学良的飞机进入新疆。为此，于11月20日致电王明，希望通过苏联同盛世才交涉，解决飞机进入新疆问题。但是，仍未能实现。

王稼祥也回忆说：“这样到了西安事变以前不久，和党中央就派我利用张学良的关系，经上海到苏联治伤。”

无论是《王稼祥传》、《王稼祥年谱》还是王稼祥的回忆，都未提王稼祥是如何从保安到达西安的。毫无疑问，原先就准备动用飞机的中共中央面对王稼祥的病情与安全，决不可能放弃飞机而选择汽车。从西安返回肤施后的王稼祥在12月29日给和的电报中说“请电周速派机车来接。”这份电报表明王稼祥当时是乘飞机从西安到肤施的，因为肤施有机场，如果乘车就可以从西安直接到保安，大可不必再要转接。

的回忆同样没有说自己在西安事变前几天的紧急关头，是如何带着巨额银元从西安返回保安的。其实，也必定动用了飞机，不仅因为“苦迭挞”的计划十万火急，单是那10万银元又岂能在当时盗贼出没的陆路进行长途运输，更何况到西安后戒备森严。这样，《传》所述12月7日正在保安向政治局会议汇报情况时，收到张学良“即日来此”的急电，就是要当天到达西安，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不用飞机，岂能在4日从保安到西安，6日从西安返回保安，而在7日又从保安到达西安？

有飞机与越野车作为当年保安与西安之间的交通工具，使得的回忆就更为可信。

西安事变当天的在哪里

了解了当年保安与西安间的快速交通，对上述看似矛盾的系列电报就非常容易解读了：6日返回保安，7日应张学良紧急邀请又赴西安，其内容如今已不难想象。然后再赶回保安汇报，又于9号或10号飞赴西安沟通。10日给张学良的电报，说9日离开保安，最早也要15日才能到西安。这份完全背离事实的电报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巧妙地通知张学良必须在10日派出飞机到肤施接，又避免了授人以柄以防万一。在处理西安事变时非常谨慎，在《我的回忆》中说告诉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还说“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据。可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方面证据。”在事变前夕给张学良的电报自然更不能“留下痕迹”。至于13日21时给张学良的电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天苏联对张学良进行了强烈的公开谴责，中共中央必须保护正在西安的领导干部以防不测。此时的电报既是告诉张学良王稼祥与不在西安，又表示了对张学良的坚定支持，还能够试探张学良的态度。毕竟，张学良在13日下午对部属的公开讲话中已经把12日晨给中共中央文寅电中的“革命”变成了“兵谏”。

那么西安事变当天又在哪里？据《年谱》12月12日记载：“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出：、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为参谋长。”另据《西安事变大事记》12月12日的记载，中共中央于当日召开紧急会议：“派与张学良、杨虎城组织三人委员会。为参谋长，主持大计。”“组织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及陈庆（原文如此，疑为陈诚）所属之蒋军参加的抗日联军，抵抗日本之乘机进攻。”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联军的决议当天就在西安得到了落实：12月12日，“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参谋团组成，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越、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参加，何柱国为召集人。”

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的何柱国作为历史主要当事人之一，对抗日联军成立之时的回忆更为详细：“张将军调我为参谋团主任，会同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西北军参谋长李兴中、红军参谋长策定作战计划，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些史料表明当时身负“主持大计”重任的就在西安。确实，只要稍懂军事常识者都知道，军队临战时参谋长是绝不能或缺的，否则司令部就无法指挥。因此，中共中央绝不会在如此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任命根本不能及时到位的担当主持大计的参谋长。

据刘鼎回忆到达西安时的情况：“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总理，见面后寒喧一阵就上楼。张说：‘你们饿了，快吃饭吧！’大家吃饭后走了，张学良同总理、叶帅、博古到其他房子里去谈话。双方谈完后，总理即刻向保安作了汇报。”

据张学良当年的政治秘书、参与西安事变核心机密的应德田回忆到达西安当天晚间的情况：“代表团到达后，举行了欢迎晚宴，在中间的大屋子里设置了一张宽大的长方桌子，张学良将军坐在北面一头的主位，周副主席坐在张学良将军的右面，同志坐在张学良将军的左面，其他各人依次就坐，我坐在右面一头荣陪末座。”

刘鼎与应德田这两位现场参与者的回忆也都明确无误地表明达到西安的当晚就在西安，尤其是应德田的回忆更是无可置疑。

《年谱》也透露了一则重要内容：“12月22日致电，对目前战略方针提出建议：估计时局将不能不出于战，我西北各军现已处于内线作战的状态，我们的战役应下大决心，集中全力夹击胡、毛、曾、关向南移动之师，西安可守之，否则准备暂时放弃。”这份22日发往保安的电报完全使用了西安守城人的立场、词汇和语气，与作为抗日联军参谋长的身份完全吻合。

西安事变时间篇3

[2011•杭州]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以下评语最能反映当时时代特征的是(C)

A.新世纪的曙光B.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C.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D.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011•聊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这首凄怆的《松花江上》时刻告诫着我们勿忘国耻。九一八事变距今(A)

A.70年B.80年

C.90年D.100年

[2011•盐城]八十年前，一曲凄怆的《松花江上》传唱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它唱出了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与此歌相关的历史事件是(B)

A.俄国割占库页岛B.九一八事变

C.七七事变D.南京大屠杀

[2011•青岛]“麻雀叫，麻雀叫，日本人，真凶暴。夺我东三省，杀我们同胞。小朋友!大家起来闹，日本糖果我不吃，东洋玩具我不要。”这首童谣出现在下列哪一历史事件后(A)

A.九一八事变B.一二八事变C.七七事变D.八一三事变

[2011•六盘水]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抵御日本侵略开始于(A)

A.1931年B.1932年C.1935年D.1937年

[2011•岳阳]一曲凄怆的《松花江上》当年曾传唱大江南北，唱出了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之情。它所反映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历史始于(A)

A.九一八事变B.　华北事变C.八一三事变D.七七事变

[2010•铜仁]“苦难十四年，日本和汉奸，压迫老百姓，有苦不能言。”其中这“十四年”开始的标志是(A)

A.九一八事变 B.一•二八事变

C.八一三事变D.七七事变

[2011•达州]下图中的建筑物位于沈阳北郊柳条湖地区，它记录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与该建筑物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是(B)

勿忘国耻

A.七七事变B.九一八事变

C.西安事变D.南京大屠杀

[2011•邵阳]下图所示的博物馆坐落在(A)

A.沈阳B.北京

C.南京D.上海

[2011•烟台]“九一八”事变后，知名民主人士何香凝将自己的裙子送给蒋介石，并在裙子上赋诗一首：“妄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江山，万世同羞耻……”诗中的“江山”主要是指(D)

A.华东地区B.华北地区C.平津地区D.东北地区

[2011•巴彦淖尔]南京是历史名城。下列历史事件没发生在南京的是(D)

A.《南京条约》签订B.中华民国成立

C.南京国民政府覆灭D.九一八事变爆发

[2011•南充]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是(A)

A.张学良杨虎城B.刘伯承邓小平

C.周恩来彭德怀D.李宗仁佟麟阁

[2011•汕头]“我们亲爱的将士们：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也不是。……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试问：“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是指(B)

A.九一八事变B.西安事变C.卢沟桥事变D.八一三事变

[2011•吉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的爱国将领是(D)

①张学良②杨虎城③李宗仁④傅作义

A.①③B.②④C.③④D.①②

[2011•泰安]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登载了一则重要新闻，标题为：“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该新闻报道的事件应是(B)

A.九一八事变B.西安事变C.七七事变D.平型关大捷

[2011•岳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A)

A.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B.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形成

C.全民族抗战的开始D.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011•西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下列哪次历史事件之后(B)

A.九一八事变B.西安事变

C.南京大屠杀D.七七事变

[2011•聊城]下边是某同学整理的“西安事变”资料卡片。卡片中表述错误的是事变的(D)

A.发生时间B.发动者

C.解决过程D.历史影响

[2011•嘉兴]寻访古迹、实地考察是学习历史的一种重要方法。古城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位特殊“见证者”，它见证了(C)

①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②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③光绪年间的“公车上书”④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

①②B.③④C.①④D.②③

[2011•株洲]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等主张，这就是(A)

A.西安事变B.九一八事变C.卢沟桥事变D.重庆谈判

[2011•乌鲁木齐]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开始到最后取得胜利经历了14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初步形成的标志是(B)

西安事变时间篇4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 “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蒋介石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蒋介石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蒋介石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蒋介石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蒋介石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蒋介石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蒋介石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蒋介石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蒋介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蒋介石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蒋介石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蒋介石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烈钧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蒋介石。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蒋介石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蒋介石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蒋介石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蒋介石改变态度的台阶，蒋介石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蒋介石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蒋介石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蒋介石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蒋介石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蒋介石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蒋介石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蒋介石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蒋介石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蒋介石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蒋介石)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蒋介石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蒋介石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蒋介石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蒋介石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蒋介石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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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毕万闻. 张学良赵一荻合集[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西安事变时间篇5

这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中国著名皇家温泉园林，这里有旖旎隽秀的园林风光、自然造化的天然温泉，具有6000年温泉沐浴史，3000年皇家园林史的游览胜地，自古就是帝王的离宫和游览胜地。周、秦、汉、隋、唐等历代帝王都将这块风水宝地作为行宫别苑。唐代建有富丽堂皇的“华清宫”，“华清池”也由此得名。被称之为“贵妃汤”的室内汤泉的建筑设计更是独具匠心，池壁由墨玉青石拼砌而成，汤池分上下两层，富丽堂皇。虽然墙体破旧，泉水枯竭，可以看出在当年多么豪华、奢侈，杨贵妃在这里淋浴了近八个春秋，不少文人墨客到此寻古觅幽，留下了无数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西安事变”旧址――环园，历尽沧桑，经过历代战争和风雨侵蚀，原来的建筑已毁塌残存无几，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按照当年历史记载的布局重建和几次大规模的修葺、扩建形成了今天的建筑规模。整个建筑依据唐代建筑风格，突出盛唐宫苑园林的历史风貌，依山造园，宫殿式的建筑古香古色，九曲回廊，亭台倒影，错落有致。如今的华清池虽不及唐代规模宏大，但也不亚昔日之富丽典雅，仍然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曾到此参观并留下了“华清池水色清苍，此日规模越盛唐。不仅宫池依旧制，而今庶民尽天王”的诗句，高度概括了华清池的风貌与发展。

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罗曼史就发生在这里，因唐玄宗通音律，而杨玉环善歌舞，两人在感情志趣上情投意合，使得玄宗对杨玉环宠爱有加。据传唐玄宗与杨贵妃曾在骊山半山腰的长生殿前相依而立，仰望星空，因羡慕牛郎织女的多情，伤感人世间的多变，便双双跪地对天盟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不就是佐证了这段千古绝唱？每年冬季唐玄宗便携贵妃姊妹及亲信大臣，前来华清宫淋浴温泉，直到第二年暮春才返回。在这里度七夕，避夏暑，处理朝政并接受万国使臣的朝拜，所以华清宫又有“第二都城”之称。

沿着温泉水源东侧的台阶拾级而上，我来到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发源地、当年居住的居所――“五间厅”，眼前一池的荷花池水波光粼粼，浮在水面上的白莲榭绿色茵茵，荷花阁红柱长廊隐现，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也曾经硝烟弥漫，炮声隆隆。这是一座朱柱、青瓦的古式砖木结构的建筑，长廊式的砖木结构厅房，背倚骊山，前临荷池，中间庭院平坦，树木葱郁，因由五个单间厅房相连而名五间厅。五间厅是环园中的主要建筑物，合抱粗的赤色大柱高擎于厅的前廊檐，气宇轩昂，与周围的三间厅、望河亭、飞虹桥、飞霞阁相映成趣，掩映在绿树之中。五间厅建于清朝末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曾驻于此。1934年曾加以修葺，成为高级官员游览休憩的场所。1982年2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6年下半年两次入陕，以华清池为“行辕”，下榻五间厅，在此策划高级军事会议，坚持“攮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率东北军、十七路军进攻红军。下榻“五间厅”时，一号厅房为侍从室，二号厅房为会议房，三号厅房为的办公室，四号厅房为的卧室，五号厅房是的秘书办公室。东边的三间厅，是贴身侍卫蒋孝先等人住宿的地方和无线电通讯班所在地。在导游的引导下，我们从侍从间到卧室依次察看，“五间厅”仍然按当年居住时的情形陈设，会议室里悬挂着孙中山的照片和党旗、国旗，各门办公室的桌子、椅子、床、沙发、茶具、火炉、地毯、电话等均按原貌复制摆放，墙上和玻璃窗上迄今还保留兵谏发生激战时的累累弹痕，还有醒目的红漆字标示。

走出“五间厅”，爬上一段山路，我们来到了当年从“五间厅”逃跑出来藏匿的地方。这里原来只是普通的山洞，因在这里被捕，便使这个小小的山洞成为了不寻常的山洞。1946年，政府在这里修建了“民族复兴亭”，后又多次更名，“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被命名为“兵谏亭”。“西安事变”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想当年从这里逃跑时荷花池水有幸见证了狼狈的情景。此情此景，荷花池水仿佛向游人诉说昨天的见闻，耳边响起“兵谏”的枪声，看见了当年剑拔弩张的战场面，依然感受到“五间厅”里仍然散逸着浓浓的火药味，更加深切体会到“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1935年，以“12・9”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置民族安危于不顾，继续进行内战，使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早已对这一反动政策不满，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取得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并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反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再次威逼张杨“剿共”，督促进攻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多次劝说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与杨虎城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正式开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张学良的卫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潜入骊山附近，包围了华清池，解除了驻华清池附近的宪兵武装，骊山脚下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震惊中外的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张学良的部队迅速冲入了华清池内院，与的卫队交火，顿时枪声大作，酣睡中的在寝室闻到枪声，以为红军袭击，惊恐万分，来不及穿好衣服，身穿睡袍，便夺门而出，从后院仓皇越墙外逃，跃入深沟，在翻越后门时，不小心摔伤了脊梁，还丢了一只鞋子，爬上骊山石洞隐蔽。后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浑身是灰土，冻得瑟瑟发抖，在士兵的扶掖下，被护送至西安。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守城中的高级党、政、军官员同时被拘押。

西安事变时间篇6

[2011•杭州]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以下评语最能反映当时时代特征的是(C)

A.新世纪的曙光B.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C.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D.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A.70年B.80年

C.90年D.100年

A.俄国割占库页岛B.九一八事变

C.七七事变D.南京大屠杀

A.九一八事变B.一二八事变C.七七事变D.八一三事变

[2011•六盘水]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抵御日本侵略开始于(A)

A.1931年B.1932年C.1935年D.1937年

[2011•岳阳]一曲凄怆的《松花江上》当年曾传唱大江南北，唱出了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之情。它所反映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历史始于(A)

A.九一八事变B.　华北事变C.八一三事变D.七七事变

[2010•铜仁]“苦难十四年，日本和汉奸，压迫老百姓，有苦不能言。”其中这“十四年”开始的标志是(A)

A.九一八事变 B.一•二八事变

C.八一三事变D.七七事变

勿忘国耻

A.七七事变B.九一八事变

C.西安事变D.南京大屠杀

[2011•邵阳]下图所示的博物馆坐落在(A)

A.沈阳B.北京

C.南京D.上海

A.华东地区B.华北地区C.平津地区D.东北地区

[2011•巴彦淖尔]南京是历史名城。下列历史事件没发生在南京的是(D)

A.《南京条约》签订B.中华民国成立

C.南京国民政府覆灭D.九一八事变爆发

[2011•南充]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是(A)

A.张学良杨虎城B.刘伯承邓小平

C.周恩来彭德怀D.李宗仁佟麟阁

A.九一八事变B.西安事变C.卢沟桥事变D.八一三事变

[2011•吉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的爱国将领是(D)

①张学良②杨虎城③李宗仁④傅作义

A.①③B.②④C.③④D.①②

[2011•泰安]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登载了一则重要新闻，标题为：“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该新闻报道的事件应是(B)

A.九一八事变B.西安事变C.七七事变D.平型关大捷

[2011•岳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A)

A.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B.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形成

C.全民族抗战的开始D.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011•西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下列哪次历史事件之后(B)

A.九一八事变B.西安事变

C.南京大屠杀D.七七事变

[2011•聊城]下边是某同学整理的“西安事变”资料卡片。卡片中表述错误的是事变的(D)

A.发生时间B.发动者

C.解决过程D.历史影响

[2011•嘉兴]寻访古迹、实地考察是学习历史的一种重要方法。古城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位特殊“见证者”，它见证了(C)

①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②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③光绪年间的“公车上书”④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

①②B.③④C.①④D.②③

[2011•株洲]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等主张，这就是(A)

A.西安事变B.九一八事变C.卢沟桥事变D.重庆谈判

A.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建立B.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C.卢沟桥事变D.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非选择题

[2011•鸡西]识图题

上图报纸报道的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这一事件和平解决后，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11•丽水]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后来，孙中山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材料二“消除内乱，*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认为应该联合全国各革命党派，组成民主联合战线。

(1)材料一革命纲领中反映“民生”思想的内容是什么?而真正实现这一“民生”愿望的历史事件又是什么?

(2)结合材料二，概括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怎样的民主革命任务?并由此开辟了一条什么革命道路?

(3)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是如何联合其他党派逐步推进民主革命进程的?“她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1)平均地权。土地改革。

西安事变时间篇7

〔关键词〕共产国际；西安事变；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国家利益；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028-06

一、西安事变爆发前的国际形势

（一）世界经济危机下的法西斯运动泛起

1929―1933年，全球爆发了一场世界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开始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量输出商品，从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缓和与摆脱危机进行了异常激烈的经济斗争。“这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互相之间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关税战、货币战和倾销战。”〔1〕

从此，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和平、非战的美妙言辞黯然失色，国际关系揭开了一个暴风雨的时代。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连绵不断的政治、社会危机的冲击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政局开始动荡不安，统治濒临崩溃，法西斯主义思潮便首先在这些国家中应运而生，并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法西斯运动，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在日本，日本法西斯化的途径，是在对现行军国主义旧国家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造，以及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发展的产物，是为了适应其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日本不仅要准备发动独霸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而且正逐渐成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祸害东方和平的战争策源地。在德国，1931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并于2月炮制了“ 国会纵火案”，而亚洲的法西斯国家日本则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不断试图将侵略势力深入关内。上述都表明：东西方的法西斯势力已经崛起，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已经初显端倪。

（二）共产国际和苏联反法西斯政策的调整

1.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政策的调整

由于在上述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这就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改变其反法西斯政策。为此，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其内容主要为：分析了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指出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制止战争的关键，就是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指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正式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

2.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

1931年，日本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国由此而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它既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苏联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形势更加严峻：在欧洲是虎视眈眈的法西斯德国，背后是来自大举入侵中国的日本威胁。为了避免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同时对德日两线作战，苏联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以便苏联能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根据这一战略目标，尽管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苏联还是希望中国建立以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联认为，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当中，只有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还能得到英美的支持和同情。苏联虽然不赞同，但更害怕联日反对苏联。为了实现拖住日本这一战略目标，苏联此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就是“协调中国红军和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2〕所以，共产国际和苏联力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目的是要维护政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其虽然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却更有利于帮助苏联拖住日本的战略。这就使得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两条和平解决方针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二、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认识上存在着差异

（一）共产国际认为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与的反苏阴谋

首先，在共产国际看来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幕后指使者是。张学良说：“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我的“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3〕这就把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共产国际却认为：投靠日本的政治倾向是众所周知的，其在与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因为手中没有掌握武装力量而明显地处于下风。而“张学良握有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足够兵力。他的部队也充满着抗日决心。张学良却一贯奉行为日本军国主义帮忙的对外不抵抗政策”。〔4〕由于张学良与有着很深的鸿沟，所以别有用心地“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而张学良则“在日本主子唆使下，力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以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掠夺计划”。所以西安事变的原因是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5〕

其次，认为张学良的行为破坏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现在“以为核心统一中国的进程正在发生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对日本实现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计划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而日本帝国主义就企图“挑唆一些中国将领起来反对南京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使中国陷入封建军阀割据状态的政策，从而使中国处于无力抵抗其侵略的分裂状态，这种政策有利于为日本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扫清道路”。〔6〕而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值此日本对华侵略日益严重之际，其性质尤为特殊”。它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它严重破坏了“南京政府努力谋求中国的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的努力，〔7〕是一场“使日本人感到高兴的内战，实际上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8〕

（二）中共认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张学良希望举国一致抗日

第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共认为，自华北事变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这个运动激发了张学良的爱国热情，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张学良不仅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而且也是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之一。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就授意秘书拟好了关于逼蒋联共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项条件的通电，并于事变的第二天，以张、杨名义公诸全国。事变发生的当天，就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当详尽阐明了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张学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取得了关于联共抗日的基本保证后，即断然放蒋，并亲自送回南京。这些行动表现了张学良为抗战救国置个人荣毁于不顾的宽怀。

第二，西安事变是自酿苦酒的结果。中共指出：“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9〕自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来，一贯把中共和工农红军视为最大的心头之患，不仅彻底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正义要求，并一再表示他的“剿共”计划是至死不能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

三、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上存在着差异

（一）共产国际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发动的“军阀兵变”

1.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评判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刊物，不断把西安事变说成是“叛变”“阴谋”。1936年12月14日的《真理报》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报导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在《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中又说张学良“实际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10〕又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和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人民运动”。而且还强调“凡不受警察的命令或戈培尔一类当局限制的各国社会舆论都对西安事件持有这种评价”。〔11〕

2.毫无根据地将事变与日本和牵扯在一起

《真理报》说：“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的名字同张学良军队暴动紧紧连在一起。”而“依然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东京老板交待的任务，继续不断在中国挑拨离间和制造混乱”，以“嗾使张学良军队反对南京”。〔12〕《真理报》甚至还把西安事变与《德日协定》联系起来，认为张学良兵变是《德日协定》签字的直接后果，而《德日协定》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进行战争煽动，促使战争早日爆发，等等。

（二）中共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发动的爱国行动

中共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屡屡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置民族利益而不顾，还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使得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这样才爆发了西安事变。因此，西安事变的性质由于“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13〕因此完全是一次爱国行为和救国行动。这个“抗日救亡（行动），举国同情”。〔14〕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西安事变绝不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所认为的“叛乱”，更不是“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它是华北事变后的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化、中国国内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

四、在是否无条件释放问题上存在着差异

（一）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放

为了促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缓解苏联在远东的压力，共产国际极力主张无条件地释放。在他们看来，只要统一了全中国，就会给日本以“极大的打击”。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南京政府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开始采取一系列旨在促使国家统一，使四分五裂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措施”，因而南京国民政府现在已经表现出其领导全国抗战之意志与能力。〔15〕除了能够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其他人可供选择。所以，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发表的社论和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电报中，都主张立即释放回南京。所有这些无非是要表明，由于中国只有在的领导下，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所以无条件释放是理所应当的。

（二）中共主张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释放

第一，必须释放。中共于12月18日指出，因为“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敌指何应钦和――笔者注）”。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16〕所以现在是释放的最佳时机。中共还指出，必须认识到：不能采取武力救蒋。如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于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决不致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17〕

第二，必须有条件地释放。中共认为，此时的并未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西安事变爆发前夕，飞抵西安，逼张、杨进攻红军，他的“剿共”态度十分坚决。事变发生后，当邵力子去见蒋，并劝他考虑张、杨的主张时，不仅置之不理，还严厉责备了邵力子。可见，张、杨捉蒋之后，蒋的“剿共”立场并没有改变。如果在这时无条件释放，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那么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无异于是支持的反人民方针，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南辕北辙。于是中共提出了释放的条件：“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和实行一致抗战；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8〕

五、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对张、杨的态度上存在着差异

（一）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后对苏联的期望

1.在发动事变前向苏联的靠拢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方面是由于群情激奋，急于雪国难家仇之耻，另一方面，也是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的。张学良虽然素有爱国之心，但他要成功发动这一场重大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与南京少数当权派。上述三个条件除苏联的态度不甚明了外，张学良最初的胜算至少占了一半，这样，“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具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19〕所以还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就在开始有计划地接近苏联，以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他认为：“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绩皆与苏联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20〕从上可以看出，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对苏联是寄以厚望的，认为中国只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绝对能够得到苏联支持的。

2.在发动事变后对苏联的期望

由于张学良深知欲得到苏联的同情和帮助，必须通过中共的桥梁作用来实现。所以在事变爆发的凌晨，张学良就给等发来电报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21〕中共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即于当日连续给共产国际发出三封电报，报告事变的有关情况，请求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支持。由于迟迟未得到苏联的明确表态，12月17日，张学良再致电等询问“国际对‘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22〕这表明在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对苏联的态度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并热切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张学良仅仅领会了苏联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却并未准确了解到苏联对自己和对的态度，这也就成为他后来在西安事变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明确表明不支持的态度

1.苏联不相信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爆发之初，苏联认为是日本制造的谣言。由于事变发生时，苏联没有掌握可靠消息，不了解张学良的真正目的。而日本帝国主义为转移中国的抗日情绪，又诬陷事变是苏联所指使。苏联为避免出现苏中矛盾，破坏已取得进展的苏中关系，对日本的谣言立即进行驳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在中国推行使中国陷入封建军阀割据状态的政策”，其惯于采取“散布不和，制造内哄”的手法，认为首先西安事变消息的《日日新闻》报“在挑衅和造谣方面训练有素”，其报道是企图“嫁祸于人”，“日本此种挑拨诽语，既非初次，亦非末次”。〔23〕

2.苏联明确表示反对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3日下午，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他的私寓召见莫斯科驻南京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告以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故促其速告苏联政府，并转告第三国际注意”。孔祥熙的这一招击中了苏联对华外交政策的要害，迫使苏联出面设法营救。当天晚上，中共就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声称：西安事件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受欺骗而支持西安，而是明确地反对之。并要求中共施加影响使得到释放。与此同时，12月14日、15日的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接连发表社论，谴责张学良的行为是“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24〕

（三）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坚决支持

1.政治上对张学良持赞扬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学良就电邀中共共商救国大计。12日下午，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张、杨是为了抗日才发动事变的，其行为是爱国的和进步的。并决定致电张学良，声援其行动。13日，致电张学良，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予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25〕14日，又致电张、杨，赞“全国民众、之大多数、各省有力之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26〕这充分表明了中共对张学良的支持态度。

2.军事上给予张学良大力支持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讨伐派”主张调动军队，分3路立即进攻西安。由于中央军步步进逼，致使国内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形势，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形势下，中共认为，由于“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27〕所以首先应“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7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为总司令”。并于12月13日电告张学良，“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此外，（共产）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商尔后大计”。〔28〕

六、两条方针产生重大差异的原因

（一）共产国际方针的出发点是“必须由来领导抗战”

1.共产国际对性质的新认识

进入全面抗战后，共产国际对有了重新认识：的主要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其在中国革命中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国民革命中是进步的；在土地革命阶段是反革命的，而“现在从反动立场又回到了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的立场上。它希望扮演革命的角色”。〔29〕并武断地宣称：“总之，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它的政治威望提高了。”〔30〕这种确认“今后长期的抗战中无疑会进步”〔31〕的评价，说明共产国际对在的领导下抗战胜利充满了希望。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国际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应大力支持由领导的国民政府执行为胜利进行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应该真诚地支持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人的各种阴谋诡计”。〔32〕即使中共与之间有摩擦，中共“在坚决进行自卫战争方面（也）要真诚而忠实地支持国民政府和”。〔33〕

上述这些认识和评价，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的所作所为都必须以抗战为重、以为重的基本出发点，自然也是共产国际希望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2.共产国际方针是苏联远东政策调整的产物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识到，苏联极有可能面临日本的侵犯。而此时的苏德关系虽然相对“平静”，但德国进攻苏联的迹象也时有显现。为了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同时对德日两国作战，共产国际和苏联开始调整远东政策：希望领导下中国长期拖住日本。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的真实目的是：继续维持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来阻止日本的北进，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中国必须避免陷入更大内战，给日本以机可趁。中国必须建立起以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拖住日军后腿，从而能够间接地帮助苏联。这一政策的调整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西安事变爆发前，为防止将战火引向苏联本土，其不仅在“满洲国”问题上持暧昧态度，而且竟于1935年3月23日，以1.4亿日元的象征性价格，把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实际上是卖给日本）。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又再三要求和指示中共必须和平解决，都是这一政策调整的产物。

（二）中共方针的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利益

1.中共和平解决方针的正确性

它正确处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抗战时期，随着阶级矛盾逐渐下降到次要地位，而民族矛盾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就必须“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34〕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极大地有利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极大地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这“两个建立”则是解决中日民族矛盾的关键所在，并使得国共两党能够暂时将阶级矛盾搁置一边，集中精力来解决燃眉之急的共同的民族矛盾。

2.中共和平解决方针正确性的原因

首先，由中共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决定。指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35〕中共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前仇，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形成有利于全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其次，由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力在不断加强所决定。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在坚持马列主义统一战线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解决西安事变的措施：事变前的积极准备、事变后政治上的积极奔走及军事上的着力应对，并努力排除了党内在“如何处置”问题上出现的错误的干扰。再次，由共产国际放松了对中共的控制所决定。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在决定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时，需要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一般地要避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36〕即不再强行地粗暴地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这就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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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Z〕.档案出版社，1986.8-10.

〔4〕〔5〕〔6〕〔7〕〔8〕〔10〕〔12〕〔15〕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2册〔Z〕.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577，576，578，576，577，576，582，577.

〔9〕〔13〕〔14〕〔16〕〔17〕〔18〕〔23〕〔24〕〔25〕〔26〕〔27〕〔2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380，382，375，379，380，381，408，407，374，375，37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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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0.

〔21〕〔22〕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册〔M〕.新华出版社，1992.1053，1085.

〔29〕〔30〕〔31〕〔32〕〔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62，62，62，98，98.

〔34〕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525.

西安事变时间篇8

关键词：拖拉机变型运输机；监管；现状；对策建议；岳西县

中图分类号 S2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24-0012-02

1 岳西县农机概况

岳西地处皖西南边陲大别山腹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全县辖24个乡镇，188个行政村（社居委），面积2 398km2，人口40.1万。六潜与岳武高速公路在此交汇连接，105、318国道纵横穿越全县，境内公路通车里程达2 293.7km。全县农机总动力12.7万kW，其中，拖拉机变型运输机（下称变拖）604台、大中型拖拉机39台、小型拖拉机1 404台（其中方向盘式拖拉机16台）、联合收割机49台。岳西县农业机械管理局为县政府直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机关6人，直属机构监理所5人、推广站7人（含农机补贴办2人），乡镇中心农机站8个共24人。由于大别山纯山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面积广阔居住分散，山高岭大河谷幽深，道路狭窄坡陡弯急，冬春冰冻雨雪天气较多，山间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多变，变型拖拉机在乡间道路任意行驶（以下简称变拖），农机管理人员编制较少等，是目前岳西县变拖监管面临的境状。

2 监管现状

岳西县农机局认真落实农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法治宣传教育和农机特别是变拖道路交通安全“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工作，全县农机安全生产态势保持平稳。

2.1 强化变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岳西县农机主要是茶叶加工机械和手扶拖拉机、微耕机两大类，大中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都比较少，变拖2015年已按规定和程序公告注销了790台，目前实际在册604台。虽然变拖存量不多，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安全生产隐患。为此，岳西县农机局高度重视农机特别是变拖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把变拖安全生产监管作为重中之重，放在更加优先和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成立并及时调整充实了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和农机事故应急处理指挥中心人员，改进了对全县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加强了农机事故救援队伍的建设和应急处置能力的锻炼。坚持“管业务的必须管安全，管行业的必须管安全”原则，充分调动全系统力量参与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积极落实农机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措施，加强农机安全技术教育和检审服务，真正做到农机安全逢会插一角逢会必讲，不断强化人们农机安全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

2.2 做实做细变拖年检催检和送检下乡工作为从源头消除农机安全生产隐患，进一步提高农机检验率，在不断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农机登记检验信息，就落实农机年度检验和催检工作，2016年在全县农机化推进会上做重点布置，并在随后进行的业务培训会上又做具体细致安排和交办。继续坚持对农机手进行手机短信提醒和送达《催检通知书》，双管齐下，进一步落实对上道路拖拉机尤其是变拖年检催检。5月初将已到期和即将到期的312台变拖《催检通知书》下发，并迅速组织各中心农机站上门送达。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改进服务管理模式，同时结合春耕备耕、“三夏”“三秋”农忙送科技下乡、农机补贴核查和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农机年检送检下乡活动，进村入户为变拖以及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办理年检和保险手续，加强对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安全技术和责任意识教育。

2.3 认真开展多年未检变拖牌证公告注销工作变拖是农机安全隐患的重点监管对象。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农机安全生产事故，岳西县农机局经常组织农机人员深入乡村道路、建筑工地、矿山、采石场、集贸市场等地，对上道路拖拉机特别是变拖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巡查和隐患排查。为推动多年未检上道路拖拉机牌证注销，从源头上减少变拖“超龄”“带病”可能造成的农机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隐患，2015年发动全系统人员深入乡镇、村组和农户家中，对在册上道路拖拉机认真进行调查，摸清现状底数，在全县进行宣传造势和大会动员布置，依规按程序公告强制注销了790台上道路拖拉机（主要是变拖）牌证和330个农机驾驶操作证，并在后期联合执法行动中重点加强了监管。2016年在全县农机化推进会上，对2a以上未检上道路拖拉机牌证注销工作又做了重点布置和安排。根据前期变拖年检催检和这次变拖专项整治情况适时启动公告强制注销。

2.4 加强与公安交警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岳西县农机部门与公安交警建立并保持了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机制，制定了加强和规范联合执法文书，并经常性和阶段性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有效弥补了农机管理机构执法手段不强的缺陷。针对山区路况和季节特点，每年多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重点安排在春节春运、国庆元旦等节假日以及春耕、“三秋”农忙时节等重要时段，锁定在国道省道、建筑工地、沙石料场等农机集中作业场所，以及学校、集镇、市场周边等人口密集场所。对检查发现的违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纠正，对违法行为进行严格处罚，强化了对上道路拖拉机特别是变拖的道路交通安全监管。此外，还积极加强与各乡镇党委政府及安监站、村委会、农村中小学的联系与合作，在农忙和开学时节将农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送进乡村、送进社区、送进校园，不断强化人们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为全县农机安全作业和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5 落实变拖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按照省、市农机和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开展变拖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岳西县农机局与公安交警大队认真研究和印发了实施方案，就8月份至12月份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做出安排和要求。8月份通过全面摸排核查和疏理整理，对全县变拖及驾驶人相关信息（包括已依法公告强制注销的790台上道路拖拉机、330个驾驶人信息）、道路交通违法及处理信息，县监理所与交警大队进行了相互通报；9、10月份农机监理与公安交警组织了4次联合宣传造势和执法检查，对发现的一些变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进行纠正和督促整改，对变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对变拖驾驶人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责任意识教育。

3 安全隐患

岳西县农机局积极落实省市县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将工作重心下沉，安全管理关口前移，认真履行对变拖的安全监管职责，多年来虽未发生较大以上农机安全事故，但对变拖的监管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3.1 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岳西县乡村已实现村村通水泥路，组组户户通水泥路已成趋势，随着水泥路不断向村、组、户延伸，道路简陋以及配套安全防护设施建设难以跟进，交通环境更加复杂，而变拖主要是在山村乡间道路上从事运输，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发生。

3.2 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部分变拖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去正规驾校学习技术，为图“省钱省事”购买二手变拖，常有无牌、假牌、套牌、私自改装、逾期未检、无交强险以及驾驶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违法载人、超速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3.3 监管盲区盲点较多农村公路监控设备尚未全面覆盖，基层交管部门警力有限，农机监理人员更是少而又少；变拖由农机部门负责检审和田间道理上的管理，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分离，监管方式上存在漏洞，盲区盲点较多是构成事故隐患的又一重要原因。

4 加强变拖管理对策建议

4.1 分工负责，齐抓共管针对变拖管理上前期由农机部门负责登记挂牌及其驾驶人考试发证，田间道路以外管理则是由公安交警负责，变拖登记检审信息与道路交通违法处罚信息不能适时互通互查，管理上存在两张皮现象。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机监理与公安交警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机制，建立农机监理与公安交管共有的变拖及驾驶人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对变拖及驾驶人管理方面农机公安双方都能实时查询相关信息，真正落实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4.2 改善环境，增强安全意识由于变拖安全性能和运营环境差，驾驶人安全技术和责任意识低，事故发生率、保险赔付率以及保费投入相对较高，造成保险公司承保和驾驶人投保积极性不高，而部分驾驶人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心存侥幸不愿缴纳保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赔偿无处着落，肇事者受害者双双落难，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建议改善运营，增强驾驶员安全意识，将农机保险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出台上道路拖拉机特别是变拖交强险等相关配套政策，依靠政府补贴解决当下变拖保险“两头难”的境地。

西安事变时间篇9

[关键词]李安电影；女性形象；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嬗变

著名电影导演特吕弗曾深有体会地说：“电影是女性的艺术，”电影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从来没有离开女性这一话题。对李安电影女性形象的分析将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空间维度、女性形象、梳理

李安出身中国传统文化家庭，饱受儒家、道家思想的熏陶，又在西方求学多年，融东西思想方于一身，既有东方传统文化的儒雅、敦厚，又颇具西方现代文化特色。东西方思想完美统一也反应在其电影中，李安电影中的东方人往往深深感染了西方的现代气息，而影片中的西方人物却又是李安以东方人的视角去读解的，因而蒙上一层浓浓的东方色彩。严格的说。李安电影中无论是东方人物形象还是西方人物形象，都不再是现实东方或西方的人物，而是李安心中艺术世界中东西交融的艺术形象，下面先从空间维度，从横向上探究李安电影的女性人物形象。

1　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东方女性形象。

以李安早期“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为例，剧中都是表现中国人，无论《推手》、《喜宴》的故事发生在美国，还是《饮食男女》的故事就发现在台湾，影片中的女性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而沾染了浓浓地西方色彩。李安正是用西方的眼光来审视东方的传统文化，从而解析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走向。

《推手》中陈太太，女儿嫁给老美成了家，她从台湾来到美国，本想来到女儿身边安享晚年，谁知遭遇和朱老一样，中国传统最简单的孝道，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美国却难以相容。对于她有的只是抱怨、无奈和失望，用她的话说“我的气早生完了，没气了”，在与朱晓生一家人去爬山的时候，发现被两家小孩玩弄，她感慨道：“老了，没有用了，没人理了，一大把年纪还受人摆布。”于是片末，她和朱老都走出了家“赁一小屋，了此残生”。当东方传统思想为美国社会潮流所不容的时候她毅然走出了女儿的家，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把自己“美国化”了，西方思想已深深影响了她。正如李少白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史》中指出“在中国式的传统孝道与美国个人价值观之间，编导李安还是以基本认同后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再看看以台湾社会为背景的《饮食男女》，片中老朱有三个女儿家倩、家珍和家宁，二女家倩是非常西方化的女性，拥有事业、金钱、社会地位，大女儿家珍因被以前男友抛弃，而将自己寄托给耶稣，打算陪伴父亲一辈子，可当爱情降临的时候，她立即走出了家。小女家宁是西方爱情观的崇拜者，他深信“真正心爱的人就是能在你身边自由自在的说话”。可见三个女儿追求的价值取向都被浸染上了西方的色彩。

2　东方人眼里的西方女性形象。

李安不仅在东方题材的电影里表现西方的价值取向，而且在西方的电影中，我们又毫不费力地找到东方人的“影子”。改编自W斯汀的同名小说《理智与情感》中，李安用东方人的视角诠释西方人的感情，我们随处可以找到东方人审美追求――内在、含蓄、隐忍，这最集中表现在埃利诺的身上。她是理智的代表，凡事小心翼翼，在爱情的追求上表现出酷似东方人特有的含蓄、内敛的性情，她深爱着爱德华但又不敢开口，她恪守着传统的礼仪，不敢越雷池一步。当得知自己深爱的人有旧情人时，她没有再说什么，她只是默默地祝福，外表虽装着若无其事，内心却极度痛苦，她的痛苦来自内心对爱的强烈渴望与体制冲突。有一个情节很值得一提，当爱德华临走的时候，两人在马厩里话别，爱德华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埃莉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也不敢大胆表露自己的心迹。同样《冰风暴》中李安也是用东方人的视角解读70年代“水门事件”时期的美国家庭，片中母女俩一言一行，人物细致入微，感情细腻，无不染上东方式含蓄、内敛的特质。

李安从小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在他拍西方题材的时候，无意识中透露出东方色彩便不足为奇了。李安手里有一面“魔镜”时而照照东方，折射出西方的影子；时而照照西方，映照出东方的世界来，从中投射出东西方文化碰撞与发展走向。一个东方人导演东西方两种差异很大的题材，颇具世界眼光，而又高屋建瓴，获得普遍认可，确实难能可贵。

二、时间维度、女性形象、嬗变

下面再从时间维度，纵向分析李安电影的女性形象，探索其嬗变的基本方向。

纵观李安至今10部影片，女性形象并非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不同的题材、不同主题，以及导演追求的方向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笔者对此做了比较分析，初步推测出如下基本规律来。

1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早期李安电影创作，以父亲形象为主，其主题多表现东西文化冲突，以及东方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走向，这一点前文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而为了表达这一主题，很显然李安电影是以父亲为基本立足点的，父亲在李安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曾坦诚地承认“父亲对我确实影响很大，因为从小他就是家里的大树干，我们家里又是典型中国式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他又是很威严的人。”在《父亲三部曲》中父亲正好代表了传统文化，如《推手》中的太极拳师，《喜宴》中的老将军以及《饮食男女》中的老厨师，他们都身怀绝技，无论是太极拳、书法、厨艺无不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而其中的女性虽然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很深，但骨子里仍然是东方传统文化思想。例如：《饮食男女》中的三个女儿传统意识也根深蒂固。大女儿家珍一心想要有个家，母亲不在，便以老大自居，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这本身就是“长兄如父，长女如母”的传统思想在作怪，小女儿家宁虽渴望西方式的现代爱情，可爱情来临，怀上了e人的小孩，便匆忙结婚，迫不及待走向自己的“家”；二女儿家倩，虽是非常西化的职业女性，一开始就想搬出去，走出这个家，但结局却独自一人固守原有的家，很有趣的是三个女儿名字中都有一个“家”字，这恰恰暗示了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眷恋。

由于父亲形象在影片中格外耀眼，再加上老父亲扮演者郎雄的精彩演绎，三个女儿的形象仿佛被置于父亲的光环之下，虽然三部曲中父亲的形象在逐渐走向解体。正如很多学者津津乐道的《喜宴》末尾老父亲面对儿子的同性恋事实，无奈之后只好默认，在机场通过安检的道口，老父亲夸张地向美国安检人员高举双手，这就是东方传统文化向西方文化妥协的隐喻，也是父亲形象解体崩溃的一个象征。

李少白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史》也指出《喜宴》中威威的人物设置，“编导者不仅替高伟同挽回了父母的颜面，满足他们内心深处香火传承的大愿，而且成功化解了两代之间不可避免的观念的冲突。”可见从威威的身上“可以看到创作主体的男子中心主义或反女性主义色彩。”纵观李安的早期电影，我们不难发现导演李安的男性视角。女性形象在父亲高大的“大树干”下，只能是一些“小花”，但这些小花在父亲的大树下千姿百态、格外娇艳。

2　女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一次次获奖，李安的电影艺术逐渐走向成熟，步入旺盛的中年，在导演的道路上李安会面临许多难题，他也在访谈中多次说，虽然获奖，自己的压力很大，每次拍片都要拍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他不想重复自己。艺术家唯有不断探索，推陈出新，选取新颖的题材，方能使自己的艺术之树常青。这一点李安是做得比较好的。2000年起他相继推出《卧虎藏龙》、《绿巨人》和《断背山》以及《色・戒》，他以独特的视角、新奇的眼光，求新、求异、求变。

这一时期影片李安对性e意识特别感兴趣，《断背山》的同性恋题材就是对性e意识最好追问，《卧虎藏龙》则更多从女性的角度诠释女性。玉娇龙年轻气盛，白天是大家闺秀，夜晚飞檐走壁，憧憬着江湖的美好，渴望李慕白的“青冥剑”，最终愿望落空，飞身飘下悬崖。这是一出女性成长的悲剧，其悲剧源于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另据贾磊磊先生的解读，“在象征的意义上讲玉娇龙偷剑，其实就是在、偷心；而俞秀莲挺身护剑，同样也是在护情、护心。两个女人所争的并不只是一把青冥剑，更重要的争的是人心!”而最终于娇龙之死，源于她“最终未能得到李慕白的青冥剑，也就等于没有得到李慕白的一切，她对李慕白性的占有与情的欲望便成了无所皈依的空想，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去寻找她与李慕白的归宿。”由此看来，“玉娇龙的自杀是最典型的殉情事件。”不管怎么样，《卧虎藏龙》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则是从女性的角度这是毋庸质疑的，它写出女性内心愿望与现实的巨大矛盾。

再以《色・戒》为例，影片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讲述一个女学生以自己的身体引诱汉奸的故事，剧中的人性是复杂的、矛盾的，李安正是从女性的角度探究女性。王佳芝一开始是个清纯而迷茫的女大学生，受邝裕民影响萌发了朦胧的爱国情怀，也萌发了朦胧的爱情。她接受任务，易先生慢慢被她征服，而当易先生给她带上戒指的那一刻，她彻底被他的真情感动了，她明白了易先生是真正爱她的，在最后一刻选择放走了易先生，于是猎物与猎人之间出现了置换，她爱上了自己的“猎物”。李安正是从女性的角度剖析她内心剧烈痛苦与矛盾，国仇、暗杀、感情、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她说：“他不但要向我身体里钻，还像一条蛇一样，往我心里面愈钻愈深”，“每次他都要让我痛苦得流血、哭喊……”可见她内心巨大的灵与肉的痛苦，并且她还恳求“你们是不是应该冲进来，朝他的后脑开枪，然后他的血和脑浆就会喷到我一身。”李安导演正是以女性的视角诠释女性的真实复杂的情感，从而探求人性的本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李安电影女性形象嬗变的基本方向，由男性的视角转变到女性的视角。女性逐步跳出了父亲的光环，由父亲树荫笼罩下娇艳的小花，嬗变到和男性同样重要的地位，借用诗人舒婷《致橡树》中的比喻，这时的女性已是和男性这株“橡树”比肩的“木棉”了。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