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9:19:34

西安范文篇1

一、西安旅游目的地形象与传播测量分析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实施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法和非结构法结合的方法,使用中、英、日三个语言版本,调查对象75%为2011年7月至9月间到访西安的国内外游客,14%为通过电子邮件接受问卷访问的客源地居民,11%为西安本地市民。结构性问卷采用多属性法(Multi-attributeApproach),用含21项的5分制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形式设计。非结构性问卷参照艾特纳和瑞奇测定目的地形象整体和唯一性的3个问题[12]设计。问卷发放1600份,回收1340份,有效问卷1053份,有效率78.6%。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美誉度对结构性问卷统计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其目的在于浓缩数据,深入研究游客认知形象的内在结构并对比其各维度的评价。对因子的可信度即调查结果的稳定性进行了克伦巴赫α检验,所有因子的α值都超过0.7,说明测量可信度良好,见表1。旅游者对西安旅游形象评价最高的是“旅游资源”(4.900),进一步说明西安在旅游资源上的绝对优势,不过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指文物古迹资源。评价最低的是“旅游服务”(2.483),反映出西安旅游纪念品缺乏特色,无法满足旅游者购买欲望,也反映出西安旅游需要借助辅助手段才能实现深度体验,旅游者自主游览满足程度较低。“旅游传播”较低得分(2.490)反映出西安形象传播上明显不足。

2.知名度游客眼中西安最有代表性的前五位事物分别是,秦始皇陵兵马俑(66.54%)、大雁塔(42.96%)、城墙(39.23%)、钟鼓楼(20.96%)和小吃(12.69%)。红色资源、科教资源、自然资源被提及较少。代表人物以历史人物为主,大多集中在杨贵妃、李白、秦始皇等上。现代人物以张艺谋和贾平凹为最多,闫妮、田亮等也有较高知名度。赵季平、张锦秋、许巍等人物主要是本地市民提及。但很多外地游客提到药家鑫,对西安如何化解负面因素影响,并适当采取危机公关来维护积极形象提出了新命题。3.传播广泛度旅游者了解西安的途径最多的是电视(60.62%),其次是网络(55.14%),书籍、报刊、影视作品、口口相传等途径平分秋色。影视作品(31.16%)影响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旅行社(20.05%)。旅游者知道西安旅游宣传口号的仅占到有效问卷592份的7.78%,正确做答的大多数是西安本地人,且对于宣传口号褒贬不一。

二、西安旅游目的地形象定位与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形象定位没有深入体现西安文化内涵

旅游者对西安旅游资源比较认可,而对基础设施、地方文化体验、旅游服务、目的地整体环境等方面的评价欠佳,而旅游形象是目的地总体状况的反映,旅游者的评价显示出西安旅游形象展示不够全面。旅游者对西安旅游期望值和实际感受值之间有落差,很多人仅仅获得“到此一游”的满足。宣传口号大多是对现有资源的简单概括,很多旅游者对“华夏古都,山水之城”表示异议,认为现代西安的山水资源没有优势和独特性。原因在于西安制定形象规划时,对旅游者需求把握不准,对资源的文化思考深度不够,产品组合稍显简单,没有找到本质的一致性,一味的追求游客数量和对GDP的贡献,把一个本应该细细品味的城市放在了快速前行的滚滚车轮下,其结果是不足两天的留宿率,和走马观花后对资源的浪费。这使得西安旅游形象单调呆板,不能完全展现西安特色,无法对旅游者形成强大吸引力。

(二)形象设计系统没有真正发挥标识作用

《西安旅游发展规划(2006—2020)》中通过对地脉、文脉的分析,对西安旅游确定了“最具东方神韵的世界古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定位,延续了长期以来的发展理念。但仍然存在没有突出西安特色的问题。以西安拥有的资源来界定,目标市场就是全世界。对目标市场而言,如果要选择“世界古都”,会首当其冲联想到罗马、开罗、雅典、北京。而对“具有东方神韵”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所以这一定位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之嫌。其中设计的形象标志并未得到实际广泛使用,形象系统设计的效果并不明显。“好客山东”是国内旅游形象重塑的成功案例。山东曾先后推出“一山一水一圣人”“、齐鲁神韵,山水豪情”等旅游形象,2007年推出“文化圣地,度假天堂”,并设计“好客山东”五彩品牌形象标识,绚丽的英文符号色彩,动感的造型以及一枚清晰的“好客”朱文印章[13],给人五彩斑斓的遐想,把同样厚重的齐鲁文化用既有现代感却又渗透着浓浓中华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山东自然与文化精华作了最好的诠释。

(三)旅游传播体系架构不全,形象营销效果不佳

1.宣传手法单一,媒介组合简单目前的形象广告传播媒介主要以电视为主,旅行社推广和其他促销活动为辅。相比较山东、湖北、江苏等地在主流媒体黄金时间旅游宣传情况,西安通过电视推广力度很小,无法起到预期的效果。成本较低的网络广告作为新兴媒体运用不足,现有的旅游网页内容简单,与一些著名门户网站链接较少,无法影响到潜在旅游者注意。

2.优势运用不足,负面影响较大韩国、美国、日本通过影视剧、动画片侵入中国,影响中国文化,云南、四川、山西更是通过影视剧重新塑造出或积极向上的形象,对旅游业乃至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带动作用。西安具有影视剧制作的悠久历史,并且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导演、演员及影视工作者,通过这个渠道宣传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西安大追捕》《关中匪事》《关中枪声》等一系列影视剧作品都使西安和野蛮、血腥、搏杀等字眼关联起来,近期在西安拍摄的电影《夺命心跳》又增添了悬疑、惊悚的色彩。由于影视剧传播范围的广泛和不可预计性,难免会给旅游者造成心理暗示,使很多人对西安充满质疑。

3.信息系统不畅,口碑效应欠佳有效的信息系统应该是双向畅通,目的地可以全方位展现形象特色,而旅游者的需求、诉求也可以直接达到。西安旅游传播的信息渠道不完善。宣传上针对散客旅游和专题旅游信息介绍较少。对口碑宣传重视不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反馈系统。较少关注“售后服务”,缺乏对旅游者的跟踪测评、信息反馈,也就不能及时准确把握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评价。

三、西安旅游目的地形象传播策略

(一)西安旅游目的地形象再定位

旅游目的地定位的关键是要找到最能区别于竞争地的独特品质。西安旅游文化的本质可以用“有容乃大”来概括。这个本质的诠释有两层涵义。第一,是将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当代自然融合;第二,是对于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时空和文化上足够的包容性是西安最独特之处,也是区别于同样具有地域包容性城市的特质。国内一些城市存在对弱势群体、外来人群的歧视和排斥,这是文化狭隘性的表现,优秀自信的文化是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和新文化形态。调查中西安市民的热情是旅游者普遍认同之处,也是对西安包容性文化的一个有力印证。在这样的形象定位下展示西安的旅游资源顺理成章,内在与外形相得益彰。旅游者不会再步履匆匆,他们需要留下来细细品味,不会把历史的厚重当成负担,而是探求文化的享受,这正是旅游传播的目标。在旅游宣传口号的使用上,现有的“中华五千年,寻根在西安”可以继续使用,还可以使用“有容乃大,中国西安”的宣传口号。2011年西安世园会的“送你一个长安”一语双关,更加贴近生活,让旅游者能够产生一种亲近感和探寻感,可以使用到西安旅游形象宣传上来。

(二)品牌深化战略

虽然西安目前被命名的世界遗产只有兵马俑一项,并不妨碍旅游者认同西安是文化遗产古都,遗产旅游品牌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知名度,需要继续进行品牌深化和精品化打造。笔者认为需要充实并提升产品文化内涵,通过“有容乃大”的引导,获得宽广的延伸空间,让旅游者在面对众多生动的遗产时,能够跳出遗产本身,去探求、解读,获得精神层面的享受,提高西安旅游美誉度和忠诚度。以兵马俑为载体的旅游纪念品产业是品牌深化的一个有效途径,“芭比娃娃”“泰迪熊”等玩偶产业的成功案例可以作为借鉴,糅合进西安历史故事、人物传奇,延长产业链,深化品牌知名度。同时,西安的科教文化资源、红色旅游资源等都具有很大优势,要精心重塑和着力宣传这些特色旅游产品,让西安在遗产旅游品牌带动下,真正形成种类多样、结构丰富的旅游产品体系。

(三)媒介组合传播策略

通过旅游地整合营销传播增强西安旅游传播的有效性,其本质是对旅游者认同的资源优势的整合,和对最认可的能体现目的地特色资源价值的整合。需要注重传播手段的综合增加值,通过内部要素评价和外部的宣传促销、公共关系等手段,制定媒介组合策略,来实现一致和最有效的传播影响力。

1.新闻媒介传播新闻报道具有客观真实、可信度高、影响范围广泛的优点。它没有明确的受众和旅游信息,但对潜在旅游者影响却很大。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第一站就到了西安,新闻镜头无形中再次提高了西安的知名度。随后外国元首到访大多要到北京、上海、西安,这个线路也被民间称作“总统之旅”,其影响意义深远。美国Weatherproof制衣公司借助奥巴马访华的新闻图片进行营销是一个成功案例。西安需要借助电视这个传播率最高的媒体,将经济文化建设新进展、科学技术方面新突破等新闻在中央电视台、各主流媒体中大力报道,通过这种客观、可信度较高的传播方式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对西安进行宣传,让旅游者了解西安发展现状,产生无限向往。

2.事件营销传播事件营销集新闻效应、广告效应、公共关系、形象传播、客户关系于一体,是快速提升知名度与美誉度的营销手段。目的地管理者通过策划组织独特的、有利于旅游地形象传播的具体主题事件,争取大众传媒工具广泛参与。利用消费者的从众心理,促进事件信息有效传播,并吸引部分体验意识强的游客加入到事件活动中来,从而促成旅游目的地形象在目标市场聚集较高的注意力、吸引力、影响力。澳大利亚昆士兰旅游局“世界上最好工作”活动用170万澳元的经费带来了超过1.1亿澳元的公关价值[14]。马尔代夫水下内阁会议,让“马尔代夫绝景游”火爆一时[15]。这些成功事件创意领先,善于利用媒体,提高公众参与度,以社会公益、社会道德规范为原则,在追求轰动效应的同时考虑社会接受程度。西安作为比较公认的文化名都,大事件发生的机会很多,需要把握新闻规律,制造和利用具有新闻价值事件,使用好事件营销这个“利器”。笔者认为K165次列车在重大危急情况下保障旅客安全这样的事件是最好的资料,对西安的正面宣传具有重要作用,以后要善于挖掘事件的闪光点,凡是遇到类似的事件,宣传、旅游等部门要紧密合作,通过老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以多样的宣传手法进行推广,营造西安文明、大气的城市氛围,激发潜在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如果没有合适的事件,可以借鉴大堡礁的做法“创造事件”并适当放大,当然需要事先做好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预案,如果能将一次事件做成具有连贯性的旅游活动,其带动效果就更强了。

西安范文篇2

2012年10月2-7日,笔者及其小组成员街头随机访谈100位游客,并做了详细的反弹笔录记录受访者对西安市文化遗产旅游的感受、期望、体验满意度。通过对西安文化遗产旅游的整体评价,结合实地考察及对游客的随机访谈,综合分析结果(见表3)。从表3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安市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丰度无与伦比,但是在深度开发中游客对文化历史的接触式的体验普遍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被动的接受信息,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一)西安市文化遗产旅游的优势和机遇西安市有着“天然博物馆”的美称,地下地上的文化遗产族谱体系丰富无比,既有各类型文物、博物馆,又有以历史遗迹遗址为载体的大型遗址公园、主题公园,还有以寺庙、道观为基础的佛教产品,与城市建成区相结合的民居、城墙等。仅在西安市的碑林区内分布着明城墙、湘子庙街、城隍庙、钟楼鼓楼、张学良公馆、清真大寺、北院门高家大院、关中书院、宝庆寺华塔等19处文化遗产景点。同时,不乏世界级、部级的文化遗产,吸引着国内外游客。所有的文化遗产特点鲜明,与其他旅游产品的互动性结合良好。在调查中,86%的受访游客普遍认为西安是一个良好的目的地接待城市,整体接待设施良好,居民的好客程度较高,总体满意度达到90%。同时,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成功举行,为西安的整体旅游品牌形象塑造了良好的口碑效应,高铁项目的兴建开通推动了河南、湖北、广州等地游客到访,关天一体化经济区旅游产业的强强联合也推动了西北地区游客自驾游。并且在文化遗产景点的调查中,近九成的游客对曲江新区的整体环境感到满意,曲江文旅集团的文化产业模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二)西安市文化遗产旅游存在的问题1.“一家独大”的局面长期的不到改善在受访的游客中,首次来西安的游客中85%都去秦兵马俑参观,多次来西安的游客近乎100%去过秦兵马俑,而如清真大寺、高家大院、张学良公馆等景点则相对较少,严重客流分布不均。一来是因为世界级或者部级的文化遗产在促销和影响力上更容易吸引游客,二来西安的一些文化遗产如前所提到的高家大院、城隍庙等坐落于居民区内,景点与当代生产生活密切相连,散落分布、规模较小,长期得不到重视,并且承载能力较小。级别的高低与外地游客的到访率呈现正相关,在调查中,兵马俑、钟鼓楼、明城墙、碑林、曲江等外地游客居多,旅游动机多为游览观光,其次为休闲度假,其他的景点则本地游客较多,偶然性进入。同时,政府着力打造的旅游品牌如大明宫、陕西博物馆等成为游客的首选,而那些小而精但没有得到重视的文化遗产在吸引游客的能力上较弱。2.游客的兴趣、受教育的背景直接影响到体验的效果受访的游客中,一半以上的游客对碑林博物馆的理解和认识都停留在表象上,并且只有不到5%的游客去之前对碑林做过了解看过相关资料,类似的情况普遍存在,文化信息越高的文化遗产的受众要求游客的受教育水平较高,或者有专业的信息指导帮助游客体会其中的奥秘。在现实中,除了团队游客有专业的导游解释说明外,散客对文化遗产信息的获取程度较低,仅仅通过景区游览图或者网络信息。整个调查过程中,发现任何文化遗产旅游景区对文化遗产的解说系统都存在较大的缺陷,游客不能很好利用解说系统来体验文化遗产的内涵。3.门票价格偏高,与体验的真实感受存在差距受访游客普遍对西安文化遗产景区的门票价格反映较高,游览完成后心理存在落差:(1)66.4%的游客认为门票价格超过了预期,参与性的内容雷同化严重;(2)文化附会的现象普遍存在,文化信息的传达过于粗制滥造,游客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的高要求与现实之间的错位;(3)体验方式单一,能够积极参与融合的项目不多,图文并茂式的展览占据半壁江山,大多都是文化遗产前有个解释性说明的文字表述,并且外文翻译并不是都有,影响到外国游客的理解;(4)文化遗产纪念品新意不足,仿制品比比皆是,质量参差不齐,具有当地特色的农民年画、碑林碑石拓片、蓝田玉雕、西安景泰蓝等新品周期较长。

西安市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对策研究

通过上述ASEB栅格分析法对西安市文化旅游开发的现状分析,应确立以保持历史文化原真性和体现娱乐休闲性为主体的旅游格局。(一)凝练已有资源优势,构造完整的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族谱结合西安市现有和潜在的文化遗产资源,一方面要体现西安作为13朝古都的文化底蕴,充分体现秦汉唐明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体现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方式多样化,饮食、演艺活动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的景象。(二)创造不同层次的体验项目力求满足不同要求游客的需求,细分市场西安市的文化遗产旅游市场中一些专项内容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强,或者游客的参与兴趣不高,除了活动内容自身设计的问题外,需要游客对该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理解,例如碑林博物馆以收藏、陈列和研究历代碑刻、墓志及石刻为主,成为在中国独树一帜的艺术博物馆,并不是所有的游客都碑帖、石刻都理解欣赏的。设计出符合不同性别、年龄、心理、社会地位的游客需求的项目产品,细分各目标人群的需求差异性。在旅游方式上注重可选择方案的多样性和活动的融合性;内容上充分考虑到参与性强弱、体验效果的满意度,提供不同内容的文化遗产旅游活动内容;档次上根据客源的消费水平差异,对体验内容进行高、中、低端的细分,设计不同档次的旅游商品。(三)突出主题,打造旅游文化产业集群西安的文化遗产旅游近些年最引人注目曲江文化产业新区,这里凝聚寒窑、大慈恩寺、曲江池、秦二世等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主题公园、开元广场等标志性的旅游文化产业基地,2011年曲江新区成为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区,5A级景区和生态区,为西安市现行的文化遗产旅游的典范地区。从生态环境、配套服务、人文情怀、历史沉淀都较好的诠释了文化遗产及其所在地的风貌,成为了游客和当地居民休闲文化生活的必选之地。(四)体验方式的多元化,参与方式多样化,文化的原真性将文化遗产旅游的体验从单一的游览观赏方式拓展成为集观赏游览、参与体验、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多产品组合方式,利用“冷热点”组合,“长短线”结合,“昼管夜赏”模式,拉长逗留时间提高游客的娱乐休闲消费水平。打破传统的展览式的解说系统,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立体化的展示提高体验的直观感受。在体验项目的设计上坚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原则,避免文化附会现象,定期更新活动参与内容特别是大型实景演出,提高重游率和当地居民的到访率。

西安范文篇3

关键词:梅西安《鸟鸣集》音乐语言特点

梅西安ClivierMessiaen(1908—1992).是法国作曲家,生于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市,1919—1930年就学于巴黎音乐学院,在这期间对鸟鸣产生兴趣。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如管弦乐曲《鸟的觉醒》《异国之鸟》等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起任巴黎三一教会管风琴师,1936年起与若利韦、勒絮尔和博德里埃尔一起成立“青年法兰西小组”,1942年后任巴黎音乐学院教师,担任和声学、音乐分析、美学课程。他从1947年设立音乐分析课程获得年轻音乐家们的推崇,被誉为独特的“高级作曲班”。1966年,他起任教授,其音乐分析讲座具有国际影响。他创立了“序列主义”音乐是在20世纪占有重要地位的音乐形式。钢琴曲集《鸟鸣集》是充分体现他创作特点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全部创作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一、作品的表现内容

梅西安1956—1958年为钢琴而作了《鸟鸣集》,在此之前,他就花费大量的时间为记录鸟鸣声而多次旅游各地,经常出没于森林山野中,记录鸟叫的声音。据说他可以辨认出约50种法国不同种类的鸟鸣。梅西安称创作此作是“想正确地为鸟声绘出肖像”。

《鸟鸣集》全曲共分7卷,13曲作品有:1.阿尔卑斯山;2.黄鹂;3.蓝矶鸫;4.鹟;5.枭;6.林鹨;7.苇滨雀;8.卡兰德莱云雀;9.欧洲莺;10.岩;11.鵀;12.鹟;13.大杓鹬。

这13首作品充分地显示了梅西安对鸟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甚至认为:“各种鸟类都有独自的审美观点,鸟类歌唱的时候简直都像瓦格纳弋阳,每次唱歌都是在阐明自己的主张……”他认为:“鸟类是生活、运动和快乐的象征。”在与鸟有关的作品里,作曲家特别喜爱长达45分钟的钢琴曲《花园里的莺》(1970年)。在这首作品中,他把居住地方的各种鸟的声音都组织进去了。

梅西安在77种法国常见鸟类中,整理出四种鸣叫的原型,分别是褐雨燕、鲱鸥、蓝岩画眉、百灵的叫声。每一章他都以一种法国常见的鸟类为中心,根据不同的鸟写出了不同的钢琴华彩部分以及间奏,还有的用同素材发展而成的独特曲段来描写鸟林中所有的鸟以对位的形式一齐歌唱的场景。作曲家在不同时间聆听苇滨雀的鸣唱,比如清晨和傍晚,他从中捕捉到自然的光影和温差变化。所以他的《鸟鸣集》里,也存在像“悬崖”“水波”“灌木丛”一类的主题动机。到此我们可以理解梅西安的基本写作概念了,就是音响型的,而不是传统的旋律、和声、复调等等。他通过各种各样鸟鸣的音色以及它们之间的混合、叠置,造成了非常有感染力而且非常直接的效果。

二、作品的技术手段

整部《鸟鸣集》听众都听不到一条清晰地传统意义上的旋律线。音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互相断开,分布非常分散,展现出突出的点描风格。该乐曲实现演奏效果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种:

1.时值与休止。演奏部分的音符大都短促,力求做到能够模仿的像鸟的鸣叫。

2.力度。乐曲有时充斥着fff的尖锐的和弦,有时又以轻柔的(ppp)的力度收拢。

3.音程关系及音色处理。部分音与音之间的倾向性关系彻底丧失,在每一个音上都作出了它应有的和声,部分不协和的音程是为了进一步表现鸟鸣的音色。在音色上他把这些叫声表现得有的像鼓点、有点像洪钟、有点像银铃。

4.节奏手法。值得注意的是《鸟鸣集》中的节奏十分独特,每曲均使用古希腊的三段结构,表现鸟声在白天与夜晚之间顺时间而变化。通过对希腊格律和印度节奏的研究和分析,他找到了节奏的语言,从中发现了各种不同的节奏规则,并最终构成了自己的节奏语言——“以不规则的数量单位排列配置的各种时值”“均等节拍的舍弃”“不可逆行节奏”等。这些节奏要素在梅西安的音乐里相互关联、混合、重叠并置,并且在其音乐语言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三、作品的音乐表现

在这部作品中,鸟鸣是大自然的化身,占有着非常突出的地位。在乐曲中他以丰富繁荣的音色变化描绘了大自然的丰富色彩。他对自然界的反映,最终通过他长期对世界各地的鸟鸣研究以音乐化的再现来达到。乐曲的主要内容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表达:

1.音乐的语言。梅西安音乐语汇的特殊性主要是他的音乐语言采用各种来源的声音——鸟语、印度音乐、素歌、东方打击乐、佛朗克的和声、巴托克的夜乐等,这些素材都运用得体。他的音乐个性鲜明、独特,以丰富的音响组合和浓艳色彩而著称。这部《鸟鸣集》以钢琴模仿森林中各种鸟叫的声音,生动有趣,情意盎然,表现了不同鸟类鸣叫时的场景,引发听众和演奏者的联想,让人们进入到美丽的大自然、进入鸟语花香的世界。

2.音乐的色彩。梅西安的音乐与色彩之间的关系是最难于理解的。以至于十分了解梅西安的萨姆尔也说:“这种从声音感知色彩的现象是相当令人吃惊的,我不认为有多少作曲家有这种体验……”梅西安对于色彩的特殊感觉,事实上是梅西安确实能够从音乐中看到色彩。很显然,如果演奏者能够具有梅西安这种看到色彩的能力将会对完成这部作品有极大的帮助。梅西安运用音与色的“通感”原则写了这部《鸟鸣集》。他在大自然里,聆听各种声响,对于鸟儿,他的观察是艺术化的,他把鸟儿的歌声做了极其精确的记谱,在音乐中的表现却只是一种理念化的摹本。在这里听众能听到鸟有独唱也有合唱,这是因为作曲家用他特有的对位手法把各种不同的鸟组织起来,从而创造出百鸟齐鸣的音响。

四、创作中的哲学及美学观念

“真诚、高雅、纯稚”是“青年法兰西”共同的宗旨,也是梅西安创作的座右铭。他在创作中也集中地反映出了自己的世界观。梅西安受到象征主义美学影响,又有崇拜耶稣的宗教狂热,所以,他的创作贯穿了神学思想。

西安范文篇4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家庭成员间社会经济地位的转变,使家庭旅游的决策过程呈现出不同特点[3]。面对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差异化的旅游者需求,对各类旅游者进行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市场调查、了解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就成为旅游学研究的必然趋势。营销人员将家庭购买决策视为产品开发、定价策略以及媒体选择的基础[4]。因此,研究家庭旅游细分市场,了解家庭旅游者决策行为规律,对于完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直接有效的市场营销、完善旅行社的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安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热点城市,又处于西部经济大开发的龙头地位,目前针对西安市家庭旅游市场的消费者决策行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选择该城市居民进行调查,研究家庭旅游决策行为规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

一、数据获取方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调查对象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结构分为单身家庭、夫妻二人家庭、核心家庭和延续式家庭四类,既单身的青年人家庭、年轻夫妇没有子女家庭、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二代同堂家庭以及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家庭。受调者为家庭核心代的家庭成员之一。问卷于2008年10月和11月在西安市主要居民小区、超市、公园、广场向城市居民随机发放,共发放问卷600份,剔除无效问卷,实际回收552份,有效率为92%。采用EXCEL和SPSS15.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在本次调查的家庭旅游者中男性占总样本量的52%,女性占48%,样本性别基本平均;年龄上以18-44岁之间的中青年为主,其中,18-30岁的占35.0%,31-44岁的占38.0%,45-59岁的占19.4%,60岁以上的占7.6%;职业上工人占13.9%,专业技术人员8.9%,政府职员10.3%,文教人员14.1%,普通职员16.1%,商务人员15.8%,离退人员6.9%,家务劳动者4.2%,其他占9.8%;家庭结构上,以核心家庭为主,占44.9%,单身家庭占12.1%,夫妻二人家庭占15.9%,延续式家庭占26.9%。

二、实证研究

基于调查数据,文章对城市不同家庭结构旅游者的出游信息来源、出游动机、出游方式、出游时间和频率、目的地选择偏好、旅游活动项目选择以及限制出游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得出城市不同类型家庭旅游者的旅游决策行为特征和规律。

(一)不同家庭旅游信息来源分析

出游信息来源的分析,是了解旅游者信息获取渠道,进行旅游目的地营销、广告宣传和公关的重要因子。分析可知,总体上家庭旅游信息来源排在第一位的是“亲朋介绍”,其次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和“旅行社”,而通过“旅游展会”、“户外广告”和“旅游书籍”了解出游信息来源的家庭较少。从不同家庭结构的出游信息来源来看,单身家庭通常受教育程度较高,喜欢上网,有37.31%的单身家庭选择通过网络了解出游信息;夫妻二人家庭倾向于从网络和旅行社获得出游信息,分别占43.18%和26.14%;核心家庭也常从旅行社来获得出游信息,这与近年来很多旅行社推出适合这两类家庭的“夫妻游”、“合家欢乐游”等旅游产品有很大关系;延续式家庭选择“广播/电视”和“报纸/杂志”的比例比其他家庭略高,分别占32.21%和37.58%,说明成熟型家庭更容易受传统媒体宣传促销的影响。

(二)不同家庭出游动机分析

心理学认为,动机是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地选择偏好存在的前提。结合家庭旅游者的出游特点和需求,文章将出游动机分为健康、情感、教育、经济与社会5种类型。并采用里克特量表1-5等级评分对游客进行了调查:其中1分表示完全不符合、2分表示不太符合、3分表示符合、4分表示很符合、5分表示完全符合,最后用SPSS软件对各项旅游动机表示的均值进行了计算。

单身家庭对“结交新朋友”、“寻求刺激与冒险”得分比其他家庭较高,分别是3.63和3.19,其主要原因是这类旅游者往往是年龄在19到27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大都精力充沛,求奇求异的心理突出;而对于夫妻二人家庭来说,“缓解压力、放松身心”、“增进与家人的感情”和“提高个人文化素养”是其旅游的主要动机;对于核心家庭,“缓解压力、放松身心”、“让孩子增长见闻”和“提高个人文化素养”是该群体的主要动机,因为这类家庭往往承担着教育子女的功能;对于延续式家庭来说,该群体对“康体健身”和“宗教朝圣或祭祖”的需求较其他家庭明显,其主要原因是这类家庭中的老年人对提高身体素质有较高的需求。从总体上看,在各类家庭旅游动机中,健康动机、情感动机得分较高,其次是教育动机、社会动机和经济动机。“缓解压力、放松身心”是各类家庭出游比较主要的动机,夫妻二人家庭此项的得分最高(4.25)。家庭结构越简单,“宗教朝圣或祭祖”动机得分越小,“寻求刺激与冒险”和“结交新朋友”得分越高。

(三)不同家庭出游方式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图1),单身家庭最主要的出游方式是“朋友结伴”(58.21%)和“独自出游”(25.37%),这与他们喜欢自由、不爱受拘束的个性有关;夫妻二人家庭特别是新婚夫妇通常希望一起出游以增进感情交流,常常夫妻共同出游或参加旅行团;对于核心家庭来说,排名前两位的出游方式分别是“家人结伴”(76.21%)和“单位组织”(33.06%),因为这类家庭的成员一般工作比较稳定,单位的福利待遇较好,并且父母常常愿意在寒暑假带孩子一起出游;延续式家庭因成员较多且年龄差异较大,对服务质量的要求更高,除与家人一起出游外,“随团旅游”的比例也很高(32.21%)。家庭结构越复杂,“朋友结伴”和“独自出游”的选择率越低。除单身家庭外,各类家庭大多选择与家人旅游,很少单独出游,这反映了城市居民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以家庭为核心的消费模式。

(四)不同家庭出游时间和频率分析

将各类家庭的出游时间按出游率从高到低排序,从表1可以看出,单身家庭大多选择“双休日”或“自由决定”出游时间,因为这类家庭出游时间的选择比较自由,不愿在人多拥挤的黄金周出游。夫妻二人出游受法定假日的影响,选择“十一”、“年休假”和“五一”的比例最高,分别是48.86%、28.41%和20.45%。核心家庭和延续式家庭的出游时间选择规律具有相似性,大多选择在“双休日”、“黄金周”或“寒暑假”出游,夫妻二人与孩子具有共同的闲暇时间是促成这两类家庭出游的重要条件。另外,延续式家庭选择“自由决定”的比例高出核心家庭5个百分点,因为这类家庭中老年人占有较大的比例,出游时间往往不受限制。各类家庭选择在“双休日”出游的比例都很高,这与西安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同时又南依蕴含众多自然景观资源的秦岭山地有很大关系。随着我国带薪休假制度的逐步落实和完善,在带薪年休假出游的家庭比例也越来越高,很少家庭春节出游。由于2008年我国“五一”黄金周的取消,选择“五一”出游的家庭比例大大降低。

调查发现,不同类型家庭的出游频率也不一样。单身家庭和延续式家庭平均每年出游3到4次的比例最高,分别是37.31%和35.57%。夫妻二人家庭出游4次以上的比例最高(39.77%),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有了子女,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就会大大减少,所以会增加旅游次数。核心家庭的出游时间大多比较集中,平均每年出游1到2次的比例最高,为43.15%。

(五)不同家庭旅游目的地类型与旅游活动项目偏好分析

按照旅游目的地的景观资源特点将旅游目的地分为自然风景类、历史古迹类、现代都市类和主题公园类四种类型。根据调查结果(图2),在同一类型的旅游目的地选择中,不同类型家庭旅游者的偏好程度有所差异。自然风景类旅游目的地中,夫妻二人家庭选择的比例最高(90.91%),单身家庭选择的比例最低(68.66%);在历史古迹类中,延续式家庭选择的比例最高(61.07%),夫妻二人家庭的选择率最低(26.14%),这是因为夫妻二人追求浪漫的二人世界的心理使其对自然风景情有独钟;在繁华都市类中,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夫妻二人家庭(18.18%),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单身家庭(7.46%);主题公园类对核心家庭的吸引力最强,占41.94%,因为主题公园往往是这类家庭放松休闲、带孩子娱乐的理想场所,其他类型家庭的偏好程度接近。总体上,各类家庭普遍偏爱自然风景类旅游地,可见,居住在繁华都市的旅游者非常渴望接近自然以愉悦身心,获得全面的放松。游览历史古迹可以让人追怀历史、增长见识,使孩子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所以这类旅游地常受到核心家庭和延续式家庭的青睐。而选择现代都市类的家庭比例最小,可见大城市的便利交通、高级购物娱乐场所都不能对家庭旅游者形成较大吸引力,城市居民想远离城嚣、亲近自然的旅游需求日渐明显。

各类家庭普遍偏爱那些能体现地方特色的、参与性强的娱乐放松型旅游活动项目。其中,划船、漂流等亲水型旅游活动项目最受欢迎,各类家庭的选择率都在50%以上。单身家庭相比其他家庭更喜欢体育类的旅游活动,有32.84%的家庭选择了骑马、射箭,有10.45%选择了蹦极;夫妻二人既向往原始淳朴的自然风光,又喜欢放松休闲的现代娱乐,选择温泉洗浴、农事体验和歌舞影视的比例较高,其比重分别是46.59%、27.27%和26.14%;核心家庭喜欢参与瓜果采摘、卡丁车、手工艺品制作和高科技体验等寓教于乐的旅游活动,选择瓜果采摘的比例高达50%;延续式家庭注重精神享受,对温泉洗浴、垂钓和歌舞戏曲等旅游活动项目情有独钟,分别占40.94%、30.20%和22.15%。了解不同类型家庭的旅游活动项目偏好,对于旅游目的地的产品设计和旅游项目策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影响家庭旅游决策的限制性因素分析

调查发现(图3),单身家庭旅游者往往喜欢离开居住地远途旅游,闲暇时间少是其出游的主要限制因素,他们年轻而富有活力,对饮食和住宿条件的要求不高,但比较关注目的地居民的态度;夫妻二人出游,对旅游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有较高的要求,因此这类家庭出游最担心的问题是景点质量不好;核心家庭和延续式家庭因为有孩子和老人,非常关心安全问题和交通条件。另外,核心家庭中如果孩子的年龄小,会对出游造成很大的限制。延续式家庭中体质弱的老年人较多,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其出游的主要因素之一。总体上看城市居民对“闲暇时间”、“交通条件”、“景区质量”和“人身与财产安全”状况的担忧比较突出,“可自由支配收入”、“饮食条件”和“居民态度”不是限制家庭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因素。

三、结论与建议

西安范文篇5

“压力小,待遇好”是争报主因

昨日,记者在报名现场看到各个部门的咨询台前都围满了学生,报名处学生队伍一直排到了门口。据西安市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截至昨日,已经有2300余名大学生前来咨询报名,成功通过报名审核程序的毕业生人数达到了1338人。

“比起企业来说,公务员压力要小一些,而且工作很稳定,有归属感,各种福利待遇也都很规范。”正在填写报名表的一名学生告诉记者,“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来了,现在工作这么难找,找个称心的工作就更难了。现在公务员既稳定,工资待遇也不错,谁不想进入政府部门!”

专门从江西赶来的王某告诉记者:“我听朋友说西安公务员报名,就立即从外地赶回来了。我从2004年毕业后,在社会上混了一年,也换过几个工作,但不是不适合,就是自己不喜欢,公务员工作很稳定,就来凑个热闹,希望通过努力获得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昨天没赶上报名,今天一定赶紧把名报上。”

阎良区6个岗位竟无一人报考

西安范文篇6

关键词:西安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

1西安市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截至2018年12月末,西安市在册中小企业总量为1481469户(数据来源:西安市工商局),由于目前企业为加大技术创新,扩大生产能力、疏通产销渠道,加上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大多数企业还是有对资金的需求。从融资总量上看:西安市不具备IPO、新三板上融资的中型企业数量庞大,加上很多小微企业如今并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权未完全分离,企业信用低等,导致融资总量不足,供需不平衡,仍有缺口存在;从融资路径上看:西安市中小企业融资路径有银行贷款、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内源融资、民间借贷等;从融资结构上看:西安市中小企业融资主要以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中的银行贷款为主。就目前而言,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制约西安市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西安市中小企业融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2.1中小企业自身资产规模较小,资本市场融资门槛高,融资方式单一,成本大西安市众多的中小企业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发展之处其特点为流动资金有限、高资产负债率、低承债能力,这使得他们进行银行贷款融资较为困难,故以内源融资为主。外源融资中西安市中小企业多数只能通过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进行融资,目前西安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的资金规模小,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等在陕西省设置的分支机构和网点数量较少,均难以满足西安市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1]。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臻完善,深市中小板、创业板加上新三板标准化,企业上市较严格,对于大多数西安市中小企业而言成本大、门槛过高,截至2018年12月末,西安市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仅为33户(数据来源:wind)。究其缘由为西安的国有企业经济占比高,国资控股的20家上市公司中,也只有2017年将曲江文旅和西安饮食划归华侨城,民营经济活力不够,西安市本地的中小企业多满足于“小富即安”,无心于资本市场融资,同时从纳税指标、盈利情况、企业规模等各个方面衡量,上市或挂牌的后备企业数量少[2]。此外,如今在当前宏观经济总体放缓的背景下,中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风险溢价也就相对更高,“影子银行”虽然利用其专业性风控操作使企业获得资金,但此类非正规金融如民间借贷利率也因此高于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大也就成为必然现象,使得西安市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难上加难。

2.2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金融信贷风险大西安市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财务制度体系和内控制度体系并不健全,进行信息披露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成本较大,这使得中小企业的财务报告通常并不经过审计就呈现,故其盈利能力较难预测,信息透明度不高,其为了可以得到银行的融资,有时候提供的数据并不真实公允,造成银企信息不对称;此外中小企业偿债能力差,一些中小企业资信度不佳,存在逃避银行债务、多头抵押等不良行为,再加上我国的征信体系尚不健全也使得中小企业逾期、逃债现象严重,缺乏信用观念。银行方面,在贷款过程中,由于审查批复环节多且较复杂等原因导致银行承担较高的贷款成本,相比于大企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积极性被削弱;同时贷款存在风险,银行会要求贷款企业有抵押品,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抵押物及可靠的担保物,商业银行为了有效规避风险,往往选择放贷于大型企业,造成对中小企业“慎贷”“惜贷”。

2.3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支持力度较小我国众多经济学家都指出,在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并不健全,林毅夫认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我国银行体系高度集中,缺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中小银行”。张杰认为“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的刚性依赖,民营经济一时无法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寻找支持”[3]。伴随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及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落实,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较大趋势下降,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指数新创2015年以来新低44.6%,商业银行的资金供应紧张,难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小微企业的资金缺口尤为严重。当前缺乏专门管理中小企业的机构以及专门支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另外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相匹配的中小型银行数量少,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较低,中小微企业贷款的特点是“少、频、急、短”,而大型、中型商业银行的门槛高、审贷流程长,人工成本高,供需双方的反差很大,此外匹配中小微的服务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如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融资担保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金融知识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等,这也制约了西安市普惠金融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财税政策不精准,下放慢,后期监管不严,融资环境尚待优化。

3解决西安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

3.1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中小企业自身融资能力,西安市各类中小企业应从企业自身着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努力改善自身融资环境,延长企业寿命周期。要不断提高财务管理人员整体素质,加强财务管理人员、财会人员技能和管理培训;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审计制度,完善内控机制,使财务落实实处,最大效能发挥作用,加大信息披露以此提高信息透明度,提高自身信用水平;加大技术创新能力,积极引进人才,西安市高新区聚集大量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与西安高校签订合作、就业协议,不断促进中小企业提高自身研产能力,推动其自身发展。

3.2多渠道扩充融资路径,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3.2.1规避资本市场制度约束企业在全国股转系统和地方性股转系统挂牌,其各类标准都低于沪深两市,应发展场外市场,吸引西安数量庞大的不具备上市标准的中小企业,鼓励有资质的企业在陕西股权交易中心及其他四板市场和新三板挂牌,目前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有待改善,不少小微企业通过定增等资限制多,融资遇到瓶颈,小微企业为谋求发展可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发行私募可转债,以此融资有效的规避资本市场制度约束。3.2.2建立供应链金融系统,充分利用应收账款等动产融资建立供应链金融系统,一般来讲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较为通畅,资金较为宽裕,以应收账款为质押,可为关联企业提供融资,这种方式可以盘活、用好资金。应支持以从核心龙头或大型企业获得的应收账款为质押,为关联企业提供融资,发展贷款、保险、财政风险补偿捆绑的专利权质押融资新模式,提高金融支持创新的灵活性和便利性。西安市坐落有各大类产业园区,应通过锁定各类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找到急需资金的中小微企业,再盘活应收账款,其中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展以专利、商标等无形融资,其发展模式可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3.2.3吸引境外资本参与西安市经济发展西安市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点城市,可在我国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寻求外资,可申请国外银行贷款,外资银行开展的外汇和人民币业务为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性融资开辟了新的道路,可以为西安市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及时的资金支持。

3.3健全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制度,加大信贷支持度,信用担保制度是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效果最佳且使用效率最高的一种金融支持制度,有助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贷款,我国政府要引导并完善征信、担保和再担保体系的建设,发展第三方征信、信用评级等机构,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的成本[4]。同时推动担保、风险补偿体系建设,探索大数据的应用,建设中小企业综合信用信息系统,继续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来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代偿补偿工作,用以降低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西安市政府应推动建立贷款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展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如财政出资,积极探索对中小企业设立独立的审批和信贷准入标准,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扩大服务半径,推动驻陕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西安市中小企业信贷投放,提升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同时定期举办中小企业融资对接会、融资产品推介会、专题报告及讲座等指导中小企业融资活动。

3.4完善以中小企业为对象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政府支持力度。3.4.1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西安市政府要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和社会闲置资本入股地方城市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机构,对于西安市而言,西安银行、秦农银行、陕西信合等应大力支持西安当地中小企业发展,要从内部转移定价和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优化中小企业贷款申请和审批流程提升中小微企业服务水平。近年来西安市旅游业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企业也不断增多,可对文旅类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行有效评估,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等知识产权进行评估,作为担保进行放贷,满足其短期资金缺口的融资需求。3.4.2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优化融资环境,就西安市而言,省市政府要共同出力不断优化融资环境,根据西安市中小企业发展现状,量身定做的专项融资方案,如2017年9月:市工信委与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紧密合作,开展小型微型企业“基地贷”业务,西安市工信委向每家基地下拨300万财政资金作为风险补偿金,工商银行按照风险补偿金的10倍作为总融资额度向每家基地内企业提供融资支持[5]。政府要牵头多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此类工作,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同时要进一步下发投资审批权限,精简项目准入手续,改进事中事后监管,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参考文献

[1]王蕾.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问题研究——陕西省的调查状况[J].商业现代化,2008(27).

[2]张卫平.关于陕西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几点对策[EB/OL].(2018-01-10).

[3]中小企业融资理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EB/OL].

[4]范东平,吴奇声,闵华.西安市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及对策[J].时代金融,2011(15).

西安范文篇7

有关专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现代服务业正在成为服务经济时代的主体和方向,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大城市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优先地位,有条件的要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西安市市委、市政府从推进全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在“十一五”期间,重点发展高新技术、现代装备制造、现代服务、旅游、文化等五大主导产业,把现代服务业作为推动西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强力助推器、西安经济新的发力点,加快发展。

目前,各地因为实际情况不同,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不一。我市结合自身实际,“十一五”期间,把会展、物流、金融、商贸等内容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通过发展金融、物流、信息、工程设计、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传统装备制造业向现代装备制造业转化、提高生产效率提供强力支撑,同时大力发展会展、商贸、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服务功能,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6年1月5日,西安市委十届九次全会对《西安加快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进行了研究讨论,这表明,我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正式拉开了帷幕。

经济增长新亮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安以商贸、旅游为先导,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总量持续扩张并逐步转型和提升,会展、物流、金融、信息、中介、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业迅速成长。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为西安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伴随着连续多年高起点的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西安经济重要的增长点。据最新数据统计,2004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1095.87亿元,三次产业的比例已达到5.5:45.2:49.3,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540.15亿元,占全市GDP的48%,年均增长12.2%。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超过250亿元,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近50%,现代服务业从业人数近60万人,占服务业总人数近40%。

在快速增长的同时,西安现代服务业的内涵更是不断拓展,亮点纷呈:

会展经济蓬勃兴起。2002年以来,我市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全市共举办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展会279个,成交额1060.2亿元,创造社会综合效益88亿元,有力促进了旅游、商贸、餐饮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亮点。目前,西安拥有一定规模的综合、专业展馆3个,展览公司120多家,展会规模和层次不断提高。欧亚经济论坛、世界古遗址大会的成功举办,敲开了西安会展业迈向国际化的大门,中国广告节、全国糖酒会等一系列大型展会,彰显了西安办会办展的强大资源优势和综合实力,住博会、汽博会、国际供热供暖设备展等,逐步培育出西安独有的品牌会展。

在《西安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规划》的引导下,现代物流业健康起步,集散中心的地位不断增强。以西安国际港务区为龙头,六村堡空港物流中心、引镇物流中心等物流园区建设初现规模,西安现代物流业已经扬帆起航,产业带动作用日益明显。

西安信息产业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多元化信息服务市场形成。2004年电信业务收入64.32亿元,全市固定电话用户接近300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超过320万户,计算机互联网用户82.4万户,ADSL宽带用户22.2万户,我市已成为西北地区唯一城域宽带网全面贯通的城市。

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西安金融服务业实力的不断增强。西安金融保险已全部实现电子化管理,综合服务水平和资金结算效率显著提高,区域性金融中心地位逐渐形成。2004年,西安地区各类金融机构达2300个,从业人员4万余人,各项存款新增270亿元,各项贷款新增160亿元。

商贸、餐饮业发展迅速。西安商贸服务业不断开拓市场,促进消费,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2005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0亿元,增长15.2%,全市餐饮业连续十年保持15%以上递增速度,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八强之列,餐饮业销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3.8%,所占比重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第一。据统计,全市已建成各类社区基础设施210多个,总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创办各类社区服务实体6000多个,从业人员达到5万余人。

伴随城市经济多元化发展和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中介服务业亦显示出良好的潜在需求和发展态势。以律师、会计(审计)、房介、职介、工程监理、工商、税务等为主体的中介服务市场体系正在形成。

加速发展新机遇

面向“十一五”,西安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新点上,现代服务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国际间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将为我市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进而承接现代服务业转移提供良好机遇。西安的整体经济正由中低收入水平向中上等水平转化,2004年西安市城镇居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80美元,已经步入了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发展期。西安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中国段和中西部的中心城市,陕西“一线两带”和关中城市群的核心,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使西安建设现代服务业中心具有先天之便;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沉淀了丰富的旅游资源,西安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先进的科技教育,不断壮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雄厚的装备工业实力,使得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撑力和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广阔。借助区位优势,挖掘比较优势的潜力,在激烈的竞争中发挥其后发效应,西安作为西部和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金融、科技、教育、旅游、商贸、交通、信息中心的功能将会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带动和辐射作用进一步扩大,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西安现代服务业起锚远航的时机已经到来。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区域性、国际化现代服务业中心,必将强化西安"造血"、"聚合-辐射"功能,推进城市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对黄河中上游城市群乃至整个中西部经济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是实现我市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宏伟目标新愿景

“十一五”期间,围绕建成立足陕西、面向西北、辐射全国的国际化、区域性的现代服务业中心,西安以现代物流、会展业为突破口,加快构筑高增值、多层次、广就业、强带动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以西安国际港务区、欧亚论坛为切入点,做大现代物流业和会展业,做强餐饮业和商贸流通业,做足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中介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使西安逐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五年之后看西安:

――通过五年的努力,到2010年,西安市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1154——118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51.3%;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到45%。

――建成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力争到2010年,展馆总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专业性展览占主导地位,国际性展会比例达20%以上,会展业收入达到5亿元,带动相关行业产值达50亿元。“十一五”期间,西安会展业将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现有资源,做大做强会展经济,打造区域性、国际化的会展品牌,重点抓好欧亚经济论坛、曲江论坛和中国西部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中国西安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等国际性会议和展览,着力打造曲江国际会展聚集区、产霸河国际会议论坛中心、高新区高新技术展览展示区、城墙内国际文化交流区、三桥国际汽车专业会展区等五大会展聚集区,发挥其拉动全市乃至区域经济的强力“引擎”功能,形成以展扬名、以展会商、以展带业、以展兴市的良好发展格局。

――西安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和半径500公里经济圈的现代物流业重要枢纽。目前西安现代物流业正处于发展阶段,要形成相对成熟的专业物流服务,必须培育和完善“结构合理、设施配套、技术先进、运转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从今年起,我市将全面启动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安六村堡空港物流中心、长安引镇仓储物流中心、华圣果品物流配送中心等项目建设,建设区域性的内陆港口,实现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与国际货运航线直接对接,建立完善的现代物流支撑体系,构筑以物流园区为中心,以铁路、“一高一绕三横三纵三环八放射”高速公路网、国省主干线为骨架,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不断提高物流集散运输能力。加快物流项目信息技术升级和西安物流网络平台建设,重点建设以条形码技术、电子支付和电子数据交换等为基础的物流信息系统,形成辐射市内外,信息系统电子化、物流管理条码化、仓储运输机械化的商品配送体系。到2010年,物流业实现增加值340亿元,占西安GDP的比重达到17%。社会物流成本降低2个百分点。物流企业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率达100%。

――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融资主渠道作用,促进银行、保险、信托和租赁业之间的合作,发展金融业混合经营模式,促进金融服务业加快发展,使西安成为信用制度发达、资金交易活跃、金融组织机构健全、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工具齐全、金融设施先进、金融信息畅通,具有强大金融凝聚力和辐射能力的西部金融中心。到2010年,西安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45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达到3200亿元,保费收入达到100亿元。

――信息服务业因其对生产与消费的影响大,产业关联高,已经成为发展速度最快、技术创新最活跃、增值效益最大的一个产业。“十一五”期间,我市将加快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金融、分销、旅游、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建设“数字西安”。到2010年,现代信息通讯服务业收入达到120亿元,年增长率20%—25%。实现电话、广播、电视“村村通”,综合覆盖率达到100%。固定电话主线普及率达42线/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达112部/百人,宽带用户接入比例达12%,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例达19%。

――到2010年,基本形成种类齐全、分布合理、运作规范、接轨国际的现代中介服务业体系。“十一五”期间,我市重点推进会计、法律、管理咨询、信息咨询、工程咨询等各类中介服务业的发展,争取中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中介服务行业达到50个,从业人员达到15万人以上。

――未来五年,西安社区服务业将走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鼓励创办各种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企业,引导和培育各类社区民间服务的发展,分别按照200米半径设立早点快餐店、便利店,400米半径设立物资回收部、修理部、理发店的要求,合理布局社区商业网点,拓宽服务内容,开展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务,大力发展社区医疗、休闲娱乐、体育健身等服务,到2010年,建立起服务门类齐全、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网络。

――建立起“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特色突出、管理科学”与现代化都市相适应的“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现代商贸服务业体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4%—18%,2010年达到1200—1300亿元。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2010年达到250亿元。连锁经营年均增长速度15%以上,到2010年,连锁经营销售达300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达到30%,商品电子商务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0%。

“十一五”期间,以发展大商贸、建设大市场、搞活大流通为主线,我市将加快商圈的规划与建设,合理布局商业网点;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零售企业和现代营销方式,鼓励发展特许经营、制、多式联运等新型业态,营造方便、快捷的购物网络;大力整治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强商贸流通领域诚信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生活、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保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健康进行;积极开拓旅游餐饮、商务休闲、文化体育、时尚消费等市场;突出西安文化特点,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培育和打造十条特色商业、餐饮街区;建设一批起点高、功能强、辐射广的批发市场和大中型批发市场集群;提升企业素质和资本运作水平,实现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新飞跃。

绘就蓝图新举措

西安将认真落实《西安市加快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突出发展重点,抓住关键项目,明确完成时限,运用法律、行政和市场相结合的手段,引导和推动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各类资源向现代服务业集聚,营造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改善政府服务环境,明确职责,提高行政透明度,重点建立和完善现代物流、会展经济、中介服务、社区服务、信息服务等统计体系。建设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服务业预警、预测和信息制度,深化“一站式”服务,在工商登记、财税减免、资金管理、出入境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方便。

连锁企业在农村开设门店、经销农用生产、生活资料、配送中心建设以及网络信息技术改造;物流企业基础设施改造、信息管理水平的提升、物流网络平台搭建;社区服务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开办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六小”经营门店等均可争取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建立和扩大“西安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西安市流通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连锁经营、现代物流、会展经济、中介服务、社区服务、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西安范文篇8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国际舆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现代社会里没有纯粹的国内事件,任何集团、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国际舆论的反应考虑进去。这对当时情况非常特殊、又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列强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所以西安事变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政治事件,各国“莫不异常重视”,尤其是“东亚各国之报纸舆论”,更是纷纷报道、评述和追踪事变的发生和发展。在世界范围的关注、传播和沟通过程中,国际新闻舆论汹涌澎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一边向各驻外使馆通报情况,一边要求各使馆注意搜集各国(尤其是日本和苏联)政府及社会舆论的反应;张学良无论是事变前还是事变后自始至终在为争取国际舆论而努力着;中共中央也在请求共产国际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可惜的是,就像我们对当时国内新闻舆论的研究远远不够一样,我们对西安事变中国际新闻舆论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肤浅的。

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中最强大的部分,它不仅可以独自发表意见,而且其他舆论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达,使其具有垄断舆论的优势。在一定时间内,新闻舆论可以左右、支配、指导整个社会舆论,充当社会舆论的全权代表。同时,人们获得舆论影响大多也是来自新闻舆论。与中国国内的新闻舆论不同,有关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事实上早在事变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以往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海伦·斯诺的采访。当时,海伦·斯诺是张学良唯一能见到的外国记者。张学良打算通过海伦丈夫埃德加·斯诺常投稿的英国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在采访中,张学良暗示必须“遵从民意”,团结抗日,否则“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就“无法生存”。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表态,也是张学良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进行的新闻舆论准备。当时张学良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内新闻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将注意力投向外国的新闻媒介。

10月8日,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海伦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报道说:“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报道还透露了当时西安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美联社把这篇报道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10月9日,天津的英文报《华北明星报》转载了这篇报道。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以同样的方式刊载了海伦的报道。

海伦对张学良的采访文章,可谓是西安事变全程中的一块里程碑,被后人誉为对西安事变的正确预报,“险些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继而又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加速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新组合。随后,海伦在西安又对西北的政治形势作了两个月的采访报道,使国际社会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情况,对张学良、西北地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也为张学良、西北地区后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某种理解和同情创造了条件。

张学良对国际舆论的争取,在西安事变后仍在继续,而且更迫切了。事变后,张学良马上召见身份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史沫特莱,向她说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事变的真相。12月19日,张学良还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为自己的正义行动进行辩解,并说红军虽与他们的政治见解不同,但都是中国人,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中华民族。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史沫特莱,她认为,“日本,德国,意国同情南京政府那是无疑意的,西北能,而且一定得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同情。外国报纸载在中国的英美新闻界同情西北的抗日要求”。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不负所望,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对在西安的军政官员、红军代表、救国会领袖的采访,及时地用英文向国外播发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史沫特莱的活动揭露了南京政府中的强硬派、南京政府的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为扩大事态而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谎言,澄清了“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传,对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了解事变真相、对张学良摆脱困境,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对新闻舆论也十分注重。西安事变爆发后,新西兰人贝特兰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身份,来西安考察、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杨虎城对于外国报刊,特别是苏联报刊攻击、诬蔑西安事变表示不满,他认为,“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自身进行的民主主义运动”。他“情绪激昂地”说:“请记住,这次事变并不是什么突然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两位将军采取的行动。它是西北所有军队的一致要求、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并不存在个人的怨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结束内战。”

纵观西安事变全过程,西安的一些外国进步记者非常活跃,虽然均代表他们个人,但是他们大力报道动荡中的中国西北地区,主持正义,促进了事变的发展,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西安事变后一时间,真相不明,朝野传说充斥,世间谣言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把了解真相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外国记者和外国新闻媒介,并以他们的报道作为自己判断和背向的参考,甚至更愿相信。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外国进步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对人们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摆脱困境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尤其是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了解事变的主要消息渠道,恰恰是当时最不客观的南京政府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的舆论。因此,事变后的国际舆论多为猜测、批评、贬斥、攻击,非常不利于西北地区。原先对张学良及西北地区的一些同情消失了,如巴黎《救国时报》也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其他的国际舆论就更不用说了。

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然它与日本关系最密切。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静观,一方面通过外交和新闻舆论警告南京政府不能倒向欧美和苏联。1936年12月15日,《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的社论。社论指出:“日本立场最要慎重:这次事变,对日中外交上也有重大的影响固不待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与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机宜的处置。因为今日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中国,同时注视着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场最要慎重。”社论最后威胁说:“日本所希望对于华北特殊化的谅解,以及防共协定是怎样有具体性,而且是立脚于紧急必要的基础上的,这于今日一天天地明了起来了。我们期待国民政府速了此种不幸的事件,然后根据重新考虑的基础,以再谋问题的新解决方法。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目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同年12月18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希望妥当处理邻邦的危局》,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意思。西安事变期间,日本各报十分重视中国政治、金融、民情、军事的变化和事件的演变,获释后抵洛阳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东京各报纷纷出号外,传遍全市。

作为日本的盟友,又与南京政府有较好关系的德、意自然反对西安事变。他们的新闻舆论一边攻击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西安事变出自“莫斯科魔手”,一边攻击张学良、杨虎城。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于1936年12月15日评论道,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由于其对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颠覆将军之势力耳。《意大利日报》12月17日发表了名记者盖达的文章,称: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智,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害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德国、意大利的新闻舆论不仅容易让人理解,而且影响有限(对西北地区)。如果一定有的话,只是意大利了。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与张学良有私交,他曾在12月21日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将军,即不见重于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意大利的报纸都予以庆贺,自夸齐亚诺的电报对张学良起了作用,意大利有功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对欧美来说是个“晴天霹雳”,因为对他们而言,既是他们的人,又是他们对抗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主要依靠。而西安事变则使他们有丧失这一切的可能。为此,美国的《民声讲坛报》于1936年12月14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民声讲坛报》的这番话颇能反映欧美对西安事变的心情。

欧美在震惊之余,分析西安事变缘由的关键是联共抗日。因此,欧美的新闻舆论纷纷表示,只要保住,什么都好商量,包括与中共取得某种形式的联合。为了支持主和派的和平努力,制止主战派的武力讨伐,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936年12月15日发表社论说,现在对西安事变不应该有绝望的看法。该报在12月28日的社论中揭露道:“委员长的危险是来自飞机轰炸比之来自搜捕者的更多。”该社论还说:“立即需要办理的事务是恢复这次冲突所引起的破坏,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中国本身,中国一直要求他的元首一个人免于过多的负担。其次,要很好调查张学良所谓共产党人准备让步的论据是否正确。”美商《大陆报》也在社论中向中国各界大声疾呼:“唯有统一之中国,才能发再容易;而亦唯有于统一中,求得出路……俾此项变乱,于最短时间内,达于解决。”

欧美、日本的新闻舆论为中国各方所关注,但是相比之下,对中国各方均有较大影响的还是欧美的新闻舆论。欧美政府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新闻舆论,制约了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鼓舞了主和派,也符合张学良的根本思想和发动事变的动机,因而对张学良处理事变的善后工作也颇有影响。就连当时与欧美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共对欧美新闻舆论也很重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西安事变的会议上,就曾表示,“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

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因素以及与中共的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被无端地卷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尴尬局面。世界舆论纷纷揣测并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想从中获利。所以,为了应付世界舆论、摆脱尴尬局面,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不损害与南京政府正在修补中的关系,苏联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1936年12月13日晚上,《真理报》和《消息报》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并于14日在两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真理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真理报》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重要的宣传机器,何况它们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是在事发后两天发表的,这表明苏联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表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两报这样做是向世界表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12月14日当天就将《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评摘要发到国内,并表示对苏联舆论的理解:“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苏联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在12月27日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还在谩骂及攻击张、杨。更荒唐的是,他们自己混淆黑白,还不让别人来澄清事实。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分别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托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当然,不论是莫斯科的广播,还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的文章,都坚持要释放,和平解决事变,其出发点和欧美新闻舆论类似,就如《消息报}12月27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反应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活动。1936年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蒋廷黻,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他还认为,苏联能帮助南京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12月19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苏联和共产国际新闻舆论的不实报道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就连西方进步人士也痛心不已:它们“会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变成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这将超出任何人的理解力。法西斯分子将会高兴”。有些西方人士还到北平苏联驻华大使馆,试图挽回塔斯社电讯稿的恶劣影响。斯诺也专门找过塔斯社驻京负责人,将有关真相告诉他。莫斯科新闻界的反应也使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他反复地说:“我不理解,他们看过我所有的报告,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斯诺评述道:“《消息报》和《真理报》正式推卸责任、谴责张学良和赞美还不算,甚至还捏造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院长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炮制的。这种谣言同事变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想出这一招,因为怕人嘲笑。”史沫特莱在接受西安的《解放日报》和民众刊物《学生呼声》记者采访时说:“苏联两大报攻击此次西北运动是一种不幸。这表明苏联人民没有得到此次西北运动正确的新闻。他们相信了南京的宣传。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世界上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南京、东京、柏林、罗马——开始攻击苏联,说他们对双十二爆发不无关系。那么这种新闻全不可靠。苏联除了攻击此次运动,他是不能够否认这点的,这真糟糕透了。但是,你要知道苏联的群众是诚心诚意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苏联的新闻舆论,对事变各方作用最大、影响最大,而且错综复杂。孔祥熙看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之后,觉得苏联“并不认张、杨为与党,而反斥其汉奸,不认其抗日为有诚意,而反指其抗日为助日之烟幕”,知道西安事变不会酿成“国际战争”,南京政府可以致力于内部对付张、杨,“军事之压迫,政治之孤立,与情感之维系”,三管齐下。1936年12月17日,孔祥熙在劝说张学良的同一封电报中就说:西安事变,“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胡适也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搞西安事变,“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苏联的新闻舆论对南京政府来说太重要了,也太需要了。难怪后来张群对苏联使节说,《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文章给南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1937年4月3日,不顾在事变中受到的腰伤,在上海会见了刚返回中国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自然也有一定的影响。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凯丰参与了对西安事变决策的全过程,他曾在1936年12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真理报》所说的,对中共中央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陕北安全的影响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共产国际所属支部的中共只有执行和配合一个选项。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张学良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由于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最期待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共曾预测苏联会支持张、杨,且与中共及张、杨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毋庸置疑,中共也预测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新闻舆论,并有绝对的期待和把握。12月13日,在商谈潼关、平凉军事部署等问题时,与在联名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给张学良吃了定心丸:“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

但是,当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与原来的期待完全相反时,他感到震惊与愤懑。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12月17日,刘鼎去延安接去西安时,向汇报了张学良这一思想状况,并指出张学良有可能对中共也有怀疑。

也许是考虑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有可能内外有别,1936年12月17日晨,张学良在给和的电报中又询问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当日,中共中央给张学良回电:“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在与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时,张学良掏出苏联的《消息报》说:“本来,我一直是想取得与苏联的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旋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要求的抗日的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居,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苏联的态度,实非我始料所及。”张学良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也是有苦难言。张学良没有想到,他不仅基本失去了国内中间势力的新闻舆论,甚至原先设想最有可能得到的苏联新闻舆论,竞也持反对态度。

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也猜到张学良的心理活动。就在12月12日兵谏后,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时,有一场争论。张学良说要把“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人民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则怒气冲冲地斥责说:“尔妄想国民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后来的事实表明,言中了。

西安范文篇9

自1927年,“厉行”,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行动。2月,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摘要:西安事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结合史料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西安范文篇10

关键词:“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文物保护;教育与文化产业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宏伟战略构想,旨在沟通世界经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一带一路”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原型来自中国古代与世界友好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随着“一带一路”号角吹响,这座古老的城市正焕发出崭新的青春活力,对“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展开深入研究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11月8日至10日,2018年“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宾馆隆重召开。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由西安市教育局、西安文理学院主办,西安市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古都学会、《唐都学刊》编辑部承办。来自海内外的1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古都西安,研究西安在丝绸之路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展示古丝路起点城市西安的考古成果,寻找现代教育、文化交流途径,商讨加强西安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西安文理学院党委书记雷英杰,副校长耿占军,西安市教育局副巡视员安广浩,陕西历史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王炜林,中国古都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萧正洪,巴基斯坦学者阿里•格尔扎尔(AliGulzar)等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分别致辞。西安文理学院副校长王晓萍主持了开幕式。会议围绕丝路历史与考古、丝路文学艺术与思想文化、丝路教育交流与文化产业研究等议题,通过大会主题报告、分组讨论、学术考察等方式,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理性而热烈的交流,深化了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一带一路”研究的理性思考

“一带一路”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学术界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2013年9月,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后,关于“一带一路”研究论著以几何级数增长,呈现井喷态势,随着具体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深入思考,着力于理论探索。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黄留珠先生主张加强长安学研究,他认为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强盛王朝的故都,是西汉与大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还是新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长安学的研究;同时认为,周秦汉唐治理国家的经验,汉唐帝国对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管理,都可以给大西安建设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长安学研究的某些内容,可直接供大西安建设参考。西北大学赵丛苍教授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张朝合著的《碎片化研究的整合:丝绸之路研究的立足点》关注丝绸之路研究的整体性,认为作为历史现象的丝绸之路,其本身是由诸多“碎片”构成的,与此相应,目前丝绸之路研究存在“碎片化”的倾向,应对丝绸之路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从而实现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认识。西北大学袁勘省教授和研究生祝明英等也关注到了丝绸之路整合研究问题,他们在《基于GIS丝绸之路遗址群区域合作发展的空间布局》一文中,首先从申遗的丝绸之路中国段22处遗址点出发,以县域为单位,对丝绸之路沿途各县的遗址、交通、经济、人口数据进行采集和整理,分别计算各县的遗址资源优势度、交通优势度、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构建出遗址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预测了丝路中国段遗址群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和趋势,并据之将丝路沿线地区划分为若干合作区,按照每个合作区的中心城市类型划分为口岸经济依托型、区域经济依托型、政治经济依托型、旅游经济依托型、交通经济依托型和旅游交通依托型,为丝绸之路沿线遗址资源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西北政法大学李清霞教授在《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理念、新视角》一文中,主张以全球化视野审视丝绸之路,把西域作为独立的主体性存在,以新的研究理念和视角关注由于商贸、战争、自然灾难、文化交流等原因而导致的丝绸之路上的人口流动,关注生存、活动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土著和移民人群,不但关注他们所起到的联通、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还应关注他们创造的丝路文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裴孟斐和西北大学徐卫民教授的《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的管理体制现状研究》一文,根据SWOT分析法和汉长安城特区的实际情况,对汉长安城特区管理体制现状展开研究,本质上是对汉长安城特区管理体制的内外部环境进行研究分析,全方位展示了汉长安城特区管理体制的优势、机遇及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

二、“一带一路”历史文化考察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研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在《汉代河西的交通格局与民族关系———丝绸之路史视角的考察》一文中指出:秦汉时期,长城既是军事防御体系,也是重要交通体系。自霍去病击败匈奴,汉武帝在河西置四郡,长城防务体系延伸到连接西域的地方,河西走廊在外交史、军事史和边疆行政史上的意义益显突出。这一地方的交通格局与民族关系,关系到汉王朝西北经营的得失成败,也影响着东亚与中亚的文化交往,影响着世界文化史进步的历程。西北师范大学徐桂彬关注陇右地区,在《张骞初次西使时的陇西郡境探析》一文中,他指出张骞西使第一站的陇西郡地处中原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接地带,其郡境在战国秦汉之际时有变动,张骞初次西使时陇西郡辖29县,秦陇西郡所领21县中至少16县属张骞初次西使时的陇西郡境。韩国学者琴载元对汉长安城展开研究,其论文《西汉时期渭水桥梁与首都区域管理》从渭水桥梁遗址发掘所见汉长安围绕渭水两岸设计之特点出发,认为尽管汉长安城位于渭河南岸地区,但实际上是为总括渭北地区而设计的,这种“渭水贯都”的特点继承自秦咸阳,并延续到到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陕西师范大学李宗俊教授关注丝路南路,其《唐蕃道部分地名疏证》一文由《唐王待封墓志》出发,结合传世文献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印证了唐与吐蕃殊死争夺的石堡城在黄河以南,遗址为今甘南卓尼县羊巴古城。并确定了尉迟川与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与素罗汗山、莫离驿、墨离川、墨离海、公主佛堂与大非川等关涉唐与吐蕃关系的重要地名之所在。陕西理工大学梁中效教授《唐代的褒城和褒城驿初探》一文认为唐代的褒城是褒斜道的咽喉和枢纽,是长安与成都千里秦蜀古道上的战略节点,褒城驿在褒斜大道南端褒谷口的褒河西岸,与褒城县相互依存。商洛学院李雪峰《北宋时期西夏与辽朝的交通干线“直路”的开辟与作用初探》一文指出:“直路”是西夏李继迁至李元昊时期开辟的一条联通夏辽首都的驿道,是西夏、吐蕃、回鹘与辽往来的干道,草原丝绸之路西南路,西夏东部道路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还尝试打通历史朝代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与交通路线展开研究,如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教授在《西安古城墙的功能演变及科学定位》一文中指出,西安城墙是明朝洪武年间在唐长安皇城基础上拓展重建的,是中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城垣建筑,应把城墙围成的古城区———隋唐时代的皇城与部分宫城作为一个整体来建设,规划建成古城西安的文化核心区。扬州大学韩春鲜教授在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天山南部东段交通线路的变迁》一文中认为历史时期丝路交通线随气候变化曾发生空间变化,形成随交通线路变化的文化遗存时空格局,如天山南坡东段的交通线路在汉唐时期曾发生过从南向北的空间变化,现代丝路文化遗址研究与文化旅游线路开发应注意这一特点。本次会议论文对丝路经济的研究涉及中国古代多个历史时期,西安文理学院李小成教授《从汉代史书的“西域传”看古丝绸之路诸国之物产》一文依据史书记载,辅以近年来的新疆考古发现,考察了西域植物、农作物及瓜果蔬菜品种,并认为天山以南各个民族群落多以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区为聚居地,过着农耕定居生活。西安交通大学申超在《论西域长史对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意义》中谈到两汉先后设立了西域都护和长史管理西域,保护丝路畅通,对稳定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客观上也便利了汉代丝绸之路上物产的流通。日本学者市来弘志则关注丝绸之路上的畜牧业生产,其论文《画像砖上描绘的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的畜牧业》考察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画像砖,指出嘉峪关新城古墓群的画像砖大多描绘家畜以及畜牧和狩猎的场景,但张掖高台县的画像砖反映畜牧业的比重较低,二者虽同处河西走廊地区,但产业等呈现出地域差别。穆渭生教授在《隋唐时期长安“陆上丝路”对外贸易述论》一文中向我们展示了隋唐帝国的对外贸易制度、丝路概况、诸蕃商队、当时陕西“陆上丝路贸易景观”基本特征及唐与回纥“绢马互市”概况。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的《辽代东北亚丝路及其贸易考实》和内蒙古大学张宪功、白振江的《试论草原丝绸之路与辽王朝经济发展的联系》,均将目光投向了辽代丝绸之路贸易,区别在于前者关注东北亚方向,指出辽与东北亚各国展开朝贡、榷场及互市贸易,促进了辽朝与东北亚诸地经济文化联系,其中,辽朝与高丽之间的来往最为频繁;后者侧重草原丝绸之路与西方的贸易交流,认为辽王朝充分发挥了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中亚乃至西方诸国的经济联系的功能,促进了辽王朝经济的繁荣发展。商洛学院王秀绒、李雪峰的《清代商於古道上的官方物资运输研究》,以清代关中通往荆襄、岭南地区的商於古道为研究对象,指出清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年间,以济荒为目的,此路出现以粮食为主的官物运输,亦有少量的铜铅运输。杨学军等在《邯郸古都与“一带一路”》一文对古代邯郸丝绸、瓷器生产及与“一带一路”的联系进行了细致研究。民族研究方面,甘肃政法学院昆波拉提•宋哈提等在《关于乌孙研究中的几个错误观点的分析》一文中指出,乌孙民族是开拓古丝路的草原民族,已融入今天的哈萨克族。新疆学者加•奥其尔巴特、吐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卫拉特蒙古研究》对卫拉特蒙古与关联国家情况有所阐发。思想文化方面,陕西师范大学胡耀飞《从金统到金山:启运与德运视角下的唐末敦煌政局》一文以敦煌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唐末五代敦煌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问题。还有学者注意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众多、思想信仰复杂的特点,安顺学院杨清虎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信仰构建与冲突》一文中指出:中国信仰主要源于佛教道教文化资源,具有极大的包容能力,面对沿线国家,具有信仰调节优势。但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也存在信仰文化差异,因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需尊重包容他国信仰,适时调节,必要引导和反制,以管控风险,应对危机,避免不良影响。

三、“一带一路”考古与文物保护

“一带一路”概念涉及的时间长、地域广,相关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吴迪、朱海燕在《洛阳两汉考古发现体现出的丝路关系》一文中以洛阳考古所发现的两汉时期文物资料为依据,指出自两汉至隋唐,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古都一直都是开放的国际城市,在丝绸之路为背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大同大学马志强、张玲《北魏平城5世纪中国丝绸之路的端点———以大同地区出土文物为中心》认为北魏时期是古代丝绸之路最具活力和生机的时期,为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走向辉煌和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物资料可以证明北魏首都平城是当时中国北方著名的国际大都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张月琴、王志芳在《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石窟形象》中指出中亚、西域诸国的文化影响了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图像真实地记录了丝绸之路上东亚、西域诸国与中国内地的交往,从丝绸之路视域研究石窟文化史是一条可行的思路。西北大学王维坤教授《西安发现的北周粟特人墓和罽宾人墓的重大意义及其学术价值》一文对西安发现的北周时期旅居长安的外来人墓葬的葬制和葬俗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具有不同程度的“汉化”特点,这一发现对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丝绸之路文化的综合研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研究员《隋张夫妇墓志考释》考证,该墓发现的驼囊,与近年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其他两件及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地的藏品,画面大致相同,可能为同模所制,是反映中西交流的重要文物。法门寺博物馆张高举《花团锦簇———浅析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丝织品的时代特色》一文从法门寺出土的唐宫廷丝织品入手,真实地再现了大唐皇室热衷于供奉佛骨舍利的历史事实和文化内涵,还原出法门寺在中外文化交流历史进程曾谱写过的华彩篇章。内蒙古大学高建新教授《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正仓院藏唐琵琶面板上的丝路骆驼图案解读》一文,以正仓院密藏的两把饰有骆驼形象的唐代琵琶为研究介质,展现了西亚、中亚文化元素对唐王朝的影响及其通过大唐向东亚的传播。与此研究立意相似,陕西师范大学冯立君《长安之东:唐代丝绸之路的延伸———从撒马尔罕壁画“鸟羽冠使者”说起》从地跨辽海的高句丽与内陆欧亚的文化交流的一项个案着手,探讨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中西交流问题,特别是东方诸国对中原、草原、西域等多元文明的受容与独特贡献,有助于丝绸之路文明整体研究的推进。西安博物院王乐庆《小雁塔未刊史料二三则》以反映长安与丝绸之路密切关系的大、小雁塔为研究对象,指出近代日本人的游记、日记所录在中国的闻见以及所考察内容,成为今人研究中日两国文化的重要史料,为我们提供了稀缺的参考资料。

四、“一带一路”文学景观

西安文理学院高萍教授的《论两汉赋的西域书写及其文化意义》从汉赋书写的人物、动植物及山川地理、杂技百戏等众多西域事象出发,客观评价了汉赋中的西域书写,认为它反映了汉人以华夏为中心的域中观念,也反映了汉人对西域的认知由模糊神秘到逐渐真实。宝鸡文理学院王渭清倡导以文学视角关注丝路沿线自然人文景观,他在《“丝绸之路”文学景观的生成机制———以麦积山文学景观为中心》一文中探讨了麦积山文学景观的生成机制,并指出“丝路”文学景观得益于文学作品的增值,而这些文学作品的生产也随景观自身的兴衰而增减。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王永莉从唐代岑参诗歌入手,其论文《试论岑参边塞诗中的西域意象》以“瑰丽雄奇”概括岑参边塞诗风,揭示出其诗歌以“热海”“火山”与“优钵罗花”等意象为典型代表,启迪了唐代中原士人对西域的认知与想象,并认为岑参独特的经历遭际、不同诗歌主题与诗人的创作风格以及社会背景影响下的诗人特殊心境等,造成其边塞诗西域意象主观性与客观性并存。西安文理学院荣小措则以杜牧长安诗为研究对象,展现了诗人对长安的感情,其《论杜牧长安诗中的家国之思》指出:杜牧诗中,既有对长安故园的深长思念,还有对帝京景象的全方位展示。唐都长安既是杜牧的故乡,也是他实现政治抱负最需要的精神家园,因此成为杜牧一生最长久的牵挂。陕西学前师范学院赵录旺《〈敦煌曲子词〉的历史价值探微》指出敦煌曲子词的发现,给传统词体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产生了新影响,从某种程度上重构了我们对词的起源问题和词的写作现象的历史。同时,对这一文学资料的研究在跨国界的传播过程中具有世界性的学术意义,特别在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展开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李瑛《唐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立足于唐诗的考察》通过唐诗来考察唐代长安与成都两大都市的文化交流,认为此二城不仅是唐代诗歌文化的天幕上南北呼应的双子星座,更是大唐文明从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辐射到世界的文化灯塔。学者全博《“西域之襟喉”———清代哈密城市意象解读》力图解读哈密的城市意象,认为清代哈密的城市景观具有政治化、军事化、商业化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是战争、政策起主导作用的结果。西北师范大学僧海霞关注到现代丝路城市意象,其《从“荒滩废垒”至“丝路明珠”:建国后嘉峪关及其区域空间意象变迁》一文认为:嘉峪关及其区域空间意象,在国家西北经济战略中,随着这一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整体推进而不断变迁,从1949年初的“荒滩废垒”,变成欣欣向荣的“钢城”,继而又变成举世瞩目的“丝路明珠”。这是国家空间选择和区域空间多维构建的空间效应,也是人们对区域空间认知的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王钰《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中的城市品牌效应研究》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指出西安作为丝路重要节点城市,举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可彰显丝路文化,展示城市风貌,有利于西安城市形象的传播。山西大学教授李翔德《伦理美学视野中的丝路与思路———长安与敦煌》与中国文联出版社编审朱辉军合作的《“一带一路”,中华文艺复兴之路》一文,则从美学与文化战略的角度展现了丝路文化之美,呼吁文艺家们行动起来,谱写中华文化艺术的新篇章。

五、“一带一路”教育与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