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时间十篇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1

【关键词】 西安事变；研究概况；研究成果

一、主要纪念性会议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2016年是西安事变爆发80周年，一些期刊相继发表了多篇相关研究成果，相关学术会议陆续在各地举行。

8月23日由辽宁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张氏帅府博物馆主办的“帅府论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西安事变与中共抗日方针、西北大联合与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张杨实行兵谏的政治诉求、扣蒋后国际国内的舆论等诸多方面展开系统的研讨。

12月2-4日上午，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西安事变与民族命运-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会议集中探讨“国民政府与西安事变”、“中共与西安事变”、“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杨虎城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舆论影响历史记忆及其他”和“西安事变史料考订与辨析”等6个方面。与会学者基于新史料和新视野，不仅研究西安事变本身，而且还研究西安事变的各方面舆论及善后中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利害与角逐，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2016年12月3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杂志社主办，由中共东北军工委后代联谊会协办的“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座谈会”在国防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西安事变时任中共东工委组织部长刘培植的儿子刘大力同志主持。出席本次活动的主要嘉宾是当年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东工委（含西安东工委、东北军东工委、红一方面军东工委），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共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东北军中的地下党员、西北17路军、学兵队、东北军爱国将领、西北军爱国将领等等前辈的后代。此外，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长征女红军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等研究会的代表共约320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12月8日，由西安事变纪念馆与陕西省纪念馆专业委员联合举办的“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开幕。四十余名专家学者从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重要人物与西安事变、东北军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的舆论、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以及西安事变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证。

12月12日，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的转折点，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强调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二、研究进展及成果

学界主要围绕以下问题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有关人物研究

一是集中于西安事变关键人物的研究，如张学良、、宋美龄和等；二是呈现出人物研究的多样化，如左舜生、、刘鼎、王以哲等；三是对某一群体人物的研究。

（1）关键人物研究主要有：关于张学良研究，有学者分析论证了国内外舆论压力、空前严重的内战危机、西安内部“释蒋”纷争等影响其思想转变的外部因素以及张学良顾全大局、力主救国与和平的思想内因；[1]也有成果通过对一份档案的考察，详细记叙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的生活以及关于他的自由问题的漫长曲折道路。[2]还有一些文章对学界有关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进行了梳理。认为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张学良本人的思想变化，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东北军士兵、杨虎城等一系列反对内战的人士对张学良等影响都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3]关于研究，有学者认为，其通过《西安半月记》撰写的操控，出版后的引介、宣传，消减了事变中不利自身的事实，掩盖了部分真相，达到了恢复声誉与获取民众理解、支持的目的。[4]关于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研究，相关成果介绍了其最终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作用，[5]认为宋美龄作为一介女流、夫人，第一时间从上海返回南京寻求支援、派出端纳先行西安探察各方面的情势、亲赴西安、及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等，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得到普遍关注和认可。[6]关于的研究，有文章考察了西安事变后3个月内，在延安至西安之间的四次历险情况；[7]还有学者考察了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8]认为从“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促成和平解决事变的实现、巩固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做出了独特贡献。关于与西安事变研究，有学者认为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坚持从实际出发指导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措施，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则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应予高度重视。[9]

（2）一些研究成果就左舜生、[10]王以哲、[11]刘鼎、[12]孔祥熙[13]、白凤翔[14]和原烨[15]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进行了梳理。

2、中共与西安事变研究

有观点认为红军长征入陕也是西安事变爆发的重要影响因子，并强调指出在谈论西安事变时，只强调中共在事变发生后的种种斡旋是片面的。[16]还有文章探讨了中共在化解西安事变困境过程中运用的策略。指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分析各种利弊的基础上，从大局出发，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正确把握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7]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表现出冷静谨慎，正确分析；把握时势，果断决策；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等特点，体现出对处理突发事件沉着应对的能力。[18]

3、回忆录、日记中的西安事变研究

有文章引用了钱大钧日记中有西安事变的有关记载，有助于我们对西安事变一些细节的了解。[19]还有学者通过对的《我的回忆》中有关西安事变的记述考察，认为在事件的叙述中有较为严重的时间错误，人为地打乱了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步骤。其次，有意隐瞒了自己在商讨西安事变处理对策时的态度，贬低和抹黑了其他党的领导人作用和形象。[20]

4、对西安事变发挥的作用研究

大多研究都强调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21]

5、对西安事变研究中存在的具有争论性的问题的探讨

有学者指出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如西安事变究竟是祸国还是救国，是兵谏还是革命，张学良是否后悔发动西安事变等。[22]有观点认为以往研究对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善后问题上所起对作用，对自身形势对估计、政策方针的变动的情况过于简单。[23]

三、评述

从对已发表的从文献分析来看，人物研究进一步细化，史料得以进一步挖掘，对有关问题的探索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纠正了一些史实性误判，丰富了以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在人物研究方面，在继续深化关键人物如张学良、等基础上，对过去未涉及以及很少涉及的人物如白凤翔、原烨等加大了研究力度，有利于地提升了西安事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也存在不足：

首先，一些学者在评判西安事变相关历史人物时，带有一定的感彩，没有较为客观地评析和解读其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其次，国际对话与互动相对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三，关于国际友人对西安事变的认识方面的研究也有欠缺。第四，内部的各地方军阀对于事变的态度以及张学良的看法方面研究不足，需要深入挖掘。第五，谈论苏联、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关系的文章相对较多，但鲜有学者探索英、美、日三国的态度及影响，今后可在此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研究。

【注 释】

[1] 秦程节.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思想演变探析，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2] 周利成.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中国档案，2016（12）.

[3] 李馨.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研究综述载.新西部，2016（17）.

[4] 冯兵.西安事变后对其形象的重塑――再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5] 宋青红.宋美龄与西安事变.档案春秋，2016（12）.

[6] 王淼.西安事变后的宋美龄.党史纵横，2016（10）.

[7] 秦九凤.西安事变后的四次历险.党史纵览，2016（5）.

[8] 尹广泰.西安事变时的.党史博采，2016（4）.

[9] 覃采萍.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河北学刊，2016（3）.

[10] 李艳红.左舜生与西安事变――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11] 高劲松，高凌.西安事变前后王以哲与中共的联合――以红军与东北军往来电报为视角.东北史地，2016（4）.

[12] 刘少才.西安事变前后的刘鼎.党史纵横，2016（3）.

[13] 杨斌.孔祥熙与西安事变.中国档案报，2016-12-09.

[14] 白煜章.从“西安事变”捉蒋到抗日殉国.宁夏日报，2016-12-12.

[15] 李函梦.参加过“西安事变”的甘肃青年原烨.档案，2016（4）.

[16] 王卫平.红军长征入陕与西安事变的爆发.党史博采，2016（10）.

[17] 吴永.中共中央化解西安事变困局的策略与经验研究.唐都学刊，2016（3）.

[18] 薄谊萍.西安事变彰显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西安日报，2016-12-12.

[19] 冯杰.钱大钧日记中的西安事变.档案春秋，2016（12）.

[20] 李小东.张国c有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记述的考证.西部学刊，2016（5）.

[21] 宗言：历史在西安拐弯――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新长征，2016（12）；毕远佞.西安事变：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日报，2016-12-12.

[22] 毕万闻.谈谈关于西安事变的重大争论――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东北史地，2016（4）.

[23] 杨奎松.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善后方针变动经过及原因的再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6（4）.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2

西安事变前，日本人在干什么

从1931年到1936年，总是传来让人气愤的消息，日本人认准了中国的致命弱点：在解决中共之前对日本只会忍气吞声――尽管他并不愿意。因此，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铁蹄不断南侵。

自从1930年通过中原大战打败冯玉祥和阎锡山后，地方军阀表面上服帖了，这使得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后，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中取胜，迫使中共从江西腹地万里跋涉到偏僻的西北。但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被广泛斥责为投降卖国政策，而且这种不满情绪直接转化为行动：1933年5月，当《塘沽协定》使中国失去华北的5个省时，曾经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抵抗日军而威名远扬的第十九路军发起了“福建事变”；1935年，当何应钦与梅津（日本华北占领军司令）秘密签订的《何梅协定》被南京政府批准时，又激起了北平学生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进入1936年，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在新年伊始就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告诫国人：“我们国家的形势，现在很危险急迫，时时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形势的发展的确越发对南京不妙，因为在这年的2月，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兵变，内阁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被杀。预感不祥，在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少壮派与元老派斗争，其结果，当归少壮派胜利。我若不于其胜负未决之前求得自立，则国危而亡矣！”果然在3月9日，外相广田弘毅取代冈田出任首相组阁，内阁沦为“军政府”，外交人事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入阁为外相，原职由川樾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华北事变策划人）接任。为应此局，起用许世英出任驻日大使，因为许世英20多年前就在奉天（今沈阳）与广田和有田相识，私交甚笃。蒋期望此举有利于缓和中日关系，延缓日本侵华步骤。

日本人的算盘又是怎么打的呢？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规定陆军方面，“充实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俾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武力，要能于开战之初便予以迎头一击”；海军方面，“整备充实，俾面对美国，能确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同时决定了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使之‘修正’其对日态度，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合作），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日本的野心是征服世界，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东京认为，“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先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因此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一方肆意步步紧逼，一方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中日关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如8月24日，“成都事件”；9月3日，广西“北海事件”；9月19日，“汉口事件”；9月23日，上海“出云号事件”；11月14日，“绥远事件”；12月2日，“青岛事件”；12月3日，中日关系彻底中断。而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则是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一次大爆发。

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角中，杨虎城是出于“国恨”，而张学良除“国恨”之外还有“家仇”。

西安半月，日本为何“静观其变”

被活捉后，西安、南京与东京就展开了“三地演义”：天上，南京的主和派飞来飞去；地上，西安和南京的军队剑拔弩张；海外，日本政府虽“旁观”却未“袖手”，因为这双手在不停地煽风点火，唯恐中国不乱。

兵变成功当天，张学良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主张通电发给南京；二是分别给孔祥熙和宋美龄致以私电，表示保证安全。但张学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在八项声明中把被扣军政大员们的名字统统署在后面，而这不可能的事骗不了任何人；相反，却会使那些对纲领表示理解、赞赏和支持的人对他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他的八项主张“在中国的报刊上从未被全文转载过，也没有任何一名外国记者能够把它发往国外”，这直接导致了西安和张、杨的孤立。

12日晚24时，南京连夜举行中央执委会第28次会议，商讨对策，与会者发生了严重分歧。以何应钦（军政部长）为代表的“压服派”认为，张、杨的目的“第一要颠覆国民政府，第二要打倒”，主张对西安施用武力。主和的孔祥熙（代行政院院长）等则认为张、杨的主张与久已准备的决定是一致的，分歧只在于时间问题，所以和解是可能的，故主张推迟进攻，先把情况弄清楚，进行“说服”。双方相持不下，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仍然没有形成决议。戴季陶看不下去了：“会议如此之久，倘无决定，明日报纸不见中央处置，政府将没有立场，亦即没有国家。”因此才形成了两条最重要的决议，一是“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二是“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3日，南京政府将该决议对外公布。

日本人会不会乘西安事变的国内危机落井下石？南京十分担心，正如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的：“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裨得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13日晨，日本人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但日本外务省顾不得休息，当晚6时聚议，10时方散，最后决定“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之进行”（这一决议得到军方“谅解”，并于15日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

日本居然没有像往常那样乘人之危，这简直不可思议，其中有何玄机呢？首先，西安事变事发突然，消息也被严密封锁，日本人对事变的了解只能是间接的，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真相怎样？结果又如何？在弄清这些之前，日本不会轻举妄动，而是不断探询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点，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约瑟夫・格鲁看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显然在停步观望。就形势会不会导致中国抗日运动的加剧，会不会使南京未来的政策转为强硬，强硬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另一方面，西安事变使日本人终于认识到，其蛮横不休的侵略已经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西安事变，就是往已经如火如荼的反日风潮上添柴浇油。《朝日新闻》在15日发表评论文章，对日本政府的静观决策表示理解：“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权宜的处置。”第三，后面站着美国，共产党后面站着苏联，如果国共实现和解，就意味着日本将要同时面对苏、美、中3国，从而导致其征服中国的难度大为增加。对此，许世英洞若观火，他在发回南京的电报中说：“兹探得各重要方面，确有觉悟，以为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应即改变基本政策。”

需要说的是，日本人一向认为是苏联支持的中共在幕后策划了西安事变，甚至现在还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表面上似乎确是如此：由于自1924年发动四一二以来就欠下了共产党累累血债，因此当共产党人听到蒋被捉的消息时，其兴奋心情也就不奇怪了。据杨虎城的私人顾问、中共党员王炳南回忆，当在前方制定作战计划的得知蒋被抓获的消息时，“高兴得跳起来，因此图也不画了，铅笔也扔掉了，说：‘也有这一天！’”中共方面甚至有人主张将进行全国公审。事实究竟如何？顾祝同（事变后任中央“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回忆：“张（学良）自承与周会谈之后，十分得意，于是向共党承诺由其负责向蒋公从容陈情。”在苦劝容共抗日无果后，“遂与杨虎城计议，决定劫持强谏之计，当时并未与共党洽商。事发之后，才电邀协同秦邦宪到西安。”而英国记者贝特兰（回南京后，他于27日排除重重阻挠进入西安，2月7日中央军即将进驻该城时才离开，因此了解西安事变的相当内幕）也指出，虽然红军和张学良之间存在停战协定，但“率先提出发动12月12日事变的人，则是‘少帅’和他身边的东北‘激进派’小组成员。那晚参加策划举行兵变会议的人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设在陕北保安的‘中国苏维埃’总部，对这一计划毫不知情。”

14日，张学良对的态度突然发生微妙变化。原因很简单，张学良看到了被搜剿来的日记，蒋透露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苦衷”，这让张学良相信他不是不抗日，而是时机未到，觉得自己错怪了蒋，开始愧疚，萌发放蒋之意。同时，一个重要的外国人出现了，他叫端纳（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历任孙中山、张学良和的顾问，还是张学良游历欧洲的游伴，也是宋美龄的好友），为了解西安事变的实情和营救，他应宋美龄之请，特地于14日下午飞抵西安。当端纳于15日打电话回南京说很安全时，“压服派”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端纳被张学良收买了。

16日9时，中央执委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并由政府即日公布。何应钦就职后，积极部署对张、杨的讨伐，其空军开始轰炸西安近郊，步兵则与西北军对峙于华县。南京既然主战，就竭力不使张、杨有申辩的机会，因此他们一边封锁张、杨从西安发出的消息（西安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广播），一面阻止“说服派”前往西安。何应钦垄断了军事，前线将领樊嵩甫给孔祥熙的密电称：“何部长有电令，军情报除报何、刘（刘峙，“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外，不准向任何人报告。”何甚至电邀素以投机和亲日而臭名昭著的回国。“压服派”意图明显，它要向世人证明，即使没有，南京政府也能够正常甚至更好地运转。

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南京政府的威胁

南京的举动可谓正中日本下怀，因为在日本国内，“不论政府还是军部，都在推测大概不会生返南京，而且也是那样期待的。如果掌握实权的被杀，中国因的领导权之争而再次发生内乱，对日本是太好了”。实际上，日本最担心的就是国共两党达成和解，共同对付自己。因此，日本表面上表示静观其变，暗中却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的关系，企图使中国陷入内乱，自己继续坐收渔利。早在15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拜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时就威胁说，如果南京接受张学良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为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日本甚至作出了难得的“让步”：15日将派至青岛镇压纱厂罢工工人的海军陆战队撤回；17日授意伪蒙古政府德王停止进攻绥东，并发电拥护南京政府，与合作，共讨张、杨；是日，日本关东军也发表声明称，将对何的行动“不惜给予援助”；日本还唆使冀东汉奸殷汝耕发表加紧“剿共”、改造时局的宣言……同日，外相有田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

宋美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告诉，南京“戏中有戏”。蒋当然心领神会，他不能坐以待毙。17日，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亲笔信，指示中央军于17至19日间暂停对西安的轰炸，并称他可能于20号前返回南京。蒋鼎文当日即携信自陕西出发，经洛阳于18日返回南京。

看到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日本急了，其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威胁说：“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19日11时，有田约见许世英谈话达50分钟之久，探询南京对西安究竟是施行讨伐还是谋求政治解决，并明确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许世英回答说：“中央政府，无与叛逆妥协之理。”并说“尚未接获关于张学良提出办法之消息”。

20日没有如期回到南京，端纳提出由宋子文前往西安谈判，但遭到“压服派”阻挠，宋子文只得以私人身份于20日晨飞西安斡旋。他除力劝张学良放还外，还与蒋密谈了半小时（而这之前，房间的门必须开着，而且有军官监听），还把宋美龄的亲笔信带给。宋美龄在信中表示，蒋若3日内回南京不得，她将亲赴西安。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

东京对宋子文的西安之行自然十分“关心”，在宋返回南京当天，川樾茂就奉东京之命秘密会见张群，进一步探询南京对西安的态度，重申日本的主张。张群为稳住日本，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并指出军队已向叛乱者推进，还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变解决后将毫无变更”。22日，宋子文和宋美龄同赴西安，他们临行前力争将战事展延到25日，次日起才可进攻西安。23日，广田在枢密院会议作报告时仍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但“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距停火期限还有两天，中央执委会就召开第31次会议，决定由何应钦组织东西两路讨逆军，分别以刘峙和顾祝同为总司令，待停火期限一到就“兼程急进，迅平叛逆”。会后，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私人会晤，何暗示中央军将于26日全面进攻西安。于是，25日成为西安事变最关键的一天。

然而西安的局势则可谓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端纳“奠基”，宋子文“筑墙”，宋美龄“盖顶”，加上“容共抗日”的口头承诺，终于使张学良决心释蒋回宁。但直到24日晨，杨虎城还不肯点头，他的西北军控制着西安城（西北军在西安城有9个团，东北军只有1个团）。杨虎城除了不相信的口头保证，还有其他的考虑，正如张学良对宋美龄说的：“杨虎城及其部下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说：因为宋子文和夫人对我友好，所以我的脑袋是安全的，可是他们脑袋怎样呢？他们现在骂我把他们搞进了这个事件，又说由于我们的条件没有一条被接受，如果现在就放走蒋委员长，他们的处境将是从未有过地坏。”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甚至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让宋美龄和端纳先飞洛阳，然后把化装后的偷偷送出西安开到东北军防地，再乘汽车赶往洛阳与宋美龄会合。虽然宋子文觉得可行，但蒋氏夫妇都不答应，坚持应该正大光明地离开。张学良只好再去找杨虎城，而双方已经无法像发动事变时那样达成结束事变的一致，张学良情急之下甚至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我将自行其是。”要在25日日落前回到南京，飞机必须在11时半离开西安，但杨虎城仍然不为所动。

此时，最关键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正是他亲自出马，杨虎城才接受了蒋的口头允诺，于14时同意放蒋。端纳认为：“实际是使蒋得以安全离开。”

当的飞机于26日中午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何应钦的兴奋和日本人的期待一同灰飞烟灭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张学良和宋子文的专机于两小时后到达同一个机场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可怕的安静

回到南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就尘埃落定了，南京和西安继续较量着，杨虎城维持陕西在事变前的原状，而企图将中央军实力伸入陕西，双方僵持不下。

东京则隔岸观火，继续期待着西安和南京兵戎相见，其心跳随着西安事变的余波起伏不定。日本军方的态度则积极得多，海军军令部于1937年1月6日整理的“中国特报第一号”指出：“推察对于8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办法，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剿共战争将会终止；今后，共军及叛军（特别是杨虎城所部）的活动颇成问题。假定彼等合作，则对于与华北、内蒙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将会有很大的威胁。”由于失去了这张王牌，在和南京的较量中，西安明显处于下风，到1月24日，双方最终实现和解。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

西安事变破坏了精心布置的牌局，他必然要重新洗牌。在“平定”西安后，他开始重新审视南京与延安及东京的关系。1937年2月15至22日，主持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调整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这使日本异常关注。会议表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之协定”，日本人认为这是南京政府对日强硬的开始。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日本人认为这是的障眼法。会后，川樾茂急电东京，称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已经迈出了抗日的第一步。会议闭幕的次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蒲秋义也从武汉行营处探知了三中全会的内容，急电外务省，称中日合作已无可能，中国开始准备抗日。

3月6日，川樾茂前往探慰，并试探道：“报载中国政府已与共产党妥协，究竟如何？”蒋回答：“我国政府对共产党之政策，并未有何变更。”实际上，中日关系破镜难圆，《密录》作者古屋奎二所分析道：日本“从事变过程判断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越发加强，因而对于侵略华北的速度也更为之加紧”。

此后，一改对日本的隐忍退让，对日态度日渐强硬，意图使日本知难而退，这使日本措手不及。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于1937年元旦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实际上，心里很清楚，要抗得住日本的侵略，中国还需要“修炼”经年，所以其指导方针为“应战而不求战”。但日本人不会把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吐出来，更不会让从容地增强国力。

中日两国的强硬姿态交替上升。西安事变后，驻守华北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于1937年1月表示要誓死保卫中国和领土，2月又宣称放弃冀察特殊地位，外交政策一切听命于中央。同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予致命的痛击”。到3月份，日本的政策指向更加明确，其参谋本部认为：“政权无论表面上还是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政权（指伪政权）的一元化。”而“日中关系如此恶化，用一般手段就可以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更于6月9日向陆军中央建言：“如由日本方面主动谋求亲善，则徒然助长其排日、辱日态度，故毋宁说是有加以一击的必要。”并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们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

为减少侵华的国内阻力，日本人一直在选择合适的内阁。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辞职后，宇垣一成（陆军元老）和林铣十郎（原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先后担任首相组阁，都因不符合军人胃口而。最后，居于“五摄家”（日本古代最有资格摄政的5个门第）之首而任贵族院议长的近卫文出任首相组阁，才平息了走马灯似的政局变换。

近卫组阁时，曾担任林铣十郎内阁大藏大臣的日本兴业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主动辞职，认为这是日本财经界与军界不合作的表现，必将造成其经济困难，进而以为“此内阁必较历来强固，对华之政策，亦当更坚决与积极也”。此时，日本决计对中国扩大武力侵略，中日外交折冲已绝无回旋余地。张群回忆说：“双方的立场犹如南辕北辙，调整关系根本无从谈起，会谈自然不会有结果，只是解决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罢了。”古屋奎二也认为：“日本既然是坚持继东北之后又得造成华北的特殊地位，则中日之间的平等交涉便不可能存在。”他还进一步指出，“‘西安事变’的后果，则是产生了促进日本对于中国正规侵略的行动。”

两国都在静悄悄地积极备战，在外交上则表现为少有的风平浪静。1937年3月，日本甚至派出儿玉谦次（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日华贸易协会会长）率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这其实是日本企图离间国共关系的举动，还带有侦察的任务。儿玉谦次曾任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与是旧识，因此双方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即使如此，该团返国后仍然认为：“中国对既成事实之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的前提，日除使用武力外，无他途。”

日军在西安事变前能够兵不血刃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是成功利用中国国内矛盾的结果，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这个条件不复存在，日本人一时不知所措。不过，日本人很快决定继续武力侵华，西安事变半年后的1937年6月16日，日军增兵东北两万，并不断寻衅滋事，时任卢沟桥守备部队第二十九军第二一九团第十连排长的祁国轩回忆：“日本兵三两个人一起，跑到中国军营房前面，叉开了两条腿站在那里，一只手拍胸脯，一只手伸出来翘起大拇指，用中国话大声叫嚷：“我们皇军大大的！”接着便换出小指头：“你们中国兵小小的！”总之是想尽方法要挑动中国兵生气。”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3

北平受到这一消息的强烈震撼。这座古老的城市，当时处在日军最直接的威胁之下，已是朝不保夕。《东方快报》用大字标题头条刊出“抗日救国，举行兵谏，以息内战”，连续刊出三天，成为陕西之外，国内唯一敢用“兵谏”这个词来报道西安事变的报纸。

这家报纸的主编名叫王卓然，是张学良的幕僚。他周围的朋友都觉得张学良所作所为难以理解，既敢在12月12日扣押声望处在巅峰时期的，令中外震骇不已，也能在12月25日，不仅释放，还亲自送回南京，令世人难以理解。为此，帮助张学良戒除毒瘾，还做过张学良家庭教师的王卓然一夜间写成《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来解释人们的疑问。

他笔下的张学良，智商很高，会开汽车，能驾驶飞机，网球、高尔夫都是好手，且待人宽厚。他因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爱国之热情更甚于常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会干出常人难以理解的事。

从12月22日到25日，是西安事变最为关键的几天。这几天发生的许多事一直是令人好奇的谜，但随着当事人的电报、日记等原始文献的公开而逐渐呈现出真面目。

一

1936年12月22日上午11时，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妻宋美龄在宋子文等陪同下，离开南京飞往西安。

在此之前，为了保住被扣留在西安的性命，澳大利亚人端纳和前财政部长宋子文都已经来过西安，他们见到生命无虞，并和张学良、杨虎城有过沟通，以解决这一重大的政治危机。

对于此次西安之行，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道：“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下午4点半宋美龄一行到达西安机场。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前来迎接。机场上，士兵们列队向她致敬，仿佛这座城市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黄昏时分，在与张学良公馆一墙之隔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内，已被囚禁了整整十天的正在面壁苦思，妻子宋美龄的出现令他百感交集。他既为妻子来到他称之为龙潭虎穴的西安城担忧，又为妻子对他的关爱所感动。面对丈夫情绪的剧烈波动，宋美龄显得分外冷静，她要必须忍耐，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离开西安。宋美龄描述了当晚安抚的情形：“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伴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12月23日上午，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得到授权的宋子文与西安三方代表的谈判正式开始。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他们是谈判的主体，而代表中国共产党，他的角色更接近于调停人。他提出的六项主张成为谈判的基础。其主要内容为：改组南京政府，吸收抗日派，排斥亲日派；停止军事行动，中央军退往潼关以东；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释放政治犯，保障民利；外交上联合同情中国的国家等。

宋子文是西安事变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随着他的日记公开，许多谜底被揭开。他提到了中共代表在和他谈判时的表现。当时，告知宋子文，中国共产党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被扣押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只是要求承认双方在事变前谈判中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另外严肃地批评动用50万大军围攻红军，却只将两个师调往绥远抗日，还不上前线。他表明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并不是友爱于个人而完全是为了民族大义。宋子文在日记判断，“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

当宋子文与西安三方谈判时，宋美龄还在高桂滋公馆陪伴，她忽然心有所感，说道：“当初中山先生广州蒙难的时候，还有你这样的学生去共患难，现在你遭难了，却没有学生来。”对妻子说他不如孙中山识人的批评，尴尬的自我解嘲说：“夫妻共生死，难道不比师生共患难更难得吗？”

23日晚上，经张学良引见，宋美龄与会晤，长谈达两个小时之久。告诉宋美龄，中共和红军并没有参与扣蒋，而且正在帮助解决这场危及他丈夫生命的危机。宋美龄对远道而来进行斡旋表示感激。尽管在西安事变后所发表的公开文字中，只字不提的名字和共产党的存在。但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暗示了共产党人的介入，她没有直接提及的名字，而是隐晦地写道“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并对她和之间的谈话花了许多的笔墨来描绘。

12月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直接参加了谈判。经过一个上午的谈判，谈判各方达成诸多共识。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基本接受了西安方面的政治主张。

谈判在乐观的气氛中进行，双方甚至深入讨论了国民政府改组后具体人选的安排。在设想中，宋子文将负责改组政府，组织起过渡政府，吸纳抗日派进入政府，而弃用何应钦等有亲日色彩的官员。西安三方推荐孙夫人宋庆龄，东北知名人士杜重远，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等爱国人士进入行政院。

作为履行承诺的一个姿态，24日下午，蒋鼎文带着的命令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要求在渭南前线对峙的中央军停止军事行动并从既有阵地向后撤退一公里。

当时，、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谈判的重大进展，如同意中央军退出潼关，离开西北；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共商政府的改组；释放七位爱国领袖；联红容共；联俄联英、美。不过，这封电报的最后，表达了对是否履行诺言的担忧：“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现正从撤兵、组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

二

鉴于宋氏兄妹作出的保证及的承诺，兵谏初衷已大致达到，释放已经迫在眉睫。作为基督徒，宋美龄希望张学良能够在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恢复的自由，作为圣诞礼物。但如何释放，怎样才能确保执行谈判协议，特别是本人一直拒绝在谈判结果上签字，而只同意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之后再自主实施。对能不能兑现诺言，会不会反悔，怎样让他无法反悔，西安内部意见不一，争论激烈。

得知可能被释放，西安事变后成立的以高崇民为召集人的设计委员会全体成员给宋子文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联名信。信中提及，放是可以的，但有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潼关；第二，先释放上海七君子；第三，要书面签字，在报上公布。这三个条件一是要消除中央军对西安的威胁，另一方面是将谈判达成的协议昭告全国，使回南京后难以反悔。

此时，张学良已经决意释放，不仅如此，他还准备亲送到南京。24日下午，他向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透露了自己释蒋送蒋的意图。他解释说：“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对张学良的想法，将领们大吃一惊，一致反对。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问题，也担心整个西北局势，张学良走了以后，谁来控制的问题。

那段时间，想将尽快带出西安的宋美龄与宋子文十分焦虑，两人唯一可以松弛神经的办法，就是在积雪的院中散步。

24日，围绕释放的问题，杨虎城与张学良发生过激烈的争辩。考虑到西安各方的未来，杨虎城极为担忧一向富于同情心的张学良被宋氏兄妹和端纳的情感攻势所软化。争辩的情况，张学良告知了宋子文。宋在日记中有记载，杨虎城说：“你发动了，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学良说：“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吗？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还说既然干了，就不要怕死。当时杨虎城听了张学良的话，一气之下曾经一度离开会场。在现场的目睹了这一幕。劝争辩的张杨两将军稳定一下情绪，然后他将杨虎城请到旁边单独沟通，暂时平息了风波。宋美龄对辩论的缘由非常清楚，她评论说：”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

24日夜10时许，根据下午的约定，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

此时的不免尴尬，在西安这个特殊环境里，他悬重赏通缉的成为张杨的座上宾，自己却沦为部下的阶下囚。他不愿意见，但为了从西安脱身，又不得不见。称呼为校长，也与他寒暄。国共之间的坚冰就在这样特殊的氛围中开始消融。声称在两军对垒的时候也时常想起对方。他还摆出老上司的架势，要听他的话。就说：“只要你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们共同的抗日，不是我个人拥护你，受你领导，我们红军都可以受你的领导。”

亲口对作出了三个重要承诺，将所作的承诺电告中共中央：“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两人道别的时候，已是夜色深沉。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死结正在解开。

12月24日整整一天，西安事变的当事人都在紧张地思考、沟通和讨论。最困扰他们的还是如何释放这个问题。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描述道，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此时，距离停战期结束只剩下20多个小时，若仍然没有获得释放，主和的宋美龄、宋子文都在西安，谁能阻止战争爆发呢？

情急之下，张学良和宋子文商量了一个紧急应变计划。根据宋子文日记中记载道：“如果情况不乐观，我要以极力要求另一个停战期限的延长为藉口，迫使蒋夫人明天早上启程前往南京。晚间，我和张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

之所以想出这个秘密计划，是因为张学良、宋子文清楚杨虎城并不赞同无条件释放，而西安城内驻扎的主要是十七路军的部队，把守城门的也是杨虎城的军队。可张学良和宋子文苦思冥想出来的方案却被宋美龄一口否定，一是因为腰伤，不适宜长时间坐汽车。另外一个，是个统帅，偷偷摸摸地出城有失体统。

也在焦急等待中共中央的来电，23日，鉴于谈判的顺利，他已经就释放问题，两次急电询问：“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24日12时，终于等来了中共中央复电，来电提出了放蒋的条件，主要是：一、全部中央军分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来电强调，“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

三

12月25日，停战期限的最后一天，也是基督徒最为重视的圣诞节。

这天大早，夫妇收到了端纳送来的圣诞礼物，这让第一次在西安笑出了声。不过能不能离开西安，他和宋美龄只能听天由命。按照宋子文日记的说法，与在上午有了在西安的第二次会面，但中共党史的官方记载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这还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谜。

12时半过后，张学良通知夫妇：“飞机已准备，然一切尚未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正在说服杨虎城。杨虎城的态度决定着能不能顺利被释放。直到下午2时后，杨虎城终于同意一行可以出城。对此，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端纳是最知晓西安事变内情的人之一，他写道：“……实际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美国《纽约时报》1945年2月28日）

下午3时许，杨虎城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请他过去一趟。当杨虎城到达张公馆时，已收拾停当准备上车了。随后他们一同前往机场。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余之职，即日。”把东北军交给了杨虎城、于学忠指挥。张学良自己和夫妇一起上了飞机，这时已经是下午4时。

当得知消息赶到机场时，张学良乘坐的飞机早已消失在天际。从机场回来后，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报告了释放一事，并对张学良亲送回南京这个意外情况作了如下判断：“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对会不会信守承诺，曾和共事多年的推测：“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

张学良的波音飞机从西安到洛阳的航线上飞行。惊心动魄的13天到了收尾时刻。那时，这架飞机上，乘客们最为安静，是经过剧烈挣扎后的突然放松乃至解脱，就像浩瀚天空中渺小而奇特的生命共同体。一个半小时的航程留给西安军民的是震惊与担忧，留给中外舆论的是惊喜与释然。

17时45分，飞机在轰鸣声中徐徐降落在洛阳西工飞机场。12月26日上午9时45分，夫妇和端纳乘飞机从洛阳飞往南京。中午12时20分，所乘飞机降落在大校场机场。约两千多人迎候着他。这一天，南京宣布解除。

所乘座机飞走数小时后，张学良的波音飞机从洛阳起飞，机上坐着张学良和宋子文。罗亚尔・伦纳德是张学良专机的飞行员，在他撰写的《我为中国飞行》一书中，记录自己终身难忘的一幕，当他提醒张学良在南京要多加小心时，“他转过身子，掉泪了。这是我看到他头一回掉眼泪。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第二天，《大公报》登载了主笔张季鸾所写的社论《国民良知的大胜利》。文中描绘道：昨晚6时半以后，全国大小都市欢声雷动，爆竹齐鸣，实现了狂欢之夜。后来发表通电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国同胞一致爱国家的热诚已显示无比伟大之力量。此种伟大，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也。”

离开后，公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声称张学良、杨虎城是被他的高尚道德所感化而释放了他。

两天后，立即发表《关于声明的声明》加以回应，指出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他特别指出：“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4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 “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 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 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 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改变态度的台阶，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 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在释放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 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 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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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福章. 西安事变亲历记[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58.

[3]李云峰. 西安事变史实[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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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毕万闻. 张学良赵一荻合集[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5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人们常说，到西安，看兵马俑，吃老孙家牛羊肉泡馍，不然，就等于没到过西安。老孙家牛羊肉泡馍出自老孙家饭庄，就在东大街上。作为西安回族特有的传统风味美馔，老孙家经营的牛羊肉泡馍也是陕西牛羊肉泡馍的代表。它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由穆斯林孙光贤、孙万年叔侄三人创办而得名，其经营的牛羊肉泡馍号称“天下第一碗”。

牛羊肉泡馍是从古代羊羹演变而来的。

相传，羊羹在西周被列为国王和诸侯的礼馔，在《左传》、《战国策》中均有记载。羊肉泡馍的出现当在唐朝以后。关于牛羊肉泡馍，还有一段有趣的民间传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称帝前受困于长安，终日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一日，他来到一家正在煮制牛羊肉的店铺前。掌柜见其可怜，遂让他把自带的干馍掰碎放到碗里，然后给他浇了一勺滚热肉汤。赵匡胤狼吞虎咽地吞食，感到这碗泡馍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一日，路过长安，仍不忘当年在此处吃过的牛羊肉煮馍，同文武大臣专门找到这家饭铺吃了牛羊肉泡馍，仍感鲜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遂重赏了店铺掌柜。皇上吃泡馍的故事一经传开，牛羊肉泡馍成了当地的著名小吃。北宋大文学家坡说：“陇馔有熊腊，秦烹唯羊羹。”这当是最初的牛羊肉泡馍，距今至少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老孙家饭庄原名老孙家牛羊肉泡馍馆，店址先在东县门。辛亥革命成功后，张凤督陕，扶植孙家叔侄在东大街端履门北口开业。由于他们选料考究，烹制精细，肉烂汤浓，馍筋光滑，泡馍鲜香味醇，汤鲜色正，入味可口，创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很快名扬三秦。

当年，陕西要人于右任、张凤、胡笠僧、姬汇伯等人常至“老孙家”就餐。张凤每来辄呼老孙的乳名“二娃子”，可见二人关系之深。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被抓，起先赌气不肯吃饭，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就用老孙家羊肉泡馍招待他。蒋闻见泡馍的香气，大喜，紧张的气氛遂有所缓和。因为肯吃饭就表明，他对联共抗日的态度有转变的可能。张、杨便立即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前往西安，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新中国成立之后，外长用老孙家牛羊肉泡馍招待过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用老孙家羊肉泡馍招待过越共中央总书记胡志明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

除了老孙家泡馍，在东大街上还有一家老字号饭庄，它曾经是身份的体现、陕菜的代表，这就是西安饭庄。

西安饭庄创建于1929年，由冯克昌先生及当时西安的社会名流封至模、马公、甄寿山等集资建成，最初定名为西安饭店。1958年，西安市人民政府将饭庄由西大街迁至今址。20世纪30年代，西安饭庄便以“陕菜正宗”、“陕西风味特色之大全”而名闻天下。1936年，、董必武等中共代表设宴于此，招待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陕西风味小吃宴素有“锦绣陕西”之称，它是从全省数百种小吃中精选出近70种，与西安饭庄的传统看家菜、优质名菜组合编排成的特色宴席。总理曾多次光顾西安饭庄，称赞：“西安饭庄的菜点做得好，有特色，有名声。我很喜欢！”

西安饭庄主楼正面高悬的“西安饭店”四个橘红色大字，还是郭沫若生前为新楼落成亲笔所书。

西安事变中的张公馆与高公馆

东大街东段路南有一条建国路，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西省委机关曾设在建国路上。其东侧由北向南分别为建国一巷至六巷。其中建国三巷不复存在，现称作金家巷。在金家巷巷口一号院有座颇有特色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张学良将军公馆所在地。

1935年以前，私人资本通济公司在金家巷南侧买了大块地皮，建了一排精巧别致的三幢三层楼房。1935年，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率东北军来西安后，于1936年从通济公司手中把它买下来，作为官邸，人称张公馆。

张公馆由东西排列的三座小楼组成，每座楼内北开的大门上都挂着一块木牌，分别写着“东楼”、“北楼”（实际当为中楼）和“西楼”，楼身的墙壁上（一、二层之间）依次钉有“A”、“B”、“C”字样的铁钉。这几种看似不经意的建筑物物饰，却反映出屋主的“西式”风格。沿着楼外的台阶可直接进入二楼。楼内的房间都不大，谈不上宽敞，布局却比较合理。地板都是木质的。张学良及其家眷当时住在西楼（C楼）上，随从的公务人员则住在北楼（B楼）上。

1936年12月11日晚，就是在这座公馆里，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宣布实施捉蒋、逼蒋抗日的计划。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16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特意把代表团安置在张公馆东楼（A楼）第三层上，他自己和眷属则住在西楼，以便于进行商谈。

在这里，张学良和杨虎城与等中共代表团多次会面、商议，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共识。也是在此处，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宋子文等举行了西安、延安、南京的三方会谈，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与张公馆一路之隔，位于张公馆之北另有一座公馆，叫做高桂滋公馆。它是一座石质二层楼的方形建筑。西安事变发生后，出于安全考虑和会谈方便，在新城待了两天后，被送到这里住了11天。三方谈判结束后，还曾到高桂滋公馆与见面。

高桂滋，陕西定边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将，绥靖区司令官，后任84军军长，具有高度爱国热忱和民族气节。1933年，他买了金家巷北侧占地十余亩的一片地方，建造了由一座西式小楼与三座四合院相通相连、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人们习惯称其为高公馆。高公馆大门开在建国路东侧面西。门内是主人住的正院，建有一座带地下室面南五间宽的高大洋房（叫小楼），内有暖气和洗澡设备，建筑考究、精致大方，院内植有各样常青树木和四季花草。楼前有喷水池。由大院的月亮门往里，是植有优种梨和苹果等的大果园，果园中央有网球场。这是当时西安首屈一指风景秀丽、豪华而雅致的大公馆。

张学良初到西安后，与赵四小姐等一直暂住于高公馆。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的初到西安，也曾借用高公馆居住和办公。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桂滋将自己的公馆作价15亿元（旧币）捐献给国家，他将捐房所得款项买了一架战斗机，赠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如今，历史的烟尘已逐渐消散，张公馆变成了西安事变纪念馆；高公馆则成了陕西省作协的办公之地。

建国路再往东不远，就是长乐门（俗称东门），这是东大街的终点，也是西安城的东大门。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6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西安事变爆发后，围绕对的处置和事件的解决，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都各抒己见，力促内部各派别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命运为重，和平解决这一表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意愿的事件。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以其拳拳爱国之心和敏锐的洞察力，连发“三评”，呼吁“拥蒋抗战”，非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切须避免西班牙之覆辙，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突出贡献，被称为“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张季鸾（1888—1941）原名炽章，字季鸾，生于山东邹平。1906年留学日本，在谒见孙中山先生后立即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受于右任推荐，他在南京大总统府短期工作，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稿。不久后，他成为职业记者，服务于新闻界。从《民立报》到《大公报》，30年中写下了不少于3000篇的社评，几乎每篇皆笔锋犀利、见解超迈，一贯以“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为使命。抗日战争前后，任《大公报》总编，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办报方针，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将其历史影响推上巅峰，成为抗战期间发行量最大的民间报纸，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闻变讯彻夜未眠

1936年12月12日下午，《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听到传言指西安“有事”。接着，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和张杨联名的“通电”，证实了被扣的消息。

张季鸾一下懵了，十分沉重地坐在桌旁，一支接一支地大口吸烟，脸色忧郁黑紫，一句话也不讲。桌上的电话铃不停地叫响，来者都是探询“事件”真相的，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想证实，有的人担心事件进展。张季鸾有气无力地应付着，不发表任何意见，他要等待比较可靠的报告。

晚上，收到张学良发来的专电，详列“叛军”的几项主张。张季鸾看了，神色凄黯，手持电报在屋子里绕圈子，仍然一语不发。

这是《大公报》社里最沉郁的一天，大家肃然寂静，大气不出，都在注意着总编的举动和气息。

13日，《大公报》只是在要闻版头条刊登了一条短信息：《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

此时，全国上下不明真相的政军两界及民众都在关注着《大公报》。

以往常约张季鸾晤谈，而张则在《大公报》社评中把蒋的设想透露出去，借以探测民意，为蒋施行政策铺路。因此，不仅一般的读者，甚至连的高级军政官员也常要从《大公报》的社评中探悉的意向，以便预做准备，免得事临被动。

13日晚，张季鸾彻夜未眠，他在考虑着如何对其进行评论，给拭目以待的读者一个权威性、导向性的交代。

其实，张季鸾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是有预感的。

1936年下半年，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企图在几个月内消灭在陕北的共产党军队，一时间西北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10月22日，偕钱大钧等十余人飞抵西安，布置军事行动。23日，接见张学良等，详询西北“剿共”及陕西政情，指责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并调蒋鼎文率中央军入陕，监视张学良、杨虎城作战。

10月31日，是的50岁生日，军政要员纷纷为蒋祝寿。这时，张季鸾也来到西安，一方面为蒋祝寿，另一方面在陕西采访军政要员。在西安，张季鸾受到的单独接见，蒋强调“坚决贯彻戡乱方针”。张季鸾还分别拜访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蒋鼎文、晏道刚、胡宗南、关麟征等，详尽了解了各方面对抗日和“剿共”的看法。

张季鸾在与张学良晤谈时，张学良主要介绍了他与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核心在“攘外安内”和“安内攘外”的先后次序上，但两者之间的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的。

于12月9日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嘱”，要邵将“密嘱”内容透露给《大公报》驻陕记者，请其发一条消息，称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将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还特别嘱咐邵力子，“此消息不必交中央通讯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也不必发表”。

《大公报》驻陕西特派员李天炽于9日晚得知“密嘱”的内容，立刻给已从西安返回上海的张季鸾发去电报，将“密嘱”内容告知。张季鸾预感到西安要出事，他给李天炽回了电话，要其把“密嘱”大意很婉转地告诉张学良，而“密嘱”内容《大公报》准备晚一两天见报。

高瞻远见发力论

14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这篇社评的题目看起来有些突兀，事变刚刚发生，怎么就提出“善后”呢？

这是张季鸾深思后琢磨出的题目，真可谓殚精竭虑。

张季鸾知道南京方面对于“西安事变”有不同的主张，即分为“救蒋生还派”和“讨伐派”，张季鸾代表救蒋生还一派的心情，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而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却欲置于死地，阴谋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这篇社评在“电讯不通，莫知详情”的情况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3条善后之策：（一）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二）其次专论地方利害，亦不得不望主动者迅速悔祸，免陕省之糜烂；（三）最后吾人愿反复为国人告者：夫十二日西安之变，在此两日中，国事已受重大损失。若长此混沌，或竟发生战事，其结果当更不堪设想。

15日，张季鸾听说南京当局内定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准备对西安张学良部下达讨伐令，骨肉自残的战争悲剧迫在眉睫。16日，张季鸾挥笔疾书，写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刊发于第二天《大公报》。社评特别提出希望各方人士发挥作用，促使事变和平解决，以避免战事，尤其勿用轰炸。因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性命之保全，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蒋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蒋。即便西安被占，张、杨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张季鸾的职业先见之明可见一斑，拳拳爱国之情、凛凛民族大义昭然若揭，一个一贯以“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为使命的大牌报人和他的《大公报》一样，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封公开信情动三军

12月18日，张季鸾的第三篇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见诸《大公报》。

社评中有这样几句话：“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为祥和。”这说明这篇社评在见报之前，已在西安“斡旋”的宋子文、宋美龄兄妹是先看过的，这也完全符合“救蒋生还派”的意愿。果不其然，南京政府把18日的《大公报》加印了数十万份，用专机空投到西安市区。

张季鸾在社评中首先对东北军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陷后在国内所余唯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唯一的纪念。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接着，社评又对作了一番吹捧的评价：“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最后，社论充满感情地劝告东北军的将士们：“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国民这样焦虑，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自己开火，而又受你们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

这篇社评在东北军将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开信在西安上空散发后，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态度有所转变。张、杨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后来，几位当时参加事变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描述那张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7

面对不断改变的形势，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些主张，也最终影响到一年以后我党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让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这些不同的阶级、团体，在面对民族危亡之际，不再是“最危险的敌人”，而是和自己一样欲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的爱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呼声，于12月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在会上提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首先开展对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建立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春，通过多方努力，南京政府驻苏使馆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会见，双方商议两党举行谈判事宜。宋庆龄亲自指派董健吾也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了要求谈判的信息。双方进一步接触，了解对方的要求和立场，进而筹备正式谈判，国共关系出现转机。中共开始提出“联蒋抗日”的政策，毅然将没有完全停止“剿共”的列入“反帝统一战线”行列。

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主张立刻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行抗战的具体步骤。”在这个通电中，中共开始以“抗日讨逆”取代“抗日讨蒋”，明确地把“抗日”放在首位，将以一般统战对象相待。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我们过去提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合适”，“我们要与蒋联合”。

依据会议内容，先后形成了三个文件，即《今后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书》《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标志着中共联蒋抗日政策的确立，为其倡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理论根据。

西安事变后的“除蒋”呼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押了及其随从的南京政府高级官员，逼蒋抗日。随后，张、杨通电全国，发表了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同时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善后事宜。

突发的西安事变，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西安的氛围极为紧张，内有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和东北、西北两军之间的分歧，外有南京政府讨伐大军陈兵潼关，时刻准备轰炸西安，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作为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在这紧要历史关头，需要立即做出选择。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进行讨论。首先做报告，从事变的意义，到形势发展的可能等，都表明了他的看法和分析，同时还提出军事上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上，应立即部署兵力。

在报告中对的处理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意见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的这个主张，显然是以当时失去了首脑、南京政府被蒋控制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的估计为根据的，为此，他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

做报告之后，其他同志发言都基本上同意报告的意见，有的作进一步的分析，有的提建议，有的则作补充。

发言的一个有所不同之处，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然而这里所说的南京也是没有蒋的情况下的南京。

的发言则走向了极端。他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而且认为“内乱不可免”，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这是明确对党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的倒退。

之后，作了发言，他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同时指出应“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会后，、致电张学良，称颂“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并请派飞机接前去西安。

同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亦开始大力宣传“西安昨日爆发抗日起义”，提出“要求将汉奸交付人民审判”。

可见，这次会议对南京政府的政策存在较大争论，而对审判还是较为一致的，并在会后付诸行动。12月15日，、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公开要求“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领导人中主张对事件持慎重态度的除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1936年12月13日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多数人（包括）的意见是主张“除蒋”、“审蒋”，但在发言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是指明这个行动是对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

在发言中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他在发言的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总纲性的结语，实际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这次会议作出的结论，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的意见，但是接受了、还有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为不久形成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12月19日，在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对决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为全面阐述决策的思想和精神而作的。发言共分七点，对事变发展的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方针的策略思想，以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均一一作了论证的说明。

这篇发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的处置方针问题作了鲜明、透彻的说明。发言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

鉴于党内在事变爆发后已经有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徘徊，在发言中还批评了“审蒋”这一类的错误口号：“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时刻，对此关键问题作出如此鲜明的表示，对于统一党内的思想和步伐是十分必要的。他的发言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基础上，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方针作了明确的概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西安事变的发展，中共中央对局势最终有了准确的判断，即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1936年12月19日的会议上，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的讨论，毅然做了修改原来方针的结论。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之前他在西安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向中央陈述的意见，对于会议的决策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在作出接受抗日等六项诺言之后获释，使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然而，由于蒋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势陷入了又一次危机之中。

当张学良被扣消息传到西北的时刻，广大群众无不为背信弃义的行径而感到义愤，西安方面主张武力解决的舆论顿时上升，党内也有同志对于是否还要争取发生了动摇。紧迫而复杂的局势，要求我党表示明确的态度并能作出正确的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7年1月2日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全面分析形势和提出对策的发言。他认为，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建议西安方面发表通电，呼吁“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同时提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

在张学良被扣后西北局势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也就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又亲赴西安，同在那里的现场商定大计。到达西安后，先后发了几份电报，电报之一是他到达西安第二天（1月28日）向通报西安贯彻“坚决为和平奋斗”方针的情况，成为体现我党为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努力的一个历史见证。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8

关键词：拖拉机变型运输机；监管；现状；对策建议；岳西县

中图分类号 S2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24-0012-02

1 岳西县农机概况

岳西地处皖西南边陲大别山腹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全县辖24个乡镇，188个行政村（社居委），面积2 398km2，人口40.1万。六潜与岳武高速公路在此交汇连接，105、318国道纵横穿越全县，境内公路通车里程达2 293.7km。全县农机总动力12.7万kW，其中，拖拉机变型运输机（下称变拖）604台、大中型拖拉机39台、小型拖拉机1 404台（其中方向盘式拖拉机16台）、联合收割机49台。岳西县农业机械管理局为县政府直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机关6人，直属机构监理所5人、推广站7人（含农机补贴办2人），乡镇中心农机站8个共24人。由于大别山纯山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面积广阔居住分散，山高岭大河谷幽深，道路狭窄坡陡弯急，冬春冰冻雨雪天气较多，山间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多变，变型拖拉机在乡间道路任意行驶（以下简称变拖），农机管理人员编制较少等，是目前岳西县变拖监管面临的境状。

2 监管现状

岳西县农机局认真落实农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法治宣传教育和农机特别是变拖道路交通安全“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工作，全县农机安全生产态势保持平稳。

2.1 强化变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 岳西县农机主要是茶叶加工机械和手扶拖拉机、微耕机两大类，大中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都比较少，变拖2015年已按规定和程序公告注销了790台，目前实际在册604台。虽然变拖存量不多，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安全生产隐患。为此，岳西县农机局高度重视农机特别是变拖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把变拖安全生产监管作为重中之重，放在更加优先和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成立并及时调整充实了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和农机事故应急处理指挥中心人员，改进了对全县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加强了农机事故救援队伍的建设和应急处置能力的锻炼。坚持“管业务的必须管安全，管行业的必须管安全”原则，充分调动全系统力量参与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积极落实农机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措施，加强农机安全技术教育和检审服务，真正做到农机安全逢会插一角逢会必讲，不断强化人们农机安全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

2.2 做实做细变拖年检催检和送检下乡工作 为从源头消除农机安全生产隐患，进一步提高农机检验率，在不断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农机登记检验信息，就落实农机年度检验和催检工作，2016年在全县农机化推进会上做重点布置，并在随后进行的业务培训会上又做具体细致安排和交办。继续坚持对农机手进行手机短信提醒和送达《催检通知书》，双管齐下，进一步落实对上道路拖拉机尤其是变拖年检催检。5月初将已到期和即将到期的312台变拖《催检通知书》下发，并迅速组织各中心农机站上门送达。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改进服务管理模式，同时结合春耕备耕、“三夏”“三秋”农忙送科技下乡、农机补贴核查和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农机年检送检下乡活动，进村入户为变拖以及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办理年检和保险手续，加强对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安全技术和责任意识教育。

2.3 认真开展多年未检变拖牌证公告注销工作 变拖是农机安全隐患的重点监管对象。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农机安全生产事故，岳西县农机局经常组织农机人员深入乡村道路、建筑工地、矿山、采石场、集贸市场等地，对上道路拖拉机特别是变拖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巡查和隐患排查。为推动多年未检上道路拖拉机牌证注销，从源头上减少变拖“超龄”“带病”可能造成的农机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隐患，2015年发动全系统人员深入乡镇、村组和农户家中，对在册上道路拖拉机认真进行调查，摸清现状底数，在全县进行宣传造势和大会动员布置，依规按程序公告强制注销了790台上道路拖拉机（主要是变拖）牌证和330个农机驾驶操作证，并在后期联合执法行动中重点加强了监管。2016年在全县农机化推进会上，对2a以上未检上道路拖拉机牌证注销工作又做了重点布置和安排。根据前期变拖年检催检和这次变拖专项整治情况适时启动公告强制注销。

2.4 加强与公安交警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 岳西县农机部门与公安交警建立并保持了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机制，制定了加强和规范联合执法文书，并经常性和阶段性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有效弥补了农机管理机构执法手段不强的缺陷。针对山区路况和季节特点，每年多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重点安排在春节春运、国庆元旦等节假日以及春耕、“三秋”农忙时节等重要时段，锁定在国道省道、建筑工地、沙石料场等农机集中作业场所，以及学校、集镇、市场周边等人口密集场所。对检查发现的违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纠正，对违法行为进行严格处罚，强化了对上道路拖拉机特别是变拖的道路交通安全监管。此外，还积极加强与各乡镇党委政府及安监站、村委会、农村中小学的联系与合作，在农忙和开学时节将农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送进乡村、送进社区、送进校园，不断强化人们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为全县农机安全作业和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5 落实变拖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按照省、市农机和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开展变拖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岳西县农机局与公安交警大队认真研究和印发了实施方案，就8月份至12月份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做出安排和要求。8月份通过全面摸排核查和疏理整理，对全县变拖及驾驶人相关信息（包括已依法公告强制注销的790台上道路拖拉机、330个驾驶人信息）、道路交通违法及处理信息，县监理所与交警大队进行了相互通报；9、10月份农机监理与公安交警组织了4次联合宣传造势和执法检查，对发现的一些变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进行纠正和督促整改，对变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对变拖驾驶人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责任意识教育。

3 安全隐患

岳西县农机局积极落实省市县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将工作重心下沉，安全管理关口前移，认真履行对变拖的安全监管职责，多年来虽未发生较大以上农机安全事故，但对变拖的监管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3.1 道路交通环境复杂 岳西县乡村已实现村村通水泥路，组组户户通水泥路已成趋势，随着水泥路不断向村、组、户延伸，道路简陋以及配套安全防护设施建设难以跟进，交通环境更加复杂，而变拖主要是在山村乡间道路上从事运输，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发生。

3.2 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 部分变拖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去正规驾校学习技术，为图“省钱省事”购买二手变拖，常有无牌、假牌、套牌、私自改装、逾期未检、无交强险以及驾驶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违法载人、超速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3.3 监管盲区盲点较多 农村公路监控设备尚未全面覆盖，基层交管部门警力有限，农机监理人员更是少而又少；变拖由农机部门负责检审和田间道理上的管理，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分离，监管方式上存在漏洞，盲区盲点较多是构成事故隐患的又一重要原因。

4 加强变拖管理对策建议

4.1 分工负责，齐抓共管 针对变拖管理上前期由农机部门负责登记挂牌及其驾驶人考试发证，田间道路以外管理则是由公安交警负责，变拖登记检审信息与道路交通违法处罚信息不能适时互通互查，管理上存在两张皮现象。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机监理与公安交警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机制，建立农机监理与公安交管共有的变拖及驾驶人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对变拖及驾驶人管理方面农机公安双方都能实时查询相关信息，真正落实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4.2 改善环境，增强安全意识 由于变拖安全性能和运营环境差，驾驶人安全技术和责任意识低，事故发生率、保险赔付率以及保费投入相对较高，造成保险公司承保和驾驶人投保积极性不高，而部分驾驶人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心存侥幸不愿缴纳保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赔偿无处着落，肇事者受害者双双落难，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建议改善运营，增强驾驶员安全意识，将农机保险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出台上道路拖拉机特别是变拖交强险等相关配套政策，依靠政府补贴解决当下变拖保险“两头难”的境地。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9

〔知识和能力〕

1、掌握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结果、政府不抵抗政策及其危害、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2、通过学习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经过，培养讲述历史事件的能力;通过思考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探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培养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全面认识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感受，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激励学生好好学习，勇于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2、探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行为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选择，进行爱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教育

〔过程与方法〕

1.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如通过多媒体平台展示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经过，播放抗日救亡歌曲等，增强感性认识。

2、通过分组讨论，共同探究活动,使学生在历史探究活动的亲身参与中逐步加深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理解。

3、引导学生讨论西安事变发生后，各界的态度及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指导学生学会从历史角度、用历史的眼光认识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3、通过评价张学良、杨虎城，指导学生初步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4、通过阅读课本，获取有效信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思考历史问题。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难点：西安事变

三、教学资源

1、多媒体展示平台。

2、自制课件：相关图片材料，歌曲《松花江上》，科利华备课系统的九一八事变形势图、剪接的记录片等。

3、相关网站：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血铸中华等。

四、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大屏幕出现变换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字样。

1、导入新课

师：欢迎大家和我共同进入今天的历史课堂。请看大屏幕，(展示九一八事变残历碑)这是沈阳的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的残历碑，每年的9月18日，沈阳市都要鸣响警报，告戒人们国耻不能忘，向我们诉说着那场74年前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堂主题──难忘九一八。(大屏幕由远及进打出第14课难忘九一八，继续打出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

2、讲授新课

师：同学们知道九一八事变是哪个国家发动的吗?

生：日本。

师：很对。说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谓由来以久。同学们能举出些历史事实吗?

生：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强迫中国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占德国在我国山东的利权;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的“二十一条”等。

师：好，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经过。

(播放九一八事变经过)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2页，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师：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的政府却执行不抵抗政策。(大屏幕显现不抵抗政策，链接到图片及给张学良密电，内容：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为什么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请同学们分析。

生：忙着围剿红军呢。

师：很对。认为他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共产党。

师：在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第二天，日本占领沈阳。随后的四个月时间里，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于敌手，三千万东北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大屏幕打出日军占领沈阳，东北三省沦陷)

(伴随着歌曲《松花江上》，展示一副副图片，如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沈阳、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东北满洲里、日军残杀中国老百姓等，使学生充分感受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师：请同学们谈谈你们的感受。

(在听觉视觉双重效果的影响下，学生们情绪激动。能从日军的残暴、民族危机的严重、同情东北同胞、中华民族应奋起反抗等方面谈论。)

师：面队日军的暴行，全国人民和大家的情绪一样，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本的侵略。东北人民和没有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成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3页，了解嫩江大桥之战。

(大屏幕打出东北抗日义勇军，链接到马占山图片及其题词“还我河山”)

师：请看这就是当时率军抵抗的爱国将领马占山和他的亲笔题词，你有什么感受?

生：道出了对国土沦丧的悲痛和誓死保卫祖国的爱国之情。

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派杨靖宇等共产党员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大屏幕打出东北抗日游击队，链接到杨靖宇的图片及游击队队员图片)这样，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日战争开始了。

(大屏幕由远及近显示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字样)

(大屏幕显示西安事变背景)

师：日军占领东北只是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很快将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屏幕打出1.日本侵略华北，民族危机严重;2.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师：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了两位爱国将领的拥护。他们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哪位同学给大家简单介绍你所了解的这两位将军的情况。

生：他们都是东北军将领，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迫使下，率领东北军撤入关内。

生：张学良曾在东北易帜，服从政府的领导。

师：很好。张、杨两位将军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联共抗日。

(大屏幕打出3.张、杨接受中共主张，要求联共抗日)

师：而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围攻红军。当他听说张、杨二人密切和共产党人接触的消息后，勃然大怒，1936年12月初，他亲自到西安督战。

(大屏幕打出4.拒绝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亲临西安督战，链接到蒋、张、杨三人西安事变前合影)

师：到达西安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告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甚至张学良哭着劝蒋也遭到的怒斥。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3页到74页小字部分内容，体会张学良的心情。

(大屏幕打出西安事变时间：1936年12月12日)

师：张学良、杨虎城看到一意孤行，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爱国之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以下犯上，扣留，实行兵谏，逼他抗日。

(大屏幕打出经过：扣押，实行兵谏。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又称“双十二事变”)，链接到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对西安事变的刊登)

师：请同学们分析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各界会有什么反映?请同学们讨论，积极发言。

(通过大屏幕显示问题：西安事变爆发后，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如何?)

生甲：张学良、杨虎城做得对!杀了。

生乙：杀了也没用，政府会抗日吗?得逼同意。

生丙：不同意再杀他。

师：请大家考虑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如何?例如日本、中国共产党。

生甲：日本高兴，趁乱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生乙：美国不希望杀，日本在中国力量扩大对他们不利。

生丙：中国共产党和是对头，他们希望杀了他。

生甲：共产党不会那么小气，肯定会从民族利益考虑。

师：很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就象教材75页活动与探究所提出的一样。但是最终我们的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从全国大局考虑，认为应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师：同学们刚才谈的很好。面对复杂的形势，张、杨两位将军也感到局面难以处理，于是他们诚意邀请他们信任的中国共产党帮助解决西安事变。12月日，中共派、王若飞、秦邦宪等三人飞往西安，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大屏幕显示、王若飞、秦邦宪当时的照片。)

师：而在中共以大局为重的爱国感召影响下，同意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这样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大屏幕打出结果：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意义：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师：同学们如何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呢?

生甲：爱国将领。

生乙：没有他们就不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师：对!高度评价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历史功绩，称他们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3、课堂小结

(大屏幕显示，老师边演示边讲解。具体内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中国人民局部抗战开始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的时间篇10

关键词：历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西安

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高校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强调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乎民族国家认同、社会道德培育和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阵地。整合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使之有机融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发挥“教科书”、“营养剂”作用，增强思政课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一、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对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重要作用

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造的和发展的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活动和优秀历史文化的总和，包括物化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文化资源，以及反映这些精神的历史遗迹、烈士陵园、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和杰出人物等。运用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能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身临其境，感受历史的独特魅力，使内心深处为之震撼，油然而生的是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和近距离的“亲切感”。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以其独具魅力的文化优势，为高校思政课增添新的活力。

（一）有利于丰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吸引力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重要原则。然而长期以来，思政课教学不同程度地存在“说教式”、“教条化”、“知行脱节”等倾向。相比之下，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则更加生动鲜活，甚至有些革命故事是作为旅游景点来讲述的，形象生动，易于学生接受。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丰富了教学内容，开阔了学生视野，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增强了教学吸引力。

（二）有利于增强思政课教学实效性，实现思政课的教育目标

理论来源于实践，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思政课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其目标是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理论、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素质。学生对科学理论的认同性，不能靠既定结论的灌输，而应按照知、情、意、行的认知规律和学生的心理特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高校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充分发挥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在立德树人教育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形式多样的体验式教学、实地参观，与革命前辈进行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先辈们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将对当代大学生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震撼力，使学生对科学理论由感知到认同再到内化为自身素质，自觉将革命精神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实践行动。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把科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转变为认知体系，继而转变为认同体系，实现学生对科学理论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铸魂”工程的目标诉求。

（三）有利于本地高校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就加强高校教材建设和课堂管理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一手抓综合改革，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创新方式方法，着力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因此，高校办学必须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校培养的人才是要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服务。让学生充分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将理论教学与鲜活的社会现实结合，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解除心中的疑惑，增强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使学生在学习实践中自觉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真正目的。

二、西安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古城西安，不仅拥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近代历史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其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更是通往革命胜利的“红色桥梁”，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

（一）西安拥有众多革命历史文化遗存

西安城内的革命公园，是为纪念1926年因反抗军阀刘镇华发动“西安围城”事件中牺牲的军民而建造。这次事件中，陕西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率领军民顽强抵抗，最终取得胜利，人称“二虎守长安”，这是大革命时期发生在西安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同一时期还有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建立遗址、西安共青团地委遗址、中共陕西“九二六”会议旧址等。土地革命时期，西安的革命历史文化遗存主要有：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西安市蓝田县），它是关中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遗址主要由葛牌红二十五军革命会议旧址、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和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旧址组成。这一时期还有中共陕西省委福盛楼会议旧址；红二十五军丰裕口会议旧址；1930年蓝桥暴动旧址；中共陕西省委蓝田县巩村小学第五次扩大会议旧址等。抗日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有西安事变旧址，包括十里铺张学良向爱国学生讲话纪念碑；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于此召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宣布次日凌晨发动“兵谏”；杨虎城新城公馆，张，杨联合坐镇指挥西安兵谏的历史地点；五间厅（临潼），来陕居住之地；兵谏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此将抓获；高桂滋公馆，在此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六项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西京招待所，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拘禁跟随前往西安的十几位军政大员的地方；杨虎城止园别墅旧址，西安事变前后，杨虎城曾在止园接待过王世英、王炳南等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除了上述文化旧址外，西安还有许多建国后的著名建筑，如西安人民剧院、陕建集团大楼、西安新华书店钟楼店旧址、西安邮政局大楼、西安和平电影院、西安报话大楼、大华纱厂旧址、西安人民大厦、陕西省纺织供销公司办公楼、西北印旧址等。这些历史建筑，作为1957年西安第一次城市规划的内容，是西安古城不断发展的历史见证。

（二）西安是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红色桥梁”

“红色桥梁”的称号，主要是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现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和红军联络处，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成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历经十年之久。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于1936年初建立，位于西安市七贤庄一号院，刚开始时只是一个秘密联络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便于国共两党商讨抗日事宜，在此设立了合法机构———红军驻西安联络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该地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林伯渠和董必武先后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博古等多次在此工作、居住，白求恩、柯棣华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也在此居住过。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的合法机关，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后，办事处奉命从西安撤回延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西安革命旧址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不容小觑，更是西安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红色桥梁”的重要支柱。

（三）西安在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知名人士

西安在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人士，主要有：于右任，早期同盟会成员，元老；杨虎城，民国陕军成就最高的将领，因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而被囚十二年；刘天章，是陕西第一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领导人之一；关麟征，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参加台儿庄战役，重创敌军；郑伯奇，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解放后，担任西北大学教授、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这些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西安人民热血奋战和保家卫国的见证，更是西安革命精神、西安文化的最好诠释，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鲜活的教科书。尤其是革命公园、西安事变旧址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拥有巨大的教育潜能，可以生动地运用到思政课教育教学中。

三、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资源的对策

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重要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书本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也就是将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魅力与外在实践有机结合，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内在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深刻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其内涵，并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对于西安的高校而言，在思政课教育教学中，应充分利用西安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发掘其深刻内涵、教育价值，以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实效。

（一）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增加教学的感染力

目前高校思政课教材是全国统编，全国所有高校学生都使用一样的教材。毋庸置疑，这些教材都是教育部严格把关、层层审核，极具权威性和系统性，但仍然无法顾及到地域差异以及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因此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灵活地将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教材实际结合起来，使学生深刻感受历史的魅力所在，深刻理解教材中那些感人肺腑的革命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例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当讲到马克思主义传播时，可以结合当时的西安爱国人士魏野畴和李天章等人的事迹。为响应的号召，他们在创办的《共进》半月刊上传播马列主义，从而开始了西安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探索国家救亡图存的道路。这样能使学生更好理解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纪念馆，开展体验式教学，通过现场讲解、现场教学，现场的震撼感远远比课堂书本上的知识更加深入人心。在讲授红军长征过西安时，可以以红军二十五军纪念馆为代表，讲述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大部队出发向西转移，扎根蓝田县，建立第一个关中地区红色政权蓝田县葛牌镇苏维埃政权。在讲述西安事变时，可以带领学生参观杨虎城烈士陵园、张学良公馆等，让学生深刻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二）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利用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是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的有效途径。这些基地以反映当地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博物馆、纪念馆与烈士陵园为载体，与学校搭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拓展思政课教学的广度，深化学生认识，提高学生能力。目前，很多高校都与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签订合作协议，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第二课堂，但要真正发挥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就需要高校教师在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上多下功夫，认真引导并严格要求学生，定期与教育基地举办主题活动，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如带领学生参观“党史教育基地”，清明节期间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组织学生到革命公园担任义务讲解员，既增进了知识、锻炼了能力，又传播了西安的革命历史文化，让革命精神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三）“虚拟教学法”与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结合，增强教学活力

“虚拟教学法”是一种普遍运用的教学方法，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利用人为的表演、历史影像、制作视频、历史独白等方式，真实地还原历史场景以达到渗透式教学的目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富有激情、勇于创新，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比如学生分组进行课堂讨论，要求学生将老师提出的问题转化为自己的理解进而上升到理性认识，加强同学间的学习交流，提高协作能力。学生也可以用制作视频、上讲台演讲、或者随机采访的方式。如讲授西安事变，可以通过影像资料的剪辑加之现场人物表演对历史进行虚拟还原，让学生根据历史场景自己设计一段独白，在独白与影像资料、表演的过程中体验革命先辈为国家、为民族视死如归的英雄气魄与精神，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一些高校受路径、经费、安全等条件限制，教师可以把一些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制作成视频后放在网上，便于学生学习。“虚拟教学”符合大学生求新求变的心理特征，具有知识手段传播的新颖性、趣味性的特点，拉近了学生与历史文化的距离，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将其与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实践有机结合，既是对革命传统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推动了红色文化发展，更是改进思政课教学、提升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教学，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深化了学生的认识，增强了教学活力，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思政课的教育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严考亮．利用地域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J]．教育与职业，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