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范文10篇

西安事变范文篇1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改变态度的台阶，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在释放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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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范文篇2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国际舆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现代社会里没有纯粹的国内事件，任何集团、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国际舆论的反应考虑进去。这对当时情况非常特殊、又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列强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所以西安事变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政治事件，各国“莫不异常重视”，尤其是“东亚各国之报纸舆论”，更是纷纷报道、评述和追踪事变的发生和发展。在世界范围的关注、传播和沟通过程中，国际新闻舆论汹涌澎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一边向各驻外使馆通报情况，一边要求各使馆注意搜集各国(尤其是日本和苏联)政府及社会舆论的反应；张学良无论是事变前还是事变后自始至终在为争取国际舆论而努力着；中共中央也在请求共产国际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可惜的是，就像我们对当时国内新闻舆论的研究远远不够一样，我们对西安事变中国际新闻舆论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肤浅的。

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中最强大的部分，它不仅可以独自发表意见，而且其他舆论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达，使其具有垄断舆论的优势。在一定时间内，新闻舆论可以左右、支配、指导整个社会舆论，充当社会舆论的全权代表。同时，人们获得舆论影响大多也是来自新闻舆论。与中国国内的新闻舆论不同，有关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事实上早在事变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以往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海伦·斯诺的采访。当时，海伦·斯诺是张学良唯一能见到的外国记者。张学良打算通过海伦丈夫埃德加·斯诺常投稿的英国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在采访中，张学良暗示必须“遵从民意”，团结抗日，否则“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就“无法生存”。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表态，也是张学良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进行的新闻舆论准备。当时张学良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内新闻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将注意力投向外国的新闻媒介。

10月8日，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海伦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报道说：“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报道还透露了当时西安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美联社把这篇报道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10月9日，天津的英文报《华北明星报》转载了这篇报道。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以同样的方式刊载了海伦的报道。

海伦对张学良的采访文章，可谓是西安事变全程中的一块里程碑，被后人誉为对西安事变的正确预报，“险些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继而又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加速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新组合。随后，海伦在西安又对西北的政治形势作了两个月的采访报道，使国际社会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情况，对张学良、西北地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也为张学良、西北地区后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某种理解和同情创造了条件。

张学良对国际舆论的争取，在西安事变后仍在继续，而且更迫切了。事变后，张学良马上召见身份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史沫特莱，向她说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事变的真相。12月19日，张学良还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为自己的正义行动进行辩解，并说红军虽与他们的政治见解不同，但都是中国人，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中华民族。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史沫特莱，她认为，“日本，德国，意国同情南京政府那是无疑意的，西北能，而且一定得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同情。外国报纸载在中国的英美新闻界同情西北的抗日要求”。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不负所望，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对在西安的军政官员、红军代表、救国会领袖的采访，及时地用英文向国外播发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史沫特莱的活动揭露了南京政府中的强硬派、南京政府的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为扩大事态而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谎言，澄清了“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传，对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了解事变真相、对张学良摆脱困境，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对新闻舆论也十分注重。西安事变爆发后，新西兰人贝特兰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身份，来西安考察、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杨虎城对于外国报刊，特别是苏联报刊攻击、诬蔑西安事变表示不满，他认为，“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自身进行的民主主义运动”。他“情绪激昂地”说：“请记住，这次事变并不是什么突然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两位将军采取的行动。它是西北所有军队的一致要求、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并不存在个人的怨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结束内战。”

纵观西安事变全过程，西安的一些外国进步记者非常活跃，虽然均代表他们个人，但是他们大力报道动荡中的中国西北地区，主持正义，促进了事变的发展，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西安事变后一时间，真相不明，朝野传说充斥，世间谣言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把了解真相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外国记者和外国新闻媒介，并以他们的报道作为自己判断和背向的参考，甚至更愿相信。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外国进步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对人们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摆脱困境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尤其是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了解事变的主要消息渠道，恰恰是当时最不客观的南京政府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的舆论。因此，事变后的国际舆论多为猜测、批评、贬斥、攻击，非常不利于西北地区。原先对张学良及西北地区的一些同情消失了，如巴黎《救国时报》也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其他的国际舆论就更不用说了。

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然它与日本关系最密切。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静观，一方面通过外交和新闻舆论警告南京政府不能倒向欧美和苏联。1936年12月15日，《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的社论。社论指出：“日本立场最要慎重：这次事变，对日中外交上也有重大的影响固不待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与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机宜的处置。因为今日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中国，同时注视着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场最要慎重。”社论最后威胁说：“日本所希望对于华北特殊化的谅解，以及防共协定是怎样有具体性，而且是立脚于紧急必要的基础上的，这于今日一天天地明了起来了。我们期待国民政府速了此种不幸的事件，然后根据重新考虑的基础，以再谋问题的新解决方法。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目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同年12月18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希望妥当处理邻邦的危局》，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意思。西安事变期间，日本各报十分重视中国政治、金融、民情、军事的变化和事件的演变，获释后抵洛阳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东京各报纷纷出号外，传遍全市。

作为日本的盟友，又与南京政府有较好关系的德、意自然反对西安事变。他们的新闻舆论一边攻击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西安事变出自“莫斯科魔手”，一边攻击张学良、杨虎城。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于1936年12月15日评论道，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由于其对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颠覆将军之势力耳。《意大利日报》12月17日发表了名记者盖达的文章，称：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智，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害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德国、意大利的新闻舆论不仅容易让人理解，而且影响有限(对西北地区)。如果一定有的话，只是意大利了。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与张学良有私交，他曾在12月21日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将军，即不见重于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意大利的报纸都予以庆贺，自夸齐亚诺的电报对张学良起了作用，意大利有功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对欧美来说是个“晴天霹雳”，因为对他们而言，既是他们的人，又是他们对抗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主要依靠。而西安事变则使他们有丧失这一切的可能。为此，美国的《民声讲坛报》于1936年12月14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民声讲坛报》的这番话颇能反映欧美对西安事变的心情。

欧美在震惊之余，分析西安事变缘由的关键是联共抗日。因此，欧美的新闻舆论纷纷表示，只要保住，什么都好商量，包括与中共取得某种形式的联合。为了支持主和派的和平努力，制止主战派的武力讨伐，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936年12月15日发表社论说，现在对西安事变不应该有绝望的看法。该报在12月28日的社论中揭露道：“委员长的危险是来自飞机轰炸比之来自搜捕者的更多。”该社论还说：“立即需要办理的事务是恢复这次冲突所引起的破坏，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中国本身，中国一直要求他的元首一个人免于过多的负担。其次，要很好调查张学良所谓共产党人准备让步的论据是否正确。”美商《大陆报》也在社论中向中国各界大声疾呼：“唯有统一之中国，才能发再容易；而亦唯有于统一中，求得出路……俾此项变乱，于最短时间内，达于解决。”

欧美、日本的新闻舆论为中国各方所关注，但是相比之下，对中国各方均有较大影响的还是欧美的新闻舆论。欧美政府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新闻舆论，制约了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鼓舞了主和派，也符合张学良的根本思想和发动事变的动机，因而对张学良处理事变的善后工作也颇有影响。就连当时与欧美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共对欧美新闻舆论也很重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西安事变的会议上，就曾表示，“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

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因素以及与中共的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被无端地卷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尴尬局面。世界舆论纷纷揣测并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想从中获利。所以，为了应付世界舆论、摆脱尴尬局面，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不损害与南京政府正在修补中的关系，苏联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1936年12月13日晚上，《真理报》和《消息报》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并于14日在两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真理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真理报》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重要的宣传机器，何况它们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是在事发后两天发表的，这表明苏联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表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两报这样做是向世界表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12月14日当天就将《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评摘要发到国内，并表示对苏联舆论的理解：“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苏联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在12月27日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还在谩骂及攻击张、杨。更荒唐的是，他们自己混淆黑白，还不让别人来澄清事实。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分别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托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当然，不论是莫斯科的广播，还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的文章，都坚持要释放，和平解决事变，其出发点和欧美新闻舆论类似，就如《消息报}12月27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反应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活动。1936年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蒋廷黻，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他还认为，苏联能帮助南京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12月19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苏联和共产国际新闻舆论的不实报道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就连西方进步人士也痛心不已：它们“会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变成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这将超出任何人的理解力。法西斯分子将会高兴”。有些西方人士还到北平苏联驻华大使馆，试图挽回塔斯社电讯稿的恶劣影响。斯诺也专门找过塔斯社驻京负责人，将有关真相告诉他。莫斯科新闻界的反应也使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他反复地说：“我不理解，他们看过我所有的报告，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斯诺评述道：“《消息报》和《真理报》正式推卸责任、谴责张学良和赞美还不算，甚至还捏造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院长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炮制的。这种谣言同事变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想出这一招，因为怕人嘲笑。”史沫特莱在接受西安的《解放日报》和民众刊物《学生呼声》记者采访时说：“苏联两大报攻击此次西北运动是一种不幸。这表明苏联人民没有得到此次西北运动正确的新闻。他们相信了南京的宣传。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世界上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南京、东京、柏林、罗马——开始攻击苏联，说他们对双十二爆发不无关系。那么这种新闻全不可靠。苏联除了攻击此次运动，他是不能够否认这点的，这真糟糕透了。但是，你要知道苏联的群众是诚心诚意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苏联的新闻舆论，对事变各方作用最大、影响最大，而且错综复杂。孔祥熙看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之后，觉得苏联“并不认张、杨为与党，而反斥其汉奸，不认其抗日为有诚意，而反指其抗日为助日之烟幕”，知道西安事变不会酿成“国际战争”，南京政府可以致力于内部对付张、杨，“军事之压迫，政治之孤立，与情感之维系”，三管齐下。1936年12月17日，孔祥熙在劝说张学良的同一封电报中就说：西安事变，“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胡适也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搞西安事变，“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苏联的新闻舆论对南京政府来说太重要了，也太需要了。难怪后来张群对苏联使节说，《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文章给南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1937年4月3日，不顾在事变中受到的腰伤，在上海会见了刚返回中国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自然也有一定的影响。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凯丰参与了对西安事变决策的全过程，他曾在1936年12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真理报》所说的，对中共中央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陕北安全的影响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共产国际所属支部的中共只有执行和配合一个选项。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张学良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由于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最期待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共曾预测苏联会支持张、杨，且与中共及张、杨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毋庸置疑，中共也预测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新闻舆论，并有绝对的期待和把握。12月13日，在商谈潼关、平凉军事部署等问题时，与在联名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给张学良吃了定心丸：“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

但是，当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与原来的期待完全相反时，他感到震惊与愤懑。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12月17日，刘鼎去延安接去西安时，向汇报了张学良这一思想状况，并指出张学良有可能对中共也有怀疑。

也许是考虑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有可能内外有别，1936年12月17日晨，张学良在给和的电报中又询问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当日，中共中央给张学良回电：“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在与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时，张学良掏出苏联的《消息报》说：“本来，我一直是想取得与苏联的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旋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要求的抗日的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居，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苏联的态度，实非我始料所及。”张学良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也是有苦难言。张学良没有想到，他不仅基本失去了国内中间势力的新闻舆论，甚至原先设想最有可能得到的苏联新闻舆论，竞也持反对态度。

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也猜到张学良的心理活动。就在12月12日兵谏后，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时，有一场争论。张学良说要把“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人民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则怒气冲冲地斥责说：“尔妄想国民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后来的事实表明，言中了。

西安事变范文篇3

自1927年，“厉行”，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行动。2月，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摘要：西安事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结合史料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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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西安事变范文篇4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向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们，向所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前辈和牺牲的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加快侵略步伐，加紧进攻华北，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全面抗战这一重要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同志们、朋友们！

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爱国义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民族濒临危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和睦，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程上。伟大而欣欣向荣的时代，更加需要伟大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只有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才能实现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精神。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在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振奋民族精神，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崇尚团结的精神。团结是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西安事变后，正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实现了全面抗战，才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不断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精神。分裂则国运衰，统一则民族兴。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深刻道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说明，各阶层、各党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历史积怨，只要坚持爱国，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就一定能团结起来，携手共进。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强盛的根本保证。争取和平统一，共谋复兴大业，有利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同胞包括各党派、各团体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两岸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重，真诚相待、坦诚相商、精诚团结、热诚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传统的生动体现。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既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西安事变范文篇5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改变态度的台阶，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在释放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58.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18.

[4]秦孝仪.革命文献[M].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3:202.

[5]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西安事变范文篇6

一开始的态度十分蛮横，拒不与张杨合作，但是后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时为了不让何应钦的阴谋得逞，态度变得缓和了，同意与张杨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个月内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还让22日抵达西安的宋氏兄妹代表他同西安和中共方面进行谈判。经一再讨价还价，宋氏兄妹终于接受了张杨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达成了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的协议。对于谈判达成的协议，经和宋美龄的一再劝说，终于表示愿意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兑现，回到南京以后逐条逐步执行。24日学口头答应张学良：（一）下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以西；（二）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由张学良推荐战时内阁名单，并令何应钦出洋，令朱绍良等中央大员离开陕甘；（三）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共。（2）这表明了愿意和平解决事变，在与会昭时表示“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3）25日还对张学良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至此基本上接受了张杨在通电中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张杨基本上达到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

经过“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中武装调停、“九一八”和“热河抗战”失利后代蒋受过，张学良与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张学良一直真心尊蒋为领袖，认为“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严”（5）正因为如此，在事变之初他就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6），也曾向做过类似的表态：“为了增高你的声望，便于领导抗日，我愿学一学负荆请罪……（7）现在逐步转向合作，已经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基本与张杨八项救国主张相吻合。也就基本实现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更何况由于西安事变声望扫地，就像蒋自己讲的一样：“栽了一个大跟头，名誉地位统统完了。统帅走上了这条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那么实现当初的诺言，送蒋回宁，以维护的领袖威信与尊严，便势在必行。这在张学良送蒋回宁前夕的言论可以看出来，他曾对应德田说道：“我们这次发动事变，对他的打击太大，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说话，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8）

二、国内外舆论误解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大肆攻击，要求西安方面尽快释放，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希望通过亲自送回宁来表明自己的诚意，以消除对他的误解，以正视听。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揭示西安事变真相，提出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被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扣压，并先于张杨通电发表前，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告之何应钦。何应钦得知后，立即将全国所有的邮电系统严加控制，并造谣宣传说西安方面已经全部赤化。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真相没有丝毫了解，一个星期以后，才在一些地方的私人印刷品上出现了零星的不全面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的片断报道，即使这样的报道也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封锁。因此全国各地迟迟得不到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对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也很不了解，生出很多的怀疑与误解。

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博士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当时国内各政治派别，各阶层都有人以极其强硬的口气致电质问张学良。张学良在他们眼中成了典型的军阀，“十恶不赦”的叛徒、土匪。这给张学良以措手不及，让他很苦恼。本来在“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三省，“热河抗战”失利，在西北围剿中共领导的红军，这一切责任都在，可是为了丢车保帅，不得不替蒋受过，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逼下野“出洋考察”。现在他为了抗日，不得已通过“兵谏“的非常举动来逼蒋抗日，不料还是让国人不理解并备受攻击，这不能不让张学良感到苦恼。这些压力都给张学良的精神上以“强烈的刺激”。

在西安事变以前，一贯支持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的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背信弃义，不但不支持张杨的义举，反而把张学良归于“汉奸“一类，并斥责张学良搞“投机”，攻击和学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创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连日发表社论，指责张杨的举动“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表示：“帝国主义未必同意中国共产党取代”。苏联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为了拉拢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减轻苏联所面临的法西斯压力，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在的领导下，是中国抗战的最佳统帅。苏联积极主张尽快释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保住的军政大权，以适应“武装保卫苏联”的需要，不愿因为西安事变而引发中国的内战，打乱他们的远东计划。本来对苏联寄予厚望的张学良遇到这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

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引起英美的强烈不安。与英美一直“合作”得不错，英美视为英美在华利益的最佳人，是牵制日本的最可靠力量。英美不愿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河应钦、之流借西安事变之机，挑起新的内战，进而乘机夺取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英美对西安事变表示震惊和不安，不理解张杨为何发动“兵谏”，把张杨的西安事变看作争权夺利之举，曲解了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纽约时报》称：“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加害中国，并引起西方对远东权益的焦虑.”引为莫大之遗憾，因其对于中国之统一及繁荣产生严重之影响。”《泰晤士报》攻击张学良是出于“个人的野心”。英美大使在西安与南京之间斡旋，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并要求西安方面立即送回南京。

国际国内的舆论如此一边倒，都不理解张学良，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预料，加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国际上这些大国对当时的中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中国的抗战事业必须得到这些大国的强有力支持，张学良希望通过送蒋回宁来澄清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他本人的种种误解，西方大国的表态促使张学良作出亲自送蒋回宁的决定，正如张学良后来所讲的那样：“惟有自己前往，庶足澄清国际、国内舆论的误解”。（9）

三、英国大使和、端纳、宋美龄、宋子文都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张学良认为东北军、西北军实力本已不菲，加上其支持者中共、部分地方实力派和扣留在西安的十几名军政大员使得西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来保证张学良到南京后的个人安全，他完全可以安全地回到西安。这是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又一重要原因。

英国大使向张学良许诺：“只要释放了，外国军队可以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10）也向张学良表示“对西安事变人员一概不予追究”。同时端纳、宋子文、宋美龄也一再向张学良保证张学良送蒋回宁后在南京的安全，鉴于他们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张学良认为他们的表态有相当的分量。

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西安事变前夕与东北军、西北军有所接触，并实现了局部停火，互不侵犯，和平相处。随后还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相互声援，但是中共中央接到张杨的通电还是感到十分意外。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事变，随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肯定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良好动机，并随即做出了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积极支持张杨“兵谏”的义举，还决定16日派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15日、等十五名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这次事变“实乃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对告南京政府采纳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来到西安后，积极穿梭于张杨和之间，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张学良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周到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11）同时中共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张杨。政治上，中共大力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澄清社会各界对西安事变的种种误解，并尽量争取社会各界对张杨的同情与支持；军事上，红军主力部署于西安、三原、泾阳，与张杨的军队遥相呼应，防范南京方面对西安的进攻。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与支持，以及与张杨达成的共识：只要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以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这增强了张学良冒险亲自送蒋回宁信心。同时让张学良觉得中共是可以依靠的国内和平力量和抗日力量，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领导的红军结成的“三位一体”可以成为张学良冒险送蒋回宁后，得以安全归来的保证力量。就像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所写的那样：“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12）

地方实力派虽然对西安事变态度不一，但除了国民党右派外，大都表示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西南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等均通电支持张杨。这些地方实力派执掌地方上的军政大权，实力不菲。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无疑这大大加重了张学良与南京方面叫板的分量。仅仅中共领导的红军就令头痛不已，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还是未能将其“剿灭”。现在由中共领导的红军和这些地方势力派站在西安一边，回到南京以后不能不考虑报复西安或扣押张学良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问题，西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做保障。

另外张学良还有一张王牌可以保证他去南京的安全，那就是自西安事变一开始就被扣押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十几名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以及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飞行员等500余人。这些军政大员都是的心腹及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张学良一直没有释放这些军政大员是有意的。正如应德田所说的那样：“副司令（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而不释放这些大员，并不是无意的，并不是把这些人忘掉了，而是要把这些人当做他回来的保证”。张学良也曾经说过：“我们这里能让吗？”（13）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回到南京以后要想压迫西安，必须借助军事威胁，这就必须有陈诚、卫立煌等得力干将去为他冲锋陷阵，去为他统率军队。这在后来回到南京后为副迫西安就范所任命的5个集团军司令中，从西安被放回去的占了4个（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可以得到佐证。另外如果没有了这些嫡系军政大员，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领袖地位很难维持；同时，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当时的中国不论对哪个派别来讲都无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可做空中威慑的军事力量。西安方面将南京方面如此雄厚的军政实力扣留下来，当做与南京方面叫板的重要筹码之一，南京方面投鼠忌器，不得不对西安方面谨慎行事，包括是否扣押张学良在内，这就无可否认地使要安方面掌握了主动权。如果西安方面自始至终都保持团结一致，在张学良没有安全地回到西安以前，不放走南京方面的一机一人，不敢对张学良采取任何不利举措，因为这对于来讲代价太大，等于将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全部压在必输的赌注上。为了让西安方面放回这些相当于他左臂右膀的军政大员和权力与地位的军政支柱，挽回这一有着相当战斗力的空中力量，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冒险扣留张学良，因为放回张学良毕竟不会让他丢失军政大权，而一意孤行，对张学良采取不利行动，极有恰恰可能使他失去军政大权和领袖地位。可以肯定地讲，这些大员在西安一天，张学良在南京的安全就有一天的保障。

有了中国共产党、部分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加上西安方面所扣押着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免除了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的后顾之忧。正如张学良所认为的那样：只要西安方面能够“精诚团结”，他的个人安全就绝对有保障，就可以平安回到西安去，更何况有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和英国大使对其安全作的保证。这从回南京以后不敢贸然行事，而是一再试探西安方面的态度可以看出。先是让张学良发电报给东北军，让东北军放回被扣在西安的那些军政大员，进而派阎宝航回西安索要被扣的飞机，最后又要求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飞行员，这些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才于31日组织军法会审、判刑，进而又在“特赦”后将张学良交予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实际上这样的处置仍然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毕竟“严加管束”不是法律的判决，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如果西安方面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坚决要求张学良回去的话，张学良完全可以安全回到西安去。

遗憾的是，历史同张学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到南京以后、在的授意下他遭到军法会审，被判刑，最后被“严加管束”长达54年之久，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

但是张学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送蒋回宁。正是由于张学良送蒋回宁使得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新的内战的发生并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全国团结抗日的高潮，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张学良以自己的不幸换来了国家和民族有万幸，为此曾誉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参考文献：

（1）（2）（3）李勇、张仲田：《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1

（4）《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

（5）（6）（8）（12）（13）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0.12

（7）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共46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1

（9）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

（10）[美]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90.1第225页

(11)毕万闻:《张学良文集》2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2第1202页

西安事变范文篇7

〔知识和能力〕

1、掌握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结果、政府不抵抗政策及其危害、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2、通过学习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经过，培养讲述历史事件的能力;通过思考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探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培养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全面认识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感受，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激励学生好好学习，勇于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2、探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行为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选择，进行爱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教育

〔过程与方法〕

1.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如通过多媒体平台展示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经过，播放抗日救亡歌曲等，增强感性认识。

2、通过分组讨论，共同探究活动,使学生在历史探究活动的亲身参与中逐步加深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理解。

3、引导学生讨论西安事变发生后，各界的态度及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指导学生学会从历史角度、用历史的眼光认识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3、通过评价张学良、杨虎城，指导学生初步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4、通过阅读课本，获取有效信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思考历史问题。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难点：西安事变

三、教学资源

1、多媒体展示平台。

2、自制课件：相关图片材料，歌曲《松花江上》，科利华备课系统的九一八事变形势图、剪接的记录片等。

3、相关网站：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血铸中华等。

四、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大屏幕出现变换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字样。

1、导入新课

师：欢迎大家和我共同进入今天的历史课堂。请看大屏幕，(展示九一八事变残历碑)这是沈阳的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的残历碑，每年的9月18日，沈阳市都要鸣响警报，告戒人们国耻不能忘，向我们诉说着那场74年前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堂主题──难忘九一八。(大屏幕由远及进打出第14课难忘九一八，继续打出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

2、讲授新课

师：同学们知道九一八事变是哪个国家发动的吗?

生：日本。

师：很对。说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谓由来以久。同学们能举出些历史事实吗?

生：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强迫中国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占德国在我国山东的利权;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

师：好，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经过。

(播放九一八事变经过)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2页，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师：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执行不抵抗政策。(大屏幕显现不抵抗政策，链接到图片及给张学良密电，内容：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为什么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请同学们分析。

生：忙着围剿红军呢。

师：很对。认为他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共产党。

师：在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第二天，日本占领沈阳。随后的四个月时间里，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于敌手，三千万东北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大屏幕打出日军占领沈阳，东北三省沦陷)

(伴随着歌曲《松花江上》，展示一副副图片，如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沈阳、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东北满洲里、日军残杀中国老百姓等，使学生充分感受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师：请同学们谈谈你们的感受。

(在听觉视觉双重效果的影响下，学生们情绪激动。能从日军的残暴、民族危机的严重、同情东北同胞、中华民族应奋起反抗等方面谈论。)

师：面队日军的暴行，全国人民和大家的情绪一样，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本的侵略。东北人民和没有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成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3页，了解嫩江大桥之战。

(大屏幕打出东北抗日义勇军，链接到马占山图片及其题词“还我河山”)

师：请看这就是当时率军抵抗的爱国将领马占山和他的亲笔题词，你有什么感受?

生：道出了对国土沦丧的悲痛和誓死保卫祖国的爱国之情。

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派杨靖宇等共产党员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大屏幕打出东北抗日游击队，链接到杨靖宇的图片及游击队队员图片)这样，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日战争开始了。

(大屏幕由远及近显示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字样)

(大屏幕显示西安事变背景)

师：日军占领东北只是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很快将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屏幕打出1.日本侵略华北，民族危机严重;2.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师：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了两位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拥护。他们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哪位同学给大家简单介绍你所了解的这两位将军的情况。

生：他们都是东北军将领，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迫使下，率领东北军撤入关内。

生：张学良曾在东北易帜，服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

师：很好。张、杨两位将军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联共抗日。

(大屏幕打出3.张、杨接受中共主张，要求联共抗日)

师：而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围攻红军。当他听说张、杨二人密切和共产党人接触的消息后，勃然大怒，1936年12月初，他亲自到西安督战。

(大屏幕打出4.拒绝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亲临西安督战，链接到蒋、张、杨三人西安事变前合影)

师：到达西安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告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甚至张学良哭着劝蒋也遭到的怒斥。请同学们阅读教材73页到74页小字部分内容，体会张学良的心情。

(大屏幕打出西安事变时间：1936年12月12日)

师：张学良、杨虎城看到一意孤行，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爱国之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以下犯上，扣留，实行兵谏，逼他抗日。

(大屏幕打出经过：扣押，实行兵谏。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又称“双十二事变”)，链接到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对西安事变的刊登)

师：请同学们分析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各界会有什么反映?请同学们讨论，积极发言。

(通过大屏幕显示问题：西安事变爆发后，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如何?)

生甲：张学良、杨虎城做得对!杀了。

生乙：杀了也没用，国民党政府会抗日吗?得逼同意。

生丙：不同意再杀他。

师：请大家考虑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如何?例如日本、中国共产党。

生甲：日本高兴，趁乱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生乙：美国不希望杀，日本在中国力量扩大对他们不利。

生丙：中国共产党和是对头，他们希望杀了他。

生甲：共产党不会那么小气，肯定会从民族利益考虑。

师：很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就象教材75页活动与探究所提出的一样。但是最终我们的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从全国大局考虑，认为应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师：同学们刚才谈的很好。面对复杂的形势，张、杨两位将军也感到局面难以处理，于是他们诚意邀请他们信任的中国共产党帮助解决西安事变。12月日，中共派、王若飞、秦邦宪等三人飞往西安，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大屏幕显示、王若飞、秦邦宪当时的照片。)

师：而在中共以大局为重的爱国感召影响下，同意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这样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大屏幕打出结果：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意义：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师：同学们如何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呢?

生甲：爱国将领。

生乙：没有他们就不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师：对!高度评价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历史功绩，称他们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3、课堂小结

(大屏幕显示，老师边演示边讲解。具体内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中国人民局部抗战开始→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范文篇8

1、九一八事变的借口是。

2、九一八事变的时间是，地点在。

3、九一八事变后，只有个多月，东北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

4、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是。

5、九一八事变的结果是。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

6、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部队，组织起，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中国人民的

抗战开始了。

7、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

8、国民政府东北军将领和十七路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要围攻红军。

9、1936年12月初，带领军政要员到了，督促、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

10、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

11、中国局部抗战开始的标志是。

12、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是，又叫做，发动者、。

13、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出发，主张解决。党中央

派等到西安调停，与各方面进行协商。

14、西安事变的结果是，从此，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5、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的标志是。

二、列举题：

1、列举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位爱国将领及职位。

2、列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3、列举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进行抗日的队伍及领导人。

4、列举中国局部抗战开始的标志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5、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表现在哪些方面？

三、简述题：

1、简述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结果和历史意义。

2、在十年内战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西安事变捉住了，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张不杀他，反而主张和平解决，释放他，说说是为什么？

四、材料分析

1、见书72页的《松花江上》的歌词

请回答：（1）是什么原因导致“我”脱离家乡而流浪？

（2）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它反映了人民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3）歌中提到的“九一八”指什么？

（4）歌词的内容反映了什么？

（5）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2、材料：“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请回答：（1）这是谁在什么事变后发给谁的命令？

（2）这个命令造成什么恶果？

（3）此材料反映对日采取的核心态度是什么？

3、材料一：张学良自与国民党接近以来，对于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压迫愈益激烈，招致严重紧张状态。9月18日事件，在极紧迫气氛下产生，日本军队的行动并未超越自卫权，就公平判断，倘置其它国家于日本同一境地，则亦将出诸同一行动。

——引自日本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发表的意见书（1932年11月）

材料二：我国人民此刻民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引自在国民党南京市党员大会上的演讲（1931年9月22日）

请回答：（1）材料一中，日本对发动九一八事变作了怎样的解释？目的是什么？你认为真实原因是什么？

（2）依据材料二，指出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怎样的政策？结果如何？采取这一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4、材料一：“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象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穿孔。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前茅。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挚朋友……。”

——《世纪老人张学良》

材料二：同志于2001年10月15日发给张学良家属的唁电，称张学良为“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请回答：（1）根据材料说了张学良在近代史上两大主要功绩及其影响。

（2）结合张学良的功绩谈谈你的看法。

5、材料：1936年12月初，带领军政要员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实行“兵谏”

请回答：

（1）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的目的是什么？

（2）蒋被捉后，对如何处置中共的主张是什么？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是什么？

（3）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的，有什么现实意义？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答案

1、柳条湖事件2、1931年9月18日，沈阳。3、四、一百五十多万4、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加紧侵略中国的步骤5、东北三省沧陷、的不抵抗政策6、抗日义勇军、杨靖宇、抗日游击战争，局部、7、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9、西安、张学良、杨虎城10、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1、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2、1936年12月12日、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13、全民族的利益、和平、14、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初步15、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列举题答案

1、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国民党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

2、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3、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杨靖宇

4、局部抗战开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初步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5、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

三、简答题答案

1、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这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2、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张学良、杨虎城出于爱国之情接受了中共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要求联共抗日。

4、不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亲临西安督战，致使张、杨处于抗日不能，“剿共”不愿，苦谏无效的境地。

2、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中国就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内战一起，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乘，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称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不计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三、材料分析题

1、答：（1）1931年9月18日日军不宣而战，攻占沈阳城，发动九一八事变，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敌手。

（2）《松花江上》，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游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日寇野蛮侵占我国东北的愤懑。

（3）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4）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屠杀我同胞，掠夺我财产，大批东北人民被迫逃到关内，盼望早日收复祖国山河的历史。

（5）由于的不抵抗政策。

2、答：（1）在九一八事变后给张学良密电。

（2）东北军撤入关内，不到半年，东三省沦亡。（3）不抵抗政策。

3、答（1）诬蔑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对“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压迫所致，日军出于自卫。目的：掩盖其侵略罪责。真实原因：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实现征服中国的野心，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2）政策：不抵抗政策。结果：不到半年，东北三省沦陷。根本原因：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认为共产党是对其统治的最大威胁，先要集中兵力进攻红军。

4、答：（1）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形式上完成了统一；西安事变，标志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也标志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范文篇9

一、教学案例：“求真”还是“伪真”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是初中历史教师开课的常择内容。因此笔者有幸多次聆听这一课的讲授，但听后却颇多疑惑。以下就是笔者听课时的两个局部案例展示。教学案例一：A老师在讲授《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一课中九一八事变这一内容时，为了证明教科书上“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驻守沈阳的东北军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清晨，日军占领了沈阳城。”[5]这一结论时选用了教科书的史料。材料一：“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给张学良密电[6]A老师对教科书上的史料绝对相信，因此自信地得出“下令不抵抗”这一结论。教学案例二：B老师在讲授这一课时，把教材内容设计为张学良的三次抉择。第一次抉择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要不要抵抗？B老师讲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面对国土遭受侵略和父亲被日本人炸死的国难家仇，按人之常情肯定会选择抵抗，但为什么会选择不抵抗呢？B老师出示了以下史料：材料二：“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军缴械任其缴，入营任其入。”——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依B老师的分析，张学良不抵抗是因为要服从中央的命令，从而导致东北被日本侵占。加上后来张学良为抗日发动兵谏，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监禁的命运，B老师引导学生得出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张学良表现出服从中央，爱国，为抗日而不顾个人安危等各种优良品质。在上述教学过程中，A老师和B老师都使用了史料，都试图在历史教学中体现“求真”意识。但细细分析，我们发现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纰漏。先分析A老师。首先，教科书上的史料绝对正确吗？细心一点的老师可以发现，这段史料在引用时并未标明时间，不能确定密电张学良的时间。实际上，通过对相关材料的阅读，笔者发现这段史料来自于1960年张学良机要秘书洪钫的回忆录。他回忆到这段电文是1931年8月16日致张学良的“铣电”。这则电报是否存在，在史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其次，假设这份电报真的存在，时间却是1931年8月16日。那么，一个多月前的一份“密电”就能代表九一八事变后的正式命令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选用这样的史料来论证结论，其不严密性是显而易见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最新的部编历史教材中[7]，“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驻守沈阳的东北军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清晨，日军占领了沈阳城。”这一结论已经不再出现。再分析B老师。首先，B老师引用的史料也没有标注时间。因此我们也无从知晓国民政府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何时做出的不抵抗决定。如果决定是在九一八事变当天，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且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沦丧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过错。但如果电文的时间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就不只是服从中央这么简单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国民政府下命令之前这段时间，张学良可以自我选择。其次，对于中央的命令，张学良不一定完全服从。因为当时的东北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张学良与实质上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8]，如果张学良本人不想执行不抵抗政策，完全可以不执行。因此仅靠材料二，我们无法做出完整而合理的推断。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也需要运用多种材料来进行综合分析。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依赖国联的思想尚未完全幻灭；依靠中央，寄希望于全国抗战；畏惧日本军力，低估国民力量；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等。[9]可见，并非运用史料就是求真，选择合适的史料而且进行正确地解读才是求真，不然只能是“伪真”。

二、求真意识的培养策略

史料教学是求真意识培养的重要手段，那么教师应如何培养学生的求真意识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批判质疑是前提。作为教学的主导者，教师首先要有怀疑一切的精神，对于任何权威都不能随意盲从，当然也包括教科书上的史料和结论。“教师如果没有疑惑，没有批判性思维的品质，那么就会臣服于教材，视教材为不容逾越的规范而画地为牢。”[10]只有教师具有批判质疑的精神，才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求真意识。那么，如何培养教师的质疑精神呢？笔者以为，教师应利用各种时间关注史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阅读最新出版的专业书籍和学术杂志，尤其是与课程标准有关的内容，及时更新教科书上的内容。在《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这一课中，涉及到的主要人物是和张学良。在阅读相关材料后就会发现最新研究成果与教科书上的结论并不一致。比如九一八事变后，到底谁先不抵抗，是还是张学良？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九一八事变后，没有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令，不抵抗令出自张学良之口。[11]那么为什么是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又是什么？教科书上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有没有历史依据？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阅读相关书籍和杂志。其次，精选史料是保障。中国近代史史料丰富多样，但也鱼龙混杂，真假兼有。初中历史的基础性决定了史料教学中教师的主导地位。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前精选史料，辨伪存真，详细考证。教师要尽可能使用较为可信的史料，而且所引用史料最好要注明具体出处和时间，从而提高史料教学的有效性和公信力。如在《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一课中，部分史料就没有注明具体出处和时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给张学良密电对于这样的史料，教师在运用时就需要查出其具体出处并了解该史料的类型。经查实，这一史料的来源是1960年张学良机要秘书洪钫的回忆录。他回忆这是1931年8月16日曾致张学良的“铣电”。因这个“铣电”的来源是非当事人回忆录，其真实性历来受人质疑。所以用这样的史料来论证，证据显然并不充足。要了解事实的真相，需要选择多个而且是涉及当事人的史料。九一八事变当晚，是下令不抵抗还是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自己做的不抵抗决定，需要听听张学良本人的说法。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曾采访晚年的张学良，张学良就承认不抵抗命令并不是中央下达的，“我要郑重地说明的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12]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史料与“铣电”相比，就是一手史料，会更加可信。再次，正确解释是关键。历史是复杂的，教师应该首先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并在历史教学中通过选取不同视角的史料，帮助学生从多角度认识和解释历史的复杂性，在多元价值下初步培育学生的历史批判性思维，尽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时我们找不到历史的真相是因为我们在“盲人摸象”。

西安事变范文篇10

关键词：历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西安

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高校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强调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乎民族国家认同、社会道德培育和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阵地。整合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使之有机融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发挥“教科书”、“营养剂”作用，增强思政课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一、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对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重要作用

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造的和发展的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活动和优秀历史文化的总和，包括物化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文化资源，以及反映这些精神的历史遗迹、烈士陵园、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和杰出人物等。运用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能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身临其境，感受历史的独特魅力，使内心深处为之震撼，油然而生的是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和近距离的“亲切感”。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以其独具魅力的文化优势，为高校思政课增添新的活力。

（一）有利于丰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吸引力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重要原则。然而长期以来，思政课教学不同程度地存在“说教式”、“教条化”、“知行脱节”等倾向。相比之下，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则更加生动鲜活，甚至有些革命故事是作为旅游景点来讲述的，形象生动，易于学生接受。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丰富了教学内容，开阔了学生视野，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增强了教学吸引力。

（二）有利于增强思政课教学实效性，实现思政课的教育目标

理论来源于实践，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思政课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其目标是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理论、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素质。学生对科学理论的认同性，不能靠既定结论的灌输，而应按照知、情、意、行的认知规律和学生的心理特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高校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充分发挥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在立德树人教育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形式多样的体验式教学、实地参观，与革命前辈进行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先辈们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将对当代大学生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震撼力，使学生对科学理论由感知到认同再到内化为自身素质，自觉将革命精神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实践行动。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把科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转变为认知体系，继而转变为认同体系，实现学生对科学理论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铸魂”工程的目标诉求。

（三）有利于本地高校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就加强高校教材建设和课堂管理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一手抓综合改革，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创新方式方法，着力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因此，高校办学必须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校培养的人才是要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服务。让学生充分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将理论教学与鲜活的社会现实结合，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解除心中的疑惑，增强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使学生在学习实践中自觉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真正目的。

二、西安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古城西安，不仅拥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近代历史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其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更是通往革命胜利的“红色桥梁”，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

（一）西安拥有众多革命历史文化遗存

西安城内的革命公园，是为纪念1926年因反抗军阀刘镇华发动“西安围城”事件中牺牲的军民而建造。这次事件中，陕西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率领军民顽强抵抗，最终取得胜利，人称“二虎守长安”，这是大革命时期发生在西安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同一时期还有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建立遗址、西安共青团地委遗址、中共陕西“九二六”会议旧址等。土地革命时期，西安的革命历史文化遗存主要有：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西安市蓝田县），它是关中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遗址主要由葛牌红二十五军革命会议旧址、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和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旧址组成。这一时期还有中共陕西省委福盛楼会议旧址；红二十五军丰裕口会议旧址；1930年蓝桥暴动旧址；中共陕西省委蓝田县巩村小学第五次扩大会议旧址等。抗日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有西安事变旧址，包括十里铺张学良向爱国学生讲话纪念碑；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于此召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宣布次日凌晨发动“兵谏”；杨虎城新城公馆，张，杨联合坐镇指挥西安兵谏的历史地点；五间厅（临潼），来陕居住之地；兵谏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此将抓获；高桂滋公馆，在此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六项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西京招待所，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拘禁跟随前往西安的十几位军政大员的地方；杨虎城止园别墅旧址，西安事变前后，杨虎城曾在止园接待过王世英、王炳南等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除了上述文化旧址外，西安还有许多建国后的著名建筑，如西安人民剧院、陕建集团大楼、西安新华书店钟楼店旧址、西安邮政局大楼、西安和平电影院、西安报话大楼、大华纱厂旧址、西安人民大厦、陕西省纺织供销公司办公楼、西北印旧址等。这些历史建筑，作为1957年西安第一次城市规划的内容，是西安古城不断发展的历史见证。

（二）西安是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红色桥梁”

“红色桥梁”的称号，主要是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现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和红军联络处，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成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历经十年之久。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于1936年初建立，位于西安市七贤庄一号院，刚开始时只是一个秘密联络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便于国共两党商讨抗日事宜，在此设立了合法机构———红军驻西安联络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该地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林伯渠和董必武先后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博古等多次在此工作、居住，白求恩、柯棣华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也在此居住过。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的合法机关，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后，办事处奉命从西安撤回延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西安革命旧址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不容小觑，更是西安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红色桥梁”的重要支柱。

（三）西安在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知名人士

西安在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人士，主要有：于右任，早期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元老；杨虎城，民国陕军成就最高的将领，因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而被囚十二年；刘天章，是陕西第一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领导人之一；关麟征，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参加台儿庄战役，重创敌军；郑伯奇，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解放后，担任西北大学教授、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这些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西安人民热血奋战和保家卫国的见证，更是西安革命精神、西安文化的最好诠释，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鲜活的教科书。尤其是革命公园、西安事变旧址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拥有巨大的教育潜能，可以生动地运用到思政课教育教学中。

三、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资源的对策

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重要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书本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也就是将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魅力与外在实践有机结合，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内在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深刻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其内涵，并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对于西安的高校而言，在思政课教育教学中，应充分利用西安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发掘其深刻内涵、教育价值，以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实效。

（一）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增加教学的感染力

目前高校思政课教材是全国统编，全国所有高校学生都使用一样的教材。毋庸置疑，这些教材都是教育部严格把关、层层审核，极具权威性和系统性，但仍然无法顾及到地域差异以及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因此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灵活地将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教材实际结合起来，使学生深刻感受历史的魅力所在，深刻理解教材中那些感人肺腑的革命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例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当讲到马克思主义传播时，可以结合当时的西安爱国人士魏野畴和李天章等人的事迹。为响应的号召，他们在创办的《共进》半月刊上传播马列主义，从而开始了西安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探索国家救亡图存的道路。这样能使学生更好理解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纪念馆，开展体验式教学，通过现场讲解、现场教学，现场的震撼感远远比课堂书本上的知识更加深入人心。在讲授红军长征过西安时，可以以红军二十五军纪念馆为代表，讲述国民党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大部队出发向西转移，扎根蓝田县，建立第一个关中地区红色政权蓝田县葛牌镇苏维埃政权。在讲述西安事变时，可以带领学生参观杨虎城烈士陵园、张学良公馆等，让学生深刻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二）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利用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是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的有效途径。这些基地以反映当地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博物馆、纪念馆与烈士陵园为载体，与学校搭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拓展思政课教学的广度，深化学生认识，提高学生能力。目前，很多高校都与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签订合作协议，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第二课堂，但要真正发挥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就需要高校教师在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上多下功夫，认真引导并严格要求学生，定期与教育基地举办主题活动，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如带领学生参观“党史教育基地”，清明节期间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组织学生到革命公园担任义务讲解员，既增进了知识、锻炼了能力，又传播了西安的革命历史文化，让革命精神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三）“虚拟教学法”与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结合，增强教学活力

“虚拟教学法”是一种普遍运用的教学方法，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利用人为的表演、历史影像、制作视频、历史独白等方式，真实地还原历史场景以达到渗透式教学的目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富有激情、勇于创新，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比如学生分组进行课堂讨论，要求学生将老师提出的问题转化为自己的理解进而上升到理性认识，加强同学间的学习交流，提高协作能力。学生也可以用制作视频、上讲台演讲、或者随机采访的方式。如讲授西安事变，可以通过影像资料的剪辑加之现场人物表演对历史进行虚拟还原，让学生根据历史场景自己设计一段独白，在独白与影像资料、表演的过程中体验革命先辈为国家、为民族视死如归的英雄气魄与精神，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一些高校受路径、经费、安全等条件限制，教师可以把一些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制作成视频后放在网上，便于学生学习。“虚拟教学”符合大学生求新求变的心理特征，具有知识手段传播的新颖性、趣味性的特点，拉近了学生与历史文化的距离，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将其与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实践有机结合，既是对革命传统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推动了红色文化发展，更是改进思政课教学、提升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教学，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深化了学生的认识，增强了教学活力，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思政课的教育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严考亮．利用地域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J]．教育与职业，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