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望乡十篇

边界望乡篇1

携手共进

昭觉县地处大凉山腹心地带，全县32个乡分别与凉山州8个县市的37个乡镇接壤。为推动区域合作关系，改善扩大边界区域合作领域，昭觉县率先在全州开展了边界两地的合作。

9月，昭觉与布拖、美姑两县主动对接边界合作工作，构建互派互联互动的跨县区域工作平台。双方针对两地气候相近、产业相近、风土人情相近等特点，以“优势互补、互促共建，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为基本原则，围绕边界区域发展、稳定、民生三大核心达成基本共识。同时，双方还组建了联合党工委，由双方党委书记作为联合党工委第一书记，每半年互派一名党委成员到双边任副书记，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每季度确定一个主题活动，并联合组建了“党员服务队”、“党员突击队”等队伍。

和谐共荣

“我们乡也力争早日挂牌。”昭觉县玛增依乌乡党委书记徐正刚说。其实，之前该乡就尝试和周边乡签订了边界联防等协议，今年以来更是接触频繁，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玛增依乌乡与西昌大兴乡合作最密切，几乎是每月一活动。4月，两乡联合举办了烤烟大田移栽现场培训会；5月，邀请州疾控中心副主任和地方病防治所所长现场培训灭螺工作；6月，开展了边界区域党组织“携手共建”暨边界联防座谈会；7月火把节期间，该乡与西昌大兴乡、大菁乡和普格县特尔果乡联合开展了“分享火把节快乐，密切双边关系”活动；8月，两乡召开了烟叶收购协调会……

边界望乡篇2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创作；两个文化世界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1]在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地表示了对于乡土的依怀和对于都市的疏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那样“执拗”的“乡下人”不多见，沈从文同城市似乎“天生”的有一种对立感。他同城市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之中。正是这位宣称不喜欢“城里人”的沈从文，面对“城居生活”，一方面沉浸于乡村世界的回顾，赞美湘西世界的美好；而另一方面则鄙视都市文明的侵袭，对都市世界的丑恶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探索作家的心路历程

沈从文是抱着对新的人生和新的世界的热烈追求与向往，才从荒僻、闭塞、落后的湘西赶到大都市的北京的。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们共同统治下的黑暗天地。他曾经自认为一旦脱离了他过厌了的卒伍生活，便可以永远地告别愚蠢、残暴与屠杀，没想到他被迫接受的却是另一个更加丑恶的现实，更加耻辱的人生。他每日每时目睹的是一群自私、懦弱、虚伪、卑鄙却又冠冕堂皇、假冒斯文的灵魂。好在“五四”运动创造的精神成果并没腐败变质，继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启迪。他在偷食了这批“禁果”之后，愈来愈坚信，眼前这个黑暗社会旧有的一切实在不能也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渐渐的在潜意识中带有了一种生命的觉醒和朦胧的超越。但是，求学受挫，卖文受辱，生活潦倒，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给他原本自卑的心灵中又增加了伤感。沈从文早期一系列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如《篁君日记》、《第二个佛佛》、《焕乎先生》、《先生》等都显示出明显的感伤色彩。小说大多围绕着一个囊空如洗的青年主人公展开，他天资聪颖，孑然一身，面对冷酷的都市，窄小的房间，拥挤的街道，借以避寒的图书馆和较富有的亲戚朋友的家。这是1924年到1927年间沈从文本人困境的写照，通过这样的人物，尽情宣泄了一个小人物的城市苦闷和卑微心理，抒发了他初涉都市的坎坷际遇和凄清而忧伤的情绪。

然而，湘西文化的特质毕竟赋予沈从文敏感、真诚、坚韧、执著的个性，并在他的肌体里注入了“超越自卑”的血性，使他不致于在都市的伤感中沉沦。沈从文采取了精神逃避的方式本能地保护自己的灵魂，在乡村梦影里寻求痛苦的解脱。早期乡村题材的作品，如《瑞龙》、《玫瑰与九妹》、《市集》、《往事》、《腊八粥》、《炉边》等多以回忆的方式动人地写出了美丽的乡村童年，创造了一种可供疲惫的灵魂栖息的温暖而充满人性的氛围。主人公被包围在由妈妈、哥哥、姨婆、叔叔所组成的世界里，享受着充分的安全，敏感而弱小的心灵在亲情的呵护中舒展着。这种乡村童年的记忆是经过幻想化了的，是受到都市文明惊吓后产生的极大的心理负效应，是在不堪忍受都市文明的心理折磨时，一种痛苦的曲折显现，是对伤感发泄的升华，从而使他摆脱内心无着无落的空洞而达到一种充实感。

沈从文的自卑和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在那个“湘西世界”中，力图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

构建互为观照的两个文化世界

从湘西到北京不仅意味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文化环境的更新。在沈从文的意识里，湘西是一个“桃源”世界，是一个封闭的“文化自足体”，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中心。在这个全新的都市文化环境里，沈从文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化，他可以从中汲取不同的乳汁，给贫乏的“肌体”注入鲜活的血液，触发“精神”的亢奋。但是，毕竟是都市的“傲慢”，乡村的“远离”使他在体验并认同孤独的同时，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文学创作中探寻“独特的人生式样”，实现生命的价值。通过对“乡村体验”和“都市抗争”的冷静观照、理性思索，在两个文化世界的构建之中展现表面的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和深层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冲突。

像沈从文这样的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重返精神故乡，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反差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写的视点。”，在坎坷生活经历中凝固起来的“乡下人”心理素质，造成了沈从文与都市社会的严重情绪对立，导致了他与故乡湘西的水融的精神契合，意味着从感情到理智的对故乡更全面更自觉的认同。

沈从文毫不掩饰他对湘西世界的一往情深和对都市世界的极度厌恶，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美好使他发现了都市世界的丑恶，不惜用漫画化的手法进行抨击；另一方面都市世界的丑恶使他更加感到湘西世界的美好，情不自禁地用理想化的笔调进行讴歌。一边是乡村朴野的劳动者，完美、崇高、纯洁，一边是都市萎缩的“文明人”，异化、堕落、虚伪。两种人生形式，两种生命形态在两个文化世界的参照中更加剧了它们的逆向背离。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几乎是田园牧歌式的，体现了生命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境界：自然山水荒莽而又秀美，人们单纯而又勇敢，他们不分贫富，不讲地位，均以诚相待，以善相亲，充满了温爱，而对虚伪、做作、欺诈一无所知。“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沈从文不仅大量描写了湘西人世代因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进行人的价值的评估，“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天真”中见热情。他们的生活、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准乎自然，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们总是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生命本来的种种”，宣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呈现“乡下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正如他曾说过的，他要“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

重造民族的希望

沈从文一开始创作，就把探索生命真谛，揭示民族生存出路作为自己使命，基于对都市和乡村两个生命世界的对照考察，他的创作基调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但总的说来，沈从文试图以“文”的努力解构现代生活的病态历史，重建健全的人类生命史。“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他希望以他作品中人物的正直与热情，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实现民族品德、民族灵魂的拯救与再造。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的返乡，完成了他认识的飞跃和情感的转变，推动他在两种文化的感情选择中，注入更多的理性思索。眼前的现实破灭了他的“湘西梦”，一方面自然宁和的往日已经不复存在，黑暗腐败的社会正残害着湘西儿女，另一方面自然舒展的人性中存在的致命弱点被放大，人们既单纯又麻木，是天真又似浑噩，浪漫中含野蛮，生命形态呈“堕落趋势”。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美丽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对乡土的怀疑、忧虑、悲悯和批判，开始萦绕在他的头脑里。然而，这种情感的内质所期待的，正是自然人性向自觉向文明的升华，实际上已融入了理性的历史进化观。

对人生的思考一旦完成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能够以理性来观照人生，在我们开始真正关注由个体生命汇合而成的民族的命运，深刻反省“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坠落处”，不断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小说《贵生》、《丈夫》就在揭示了两性关系商品化倾向的同时，显露出了人性觉醒的曙光，《萧萧》、《柏子》写了人性的不觉醒，似乎也有了“呼唤生命”的意识。为了让“乡下人”真善美的人性，淳朴善良的人情变成人们的真性情，最终达到重造现实，重塑民族品德的目的，沈从文看到，人性必须从自由自在的非理性状态中摆脱出来，主动拥有自主自为的精神去把握人生命运。

《边城》创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作者完成了自主自为的理想生命形态的探索，记得冰心曾经说过：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沈从文就正是将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一切叙述于笔端。在我们眼前展现出出一幅幅宁静淳朴的田园诗般的湘西人民风情画，同时又寄托了他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各得其乐的人生理想。正如他说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边城》纯净底色所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中，沈从文从正面提取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把自我饱满的情愫到边城子民身上，突出描绘出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由于对过去人生形式追忆的茫然和对现实人生形式探索的失落，沈从文用理想之光照亮了湘西边城人生历史图景，创造了完美的人生形式。《边城》就是通过一个古朴曲折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对理想人生形式的追求，唱出了理想的生命之歌。在沈从文眼里，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既包括了古朴的人性，更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示了作者崇尚自然的生命观。在《边城》中，沈从文将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方式提高到了一种“生命形式”来展现，正是他文学主题的关键所在。虽然这实际上是一种贫穷、落后、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生活，但是很显然，作者并不是推崇这种生活，而只是赞美湘西人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相对于都市生活的认真，认真到显出生命十足的庄严相，以及庄严美丽遭毁灭之后显示出的悲剧性质。天保与傩送两兄弟对翠翠的爱是一种真诚的、不带任何杂质的爱，显示出看来平凡而实属崇高的美德，边城之中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友好和睦的关系。然而这种和睦的关系实际上是脆弱的，当傩送认为哥哥的死与老船夫有着紧密的联系时，这种关系就轰然倒塌，从而直接导致了最后的悲剧的发生。

“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这是沈从文为湘西的现在而凝神，也为湘西的未来而迷茫，但在他们身上，毕竟寄托了古老湘西人性逐渐丧失后的希望和理想，预示古老的土壤里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因素终将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的挣扎成长起来，这是一曲深含“忧郁”的“希望”之歌，象征着一个民族理性的进一步觉醒。

严家炎先生在评论《边城》时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含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我们透过这“整体的象征”可以认识到其深层意蕴是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尽管这个愿望在“堕落趋势”面前有时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与苦闷。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在《长河》中，“听到了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夭夭和三黑子直接面对抗战前夕时代与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动，已经不再逆来顺受，他们能主动反抗外来的压力，自主地把握命运，从而显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生具有了更深的意蕴。沈从文就是这样在对现实和未来的理性思考和剖析中，通过悲悯的叙述隐含希望的诞生，希望这样的人生形式能够推广，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的一点力量，粘附在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都能以理性精神来把握自己的人生。

沈从文力图通过文学来弘扬人性，重造民族品德，以实现人生心与心的沟通，他把文学作为人性改造、启蒙的工具，他希望靠文学作品描述人性，启发人性，诱导人们体悟生命本质意义，追求理想人生形式，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他竭力呼吁并主张作家应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思想艺术的独立，这就不仅分割而且对立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成了只是“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的载体，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而使他的作品缺少了振聋发聩的力度和深度。

沈从文就是这样面对着两个文化世界，执著地追求他的文学理想的，他精心营造审美的两极形态显示他选择乡村、推拒都市的文化取向，使作品呈现出深远的文化意蕴。

（指导教师 温若谷）

参考文献：

[1]《〈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丁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

边界望乡篇3

关键词：沈从文哈代人性乡土文明文化批判

沈从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小说，并分别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文化。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乡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户。

一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化批判

人性，是人类普遍的、共同的本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都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永恒的主题作了风格各异的阐释，沈从文与哈代也不例外。这两位文学大家不谋而合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之下的人，关注生命存在的健全与缺失。人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核心和归宿。

从边城走来的沈从文，接受了湘西文化的熏陶，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契合。他始终从人性的角度去打量世界，表现理想中的人生形式。柏子率真而又粗犷;翠翠纯真而又温柔;萧萧勤劳而又单纯;天宝和摊送胸襟坦荡，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强力。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投射出了最本真的人性和最自由的生命情态。而且，他还大胆地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媚金渴望得到，花脚苗族寡妇追逐，青年男女自然野合，形象地淦释了人性的深层内涵—原始的、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机。在他的笔下，“湘西世界”是一个充满人情美、爱情美、生命力旺盛的化外之境。另一方面，对于扭曲变形的人性，他也予以了强烈的批判和鞭答。《龙朱》、《柏子》、《萧萧》、《丈夫》演绎了在异质文明的挤压下，乡下人灵魂的堕落史。

哈代的“威赛克斯”小说创作始于《绿茵下》，在这部作品中他已有意识地将叙述重点转移到人性这一主题。在其《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他曾谈到:“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类本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我对这种想法一直坚持不舍，所以，即使有时本来比较容易超越国界，使故事叙述带有更多的世界性色彩，我还是固守在威塞克斯界限之内，不越雷池一步。”①他塑造的人物，特别是早期作品中的，都表现出坚毅、刚强、勇敢的品格。虽然他们接连不断地遭受打击，但却始终不向环境和命运低头屈服，为实现人生理想排除万难。随着创作的深人，哈代惊异地发现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扼杀，也目睹和感受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自在的生活、古朴的民情已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取而代之的是以苔丝和裘德为代表的广大的乡村人民在现实与理想、灵与肉的冲突中被压垮、被撕裂。于是，在《绿荫树下》和《远离尘嚣》中，哈代苦苦地找寻着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家园，反复吟唱着美好自然和完美人性的挽歌。

表面上看来，二人的作品都反映了生活在“湘西世界”和“威赛克斯”王国里人物命运的变迁与完美人性的失落。归根究底，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浸润和滋养这些乡村居民的文化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内涵的核心部分是由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构成的，人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哺育其成长的文化的变化。所以，通过考察人物命运和关怀生命本真，二人将笔触延伸到了现代文明重压之下急速蜕变、衰败的传统乡土文明与文化。而有特殊的时代语境使两位作家一致采用了文化批判的姿态:沈从文的创作高峰期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文明演进的蜕变时期。哈代生活在维多利亚王朝末期，即新兴的工业社会蓬勃发展，宗法制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被取代之时。

恩格斯说过:“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意味着相对的退步，这时一些人的幸福与发展是用别一部分人的痛苦和受压抑为代价而实现的。”②在二人眼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场及其痛苦的变革，现代文明俨然是一种践踏传统美好价值、扭曲人性的异己力量，宗教、法律等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束缚、阻碍着人对理想的追求，人沦为了现代文明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为此，二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文化批判。

沈从文构建了“湘西世界”的对立面—“都市世界”。他挥动手中的笔，剥去都市人的楚楚衣冠，尽情展露他们的虚情假意。他们或是油腔滑调的市井之徒，或者是趋炎附势的卑鄙小人，又或是自欺欺人的愚昧大众。总之，在这类小说中，我们可以窥测到都市人的种种丑态。在湘西的边城小镇，现代文明的浪潮滚滚袭来，在人们头脑中尊严和耻辱之间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利”与“义”之间的天平慢慢倾斜，勤劳、质朴、正直等传统美德以及原始的生命强力正加速离开古老的湘西世界。翠翠和摊送的爱情在“渡船”与“碾坊”的较量中最终是走向了悲剧。因此，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以及为理想人性寻找“诗意”的寄居地就成为了沈从文边城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哈代身为乡土文明的产儿，他的小说敏锐地反映了19世纪末英国农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迅速崛起的工业文明给农业文明以及深深植根于其中的乡村居民带来的极大伤害，也无比痛心地披露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悲剧命运。盖布利尔(《远离尘嚣》)、克莱姆(《还乡》)、苔丝等人物都是传统文化的血肉化身。通过他们，哈代揭露了现代工业文明践踏传统文明和反人性的一面，描述了在新旧两种文明的双重压力之下，人类精神世界里的分裂和危机，使现代与传统间的交战得以形象化、具体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压抑为代价的。两位作家将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各自的艺术世界中深入地探讨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与乡土文化。在向人类本性深处开掘的过程中，发现了生命的不确定性里具有永恒价值的人性本真，也洞察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明的蚕食、扼杀。

二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精神流浪者

综观二人的小说，乡土世界与现代都市的二元对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朴拙宁静的乡村世界与纷繁嘈杂的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立足人性这一基点，由乡土世界观照城市，或从城市反观乡土，城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被隔离的世界。尽管二人力图站在边民或村民的立场来展开叙述和描写，但实际上不论是野蛮神秘的“湘西世界”，还是封闭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国，都在一种双重目光的审视之下。

具体说来，沈从文凭借着“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强力，在心理上蔑视、鄙薄都市人，大力颂扬在扭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生活在边城的人们保留了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生命的自主自为。但是这种“乡下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秉持“乡下人”评判标准的沈从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他依旧孤独。同时，他也发觉边城其实是一个古旧的未开化的世界，而他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后盾在异质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他开始反思古老的乡土文明。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这种自然、纯美的乡村人生形态的唯一途径是唤醒沉睡中的生民们。然而，他却不敢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他犹疑了，退却了。

哈代与之类似。他的一生见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逐渐消亡，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理性上认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威塞克斯被带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身为乡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恋着宗法制社会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在金钱的腐蚀下，这些美好的事物或发生了质变，或走向消亡。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人了贫困、破产的悲惨处境，精神世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工业文明的体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无所适从。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残酷的、违背人性的但却又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变化趋势，哈代为此陷人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一生中都在寻觅理想的价值观和信仰。这种双重价值尺度的文化批判恐怕首先要归咎于，二人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乡下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双重价值尺度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经历。沈从文与哈代都出生在偏僻边远的乡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美的自然景色、闲适的田园生活、传统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说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现代都市，而都市却并未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生活中，他们目睹了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遭到了都市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深感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内心深处，对都市生活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对故乡和童年美好回忆的眷恋也在不断滋长。为了宣泄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为了发泄对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满，二人以各自的故乡风土为背景和原型建构了“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鞭挞践踏传统、违背人性的现代文明。但这两位经过了现代知识洗礼的思想先驱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车轮不可逆转，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更不幸的是，当他们“逃回”故乡时，发现乡土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朴素的民风逐渐瓦解，乡村居民的道德价值跌落，到处都是丑恶的现实，坚守乡土的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他们始终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可当新的价值标准的根基尚未稳固之时，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常常在接受这样一套全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也萌发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希冀在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所以，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重复着返回故乡的精神之旅，但他们认同和眷恋的乡土世界正在飞一般地离他们远去。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思想、气质与一心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他们既不属于乡土也不属于都市，而是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远远地观望、审视这两种文化形态。所以，他们是游离、徘徊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见，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们疏远和排斥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也不愿亲近渐渐腐化、堕落的乡土世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们想为自己的灵魂找寻一片栖息地，却发现无处容身。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也使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批判这两种文化形态。这可谓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营造特异的艺术世界的原动力。但回过头来一想，也只有像沈从文、哈代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创作出在文学史上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洞察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只有他们才能清醒地在审视现代的同时又反思传统。

三不同的选择与出路

沈从文与哈代都试图找到解除逐渐消失的乡村世界和迅速崛起工业社会二者之间对立冲突的办法。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湘西世界”的蜕变还处于最初阶段，仅有沈从文这样的思想先驱才能意识到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两种价值观的矛盾。而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面对乡土社会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浸漫而颓然解体的现实，两位“精神流浪者”在各自的文学世界中不断求索并找到了不同的出路。

沈从文怀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投身于文学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③。他鼓起勇气，以完善道德和人性为宗旨建构他的文化故乡。湘西小说就是他这一哲学的艺术再现。他虚构了理想中的故土湘西，在这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了最高的审美批判标准。他努力挖掘故土人民的善良、淳朴、正直，而有意略去了乡村生活的落后、贫困，也忽略了乡民的愚昧、无知、鄙陋。他的力作《边城》就是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小说不仅展现了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宁静自然的生活环境，古朴淳厚的世风民情，而且人与环境、人与人的矛盾、对立因为爱而消解，一切都笼罩在友爱和谐的氛围里，爱成为了构筑社会、弥合人际关系的纽带。并且，他“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人到老边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④，从而“弓}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由此可见，沈从文坚持唯美主义的原则对边城、边民进行了审美化改造，表现了其理想的人生形式，也传达了其以爱与美的理想重建民族精神与美德的愿望。

与沈从文重铸民族品德不同，哈代狠狠地撕碎了温情主义的面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抨击，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他把爱情和婚姻生活作为探索社会的切人点，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去关注人。他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痛苦中挣扎，最后心力交瘁，或死于非命，或陷人孤独。苔丝作为他塑造的最为完美的女性形象，融坚定、热情、谦卑和刚毅等优秀品质于一身。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女性，被人引诱，受辱后又被当成了伤风败俗的女人。苔丝的毁灭，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厌倦了沉闷的荒原生活的游苔莎，最终死在了逃离荒原的途中;淑大胆地追求不受任何世俗形式约束的爱情。但当她与裘德同居时，却心生犯罪感和堕落感。在异教和基督的抗争中，她内心万分痛苦，最终为基督殉葬。哈代的作品表明，人是生活于“有毛病的”世界里，无奈、悲愤、绝望的情绪像影子一样跟随左右，而死亡和毁灭是人生的最终归宿。不单如此，在展现人物现实生存困境的基础上，哈代进一步地把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他由关注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冲突上升到关注全人类的悲剧性冲突，从个人的迷茫去理解全人类的困惑。他设计了“小时光老人”这一独特艺术形象，并借他来表达对人类困境的哲学思考。

边界望乡篇4

论文摘要 乡土情结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久的主题,文学经典《边城》中的主人公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对乡土的那份守望精神。

发表于1934年的《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现出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一代代的读者,从而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有人说作者象陶渊明一样,为国人构筑了那一个时代的“乌托邦”。因为多年以来,人们期待着那“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怡然自乐的生活。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国破家亡内忧外患,在风雨飘摇的特殊历史时代的大背景之下,《边城》所构建的“乌托邦”最终幻灭了。然而,在这部作品里,一切都是那样的富含蕴味。纵然是最后爷爷的那份无奈的绝望,以及简朴的葬礼也富含水乡阴柔之美。在这里我们体味到一种难以割舍的守望情结,无论是在爷爷、翠翠身上还是作者本人身上,都隐隐的令人感到那份情结自始至终于心头萦绕难以拂去,并且千百年来,这种乡土情怀都归于一种对乡土虔诚的守望精神。

一、爷爷一生的守望

爷爷一生都在这片乡土里守望。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着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生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边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是一只渡船和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是那个女孩子。”在这段描述中,爷爷五十多年没有离开这片水乡,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白塔、渡船、黄狗以及翠翠构成他全部的生活。老人前生守候渡船及女儿而后生守候渡船及外孙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和寄托。他的活动圈子十分有限,偶尔到镇上沽酒购物以及找老朋友喝酒。这种守望是寂寞的,于是在夕阳落山时分和翠翠一起将这种孤寂投在天上的云。一丝惆怅也许遍布周身。为翠翠找到一个美好的归宿成了他的一个也许是唯一的梦想。心里这份隐隐的奢望支撑着他,而当这种梦想由于诸多因素最终破灭的时候,他便没有了精神支柱,因为精神的死亡直接摧毁了他,并且彻底绝望。再也没有时间去重新构筑那个美丽的梦了,便在那个风雨之夜溘然长逝。读者在这里体味到的是一份薄薄的悲凉。这个在五十年中不知渡过多少人的老人,最终却没有人为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摆一次渡,让他有个美好的归宿,他一生的守望最终是一片暴风雨之后的凄凉。

二、翠翠的守望

翠翠是自然的女儿。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澈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出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翠翠是作者对自然美的一个化身。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作者心中对那片魂牵梦绕的乡土深深眷恋之情。翠翠的结局是悲凉的。这份还没有展开的爱情因为种种因素早早的破灭了。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忧伤和失落。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有痛惜情绪的怀旧。”翠翠的天真纯洁表现为她的毫无心机的、超出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爱情之中。她对二老的感情是一直处于少女期的朦胧状态,她对二老的微妙印象以及将自己的情感在心里深深埋藏,不轻易外露。在这份美丽的忧愁境况下,由于人的、社会的各种因素。致使朦胧的爱情尚未展开便破灭了,更谈不上情人之间的花前月下那种缠绵。爷爷去世了。白塔倒塌了,心中的二老出走了,“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给人留下无限的牵挂和期盼。翠翠依然同黄狗来侍弄渡船,一边看守着祖父的坟山。翠翠的这份守望是无奈的和凄凉的,她别无选择,这也是一种情结,对祖父、白塔、渡船以及那片山水的难舍情结。只有守望才是她唯一的并且心安的出路。她的守望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何种归宿,也许是令许多读者掩卷长思的问题。

翠翠的“人生”是美丽善良的,但却被引向了毁灭。

三、作者的守望

朱光潜谈至《边城》时认为“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边界望乡篇5

20年后我以成为世界首富了。刚刚在美国五角大楼内和美国总统签订投资80000亿美元的合作合同，又马上坐着我公司自主研发的B——003号超高速直升机飞往我的家乡——漯河。

下了直升机我发现家乡的变化可真大！那光洁的蓝天，像雕琢得很光滑的蓝宝石，又像织得很精致的蓝绸子。蓝莹莹的天空陪衬着几朵雪白色的云，真是好看极了！那张开笑脸的朵朵小花，也点缀在家乡的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一幢幢气派而豪华的高楼挺拔地矗立在市区，一个个绿化、精致的中心花园数不胜数，黄河、澧河的水清澈见底，一群群鱼儿游戏水中。一座座美丽的大桥把市区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大漯河。

以前的家乡的街道旁的树下都是垃圾；旁边的房屋有高有矮；以前的垃圾都倒在地上，马路边上，经过的车辆都闻到垃圾的臭味，马上关上窗户；在以前的汽车都会喷出灰色的烟，那烟对人类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以前的小溪里都是塑料袋，有些塑料袋里还装满了垃圾；以前的树，一眼望去有的都是光秃秃的;但现在不同了：在街道两边都种上了高高的大树，树下还有很多花；街道上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垃圾，那些垃圾都拿到一个垃圾发太阳电站里去变费为宝了；街上的汽车都是用太阳启动的，对住在边上的人和行人都没有身体伤害.

这就是我的家乡——美丽的漯河。

20年后我以成为世界首富了。刚刚在美国五角大楼内和美国总统签订投资80000亿美元的合作合同，又马上坐着我公司自主研发的B——003号超高速直升机飞往我的家乡——漯河。

下了直升机我发现家乡的变化可真大！那光洁的蓝天，像雕琢得很光滑的蓝宝石，又像织得很精致的蓝绸子。蓝莹莹的天空陪衬着几朵雪白色的云，真是好看极了！那张开笑脸的朵朵小花，也点缀在家乡的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一幢幢气派而豪华的高楼挺拔地矗立在市区，一个个绿化、精致的中心花园数不胜数，黄河、澧河的水清澈见底，一群群鱼儿游戏水中。一座座美丽的大桥把市区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大漯河。

边界望乡篇6

关键词：到世界去 主题渊源 内蕴特征 意象表达

一、“到世界去”的主题渊源

2005年作家徐则臣凭借其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正式步入文坛，其后出版的小说有《跑步穿过中关村》《我们在北京相遇》《天上人间》等，因其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北漂”形象而一度赢得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单就小说主题而言，他的成功显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作者选择从城乡边缘的小人物身上切入，窥一斑而知全豹，作品人物身上反映的种种矛盾挣扎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方利害冲突、思想意识变化构成同时共振的关系。笔者认为无论是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京漂”系列、“花街”系列、“成长”系列，还是2014年底出版的被认为是“70后一代心灵史”的长篇巨作《耶路撒冷》，从乡村到城市、从边缘到中心、从东方到西方，以至最后到达形而上的宗教思想境界，作者始终试图探索人物在生活行进中所面临的种种焦灼、苦痛和挣扎，构成其作品思想内核的始终是“到世界去”的主题。

在一定程度上，“到世界去”的思想内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进城叙事”潮流有某种联系。现代化社会中城市的定义是：“指具有工业生产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多种经济功能的经济中心。”[1]从概念出发，现代城市首先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因此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开始于近代，伴随其产生的“进城叙事”现象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存在。其间经过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局不稳导致农村经济破败，农民大众为求得最基本的生存机会不得不背井离乡涌入城市，以茅盾的《春蚕》为例。[2]第二次高峰处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对立体制的松动，农民将希望进入城市的理想转化为实际行动。高晓生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生动刻画了农民初次进入城市时的欣喜和激动。如果说陈奂生进城带有观光式的兴奋的话，那么之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和孙少平，当他们把逃离贫苦乡村而迈向现代化城市作为理想而为之奋斗时，其间所忍受的心灵和肉体双重煎熬，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次直面城乡分离和对立的文学作品。

受城乡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徐则臣一方面沿袭了“进城叙事”着重表现边缘人苦难生活的叙述模式。例如，刚出狱而后又入狱的敦煌、北京梦最终破灭的乡村教师边红旗、被迫接受小说低俗修改的“我”、无家可归屡次被赶出门的西夏、冒着危险办假证的姑父、孤身背着大篓卖盗版碟的夏小容等。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存资源，获得在城市的合法地位，住在破烂不堪的出租房里，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或从事其它危险的非法职业。另一方面，社会现代化的加速，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城乡对立状态逐渐消解。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原有的“进城叙事”显示出了主题窄化的弊端。从“进城叙事”到“到世界去”，一方面弱化了地域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地域范围上的延展扩大;另一方面，“世界”从一个名词和形容词变成了一个动词，[3]着重描述人物在行进中的精神困境，实现了更高层面的精神世界的探寻。《耶路撒冷》主人公初平阳回乡的目的是为到遥远的耶路撒冷做资金准备。至于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主人公起初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而是随着小说情节的不断深入，真相逐渐显现出来，主人公终于意识到自己所执拗的“到世界去”（到耶路撒冷去），是为了获得少时因同伴去世而长久积压心底的愧疚情绪的一种释放，实质上是主人公精神世界的一场自我救赎。

二、“到世界去”的内蕴特征

首先，“到世界去”表现出强烈的主体盲目性。作者在其散文集《到世界去》自序中借一年到头站在故乡边缘的年轻人之口指出在自己最初的认识中“故乡以外看不见的地方统称为‘世界’”。至于“看什么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为什么要看同样不知道。他就是想看，仿佛怀揣一肚的邪火”[4]。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到世界去”的愿望驱使下，乡村教师边红旗放弃相对稳定的职业，离开淳朴善良的乡村妻子，一头扎进北京的都市洪流中，从一个热爱诗歌的教师，逐步成为假证制造者，长久建立起来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在窘迫生活的强烈挤压之下逐渐失效。不同于《耶路撒冷》中老何在退隐的乡土与现代化的巨变间失落挣扎，对70后一代而言，乡土世界已经幻化为少时梦境般的迷糊印象。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另一现实，那就是带着像骆驼祥子一样盲目的幻想，一厢情愿地进入城市，是否能够如己所愿的问题。《啊！北京》中边红旗的结局就是最有利的证明。他非但没有取得城市人的合法身份，反而因其进入城市方式的非法性而最终被迫选择离开。

其次，“到世界去”本身具有的双重同构性。以故乡为起点的“到世界去”，在无意之间已经把故乡剥离在“世界”之外。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对乡土的认同感;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现实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乡土依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社会情态、情感态度依然“在世界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把身体空间的位移变化作为是否实现“到世界去”的理想愿景的判断标准。作者在《到世界去》的自序中指出：“在渐行渐远的一路上，腿脚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构成完整的‘到世界去’。”[5]正是这种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同构关系，使得《耶路撒冷》中的秦小福，即使离开故乡奔赴万里，也依然不能对发生在故乡的痛心往事释怀，心灵上的不得解脱使她终究没有“到世界去”。与之形成对比的秦奶奶，虽然日夜静坐在十字架前祈祷忏悔，但是心灵世界的释放促使她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到世界去”。

三、“到世界去”的意象表达

意象是中国首创的审美范畴。它的古义是指用来表达某种抽象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象。童庆炳指出，审美象征意象是指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和荒诞性为基本特征的，在某种理性观念和抽象思维的指导下创造的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火车”这一现代物质文明的产物，因在徐则臣的小说中频频出现，而成为读者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它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现代交通工具，它与人物思想情感融为一体，成为人物思想情感的外化物。另一方面，正如童庆炳所言，在不同的社会情状及情感状态下，它显示出多义性的特点。它既是现代文明炫耀的资本，也成为引发现代人焦虑感的推动剂。既是作家笔下乡土文化退隐的表现，又是连接乡土与城市的纽带。火车呼啸着驶向远方，它是自由、恐慌、渴望的象征，是个体实现“到世界去”愿景的物质载体。

首先，它隐喻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逆转性。《耶路撒冷》中的傻子铜钱的行为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社会基本定律。傻子铜钱企图通过往铁道上放石头的方式，让火车停下来。“我想让它停下来，我把石头放上去，火车就坏了。坏得一动不动。我就想让火车停下来，不要让它坏。我就跑，雷就在后面追我。”[5]在这里傻子形象的塑造，使整个故事情节具有滑稽可笑的特点，但是叙述者“我”镇静平和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方式，使之脱离演化为一场闹剧的危险，而更具有某种意犹未尽的深长韵味。在此基础上，“火车”所隐喻的现代潮流的不可逆转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次，徐则臣让笔下的人物借助“火车”这一现代交通工具，释放压抑的情绪，满足“到世界去”的心理欲望，并充分享受火车带来的高速的。“陈木年觉得自己的背景浩大，又像无所依傍，风经过腋下有种夜间飞行的感觉。有那么一刻，他觉得火车不是在跑，而是在飞”[7]。火车所代表的现代冲击力和巨大能量，让这个被压抑了四年的“天子骄子”，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充满激情地宣告现代物质文明给他带来身心通透与洒脱。当作者把象征自由无拘的“火车”与静谧无边的黑夜大地联系在一起时，现代社会给予人的在喧闹世界里的心理烦躁、紧张、焦虑再一次得到空前的释放。“黑夜此刻开始开放，像一块永远也铺展不到尽头的布匹，在火车的前头远远地招引着，如同波浪被逐渐熨得平整。……这些安宁的感受和想象是白天里无法得到的”[8]。

再次，火车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吸引力和压迫感是共存的。作者也感受到力量、速度带来的心理焦虑。“满天地都是火车的呼啸声，击破、焦躁、执着永远也不会错过的两列火车重合了，你找到了我，我找到了你，黑夜没有了，火车也没有了，只剩下同一节奏的呼啸声”。隐含在作者笔下的物的压迫感与人的异化感明显凸显出来。同时作者也站在文化社会的高度，注意到现代文明带来的乡土文化的某种缺失。“火车一直穿行在平原的暗夜里。这片大草原至今不能习惯一列寒光闪闪的铁家伙奔驰而过：所有的鸟都被提前惊飞，虫子停止鸣叫，夏天才有的蚊蝇也潜伏不动，张大嘴控制着呼吸节奏”[9]。火车的轰鸣驶过一方面彻底打破了乡村世界的静谧，另一方面也消除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明显界限，把乡村纳入到更广阔的外界视野中，它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重要纽带，成为无数人实现“到世界去”理想的重要方式。

注释：

[1]赵德馨：《中国经济史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2]胡顺淑：《作家身份与新世纪以来的进城农民题材小说》，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4]徐则臣：《到世界去》，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5]徐则臣：《到世界去》，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6]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7]徐则臣：《夜火车》，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8]徐则臣：《到世界去》，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边界望乡篇7

我爱我的家乡，因为我的家乡最温暖。我赞美我的家乡，因为在我眼里我的家乡最美。海阳美景数不胜数是个旅游的好地方。

招虎山就非常有名，一年四季都景色迷人。

来到招虎山，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大的湖，这就是“卧龙湖”湖边上还有好几个用石头刻的龙头，非常威武。

顺着湖边往里走，就来到招虎山下了，向山上望去，密密层层的树林望不到边，路两边也都是各种树，还有许多种野果树呢。树林里有各种花草，各种野花争奇斗艳，引来成千上万只蜜蜂和蝴蝶，五颜六色的蝴蝶一点也不怕人，经常落到我们的头上、胳膊上，就像朋友一样。

山上还有很多形状奇怪的山峰石头，他们都有名字呢。最美的是山泉，一股股清清的泉水从一层层石头上流下，像一条条白色的绸缎挂在山上，美丽极了。

植物园是我们海阳一个美丽的公园，这里景色迷人，有很多种植物，美丽的建筑，各种可爱的鸟类，可美了。

入口处，一道道彩色的墙上面刻着星星月亮小花等图案，对面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植物园”三个大字，特别引人瞩目。沿着美丽的小路，进入植物园，美丽的风景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绿油油的松柏笔直的站在小路两边，就像一个个小战士。草坪上，一颗颗风景树更是形态各异，。这里的花儿种类很多，有牡丹、月季、玉兰、桂花等。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有的叶子圆圆的，有的又细又长，还有像我们的手掌，……真是千姿百态，看的眼都花了。

新元广场是海阳最大的广场。广场上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每天，这儿都有许多人游玩。广场中有许多美丽的花坛，花坛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儿，颜色不一，多姿多彩。有的像美丽的绣球，有的像金灿灿的星星，还有的像彩色的蝴蝶…… 四周还有绿色的草坪，草坪上还种着许多风景树，有松柏、柳树、桂花树、玉兰树等，各种树形态各异，非常好看。广场上还有许多好看的灯，有的像大大的花瓣，有的像弯弯的月亮，有的像转动的大风车。到了晚上，灯光闪烁，五光十色，每到这时，广场上就变成灯的海洋、光的世界。有时还有美丽的喷泉，彩灯照着喷泉，喷泉变成了彩色的，像闪亮的彩虹，还放着优美动听的歌呢！

广场上还有许多美丽的建筑，高大的钟楼、雄伟的标志物、美丽的人工湖、还有一个演节目的大舞台等，广场下还有地下商城，超市，无论什么商品都可以买到，真是棒极了！

边界望乡篇8

我曾去过黄山、泰山看日出。其实两山日出差不多，太阳都是从一个山凹里在人们长时间的盼望中突然跃了出来，激起一阵惊呼。

我也曾去过海边，比如海南的天涯海角，比如普陀舟山。除了旅游、朝圣外，心中惦记的便是看日出，看一轮红日从海平线上喷薄而出。

在我的家乡南昌，那个军旗升起的地方，自己更是无数次早起，到赣江边，看晨光紫气东来，万道霞光尽染英雄城无数高楼大厦；向晚到古建筑滕王阁，看西山落霞与孤鹜齐飞。

近年来，同友人在浙江诸暨办厂，也做工。一边打工，一边还追逐着浙江的日出。

我去看了西湖那据说带有脂粉气的日出，我甚至跑到绍兴乡下，守在乌篷船里不顾蚊叮虫咬看太阳从水乡升起。

有时候我不禁问自己：当我们在黄山、泰山、老家、西湖、绍兴看见早晨的太阳忽然跳出黑暗，我们发出惊呼，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每一次太阳的升起与我们平常见到的有什么不同？

其实没有。我们之所以发出惊叫和欢呼，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太阳，没有守候过日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只要天气好，早起一点，便能欣赏到她的美丽。

我们之所以兴奋、喜悦、以至呼叫，还在于我们终于盼到太阳从我们一直注目的地方、按照我们理解的方式升起来了。

我们理解的方式？对。我们知道她从哪个地方升起，她不会换地方，就像世界一直从她身上吸取能量一样不会有任何改变。太阳不会失约，她出来了，她以我们喜欢的形态升腾。在你心中她是什么样子，今天出现在你的期盼面前，她就是什么样子。她给你一个最直接的肯定、对生命意义的肯定；她还给你最需要的温暖与温柔。当然，还有希望。

说到希望，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的欢呼正是看见了希望在冉冉升起。我们到北京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我们发现升国旗和太阳在首都露出光芒是在同一个时间。每一次升旗，都升腾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情结和希望。

边界望乡篇9

那个月光朦胧的清早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也许是憧憬的方有太多的诱惑，也许是多次离家求学已使我麻木不仁。我忽略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一份情怀——思乡之情。

憧憬并不都等于现实。当又一个平庸的结果到来时，我的心理天平失衡了。恍恍惚惚，每天都是在家乡的梦里醒来。老是记起离别时的那一刻：清冷的月光，萧索的白杨树，父亲的沉默，母亲的低头… …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酸楚和孤独。那天，雾一定很大，因为我的脸颊至今还有冰凉的感觉。

狠饮着一杯茶，茶里有我带来的泥土。妈妈说这样可以适应异乡的水土，而我渴望重温故土的气息。清清合上眼，让水慢慢流进涸的心。水里有苦涩的味，像是母亲千言万句的叮嘱，像是那个离别的车站；水里也有蜜甜的味，像是乡里的山山水水，又像是乡里人憨厚的微笑… …

昨天的娇子，今日的游子。举头望着天空无语的月亮，我欣喜若狂。是她，是她知道我在北方的日子，是她看完我离去的那一幕。是知己，也是同乡。“遥遥故乡云山隔，仰望也应共此月”。我喃喃吟着… …山那边，山那边的亲人要是在赏月，就一定能感觉到我对他们的想念。想到了这里，我心突然有了一丝欣慰——我们还在同一个天空下… …

边界望乡篇10

——题记

“驱马傍江行，乡愁步步生。”“何处积乡愁，天涯聚乱流。”“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读着这浓浓的乡愁，渐渐沉醉于一种对故乡的深深眷念，沉醉于这跨越千年时空距离而永不改变对故乡的牵挂。因为有了时空的距离，诗人的乡愁更加动人心魄。斗转星移，海枯石烂，时间的距离将乡愁酝酿成一坛陈年老酒，越久越香醇。斟一杯，细细品味，跨越千年时空的思念如“沉睡不消残酒”，挥之不去。

人老思故乡，禽老思巢穴。无论你身处天涯海角，无论你拥有高官厚禄，你都挣不脱心中牵引的、与故乡紧紧相连的丝线，这丝线便是深厚的乡愁。心与故乡的距离，便由这线牵引着，一头是你，一头是故乡。“明朝望乡处，秋思涕自流。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乡愁段段惹泪流，自是他乡无安处，何时再闻乡音。”这是心灵的呼唤，游子的心声。思念了，就将手贴于胸口，听听故乡的声音。于是，那心中的涟漪便沉淀了。这是心灵的对话，是情感的对白。最终，无情的时光之水把你的黑发洗成白丝，“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就会你唤醒沉睡心土的翅膀，带你飞往梦中的故乡。归心似箭，这是故乡的召唤，其实归心何止似箭，幻想着自己化为一束光，转瞬即至，那强烈的情感就会久久萦绕于心，直至踏入故土的瞬间。那一刻，迷雾中的故乡对你微笑了，沉睡已久的晶莹浸透了干涸的心田，尘封多年的拥抱给予了熟悉的故土；于是，你不再是沙漠中的仙人掌，不再是海洋中的青苔石，不再是夜空中的孤星。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乡愁，积聚了你对故乡的思念，连接了你对故乡的情怀，无论你曾经在天涯海角，故乡始终向你张开双臂，等待你投入它的怀抱。它就像一轮永挂天边的暖阳，温暖着游子的心灵，点亮着心灵的烛光，延续着烛光的焰火，你永远也无法摆脱故乡——这心灵的归宿。

后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星星交轨的转瞬即逝，而是思念里薄如雾的故乡，不可望亦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