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范文10篇

边界范文篇1

游是移动通信的一大特点。在省与省之间的边界地区，由于基站信号交叉覆盖，手机可能在未漫游出省的情况下使用了外省的基站信号，进而产生出了漫游话单，这种现象被称作“边界漫游。边界漫游使用户多支付了通话费用，影响了移动运营商的信誉与市场竞争力。针对边界漫游问题，可在通信网络上进行必要的调整，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边界漫游问题。一是因为要保证网络的整体质量，实现无缝覆盖，不可能使两省边界地区的信号完全没有交叉；二是当边界地区的外省基站话务忙时，外省用户仍可能在没有漫游的状态下被自动切换至本省基站，反之本省用户亦然。因此，在网络优化的前提下，通过计费优化处理就成为解决边界漫游问题的关键步骤。计费优化的关键是对使用邻省基站信号的用户话单按非漫游的标准进行计费。当用户在边界地区使用了邻省基站信号时，话单将产生在邻省。因此在计费优化中省间协作是非常重要的。话单中关于用户的位置信息有：LAC、CELL_ID等。CELL．ID俗称“小区，是目前在话单上能够识别的最精确的位置信息，可以作为边界计费的手机位置判定标准。可能出现边界漫游的小区称为“边界小区，各省都应将边界地区覆盖至邻省的小区作为边界小区。但一个边界小区既覆盖本省，也覆盖邻省，对在边界小区下的邻省手机进行计费时，无法判定其位于邻省还是本省，也就无法判定是否漫游，在计费中存在不精确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计费也被称为“模糊计费”。对于模糊计费，应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计费原则。

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原则：1、用户在边界小区主叫当用户在边界地区使用了邻省基站信号拨打归属地(本地)电话时，产生了省际漫游。若按正常标准计费，用户将被收取0．加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0．20元／分钟的漫游费，从邻省拨打本省电话属于长途，因此还将被收取0．07元／6秒的普通长途费或0．30元／分钟的IP长途费。这对于长期居住在边界地区的用户来说，无疑是大大增加了话费开支。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将这样的话单按照用户在非漫游状态下拨打归属地电话资费标准，即0．40元／分钟的本地通话费率进行计费，不向用户收取漫游费与长途费。当用户在边界小区使用了邻省基站信号拨打邻省边界地市的电话时，按照正常的资费标准，应根据“同城漫游原则，即用户漫游时拨打漫游地电话不收取长途费的原则，仅收取0．加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及0．20元／分钟的漫游通话费。但如果按照边界漫游模糊计费的原则，将被判为非漫游状态，则用户将被收取0．4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0．07元／6秒的普通长途费或0．30元／分钟的IP长途费。也就是说，只有当用户不使用IP拨打邻省相邻地市的电话，并且通话时长小于等于l2秒时，才使边界漫游模糊计费金额低于正常计费金额。这在实际通话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而且邻省边界地区的基站信号除覆盖边界地区外，还可能覆盖邻省内部的一些地区，当用户确实发生省际漫游时仍可能使用到邻省边界地区的基站信号。因此，在边界漫游模糊计费中，对于此类话单仍然延续“同城漫游”原则更为恰当，但也可以采用用户在非漫游状态下拨打邻省电话的费率进行计费。2．用户在边界小区被叫当用户在边界地区使用了邻省基站信号被叫(接听电话)时，产生了省际漫游。被叫的计费原则与主叫号码归属地无关，因此不存在“同城漫游的问题。若按正常标准计费，用户将被收取0．4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0．20元／分钟的漫游费，以及从漫游地至归属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这同样是大大增加了边界地区用户的话费开支。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将这样的话单按照用户在非漫游状态下接听电话的资费标准，即0．40元／分钟的本地通话费率进行计费，不向用户收取漫游费与长途费。3．用户在边界小区呼转呼转的计费原则较复杂。呼转分为无条件呼转与有条件呼转两大类，有条件呼转又分为遇忙转(占线转)、无应答转、不可及转、关机转等等。在正常的资费标准中，无条件呼转与是否漫游无关，因此不存在边界漫游问题，无论是否漫游均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归属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有条件呼转与漫游有关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归属地至漫游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以及漫游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当用户在边界地区使用了邻省基站信号进行有条件呼转时，产生了省际漫游，因而将被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归属地至漫游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若用户呼转至邻省的相邻地市，漫游地即为呼转地，则不会被收取漫游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若呼转至包括归属地市在内的其他地方，都将被收取漫游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而有条件呼转至归属地市的电话是用户最经常使用的一种呼转方式，在边界漫游下用户将被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共计0．14元／6秒的长途费，大大增加了话费开支。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将用户判为非漫游，除了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外，当用户有条件呼转至归属地电话时，归属地即为漫游地即为呼转地，将不会被收取任何长途费，当用户呼转至其他地市时，将被收取漫游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边界漫游模糊计费除了用户有条件呼转至邻省相邻地市时的费率与正常资费标准持平外，其余的都明显低于正常资费标准。4．对于话费套餐、VPN．分区等优惠业务的处理附表列出了正常计费与边界漫游模糊计费的费率比较。这是在用户没有申请任何其他优惠业务前提下的比较。由于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许多地区都推出了诸如话费套餐、VPN、分区等优惠业务。话费套餐是指用户缴纳了一定的包月费后可以享受一定的免费分钟数。VPN是指特别的用户群体组成一个集团，在缴纳一定的集团包月费后，集团内相互通话享受一定的优惠。分区业务是指用户在缴纳分区包月费后，在特定的区域内通话享受一定的优惠。这些优惠业务一般都仅对非漫游状态下的通话进行优惠。在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后，除了对边界漫游话单中的话费进行重新修iEgb，还应将话单中的漫游类型改为非漫游，这样当边界漫游话单进入计费流程中的优惠环节时，仍可按照用户所申请的各类优惠业务进行计费。当用户在边界漫游状态下主叫邻省相邻地市时，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原则若采用附表中的A方案，即“漫游同城”，此时用户的漫游类型将被判为“省际漫游”，而不是“非漫游”，因而可能无法享受上述的优惠业务。因此在边界漫游模糊计费中应将此类“漫游同城”话单的漫游类型改为“非漫游”，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处理方法。对于分区业务，用户所能享受优惠的分区一般都位于本地市。当用户发生了边界漫游时，话单中的用户位置信息是邻省的位置小区。这种情况可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将邻省覆盖至本省的位置小区加入到分区业务的优惠小区列表中，二是将用户话单中的位置信息更改为被邻省基站信号覆盖到的分区业务的优惠小区。第一种处理方法保留了话单中用户实际的位置小区，较第二种处理方法理想。边界漫游问题是移动运营商普遍遇到的问题。网络越健全、覆盖越完整，就越容易出现边界漫游问题。边界漫游问题的解决需要省与省之间协作完成。而在省内，如果资费标准在各地市之间也存在漫游与长途问题，以上的解决方案也适合于省内的边界漫游问题。计费优化降低了资费标准，造成收入的损失。但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为用户着想是运营商们始终不变的努力目标。边界漫游问题的计费优化方案是提高运营商市场竞争能力的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对运营商计费系统优化能力的一种考验。

边界范文篇2

1、用户在边界小区主叫当用户在边界地区使用了邻省基站信号拨打归属地(本地)电话时，产生了省际漫游。若按正常标准计费，用户将被收取0．加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0．20元／分钟的漫游费，从邻省拨打本省电话属于长途，因此还将被收取0．07元／6秒的普通长途费或0．30元／分钟的IP长途费。这对于长期居住在边界地区的用户来说，无疑是大大增加了话费开支。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将这样的话单按照用户在非漫游状态下拨打归属地电话资费标准，即0．40元／分钟的本地通话费率进行计费，不向用户收取漫游费与长途费。当用户在边界小区使用了邻省基站信号拨打邻省边界地市的电话时，按照正常的资费标准，应根据“同城漫游原则，即用户漫游时拨打漫游地电话不收取长途费的原则，仅收取0．加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及0．20元／分钟的漫游通话费。但如果按照边界漫游模糊计费的原则，将被判为非漫游状态，则用户将被收取0．4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0．07元／6秒的普通长途费或0．30元／分钟的IP长途费。也就是说，只有当用户不使用IP拨打邻省相邻地市的电话，并且通话时长小于等于l2秒时，才使边界漫游模糊计费金额低于正常计费金额。这在实际通话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而且邻省边界地区的基站信号除覆盖边界地区外，还可能覆盖邻省内部的一些地区，当用户确实发生省际漫游时仍可能使用到邻省边界地区的基站信号。因此，在边界漫游模糊计费中，对于此类话单仍然延续“同城漫游”原则更为恰当，但也可以采用用户在非漫游状态下拨打邻省电话的费率进行计费。2．用户在边界小区被叫当用户在边界地区使用了邻省基站信号被叫(接听电话)时，产生了省际漫游。被叫的计费原则与主叫号码归属地无关，因此不存在“同城漫游的问题。若按正常标准计费，用户将被收取0．4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0．20元／分钟的漫游费，以及从漫游地至归属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这同样是大大增加了边界地区用户的话费开支。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将这样的话单按照用户在非漫游状态下接听电话的资费标准，即0．40元／分钟的本地通话费率进行计费，不向用户收取漫游费与长途费。3．用户在边界小区呼转呼转的计费原则较复杂。呼转分为无条件呼转与有条件呼转两大类，有条件呼转又分为遇忙转(占线转)、无应答转、不可及转、关机转等等。在正常的资费标准中，无条件呼转与是否漫游无关，因此不存在边界漫游问题，无论是否漫游均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归属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有条件呼转与漫游有关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归属地至漫游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以及漫游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当用户在边界地区使用了邻省基站信号进行有条件呼转时，产生了省际漫游，因而将被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归属地至漫游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若用户呼转至邻省的相邻地市，漫游地即为呼转地，则不会被收取漫游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若呼转至包括归属地市在内的其他地方，都将被收取漫游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而有条件呼转至归属地市的电话是用户最经常使用的一种呼转方式，在边界漫游下用户将被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以及共计0．14元／6秒的长途费，大大增加了话费开支。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将用户判为非漫游，除了收取0．30元／分钟的基本通话费外，当用户有条件呼转至归属地电话时，归属地即为漫游地即为呼转地，将不会被收取任何长途费，当用户呼转至其他地市时，将被收取漫游地至呼转地的长途费0．07元／6秒。边界漫游模糊计费除了用户有条件呼转至邻省相邻地市时的费率与正常资费标准持平外，其余的都明显低于正常资费标准。4．对于话费套餐、VPN．分区等优惠业务的处理附表列出了正常计费与边界漫游模糊计费的费率比较。这是在用户没有申请任何其他优惠业务前提下的比较。由于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许多地区都推出了诸如话费套餐、VPN、分区等优惠业务。话费套餐是指用户缴纳了一定的包月费后可以享受一定的免费分钟数。VPN是指特别的用户群体组成一个集团，在缴纳一定的集团包月费后，集团内相互通话享受一定的优惠。分区业务是指用户在缴纳分区包月费后，在特定的区域内通话享受一定的优惠。这些优惠业务一般都仅对非漫游状态下的通话进行优惠。在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后，除了对边界漫游话单中的话费进行重新修iEgb，还应将话单中的漫游类型改为非漫游，这样当边界漫游话单进入计费流程中的优惠环节时，仍可按照用户所申请的各类优惠业务进行计费。当用户在边界漫游状态下主叫邻省相邻地市时，边界漫游模糊计费原则若采用附表中的A方案，即“漫游同城”，此时用户的漫游类型将被判为“省际漫游”，而不是“非漫游”，因而可能无法享受上述的优惠业务。因此在边界漫游模糊计费中应将此类“漫游同城”话单的漫游类型改为“非漫游”，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处理方法。对于分区业务，用户所能享受优惠的分区一般都位于本地市。当用户发生了边界漫游时，话单中的用户位置信息是邻省的位置小区。这种情况可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将邻省覆盖至本省的位置小区加入到分区业务的优惠小区列表中，二是将用户话单中的位置信息更改为被邻省基站信号覆盖到的分区业务的优惠小区。第一种处理方法保留了话单中用户实际的位置小区，较第二种处理方法理想。

边界漫游问题是移动运营商普遍遇到的问题。网络越健全、覆盖越完整，就越容易出现边界漫游问题。边界漫游问题的解决需要省与省之间协作完成。而在省内，如果资费标准在各地市之间也存在漫游与长途问题，以上的解决方案也适合于省内的边界漫游问题。计费优化降低了资费标准，造成收入的损失。但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为用户着想是运营商们始终不变的努力目标。边界漫游问题的计费优化方案是提高运营商市场竞争能力的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对运营商计费系统优化能力的一种考验。

边界范文篇3

关键词：美学边界哲学艺术学伦理学

回首现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我们不得不坦诚地面对的是：现当代中国美学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并没有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美学，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什么是艺术这些最为根基性的课题开展。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则是没有明确研究对象的边界。质而言之，我们应该首先明白研究对象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对于美学，我们应该明确美学研究什么或者美学不研究什么。

边界，从日常的意义表达来看，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分界线；而从思想的意义表达来看，是思想差异的结构。思想是思想家的独特的生命体验的表述，是唯一的，无法复制的。思想自身，无论是显在的，还是隐在的，必定有一定的结构性，正式由于此，思想之间是差异的，一种复杂的差异。因此，思想的边界，不仅仅是一种差异的区分，更是这种差异的结构的区分。对于思想，对边界的区分、划定——主要是通过辨明差异、展开差异、描述结构来实现的——是思维有效展开，避免论证模糊、混乱，确保论域范围明晰，正确选择、运用合适的论证方法的基础。划定边界，确定研究对象的“合法性”，是展开理论研究之前的意识清理和纯粹的理性批判，只有当这种批判活动获得了切实的根基，即研究对象的“合法性”通过边界的划定而得到有效确认，于此出发的理论研究才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地基之上且获得了属真的理论前提而可以有效地展开。对于美学，亦如是也。

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实践美学曾经在中国美学界拥有着主流话语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代中国美学界的学人力图突围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困境，反思、批评实践美学几乎成为一种大众之狂欢，众声喧哗，而反叛与坚持，对抗与维护依然并存。用力最甚且影响广泛当属“后实践美学”，其核心术语如“生命”、“生存”、“存在”则来源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而且其思维模式不得不受其相关的影响，诚然，“后实践美学”在基本论题、关键概念、思维进路方面依然陷入了它所批评的实践美学所陷入的窠臼，即“后实践美学”质疑和批评实践美学的理路，反过来，对质疑和批评“后实践美学”依然有同等的效果。当代中国美学界之所以会陷入如此之困难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美学即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在哪里这一最为根基的课题没有得到有效的理论研究。

边界是一门学科是其所是且如其所是的最为根本的规定。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在哪里？

一、划定美学的边界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哲学中诞生的。美学的边界有形而上的规定性。形而上不是形而上学，而是对边界的一种质的规定，具体表现在美学同哲学的边界上。美学有自己特有的形而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美学的边界有形而下的规定性，具体表现在美学与艺术学、伦理学的边界上。

（一）美学与哲学的边界

美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从历史上看，哲学是很古老的，而美学是很年轻的，而且从关系上看，美学是诞生于哲学的，有哲学的思维之源。但是，从学科意识来反思美学和哲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在学理上对先前关于美学与哲学的学科混淆或截然分离的研究进行知识学的清理，之后，为美学与哲学的学科边界的划定做一次基础性的理论探索。对于美学与哲学的边界问题，主要从学科的基本情况，研究范式，研究对象展开具体的学理分析。

具而言之，就学科自身而言，哲学，在历史上，是其它一切学科或科学的基础，即为其它学科或科学的研究奠定基础、提供规则、规定方向或确立范式。在西方古典时代（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决定其它学科或科学的发展；哲学家就是科学家或百科全书似的学者（如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综观整个西方哲学史，从根本上看，这是一个事实：一个有开拓性的哲学体系的建构所引发的哲学运动（哲学思潮）对其它学科和科学的影响是广泛的、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如现象学哲学对人类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文学理论、艺术学等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从研究范式层面看，哲学，字源学的本义是爱智慧，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具体的、特定的甚至是局限的，其研究范式是实验性的、形而下的；智慧是抽象的、超越的甚至是大全的，其研究范式是思辩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由此，哲学的研究范式较之具有实践效用性质的知识的研究范式更具有超越性和终极关怀的意义与价值。从研究对象层面看，在对智慧的爱的基础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展开了对存在和非存在的研究。而把哲学视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则是近代的事情。当然，西方的现代哲学是非爱智慧的，后现代哲学是反爱智慧的。然而，这或许从思维或思想的另一面说明了哲学本身是爱智慧的。关于人的思考及其成果——思想是哲学的最为根基的主题和具体的展现形态。如果，诚如后现代哲学所言，不仅作为主体的人死了，而且人本身也死了，那么，哲学和哲学研究所展示的智慧和思想还有何意义，我们陷入了纯粹的虚无的境地。而对于美学，就学科自身而言，在西方的古典时代，没有美学，只有诗学。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是近代的事情。美学的初始意义是感性学的。感性学（Ästhetik）是被誉为美学之父的德国美学家——鲍姆嘉滕(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1714-1762,有人译为:鲍姆嘉通、鲍姆嘉登、鲍姆嘉敦)在全面清理人的心意机能与知识学对应的时候发现：与人的知性即认识相对应的是逻辑学，与人的理性即欲望相对应的是伦理学，而与人的判断即悦与不悦的感觉却没有相对应的知识学来研究。人的心意机能结构是：知-意-情，即对对应的真-善-美认识的能力，其成果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而在彼时代，只有逻辑学和伦理学，于此，鲍姆嘉滕意在建立一门专门研究人的情感能力的学科，不仅可以在认识领域里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对人作新的认识，还可以完善人的知识研究领域的知识学结构。感性学应运而生。从研究范式层面看，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哲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由于，美学诞生于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的知识学部门。美学在根本上是哲学的，即美学的思维、气质、架构具有哲学的属性。由此，美学研究是抽象的、思辩的，而不是具体的、形象的；是与智慧相关联的，形而上的，而不是与知识相关联的，形而下的。诚然，并非与所有的哲学的研究范式相对应的美学的研究范式是真正属于美学的，西方现代美学研究是非美学的，后现代美学研究是反美学的。从研究对象层面看，美学研究的不是关于各艺术门类的具体的知识或基本的理论命题，而是与智慧、美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性的思想主题。随着人类思维的完善、实践的发展，美学越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具有自己特有的内容，而且美学应该且能够拥有真正的自我，尽管无法也不可能切断它与哲学的血脉之缘，这是美学的内在秉性。而美学的内在的秉性只有在具体的美学的基本的问题域里体现出来方才具有质的规定的理论有效性。因此必须重视美学自己的基本的问题序列，因为否定美学自己的基本的问题序列就是否定美学的内在秉性，也就否定甚至取消了美学自身。

由此，美学与哲学的区分得以厘定，区分就是划定边界，正是在美学与哲学的边界上，美学是形而上的，也是独立的。对于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这一区分是最为根本的、内在的，惟此，才能继续获得美学的其他规定而展开有效的美学研究。

（二）美学与艺术学的边界

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从历史上看，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美学中分离出来的，从研究对象上看，美学与艺术学将会面临着特定的共同的研究对象，尽管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有别。对于美学与艺术学的边界问题，主要从学科自身情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展开具体的理论分析。

具体地讲，就学科自身而言，艺术学，据研究，德国艺术学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1894）里第一次使用这一术语，而且认为美学随着形而上哲学的失势也开始了衰落，而艺术学作为一门科学将随着其它学科的方法的引入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在此之前，德国艺术理论家菲德勒就从研究的根本问题方面对美学与艺术哲学作了明确的区分，在其语境里，艺术哲学就是艺术学。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德索(MaxDessoir)。这一过程似乎类似于美学诞生的过程，而实际上，美学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知识学部门诞生的，在其后的很长的时间里还是隶属于哲学的，而艺术学从美学里分离出来后，就很快得到了独立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随着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的席卷，在艺术领域，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艺术学有取代美学之势，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取消了原本意义上的美学，即美学基本上走向了形而下的维面。之所以如此，从研究对象层面看，艺术学研究围绕着艺术的基本问题展开，探讨艺术的发生，艺术的历史，艺术的原理，艺术的规律，艺术的效用（意义），艺术的分布，艺术的传播，以此为各部门艺术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性的基本法则，而各部门艺术是具体的特定的，详细地展开研究是应该由各部门艺术学来完成的，即各部门艺术学是关于各部门艺术的知识学，是以各部门艺术为研究对象及其所属领域为研究范围的，它不能为其它的艺术部门提供有效的研究原则，也不接受其它艺术部门的研究原则。由此，艺术学是关于艺术的知识学，即所谓的一般艺术学（德索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里首次提出的概念）。而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智慧、美，具体展开就必定涉及到艺术(如所谓的艺术美问题)，但是，其研究的切入点和运思的重点或方向理应是有所差异的，甚至是全然的差异。美学关注的是与智慧、美相关的关涉于艺术的超越性的主题，而艺术学则是关注艺术的具体的理论课题。因而，从研究方法层面看，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了的，需要运用一系列具有科学性质的可以证实或实证的方法，如人类学的，历史学的，人种学的，心理学的，地理学的，……，来探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历史，艺术的发展等一系列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而美学研究的方法则因此只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即所谓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纯粹思辩的。在当代西方，主张美学应该走向科学，彻底和哲学决裂，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美学问题。无疑，这实际上是在取消美学，用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规训美学，将美学纳入到艺术学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在建设更不是在拯救美学。

由此，美学与艺术学的边界得以确立，在此边界上，美学同艺术学相区分，又相关联。这种特殊的联系决定了美学可以建立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规定与相关的艺术学的知识、规则对接而形成的新的各部门美学，如绘画美学、音乐美学等等。由此，美学对艺术的各门类开放即提供或制定特定的规则，而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研究方向。

（三）美学与伦理学的边界

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从历史上看，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哲学的系统里具有逻辑学一样独立的地位，从学科发展看，美学从受伦理学的束缚到在伦理学中备受关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于美学与伦理学的边界问题，现在从学科自身情况、研究对象、学术旨归展开具体的理论探索。

详而论之，就学科自身而言，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亚里斯多德在《尼克马克伦理学》（EthicaNikomachea）里首先正式使用“伦理学”这一术语，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形成。伦理学(ēthika)，在字源学上的本义是场所、居住的地方(ēthos)。在中文语境里，伦即人际关系，具有人际间性，理即法则、规则，具有规定性，由此，伦理即人际关系的规则，而在西文语境里，ethos（伦理）即mores（道德），ēthik即moralis。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从历史上看，在古代希腊罗马，是人的德性，在中世纪，是神的德性（神性），在近代，是人的道德（人性），在现代，是存在（人的存在及其规定），在后现代，是欲望（“后义务”时代的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对于美学，古希腊的美在世界，中世纪的美在上帝，近代的美在自由，现代的美在存在，后现代的美的无规定性是研究的主题[1]P29。从研究对象层面看，伦理学研究的，在中文语境里，是人际关系的规则，在西文语境里，则是人在其出入、居住的地方所产生的与道德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人际关系必定仅在人出入、居住的地方展开，人在其出入、居住的地方展开的关系即谓人际关系。从历史上看，在古代希腊罗马，人应当至善，怎样才能至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是主要课题,在中世纪，神学德性论所规定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神圣德性与义务是中心问题，在近代，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是核心主题，在现代，人的生命、存在、人格、心理、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对德性的规定是主要论题，在后现代，人的欲望、极端的个人主义、对传统理性及其规范的绝对否定和拒绝是流行话题。而美学研究的是古希腊的史诗、叙事诗、悲剧，中世纪的上帝、世界、灵魂，近代的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现代的存在、人的心理、形式，后现代的生活、语言。从学术旨归层面看，伦理学的核心论题是人及其关系的规定。对人在现实生活世界里应当怎样或不应当怎样，为什么会这样而不会那样，什么样的行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行为的根据，对行为事件进行评价、判断的标准、结果，为什么要作评价、下结论，如何展开评价，为什么这样评价而不那样评价，如何认识人的行为事件，为什么要认识人的行为事件……一系列对于伦理学具有根基意义的问题的追问与反思，是理论伦理学的课题。而将这些基本的理论成果付诸于实际的生活世界即制定一系列的现实规定来规范人的行为，则是实践伦理学的任务。于此，理论伦理学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实践伦理学具有形而下的性质。无论如何，伦理学的研究工作是紧紧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对人进行形而上的省思由此对其关系进行审查和规范。因此，伦理学的研究不仅指向抽象的人，还指向具体的人。而美学研究的是与智慧、美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性的思想主题，由此，美学研究指向的是智慧即对人的规定。

由此，美学与伦理学的区分得以阐明。区分本身就是划定边界。在此边界上，美学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实践的。于此，审美教育获得了坚固的学理根基。

作为一门学科，由于其缘起的学术语境和自己的特有的研究领域，成为一个结构或具有结构性则是题中之义。美学的结构应该通过对其边界的勘定来体现和保证的。美学与哲学的区分是对美学的形而上边界的勘定，美学与艺术学、伦理学的区分则是对美学的形而下边界的勘定。划定了美学的形而上边界即确定了美学的根本性的规定，划定了美学的形而下边界即确定了美学的拓展性的界域。从形而上边界到形而下边界，从根本性的规定到拓展性的界域，美学作为一个知识学部门即美学自身具有的结构的差异性得到了确认和保证。美学的学科性真正被确证，即作为一门学科，美学的主体性得以确立。

二、划定美学的边界的意义

（一）真正确立美学的知识学主体性

美学的形而上边界及其形而下边界的划定从根本上标明了美学的差异性结构，美学的研究不再因为各种非美学、反美学的研究而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的地位在其差异性结构被确定即知识学主体性被彰显之时被奠定。美学是美学。美学不能主导其它的研究领域，也不能为其它的研究领域所主导。美学作为一个知识学的部门是独立的、完整的，而不是附庸的或独断的。如果美学的形而上边界和形而下边界不能被划定，美学的结构差异性就无法被保证，美学的知识学主体性变得晦暗不明，美学因此而可以主导其它的研究领域，也可以为其它的研究领域所主导。于此，美学要么是附庸的，要么是独断的，而不是自己的，美学的知识学主体性被否定、被消解了。

（二）正确划定美学的研究的范围

美学的形而上边界和形而下边界的划定则是为美学的研究的范围划定了明确的、清晰的界线，美学研究应该在这个区域里展开属于自己的研究，越出这个界限，所做的工作就不属于真正的美学的研究工作了。此时，美学不是美学。从形而上边界到形而下边界，从根本性的范围到拓展性的范围，美学的研究的范围被确切地划定了，美学的研究的论题被明确地确定了。美学仅在此范围里展开的研究是有效的即属于真正的美学的研究。

（三）有效确保美学研究的纯正性

美学的边界的划定即是确立了美学的知识学主体性和划定了美学的研究的范围。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给美学研究带来了什么，从根本上讲，这则恰恰给美学研究带来了纯正性的有效保证。具而言之，一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监守自己的本分，不越界操作即不非法地侵入其它的研究领域并为其研究提供或制定规则而使之失去自己的本性；一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不被越界操作即其它的研究领域非法地入侵美学的研究领域并为之提供或制定规则而使之失去自己的本性。

综上所述，对划定边界的意义的理解，在学理上，可以避免两种研究的危险性：一是在研究之初确定的被研究的领域概念的狭窄，而后在研究中，论证关系的环节越出了被考察的领域的界限而在一个更加宽泛的领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一是对被研究领域的混淆，即诸多异质的领域误以为是统一的领域，这是致命的危险，将会造成最严重的恶果：一是确定错误的研究目标，一是运用与该领域的客体不一致、因而根本错误的研究方法，一是混淆逻辑层次，而使真正基础性的定律和理论被研究主体自以为是地作为次要的成份和顺带的结论徘徊于完全陌生的思想之间。[2]P3-4如此之研究，不但无益于研究本身的发展，而且实则是一种学术“污染”，其根本缘由在于对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的误解和异质的领域的混淆即缺乏先验的边界意识批判。对于研究领域的范围和界线的问题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康德（ImmanuelKant）对于逻辑学的边界的认识的一句名言——“如果人们允许各门科学的界线相互交织，那将不会使科学增多，而只会使科学畸形。”[2]P4——切中肯綮，意味深长。对于现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尤其如此。

参考文献：

边界范文篇4

2013年，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霾日数为1961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其中，北京、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区，霾日数超过100d［3］．全国各地持续的严重灰霾污染问题成为今年全国两会备受关注的关键议题之一．在已经公布的31个省份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9个省份(仅宁夏和西藏没有明确)提出治理大气污染，北京市首次将气溶胶细粒子(PM2.5)年均浓度的下降指标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霾污染的综合治理已迫在眉睫．20世纪末期，文献［4-5］就明确指出大气边界层的气象条件对霾的形成、分布、维持与消散起着决定作用．由于实际地表下垫面的非均匀性(特别是城市化速度加快，高楼林立)和大气边界层过程的多尺度性及湍流运动的复杂性，使得边界层内的气象要素和污染物浓度分布通常表现为明显的非均匀性．因此对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实施空间网络化同步观测，对于充分认识霾污染的综合特征，为预防、治理霾污染提供最优决策依据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但是，目前这方面的观测实验和研究工作主要基于多点同步的地基观测辅以风廓线雷达、系留气艇探空等观测手段［6-7］，无法就边界层内某一特定的气象现象进行针对性观测，一些重要的非均匀边界层气象现象(如城市霾污染三维结构特征、城市热岛环流、城市冠层悬浮逆温和急流、热内边界层、海陆风等)的物理过程、结构和图像尚不清晰．为了研究较大尺度的非均匀性(下垫面的热力、动力性质的不均匀)对局地气候环境影响，综合多种观测手段的空间网络立体同步观测势在必行．实际上，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空间网络化同步观测的实现，对于大气边界层动力、热力结构、城市污染物浓度分布的多尺度三维结构、局地突发性大气污染应急及评估、城市群多尺度热岛强迫环流、海陆环流、数值模式中边界层过程参数化等研究与应用均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广阔的应用前景．

2探测模式优势分析

本文根据大气边界层气象研究对气象要素数据的需求，在充分利用多旋翼无人机自主巡航、定点悬浮性能的基础上，结合可研发出的协同探测、追踪探测、自主避障等功能，初步设计了多旋翼无人机群自主探测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业务流程(如图2所示)，随着研究与试验的深入，将逐步完善．从图2可以看出，该探测模式主要特点是观测的针对性强、具有智能追踪探测和空间网络结构的同步观测等功能．目前的探测技术与手段通常是单点、单线观测(铁塔观测是点测，系留气艇、风廓线雷达等是垂直向线测，无人遥测飞机是横向线测)，无法获取完整的三维同步的气象要素数据，难以充分满足当前大气边界层理论研究与业务应用的需求．如果运用多旋翼无人机群对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进行协同探测，不但可以增加局地气象现象平面与空间气象要素数据密度，还可以依据目标探测对象(如城市热岛的三维结构)的气象要素特征不断调整机群空间网络结构进行协同探测与追踪探测，获取不同空间位置的气象要素数据，是一种动态的空间网络同步气象要素探测理念．显然，这一探测技术与方式是现有气象探测技术与手段的重要补充．

3探测模式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多旋翼无人机技术发展迅速，已经在灾后救援、交通运输、城市管理、精细农业等领域投入使用［8-14］．根据大气边界层的高度范围与气象要素的探测需求，具有以下特点与功能的多旋翼无人机均满足所述探测要求．1)机型特征:翼展＜1.5m，重量6～12kg，有效载荷＞3kg．2)动态性能:巡航速度0～3m/s(直流驱动即可)，续航时长＞1h，飞行高度(离地面)≥3km，可定点悬停，稳定性能好(复位能力强)，定位误差经度方向＜2m、纬度方向＜2m、海拔高度＜5m，自主起飞，自主定点降落．3)搭载设备:自带计算机(CPU＞2.0G，内存＞4M，内嵌实时系统)、GPS(经纬度测量误差＜±1.5m，高度＜±5m，更新频率＞4Hz)、激光测距扫描仪(更新频率＞100Hz，可测距离＞30m)、相机、气象传感器(风、温、湿、压等)、无线通信设备(有效距离＞5km)．4)系统性能:自主性、协调性、灵活性、容错性．例如，本文作者之一王伟教授，从2005年开始研究多旋翼无人机，2012年创办了“南京傲翼伟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制的Awing-LA型六旋翼无人机(图3)具有定点悬浮、稳定性能好(复位能力强)、自主巡航、自主定点起降、容错性等功能．关于无人机群的编队控制、任务分配、路径规划、通信延迟、空中避障等已有许多相关研究成果［15-30］．研究方法包括PID控制、神经网络控制、自适应控制、模糊控制等［31-43］．

4探测模式挑战性问题

多旋翼无人机虽然有成本低、飞行灵活、空中定点悬停、起降方便等特点，但实施多旋翼无人机群自主探测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模式，还是面临如下基本问题:探测数据的质量控制、合理减轻机载负荷、机群自主协同作业以及探测平台的开发等．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44］发表了“确定性的非周期流”一文，通过“蝴蝶效应”说明了初始气象数据的质量是提高数值预报准确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实施多旋翼无人机群自主探测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业务，对其探测数据质量的控制至关重要．而使用多旋翼无人机探测气象要素时，影响探测数据质量的关键环节有4个:1)空间网络探测结构是否科学，关系到所获空间网络各节点气象要素数据的有效率;2)传感器与定位仪自身的精度误差，直接造成探测数据误差;3)多旋翼无人机处于巡航或者定点悬停状态时是否稳定，关系到数据的精确度;4)多旋翼无人机电机运转形成的高频噪声，影响传感器探测数据的精度．减轻机载负荷无非是尽可能选取质量轻的机载设备，因此，需要研究如何辅以不增加质量的技术与方法，弥补机载设备性能上的不足．比如，不能选取精度很高的GPS，这就需要研究如何控制探测数据质量问题;又如，利用3D成像实现空中避障技术很成熟，但是，设备重，计算量大，所以，需要研究利用2D扫描辅以科学算法实现空中有效避障．此外，机群自主协同作业无疑是对大气边界层实施空间网络同步动态观测的关键的基本保障．探测平台的开发显然是必要的．结合前述对大气边界层实施空间网络同步动态观测的需求，实施多旋翼无人机群自主探测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业务，涉及科学问题包括:1)如何构建空间网络结构的探测模型，使得所获三维气象要素数据的结构更科学，更有应用价值;2)如何实行自主协调控制，保证在无人操作的前提下，顺利完成预定探测任务;3)如何利用2D扫描地图复原3D环境，使多旋翼无人机在自主巡航过程中能有效避障;4)如何增强多旋翼无人机的抗干扰能力，提高探测数据质量;5)多旋翼无人机群自主探测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平台需具有哪些功能，方可保证探测试验、运行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图4描述了多旋翼无人机群自主探测过程中挑战性问题产生的环节．大气边界层气象现象种类繁多，且具有多尺度、非线性、非均匀性以及特征边界模糊等特性，给空间网络探测结构模型的构建与学习带来困难．它既不属于基于图像的建模，也不属于基于动态特性的建模，因此，对应的传统方法无法实现．所以，如何针对不同气象现象构建不同的空间网络探测模型，并能通过学习，不断优化探测模型是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对应的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大气边界层气象现象基本特征的多旋翼无人机群初始探测空间网络结构的设定方法;2)多旋翼无人机群探测气象要素数据(包括经纬度、海拔高度)的质量控制;3)基于初始气象要素数据的空间网络探测模型构建;4)基于气象要素观测数据在线自主学习并自主协同调整空间网络探测结构．由于直流驱动的旋翼无人机质量轻、体积小，且巡航或者定点悬停时不能变更形体结构，所以不宜通过增强其鲁棒性与自适应性以抗拒干扰，必须另辟蹊径．鉴于“随机干扰”对镇定动态系统具有积极作用，故拟研究如何利用干扰采用软恢复方式使旋翼无人机保持稳定(短时间复位能力)．随机镇定理论表明随机干扰不仅可以使稳定的系统更稳定，还可以使不稳定系统变成稳定，类似于以毒攻毒．但如何利用随机镇定理论设计随机干扰器来增强多旋翼无人机的稳定性却无据可寻．随机干扰器的设计方法及技巧自然是拟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大气边界层内某些气象现象呈现出随时空动态复杂变化的特征(如夜间低空急流)，为了清晰认识其在不同区域出现的位置、尺度、强度等特征，需要对其实施追踪探测获取相应的空间网络化气象要素动态数据．这也是研究难点之一．研究内容包括:1)多旋翼无人机群中长机与僚机的协调控制方案与原则;2)无线通信协议;3)基于多元数据融合的机群空间网络结构协调与航迹优化;4)自主协同进行追踪探测，并保持一致性．多旋翼无人机在巡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物既有静态式，也有动态式．其中，静态障碍物主要源自下垫面，动态障碍物包括其他多旋翼无人机以及多旋翼无人机群以外的不明飞行物．因此，针对不同的障碍物类型，需要研究如何有效避障并自主恢复到原定巡航路径上．3D地图构建是解决无人机自主飞行、实时路径规划、未知区域探索、自主避障等系列问题的基础，但3D激光测距扫描仪设备重，计算量大，耗能高，不适宜多旋翼无人机使用．因此，如何利用2D激光测距扫描仪获取2D地图辅以先进算法实现3D地图的实时构建也是拟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关于多旋翼无人机群自主探测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平台开发，包括长机的协同、容错控制，僚机的数据感知、自主定位、自主巡航、自主避障、自主定点降落，以及多旋翼无人机群探测大气边界层地面实时监控等模块的分析与集成．虽然平台开发中系统分析尤为关键，但由于机载计算机容量有限，实时气象要素数据相对较大，因此，如何科学关联、融合各个模块，使系统具有高度自主性、协调性、灵活性、容错性等性能以及地面实时监控功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自然也是拟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5挑战性问题研究思路

多旋翼无人机群自主探测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运用系统论的思想与方法，对相关理论与技术进行研究．1)关于建模与学习的研究，可以依据大气边界层动力结构、热力结构理论，在分析气象现象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依据体现其特征的主要气象要素(或各气象要素的加权融合)构建空间网络探测模型，并在建立气象要素梯度场的基础上，运用基于矢量的迭代学习方法，不断完善空间网络探测结构．2)关于自主追踪的研究，以追踪风速为例，首先根据多旋翼无人机机型结构与大小，通过实验取得多旋翼无人机处于空中悬浮状态时，风速与多旋翼无人机被动前进速度的关系曲线，再综合实时探测的风速、风向以及多旋翼无人机的实时经纬度、海拔高度构建向量场，最后运用基于矢量的迭代学习方法，计算多旋翼无人机应具备的速度与飞行方向，实现自主追踪探测．3)关于自主空间避障的研究，可考虑采用激光测距扫描仪，结合多旋翼无人机及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算法，实时对周边环境进行分析判断，从而检测出可能对飞行产生阻碍的物体，以便重新规划多旋翼无人机的飞行轨迹，实现空间避障．可参考的使用方法有人工势场法、数学规划法以及基于进化计算的避障方法等［45-53］．4)基于2D激光扫描所获得的2D特征信息，加入高度信息即可构建出每个高度平面的2D地图．在此基础上，融合Octomap和HectorSLAM方法即可实现3D地图实时构建与无人机的自我定位．图5是对应的SLAM算法流程．5)关于随机干扰器的设计，可以通过实验检测出多旋翼无人机受扰动大小与振动幅频特性的关系，再依据随机镇定理论［54-59］计算确定随机干扰器的干扰强度，用以抵消或减轻低频振动等随机干扰对多旋翼无人机稳定性的影响．

6探测模式系统分析

多旋翼无人机群自主探测大气边界层气象要素业务平台结构如图6所示．

7总结

边界范文篇5

一、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全市行政区域边界矛盾纠纷调处应急机制，规范边界争议处理行为，提高处置边界矛盾纠纷能力，为各级处置边界事件提供决策依据，及时化解矛盾、妥善解决纠纷，避免因边界纠纷而引发的集体上访、群体性械斗等事件发生，进一步促进我市和睦、和谐和平安边界建设。

二、编制依据

依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浙江省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办法》、《嘉兴市民政局边界纠纷调处应急预案》和中央综治办等10部门《关于开展平安边界建设的意见》，编制此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所称边界纠纷，是指由于对行政区域界线实地位置认定不一致、边界资源权属管理不清等引发的争议。本预案适用于平湖市与周边县(区)行政区域边界地区发生的边界争议、边界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乡镇、村行政区域边界纠纷调处，参照执行。

四、实施原则

1、巩固勘界成果，创建平安边界，维护边界地区和谐稳定。

2、坚持“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边界纠纷的各项准备工作。

3、坚持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充分动员和发挥界线界桩管理单位、管理员的作用，依靠公众力量，形成指挥统一、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五、启动条件

当我市与周边县(区)行政区域边界地区因边界认定、边界资源权属等原因发生的边界争议、矛盾纠纷时，按市政府指示启动本预案。

第二章机构与职责

按照民政部门行政区域边界争议调处职能，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市民政局边界纠纷调处应急指挥中心，中心下设纠纷调处指导组、信息指导组等工作机构。

一、指挥中心人员组成及职责

（一）人员组成

总指挥：局长

常务副总指挥：局分管领导

副总指挥：其他局领导

成员：局办公室主任、社会事务科科长、地名办副主任、各镇（街道）民政工作分管领导。

（二）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党委、政府有关行政区域界线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指示精神；

2、调配人员力量，制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计划；

3、统一指挥本市行政区域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下达各阶段应急调处工作任务，督促边界矛盾纠纷信息情报的及时上报和处理各项应急情况；

4、指挥协调纠纷调处指导组到边界矛盾纠纷发生现场开展调处工作；

5、根据事件发生情况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汇报矛盾纠纷发展态势和调处工作情况，适时提出建议意见；

6、及时与市综治办等相关职能部门沟通信息情况，会商边界矛盾纠纷调处方案；

7、及时与毗邻方民政部门沟通信息情报；

8、指导、督促镇(街道)做好安抚、稳定工作；

9、事件发展相关信息。

指挥中心设在市民政局办公室。

二、各组构成人员及职责

（一）纠纷调处指导组：

由局分管区划地名工作的领导兼任组长，各镇（街道）民政工作分管领导为副组长，成员由社会事务科、地名办公室工作人员，民政助理员组成。

主要职责：

1、根据指挥中心指派，到边界矛盾纠纷发生地一线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群众安抚、稳定工作，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2、提供相关行政区域界线资料供政府领导决策参考；

3、检查指导相关部门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4、与毗邻方民政部门会商具体调处方案；

5、在矛盾纠纷事态稳定后，会同有关各方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调处及善后处理工作，避免边界矛盾纠纷的再次发生；

6、及时向局指挥中心报告边界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开展情况，特殊情况及时报告。

撤回现场须经指挥中心同意。

（二）信息指导组

由局分管办公室工作的领导兼任组长，成员由办公室主任、局办公室人员组成（根据需要可抽调其他科室人员）。

主要职责：

1、指导相关各镇（街道）认真做好边界矛盾纠纷情况的原因、区域、发展态势等信息的上报工作，全面掌握边界矛盾纠纷发生的基本情况；

2、负责边界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上报工作；

3、负责向毗邻方民政部门通报相关信息等工作；

4、制定值班计划，并担负局指挥中心的边界矛盾纠纷事件记录；事件发展相关信息；

5、建立整理专项边界矛盾纠纷调处台帐资料档案等。

第三章调处操作规程

一、边界纠纷调处程序

1、因行政区域界线实地位置认定不一致引发的边界争议，按照以下程序：

第一由争议双方人民政府控制事态发展，稳定争议地区局势；

第二实地认定行政区域界线。争议双方能够认定一致的，由双方认定，争议双方认定不一致的，请上级民政部门予以确认；

第三形成认定记录；

第四上报该行政区域界线批准机关备案。

2、因边界资源权属管理不清引起的边界矛盾纠纷，按照以下程序：

第一提请国土、水利、农业、林业、海洋等有关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二民政部门协助认定纠纷地区的法定行政区域界线，并提供界线勘定有关档案资料；

第三配合相关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调处工作。

二、边界纠纷排查工作

1、区域界线管理部门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界线管理的联合行政执法检查工作，及时通报、坚决打击擅自移动界桩、毁坏界桩、破坏界线实地走向位置的行为；及时修复损毁的界桩，组织好界线其他标志物及与界线有关的地物地貌变化情况的修测工作，确保界线走向位置清晰和界桩完好无损。

2、深入镇(街道)、村，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及时排查边界矛盾纠纷，掌握影响界线附近地区稳定的变化动态，及时化解矛盾和问题。

3、加强对镇(街道)、村的行政区域界线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群众依法反映合理诉求，互谅互让，友好协商，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争议纠纷。

4、及时与毗邻方民政部门互通信息，交流情况。

三、边界纠纷调处工作

1、在边界纠纷发生时，按照信息上报及时，问题发生原因了解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及时，提出处置建议及时的要求，做好纠纷调处的各项工作。

2、对重大边界矛盾纠纷突发事件，务必请毗邻双方党政领导亲临一线，面对面地做群众工作，切实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有效防止矛盾激化和事件升级。

3、纠纷调处指导组人员应按指挥中心指派及时到达事发地一线，积极协助配合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化解矛盾、安抚群众、稳定局面等工作，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4、纠纷调处指导组要正确区分行政区域界线实地位置和资源权属纠纷问题，提供相关行政区域界线档案资料供政府领导决策参考。

5、指导各镇(街道)政府依法调解矛盾纠纷，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果断处置突发事件。

6、主动联系毗邻方民政部门，与毗邻方民政部门会商具体解决矛盾纠纷的调处方案。

7、纠纷调处指导组应及时向局指挥中心报告边界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开展情况。

8、信息报导组要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汇报、沟通，确保与上级民政部门、毗邻方民政部门的信息情况交换系统正常运转。

四、边界纠纷善后工作

1、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善后处理工作。

2、信息报导组及时向上级民政部门和市委、市政府汇报情况，向毗邻方民政部门通报相关情况。

3、收集矛盾纠纷处理相关档案资料、台帐并整理归档。

4、进一步调查研究边界矛盾纠纷发生的起因，根据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提出消除矛盾纠纷根源的方案，提交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最大可能地避免边界矛盾纠纷再次发生。

5、进一步加强行政区域界线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工作，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确保边界地区的平安和谐稳定。

边界范文篇6

一、加强领导、强化责任、扎实开展平安边界创建工作。我镇经召开综治委全体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了以黄枫同志任组长，派出所所长钱模良任副组长的平安边界创建领导小组。落实领导责任制。党政主要领导是平安边界建设的首要责任人，分管领导是具体责任人，其它领导承担分管工作范围内平安边界建设的责任。严格检查考核，落实奖惩，把解决边界纠纷、创建平安边界工作的成效与责任人的政绩考核、奖惩挂钩。对工作得力、成绩显著的，予以表彰奖励；对因工作不力，导致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事件的，坚决行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严格追究领导责任。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对矛盾纠实行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限期办理，真正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精心部署，强化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平安边界创建工作。一是建立了巡查机制。结合我镇实际，因地制宜，分别组建了专门的巡逻队伍，以车巡步巡相结合，围绕“高发案时段、高发案地区、高发案类型”，实行弹性人员抽调制度，开展巡逻巡查，确保人员投入效益的最大化。利用周五、周六、周日三个晚上的8：00—11：00，配合派出所开展徒步巡逻，有力地震慑了街头违法犯罪，提高了群众的见警率，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积极参与治安防范，针对一定时期内不同的种类的多发案件，采取重点巡查的方式，发现控制犯罪。二是建立健全群防群治机制。镇综治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镇区组建巡逻队伍，由财政出资，公安机关管理、指导。同时要求各村、单位组织干部、下岗职工开展看楼护院活动，发动临街沿路业主开展店面联防，动员居民积极参与治安防范；在农村，我们重点解决了基层治保组织的建设问题，目前，在全镇逐步形成由公安机关牵头、基层治保组织为骨干、各群防群治力量为主体的多元化防控网络。

三、广泛宣传，加强道德法制教育，扎实开展边界犯罪预防工作。社会治安重在预防，提高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群众法律素质仍然是我们平安边界创建的重点工作。进一步深化农村普法教育，重点开展了以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义务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司法讲座及司法考试等方式抓好镇村干部、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并通过请司法所干部及派出所干警带课到校园等活动，强化了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实行了村务公开，推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积极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推进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开展道德文化建设和反邪教警示教育。

边界范文篇7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执行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在客观的历史阶段选择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个选择和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进行设计出来并需要共同遵守的。西方民主制国家面对市场经济消解社会经济平等和腐蚀权利问题时，曾经被迫提高制度化水平，完善权利制衡，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当今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积极借鉴他人的经验，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水平，努力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以解决民主政治建设遇到的新问题。虽然行政的强制手段和方法有时也能奏效，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紧紧依赖于宪法设定的民主和法治机制，在市场经济导致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复杂情况下，未必能够从时空上调和与平衡这些不同的利益关系，需要及时地用地方性、规定性、规范性的制度来有效化解这些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地方性制度所起的完善权力制衡、规范民众行为、促进民主活动有序运行的作用不容置疑。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遵守秩序。民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序发展的，并非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那种"民粹状态"。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对秩序形容得很贴切："一切卑鄙的私欲被抑制下去，而一切良好的和高尚的热情会受到法律的鼓励"。我国的民主政治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并有序运行的：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最广泛的民主，是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有机结合，整合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了民主政治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使之达到和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了秩序就有了发展,有了发展就有了人们期盼的公平和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是现代意义上的运行有序的人民民主，秩序是这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十年""这个典型的例证告诉我们：没有权利的制度秩序，没有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制度秩序，民主的愿望都有可能走向反面，反而会受到民主规律的严厉惩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特别需要一种良好的秩序,人们只有在这种良好的秩序下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讲求实效。当前，我们面临着诸如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问题，人们普遍感到贫富差距在拉大，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就业难，这些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民意诉求渠道不很通畅，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还有障碍，社会腐败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社会面临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如果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等同于人民直接当家作主的实现甚至完全实现，就会遮蔽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就会延误民主进程的有效推进。民主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民主发展的实效，而不是形式；必须不断健全中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民主建设，而不能整套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走"速成式"民主建设之路。激进速成的民主制度对广大人民来说，只能是名惠而实不符的"空中楼阁"。民主的作用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能够推动变革，如果操之过急、超越现实，就会造成冲突，为特殊时期产生的精英阶层提供更不民主的藉口和土壤,这种超越现实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变革现实的途径有多种选择，我们并非只能在承认现状或加剧冲突这两种之中来选择一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脱离国情、党情，还要遵循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序发展民主政治，注重实效而不追求形式。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尊重历史。民主的发展程度是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实施的程度、状况和水平，总是要受人口整体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条件的制约。我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符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既合乎时展潮流，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同志强调指出，要深入把握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规律和特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政策，把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在树立中国主体思维的前提下，注意调动底层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走扩大参与、稳健探索的底层民主之路，并不断整体推进民主政治与经济社会的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全面建设。

民主是有边界的，民主务必体现集中。我国的民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直接民主和"由上与下"的间接民主的内在有机结合，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相符合的。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归宿，集中的是民意、民智、民力，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民主发扬得不好，集中就会失去广泛的基础，就难以保证其正确，如果在民主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得不到贯彻和实施，同样是对民主的践踏和背离。民主和集中的这种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在当前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社会成员要求把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到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中来的新形势下，我们更需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也不能离开集中讲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反映人民意愿，集中人民智慧，代表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哪一种民主形式，不论它有多么动人的名称、多么动听的言语，都必须要有利于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推动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共同富裕。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肯定是办不到的。

我们坚信，只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勇于创新和探索，注意在结合点上求突破，注重在着力点上求稳健，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路必定越走越宽广。

边界范文篇8

一、纵向边界

（一）纵向边界的确定

企业的纵向边界（verticalboundaries）就是指由企业独自完成而非向市场上其他独立企业购买的活动。纵向边界的确定是企业在市场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一种平衡。

1、市场带来的收益

对企业来说，使用市场最大的收益在于效率和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

（1）效率主要指市场为带来的成本降低和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

第一，需求能否达到产品最小有效规模

如果一个行业存在规模经济，那么企业自行生产或从市场购买的决策就取决于需求量与最小有效规模之间的对比，见图1。

图1反映了企业自己制造或从市场购买的决策取决于其生产成本，图中平均成本曲线先下降然后趋于固定，说明该产品存在规模经济，其最有效规模是达到最低平均成本时的最小产出，在图中分别为和。如果企业对该产品的需求量为，达到最小有效规模，从成本的角度来看，该企业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市场；但如果需求量仅为，此时的平均成本高于，企业往往会放弃自行生产该产品，但如果供应商的价格高于，那么即使纵向一体化企业的需求量只有，也会选择自己生产，而供应商的价格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

第二，市场范围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著名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就隐含着，企业和个人发展特殊技能必须以时间和/或金钱的投资为代价，这就意味着专业型人才只有大市场才会出现，狭小的市场范围无法实现专业化分工，企业不得不完成纵向链条的所有工作。

（2）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指相对于纵向一体化企业，市场上的企业更具有创新和降低成本的动机。

在纵向一体化企业中，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和对部门绩效的有效衡量，导致成本（agencycost）和影响成本（influencecost）的存在。其中成本主要指员工懈怠的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管理控制成本，在大型的纵向一体化企业中成本的存在还会影响到创新的产生。影响成本是指为了影响组织内部利益分配的活动成本，不仅包括影响活动的直接成本还包括由于影响活动所造成的错误决策引致的成本。

由上可知，企业利用市场与否取决于三个方面，其一，企业本身对某一产品的需求量是否足以达到最低有效规模；其二，市场的结构和范围；其三，市场带来的管理效率。

2、使用市场的成本

对企业来说，与使用市场相关的成本主要包括：纵向链条中生产流程间的协调成本，私有信息泄露的成本，以及交易费用。

（1）纵向链条中生产流程间的协调成本包括从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的所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配合不到位就会出现“瓶颈”现象。毫无疑问，发生在独立企业之间的协调问题因为涉及市场契约交易必然比纵向一体化企业的内部协调更复杂和不确定。

（2）私有信息通常表现为企业在市场上的优势，往往包括专有技术、产品设计或消费者信息等等。如果企业利用市场获得输入品或分销产品时，就面临失去控制这些有价值信息的风险。

（3）交易费用理论是由科斯首先在其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解释了市场机制被企业行政机制所代替的原因。交易费用主要包括谈判、制订和执行契约的时间和费用。

3、纵向边界的确定

在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下，企业有动力进行纵向一体化，但是不同产业、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同一企业不同交易的交换模式却是各异的。对这些问题，主要有三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1）从技术效率和效率的相互作用进行解释

技术效率与生产过程有关，指企业的生产过程是否为最低成本。效率与交换过程有关，指通过纵向链条进行交换的组织形式所减少的协调、和交易费用的程度。用图2可以很好地考察效率和技术效率相互作用。

图中横轴代表资产的专用性，值越大表示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曲线表示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易的最小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企业内部生产和外部供应商生产的技术效率差异；曲线表示内部生产和向市场购买的交换成本的差异，反映两类交易组织效率的差异；曲线是和在竖轴上的加总，如果该曲线为正，使用市场进行交换更优，否则纵向一体化更优。

随着交易规模的增加，企业对输入品的需求上升，纵向一体化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以其相对于市场专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劣势也随之下降，即曲线向下移动（用实线表示移动后的曲线），见图2，同时由于规模的增加突出了纵向一体化模式的优势，曲线向顺时针方向转动，因此曲线向左移动，与横轴的交点由移到，这意味着纵向一体化在组织交易中的优势增加。

由此，可以得出关于纵向一体化的吸引力、输入品生产条件、企业产品市场规模之间关系的三个重要结论：

第一，如果输入品的生产引起显著的前期设置成本并且输入品的外部市场需求很高，那么纵向一体化劣于市场交换，企业应依靠外部的市场来获得输入品。

第二，当企业产品市场活动的规模变大时，纵向一体化的收益会增加。

第三，如果输入品的生产涉及专用资产的投资，企业能从纵向一体化中更多地获益。

（2）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探讨纵向一体化

该理论由桑福德•格罗斯曼和奥里佛•哈特提出，强调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重要性，认为契约的不完备使资产所有权变得非常重要。按资产所有权的不同可将纵向一体化分为前向一体化（上游企业拥有下游企业的资产）和后向一体化（下游企业拥有上游企业的资产）。纵向一体化水平取决于一方或另一方当事人控制专用性资产的程度，其中专用性资产又包括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专用性人力资产两种。专用性物质资产的所有权可以转移而专用性人力资产却往往难以转移，因此，有时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专用性人力资产，对成长中或后起的企业尤其如此。

此外，前向一体化后，上游企业还可以利用下游企业所拥有的分销或营销渠道以及经验出售其剩余产品，可谓是一举两得，既摆脱了资产专用性的约束和要挟，同时又能通过获得营销能力，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

（3）基于市场不完善的纵向一体化

除了效率驱动的纵向一体化以外，市场结构的特性与企业利用市场的程度也经常使企业产生纵向一体化的动机，因为通过纵向一体化有助于企业消除不完全竞争的影响、获得价格歧视、吓阻进入者或避免被吓阻、在市场信息不完全时获得信息。

二、横向边界

横向边界是指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种类。在不同的行业横向边界明显不同，既有行业少数大公司垄断行业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钢铁、化工行业，也有小公司占优势的广告和管理咨询行业和大、小企业并存的行业，这都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密切相关。

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分销和零售比小规模要能够发挥出成本优势，就会存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反之，企业就会以小规模的方式存在。大规模生产能够实现成本优势，从而使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不仅影响到公司规模和市场结构，而且还会影响到关键战略决策的形成。因此，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来源的理解，不仅对公司规模和市场结构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公司竞争优势形成的理解也有着关键性作用。

（一）与生产过程相关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规模经济是指平均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下降的情形，可以描述为。范围经济是与规模经济相关联的概念，如果企业活动的多样化，比如产品生产的多样化能够减少成本，则存在范围经济。一般用相对总成本来定义范围经济，即公司作为整体时生产多种产品的总成本与分离成两个或更多公司时其总成本的相对数。令为公司生产单位的产品X和生产单位的产品Y的总成本，那么范围经济可以定义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固定成本的不可分割性、可变资本投入的生产率的提高、存货要求等原因。

1、固定成本不可分割性带来的规模和范围经济

因为固定成本不能随着产量变化调整，因而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产量中的固定成本是递减的。尤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产品的平均成本中包含了大量的固定成本，少量的可变资本投入就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增加产出，更有可能存在巨大的产品专用性规模经济；而在原料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主要由原材料或人工成本构成时，则产生相对较小的产品专用性规模经济。因此可以认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企业的横向边界相对要大些。

此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分摊，即单工厂水平或多工厂水平范围经济带来的固定成本分摊：单工厂的情况下，企业的其他产品线能够充分利用主生产线中的设备和机器，比如在零售行业可以通过经营多种产品获得固定成本的分摊；在多工厂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利用多家工厂来实现对投入的共享。

2、由可变资本投入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公司规模扩大会引起可变资本投入的生产率提高，比如学习曲线效应带来的规模经济。所谓学习曲线是指由于经验和专有技术的积累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包括个人和组织通过学习实现低成本、高质量、更有效的定价和营销等方面的好处。量化分析通常用进步比率，可以通过计算平均成本随着累积产出增加而下降的程度得到，见图4。

假使企业的累积产出为，平均生产成本为，进一步假设企业的累积产出增加到原来的2倍，这时平均成本为，那么进步比率为，如果进步比率小于1，则学习效应就发生了。经济学者通过对数千种产品进步比率的估计，发现平均进步比率为0.8，这意味着产出增加一倍，那么单位成本将下降20%，而且进步比率还能反映出质量水平，因为经验丰富者的失败率肯定要低。在不同行业进步比率是各异的，而且学习带来的经济性和规模经济并非同时存在，在资本密集型的简单生产中，学习带来的经济性可能很小，但规模经济可能很大；而在劳动密集型的复杂生产中，学习带来的经济性可能会很大，但规模经济可能会很小。

（二）与生产过程不相关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1、营销的经济性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营销的经济性通常产生于广告费用分摊到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所获得的广告费折扣致使单位成本降低以及企业的声誉效应和产品的品牌效应所带来的某一产品或该企业其他产品的广告费支出的下降，并能吸引消费者对同一企业其他产品的需求，形成所谓的商标保护伞（umbrellabranding）。

2、研发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研发具有重要的不可分性，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研发费用是递减的，因而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同时，研发的外溢效应还能产生范围经济，比如一种研发理念对另一种产品的外溢性，因此多样化研究组合的企业在新观念的一般应用方面往往比项目组合范围小的企业处于更好的位置。在有些行业，研发的规模经济对市场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钱德勒的逻辑，研发密集型行业里的企业需要必要的生产和销售量来弥补研发的固定成本，因此企业的规模相对要大，比如制药业。

3、由购买的经济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购买的经济性，是……全指大买家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好处。

但企业的规模并不会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而无限地扩大，也就是说企业的横向拓展是有边界的。因为伴随规模的不断扩大，会产生诸如人工成本上升、激励和官僚影响加剧、专门化资源被分摊得过稀等不经济，因此企业的横向边界就是在获得规模经济与避免规模不经济之间的权衡。

（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重要性

规模与范围经济给大企业带来了固有的成本优势，这不仅激励着小企业采取扩张的方法实现规模经济，同时也限制着成功企业的数目。

1、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企业规模

毫无疑问，大企业更能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成本优势，对价格弹性高的产品来说，这种成本优势使大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尤其在存在着最小规模要求的行业，小企业不成长就会被淘汰出局。蒂姆•邓恩等对美国1963年到1982年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和成长进行考察，发现绝大部分的企业都在十年内关闭了，生存下来的企业都在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成长是企业追求的永恒主题。

2、市场份额和赢利能力

许多研究都证明市场份额与赢利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见表1。

尽管市场份额与赢利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并非意味着大企业一定能够取得高利润，但任何企业都有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更大利润的动机。

3、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市场结构

规模经济与市场结构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所谓市场结构是指在市场中公司的数目和规模的分布，其决定因素是需求相对于生产的最小有效规模的大小。因此，如果生产的最小有效规模相对于总需求来说较大的话，那么由少数几家企业供应市场更有效，市场表现为垄断；如果市场需求不足以使多于一家以上的企业达到最小有效规模，那么市场就会为自然垄断；如果市场上的最小有效规模比市场总需求小得多，那么市场就会允许较多企业的存在，市场就趋向于竞争。因此行业的规模经济越大，则该行业中企业的规模越大，市场的集中度越高。

三、多样化经营

所谓多样化经营是指公司生产的产品不局限于一个产品市场。20世纪50年代以来，多样化经营程度剧增，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两次主要的并购浪潮，第一次在60年代，这次并购浪潮强调混合增长，另一次在80年代，此次并购浪潮则强调集中的多样化和对广泛多样化公司的重新定位。

多样化经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实现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的经济化，也包括大量从管理者个人动机出发的多样化经营。以实现范围经济为目的的多样化经营主要表现为相关多样化，即多样化经营的业务与原业务拥有相关的产品、技术或拥有相关的市场与顾客群。多样化经营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交易成本和与之相关的要挟问题，但多样化并非多多益善，波特研究了33个主要的多样化经营的企业组合后发现，1950年到1986年间所进行的并购中，1/3以上的兼并和收购在最后都被剥离了。

有研究发现，在多样化经营和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几个系统性的关系，适度多样化经营公司的生产率较高，而高度不相关业务的多样化的生产率较低；基于分享市场的多样化的业绩要优于基于分享技术的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但要低于非多样化企业；将其业务限制在较窄范围内的公司业绩要好于多样化范围很广的公司。总之，适度的多样化才是有效的多样化。

四、企业集团的有效边界

（一）集团组织的四种边界范围

企业集团是相互间具有一定联系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联合体。企业进行集团化的联合以后，其边界的有效范围也就从企业单体组织以内的边界范围扩大到了企业集团组织的如下四种边界范围：

1、集团核心层，即“母公司内边界”。

2、集团核心企业及被作为其联合核算对象的集团紧密层企业，即“母公司的外边界”。

3、集团公司及其通过股权持有关系联结的所有紧密层和半紧密层企业，此为“企业集团的内边界”。

4、集团公司、所有通过股权持有关系联结的紧密层和半紧密层企业以及通过长期契约关系发挥影响力的集团协作企业，此为“企业集团的外边界”。

（二）主要的组织边界与规模调整行为

1、核心能力上的强强联合，表现为集团核心企业的规模扩大和横向边界的扩张。

2、多元化经营中更加强调在关键和核心能力上相互关联，表现为相关多样化经营。

边界范文篇9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张曙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

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边界范文篇10

1、政党纪律约束的边界—不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一个政党要协调内部的政治意志，保证党内诸因子的意志能够集中为不同程度的合力，从而解决政党所代表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利益的表达形成问题，一般会对其党员提出纪律要求，对违背纪律的党员进行纪律惩戒，比如训诫、警告、开除党籍等，这些无疑属于政党自治的范围，他人不得干预或反对。但问题在于每个党员通常又属于一个政治国家的公民（除了那些跨国界的政党外），近现代宪法都将公民的人身自由保障作为公民重要的基本权利，甚至上升到人权保障的高度。这就直接导致一个合逻辑的追问，政党能否通过限制人身自由的办法来追究其党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的，其理由是：第一，国家是阶级、阶层冲突的产物，又是为了超越于阶级、阶层利益而解决冲突存在的。马克思就曾说，国家既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共同利益的形式，又是该时代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状态的进步就是从过去那些借由“同态复仇”或“私力救济”来解决冲突的无序状态到依靠国家这个“中立”组织来解决冲突的有序状态的进步，因此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由国家所专擅是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二，宪法的演进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关注与保护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宪法发展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人身自由保护的历史。从最早的英国自由大宪章对贵族人身自由的正当程序保障，到法国人权宣言主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不追溯既往、没有正当程序或正当理由不能对公民逮捕、搜查等，以及到现代各国宪法都把人身自由保护作为宪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精神，这些都表明了宪法是公民自由的宪章，同时也排斥了背弃宪法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一切可能。第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国家为了维系社会的整体生存而不得不支付的代价，同时为了把限制人身自由所带来的弊害降到最低限度，各国都不惜用一套烦琐的程序制度机制来操作人身自由限制事宜，比如强调追查、控诉、审判职能和机关的分立，强调多层级的审判，强调严密的辩护制度等，这些都是政党制度的空间里所不具备的，否则就会造成对公民不当损害的泛化。第四，现代国家一般都存在多个政党，各个政党的法律地位和政治作用都不尽相同。即便是给予政党限制其党员人身自由的权力，但如何满足一个普遍性制度的公正性，同类问题同样对待，却在制度设计上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

2、公民基本权利与党员权利

与上个问题相关联的是，每个党员在享有其党章所规定的权利时，是否应同时享有宪法所保障之宪法基本权利？换言之，政党是否可以通过党章来“克减”或限制党员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理论上急待厘清的问题。在美国，立法并不规定一般的原则来处理上述问题，依照惯例由司法机关在个案审判中进行权衡。在德国理论界普遍主张一个政党的成员在其所属政党内，仍旧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基本权利，而免受政党之内部规章的限制，但其所持的理据并不相同：[1]一种意见认为，党员与政党的关系，等同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因此宪法关于人权的条款应直接在政党内实施。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应比照宪法基本权利第三者效力的理论，使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政党内获得直接的适用效力。而大多数学者主张基本权利条款在政党内部的适用，来自于宪法关于政党内部秩序必须合乎民主原则的规定，借由这一规定可以推导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对政党有拘束力。中国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当然应在各个政党内部适用，这不仅因为宪法已规定一切政党和社会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更因为中国的政党并不是西方学者所指称的“私法团体”，中国共产党依照宪法或法律规定非竞争性地恒久享有执政地位，具有巨大的配置公共资源的能力，所有政党的活动费用都由公共财政支付，政党机关成员的待遇也比照国家公务员安排，并至上而下地进行类似“行政化”的管理，因此，如果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不在政党内适用，会使广大党员的自由与权利陷入到极大的不确定性危险之中。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对许多后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其执政党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那么党员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忠诚与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如何调适呢？首先，宗教信仰追求解决人的超验世界的问题，而政党的党纲、党义主要解决人的经验世界的利益与权利问题，由于各自适用的场域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并不必然地产生冲突，除非以非宗教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其次，近现代民族国家宪法都把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重要宪法原则，这意味着政府包括政党绝对不能干涉信仰自由。的确，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是内在的东西，任何强力、外力都不能强制。信仰宗教正是属于思想范畴，是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只要不危害社会，不损害他人，国家不能干涉，政党更不能干涉。再次，政党可以在自己的党纲规定政治目标、思想路线和价值准则，并以作为吸引和吸收党员的标准，但不能积极地在党章、党纲中对宗教信仰作禁止性规定。

关于党员的结社权问题，可以分为党外的结社权和党内结社权两个层面来探讨，对于那些对结社采行核准登记制的国家，行政核准的合法性便赋予了结社的法律合法性，因此党员的结社权便化约成为一个行政技术的操作问题，当然关于核准本身法律的良与恶则成为一个法律价值学的问题。对于那些奉行结社备案制的国家来说，原则上党员参加本政党，并不意味着党员失去参加其他社团的权利。但党员参加政党这一契约性的行动，意味着党员不得加入与本党宗旨抵牾或违背国家民主、法治秩序的政党。至于党员是否可以在党内结成派别，西方学者有两种不同主张：赞成者认为党内民主的隐含之意是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存在，而且党内不同派别的存在，可以促进党内竞争和政策优化；反对者认为党内派别的存在会削弱本党团结，促进党争与分裂，甚至会导致选民信任的降低。[2]在我国因为政党内部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全党团结一致，在外部公民政治性结社受到严格的限制，公民结社组成的社会团体只有获得了社会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才可在国家、社会内存在和发展[3]，理论上似乎绝无允许政党内部派别发展的可能性。但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一直致力于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党员，一个自然产生的追问是政党本身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何以可不在整合派别利益的基础上产生，或者从不同阶层产生的党员代表本阶层的利益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参考文献：

[1]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263—26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