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规律十篇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1

关键词：后工业社会 经济发展 规律

一、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

对于服务业的详细研究虽然始于克拉克和费希尔，但是服务业发展规律却在很早之前就被注意到了。威廉•配第（1623－1687）是最早研究产业结构变迁的，他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写道：“制造业的收益比农民多的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制造业多的多”，因此不同产业间的收入水平差异导致了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转移的方向是“从穷困悲惨的农业转到更有利的手工业”，“比较大部分的人口比以往更多地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后来克拉克收集了若干国家的资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规律，这在经济学界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

克拉克本人虽然也意识到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分布的变化原因是产业间收入差异，但是产业间的收入差异是怎样变动的，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考察分析。这一工作是库兹涅茨完成的。库兹涅茨的主要贡献是使用了国民收入这一指标，把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分析推进了一大步。他的研究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用表格6可以表示如下：

库兹涅茨研究成果的核心思想是：第三产业具有很强的吸纳劳动力的特性，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比较慢，所以才会有表格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口不断上升，但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不一定上升的结论。而工业在库兹涅茨看来恰恰相反，所以工业的从业人员变化虽然不确定但由于工业生产率提高比较快，所以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持续上升的。

后来的发展和大量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在就业人口的比重和占GDP比重的两各方面都是上升的。表格4是OECD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平均比重的变化，表格下面的图形显示了这种变化的轨迹。下表5表明发展中国家也是存在这种趋势。所以本文总结出第一个规律：在后工业社会，服务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二、鲍莫尔的经典模型

鲍莫尔（William Baumol）对服务业发展的看法也许过于悲观，但是他的经济模型对于服务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所以本文在这里予以着重介绍。鲍莫尔于196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经典论文《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一个关于城市危机的解剖》，该模型研究的出发点是探讨美国城市日益增长的财务危机问题。他认为美国城市发生财政危机的原因在于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不断增长和工资的不断提高，而服务业生产率却没有增加多少，所以出现了社会财富被服务业从业人员吸收的现象。模型如下。

（一）假设

在模型中鲍莫尔的假设主要有4个：

1．经济中存在生产率增长不同的两个部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其中进步部门是工业部门，停滞部门主要是服务业部门；

2．为简单计，假设劳动为唯一要素投入，忽略资本等其他投入；

3．劳动力具有均一性，因而不同部门的劳动收入即工资相同；

4．名义工资等于平均生产率。

（二）模型

设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如下

1．由于单位产出成本等于总成本除以总产量，故两个部门的单位成本分别为：

结论1：假定进步部门单位产出的成本不变，则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出成本上升到无穷大。

其经济学含义是服务部门工人的应得工资水平，相对于工业部门不断升高。消费者在消费服务产品的时候将不得不支付越来越大的成本，例如教育、医疗、政府服务等行业。一个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可能比20年前高不了多少，但公务员的工资比20年前要增长了很多倍，也就是说公民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相同的产品，简单的说就是“服务产品的价格越来越贵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格将会越来越高以致无穷。

2．假定人们对两种产品的需求比重不变，且停滞部门产品的价格不具有弹性，则：

劳动总供给为两个部门工人之和：Lt=L1t+L2t

结论2：如果服务部门的需求不具有价格弹性，那么劳动力将不断的转移到服务部门，进步部门的劳动比重将变为0。

经济学含义是即使服务价格升高，但消费者仍然不得不购买该种产品（因为不具有价格弹性）的话，消费者可能无法完全负担的起这部分费用。这些部门将不得不变成政府的福利事业，由政府提供财政资助；但是这些部门的“成本病”是无法根除的，所以会带给政府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这可以揭示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为医疗改革犯愁，在中国这也是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了。

（3）如果停滞部门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大，在此假设为1，即两个部门的名义消费比重不变，则

结论3：如果停滞部门具有较大价格弹性的话，那么停滞部门的产出将趋于0，该行业将从经济中消失。

其经济学含义是消费者对生活不是很需要的服务产品，会随着服务产品的价格提高而减少，最后该种服务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例如舞台艺术中的京剧、话剧现场表演、画像师、书法等行业，会逐渐萎缩，在现实中可能仅仅保留非常小的一部分观赏价值，而从日常生活中消失。

鲍莫尔的观点对于解释服务业中的同一个工人的工资，在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高，在中国沿海地区要比在内陆地区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在北京餐饮业一个月薪2000元以上的厨师，到一个偏远县城后工资可能只有500元，尽管他的做菜速度是一样的。

综上，鲍莫尔模型中的假定就是“服务业劳动的生产进步率为0”。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当时的服务业主要是传统服务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服务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当时的假设和预言只能解释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规律，不适用于解释现代服务业。但是鲍莫尔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服务业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为规律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高端服务业，那么传统服务业比例的提高会使政府发生财务危机。

三、我国学者对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较早被介绍进国内的社会学理论之一。1984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被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几年内被再版了三次，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发展来看，对于后工业社会思想的态度并不相同。在苏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成为报刊杂志大肆攻击的对象。“从《哲学问题》这样的学术刊物或《文学报》这样的知识周刊的严肃讨论，到《共产党人》这样的党的官方理论杂志，以及《真理报》上大肆歪曲的叙述来看，苏联把后工业社会理论当作一种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威胁”（丹尼尔•贝尔，1976）。因为在苏联看来，一清二白的工人阶级始终是社会改造的中坚力量，而在贝尔的书中却宣称后工业社会的无产者越来越少，社会主要从业人员是白领工人。

对于后工业社会理论，我国学者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讨论经济服务化的问题：服务业到底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我国学者在60年代和80年代曾经有过几次规模很大的讨论。这些讨论后来被李江帆总结到《第三产业经济学》一书，该书1992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此后关于第三产业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李江帆认为第三产业宏观规模日益扩大是在服务的收入需求弹性高、收入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多、生产信息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条件下形成的。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综合反映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生产总额、消费者与生产者比例，所以适合作为衡量第三产业发展的指标。李江帆用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详见表格7（李江帆，1990）：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做回归方程。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Y=2068+0.00844X，相关系数为r＝0.896

得到的幂函数回归方程如下（A），我们不妨得到服务业发展规律之三：中国服务业就业规律：

Y=1.15X0.464，相关系数为r=0.908……………………（A）

由于幂函数方程的平方误差均值、相对误差均值、绝对误差均值最小，所以可以确定，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相关关系。。

以上是根据世界各国生产状况的到的回归方程，未必适合中国。所以张健仁根据我国1978年－1989年数据也进行了线性回归（张健仁，1997）得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X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Y的关系。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Y=6.9013＋0.0139，相关系数为r=0.9838；幂函数回归方程为：

Y=0.4657X0.5467,相关系数r=0.9891

综上两组方程可以发现，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规律与国际并不相同。这可能与中国过去一直重视农业、工业而忽视服务业有关。

以上考察了第三产业的就业规律，那么第三产业内部是不是也有变化的规律可寻？为此表格8统计了1991~2000年十年的第三产业四个层次的比重关系：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第三产业中第一层次的比重稳步下降，第二层次的比重略有上升，第三第四层次变化不大。这与当代信息产业升级有关，新兴的一些行业正在悄悄改变第三产业间的比例，但是具体方向只是有了端倪，目前还不是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1]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96．

[2]陈晓春．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及对中国的启示．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11．

[3]丹尼尔•贝尔，魏章玲等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新华出版社，1997．

[4]党爱民，张阳武，毕亚林．过剩经济学．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5]方兴东，蒋胜蓝．中关村失落．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2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我国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科学分析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方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状况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展，但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要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推进经济建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把对发展根本目的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强调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进一步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依靠力量和动力源泉。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强调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表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的辩证关系。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提出了明确要求，从而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统筹兼顾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指导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谋划、兼顾全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科学发展观强调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这是对我们党关于统筹兼顾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3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 发展规律 发展变革 中国路径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贯通人类历史整个过程，决定社会发展主要面貌和基本走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发挥着基础性支配性作用，同时又是通过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而起作用的，是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统一。党的十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聚焦于科学揭示当代中国发展规律，不断得出新认识、丰富新内涵、进入新境界。

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要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反映了时展的新特征新要求。

发展理念反映发展实践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应对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从而在关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中彰显鲜明的实践内涵。“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进入“十三五”时期仍然面对诸多矛盾、风险和隐患。比如，如何转换发展动力，如何化解发展矛盾，如何保护发展环境，如何拓展发展格局，如何分配发展成果。概而言之，就是如何推动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达到新的境界。五大发展理念依靠创新转变发展机制，引领中国发展；依靠协调处理发展矛盾，促进健康持续发展；依靠绿色发展保护发展环境，保持永续发展；依靠开放优化发展格局，推动国家繁荣发展；依靠共享分配发展成果，维护发展的人民性。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是不断破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难题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先后回答和解决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动力机制、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社会关系、治理方式等重大发展难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提升。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们仍然要继续破解新的发展难题。中国解决发展问题、避免发展陷阱、走出发展困境、防范发展风险的种种探索和努力，同样具有深入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是回应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中国解答。

发展是一个要素的内在联系愈益紧密、系统的复杂程度愈益加深、方略的整体性愈益增强的过程。发展的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发展理念的系统性耦合性协同性。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在影响当展的各种因素中，抓住最为紧要和关键之点，作为引领发展的枢纽；是在已有的多种发展理念基础上，经过精心比较筛选、科学排列组合，将五大要点提升出来组成新的发展理念体系，形成系统发展理念，作为推动发展的总纲；是在系统发展、整体发展，防止片面发展、畸形发展的要求下，构建相互贯通、相互促进，“一个都不能少”的发展理念集合体，作为统领发展的大逻辑。当今世界各国发展阶段、发展问题不尽相同，但发展规律具有相通性，都要在整体统筹、总体发展的层面上推进发展，五大发展理念提供了总体发展的路线图。

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发展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发展才能为社会进步提供长期有力的支持。当代中国和世界在追求发展、推进发展的进程中，努力拓展和提升发展价值，对发展理念的思考也在逐步加深、形成共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聚焦发展，提炼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让发展支持全面小康、造福全体人民、贡献世界经济。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2015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表明中国的发展之路与世界各国的发展之路并行不悖、相通相连。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价值，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蕴涵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传播着中国的发展哲学。

着力回答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中国路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五中全会是在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下筹划发展的。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寻找发展新机遇、形成发展新动力成为世界大势，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影响中国发展。“十三五”时期是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严峻挑战并存的发展环境中展开的，面对问题的复杂艰难程度前所未有，关键在于激发中国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增创中国发展优势，是对党掌握发展规律、领导发展能力的重要检验。五大发展理念产生于我国发展经验，树立和落实的过程又将提供新的中国经验、创造新的中国奇迹，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当展规律的认识。我国发展规律同样给世界发展以深刻启迪。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根本的是发展方式转变，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我国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面临着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与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重压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双重任务，发挥先发优势与全力补齐短板的双重指向，只能是在转变中跨越发展、在发展中推进转型。五大发展理念实际上也是五位一体的发展路径和转型模式。“十三五”规划建议把“三个自信”建立在对我国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积聚起的发展力量转化为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系统动力，把五大发展理念展开为五大发展战略，把转型跨越发展与决胜全面小康统一于同一个过程。这既是世界范围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国实验，又是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中国路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抓住了我国转型跨越发展的关键问题。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发展，国与国和平发展，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保持的发展状态和发展秩序。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五大发展理念是解决这些发展矛盾的关键锁钥，设置了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和稳定器。《建议》指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平衡属于发展结构的不协调，不可持续属于发展阶段的不协调，都可依据协调发展的规律来解决。协调发展就是追求发展布局、发展关系、发展空间、发展要素、发展进程的协调性，遏制孤立发展、隐患发展。从效果看，五大发展理念都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都具有促进协调发展的功能。创新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保障，促进发展动力与发展方式的协调；绿色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环境基础，促进发展环境与发展目标的协调；开放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机制保证，促进发展机制与发展大局的协调；共享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主体支持，促进发展主体与发展价值的协调。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是对我国发展资源的深度开掘、发展潜力的极大释放、发展空间的多维拓展，必将转化为发展实践质的变化和提升。

我国发展规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是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集中体现。五大发展理念开拓发展新境界，其可能性可行性的根基在于中国发展的特有优势。新的发展理念汲取了各国发展理念的有益成分，但归根结底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结晶。“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必须遵循六个基本原则，实质就是中国迅速发展的优势所在，就是五大发展理念何以可能的根据所在，六个原则确保五大理念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谋发展，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中国新发展的力量源泉。坚持科学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是中国新发展的总体原则。坚持深化改革，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奏响改革与发展的“双重奏”，是中国新发展的持续动力。坚持依法治国，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国家有序发展提供规范框架，为国家持续发展提供确定空间，是中国新发展的可靠保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谋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是中国新发展的大国战略。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确保我国发展航船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是中国新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彰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发展的最新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包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与时俱进。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中国新发展与发展新理念融为一体。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确定发展的总体思路，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强调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是关于发展规律的思想凝练与核心内容。

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理论上新的突破主要有：确立新的发展理念，本身就是重大理论创新；第一次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理念集合体提出，展现发展理念新逻辑；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功能作出新定位，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突出开放对国家繁荣发展的重大作用，把开放作为发展理念单列，等等。实践上新的突破主要有：坚持五大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发展理念直指突出矛盾和问题，在解决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内外联动、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出实招、破难题、建机制；按照新的发展理念要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五大发展理念包含着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重要新举措新突破，等等。

五大发展理念的总体以及每个发展理念，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起草建议稿的四条原则，为深化对我国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决定了新发展理念是遵循规律、顺应趋势的，又是脚踏实地、有的放矢的。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决定了新发展理念指导中国发展、符合时代要求，融合全球治理新理念。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决定了新发展理念不是囿于一隅的，也不是大而无当的。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决定了新发展理念宏微一体、虚实互补、知行合一。

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是从发展规律新认识转化为发展全局新变革的新飞跃，而发展全局的新变革又将证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这场深刻变革主要表现在：目标指向变革。五大发展理念勾画了新发展的五个维度，综合一体，共同规定了新发展的大方向。价值观念变革。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新发展的五种价值，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念。动力机制变革。五大发展理念强化了新发展的多重动力。创新提升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在有序融洽发展中增添发展动力，绿色通过减少发展代价、降低发展成本无形地扩大了发展动力，开放是从外部世界吸收资源、技术、信息、文化来充实发展动力，共享则是集聚激发人民中蕴藏的无穷动力。结构布局变革。五大发展理念筹划了新发展的结构布局，新格局呈现新风貌。总体方式变革。五大发展理念构成新发展方式的实质，展现了新发展的总体方式。评价体系变革。五大发展理念建立了新发展的评价准则，是经济社会、行业地区、领导政绩新的评价体系、各项工作的有力导向。社会环境变革。五大发展理念塑造当代中国，促进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是“五大坚持”转化为“五大现实”的过程。

参考文献：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4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次循环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5

[关键词]规律性　目的性　合规律与合目的　异化　自发性　自觉性　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023－10

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提法，似乎为一些哲学家认同并被写进哲学论文或哲学教科书。这个命题把人类社会发展等同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实际上规律的自发作用与人类活动的自觉性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状态。人类活动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活动，人类社会仍处在由必然向自由过渡的过程之中。

一、规律性与目的性

自然无目的，历史也无目的。黑格尔在《小逻辑》关于目的性的论述中说过，“目的是被规定为主观的”，“目的论的看法常基于一种善意的兴趣，想要揭示出上帝的智慧特别启示于自然中”。目的论往往引向神学决定论。自然目的论如此，社会发展目的论同样如此。

历史自身无目的，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人的目的性活动并不一定符合规律。在现实中人的活动破坏规律、违背规律的事极为常见。规律与目的分属于两个领域。规律属于现实领域，具有客观性；目的属于属人的活动领域，具有主体性。但在社会领域它们又是不可分的。没有人的活动就不能形成和实现社会规律，可社会规律又不依实践主体的目的为转移。规律和目的是在社会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相矛盾相交织过程中发挥各自作用的。

我们应该分清两种目的：一种是个人活动的目的，一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说社会发展合目的，实际上是把个人劳动或产品制作的目的当成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劳动产品是人的目的的对象化和实现，人的个体实践活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过程。马克思以建筑工程师与蜜蜂对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哲学语言概括的两种尺度问题。马克思说动物只按自己那个种的尺度生产，而人按两种尺度，即对象的尺度和自己内在的尺度生产，这表明个体的实践活动及其产品是人的目的与对象规律相统一的实现。任何一个劳动产品包括艺术作品，都可以发现人(制作者)的目的。也可以发现对象的规律。一个不符合艺术规律的所谓艺术品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品”。艺术中的上品是艺术家个人构思与艺术规律的统一。建筑中的里程碑式的建筑物同样如此，一个既不符合建筑学规律包括力学规律，又不呈现建筑师的独特审美构思的建筑物，既不美观也不稳固。柳宗元的《梓人传》为长安著名工匠立传，讲的就是建筑规律与主体设计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则不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两种尺度的观念用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不是像艺术家构思艺术品或建筑师绘制建筑物的蓝图一样，按照伟大理想家的目的和理想构建的。人类可以按照主体设计构建自己的劳动产品但不能按主体设计构建一个社会。西方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为社会建构的乌托邦主义者，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理想是按照主观目的(图纸)在建构未来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没有任何科学社会主义者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成是一项按预定图纸施工的建筑流程，像雕刻家制作雕像一样。

其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按资产者的目的构建出来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母胎中逐步孕育成熟的，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资产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参与者。资产者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参与者，是因为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化和对自身利益的直接追求。经济必然性仍然是以一种隐藏在社会深处自发的盲目必然性在起作用。处于向资产者转变中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他们直接追求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对利益的追求的目的性活动是自觉的，而完成客观经济开始成熟出现的历史使命则是自发的。在这里，规律的作用有点像黑格尔讲的“理性的机巧”，它让事物自身在相互作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在社会中，社会规律则通过人们对自身利益的直接追求间接实现规律的作用。

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在理论上依据理性原则提出有关构建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理想。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都为他们憧憬的新社会做过某种设计，但并不知道那就是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不是启蒙主义理想的实现，相反，启蒙学者理想中的因素是新的经济关系的某种映现。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是按资本主义规律运行的，它的现实矛盾和状况远远超出任何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思想家们的主观构建图式。毫无疑问，启蒙主义的理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思想上起了推动作用，但它首先是现实发展的结果，然后才成为推动现实发展的原因。

至于人的活动合规律说亦是极其粗糙和简单化的说法。人们可以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实现规律的某种要求，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规律的作用，直接动力是利益的驱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的活动常常违背规律并受到规律的惩罚。在社会发展中，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各种偶然性的影响，人的宏伟目的和“遗恨江东”的非预期的结局相矛盾的情况极为常见。因此人的目的并不一定符合规律，而规律的作用也不会迎合人的目的。在自发性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两合”常常会变成“两不合”。

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它是在人类的行为中形成并由人的行为实现的规律。但不能由此得出社会本身没有规律，而规律只是人的实践规律，因而人的实践活动“天然地”符合规律。其实，人的活动的目的不能等同于社会规律。列宁在批评波克丹诺夫时说过：“人们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社会规律是社会的规律，社会规律的载体是社会而非人。人，任何个体可以死亡，任何一代人可以逐渐为新一代人所取代。人由于自然死亡而不断更新，但社会规律只能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改变，而不会因为人的自然更新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没有人，没有人的实践活动当然没有社会规律，但社会规律并非人的行为的规律，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中并决定人的实践成败的规律。人的行为要取得成功必须符合社会规律。可是人有目的的行为可能符合规律，也可能违背规律、破坏规律。人的实践的正效应与负效应、成功与失败，都是由人的活动与客观规律相互关系的状况决定的。

纸币是印出来的，但货币的出现，由最初的以物易物，到铸币到纸币，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这方

面，世界各国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历史进程。纸币是由国家印制、由法律维护、具有流通效用的凭证。人可以印刷纸币，但没有办法印制货币流通规律。如果破坏货币流通规律，凭借手中权力开通印钞机，就会通货膨涨，任凭你手握重权或有千军万马或任何法律条文都无法改变这个货币流通规律。当年在大陆发行金元券、银元券，普通老百姓都心知肚明其不能长久，称之为“今年转”、“明年转”，结果转到台湾那个小岛上去了。供过于求，商品跌价，求过于供，商品涨价，刺刀也难以制止。恩格斯曾说过“刺刀敌不过棉花”，就是这个意思。物品是生产出来的。在物品的对象化生产中，人的目的只能赋予物品以存在形式，但并没有同时生产出以物为载体的社会规律。

不进行物质生产，当然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但这个规律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社会结构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任何社会中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这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改变的，是任何当权者都无法改变的，而不管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是奴隶主、是地主还是资产者。当然，社会发展虽然有规律但它并不总是能被人类自觉意识到和主动运用。当人们没有意识到客观规律时，它的作用是盲目的，仿佛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发展处于自发状态；当人们能认识和运用规律性时，人们则从规律中获得行动的自由。社会发展中自发因素的作用、社会发展中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视、必须认真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历史发展合目的的说法理论上难以成立。人的目的如此多样，社会发展究竟符合谁的目的?社会发展的结果不是使每个儿童都满意的圣诞老人。恩格斯的“合力”论对此有深度的论述。即使一定条件下符合规律的目的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初始目的和最终实现的结果之间能否一致尚是未知之数。恩格斯在谈到人与自然关系时说过：“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这种初始目的的实现和长远后果之间的背离，在政治斗争中也是常见的。一种即使合乎规律的目的的实现，也是在各种力量斗争中、在失败中、在不断修改和校正自己的目的使其符合实际中逐步得到实现的。

人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制定目的，而且表现为在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中能不断校正目的。凡是与客观规律相悖的目的终究陷于失败，即使有时可以取得一时的成功：历史上得意于一时由于失道寡助而走向失败的事例不胜枚举；被意识到和被运用于人们行为中的规律就是自由，而这种自由的获得可能会经过失败、总结、修改目的等艰难反复的过程。人们对自己社会行为规律及其长远后果的认识比对自然的认识更为困难。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

历史规律是大尺度的规律。每一次违背规律都会失败：往上抛苹果每一次都只能往下掉，决无例外；但逆潮流而动不见得时时陷于困境：二战中，德国纳粹和日本侵略者早期势如狂飚的胜利就是如此。历史规律是算总帐，它会在很长时期才会显现客观规律的作用。社会生活中并不是每件事每一次行动都受规律支配，但每次历史大变动的最后结局总是体现规律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人类从不断扩大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中获得自由，使盲目的客观必然性变为主体的自由。而这是包括不断违背规律、破坏规律和受到规律报复的过程。人要经过不符合规律才能学会逐步掌握规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规律有局部规律与总体规律之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中都是如此。社会总体性规律，存在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种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之中。生产力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生产关系则是解决人与人的矛盾。这两者不可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们并不理解这个规律，但不能说它不存在、不发生作用。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崛起和衰败，社会发展的速度、方向以及王朝的盛衰兴亡，归根到底都取决于这个规律的作用。它是任何社会历史中长期自发地起作用的基本规律。

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在当代。但“文化决定论”是没有根据的。世界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文明的消失、一些民族辉煌文化发展的中断和没落，强大帝国的灭亡和新兴帝国的崛起等等，其原因只归结为其文化因素而不着眼于这个社会基本规律的作用是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的。中国是文明古国，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可是在鸦片战争后陷于被列强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处境，难道是文化的没落吗?不是，是西方工业生产方式战胜农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战胜封建社会，是一种先进生产方式对落后生产方式的胜利。任何单纯的文化评价和道德的谴责都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最根本的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相比有其优越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与复兴正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才得以可能。

局部规律的认识属于科学，而对人类自然和社会的总体性规律的认识属于哲学。从人类实际历史看，人类对局部规律性的认识和运用是人类实践目的得以实现的根据。可从社会发展来说，它取决于对具有总体性的社会基本规律的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对社会总体性规律认识仍然是个盲区，因此人类对自己发展历史的理解往往是唯心主义的，而且人类对自己的社会只是进行治理和管理，而不可能从整体上对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行规划。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社会行动中的主体，而没有成为规划自己社会发展、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主体。人逐步由社会行为主体变为社会发展命运的主体，意味着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我们在理论上一定要分清，社会发展合规律合目的与社会发展有规律和人的行为有目的。是两种不同的提法。合规律合目的强调的是“两合”，“两合”说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把主体目的实现可能性绝对化；社会发展有规律和人的行为有目强调的是“两有”，强调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是把客观规律变为主体能掌握和运用的规律；把主体的有目的活动基于客观规律才能变为合目的的活动。尽管人们的目的不一定都能实现，但“目的性”可以规划人们的行为目标和激发人们的主动精神；不一定合规律，但客观“规律”为人们目的的实现和校正提供客观可能性和尺度，它终究会缓慢地、逐步地为人类所掌握。如果人类的活动既无存在于头脑中的目的导向，又无可能为人类自觉运用的社会规律，那就不是人类社会，而是由生物本能支配的类似蚂蚁和蜂群的所谓动物“社会”。蚂蚁和蜂群的生存方式只能在借喻意义可称之为“社会”，实际上它们是以“类”的方式生存的自然存在物。

二、规律的人化和异化

在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里，规律的特点是规律的人化，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则是规律的异化。

中国古代有“天人相分”和“天人交相胜”的观点，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不相及也”，而且否

认统治者的道德能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规律。柳宗元在《天说》中明确反对天有意志可赏善罚恶：“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柳河东集・天说》)天人相分说强调的是天道与人道无关，规律外在于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观点有其正确之处。

但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天道非外在于人，而是能为人的行为所感化，成为“人化规律”，从而使人的目的性与规律性通过人的道德行为找到一个连接口。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类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人与自然的适应关系，即有一定的局部性的规律性理解。如孟子说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人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可是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对人与自然总体关系的理解仍然具有天命论和道德论性质。当自然以具体物质形态存在成为人们的生活之源时，它是人们利用的对象，在农业生产中只要顺应自然，就可实现自己的目的。可是，当自然成为有意志有决断力主宰人间祸福休咎的无限的抽象存在物即“天”时，则是人们崇拜和敬畏的对象。在天的意志面前，人的目的是不足道的，能不能得到好的收成取决于天的意志――是否风调雨顺。因此，崇天敬天成为农业社会的传统。帝王每年要定时举行盛大的祭天祭地的仪式；农民遇到久旱不雨就要拜天求雨。人可以靠祭天而感动天，表明“天道”是人化的，可以为人的祈求和善行而改变“天行有常”。

可以说，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天人合一观念既有消极的方面，又有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注重生态和自然的积极方面。而在社会领域中天人合一观念则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具有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的性质。

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依据物质生产和政治实践的经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类具有规律性的治国之道。重视生产，重视民生，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观。但在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政治生活领域，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封建社会不少思想家对王朝兴亡没有别的解释，只能用虚构的五德始终，或天意或气数来解释，很少人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其中存在深层的非意志所能改变的规律。但是他们在天意和人(统治者)的目的之间找到一条沟通的桥梁，这就是民心和道德。

“天听自我民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顺天意即顺民心，顺民心即顺天意。顺从天意必须重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只要统治者实行德政，就可以“以德配天”。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儒家重视的是王道德政，看重统治者的道德，而非社会的客观规律。只要统治者有德，“为政以德”，以德治天下，实行王道、仁政，就能长治久安。历代君主对储君的教育，任何忠臣对皇帝的进谏，都超不出仁政和德治的范围。在中国，民本思想和德治思想与“天人合一”不可分。天不是高不可攀的，知心则知性，知性则知天。统治者可以通过顺民心。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实行王道仁政，就可以化天道为人道。中国古代哲学利用天的权威来干预世事，要统治者顺从民意民心，积德修身，实行王道仁政，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种“理性机巧”吧!

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的观念认为顺民心和行德政可以知天，但生产关系的狭隘和剥削阶级的本性，不可能在实践中真正实行民本主义和德治仁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仍然为盲目的自发作用的规律所支配。没有一个王朝的创立者不希望长治久安，天下永不易姓。封建社会中的王朝的衰亡、政权的更迭，都是违背统治者的愿望的。可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无不经过或长或短时期走向崩溃。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末代皇帝。王朝历史都是以雄壮史诗般的英雄创业开始，以亡国易姓的悲剧结束。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式的王朝凄凉结束，在中国封建社会总是以不同形式反复上演。

在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更替的背后是社会发展规律对君主的一种“惩罚”，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统治者的失德行为对自己的惩罚：三代以好女色取祸，秦朝以暴虐致灾，西汉自外戚失祚，而东汉因宦官专权倾国。王朝兴亡，有史可鉴。每个新王朝都要为前朝修史，论前朝兴亡治乱得失，以求本朝之兴盛。因此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不满足于只是对历史过程的描述，而是要对这种复杂过程的内在原因进行追问。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达的就是这种愿望。可没有一个王朝能从前朝失败中真正得到教训，能基业永固，万世一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王朝的统治者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列宁曾摘录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一段话：“各个民族及政府从来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按照历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训进行活动”，并在边注中写上“注意”，称赞道：“非常聪明”。黑格尔着重的是客观历史过程，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历史学家们资治通鉴式的史学研究着重的是经验教训。着重统治者的动机、意图和治理方式。两种着眼点各有其正确性。吸取历史教训肯定对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和王朝的巩固有利。每一个王朝的历史长短不一，肯定与统治者的治理不可分，但无论王朝存在时间的长短，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兴衰存亡的辩证规律。王朝兴废不能简单归结为帝王个人的道德品质或治国才能问题。虽然封建王权的衰落往往与帝王们腐化无能、政治腐败、权臣误国有关，但这种现象是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在吏治、在当政者品格上的表现，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挽狂澜于即倒。历史的宿命或天意论是对历史规律的一种神秘化的表达方式。

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起支配作用的规律，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规律，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每个时代政治和精神生活赖以确立的基础。每个时代的人都必然受这个总规律支配，但究竟如何处理和调节自己面对的社会基本矛盾，情况和结果是各不相同的。

任何一个王朝的覆灭，政权易手，都是因为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以及吏治腐败，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它表现为赋税过重，生产凋敝，民怨沸腾，老百姓被迫骚乱、起义和奋起反抗。当政权易手，土地关系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政策，又暂时缓解原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新的政权下又开始新的矛盾运动。当社会基本矛盾由开始的被动适应，经过一定时期，随着新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剥削加重和政权腐败的积重难返，这个王朝又走人穷途末路。任何一个王朝政权的发展都是由开始轻徭薄赋，与民休养，到苛捐杂税，诛求无已。“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当百姓走投无路无法生存时，社会动荡政权易手的时刻又开始到来。

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家把王朝更替归结为统治者的有德与失德，试图把天命靡常变为有德者有天下的人化的道德规律，把天道变为人道，避免王朝的盛衰兴废，但没有一个王朝是成功的。历史不会俯就统治者长治久安和万世一系的目的的，都会在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解决下走向改朝换代。没有一个王朝能

实现“万世一系”的帝王梦。这种螺旋式的反复实际上是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自发的被动适应。

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封建社会，中国农业社会天人合一的观念使规律与人合一，把规律的要求变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要求；而资本主义则不再用上天的意志，或气数或命运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再敬天畏天，而是大力改造自然，天人不是合一，而是主客二分。这对促进科学进步和生产发展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一个与自身合一的天(自然界)不可能成为认识对象，更不可能成为改造对象，只能成为尊敬的对象、畏惧的对象、听命的对象。

但是在工业社会，当自然单纯成为改造对象而失去“神性”，对它毫无敬畏之心，任意掠夺，自然规律就会作为一种异己力量与自身对立。马克思称这种情况为异化。异化表现为主体的目的与客观规律的分离。规律的认识和利用要依靠科学与技术，似乎与人的道德水平无关。这种科技与人文的隔离。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只倾心于科学技术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发现自然界规律、应用自然规律，而抽象掉科学技术中的人文关怀。如果我们把中国农业社会在天人合一观念框架内的规律称为道德化的规律，那么，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规律可以称为异化的规律。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们在生产中主动运用自然规律以发展生产。它不像农业生产方式下主要是消极顺应自然而是着力改造自然，不是崇拜自然而是掠夺自然。它撕去了包裹自然的神学外衣，自然界也不再含情脉脉，也不再可敬可畏。毫无疑问，与工业发展相伴随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改造自然的力量在强化，因而破坏自然的力量也在强化。生态问题的提出、环保问题的重要性成为人类社会继续生存的大问题。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发展史，就是由主动运用自然规律到被规律报复和惩罚的历史。就是由对规律的破坏，到不得不屈服于规律的压力而试图主动适应规律要求的历史，目的与结果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资本主义社会并没完全实现它无限迫使自然提品的目的，它的目的带来了与原初目的相反的人类生态灾难。人类从自然掠取的财富，又大量耗费在为拯救地球恢复生态平衡中，取自自然，还归自然，甚至加倍奉还。能说这种发展合规律合目的吗?它合乎资产者的目的(环保工业也是能带来大量利润的工业)，但违背人类利益。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有对抗性质，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时刻在起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规律分门别类的认识达到很高的程度，各门科学和技术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利用和开发，但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从总体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哲学认识。它们把自然作为各门科学和技术改造的对象，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局部的，从自然中获得的自由也是有局限的。从局部、从某一领域来说，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是有成效的、是自由的，达到直接运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率的目的；可从社会和人类总体上说是失利的、是不自由的，并未达到人类为自身建造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它符合局部的自然规律而违背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性规律。不管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如何进步，仍然不可能摆脱自然规律对人的异化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从对利润追求而得到长足进步的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中，直接感受到的是人性“恶”，即人的贪婪的力量。实际这种贪婪不能归为人性而是资本的本性，它是一种客观力量，而非主体的力量。虽然资本的占有者是人，不是人赋予资本力量，而是资本赋予资本占有者以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一种异化力量即资本支配下发展的。资本为科学技术、为社会进步提供推动力量，可又是一种异化力量。竞争似乎是出于自由意志，实际上是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在行动主体的目的背后是一种物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本质上就是适应这种任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无计划性的必然表现。

二战以后，一些理论家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无危机的能自觉支配自己社会的发展阶段。当前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它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金融行业仍然是处于缺乏监管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危机带来的破坏，不符合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人的目的，也不符合溶入全球化经济的所有人的目的，它是源自资本主义本性的一种具有规律性的自发力量。浮现在人们视角中的是资本主体自觉使尽诡计的贪婪行为，是监管缺失；从更深处看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本性高度膨胀下的一种必然性，它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资本的社会规律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是各种危机的根源。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当代现实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危机的预言。

正是由于客观规律对人掠夺自然行为的惩罚，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从规律的惩罚中寻求对客观规律的自觉顺应。20世纪下半叶，《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敲响了生态恶化的警钟。随后西方关于发展的著作、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著作、关于生态伦理的著作，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表明人们从客观规律的报复中，力图使自己改造自然的行为合乎规律，从而使科学发展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由于其社会制度性质，不可能从全球视角真正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总规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依靠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国内的环保，但它们以邻为壑，把造成环境危害的工业和污染垃圾转移到发展中或落后国家。这不是真正认识自然规律，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是转移矛盾。把违背自然规律的祸水引向世界，有的学者称其为“生态帝国主义”。至于人与人的矛盾方面，它们采取一些福利政策来缓和人与人的矛盾，但贫富对立并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矛盾也不会因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消失。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性质，使它无法自觉规划自己社会的发展和前途。不管资产阶级理论家如何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反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学说，但最终迫使资本主义注意生态和调整社会关系的仍然是这个基本规律的强制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仿佛在大海行船，它有舵手即政府，但没有方向盘，即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能明确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和方向。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今天的世界更像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自发性。

当然，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论断是资产阶级断断不能接受的。无论西方如何关注发展问题，它都永远说不出资本主义究竟向何处去，只能以历史的终结。这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答案，不如说是对不知道如何回答向何处去的一种搪塞。

不管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发达”，自然科学与技术如何日新月异，它的每一个行动如何具有自觉性，但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说，仍然是自发性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异化状态，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资产者及其政治人都不能说是自由的人，而是马克思说的“偶然性的个人”，仍然处于客观规律与人的行为对立的重压之下。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规律及其结果，最终并不符合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目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客观规律的惩罚作用而把它们拖向它们不愿去的地方。现在西方颇为时兴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就其历史意义来说，就是对客观规律惩罚作用的一种消极顺从，企图以这种消极顺应摆脱资本主义的困境，这肯定是难以如愿的。

三、作为科学发展观依据的客观规律

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发展观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仅限于从上个世纪生态恶化成为理论热点角度来考察，将会使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把握更具历史感和现实感。

科学发展观包括三个关键词：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状态。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当代世界的历史表明，社会是发展的。虽然就某一个国家而言，在发展中可能有停滞、有倒退、有中断，发展从来不是直线的，但从人类社会历史总体来看，社会是发展的，这是历史规律。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称之为自然历史过程。

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一般发展在于它使发展成为可持续的、符合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需要的发展。并要求人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和生态的关系积极干预和自觉规划。从人类社会产生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并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自发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自发性处于主导地位，就是规律的盲目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必然性与自由处于矛盾状态。提出可持续发展是西方学者的一大贡献。可是西方学者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片面的、有局限的，它着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对人类生存的“社会生态”并不予以重视。这种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并没有把可持续发展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造上，建立在确立以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发展上。它把可持续问题纯粹变为一个资源问题、环保问题，把人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放在可持续发展范围之外。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它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把发展的自发性转变为自觉性，局部性发展转向社会总体发展，从非科学发展转向科学发展的一次变革，是人类走向自觉规划自己整体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和实践的里程碑。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改变了以往社会自发性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状况，最充分地体现了社会发展活动的自觉性。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由自发性处于主导地位到自觉性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社会主义阶段在内的社会形态不同于以往社会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把规律道德化，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的异化，而是以社会客观规律作为引导社会发展的依据。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不可能建立的。

人的认识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条件达到什么水平，认识才能达到什么水平。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从整体规划社会发展并实现自己的目的，仍然需要在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校正原有的目的和计划。我们不可能详尽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规律，因而科学发展是一个动态概念，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社会发展目的和计划进行校正和调控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掌握规律性，提高发展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原则。

从社会形态更替来看，在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不能说它的发展是合规律合目的的过程，而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自发作用与人类活动的自觉性相互矛盾与交互作用的过程。当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变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就为有可能把由于规律盲目作用而产生的社会自发发展，转变为建立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自觉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为科学规划自身社会发展提供可能性。但在社会主义社会自发性仍然在起作用，这就是规律的盲目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违背规律同样会遭受惩罚。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一个严重教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后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并没有实现。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目的并没有实现。苏联社会发展的结果与它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的目的相反，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70年后的解体与列宁和斯大林的最初目的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是在70年历史过程中随着条件变化而产生的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历史的成果并不会化为虚无。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缔造者的原初目的没有实现，但他们的努力创造并没有白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在它的内在矛盾和内外反对势力协同下终于陷于失败，但与社会生产力不可分的科学与文化成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当代俄罗斯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然是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创造的历史遗产。历史发展最容易改变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而已经获得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会作为历史的积累而存在。这个规律同样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尽管王朝不断改姓，但文化的积累并未中断，它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

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在失败和错误中摸索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据中国的经验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应该“走自己的路”、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商品生产、关于价值法则、关于市场等等的论述都是自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表现，但囿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作为时代课题摆在人们面前。曾指出：“我们对规律性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的确，社会主义建设由于违背规律而受惩罚，包括“”、化运动和十年“”中的错误都表现了这种盲目性。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少领域我们还在摸索，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之中。失败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任何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规律，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状况不顾的政策和措施，其结果都会事与愿违。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应该按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赋予领导者的“目的”和“理想”以超越客观规律的权力。目的并非决

定性的，决定性的是目的性要与规律性相符合，而规律是在实践中逐步被认识的。我们不可能强迫规律服从目的，我们要根据规律制定目的和校正目的。这就是在处理客观规律与主体活动目的关系中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相结合的原则。

6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整体。前30年的成就和教训，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和问题。改革开放政策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但我们同样需要积累经验和减少盲目性。我们要在较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增长方式粗放的矛盾，以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同样严重困扰着我们。这表明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也受到自然必然性的报复：与此同时，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日渐凸显，成为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隐患”。如何科学地、有计划地规划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亟需解决的大问题。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协调、平衡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臻成熟。

人要在社会活动中变为自由活动的主体，是一个很困难的历程。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科学地规划发展，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问题，但它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并以完全消灭资本主义为前提的。我们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由于多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城乡差别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要科学规划社会发展并实践科学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科学规划社会整体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平衡与协调，必然要求强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而国家职能的过度强化又可能妨碍社会的科学发展。这是一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问题。而且如何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持不变与多种经济同时发展，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溶入全球经济，充分考虑国际环境变数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包括各种不可预测的偶然的突发因素的干扰，都关系到能否自觉掌握自己的命运、发展方向和前途的问题。这需要具备有极大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执政能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的整体发展掌握在自己手里。人类社会发展由以往“天”支配，异化的规律支配，到由人类自己规划自己的社会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转折。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要真正使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得到彻底解决，真正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必须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讲到，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扬弃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对抗矛盾、人与社会的对抗矛盾就会得到解决。当然这不是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无矛盾的社会。列宁在论述关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由于追求经济效益而破坏自然，由于掠夺式生产而导致自然生态恶化的矛盾可以解决；由于物质占有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而产生的人与人的对抗矛盾可以解决。但是人类在新的社会发展水平上会产生新的矛盾。从本质上说，这种矛盾完全不同于阶级社会、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上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矛盾和人与社会矛盾彻底解决时的产物，这里的“矛盾”是有特殊含义的，指的就是与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相联系的那种矛盾，以及以错误发展观指导违背客观规律而造成的矛盾，而不是泛指消除一切矛盾。无矛盾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同样有它的特定内涵和语境。前社会主义时期那种受制于异化规律的状态会消除，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社会中那样的异化，而是随着私有制的扬弃，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异化同样得到扬弃。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社会主义社会为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开辟了极大空间。客观规律的自发作用或是说盲目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人的活动自觉性与目的性之间的脱节和矛盾状况会得到改善。

共产党人的任务和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我们无法预言共产主义社会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空想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永远达不到主体的目的与客观规律完全一致的绝对自由状态。世界是无限的，社会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仍然有新的规律有待不同时代的人们去认识，当未认识之前，规律的盲目作用仍然会存在、自发性仍然会存在。因此，人类的认识永远不会停滞，永远不会终结，总要有新的进步，总要有新的发展、新的发现。企图从社会发展中绝对清除自发性因素，一切都变为自觉，除非人是上帝。可是人永远是人，不是上帝。

与其说社会发展合规律合目的，不如说社会发展有规律、人的活动有目的。社会发展是人类活动不断减少自发性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增强规律性的过程，是把客观规律转变为主体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永无止境。人类根据对规律的新认识，调整目的，使主体目的符合规律，而永远不可能强迫规律迎合人的目的。“”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固然是错误的，但现在流行的“心想事成”、“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思想有多远我们就可以走多远”之类的口号，也只能是商业广告而不是正确的哲学命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所要坚持的是，在目的和目的的实现中逐步消除目的的主观性，追求人的活动目的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动态统一：在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中实现目的，在目的的制定和实现中体现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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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与大混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经济规律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3-0396-01

在以往的学习中已经对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大致的了解，知道价值规律是引导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因此对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探索是不可或缺的【1】。这对指导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一直倾向于发展生产力，对价值规律的探究不够深入。“需要价值规律”是本文主要阐述的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新观点，希望能够以此带动经济学界对价值规律研究的重视，更好的指导我国经济建设。

一、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含义

提到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就要先弄清楚三个基本概念，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经济规律的概念以及什么是价值规律。只有先搞清这三个重要的基本概念才能对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用来描述其经济形式的官方术语，通俗说法就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私营和外资等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合起来的叫法是市场经济。人们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活动，表现为各种经济现象，各种经济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互相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我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基本经济规律的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它揭示了当前生产力水平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路线，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2】。然而价值规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创新式的经济规律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需要人们不断的去探索发现。

二、“需要价值”新范畴及其社会性质

1、商品价值构成的特点与“需要价值”

商品是市场经济中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蕴藏在商品和商品的流通中，所以想要探究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就要从市场经济中的商品入手。

在这里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需要价值”。这个新概念是从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得出的，它把社会生产的目的具体化到了商品这个价值实体上。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增长，但是相应的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在快速的增长，为了满足这种快速增长的生产需要，社会生产就不能停滞在满足当前需求的目标上。“需要价值”就是这种促使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者不断的提高生产力，创造更多的新价值以满足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需要的原动力。

“需要价值”是能够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经济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环境下市场经济中根本性的联系，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发展速度中起着指导性的作用。由此可见，“需要价值”的生产分配就体现了社会生产的过程。所以“需要价值规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系统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2、生产目的与“需要价值”

“需要价值”的产生离不开“需要劳动”，创造新的价值就需要新的劳动的注入，“需要价值”的不断再生产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扩大的过程，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3】。

社会生产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目的是是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是社会生产的各种产品，即社会生产创造的使用价值。商品作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集合可以说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之一，商品是价值的唯一表现形式，所以说没有脱离了商品的价值存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需要价值的生产分配，只有被需要的商品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才是有意义的价值生产。需要价值满足了社会生产和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需求，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需要价值”的不断再生产可以提高社会生产率，使单位劳动力能够生产更多的社会价值。

社会主义环境中的所有制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存的中国特色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下，劳动者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社会发展，也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公有制下的劳动者又称作自主联合劳动者。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下的社会生产的产品是供给劳动者本身使用的，劳动者生产的总的产品价值去掉自身使用的之后剩下的就是“需要价值”，这是生产过程创造出的额外的社会价值，其积累起来就是社会财富，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必要因素。

三、“需要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

1、“需要价值规律”是价值规律的特殊社会形式

价值规律是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通用经济规律，从原理上来说这种基本的经济规律在任何一种社会性质中都是适用的。我国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因此“需要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

中国特色的价值规律就是“需要价值规律”，它将社会主义中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从产生的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规律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既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又是社会价值的使用者和拥有者，“需要价值规律”就是这种自动劳动关系中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全部用来满足自身需求，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需要价值”的生产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2、“需要价值规律”是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需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点。首先，“需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基础的经济规律【4】。它说体现的是我国市场经济生产过程中最本质的内在联系，它贯穿在我国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其次，“需要价值规律”是存在于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唯一的经济规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说是中西结合的产物，但是其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是独立的，所以其经济规律也是单纯的，唯一的。最后，“需要价值规律”揭示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中最本源的规律。“需要价值”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其价值规律是我国市场经济运作的核心指导。

总结

“需要价值规律”是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价值规律理论，其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有着核心的地位，支配着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伴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价值规律还会被发现，对价值规律的研究不能停止，要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经济发展任务来做好。

参考文献

[1] 唐利萍.儒家和谐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功效研究[D].兰州理工大学，2014.

[2] 王永志.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2.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7

关键词：职业教育；规律；体系

职业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它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和不同层面，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只有从总体上去探索和掌握职业教育发展的诸多规律，并正确地认识这些规律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规律体系，才能从整体上和本质上对职业教育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才能因势利导，科学地指导我们的职业教育实践。职业教育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在社会发展层面上，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辩证关系中体现出的规律性；第二，在社会教育整体格局层面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辩证关系中体现出的规律性；第三，在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上。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特有的规律性。上述三个层面的规律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职业教育规律体系的基本架构。

一、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辩证关系的规律

职业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也影响着职业教育：同时，职业教育也反作用于社会，它可以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与职业教育这种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贯穿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始终，决定和影响着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其它关系，因而可以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我国已故著名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深刻地指出：“就吾最近几年的经验，用吾最近几年的思考，觉得职业学校有最紧要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这里所说的社会性．就是指经济社会发展与职业教育的辩证关系，它是职业教育发展中最基本和最本质的关系．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在经济社会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中，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并决定着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的规模、结构、水平等特征，这是这一关系中主导的方面。

社会经济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是伴随现代工业文明走上历史舞台的，它的发展历程无时不受到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实践证明，不切实际地超越或消极地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去办职业教育，都会对社会和职业教育本身带来不利影响。

社会政治对职业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有智慧、有远见的社会领导者会促进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国务院主持召开了五次全国性职业教育工作大会，每次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莅临并做重要讲话，这无疑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又进入了新的一轮蓬勃发展时期。

社会文化对职业教育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国传统的“重道轻器”的知识观和“学而优则仕”的择业观对职业教育发展有不利的影响。而我国传统思想中重视职业道德的因素．对职业道德的养成又有着有利的影响。

其次，在经济社会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中，职业教育并不仅仅处于被决定、被影响的消极地位，它对经济社会有着不容低估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历史作用。

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巨大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数以亿计的工作在第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只有高度发展的职业教育才能担负这一使命。职业教育对社会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会促进社会就业，从而促进社会稳定。职业精神的养成和完善可以促进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社会各行业工作水平的提高。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它的发展会有助于打破旧的知识观和择业观，促进传统文化的变革。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辩证关系的规律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在社会管理的层面上，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切实担负起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使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这种适应关系不应该是被动的，要贯彻教育先行的原则，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铺好路。第二．在教育事业发展的层面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切实解决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现象，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大的战略任务。第三，在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上．职教工作者要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职业教育社会性这个“灵魂”，主动自觉地将自己的工作溶入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中，走出关门办学和单一课堂教学的巢臼，坚持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学生就业为导向，为社会发展全面地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体现自身的历史价值。

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辩证关系的规律

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中，既有共生共赢、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生相克、相互对立的一面。这一辩证关系贯穿职业教育发展的始终，对职业教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这个关系，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首先，在这一辩证关系中．二者是共生共羸、相互促进的。第一，现代职业教育基本上是从普通教育脱胎而来的，在我国尤其如此。教育教学经验、理论、技术甚至是场地等大多是从普通教育借鉴或转化过来的，职业教育今后的发展也离不开普通教育的发展。第二，就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层面说，职业教育不仅传授专业知识，还要传授基础知识和通识知识，只有这两类知识的传授形成恰当的比例关系，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

其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又有相生相克、相互对立的一面。在一定时期，国家可用于教育事业的财力、物力和精力是一定的，在安排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发展的关系上就有可能出现顾此失彼、两相矛盾的局面，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更是这样。就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层面说，职业学校教学总学时是一定的，如果处理不当，会出现这两类知识传授顾此失彼的矛盾，影响职业教育水平的发挥。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辩证关系的规律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政府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审时度势，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合理安排这两类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使其相互促进和谐发展。例如目前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经过几年努力，使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的规模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这是解决目前这两类教育一手软一手硬的强有力的措施。第二，职业学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着力安排好专业知识与基础知识、通识知识传授的比例关系，任何顾此失彼的做法都是有害的。第三．职业教育应善于不断地借鉴和吸收普通教育发展的经验和理论成果。

三、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根本规律

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特殊的教育教学规律．即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以产学结合为基本途径的规律，这应该是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根本规律。

职业教育的特性即社会性，不仅决定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和速度等，也决定着办学思想、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教育教学特征。职业教育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它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指导思想，而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以产学结合为基本途径则是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的必然逻辑要求。

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根本规律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

第一，职业教育担负着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社会需要的现实职业者的任务，职业学校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引路人。因此，必须以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把培养学生就业和创业能力作为教育教学改革方向。职业学校要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方式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原则。第二，职业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在人才培养的途径上，必须突破普通教育“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室和黑板为主阵地”的传统教学模式，必须走产学结合的道路(高等职业教育应为产学研相结合道路)，与企事业单位、行业、社区紧密结合，切实溶人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去培养人才，因为最先进的生产力、最真实的教学情景、最丰富的教学资源在企业、在行业、在社会。

决定职业教育发展的还不仅是这三条规律，而是一个规律群，或者说是一个规律体系，这三条重要规律构成了职业教育规律体系的基本构架。职业教育的不同规律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这种相互联系和作用产生的合力决定着职业教育具体的发展情景。其中，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辩证关系的规律决定职业教育发展总的方向和基本过程，因而是基本规律，它对其他两条规律有影响和决定作用，其他两条规律紧密围绕着它发挥作用．是它的延伸。从另一个角度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辩证关系的规律和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根本规律发挥得越好、越充分，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就实现得越好、越充分，因而可以说这两条规律是职业教育基本规律的保障性规律。

参考文献

[1]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刘春生，徐长发．职业教育教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8

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承认历史是有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是承认历史规律的。但不同的历史观对历史规律有不同的理解，历史上大多数的决定论者都对历史规律诉诸神学的与唯物主义的理解，唯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现在历史规律问题上既坚持历史的决定论，同时又赋予历史规律以实践唯物主义解释。人的社会、社会历史、社会历史规律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因而对社会历史规律也应赋予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理解。社会历史发展之所以是有规律的，原因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是有规律的。社会历史规律虽然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创造与改变历史规律，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一旦形成也具有客观性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是有规律的，而且社会历史规律的展开表现为历史进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力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历史之所以表现为不断进步，原因在于人的实践是不断发展、实践能力与水平是不断提高的。社会历史规律是有客观性的，人们不能任意地取消与改变规律。但正确地认识与把握历史规律可以充分利用规律积极的方面，减轻历史负效应对人们造成的痛苦。

关键词 历史观 历史规律 人的实践活动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001-08

20世纪的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有关历史规律问题的反思与重说的运动，其主旨是反思与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关社会历史规律或历史决定论界说与阐释的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倾向，试图从人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历史规律生成的关系上，赋予社会历史规律的生成与性质以有别于自然规律的生成与性质的重说和重释。但进入到新世纪以后，这种有关社会历史规律问题的重说与重释的活动似乎热度不再，并有日渐淡出人们视野的趋向。是什么原因致使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历史规律问题的兴趣？是人们认为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无话可说了？还是因为感觉到再说下去已无能为力？合理的解释应是后者。事实上，在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与阐释上，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的目的是试图选取几个有关社会规律的话题接着往下说一说。

一

一切社会历史观的实质无不关涉社会历史的本质与发展的问题，无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好，还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也好，历史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历史是如何发展的？都是难以回避与绕过的话题。不同的只是在于，不同性质的历史观对历史存在的本质与历史发展的实质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社会历史是发展的，对于思想史上绝大多数的哲学家来说，即使不能谓之是一种普遍性的共识，至少也是争议不大的。然而，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吗？完全是偶然性占支配地位，还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在偶然性的背后存在着必然性的轨迹吗？哲学家们对此是有争论的。在思想发展史上，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规律的问题，通常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或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有着必然性的发展与运行的轨迹，持这种意见的人通常被人们称为历史的决定论者。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自然界的运动与发展是有规律的，而社会历史的运动与发展是无规律的，因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存在的存在，而社会历史是依赖于人的存在的存在。自然界的规律表现为各种自然因素相互作用与矛盾的结果，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因素是相对确定与稳定的；但社会历史是在人的活动基础上生成的，人的活动通常会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在社会历史中存在的各种因素具有极不确定与稳定的特征，从而使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性事件都具有一次性的特点，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历史事件的重复，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运行中，是不存在所谓历史规律的。持这种意见的人通常被人们称为历史的非决定论者。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自然界也好，社会历史也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存不存在规律是无法知道与回答的，人们既无权肯认规律的存在，也无权否认规律的存在，正确的说法与回答应该是不知道。无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是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感觉与经验，但人的感觉只能把握事物的现象，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人们即使假定历史规律的存在，也不能给予确定性的回答，因为人们不可能知道规律究竟是什么。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被人们称为不可知论者。从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上看，在自然观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决定论观点，非决定论与不可知论的观点在总体上是处于非主导性地位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承认自然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哲学家，显然要比否认自然界存在规律，或对自然界的规律持不可知论的哲学家要多得多。但在社会历史观上，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的历史观诞生之前，敢于承认与谈论历史规律的思想家可谓寥若晨星。维科与黑格尔算是两位有代表性的持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虽然，在维科之前，古希腊哲学中曾出现过“命运说”，在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的神学里有所谓的以“上帝的计划”来表征整个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的“前定论”，但那都具有神学的色彩，是基于造物主全能基础上的逻辑推论。真正将历史规律与历史必然性思想引入历史并解释历史的第一个思想家当属维科。维科认为，一切民族的历史都要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这是一种普遍的必然性。为了论证这种必然性的存在，他不仅采用了大量民俗学的材料，而且还给予了逻辑上的论证。在维科的视野里，人类从野蛮进入到社会似乎是“天神意旨”，但实质上遵循的是人的本性的必然性，是出于人的社会性，一切社会制度的产生遵循的都是“部落自然法”。谈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思想，黑格尔无疑是不应被人们遗忘的最重要的思想家。黑格尔的历史观虽然具有唯心与思辨的性质，但同时也具有巨大的历史感。而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历史感的哲学家，他不仅肯定了历史必然性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理论逻辑中表达着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历史必然性是通过人的活动得以实现的，或者说人的现实活动是历史必然性实现的形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有两个核心范畴，一个是绝对观念，一个是人的热情，“绝对观念…‘绝对理性”与热情是构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世界历史表现为绝对理性的外化、对象化或异化，表现为自由，因为绝对精神的本质即是自由。另一方面，历史发展又离不开人的主观热情与欲望，因为绝对理性外化、对象化为世界历史时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而人的活动是一种充满热情与激情的活动，人的需要与热情构成人的活动的原动力，也是绝对理性借以实现自己本质的手段与形式。不过人的活动的激情与热情也仅仅是绝对理性实现自己本质的手段与形式而已，因为主宰世界历史发展的是绝对理性，只有绝对理性才能表现为现实性与必然性，而人的活动的热情与激情、人的愿望通常是不能实现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与人的愿望之间，不仅存在着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马克思的历史观无疑是肯认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存在的，属于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历史观。在历史规律或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不是在历史规律有无的问题上，而是在历史规律是如何生成的以及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差别上。近些年来，人们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将社会历史规律自然规律化与预成论的倾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试图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生成与性质诉诸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解与阐释，揭示出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在性质与特点上的差异与区别。应该说，对社会历史规律与必然性诉诸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解与阐释，将社会历史规律视作是在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因而是有别于自然规律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的一大进展。然而，也应该看到，在近些年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中，出现了另一种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倾向，有人以社会历史规律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为根据与理由，试图给予社会历史规律以非客观性的理解与阐释。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社会历史规律既然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那么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依赖人的意志而存在，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与消灭社会历史规律的观点在逻辑上是难于成立与圆通的。笔者认同社会历史规律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的历史实践基础上生成的观点。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是，社会也好，历史也好，都不过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适应人的实践活动的需要而得以展开与延续的，从而使社会历史规律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然而，肯认社会历史规律生成的实践性本质，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社会历史的发展同样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的性质，更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任意凭借自己的意志创造或改变，甚至取消社会历史规律，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作为一种必然性的存在，同样具有客观性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与特点。原因在于，作为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生成的基础的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客观的、物质性的特点。虽然，任何人的实践活动都具有目的性，在人的活动目的中既渗透着人的认识与知识的成分，也贯彻着人的价值诉求，认识、知识、价值都具有主观性，但问题是决定人的目的生成的原因是客观的，决定人的实践活动的性质与水平的现实性因素与条件是客观的。

二

承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对于马克思的历史观，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它的理论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它的理论基础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必然表现。否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挖掉了马克思思想体系赖以确立的理论基石，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大厦的坍塌。正因为如此，一些聪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例如波普尔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批评，几乎都是将矛头与火力首先指向马克思历史观中的规律观或决定论。而一些试图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颠覆与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人。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与直接地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规律观与决定论，但他们通常采取大谈历史偶然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的手法和方式，去间接地消解与弱化历史规律的影响和作用，从而达到形式上肯定、实际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因此，我们对那些在所谓的研究与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论著中，以反对自然主义决定论的名义，避谈历史规律或历史必然性，大谈历史偶然性与将历史偶然性作用加以片面膨胀的观点和倾向，要特别小心与警惕。对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来说，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有其规律性，而且社会历史规律无论是从生成的基础上看，还是从表现形态上看，都具有客观性与不以人的意志或目的而存在的特点。坚持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的观点，对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决定者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规律既可以作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可作维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理解。

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有必然性与规律性的，并且社会历史的规律性与必然性是具有客观性的，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受类似于黑格尔所讲的绝对精神、绝对理性一类的客观化、神秘化的精神的支配。历史规律是历史发展过程持久性起作用的因素，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重复发挥作用的因素，一切规律都具有重复性的特点，不能重复，具有一次性的事物与事件不能称之为规律。虽然，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社会历史的存在是由一个个具体历史事件构成的存在，把握历史规律及其本质不能离开一个个现实性的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具体的历史事件；但历史规律的存在并不能通过单个的历史事件获得证明，因为任何历史性的事件都具有一次性的、不可复制与重复性的特点，正如自然界中不存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历史中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历史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为何具有不可复制、不可重复与一次性的特点？原因不仅在于，社会是发展的，历史是流动的，影响与作用于具体历史事件形成的因素既是复杂的，也是变化的，同时，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通常与制造历史事件的个人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在历史中活动的个人，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生活的具体环境、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使各自的个性、兴趣、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认知能力等诸多方面具有个体性特征，在社会历史中也就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个历史性的个人。尽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然而“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因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具有不可复制与模仿的特性。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与阐释，不能将历史规律等同于历史事件，不能从历史事件的不可复制与不可重复的特性中推论出不存在历史规律的否定性结论。但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与阐释又不能完全脱离历史事件与个人的活动，因为社会历史毕竟是由无数个别的历史事件构成和以个人的历史活动为基础的。具体的历史事件虽然是个别的，但个别中存在着一般，不同的历史事件中通常也存在某些共同的方面。这些共同的方面通常显现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历史现象虽然也不能同历史本质或历史规律画等号，现象是表现于外的，能够被人的感觉能力所感知的，本质是深藏于事物之内的，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历史的本质必然表现为历史的现象，历史现象也必然表现出历史的本质。类似的历史条件与环境必然产生出类似的历史现象，历史现象不同于单个的历史事件，单个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是不可复制的，但历史现象是可重复的。历史现象的重复性既是历史规律作用的必然表现，也是历史规律存在的确证，人们正是在历史现象的重复性中获得对历史规律的认知与把握的。

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似杂乱无章，历史事件的产生看似具有偶然性的特征，但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性，杂乱无章的背后隐藏着历史规律。虽然，社会历史的生成是以“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活动为基础的，而从事现实活动的个人的存在又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各个个人的活动目的并不相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闭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社会历史之所以是有规律的，原因在于，人类的实践能力与水平，决定着人的实践活动方式，即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而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性质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决定着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政治关系与思想关系。从静态的方面看，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必然产生大致相似的生产关系，而在大致相同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必然产生大致相同的思想文化观念。从动态的方面看，人们实践能力与水平的提高，也会导致人们实践活动方式即人们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改变，而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改变，也会导致人们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嬗变。这是马克思历史观蕴含的思想逻辑链条，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再重复显现的历史现象与历史规律。在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逻辑中：“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丰十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丁业资本家的社会。”不管哪一个民族与国家，只要它的实践能力与水平，即它的生产力水平还处于手工工具与手工劳动的阶段，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就一定是“封建主的社会”，当它使用机器进行工业生产时，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就一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而“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因为，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是一种农耕的生产方式，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基础上生成的社会关系必然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在等级制的社会关系中，必然强调的是等级的荣誉，是较低等级对较高等级的“忠诚”，这是维护等级制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需要。而以机器为基础生成的是一种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方式，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方式所导致的必然是资本家的统治。在资本家的统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之所以必然是“自由”与“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因为没有“自由”与“平等”，既不可能有商品生产，也不可能有商品交换。不可否认，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各个民族，由于各自生活的社会的、自然的环境与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其历史的表现形态也就不一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仅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历史事件，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民族历史，不同民族的历史之间是存在着差异性的，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各个民族的历史性与特质。然而，对于所有民族的历史来说，其历史的发展虽然有着先进与落后之分，但在相同的历史阶段上，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现象或历史面貌特征是有着共性与相似性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相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先进国家的今天即是落后国家的明天，相对于先进国家来说，落后国家的今天，重复的不过是先进国家的昨天。不论什么样的民族与国家，只要历史发展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它在享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好处的同时，也必须承受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灾难，这是一种铁的必然性与规律，一切民族与国家都不能幸免。

三

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是有规律的，同时，社会历史规律的展开与显现还表现为一种上升与进步的趋势。虽然，社会历史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因某些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也会在某些时候与某些方面出现停滞，甚至是暂时倒退的现象，但就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它是上升与进步的，并且这种上升与进步具有不可逆的性质。只不过社会历史的上升与进步在其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曲线，而不是规则均匀的直线。社会历史的进步性不仅表现在生产力从低到高的发展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文明的进展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演进与社会形态的拾级而升上，也表现在社会文化的不断繁荣、人们从事精神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精神程度的不断提高上。应该说，在社会历史演进是否为一种趋势性上升与进步的问题上，是没有疑问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更是有共识的。

然而，社会历史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何表现为社会历史趋势上的上升与进步，这种趋势上的上升与进步为何不能相同地表现在自然界的运动与自然界的规律的展开上？人们过去在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表现与自然规律表现区别的阐释上，虽然也表达过自然界中只存在着进化而不存在着进步、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为进步的观点，但人们的阐释通常是描述与陈述式的，缺乏令人信服的原因说明与逻辑上的论证，至少是描述多于逻辑论证。我们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对社会历史的阐释上，虽然正确地将社会历史规律说成是社会历史的进步规律，但为什么说社会历史在基本趋势上是上升的与进步的？社会历史的运动何以能或何以会表现为进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因与动力是什么？应该说，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社会历史进步的事实性描述是有说服力的，对社会历史演进实质的陈述与评价大多数是中肯的。然而，从总体上看，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因与动力的阐释与回答，给予人们的似乎有一种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形似而神不似的感觉，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通常的阐释是，社会历史的运动源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矛盾，社会历史本身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原因与动力。社会历史本身的矛盾体系尽管是复杂的，但在社会历史的矛盾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则是社会历史矛盾体系中的一切矛盾生成的基础，它们是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既对立又统一、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的不断生成又不断解决，不断解决又不断生成的矛盾运动。既使社会历史运动呈现出规律性的特征，同时也构成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根本或最终的原因与动力。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逻辑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与根本动力，是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强大杠杆，但也承认，社会历史的进步离不开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作用与影响。一方面，承认社会历史中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分化与矛盾，尤其在私有制与阶级社会中会导致不同阶级之间的分化与矛盾：另一方面，也承认旧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与新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生成，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与斗争的方式实现的，在阶级社会中是以阶级冲突与斗争的方式实现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直接原因与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根本动力或最终动力。可以说，这些几乎是过去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原因与动力的经典性阐释。

以上人们对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和论证，确实依据一定的经典文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经验事实作为根据。但从理论逻辑的自足性方面看，它又远非是彻底的，它无法避免与终结人们进一步的追问。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最终原因与根本性的动力和杠杆，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又是在什么基础上生成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为何必然表现为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与上升呢？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水平与状态总体上是不断提升的，并与社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胜负结果缺乏直接的关联性呢？按照理论彻底性的要求，这些显然是需要进一步追问与回答的问题。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马克思历史的基本范畴。它们虽然是构成社会有机结构系统的骨骼，但社会结构不是一种无根的存在，不具有天然自成的性质，也不具有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能动属性，更不蕴含有自主的目的性。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社会也好，社会的历史也好，都是在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没有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及其发展。既不会有社会的生成，更不会有社会历史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生产力不是别的东西，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生产关系也不是什么别的东西，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自主活动形式”，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本质上也是人们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成果。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实际上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物质交往活动出发去解释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生成的，是从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与精神交往活动去解释社会的精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的。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历史观同时也对社会结构的运动诉诸人的实践活动的解释，在人的实践活动结构中，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的物质交往活动，物质生产活动与物质交往活动决定精神生产活动与精神交往活动，相应的在社会结构中，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构中，物质生产活动是引发实践活动结构变化的原初动因，相应的在社会结构中，生产力是引发社会结构变化的原初动因，二者在逻辑上具有完全一一对应的特征。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劳动发展史是理解与阐释社会发展史的线索，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从人类的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这样的推论的正确性应是无可争辩的。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应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社会历史根本动力与最终动力的观点做出适当的修正。因为人的社会及其历史是以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发展及其劳动、实践活动能力的增强与提高才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的、最终的动力，社会历史就其基本趋势而言是上升的与进步的现象也才能够获得令人信服的合理性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与变化之所以表现为向上的发展，社会历史规律之所以表现为社会历史进步的规律，原因在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在广度与深度上是不断扩展的，人的劳动、实践能力是不断增强与提高的。虽然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也会出现暂时性的退化或倒退，但社会历史的总体面貌是呈现进步趋势的，因为人的实践活动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逆的性质，正如人类不可能从机器生产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一样，人类社会也不可能从现代工业文明退回到原始状态。

四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9

[关键词]不同层面；看待；构建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6-0329-01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随后又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总体规划与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站在历史层面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翻开其发展史，可以看出和谐与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重要目标，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基本取向。从孔子的“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到“大同书”、“天下为公”，都具有和谐的特性，至于儒家理想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则反映了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和谐。人类社会由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阶段的演进，就是一段不断走向和谐和新的更高和谐的历史行程。

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和谐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文明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片面和畸形发展的社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此不仅展望了未来的和谐社会，而且也指明了通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更新类型和更高层次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发展为基本要求、人民利益为核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整合社会的诸多方面，调节社会的各种关系，实现一种整体的、全方位的、科学的、人文的、长期的、根本的、稳定的、有利于发展的和谐。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

三、站在现实层面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探究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必然选择和结果，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使命在于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马克思主义和为其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极为重视探究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重视探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把实事求是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之“是”，就是规律。之后，邓小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它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后来的讲话中要求“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并提出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概念和观点。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中国共产党把探究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和发展始终为己任。

探究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进程中，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愈加深刻。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而将社会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目标。随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实质就是体现了和谐。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要求全党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近两年来，根据党中央明确指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全面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各方面都取得良好的效果。诸多方面的成果，说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及时性和必要性，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

三、站在实践层面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强化探究和尊重规律的意识；不断提高把握和运用规律的本领，真正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探究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由于规律内存于纷繁复杂的事物之中，隐藏于许多偶然性之后，正确认识和把握规律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勇于实践，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敏于发现，最终达到了充分认识的最高自由境界。

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尊重规律，重在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真正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大家知道，认识规律固然重要，运用规律更为重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宏大系统的工程，任重而道远。在这个建设途中，我们要充分运用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坚持科学态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尊重规律，重在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最根本的就是：真正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

3、坚持运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做得更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注重社会公正，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做到上述几点，才能取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胜利。

四、结束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不断认识规律和运用规律的实践过程。因此，我们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立足实际，着眼时代，面向未来，重在实践，努力认识、把握、尊重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科学、高效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发展的规律篇10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想，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总书记指出：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治

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特殊形态的群体社会，是按照一定的制度和规范运行的生活共同体。社会和谐就是构成社会这个总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各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

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政治关系和谐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政治表现。和谐的政治是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体现最大多数人意志的民主，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人民通过民主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达到真正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政治关系的和谐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①稳定符合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稳定是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关系和谐发展的社会。和谐的经济和经济的和谐发展为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和谐社会的经济，是充满活力的经济；是健康的经济；是能够促进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经济；是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和健康发展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经济；是遵守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规律，实现资源配置合理流畅的经济。经济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和谐的表现。

第三，和谐社会是社会关系协调的社会。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文化的和谐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而先进文化则是形成良好社会关系的底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动先进文化的建设，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素养，是形成良好社会关系，实现社会成员关系的融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最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生态关系和谐的社会。生态和谐是指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保持自然按照自身的生态规律正常有序地运转，实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处理好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达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和谐状态。

政治环境的稳定，经济关系运行的顺畅有序，社会环境关系的和谐，自然生态的保护等既是人的自觉行为，更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现代社会实践充分证明，仅仅依靠道德准则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的和谐运行是不够的，必须加强法治建设，用法律制度把和谐社会各种关系加以固定化，使其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二、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治的支撑和保障。

首先，法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法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建立并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法律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是通过发挥其规范作用实现的。

法治为和谐社会提供了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法律体系的完善，法律制度的健全，既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和规则，也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并以此约束、评价、指导和调整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各种活动。同时，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区分了可作为和不可作为，为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序提供了行为准则。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等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组织和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发挥自己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社会各阶层也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

其次，法治打击和制裁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行为。法具有国家强制性，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法治强制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制裁，促使和保证单位、个人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各种活动，处理各种关系，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办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是个长期的过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不和谐的现象，如腐败问题、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不和谐的现象不但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阻碍了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而且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必要的法律规范，依法打击和制裁各种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行为，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作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律，提高法律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程度。法律既为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利益的平衡器，一部好的法律能够紧密贴近现实并在各种社会利益和利益集团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保护社会主义建设有序进行。必须依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建设，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对于已有法律法规中不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内容，加以修订和完善，更好地发挥其法律调节器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对于需要法律法规加以保护，并为其提供行为规则，但相应的法律法规还尚未制定的，必须加快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尽可能把各种行为的规范和秩序的维护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受法律的制约、规范和保护，做到“有法可依”，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强制和保护作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保驾护航。

其次，法律建设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需要和运行规律的法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会更加迅速，对法律制度会提出更高要求，而法律一旦制定就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为使法律不“朝令夕改”，更好地适应发展了的经济社会的需要，法律除了满足现实的需要外，还应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有一定的超前性，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惟有如此，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律法规的需求，使法治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后，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增强法制观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制定法律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人们知法、懂法、守法，充分发挥法律在社会中的调节和平衡器的作用。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常识和法制观念。”②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普法，使全社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教育，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树立正确的权利与义务观，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良好的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法治的保障，法治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必须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的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