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论文十篇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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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畏、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同样，在世界史上，无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不息。从被法国人民誉为“奥尔良姑娘”的抗英英雄贞德，到出生入死，帮助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塔布曼，从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佛逊及其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到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党人制定的《国民公约》，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其表现可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也可以是默默无闻的奉献。在今天和平建设环境中，作为一名中学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利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理想教育的内容，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要帮助他们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自我，另一种是胸无大志，缺乏远大的理想。要教育他们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贡献与索取的关系。历史教学要通过大量的史实，引导学生从优秀历史人物身上吸取营养，从小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的理想。要使青少年逐步懂得：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受社会制约的。因此，个人的理想、抱负是以国家、社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个人只有为社会、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儒家历来重视修身养性，孔子主张“温、良、恭、俭、让”，“克己”；孟子强调“善养浩然之气”；诸葛亮重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刘备则主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他们莫不认为注重道德修养是做人之本。中国古代有许多清官，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两袖清风，为官清廉；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岳飞强调“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等等，都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

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呕心沥血27年，三易其稿，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为了实地考察维苏威火山而献出了生命；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察，创立了科学进化论；居里及其夫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实验设备，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发现了镭，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社会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也不限于以上几方面。深入挖掘内容，进行社会美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长期任务。

实施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在方法上除了应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程序、优化教学过程外，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应着重从两方面入手：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2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4]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5]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6]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这些著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7]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8]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10]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1]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史学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以下3条:(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2]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新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3]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说:“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14]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l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那些发展阶段?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1954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批判时，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展开了批判。不久，陈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人的史学思想及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戴上“反动”、“反马列主义”的政治帽子。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以个人治史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时，也受到“为什么不提马列主义这把最灵验的钥匙”的责难。1958年春，在陈伯达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始了所谓的“史学革命”，通过在史学领域大搞“拔白旗，插红旗”，使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和庸俗唯物论盛行一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18]

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一问题的研讨情况，更不可能就每种观点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下面仅就两三个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仍可从中感受到当时学术讨论的特点。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新建设》杂志1952年5月号即已提出，但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9]对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范文澜根据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民族”的这些特征，同时他又提出“独特的民族”的理论。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既不是国家分裂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较长，由此产生与欧洲封建社会许多不同的特点。民族可以形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20]另一种观点表示反对，反对的主要依据是: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的定义，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无法形成。他们认为范文澜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解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是不妥的。[21]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范文澜、吕振羽、岑家梧、翁独健等人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即自秦汉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版图和疆域便确定下来了。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起主导作用，其余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也都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将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朝划等号。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时间互相影响，友好共处，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了祖国。[22]孙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论据，存有明显的漏洞。“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他认为，凡在封建王朝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包括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以今大的祖国疆域来判断历史上汉王朝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荒谬的。[23]翦伯赞不同意孙祚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少数民族作为“外国人”看待。[24]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是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翦伯赞早在建国前就提出重视历史主义的问题。[25]建国后不久，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26]在这之前，范文澜也提出了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他还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27]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历史研究实践中出现了运用阶级观点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翦伯赞提出只有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28]

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相统一等。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后收入《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6年)。应当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讨论的，正当人们深入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时，戚本禹在1966年初发表文章，从政治上宣布“历史主义是对阶级观点的反动”，[29]从此“历史主义”成为人们不能继续研究讨论的“禁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继续展开讨论。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的教学计划中。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30]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3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召开了1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以及介绍史学理论研究新作的书讯。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同“文革”前相比，高等院校历史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陆续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宁可、汪征鲁合著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问世。此外，还有10余种版本的“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出版。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史学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一些老的理论问题，在“文革”前即已开始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深入讨论下去，“文革”后又重新开始探讨;其二是一些是以前从来没有涉及到，或很少涉及到的所谓“禁区”或“敏感”的理论问题;其三是以往较少涉及的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其四是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在“文革”后仍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张芝联提出应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区别后，引起较广泛的反响。[32]关于历史主义，论者的观点基本接近。许永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历史，根据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来考察历史，从历史的内在联系中找出历史的规律性，以向前看的态度去回顾以往的一切，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33]蒋大椿强调，不应将唯物史观、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割裂或相对立，而应将他们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历史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不能在用阶级观点来排斥历史主义了。[34]关于阶级观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往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成为历史研究唯一的研究方法，其后果是束缚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35]持相反的意见认为，阶级观点仍是分析阶级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不能认为政治上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方法也不能使用了。[36]

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关于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范文澜曾有论述，[37]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一些学者虽有分歧的意见，但似乎不是十分尖锐。当涉及到“忠君与爱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是否存在爱国主义”、“何谓民族英雄”、“是否存在代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英雄”等具体问题时，则明显存有多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范文澜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当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处于不同地位时，“忠君”的客观效果是不一样的。当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统治阶级的忠君爱国，与起义农民的爱祖国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但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忠君与爱国却存在一致性。反抗异族的侵略，基本上是出于对君朝的爱，这与爱祖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王继烈认为，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和祖先所赖以休养生息的土地家园的热爱，而忠君则是服从皇帝个人意志的“愚忠”，是一种封建道德。而当君主制度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桎梏时，忠君思想则明显起着反动作用。[38]李一氓同样认为忠君不等于爱国，特别是在今天，引用某些历史事件来颂扬爱国主义，这又恰是汉族爱国主义，显然会影响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39]一些论者认为，历史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不存在爱国主义。马寿千说，爱国主义是一种现代词汇，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东西。历史上的所谓亡国之君和忠君爱国，这里的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国家社稷，和今天说的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40]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认为，爱国热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在反对国内民族统治者的分裂割据和叛乱恣扰，反抗民族压迫，维护祖国的集中统一，推进民族融合，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感。[41]邓广铭、张希清认为，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可称为国家，在双方战争中应以站在正义或非正义一方，划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贼。岳飞、辛弃集、陆游等人是爱国者，而秦桧，则是最典型的卖国贼。[42]

对“民族英雄”这一概念的理解，存有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某人在历史上对某个民族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就是那个民族的英雄。不要因为他们曾侵扰过别的民族，而去否定他。[43]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犯，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杰出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邓广铭、张希清强调“外来民族”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在其斗争的历史时期内，互为“外来民族”;其二是指中华民族之外的外国民族。对发生在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的战争，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站在正义一方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44]白寿彝认为，民族英雄有两种: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英雄;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是在和别的民族的斗争中，或在本民族内部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45]

翦伯赞等人认为，在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中，不存在各族共同的民族英雄，因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46]。吕振羽则认为，在国内各民族对立斗争时期，可以产生各族共同的英雄。如岳飞所进行的抗金战争和活动，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既符合汉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女真人民长远的利益。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还有蒙、陈梧桐、郭预衡、邓广铭、张希清等人。[47]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和讨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算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已有200多年了;如果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算起，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半个世纪在我国的论战和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3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爆发;50年代及6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至今。从讨论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来看，都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白钢编著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前期以来至今的论战和讨论情况。他认为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的数量总计约在120篇以上，超出以往3次讨论之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之中最活跃的;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48]

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革”后讨论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史学规划会议时，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强调“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命题提出异议。同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刊、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意见大体可以概括成以下7种:生产斗争、生产力说;[49]阶级斗争说;[50]社会基本矛盾说;[51]合力说;[52]物质利益说;[53]客观的社会需要说;[54]人民群众说。[55]

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建国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文革”期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动的政治观点时，批判了“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出“只有奴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1980年，余霖、安延明著文《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奴隶创造历史”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只能导致混乱。[56]1984年，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指出时下流行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科学的。应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或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片面的。他还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源于苏联学术界，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在我国又发展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观点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57]黎澍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提出招致激烈反对的“新英雄史观”， [58] 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热烈讨论，促进了史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文革”后，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以往已涉及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史与论的关系”外，中外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史学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近年，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重点课题已有多项完成，其成果已公开出版。[59]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1993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广泛团结了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学者，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近20年来，一直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以追踪战后欧美史学新发展为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研究的重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方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其中涉及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深度不断加强。一些论者还就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60]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完成这些课题。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进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90年代，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就新社会史学、人口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文化史学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从每一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著作及代表性人物，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61]

其三，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为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则是在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它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

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0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既然它们对学科发展不曾产生什么影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昙花一现，理所当然成了过眼烟云。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它们脱离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学自身发展的实际，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选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王韬、黄遵宪、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生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成为社会的选择。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选择，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农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才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特别是“文革”后历经磨难的历史科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发展，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自己，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回顾、思考与展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相信其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将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践将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史学思维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相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2]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

[4] 梁启超:《自由书.成败》，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6] 朱希祖:《新史学.序》，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

[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

[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10] 温德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 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12] 转引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14]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16]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17]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页。

[18] 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1页

[19] 该文后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20] 章冠英:《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一些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21] 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主要有: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与范文澜同志和格.叶菲莫夫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官显《评“独特的民族”论》，《新建设》，1955年第5期。

[22]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第3卷第1期，1950年;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翁独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23] 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再论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2日。

[24]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25] 翦伯赞: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编者的话》，1948年9月10日。

[26]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9期。

[27]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28]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2期。

[29] 戚本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30] 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 《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1] 《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1966年6月3日。

[32] 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33] 许永璋:《浅论历史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34] 蒋大椿:《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5] 他石:《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李祖德:《论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求索》1986年第5期;孔立:《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

[36] 《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王慎荣:《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85年第6期。

[37]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8] 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39] 李一氓:《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40] 马寿山:《民族关系与历史剧》，《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1] 黄秉泽:《谈谈我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42]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3] 李桂海:《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独立政权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4] 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5]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46] 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l—2期。

[47] 参见蒙:《正确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陈梧桐:《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郭预衡:《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爱国思想的探讨》;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81年12月8日。

[48] 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7—278页。

[49] 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杨生民:《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50] 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漆侠:《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8日。

[51] 戎笙:《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金景芳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汤再林:《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52] 伍宗华、冉光荣:《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宋士堂、李德茂:《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光明日报》，1980年1月15日;陈依元:《简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80年第1月15日。

[53] 丘成羲、高秀波:《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严钟奎:《人类的物质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54] 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55] 俞兆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江西日报》，1980年3月6日。

[56] 余霖、安延明:《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文汇报》，1980年4月25日。

[57]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此外，黎澍还多篇著文论及此问题，见《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8] 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蒋大椿《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张云勋《历史合力与历史动力》，《江淮论坛》1986年第3期;郭祥瑞《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黎鸣《历史是创造者创造》，《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

[59] 这些成果主要有:罗风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陈启能、于沛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罗风礼著《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启能、于沛、姜 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3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4

[关键词] 历史与社会 课堂教学 史味

所谓“史味”是指用历史的语言解释历史，用历史的思维分析历史，用历史的眼光评价历史。历史味，首先应该是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教师深厚的人文学科素养，包括历史知识的丰富，学科语言的规范，历史思维的缜密。其次历史味集中且鲜明的体现则是展现给学生的趣味与神秘，趣味启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神秘引导学生探索历史知识的渴望。八年级《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要增强“史味”，其策略如下：

一、树立“历史”意识的树立与揭示

1、树立“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即是人们对历史事实、观点、理论的再现能力。这种再现，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中进行的，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相联结的。学习历史，接受历史教育，应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中体验，考察演进的社会，并不断与现实对话，不断从现实中寻求历史规律的延伸轨迹，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现实社会的变革。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意识是将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之企望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心灵活动。”

学习历史，决不能停留在记住一些年代、人名、地名和事件上，“历史教学并不是单纯地传递历史知识而已，同时透过教学活动，对历史因果的分析、历史人物的介绍和评价，以培养学生分析、批判的能力，获得正确的历史观念，从而产生历史意识”。

例1：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目教学中，在学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史实后，采用这样的结尾：远离野蛮，远离战争；呼唤文明，呼唤和平。这是生者对死者的告慰，这是生者对后来者的承诺。国耻不能忘！我们纪念死去的冤魂，是为了铭记他们的不幸；我们纪念死去的亡灵，是为了整个人类永久的安宁……相信这样一定有利于培养学生成为面向未来、放眼世界的新人。

2、揭示基本的“历史概念”与历史阶段特征。

“历史概念”上承历史事件，下联历史规律，是史实与规律间的中介和桥梁，具体历史概念的理解与阐释是新授课教学的重要任务。历史阶段性特征反映的是特定阶段历史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趋向，把握历史阶段性特征，主要有两个要求，一要“准确”，即能在全面认识历史知识体系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归纳概括；二要“延伸”，即注意阶段特征间的联系与区别，把某一历史阶段特征纳入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加以动态考察和把握，保持历史教学的连续性，使历史阶段性特征成为通向历史规律的“阶梯”。

例2：1500年以来的历史，是人类由分散隔绝状态进入整体发展的一体化过程，其主线是现代化。何谓现代化？这一历史概念必须向学生诠释清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称为现代化，又称近代化（或工业文明），主要标志是经济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政治民主化，追求民主、平等、法制等；还包括教育、军事等现代化。

例3：八年级第五单元学习结束后，应帮助学生把握16世纪前后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特征：西方——政治上资本主义民主制确立，经济上向工业文明迈进，思想文化上追求自由、民主与科学，对外进行海外贸易；而明清时期的中国——虽然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社会经济也继续发展，但皇权高度强化，不计经济利益的郑和远航，人民没有自由与民主，国家日渐闭关自守……让学生明白盛世的繁华背后隐藏着危机，表明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融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主流“史观”

历史结论形成的思维过程包括“论从史出”和完善、发展的过程，历史结论和形成结论的思维过程有内在的统一性，掌握历史结论形成的思维过程比掌握历史结论本身更重要。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总是习惯把自己思考的结论展现给学生，而学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老师为什么能得出某种看法？这正说明我们仅仅展现给学生思维的结果，没有展现给学生思维过程，学生只有掌握历史结论形成的思维过程，才能透彻理解结论，进而完善结论、发展结论，甚至可推翻原有结论，形成新的结论；才能够培养学生主动的质疑精神、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如果学生经过学习之后，只是熟悉了一些现成结论 并对这些结论确信无疑，这是对学生思维个性压抑，也是教学的失败。因此，在教学中要养成“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习惯。

为此，我们要借助一些理论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意义建构，把纷繁复杂、零散的历史知识穿成线、连成面、结成体，使具体的史实焕发出思想的光芒，从而感受历史的价值与魅力。教师应尽可能的了解史学新观点并加以教学的有机融入，才能体现历史学发展趋势，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方法、历史意识与国际意识。当前主流史观有：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

1、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就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重点则放在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认识上。文明史观认为，一切文明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并相互交织、渗透和转化，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因此，一切文明都应得到承认和尊重，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应该是平等的、开放的、兼收并蓄的。

在这一主流史观的引领下，教学过程中对历史发展的观察角度与总体认识也应随之调整变化。

例4：对中国古代社会要重新认识，以文明演进史取代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史，不再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作为基本线索，而是将中国古代史划为史前时代（其时间段大体与过去的原始社会相当）、文明的起源（其时间段大体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夏、商两代）和农耕文明时代（其时间段起自西周，结束于鸦片战争前）三个历史阶段。具体提法发生变化，如将明清两朝称之为“专制皇权高度强化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而不再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时期等等。

2、现代化史观（又称近代化。

现代化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历史，其内容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智能化，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大众化等。

“现代化”的进程最早开始于16世纪的西欧，之后不断向全球扩散，直到19世纪末，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与北美以及亚洲的日本。广大亚非拉地区的现代化尚未真正启动。进入20世纪后，东欧和亚非拉一些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二战后，更多的国家开始将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到20世纪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主动加入或被动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因此，“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必然进程”。

中国是在内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受到欧美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开始改革向西方学习，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在课堂教学中要加强现代化史观的运用。

例5：中国近代前期，推动政治近代化进程的三件大事，我们该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掀起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探索活动？应引导学生从以下角度把握：

A 这些探索在当时都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机，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推动近代化（政治民主化），是爱国进步的；

B 失败的原因有许多，但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没有强大的反封建势力即资产阶级力量，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因此只有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才能真正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

C 尽管屡受挫折，但每一次的尝试，都使中国在顺应工业文明之路上前进一步，为下一次的尝试奠定基础。

3、全球史观（亦称整体史观）。

全球史观是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它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横向、整体发展的历史，强调友好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教材也试图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中国发展与世界的关系。 转贴于

事实上，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缺少了中国历史，难以看清世界历史的全貌。同时单独学习中国历史，只从中国内部自身的发展考察历史，不利于正确了解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工业社会来临之后，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整体世界的制约。树立“全球史观”，可以把中国的文明进程放在世界文明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明的演进历史。

例6：八年级第五单元学习了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诞生了近代科学，引导学生思考：中国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例7：八年级第六单元学习了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引导学生思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后对中国有哪些影响？（从建设性和破坏性两个角度分析）

三、树立人本理念，发挥史实价值之光

聂幼犁教授说：“从根本上说，中学历史学科的课程目标是要让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认识生存现状，不是为了学习历史专业知识而是为了提高生存智慧，不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为了开拓未来。”

历史与社会新课程三维目标中，关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是这样阐述的：关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志向，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关心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崇尚科学的态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及终身学习的愿望；执心社会公益活动，依法行使公民权利和义务，树立民主与法制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

可见，《历史与社会》是一门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铸造民族精神为宗旨的文科综合课程。作为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发挥本学科的社会功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通常的做法：

1、发掘历史材料的人文性（或育人价值）。

历史与社会教材中不乏优秀的人文素材，教师应尽可能发掘其中内容，由古思今，赋予其新的人文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例8：学习文化史、思想史、风俗史等内容，引导学生认识人类智慧力的伟大，产生对人类文明的敬重感，从而激励学生对知识的热爱，更加努力学习；学习抗争史，一方面引导学生更珍惜生命，呼唤和平；另一方面从为真理、正义、国家而献身的历史人物身上感受责任意识、奉献精神等。

2、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发挥历史的借鉴。

培养学生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当今世界，认识现实生活，或是在古今关联中继承优秀传统，汲取精神营养，悟出某些规律性认识的能力，既是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又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教育实践证明：学生对那些自己能意识到的对实际生活起作用的知识最感兴趣。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努力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以史为鉴。

例9：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三课《屈辱的岁月》，《南京条约》有关五口通商的内容学习，可以与我们现在对外开放进行比较。在比较中不难感受一个国家主权独立的重要性。

3.在时政热点的感悟中，寻求历史价值的导向性

时政热点即当前国内外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闻。《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结合时政热点既是历史课紧密联系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有效渠道，又能弥补教材相对于形势发展滞后的不足，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有利于起到历史价值的导向作用。

例10：八年级第四单元第二课《盛世文化》学习时，可引入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场景，感受汉唐盛世文化，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进一步结合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及开放的世界意识。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陆国琴.走进历史，感知社会——浅谈《历史与社会》课程资源利用， 教育科研。2006，（9）.

[3] 董国华，王明珍，刘思远.灵活应对《历史与社会》中考有效方略ABC。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6）.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5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6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文革”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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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7

[关键词]西方历史哲学 历史界限 马克思 资本批判 变革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25-06

任何历史哲学都具有自身的历史界限，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哲学都能自觉到这一点，而且，某些历史哲学为了强调历史的一般性而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自身的历史界限，以致成为了“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就是如此。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虽然意识到了历史的主体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但由于不了解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实践本质而并未能真正明确其历史界限。只有马克思历史哲学真正实现了哲学史上明确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即通过把历史哲学还给“历史”本身，真正开辟出了一条使哲学与历史融为一体，把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全新历史哲学道路。

一、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超历史”论证

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的西欧，并且是以“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这种理论形态问世的。所谓“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就是从某种抽象范畴出发对人类历史进行先验、抽象的描绘、设计、理解和说明，即遵循历史之外的尺度来编纂和理解历史的哲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

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之所以兴起于18世纪的西欧，主要在于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既向人们提出了从整体上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客观要求，又向人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历史的经验材料与宏大视野。而传统西方历史哲学之所以沿着“超历史”的思维路向发展，除了古希腊哲学的“超历史”思维传统的影响之外，主要在于人们未能洞察资本逻辑的历史暂时性而局限于狭隘的资产阶级视野对历史作了“超历史”的论证。因此，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实质上提供了一种维护资本逻辑的历史观。

在西方思想史上，被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柯，从反对笛卡尔学派的历史怀疑主义出发，首先创立了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维柯肯定了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类获取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但这却是以发现“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1] （P9） 为理论旨趣的。因此，在维柯眼里，各民族的历史不过是“天神意旨”所安排的“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的螺旋式复演（归）过程。

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从抽象的理性出发来说明和理解人类历史，创立了历史哲学的理性主义体系。无论是首次提出“历史哲学”概念的伏尔泰，还是杜尔哥、孔多塞、孟德斯鸠以及爱尔维修等人，他们都把人类历史抽象为了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过程毫无关系的理性进步过程，即把抽象的理性当作理解和编纂历史的唯一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言：“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2] （P229）

康德则在充分肯定启蒙运动的基础上，把理性改造成历史理性，建构了一种“普遍历史观念”。康德用“allegemeine Geschichte”一词来表述“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即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3] （P18） 就是为了给人类解释历史提供一种“超历史”的“指导原则”。

在康德看来，历史发展以“自然的合目的性”为先验基础。历史进步不过是“自然的计划”的实现。人类的自然秉赋――“人类社会中的对抗性”[3] （P6） 是历史进步的根据。这种“对抗性”，亦即理性的内在矛盾。大自然通过赋予人类以理性，即通过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 （P8） 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和全体人类的共存共处，从而保证自身计划的实现。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即从“各民族的联盟”进入“世界公民状态”，就是所谓普遍历史的形成。“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3] （P18） 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历史的“范导性”原理。

黑格尔在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基础上，通过把历史归结为哲学的历史，即理性的自我外化、自我否定、自我复归的过程，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思辨表达。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理性不仅支配世界历史，而且也认识世界历史；理性不仅是历史本身，而且是历史的自我意识。他断言：“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4] （P8）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绝对理性自我异化以及扬弃这种异化的具体现实。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绝对理性的线性逻辑链条。“世界历史民族”或者“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作为绝对理性发展“阶程”的世界历史的起点。换言之，“世界历史民族”和“民族精神”是“精神”具体展示自身意识和意志的“现实”。所以，世界历史行程表现为“精神”从东方到西方的世界漫游。民族精神的更替是普遍的“精神”在历史上提高并完成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自我理解的“总体性”过程。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不过是“无人身的理性”的逻辑发展的结果。这样，黑格尔也就将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理解历史的“超历史”思维路向推向了顶峰。

不难发现，把历史看作某种实体根据某种终极目的或遵从某种普遍计划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并通过对人类生活“过去”的一般回溯与逻辑追认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永恒性，是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全部秘密。把“历史”抽象为与“现实的历史”无关的“过去”，并从纯粹客体角度来看待“过去”，遮蔽历史呈现自身以及历史认识得以展开的历史前提，从而实现对历史的思辨构造与说明，是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因此，一旦人们注意到历史是“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在时间中的展开，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就必然走向破产。

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范式

随着历史的经验材料的增加以及历史学的专业化发展，人们对黑格尔推向顶峰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越来越反感，因而通过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开辟出了新的历史哲学道路。这就是西方历史哲学的现代转向。西方历史哲学的现代转向主要包括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两种基本方向。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则又大致可区分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基本范式。

（一）实证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基本观点和特征集中体现在其创始人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中。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也就是孔德所谓的“社会物理学”，即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并通过经验归纳和数学演绎方法来探寻社会历史规律的实证科学。

孔德指出：“人类生活的现象虽然比任何其他现实更加可变，但同样服从不变的规律。”[5] （P40）“这条规律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历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6] （P25）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把实证主义精神看成了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在孔德看来，人类精神发展的进程与文明史的进程是一致的。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包括军事时期、过渡时期和工业时期三个阶段。精神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而实证主义则是人类历史进步的真正基础。这样一来，孔德就把历史进步与精神发展等同起来，用精神逻辑的先后次序来取代了历史的先后次序。[7] （P176） 这就是孔德“社会动力学”的主要内容。

同时，孔德还借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观点把社会描述成一个有一定结构秩序的有机统一体，建立了“社会静力学”。在孔德看来，社会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社会内部各因素相互依赖的纽带证明了社会整体的优先地位。因此，研究社会必须研究作为社会整体的各组成要素的密切联系和变化，并发现其永恒的社会结构秩序。由于社会结构秩序是由社会总体伦理精神决定和控制的，因而只要以实证科学为基础来建构社会总体伦理精神，摧毁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就能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样，孔德又把实证主义作为了理解和编纂历史的方法论基础。

应该指出，孔德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对历史的经验性以及历史知识的可实证性的强调，对于克服历史研究的思辨性以及使历史研究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发挥了积极意义。然而问题在于，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并不了解历史的实践本质，它把实证科学精神抽象为历史本身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把历史了解为“实证精神史”，将实证主义方法夸大为唯一可靠的历史研究方法，将实证主义抽象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不仅没有摆脱对历史的“超历史”理解，而且也未能真正明确自身的历史界限。

（二）人文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拒斥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失败，促使一批西方哲学家另辟蹊径，从人的生命意志、价值追求、文化环境等角度来理解历史问题。这就是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兴起，而尼采、狄尔泰、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等人则是其理论先驱。

在尼采看来，历史学的形而上学化以及实证化和数学化，使人们失去了历史意识，从而类似于动物停留在“最狭隘的视界中”。[8] （P2） 尼采主张建立一种反映“生成的文化、强有力的生命之流”的历史观。他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对黑格尔形而上学以及实证主义的批判改造。第一，通过论述“上帝已死”与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的人的生命活动，阐明人类历史的非决定性倾向；第二，通过探讨并确认历史过程以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用“主观的任性”打破了历史观念的形而上学性；第三，通过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不断生成的文化和人类强有力的“生命之流”，把历史进程看作非机械的“变化”与有目的的“同一”。[9] 这就是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萌芽。

狄尔泰则通过探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奠定了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雏形。按照狄尔泰的观点，历史科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是对人们的“内心生活”的揭示，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基于此，狄尔泰把历史认识视为一种循环解释：历史事实的意义通过研究者的解释得到揭示，研究者的解释则以对研究者精神状态的解释为前提。在狄尔泰看来，历史科学是对历史思维的分析，而历史思维则包括自传、传记和历史编纂学三种形式，历史研究就是就这三种形式作为相互补充的手段来使用的。这样，历史思维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编纂学。狄尔泰所谓的历史编纂学，就是对“客观精神”和各种“精神的客观化”的研究。所谓客观精神就是指客观化的精神，诸如建筑物、工具、书籍、艺术品等等所构成的总和，它们构成理解人类历史的前提。至此，狄尔泰就把历史完全变成了一部精神史，为后来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观点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弗莱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以“价值”为核心改造了人文主义历史哲学。文德尔班极力强调历史研究方法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并认为维持历史科学的自主性和独特性的关键，就在于把个人的心灵“直观”当作历史思维的主要形式。李凯尔特则把历史学作为哲学赖以发展的依据，并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结晶于历史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在李凯尔特看来，价值是划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准，没有价值就没有历史科学。因此，价值评价的普遍有效性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的前提，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普遍有效性是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的基础。这样，弗莱堡学派就通过否定历史过程的客观性，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推到极端，进而将历史与历史认识抽象地等同了起来。

显然，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通过模糊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差别，并致力于对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相对性的论证，将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从历史本体论转到了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如果说实证主义范式还带有较强的历史本体论色彩，那么，人文主义范式则把研究重心真正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正如沃尔什所说，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通过赋予“历史”一词以两种含义：即（a）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与（b）人们对它的叙述和说明，把历史哲学区分为了思辨的与分析的或批判的两种类型，并从前者过渡到了后者。[10] （P7） 威廉・德雷指出，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反，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11] （P1、2） 而科林伍德则借布莱德雷的观点指出，“历史知识决不是单纯消极地接受证词，而是对证词的一种批判的解释；这种批判就蕴含着一种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历史学家带到他的解释工作中来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标准就是历史学家自身。它很正确地主张，接受证词就意味着使见证人的思想成为历史学家本人的思想。”[12] （P203-204）雷蒙・阿隆认为，“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13] （P95） 也就是说，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任务在于通过分析或批判史学家先行植入的价值观念以及表达方式来把握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应该说，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历史认识的历史界限。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转向把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及其表达方式抽象为历史认识的历史界限时，忽略了史学家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历史”对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及其表达方式的决定作用，从而并没有真正明确自身的历史界限。

三、马克思历史哲学：明确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

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不同，马克思历史哲学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来探索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和趋势，实现了明确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

诚然，马克思历史哲学也是在批判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过程中创立的，但它的理论任务既不是发现和证明历史发展的普遍计划，也不是探讨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而是科学地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因此，马克思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规律与趋势的探索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构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

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们的物质生产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使历史与历史认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生产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4] （P81） 也就是说，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决定着人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和说明。因此，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在时间中的展开；而对历史的科学研究则不过是对这一过程的不带任何神秘和思辨色彩的实际描述。但是，科学描述这一过程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作为“过去”发展结果的最现代、最复杂的社会形式，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通过对以往社会形式的改造与为未来社会形式的形成创造条件，以浓缩的形式现实地将人类生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呈现到人们面前，而且现实地制约着人们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理解。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以“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为基石，将其理论视域锁定于“资本批判”，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创立了一种明确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形态。这一点分别通过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体现了出来。

（一）从历史本体论角度看，马克思历史哲学把对以现代工业实践格局为基础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互动关系的探讨，作为了历史本体论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无疑包括“过去”，但并不等于抽象的“过去”，即档案馆里的历史记载，而主要是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以现实的实践格局为基础的“现实的历史”，即现代社会。把历史抽象为“过去”，无异于把“现实的历史”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个人”从中抽象掉，从而把历史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其实，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人类生活的“过去―现在―未来”经由物质生产方式的传承与变革而被统一纳入了人们当下的生活世界，即“现实的历史”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断言人类历史一开始就表现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彼此制约与互动的过程。“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5]（P80） 而这两重关系则表明人们一开始就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15] （P81） 也就是说，历史与自然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媒介的矛盾统一体，并随着各个时代工业实践或快或慢地发展而不断改变，以致在现代工业实践中得到了集中展现。因此，以现代工业实践为基础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彼此互动过程，构成为历史本体论研究的基本内容。所以，马克思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人们生活的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并且“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5] （P80） 这样，马克思历史哲学也就把现代社会明确为了自身历史本体论的历史界限。

（二）从历史认识论角度看，马克思把剖析现代物质生产方式作为了深入历史深处认识历史的逻辑前提。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认识历史，同样历史也制约人对历史的认识。因此，人对历史的认识并不游离于“现实的历史”之外，相反，它是以对人生活于其中的一定物质生产方式的理解和把握为前提和界限的。简言之，人们的历史研究受到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历史的制约。“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14]（P83-84） 这就是说，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实质上是对它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媒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的“历史性”把握。因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5] （P92-93） 所以，对经由物质生产方式所媒介的历史（包括自然与社会以及人们的观念），既不能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不能从抽象的观念去理解，而必须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一定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去理解。换言之，现代物质生产方式既是历史呈现自身的现实基础，也是深入历史深处认识历史的逻辑入口。这样，马克思历史哲学也就把现代社会规定为了自身历史认识论的历史界限。

（三）从历史方法论角度看，马克思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作为了他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但是，“辩证法的叙述方式，只有在它认识到它的界限的时候，它方才是正确的”。[16] （P240） 而“辩证法的叙述方式”之所以需要明确其“界限”，就在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不仅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而且始终从人类实践的时代格局出发来批判观念、范畴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从而把观念、范畴看作历史的产物。即，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实质上是一种明确了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性”方法。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17] （P24）

在马克思看来，对过去与未来的理解，都依赖于“对现代的正确理解”。[18] （P458） 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社会生产形式，是现实的“过去”与“未来”，从而提供了理解整个历史的“钥匙”。透过那些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既能够透视过去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而且也能预测未来社会形式的发展趋势。尽管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离不开对以往社会形式的回溯以及在“显微镜下”观察资本主义社会，但“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18] （P458） 因为，“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形成史”，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即“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18] （P456） 作为“结果”的资本以自身为前提，不仅把“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18]（P458） 作为界限和限制加以摧毁，而且还开创了以自身为轴心的“世界历史”。但是，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自身性质的界限，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永恒的自然形式”与“永恒观念的化身”，[16] （P240） 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包含着向新的社会形式过渡的革命因素。换言之，“世界历史”并不是黑格尔那种丧失了时间性的、封闭的精神化的历史。“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7] （P28） 资本在历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并没有终结“历史”，相反，它必然促使“世界历史”超越其“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通过正确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来透视整个历史的方法，也就构成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即“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19] （P24） 这样，马克思历史哲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规定为了自身历史方法论的历史界限。

不难发现，马克思历史哲学通过把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理论视域锁定于“资本批判”，实质上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明确确立为了自身的历史界限。这样一来，马克思历史哲学不仅澄清了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同构性，而且真正开辟出了一条使哲学与历史融为一体，把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全新历史哲学道路。这既是马克思历史哲学超越于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关键之点，也是它优越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地方。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20] （P38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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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格尔. 历史哲学[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5]刘放桐等. 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洪谦主编.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参见哈多克. 历史思想导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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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彭卫. 论尼采的历史哲学[J]. 学习与探索，1995，（2）.

[10]参见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参见威廉・德雷. 历史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88.

[12]科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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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五分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意义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观察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趋势并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指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发展，并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优势，符合马克思所阐明的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深入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用世界历史理论看“中国道路”，对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及其世界历史性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系统的阐述其“世界历史”思想，并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命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通过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深刻分析，又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所指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1]在这里，马克思赋予了世界历史的深刻内涵。

第一，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生产力和交往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是民族的、地域性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生产力较为落后，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足以打破限制民族普遍交往的隔阂，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生产力的发展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方式的变革、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

第二，世界历史使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跨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整个世界市场由资本主义国家占领着。一方面，这种“跨越”加速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发展。世界历史形成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的影响下，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很多民族和国家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的甚至直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另一方面，这种“跨越”使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道路”的抉择

中国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便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质疑和互动，并在这种质疑与肯定的交织中不断发展壮大。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看，“中国道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潮流中产生、发展以及不断前行，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也充分彰显“中国道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一）“中国道路”是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前的旧中国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小农经济成分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力的水平尤为低下。并且，长期封闭的状态导致缺乏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政治落后的清王朝基本上是与世界先进文明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境地。伴随世界历史的发展，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工厂制度，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而向全球扩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资本以最野蛮、最血腥的形式叩开中国大门，把中国强行拽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与此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性质和发展方向，也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中华民族经过艰苦探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世界历史的发展充分彰显“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世界历史不断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愈演愈烈，进而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了历史必然性。十以来，党带领人民成功走出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将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致力于促M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国家。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初步地打破了资产阶级主导下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桎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历史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动力。

三、“中国道路”具有深厚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必然产物。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新路径，为世界上后发国家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观察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趋势，并科学地预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是共产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社会主义道路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一度使得这种代表着人类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的运动陷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高呼“社会主义破产”，就是在“意识形态终结”等论调甚嚣尘上之时，中国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功。“中国道路”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选择，中国既服从世界历史性的选择，同时又要有中国特色。随着苏联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历史性关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历史史实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立足本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探索多样化、民族化的发展模式，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9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就目前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而言,虽然做了不少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是研究力度还是比较贫弱,原因主要是还没有达到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的阶段,即对历史进行研究所需的一种适度的历史距离,因而很难获得一种历史视域来提升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尽量减少偏见。虽然作为批评的现代美术史也还是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批评家更多的知识装备是用来应对现实的美术创作问题,主要关心的自然是艺术本体,这样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艺术史观点和美学说服力,却很容易成为一种知识主张而不是一种学术洞见。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作为解释学的美术史状态,对研究方法论的引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在少有的几部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着作中,郑工对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尝试。他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经过一番转换的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他说“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自设自叙”,而其叙述框架则涉及两个基本命题:一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二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内发的多向歧生的模式系统”。他把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多个“共在体”置入动态交换的现代性情境中来研究,提出“外来冲击-内部反应-结构整合”的理论分析图式,并充分注意现代美术发展中的非主流因素,并且认为“多模式的共生,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成为连续性的行为”

郑工的方法是首先将现代中国美术现象予以客观对象化,然后再作经验观察与分析,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审视,避免了作为批评的美术史常有的价值判断。应该指出的是,郑工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语部分还是很坦然地申诉了他对于现代化理论方法选择的理由及其文化立场,虽然对50-60年代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理论作了不,不过毕竟难以去除那种无奈的感觉。显然,郑工在进行方法论修正的时候,我想或多或少借鉴了德国古典社会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理论。特洛尔奇关于现代原则的历史构成的差异性以及带有历史发生学性质的类型划分理论框架,其要旨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绘,从历史的具体性来切实把握现代原则的本质,透过类型分析避免进步论历史观,即不把历史中出现的思想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进步式的推进,另外还把社会层面与思想层面的事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是一种采用历史动态描述的现代结构分析方法,它将现代结构与现代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确实可以为中国的比较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借鉴。(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62-19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1版。)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衷主义态度的表现。它一方面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同西方的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自设自叙”,其方法是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是一种研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说服力,因此,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它自身问题域的限制,并不能解开中国现代美术史实际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它无法进行一种历史的“深描”,(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更没能挖掘出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动因和文化动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结构-形式主义方法,“现代性”成为一种历史理念,成为“艺术意志”,既是动力又是目的,在这里,“形式”等同了“内容”。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再一次以否定的方式现身。

尽管如此,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我之所以要对它作一番辨析,就是企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寻找解释中国现代美术更深刻更有效的方法途径奠定基础。透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我们探测到一种现象,即在当今强大的西方理论压力下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诉求的动机、目的和愿望。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西方中心主义是需要破除的话,同样中国中心主义也存在危险,而文化相对主义则更是没有出路。因为中国现代历史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已经置入到一个世界性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全人类的文化思考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以及设计中国及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是需要一种气魄和责任来重新参与创造和建构人类的新文明。对于现在,我们需要文化交流和对话;对于历史,我们需要文化比较与互识;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共同探讨。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不会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而是转化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世界性”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乐黛云就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序中说,走向世界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她引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走向世界是不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走向自己的深处。”她解释说,“‘走向世界’与‘走向深处’其实是一个辩证过程:只有以世界的眼光,从现代人的全球意识出发,才能看清‘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推动世界文化向前发展。”(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从乐黛云的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设问方式的可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属于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注: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但是,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在试图寻求某种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和理解的真理性。在他后来的反思中,他讲到了“冲击-反应”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的概念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不适合,他说:“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费正清对于自己研究概念框架的调适,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理解的渴望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有意思的是,费正清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认,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虽然他这一反思的目的旨在服从于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便对其模式进行修正,他或许觉得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把握中国历史的现代演变更有说服力,但是无意中却透露出一种比较文化思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 费正清这一番话是值得进行多方面阐释的。如果按照“东方主义”的理论来看,中国似乎只是费正清所想象的“他者”,但实际上,他也通过“他者”重新想象了自己。仅就他用“文化”来限定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这一点来看,事实上,他毕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看到了中国有着独特文化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用“文化”来限定而是突出了“文化”本身。对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西方历史的深层动力是政治民族主义,而在中国则是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是“冲击-反应”的结果。他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是抵抗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国家重建的意识形态。费正清虽然透过中国研究看到了“文化”这一独特事实,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他毕竟只能从外部来理解中国,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一点上,他离中国和中国文化确实还很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的“中国研究”其目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又如何来研究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真正脉搏?历史研究除了合规律性之外,是否还有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不论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来说,乐黛云所持的比较文学(文化)的立场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才有可能解开这历史之谜;我们只有回到“人类”问题本身,我们才可能解开人类历史之谜。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重建不仅需要对历史理论进行反思,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批判作为基础,同时还要引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才有可能。

二、从“历史符号学”到辩证历史符号学

“历史符号学”是旅美学者李幼蒸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在同名书《历史符号学》的导论部分对这一概念给予解释。他开篇就从跨学科的角度直面学科分界的问题,他说:“表现形式比较含混的历史话语和研究比较精密的符号学理论话语之间的特殊联系和互动关系,反映出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方法论探讨的最新可能性。与作为真正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作为准精密科学方法论的符号学是以语义含混的人文话语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虽然更为精密,却难以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历史话语和符号学理论话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他还对人文科学研究者提出了理论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因此他认为,对于当代国际学术最具影响的东西比较史学研究特别是中西史学深层比较研究来说,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是必要的。他将历史理论与符号学进行跨学科的理论重构,从而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并提出“历史符号学”这一标新理论。他说“历史理论今日已成为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中心部分。可以说‘历史符号学’则在此部分中占据着最关键的地位。历史符号学既是人文科学理论的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比较史学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理论探讨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理论试图站在当今世界学术的前沿视域,同时以强大的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以中国深厚的传统史学如中国考据学为基础,对中西史学理论方法进行重构,其目的主要是想摆脱研究视域的时代狭隘性和地域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开放的视野,并在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来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总体的未来,通过中西和东西学术全面互动逐渐形成世界性的新型学术共同体。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李幼蒸看来,“历史符号学”与作为最高层次的符号学理论系统的“一般符号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一般符号学的功能作了运作方式的限定。其一般性和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历史”的全域性、全科性上,而且表现在“历史”的经验性上。他认为,“历史符号学”名称中的“历史”涉及两层含义:经验的全域性和对象的实在性以及史学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符号学不仅是对20世纪以来各种哲学流派包括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构语言学和信息论、系统论等进行融会贯通而综合形成的一种全面整合化的理论,甚至还要成为一种永远“超”、“跨”现存及新生学科的运作原则系统的代称,(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中的“导论——‘历史符号学’的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这不仅反映了将“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看待,同时还反映了他有意向本体化转移的学术追求。在我看来,实际上,从整个《历史符号学》一书来看,他更多的还是把“历史符号学”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论来看待。

应该承认,“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建构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他提出的三级历史理论模型,即从常规史学到史学史再到第三级的历史理论,使之成为对人文社会知识全域进行“鸟瞰”、“解剖”、“综合”、“地界重划”的最佳场地,因而可以从“历史理论”基地“望”社会人文科学全域。特别是涉及跨文化研究时,高层次的理论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传统的史学而言,他除了仍然重视考据学之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或语义学的“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和“叙事”(narrative)这些核心概念尤为重视。他甚至还把中国的“古史辨”大家顾颉刚推为中国第一位“历史符号学家”。他认为顾颉刚思考的许多问题均与当代史学理论课题不谋而合,广泛地涉及到语词表达、指称、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各方面,其方法远远超出了清代“辨伪”传统。在他看来,顾氏的思考方向是语义学的,因而也是符号学的。不过,李幼蒸除了肯定并转换了顾氏的理论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或符号学研究还应该包括一门中国史学特有的“历史叙事学”。总而言之,他提出“历史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文本批评”学和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他认为,透过这一方法论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细致地区分古代典籍中求真的部分和意识形态“功用”的部分,对于历史话语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历史叙事学”而言则通过历史事件编叙程式来透析出史实的“实证性压力”、知识性限制和意识形态框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实质。(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23-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的操作应用在他最近出版的《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最能反映出

来,他主要是从横向共时面的角度来进行语义学分析,同时对理论体系的语义学变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他说“一般来说‘儒学’指‘四书五经’系统,其存在具有综合的史学内涵,而仁学为独立的思想文本。因此不妨比喻说,仁学是‘横向’存在的,是纵向历史中的横向存在,而儒学是‘纵向’存在的;仁学是伦理学思想系统,而儒学是社会文化史过程。”他还说“我们将仁学与儒学区分开来,首先可以使孔子思想和中国两千年儒教政治史分开,两者成为虽相关而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结果不仅有益于古典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未来文化学术创新的事业。一个直接的益处是使传统仁学和现代‘反封建思想运动’可以彼此兼容一致。一方面,只有仁学,而非传统儒学全体,才能有进一步参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注: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的“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历史符号学”的工具价值在这里确实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因而也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来源于“理论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是李幼蒸通过对西方现代符号学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并进行了综合的一个理论成果。他甚至把“理论符号学”称之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语义学研究”或“文化思想普遍语义学”,并认为,作为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价值统一问题的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应占据学术首要地位。因此,符号学在人类全面技术异化的危机中更应担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的“再版序”,第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的所有理论进行了重构,组成由“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构成的三大理论板块,并对这三大板块的符号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理论界定。“语言符号学’包括语言结构、语义结构、话语结构三个部分,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而且把它视为符号学理论的硬核,是符号学和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交汇面;“一般符号学”强调了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环境分析的关联;“文化符号学”则是探讨对文化思想所进行的符号学分析,既涉及文化思想深层结构的解剖,又涉及人文话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它将符号学与哲学、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联结到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仅只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疏理,似乎没有什么创新,而实际上却是一次理论重构。如果说,语言学主要包括语形学(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三个部分的话,那么,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三大板块就是对语言学三个部分所进行的拓殖和重构,但是,从三大板块的关联来看,与语言学的三个部分的内在关联显然有着同构性,因此,实际上它照样依循了结构主义早期从语言学扩展到一般符号学的逻辑。它一方面对语言学进行了拓殖,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抽象,从而将符号学转化为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它显示了与德国哈贝马斯的社会语言学认识论和阿佩尔的语言学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不同,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结构主义性质的。因此,以这样的理论符号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再转移到历史研究领域,自然也就难以摆脱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阴影。这也正是“历史符号学”之所以重视“文本”、“话语”和“叙事”并把“历史话语”的语义学作为主要分析的对象的原因。

虽然符号学理论变化万千,但是它的结构主义性质始终没有改变。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他们骨子里深藏的其实仍然还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他们把这一理论工具的使用调转并服务于对理性主义信仰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症结的探讨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与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据他自己称,结构主义自70年代以来,除了法国派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之外,荷兰则将结构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火炬传承了过去,他特别推崇荷兰的符号学家托伊恩·A. 梵·迪克(Teun A. Van Dijk),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推动了符号学的新发展。李幼蒸对中国的问题显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学术问题来说,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更为根本,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方向是使中国的现代学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力保证。因此,他所关心的问题和需解决的问题与那些对西方思想方法亦步亦趋和鹦鹉学舌式的学人相比,显然有着更深刻、更敏锐的学术思想洞察力,应该说,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学者所应持有的文化学术立场。

“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可以对传统文化表现重新加以排列,使其意指结构突显,从而促进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在微观水平上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又必将显着提高对文化表现涵义的理解,使各不同文化在重构的分析层次上有效地进行比较和沟通,(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1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因此,它更注重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而不是历史语境的重构。可以看出来,李幼蒸对于“历史符号学”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有限定的,他更愿意选择作为一般符号学这一中层理论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操作。特别是他透过对艾柯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比较与批评,觉得后者的理论更适合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他说:“一般说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意识形态论研究,既涉及以符号学为方法来揭示社会人文科学话语中意识形态隐蔽因素的方面,又涉及符号学方法本身的意识形态前提方面。但在具体讨论中,格雷马斯主要关心前者,对后一方面只限于做纲领性的说明。格雷马斯同样未能就如何区分符号学固有意识形态前提和符号学科学性问题进行明确的阐释,他的有关研究中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方面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来尽量认识和排除错误的意识形态干扰。由于其分析对象是话语表达面本身的意识形态结构问题,故具有深刻的理论符号学意义。”(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57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正是基于对格雷马斯的批判性吸收,当他面对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的问题时,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话语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对应关系,认为中国学术意识形态系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映射,而其各种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均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中国历史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就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并间接地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故而,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符号学”称之为“去伪存真”的理论。

“历史符号学”对于历史话语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效的,甚至对包括思想、文化话语的辨析也同样有效。这个工具的操作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确立一个历史话语,然后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因素的剔除,再从历史的演化过程来探询话语语义的本意和真意。从目的结果来看,虽然倾向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精神,但却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是为更有效地进行异质文化系统的比较与沟通而奠定语义学基础;从程序过程来看,虽则与福柯的知识话语考古学和谱系学相仿,却又在学术的问题方向上与其对立,福柯的目的是要对西方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和对知识话语的权力-意识形态结构的揭露,从而否定话语的“真理性”,福柯对于历史更强调它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他基本上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历史符号学”可以说是从积极的辩证的角度达到对二者的综合,显现了其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一点显然与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解构传统的学人不同。不过,总体看来,“历史符号学”主要还是用来进行历史话语的语义研究——意义系统的分析与理解而不是历史研究——历史过程的深度阐释,因而,它的局限性也就显露出来了。

作为历史研究,其目标和任务不仅在于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意识形

态等方面的揭示,而且更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普遍关联的探寻。这样说来,这个工具就显得有些消极了,因为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而言,它只能成为解决部分问题的工具。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符号学”本身,而在于这个方法论概念的提出者一开始就对它进行的理性化的自我限定。但是,我认为,“历史符号学”并不一定要限制在理论符号学的中层即作为一般符号学的孤立地位,而应该与前后两个理论板块层贯通起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理论的内涵就有可能被扩大,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灵活而有效的工具。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我们又重新把符号学拉回到语言学的位置上的话,“历史符号学”就会被还原为“语义学”,而概念的提出者恰恰又有意回避语法学和语用学这两个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生的哲学转向来看,“语用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无论是德国的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的哲学重建无疑都是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甚至可以这样来说,如果说康德完成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的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则把康德的先验主体认识论推向了先验符号学(语言学),即一方面为“认知人类学”,另一方面为“知识社会学”,从而使我们对于知识论有了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先验符号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又一次大综合,是对西方偏于科学精神英美分析哲学与偏于人文科学的大陆解释学的大融合,(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从其根本精神来说,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与再阐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为之奠定一个“实践”的先验基础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两人所发展起来的先验符号学,则是透过对形式语言学的批判,重新回到语用学这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维度,并且为语言学或符号学建立先验基础。或许对于阿佩尔来说,更重视先验符号学的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即他所谓的“哲学的改造”(注: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路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在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批判问题上与阿佩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有着一致性,如对认识的旨趣的批判和对语言交往中的理性歪曲——独断论、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等的批判以及试图建立在规范的论证前提下的交往伦理学和政治学。差别在于哈贝马斯意在于建立一个针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他不同于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先验”语言语用学哲学建构,而是更着意于方法论方向的“普遍的”语用学哲学建构。(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第222-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都反映出一种从语言学的框架来改造传统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语用学的重视,更反映了出了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回归。可以这样说,哲学的“语言学语用学”转向也是一次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后现代现象确实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思想资源的后现代哲学的确可以重新开启思考世界和历史的新视角。

语言哲学向语用学、交往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转向,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来看,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根本一致性,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语言学符号学不仅转向语用学甚至“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为语言学符号学方法论的全面建立和使其朝着完善而有效的方法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同时,我还认为,语言学符号学如果要发展成为普遍的方法论,还必须向着辩证语言学方向生成,也就是要将语用学、语法学和语义学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辩证语言学关系,使其相互依赖、互相生发、相互转化,建立一种辩证的内在语言学关系。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也需要对“历史符号学”进行重构,使其朝着辩证“历史符号学”的方向发展。从理论符号学的意义上说,也就需要贯通“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以及“文化符号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其成为一种辩证的与社会历史关联着的外在符号学关系。这样,“历史符号学”就成为了辩证的历史符号学,从而也可以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一般逻辑。

历史与社会论文篇10

关键词：宪法学；历史分析；方法

当今中国各类法学教科书对于历史分析方法的说明，基本上都运用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的一段话来阐述，列宁写道：“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因此这里所谓的历史分析方法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法学研究中的全面贯彻。从法学方法论体系的结构层次出发，它更多的属于法学方法论体系中作为根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因此也有人将之概括为法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2]，当然历史分析方法还可以细分为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或技术手段，如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不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有历史分析的方法，事实上历史分析可以为不同的哲学立场服务，这是因为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关注的是特定的历史事实，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些事实只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的工具性资料，至于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和运用何种原则，则由使用者决定。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类似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历史学提供资料，其他社会科学提供分析的结构和原则。[3]

从历史分析可以为不同的哲学立场服务来说，历史分析方法几乎是“中立”的弥漫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把为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向后寻找根据的方法，称为历史分析方法，至于这个根据是“民族精神”、“社会习俗”还是“物质生活条件”，并不影响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的这种中立性和普适性，使得法学家确信这一方法尽管十分重要，但并非法学（当然也包括宪法学）所“专有”，在谋求学科独特性的学术努力中，历史分析方法不论是在整个法学领域还是在作为其分支的宪法学领域，都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整个法学方法论体系中所占有的比重也日益缩小。如果从方法论的结构层次出发，这一方法一般被归入到法学的一般方法或基本方法中，如果从同一方法序列的不同类型的角度出发，这一方法往往又被归入实证分析方法特别是社会实证分析方法之中。人们有时泛泛地谈法学研究中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有时又将历史分析方法仅仅归结为“文献分析方法”[4]。在将法的方法论体系分为法学研究的方法和法律方法的情况下，法律方法基本上忽略了对历史分析方法的说明，历史解释基本上是唯一的存在形态。

在宪法的方法论体系中，历史分析方法的境遇也基本如此，如有宪法学者指出包括历史分析方法在内的“传统社会科学的老方法”“只能算是宪法学在蒙昧时期所采用的‘青铜铁石器’”，是“宪法学方法的无特定性状况”的表现[5]，在人们看来只有发掘和强调宪法学“特有的”研究方法，才能在研究对象多有竟合的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中保持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近来关于宪法解释和宪法规范研究的升温，说明了人们在认识上的转变。

本文认为，历史分析方法尽管缺乏个性，却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样，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的主流知识体系中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仅仅将其在方法论结构中边缘化或弱化，而不对其进行全面的反思，对宪法学的发展有害无益。此其一。其二，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领域的运用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有一部分缺陷并非由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引起，而是由具体的技术性手段使用不足引起的，因此，历史分析方法不应泛泛的为“宪法学缺乏自己的学科特色”负方法论上的责任。其三，宪法学的知识体系庞杂，既有面向理论的又有面向实践的，在理论上的哲学立场不同就会导致实践上不同的利益取舍和衡量，因此，历史分析方法在不同的领域面相不同。有必要深入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中不同的特征和作用，以达致对于这一方法的深入而客观地认识。其四，历史分析方法具有恒久的价值，在当今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更有其独特的理论功能，全面揭示这一点，是宪法理论研究深化的需要。

一、历史分析方法的面相

探寻历史是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制度的现实或冲突的解决如果具有“历史根据”并表现出来“历史的合理性”，也就具有了巨大的说服力。对于宪法学来讲，不论是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制度操作层面，人们都不拒绝“向后看”的办法，但表现形式不同。

人们通常会在如下情况下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对宪法学的概念、范畴或原则作语源学的分析。要理解和阐明宪法学定的概念、范畴和原则的内涵，人们往往需要到历史中寻找它们的思想来源。除了专门意义上的学术史的探究之外，人们经常采用的是语源的分析，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人们对于“宪法”这一概念的语源分析，[6]语源是对具体词语的来源、本义、引申义的考证和研究，是一种历史流变的分析，自然可以归结为历史分析。其他的如“国家”、“人权”、“民族”、“自由”、“人民”等等，都可见语源学的分析。

（二）宪法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分析。制度的形成与变革是各种社会变量长期累积的结果，既不会骤然发生也不会骤然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人们的认识能力和主观目的如何，制度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轨道。我们往往会在制度的“断裂”中看到“自然成长”的因素，后者的“自然”要比前者的“建构”更有生命力。这促使人们对制度的结构和制度的事实作全面的历史分析。法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史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洞察力，他说，“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7]“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入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8]中国比法国的历史更悠久、更复杂，因此现代性制度的建构就有着更明显的历史重负。

对宪法制度作历史分析有三种基本形态，其一，中国近现代的制度具有明显的移植色彩，因此对某一制度在西方的代表性形态作历史的梳理，成为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视角；其二，有许多制度的具体形式是“本土化”的，此时人们所作的分析就基本表现为对制度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较短时段的梳理；其三，有一些制度问题与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有关，这时对制度的历史分析就可能追溯到中国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由于制度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所采用的历史分析有时只有一种形态，有时则三种形态并存。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权保障制度、地方制度、司法制度等重要宪法制度的形成与现状都有人积极地进行历史的探究。[9]

（三）宪法的观念与文化分析。与对制度的历史分析不同，观念与文化的分析，是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出发的。近现代的历史学研究有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的转向。历史学家借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以便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不仅有历史学家指出：“历史学只能在社会学的浸润中进展，反之亦然。”[10]而且，人类学取向则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即历史学家开始“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和信仰。”[11]人们希望反映历史的整体面貌。史学的转向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宪法的历史探究，人们几乎是毫不怀疑的认为人的观念与文化传统，是潜在的决定状况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不仅应该研究制度的发展史、制宪者的思想史，而且也应该探究普通人的观念史，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史

（四）宪法条文的历史解释。

在宪法的操作层面，永远无法回避条文的解释问题，解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法律活动。不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不论解释体制如何，宪法适用者在实践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宪法规范与个案事实合理结合起来问题，宪法规范总是抽象的，个案则具体而实在，解释因此成为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桥梁。解释的方法多种多样，詹姆斯·安修在《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一书中列举了多达48条的宪法解释的准则，[12]对于其中可能涉及到历史问题的，詹姆斯·安修分析到：“在宪法解释中，美国最高法院经常受到历史教训的极大影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事实”[13]，就历史资料来看，“最高法院利用的历史大致有两类：（1）宪法产生前的，颁布宪法和修正时的历史，借以理解制宪者的意图。（2）能说明在宪法判决中值得考虑的社会利益的历史和能对这些利益的冲突作出公众所接受的调节的历史。”[14]从我们的视角来分析的话，前者主要指的是发现反映立法原意的“历史资料”，后者主要指的是协调社会冲突的历史惯例。

尽管人们对追究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有各种批评与责难，[15]但对制宪者的制宪原意作历史的分析，显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正像主张追究历史原意的学者所认为的，探寻立法原意不能局限于法律语词本身，而必须借助各种立法史资料，尤其是立法准备资料。通过对立法史材料的研究，解释者就能了解法律制定时的一般舆论情况，了解释法律得以通过的一般社会状况（如不同社会利益的冲突与权衡），以及立法者意图通过法律予以救济的对象和解决的问题，从而把握存在于法律背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目的。因此，立法史材料对于确定立法原意具有重要意义。[16]

上述历史分析方法的四种面相，可以概括为语源学的面相、制度史学的面相、观念史学的面相以及解释学的面相。前三种基本上属于理论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形而上的学术研究方法，最后一种则是属于实用宪法学的操作方法，主要是形而下的宪法推理与宪法解释技术。由于人们在方法论的研究中正在努力区分“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并将后者视为方法论的核心，[17]历史分析方法的不同面向，从不同的法学领域来看，意义自然也会不同。

二、材料的取舍：“历史”的不同内容与意义

历史分析方法的不同面相使我们发现，人们几乎是轻率的把为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向后寻找根据的方法，称为历史分析方法，至于“向后”的限度以及所搜寻的资料的取舍，大多因具体问题需要而定。这里面隐含着对于“历史”的具体内容和价值的不同理解，如果不对“历史”本身做细致分析的话，就可能使本来具有经验性与客观性的历史事实，因为人的取舍而模糊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这就出现了人们表面上是在做“历史分析”，而实际上不过是在为某种既定的目标寻找片面的资料，因此也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由“发现”历史事实的经验研究变为“解释”历史事实的价值探寻了。

德国的历史法学派有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和艾希洪，他们在1815年创立了《历史的法学杂志》，成为历史法学派的喉舌。但是人们却发现，所谓“历史的”研究，“对萨维尼而言，其内容与对象不言自明地指涉罗马法；对艾希洪而言，毋宁是指涉古代日耳曼人的法律。这种差异，也是导致日后历史法学派分裂成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法学派的原因之一。”[18]引用这一事例是想说明，在不同的语境下、基于不同的目的，“历史”一词指涉的实体内容可以有巨大的差异。历史法学派的发展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历史分析方法在不同理论层面地运用也表现出来这样的特点。如果不对“历史”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作细致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就有可能被“偷梁换柱”，从而降低了这一方法在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古代史与不到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两相对比使得当代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历史”问题和“历史”方法，有着更复杂的含义。历史分析不仅仅是向后看的问题，还有一个看得远与近的问题。

（一）有年轻的宪法学者在他的关于宪法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在“宪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部分毫不犹豫的列举了“历史方法”，“既然宪法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积淀和蒸馏的结晶，而人类文化是连续不断的，那么，要了解当前的宪法制度，就必须寻本溯源，探索其产生和成长的过程，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后对于宪法制度的含义，方可以有较清澈的认识，这是把握宪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一步审省宪法得失和促进宪法发展的基础性条件。”[19]这里的历史显然是“大历史”，中西古今囊括无遗，他所使用的“历史”与广义的“文化”几乎是同义词。“文化有广狭义，广义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表层的器物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狭义，专指人类实践重大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20]这样的“历史分析”事实上只是强调宪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这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层面的历史分析体现出来的是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共性而非特殊性。

对宪法问题作宏大叙事的历史分析，是当前我国理论宪法学领域“历史分析方法”的一般性特点。[21]不仅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的研究如此，即使是表面上具有实证主义法学特征的对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语源学探讨，也往往会陷入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以对“宪法”的语义分析为例，[22]首先人们指出：“尽管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曾有‘宪法’这一词语，但他们的涵义却与现代的‘宪法’迥然不同”，接着人们就分别介绍宪法在中国和西方的词义演变，最后作为结论人们会指出“古代西方的宪法往往侧重于组织方面的意义，而古代中国的宪法却没有此意。”如果仅仅是为了说明近代以前“constitution”或“宪法”都没有现代的根本法的含义，人们就没有必要作这种包含古今与中西的对比。结合教课书知识体系中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宪法的历史发展部分”，这样的知识内容显然是为“宪法产生的条件”这样的问题，提供历史的铺垫。“宪法何以产生于西方？”“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宪法？”“为什么在19世纪末宪法被引进到了中国？”“宪法在中国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历史境遇？”等问题是这一分析进路所隐含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意识。

这是一种宏观的、可以依研究者的兴趣无限向后追述的、跨文化的历史观。就历史资料而言，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背景性资料[23]，这部分资料并非宪法学的专业性资料，宪法学者只需要借用历史学的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了，具有明显的“拿来主义”色彩。这部分资料使用的越多，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表现就越差。

（二）当今中国宪法对于制度的历史分析，可以算是一种“中观的”的历史观。追溯年限西方基本以18世纪为限，中国基本以19世纪中后期为限，由于涉及到制度的性质转变问题，当代中国的许多重要的宪法制度，都只能追溯到20世纪30或40年代。所使用的资料也基本上是与特定制度形式直接相关的，较少的涉及到观念与文化问题。对于制度作历史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理清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寻求现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而不是为了发现用于处理宪法纠纷的制度惯例，即是以理论为指向的，而不是以实践为指向的。

认真分析当今主流宪法学对于宪法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制度的研究在逻辑结构上基本上由四部分组成，即制度概念、历史发展、制度内容、制度完善，这主要是教科书的制度分析模式，因为教科书与学术专著的目的不同，教科书主要致力于教给学生系统和完整的知识，致力于对学生进行思维方式的训练，因此教科书的制度论证模式可以看作是通用的具有共识性的制度论证模式。我们以教科书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为例。许崇德教授主编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上分成四部分来介绍，即“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概念）；“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发展”（历史发展）；“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内容）；“四、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24]这四部分的内容分别承担了制度性质、历史合理性、政治合理性（其中包括规范性）、实效性的论证。其他如选举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也基本上按照这一逻辑顺序论述。对历史合理性的论证紧随制度的性质界定之后，表明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具有统帅作用。宪法教科书之所以热衷于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探究，是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马克思认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在制度的研究中，人们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确信：一个制度如果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产生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展至今，这个制度也就具有了最根本的合理性，因此，追究观念与制度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合理性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思维定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对制度本身的规范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合理性探究。宪法学目前的知识体系对制度的规范和逻辑分析不足已证明了这一点。唯物史观虽然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显然不能取代对制度本身的规范和逻辑分析。

对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脉络的分析，对于制度本身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分析，这种外在的分析所使用的材料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和法学其他领域是开放的，宪法学既可以从其他领域中“拿来”，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以简单的“拿去”。理论宪法学领域的历史分析尽管也可以是建立在严格的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的，但资料的取舍往往依研究者及其目的而定。各种形态的历史资料都有可能使用，观念的历史、制度的历史；古代史与近代史；整体的历史与专门的历史都可能交织在一起。历史的确定性有时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流变与文化的抽象。这样的历史分析正越来越转向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这一层面的使用，仍然无功于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形成。

对制度的历史分析还可以围绕特定制度的规范结构和内在运行方式来进行，这种分析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相比较而言无法直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因而有利于宪法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以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为例，对于我国为什么要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基本的原因有三个，即“长期实行单一制的历史传统”、“民族分布和民族成份状况”、“融洽的民族关系”[26]，这三个方面其实都是外在于单一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对于国家结构形式所实质涉及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问题，却没有真正的研究。

可见，对于制度的历史分析既有无法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非特定性的方面，也有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使用不足的方面。

（三）在应用宪法学领域，“历史”的含义是基本上确切而明白的，主要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惯例、习惯性解释、确实可循的立法资料等。

宪法与其他法律不同，宪法中任何一个条文的解释都可能涉及重大的社会利益，任何能够称之为宪法冲突的事件都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宪法与其他普通法律相比应该具有更大的确定性、普遍性和稳定性。宪法的适用机关在运用宪法解决社会冲突时，应该以具有确定性的客观资料为基础。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原意”基本上只能通过立法准备资料来加以分析，这里面的“历史”便是立法准备资料。有时它也指的是惯例或习惯性解释。[27]

在一般意义上，宪法的适用主要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这一层面的历史分析方法乃是一种司法方法，在成熟的国家，这一方法的运用尽管还有争议，但已相当成熟。在美国有法官极力主张根据历史来理解宪法条文。宣称“其含义如此依赖于历史，以至定义反而成了累赘。法官适用宪法必须受制于这些历史。”[28]我国宪法缺乏司法适用性，宪法操作技术的发展缺乏强大的实践动力。历史分析目前所能见到的实践，基本上局限于立法机关对于制宪原意的分析，人们通常认为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应该是被参照的立法准备材料。

宪法操作层面的历史分析所奉行的是一种“微观”的历史观，强调资料本身的客观性。

以宪法规范的解释为目的的历史分析方法被视为宪法学的特定方法，这时历史分析方法的使用，有助于保持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与其他宪法解释方法相比，历史解释所占有的比重并不大，因此也有人指出对于法官们来说，“虽然在宪法解释中参考的历史资料很丰富，但只要他有碍于法院保护现实的价值和利益，就几乎会被忽略或轻视。”[29]

三、历史分析方法的缺陷

罗斯科·庞德在全面批判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史解释》一书中写道：“要理解19世纪历史学派的法理学教义，我们就必须牢记：就研究法律论题而言，历史法学派实际上是一种消极且压抑性的思想模式，它完全背离了哲学时代那种积极且创造性的法理思想。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从更为直接的角度看，历史法学派在两个方面背离了晚期的自然法思想：一是背离了自然法关于制定成文宪法的观念以及狂妄无视传统政治制度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特定时空下的条件的做法；二是背离了自然法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在立法中创造奇迹的思想。”[30]

他还转述了法官霍姆斯对历史法学派痼疾的揭露：“第一，它不能自觉地去考虑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论证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利益因素；第二，它对法律的改进总是持否定态度；第三，它还根深蒂固地认为，一项业已确立的法律规则，只要法律年鉴能够表明它早已存在或已然成为历史原则的一部分，在今天也必定是一项适当的甚或是必要的行为规则。”[31]

由于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发现而不是制定的，把历史作为“支撑法律律令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和法律发展中的终极动因。”[32]也就是将历史分析方法作了极端化的运用，因此，历史法学派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就包含了不可避免的缺陷，最终被其他学派所取代。

唯物史观与历史法学派的历史观在哲学立场上根本不同，但即使是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被过度使用也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一，对于制度合理性的论证过分地依赖历史合理性，客观上减低了人们对于制度的价值目标的关注，帮助人们绕过了一些价值难题，但也因此使宪法学在价值问题上较为模糊。

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价值目标是近现代各国的制度共同关注的，但显而易见，人们对上述价值的理解不同，为实现上述价值而设计的各类制度的具体细节也不同。宪法规范内在地包含人们的价值选择，制度的发展应该以这些价值目标为标准并服务于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的建设而言，由于具有长期的借鉴与移植的历史，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和如何面对价值冲突，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价值难题。

历史分析方法强调资料的真实可靠，客观上是一种实证分析的方法，而实证分析的方法在价值问题上基本上是中立或主张价值多元的。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制度进行研究是为了弄清楚制度是什么，而不是制度应当是什么。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历史分析方法着重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从有关制度研究的客观结果上来看，就是通过对制度的外部条件的实证分析，取代对制度本身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适应国家性质的简单判断上，至于这一制度内的国家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与人权的关系、代表与选民的关系等具有较多价值内涵的问题的研究不是含混其辞便是根本没有。历史分析使人们摆脱了价值上的困扰，但也因此降低了宪法学的理论价值。

有学者在批判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总体取向时指出：“在新中国的宪法学时期，自然法思想也好、法律实证主义也好，虽然均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严厉批判，然而在反对自然法、坚信规范可以创设权利这一点上，我国（宪）法学其实恰恰与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一脉相通。”不仅如此“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早已经再h·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上得到极其重要的发展，而中国的宪法学迄今还不可能真正成为一套‘纯粹’的规范科学，精微缜密的宪法解释学也尚未成就。”[33]

历史分析方法既是实证的，同时又是“非规范”的，无疑对上述缺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二，历史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其他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特别是在有关宪法制度的研究中阻碍了对规范分析与解释方法的运用。

宪法的方法论体系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人们除了有可能在哲学立场上根本对立之外，各种研究方法之间是可以共存和相通的，这是就总的情况而言。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由于目的不同则普遍存在以一种方法或几种方法为主导以其他方法为辅助的情况。如果在宪法学的整个研究领域都受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因此某一种或某几种研究方法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研究方法是可能存在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新中国早期的宪法学研究中就占有压倒的优势，并在客观上阻碍了其他方法的使用和发展。历史分析方法是否也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有必要认真地分析。

在宪法学几乎所有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历史分析方法的身影。以宪法学对特别行政区问题的研究为例——问题被分成四部分：特别行政区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物；特别行政区的概念与特点；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34]抛开上述内容中对制度的规范性解说不谈，这一制度研究本身至少涉及到三个合理性问题：首先，在出现了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地方政权之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这一国家结构形式的界定的合理性；其次，为什么设立特别行政区而不是其他样式的地方政权，即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合理性；再次，特别行政区为什么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即特别行政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

对于第一个合理性问题，宪法学教科书并没有基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新变化，重新考量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而是将其近乎武断地作为特例，认为特别行政区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被单一制吸收，即“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构成了我国单一制的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我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运用。”[35]因此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合理性论证还是基于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对于第二个合理性问题，宪法教科书主要是通过对“一国两制”理论的合理性论证来进行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提出来的。”“两部基本法的指导思想就是‘一国两制’的方针”。[36]就论证的实质而言，使用对“一国两制”这一政治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取代了对特别行政区这一地方性制度的合理性的论证；对于第三个合理性问题，教科书中的论证一个是基于“一国两制”的政治原则，一个便是“从香港和澳门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出发”。[37]所谓实际情况其实就是香港和澳门一百年来已经形成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仍然主要是一种历史合理性的论证。

除了围绕着宪法第31条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作了简要的解说之外，即没有明显运用作为法学基本方法的价值分析方法，分析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没有运用精微缜密的法律解释方法，分析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以及在特别行政区运行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与其说历史分析方法阻碍了规范分析与解释方法的运用，毋宁说对历史合理性的重视减轻了人们对制度自身合理性的关注，因此，霍姆斯所批判的历史法学派“不能自觉地去考虑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论证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利益因素”，在历史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定的踪迹。但与阶级分析方法全面贯彻从而使得阶级性范畴成为宪法学的核心范畴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并不具有如此的特性，他对其他研究方法的限制是有限的。

其三，历史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既有可能使人们忽视制度变革的实践，客观上也容易使人们忽视制度建构中的人的理性创造力。

历史分析方法强调对问题的研究“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这一研究方法的过度使用，将使人们主要关注制度在“过去”的发展历程，而不是制度在“现在”的展开。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的竞争空前激烈，现有制度如何完善才能适应社会的迅速变化，这是历史分析所无法做到的。制度的发展不仅有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作用，也有人的理性创造作用。历史分析方法使人们忽视对制度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从而不仅会忽视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也会忽视对人的权利实现的研究。

四、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

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看，特别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就宪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而言，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也不必特别的考量，因为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中，是否有其独特的价值，是本部分研究的重点。

当今中国的宪法学发展面临着两种深刻的危机：其一是面向实践的危机，宪法学现有的知识体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往往缺乏解决能力，无法快速应对社会新的发展需要，宪法学知识的社会价值相对其它部门法学较低；其二是面向理论领域的其他学科“攻城掠地”的危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法理学、国际法学等学科有着广泛的竟合关系，一方面，这些学科不仅广泛地进行着“宪法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宪法学在同类问题的研究中又缺乏自己的学科特色，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被这些学科所取代，也并非耸人听闻。

上述两种危机的形成，根本上都与宪法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缺陷相关。其中第一类危机意味着宪法学在面向实践方面的研究方法不足，第二类危机则意味着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没有挖掘出来。如果要克服危机，实现方法论上的转换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在这些方面历史分析方法有独到的价值。

（一）从历史分析到社会分析

对于的实际运行而言，历史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实际上，不论是远的或近的历史，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都是间接的。通过历史是否能够找到确定的规则，也被许多人怀疑[38]。但确定无疑的是历史的分析能使人们更好的关注制度的社会环境问题，从而将社会学分析引入并进一步深化。历史分析也可以弥补社会学分析的某些缺陷。有历史学家就分析了社会学家的缺陷，并提出了二者互动的可能性。他指出：“他们（社会学家）认为那些根据19及20时社会所建构出的理论模式，适用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社会学理论提供史家一个采用或舍弃的基础，然而如果这些理论无法符合历史学家发展理论叙述的需求，问题就相当麻烦。”“理论史家若想发展，就必须修正现存的理论，而不能只是把他们套用在史学主题上：同时必须以一种更具互动性的观念来替代社会学与历史学//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个模式。”[39]从学术源流来看，历史法学派与社会法学派也有极深的渊源。[40]

当今在宪法学主流知识体系中被过度使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被利用来分析社会多元的利益格局和复杂的利益冲突，从而将研究的重心从关注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转移到制度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冲突，由此，可以使宪法学的研究更紧密地围绕制度本身并具有更明显的现实指向。

（二）合理界定宪法学的研究重心

社会利益越来越具有多元性，无论是法官还是立法者都无法简单的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在利益衡量过程中，宪法以及宪法学都应该对利益的平衡发挥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推动了利益的多元化，特别是出现了新的经济利益群体，原有利益群体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所谓“共同利益”已经不存在。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状态，并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当然也就不能人为的加以改变。如何认识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特别是在两种合法的利益需要之间进行协调，需要参考利益格局的发展流变。

宪法与其他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宪法要以根本法的形式为国家设计一套根本性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有限政府”，以最终保障人权的实现。对于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来说，要始终围绕着宪法规范，以社会发展为背景，对制度进行充分的逻辑分析。宪法学并不关心一种新的社会利益的出现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会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宪法学将全部的研究重心放在现有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为各种已出现的、未出现的利益冲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框架，特别是当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一套科学的权利救济机制。就这一研究重心而言，宪法学是不开放的，其他学科无法“攻城掠地”。历史分析方法的使用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研究重心的存在[41]，并通过对社会利益冲突的宪法性解决机制的历时性研究，对现有的相关制度提出更客观的评价。对于其间所包含的价值评价因素，历史分析也有可能为某种价值目标提供经验性的客观标准。

（三）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

目前宪法解释学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作为应用宪法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其地位也正逐渐得到客观的定位。[42]有人诙谐地将宪法解释的方法称为宪法学的“独门暗器”[43]，这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学者的共识，“在实践不发达的国家里，宪法学通常就是某种道德理论或政治学说——某种意识形态。然而，一旦宪法形成了一部完备的文件，并在实际诉讼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素材，宪法学的研究重点就转移到宪法条款的意义本身以及对实际案例的因此，宪法学主要就变成了案例研究。他更注重宪法规则在现实生活中的解释和澄清，而不是分析与评价规则的合理性。”[44]

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中的长期运用，已在宪法性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观的知识和成熟的技术，在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宪法学研究的实践和规范转向，历史分析方法以其所奉行的实证主义精神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constitution

abstract: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is obviously marginalized in methodology system of constitution. contrary to this trend, this approach is overused in the mainstream knowledge system of constitut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reflect this approach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actices and norms of constitution. there are four main representation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in constitution, namely,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of etymology,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of institution,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of conception,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of hermeneutic. the choice of historical data in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 affects whether constitution keep its independent status as a discipline. defec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not only hampers other approaches in some degree, but also overly depends on historical rationality for provi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and hence lessens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paid on inherent logic and value goal of institution; make the scholars ignore hominine creativity of rationality in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 however,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still has its unique value. it can help scholars import social analysis approach into constitutional studies, reasonably set keynote of constitutional studies, and supply data fo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onstitution, historical analysi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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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选集》第4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具体如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都采用了这一界定。

[2]如有法理教科书指出：“必须坚持法理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即是说，法的现象世界是无限复杂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决不存在什么孤立自在的法的现象，而历史的联系是基本的联系形式之一。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的态度和眼光考察一切法的现象，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分析，要有深厚的历史感，深入研究法的现象借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而作出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合理性评断。”公丕祥：《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3] 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历史学家并不满足于此，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就反映了历史学家的主动性。

[4]文献分析方法——“是从档案、报刊、杂志、官方文件历史记录等文字材料中收集情报和信息的方法，属于间接观察法。在法学的社会实证研究中，文献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方法，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惟一可行的实证研究方法。”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5]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6] 我们可以在各类宪法学教科书中轻易得找到这方面的内容，有代表性的如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

[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

[8]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32页。

[9] 王人博的《文化与近代中国》、季卫东的《法治秩序的建构》、蔡定剑的《历史与变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都可见相关内容的论述。

[10] s·肯德里克 p·斯特劳 d·麦克龙 编：《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 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1] s·肯德里克 p·斯特劳 d·麦克龙 编：《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 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2]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6页。

[13]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14]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5] 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2页。

[16]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7] 参阅林来梵、郑磊：《法律学方法论辩说》，《法学》2004年第2期；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将“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分列第一和第二章

[18] 林端：《由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附录一，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版。

[19] 江国华：《宪法的形而上之学》，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20]萧?父：《中国传统哲学概观（一个论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37页。

[21] 笔者曾经写作《中国的多元文化背景》、《宪法发展研究的文化取向》、《宪法典的文化意义》等文，现在想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几篇文章中对于历史的分析，无疑采用的都是大历史的观念。

[22] 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23] 如关于近代宪法产生条件的研究、宪法观念与文化的研究等。

[24] 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8页。吴家麟教授在1983年的国家统编教材《宪法学》中也基本上分成这样四部分来介绍，即“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概念）；“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发展）；“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四、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越性”（内容）；“五、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吴家麟：《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16页。）这说明长期以来对于宪法制度问题的研究，除了在内容上稍有变更外，在研究模式上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26] 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0页。

[27] 参阅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 历史对宪法解释的影响”部分。

[28]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29]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30] 【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31] 【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32] 【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33]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34]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44页

[35]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36]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37页。

[37]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38] 一度在西方流行的相对主义理论认为，客观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事实仅仅是作为一种按这些“事实”阐述得先验的概念，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仅仅是我们思想的产物而已。否认历史可以被人是与理解曾经成为一种时尚。（[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

[39]s·肯德里克 p·斯特劳 d·麦克龙 编：《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 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40] 参阅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附录一《从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10月版。

[41] 萨托利在《疏议》一文中对宪法与内涵的梳理就极具代表性。参阅萨托利《疏议》，载于刘军宁等遍：《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42] 如韩大元教授就曾指出：“宪法解释学的建立是现代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出发点与基础，现代宪法学理论与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与完善。从宪法学发展的历史看，现代宪法学开始于宪法解释，终止于宪法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宪法解释学反映了现代宪法学发展的基本去向。”（韩大元：《现代宪法解释学》，中国法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