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港特点十篇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1

[关键词] 连云港 自由贸易区 必要性

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境内关外”管理的特殊区域。在该区域内不实行惯常的贸易管制政策，而在区内实行便于投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促进区内的贸易和投资等的增长，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贸易区通常设在港口附近或边境地区。连云港是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目前，全市上下正在实行“以工兴港，以港兴市”的港城一体化发展战略，以期尽快将连云港市建设成为振兴苏北的龙头，江苏省开放与发展的新增长极，全国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经济枢纽。自由贸易区作为一国对外开放的最高级形式，在连云港建立自由港式自由贸易区必将加速上述目标的实现。本文对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一、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加速连云港港口的发展

一是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提升港口处理国际中转集装箱的能力。制约我国港口国际中转业务竞争力的首要原因是港口通关效率低下。口岸管理部门（一关三检）操作程序多，方法落后，效率低下。一艘船舶从进港到离港，国内港口平均需要34个小时以上，而临近的釜山港只需要3个多小时。建立自由港式自由贸易区首先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通关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自由贸易区内，由于实行“境内关外”的管理政策，海关高效监管，彻底解决目前我国沿用的先办进口，再办出口，重复报关和多头管理的问题，进出口商品一般不征收关税，转口商品免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物流体系，这样会加快国际中转集装箱和港区内货物的运作效率，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港口在处理国际中转集装箱的能力。

二是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为港口吞吐量的持续增长提供稳定货源：自由贸易区政策可以促进港区内国际物流业的迅猛发展，通过物流企业仓储、分拨、配送等经营活动为港口提供大量稳定的货源供给；自由贸易区内实行优惠的税收和产业政策，鼓励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发展加工制造业，从而保证港口货源的持续增长。

因此，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为把连云港港早日建设成为亿吨大港，以集装箱为主的青岛与上海之间的枢纽港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为例，由于实施了港区一体化（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过渡阶段），以港口为核心的国际物流业非常发达，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如日本的松下和德国的大众在区内设立了自己的国际货物分拨中心，同时跨国公司在区内开展加工、贸易、展览业，原料、半成品和展品通过港口流进流出，真正形成了港口和保税区相护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加速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建设

新亚欧大陆桥自开通以来，连云港一直承担着陆桥过境运量的90％以上，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有待逐步加以解决，使得这条连接亚欧的大通道的功能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需要在东方桥头堡的连云港市实行更为优惠的自由贸易政策，特别是转口贸易政策，把国际货源、货主，特别是亚欧国家和地区的货源、货主吸引到连云港来，使连云港市不仅成为亚欧陆桥的主要转运中心，而且成为亚欧主要转口贸易中心、商品展销中心和加工贸易中心。在连云港建立自由港式的自由贸易区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自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各国实施经济变革，自本世纪以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需要寻求经济合作伙伴和产品销售市场。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济迅速崛起的东亚各国在资金、技术和资源等方面与中亚各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使连云港能成为中亚各国与东亚各国货物运输的最稳定、最便捷、最经济的陆海联运门户，而且使连云港能成为中亚各国与东亚各国贸易、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三、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大大促进连云港市临港工业的发展

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产生资本形成效应。由于自由贸易区实行“境内关外”的管理模式，产品进入区内视同出口，立即可以办理退税;区内实行优惠的税收和产业政策；实行更加开放的企业准入制度;区内的发达的贸易、物流业和金融服务业等一系列便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营运成本，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企业入住。这使自由贸易区的资本形成能力强大之外，其资本的形成同时是高效率的和高质量的。

2.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产生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带动方面，主要体现在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转运、仓储、展销和出口加工等活动对城市第三产业和港动的促进作用上。自由贸易区的以贸易、物流为重心的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推动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进入自由贸易区的项目大多是高科技企业或者是服务性企业。高科技企业的进驻，不但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而且还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些对当地企业会产生长远的影响。服务性企业的兴起，将大幅度地减少物流成本，改变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

四、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加速苏北崛起，推动东陇海经济带建设

自由港式自由贸易区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港口腹地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上。自由贸易区对腹地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由贸易区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发达的物流体系，为腹地贸易物资的运输和仓储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大大提高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和效率，并使从国外进口的物资能快捷地服务于腹地经济建设，同时还可以大大促进腹地贸易的集装化率的提高。

2.自由贸易区自由的贸易环境和优惠的税收和产业政策，为腹地初级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创汇能力提供了良好地场所。

3.自由贸易区作为贸易中心、信息中心和金融中心能为腹地企业获取贸易和技术信息，提品展销的场所和机会，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刺激腹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再通过产业链联系带动腹地相关企业的发展，从而对腹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产生长期的和积极的影响。

以上阐述的是自由贸易区对腹地所产生的直接经济影响。另一方面，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发展极理论认为，拥有增长势头的主导部门和创新能力的行业的大城市成为发展极。发展极对广大周边地区具有辐射扩散效应。凭借这种辐射效应，发展极成为一个地区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中心。向心力的作用使得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四周聚集着日益增多的其他相关部门、行业和辅厂商。其增长的势头又把技术、资金、组织、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周围地区扩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连云港市所在的苏北地区经济发展一直较为缓慢，成为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洼地，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极。因此，建设和强化发展极显得十分重要。发展极的形成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市场途径，靠市场的吸引力来聚集要素。另一条是计划途径，由政府通过计划和重点投资来主动建设发展极。在经济落后的苏北地区，若要靠市场的力量来创建发展极，那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落后地区是不愿意也不应该等这么久的，这就要政府介入。连云港市以其区位优势应该勿庸置疑地要担当起振兴苏北的一个重要发展极。国家和省政府除了集中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导产业部门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要赋予连云港市特殊的政策，再通过市场的途径积聚要素，形成主导产业，使之真正成为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极。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特别是综合型自由贸易区不仅能加快连云港港口的发展，而且能大大促进连云港临港产业的发展，加速国际商务中心的形成，使连云港市尽快成为带动苏北经济崛起的发展极的有效途径。

五、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呼应西部大开发和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需要

新亚欧大陆桥国内段4131公里辐射的范围超过45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亿，也是我国多民族群众聚集的地区，其经济发展程度还相当低。尤其是该地带目前的资源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同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相比，具有强烈的不协调的反差，大部分资源尚未得以开发，已开发的资源远未得以充分利用。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指出，要依托亚欧大陆桥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初步形成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大开发。连云港作为陇海兰新地带最便捷的出海口，应该担负起这一经济带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极的责任。但是，目前连云港市的开放度还不高，经济的发展程度还不强，不足以满足陆桥经济带的开发和开放的需要。

从我国沿海来看，通过20多年的开放，我国逐步形成了渤海湾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最近，国家又开始实施天津滨海新区和广西北部湾开发战略，以期实现上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几个经济圈里，渤海湾经济圈有大连、天津保税区和现在的滨海新区；长三角经济圈有浦东开发区；珠三角经济圈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唯独位于渤海湾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之间的连云港市所在的海州湾地区，既无保税区，也无经济特区，成为我国沿海开放的低谷地带，经济落后，已经成为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洼地。

作为陆海运输交汇地、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连云港市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勿庸置疑。2007年元旦，总理来连云港市视察时就指出，连云港的发展可能不仅是苏北发展的一个龙头，也可能在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特别是地区发展当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既从全国乃至国际的角度对连云港做了新的定位，又对连云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在连云港实施象浦东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开发那样的更为开放、更为优惠的战略，实现连云港市的跨越式发展。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作为这种战略的一部分或初步阶段，尽快将连云港打造成区域性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商务中心和重要的临港产业基地，成为带动海州湾地区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发展极。通过连云港这样的对外开放的窗口，繁荣和活跃陆桥沿线地带的运输业和国际贸易，逐步增强该地带的经济开放力度和程度，带动采矿业、加工业和农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该地带的经济腾飞。

目前，我国正在大连和上海进行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试点。虽然连云港市没有保税区，但是，连云港市应该不失时机，争取国家在连云港市进行直接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试点工作，因为在连云港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能加速连云港港口的发展，实现连云港市的经济腾飞，带动东陇海经济带的崛起，而且对推进我国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完善我国区域发展的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红军:港口跨越式发展需要临港工业[J].交通企业管理，2006（5）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2

(一) 制度框架演进历程概述

粤港澳合作历史悠久，早期的主要合作模式是：地缘优势和要素互补促成自发性的经济、社会和民生合作，三地政府给予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建立三地合作的制度性保障机制，可以追溯到1998 年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每年一次轮流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召开，并下设多个专责小组，旨在协调粤港在贸易、经济、基建发展、水路空运输、海关等多方面事务。

2003 年，为配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实施时间，由商务部与港澳两地特区政府分别签订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使港澳企业能先于其他外资同类企业进入内地市场。 2014 年1 月1 日两项《安排》正式开始实施，之后每年商务部均与港澳各签署一份CEPA 补充协议，力图通过完善实施细则、扩大开放的门类、降低进入的门槛等方式，加快港澳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步伐。

虽然CEPA 自签订以来，港澳业内人士已将最近邻的广东省作为进入内地市场的首选地，但协议实施之初，CEPA 条例中并没有十分突出港澳企业进入广东市场的特殊优惠。及至2008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以CEPA 先行先试的形式，在CEPA 的制度框架下，加大CEPA 的开放力度，将一些暂时在全国范围还不具备开放条件的政策措施在广东先行先试，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五个城市被确定为CEPA 先行先试的试点城市。

2010 年，为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内地与香港(澳门)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及其补充协议，促进粤港澳更紧密合作，广东省人民政府分别与香港特区政府及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粤港(澳)合作框架协议》。这两份制度性协议均具有法律效力。

2014 年末，商务部与港澳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澳门) 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内地第一次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形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此制度演进背景下，2015 年4 月，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被设立为中国(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

(二) 制度框架演进特点

粤港澳合作历史悠久，保障合作的制度框架亦随着三地的经济发展需求而不断推进。综上可见，粤港澳合作的制度框架演进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个特点是，广东始终是与港澳合作的桥头堡，近年来为配合服务业合作的深化，合作制度所设定的合作对接平台不断具体化。具体而言，粤港澳合作的对接平台从全省层面的对接，发展到CEPA 试点城市的优先对接，再到最新的以自贸区南沙、前海、横琴等片区的对接。换言之，政府通过以试点区域的形式，设立特定的制度框架，力图加大广东与港澳合作的深度、加快行业合作。可以认为，自2008 年CEPA 先行先试始，在特定的区域(5 个试点城市和南沙、前海、横琴) 内实施试点开放政策，成为合作制度框架制定的一个创新点。广东自贸区的设定，更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化粤港澳合作为重点，将广东服务业与港澳服务业的重点对接平台进一步具体到南沙、前海和横琴等三个片区。

第二个特点是，根据合作中所面临的阻碍以及现实发展的需要，合作的制度框架不断动态更新，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意图在制度框架演进中得以不断强化。例如，2008 年国家批准对香港服务业开放的13 个领域25 项政策措施在广东先行先试，涉及金融、教育、医疗、交通服务、社会服务、电子商务等多领域，此创新性制度成为实施CEPA 的阶段性突破点。又如，为解决CEPA 在实践中存在的落实效果欠佳、准入门槛过高和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2014 年底签署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通过制度创新，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期为粤港澳服务业合作清除最后一公里障碍。再如，广东自贸区的总体方案提出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致力于打造粤港澳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高地。

二、上海自贸区的服务业发展经验

上海自由贸易区属于狭义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于2013 年8 月设立。作为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其设立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而不是简单寻求优惠政策的洼地效应。挂牌以来，上海自贸区已经形成50 多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措施，其中21 项已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本文试图对其在投资管理、金融业、服务业开放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以探讨可供广东自贸区借鉴的经验，并以此经验比对广东自贸区的发展状况。

(一) 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

自2013 年9 月第一次公布《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来，上海自贸区于2014 年和2015 年分别对负面清单做了补充修订，尤其是2015年公布的适用全国四大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内容不断完善，与国际规则亦更为接轨。

在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推动下，自贸区的外资企业监管和法治化营商环境都形成了可推广的经验，具体涉及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备案制、涉税事项网上审批备案、税务登记号码网上自动赋码、网上自主办税、纳税信用管理的网上信用评级、组织机构代码实时赋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制度创新、取消生产许可证委托加工备案、企业设立实行单一窗口等。这一管理制度有效地吸引了外资企业入驻。统计显示，2015 年1-8 月，上海全市新增外商投资企业1959 家，其中有将近一半企业落户自贸区;累计办结境外投资项目596 个，中方投资额达172亿美元。

(二) 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

为形成人民币境外持有、使用和回流之间的良性循环，上海自贸区致力于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业务的进程。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不仅便利企业和个人开展贸易与投资、提升自贸区企业的成长空间，更是促进人民币走出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措施。目前，上海自贸区在此方面的主要进展包括：自贸区内可开展经常和直接投资项下跨境人民币结54算、人民币境外借款、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等业务。此外，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上海黄金交易所还在区内提供面向国际的跨境人民币交易业务。这些政策不仅丰富了人民币跨境使用渠道，亦将为自贸区提供人民币离岸业务做准备。到2015 年9 月底，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已达6900 多亿元，占全市37%;累计有198 家企业发生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资金池收支总额2500 多亿元。

在金融服务业开放领域，上海自贸区已经开展融资租赁公司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股份制外资投资性公司，允许融资租赁公司设立子公司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限制，以及允许内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生产和销售等。

(三) 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加快建立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是当前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也是上海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所谓事中事后监管，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对市场和市场经营主体的事中或事后行为和活动进行整体性、全过程、多方位的监管，目的在于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2013 年9 月，国务院的《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管理由事先审批为主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实现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创新作为自贸区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上海自贸区继负面清单缩减之后，目前已经建成以6 项制度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框架，以加强对市场主体宽进以后的过程监督和后续管理。主要包括安全审查制度、反垄断审查制度、社会信用体系、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等6项制度。

综观上海自贸区的以上几项经验，对广东自贸区的主要启示在于：(1) 应将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作为自贸区建设的重要任务;(2) 应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3) 要将制度创新作为自贸区的核心任务，将传统的政策红利发展思路转变到制度红利的发展思路上来;(4) 区别于上海自贸区面向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广东自贸区应根据自身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致力于打造面向港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合作示范区。

三、广东自贸区的进展评估

(一) 广东自贸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以服务业为主导

服务业是自贸区制度框架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也是广东自贸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领域。2015 年1 月，李克强总理考察南沙时即指出，广东自贸区要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和专业人才的优势，加强同港澳深度融合，优先发展金融、科研等高端服务业。根据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规划方案所做的产业定位，南沙、前海和横琴分别强调以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为发展方向，且大都将物流、金融、旅游、信息技术等列为重点发展行业。服务业是港澳两地的主导产业，广东自贸区规划以服务业为产业主导，符合深化粤港澳合作的制度框架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南沙新区片区的规划方案中，除了服务行业，还将高端制造列入重点发展行业，这一规划设想与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着力将科技创新服务业列为经济增长主导产业之一的发展方向相匹配。产业发展理论及实证研究已指出，制造业活动与服务业活动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尤其是科技创新服务业的创新成果最终都必须在制造业中体现。因此，在南沙新区片区发展高端制造业，将为其与香港科技创新服务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奠定基础。

(二) 从发展程度看，前海的发展程度最为成熟，各区的行业发展各有亮点

广东自贸区自2015 年4 月挂牌以来，其建设时间尚短，发展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就三大片区的比较而言，虽然三区均有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前海的发展程度相对南沙和横琴更为成熟。前海早在2010 年即开始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其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监管体制方面的创新工作开始较早，为自贸区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前海入驻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为0.51 亿元，远远高于上海自贸区(0.24 亿元)、南沙片区(0.38 亿元)、横琴片区(0.37 亿元)。通过搜集整理中国(广东) 自由贸易实验区官方网站的新闻动态亦可以发现，对比三大片区的产业发展进程，目前南沙和横琴两大片区大部分发展项目仍处于规划、建设或者刚刚起步运营的状态。不过，南沙与横琴两大片区同样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例如，资料显示在南沙自贸区挂牌之前已经有1200 家企业明确到南沙注册，有600 家已启动注册程序。

从具体的行业发展来看，前海的金融业较为领先，南沙的航运物流业最有发展潜力，横琴的休闲旅游业亮点突出，其他规划的重点行业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虽然前海目前的发展相比南沙和横琴更为成熟，但亦存在隐性的发展问题入驻前海蛇口片区的企业中，港资比例较小。截至2015 年10 月25 日，前海蛇口片区累计引进企业60530家，注册资本27878.57 亿元，其中，港资企业2315 家，占进驻企业总量不到0.05%;到2015年12 月7 日，港资企业也仅增加到2743 家。这可能是因为，前海紧邻香港，其致力发展的金融业与物流业与香港的同行业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港资进入前海的积极性不强。

(三) 从行业的进展看，金融业在三个片区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借鉴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制度建设经验，《中国(广东) 自由贸易实验区总体方案》把资本项目开放、货币可自由兑换和简政放权等金融创新作为各项改革的重中之重。自广东自贸区挂牌以来，南沙、前海和横琴三大片区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前海金融业的改革创新主要体现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小额贷款资产证券化和要素交易平台化三个方面。截至2015 年，前海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扶持项目共有4 批76 个项目，其中50%以上属于金融业。在跨境人民币业务方面，前海依托深圳发达的金融业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优势，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目前，前海已获得接近200 亿元的跨境贷款额度，惠及部分前海优质企业。在小额贷款方面，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和前海金融交易所于2014 年开展小额贷款资产证券化创新业务，将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比例由注册资本的50%提升到净资产的200%。这一举措有利于解决小贷公司的资金困难问题，为小贷行业在前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要素交易方面，前海片区内已成立了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前海保险交易中心、深圳石油化工交易所、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等12 家要素交易市场。

南沙在金融业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数量、特色金融业和融资租赁业方面。珠江金融租赁公司、长城保险经纪公司、广州商品清算中心等多个首创企业在南沙区内落地，促使南沙金融业形成集聚态势。广州航运交易所、广州港集团等共同发起设立的广州航运交易有限公司，全面打造船舶交易、航运交易、航运人才交易、临港大宗商品交易、航运衍生品交易等五大市场，有力地推动了南沙航运特色金融业的发展。在融资租赁业方面，截至2015 年9 月，南沙片区已经吸引281 家金融类企业进驻，其中融资租赁类企业有86 家，注册资金总额约310 亿元。此外，南沙已确立的十大重点发展项目中有七项属于金融业。

金融业作为横琴的重点发展行业之一，已经成为横琴现代产业体系的三大亮点之一。截至2015 年10 月22 日，横琴已经引进金融类企业1542 家，注册资本总额1712 亿元，管理资产达到1.5 万亿元。横琴注重与广州南沙、深圳前海两大片区错位发展，利用离岸和跨境的优势，致力于建设香港金融中心的次中心，从而服务于澳门和珠江西岸的金融需求，力争成为香港金融西向拓展的桥头堡。目前横琴已经实现多项金融创新，主要包括全国首发银联标准多币种卡、全国率先开展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刷卡兑换业务、全国率先开展跨境车辆保险业务等。此外，横琴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跨境车辆保险业务，并推出跨境金融IC 卡。

根据自贸区产业规划，南沙、前海和横琴分别以航运物流业、金融业和休闲旅游业为主导。但是在实际发展中，前海的金融业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南沙的金融业大有超越航运物流业成为主导产业的势头，横琴亦出现休闲旅游业和金融业齐头并进的现象。以南沙航运物流业为例，虽然南沙大批航运物流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如南沙港区集装箱四期工程、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宝钢南沙物流基地等，但是这些项目工程投入使用一般都在2016 年之后，短期内无法为南沙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利益。但从中长期看，南沙航运物流业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值得期待。

(四) 从区域竞争角度看，广州CBD 对港澳服务业企业的吸引力不容忽视

作为广东落实《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的重要举措，包括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CBD) 以及前海、横琴自贸片区在内的13 个首批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示范基地于2015 年10 月正式设立。根据《实施意见》，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就是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重点示范基地建设，积极打造深化粤港澳合作的新载体。

从区域竞争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作为服务业贸易自由化示范基地之一的广州天河CBD，同样对港澳的商务服务企业和金融服务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其对港澳服务企业的吸引力，由于集聚的服务人才、便捷的交通系统、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更为成熟的商业文化和先行进入的同类企业等原因，甚至更甚于自贸区。2014 年，天河CBD 生产总值达2114.47 亿元，在全国仅次于上海陆家嘴CBD，且区内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高达86%以上，已形成了以金融服务业、现代商贸业、商务服务业三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

2015 年4 月，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期间，上海自贸试验区亦进行了扩区的揭牌，陆家嘴的金融片区被正式纳入上海自贸区。有鉴于此，广东已有相关人士提出，广东自贸区应考虑扩容至天河CBD。无论广东自贸试验区未来是否扩区，自贸区现有的南沙、前海和横琴三大片区，尤其是广州南沙新区，应该充分考虑广州天河CBD 在粤港澳合作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在确立自身的服务业重点对接业务、吸引港澳企业过程中，实现错位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近十余年间，粤港澳合作的制度框架演进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合作制度所设定的对接平台不断具体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意图在合作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结合粤港澳合作制度演进历程和广东自贸区进展评估，可以发现：(1) 随着粤港澳服务业合作的不断加深，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广东自贸区制度框架设定符合现实发展的需求;(2) 前海总体发展程度较南沙和横琴更为成熟，但港资企业比例小，深港合作有待深化;(3) 南沙、前海和横琴的金融业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在与港澳对接方面未如预期;(4) 从区域竞争角度看，广州CBD 对港澳服务业企业的吸引力不容忽视。

为进一步扩大粤港澳服务业合作，建议广东自贸区应着力落实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在广东对香港服务业开放领域已达到95%，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开启的背景下，自贸区需进一步明确与港澳合作的重点内容。南沙应充分发挥南沙港优势加快航运物流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航运物流业对接港澳合作;前海可以利用深圳深厚的金融基础，加快实现粤港澳金融一体化;横琴则应以休闲旅游为突出亮点，实现差异化的粤港澳合作。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3

【关键词】自由贸易 港区建设 一体化建设

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进一步加快了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探索创新的管理模式，推动贸易自由和投资的便利化，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改革开放的探索道路有着重要的作用。宁波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城市，要探索创新改革开放的新形式，推动自由贸易区投资贸易便利化，尽快适应经济全球化，进而借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2]实现区港一体化建设。

一、自由贸易区

（一）概念

自由贸易区是指由国家指定的交易贸易区，是比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更为优惠的贸易安排。在国内或是地区的关境内外划出特定区域，允许外国商品免关税自由进出口。其本质是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

（二）功能

自由贸易区内允许外国船只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同时，自由贸易区还能吸引外资设厂，发展进出口加工贸易，允许、鼓励外资设立商业企业、金融机构等，从而促进区内经济综合、全面地发展。

二、宁波自由贸易区区港一体化的行政管理分析

宁波港是目前我国最为重要的港口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快速发展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我国在巩固与东盟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宁波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来往、扩大了双方的合作规模，进而提升了宁波的国际竞争力。

自由贸易区实施的原则的是开放、自由的管理。宁波港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港口之一，其保税区仓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等三大功能的进一步开发都离不开港口物流规模的扩大发展，而港口物流扩大规模发展不能脱离保税区[3]的临港产业的配套服务。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时代背景下，区港伴生发展已成为国际自由贸易的特定模式。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快宁波区港一体化建设，从而促进保税区充分利用港区的交通中转作用，形成便捷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国际贸易发展、金融保险业务以及咨询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区内经济的全面繁荣。

我国的保税区是经国家统一批准设立的特定范围内的封闭式、综合性对外开放的区域，实行统一的开放性政策，由海关实施监管；我国的港区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港务局根据港区实际情况来实施独立管理。当前，推进区港一体化建设，则是为了有效地解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管辖冲突，进一步的方便投资、贸易的顺利进行。

一直以来，宁波保税区与港区都是由各自管理部门的领导下进行建设、营运以及行政管理。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加快实施区港一体化建设，将港口的功能进一步延伸到保税区，扩大保税区的管理范围。实现区、港一体化管理能够提高进出口贸易工作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港区有了保税区企业的支持后能够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摆脱“辅助港”[4]的传统定位，实现主动贸易，进而推动我国的贸易发展。

三、宁波自由贸易区区港一体化的功能管理分析

自2002年我国提出保税区与港区的一体化建设以来，大多数港口都实行了行政港区一体化经营管理。将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延伸至港口，将港口功能扩大到自由贸易区。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区港一体化建设进程也随之不断加快。宁波自由贸易区将宁波港作为贸易载体，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区的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以及仓库和国际贸易等特有功能，进一步推进我国与国际间的贸易来往，推动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只有实现区港一体化，形成“区港联动”[5]，才能够进一步加强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凝聚力与扩散性，促进自由贸易企业与港区功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实现高效管理，提升经济效益，进而推动临港自由贸易区带动、辐射的功能作用。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市场竞争尤为激烈。建设宁波自由贸易区的港区一体化管理，可以保证其港口功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展；临港企业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作用下，可以凭借港口功能不断地开发适应。同时，宁波应该利用市场竞争这一有力杠杆、依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通过进一步分析港区与自由贸易区的功能优势，合理分配出口加工、仓库、物流以及转口贸易等功能分区，优化临港企业的功能开发与建设，实现合理、统一地对宁波自由贸易区与宁波港区的进行建设开发和管理，加快一体化进程。

四、区港一体化建设对宁波自由港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概念

自由港，同属于自由贸易区的范畴，是依托港口的“自由港政策”[6]发展而来。其开放层度高、容纳层次多、设立条件严格，一般港口都将其作为中心，向四周辐射40～80公里的腹地地区。

当前，我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等世界集装箱港中转量较大的港区都实行着自由港政策。其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吸引世界大量集装箱在港口中转。自由港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区都有设立，从地域角度上来说也是自由贸易港区。是一种特定的港区概念。

（二）港区一体化对自由港建设的意义

自由港的功能包括对缸内进出口商品的豁免关税、允许港内商品的自由存储、展示、拆散、改装、包装以及整理、加工、制造等业务，其主要目的在于方便本地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而增加财政与外汇收入。

实行宁波自由贸易区的区港一体化建设，将保税区的功能进一步融入自由港的功能，使得保税区的行政管理政策以及管理功能尽可能的向港区延伸，从而提升港口的开放度与自由度，进一步推动宁波港港区自由贸易模式的建立，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发展。

从实际运作方面来讲，保税区的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仓库、国际贸易等功能的发挥都要依托港口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区港一体化从实际意义上来讲是港口自由贸易形式的具体体现。实现宁波港的自由贸易区的区港一体化，实行管理、运营的一体化，有利于推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与扩散，有利于保税区的功能的充分发挥，进而向自由港推进。区港一体化将有效地提高运作效率，推动宁波港的港内发展，加快实现宁波市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中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发展和竞争的目标。

五、实现宁波自由贸易区区港一体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宁波保税区在地域位置上毗邻北仑港，其在功能互补与政策联动的要求下，早已实现港区的联动发展。其在硬件与软件设施上已经达到：保税区的物流可直接在港口自由进出、港口物流可充分利用保税区的功能政策；其运营模式丰富、灵活，有效的推动了宁波港的内外经济发展需求。

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经济全球化特征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要实现宁波自由贸易区的区港一体化建设，具体措施有：

（一）加强投资贸易便利化

1.扩大贸易功能创新，推动贸易便利化。加快宁波进一步向开放型经济转型，巩固贸易发展。首先，要创新贸易方式，进一步跟踪、创新宁波的贸易试点，加强海关监管。深入建设进出口商品采购贸易示范区，进而强化宁波港在物资、资金、贸易、集散等方面的功能，提升其贸易竞争力；充分利用现代化计算机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信息、交易、结算、评价一体化的网络交易平台。其次，要加大进口贸易，深化进出口贸易便捷化试点[7]，出台进出口便利化政策扶持。第三，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进而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个方面服务业务的开发，推动港行内外包业务的发展，促进功能互补。

2.创新口岸监督管理服务，提升口岸便利化。深化口岸通关建设，转变服务观念，优化通关流程与资源配置，进而实现高效利用资源，有效控制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深化区港联动，进而实现区港物资进出口一体化管理。

3.加强航运功能生产培育。依托港口优势，结合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出台宁波保税港区相关航运优惠政策。大力发展航运服务业务，积极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管理以及国际航运经纪业务，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长三角腹地优势推动内港航运业务的发展。

4.创新金融业服务。创新建设区域性离岸金融服务中心，探究直接开展境外债权融资，积极实践、探索符合条件的外汇股权基金。探索国际化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支持金融业务的创新发展，增强区港金融服务功能[8]，进而推动宁波港区域内金融服务功能的整体优化，推动一体化建设。

（二）加强法制保障建设

1.重构外贸管理法律框架，完善外贸审批、管理相关规定。我国有关的外资管理法律体系为“外资三法”以及相关配套法律《公司法》的部分规定。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要修订、完善《公司法》中的企业相关规定，改变传统投资管理制度；制定《涉外投资法》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吸纳“外资三法”的相关法律内容，将国内有关外资法律条例上升至国际外资相关政策要求。

2.完善国家安全和反垄断审查的法律体制。按照《总体方案》、《负面清单》以及《反垄断法》来对我国涉及国家安全、行业垄断的法律体制进行完善改革，在现有法律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明确“外资”审查对象的审查标准；明确审查内容、外资进入标准以及进入控制标准。

3.完善有关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法律。修订完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相关法律法规，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加强对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等机制的探索、创新与实践。

4.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要力争公正透明、定界清晰。从而确保各类纠纷的解决受到完善的法律监督、约束，进而为自由贸易区内的各类交易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律平台。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实现宁波自由贸易区的区港一体化建设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宁波保税区与港区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方向，有利于实现宁波临港企业的转型发展。因此，要贯彻落实投资与贸易便利化、加强相关法律保障构建，推动建设宁波自由贸易区和区港一体化，进而促进宁波的经济建设和加快我国对外开放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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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代新.建立宁波自由贸易园区问题初探[J].经济丛刊，2012，04：22-25+2.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4

关键词：自由贸易港城 改革开放 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34年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0年来，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外向型程度同步快速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仅为20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贸易总额的0.8%，列世界第32位；中国入世的2D01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5097.68亿美元，列世界第6位；刚刚过去的2011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6420.6亿美元，是1978年的182倍多，也是2001年入世时的7.14倍。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30余年来重要的经验总结。

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但继续深化推进改革开放仍是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丝毫不可动摇的坚定选择。我们必须牢牢抓住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也是中国加入WTO第二个十年的战略机遇，把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由此，我们建议，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依托现有的保税区或保税港区，大力推进保税区和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城升级转型，以此成为我国新时期深化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在沿海城市的特定区域设立了一系列保税区、综合保税区和保税港区。截至2011年9月底的统计显示，我国目前设有保税区12个、综合保税区18个、保税港区14个。这些“境内关外”的特殊监管区域在出口加工、物流分拨、保税仓储、保税展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标杆。

然而，与世界知名的自由贸易港相比，目前我国的保税区和保税港区在开放程度、功能拓展、管理体制、服务质量、产城融合等方面均面临诸多制约，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如何进一步发挥“境内关外”的区域优势，如何优化区域的行政管理体制，如何健全区域的综合服务功能，如何克服区域内空间和资源相对不足的制约，如何协调好区内和区外的联动发展，如何更好地联系两个市场、调动两大资源，如何更大地发挥区域辐射和带动作用——这些都是我国保税区和保税港区未来发展必须着力思考和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我国现有的保税区和保税港区才能继续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高地。

为在上述问题上寻求突破，有必要在一些条件相对成熟的保税区和保税港区率先进行扩围建设自由贸易港城的尝试。构建自由贸易港城，就是在一些现有保税区或保税港区基础上的空间延伸，在保税区或保税港区与城市之间构筑一个结合和过渡地带，缓解保税区或保税港区与周边地区开放度的落差，促进地区、城市产业发展、规划建设、投资促进、配套服务的有效联动，由此成为保税区或保税港区在产区、产城、产业融合以及港城一体化、港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进。

国内一些城市和地区在推动保税区或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城发展方面已经有相当的努力和尝试。例如，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已经提出“港城一体化”的规划，深圳市也提出“港深一体化”设想和目标。上海则将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综合保税区三区合一为“上海综合保税区”，实行管理体制一体化，并统一法制保障、推进政策共享、推进区港一体，强化三区与周边地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机制。许多保税区和保税港区在发展中都注重与周边地区融合发展转型，结合周边地区的产业调整，强化与周边地区的一体化、深度城市化再规划与开发，以此打造国际贸易城，并重点集聚运营中心等高能级总部型贸易主体。这些努力和实践都表明，建设自由贸易港城将成为保税区、保税港区的发展趋势，是我国34年来对外开放和今后扩大开放的重要的传承结合点，也是未来十年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亮点。

当然，推动保税区和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城发展仍有一定的难度，必须研究和解决一些面临的难点。其中突出的问题在于：一是自由贸易港城区的隔离问题；二是自由贸易港城区的监管问题；三是自由贸易港城区的特殊政策问题；四是自由贸易港城区的社会服务配套问题等。

为了积极而稳健地推进自由贸易港城建设，我们建议：

1.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条件已经成熟的城市和地区的保税区、保税港区试行向自由贸易港城区转型升级。建议采取试行逐步推进的办法，一次规划，分步实施，逐步扩大封关地域，逐步向自由贸易港城过渡。目前，上海综合保税区的条件相对已较为成熟。

2.采取分步推进的办法，推动自由贸易港城的差别化监管向一体化监管转型。扩展地区在未封关之前，允许保税区、保税港区注册企业或新引进的企业设立办公场所，但其货物必须进入保税区、保税港区监管。日后根据发展情况，逐步有差别化监管向一体化监管过渡。

3.采取逐步到位的办法，推动自由贸易港城的差别化政策向一体化政策转型。鉴于保税区、保税港区与区外的政策有所区别，在一定时期内，两者实施差别化政策。但随着封关范围的扩大，逐步向一体化政策推进。

4.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制定有关自由贸易港城区内社会配套服务项目的监管方法，财税部门制定有关社会配套项目的相关政策，为推动保税区和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城转型提供政策支撑和保障。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5

    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工商业城市,其经济的开放度极高。香港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不仅对本港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日益突出。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的临近,香港市民的经济信心和政治信心增强,香港经济呈强劲发展势头。1995年香港经济增长度为4.8%,1996年为5%左右,这样的增长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比较高的。香港经济主要由服务业、地产业、旅游业、工业制造业组成,这几大产业均有较大发展。服务业占香港生产值的80%以上,1996年大中型银行业绩比上年增长25一35%,海运业增长10%左右。制造业增长5一6%,其中钟表业增长10一12%。香港旅游业1995年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达到1020万人次,旅游收益高达750亿港元,提供了35万个就业机会,1996年旅游主要指标比1995年增长巧一20%。随着香港经济环境的好转,楼市已开始复苏,楼盘销售趋旺,楼价升幅17%一18%。香港政府政务科1996年的一次调查表明,72%的被访者对香港目前整体情况表示满意,61%的被访者对香港会继续繁荣安定充满信心。一家市场调查公司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的经济信心指标达到85%以上。香港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目前已成为世界第八大贸易地区。1995年香港商品进出口贸易额达28350亿元,其中,产品出口额为2320亿港元,进口额为14910亿港元,转口额11120亿港元。香港以占世界千分之一的人口、十万分之一的面积,创造了对外贸易额约占世界4%的成就。商品贸易结构的层级也逐步提高,进口贸易从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原料、半成品和消费品为主,如纱、布料、电动机械、仪器、交通工具等;转口贸易从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转变为以轻纺工业原料和制成品为主,如纺织品、成衣等。

    香港吸收外来投资卓有成效。目前在香港投资的资本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中资、美资、日资、东南亚资、台资等。(l)中资。中资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投资者,占香港“外来投资”的第一位,累计设资总额已达200亿美元以上,投资领域由初期的贸易、金融、国货、旅游拓展到化工、能源、交通、电子、航运、地产物业、制衣等诸多领域,已成为繁荣、稳定香港经济的重要力量。(2)美资。美国把香港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桥梁,对香港进行大量投资。香港已成为美资在亚洲的主要据点.美国在香港的累计投资额占美国在亚太地区里投资总额的11%左右。若撇除日本和澳洲.香港已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大的投资市场。美国也已成为香港第二大海外投资来源地。美资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其中,批发及零售业占34伙,,金融业占lo仪,.制造业及建筑业占15%。(3)日资。从80年代开始,日本对港投资大量增长。日资在港的金融、工业、建筑业、百货业扩展很快,1989年日资银行资产占香港金融业资产的5()伙,以_仁,百货零售业占香港百货业销售额的40%以上。日本在香港的投资占其在亚洲地区投资额的20%,占其海外总投资的1.2一1.5%。(4)东南亚资本。东南亚资本包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在香港的投资,这部分资本投资领域集中于金融、地产、工业等。此外,台资在香港股市、地产业等领域也比较活跃。

    香港对外投资呈现较快发展势头。近几年来,香港增加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香港对越南投资累计达20亿美元,对亚洲各地投资金额巳票计近300亿美元,占亚洲总外来投资的25%左右。香港已逐渐成为亚洲许多国家的外资的主要来源之一。香港对北美、澳洲、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逐步加大,特别是对美国和加拿大证券、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有较大增加。在直接投资方面,随着香港政治前途的明朗,一些实力雄厚的老牌的英资和华资财团迁册现象逐步停止,祖国大陆的吸引力越来越强,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都超过其他国家。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占全部外国和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60%,大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广阔的市场潜力,为香港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生存和转移的空间。据有关资料统计,1995年在内地投资的香港工业获得利润36亿美元左右。同时,香港与大陆已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是中国内地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也是内地最主要的集资中心。

    二、香港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与竟争优势

    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经济体制日趋完普,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首先,从硬件环境来看,香港依托港岛与九龙之间的天然良港和地处大陆与东南亚各国经济往来交汇点的优越的地理位置,特别是良好的海、陆、空对外运输条件,成为名符其实的信息灵通、交通便利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香港与美国的旧金山、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号称三大天然深水良港。香港的港口设施非常完善,可容纳上百艘远洋巨轮同时停泊和作业。香港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多个港口有航运往来,主要航线有19条之多。香港的机场是设备最完善、效率最高的国际机场之一,每年接待旅客2000多万人次。在货运方面,香港机场在1983年就超过了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而雄居世界空运货站之首位。

    其次,从软件环境来看,香港实行的是“自由”开放的市场体制,政策环境有利于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一是良好的外贸体制。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自由港”政策主要包括贸易自由、经营自由、价格自由、人员进出自由。世界各国的商品,除烟、酒、甲醇、碳氢油、若干不含酒精饮品、化妆品需要缴纳进口税或消费税外,其余都免征关税,可以在香港自由进出。外资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这弹丸之地,生活与生产消费的商品基本上依赖进口,对大部分商品豁免关税,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与对外贸易的竞争力。香港企业享有充分的经营自由,外来公司与当地公司一视同仁。本地与海外公司商品的销售价格受当地或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而进行市场调节,市场上的产品交易与劳务支付的价格基本上保持充分的自由竞争。当局除了对少数公用事业公司的销售与劳务价格予以监督外,对市场价格的变化,一般不加予干预。香港虽然有出入境管制,但其主旨在于限制外地劳工输入,防止人口过渡膨胀。境外人员来港从事商务活动十分方便。二是较为发达的投融资体制与灵活的汇兑体系。在香港,资本进出也是完全自由的。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海外资本,都可以在工业、贸易、商业、金融、地产、航运、旅游等各个行业投资,在管理和税收方面享受平等的待遇。香港的金融业极其发达,七十年代以来,为建立和巩固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逐步推出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包括取消外汇管制,撤销对黄金进出口的限制,解冻银行牌照的发放等,使金融体系纳入了国际化的轨道。香港的股票市场排名世界第六,在联交所上市的债务票据和基金达数千亿港元,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极大方便。香港的外汇市场也是开放的,港币与各种外币可以自由兑换,各种资本可以随便地调离香港。全球排列前100家大银行中,就有81家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这一比重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而居世界第三位。目前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超过6万亿港元。享有最高经济自由度的国家或地区,通常能够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香港已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地区。三是高效率、高度国际化的商业体系。香港社会高度国际化,拥有世界各地丰富经验并熟悉各地的教育制度和商业文化。香港有关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甚多,具有较强的海外行商经验,熟悉国际市场行情和欧美法律,具备完备的贸易设施,信息渠道多,对外关系广,生活服务设施齐全。高素质的人才群、技术群、企业群使得香港的投资环境与贸易环境,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

    香港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优势,既有内部经济因素,也有外部因素的整体配合。其一,香港内部经济因素正在逐步好转,香港服务业蓬勃发展,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快;香港制造业正在不断扩展,在国际上,香港成衣、手表、玩具和电子消费的出口的领导地位日益巩固;香港的工商环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中小企业运作灵活.对国际市场潮流的反应迅速;香港企业善于跨地域发展.分散投资。今明两年新机场及有关基建工程将带来庞大的投资需求,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也将维持适度增长,通胀则进一步回落。其二,世界经济维持温和增长,亚太地区经济日益充满活力。香港是跨国企业在亚洲的重要据点,生产、采购、市场推广以及融资基本上都是在香港策划和进行的,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对香港的出口极其有利。其三,“中国因素”对香港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有着巨大的推进激励作用。祖国大陆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良好,改革不断深入,开放继续扩大。中国正在实施雄心勃勃的“九五”和2010年远景规划,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大陆市场的潜力倍加关注。香港是外商在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及投资的最佳基地,中国内地经贸前景良好.对香港的利好作用将大大增强。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6

与之相比，香港开埠即为自由港至今，拥有稳定的自由贸易信仰和规则体系，受益于由此带来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如今则不出意外地遭遇以上海为“头狼”的挑战者。就自由港、金融管理经验等，上海颇有学习的必要。

内地自贸区试点于上海，犹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加快扩容、打造“自贸区群狼”乃又然之举。内地与香港，必将砥砺前行。

上海

自贸区“头狼”出动

自贸区改革的创新内涵要经得起围观和推敲，实实在在的金融改革和创新值得期待。

虽然金融和服务业放松管制是亮点，但更多的工作目标也被“负面清单”摆在了台面上。值得警惕的是，相关房价股价狂涨的盛宴如同“改革税”，加大商务成本、透支发展潜力，不利于自贸区的健康发展。

寻求“管理正常化红利”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上海是全新的概念吗？

L ：上海是内地最有“自贸区记忆”的城市。老上海号称“冒险家的乐园”，经济活力相当程度上源于开放、自治的租界政策。租界就是老上海的“自贸区”，租界华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法不禁止即自由”，贸易、商务活动的自由与繁荣是远东巨埠成功的基石。

1949年之后，市场经济不复存在，经济活动被管制掌控，内地走上了“法无授权即禁止”的道路，加之“以吏为师”、“权大于法”的体制，自由创新、优化资源无从谈起。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依循沿海战略，内地逐步成为世界工厂。35年改革开放，支撑上海叩响了自贸区大门。香港、新加坡早已做成的事情，内地也正在问津、试探。这既是“正常化”，也属于“正能量”无疑。

怎样理解中央在上海设立内地第一个自贸区？

L ：对于政府而言，自贸区试点是创业，也是管理体制层面重要的创新活动。自贸区体现政府对市场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管理的正常化。通过“负面清单”显示亟待保留的条条框框，负面清单内投资按原有办法，清单外投资统一推行国民待遇，逐步改良，为宏观经济争取到“人口红利”消失后的“管理正常化红利”，支撑经济增长、消减就业压力，应是中央政府的战略构思。

寻求内外资管理在较成熟环境下的突破，则是在上海设立面积28.78平方公里的自贸区的初衷。浦东开发激活了大上海，上海有适合外资活动的资源禀赋，重大项目成功案例多，失败风险小，内地自贸区的“头狼”确乎应该是上海。

炒作加大创新难度

自贸区政策刚刚出台，市场最敏感的表现是什么？

L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对于有心的企业来说，第一步所能做的是先注册特区身份，供虚拟注册的一个门牌号年租金两个月涨了近四成。外高桥写字楼租金上涨了20%，机场保税区的租金比徐家汇、陆家嘴还高。

大虹桥和迪士尼远未完工之际，浦东又开始建设自贸区，无异于将“改革大礼包”再次派给浦东，其他城市的居民只恨投错了胎，没机会捞到房价飙升的好处。自贸区内并无住宅项目，旁边的川沙、外高桥和祝桥、临港新城等板块可谓“鸡犬升天”，价格跳涨15%以上，成交量放大四五倍。股市上，相关的陆家嘴、华茂物流、上港集团等一个月最高涨幅超过100%，外高桥股价涨到近四倍，一时间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在自贸区内有几千平方米土地的“概念股”都被狂炒。

类似周边房价的上涨消息对于自贸区是喜是忧？

L ：楼市、股市的游资爆炒近乎“围堵”，在深圳特区、浦东大开发的早期是没有过的。房价股价狂涨的盛宴如同一笔“改革税”，加大商务成本、透支发展潜力，不利于自贸区的健康发展。这一事件也说明，政府创业、创新面临的挑战不同以往。活还没开始干，还没有收益，没有突破管制的种种障碍，已经被要求“利益均沾”了。相对过去“光脚不怕穿鞋”的成功实践，这将是一场在浓厚的投机氛围中“心理负担较重”的改革。

创新内涵被“围观”

就上海市的最新文件来看，自贸区改革有何实质性内容？

L ：2013年9月底，继国务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海公布了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包括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89个大类，包括禁止投资文物拍卖，禁止投资别墅的建设、经营，禁止投资业和网吧活动等190条措施，涉及1069个小类中的17.8%。

面向未来的负面清单如果跟现有的“正面清单”相贴合，那就弱化了改革的意义。遗憾的是，第一份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比较贴合，显示出政府的审慎态度。按自贸区设计方案，游戏机生产和销售放开，文化服务领域对外资放开，境内外猎头服务更加方便。应该说，金融和服务业放松管制是亮点，但还不够，只能说把工作目标一一摆在了台面上。

市场对上海自贸区有何期许？

L ：政府创业、创新要取得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自贸区改革的创新内涵要经得起围观和推敲，这就要求管理者求真务实、取信于民。市场对上海自贸区期待很高，可能部分管制并不能即时突破，比如说，人民币自由兑换、自由上网、低所得税、业开放等。

最靠谱的预期是航运及金融业开放。首批已经有11家金融机构进驻自贸区、或把原有支行升级到分行。背景是，在试验区内，预计将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金融服务业将对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允许金融市场建立国际交易平台，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等，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金融改革和创新。

“收益独享”难以持续

上海自贸区有望“一枝独秀”吗？

L ：1990年代浦东大开发释放了积累多年的改革冲动，可谓“顺天应人”。相比之下，当前自贸区试点于资源禀赋超乎寻常的上海，有可能带来“收益独享”的垄断因素和推广阻力，内地自贸区实有加快扩容的必要。

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天津滨海新区……自贸区“共同富裕”对地区协调发展十分必要。举个简单的例子，眼下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房屋均价分别是3.8万、2.8万、1.8万，从产业视角，恰是三个城市依托的央企、外企、成熟民企三个层次经济实力的写照。下一步的制度资源怎样投放更有效率？自贸区为谁服务、让谁得益？持久的创新活力究竟从何而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自然会落实到自贸区扩容行动上。上海作为头狼，只有与广州、天津等组成“自贸区狼群”，内地的经济潜力才能被全面激活。

在你看来，上海自贸区会成为“下一个深圳特区”甚至“下一个香港”吗？

L ：内地改革处于攻坚克难、利益盘根错节的瓶颈阶段，各地能够对“扶持”、“倾斜”等垄断行为保持距离，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创新的主体归根到底还是企业，不会有政府文件“一言兴邦”的奇迹。想再取得一场类似深圳特区、浦东大开发的深刻成功，难度毋庸讳言，取代香港更是无从谈起。如果上海自贸区没有催生出骄人业绩，周边房价胡乱涨到接近香港水准，则更是明显的失误和挫折。

自贸区的试点应当追求普遍意义。只有与沿海战略乃至中西部大开发相结合，若干特区多管齐下、遥相呼应，形成深化试点、推动改革的合力，制度创新春风才能跨越重重门槛，如同涟漪一般深入内地，收取普遍而长远的“正常化红利”，这才是自贸区改革的长久目标。

香港百年自由港的荣耀与借鉴

自贸区的发展历程

香港从开埠初期就以自由港作定位，香港成为自贸区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W：自贸区这一概念源于16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一些国家为活跃对外贸易，先后把一些沿海港口开辟为自由港，作为经济特区。其中最早一个是1547年在意大利设置的里窝那自由港，它是通行的自由贸易区的雏型。从17世纪到19世纪，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等，为了扩大贸易，增加外汇盈利，将地中海沿岸、中东、东南亚和加勒比一带的某些港口辟为自由港，其中包括香港。

英国是在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历史背景下占领香港，英国国内的生产力已取得了高度发展，使之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因而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全面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力主各国撤消关税保护，开放门户，进行自由贸易。为了从经济上冲破当时还是处于闭关自守的满清封建经济的障碍，作为英国对外经济基本政策的自由贸易，自然成为香港殖民地的一项基本政策。

1841年6月7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宣布商人可“自由进入香港”，从香港“进出口货品均不必课税”，香港正式成为自由港。如果从自由港发挥的主要功能来划分，香港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以1959年作分界线。第一个时期主要发挥促进转口贸易的作用，第二个时期转变为以促进工业的发展为主，由转口港发展成一个工业港，最终过渡为综合性港口。

是什么原因促使香港这个自贸区的发展重心在1950年代末期产生了转折？

W：抗美援朝事件的发生，欧美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导致香港的对外贸易大幅度下降，香港的转口港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另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移居香港的人口剧增，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在不能倚靠转口贸易解决社会问题的背景下，香港开始大力发展工业。

在内地解放前夕，不少企业家和技术管理人员逃到香港，为香港增添大量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为这时期香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内部条件。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因为新技术的发展，许多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相继调整工业结构，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地区。而香港当时因为人口激增失业率高企，能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并因自由港地位所提供的免税优惠条件，吸引了国际资本前来投资。这些原因促使香港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香港的工业，至1959年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出口总值从1940年代仅占10%提高到占70%，从而取代了转口贸易一贯居高的地位。至196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0%。进入1970年代，香港产品的出口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6%，使香港一跃成为远东地区加工出口工业中心。

香港是如何由工业港过渡为综合性港口？自由贸易政策起了什么关键作用？

W：在出口工业的带动下，香港经济全面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以工业、外贸、金融、旅游、运输、通讯及建筑等行业为支柱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这时香港自由港的功能又进一步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自由港地位所提供的自由通商、自由通航、自由通讯、自由汇兑和人员进出的方便等，使她除了继续为工业和贸易服务之外，还可以为更多行业服务，促使香港经济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香港的发展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关系：自由港政策降低了交易成本，低的交易成本发展了贸易，贸易促进了开放，并吸引外资聚集，带动了航运、造船、货栈、客店、饮食、商贸和银行等行业的兴起，这些行业的兴起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销售渠道和市场，推动香港实现从转口贸易向“加工贸易”的转变。因此，从1970年代以来，香港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之一和亚太区的贸易、航运、通讯、旅游、航空等多项区域性中心。

香港一贯保持自由化程度最高的港口地位，其自由贸易政策有什么内容？

W：香港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无任何贸易壁垒，除烟、酒、酒精、汽车用汽油和柴油等极少数商品外，进出香港的商品均无须缴纳关税。政府对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没有限制，任何企业只要依法注册登记，即可从事进出口贸易，而进出口报关手续十分简便。

除对设限国家的纺织品出口受被动配额管制外，香港没有主动的进出口配额管理。为履行对外承诺和公众卫生、安全、内部保安等要求，根据《进出口条例》、《储备商品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及其附属法例，香港对少数商品实行进出口证管理。

风光背后

香港作为自贸区有光辉的发展成绩，但在光辉背后存在过哪些污点呢？

W：香港的割让源于鸦片战争，从开埠这一刻起，自由贸易与罪恶活动就有着纠缠不清的渊源。在香港开埠初期，鸦片买卖和人口贩卖等非正常的商业贸易十分猖獗，香港的自由港身分，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从事罪恶活动的工具。

中华民国成立后开始禁烟，但港英政府却以自由港之名为借口，对反对声音置若罔闻。当时香港政府以专利形式批出鸦片专卖权。1915至1919年这方面收入占政府总收入四成，至1920～1930年代仍高达一成。鸦片不仅内销香港，也偷运往内地。

1945年，港英政府才开始禁鸦片。不过之后仍有很多私烟馆，直到1960年代后期式微。但地下贩毒活动依然活跃，成为香港黑社会主要收入来源。港英政府于1954年正式成立调查科，每年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禁毒。

另一个伴随着自由贸易政策的副作用，就是洗黑钱，在香港，这个问题严重吗？

W：早在清末民初，内地官员就常来港洗黑钱。广东军阀陈济棠便将广东军人的公积金存放在港，成立广东省银行。香港一直是邻近地区的资金避难所——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到1960年代后，由于黑社会犯罪活动的活跃，洗黑钱越来越猖獗。进入1980年代后，香港经济起飞促进金融业发展，自由贸易政策容许金融活动百花齐放，同时也让洗黑钱形式变得多元化，不易侦查。

在香港，洗黑钱的途径有地下钱庄、另类汇款、货币兑换商、空壳公司及走私现金等。针对层出不穷的洗黑钱方法，港府已透过立法、执法、行政措施及加强与国际合作等方法，防止洗黑钱活动发生。但执法上仍然存有困难，一是罚则不重，阻吓不足；二是检控准则过高，很难入罪——有关部门要作出检控并不容易，假如有人借用你的户口入数，必须由你证明自己知道是犯罪得来的钱，才算是帮助罪犯。当户口无端有巨款进出时，被借户口的人应该能估计得到，但要证明自己参与犯法根本不可能。

自由贸易与金融稳定

关于设立自贸区，金融自由往来可能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在这方面，香港的经验是如何呢？

W：香港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系，加上开放的环境，容易受国际资金流向波动的影响，如汇率过度波动，对经济会造成严重损害。汇率问题一直是香港金融稳定的关键点。

1935年中国弃用银本位制，香港立即跟随，改用港元，并按16港元兑1英镑的汇率将港元与英镑挂钩。至1972年，因为英国经济实力减弱，以英镑作为港元的支柱，变得愈来愈不可靠。1972年6月，英镑开始自由浮动。港元曾一度与美元挂钩。1974年，因为美元弱势的缘故，港元又改为自由浮动，香港经济步入动荡期。自1977年始，各种问题，包括贸易逆差、货币贬值、通胀高企等开始浮现。

1980年代初，香港出现前途问题，加上香港股市出现股灾，市民对港元信心动摇，不断贬值。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为挽救金融体系，安定民心，港英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再度与美元挂鈎，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此后稳定下来，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实行至今。

对联系汇率的冲击自设立以来从未止绝。联系汇率制度也一直强化和巩固。金管局自1987年起相继推行多次货币改革。主要里程碑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之中，大量资金的非正常流动驱使联系汇率制度的自动调节机制力度不足，港府被迫把息率大幅调高，隔夜拆息一度高达300%。市场广泛流传着联系汇率制度不保的消息。有见及此，金管局于是在1998年9月推出七项巩固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技术性措施。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经历30年的风雨仍然坚持使用，但近年也有关于改制的讨论，联系汇率的优缺点在哪？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7

一、CEPA的缘起

1、CEPA是中国应对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抉择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几乎同时进入了两种并行发展的时代：一个是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标志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时代”，一个是以各种类型的区域贸易安排为主要特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这两种趋势对于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自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形形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加上一些发达国家不按国际贸易共同规则行事，致使取代GATT而统管全球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屡屡受阻。这种状况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从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或自由贸易区中寻找出路，原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了形式多样，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梯式体系，其典型代表为欧盟：其一体化范围从过去的单一产品、部门、领域向更广泛的贸易、经济和社会领域延伸。同时，区域贸易安排的数量持续增长，参加区域贸易安排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在北美和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体化组织和区域贸易安排。据统计，仅在2002年至2003年间，全球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达19个，其中部分是WTO成员在WTO框架下组建的。但在实践中，这种区域贸易集团都带有明显的排他性，其内部的优惠不会向集团外的成员提供。因此GATT1994第24条和GATS第5条在对缔约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持认可态度的同时，也对建立这类区域组织的方式和宗旨有明确的规定。如GATT1994第24条第4款规定建立关税同盟的目的是“便利成员领土间的贸易，而非增加其他缔约方与此类领土间的贸易壁垒。”可见，尽管区域贸易集团给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带来了一些障碍，但在符合WTO的目的和宗旨下，这种状况最终会加快全球贸易自由化。因此，建立区域贸易集团，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但不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障碍，反而是其营造物。在此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积极拓展双边、地区经贸合作，参加已有的或组建新的自由贸易区，是内地与港澳共同应对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确抉择。

2、CEPA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内地宣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92年，内地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内地加入WTO，这些重大举措，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更重要的是使我国的经济与国际经济出现了更紧密融合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21世纪的中国不仅需要考虑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需要考虑如何建立国内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安全战略。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国与时俱进，于2001年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加入了APEC这个论坛性质的、不具有约束力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些举措只是从框架上构建了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安全的需要，因此CEPA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实施的第一步，便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看，CEPA的出台，也是内地与港澳间有效地整合资源，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需要。随着港、澳的回归，三地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如香港已成为内地最大的转口基地、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而内地也成为香港最大的港产品贸易和进口及转口对象。但是自加入WTO后，内地市场对外商更具有吸引力，港、澳商在内地市场占有的地位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挑战。香港在内地贸易伙伴中排名后移，实际使用外资也不断下降。且近年来，香港经济遇到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困难，不但减弱了与内地的联系，而且也出现了产业结构空洞，大量就业困难等现象。CEPA的出台，给港澳带来优于入世承诺更优惠的安排，将加快香港经济转型的进程，实现港澳与内地之间产业结构调整的互补，充分利用三地之间的资源，提升内地与港澳间的经济联系。

二、CEPA的性质

1、CEPA是一种具有国内法律安排性质和国际法上效力的区际协议

CEPA作为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贸易自由化的法律安排，一方面是在遵循“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缔结的，另一方面，也是在WTO框架下谈判缔结的产物。在“一国两制”前提下，香港和澳门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同属于一个国家之下，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在WTO体制之下，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是WTO成员之间平等成员的关系，分别享有平等独立的代表权、平等独立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独立的申诉权，分别实行独立的责任制度。缔约主体的双重身份使得CEPA的性质在实践中难以识别，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主张CEPA实质上是一种国际条约。理由是：港澳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为单独的关税区，享有国际经济法主体资格，具有一定的缔约能力，因此其与内地政府间的协议实质上是一种以经贸安排为内容的国际条约。有的学者主张CEPA实质上是一种国内的中央政府与地区之间的国内法律安排。理由是：香港、澳门和内地政府隶属于同一国家，CEPA实质上是双方为了共同促进经贸繁荣，而达成的一种国内法范畴的协议，笔者认为，上述说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失偏颇的一面。

首先，香港、澳门不是国际法主体，不具有国际公法上独立的法律人格。所谓国际法主体是指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在国际法上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且独立进行国际求偿者。而香港和澳门根据我国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只能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对外缔约，它们不能享有象国家一样的完全缔约能力，当与其他国家发生国际经济关系时，必须得到国的授权。因此CEPA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但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和香港、澳门特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享有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的高度自治权，具有独立从事国际经济交往的主体资格，而且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享有单独关税区的地位。根据GATT1947规定，不论是否为国家，只要构成一个单独关税区，均可按加入程序成为GATT的缔约方。WTO协定沿袭了GATT1947有关成员资格及单独关税区的规定，因此在WTO体制中事实上已形成了包括内地、港、澳、台“一国四席”的局面。在此基础上达成的CEPA，事实上是一个国家内统辖不同的单独关税领土的政府间区际协议，带有准条约的性质，而不是国际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条约。

其次，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间的贸易关系，既不是不同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关系，也不是中央与地区间或地区与地区间的内贸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不同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贸易关系。这就决定了CEPA所调整的仍是一种国内经贸关系，建立在此种基础上的CEPA，必然会打上国内法律安排的烙印。

最后，CEPA作为一种具有国内法安排性质的区际协议，其缔结是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特区政府在“一国”的前提下，并在WTO的框架下达成的，其制定程序完全WTO关于自由贸易协议规定，并且缔约程序正当合法。根据“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古老的习惯法规则，CEPA不仅对缔约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而且对WTO具有信守义务的其他成员国同样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

2、CEPA是一种类自由贸易区协议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多种组织形式。按照区域成员间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实现程度，以及内部经济和社会政策，对外关税税率及贸易政策的一致性程度等项因素划分，通常可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等。其中自由贸易区是一种松散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它在成员间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实行自由贸易，而对成员与其他非成员之间的贸易则无统一措施，由各成员实行各自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关税同盟是在取消成员间贸易歧视，相互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建立共同对外关税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因此较之自由贸易区更为积极；共同市场是在商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经济联盟是存在政府干预条件下的实现完全市场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市场不统一很难消除。与上述传统的区域式的制度安排相比，CEPA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从CEPA的宗旨来看，CEPA的唯一目标就是在内地与港澳间逐步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事实上，按照“一国两制”的政策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因此，内地和港澳至少在这50年内既不能实行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无法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和贸易政策，当然不可能成立共同市场或经济联盟，加之内地和港澳目前的经济制度、发展水平、关税和贸易政策方面的差异，短时期内在两地间成立关税同盟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在目前阶段，根据CEPA协议安排，采用较松散的自由贸易区形式为合理的选择。

其次，从CEPA的内容来看，它规定了内地与港澳间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内容，根本未涉及统一的对外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也未涉及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内地与香港的CEPA为例，规定其具体目标为：①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②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③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通过考察CEPA的具体内容可知，CEPA的内容基本符合自由贸易协议的本质特征。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CEPA是一种以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分别设立自由贸易区为内容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我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尽管CEPA与自由贸易协议间有相似之处，但其毕竟是一种新型的区域贸易安排。

第一，从地理角度来看，以往的自由贸易区发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之间，即超越国界，属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经济一体化安排；而CEPA发和于一国之内两个不同的关税区之间，属于一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安排。

第二，从协议的范围来看，CEPA的范围比一般的自由贸易区要广泛，地区间的合作程度可能会超越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协定的紧密程度。一般自由贸易区只能为货物贸易提供便利，而CEPA则涵盖了货物、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资本的更广泛的内涵。

第三，从协议的形式看，一般自由贸易协议常常一次定型，尔后也可修改、提升，而CEPA作为一种安排，一开始就确定“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这就意味着CEPA本身可以随国内情势的变化而修改和扩充。因此，内地与港澳间的经贸合作安排，仅是一种过渡安排。此时将之称为自由贸易区，时机尚未成熟。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8

关键词：东疆二岛；自由贸易港区；城市规划；总体规划概念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7-0020-02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port, and combining with the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ongjiang Island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s, development position and strategies with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method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per islands and spatial patterns suitable for Dongjiang islands to construct free trade port area, providing analysis research on the conceptual planning level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next phase.

Key words: Dongjiang islands; rree trade zone; urban planning; the concept of overall planning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东疆二岛选址于东疆港现状人工岛以东，永定新河口外，由海积平原和潮滩两个基本地貌类型组成，为典型的淤泥质海岸，坡度平缓，具备围填海的条件。东疆港有多条已建及规划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通达天津中心城区和北京，是天津市的海上门户。

在滨海新区部级开发开放的大背景下，为加快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2011年5月19日，《国务院关于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的批复》下发，东疆二岛建设开发面临以下机遇：是中国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区转型的首批试验区，将在人员和资金自由进出、税收等方面获得政策支持；是新政中落实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核心区域，在船舶登记、航运金融和租赁业务方面获得重大支持；位于天津城市发展主轴和滨海发展带的交汇点，是天津向海发展的门户枢纽，在滨海新区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区域联动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 自由贸易港区认知

广义的自由贸易区包括国家内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和国家间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本文主要指国家内自由贸易区，即一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内部设立的用防栅隔离的置于海关管辖之外的特殊经济区域，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进口货物长期储存和进行加工，并且对进口货物不设配额管制。

狭义的自由贸易港区是对依托保税港区探索建设的国家内自由贸易区的特定称谓，实质上就是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港。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自由贸易区都设立在港口及临近港口区域，因此，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区在概念、功能、政策上基本一致，只是自由贸易港的概念着重强调在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属性上叠加港口的地域属性。

国际上自由贸易港区发展较好的案例有杰贝拉里、汉堡、巴塞罗那等。杰贝拉里自由贸易港区始建于1985年，现已发展为集物流仓储、进出口贸易、生产加工等多功能于一身的大型特区，并带动了周边重大项目的发展。

我国自由贸易港区发展现状的探索之路先后经过了“保税仓库、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区港联动、保税港区”一系列演变过程。我国的保税港区与自由贸易港区还有一定差距。

表1：我国保税港区与自由贸易港区对比

2 东疆二岛发展定位

基于东疆二岛中国首批自由贸易港区试点、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天津滨海门户枢纽的三大属性，定位于中国北方自由贸易港区。以自由贸易、高端航运服务为特色，以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辐射中国北方内陆地区为目标，打造各类航运要素聚集、服务辐射效应显著、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区示范区。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服务枢纽、中国北方新型贸易与金融创新基地、外向型海洋研发与交流展示平台、国际化滨海休闲宜居新城。

3 岛型选择案例

整理国内外已建和规划的人工岛案例，将其分为形式导向和功能导向两大类。自然语汇的形式导向，包括卡塔尔的珍珠岛、巴林的Durrat Island、漳州的双鱼岛、荷兰的郁金香岛和迪拜的棕榈岛等。

人文语汇的形式导向包括：俄罗斯的奥运村人工岛、迪拜的克尔.杰克逊岛和世界岛、新西兰南岛等。

图1：自然语汇的形式导向 图2：人文语汇的形式导向

产业功能导向指依据主导功能的用地需求而围填海，包括：荷兰的费尔森人工岛、香港的国际机场人工岛、日本的横滨港和荷兰的Rozenburg人工岛等。

城市功能导向指在水域开发城市某种功能组团，城市成长发展形式不固定而岛型也不规则，包括：多哈的Lusial Island、弗罗里达的Venetian island、西班牙的Sovereign Bay、日本的八景岛和巴林Amwaj Island等。

图3：产业功能导向 图4：城市功能导向

东疆二岛功能定位和基地条件勾勒出岛型的轮廓。依据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功能导向，码头作业区、仓储区和加工区按货物流线依次线性展开。北边界永定新河治导线、南边界现状防波堤和面向外海的东边界决定了直线的外轮廓；与现状人工岛接壤的西侧岸线采用突堤的形式，发挥现状岸线维护环境稳定性、生态多样性、资源稀缺性的作用，并利用水道形成若干离岛；围合成的内湖参考城市功能导向规划自由弯曲的岸线。湖心三岛限制条件少，可借鉴自然或人文语汇的形式导向案例设计赋予某种意义的小岛。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9

国家“985”工程二期台湾研究创新基地重大项目：福建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2005R042)。

作者简介：

张传国(1972-)，山东临沂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两岸经贸关系问题研究。

摘要：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存在可靠的法理依据．不仅符合WT0规范，而且具有国际实践上的可行性与现实的可能性。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要遵循wT0基本规则、平等互利与超越WT0谈判内容的原则．其内容不是固定的，主要是赋予港台贸易和投资活动一定的优惠待遇和便利条件，以造就港台经贸交流的特殊环境和发展条件。

关键词：香港；台湾；更紧密经贸关系；战略构想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5_0019-04　收稿日期：2006―04―28

一、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战略意义

在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中，经济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地区性经济整合逐渐成为国际经济运行的新形式，并赋予国际分工新的内容。它除了追求比较经济利益外，更为侧重对区域内的经济资源加以合理配置与利用。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本世纪初，东盟“10+3”会议初步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计划至2015年全面实施“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新机制。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条约》区域外加盟国，从而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台湾当局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台湾未能积极融入这一区域整合潮流，面临日益边缘化的危机。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有利于通过香港与大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将台湾经济引入大中华经济整合的框架之中，实现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区域经济协作，使的整体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相对的竞争优势，从而确立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从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看，入世后大陆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区域经济协作日益增强。各地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产业优势与技术基础，不断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出现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从珠江三角洲到海峡西岸经济区，从长江三角洲到环渤海经济区，从东北三省到西部地区，区域之间既出现相互合作的趋势，又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在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推动下，港澳台地区也积极加入与内地的经济合作。2003年“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和“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相继正式签署，港澳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台湾有识之士也纷纷提出建立“两岸自由贸易区”、“两岸共同市场”等主张，以促进两岸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由于两岸政治关系的干扰。这一愿望至今还未能实现。随着两岸相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岸经贸交流日益密切，两岸政治僵局虽有所缓和，但始终未走出低谷，作为两岸经贸交流中介的香港，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长期扮演着剂角色，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成为两岸的缓冲地区，两岸的某些接触在第三国不能被接受，在台湾或大陆不方便的情况下，香港成为两岸谈判或政治接触最可能选择的“适当地区”，在两岸具有很高信任度，未来香港的这种特殊地位也不会改变。在新的形势下，香港完全可以在打破两岸政治僵局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两岸和解的更多机会。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将香港与内地CEPA机制进行扩张与推广，作为建立两岸更紧密经贸关系的过渡，是对均有益且在目前政治条件下可以接受的方案。

从台湾经济发展趋势看，随着岛内经济从“中增长”步入“低增长”阶段，甚至可能从“长盛期”转入“长衰期”，其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的调整，不仅过去支撑经济成长的劳力密集型轻纺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石化产业已大批向大陆转移，而且以电子资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不断涌向大陆，以继续保持在生产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虽然两岸经济交流日益频繁，但始终未能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港台建立更紧密经济合作关系，有利于摆脱两岸政治因素的干扰，透过香港这个中介与大陆进行经济合作，促使优势进一步相互结合，推动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形成互补、互利、互惠以及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因此，港台建立更紧密经济合作关系，台湾也有现实的需要，是台湾充分整合自身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中进一步谋求自身最大化利益的需要，是台湾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深化发展中，应对经济全球化不确定性与风险，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和防止边缘化的需要。

对香港而言，随着香港与内地CEPA签署与实施以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香港经济与大陆经济的互动与合作日益密切。与此同时，香港在长期作为台湾与大陆经贸交流合作中介的过程中，与台湾在投资与贸易等诸多领域已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与彼此优势的基础上的，在开拓大陆潜在市场的过程中，港台优势的结合有助于增强香港的竞争优势。因此，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对香港也有重要的意义。

二、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法理依据

创新港台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制度性经济一体化进程，是经济全球化与两岸经济体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十年来，香港在长期作为两岸经贸交流中介的过程中，与台湾形成了较为密切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关系，当前港台无论在贸易，还是在投资方面，都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港台功能性经济一体化正在自发形成和深化之中，这为香港与台湾的制度性合作创造了一个内在需求及基础条件。但与此同时，在台湾当局有限制的经贸政策环境空间的约束下，由市场机制主导的港台经济关系呈现不均衡的状态，香港与台湾的经济合作未能实现其可能的发展规模，港台经济合作还存在相当的空间。随着台湾在新世纪初加人WTO，变革与创新香港与台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方式，进一步破除交往与合作的障碍，成为港台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实现经济再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选择。简言之，当前香港与台湾在经济全球化中自发形成的功能性经济一体化与追求自身再发展的需要正在急迫地呼唤香港与台湾高层次的制度性合作。

从的现实情势看，尽管两岸经贸交流已十分密切，但由于两岸政治因素的干扰，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始终未能实现制度性的合作，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也赋有促进祖国早日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同时香港作为两岸经贸交流的中介，在促成两岸经贸制度性合作方面存在着诸多有利条件，而且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香港与台湾都是世贸组织成员，完全可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遵循WTO等多边经贸体制的有关规范，香港与台

湾建立类似香港与大陆的更紧密经贸关系。事实上，WTO已经为当前港台经济制度性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空间。

(一)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与WTO规范

WTO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有关规定，特别是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是WTO各成员都必需遵守的。从WTO对世界特殊经济区的有关规范来看，一个开放性的、无歧视性的、可对接的单边自由贸易区或次区域性的跨国(跨关境)的自由贸易区符合WTO的有关要求。与WTO的一体化例外规定类似，WTO整个法律框架体系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安排游戏规则的，从而保证各成员方都能够从参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WTO以“原则中有例外，例外中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精神有条件容许作为经济全球化在单边层面上的一个阶段性产物与实现形式的特殊经济区的存在和发展。它充分考虑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及其面临的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与制约,对成员方在国际或国内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做的各种特殊安排,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0也给予了有条件的容许。WTO允许其成员方在其特定的产业或特定的区域实施特殊制度、优惠性政策措施，但条件是不得有违透明度原则和非歧视原则，且《WTO协定》和各成员方加入议定书的规定应适用于各成员方的全部关税领土，包括其各种特殊经济区域。也就是说成员方应在其包括特殊经济区的关税领土内统一实施贸易制度与关税政策,但在特殊经济区仍然可以提供一些特殊制度、优惠政策，只是这些特殊制度、优惠政策以及在特殊经济区所实施的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准入水平不得低于其对WTO承诺的约束义务 水平，即不得低于在其它地区实施的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准入水平，并且必须以透明的方式同时对所有的WTO成员提供。WTO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有条件容许，明确体现在GATT第24条及乌拉圭回合有关GATT。第24条解释的谅解(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的例外安排)、GATT文本第四部分(贸易与发展)、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GATS第5条(关于服务贸易方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等规定之中。这些规定的核心是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作为多边最惠国待遇等原则的一个例外，同时为其形成与发展限定了一些基本条件。

尽管目前国际上自由贸易区大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的，而香港与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基于在WTO框架下的香港与台湾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同为WTO成员方的特殊关系，同样可以引用上述WTO一体化例外规定，进行更紧密经济关系等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这是因为作为WTO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是单独关税区，而非国家，这是作为单独关税区的香港与台湾同为WTO成员的法律基础。相应地,非国家性质的单独关税区因此具有依据WT0相关条文而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主体地位。这就是香港与台湾能够进行自由贸易区等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法律依据。换言之，作为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多边层面上的一种组织实现形式和制度保障的WTO，已经为当前香港与台湾经济合作机制创新提供了法律依据与空间，香港与台湾可以在遵守WTO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实行某种程度与形式的经济一体化安排，以便超越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关于经贸活动自由化和市场准入的最低水平要求，彼此实行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的经贸活动措施，相互提供更大范围或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

(二)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在国际实践上的可行性从国际实践的情况来看，特殊经济区的存在与发展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殊经济区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在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建立和发展特殊经济区已是当今国际性的潮流。据统计，到1996年底，世界上特殊经济区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个。引人关注的是，近年来，世界特殊经济区出现了由单边的一国内部型向双边或多边的跨国(跨关境)型发展的新趋势，即几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把各自的彼此相邻的部分领土结成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区域。世界上的各类增长三角(Growth Triangles)就是这种次区域性的跨国(跨关境)特殊经济区的典型形式。1989年12月，在新加坡的倡议下，由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之间的三角地带建立了经济开发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筹制定的“开发图们江三角洲计划”也在积极推进中，将把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国共同接壤的图们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一个次区域性跨国自由贸易区。由此可见，在各国或各地之间由于存在较大差异，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较为困难时，次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是一种符合实际的选择。在海峡,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祖国大陆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还存在诸多困难，但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同时又是世贸组织成员的香港,与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湾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在国际实践上是完全可行的。

(三)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从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国际实践看,建立自由贸易区，一般除了要在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等方面营造适宜开展国际经济活动的良好软环境条件之外，还在地理区位与基础条件等硬环境方面有着较高的要求，主要包括：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与发挥集散功能的优越的地理区位，包括良好的位置接触性与广阔的服务区域、完善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优良的港口与便捷的国际国内信道、良好的发展基础与环境等。无论是从地理区位与服务区域条件看，还是从港口与物流条件看，香港与台湾都具备上述条件。因此，从设立自由贸易区的上述一般经济条件来看，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具有必要的基础条件。

从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态势来看，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也具有一定现实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如前所述，当前两岸政治关系的僵持制约了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无法进行较高层次的协商合作，在经济运作机制上主要是市场调节性的，一般只需要参与方的地方政府间的低水平低层次的松散性、随机性协调的经济合作行为。在当前两岸政治关系状态下，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先行一步，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经济关系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也符合从局部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有利于以渐进方式推进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发展。

就大陆方面而言，进一步发挥香港在两岸经贸交流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促进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国政府既定的发展方略。对香港而言，在新形势下，特别是在WTO多边经贸体制和当前两岸政治关系约束下，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可以进一步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与作用，促进香港自身的再发展。再从港台经济交往看，香港与台湾有很长的经贸交往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作为两岸经贸交往的中介．港台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存在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现实经济基础。

三、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的原则与内容

(一)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的原则根据WTO的有关规范，以及的现实情况，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WTO基本规则。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不仅在国际经济法上必须是可行的，即不违反WTO基本规则。而且相关政策也应符合国际惯例。香港与台湾都已是WTO成员，香港与台湾的经贸交流与合作自然应遵守WTO的法律原则和有关规定，特别是应严格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在WTO规范下，台湾当局有义务遵守WTO规则，调整其经贸政策，开放岛内市场，促进港台经贸合作深入开展。

2．平等互利原则。在相互尊重和保障对方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平等对待、协商处理有关港台经贸合作事宜。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要注意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要贯彻“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政策，不断开放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多年来，台湾当局实行“宽出严进”的贸易政策，台湾方面为拓展出口贸易，采取出口退税、优惠贷款等政策措施来鼓励和扶持岛内产品销往海外市场，而为了保护岛内市场，又设置种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来限制岛外产品销往岛内，使港台经贸交流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香港对台湾长期存在巨额逆差，严重阻碍了两地优势的充分发挥。

3．超越WTO谈判内容原则。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首先需要遵守WTO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有关规定，但是在遵守的基础上超越WTO框架谈判内容，应成为港台经贸合作机制创新的核心原则,即不论WTO有关协议所要求的义务如何，港台应当在遵守WTO有关规定下的前提下，相互提供比WTO协议要求更优惠的条件，才能更好地整合利用港台各自的优势，加快各自经济的发展，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实力。

(二)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内容港台建立更紧密经济合作关系，就是推行“自由贸易区”的某些特殊政策，应实行“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政策．造就港台经贸交流的特殊环境和发展条件。港台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的内容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推进而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内涵。港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要做到既不违反WTO贸易自由化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又赋予港台贸易和投资活动一定的优惠待遇和便利条件。其基本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

1．实行优惠的贸易政策。在货物贸易方面，对双方商定的商品，只要符合原产地规则，可享受比WTO规定更加优惠的关税或零关税，并不对贸易货物实施限制性法规。在服务贸易方面，部分服务业，如银行、保险、证券、零售、运输、物流、旅游、影视、展览、房地产、咨询、会计、律师、医疗等行业，可优先进入对方市场，并相应降低准入门槛。

2．提供便利的贸易投资条件。对WTO会员开放的行业、领域、范围等，先行一步对对方开放。对投资项目审批也予以政策倾斜，审批标准适当放宽，优先安排。根据双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采取不同的产业倾斜政策，吸引对方工商服务企业前来投资设点，开办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推广其它产业合作区的政策，扩大双方产业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双方可在许多领域加强合作，提供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不对贸易和投资者引入新的针对性歧视措施。具体合作范围包括：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商品检验检疫、电子商务、法律和政策透明度等方面。

自由贸易港特点篇10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4）02-0037-08

    2003 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共同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安排》）文本以及有关磋商纪要。决定在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与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区之间将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的签署，在为振兴香港经济、促进内地与香港在经贸领域深层融合提供新契机的同时，也将为WTO框架下建立“一国四席”的区域贸易协定提供蓝本，这在WTO体制内无疑是个创举。

    一、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背景及内容

    我国内地与香港进行区域经贸合作的模式选择经历了一个从“自由贸易区”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转变。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成员方后，香港中华总商会向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一份报告，希望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以便香港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入世”后的过渡期，先行进入内地市场。2002年1月，外经贸部安民副部长与香港财政司梁锦松司长，就董建华先生正式向中央提出建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在北京进行了第一次磋商，定名内地与香港的未来合作模式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较之传统自由贸易区的区域经贸合作形式，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所涵盖的范围更广，更具灵活性。传统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涉及货物贸易、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事项，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内容，在范围上大大拓展了。从本次达成的《安排》协议文本来看，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将涉及货物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措施、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

    1.货物贸易领域。在香港继续保持零关税的同时，内地将自2004年1月1日起对香港有较大实际利益的273个税目的香港原产地货物进入内地市场实行零关税，其他香港原产地货物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实行零关税；双方将不对原产于对方的进口货物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不符的非关税措施；内地将不对原产于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关税配额。

    随着内地与香港之间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撤除，内地与香港的生产商更有条件按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原则调整经营的区域布局，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资金、技术、人员、原材料、信息的无障碍双向流动，从而产生更大的贸易扩大效应[1]，实现两地贸易领域的深层融合。

    2.服务贸易领域。将从2004年1月1日起，对香港提前实施内地对世贸组织成员所作的部分开放承诺，此次向香港进一步开放的服务业涉及管理咨询、会展、广告、会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物流、货代、仓储、运输、旅游、视听、法律、银行、证券、保险等17个领域，其中对除法律、会计、审计和认证等外的其他管理咨询服务业、会展服务、广告、房地产及建筑专业服务、除盐和烟草外的分销服务、物流、货代、仓储、运输、旅游等，允许香港企业以独资形式从事该项服务业；对医疗及牙医、法律、保险等服务业，降低从业人员执业资格的门槛；对除法律、会计、审计和认证等外的其他管理咨询、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货代、仓储、视听、银行、保险等服务业降低注册资本和资质条件或提高最高股权比例；此外还对部分服务业放宽地域和经营范围限制。

    3.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根据《安排》，将对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法律法规透明度、电子商务、商品检验检疫和质量认证、中小企业合作、中医药产业合作等7个领域，简化手续，提供便利。

    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与WTO规则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与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冲突的。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1条的规定，各缔约方一般不得在其贸易伙伴之间造成歧视，任何缔约方给予原产于或运往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的任何好处、优惠、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地与无条件地给予原产于或运往所有缔约方境内的相同产品。这一最惠国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条）中都有规定，成为WTO规则体系的基础。而我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要在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之间建立起一种较之与其他WTO成员之间更为优惠的经贸合作伙伴关系，这会在WTO不同成员方之间造成了一种“歧视”而违反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也是区域贸易协定常遭到协定外成员非议的根源。

    然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经贸合作形式，其实是为WTO规则所容许的。作为一种特殊的例外，GATT第24条允许建立区域贸易安排，但必须符合某些严格的标准[2]（p.81）。根据WTO协议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的规定，WTO成员可以依《关贸总协定1994》第24条和《关于解释关贸总协定 1994第24条的谅解》成立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或依授权条款（Enabling Clause）签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议；或依《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经济一体化）签订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的的经济一体化协议。GATT1994第24条及其谅解中写道，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经济一体化，“对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不得阻止各缔约方在其领土之间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为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采用某种临时协定。”GATS第5条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服务贸易区域自由化安排的规定，明确了 “不应阻止任何成员参加或达成在参加方之间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宗旨”。

    从WTO及GATT肯定区域贸易协定的动因上看，WTO 及GATT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有利于锁定区域贸易自由化或推动区域贸易制度改革[3]（p.218）；WTO或GATT可以利用区域一体化协议作为实验室，以试验那些还未在多边范围内提出的合作问题[3]（P.238）。正如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杰克逊教授所言：“一般认为，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在其成员间相互贸易中消除壁垒，是朝着普遍的贸易自由化迈出的一步，只要其特惠安排无损于非成员的贸易，就应允许。”我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在无损于对其他WTO成员所作的承诺前提下对两地经贸关系所作的优惠安排。《安排》在第一部分就规定了其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因此，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符合WTO及 GATT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内在要求，在制度基础上两者具有契合点。

    从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上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属于一种较低层次、宽松性的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在经济学上，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一般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组织形式的若干阶段：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GATT第24条规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有三个层次：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为成立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所缔结的“临时协定”（Interim Agreement）。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有着共同的对外贸易政策。根据WTO有关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和精神以及WTO成员订立区域贸易协定的实践，区域贸易协定形式事实上并不囿于GATT第24条规定的三个层次。除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外，“经济合作协议”等也是为一些成员方所采用的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并得到WTO的认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在WTO框架内的一种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同时，也将实现自身经贸合作层次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WTO协定》规定协定本身和区域贸易协定的主体可以为单独关税区，为了将“单独关税区”的法定概念纳入整个WTO多边贸易规则之中，《WTO协定》在最后的“解释性说明”中指出，“本协定及多边贸易协议中所用 ‘country or countries’应理解为包括WTO的单独关税区成员方，‘national’一词的表述，应读作适合于单独关税区”[4]（p.44）。而同属 WTO成员的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作为一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完全符合WTO规则。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域经贸合作的最新实践。

    三、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WTO的影响

    此次内地与香港《安排》的签署，不仅仅标志着一个新的区域贸易协定的诞生，它对WTO有关区域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对WTO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安排，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由于同为WTO成员的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同属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就其实质来说，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一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而不是国家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这在GATT和WTO体制内的区域经贸合作安排中，是一个创举。根据GATT1994第1条和第24条的规定，在传统的GATT和 WTO有关区域经贸合作的框架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和现存的区域特惠安排包括以下几种情形：适用于列入GATT附件一的两个以上地区间的特惠安排；适用于以共同主权、保护关系或宗主权联结在一起，列入GATT附件二、三、四中的两个以上地区间的特惠安排；美国与古巴共和国之间的特惠安排；列入GATT附件五的邻国之间的特惠安排；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特殊贸易安排；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为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采用的临时协定等情形。随着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深刻演变，区域特惠安排作为适用于宗主国与附属领土之间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了，因而从目前来看，以上这些情形都可归结为有着特殊历史或现实联系的国家间的区域经贸合作安排，当然在此基础上，也存在着区域经贸合作组织之间或区域经贸合作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情形。但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之间在WTO框架内的区域经贸合作模式，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迄今为止WTO体制内所绝无仅有的，它代表了对WTO有关区域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必须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在没有先例可循的基础上，探索《安排》内外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问题。

    权利义务的平衡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区域性经贸合作安排也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在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实施的过程中，涉及到《安排》内外WTO成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安排：中国内地或中国香港与其他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

    如何处理我国内地或香港与其他WTO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安排的问题是关系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区域经贸合作模式能否被WTO成员普遍接受的关键性问题。我国内地或香港与其他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适用WTO的一般规定（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及其各自的入世承诺。GATT和WTO对区域经贸安排作为最惠国待遇的例外而允许其存在的重要前提是“这些安排应该帮助贸易在集团内国家间自由流动，不增加对集团外国家的贸易壁垒”，“区域一体化应该是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而不应对其造成威胁”[2]（pp.81-82）。GATT1994第24条对此作了具体要求：成立关税同盟或订立“临时协定”时，对其非成员的缔约各方征收的关税与实行的其他贸易规章，大体上关税不得高于该同盟成立或该临时协定订立之前的税率总体水平；对自由贸易区或导致成立自由贸易区的临时协定来说，各组成方保持的关税与其他贸易规章，以及该自由贸易区或临时协定成立或订立时适用于对非该区或该协议成员的缔约各方贸易的关税与其他贸易规章，不得高于或严于在该自由贸易区成立或该临时协定订立之前同一组成区现存的相应关税与其他贸易规章。因此，我国内地与香港在实施《安排》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履行各自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对其他WTO成员所负担的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免授人以柄。

    在实施《安排》的过程中，货物原产地和香港公司的界定是区分《安排》内外WTO成员权利义务的关键。在货物贸易领域，主要体现为货物原产地标准；在服务贸易领域，主要体现为香港公司的身份界定。根据《安排》第五部分的规定，《安排》共有6个附件，其中包括适用于《安排》的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证签发程序和合作监管机制，其将对适用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优惠原产地规则作出具体安排。在界定“香港公司”的问题上，《安排》首先借鉴了法人国籍的界定标准。尽管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单独关税区，但在定义公司身份上可以借鉴确定法人国籍的做法。世贸组织规则没有专门确定公司国籍的条款，但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中有类似的条文，即：参加经济一体化的任何参加方的服务提供者，如果是根据参加方的法律所设立的法人，则有权享受该协定项下给予的待遇，只要该服务提供者在该协定的参加方领土内从事实质性商业活动。《安排》采纳了这两项标准，规定香港企业应为：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或其他有关条例注册成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安排》进一步对“实质性商业经营”作出了解释性规定，对业务性质、税收缴纳、经营资历、经营场所、员工比例加以明确要求，充实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关于参加方企业身份界定的内容，为“实质性商业经营”这一抽象概念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解释规则，有利于对《安排》内外的WTO成员的权利义务作出区分安排。

    在《安排》内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问题上，实施《安排》时，内地对香港实行“零关税”，香港相应的调节措施不多，就会造成内地与香港之间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的权利义务不平衡。本次《安排》的达成，被香港各界誉为内地赠送的“大礼包”，反映出在当前内地对香港作出的利益让度要大一些，这主要表现在货物贸易中的进口零关税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上。但由于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进行，双方利益的协调在形式上不宜过于强调对等操作，而应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全局观念和长远利益来综合考虑[5] （p.32）。此外，从中国内地的贸易自由化的努力方向和《安排》双方达成的自由贸易水平的趋近程度上看，也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贸易自由化精神的。在“入世”过程中，中国要求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加入WTO，而香港是以发达经济体的名义加入WTO，根据GATT东京回合达成的“授权条款”，发展中成员通过加入某些与发达成员缔结的协定，可以获得单向的贸易优惠待遇，这就使得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可以给予内地更优惠的条件，从而保护并促进中国内地一些弱势行业的发展。因此，从全局和长远角度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实现了《安排》内WTO成员之间的权利义

务平衡。

    四、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一国四席”下两岸四地经贸法律框架的影响

    2001 年12月11日和2002年1月1日，中国与中国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简称“中国台北”）先后成为WTO正式成员后，连同于1995年1月 1日分别成为WTO创始成员的香港和澳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WTO体制内的“一国四席”局面。从国际层面看，在WTO体制内，一国四地都是WTO这一国际经济组织的平等成员；从国内层面看，中国内地与中国台北、香港、澳门在法律上是同一主权国家下的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关系（注：另一种提法是将中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与中国澳门视为主权国家与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关系。）。

    在内地与香港关于“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磋商过程中，明确此次内地与香港达成的《安排》未来将同等适用于澳门，而台湾与中国内地市场血脉相连，迟早也将融入到“安排”的框架下（注：事实上国民党副主席萧万长就提出过“两岸共同市场”的构想，成立了“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有关“中华经济圈”的呼声也预示了建立两岸“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迫切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称之为“华人经济区”（Chinese Economic Area）。）。以内地与香港的《安排》为开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将对“一国四席”下两岸四地经贸法律框架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未入世之前，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我国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和澳门将保持原有的经贸法律制度不变，这样在我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之间事实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经贸法律制度体系。由于各自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法律文化的差异，两岸四地的经贸法律制度体系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在涉及两岸四地经贸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以我国内地调整涉台经贸关系的法律规范为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一般性的涉外经贸法律法规，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外贸易法》等；其二是专门性的涉台经贸法律、法规，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法》等。但在我国内地与台湾相继入世后，原有经贸法律框架的弊病日益显露，主要体现在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双向投资和金融合作中的法律问题[6] （pp.59-61），这些法律规范或者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或者不能体现入世后我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特殊法律关系。直接以WTO规则调整两岸四地的经贸法律关系，似乎能部分地解决“一国四席”下两岸经贸法律制度不统一所带来的问题。但是从WTO协定和我国的相关法律，以及WTO规则在国内法上的地位来看，WTO规则不能在我国直接适用，而应通过我国的国内立法程序，逐步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因而这仍然属于在我国内地建构单边的涉港、澳、台的经贸法律制度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WTO中拥有四个席位，若要完全按WTO现有规则或机制来处理两岸四地的经贸关系，就不能体现“一国四席”的性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填补了调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一般规则与我国两岸四地单边经贸法律制度之间法律规范的缺位，由此形成WTO框架内的“一国四席”，以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为表现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与两岸四地各自的经贸法律制度共同组成的新的经贸法律框架。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两岸经贸法律框架的最具创想之处，是要在开展两岸四地区域经贸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一种特殊的“一国四席”下两岸经贸争端协调解决机制。在两岸未入世之前，由于两岸四地同属一个主权国家，而主权国家与其所属的单独关税区之间发生贸易争端的，一般可以通过磋商或协商的方式解决，或干脆通过行政隶属关系将贸易争端解决在萌芽状态[7]（p.28）。但在入世后，在WTO体制中，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相互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平等成员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分别具有平等的代表权、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独立的申诉权和责任承担制度以及平等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权利等。由于我国坚持以发展中国家成员身份加入WTO，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相应地作出不同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承诺，因而我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作为独立的WTO成员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享有和承担内容不同的权利义务，并且由于各自立场不同、具体经济利益不同，在我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之间如果出现一些贸易争端，也是正常的。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书》（以下简称《谅解书》）第1条规定，该《谅解书》的规则和程序适用于该《谅解书》附录1所列各项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所提出的争端和各成员之间有关它们在《WTO协定》和该《谅解书》规定下的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因而，在WTO体制内，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上述适用范围内的争端，属于WTO不同成员之间的争端，可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解决。解决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双边磋商，另一种是由第三方即专家小组（直至上诉机构）裁决。今后在WTO体制内解决内地与港澳之间贸易争端时，可能会在磋商阶段得以解决，但在台湾问题上，由于其目前事实上行使不受中央任何机构管理的地方治权，不排除其利用WTO第三方裁决制度将两岸贸易争端政治化的可能性。而建立两岸四地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契约形式约束两岸贸易，并进一步构造特定的贸易争端协调解决机制，就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主权国家内不同关税区之间的经贸争端，避免使经贸争端政治化与国际化。

    五、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亚欧合作的意义

    在亚洲，以“10+x”为主的合作进程正在加强，亚洲经济合作及其制度化的活动日趋活跃。亚欧会议亚洲成员之间的诸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取得了进展，例如新加坡和日本达成了新时代经济伙伴协议、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推进区域性经贸合作层次的进程中，以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为典型的区域经贸合作组织也在努力探求亚欧之间、亚洲及环太平洋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模式。

    2003年5月6日，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工作组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首次会议，着手尝试在亚欧之间建立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由于上述《安排》是在作为WTO发展中成员的中国与作为WTO发达成员的中国香港之间达成的，根据亚洲和欧洲各国分别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主的现实，《安排》针对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的各自情形而特别设置的权利义务模式实际上将为亚欧之间建立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提供先例。

    根据亚欧会议各方和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工作组的安排，这种更紧密经贸伙伴关系是类似于我国与香港之间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区域合作形式，是亚欧之间区域经济安排的形式。在亚欧“贸易便利行动计划”和“投资促进行动计划”的背景下，促进贸易和投资将成为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工作组的工作重心。其中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在动植物检疫程序和无纸化海关手续及采用风险管理等现代海关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合作领域可以对亚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起到补充作用，这些领域包括运输、信息与通讯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可以看出，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是要以贸易便利化为起点，以贸易和投资的促进为现阶段的主体内容，进一步辐射至其他领域。而我国与香港之间的《安排》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建立亚欧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将要涉及的主要问题，因此，《安排》可以为我们在未来的亚欧合作制度设计中提供有益参考。可以预见，在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基础上，亚欧更紧密经济

伙伴关系的内容将拓展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的具体安排方式更需要发展中成员的权衡考量。《安排》在WTO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设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成熟的现实模式和思维路径，避免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承受过重的义务和负担难以实现的承诺。

    亚欧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建立将继欧盟—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以来，进一步突破区域经贸安排的传统“区域”框架，其对两大洲之间的经贸合作、对WTO谈判议程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白冰，王健平。互惠互利共求双赢——更紧密经贸关系将给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带来新商机[N].新华每日电讯，2003-06-30（3）。

    [2]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贸易走向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　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　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5]　左连村。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提升粤港澳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探讨及前景展望[J].国际经济合作，2003，（2）：3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