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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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设施；交通基础；社会经济；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 A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服务性行业，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以交通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交通运输生产活动向社会提供服务推动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三驾马车’中交通运输三居其二。”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和基础作用，因此交通运输系统必须明确提出以重点项目建设为主，着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全面科学发展。

一、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是交通运输领域的经济性基础设施，一般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水运和管道，通过影响运输成本和交通可达性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和区域的产业集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中也强调了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要求“十二五”期间初步形成符合设施配套衔接要求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日益扩大，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部分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交通基础设施也产生了诸如配置不合理、衔接不畅等问题。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感性上来讲，无疑是巨大的。衣食住行无疑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其中的“行”实现的基础条件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纵观人类的发展历程，出行方式由步行到马车再到汽车，由木船到帆船再到轮船，由滑翔机到飞机；由水路到陆路再到航空。现代社会，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劣，交通工具的先进与落后不仅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而且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致力于从量化的角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精确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相关产业的经济拉动

交通运输业的关联产业有能源产业、建筑材料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物流业、餐饮、服务业等，这些部门与交通运输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交通运输的发展会带动这些部门的发展，交通道路的修建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建筑材料这些部门的生产会迅速扩大，从事这些部门的不管是企业老总还是普通工人，他们的收入将增加。交通道路的修建一方面可以刺激当地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道路的畅通和交通时间的缩短，将会刺激更多的物流和客流，一些地方因为交通设施不便而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的资源现在有条件得到开发。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的发展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交通运输的发展。

三、交通基础设施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呈现非均衡状态。铁路、公路作为应用范围最广的交通运输方式，其供给量的地区差异具有代表性，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1995 － 2012 年铁路、公路里程数各地区相差不大，全国铁路营业里程数增长幅度小、增速较慢，而公路增幅远大于铁路，尤其是2006 年后我国公路里程数显著增加。西部地区的铁路营业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总量和增幅均最大。1995 － 2012 年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分别增长2. 98倍和3. 02 倍，显示出较大的发展潜力。中部地区里程总数大于东部地区，但增幅最小，铁路营业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分别增长98% 和3. 09 倍。此外，我国东部地区的高速公路里程从1998 至2012 年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的增幅大于东部地区。考虑到各区域的国土面积不同，因此网络密度( 单位面积内的里程数) 更能反映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状况。在铁路和公路密度上，东部地区始终保持领先，中部地区紧随其后，西部地区与二者差距较大。总体上铁路密度增幅远小于公路密度，东部地区铁路密度增加73%，中西部地区分别增加53% 和98%。公路密度增幅最大的是东部地区，增长3. 14 倍，其次为中部地区3. 10 倍，增幅最小的是西部地区3. 05 倍。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呈现较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已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西部地区尚处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加速发展建设阶段，路网密度和运输线路质量都有待提高。

四、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1.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城市基础设施其实是在城市发展当中最先应该去考虑的建设内容。往往对于一个新建的城市，人们在整个城市建设规划中首先会进行城市基础性设施的总体布局，而且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规划布局都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性，从而好为后来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完成对基础设施系统的与时俱进的改良。之所以在一个城市建设中人们对基础设施的规划看得如此重要，正是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2.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运转的前提

城市经济的发展是要有各种条件作保障的。这些条件包括国际的大局势、国家政策、文化氛围等，但对于一个企业或一个公司来说，基于这各样条件而带来的发展还必须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物质因素，那就是自身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完善情况，只有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包括完备的水、陆、空运输条件等，这样才能使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3.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形成聚集效益的根本

城市基础设施是一个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一种专门服务生产的优良的环境系统。只有一个城市形成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一个城市才真的能产生巨大的吸纳作用，产生强大的创造经济利益的功能，而城市中的各种企业只是实现基础设施这种效益聚集功能的执行者。一个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拥有巨大的感召力，这本身也是因为基础设施自身的稀缺性，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自身所拥有的一项巨大的资源。一旦拥有就将带动周边地区产生聚集力量。

五、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方面

一方面，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结构偏好。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经济的快速增长就离不开高速公路、机场及铁路的支持，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能源水利方面的大力支持，要保证企业经营的电力和水力等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要先于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要有一定的提前量。更不能让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满足不了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速度。

特别重要的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回升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大洪涝灾害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要使得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格局，就可以通过加大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2.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融资机制方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财税、金融、外汇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以项目法人制度，资本金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投资体制。融资方式更趋多样，融资对象日益增多，融资条件更加规范。从此，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从依靠政府投资到银行贷款，再到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这种这种融资体制发生的质的变化，较好的解决了大额资金来源困难的问题，直接推动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腾飞。

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机制方面

经营机制的变革和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和经营主体，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合资合作企业、民营独资企业等。民营资本参与的方式包括合同承包、租赁、合资、合作、参股、BOT、TOT 等十多种，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更多的形式和制度安排仍不断被创新出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被进一步促进。

4.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机制条件下的资金新来源

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开始，逐步形成城市建设与土地经营良性互动的新模式。1987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的通知》提出城市建设“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综合开发”的20 字方针，各地实行了“以路带房”、“以房带路”的房地产开发与城市改建相结合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因素对其有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现如今随着区域经济差异的不断发展，中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平稳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注重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促进基础设施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这样才能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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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惠英,沈毅贤.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J]. 交通科技与经济,2008,02:82-84.

[3]田军华. 基础设施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4]刘玉海. 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D].南开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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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经济模型分析；综合评价方法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在进入到2l世纪之后，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都在新时代背景之下有着快速的发展。就经济单方面而言，其快速发展无疑为社会当中的各个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动力。就GIS技术来说，其在近几年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GIS技术的应用也也来越广泛。它通过可视化的分析，为城市规划建设或是城市生产力的布局提供了必要的决策支持。因此，对GIS基础下的社会经济模型分析与综合评价方法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GlS基础下的社会经济模型分析

（一）模型的存贮和表达

在实际的的应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将GIS基础下社会经济模型的存储与表达形式进行一个简答的划分，并将其划分为三种模式。接下来，笔者将会立足于GIS技术，对这三种形式进行一个简要的论述。

1.数据方式

所谓的数据方式，就是将模型看做为输入集到输出的一个影射，然后在利用模型的参数集合来确定相关的影射关系。这样就可以将模型进一步描绘为参数集合与数据集合所构成的一个大框架，然后输入数据集将会在这个框架爱之中进行不同过程的计算，并最终得出输出数据集合。因此，模型的运算最终也将会被转化为关系的运算。

2.逻辑方式

所谓的逻辑方式，其实是一种类似于人工智能的表示方法，理论上我们还可以将其分为谓词逻辑与语义网络、逻辑树等几种方法。在实际的应用当中的，谓词逻辑法是较为常见的方法之一。它可以将整个模型简单的分为四个基本要素，并且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利用谓词进行表述，其中数值计算便隐含在相关的谓词当中。

3.程序方式

在程序算法的背景之下，只要具有一个完整的程序，加上输入格式、输出格式、算法等就可以表述一个模型。而这个模型的存储方式则是依靠子程序进行存储。在每一个子程序当中都会具有通用的程序结构。

（二）模型的集成特点

将GIS进行组件式的发展，是现阶段软件技术发展的一个潮流所在，这种方式将会极大程度之上方便模型的应用与系统的集成。与传统的GIS相比较，社会经济模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高效无缝的系统集成

GIS当中的系统集成建设其实就是对GIS的数据模型、空间处理模型及其他应用模型进行集成。而其中各种资源的GIS与设施管理的GIS更是要求GIS可以与办公自动化等进行有机的结合。这就对GIS的系统集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经济模型并不依赖于任何一种特定的开发语言，其可以通过嵌入一个通用的开发环境来实现GIS的相P功能，所以经济模型可以实现高效无缝的系统集成。

2.成本低

因为传统的GIS其对外表现是一种封闭式的状态，所以随着使用次数的逐渐增加，其软件本身将会越来越大，这也导致了不同系统之间的交互性十分的差，系统的开发难度也十分大。GIS下的经济模型将会为空间提供数据的采集、存储等基本的功能。而对于一些非GIS功能则可以利用要求专业生产厂家提供专业的组件。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便见底了GIS的开发成本。而用户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关的配件，这也在很大程度之上降低了使用者的经济负担。

二、分析与评价模型的空间分析方法

（一）空间层次分析

空间层次分析可以说是地理信息系统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其主要的应用过程是在模型的构造当中设置一个方法，利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对分析区域进行多个层面的分析的，不需要在从新的构造新的模型。

对于模型分析，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例如，在对行政区进行空间分析时，就可以利用行政区的层次关系进行设置与分析。每一个行政区图层都会拥有一个特定的行政区编码，而这个编码的规则为：前两个数字编码为省编码，前4位为地市编码，前9位是县区编码，前12位为村居委会编码。这样分析方法就可以从宏观或是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来合理科学的揭示社会经济所具有的发展规律闭。

（二）空间模型分析

GIS的空间模型分析是GIS当中重要的功能之一，并且也是GIS提供决策支持的核心所在。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空间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更多的模型与GIS相结合之后，产生了很多新的空间模型与评价分析。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利用数学理论知识对传统的GIS进行改进。这一类空间分析模型与传统模型相比较，将会更加的完善、准确、客观。第二个方面是与多种应用模型相结合，而最终形成一种特定的GIS模型。第三个方面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与统计方法相结合而形成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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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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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网7-06/03/content_634545.htm.

[3]中央组织部等.科学决策知识讲座[M].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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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在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活动对社会民生又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打算以清末民初的苏州地区部分庙会和神社分析，阐述它的积极意义。

一、庙会神社的组织者多为巫婆神道

民间信仰从本质上而言是体现了民众的一种心理需求，一个神灵越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自然也就越能得到人们的崇奉。那么，神灵如何取得人们的信任呢？这就必然涉及到巫婆神道（这里的道，不定指道士，泛称作法事的人）的群体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苏州地区有着许多巫婆神道。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仅是神灵的创造者，更是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神灵的心理认同。早在明初曾任苏州知府的著名文人高启便有《里巫行》一诗，描写本地民众信巫之风：“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

巫婆神道之作法，其程序一般是去他们指定的某一庙宇，安放筵席、排列神码之后，开始请神、接神、唱书等程序，最后以送神结尾。

再如，《清诗铎》里有清代吴江人袁棠的一首诗，诗里他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地方庙会期间一个女巫的形象及其作法的过程： 男和女，杂沓来。焚香各就座，老巫语琐琐。言未绝，倏僵蹶，面死灰，口流沫，阴风飒然来，灯火翳欲灭。鬼声隐隐人声寂，满堂兀立森毛发，有妇长跪哀老巫，狂夫无知望悯恤，侬愿享神连夜宰猪羊。月米香金不敢缺。

老巫一笑回阳春，我且不爱钱，神岂贪华筵，止因善男子善女人，借此神前结善缘，慈悲安忍相弃捐。

庙会神社之风至清代为最盛，如张紫琳在《红兰逸乘》中介绍嘉道年间的情形时说道： 吴俗敬鬼神而尚巫觋，故庙宇无不崇焕。

苏州城有城隍正神，一年有三出，为清明、中元、及烧衣节。旧规至虎丘祭孤魂，府县官必来成礼。开始仅有府城隍出，后各县城隍也出。未几，各乡土地尽出。

清•顾禄《清嘉录》有记载，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二郎神生日，患疡者拜祷于葑门内之庙，祀之必以白雄鸡。”

有读明人钱希言《狯园》第十二“祀”《二郎庙》一则，记述苏州葑门内二郎庙的风俗：“传六月二十四日是神诞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厘，行者昼夜不绝，尤多。明日即醵钱为荷荡之游矣。吴城轻薄少年，相挈伴侣，宣言同往二郎庙里结亲。一进庙门，便阑入珠翠丛中，双拜双起，日以为常，神亦不以为异。”也有祖师可拜，真是开了眼界了。

昆山、太仓地区有东岳会、杨老爷、方老爷等庙会，并有男女自愿服务此事。家有红白喜事，亦有请讲“宣卷”的习俗。

二、庙会神社对民生的积极意义

民间赛会活动的举行，不仅仅关乎信仰，其实在另一面更关乎一些人的生计。如此类活动中的轿役、乐工等，他们实际上正是通过赛会活动来谋求其生计。

如常熟的“周孝子出会”，由女乞丐扮装忤逆媳妇，梳牡丹头，穿桃红布高底鞋，插旗背梆，男乞丐出力抬轿喝道。

苏州东山，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有“出猛将”庙会。来自新潦、潦里等村的数万民众，分别从陆路及水路进行了“出猛将”等祈福的民俗文化活动，有打船拳、荡荷船、舞龙、扭秧歌。最后，集中于龙头山葑山寺进香，并举办庙会活动。这些“出猛将”活动，一般都有地方富裕大户出钱，由各行工匠打制活动需要之器物，以收取工钱。而庙会活动的差役，也可从中获利。这也许既是他们为求自身福祉，或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与其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

清代苏州人袁学澜便认为，民间赛会虽然“繁费无度，作为无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顾吴俗华靡，而贫民谋食独易。彼其挥霍纵恣，凡执纤悉之业，待以举炊，而终身无冻馁者比比也。此亦贫富相资之一端，为政者殆不可执迂远之见，以反古而戾俗也”。

顾公燮也说：“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也。”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如乾隆年间，苏抚陈宏谋曾禁妇女入寺烧香，但在实行不久之后，却因“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而导致“物议哗然，由是弛禁”。

农历六月廿四既是二郎神的生日，又是苏州人的民俗节日——“观荷节”。苏州人爱花，对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更是情有独钟。农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是日上午，城东乡人必于二郎庙中卖萤灯（细篾为架再糊白绵纸或用牛角薄片相胶内贮萤虫）、荷花、泥婴，游人甚伙。可见，扎灯匠、捏泥人等手工业者都能从中获得生计。

再如，苏州虎丘山塘每年三次的城隍出会。每届出会，山塘一带观者如云。并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山塘街上茶楼酒肆林立，而山塘街的舟船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意。据说每当诸神赛会之前，画船歌舫便已“不可复得，盖一月前多已预订，虽倍许其价，亦不能致至，此外小舟亦皆以受雇辞”。

再又如，昆山胜浦宣卷执业者。“宣卷”起源于唐代僧侣们的“俗讲”。它是采用民间说唱的方式，让听的人为故事里的人物而悲、而喜、而爱、而恨。在苏州的农村庙会和农家的红白喜事、寿诞、新居的落成、婴儿剃头活动当中，一般都喜欢请宣卷人来热闹一下，以求祈福禳灾。宣卷执业者之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的生计。其实也可以讲，庙会神社的活动稳定了社会。

庙会神社的兴旺还带动了其他的商业活动，如苏州城里的纸马香烛铺、锡箔手工业（据统计，刚解放时仅我市区仍有锡箔业者近千人）的发展、乡村的喜乐班，甚至也影响到了民族乐器制造业的发展。

总之，清末民初的庙会、神社活动，在客观上解决了许多人的生计、就业问题，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统治，其积极的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参考文献:

[1] 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 M ]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

[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篇5

Abstract: Revives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harmonious society, the wrong cultural orientation causes the society not to be unfair inevitably, could also not form society's accord development, the Confucianist culture initiative “the benevolence” the spirit, it was ideal is the Datong society finally, propose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with the present government as well as “humanist” the governing idea profits from the supplement mutually, thus established truly is in keeping with the populace wish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e safe society, the affluent society”.

关键词：仁爱精神 和谐社会 核心基础

key words: Benevolence spirit Harmonious society Core foundation

作者简介：（1970年―） 男，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历史系教学秘书。

构筑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明白和谐的标准是什么，而判断社会和谐与否，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社会是否稳定。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当这些社会冲突激化后，就会大大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从而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和谐。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社会的社会冲突更加多元化。这些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之所以产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体制不能容纳有些利益的表达，导致这些利益的主体要采取一些体制外的方式来实现其利益的表达。

社会制度和文化取向导致社会不公正。

利益主体的不满导致冲突的产生，而这种不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的，一个是文化方面的。

经过30年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很大的改变，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风险却在不断的提高，这其中包括疾病的风险、失业的风险、看病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等等，这些风险和压力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显现和增加。基于这样的现实，导致了种种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收入的不均衡致使贫富差距逐渐加大，社会的文化取向一直在从道德、行为规范上为种种不平等现象进行论证，认为这些不平等是合理的，正当的、所有的成功者应该得到他所拥有的一切。而所有的失败者则都是咎由自取，一切都是个人原因造成的，政府不对老百姓承担责任和义务，公民的责任感日渐消退。

这种错误的文化取向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讲效益不讲公平，二是讲制度不讲道德。理论界、学术界整天都在讲制度并且极力主张用制度去约束人的各种行为，这是很极端化的做法，实际上，一个社会很大程度上是靠道德支配的，而并不是完全靠制度，及时建立了制度，执行制度的人如果没有人情味也不能正确的执行，因为群众是不接受的。在大多数领域，约束大众行为的是道德而不是制度。例如，我们在公共场合看到街上的雕塑很漂亮，而我们是去欣赏它、爱护它，并不是破坏它，只所与这样做肯定不是旁边有警察或者有警示栏，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应该这么做，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这恰恰说明一个和谐的社会，主要靠公民的道德和仁爱的精神，不仅仅是因为有警察、有规定制度约束。

要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就要弘扬讲公平,就要弘扬讲公平、讲道德的理念，而这离不开政府理念行为的调整。目前，党和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主张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等等，都是政府调整自身行为的体现。

在调整政府行为之外，要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还需要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价值和道德决定了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如果不能告诉老百姓什么是好的、正确的、公正的，这样的社会，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谐发展。

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建设上，还是应把儒家政治哲学的那些理念逐渐恢复起来。恢复儒家的政治理念当然不是宣扬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的观念。儒家文化的内核就是“仁”它解决的就是什么是人的问题。孔子说的仁者爱人，也就是有爱人之心就是“仁”。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人和动物的差别非常小，就是那么一点点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人和禽兽的根本区别。

篇6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自由企业大、经济法的基石,占据着重要的法律地位。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6虽刚刚颁布,并不尽善尽美,但却是其他的竞争法无法取代的,成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法律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和谐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具有经济宪法的作用。

一、均衡利益,缩小收入差距

反垄断法通过平衡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形成限制利益垄断或独占的机制,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把分配重新拉回到按劳分配为主的尺度上。在我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令人羡慕的国有企业职工现在却成了下岗职工,以前令人耻笑的个体户、小商贩、打工崽、打工妹突然变成了爆发户企业主老板;以前不管什么行业,收入差距并不大,现在垄断行业收入凸现,是非垄断行业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什么收入差距这么大呢?随之产生了许多新的阶层和群体:私营企业主、外资白领、农民工、下岗工人以及享有特权的阶层,强势群体、弱势群体,富裕群体、贫困群体,垄断行业群体、非垄断行业群体等等,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衡,各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出现各种利益矛盾,使平等对话、宽容共存成为人们一种奢侈的追求,造成这一不和谐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垄断,是经济垄断以及经济垄断背后的权力垄断,垄断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过大。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外经贸、旅游、电力、煤气、供水、电信、运输、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比全国企业平均水平高出5%~12%;二是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过大。据统计,23年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815倍,是困难户的1131倍;24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近一半,而收入最低的1%家庭财产比重只有1%左右。2%的人占有8%社会资源,而8%的人只占有2%社会资源,贫富差距的悬殊已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反垄断法的颁布,开始对垄断说不,向垄断发难,对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对垄断行业高工资进行限制,逐步形成利益制约机制,从客观效果上分析,必将在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到经济宪法的作用。

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反垄断法的终极目标和本质所在,我国反垄断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法。指出了反垄断法的途径、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性目的,即维护社会实质公平公正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谐社会的基石是公平公正,表现在其一,相对于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社会公平所彰显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其二,相对于人际关系而言,社会公平所反映的是占有或使用某种社会资源和产品的均衡化状态。[1]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是竞争性经济,通过市场这个无形之手配置资源,通过市场竞争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社会需要的众多领域、部门、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中去,产生最佳效益,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然而,由于市场本身不能维护公平竞争的局限性,使集中、垄断不可避免,集中、垄断反过来限制、排斥竞争,阻碍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通过订立和约、同盟、协议以及利用垄断地位,排斥和限制其他的竞争者从事与自己相同或相关的行业,强制消费者失去选择商品的权利,同时使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失灵,从中牟取垄断利润。22年的微软诉讼案的辩论焦点就是在消费者选择问题上。微软公司把它的因特网浏览器与视窗98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的销售行为,不是便利了消费者,而是损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轻视了消费者的需求,最终美国华盛顿地区联邦上诉法院裁决,判定该行为为损害竞争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垄断行为。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经营者天然地垄断着商品的成分、性能、构造、功能、成本等以及与服务本身有关的各种信息,而消费者对所要选择的商品的认识基本上是基于经营者提供的信息,假如经营者提供的信息不真实或者不充分,消费者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实际上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一种损害。在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6第七条中规定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如果经营者存在因信息误导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在反垄断诉讼中应根据无过错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推定被告有过错或无过错,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以及占有或使用某种社会资源和产品的均衡化状态,从法律角度上讲,稳固了和谐社会的基石。

三、转变政府职能,破除行败

行败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垄断,即政府及所属部门利用行政权力限制或排挤竞争,其形式是,其主要内容:寻租和造租。寻租是经济主体为了稳固自己的垄断地位寻求政府的庇护和支持,防止他人侵犯,如行业壁垒、地方保护,条块分割,通过寻租,壮大了利益集团的势力,与政府中的某些官员形成了联盟,孕育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腐败。造租是权力所有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再造出一定的权力,使再造的权力直接参与市场进行交易,获取佣金。行败的危害不仅仅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道德水平的下滑、民主化方向的消解、行政体制改革的迟缓,更重要的是对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合法性的直接的损害。因此要转变政府职能,破除腐败,最关键的是要排除行政垄断,虽然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6中只对滥用行政权力作出了法律规定,但滥用行政权力是行政垄断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抓住了行政垄断的核心内容,对滥用行政权力进行规制和制衡,使行政权力得以回归,消除寻租、造租现象,将有效促进政企分开、两权分离,政府职能转变,维护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

篇7

关键词：数学教学　情境设计　体会

教师常为学生的成功学习设计良好的环境，这种人为设计的教学环境，我们称之为教学情境。设计教学情境就是要充分调动学生的情商，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培养他们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的思想进入最佳状态，并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教学内容中的情感，使他们的数学学习变得有趣、有效、自信、成功。

我在自己的数学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关注和积极探索数学情境的设计，积累了一些心得，现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妥之处望同行指正。

一、数学问题情境

即通过一定的问题，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之产生非知不可的要求，于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主动地探索知识、解决问题。如在“负数”一节，可设计如下情境：某班举行知识竞赛，评分标准是：答对一题得10分，答错一题扣10分，不回答得0分；每个队的基本分都是0分。四个队答题的情况如下表：

每个队的最后得分是多少？你是怎么表示的？与同伴交流。

在这个问题情境中，学生大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因此他们急切地想给每个队打分。但是有的队答错的题比答对的题还要多，他们得多少分？应如何表示？学生们陷入了认知冲突，这时负数的引入已水到渠成。

二、数学故事（或数学历史）情境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值得赞扬、脍炙人口的数学故事和数学家轶事。在设计数学教学情境时，可充分挖掘数学史料，利用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创设数学情境，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还能从中学习数学知识，领略数学家的人格魅力，接受思想教育。如高斯、笛卡儿、牛顿及我国的数学家祖冲之、华罗庚、陈景润，他们都有很多故事可以用来设计数学情境，

如在讲“勾股定理”一节时，可以向学生讲这样一则故事：如果在宇宙中除了人类还有其他文明，人类应如何同他们交流呢？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指出，勾股定理最能代表人类的文明。如果宇宙中还有其他文明的话，接收到这个信息，就会向人类发出回应。听了这个故事，同学们肯定会急切地想知道勾股定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从而为学习新课作好了铺垫。

三、实验情境

根据皮亚杰的活动内化原理，低年级学生学习数学的有效途径是让他们去动手操作，通过设计的实验，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直观化，使学生通过动手、观察、分析等活动，把数学知识内化，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如在“圆周角”一节中，可设计实验情境如下：

让学生进行以下操作：

（1）作已知圆的任意一个圆周角；

（2）再画出这个圆周角所夹弧对的圆心角；

（3）分别量出圆周角与圆心角的度数，你发现了什么？

（4）再任意作一个圆周角，是否还有上面的结论？

通过动手实验，学生已能总结出本节课所要学的关于圆周角的结论，即一条弧所夹的圆周角是它所夹圆心角的一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来证明了，课堂引入自然顺畅。

四、活动情境

即通过组织学生进行与数学知识有关的活动或游戏，构建数学情境，使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掌握数学知识，感受数学的情趣。如学习完“有理数的运算”一节，如何对学生进行运算能力的训练？如果做大量枯燥的计算题，会让学生感到厌烦，这时可以让学生进行“24点”的游戏，这样不仅能使学生熟悉有理数的运算，也能开发学生的智力。总之，数学教学情境的例子很多，如果我们能创设出一个好的数学情境的话，可以说这节课已成功了一半。

参考文献

1、陈明华《数学教学实施指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篇8

我相信我们人类心灵的可以被称为“自由精神”的那种气质，来自于“彼岸”。如果我所信正确，那么一个被“自由精神”支配了的肉身，是不愿为了屈从他形体的欲求而限制了他心灵的自由的。更进一步，一个真心信仰着源自“彼岸”的自由精神的人，绝不相信世俗的任何力量可以伤害到这“自由精神”。再进一步，我推断，这一信仰也正是康德的“纯粹理性”(先于经验世界的理性)基础上的道德哲学的出发点。苏格拉底的行为恰恰表明他持守“形为心役”的自由意志的勇气，并以此表明了“人”终归是可以不同于“禽”的（梁漱溟先生说过：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

我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这一解答，不仅有阐释学含义，还帮助我说明这样一个重要的康德立场上的看法：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可能不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自由”真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phenomena)约束的

“超越现象界(nomena)”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当下我的一些鼓吹“民主”甚至鼓吹“自由”的朋友，他们真正在做的，其实是有感于所见所闻劳苦大众的“不自由”，并且他们坚信导致了这大众的不自由的正是被我们认作“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那个“市场经济”。所以对“不自由”的批判，被他们转换为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不过，我以为这类批判毕竟是知识分子份内之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它自己的“牛虻”；一个伟大的雅典不能没有苏格拉底。

在我向我的这些朋友们解释我的立场和我对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的评论之前，我必须指出他们很可能已经染上了我称之为“语言”病的病菌。所谓“语言”病(不是“语病”，也不是“语言病”)，是由“语言”的本性——以概念的“一般性”来指称“概念”所涵盖着的无穷丰富的“具体性”——加到语言使用者的思考过程上的，时刻妨碍思考者面向真实经验的，将“思”套牢在话语枷锁中的病。克服我们的“语言”病，惟一的途径便是走出书房，走到大众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个被压抑在“概念”下的无穷丰富的现实世界。在这一点上，仅在这一点上，我真心呼吁这些人文学者们向经济学家们学习，因为后者毕竞终日浸泡在现实世界里，毕竟不至于忽视了生活中发生着的最基本的事实。“理想”是美好的，“追梦”是美好的，个体为了“理想”而放弃现世生活甚至牺牲生命是崇高的。但为自我理想而要求社会放弃现世生活，则不能说是美好和崇高的。

让我再来讨论“语言”病。例如当我们有感于大众的“不自由”(设此项感受为事件“B”)，并且听到和读到人们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指称为“市场经济”时(设此项感受为事件“A”)，我们的“因果性联想”能力总是倾向于让我们认为A是B的原因。为了尊重和回答休谟对我们理性能力的质疑(这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力)，我们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对“A导致B”这一命题作—番认真的研究，这便是所谓“实证研究”。不论你多么反对实证研究，你不能不跟着叔本华承认，实证研究是人类将梦幻与现实相区分的惟一途径。但是这类研究立即导致第二项任务——从其他人的言说中找到支持或反对“A导致B，，命题的论据而不混淆了在一般概念A(“不自由”)与B(“市场经济”)之下掩盖着的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与其他人所处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别。对于认识主体而言，这两类生活世界中的前者是“基本事实”，而后者是“派生事实”。

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成熟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世界，就我个人多年的体验而言，一组可以叫做“基本事实”的观察是：(1)那些成熟市场社会里多数人的物质生活的质量比我们要高一些，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与我们在物质生活的质量上的差距，当我们沿着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时越拉越大，而当我们沿着市场经挤的方向走时越来越小；(2)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人，在使个体生命得以发展的基本权利方面，似乎比我们目前所享有的各项权利更充分，并且最重要的是，更有发展的潜力。例如生命权利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又例如批评政府的权利和在防止个人利用官僚机器剥夺他人自由方面等等；(3)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他们独立求生存图发展的精神表现得比我们要强烈些，并且更要的是，只有依托于这种精神，“自由精神”才可以被开发出来；后，我想再加上一条，(4)对一般人而言，独立精神决不是生来就的。人们必须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才可能培养独立精神。在人类已经找到的各类制度当中，只有市场制度比较充分地赋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尽管一部分人可以“自由到一无所有”。

请注意，我强调这组基本事实是“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的，所以我对“多数人”的指称，也是基于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当然是福柯所批评的“话语权力”之一种形式，不过我非如此而无法说话。防止话语权力压制思想的办法之一是时刻提醒自己和他人，对我们所陈述的道理，永远有进一步研究和批判的必要。但是“批判”不能超越“历史”。我感觉我的那些批判“市场经济”的朋友们的批判话语，其第一个特征是感染了“语言”病，认为只要超越了语言上的“两分法”就可以超越现实事物的发展阶段；其第二个特征就是“非历史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以理性乌托邦来批判现实历史。须知，“理性”是为自然立法者，但绝无可能取代自然。其实这两个特征是同一件事情：只要你面对“发展”的问题，你就必须承认“发展”的阶段性。西方的批判理论家们常常忘记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正是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这也很自然，假如你的社会分工就是对社会进行批判，那么你自然便忽略了“建设”以及建设者所必须正视的“发展”阶段性。我之所以不认为哈贝玛斯是一位单纯的批判理论家，因为我相信从他所立足的“交往理性”出发，他不得不从事社会建设的工作。

我说过，“市场经济”只是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一个过渡阶段，对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过渡阶段。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不妨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可以完全忽视物质生活的质量而终身沉浸于崇高的自由精神的生活当中。不错，任何一个具体的“市场经济”总有阴暗的方面，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去批判。当我们在数学上终于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的手”定理时，我们的数学表述(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简洁地结论说：如果一切经济资源都是私人占有的，如果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是连续的，如果市场价格是人们据以调整自己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的惟一信息来源，那么人们的自利动机总可以把社会带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中。与这一定理相补的另一个定理，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是这样表述的：对任何的一个资源有效配置状态，总存在至少一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在这一财产分配基础上展开的自利的个人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最终把社会带到那个给定的资源有效配置状态中。

数学之为形式逻辑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数学之为抹杀差异的手段，本质上是“不现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当市场按“福利济学第一基本定理”调整其经济资源的配置时，人们便承受“失业”、“短缺”，“兼并”’“破产”，希望与绝望，压迫与反抗，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生活窘困。这些便构成市场生活的阴暗方面，但还不是最坏的方面。市场经济最值得担忧的后果，其实早由自由市场派经济学的“教父”弗兰克·奈特指出过，那就是自由人的异化过程，奈特说：分工与专业化的代价之一，便是“本应全面发展的人性只好在单一方向上发展”。

关于自由市场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也同样是静态和非现实的。例如当社会认定了一个“理想”的资源有效配置方案之后，该定理说：总存在一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市场能够实现该资源有效配置方案。可是在现实世界里，这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往往意味着极大地偏离社会既有的财产分布格局，于是意味着社会革命和伴随着革命的“剥夺”、“战争”军备竞赛与毁灭。这些便构成市场生活的另一些阴暗方面。与人的异化过程相比，我觉得人的自我毁灭过程更加可怕。后者之所以更需要警惕，是因为它最初是以“理想”的资源配置方案取得其支配社会命运的权利的。

篇9

人口流动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一大显性社会现象。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现象愈发突出。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也就是说，我国现有流动人口已超过2.6亿，接近全国总人口的1/5。与这种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规模相伴的，是近些年我国流动人口的结构“家庭化”趋势明显，即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单身外出”的方式而是普遍以“举家迁移”的形式进行流动。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这些和父母随迁的子女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问题。出于典型化研究的需要，本文中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指那些以家庭模式从乡镇流入城市，在流入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子女即指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女。

流动人口子女作为流入地客观存在并日益凸显的一大群体，本来，按其父辈对城市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法理上对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平等要求，他们在基本公共服务上是应该享有和所在城市市民大致相同的权益的。但在目前尚未完全消除的城乡壁垒下，由于制度建构、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原因，流动人口子女在融入所在城市主流社会生活、享有相应社会权利方面还不尽如人意，遭遇着一定的社会排斥和现实困境。这种状况无论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个体发展还是对于城市社区的和谐稳定都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或潜在威胁，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一大诱因。基于此，笔者在查摆问题、透析成因的基础上，力图探寻出一条促进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的可行之道，以期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理论贡献。

一、当前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的现实困境

流动人口子女作为流动劳动力的派生部分，其价值观、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不同于其父辈，和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他们更渴望关注和平等的权利。他们的父辈虽然大多生活贫困，但和老家相比已有所改善，因此并不特别期望和城市居民拥有相等的权利地位。流动人口子女则不同，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甚至在城市“土生土长”，相比于农村生活，他们更熟悉和习惯于城市生活，因此也更渴望融入到城市社会，享有和城市人同等的权利。但长期的户籍制度衍生出的城乡人口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及自我定位上的差别，又使得他们很难顺利融入到城市生活，遭遇着被边缘化的尴尬，突出表现在：

（一）制度政策的不完善所导致的教育边缘化

生活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按其教育成长阶段，大致分为三个群体，即学前教育阶段的“幼龄”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子女及义务教育后的“大龄”子女。从这三种类型的流动人口子女目前在城市所能接受到的教育机会和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来看，他们和相关制度政策的规定还有很大的落差。

1.幼龄流动人口子女：学前教育资源短缺和劣质化

在流动人口子女群体中，0-6岁的幼年孩童占据很大的比例。对于这部分孩童，最为突出的问题集中在疾病预防、卫生保健和学前教育上。从近些年来中央和各地政府的政策供给和执行情况来看，低龄流动儿童的疾病预防和卫生保健已基本不成问题。但在学前教育方面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致使针对低龄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现象突出。自上世纪末开始推行学前教育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逐步退出，进而，公办幼儿园的数量逐渐萎缩。在有限的公办学前教育资源面前，流动人口子女基本上是被排斥在外的。而对于民办的优质幼儿园，收费十分昂贵，流动人口子女也只能望而却步。因此大部分低龄流动儿童不得不无奈进入劣质幼儿园，这种幼儿园多为个体开办，在师资水平、硬件设施和卫生状况等方面都令人堪忧，有的甚至一度被政府整顿或取缔。扎堆在这样的学前教育环境，低龄流动儿童难有机会和同龄城市孩童进行沟通交流，其在智力开发的起始阶段也是有欠缺的。

2.义务教育中的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

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年龄上大致介于6-14周岁，他们是流动人口子女这一群体的主体部分。对于这一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对于其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应该说在立法层面上已经有所关注和考量。如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流动人口子女享有同居住地儿童同等的国民待遇，并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实施。然而，“流动性”对流动人口急剧膨胀和分布相对集中的城市带来十分巨大的压力，而地方政府执行新规是一项没有新资源的负担，使得其执行动力明显不足，落实起来也往往采用“变通”的做法。如有的地方政府指定部分办学条件一般或落后的学校接收流动人口子女，阻碍了其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有的地方则把承办本地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任务甩给民办学校或民工子弟学校，使这些孩子被挡在公办学校之外。而那些有幸进入公办学校的流动人口子女，也往往受到区别对待。如有的公办学校将流动人口子女单独分班，与当地学生分班学习；有的虽将流动人口子女和其他城市孩子安排在一个班级，但在座位安排上又划定专门区域。这些人为的差别化对待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流动人口子女对城市教育的融入。

3.大龄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后在流入地的升学路径受阻

对于经历义务教育阶段后要继续升学的大龄流动人口子女而言，摆在面前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其一，义务教育后到哪里读高中？其二，高考时到哪里考大学？从我国的中考和高考政策实践来看，当前初中毕业后的“中考”，除个别流动人口较少的地方向这类人群子女适度开放外，其他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基本都处于封闭状态。而对于高考，这种制度障碍则更为严密。教育部现行高校招生工作制度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按照以考生户籍为主、以在本地区高中就读一定学期年限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以及报名条件、时间和有关条件作出具体规定。而各地在执行时，往往会出于保护局部利益的需要，选择性地严格执行户籍所在地报考的原则，也就相应堵死了流动人口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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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条件的窘困所导致的社会心态边缘化

流动人口子女虽置身于繁华的城市，但普遍拮据的经济生活条件，又使得他们在经济上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去体会城市的魅力。流动人口子女的父辈普遍文化素质较低、自身拥有技能单一，在城市多从事建筑、制造、家政、餐饮等苦、累、脏、差的工作，工资待遇普遍不高，可支配收入十分有限，对孩子的一些基本消费需要也就相应有所限制。经济窘迫使流动人口子女深深体味到城市的繁华和自身处境的巨大落差，在心理上易产生自卑心态。此外，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造成巨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造就了城市人优越的心态。城市居民对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普遍抱有歧视、戒备和排斥的心理，这种情绪传递到他们的子女身上，必然导致城市孩子对流动人口子女在某种程度上的排斥；就连城市居民中的弱势群体──下岗失业人群，也都认为流动人口抢了他们的饭碗，因而对其抱敌视态度。这种境况不佳的经济生活外部环境，传导到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灵，必然加剧其经济失落、生活失意的心态。

（三）社会文化的隔阂所导致的归宿感边缘化

流动人口子女对城市的融入不光反映在物质条件层面上，更反映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即对城市有无归属感。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归属感主要是其在居住的社区和就读的学校和同辈群体交往中以及对城市的感受中形成和发展的。同辈群体的成员在年龄、心理特点、兴趣爱好等方面具有相近性，同伴间的互动也就成为他们获取社会认知的重要因素。在现实中，由于市区和边缘地带在房租、消费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性，流动人口多会选择在城市边缘地带居住，并形成流动人口相对集中分布的聚住区。虽然在小范围内，边缘地带的人群由于生活境况的相似而较易产生心理认同，进而可能产生局部范围的小融合。但这也同时是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和空间隔离，即流动人口子女鲜有机会和城市社区的同辈群体发生互动，也就更进不了同辈群体的主流圈子。

除居住社区外，流动人口子女进行社会融合的另一个重要场所是学校。由于教育体制的限制，目前愿意接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公立学校寥寥无几，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还只能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他们平时交往的对象多是和自己背景相近的农村孩子，即使有幸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城市孩子优越的生活和本文由收集整理学习环境，也容易让他们产生自卑和隔阂。此外，在公立学校，在教学考评上，借读生的考试成绩一般是不计入考评体系的，其学好学坏都和教师的教学业绩和利益无关，这也导致很多老师对借读生不管不问，区别对待，进而也影响到流动人口子女对所在校园甚至所在城市的归属感。

二、制约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的主要障碍

当前，流动人口子女在社会融合上之所以会遭遇以上突出困境，究其根本，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策设计的缺陷带来的执行偏差

对于流动人口子女这一群体，从近些年有关政策的出台情况来看，对其融入流入地生活的相关权益保障，不能说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但这些政策在设计上由于实施主体的不确定性或者缺乏可操作性等原因，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从而导致实际执行中出现偏差。比如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流入地政府要接纳流动人口子女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但对于所接纳的这些外来人口的义务教育经费怎么解决，则没有进一步的细化规定。虽然现行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投资体制，但对于流入进来这部分多出来的人口，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流入地很难得到来自中央的补偿。因为依据当前国家教育经费转移体制，地方政府所获取的义务教育经费是以户籍为准划拨而来的，通常流动人口子女人流出了，这笔费用并不同时划出，由此带来的经费缺口和地方配套资金只能由流入地政府自行解决。这在流动人口子女为数不多的城市还好解决，但对于流动人口子女大量涌入的城市，其接纳能力就面临很大的挑战。原本就有限的义务教育经费不仅要用于当地学校的正常发展，还要额外承担流动儿童的教育费用，这只会加剧流入地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的财政困境。也必然导致流入地政府在政策的实际执行上动力不足，疲于应付，出现一些违背政策初衷的“变通”做法也就在所难免。

（二）针对城市流动群体的社会保障还不健全

社会保障对经济上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在城市谋求生路的流动人口群体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融入到流入地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降低其生存风险、维护其基本生活条件的有力保证。然而，当前各地的社保体系在对流动人口群体的容纳上，做的还明显不够。当前我国所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各省市、地区的经济状况不同，所以一个基本原则是：宏观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而各地具体实施政策有一定自主性，如各地在社保的缴费、发放等方面通常有差异，部分险种也具有属地原则，因此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基金的区域统筹与跨省流动存在着冲突，导致流动人口参保中断、退保现象频繁发生，进而成为边缘人，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给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带来一定的风险。此外，现行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只覆盖到城市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很难享受到所流入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权益，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正是由于在城市生存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流动人口群体抵抗生存风险的能力才极其低下，本来就不高的收入也使他们生活上普遍拮据，不敢花钱，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消费能力都不具备。这种相对恶劣的生存条件传导到流动人口子女身上，他们在巨大的物质条件差距面前，必然会产生自卑和失落等情绪，进而阻碍其对城市生活的积极融入。

（三）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理念还显滞后

当前，各地政府对辖区人口的管理总体上还未能跳出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分立并行”的传统框架，政府服务管理的重点仍放在户籍人口身上。很多地方习惯性地将流动人口视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针对流动人口的具体工作中往往是管控多于服务、歧视多于尊重、防范多于保护，这无形中疏远了流动人口和当地政府及相关社会管理组织的关系，也使得其组织归属感走向虚无。正是出于管控重于服务的思维，现在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权益保障还普遍显得滞后，很多地方和部门甚至在或明或暗地设置一些歧视性门槛，使得城市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很难为流动人口所共享。另外，无论是在城市的国家民主实践中，还是在社区基层民主实践中，流动人口往往都是被遗忘的对象，这也使得其在流入地基本丧失行使民主政治的权利，相应地也就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表达利益诉求。流动人口子女作为流动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必然会感受到因差别化管理服务带来的心理文化隔阂和边缘化社会处境。/

三、促进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的对策建议

促进流动人口子女和流入地所在城市相融，是一个较为系统的工程。既涉及到针对这个群体的具体政策设计层面，也涉及到针对整个流动人口群体的宏观社会环境层面。因此要将眼前和长远相结合，多管齐下，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具体说来，当前的主要任务是：

（一）优化制度政策设计，提高其实际可操作性

制度和政策的生命在于其真正落实和执行，而没有好的可行性设计，制度和政策就可能沦为美好的愿望，得不到有效地贯彻。因此，优化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制度政策设计，提高其可操作性，就显得很关键。譬如针对当前矛盾突出的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对于其经费保障，要根据“费随事转”原则，保证流入地获得必要的资金补偿。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革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制度，应打破原先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实际在校学生数为基数划拨义务教育经费。同时应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各地学龄儿童流动情况的管理机制，至少做到在一个年度计划中实行按学生人数分配资金，以保证资金随学生流动，从而解决因为学生的频繁流动而无法准确分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投入的问题，也就相应减轻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

（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其对流动人口的容纳性

针对流动人口难以进入和接入城市社保体系的现状，应加强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的横向协作，建立起相对灵便的统筹机制。譬如要建立针对流动人口的医疗统筹制度，对于在流入地居住达到一定时限（如半年或一年以上）且稳定就业的流动人口既可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可以由其自愿选择回原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同时完善医疗保险结算办法，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患大病后自愿回原籍治疗的流动人口提供医疗结算服务。此外还应加强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性保障，降低其在城市的生存成本，保障其基本的体面化生存条件。比如流入地政府可将流入本地达一定时限（如半年或一年以上）且稳定就业的流动人口纳入到廉租房保障体系，使其不至于为节省生存成本而大量聚居于城市边缘地带；对于特别困难交不起房租的流动人口，可在经过经济收入核查后给予适当的住房补贴，保障其基本的居住权。流动人口只有在流入地基本生存有所保障，对潜在生存风险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他们才能活得有尊严，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拮据的状况。相应地，流动人口子女也才能摆脱因自身经济条件的窘困而产生的社会心态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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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DF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6.06

在以往的商业实践中，公司往往逃避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主要是因为公司追求成本最小而利润最大的经营目标。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虽然可以得到社会声誉等无形价值，但却不可避免地产生成本。对于股东来说，为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买单并不是其设立公司的目的。上述理念在商业公司出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占据主流地位，之后被学者归结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它认为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的管理者应该对股东承担一种受托责任，至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消费者和公众等等，法律不应该要求公司对他们承担义务。如果公司认为需要对利益相关者承担一定的义务，那么公司作出这种决策也应该是以股东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公司治理理念。

一、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实践的发展总在不断地修正人们的观念和认识，公司发展的实践也不例外。作为现代社会商业活动的主体，公司行为对社会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逐渐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一些公司规模之大足以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而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就更是如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权益首先受到来自公司的威胁和损害。然而，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一样，公司经营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最终将使其自食苦果。公司股东和经营者们也逐渐认识到，竭泽而渔的做法并不可取。对公司长远利益的考虑能给公司带来难以估量的财富和价值，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利益，并在商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与股东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也紧密相关。这一理念逐渐发展成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司治理理念的发展。

在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众多学者争论中，伯利（Adolf A・Berle, Jr.）和多德（E・Merrick Dodd Jr.）的讨论最为激烈突出。多德认为商业公司既有营利功能也有社会服务功能。伯利教授则认为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赚钱。随着公司实践的不断发展，社会责任理论也在争论中不断完善。最终，多德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包括伯利教授在内的普遍肯定和接受，并形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即在公司治理中公司的管理者不仅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还应当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1］。这一理论以社会契约论为其理论依据之一，将现代公司视为“一组契约的联结点”，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契约只是利益相关者与管理者之间契约的一种［2］。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对传统“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极大挑战，因为它“弱化”了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表面上来看“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以股东为中心，强调股东的利益即为公司的利益，公司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服从并服务于股东利益。而后者则认为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当纳入公司决策考量，甚至应当与股东利益平分秋色。然而，进一步分析上述两个理论，它们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公司在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同时，也间接地为社会创造着财富。特别是在规模较大，股东人数较多的公众公司。其次，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公司得以存续和发展的要素。因为，“利益相关者”被界定为那些离开了他们的支持公司组织将不复存在的群体。［2］149两种利益实现的共同前提是：良好的公司业绩和运营。确实，只有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才有能力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也才能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和兼顾相关者利益。概言之，公司社会责任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创造财富的经济责任和兼顾公平的法律责任。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主次有别还是平分秋色？

从理论上来说，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公司完全有可能同时达到在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只是要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并非易事。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核心问题在于公司管理者如何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从现有的理论和实际出发，本文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要件：首先，停留在“股东利益最大还是利益相关者利益优先”的争论上没有意义，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都存在明显的瑕疵，必须加以修正，以使之更加符合实践的要求和更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应在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中，将修正后的理念作为构建的理论基础之一，灌注到现有公司治理模式的各个方面。

二、传统理论的演进：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追溯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与公司社会责任出现了全面的融合［3］，并对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该理论的影响下，传统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缺陷遭到了进一步的批判，加之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在公司兼并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忽视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做法受到广泛的指责。面对备受指责的困境，公司的管理者们必须采取措施。由此，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浮出水面，主张利益相关者可以与公司股东一样参与公司的管理，并享有选举与罢免董事的权利，有权监督公司的内部事务［4］。

支持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他们认为这是用一种公司内部控制的有力手段保证了社会责任的实现，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观点的瑕疵在于：动机正确，方法欠妥。正如“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詹森（Jensen）所指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有着固有的缺陷。首先，利益相关者的多重价值最大化目标模糊了企业的经营目标，无法给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一个完全明确的目标函数，而没有这类目标函数，势必导致管理上的混乱、冲突、无效率甚至完全失败；其次，这一理论本身没有包含如何在各类相关利益者之间进行权衡的概念框架。因此，即使认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要，也无从在多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第三，该理论无法对管理者进行根本性的评价，反倒让管理者和董事会无法善尽他们对公司资源所应承担的责任，从而使管理者可以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提高了经济生活中的成本［2］175。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十分广泛，其所代表的利益也各不相同，要整合各个利益团体的不同利益是十分困难的。况且，“利益相关者”本身是一个没有精确外延的概念，如何选出利益相关者团体之代表进入公司，对于雇员来说尚且可行，但对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其工作之巨可想而知［4］134。可见，这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中的障碍，如果仅仅是出于对社会责任的重视而认为需要用该模式来改造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将造成公司内部管理的混乱和成本的增加。

在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加以批判的基础上，詹森（Jensen）进一步提出了“改良的价值最大化理论”。这一理论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绝大部分分析框架，但将价值最大化作为权衡公司各个相关利益者利益的标准。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改良的价值最大化理论”同时也可以看作“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侧重于满足公司所有重要成员的需求，同时明确将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给管理者指出一条如何在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思考和决策的清晰思路，致力于解决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因多重目标所产生的难题。同时告诉管理者如果不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企业将无法创造价值。这一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于如果忽视或践踏了与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任何关系，将无法最大化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5］。可见“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公司的目标确定为公司长期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它不再将股东看作凌驾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上的特殊成员，允许管理者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而股票的长期市场价值被看作公司价值的一项重要标准［6］。国内学者也指出，“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仅应注意实现营利的目的，还应注意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能不顾及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公司毕竟是‘扩大了的个人，而不是缩小了的社会’，它的法利益目标仍是股东长期的最大利益。”［7］并且，“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更科学。它要求

通过公司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成本最低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公司总价值达到最大。其基本思想是将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摆在首位，强调在公司价值增长中满足各方利益关系。”［8］通过分析上述观点，不难看出“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肯定了股东利益在多种利益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并纳入公司价值体系；3.为公司的管理者进行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这也使管理者的行动有了评判的依据。申言之，“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既不是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它在上述两个理论之间实现了优势互补，应该成为构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将股东利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公司价值统合在一个综合的价值评价体系之下，使之在有所区别的前提下又相互关联，并为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种普适价值，防止了公司管理者在利益权衡时的左右摇摆，是我们在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并且也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对于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该理论应该成为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我们需要根据该理论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局部调整，从而在公司内部形成一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氛围和机制，使得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趋于一致。

三、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前提下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路径

公司治理制度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就如同一棵树，最初在哪里生根也就会在哪里成长，即使经过嫁接之后会结出不一样的果实，但是最初生长的地方却不会改变。不过路径依赖并不是影响公司治理特性的唯一力量。如果现有制度无法与其他类型的制度相竞争，那么，最终它们将无法幸存。选择机制促进了更有效率的结构的功能趋同和形式趋同。并且，功能趋同首先出现，而形式趋同将最后出现。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几种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出现形式趋同，仅仅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功能趋同，例如在对公司高级经理人的监管方面［9］。公司治理将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作出不断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发展。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在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前提下，应该强调公司治理的功能性调整而不是形式调整。

美国公司治理的历史是一个围绕“股东利益”而发展的历程。其公司治理结构在建立之初即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为基础，产生了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单层公司治理结构。即股东通过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选任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负责选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董事会的监督，同时其经营业绩也受到证券市场以及股东的评价。然而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期间，美国已经有48个州通过明确支持注册公司可以不通过特别章程条款来资助慈善事业的法案；1983年，宾夕法尼亚州开“其他利益相关者条款”之先河，率先立法授权公司董事作出决策时可以考虑股东以外团体的利益［10］。其他州也开始修改公司法，允许公司管理者为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拒绝“恶意收购”。

在欧洲，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有愈来愈多的压力，促使员工参与公司董事会，促进员工在公司经营上扮演更积极、更重要的角色。刘连煜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16以德国为例，公司治理采用双层结构模式，股东会产生监事会，监事会选举理事会来负责公司的经营，职工与股东一起共同参加公司重大决策，在进入监事会和董事会时与股东有同样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公司治理模式被认为是“为保护相关人士的利益”而设计［4］118。这种体现了劳资双方公平待遇的做法与德国工会力量的强大有关，在市场经济国家是较为典型的立法范例。

对比上述两种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采董事会与监事会并列的双层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关，监事会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与董事会相互独立，各司其职，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受到股东会的监督。在社会责任的立法方面，《公司法》首先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加以肯定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其次还规定了工会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议事规则，允许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设置职工董事，要求监事会中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对国有性质的公司，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则有着更加严格的规定：要求在国有参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中设置职工董事，并且这一类公司或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并对出资人负责。《国有资产管理法》第17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接受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的管理和监督，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对出资人负责。2008年出台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中央级的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乃至主要内容与措施等方面都做了规定。通过上述三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在社会责任方面立法的比较，可以看出美国法律并没有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作出明显的强制，即使有，其范围也十分有限。社会责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董事会的价值判断和决策。美国公司治理的结构也没有因为社会责任发展的深入而产生改弦更张之念。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德国的职工共同决策模式过于激进，不适于美国［11］。概言之，美国主要是通过确认董事的责任体系并结合外部控制机制来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问题。在“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引下，董事的价值判断将以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作为标准。市场成为利益平衡的重要媒介。也可以说，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正在渗透到公司实践的各个方面。对于该理论的发源地美国而言，这种渗透更加彻底深入。德国以劳资平等的思想构造企业机关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现了对人力资本和作为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劳动者的尊重，与公司社会责任的要求是相符合的［12］。职工参与管理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股东利益至上，在督促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德国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消费者与主要债权人）的保护并没有比别的国家走得更远。同样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没有因为利益相关者理念的深入而发生深入改变。但是针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国法律在规范的全面和强制的力度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立法。这或许可以从经济伦理学者那里找到答案：中国的私人性和公众性公司治理体系是一种轻度的包容性管理体系。这种模式对非国家的大股东们可以强力限制，以预防这些人伤害国家、利益相关者们和社会的利益［13］。这一特点对中国的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我国《宪法》确立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使中国的公司治理在保护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时更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立法要求国有性质的公司，特别是大型的国有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可见，在全球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发展潮流的推动下，对于那些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并未十分深厚的国家，其本国内长久存在的制度环境弥补了现有理论发展的不足。这不仅体现了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而且说明在外国理论的影响下也会衍生适合本国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这体现为一种功能性的调整。

四、结语

对我国的公司发展而言，在审视公司社会责任实现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尽管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引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同，但是，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仍需要深入。在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仍处在它的婴儿阶段。大多数公司尚未充分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中的潜在贡献［14］。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还要尽量避免回到以往“企业办社会”的老路上去。总之，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不是宣誓性的法律条文就能使之实现的。现有的法律规范在一定层面上能起到监督和制裁作用，社会的道德评价和舆论导向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对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问题的更有效的做法是让那些有实践价值的法律规范得到贯彻和执行。简单地说，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不是靠我们怎么说，而是靠我们怎么做。在我国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中，需要通过治理结构的功能性调整让公司的独立董事、职工董事、监事、职工监事以及监事会有效地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保障监督职责的履行。并且，为了保障监督功能的实现，可以尝试在上述监督主体中适当安排利益相关者代表参与监督。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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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Balancing of Fulfill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U Yun

(Law School,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