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主导因素十篇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 主导生产要素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 [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 [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 [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 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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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5]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8．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2

关键词：国际贸易主导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5]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8．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3

论文摘要：生产要素理论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但其没有阐明生产要素的主次和优劣，基于此，本文提出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并对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考察，农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后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管理和知识。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主导生产要素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 。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 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 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 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 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 ，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 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4

关键词：思想道德素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3-0060-07

一、引言

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知识(文化)、技能、身体(健康)素质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并揭示了文化、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对家庭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未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人的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是人口素质的重要内容，对此，各派人口理论不持异议。但人口素质究竟包括哪些方面?人口理论界存在“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之争，“二要素”论者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两大方面；“三要素”论者则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素质、文化知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健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基础，文化知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因此，在是否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内容上，人口理论界还存在较大分歧。研究“三农”问题的国内学者也只是就农民健康、教育、文化、技能素质与农业生产、农户收入增长、农户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专门研究，但也忽视了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农户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农村贫困问题的国内学者视农户经济行为为导致农户家庭贫穷与富裕的重要根源，并指出了宏观的政治法律制度、农业价格政策、土地制度、农村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化服务和微观的家庭利益、土地资源、劳动力、家庭人口结构等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但未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支配农户经济行为的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对农户家庭脱贫致富的影响。

其实，作为人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质规定性的人的素质理应包括人的文化知识、身体健康、专业技能和思想道德素质四大方面。其中，人的文化素质可以用文盲(半文盲)、小学、中学(中专)、大学(大专)、研究生等人的纵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的劳动技能素质可以用会计师、驾驶员、厨师、教师、律师、营销师、物流师、经济师、法官、导游、医生、公务员等人的横向职业(专业)技能来衡量，人的身体素质可用身高、体重、胸围、肥瘦、体力、体质等身体指标来衡量，健康素质可用健康、亚健康、疾病、呆残、低能或死亡率、预期寿命等人的健康状况指标来衡量。相对于人的文化、身体、健康、技能素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明显的物理特征，不可视、不可触摸、不可度量，因此，人们关注的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资本、劳动、技术、土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物质原因以及人的文化、技能、身体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富的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人的思想道德虽然无法直接计量，但它却有其客观的判断标准，这就是人们认可的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即人的思想有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例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是错误的思想，“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是正确的思想；“男比女好”、“重男轻女”是落后的思想，“男女一样”、“男女平等”是先进的思想；“好吃懒做”、“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辛勤劳动、自食其力”是道德的等。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有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是可以比较的。如果仅仅因为人的思想道德无法计量，就否定它的差异性、异质性、可比性，是不对的。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无法进行计量分析。因此，不应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不能以对象是否可视、可触摸、可度量作为是否将它们引入研究对象的依据，将对象引入研究领域的唯一依据是对象是否客观存在并影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然科学研究看，物理学家要研究原子、分子、电、磁、场，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要研究细胞、基因，心理学家要研究人的主观心理感受。从社会科学研究看，哲学家要研究人的思想、意识、精神、意志、价值观，伦理学家要研究人类的伦理道德，思想家要研究人类思想、社会思潮等。显然，他们的这些研究对象都是我们肉眼不可能看见和度量的，其之所以要将它们引入其相应的研究领域并建立相应的科学体系，正是因为这些对象的客观存在性，它们或者影响自然界，并通过影响自然界最终影响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或者直接影响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以，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要研究它们，并力图揭示它们影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研究没有，甚至社会领域的性问题学家还将人类自身的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建立性科学，社会学家要研究黑社会问题并通过其研究以有效预防或打击黑社会势力，维护社会的安定，就是因为性及黑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并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决不是研究者追求研究对象的标新立异。

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

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比较中，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人与普通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有意识、有精神、有价值观的高级动物，而普通动物则无思想、无意识、无精神、无价值观可言。并且，人的思想道德支配着人的生产经营行为。因为，第一，人的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认识主客观世界，支配人的实践活动(行为)；第二，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道德素质的劳动者，人类生产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道德支配下进行；一个没有任何思想道德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道德落后的劳动者也很难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构成人素质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认为，人的思想是一种非物质、非政治、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思维、观念、心理、心态、态度、精神、意志、宗教观、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方面。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

径是：人的先进思想道德经营者素质提升人的理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

(一)不懈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经营者素质提升经营者理性经济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韦伯提出一个著名的假说，即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精神动力因素。韦伯指出，理性地不懈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即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激励着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理性实践，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也指出，在新教伦理观念甚至是非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人理性化的行为；一旦人的行为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先进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人的理)社会交易费用节省(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诺思认为，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利益)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思想倾向。若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都想成为或都期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的行为规则(即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的引导。使人们的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它通过约束个人行为，节省社会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理解或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那么，制度运行中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减少，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从而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及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都将减少。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三)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行为(人的理)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接着，刘易斯指出，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市场经济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市场经济行为。刘易斯认为，“新思想”即人们对竞争、创新、冒险等市场经济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市场经济“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只有“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竞争、风险、创新等薪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他以本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的比较进行说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思想上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有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比投资于国内能得到更多的利润。随着本国企业家市场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于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精明的商人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体制留存的机会，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实践(人的理)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的实践，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正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刘易斯的“经济机会”在熊彼特看来就是“经济机遇”，熊彼特进而指出了企业家创新精神与赢利经济机遇的关系：获利经济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精神激励下的创新实

践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经济机遇，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遇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企业家职能的实践，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也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还认为，一旦一个人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企业，他就失去了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

三、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路径的农民典型思想素质检验

农民思想是无边无际的，并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落后之分。我们从中归纳出制约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家庭贫富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这里由于篇幅限制，主要诠释了五种类型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路径，即农民落后思想素质农民错误行为农户家庭经济机会减少或失去农户家庭贫困，反之亦然。我们发现：这一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总路径的规定。

典型思想一：农民短视地看待教育和知识，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功利主义思想，而“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先进思想缺乏。体现在行为上：农民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宁愿让孩子失学、帮助做家务农活或外出打工挣钱的错误行为。危害：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专业技能素质低。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子女就业机会减少，甚至根本无法就业。在现阶段，劳动就业还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人们收入主要来自劳动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受限)，甚至无法就业，就必然使得个人和家庭收入来源变窄、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陷入贫困。

典型思想二：农民“苦死累活上算”，而生命、健康(如“健康是本钱”)、卫生、优生、优育思想意识淡薄。在行为上：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生活无规律、等一切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素质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或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就业，或就业机会减少，谋生空间狭小，且劳动性质以低薪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临时劳动居多。在现阶段，就业机会变少或不能就业必然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疾病潦倒型贫困)。第二，在家庭收入既定条件下，患病人口高昂的医疗费用开支，既使得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家庭生产经营的资本积累，最终也会影响家庭收入增长并导致家庭贫困。

典型思想三：投机取巧、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等剥削阶级旧思想，而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等思想缺乏。行为上：懒惰和。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和“懒惰”行为的本质是厌恶“劳动”，有百害而无益，不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使财富急剧减少，最终导致家庭贫穷，甚至是家破人亡。克拉克指出：“思想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懒惰、缺乏责任感、贪图眼前享乐的思想与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因此。来自于这些思想的人成为穷人的比例很大，这些思想会比其他思想产生出更多的贫困。”缪尔达尔通过在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懒惰思想及行为与贫穷的相关性，他认为厌恶劳动、懒惰成风是造成南亚人贫困的原因，他指出：“南亚人思想道德素质低是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南亚的现代经济并不很容易改变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南亚人懒惰，不愿积极工作。因此，南亚人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的重视。南亚一些只念过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自称受过教育，希望免除体力劳动。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南亚的贫穷。”第二，“懒惰”不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阻碍经济增长；而“勤劳”有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此，刘易斯深刻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该愿意更自觉地勤奋工作，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而他们愿意更多地储蓄是不够的，如果农民以购买黄金和珠宝来储蓄，那么就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进行储蓄是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其影响就不是增加农业产量，而仅仅是改变了土地的价格或所有权，也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增长的关键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辛勤工作与生产性投资有必然的联系，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一个种族比另一个勤劳，而这就是勤劳的民族更加繁荣的原因，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进行了更大量的生产资本形式。辛勤劳动与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妙公式。”

典型思想四：“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男女一样”等思想缺乏。行为上：第一，“多子多福”的思想引导人们多生、超生。佩雷菲特通过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社会特点和贫困原因长达40余年的考察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在一代或几代人之内，超生现象继续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多子多孙的顽固传统观念。”第二，“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引导人们想生男。很多家庭在生出男孩之前是不会自动终止生育的，因此，为了把男孩生出来，又导致了多生、超生。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住、行、用等消费的更大需求。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抚养、教育子女的负担加重，导致家庭贫困(“越生越穷”)。第二，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人均收入相对减少，对子女教育投资减少，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文化、技能素质低下。随着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制约家庭收入增长，导致家庭贫困。第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并为男子所不能取代的作用。而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面，就等于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家庭收入增长。第四，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使得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男子家庭贫困。

典型思想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缺乏。行为上：第一，农产品自给自足，即不为市场生

产。第二，农民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单一的狭小规模(“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第三，采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式。对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农本主义小农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小规模生产成本很高，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基于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种节约与效益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社会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产品交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对交易双方都有利。而且，交易双方通过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参加者都受益。张培刚也指出：“由于以农为本思想，因而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所以商业活动很难开展，市场很难建立，致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份直到今天在农村中仍占很大比重，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性及配置受很大限制，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都很高”。第二，自给自足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男耕女织”家庭分工的实质就是对男子和妇女职业与工种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大生产的发展，结果是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皆高。第三，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不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即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规模效益”)。第四，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甚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因此，通过实施反贫困使贫困者脱贫致富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民生。找出贫困的原因是有效反贫困的前提。为此，经济学家和研究者们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贫困原因，相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扶贫政策模式。为什么长期的反贫困未能使某些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回顾、反思我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贫困原因的思考，还是扶贫政策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素质的提高。在以往一个时期的反贫困实践中，从政府来说，就是给钱、给物、立项目、搞开发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就是等资金、等项目或者要资金、争项目。这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致使国家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国家援助的科技人才、扶贫资金、扶贫物资及国家制定的扶贫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其结果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贫困人口对国家和政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如今，在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物”的现象毫不鲜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扶贫攻坚以后，人们发现某些地方离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发展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人们还缺乏对贫困原因进行追根溯源的探析，缺少对扶贫方式最有效的探索。

其实，任何一种扶贫政策都应当有助于调动和激发贫困者通过自身主观努力去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增强贫困者的“自我造血”功能，有助于建立一种贫困者自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这乃是检验一切扶贫政策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能让贫困者滋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放弃自我主观努力。我们并不反对国家或政府物资、资金或科技、文化等扶贫政策措施，但过多的或单纯的物资或资金扶贫援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会产生某些副作用。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罗时法指出：“治疗贫穷的良药决不能完全靠外部援助。外部援助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消除人们的斗志，使人产生一种具有麻痹作用的依赖感、自卑感和低能感”。克拉克指出了政府福利扶贫政策的某些弊端，他认为，“政府许多帮助穷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与现代福利国家相联系的社会扶贫福利项目常常只起到了抚慰低收入者和防止社会失序的作用”；“政府福利扶贫项目是损害少数民族自主精神，造成代代相传的依赖感的罪魁祸首”。这是因为，由旧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在极大地抑制人的智慧和潜能，使人采取错误的非理性的行为，使人失去各种经济机会，最终导致家庭贫困。

对此，经济学家有许多论述，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克拉克指出：“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心理素质。一些人意志坚强胆子大，另一些人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还有一些人消极而迟钝。正是由于这些人性中普遍的固定的品性，产生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其程度相对稳定的贫困及不平等。”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指出：“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人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约束正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西部许多地区在自然资源、国家政策等方面都比东部条件好，但却没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首先在于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思想观念的改变会带来实际上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精神变物质。”郎咸平2007年6月在长春为企业界精英讲解“企业战略与行业本质”时指出，东北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思想僵化。他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要知道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往有专家认为东北最缺少资金，也有专家认为东北缺少有竞争力的产业，还有人觉得东北缺少技术和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认为东北最大问题是思想非常不解放，甚至僵化!常常听到东北的一些企业家问，现在最有潜力的行业是什么?东北三省哪个城市最具竞争力，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常有夕阳思维，却少有夕阳产业。只要思想解放，思维创新，东北就能振兴”。

为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内容，是因为其同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一样，总是依附在人身上。与人身不可分离；并且其通过支配人的行为，进而使人获得或失去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最终促进或阻碍家庭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内容。是因为其决定着文化、技能、健康等其他一切方面人力资本要素的发挥程度，并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第二，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口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第三，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者思想和精神的崩溃；贫困的根源已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低下(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5

这里所讲的逻辑，主要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反映实践逻辑的理论逻辑。

当今我国理论界比较注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缺乏分析和揭示。正因如此，当我们一些学者谈到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时,往往谈不到“点”上,或谈得不到位,对党的文献和党的理论的理解也常常抓不住实质。

唯物史观是我们分析和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的基本方法。唯物史观注重面向时代、面向历史和面向现实。面向时代中的“时代”之核心内容，是一定历史阶段呈现出的“发展形态”，时代变迁和时代划分，往往是以发展形态为根据和标志的；就中国而言，面向历史中的“历史”之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结构性要素的变化”面向现实中的“现实”之核心内容，是现实的“中国问题”。这样,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就主要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形态”的逻辑^“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和“中国问题”演进的逻辑。

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形态”的逻辑

这里所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限定在1978年以来至今的历史时段之内。

从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形态”的逻辑？经过分析研究，我认为逻辑上主要经历了“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和“人民主体”三大发展形态。这里的“政府”，是在党领导下的政府，当我们谈论政府的时候,包含着党。其根据主要在于：首先，中国社会发展的驱动模式历史演进的逻辑支撑着三大“发展形态”演进的逻辑。1978年初期，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为“权力驱动”。因为“时空压缩”导致我国的发展必须实行追赶战略，虽然追赶是全方位的，但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方式是物质财富增长方面的追赶，是要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发展经济或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党和政府权力所具有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控制力使党和政府在集中力量和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党和政府既要通过确立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基本路线，对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项工作实行领导和组织管理，又要主动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系列“两个基本的矛盾关系方面”，使其达到“和谐”结合,还要主动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社会人”，我们实行的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人还是“单位人”。政府要有效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就必须选择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历史和实践证明，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主要是市场经济。1992年,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阶段“也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市场经济必然注重“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于是，资本投资便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方式，也要求政府开始转变职能,一些“单位人”也开始成为“经济人”。不仅如此,市场经济开始推动着我国社会领域逐渐分离与结构转型，政企分开被强调。资本是一种物化的经济关系，它偏重物，是生产力中的“物”的因素,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人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见物”，更要“见人”。不仅如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意味着我国的发展模式应当由“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这样,我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必然进一步走向“创新能力驱动”。在“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下，要求建立以人民为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由此,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为国家核心发展战略，而且要求把这一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其次，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变迁的逻辑体现着三大“发展形态”演进的逻辑。1978年初期，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单位化生存”,人都是“单位人”,这与政府主导的发展形态有关；之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逐步走向了“物化生存”，人人逐利的“经济人”特征日趋明显，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态有关;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正在走向“能力化生存”，凭本事吃饭、凭能力立足的生存方式必然会逐渐展现出来，这与历史发展日趋走向以人为本及其“人民主体”发展形态的逻辑日趋突出有关。

区分三大“发展形态”及其演进逻辑的标志是什么？经过分析，我认为主要是三大“发展形态”所解决的不同的核心问题及其演进逻辑。“政府主导”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党和政府如何通过确立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基本路线,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是如何利用其权力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控制力来快速积累物质财富、发展经济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1978年初期必然提出的突出问题,党和政府在解决当时这一核心问题时也是真正有效发挥主导作用的。之后的“市场经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如何利用竞争机制和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来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好如何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主创新能力，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这恰恰是“人民主体”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既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存在着“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和“人民主体”逐次演进的三大发展形态，那么，在历史时期上如何划分呢？其实，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面貌是很复杂的,在历史时期上做严格意义的划分，很容易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简单化。但不能由此就束缚我们的手脚，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让人感觉到是一团乱麻。为此，我们试图大致地将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形态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期：从1978年至1992年，大致属于“政府主导”的发展形态,政府在这一时期发挥其主导作用。当然，市场经济和人民主体的作用也存在,但不占主导地位；1992年至2002年，大致属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态。1992年，我国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我国的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逐步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市场经济日趋发挥其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指出：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当然，在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也是存在的，但市场经济的作用相对要大一些,政府也要转变职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内在要求;2002年以后，虽然政府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依然存在,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由此“人民主体”的逻辑逐渐登场且日趋突出“民众参与”“表达诉求”、“关注民生”的呼声也日趋强烈。日后，这将会逐渐成为主导中国未来发展的逻辑。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从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逻辑演进上主要经历了“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和“人民主体”三大发展形态,并不是简单地说在这三种各自的发展形态中，其他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因素不起作用，而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总会有一种重要因素起主导性作用，而其他因素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主导性因素。可以把这种状况概括为“一主二从”。比如，在“政府主导，’的发展形态中，政府是“主’即起主导作用，而市场经济、人民主体是“从’，即服从和服务于政府主导。以此类推。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

这里讲的“结构”，主要指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或基本要素所构成的结构。

(一）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结构性要素

从1978年至今，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或结构性要素是什么？根据分析研究，我认为主要是“政府”“理论‘市场”和“人民”。其根据主要是:第一，从新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从1978年至今,党及国家政府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党和政府动员和组织了思想解放运动，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带领人民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大转折和党的工作重点的大转移。就是说,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一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是善于用理论来指导行动的政党。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思想路线、理论创新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引领作用是较为明显而突出的，思想路线问题是事关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向、方式和效果的依据和指导思想的问题。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讲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它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它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使人成为“物化”生存,它推动了社会结构转型。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被组织、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当今,人民群众的政治、社会参与度日趋提高和增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当作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第二，从逻辑上看。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和积累物质财富中起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在政治领域，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已成为主题；在文化领域，理论引领的重要作用日显重要和突出。我们的党是靠理论引领的党，一个政党是否成熟，很重要的是看其理论是否成熟，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时代每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前进一步，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在社会领域,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而构建和谐社会，公民社会培育就显得日趋重要，而要培育公民社会,就必须注重公民参与。

第三,从1978年以来党的会议、党的文献和党的理论来看。历来党的会议和党的文献,落脚点都是把党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党的伟大工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结合在一起来强调党的建设，目的在于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并认为这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后来同时也强调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1978年以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这一党的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行动的旗帜和指南,它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1992年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全会都要强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它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有效途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利用市场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上，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此外,人民拥护、人民共同富裕、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自主创新等，也是1978年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和最为注重的。其实，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发展形态”的逻辑支配着“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发展形态上大致经历着“政府主导’一“市场经济”一“人民主体”的演进逻辑。在每一个发展形态中，常常会有四种主要的结构性要素（“政府’“理论’、“市场’、“人民”）在起作用，而这四种结构性要素必然受这一发展形态支配，或者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发展形态。这就会形成在不同的发展形态中，虽然这四种结构性要素都一直在发挥作用，但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变化、有所不同。

在“政府主导”的发展形态阶段“理论”、“市场“人民”都服务于政府主导：在“政府”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导下的混合状态，理论、市场、人民服务于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着理论、市场和人民;在“理论”要素方面,起作用的党的理论主要是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或重点是解决党和政府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这从《邓小平文选》的大部分文献中可以看出来。在邓小平理论中，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定,还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和基本路线的确定，或者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市场”要素方面，市场经济还不独立，只起辅助性作用，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强化的是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在“人民”要素方面，人民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主动性比较高，人民群众之所以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并参与到改革开放中去，与政府的动员和组织直接相关。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态中，“政府’“理论’、“人民”服从或服务于市场经济：在“政府”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逐渐从对政府的过度依附中成长起来,由此,1992年,党的十四大便提出“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问题;在“理论”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大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重大问题被突出出来了。因为市场经济是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方式、途径而出现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问题自然会突出出来。从积极方面讲，市场经济会带来能力、平等、独立、权利等先进理念,从消极方面说，市场经济会滋长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现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自然会凸显出来。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分配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强调分配的效率性，它注重的是能力和应得性贡献。这种分配在注重解决分配效率的同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结果不公平。再加上一些不合理的因素的进入,就会进一步加大这种收入差距，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由此，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就会现实地凸显出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中一个历史方位,就是我们党“已经从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市场”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且对政治、文化、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在“人民”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能力意识、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日趋觉醒和增强,而另一方面，民众的“物化生存‘市场化生存”现象日趋严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日趋抬头。在“人民主体”的发展形态中，“政府’、“理论’、“市场”服务于人民主体：在“政府”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建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理论”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自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市场”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应超越或弱化市场经济中的“物化”生存的负面影响，强化市场经济对人的成长的积极作用，注重人的精神世界建设;在“人民”要素方面，主要体现为既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确立公民的主体地位，也要积极自觉主动地培育人民的自主创新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和阐述,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逻辑”简要概括为:三大发展形态演进的逻辑支配着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

三、“发展形态”和“结构性要素”变化的逻辑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

理论逻辑是实践逻辑的反映和提升。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之后,我们应当自觉地从中提升出理论的逻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这必须借助哲学的方法。

对这一问题，我在《理论视野》和《光明日报》发表的相关文章中都有论述。这里，我试图在此基础上,把对这一问题有所深化的研究成果加以阐述。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首先是靠党和政府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它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又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政治保障。这种政府的主导性首先体现在掀起和领导解放思想运动、确立思想路线和推进理论创新以及理论引领上。这种理论引领又首先体现在运用思想路线来重新认识中国国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党就首先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标准大讨论，以此来解放思想并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重新认识中国国情，这是认识中国国情并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认识路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直接取得的第一个具有根本性、标志性成果，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在历史方位上依然处在“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定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论基础，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是澄清一些思想迷雾并使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的坐标，它要求我们从时间、空间、条件、实践、实效出发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中，落后的社会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和实践发展也必然要求我们党必须首先注重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于是,初级阶段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这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基本发展路线或核心线索，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首先是在探索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这一层面上进行的。“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首先考虑其方式和手段问题，必须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优秀成果，必须借鉴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必须利用“市场经济”，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方式和手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引起整个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广泛而深刻变化的最根本的因素。要正确且大胆利用市场经济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会直接遇到“姓社姓资”的争论，甚至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也必然经常会遇到这种争论，处理不好，就会严重阻碍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由此，就必须确定一种判断成败得失的根本性“判断标准”（即“三个有利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蕴含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大智慧的标准，它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对整个世界发展规律的揭示。对认识国情的根本方法、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定位、基本的发展路线、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手段和“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做进一步理论上的逻辑提升和发展,对当代国内外发展尤其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与历史发展规律做深入的分析,就必然提出一种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大实践领域”即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根据十七大报告，也包含生态文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社会文明）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性的核心理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它强调要通过依靠人和为了人并注重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实现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其中蕴含着“人民主体”的逻辑;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其直接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就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建设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问题,这是决定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命运乃至国家发展命运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引领我国政治建设，其体制上的直接有效切入点和基本目标就是要“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在我国政治建设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性问题；引领我国文化建设，其精髓和灵魂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其核心焦点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要做到上述一切，在总体上需要具有能使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内外环境，如民族团结、祖国和平统一,如和平的外交、强有力的军事国防等；不仅如此,做到上述一切，从总体上既要依靠全面的改革开放,还要依靠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6

论文摘要：社鲁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文章有针对性地论述市场垃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廉洁公正的高尚情操、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敬业精神、竞争意识、法制观念等素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其领导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企业．领导干部都是各项政策的最终确定者和未来前景的设计者，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命运。古今中外，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一个睿智、英明的领导者，可以宦民一方，可以搞活一个部门，可以拯救一个企业；而一个平庸的、蠢笨的领导者，则可能搞乱～个地方，搞垮一个部门，断送一个企业。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挤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领导干部手中。这些人的素质高、能力强，领导得力，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得到健全和发展；如果这些人素质低下，能力差，领导无力，甚或盲目乱抓，瞎指挥，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可能使其遭到某种程度的挫败。

一、现时期领导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一时的失误或缺陷在所难免。但是，有许多本不该出现的问题，却人为地出现了；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诸如，一些企业的盲目上马．设备的重复引进．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上当受骗，内部承包者的掼公肥私，以及一哄而起的股票热、经商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种种“发热”、“发烧”现象。这些问题会直接导致企业效益不高甚至严重亏损．使国家财政收入减退，物价失控，社会治安混乱这些缘于对形势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决策失当造成的失误．说到底，还在领导干部本身要么对中央政策理解不深．在落实过程中走形，要么认识上有偏差，在执行中没有及时予以纠正。那些因领导干部素质低下而形成的，备受群众指责的领导方式，归结起来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照抄照搬，生吞活剥。不是因地制宜．制订符台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实际情况的发展规划而是盲目地敝样画葫芦．别^修集贸大市场他也修．别人建开发区他也建．别^搞房地产生意他也搞，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使自己陷于被动的窘境。

二是心中无数，不求进取。不是积板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锐意开拓新局面，而是消极地满足于过去那种“步子不大天天走．成绩不多年年有的老规程。没有想过发展战略，说不清未来目标，固步自封，远远落伍于时代大潮

三是摘形式，走过场。不是实实在在、兢兢业业地干些有益于群众的实事·以优异的成绩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是走形式，讲排场，以所谓的“新点点”、“新经验哗众取宠，谋图个人升迁结果是；为官一任，误事伤民

四是拉帮派，搞投机在责与权面前，不求责任，而是拼命抓权}对待人与事，不是想方设法谋事，而是掏空心思搞宗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抓机遇求发展．而是伺机寻求个人私利。总之，这种领导对工作敷衍，对同志猜忌，对上级瞒和骗。

五是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只看目前．不计长远，但求能快出成效，早见“政续”，不管投入再大，收益甚微。

二、市场经济呼唤高素质的领导

当前，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环境，对领导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在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D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也一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党，首先在于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②并指出：“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领导集体③因此，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利的要求，已成为目前领导班子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首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取向，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原则性．必须全面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稳定局势，及时把群众引向正确的轨道。

其次，要有高尚的情操。这里的关键是“廉洁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私有、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显著特点，基本形成市场开放，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会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与资金接触的机会更多，实际的经济权力比过去更大。而商品交换原则又极易诱发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这种考验，切实做到廉洁自律，清正为官，管好自己，管好家属子女．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坚决抵制和惩治腐败，做端正党风的模范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彳亍，更需要一大批不尚空谈的实干家，更需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更加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调动、保护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要像xl~d-．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自觉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领导干部，要悉心洞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像、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三．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习建设有中国特邑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要熟悉和掌握蠹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基本知识，在领导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薛能力其次要有一定的统揽全局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垒局在胸，才能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盏与全局利益跟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要把握全局I必颁吃透本地区．本单位、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在领导工作中，统筹安排部署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到有条不紊。再次要有用人本领，自古至今，“得人才者得天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干部更要有容人容事的恢宏气度和兼取并蓄的政治胸怀。萄子有旬名言“君子善假于物”，④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方面．要善于用^所长，尽可能发挥部下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广招人才，在用人上螭“五湖四海，不搞亲亲琉疏，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会无往而不胜。

第四要有敬业精种。一是进取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武可资借鉴，只有勇于打破旧框框的束缚，大胆地甸，大胆地试，不断地撵索新路子；冲能保证甫场经济快速地向前发展，晟终将理想变为现实。二是长久性。专L-是千好任何事情的先决蒸件既在岗位上．就要力戒短期行为，不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要排除一切干搬，安下丹L下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是预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千好一项工作，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须经一番科学韵分析，严密的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使计划不断充实完善议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第五，要有广博的知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之上的经济。因此，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学文化素养，了解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趋势。掌握科技进步的一般规律，自觉运用科学理论、科技知识科学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效率要高．节奏要恢．设备要精，信息要新，l管理要科学，用人要得当。所以，领导干部又必须掌握比较全面的知识，除精通业务．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领导学、信息理论等知识外，还要懂得心理学，善于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渊博的知识-会使领导干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将比较容易地看清伺题的本质，迅速雨准确墙赴淫各种矛盾。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7

一、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其他经济手段不可替代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判断标尺，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维持有效竞争，这是其他经济手段不具有的特点。环境问题具有鲜明的社会公共性，解决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市场失灵性。面对我国当前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靠市场的机制作用是不能奏效的。因此，要落实中央的战略政策，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行为，迅速建立起科学可靠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体系，用公共财政的强大力量来有所作为。从技术角度看，自然环境恶化实质是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自然环境恶化不仅仅是经济过程中一些缺陷的偶然结果，而是出现市场失灵的结果，是由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市场对资源和环境这样的公共物品的作用往往是失灵的，为了减少资源过度损耗和环境恶化，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加以弥补，随时纠正市场机制失灵。政府要发挥这种独特的作用，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主体在能源使用和节能行为中的外部效应，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对此进行干预和调控，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和运用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把它锻造成公共财政链条中的主导环节，让这个主导环节牵引其他环节一道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瓶颈”问题。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之一，具有强制、规范的特征，其一征一免，能够最直接地体现国家限制或鼓励的政策意图，在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必能发挥巨大作用。将是政府建设节约型社会中最灵活、有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

（一）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有利于提高和完善环境这个生产力的基本要素

环境与生产力是不可分割两个事物。从微观角度分析，也会得出环境是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结论。这种结论用农业生产力中最简单的模型即可证明：农业劳动者通过劳动工具耕种土地这个劳动对象，按照生产力三要素论来讲，已经形成了生产力的雏形，按系统论的多要素或五要素论来考察，科学技术和管理这两大要素也分别强化、物化和运筹到三个实体性要素中来，生产力的构成更加完整和丰富了。但这时，如果土壤里水分不足或光照期不够，农业生产力就不能正常运动，就不能收到预期效果。这就证明了水和光照期这些环境因素实际上已经是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这个组成部分，生产力就不完整，就很难运动并达到目的。由此可见，环境因素同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和管理这些要素一样，都是构成生产力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它是条件性要素。

（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有利于实现环境权利这个最基本的人权

传统的人权理论认为，人权的基本内容包括生存权、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发展权。通过研究发现，这样认定的人权内容还不够全面、彻底和本质，因为他们都还不是人权中最基本的内容，环境权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因为环境是人们生存的基础，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必要的环境就没有人的生命和生存，就更谈不上享受和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和条件，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需要一定的环境承载力和需要环境来提供资源作为劳动对象进行生产，脱离环境的经济活动是不存在的；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离不开环境，环境决定着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承载力允许的基础上。把环境权利提到这种高度上来认识，是人权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突破。它不仅使人权概念有了新的内涵，而且也为人类自主地保护和改善环境，自觉地协调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自觉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锐利的思想和法律武器。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目的是促进节能减排，解决环境问题，提高环境质量，这就当然地有利于实现环境这个最基本的人权。

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是政府政策倾斜和战略导向的体现

社会市场主体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体，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主体对节能及环保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收益与其自身所承担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并不是始终都是经济合理的，企业对能源相关的投资并不是始终都会获得最大净现值，个人在使用能源时也不一定确保个人福利的最大化，这都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效益水平。通过运用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尽可能使社会效益与市场主体自身的经济效益相一致，将有可能促进市场经济主体更加注重能源使用效率和节约使用能源。构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体系，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企业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之路，逐步建立经济与资源、能源相匹配的发展模式，很好地规范、引导和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使之朝着有利于整个社会效益改善和提高方面发展，加快建立现代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8

会计模式是对一定社会环境下会计活动的各种要素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综合描述、反映其各种要素基本特征和本质联系的有机整体。

会计模式的构成要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会计模式导向——特定国家环境对会计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作用的基本要求，即会计模式所代表的价值取向。

·会计规范——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包括会计法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会计职业道德等若干层次。

·会计管理体制——特定国家组织和管理会计事务的方式、形式以及制度的总和。一个国家会计管理体制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与该国家的经济体制有直接关系。

·企业会计模式——企业在国家会计规范指导下，通过设置会计机构和会计业务程序、选拔和聘用会计人员、确定和使用会计方法、从事会计工作、提供会计信息、开展会计管理而形成的企业会计工作体系。

·会计人才管理体系——为了保证会计人才的合理使用和有序流动而建立的会计人才评价、选拔任用和培养体系。

在上述构成会计模式的各个要素中．会计模式导向是最基本的要素，处于最高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计模式的基本运行走向。会计规范在会计模式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它应该在反映会计模式导向的前投下，对会计管理体制和企业会计模式进行指导和约束，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公正性和相关性。会计管理体制是会计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组织保证。一般地说，会计模式导向对会计管理体制有总括的制约作用；会计规范对管理体制产生具体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各种环境因素对会计管理体制的形成和运行方式也会有明显的影响。企业会计模式是会计模式中涉及实务最多的因素，它本身包含若干个子系统。而且由于这个因素与会计实践密切相关，所以也是最活跃的因素。会计入才管理体系是按照会计管理体制的要求建立和逐步发展的，人才体系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会受到前述诸要素的综合影响，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它要素产生制约或促进作用。

企业会计模式必须服从于国家会计模式导向，必须在国家会计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制定本企业的会计规章制度、选择企业会计政策、并依据国家对会计人员的要求考核和评聘会计人员等。因此可以说，企业会计模式是国家会计模式在本企业范围内的具体体现。

二、经济环境及其对企业会计模式的影响

会计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它必然处于一定的社舍经济环境之中。一般地说，会计的社会环境是指对会计工作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在这些因素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及经济体制、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企业外部对会计工作的要求分别在不同层次上对企业会计模式产生影响。在这里，我们仅讨论与企业会计活动关系最密切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制度、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等。

1．经济制度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这个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l]”。这种经济制度的基本目的是社会根本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为了实现这个 目的，技求企业会计模式的建立与运行必须与现阶段的经济制度相匹配，应该以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生产资科公有制为依据，在实现所有者权益保旺地化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

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政府既是社会管理者，又是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机构。政府的这种双重身份对企业会计模式的要求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府作为宏观经济拥控者．需要来自基层企业的会计信息作为制订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其次，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力求通过去计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绩效衡量、引导和利益分配等管理职能；第三，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还需要对过企业会计报表了解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特别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情况。

鉴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及其对会计的要求，中国只能实行以宏观利益导向为主的会计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在制定和实施企业会计模式时，必须考虑企业的规定和制度是否符合国家政策的要求，是否有利于为宏观管理提供必要的会计信息支持。

2．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因而必然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环境下运行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公有制的范围和实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日益多样化。

（2）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企业制度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得到企业会计模式的配合和支持。

首先，产权清晰的特征要求通过企业会计准确计量和报告企业产权，以保护各个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尤其是在公有制范围和实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环境下，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就更贴要通过企业会计报告来了解企业产权中国家权益的存量和增量情况。其次，权责明确特征要求通过去计信息系统准确量化产权投资人和债权投资人的权利和责任，从而使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债权人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第三，政企分开特征强调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企业投资者的双重身份对企业的不同影响，作为前者只能通过有关法规和政策间接地对企业会计进行规范；作为后者，则要求与其它投资人一样通过会计得到利益上的保护。第四，管理科学特征对会计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立科学的会计管理制度上，为优化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供有用的信息。

基于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会计模式的影响，中国的企业会计模式应该在宏观利益导向为主的前提下，注重对产权和债权的界定和保护，并通过会计信息模式的运行为企业科学管理提供信息支持。

3．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与会计模式的关系非常明显。一个国家的会计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一般与该国经济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中，不可能有发达的工商企业会计实务；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生产过程和经济业务相对比较复杂，相应地产生了较高水平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

我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与发达国家相比，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市场机制、包括各个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都还有待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会计模式不必要、也不可能套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惯例，而是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和企业管理水平，选择性地借鉴西方会计对企业微观活力的激励机制，塑造一种有利于企业微观效益与宏观经济导向协调统一的企业会计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除了需要突出上述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对会计的要求以外，还需考虑企业规模、水平，企业会计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企业的业务范围和复杂程度等因素。同时还需要为将来的经济发展和业务增加所产生的会计新问题奠定必要的基础。例如，在产权重组业务过程中产生的企业合并、债权转股权业务，就增加了产权的界定的内容和难度。可以预见，我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发展，将会对企业会计模式的建立和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规范企业会计模式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如前文所述，企业会计模式是国家会计模式在企业的具体体现。与一个国家相比，企业所处环境相对有限，因此，有些构建国家会计模式所涉及的要素在企业会计模式中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或基础，而不需要作为企业构建会计模式时考虑的问题。或者说，在构建国家会计模式过程中作为变量来考虑的要素，在设计企业会计模式时就可以将其作为常量来对待。例如，企业必须根据国家会计模式导向来设计本企业的会计模式，而不必要另外制定其他的会计模式导向。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得国家会计模式导向的要求与企业现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信息使用者之间信息需求的差异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9

[摘要]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由于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个体消费需求的分散、互扰、不稳定，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约束，从而误导经济发展目标，制约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需求导向机制有三个构成要素：消费理念、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构建要素齐全、内在逻辑统一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理性的关键。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社会发展滞后问题，人们习惯偏至于批判经济发展方式的落后，进而质疑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而人类在反思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似乎不太情愿反思自身的消费行为。论文百事通经济发展饱受垢病，其实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根源于社会需求的非理性，而社会非理性需求则根源于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这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理性的消极不作为，纵容个体非理性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误导。

一、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误导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或最终目标是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既包括物质消费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经济活动才被证明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只有满足了社会消费需求，经济活动才从社会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也才会被证实为合规律性的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必须接受社会需求的规定，否则就不能够持续进行，也不值得持续进行。可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一关联集中体现为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即社会需求规定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然而，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尤其是社会需求通过规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即以人类整体理性为主导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建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缺少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被僵化的计划管理阻断，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被掩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经济关系可以通过市场迅速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这就为消费引导生产、需求激励供给创造了条件。不过，目前我国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突出的特征是：第一，社会消费需求仍以个体消费需求为特征，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的引导与规范，往往带有非理性特点，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有违社会规范的消费行为，包括奢侈性消费、吝音、节俭、早熟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消费陋俗等，这些以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杂合而成的社会消费需求往往缺乏理性。第二，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是分散、互扰的，难以形成明确、一致的社会消费需求信号，对经济发展的指示含混不清，对经济活动产生扰动，引导作用被削弱。在此影响下，经济结构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结构优势、产业优势，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第三，个体消费较多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较多关注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较多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因而个体消费往往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作为消费动力，较少考虑这一个体消费行为对他人、社会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第四，个体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性，个体消费需求既受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消费理念等“堕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个体消费需求又极易受到消费心理，如攀比心理、炫耀心理、时尚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变化不拘，难以捉摸。随着现代市场供应的日益丰富以及消费文化、消费心理的日新月异，影响个体消费需求的活性因素的作用超过惰性因素，导致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更趋明显。

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导向密切关联。马克思说：“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误导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而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制约。个体消费的非理性，尤其是过度消费引发经济不断扩张，加剧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个体消费需求的散乱特性，使经济发展目标难以统一、明确，经济活动相互干扰、内耗，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益；个体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使经济发展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承担更多的风险，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市场环境。

二、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致使各种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难以形成合力，消费需求难以社会整体理性消费需求的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个体非理性的消费需求。“消费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或不良性循环的枢纽点”。因此，要使消费需求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由个体消费需求走向社会消费需求就必须把多种消费因素加以整合，形成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以理性因素约束非理性因素，把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行为整合成理性、科学、健康的社会消费行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趋明确、科学、合理，引导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消费理念、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

其一，消费理念，即消费观，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持有的对待消费的一些根本原则和观念，如我国人民长期持有的节俭消费是一种传统的消费理念，而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或透支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理念。影响消费理念的因素大多是哲学层面的认知科学及认知理念，如生态文明、消费文明、消费伦理等。消费理念应为社会普遍认可并接受的科学、文明、合理的消费原则及观念，更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体现。

其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对象的组成结构，可用各种消费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消费结构可以分为个体消费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社会消费结构与个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形成、演化、变动规律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社会消费结构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消费文化、消费理念、生产结构等，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稳定性等特点；而个体消费结构往往受消费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动性、个性化等特点。

其三，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购买力条件下的消费欲望。广义的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可以指有购买能力—即能通过购买得到满足的现实的消费欲望，也可以指纯粹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想象，但这种消费想象因缺乏购买力支撑，因而是不现实的，只是在购买力条件改善后，消费想象可能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由于受购买力条件的约束，现实消费需求必须有明确消费目标指向及消费数量的限度。消费需求的目标指向性及有限性是其重要特征。

消费理念在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中居于最高层次，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反映，体现一定时期内的消费文明，对社会消费具有重要引导、示范及规制作用，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形成与稳定是社会消费理念的载体，反应并折射消费理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程度。消费理念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选择的影响较为间接，其作用方式及效果也并不稳定。当然，消费理念对个体消费需求也有两种直接影响方式。一是消费理念直接引导与约束个体消费需求，这依赖个体消费者对消费理念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二是国家和社会通过非市场手段将消费理念直接

内化到个体消费需求中，常见的方式是强制性消费，如政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以教育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强制推行的“早餐奶”消费。

与消费理念的作用方式及效果相比，消费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较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消费结构是社会群体消费需求的集中反映，也是经过长期的消费者群体的消费行为形成的客观结果，因而对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选择有直接指导作用。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往往受到从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得他人的消费行为及习惯对自己的消费选择产生示范作用，一旦从众消费，便会以个体消费习惯的方式对个人的消费行为加以固化。

当然，消费需求也会反过来对消费结构及消费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性较强。但从作用机制上看，消费理念体现消费文明，引导社会群体消费行为的理性形成稳定的消费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消费心理等影响个体消费行为的因素作用，进一步引导个体消费选择。这样从理念到集体行动再到个体行动，使得社会消费需求理性得到贯彻，使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趋于科学、合理、稳定，从而使社会消费需求目标明确而一致，这是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整个逻辑体系。这一内在逻辑严密机制的建立目的在于向经济发展发出明确的信号，即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理性的社会需求为目标，也从而为经济发展追逐不正当的发展目标划下红线。

三、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目标是确保社会需求理性，以实现对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的正确引导。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作用可以分解为：保证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即倡导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社会消费需求；尽可能消除个体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的分散、互扰，实现社会理性消费需求目标的明确、统一；向经济活动发出明确的社会需求信号，引导经济发展确立科学、合理的目标。

第一，消费理念引导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从而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体现社会整体理性的社会消费理念至少应具备四个特征，即科学、文明、健康、适度。消费理念的科学性是指消费行为要遵循科学规律。科学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基石。消费理念的文明，指消费理念是生态文明观、经济伦理观、经济哲学等科学认识论的重要载体，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经济一社会一自然”等重大关系的认知成果的集中反映。文明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健康的消费理念是指人们的消费行为必须以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质量为目标，也就是说，人们要生活得健康且有尊严。健康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根本旨归，是判断消费理念是否理性的根本标准。消费理念的适度是指社会消费行为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适度消费观念的提出对传统消费观提出了挑战，即人类消费的无度是有害的，人类消费的非理望及行为是应该收敛或禁止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类没有无限消费的权利。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将保证社会需求保持理性状态，从而使经济发展确立理性目标。

第二，消费结构引导分散的个体消费倾向统一到社会整体消费倾向，从而向经济发展传达明确、一致的信号，引导经济持续发展确立理性目标。实践证明，消费结构可以通过消费文化、消费时尚、消费潮流等确立消费标准与消费模式，引导消费者的模仿行为；或者通过攀比、从众、炫耀等消费心理，促使消费者进行从众消费；或通过消费反作用生产，引发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而迫使没有确立消费目标的消费者进行强制性消费选择，即市场供给并不提供和满足消费者其他消费选择。

社会经济主导因素篇10

[论文关键词]经济持续发展  社会机制  消费理念  消费结构   消费需求

前言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社会发展滞后问题，人们习惯偏至于批判经济发展方式的落后，进而质疑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而人类在反思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似乎不太情愿反思自身的消费行为。经济发展饱受垢病，其实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根源于社会需求的非理性，而社会非理性需求则根源于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这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理性的消极不作为，纵容个体非理性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误导。

一、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误导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或最终目标是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既包括物质消费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经济活动才被证明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只有满足了社会消费需求，经济活动才从社会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也才会被证实为合规律性的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必须接受社会需求的规定，否则就不能够持续进行，也不值得持续进行。可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一关联集中体现为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即社会需求规定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然而，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尤其是社会需求通过规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即以人类整体理性为主导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建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缺少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被僵化的计划管理阻断，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被掩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经济关系可以通过市场迅速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这就为消费引导生产、需求激励供给创造了条件。不过，目前我国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突出的特征是:第一，社会消费需求仍以个体消费需求为特征，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的引导与规范，往往带有非理性特点，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有违社会规范的消费行为，包括奢侈性消费、吝音、节俭、早熟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消费陋俗等，[ 1 ] 136-153这些以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杂合而成的社会消费需求往往缺乏理性。第二，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是分散、互扰的，难以形成明确、一致的社会消费需求信号，对经济发展的指示含混不清，对经济活动产生扰动，引导作用被削弱。在此影响下，经济结构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结构优势、产业优势，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第三，个体消费较多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较多关注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较多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因而个体消费往往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作为消费动力，较少考虑这一个体消费行为对他人、社会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第四，个体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性，个体消费需求既受到宗教信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消费理念等“堕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个体消费需求又极易受到消费心理，如攀比心理、炫耀心理、时尚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变化不拘，难以捉摸。随着现代市场供应的日益丰富以及消费文化、消费心理的日新月异，影响个体消费需求的活性因素的作用超过惰性因素，导致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更趋明显。

    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导向密切关联。马克思说:“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 }a7 zo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误导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而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制约。个体消费的非理性，尤其是过度消费引发经济不断扩张，加剧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个体消费需求的散乱特性，使经济发展目标难以统一、明确，经济活动相互干扰、内耗，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益;个体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使经济发展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承担更多的风险，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市场环境。

二、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致使各种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难以形成合力，消费需求难以社会整体理性消费需求的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个体非理性的消费需求。“消费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或不良性循环的枢纽点”，〔’〕”因此，要使消费需求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由个体消费需求走向社会消费需求就必须把多种消费因素加以整合，形成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以理性因素约束非理性因素，把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行为整合成理性、科学、健康的社会消费行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趋明确、科学、合理，引导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消费理念、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如图1)a

其一，消费理念，即消费观，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持有的对待消费的一些根本原则和观念，如我国人民长期持有的节俭消费是一种传统的消费理念，而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或透支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理念。影响消费理念的因素大多是哲学层面的认知科学及认知理念，如生态文明、消费文明、消费伦理等。消费理念应为社会普遍认可并接受的科学、文明、合理的消费原则及观念，更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体现。

    其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对象的组成结构，可用各种消费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消费结构可以分为个体消费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a) ioa社会消费结构与个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形成、演化、变动规律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社会消费结构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消费文化、消费理念、生产结构等，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稳定性等特点;而个体消费结构往往受消费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动性、个性化等特点。

    其三，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购买力条件下的消费欲望。广义的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可以指有购买能力—即能通过购买得到满足的现实的消费欲望，也可以指纯粹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想象，但这种消费想象因缺乏购买力支撑，因而是不现实的，只是在购买力条件改善后，消费想象可能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由于受购买力条件的约束，现实消费需求必须有明确消费目标指向及消费数量的限度。消费需求的目标指向性及有限性是其重要特征。

    消费理念在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中居于最高层次，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反映，体现一定时期内的消费文明，对社会消费具有重要引导、示范及规制作用，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形成与稳定是社会消费理念的载体，反应并折射消费理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程度。

消费理念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选择的影响较为间接，其作用方式及效果也并不稳定。当然，消费理念对个体消费需求也有两种直接影响方式。一是消费理念直接引导与约束个体消费需求，这依赖个体消费者对消费理念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二是国家和社会通过非市场手段将消费理念直接

内化到个体消费需求中，常见的方式是强制性消费，如政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以教育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强制推行的“早餐奶”消费。

    与消费理念的作用方式及效果相比，消费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较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消费结构是社会群体消费需求的集中反映，也是经过长期的消费者群体的消费行为形成的客观结果，因而对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选择有直接指导作用。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往往受到从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得他人的消费行为及习惯对自己的消费选择产生示范作用，一旦从众消费，便会以个体消费习惯的方式对个人的消费行为加以固化。

    当然，消费需求也会反过来对消费结构及消费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性较强。但从作用机制上看，消费理念体现消费文明，引导社会群体消费行为的理性形成稳定的消费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消费心理等影响个体消费行为的因素作用，进一步引导个体消费选择。这样从理念到集体行动再到个体行动，使得社会消费需求理性得到贯彻，使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趋于科学、合理、稳定，从而使社会消费需求目标明确而一致，这是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整个逻辑体系。这一内在逻辑严密机制的建立目的在于向经济发展发出明确的信号，即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理性的社会需求为目标，也从而为经济发展追逐不正当的发展目标划下红线。     三、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目标是确保社会需求理性，以实现对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的正确引导。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作用可以分解为:保证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即倡导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社会消费需求;尽可能消除个体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的分散、互扰，实现社会理性消费需求目标的明确、统一;向经济活动发出明确的社会需求信号，引导经济发展确立科学、合理的目标。

    第一，消费理念引导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从而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体现社会整体理性的社会消费理念至少应具备四个特征，即科学、文明、健康、适度。消费理念的科学性是指消费行为要遵循科学规律。科学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基石。消费理念的文明，指消费理念是生态文明观、经济伦理观、经济哲学等科学认识论的重要载体，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经济一社会一自然”等重大关系的认知成果的集中反映。文明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健康的消费理念是指人们的消费行为必须以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质量为目标，也就是说，人们要生活得健康且有尊严。健康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根本旨归，是判断消费理念是否理性的根本标准。消费理念的适度是指社会消费行为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适度消费观念的提出对传统消费观提出了挑战，即人类消费的无度是有害的，人类消费的非理性欲望及行为是应该收敛或禁止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类没有无限消费的权利。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将保证社会需求保持理性状态，从而使经济发展确立理性目标。

    第二，消费结构引导分散的个体消费倾向统一到社会整体消费倾向，从而向经济发展传达明确、一致的信号，引导经济持续发展确立理性目标。实践证明，消费结构可以通过消费文化、消费时尚、消费潮流等确立消费标准与消费模式，引导消费者的模仿行为;或者通过攀比、从众、炫耀等消费心理，促使消费者进行从众消费;或通过消费反作用生产，引发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而迫使没有确立消费目标的消费者进行强制性消费选择，即市场供给并不提供和满足消费者其他消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