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维十篇

中国思维篇1

实际上，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标准化保养服务的建立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它至少从一个层面折射出现在的宝马在运营和管理上的日渐成熟。或者说，宝马中国的战略思想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全新蜕变的新阶段。

客观地说，从一开始，宝马汽车的中国之路就不曾平坦。没有奥迪的天时，更没有北京奔驰的地利，宝马就像一个孤独的舞者，灿烂中却透着几分落寞。

但不管怎样，不可否认宝马汽车始终是中国豪华车市场无法或缺的一极。应该看到，事实上，最初宝马的最大对手就是奥迪，即便宝马不承认也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那时的宝马对中国未来的市场显然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然而，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宝马在产品还是在价格上如何做足文章，中国豪华车市场仿佛钢板一块，除了靠降价赢得的一点地盘，宝马汽车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收获。

在某种程度上说，宝马汽车从不缺少技术、车型、渠道甚至是价格优势，但与最初进入中国的设想相比似乎总是有着一段距离。

穷则变，变则通。从2006年开始，宝马汽车的思维终于有了第一次的裂变，随着专门根据中国市场而设计的新BMW5系的浮出水面，宝马的中国市场业绩也随之发生了巨变，2007年宝马汽车之所以能高居世界豪华车市场第一把交椅，绝对与中国市场的一路高扬不可分割。

从改变上尝到了甜头，这是思维变革带来的盛宴。从此宝马汽车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先是推出了从2008年4月12日至6月30日，凡是购买由宝马生产的BMW 3系或者BMW 5系长轴距版均将得到2年不超过10万公里免费保养的服务新措施，接着又在日前推出了标准化保养的服务体系。

不难看出，现在的宝马汽车已经走出了单纯依靠品牌和价格占领市场的陈旧思路，按照宝马汽车高层的观点，把稳步推进售后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战略，也显示出宝马汽车对中国市场真正意义上的重视。

显而易见，新思维的树立，对于正在成长的宝马汽车来说，无异于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机。而宝马中国培训中心的设立，北京和上海零部件配送中心的构建，以及目前全国范围内90多家BMW经销商服务网点的铺设，都体现出宝马售后服务的人文情怀。

中国思维篇2

中国文化就像一座由不同世界观层层搭建起来的古代金字塔。最早是万物有灵论，相信鬼神；《易经》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儒家讲知己中庸；道家讲看得开；法家讲斗争，拿得起；佛家讲放得下。到20世纪，中国引进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

人们普遍相信，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有很大不同。西方思维被认为是直线性的逻辑和科学，而中国思维则是隐晦、系统性，因而具有关联性。中国思维往往以系统和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源泉是《易经》，作为传统的辩证论，将世界看做由两极的冲突、融合与变迁而来。

西方科学与知识的传统，主要起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它是简化和线性的，即将复杂的思想归纳为简单的理论与原理，以对未来进行推断、解释与预测。西方一直奉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直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基于事物都由矛盾组成且逐渐演变成危机的观念，提出了辩证法。马克思（1818-1883）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相结合，在实践中形成了革命理论。

在20世纪，物理、数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开始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逐步分离开来。由于卡尔·波普等社科哲学家不认同辩证法的模糊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线性、逻辑思维依旧成为社会科学的主导。另一方面，量子物理学、量子数学、生物学和信息理论开始向二进制世界观演变，即自然的变化通过对立两极的融合或分解而发展。这与古代中国与印度认为世界在不断进化中的观点开始接近。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缺少的，是这两个对立世界观的融合。

《黑天鹅》作者纳西姆·塔勒布在新书《抗脆弱》中，他引入期权理论作为连结辩证法思维与主流钟形曲线统计的一个有意思的工具。标准“钟形曲线”分布是主流社会科学广泛用于决策制定的统计工具。社会学家考察大概率下（95％）的统计显著性或钟形曲线的“稳健”区域，往往忽略了位于长尾的小概率（两端分别为2.5％）事件。

由于忽略了极少发生、一旦发生就有极大影响力的“长尾事件”，经济专业等主流思想，忽略了像2008年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当然，有两个长尾，一个是“坏”黑天鹅事件，发生时会造成系统性破坏；另一个是顶端的“好”长尾事件。塔勒布称“抗脆弱行动”为好行为，它可以补偿“脆弱”的坏事件。

直观地说，塔勒布将中国哲学放进了具有科学解释的现代数学框架中。他将三大风险类型——脆弱、稳健和抗脆弱分别类比为中国的阴、中庸和阳思维。

儒家中庸思想主张避免走极端和走安全的中间道路。但塔勒布的观点表明，中庸也会遇上麻烦，因为走安全和主流的道路忽视了黑天鹅事件的不确定性，这些事件最终可能会造成对系统整体的破坏。中庸之道的审慎和保守使得实践者无法采用“抗脆弱或（好的）高风险高回报”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弥补不确定且未知的不明黑天鹅事件。

由于不愿冒险，中国采取中庸之道的朝代变成了封闭社会，最终在灾难来临时崩溃。而在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前夕，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甚至殖民主义上勇于冒大风险赢高回报。西方社会采取了抗脆弱措施对脆弱进行补偿。

思考期权战略和抗脆弱策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股市投资中，假如采取保守策略，跟着市场平均走（按指数投资），如果市场突然下跌30％，投资组合也跟着跌30％，如果继续采取中庸策略就永远收不回本钱。想要赚回来甚至盈利，就必须在“抗脆弱”的高风险股票上押上小赌注。

抗脆弱喜爱波动性，犯小错，避大错。我们越想稳定就越不稳定。凯恩斯的学生海曼·明斯基重新发现了这一现象，称之为“越稳越乱”。

在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投资上购买非线性期权正是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思路。他知道风险很高（且未知），但通过对外开放新开发区和新政策购买期权，创造了新的回报和增长点，这是批评者们意想不到的。

中国思维篇3

笔者对《蓝海战略》进行认真梳理，而且对其中的案例进行详尽的分析以后，发现“蓝海战略”只是“企业创新”的代名词而已——尽管“蓝海”是一个全新术语，但其并非新鲜事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商业生活的一部分（书原话。其实也仅仅是商业生活的一部分——笔者）。

所谓的“创新”包括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概念创新”以及“促销（终端）创新”等，只是把原来的4P、4C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而且按照品牌故事的演绎方法，把“蓝海”的背景放在了“哈佛商业评论”上，把“百年数据库”当作自始至终的卖点，把“创新”提升到“战略”的高度，这点作者还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至于书的实际内容，对于中国企业的真正需求，对于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蓝海战略”只是“战略”而已，不能给企业提供任何实质帮助，象书中所写，“蓝海战略”只是把信息汇总在一个框架之内——

“本书的内容是15年研究的总结，使用的数据区间在百年以上，还包括与此观点有关的《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系列文章和其他相关学术文章。本书所阐述的理念、工具和思想框架在欧美和亚洲的企业中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实践检验与不断的更新。本书的阐述将上述的工作和思想汇总到一个统一框架之内。这一框架不仅仅包括对如何蓝海战略的分析，还对最重要的人事问题作出解答，以使组织和人员自觉贯彻执行这些思想。在此，我们将如何赢得信任和忠诚，以及理解员工理性与感性认知的重要性，摆在了蓝海战略的核心位置。”——这是书的原话，很直接的说明了书的中心思想，所谓“战略”只是一个“理想的构想”。

“蓝海战略”告诉我们取代竞争，告诉我们开发未知的市场空间，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纪的谎言，对于现代商业社会，“创新”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取代竞争”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尽量避免低利润行业的竞争”，或者“尽量避免重复建设和竞争”，但是实际上，很多企业开始进入的行业都是具有丰富利润的，只是时间改变了游戏规则，使“低度竞争变成了高度竞争”，使“高利润变成了低利润”，所谓的“蓝海”要使企业直接改变投资方向或者改变企业的硬件设施（生产线、技术研发甚至员工结构），这都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不严肃的，或者说十分可笑的，全新行业的产生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或者社会技术的进步，把新行业当作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看“蓝海战略”的谎言——

不妨让我们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有多少今天的产业在当时是未知的？回答是：很多基础性产业，包括汽车、录音、航空、石化、保健和管理咨询等，在当时都属闻所未闻或刚刚萌芽。许多现在已经形成规模的行业，在三十年前才突然出现，比如对冲基金、手提电话、燃气发电、生物技术、工厂直销、快递、微型车、雪地滑板、咖啡吧和录像机等。在三十年前，以上行业实际上都不存在。

之所以说这些话语（理论）是谎言，是作者把社会发展和企业战略的概念混淆了，社会发展、技术进步自然会诞生更多新兴行业。但是作为企业，没有雄厚的资金、丰富的社会资源和足够的人才储备，妄想做最新技术的领导者，这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即使新行业往往更多的先行者成为牺牲品，企业绝对不可以把“取代竞争”当作企业的“战略规划”！！！现代商业和未来社会，绝对不是轻易可以规避竞争的时代，而是一个细节取胜的时代！！！

企业在研究《蓝海战略》以前，最好先自问自己以下问题——

我能完全避免商业竞争吗？

我真的能开创一个没有竞争的行业吗？

我以前所从事的行业真的已经过时了吗？

中国市场是不是存在真正的“蓝海”？

中国巨大的市场难道真的就是“红海”吗？

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实力能够进入无竞争的“市场蓝海”吗？

“蓝海”究竟是企业的执行命脉还是一种理想状态？

我所拥有的技术、资金和人才是不是支持我开创一片全新的海洋？

…………

中国思维篇4

关 键 词 ：中医思维 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

中医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丰富了中国博大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庞大的中医系统理论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息息相通。中国古朴的哲学思想滋养了神奇的中医，也奠定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

在作为中华文化两大思想源头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医和中国传统艺术有着相同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认为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宇宙法则统一支配着天体的运行，季节的变化与人体生命的无常一样都统一存在于宇宙之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当这个整体内部出现不和谐或者外界出现异常时，微生物之间的生克规律就会混乱，最终会导致瘟疫的暴发和流行。战国时期神医扁鹊在《难经》中写到：“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中医有句名言“有诸内必形诸外”，也就是说人体内在的疾病会反映到外表，通过外表即能认识到内在的问题。“望闻问切”是中医独特的诊断方法，以至于扁鹊只用“望”就能准确获悉蔡桓公的病情。望、闻、问、切是中医全面系统了解病情的手段，通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体现了整体的哲学思维。比利时著名学者普利高津曾说：“中医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研究整体和自发性，协调与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医的哲学思想。”中医采取辩证施治的整体原则，用全面的观点来看问题。中医治病的思路就是从整体出发，调动人体自身功能对抗疾病，中医给予病人更多的时间和关注，它治病注重的是整个人体而不是人体的某个部分。

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医一样，以整体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以“天人合一”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以“人学”为核心，侧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以美善统一为基点。“所谓‘惟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为‘五行之秀气’，为‘天地之心，无行之端’《礼记·礼运》都在强调人的主导地位。孔子以人文精神解释祭祀缘由。这些都表明审美观念上的天人合一的自觉意识背景已经形成。阴阳五行和谐原则，便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重要成果。”①“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中国艺术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体现着和谐的原则。“儒道互补，方为主体和谐心灵的完整体现。中国艺术正反应了宇宙和谐精神与主体和谐的合一，从而心有所感，艺有所达。”②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气是万物生命生存的本质，万物生命的诞生与生长都归结于“气”。“春气发而百草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这些都是从阴阳二气的变化来解释万物生命的诞生。人也和万物一样，生活在由气支配的时节变化中。“春生夏长，是气之长也。人也应之。”（《黄帝内经》）在中医学里，人也和自然万物一样，是气聚的产物，“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因此，所谓的生死、有无都归结于气，气主宰了一切。“故曰：通天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气，体之充也。”在中医中就有“气虚”“气滞”“生气伤肝”“火急攻心”之说，中医推崇静心、守神而养生、休生养性，以此恢复元气。张景岳说：“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中医从“气”的角度来认识疾病，对疾病的治疗着眼于对“气”的调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这也不无道理。元气论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入中医学理论后，对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美学用“气”来说明美的本源，“气”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艺术中有“笔气”“墨气”“灵气”“气韵”之说。“气”是艺术作品的生命，也是作者灵魂的再现。谢赫的“六法”中把“气韵生动”作为评判一幅作品好坏的最高标准，“气”不仅蕴含了艺术作品的生命，还包括艺术家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学识修养。“气”是通过整体的内在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物体之上。艺术作品和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元气”，为了表现其独特的“气”，艺术家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水平。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与今天的画家相比可谓是全才，他们不仅有精湛的绘画技巧，还精通书法、画论，有很高的学识修养，因而他们的艺术作品到今天还被人们顶礼膜拜，是中华艺术的瑰宝。

中国传统美学与传统艺术主张中和为美，“和”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要达到“和”，其重要法则是要掌握好“度”，过或不及都不为美。“中和”是一种模糊而崇高的美，是一种含蓄的美。“和”的这种辩证的观点渗透在中国艺术当中，并被广泛的运用。用笔的“浓淡”“干湿”“轻重”“快慢”“方圆”；经营位置的“疏密”“主次”“聚散”“向背”；处理手法中的“以白计黑”“以小见大”“虚中实”“实中虚”“密中密”等都体现了“和”的辩证思维。“中国画艺术处理讲究火候，对于修养高的作品，常誉为‘炉火纯青’。艺术处理要求恰到好处，过头了则物极必反。”③中医中的“中和”体现为它始终谋求与万物的共存之道，它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在只能用精密仪器才能认识的所谓的“病毒”上，而是宏观地从生命的角度看待宇宙万物，在中医的词汇里不强调对抗，这也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医术之道：西医讲求对抗，中医谋求共处。

中医和中国传统艺术同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发生、发展、成熟，故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思维方式。中医并不以抽象的逻辑思维作为学术的主要思维方法，使得它与同样以注重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方式的形象思维为思维方法的中国艺术有本质的相似。古老的中医是我们人类航程上的守护神，它与中国传统艺术一样，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注释：

①朱志荣.中西美学之间.上海三联书店，第77页.

中国思维篇5

关键词：原始；美术；植物崇拜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261-01

人类自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直不断进行，在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自然”无时不对人类的思想意识造成一定影响，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产物的美术，势必会和“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许多客观的规律不能被原始人理解，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对原始美术创作产生崇拜驱动作用。这种原始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被原始人所接受，以致于它不能完全的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隐退，从众多美术绘画作品、纹样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影子。原始人的植物崇拜情结就是一例。

在江苏省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刻画着以植物茎叶连缀的人面和天体星象图案，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较能体现原始人对植物有着特殊感情的一件作品。岩画中人面造型奇特，夹杂着某些星象的元素，画上的人面与植物茎叶相连，而且人面形似果实，显然是有意识创造出的人与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是祈祷获得植物的力量？还是他们认为人是由植物而生呢？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植物在原始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就是桃林有灵的记载。”①中国的许多古汉字，也都与原始人的植物崇拜相关，如“氏族”中的“氏”本意为木本，即植物之根；而与植物关联的“臬”字，则含“法则”的意思。“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②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中对被神化的植物，并不像其他对象崇拜多有祭祀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敬畏，禁忌折伤或砍伐崇拜物。《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 “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③ 《搜神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④这一描述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 进一步发展了崇敬心理。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远古时期大地上多覆盖广阔的森林，植物生长茂盛，原始人的生活与它们息息相关。制作棍棒弓弩狩猎，采摘果实，用树藤结网捕鱼；采集树叶制成衣服；燃烧植物获取、保存火种，御寒取暖、防止野兽攻击、驱走黑暗和恐惧、烤熟食物，原始社会两大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和采摘，以及原始人文明进化的重要元素——火，都需要通过植物来实现。可以说，植物是原始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以实践为媒介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会被打上人的印记，不仅自然界的高山原野、河流星空成了人的无机的躯体，而且经过劳动实践，人进一步产生了思想和观念。”⑤在生产生活中，原始人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自然物与人类自身进行对比并能判断出异同。原始社会外出狩猎和采摘是非常危险的，时常可能面临野兽致命的袭击和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而且寿命也很短，拥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能够长寿成了一种最直接的愿望，于是植物此时起了必然的参照作用，树木的高大粗壮、长生不死都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植物的枝干断了还可再生，原始人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和可能经常损失身体部位，“再生”也成了他们的渴求；原始人在狩猎追赶野兽很可能迷路，高大或者有特殊标志的树木植物就成了他们辨别方向的依据，由此产生信赖感；植物种子落地生根，强盛的繁殖能力也是原始人类所向往的；原始人类认为鸟和神是相通的，他们把鸟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鸟栖息的植物这无疑会让他们觉和神有一定联系。可见，植物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是具有强大力量感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他们必须接受植物的赠与、依赖植物生存；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们羡慕植物并渴望获得植物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思维一样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神奇事物生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由于长时间受这种情感的困扰，力量感很快变成了原始人类强大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屈从于这种力量之下，产生了植物崇拜。

植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在美术史中经常出现，而崇拜思维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植物艺术形象内涵的变化上。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以某些方式再现他所敬服的这种力量。在许多原始绘画艺术都有所体现，显示为祝愿对这种力量更强大，并能为己所用、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带有实用功利性。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物中有的陶盆口沿部位装饰有稻谷禾苗纹样，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丰收的向往。有一块陶片上刻有植物形态，五片叶子茁壮舒展，表现了蓬勃生长的状态。”⑥原始先人绘制着这些装饰和纹样，也绘制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原始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依赖植物，那么原始美术中的植物形象也应会随之减少或消失。所以早期的植物形象艺术作品实用意义多于审美意义。“原始人类在有意识的利用物质材料表达主观目的、主观精神时，其美感与想像、思维、情感、动机交织在一起而创作出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具有多元意义。此时的创作和审美处在蒙胧混沌状态。”⑦

人类度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后，其美感意识得到发展和增强，审美活动逐渐独立和清晰起来植物崇拜思维也开始向“艺术阶段”过渡。此阶段的许多作品虽然仍含一些实用的指向意义，但都格外明朗的呈现出美感，而且还占主导地位。如汉代墓室画像石砖中常见的“扶桑树”，取材造型都隐去了原始功利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实用目的，仅作为一种吉祥物的象征，为祈求生命不朽和灵魂的安宁等。六朝时期崇尚清雅之风，主张复古，而此时植物纹样繁盛，卷草、忍冬等纹样流行，这些纹样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非常符合形式美法则的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对原始植物单纯的屈从崇拜淡化了，对植物形象美感的意识渐进成熟。此时原始的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开始发生演变。

现代社会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合理解释，原始人所敬畏的神秘力量成为普通现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的心理压力不复存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植物形象开始具备独立的审美特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内外因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自然属性”完全蜕变了，一种对大于本身的力量的屈从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自己熟悉并带深厚感情事物的欣赏。

结语：自此，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经由了从“自然”到“艺术”的上升过程，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植物的艺术形象也完成了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过渡。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活动中人类的美感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种美感意识源于对巨大力量的崇拜，随着这种力量减弱，植物的形式特征开始成为人类的审美重心。

注释：

①冯逢.百姓民俗礼仪大全.中国盲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②刘翔著.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第11页.

③严锴主编.百姓民俗实用大全.华龄出版社，2007，第247页.

④冯逢主编.百姓民俗礼仪大全.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

⑤陈伟著.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纲 论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与艺术形象的关系.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9页.

中国思维篇6

【关键词】传统文化 管理思想 思维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等几大社会管理学派，他们虽然主张各异，相互驳难，但追求的都是“君人南面之术”，他们的思想也都融贯了对立、同构、变易、中庸、和谐、混沌等中国传统思维的特征。

一、对立思维

对立思维是源自《周易・系辞上》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体论思考方式，即把“阴”与“阳”作为事物矛盾的两面进行观照权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就遵循了对立统一、两分思维的特点，如管理中优势与劣势的对比，内外环境的分析、可行性与不可行性的判断、利弊的权衡、阻力与动力的比较、主体与客体的博弈等等。

由“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思维还派生出平衡对等的思维观念，即矛盾的双方在对立中求得动态平衡。在管理中就是要避免内部失衡给系统带来的危机，做到公正无偏。“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在赏罚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达到“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社会平衡状态。

二、同构思维

这种思维模式是在宇宙、自然、社会、个人之间建构起紧密的联系，认为各系统间存在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各个部门或部分互相渗透、交互影响，并且互为因果。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逐层推演了各层次间的天人同构关系。中国传统的“天人合德”的管理思想，就是这种同构思维的外在形态。“天人合德”论把人看作宇宙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人与自然（天）是一个整体，人的行为与自然的运行处处、时时相关联，人事活动的成败、休咎、得失、兴亡都与天的运行变化密切相关：“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天的意志可以通过人民的行为表现出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儒家还认为人与天是同构合一的，人的社会性是天性的体现，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体现。据此，在社会管理中的一切礼仪规范、上下尊卑都具有先天的合理性：“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正如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人服从的是“其自然界的内在指令”。

三、变易思维

中国人把变易视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法则：“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并从“天人合德”的观念出发，把变易思维用于社会管理，认为人应效法天道，与时俱进，不断向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穷变通久”的变易思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变法求强的传统，如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领导的变法，直至近代的、辛亥革命等，无不是在国家管理、社会变革中贯彻变易思维的典型例证。

四、中庸思维

从哲学角度看，“中”指的是矛盾对立而未发展成冲突，“庸”即和，指的是矛盾各方在发展中保持一定限度，不与对立面产生冲突。由此，中庸思维一方面承认矛盾，另一方面又调和矛盾，讲求不偏不倚，不强不弱，不快不慢，不即不离。体现在管理上，就要坚持有度原则，在对立的两端的合适区间作出取舍，“过犹不及”，过度与不足都是不可取的。不搞绝对化，不走极端，居中致和。孔子把这种中庸思维作为“至德”备加推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居中致和，要靠互补来弥合过度与不足，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找整体最佳的中和状态。这种中庸互补的思维在管理行为上具体表现为：刚柔相济，宽猛并用，恩威并施，动静相参。

五、和谐思维

中国传统管理特别推崇人与我、人与物、人与天的和平共处、圆融无碍的和谐思维，把对立统一又和谐变动看成是社会的基本法则。如孔子提出“礼为用，和为贵”，认为治理社会的核心是处理好“分”与“和”的关系，即把人分为不同等级，确定出不同的政治和伦理身份，在“礼”的约束规范下，在“乐”的感染引导下，使人们置身于社会管理系统的各自应在的位置，恪守各等级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克已复礼”，和谐共处，达到社会管理“致中和”的理想状态。

和谐思维还认为和谐要以差异为基础，“和而不同”。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就以“琴瑟”“和羹”为例，阐明“和”与“同”的差别，认为“和”是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构成的统一，而“同”则是简单的同一。孔子则把它作为人事管理中人才鉴别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六、混沌思维

混沌思维带有偶然性、非线性、模糊性、权变性、经验性等诸多特点，老子就主张治国“其政闷闷，其民谆谆；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认为管理如果是混沌的，人民就会淳朴厚道；如果管理明确而清晰，人民就会出现问题。作为统治者，“人君贵明不贵察”，对大事采取不察的糊涂态度，是为了留有管理控制的余地，在处理大事上游刃有余。可见混沌思维深深潜藏在中国传统管理观念中。再如古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用人智慧，郑板桥倡导的“难得糊涂”的为官箴鉴，无不是混沌思维在社会管理中的表述。

以上所述的六大思维特征溶化在中国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影响也是利弊互见，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 李约瑟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M] .沈阳：辽宁出版社，1986.

中国思维篇7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文化具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崇圣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是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政治上的统治是专制的。各种内讧、动乱、战争，起因在于一种专制，但不管成功与否，目的仍然还是建立另一种专制，以至一直延续着绵绵古国的超稳形态。政治既内涵于文化，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驾御着文化老车，使之循规蹈矩地沿其旧辙。专制政治须“忠君”，治下文化便少不了“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成必然逻辑。后来，经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如火如荼如血，“异端”近乎赶尽杀绝，中国人“崇圣”的“既定路径”思维终成了主脉。

“崇圣”就是崇拜圣人，“圣人”就是过往已成名或可能成名的伟人，且爱屋及乌，这些伟人的观点言论自在崇拜之列，甚至包括那些势大主流的思想学说，比如时行的“全盘西化”论者。中国人虽少宗教，但这种崇拜却是深入骨髓的，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思想认识层面的表现，就是彻底卸却人之主体性的本能：人在世却不入世，天天碰面无数“实际”，却不屑一顾；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却视若无睹，总在子曰君言，谁怎么说过，哪本书有什么观点，历史是怎样的……，似乎只有拿着圣（别）人的观点，找着过去的东西，自己才有站得住的脚跟，才理直气壮，才可能找到真理。“崇圣”思维经常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当然是对陷入窠臼者），其错误是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游离在过往知识的苦海，不能与时俱进。在当前知识爆炸，实际变化迅猛异常，现实问题的增速大大超过过往知识增速的历史条件下，“崇圣”思维愈显愚钝，它无异于自阉人类宝贵的主观能动本性，终致误己误人误国的恶果。

中国文化及由之造成中国人思维定势的另一个特点是狭私性。“崇圣”揭示出中国人在追求真理时往往脱开实际的思维缺陷，其实，中国人在抉择现实时，却又很入世，或者说，很势利，牟取一种狭隘私利的思维倾向很强，这当然也是由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这与那种崇奉赎罪、献身（即便是宗教），关怀人类最终精神追求的文化形成了鲜明对照。

必须指出，过去以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中国文化史上反抗狭私性倾向最强烈、最有效的崭新文化现象，她对增扩中国人思维境界的作用是空前的。但是，这种新文化由于缺乏生根的基础，自始至终都受到传统文化无孔不入的诋毁、侵袭，再加上自身也缺少一些必须的理论（体系）内涵，缺少精英示范的社会性实践，缺少与之适应的先进政治的提引，缺少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比照优势，等等，终于变得日渐式微。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一种对人类长远利益的追求，总是纠缠着维护人际间的等级道德关系，象“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生”等主要关系上，就有“忠、孝、仁、义、尊”等苛刻要求的道德观，这种道德的实践，必然贯彻违悖人性的“灭人欲”思想，肇成“吃人”怪象。为了松解一下人际间这种“吃”与“被吃”的矛盾，避免人们本能力量的聚集爆发（动乱），增加一些人摆脱“被吃”的地位、甚至进入到“吃”的地位的希望，传统文化进而赋予了很多“利诱”的内容。如为长生活命，道教则行修身养性炼丹；为晋升现世的等级，正统文化则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的引导。即使是民俗文化，也没负其被统属的使命，表征了“狭私”的价值指向，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

“崇圣”与“狭私”是中国人非理性思维方式的两个侧面或两个轮子，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统治者崇圣，为着稳固自己正统江山的狭私；一般人崇圣，也有意于拉大旗作虎皮，目的还是狭私。反之亦然，中国人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又必须崇圣，如果你没有这点在意，没有这点功夫，你敢越雷池一步，你还不那么老辣，你轻则被众人“真的不好理解”，重则被视为异己，那你就真难过活，还敢遑论成功嘿？当然，崇圣也好，狭私也好，都是深藏中国人头脑中的“既定路径”，习惯成自然，这一切都会是那么的不经意，一切都会是那么的见怪不怪，冥冥之中，是带给中国人无尽的愚昧和落后。

就拿“造假”来看吧，提起来，人人都深恶痛绝，但说下去，哪个人也会理解。“”造的高产卫星是假，“”戴的高帽子是假，而今天的假数字、假牌子、假产品等又何处不在？一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怕是道出了个中原委的，他的大事就是个人的狭隘私利。但是，“造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因狭私而“宝书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地假，他得到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私利，其造假、获私怕都无与比项，但最终于己于人于国又有何益？！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普遍造假必然导致社会诚信的丧失，造成普遍的不经济现象（思维不经济、交往不经济、决策不经济以及企业不经济等），也将无法建成高效的市场经济。还需进一步明确，中国人的这种狭私与市场经济提倡的私利并不完全等同，两者虽然都以牟取个人私利为出发点，但手段和效果均有差异，前者往往采取合理（风俗）或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甚至不择手段，得到害人害国最终害己的效果；后者采取的手段必须合法，得到益己益国最终也益人的效果。

中国人崇圣、狭私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极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系统性的客观存在，它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大面积的改观，认清这个特点，对我们正确地推进中国整体改革是有帮助的（容另文分析）。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毕竟不是铁板一块，思维的个体能动性质和群体攀摹性质都迫切要求我们研究清楚这个课题，特别是改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怎么改”的问题。对此，我暂谈谈自己的初步想法（结成三句话），供同仁们批评。

1、认识要清。主要搞清楚六个问题：一、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二、中国人思维方式独特在哪里？三、它是怎么形成的？四、它对个人、他人和社会造成哪些危害？五、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客观性，并由之造成中国人有哪些特点？六、改进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重点要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从非理性走向理性的重点，尤其是扭转崇圣思维方式时更应该去刻意地多想想实际，这一点必须十分明确。“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我们对一切理论、观点、概念，包括那些已成定论的、那些风行于世的、那些貌似高深的以及自我积累形成的，都要抱着科学的怀疑精神，都要有一股冲破桎梏的锐劲。尤其对那种自己比较信服的理论，更要警惕被其束缚，注意经常拿新鲜的实际情况去对照检查一下，自己的思考、说话、写作，也应尽量避免引用其现成的观点思想。要时时、事事、处处注意锻炼自己从实际中抽象观点思想，或用实际来检验各种思想观点的能力，让思维方式逐步走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中国思维篇8

一文化思维方式

对汉语的语言特点起着较大影响的文化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整体型思维

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孜孜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地、天视为一整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习惯于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求得整体的动态平衡,以和谐统一为最终目的。即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研究,注重整体的和谐,强调“从多到一”。这种整体型的思维方式使得汉语重“意合”,无词形的变化,语法形式的表达主要靠词汇手段,组词造句中完全依据语义逻辑和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决定词语和分句的排列顺序,句子多为流水句(短句)。

2本体型思维

中国的传统哲学把人本作为主体,如儒家的孟子云:“万物皆备于我矣。”这种哲学认为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用主体的修养代替对客体的认识,自身内心体验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本体型思维反映在语言形态上表现为汉语中描述或叙述的视点往往落在动作的发出者上,主动语态使用频繁。

3内向型思维

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历史上长期的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缺乏与外界的联系,视野狭窄、思维闭塞,加上一体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大一统”的思想,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注重内向自求。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求稳的心理和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内向型思维反映在语言上表现为语言的形式或意义趋于固定,具有封闭性。

4螺旋型思维

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的思维模式按文化源流大致分为四大类型:东方型(螺旋型)、闪族型、斯拉夫型、英美型(直线型)。汉语民族的思维模式是典型的东方型。中国学生在进行写作时,其语篇发展模式往往是一种螺旋型结构。他们的语篇开端趋于从表面上很远的相关入手,实际上思维深处已经隐伏着问题,但又不明确议论主题,而只是先用思维内容推理暗示,然后由暗到明逐步提示问题的存在,最后针对问题点明主题,陈述手法委婉曲折。

二中国英语

对于汉语文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英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词汇、句式、语篇及语域几个层面。

1词汇层面

由于汉语思维的内向性,使得大量汉语词汇保留了其原有的意义或结构,而以英语的形式进入英语,以及许多英语词汇在中国语境里发生了语义变异,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1)音译词。即根据中国普通话的发音直接转化而成的。如:yangko(秧歌),wushu(武术),mahjong(麻将)等等。

(2)译借词。即逐词借用汉语词汇而产生的英语表达式,如:Eight Honors & Eight Disgraces(八荣八耻),Gang of Four(),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革命),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Four Books(四书),Five Classics(五经)等等。

(3)直译词。即按汉语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转换成英语,如:as light as a feather(轻如鸿毛),to fish in the troubled waters(浑水摸鱼),people mountains and people seas(人山人海),bird's nest(燕窝),to pour oil on the flame(火上加油)等等。

(4)语义再现词。有些英语词汇用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其语义会经历一个再生的过程,从而产生新的含义。这种语义再生包括语义的扩大和缩小以及褒贬色彩的转换。如: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原指从事人文科学的高级专业人员,而在英译或汉语文化背景的人写出、说出的英语里则泛指受过教育的人;cadre(干部)在英美英语中指组织中的骨干核心分子(尤其是政党或者军队),在中国英语中则泛指一切有政治身份的人,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在英语中被视为“拼搏进取”的同义词,在西方文化中明显具有积极的褒义,而在中国英语中则是个贬义词;clever(小聪明)在英语中含有贬义,但在中国英语中确是褒义。

2句式层面

主要表现为句子结构、时态、语态等方面。试比较以下汉语句子的A与B两种译文:

那个小男孩哭着,似乎心都要碎了。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说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很饿。

A:The boy was crying as if his heart would break.When I spoke to him,he said that because he had had no food for two days,he was very hungry.

B:The boy,who was crying as if his heart would break,said,when I spoke to him,that he was very hungry,because he had had no food for two days.

以上例句中,A句都不同程度上打上了汉语特征和中国文化烙印,是中国英语,句式简短,信息内容如竹节一样,一节一节出现,典型的汉语流水句结构和中国整体型思维影响的折射。

3语篇层面

中国英语受螺旋型思维的影响,其语篇特点是含蓄内敛,迂回前进。有些语篇虽然语法正确、文笔流畅,可以被英语民族所理解和接受,但属典型的螺旋型结构:作者先从侧面摆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才表明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是典型的中国英语结构,与道地的英语语篇结构相距很大。受西方直线型思维模式的影响,英语语篇的构成一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之后再说明、解释。

4语域层面

由于东西文化思维的差异,人们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语言方式等方面都会有其独特性。如中国人表示自己对他人的关切常喜欢用“小心”(Be careful),但西方人不用Be careful,因为这听上去像是在发号施令和给予警告,让人浑身不舒服,他们会用“Are you OK?”来表示关心。又如中国人在见面时常说:吃了吗?(Have you eaten?)再如,在大街上突然遇见一个熟人,中国人打招呼会说:你去哪?(Where are you going?)这样的问候都会使外国人感到茫然,前者或会被外国人理解为吃饭的邀请,后者则会被认为涉及到了别人的私事。

以上这些带有汉语和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英语”,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当今中国人的跨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

这里需指出中国英语有别于中国式英语。关于中国英语,强调两点:一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二是“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而中国式英语则是中国学习者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由于受母语的影响和干扰,生搬硬套汉语的语言习惯而产生的不规范的英语。

三启示

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保留了汉语语言文化的原汁原味,既丰富了英语的语言表达方式,也让外国读者更多地品味了解了中国风情,达到了传播汉语文化的目的。而这一语言特色正好体现了异化翻译策略的核心,即尽量传达原文的异质因素,包括原文的异域文化特色、原文的异语语言形式等,以丰富译入语语言和文化,满足译入语读者对译文“陌生感”的需求,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入。

异化和归化作为翻译的两种策略,曾被学者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入以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这种争论日渐平缓。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这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从文化学习的角度和翻译的初衷来说,异化将慢慢成为翻译的主调。而充分体现异化翻译策略的中国英语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得异化的翻译策略得到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并占主导地位。同时,异化翻译策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有助于中国英语更准确、更流畅、更有效地表达与弘扬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和文化。

参 考 文 献

[1]Venuti,L.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C].Baker,M.& Mlmkj.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2]Shuttleworth,M.& Cowie,M.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C].Manchester:St Jerome,1997.

[3]孙勉志.汉语环境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5]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6]林琼.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新探[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

[7]李文中.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8]程同春.中国英语中的经济词汇[J].中国科技翻译,2004(3).

中国思维篇9

所谓“法治思维”，是相对于“人治思维”而言的，是指按照法治的标准和要求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是将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治理念付诸实施的思维过程。

法治思维首先表现为依据现有的法律规范来思维。法治思维首先要把合法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把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作为是否行事的判断标准。十报告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领导干部在行使国家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都应首先自问，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这样做合不合法？怎样做才合法？

法治思维其次表现为按照现行的法律原则来进行思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而言，法律规范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一遇到实践问题都能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时候就需要法律原则补充法律漏洞。法律原则不仅能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还可以有效指导和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防止由于法律运用不当而出现合法却不合理的后果。

法治思维更重要的是按照法治理念来思维。法治的基本理念包括人民民主、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和人权保障等。人民民主是法治的基石和本质，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核心。权力制约是法治的关键，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十报告提出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人权保障是法治的根本价值和终极目的。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首先是要加强法律知识的普及和培训，加强法治理念的宣传和教育。需要通过更多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律知识的培训来让公务人员了解法律、理解法律。需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整体性的法律培训，在公务员的任职期间，每年都应该学习相应的法律课程进行法律知识更新。另外，还应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法治理念的宣传和教育，只有从法理上深刻认识和领会了人民民主、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和人权保障等基本法治理念，才能在思维上体现法治思维，在行为方式上呈现法治方式。

其次，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有赖于相关机制和制度的保障。一是要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促进已建立起来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能够在监督合力和实效上不断增强。二是加强问责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如不断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保证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力有效。同时，在干部的晋升过程中，将法治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并且应该占较大的分量，只有这样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惯性思维方式。只有重视提拔使用法治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才能使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思维方式‘。

最后，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还有赖于良好的法治环境的形成。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是法治思维养成的基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要求能够强化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坚持党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公民社会的形成是法治思维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公民社会的成熟，人们的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监督意识将日益增强，这将形成倒逼机制，迫使公务人员及早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理性文化是法治思维的重要依托，理性文化要求每一个公民养成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习惯，在表达诉求、维护权益时，学会依法办事，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多种方式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权和化解矛盾。

中国思维篇10

摘要：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所蕴涵的法律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法治建设仍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本文从中国古代法制及思维的概述和特点入手，探讨传统法制思维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法制；法治；现代价值

一、中国古代法制及思维概述

法制是一个国家整个法律制度的简称，是整个法律上层建筑各个因素的有机联系的系统，不仅包括法，还包括法律实践及与其相适应的法律意识。传统法制思维是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民众的法律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之中，并作为一种历史惯性机制，构成了一个新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起点。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以公元前21 世纪夏王朝建立为起点，中国古代法制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经过几千年积累，形成体系完整、内容全面的庞大法律体系，全面协调各社会关系。立法上除基本法典外，还有令、格、式、科、比等多种法律形式；司法体制上，从秦朝开始，逐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司法体制。在长期发展中，儒家学说和政治实践相结合，道德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法律之中，集温情与严酷、刑罚与教化于一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化法律。

二、中国古代法制及思维特点

中国古代法制及其思维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既有孔孟之道，也有汉初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为一身的思想，一直影响和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直至清末西法引进和法制近代化的整个过程。

1.立法和法典结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春秋战国时期公布成文法开始，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便以“诸法合体”形式表现出来，以刑为主，刑民不分。这与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商业不发达密切相关。统治者过分运用刑罚的手段干预人们生活，使人们产生“法即刑”的认识。

2.司法体制皇权至上，“行政兼理司法”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至高无上。中国古代"法自君出"，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废止任何法律；“狱由君断”，皇帝也是最高审判官，拥有一切案件的终审裁判权。在中央虽然设有主管司法机关，但其活动须听命于皇帝。即使隋唐以后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管各项司法事务，其职权划分仍以维护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为依归。司法体制上，司法与行政不分，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死刑案件(隋唐以后)皆须皇帝裁决、批准。皇帝可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地方司法体制则始终是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务，各级行政长官直接主持地方审判。

3.法制思维带有浓郁的人文精神

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法制的内在灵魂。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宗法家族伦理被视为法的渊源、法的最高价值，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伦理价值代替法律价值，伦理评价统率法律评价。立法、司法等以伦理为转移，由伦理决定其取舍；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以伦理代替法律，伦理与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伦理道德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具有法的效力。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一致，体现出浓郁的人文精神。

⑴礼法结合，伦理为本。儒家文化一向倡导以“德”、以“礼”治国、治民、治人；强调德治、礼治、仁治，所倡导的礼的精神甚至是礼的具体规范，被直接写入法典，与法律融合为一。周公在总结夏、商无德而亡的教训时告诫周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要周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蕴涵着以德治理国家，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思想。礼治所反映的乃是建立在宗法结构基础上的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社会政治伦理次序体系，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最具特色的特征——“礼法结合”。礼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宗法等级制度，即“别贵贱、序尊卑”。在中国古代法就是刑，刑就是赏与罚，没有现代法治的意义。有学者曾说过“先秦法家虽反对礼，但终究没有摆脱体现礼治的等级特权观念。儒家虽主张礼治却并没有摒弃法的观念，儒法合流之后，礼法结合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末。”中国古代法制是德治与法治并施并用，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治理方式。

⑵以秩序与和谐为取向。和谐是儒家法哲学的最高理想，是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的中国法律思维的最高价值理想。儒家思想中的和谐与“天人合一”一致，在社会政治领域主张“中庸”，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要以“和为贵”的立场和“仁”的原则修身齐家平天下，实现个人和社会，个人和国家的和谐与统一。和谐的理想和中庸之道所蕴含的宽容理念反映在法律意识上，就形成“无讼”的价值取向，以致在人们心理上更容易接受用调解的手段解决纠纷。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是“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致力于无讼维护社会稳定，人际和谐、社会安定。

⑶崇尚道德。中国一直十分重视道德教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了中国人修身克己的价值理想。西周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德制思想：而在法律上的表现则为“明德慎罚”，它影响了数千年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在古人眼里，道德是做人之根本，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把道德看成治国之本。德教的地位高于并且优于刑罚，刑罚的适用必须建立在礼义德教基础上，刑罚的目的是德教的要求。只有当法律与道德的精神相一致时，法律才有价值。对道德的崇尚，使中国传统注意到立法的重要性，强调要立“善法”以治天下，致力将法律的负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

三、中国古代法制及其思维的现实价值

虽然中国传统法制存在封建宗法等级和血缘人伦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毋庸置疑，我国悠久的法制历史中运用法律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等的丰富的经验。例如，追求秩序和谐的法制理念；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自治方式等，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的传统资源，直至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崇尚道德理念对法律实践的影响

传统法制重视道德教化作用，把道德视为法的精神和灵魂，与现代法治的道德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互补”“德法兼治”值得借鉴。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认识法与道德难以割裂的关系：法律的公平、正义、人道、人权等精神价值都具有伦理性。道德准则是通过人们行为体现出来的，道德实现的有力保障就是法律；法律的内核包含伦理精神。中国实现立法现代化，其法律体系必须契合道德价值的法律体系，不能脱离伦理价值观的制约。

近年来，中国接连出台了一批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显示出中国立法的新动向：以人为本，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和谐发展。比如，2013年7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修改条文，新出台的合同工与正式工同工同酬等政策，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精神；还有同一天生效的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正式写入法律。中国传统的“孝道”正式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充分体现了传统法制思维在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当今社会更需要注意法与道德关系，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绝不能明显违背人们的基本道德规范。否则，民众会在内心形成对法律的抵制。因此，中国法治化必须使法律充分体现出应有的道德性，使法律具有合理的道德价值前提及基础。当然，传统的“道德至上”观念与现代法治也多有相悖之处。比如，轻视法治，过高地片面地强调道德作用，最终导致与“法治”思想相对立的“人治”思想的产生。因此，道德必须与法律高度结合，只有法律化的道德才能真正发挥其功效，有助于人们对现代法治精神的理解。

2.以秩序和谐为最高价值理想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法律价值的相通之处，借鉴古人的和谐思想，服务当今的法治建设。和谐思想反映在法律制度上是要求立法、执法、司法符合人性：立法不能与传统道德相违背，要在制度设计上注重法律解决纠纷的机能；行政执法更讲求人性，不能过于机械化，在适当情况下可有一定变通；司法机关不能严格机械地司法，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追求和谐顺应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价值取向——重秩序、重义务、轻权利。但也淡化了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法治意识淡薄，与现代市场经济法权要求相违背，是法治建设中应当警戒的。

3.用重调解的“无讼”法律价值观建立中国特色调解制度

古代中国人历来将建立和谐、安定、有序的大同世界作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无讼”被看作大一统社会在司法实践上的最好体现。千百年来，“无讼”成了中国传统法制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为了“无讼”，哪怕是曲解法律、丧失公平。违背双方当事人意志一味强调调解，这种违背法律、不讲原则的调解与现代社会的调解相去甚远，应消除其消极因素应。但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形式，对人口众多、民族多、地区差异大，公民文化素质不是很高、法律基础薄弱，法律专业人员与司法人员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吸收古代重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建立一套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达到重视人权、减少诉累、提高办事效率的目的。

当前，中国的法律体系对西方法律的移植与借鉴，是必要和有益的。它既能降低法制建设成本，加快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又能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及各国普遍做法，与国际接轨。但法律移植风险性极大，单纯的法律移植若不能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扎根于本土文化土壤，往往事倍功半或流于形式。多年来，我国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的距离。表现在法律制定后实施无效、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等。单纯的技术或规则的移植未使我国进入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利用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的传统和实际。

传统法制思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伦理为核心，重人治，轻法治；而现代法制奠基于商品经济，强调平等、法治等。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冲突，反映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所体现的精神与价值取向的冲突。中国要实现法制现代化，既要学习西方优秀的法律成果，从法律移植中缩短距离，又要从传统法制中找寻精华，挖掘其中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1]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于敏,马小红.中国传统法在法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