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十篇

人生哲学篇1

一、善之准在生

哲学家尝谓:“以常识非哲学，疑若可笑，实则哲学之穿凿迷障，正当以常识正之耳。”［6］719面对在中西方哲学中自来便成立说绕不开之根本话题的“善”，刘先生却举重若轻地以一“生”字准之。初看来，似乎题不对义，也无奇特深刻之感。然而，这位“神童”加“天才”的旷世奇才从来出手不凡，他的“常识”是通达“神奇”而为言的。他虽一边言“夫平常神奇者，相对之词，宇宙固如是，即平常，即神奇，本无分别，特以人间所见有常有罕，遂以较罕者为奇耳”［6］737，可也不得不承认“此固非深探人生而推本宇宙无以言之也”［5］263。刘咸炘先生说:凡人之所以学问思辨者，无非求善，而天下之难辨者，则无过于善。善者价值之词，价值必有标准。审天下之所谓善不善者，固不以生为标准。杀人为不善，以其伤人之生也;淫欲为不善，以其戕己之生也。或谓全己之生非善，全人之生乃为善，则试问全人之生何以为善?岂非以人皆欲全其生乎?其他所谓善不善，莫不如此。故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也。夫如是，则人既生矣，即既善矣，何乎斤斤然讲道术乎?斤斤然讲道术者，求善其生也。既曰求善其生，则是生有善有不善矣。与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之言毋乃太相谬乎?曰:非相谬也。凡所谓生之不善者，浅见者以为生耳，实善不生也。杀人者人必杀之，欲全己生而终害己生也。淫人自以为尽生人之乐，而不知漏脯救饥，暂饱而终死也。是故生有尽不尽而以久为善，善之准在生而尤在久生，久即善，不久即不善。［6］638由此，刘咸炘先生认为，善的根本义准在生，而生的根本保障也正在于善。一方面，“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与此同时，斤斤然讲求道术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明白真正的生唯有依赖决定生否的善作为根本标准。刘咸炘先生进而谓:“善否乃定于生否，完成其生即是善性，即人所以生。”［6］679《易传》谓“生生之谓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种“生生之德”即《中庸》所谓“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之“天德”，或许也正是《卫灵公篇》中孔子告诉子路的“由!知德者鲜矣”所指之“德”。在刘咸炘先生看来，此“德”或“天德”无疑为至诚纯善之道体，因此，人以纯善而成全其生，通达天人一贯并非玄幻。天道之德乃生乃善，因此说“善之准在生”，“善否乃定于生否”。此也正证成“生即善”，故刘咸炘先生谓:“儒者所证得者，止此生生之机。”［6］790不仅如此，刘咸炘先生还引证西方学者亦有相同之见。如他说:“法人戴森柏作《自然道德》一书，作善之定义曰:所谓善，乃足资保全与扩大生命之任何事物，乃谓促助个人与其所隶社群和谐伸张之任何事物。”［6］682此外，刘先生还认为除却高深之哲人，就是像斯宾塞这般主进化论者，也不得不以“最高之行为，乃引致最长最广最圆满之人生者也”［6］682为准，也不得不以人生为善准。因此，刘咸炘先生指出:“以完成生之本身为善之本，非新说也，乃古今中外深达之贤哲所同主。”

二、人生鹄的

刘咸炘先生曾说:“明乎人居宇宙，以本身言，必有所守;以对他言，必有所事也。诸动物只全其生，以物养物，是谓事物。人之稍上者，更全其情，以心交心，是谓事人。其最上者，更全其性，尽性合天，是谓事天。此三者为算数然，后数该前而最高也。事天以全归为终。《老子》亦言治人、事天、全而归之，而以归根复命为宗，与《礼》之以反本复始为大义同也。”［6］643在刘咸炘先生看来，人不仅具人身，人还具有人性。因此，除了物欲感官、功名利禄的追求外，人生难道不应该有更加超拔的高尚追求吗?人生从来就不只是建立在唯物之上的无限感官欲望与冲动，除却物质性，人还本具神性。孟子即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固也”(《孟子•尽心上》)之说。人得天地之神性灵秀而生，故而本来就不是与天道判隔为二的，人不仅可存心养性事天，尽心知性知天，更应该性修返德与天为合。而且，在刘咸炘先生看来，这才是人之为人生命本身最为根本、最为终极之价值意义所在。人有物质感官的“小体”，也有神性灵秀的“大体”，如果只从“小体”追求物欲与功利，过一天算一天，到死一切完结，这是人最大的遗憾与不幸!而人的至高生命则在于从其“大体”，进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达到尽性合天的终极价值。“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最看不起‘小人’———自甘堕落的人，这小人只是一个完人的小数点，瞬即萎缩消失，只有真正的人———真人、致人、完人、圣人，才是道德人格中最值珍贵的理想，他们共同追求的，正是要摄取宇宙的生命来实现自我的生命，更而推广其自我的生命活力，去增进宇宙的生命，在这样的生命之流中，宇宙与人生才能交相和谐、共同创进，然后直至无穷，止于至善!这就是中国民族最可贵的生命精神!”［7］172由刘咸炘先生之所见，可以说，“老子说得好:‘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所以中国的思想家永远要回到自然，在宇宙生母的怀抱中，我们才会走向正途，完成生命的价值”［7］111。所以刘咸炘先生才说:“今有一恒言曰:凡人生观必本于其宇宙观。盖凡言人道者，无非求合于大自然而已。吾华先圣之道不过曰尽人以合天。”［6］641因此，刘咸炘先生说:“圣人知宇宙之相续相联，故其言人道曰:上事天地父母，而下传子孙。全其所得于天地父母之性命，而与天地父母同为久大，是谓大孝。此即人生之目的意义。……盖相联同续在于一仁，所谓生生之机也。仁之本著于亲子间之爱敬。亲子者，相续之要，相联之始也。往者来也，以此相续;远者近也，由此而推。故圣人于是焉立教，顺自然也。”［6］642总之，刘咸炘先生将“人”与“天地父母”及“子孙”融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之中，将之纳入天道之“生生之德”的相续相联之“生生之机”之中。人此生不再是手段与工具，而是要在全其所得天地父母之性命并上事天地父母而下传子孙之高明薄厚的恢弘造化中，以成就人生所谓“最长最广最圆满之人生”正途。刘咸炘先生认为，盖于天地父母为孝子，于子孙为贤亲，于本身即完人。事天地父母即全其生，成己成他，同时一事，本不可以目的手段分。自延其生，即以延天地父母之生。［6］643－644唯有如此，方才可能在上达天德中尽人以合天，实现人生之终极意义。

人生哲学篇2

法家的哲学人生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李斯。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以其政治实践鲜明地体现了法家的思想。他们共同的老师是战国后期的著名学者苟子。苟子是儒、法兼重的思想家，由于战国时期崇尚武力的特殊背景，他在承传儒家学说的基础上，采纳了法家的思想成份，而提出了王霸兼用的主张。孔、孟都是重王道而轻霸道的。所谓王道，是以仁义统一天下，霸道是以武力统一天下。从唐尧、虞舜、夏禹都是以举贤、禅让的方式相继为天子的。他们是王道的榜样，因而孔、孟都主张“法先王”。但荀子则公然主张“法后王”。这里指的后王，就是指以武力推翻夏王朝的殷王成汤，与以武力推翻殷王朝的周武王。所以荀子在王霸兼用的招牌下，实际上是更倾向于法家的。荀子是“性恶论”的倡导者，但他更强调后天的努力与改造。他并不认为“性恶，，是法家人生哲学的动力。不过，在他的学生李斯身上，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据《史记》的《李斯列传》的记载，李斯看到米仓里的老鼠又白又胖，生活安逸而自在，而阴沟中老鼠则又瘦又脏，李斯由此得到启发，做人也必须善于选择。从而李斯决定拜荀子为师，学帝王之术，以彻底改变仓库小官吏的暗淡命运，最后他终于依靠他的努力与才华，成为秦始皇的宰相。从李斯的人生实践可知，治国平天下，不一定要修身、齐家，依靠个人奋斗，从一己之私利出发，同样可以走上人生的辉煌之路。

 

法家人物从来不讲仁慈与兼爱，他们崇尚阳刚之气，主张强力与奋斗，不断地向权势进展，为了辉煌的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较动机与后果。

 

法家的哲学人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尼采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强力，扩张自我，要有坚强的毅力与意志，做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超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只是超人实现其强力意志的工具。

 

以历史人物为例证明，秦始皇自以为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以超人自居，以其强大的武力，并吞六国、筑长城、修驰道、起阿房宫，使用了众多的民力，把民众当作实施其意志的工具。秦始皇统一天下，虽有其客观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从其“始皇”的称号来看，他的意图是创立万世的基业，以其并吞六国的方式来看，曾一次活埋赵军四十万，加上其滥用民力，无仁慈与善心可言，其动机是出于一己之私利。他没有以仁与礼修身完善自己，但他确实做到了治国、平天下。秦国素以法家思想治国，秦始皇的宰相，又是著名的法家人物李斯。可见秦始皇是法家的哲学人生的一个成功实践者。

 

再如汉武帝，他好大喜功，驱逐匈奴、开拓疆域，威震四方，他表面上“独尊儒术”，骨子里是“外儒内法”，他也没有修身、齐家，但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成功的历史人物。

 

再说，三国时期的曹操，论其道德修身而言，他远不如诸葛亮，但以治国、平天下而言，最终统一天下的毕竟是曹魏政权，而不是诸葛亮辅佐的西蜀政权。秦始皇、汉武帝与曹操都是以法家哲学人生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是历史上著名的成功人物。

 

荀子虽然没有主张“恶”是人生成功的动力，但他毕竟是性恶论的创导者。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性恶论比性善论深刻得多，恶是创造历史的扛杆，很多大企业，创造了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似乎是我为人人，但实质上是达到人人为我的目的。

 

“性恶”，似乎很难听，不像性善那样能使人欣然接受，但黑格尔老人的论述毕竟是有见地的，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有哪一个不是为丰厚的利润而建立的?

 

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以其强悍的骑兵，攻占了欧亚大陆的绝大部份土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占领了埃及与印度，是否出于善心，让占领地人们共存共荣?这些著名历史人物所作所为，使人感觉到在强力意志的背后，其动力并非出于善而是更多地带有性恶的成份。

 

如果以成功论英雄的话，请问以明德至善为动力的英雄是多数还是少数?如果客观地说以性善为动力的英雄毕竟是少数。由此可见、法家的哲学人生，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共同强调的强力意志的背后，带有浓厚的个人利益的色彩，他们是以一己之利出发，通过个人奋斗的方式，而走上成功之路的。

 

中国法家的哲学人生，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并不完全赞成，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些学说，但也不宜鄙弃这些学说，因为在这红尘滚滚的现实世界中，个人利益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将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就凡人而言，他们的成功之路的背后总会带有一定的个人奋斗的成份。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正视现实的问题。

 

道家的哲学人生

 

如果说法家的哲学人生，是阳刚性的强力哲学的话，道家的哲学人生，便是阴柔性的弱势者、失意者的哲学。道家哲学的创始人是老子与庄子，本文更偏重于庄子。老子认为阴柔终胜阳刚，并非指阴柔直接战胜阳刚，而是阴柔的状态比阳刚更富于生命力。老子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舌头是柔软的，牙齿是刚强的，但人到了老年之后，坚强的牙齿都掉光了，而柔软的舌头尚保持完好。所以道家哲学崇阴柔而贬低阳刚，其本意是指保持生命更长更久的一种手段与方法。阴柔是一个哲学概念，它在实际运用时，可以变化成很多形态。法家人生哲学是做超人，鼓励人们向权势靠拢，人往高处走。道家哲学人生则相反，认为人与人相处，应懂得谦让，要像水一样，能往低处流。能居于人所不争之处，就更有安全感。法家的哲学人生，要人们向权势靠拢，因为权势对人生大有作用。而道家的哲学人生，则强调“无用之用”。如有些大树，木质不行，虽枝叶茂盛，而无所用之，匠人弃而不顾，但可栖息树影之下，逍遥于丰草之上，这就是无用之用。又如人生的残疾，固然是灾祸，令人痛苦。但平时，可以因残疾而避免劳役，战争时期，因残疾而免去兵役。这是祸中有福，也是无用之用。道家哲学人生又认为，生与死只是一个自然过程。故生而不足喜，死不足悲。如果一个帝王，白天虽享有无穷的富贵，但晚上天天做恶梦，穷饿潦倒，乞丐不如。而一个乞丐，白天虽穷饿不堪，而晚上做梦，则锦衣玉食，不可一世。因此帝王与乞丐等同。庄子一生清贫，但他视富贵如浮云，他告知来聘请他出任高官的使者说，我不愿作高供于庙堂之上的死龟，而宁作曳尾于泥中的活龟。庄子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哲人，他不相信有绝对的权威与圣人。因为与天地宇宙的悠悠无穷和博大无比相比，万物之一的人类，芸芸众生中一个

 

个人，如孔子又算得是什么呢?所以道家的哲学人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观，是一种以不争为争的人生观，他要求弱势者、失意者不必为没有高官厚禄而沮丧，应该自尊、自信，为精神自由而悠闲地活着，强调天人合一。能真正做到“与万物为一，与天地并生”，人就超越于生死之外了。

 

道家哲学人生成功的实践者，魏晋时期，有竹林七贤的阮籍与嵇康，读一读嵇康著名的散文作品《与山巨源绝交书》，就知道他对官场的深恶痛绝和对大自然的深情向往，他追求的是远离政治的精神自由。

 

晋、宋之交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隐退，他以饮酒自居，陶醉于自然风光之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生活。他对人生、对生死有很洒脱的看法，“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悲”，“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悠悠人生，不过如此而己。

 

唐代诗人李白就其才思敏捷、天才英发而言，就其个性豪放、不拘一格而言，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自由的追求者，仕途失意后，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就更强烈了。“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的充分展示，显示了李白特有的人格魅力。他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高度自信，他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他的豪饮，他的浪漫的个性，使他成为一个传奇式的诗人，也唯有李白得了“诗仙”的称号。

 

北宋的苏东坡，原是意气风发的儒家信奉者，政治上遭受多次沉重的打击后，转而信奉道家庄子的哲学，写出《前赤壁赋》那么优美而潇洒的文章，成为庄子《逍遥游》与《齐物论》最好的文学解读。苏轼一生最好的作品，都是他追求精神自由的表述。

 

清代的曹雪芹亦是道家哲学人生的成功实践者，《红楼梦》一书对科举仕途、功名利禄的攻击，可谓不遗余力。对荣华富贵，只视作为南柯一梦。曹雪芹感悟到，真正的人生便是归真返朴。曹雪芹以其天才的作品，证明了他对庄子的哲学人生，有最透彻的了解。

 

现实世界中，真正重量级的超人只是少数，秦汉以来，人们称道的也只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而己。相对而言，失意者、失势者却是不可胜数，但富有天才的失意者、失势者也只是少数，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他们都是一流的天才作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遭受了种种挫折，转而信奉道家的哲学人生，努力寻找自己的精神自由。他们千古不朽的作品，就是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真实记录。

 

道家的哲学人生之所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是因为道家的哲学人生，不同于法家、儒家的哲学人生。法家和儒家的哲学人生，都是功利的，而道家的哲学人生是超功利的。所以英国著名的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评价道家的哲学人生说：“道家学说对社会来说是超然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中国思想家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中某种精神上的东西”(《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9页)。汤因比又说：“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同上，196页)。这就是说，道家的哲学人生，特别关注精神自由的追求，法家关注的是权势与地位，儒家关注的是治国平天下，这两家都忽略了精神上的东西，而道家的哲学人生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恰恰是社会的失势者与失意者唯一能追求的目标。前苏联的一位著名学者，因为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被斯大林点名批判后，他自称为“内心的流浪者”。这是一种很贴切的表述，道家哲学人生关注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正是社会中一切“内心流浪者”的一贴药方。道家哲学人生的意义，就是提出了一个精神的人，它正好弥补了儒、法两家不该忽略的空白。

 

儒家的哲学人生

 

儒家的哲学人生，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流派。其所以能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儒家学说有两个明显的优点。

 

一、立足于中庸之道，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一视同仁，均衡对待。如法家偏重阳刚，道家注重阴柔，儒家认为有所偏，即有所失，有所重必有所轻，而阴阳两极是相辅相成的，对立又统一的，因此该学派阴阳兼重，刚柔并济。这种兼顾融合的处理方法，就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如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礼是维护现有的等级制度的，礼仪制度是等级制度的规范，其作用是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而“仁”则强调爱人，以人为本，即是兼顾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融和沟通，避免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冲突，具有相当的进步性。而孔子就是抓到这两个关键性东西，以“和为贵”作为稳定、发展社会的催化剂，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础。

 

二、儒家的学说，起点较高，目标明确，步骤得当。其哲学人生的四个阶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起点就是以“仁”与“礼”不断地完善自己，力争成为道德上的完人。第二阶段，就是处好家庭的内部关系。处理的原则是，做父母的要慈爱，做子女的要孝顺，做兄长的要友爱，做弟弟的要恭敬。家庭是小社会，只有把家庭内部关系搞顺了，搞和谐了，才能证明你有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这样进一步就能治国、平天下。这种模式的建立，是以虞舜的事迹为榜样而建立的。据《史记》说，舜以孝为天下闻，而“孝为百善先”，故舜善于修身，以明德至善闻名于天下，唐尧举舜于民间而嫁以二女。舜父昏愦而双目失明，舜的后母狠毒而嚣张，其弟象贪婪而不择手段，舜多次遭杀身之祸而脱险，然舜终以孝敬和友爱感化了父母与弟弟，以“齐家”的完美结局，显示了舜第二阶段的成功。然后，舜作为大臣，治国有方，最终尧禅位于舜，舜以天子之位而天下大治。

 

但儒家的哲学人生，修齐治平的模式，并非人人都能完全做到。以夏禹为例，禹确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为了治水，他三过家们而不入，家门都不进，他如何齐家。可见，修身是关键，齐家并非是一个非有不可的环节，而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亦可因人因事而异，有所调整。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主要指道德修养，而并非指人人可以当君王当天子。

 

儒家的哲学人生，并非只有修齐治平一个模式，重在道德修养，而且也关注到每个人所处的时代会有所不同。如处于盛世，则要求能做到达则兼善天下;而处于乱世，则要求能穷则独善其身。

 

信奉儒家哲学人生的著名人物，大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良将。如汉代的苏武，忠贞报国，身为使节而牧羊十九年，终于荣归故国。南宋的岳飞，抗金名将，精忠报国，宁死而不改初衷。浩然正气的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不愧是千古长存的民族英雄。

 

信奉儒家哲学人生的历史名人，均以其崇高的道德精神、坚贞的民族气节，感人至深。所以从总体看，儒家的哲学人生，在中国哲学人生中，始终居于正宗的地位。

 

大体而言，法家的哲学人生，其成功以帝王居多，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等。因为他们成功的路上，不可能只靠明德至善取胜，若宋太祖是靠“黄袍加身”而身居帝位的。如果讲究仁与礼，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个宋太祖。凡非常时期成就伟业者，必走不拘一格的道路。信奉道家的哲学人生，都是失势、失意的天才文人，也只有他们能坚持不懈地追求精神的自由。信奉儒家哲学人生的大都是忠臣良将，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中国的哲学人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哲学人生是正宗，道、法两家哲学人生是不可或缺的两翼。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人生的完整体系，具有相当明显的中国特色。深入地研究中国儒、道、法三家的哲学人生的观点及其代表人物，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与历史的理解。

人生哲学篇3

一、“舍得”的人生哲学观念

《当代汉语词典》中就“舍得”一词，解释为“愿意割舍，不吝惜”。《马克思哲学大辞典》中明确表述人生哲学是以人生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其内容包括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的理想和道路等。

古今中外，有不少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学家以思考人生哲学为其探讨的问题，诸如西方的孟德斯鸠、叔本华、康德，东方的孔孟之道的儒家学派、老子的道家学派、墨家的兼爱非攻、韩非子的法家及其周易之说无不涉及人生普遍规律的探寻，人生意义的求取，人生价值的甄选，由此萌生出不同的学术派别，如幸福主义人生哲学、理想主义人生哲学、功利主义人生哲学及其实用主义人生哲学等。其中，“舍得”的人生哲学实质上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沿用哲学的思考方式研究人生的问题，哲学中的绝对与相对、偶然与必然、因果关系等均可解释人生的“舍得”。舍得，舍得，有舍有得，敢舍敢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以舍为得。这看似饶口令的词句包含着“舍得”人生哲学的大智慧。舍和得，互为因果，其间关系既有绝对定数，又有相对运动变化，既有偶然中的必然，又不乏必然中的偶然。

关于“舍得”的人生哲学本文由收集整理观较为经典的论述，时至今日仍闪现理性的思想光辉。儒家学派第二代传人孟子在恩师孔子的“杀身成仁”思想基础上，提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确保“舍得”之间的人生实践，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而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其中，“不敢为天下先”即“夫唯不争，故无尤。”反之亦然，“名与身孰亲？身与货熟多？得与亡熟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提倡“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耗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这既是老子倡扬的基本人生态度，也堪称对“舍得”人生哲学的经典注解。而墨子则己施爱与己被爱来阐释“舍得”的人生哲学，“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夭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面对物欲的满足与精神的给养，法家的韩非子则提出“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齿，说（悦）情而损精。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来警示后人对“舍得”的抉择。

二、“舍得”的正误甄选

“舍得”是否存在正误呢？当代年轻人提到“舍得”大多注重到“舍”与“得”之间的关系，而往往疏忽“舍得”自身也存在证伪。时下一些媒体节目为博取收视率，屡屡有年轻的红男绿女们发表骇人的“舍得”宣言：“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我闻到了钱的味道。醉后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穷过才知钱的重要性。”“除非你多金，否则别理我”。语出惊人，引发当代年轻人关于“舍得”的正误甄选。世间事物分为阴阳两面，有其正面必有其反面，“舍得”的甄选亦有正误两分，而非单向度地以舍求得，最是关键的是为了得到而舍弃，是否知道舍弃后的得到是什么，最怕是不知道自己舍弃的是什么且不明白得到的是什么。

“舍得”的人生哲学并非一味地舍与得，有些底线永远是不能逾越的，诸如道德底线、法律底线等，一旦逾越，此“舍得”就非彼“舍得”，实则伪舍得，正误之间的选择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舍得。学术造假事件屡见不鲜，尤以井冈山大学教师短短两年，疯狂炮制70篇sci论文，被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予以揭发，现出冰山一脚，震惊学界。逾越学术道德底线之时，舍弃是人之为人的起码尊严，暂时得到的是虚弱不堪的名和利。这样的“舍得”很难苟同是正确的“舍得”，功利主义的阴霾欲盖弥彰地离合着真正的“舍得”。无独有偶，时下在当代年轻人中出现了零工资就业现象，这是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紧迫信息，也是千军万马就业大军中个体的无奈舍弃，可另一方面却凸显出对劳动力价值的漠视和对劳动法的背离。中国青年报曾评论零工资就业现象是对劳动力社会价值的践踏，暴露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不守道德、不守法则。如此舍弃道德、舍弃法则的舍真正能得到工作吗？这一点需要我们当代年轻人好好思虑。“舍得”是什么？它是承担、是忍耐、是痛苦、是喜悦，是人生的智慧，更是我们对生活的现实哲学选择。人生如棋局，落子无悔，人生之难莫过于对舍与得的选择，而影响我们选择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名利与世俗。名利影响我们的判断力，世俗言论扰乱我们的价值观。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无可厚非地会有太多的欲望。当我们用理智与道德去控制欲望，驾驭欲望的时候，欲望就会成为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但当欲望脱缰而出无法掌控的时候，欲望又常常使我们对人生的舍与得难以把握。不是不及，便是过之。于是便有了太多太多的人生悲剧。有人越是想要获得，却越是获得不了；有人终于获得了，却大受其害。有人发觉自己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懵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失去的太多。

三、“舍得”的心语

转贴于

一位出色的雕塑家完成了一座完美的雕像，有人问他：“你是怎样雕出如此完美的雕像的？”雕塑家答道：“其实，这座雕像原本就在那里，我只是将它多余的边边角角去掉而已。”“舍得“是一种人生哲学。舍是一种态度，一种本领，更是一种境界。舍得舍得，先舍后得；舍在前，得在后，也就是说“舍”与“得”虽是反意却是一物的两面。舍与得是对等的，一个人只有施与才能获得，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的施与。能舍方能得。可其间有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真正的舍得，是舍弃假、恶、丑或导致假、恶、丑的事物，最终获得的是真、善、美，真“舍得”才是人生哲学的真意，才是精神的给养，境界的升华。

人生哲学篇4

关键词：哲学；人生；关系；启迪

“如果说人是哲学的奥秘，那么哲学就是人的隐喻。”哲学思想好比一个人的灵魂。黑格尔曾说:“一个国家没有哲学就像壮观的庙里没有神像一样，空空荡荡徒有其表，没有可使人敬仰的东西。”有了哲学，就如黑夜中行走时被照亮了路;没有哲学，仿佛一叶孤舟茫然地漂泊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不知所向。哲学与人生融会在一起，给人以启迪。

一、对“哲学”的解读

1.“哲学”一词的由来

什么是哲学？哲学（philosophy），即智慧之学，它是由距今两千五百年的古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演变而来的。Philosophia一词是由philos和sophia两部分构成的，philos由动词philein演变而来，是philein的形容词形式，philein的含义是“爱”“追求”，而sophia指“智慧”，philosophia按其本义而言，指“爱智慧”。这就是“哲学”的原始意义。在英语、俄语、德语等语言中，这个词音译为“菲罗索菲”。有观点认为，毕达哥拉斯是最早使用philosophia（爱智慧）和philosophos（爱智者）这两个词语的人。据蓬托斯的赫拉克利特在《论无生物》中记载，当毕达哥拉斯在同西库翁或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交谈时，第一次使用了philosophia（爱智慧）这个词语，并且把自己称作philosophos（爱智者）。毕达哥拉斯还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philosopho（s爱智者）生来寻求真理。[1]他明确地把爱智者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也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也有观点认为“爱智慧”这个词语始自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哲学叫作智慧学。

2.“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

人们常常会将“哲学是什么”和“什么是哲学”理解为同一个意思，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哲学是什么”，指的是对历史上的“哲学”一词的含义进行追问，这个问题暗中包含着“哲学”是即成的事物。[2]这种事物在刚开始萌芽时就是只知其身而不知其名，后来经过冗长的成长变化，渐渐茁壮起来，然后人们认为是时候赋予它名称了，所以叫它“哲学”。因此，“哲学是什么”是在追问在“哲学”产生的这个历史进程中，包括“哲学”这个概念产生之后，发展到今天的“哲学”它是什么样的，即“哲学”它实际上是什么。[3]“什么是哲学”，它追问的是什么样的学问能够被称作“哲学”，是在追问“哲学”它应该是什么样的。[4]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一件件事情去逐渐领悟“哲学”这个词的含义，并对理解“哲学”这个词的概念以及对它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有一定的感悟。虽然，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与领悟，我们对“哲学”的定义会不断发生变化，但这种理解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它逐渐成为哲学研究者的一种信念。这种对哲学的不断理解，就是学者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回答。虽然，对“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永无止境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探讨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人们使自己不断地作为人而成为人。

二、哲学与人生的关系

1.哲学是最关切人生的学问

苏格拉底主张认识人自己，关注人的发展，这使西方哲学为人类初步练就了探究人自身奥秘的最恰当的方法，即通过不断的诘问，暴露人们思想中的矛盾，从而逐步地去接近和发现真理。所以西方哲学是从认识自我开始的。海德格尔有句名言：“怎样开始，就怎样持存。”由苏格拉底开启的这一思想定向，不仅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开端，也预示了这种思想传统的未来。[5]如果说西方的哲学是关切人生的学问，那么中国的哲学它本身就是人生哲学。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曾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段话：“中国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苏格拉底，因为他把伦理、哲学、反思和知识都融合在一起了。”[6]他认为，学习哲学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哲学。不难看出，中国的传统哲学始终将人生问题放在全部思想的核心地位。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把人类的自由解放当作终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在于它要“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7]什么是哲学？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那么，什么是世界观呢？“世界观的‘世’，是‘在世之在’的‘世’；世界观的‘界’，是‘人在途中’的‘界’，世界观的‘观’，是‘人’的目光，而非‘神’的目光。”[8]只有这样理解世界观，才能表达人和世界的真实关系，也才能将哲学的真实的本质全面地展现——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就是本质意义上的人学。[9]

2.哲学是本质意义上的人学

哲学是本质意义上的人学主要有两个含义。第一，哲学无论是在寻求终极的存在的过程中，还是在追问终极的知识的过程中，抑或是在探究终极的价值的过程中，它在本质上都是为人本身的存在寻找生命的安定和支柱。第二，它并不否认其他学科门类，比如说，文学、艺术、宗教、历史、科学等对人的研究；相反，它把其他的学科对人的研究看作是反思自身的对象，并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之间努力达成对话和相互理解，从而使人对自身有更加全面的理解与把握。[10]在这里，我们说的“哲学”是广义的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并不是一件稀罕东西，它是世界之上，人人都有的，人在世上，有许多不能不干的事情，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觉，总而言之，就是不能不跟着这流行的大化跑，人身子跑着，心里想着，这个‘跑’就是人生，这‘想’就是哲学。”[11]由此看来，不管哲学是什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形态，它都是在追问人自身的存在。所以说，哲学是本质意义上的人学。

3.哲学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究

哲学作为本质意义上的人学，并不是客观地描述人的特性，而是系统地反思人生。当代中国哲学家方东美先生曾说：“哲学不能烘面包，但是能使面包增加甜味。”[12]这句话是说哲学或许没有什么真功实效，但它能使人的生命活动变得有意义。冯友兰先生说过，人的生活是“有觉解的底生活”。这种“觉解”是超越自然、功力、道德的境界，达到一种天地的境界。[13]人之所以要追问或“觉解”人生的意义，是因为人是有“意义”的存在物。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在一代一代地复制自己，而人在一代一代地发展自己。[14]动物是一种生存的生命活动，而人是一种生活的生命活动。[15]生活与生存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活有意义，而生存无意义。所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意识、有思想，人的生命活动是自觉到了的生命活动，因而是有意义的生命活动。而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去探究人生的意义。哲学引导人们不断加深对人生的“觉解”，使人们感悟到生命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不断为人的存在寻找标准和原则。因此，哲学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学问。

三、哲学对人生的启迪

墨子认为，通过本质、原理、用途这三表检验真理，即“三表法”。换句话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验证真理的正确与否，使真理成为不朽的存在。能够证明真理正确性的，也只有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才会总结出规律，才能论证出实践的价值。庄子哲学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他认为人既要适应自然，又要适应社会。一个人如果想要改变世界，首先要适应这个世界，要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才有资本去发挥自身的价值。只有适应了世界，才有得以在世界上继续生存的条件，这是生存的基础。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16]这里的“俭”是简单朴实、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主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节俭，把“俭”看作基本德行之一。他还主张“上善若水”，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7]东方人生哲学认为：应修身养性，求得自己道德的完整，将个人复归于自然，即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18]人要通过不断的修行，剔除内心的欲望与杂念，达到心外无物的境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哲人们通过真理告诉我们：哲学是人生路上的灯塔，通过对哲学一步一步的理解与感悟，我们的人生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有了更加坚定的脚步，以及更加无畏的勇气。哲学照亮了我们人生的道路，使我们在探索的道路上不再孤单。没有哲学的人生是乏味的，没有人生的哲学是空洞的。哲学与人生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人生处处皆哲学，只要我们不断追求，以哲学的视野探寻人生境界，就会收获最美的人生。

作者:李春辉 单位:宁夏大学

参考文献：

[1]伍佳.爱智慧的学科——哲学[J].学理论，2011，（11）.

[2][3][4]杨帆.“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哲学观的潜移默化[J].现代交际（下半月），2010，（4）.

[5][9][10]李兵.哲学：作为本质意义的人学——如何理解哲学与人生的关系[J].学术探索，2014，（1）.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孙正聿.《哲学通论》与世界观的前提批判[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1）．

[11]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2]王素平.关于在高中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思想智慧的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6．

[13]孙正聿.哲学与人生[N].光明日报，2009-04-16．

[14]傅长吉，丛大川.“管理”与人的生命存在——对“管理”产生前提的哲学反思[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7-20．

[15]谭大友.人的生存的意义[J].青海社会科学，2003，（6）.

人生哲学篇5

重视精神生活的人，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关切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哲学是探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世界观探讨世界的本质，人生观探讨人生的意义。哲学的任务是揭示世界的复杂性，揭示人生的复杂性。如果哲学家不说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哲学家一说，我们就糊涂，这就说明我们的思维很简单，缺乏哲学智慧。如果一个人没有辩证的哲学思维，在复杂的世界面前，在复杂的人生当中，就有可能不知所措，或很容易走向极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需要哲学指导。学哲学的意义，就在于自己开导自己，自己劝说自己。学习哲学就是自我修养的过程。

1.1人生是寻找意义的过程

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人生是寻求意义的过程，但人生意义因人而异。由于每个人拥有的知识、理论、修养不同，他所拥有的世界也不同。仁者见仁，智者风智。如果你博学多才，你就拥有五彩缤纷的人生!用孔子的话来说，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因为淡薄名利，公平正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小人心中只有名利二字，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经常忧心忡忡、悽悽惨惨戚戚。用西方人的话来说，是“仆人眼中无英雄。”仆人不理解英雄的事业，不懂得英雄的情怀，当然就“眼中无英雄”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要是依次递进的，分别是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审美需要，最终升华为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实现了自我之后，还能追求什么呢?如果人没有了追求，就会活得很痛苦。从生命意义上说，人不是活在物质世界里，而是活在精神世界里，活在理想信念之中。对于人的生命而言，要存活，只要一碗饭，一杯水就可以了，但是要想活得精彩，就要有精神，就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信念是生命的脊梁。一个人活着，无论外界的环境多么恶劣，只要心中信念的灯亮着，所有的绝境和困苦都算不了什么。

1.2人生意义在于选择

当今世界是多元的，像个万花筒，是世俗的，是宗教的，是伦理的，是哲学的……你拥有什么样的眼光，就拥有什么样的世界。(1)世俗世界需要来引导。是解除人类精神痛苦的良药。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崇拜。后来智者利用人类崇拜自然界的信仰来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于是就有了神教思想和教义。人们为了自我安全去寻求宗教保护和援助，而一旦信仰了宗教，就要遵守弃恶从善的理念和教规。为了自己免受恶报也不得不放下自己恶的念头。因此，越虔诚自我的约束力就越强，思想品德也越高尚。这是宗教教化人的特殊作用。者由于坚持弃恶从善，为当下和未来播下了善良的种子，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赏，得到善良的回报，这就是善有善报。使人们的生活获得了神圣的意义。例如，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上帝是爱。上帝爱众人的旨意就是基督徒的思想指南和行为规范。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要广泛地爱众人，亲近有仁德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宗教就是没有获得自我或者是再度丧失了自我的一种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彻底觉悟的智慧者，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达到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不会违背做人的行为准则，他不需要宗教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但一般民众要超越世俗世界，获得神圣的生活意义和价值，就要不断修炼;要做到从心里深处自觉地遵守做人的行为规范，就需要带有因果报应的宗教戒律来约束。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上帝死了。”意思是说哲学和科学的理性思考杀死了上帝，上帝不再是人们的思想指南和行为规范，人们不再信仰上帝了。不信仰上帝、反对上帝的尼采失去了人生意义的支撑，最终发疯了。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预言说:“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意思是说人们不信仰上帝，人生的神圣意义就不复存在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人可能会更加真善美，也可能是更加假丑恶。当今世界，道德滑坡与人们信仰迷失有关。(2)有限世界需要哲学世界来超越。人类面对茫茫宇宙，面对生离死别、面对爱恨情仇、面对福祸相依的有限人生，总免不了迷茫和惆怅。当人们意识到人生有限，就想超越有限人生。哲学的最大用处就在于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改变了、提高了，那么你对世界的看法肯定就和别人不一样，你就会看到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刻的意义。哲学是一门改变自身心理状态的学问。哲学的用处就在于帮助一个人提高自己的眼光，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摆脱世俗而走向明智。如果一个人有了深厚的哲学修养，他就不会随波逐流，就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他就能够体会到心灵自由、满足感和幸福感。

2人生意义在哲学思考中升华

面对人生意义，哲学家宗教家有不同的说法，但都必须面对生死问题、幸福问题。

2.1生死观

面对死亡问题，有的人采取回避态度，不愿意想不愿意说;有的人认为，想也没用，反正每个人都要死;有的人认为，现在没有时间思考死亡。有句谚语:“明天与来世谁先来，我们不清楚。”所以任何时候思考死亡都不会过早。据医生统计，能够安详地面对死亡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是在一种崩溃的状态中死去。原因是来不及思考，缺少思考死亡的修炼，到了该放下的时候无法坦然面对，产生了恐惧、抗拒、委屈、崩溃等情绪，降低了生活质量，加速了死亡。

2.1.1哲学对死亡的超越

死亡是人生的最大挑战。如果死亡是人生的终结，家庭、事业、感情最终都要放下，理想、信念、价值也会烟消云散，那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1)西方哲学劝人们超越死亡。西方许多哲学家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找出许多理由来说服我们打消死亡恐惧。苏格拉底说死亡就像无梦的睡眠。伊壁鸠鲁说死亡与我们无关。斯多亚学派认为心甘情愿地接受死亡，就没有痛苦。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死亡是必然的，恐惧、痛苦、抗拒都没有用，不如爽快接受。可是，怎样才能把不愿意变为愿意呢?(2)中国哲学劝人们超越死亡。庄子说死亡是回归自然。庄子认为，生命受之于天地之道，死亡是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庄子•列御寇》)面对死亡，庄子如此豁达，也算是一种人生境界。儒家经典《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三不朽的标准。儒家认为，完成了“立德立功立言”，将获得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的永恒“生命”，中国古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三不朽，使精神生命得到无限的延续。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许实现不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人生，但应该恪守做人的本分。应该明白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感，人有责任感。应该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生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死得其所、死而无憾。迄今为止，所有的哲学家对死亡的劝说似乎都无效，我们仍然不能愉快地接受死亡，而是努力寻求长生不老。哲学家至多只有通过心理安慰来劝慰人们超越死亡，而无法让人们得到真正精神解脱。自从柏拉图提出灵魂不灭的理论之后，宗教家就为我们描绘了灵魂不灭的梦幻世界，把我们引入宗教境界，淡忘死亡恐惧，寻求灵魂永生。

2.1.2宗教引导人们超脱死亡

诞生和死亡是自然界的两大神秘。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永远说不清楚。我们无法改变肉体死亡的事实，于是，宗教就为我们描绘了灵魂不灭的梦幻世界来安慰我们。相信灵魂不灭的梦幻就叫做信仰。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一语道破了一切的实质。他说:“信仰就是愿意信仰;信仰上帝就是希望真有一个上帝。”人们在“思考死亡”的途中，不知不觉地走向宗教，而宗教却终止了人们思考死亡。宗教倡导博爱的意义不是使人们真正相信不死，而是在博爱中淡忘自我及其死亡恐惧。

2.1.3思考生死观的意义

死亡是个体的绝对毁灭，不管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没有办法证明死亡的正面意义。无论我们认同哪位哲学家的看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思考死亡”，看到了人生的全貌和有限，知道了将到哪里去。(1)思考死亡，使人积极进取。当你看到了人生有限，就会珍惜时间，认真工作和生活，担当自己的责任。人生在世，有许多责任，但最根本的责任是对自己负责。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不负责任，他也不可能对其他事情负责。(2)思考死亡，使人心态和谐。思考死亡，就不会把成功和失败看得太重要。我们清楚一切成功和失败都是相对的，因而成功时不会得意忘形，失败时也不会怨天尤人。思考死亡，能使我们以平静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苦与乐、功与过、是与非。正如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留所说的“像一个即将死亡者那样去看待事物，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度过。”这样，就能在必要的时候甘于退让而获得平静。(3)思考死亡，使人精神超脱。马可•奥勒留说:“最长寿者将被带往与早夭者相同的地方。”面对永恒的死亡，一切有限的寿命都是均等。思考死亡，使我们随时做好准备，避免惊慌失措。爱尔兰戏剧家萧伯纳在高龄时自己撰写了墓志铭:“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一个人如果能够看透寿命的长短，他就在精神上超脱了死亡，获得了自由。他也许仍然畏惧形而上意义的死亡(寂灭和虚无)，但对形而下意义的生老病死，就不会惊惶失措，而会坦然面对。

2.2幸福观

人生哲学篇6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 and optimism,the encyclopedia of phylosophy,new 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直观〈即知觉〉而不在概念------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对人是狼。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说，在博弈之战中，“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之极端之利己主义”。总之，王国维从经验界，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人性，认定人都是服从动机律的，无所谓意志自由；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永恒争执。

2、“命”、“性”、“理”的幻影（续）

王国维对人生的这种悲观态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义而更为加深。

鉴于儒家道德宿命论同理性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王国维的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论的意义。他写了《释理》来研究“理”的概念，认为从语源学说，“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

两重含义。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

“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及定概念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之意义。”（《释理》）王国维把批判的笔触伸向朱熹等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先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断它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把它当作独立的实在，结果“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随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都从它派生出来，万物之理都从一理（太极）出，人性也就是天理。这里继戴震以后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程朱理学的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

但是，王国维批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武器是唯意志论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解析理，所以他认定：“理者，主观上之物也。”拒绝“理”有客观法则的一面。

对于王国维来说，“理”，无论从广义上解释还是狭义上解释，从客观的假定到主观的意义，从理性的意义或从理由的意义来解释，都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性质。“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这就是王国维释理所得的结论。

王国维无论是在论“性”、是在释“理”、还是在原“命”，都没有离开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没有离开叔本华的“直观”。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动机意志所从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过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对儒家的道德宿命论，但又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道德教育无非依赖于个体的直观。然而叔本华的直观，归根结蒂是人体悟意志的荒谬与世界的虚无之手段，是解脱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国维于此又有所怀疑。于是，在王国维面前便呈现出一幅悲惨的图景：人生是善与恶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剧这场战争，解脱之道又是如此虚无飘渺，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时彷徨不已，只得在诗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他的所爱与理想，抒写他悲慨的人生感叹。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在理论著述中，也在诗歌、评论中大量表现出来。他常常在诗歌中描写盲目的带悲剧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蚕》为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同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国维的人生态度。王国维相当自觉地把唯意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通过完整的意象和妥贴的比喻表达人生哲学，使诗和哲学融为一体，而能够在具体鲜明的文学形象中融进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学，表明唯意志论及其人生哲学已经内在于王国维的思想血脉，而不再是单纯外在的理论了（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一书）。

3、“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还是《红楼梦评论》。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主要来自叔本华建立于生命意志学说上的悲观主义。王国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红楼梦》是“绝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作品，其意义并不专指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识深处认为没有一本小说或一首诗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论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开始评论《红楼梦》。他曾说：“夫吾人本质既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促使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他说：“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使人们的生活之欲增进无穷：“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同时，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满足无穷的欲望，就必然产生竞争。这样，在王国维眼中，世界的本质除了生命之欲外，还有势力之欲，驱策其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满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胜过他人。但王国维又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弱者、愚者、失败者当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强者、智者、胜利者也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快乐。

因为一是欲之性无厌，永无满足之日，越是强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满足，但另一欲望没有发生之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一种他之为“消极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满足的奋斗过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则是一种“积极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来的快乐也罢，由势力之欲而来的“势力之快乐”也罢，“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者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钟摆，往复于痛苦无聊之间，如环无端，而不知其所终。王国维由此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下了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贾宝玉还玉给和尚的一段对话，认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绝、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谓玉者，欲也，还玉即意味着抛弃生活之欲。由此，《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问题，而且看到痛苦产生于意志，终究也要由意志来解决。《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从而体现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脱”，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过程中，曾指出叔本华的伦理学有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矛盾、天才说与意志同一说的矛盾并进而在《红楼梦评论》及《叔本华与尼采》中对叔本华遁入涅磐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因此，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是有所批判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怀疑所怀疑的只是解脱的方式而不是解脱本身，因而并没有妨碍王国维在大致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原貌的基础上对其唯意志论哲学——进而是由之产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加以接受。

王国维认为，我们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关系，这个东西就是美术，他认为科学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发展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欲望就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学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解脱之道。

他之所以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他认为，《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晚韶华〉词揭示了人生真义，即自罹罪、自惩罚。而悲剧之伟大就在于感发人之情诸、洗涤人之精神，哲学与艺术的价值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论，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现一两个像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且“可爱而不可信”，真正哲学家之难求可想而知。因此与叔本华相比，他更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优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壮美），由于“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所以艺术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其解脱之道，一切文学、美术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离开生活之欲的争斗，得到暂时的平和。

王国维始终没有走出悲观主义“生活---苦痛---解脱”的思维方式，他怀疑叔本华的解脱之道只是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意志同一说，则人人都是天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说在，个人解脱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怀疑叔本华的天才说，所以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是天才的解脱，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脱，而天才是罕见的，对于众人来说，美术之解脱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解脱方式（实际上即便常人也应该象天才那样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宝玉是拒绝了生活之欲的）。

王国维由于“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而对于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终究使他抛弃哲学而到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为从本质上说“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使他终于陷入悲观中的悲观，绝望中的绝望。

（二）、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尼采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王国维同尼采哲学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叔本华对王国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尼采哲学对王国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经认为，王国维在“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势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场已从叔本华转到了尼采。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所称一切“文学美术”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这一说法中的“势力之欲”概念并非来自尼采，而主要是来自席勒“游戏冲动说”中那种“剩余之势力”即满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类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势力之欲可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表明“势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为基础。“嗜好”是势力之欲的产物，为的是“医空虚的苦痛”，“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王国维很清楚地指出了没有生活之欲就没有势力之欲，没有势力之欲就没有空虚的苦痛，而没有空虚的苦痛就没有嗜好和游戏，也没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固然认为“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能之疑问也”，“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势力之快乐”听起来也好象很有尼采“权力意志”的味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王国维人生哲学时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势力之欲”于王国维，仍是一种对伴随着生活之欲而来的苦痛的解脱，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即尝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这一“生存——苦痛——解脱”的人生回环中的一环，王国维不仅固守着“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信条，没有转向尼采，更以他对“势力之欲”及两种解脱方式的论证，对叔本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华与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然一则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说与叔本华相反对”。但他经过比较，发现尼采后期和叔本华的显著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尼采不仅在早年艺术时期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也没有背离他的老师；“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后用于伦理学”，叔本华与尼采“一专以知力言，一推而论之于意志，然其为贵族主义则一也”、“一则攻击其乐天主义，一同并其厌世主义而亦攻之，然其为无神论则一也”、“叔本华说涅磐，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所以，“吾人之视尼采与其视为叔氏之反对者，宁视为叔氏之后继者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象树根和树叶一样，“其所趋虽殊，其性质则一”。王国维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压倒性优势，使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在他对共同性的强调中被淹没了。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的关系的课题来说，这一困难不仅表现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几乎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统地直接谈论人生哲学，而且也表现在叔本华尼采思想从未以人生哲学的形式进入鲁迅的作品。这是与王国维有着很大不同的。由此，我们试图首先通过分析在鲁迅的《野草》、《彷徨》、《呐喊》等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这一对范畴，从而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有所把握；其次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从而对叔本华尼采哲学对鲁迅人生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与对王国维的研究相比，这一比较是外在的。

（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当然离不开《野草》。就人生哲学而言，《野草》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地表达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结构和意象，表达了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复吟诵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很显然，这句话蕴涵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实有的，是虚妄的；（2）绝望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正是由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引申出来的。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提出了一种“黑暗”的意象。

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其相抗衡。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鲁迅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人生经验是有限的，因而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并不能证明整个世界的“绝望”。那么，这是否就是证明了“希望”的真实呢？

让我们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寻求一些启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

鲁迅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是暗指“希望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为“必无”，但又不能以“无”证“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说“无”，而是“在于将来”。这种“希望在于将来”的体认，他在1932年还再度加以引述。在鲁迅心中，是将“希望”与“路”等同起来。换言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间（或世界）本没有希望，怀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辩证性在这里显示了出来，世界上并没有虚无的希望，希望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就前者而言，鲁迅否认了希望的实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反抗“黑暗与虚无”的人生行动。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一变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为“绝望的抗战”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以《野草》为例。在《野草》的众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却置身于冷漠与“纸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恰恰是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唤起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

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着绝望，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顺便指出，我之所以对“行走文学”的叫法不以为然，就是觉得与鲁迅相比，行走文学家们这种“走”的感觉不够、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剑兄，呵呵）。

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了了“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这句话的意义：“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一觉》），所以“野草”与“乔木”同归于尽之际，正是“地火”喷出之时（《题辞》）；“我”被大石车碾死之际，也就是大石车翻入冰谷，“火”得以复燃之时①（《死火》）；“影”沉没于黑暗，而“人”却从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别》）；“战士”虽然在战斗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仍然“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墓碣文》的归宿是向“死尸”诀别；《秋夜》虽然说着“春后还是秋”，但毕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发白”......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反抗绝望。

当我们从《野草》中走出来，把视野转向鲁迅作品的其他领域时，我们发现《野草》这种“反抗绝望”、“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的人生哲学同样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说---尤其是《呐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呐喊》与《彷徨》的产生就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一种象征或表达。

在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现实性世界里，“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的命定孤独和寂寞的死亡，但终于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独者》）------“轻松”与“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力因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于，“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挣扎，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验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态的，因此，这种“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辩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姿态，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观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态度-----这就正如“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惧、失望、不安......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际的颓唐，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辩中摆脱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尽管从客观情势看，这月下的小路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鲁迅在其叙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逝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权威，但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又使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创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由此，《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彻底超越了对“希望--绝望”、“乐观--悲观”各执一端的片面，既不极度悲观，也不轻率乐观（鲁迅甚至对那种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希望”极为憎恶）。鲁迅通过对“希望”与“绝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类似“过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则，实际上也成为《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正标示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学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态度与《呐喊》、《彷徨》的现实描写取得了一种“隐秘的融合”。

总结上述，我们看到，尽管在《野草》、《呐喊》、《彷徨》中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一切与无所有、向往故乡的游子与回到故乡的客子、回忆与空虚、吃人与被吃......的对立，但在这种对立中却有一种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这就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以悲观作不悲观”的反抗绝望、反抗悲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与尼采叔本华有何关系呢？

（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尼采、叔本华

同王国维对尼采哲学一笔带过的轻漫态度相比，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虽然鲁迅的接受尼采远较王活维的单纯接受叔本华复杂并对其有深刻批判。从总体上说，鲁迅对尼采的赞赏之处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与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带来了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与情感的分裂，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时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救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如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谓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鲁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体系的意义，他赞同尼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绝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办洋务搞维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独立见解，坚强意志的个性的产生，其“道术”就是“尊个性而强精神”，由此，他呼唤有“绝大意力”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鲁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野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中直接间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如果说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一般性影响，其对鲁迅人生哲学的影响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人生哲学同尼采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一般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叫做“悲剧主义”。所谓“悲剧主义”，从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自称是“第一个‘悲观哲学家’----与悲观哲学家正相敌对”来看，是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华影响，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又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实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于毁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做一个强者----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剧精神的要义所在。

至此，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哲学同尼采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我们说过，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是反抗绝望和反抗悲观。鲁迅承认绝望与死亡、黑暗与虚无的存在，但这种承认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借此知道它还并非空虚”，鲁寻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反抗绝望”的呼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反抗绝望与悲观而言，鲁迅与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人生哲学篇7

关键词： 老子 人生哲学 “道” “无为” “处下”

简单说来，凡探讨人生天地间，根本做人之道的学问，便是人生哲学。人生哲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关于人生之道理”。具体言之，“关于人生之道理”至少应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1.此道理为何，其依据何在；2.此道理如何在人生中得以落实。本文拟由此两方面入手，对老子的人生哲学做一简单分析。

一、“道”：老子人生哲学之依据

“道”在老子哲学体系中具有多重意蕴。同时，加之解释者持有不同的学术立场，各家对“道”的理解“见仁见智”。但其中有一点是公认的，即“道”是老子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

（一）老子认为“道”生万物。老子说：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

这是说：有一个存有者（道），它先于整体存在（先天地生），天地皆由之而生（“似万物之宗”“可以为天下母”）。正因其先天地而生，所以“不知其名”；正因其作用之无限广大，是至高、至大的存在，所以只能用“不盈”“渊兮”“湛兮”等词语加以描绘。此处，虽然由于“道”本身的不可言说性，老子尚无法对其进行明确的界说，但结合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及第六章“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我们可以明确肯定：“道”不仅是一种“理”的存在，更是一种类似于“母”的“物”的存在。它不仅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存在，而且天地万物皆由其创造。

（二）老子认为“道”范畴万有。在老子看来“道”既是万物之始源，同时又是万物发展变化的最后依据。对于“道”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老子用“常”来表示。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第十六章）。万物是变动不居的，但决定万物变动的法则却是不变的。知此常理，并依之而行是“明”，反之则“凶”。

总之，万物万象皆变幻无常，唯“道”为常。“道”不仅是万物之本原，而且是万物运动之法则，因此是天地万物和人生存的依据和最高取法对象。

二、“无为”、“处下”：老子人生哲学之落实

老子既以“道”为人生之依据，接下来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人生中贯彻“道”，从而使人达至自然之境界。其方法主要有二：一为法，一为循。

（一）所谓“法”，即法“道”之状态而行，依此而有“无为”之说。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道法自然”，即以自然而然为法则，因任自然。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俱有其自性，“道”仅仅是“辅万物之自然”而绝不加以任何的强力主宰，此即“无为”。因此，无为之核心乃在于顺物之性。

“无为”落实于己就是“清静自守”，顺己之性。老子认为：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第十二章）

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过是“实其腹”、“强其骨”而已，“五色”、“五音”、“五味”等声色物质的追求不仅不是人性之本，反而是人性的束缚、负累，过于追求只会令人“盲”、“聋”、“心发狂”。在老子看来，人之本真状态乃是其本初之状态，即“婴儿”之状态，在此一状态，人没有任何的私欲妄念、机心贪婪，浑然与天地万物一体；及其欲念一起，则争名夺利，永无止息，根本的解决之道就在于用理智观照自身，对欲念“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复归于“婴儿”之状态，从而做到“人皆昭昭，我独昏昏，人皆察察，我独闷闷”，“如婴儿之未孩”。

“无为”用以接人，乃在于“我无为而民自化”，顺人之性。人事上的“无为”要求“好静”。“好静”，即是指不以一己之成见强以御人。在人之上者最易为之莫过于由公心出而令人如何，如何，却不知此正为劳人、误人之源。故老子说：“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而真正的圣人乃是“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第六十六章）。

（二）所谓“循”即循“道”之规律而动，依此有“处下”“守弱”之则。首先，老子以“道”为宇宙万物之最高法则，且认为“道”的根本运动规律在于“反”，因此处处教人“处下”、“守弱”。

在老子看来，“处下”、“守弱”乃生之方：“人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

其次，老子认为“处下”、“守弱”乃胜之法：“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

最后，老子认为“处下”、“守弱”乃得之途：“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六十六章）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里老子绝不是要以“阴谋”教人。身处乱世，老子看到的是“国家滋昏，人多伎巧”、人人“逐于私利、争扰不休”的社会现实，补救的方法在于呼吁在上者行“无为”之政，教导在下者“清静自守”，然此种说教何以被人接受？不得已，老子遂有“无为无不为”之言论，强调“无为”之效用。

总之，老子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其他哲学主流一起共同起作用，净化了中国人的心灵。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胡道静.十家论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道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版社，2006.

人生哲学篇8

先生鹤年已过九旬，他把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求索人生路”;第二个三十年，是“风雨大洗礼”;第三个三十年，是“花甲展新姿”。这最后的三十年，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实现了“三黄”：“黄济，已到了近黄昏时候，却成了黄金时代。……我将尽毕生精力，使老有所为，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自从黄先生走后，他慈祥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2006年的初秋。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举行教育哲学年会，我陪同日本佛教大学（现任日本大阪综合保育大学校长）山崎高哉教授前来参会。会间山崎教授对我说想要问候黄济先生，于是就由我来担任他们的翻译。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先生接触，虽然此前对先生也有所耳闻，但这次面对面的交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先生讲着一口山东胶东方言，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言谈话语间，不时都体现出学者的大家风范。

2005年我回到祖国后作为北京师范大学“985”研究员，在工作中常听教育学院的几位博士生和硕士生讲黄济先生念过私塾，阅历丰富，治学严谨，硕果累累。我在日本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做人类学研究的，学生们所讲的也正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很想把黄先生的人生历程记录下来，事后我把想做黄济先生口述史的想法讲给了劳凯声教授并请他引荐，劳教授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请求。2007年的春节后不久，劳教授带我去拜访了黄先生，向先生介绍了我的来意，先生欣然答应我为他撰写口述史。此后，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每周星期四下午都要到先生家，与他攀谈，每次聊一个话题，就这样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我帮先生整理口述史，还不如说是先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与先生接触越多，就越感到应该把他所经历的岁月真实地记录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将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保留下来，使我们这些后人得以分享。

聆听先生讲述是一种享受。先生从他的家族身世、童年生活讲起，一直讲述到晚年的今天，我也随之进入了先生的童年世界，分享着他的童年生活……听先生讲述他求学之道，可以感受到先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先生一路顽强走来，饱经坎坷的历史命运。尽管一路崎岖，但先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听先生讲述他为教育哲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故事，深感这门学科来之不易，由于先生的努力和付出，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教育哲学”，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开设的学科。先生还于1982年撰写出版了《教育哲学初稿》，该书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之后，先生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于1985年出版了《教育哲学》。此后，先生从未间断过他对教育哲学的研究，不断拓展他的研究视野，又经过长年的积累，丰富了研究资料，撰写出近50万字的《教育哲学通论》。这部著作1998年出版后，中国教育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先后荣获：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先生可称为是新中国建立后教育哲学重新建立的奠基人之一。先生已年至耄耋，培养出一大批的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但先生依然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不知疲倦、默默无闻地耕耘着，撰写出《国学十讲》等著作。

听先生讲述他的人生哲学，先生说：“我深深感到一个人来到世上是不容易的，不要白走一趟，要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一点东西。所以我的人生哲学是：1应当大于1（即1>1），不要等于1（即1=1），更不要小于1（即1<1），更不能等于-1（即1=-1），如果小于1或负于1，你就把别人的东西给拐走了。一个光辉的人生，应是1等于10，甚至等于100，1000，……，越大越好。”

听先生讲述他的生活准则：勤、俭、不为人先。先生常讲“勤能补拙”，比喻自己是“老黄牛”，要不停地耕耘。先生治学极为勤勉，即便是在右手臂骨折的情况下，还坚持用左手写出《诗词学步》一书的提纲。先生的生活非常俭朴，我清楚地记得2007年夏天的一天，我去拜访先生时，先生让我帮他纫线。先生手里拿着一件短袖汗衫，说是要自己缝补。我看到后就说：“别补了，买件新的吧。”先生连声说：“补补还能穿，还能穿。”先生非常谦虚，对自己不但不“自以为是”，而常常是“自以为非”，他说：“只有找到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才能不断前进。”

从先生的生活点滴中，我不仅看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一面，也看到了先生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培养学生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既是“慈父”又是“严师”，他在方方面面关怀着学生，“慈”与“严”之中都包含着对青年一代深深的爱。

在与先生相处的近三年间，我由衷地感到：先生是一个朴实的人、一个谦虚的人、一个讲原则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从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教育界前辈们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谦虚朴实的大家风范。

永远值得我怀念和学习的黄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先生的智慧和品德永远留给了我们，他终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是永存的。

最后用先生赠书的题词作为结束语，并以此作为我人生的座右铭。

人生哲学篇9

在这里讲，为了体会得更亲切一点，就借用碧潭这个地方吧！孔子去郊游，他站在碧潭吊桥上，看到下面的流水说：“过去的就像这下面的流水一样，白天晚上都在流。”

这两句话的文学气息非常重，全部《论语》中，最富于哲学意味的，也就是这两句话。从这里，有几个要点可以了解。

第一，道家思想方面，老子也和孔子这个观念一样，经常用水代表人生哲学。老子教我们效法水，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往高处爬，水向低处流。”

老子教我们学下流——不是普通所指不高尚的下流，是指水的下流——大海。天下的水都向下流汇归成大海。

所谓下流，就是谦下，站在最下面，“人之所弃，我则取之。”人要有容量，像大海一样包罗万象。老子又教我们“上善若水”，最高的品德像水一样。

道家形容水很妙，水是绝对干净的，脏的东西到水里，都被水冲洗干净了。让我们的心境，以及人品的修养，效法水一样，冰清玉洁，不受一点尘埃。虽然容纳了许多废物、污垢，但仍然是水，水的性质没有变，而且永远自强不息。

第二，佛家也说过水，我们看到流水，永远只是一股流水而已。照佛学的分析，人的心理就和流水一样，如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永远在流，真的吗？错了。等于看到电灯光，说它一直亮着，也错了。

当我们看到一个浪头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浪头已经过去了，是接上来的另一个新浪头，当在看到这新的第二个浪头时，它又已经过去了。灯光也是一样，当我们刚一打开开关时，所发出的光波已经消失了。

我们的思想、感觉、年龄、身体，当一个钟头乃至一分钟前坐在这里的我，与此刻坐在这里的我，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变化了。所以“今我非故我”，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前一分钟的我了。都过去了，像流水一样，不断的向前去。

所谓“江水东流去不回”，历史永远不会回头，时间永远不会回头。人生永远像浪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过去了，要想拉回来是做不到的。这些都是另一面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消极的人生，许多宗教家、哲学家，都从这一面看，花落了再不会开了。

大家都看过的，《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这位小姐病兮兮的，花落了还要去收回来，还要葬下去，情调非常美，文章也作得很好，葬花词名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此之为林黛玉！怎么不生肺病？怎么不那么痴迷的死？你管他谁葬你，死了就死了。说到这里，龚定庵的诗就比林黛玉高明多了，他的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刚才说过的某先生，他死后有人问我送什么挽联给他，我说我会另作一副。但送给他的挽联最好是这两句诗，因为，虽然人死了，而其耿耿的忠心仍令人感动，在文学境界上，就是龚定庵的这两句诗。以上这些都是从悲观的角度来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但孔子并没有以悲观的态度来说这句话，而很多的意义包括在内，极高明。从另一面，用积极的观点来看人生。人生如流水一样，不断的向前涌进。

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生就像这股流水一样。孔子所以站在上流告诉学生们：“注意呀！你们看这水，过去的都像这样，向前面去！向前面去！而且是昼夜不断的向前去。”

他这话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易经》乾卦的卦辞。乾代表了天，中国文化是乾代表了天体，现在的名词就是宇宙。《周易》就是文王的思想，也就是孔子所效法的。

文王解释宇宙，是永远在转，永远在动，没有一分一秒停止，假使一秒停止，不但地球完了，没有人类了，整个宇宙也垮了，所以宇宙是动态的。这就是中国的哲学了。

我们有两位现代的学者是在思想界很有影响力的，他们评论中国文化，属于静态的。我对他们说，老兄，谁告诉你们中国文化是静态的？讲中国文化，第一部书就是《易经》，里面就告诉了你“天行健”，宇宙没有静态，永远是动的。中国文化并不主张静态的宇宙。

人生也是这样，要不断求进步。静是缓慢的动态，没有真正绝对的静。譬如人坐在椅上好像很静，其实并不静，身上的血液正在分秒不停地循环，各个器官也都各司其职地工作着。

“天行健”是永远强健地运行。“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教我们效法宇宙一样，即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要效法水不断前进，也就是《大学》这部书中引用汤之盘铭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人生思想、观念，都要不断的进步。满足于今日的成就，即是落伍。

人生哲学篇10

一如我正在阅读的梁漱溟大师的《我的人生哲学》一书。

梁大师高寿九十五周岁，他是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多关涉人生和社会问题。而大众读者往往无力遍读其著作，这本书正是一个能简要反映其人生哲学的读本。文章大多篇幅不长，千字上下，但细品下来，很精致，隽久。

老先生说《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逐求比较好理解，“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名誉、声、色、货、利等”。芸芸众生，谁不逐求呢，只不过有的人将要进行，有的人正在进行，有的已经完成而已。

厌离这里指的不是厌世自杀的态度，指的是面对“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最通透者为佛家。”

读到这里，我想起我的许多亲朋好友，有的喜欢一遍遍的抄写《心经》，有的喜欢看禅学，有的坚持定期吃素，我自己不也是喜欢偶尔读读星云大师、李叔同的文章么，原来这都是一种厌离的态度，一种躲开世事的纷扰，追求内心的安静的态度。这不是人生的最好态度么？

不是。梁大师说，最好态度是“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可见，梁大师提倡的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

在《道德为人生艺术》一文中，他说：“人生的艺术，就是会让生命和谐，会作人，作的痛快，漂亮。”

“痛快”、“漂亮”，多么诱人的字眼，谁不期望这样的人生，怎么样才算“痛快”、“漂亮”？

在《如何才能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一文中，他说“我们力量要用出来才能痛快。”就是工作、事情无论轻重，只要集中精力，多用心思了，就能做到精微高深的境界。

想起好久前一直喜欢的那句话“开悟之前，砍柴挑水；开悟之后，砍柴挑水。”同样的劳作，不同的开悟之前的砍柴挑水，是苦的。开悟之后的砍柴挑水，是乐的。人生的意义不就是这么简单么？

梁大师还以自身经历说法，十几岁时，他也曾积极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于儒家。所以，他总结为，厌离的越深刻，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真的尽力生活，都是在经过厌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