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宏观政策十篇

时间:2024-02-20 17:44:11

金融宏观政策

金融宏观政策篇1

关键词:金融市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

1引言

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萎靡,处于这样的一个低潮且特殊的背景下,为了提高我国经济整体实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来加以控制和改善,所以,探究在金融市场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是具有现实必要性的。

2金融市场概述

金融市场指的是资金的供应者同需求者之间利用工具来进行交易的市场。通常来说,金融市场的实质指的就是一种资金融通场所,它可以归属在与技术市场、商品市场、经济生活劳务以及日常经济生活等并列的市场。对于金融市场来讲,因为其具有将借贷资金进行分配或集中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通过供需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对比,这种对比就演变成了市场利率价格。此外,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也推动了银行信用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金融市场的构成整体来看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复杂的体系,其中由多个分支和市场组成,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结,密不可分。就一般情况来说,按照金融市场的交易工具期限划分,金融市场就可以分为货币和资本两类。资本市场为长期资金融通市场,货币市场则为短期资金融通市场。而再往下进行细分,还可以将这两类划分成更为精确的子市场。

3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的作用与影响

在金融市场这一大环境下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必然会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只有经过一定的探究,才能够得出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有何种关系的定论。

(1)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一直是国家宏观调控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社会供求关系和货币的供求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想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必然要通过货币供给量来进行。货币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调节过程,从而实现就业增加、经济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与其他市场相比较来说,货币政策对于股票的影响是相对最大的。若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的供给总量就会随之变化,最后对于金融市场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如果不加节制的过量发行货币,必然会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问题;如果过度减少货币的发行量,将威胁证券市场的正常稳定发展,甚至会直接导致证券市场瘫痪。

(2)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所使用的除货币政策之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会直接的影响证券、股票以及基金等。下面从各个具体角度来对其进行详细分析:首先是国债,国债的实质是一种关于国家信用的调节手段,但是它和银行信用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国债发行量的变动一直对证券市场的风险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证券市场的收益水平上更为显著和突出。其次是税收,要想科学合理的对证券投资者进行一定的调控,就必然会应用到税收杠杆这一手段。主要是通过严格规定收益中的所涉及的税种和税率等形式,来直接调节投资者的实际收益额。通过增收税额,使企业在自身盈利和发放剩余股利的过程中,资金越来越少,而对于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或者证券时,其所能持有的资金也会相应减少,然而过高的税收利率往往会带来很多消极的负面效果,造成投资者不再对购买股票、证券以及资金等有很高的兴趣,投资欲望大跌。

4面对金融市场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措施

(1)货币政策。科学合理的对货币政策进行一定调整将大大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首先,能够推动实现利率市场化,不仅对推动外国货币管理体制改革有重大的意义,还强调和突出了货币政策中涉及到的信贷措施等方面的指导意义,科学的指导着资金朝着一个合理的流向发展,也促进了一个完善的货币市场的建成。其次,控制好存款的利率,实现利率市场的持续性改进;在政府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提升其透明度,能够增加社会预期的合理性。

(2)财政政策。①增发国债,激发投资积极性。通过发行国家债务的手段,满足企业技术发展需求,采取利息补贴等办法,确保以最小的投入来达到最大的效果,这样企业就有条件来进行技术改造,让银行为其提供相应的信用贷款,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政策,并强调税收的管理。②合理调整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领域,货币政策的适当调整也将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而且运用宏观调控可以进一步推动国内体制改革,在财政政策方面,也需要货币政策的支持,比如运用科学的货币政策来实现货币稳定增长。③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为了满足财政政策逐步稳定的需要,我国必须把未来的财政政策朝着稳定方向转变和发展,只有这样,政府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影响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当然,在财政逐步走向稳定之后,仍然利用稳定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加快金融性企业的改革,实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金融宏观政策篇2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主要经济体股市崩盘、房地产价格断崖式下跌、大量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在2008~2010年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企图挽经济之狂澜于既倒。结果,世界经济经过2009年的严重衰退之后,2010年企稳回升,2011年出现了短暂复苏和局部过热。然而,从2011年年底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各国经济的复苏强度出现了明显分化。新兴市场经济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发达经济体虽然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有所反弹,但房地产价格仍在下降通道之中,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了明显分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方向被迫进行调整。但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面对财政、金融和就业压力,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货币政策明显收紧。进入2014年之后,美国和英国经济企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失业率下降到6%以下,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的缺口逐步缩小,市场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和降息的预期越来越强烈,美元和英镑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升值趋势明显(AytekMalkhozov,2015)。然而,英美之外的发达经济体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欧元区仍然在通货紧缩的边缘,失业率居高不下,希腊危机不时地威胁欧元区的经济稳定(赵志君、张文中,2012)。日本在安培政府的三支箭射出之后,效果昙花一现,进一步提高消费税的计划被迫延迟,直线上升的政府债务威胁日本的金融安全(刘瑞,2010)。新兴市场经济明显减速。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之后,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投资下降,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隐患不断,全球经济调整中前行(曹永福等,2015)。2014年乌克兰危机、卢布贬值、强势美元和以石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崩盘加剧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在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和通货紧缩阴霾不散的情况下,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虽已退出,但不敢贸然做出升息决定,其他经济体则进入了新一波的竞争性货币宽松阶段(AytekMalk-hozov,2015)。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在世界经济多样化、贸易自由化、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具有与以往历次危机不同的特点,一些新现象对既有的理论和观念形成了挑战。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势和宏观政策演化的分析,预判世界经济新特点,探讨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方向。

二、共识阶段:宏观政策协调一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5.67%下降到2008年3.04%,2009年进一步下降至0.01%。其中,发达国家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2.77%下降到2008年的0.14%,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8.6%下降到2008年的5.8%。2009年发达经济体出现了-3.41%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然仍有3.08%的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率远低于潜在水平。鉴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负面经验和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思维,20国集团(G20)领导人于2008年11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决定加强合作,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改革全球金融体系。随后,各自推出了力度不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问题金融机构实施救助。美国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挽救金融机构、避免雷曼兄弟之类的金融机构破产成为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2008年11月美联储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长期国债、两房债券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共计1.725万亿美元。欧元区各国财政状况差异甚大,德国财政相对健康稳健,欧猪五国面临债务违约,所以不可能实行协调一致的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中央银行起初采取常规的利率工具,将政策性利率从2008年6月的4.25%削减到2009年4月的1%。2009年6月开始启动欧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第一轮长期再融资操作的规模是4420亿欧元,期限1年、利率为1%。日本政府在2008年4月至2010年9月期间,先后8次出台了总额高达160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仅2009年4月10日日本内阁通过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就高达56.8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左右,这是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资金支出内容上看,用于金融对策的资金是41.8万亿日元,几乎占计划总额的3/4。在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日本银行重新启动零利率政策,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和基准贷款利率从0.5%和0.75%分别降低到0.1%和0.3%。为增加日元流动性,自2008年9月16日至10月14日日本银行向短期金融市场注入资金39.6万亿日元。2008年10月变相降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经常账户超额存款准备金实行0.1%的临时利息。

2008年年底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的国债增加到16.8万亿日元。另外,为应对金融市场中美元短缺的情况,日本银行通过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获得了60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中国的宽松政策也是全方位的。在财政政策方面,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征收方式由现行的双边征收调整为由出让方按1%缴纳的单边征收,让汇金公司自主购买四大国有银行股票。对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进行补贴,加快审批了一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统一下调契税税率到1%,提高了出口退税率。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8年9月16日到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的居民提供优惠贷款利率,首套房房贷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下浮30%;终结了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以来保持的单边升值趋势。尽管2009年中国政府年初提出了新增贷款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增长17%的宽松目标,然而,当年实际新增贷款达到9.7万亿元,多增4.7万亿元或94%,贷款余额增长31.7%;M2的余额达到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7.7%,高于经济增长率1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22.0万亿元,增长32.4%。2010年广义货币供给实际增长19.7%,再一次大幅度突破年初制定的17%的预定增幅。在产业领域,出台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有色金属、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一轮宽松政策过后,各国宏观政策的短期效应迅速显现,主要经济体GDP增长率都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2010年世界GDP增长率达到5.43%。发达国家GDP增长率恢复到3.0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率达到7.48%。其中,美国经济增长2.53%,欧元区增长1.95%,日本增长4.65%,英国增长1.66%。强刺激之下,中国经济于2009~2011年连续三年保持9%以上,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也表现了强劲增长。强刺激政策使欧元区2010年和2011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上升至1.61%和2.72%。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至1.64%和3.14%,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至3.3%和5.4%。可见,2011年主要经济的通货膨胀率都超过了政府控制目标。日本是个例外,虽然日本经济增长指标表现尚可,但2010年和2011年消费价格指数出现了-0.7%和-0.3%的负增长。第一波强刺激过后,各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和资产负债表普遍恶化。2009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创下了1.41万亿美元历史纪录,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达到9.9%,2010财年赤字仍高达1.2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8.9%。2009年和2010年欧元区的财政赤字率分别是6.34%和6.19%。其中,爱尔兰的财政赤字在欧洲国家最高(达GDP的32.4%),紧随其后的是希腊(10.5%)、英国(10.4%)、西班牙(9.2%)和葡萄牙(9.1%)。持续的财政赤字使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直线上升。从整体上,2011年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已经达到102.66%。其中美国是99%,欧元区88%,英国84%,日本230%。由于存在法定上额限制,2011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被迫提高债务上限,以避免债务违约。

三、分歧阶段:宏观政策各自为政

由于危机影响程度、发展阶段和政策力度存在差异,经过第一轮强刺激政策之后,各个经济体的表现不一。美国、欧洲股市都得到了恢复,但房地产价格还在下降通道中,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经济复苏乏力,面临失去第三个十年。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强劲,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上升,经济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从2010年年末开始各国政策分歧加大。美联储于2010年11月3日宣布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计划在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并对债券到期回笼资金进行再投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之后,美联储2011年9月21日决定实施扭曲操作,从而维持短期利率不变、降低长期利率。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末,在卖出40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的同时,买进等量的长期国债。平均而言,扭曲操作规模大约是每月450亿美元扭曲操作结束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企稳、复苏迹象,房地产价格探底回升,但是基础仍不稳固。2012年9月14日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结束后宣布,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从14日起每月购入400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并将6月实施的“扭转操作”延长至当年年底。上述两项措施叠加,美联储在年底前每月增持长期债券的规模达850亿美元。另外,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继续保持在0~0.25%的超低区间,并将这一水平从此前计划的至2014年年末延长至2015年年中。欧洲银行于2011年4月和7月进行了两次、每次25个基点的加息操作,将政策利率提高至1.5%。尽管在2011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还有0.3%的增长,但是,2011年年底市场对欧元区经济做出了负面预测,预计在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将出现负增长。在这种严峻局面下,2011年12月21日欧洲央行启动了一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为523家银行提供规模高达489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2012年2月29日又宣布了规模为5295.3亿欧元第二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两轮再融资操作的规模都显著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在长期再融资操作、欧洲财政整固计划、希腊债务重组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①)等种种利好因素的推动下,欧洲货币市场的3个月期欧元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Euribor)从2011年12月开始持续回落,欧元区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震荡下行,国家(除希腊之外)与德国的政府债券利差明显缩小。在国际金融危机、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双重打击下,日本经济格外困难。在2012年9月26日安倍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也加入了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行列。“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第一支就是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日元贬值,扩大出口。为此,安倍逼走了反对量化宽松的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换上了支持他的黑田,宣布了2%的通胀目标,并发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安倍射出的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2012年8月10日,日本通过了消费税增税法案。法案规定到2014年的4月份,消费税将从当时的5%上调至8%,到2015年10月份,再升至10%。安倍的第三只箭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启动民间投资。在农业、能源、税收等领域实施以下改革举措。第一,非处方药解禁网络销售,除部分副作用风险较高的药品外,超过99%的药品可在网上销售。计划将医疗保健、医疗设备和制药作为日本主要的增长领域。第二,日本政府与地方自治体合作创设“国家战略特区”,通过经济和行政结构改革吸引世界的技术、人才和资金,打造国际商业大都市。为此,在外国医生执业、国际学校设立、都市公寓容积率等方面放宽管制。第三,允许庞大的公共退休基金购买更多股票并卖出回报虽稳定但很低的政府债券,建议放松其投资规定。第四,除了设立收入目标值,允许民间资金在目前管制较多的领域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提出了在未来10年内创造出12万亿日元的市场建设规模,今后3年内民间投资增长1成左右,到2020年基建输出增至30万亿日元。第五,加强职位匹配和新职介绍服务,在健康、能源、新一代基础设施、旅游等4个领域在2030年前创造443万个新就业岗位,10年后使40岁以下年轻农业从业人员从20万增加到40万。

然而,在中国这边,人们对经济泡沫化产生了普遍忧虑,货币政策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转向。2010年12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1年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将货币政策由原来的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在2010年10月到2011年7月间经过5次利率调整,把存款基准利率从2.25%提高到3.5%。随着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到期以及连续多次提高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经济过热得到了遏制,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股市步入下降通道。

四、不得已的选择阶段:新一波货币宽松

2012~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稳定在2%以上,2014年失业率下降至6%以内,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左右。美国股市已经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自2009年3月份的6626点已经上涨至目前的18000点左右。房地产价格指数也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14年10月29日决定,在10月份完成最后一轮150亿美元购债操作后不再进行此类操作,这意味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历时5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此结束。然而,在美联储宣布QE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仅一天,日本央行便于2014年10月31日就出人意料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资产购买规模,每年基础货币年供应量由70万亿日元增加至80万亿日元,将日本债券购买规模增加30万亿日元。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称,货币宽松有可能长期持续。截至2015年年底,日本央行向市场注入的基础货币350万亿日元,迫近美国的约450万亿日元(约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达到70%,远远超过美国的20%和欧洲的10%的水平,在世界范围看也实属罕见。无独有偶,欧洲和英美之外的大部分经济体也加入了新一波货币宽松行列。欧洲中央银行2015年1月22日宣布了1.1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包括现有的资产支持证券和抵押担保债券以及欧元区中央政府、机构发行的其他债券购买。从3月到2016年9月底,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当然,欧洲中央银行也对该计划赋予了一定的灵活性,也可能在通货膨胀率达到和接近2%的中期通货膨胀率目标的情况下提前结束。

由于该计划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在计划宣布当天,欧元区核心和国家股票价格上升了1.3%~2.4%,欧元对美元贬值了1.5%,市场的通货膨胀率预期上升。2015年2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低银行法定准备金率50个基点。这是自2012年以来首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25个基点,其他类型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地下降。至此,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降至2.5%和5.35%。中国人民银行还将存款利率上浮幅度提高至30%,使中国的银行业朝着利率市场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一直以来,瑞郎被称为最接近黄金标准的货币,国际资本市场的“热钱”把瑞郎当成“避风港”。瑞士央行2011年9月决定,将瑞士法郎与欧元最低比价定为1.20瑞郎对1欧元,以遏制瑞郎持续升值。然而,欧元贬值给瑞郎带来了升值压力,为了缓解瑞郎升值的压力,瑞士国民银行于2014年12月18日对大额活期存款引入-0.25%的负利率。在2015年1月15日,即欧洲中央银行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计划一个星期之前,瑞士国民银行终止了最低汇率限制,并将存款利率降至-0.75%。瑞士政策的外溢效应还导致匈牙利福林和波兰兹罗提显著走弱。受欧元贬值的影响,丹麦克朗(Krone)也开始走强。为了保卫丹麦货币对欧元的钉住汇率,丹麦三周内四次下调存款凭证的利率,至2015年2月5日的-0.75%。1月份丹麦中央银行通过卖出1063亿丹麦克朗干预外汇市场,2月份又卖出了687亿丹麦克朗,相当于GDP的9%。2月12日瑞典中央银行降低回购利率10个基点至-0.1%,并宣布启动购买政府债券100亿瑞典克朗(SEK)。瑞典中央银行预计,要确保长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与政策目标相适应,还需更多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于2015年1月28日宣布继续执行适度升值的目标区汇率政策,但将放缓新加坡元的升值步伐,以应对通缩压力。在宣布政策的当天,新加坡元对美元贬值1%,至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澳大利亚2月初下调政策利率25个基点,至2.25%。巴西中央银行是个例外,那里的贸易顺差占总出口的36%,它的政策利率经过三次调整从11.25%提高到12.75%。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从2014年12月初到2015年2月末下降了18%。为遏制卢布贬值,俄罗斯中央银行将政策利率从10.5%提高到12月中旬的17%。1月末将政策利率下调到15%。印度储备银行于1月15日削减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7.75%,这是20个月来的首次削减。3月4日印度央行再次利率降低25个基点。至此,2014年11月以来已经有十多个的中央银行放松了货币政策,其中欧洲、丹麦、瑞典和瑞士的四个中央银行把政策利率降到了零点之下。与新一波货币宽松密切关联的因素有三个: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的大部分经济体复苏乏力、强势美元和英镑,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首先,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态势看,世界经济在达到2010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的最高点之后,重新步入下降通道,从2010年的5.43%下降到2012~2014年的3.3%左右。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在达到2010年的3.3%之后,持续徘徊在2%下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在达到2010年的7.48%之后,增速逐渐放缓到2014年的4.43%,但美国经济增长最近连续三年保持在2%以上,英国在2012年探底之后表现出强劲复苏态势,2014年更是出现了3.2%的增长。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1~2014年连续三年在8%以下徘徊,而且呈逐年下降态势。在日本方面,安培三支箭射出之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两年1%以上的增幅之后,2014年再次跌入1%下方。这是2014年年末以来,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的基本面因素。其次,再看强势美元的作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政策预期,推动美元强劲升值和欧元相对贬值。在2014年6月初到2015年3月4日商品价格急剧下降,美元的有效汇率升值了12%。从2014年12月初到2015年2月末,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升值6%,对欧元和大部分新兴市场货币的升值尤为明显。由于强势美元的作用,那些汇率钉住欧元而经济基本面尚好的国家跟随欧元被动贬值,势必造成本币被低估,从而带来升值压力。例如,瑞士一直把瑞士法郎对欧元的汇率维持在最低的1.20的水平上,保护最低的汇率导致12月份瑞士国民银行的总资产上升到GDP的87%。而瑞士两次下调利率和对最低汇率限制的解除,引起了金融市场迅速而强烈的反应。当日主要瑞士股票指数几乎垂直下降9%,瑞士政府债券的长期收益率下降到零以下,瑞士法郎对欧元汇率立即跌倒历史最低水平。再看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的影响。布伦特石油价格由2014年12月初期的每桶71美元下降到2015年1月中旬的45美元,然后恢复到并稳定在2月中旬的60美元一桶。低油价对相关能源公司的利润和未来展望产生了深远影响。结果,能源公司的股价急剧跳水,购买风险迅速上升。工业金属和农产品价格也下降,但下降幅度远低于石油价格的下降,这使人们怀疑需求因素对油价下降的影响,把影响油价下跌的因素归咎于增加的产量和产油国的目标变化。作为全球活动的主要指标,铜价自2014年11月以来下降了10%。根据中国对冲基金的报告,铜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15年1月中期的抛售,抛售源于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和金融投资者对商品市场的负面预测。商品价格的下降推动净出口国的汇率下降。各中央银行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而下调利率,进而加大了汇率贬值的压力。在主要出口经济体当中,俄罗斯受石油市场混乱的影响最大。在石油价格下跌、国际制裁和公司部门巨大的外债头寸压力下,由于市场担心主要石油生产商将债券发行的收益转换成美元,12月16日卢布下跌到历史低点,报76卢布1美元。从历史上看,美元的升值往往与商品价格的下降成负相关关系。这部分反映了美元作为全球商品标价货币的地位。当美元升值时,当地货币标价的商品价格上升,需要当地货币价格下降来平衡全球市场的供给和需求。

五、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几个逻辑推断

根据经济发展事实,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化,我们推断未来世界经济将呈现如下特点:

1.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分别进入低速增长和减速增长阶段。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由资本、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决定。发达经济体处于人口增长缓慢,而且普遍处于老龄化阶段,劳动人口趋于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社会福利支出成本高,依靠劳动力数量推动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资本积累来讲,发达国家普遍进入消费率高、储蓄率低的阶段,资本积累比较缓慢。受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的影响,有限的资本增量为了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也往往流向发展中国家,分享那里的增长红利。所以,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但是,在当前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技术进步的作用往往是结构性的,它在创造新产品的同时,也对旧产业形成冲击。这正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技术进步虽然带来便利性和人民福利的提高,却未必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日本自1990年以来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但技术进步却每天都在发生、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日本失去的20年的经历,极有可能发生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重演。从整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高、工资成本低,储蓄率高、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政府债务率低,宏观政策回旋余地比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后发优势,人力资本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全球资本流动的目的地。但是,在边际生产力递减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也难免进入向稳态增长的收敛阶段。

2.政府负债率趋势性走高。政府负债率走高除了发展阶段的因素之外,还与税收和福利刚性、军费支出刚性、工资和价格刚性有关。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政策的刚性,各个经济体在经济低谷时总是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在经济繁荣时不愿意退出扩张性政策,各国政府产生了对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的依赖。这就导致政府债务总是处于上升通道之中。2014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美国是105.6%,欧元区是96.5%,日本是245%。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英国的政府债务率分别是75.5%、95.2%、92%,希腊是174.2%,意大利136.7%,比利时102%,爱尔兰112%,葡萄牙131%。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还本付息的压力。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加速了发达国家资本优势和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低租金优势的结合,导致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源源不断地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动,致使发达国家税收下降、财政赤字扩大。

3.高负债率推动低利率政策长期化。从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来看,国家总债务率的上升将是长期趋势,还本付息会越来越困难,只有依靠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才能维持,所谓的债务重组往往是变相赖债。但是,借旧还新势必持续推高总负债,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债务危机。在存在债务违约风险的情况下,发债的成本必将大大提高,而且在政府信用被耗尽的情况下,政府发债能否成功还是个疑问。希腊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发债不成,剩下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债务违约、任债务危机爆发;二是通过货币超发或者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挽救发债主体。由于放任债务危机爆发的成本实在太高,前者应该不是政府的选项,所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零利率政策将是未来国家可能采取常规政策手段。然而,量化宽松势必推动利率下行,直至零利率或者负利率。对于欧元区国家而言,由于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债务违约将是威胁欧元命运的长期因素。目前,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率比较低,但从长期看,难免走上发达国家的老路。

4.通缩压力与资产泡沫长期并存。从供求关系来看,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普及,全球商品的供给能力是近乎无限的,而需求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长期通货紧缩压力。由于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对政府投资需求下降,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要性降低。另外,由于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高负债的境况,政府债务不断上升,债务违约风险加大,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心有余而力不足,解决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药方就失去了合理性,传统凯恩斯主义即将死亡。在实施凯恩斯主义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下降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任务只能让位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然而,货币扩张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发行货币既可以进入商品市场、也可以进入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衍生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商品过剩和低利率的条件下,投机因素可能占主导地位,大量资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难免引发资产泡沫和金融动荡。

金融宏观政策篇3

关键词:金融政策;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71-03

金融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区域性金融组织根据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制定的一系列带有调控性质的经济方针。金融政策的调控性质主要包含积极促进、适度稳定和积极调控等方面。现实意义上的金融政策,往往同时拥有国家机器的强力背景和市场自由经济的双重身份。为了保障一个地区的经济向良性发展,国家权力会在经济智囊的参与下,制定出一系列的经济指导方案,从银行利率、债券发行、股市运行、投资方向等多方面引导、干预经济走向,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对房产市场的影响。

当前的中国房地产环境,对于消费者和银行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住房金融的发展是推动中国住宅与房地产市场启动的关键环节。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房地产行业是最有代表性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行业。房地产的发展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繁荣,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地区形象的良好促进、对土地资源需求的不断提升,又会带动房地产的更大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风向标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指引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从中获得收益。因此,称房地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点也不为过。但是过度膨胀的房地产行业,则会推高地价房价,使国民经济中夹杂泡沫,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同时,也会影响国家房地产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入研究市场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金融政策,既能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又能够保证中国房地产改革政策的真正落实。

一、良好的金融政策是保证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

实行宽松的金融政策和针对房地产的倾斜政策,会刺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但是,在没有有效的监督控制下,房地产行业的过快发展和不均衡发展,往往会引起原有经济实体中的泡沫过度膨胀,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房价虚高,这与中国现阶段的住房政策有所偏离。为了稳定经济发展,消除房地产中的泡沫,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又可能会导致房价急剧下跌,形成大量失败投资出现、银行贷款难以收回的动荡局面。因此,良好的金融政策,是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

从2001年起,国家每年都出台新的房地产金融政策,通过十年以来的金融政策调控,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基本上经历了规范、发展、加强管理和适度调控四个阶段。针对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地区房地产的不正常发展,2001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规范住房金融业务的通知》。通知主要针对1998年以来各商业银行为了竞争任意放宽房地产贷款条件的现象,强化了对商业银行住房方面贷款的发放。重点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重申了过去房地产金融政策的一些规定;二是适当提高了个人住房贷款门槛;三是对过去没有规定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在贷款成数、期限、工程进度方面进行了明确。这个文件的,普遍被认为是对房地产金融工作的一个规范。

自1997―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六次调低贷款利率,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贷款利率下调以后,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迅猛,局部地区出现过过热现象。为了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6月5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再次加强了对商业银行房地产金融业务的管理。

除利率调整手段之外,房地产调控的金融政策还有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调整商品房用地供应等多种手段。2004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利用直接调控手段,对房地产金融业务进行适度控制。

2011年,中国又针对目前房地产行业制定了具体的八项规定(简称“国八条”),各地政府也相应的作出了反应,出台了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政策。2011年第一季度,国家四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适度的压缩流通资金水平。目的很明确,就是保证房价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压缩房地产泡沫,保证中国的房地产改革能够顺利的进行。

二、金融政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政策主导性市场,国家房地产方面的政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一旦付诸实施或房地产开发企业预期政府实施,都必然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从这个角度看,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和项目实施中均需要对房地产相关政策有全面的把握和预见。

1.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投资方向和规模的影响。房地产贷款品种减少,贷款门槛提高,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上慎之又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拿到一块地不管建什么都能赚钱。由于商品房的过热发展,较高的房价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很多开发商已经开始逐步从商品房开发向目前政府支持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租房开发建设方面过渡,不再盲目的追求高利润、高回报了。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后,商业银行不得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公积金委托贷款只能用于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申请的贷款品种减少,只能依靠房地产开发贷款。这份文件对房地产开发贷款设立了两个准入门槛:一是自有资金(所有者权益)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30%,二是“四证”齐全,第一个门槛宣告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将自筹资金与自有资金混为一谈、蒙混过关传统做法的结束。随着国务院将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到35%,商业银行相应地提高了房地产贷款自有资金比例,客观上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商业银行因央行实行窗口指导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贷款规模以后,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审查会更加严格,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越来越难以获得贷款。有限的资金迫使房地产开发企业缩小投资规模或者在融资方面另辟蹊径。但是国家总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保证房地产开发企业有一个良好的资金状态,正常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活动。

2.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蓬勃发展期,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经常会打一些“球”,利用政策不明朗的方面,想方设法投机取巧。经过近五年来相关经营管理政策的出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规范了。首先,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开发的过程受到监督。从获得土地到项目获批报建,都要受到住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全程监督,不能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炒买炒卖。其次,商品房开发要求四证齐全,投资达到一定比例之后才能够开始预售。以往的炒楼号、一房多卖等现象受到遏制。再次,房屋销售要求一房一价、公开价格,房地产营销中的暗箱操作受到了制约。最后,房屋的验收、房产证的办理、物业管理等细节都有章可循。

3.对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影响。通过国家金融政策调整,使整个房地产行业发展更加良性。从2010年开始,国家要求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并开始逐步收紧对房地产建设的贷款规模。这在一个方面表现了国家已经开始从多个方向入手调整房地产过热的趋势,各地政府也开始出台相关政策,对城市人口密集区二套房、三套房的购买进行限制。相信通过一定时期的政策性调控,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规模、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方向、居民房地产理性消费等方面都会有较大的改善。同时这些新政策的从另一个方面对即将进入房地产行业的企业提出了一个警示。

三、新政环境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对策

在近两年的经济条件下,房地产行业过快发展、楼市过热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国家为了平稳发展,已经开始对房地产行业的不正常发展进行调控。在金融政策调控环境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只有调整自身经营策略,灵活应对,才不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没落。

1.理解政策意图,积极调整投资方向。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虽然中国在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利用市场规律来调整经济,但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要为人民的生活改善服务,所以我们目前的经济模式只能是部分计划经济与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事实证明,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国家金融政策调控的大环境下,首先应理解政策的意图。目前中国关于房地产行业的金融政策,主要目的是调控住宅类房地产的过热发展,因此涉足住宅类建设的公司尤其要谨慎投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住宅类房地产的投资(如写字楼、商业地产等)正在成为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重点。开发非住宅类地产,各地在用地、贷款、建设等多方面都有优惠政策,使开发商可以游刃有余的进行,而不用挤破头去抢占住宅地产的蛋糕!

在住宅类地产开发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房,国家住房改革中经常提到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都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过去,房地产开发企业往往重视利润率高的商品房开发,为追求高利润盲目开发,夸大宣传,进一步造成了房价虚高的假象。目前,国家加大力度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的开发,从多个方面限制商品房的开发。部分有前瞻性的开发公司已经开始与政府职能部门合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适用房开发,并且积极探索廉租房、公租房的开发模式。

2.加强企业自律,尊重市场规律。目前,一部分房地产开发商缺乏自律,在项目运作中缺乏诚信,违规操作,把自己经营风险转嫁为银行的金融风险,不能正确按照市场规则办事。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强自律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加强自律,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遵守市场规律,尊重市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现在房地产市场前景非常好,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不断提升,这种住房需求的提升,必然会产生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因而我们应该尊重这个市场。不尊重市场,欺诈消费者、违反国家金融政策,得到的盈利是有限的,造成的混乱是暂时的,但最终受到惩罚的只能是企业本身!

3.正确对待风险,提高核心竞争力。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勇于承担自身经营所带来的风险。在项目开发前期,考虑自身资本金比例。以往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仅仅靠银行的钱来运作项目,自身资本金极少,自身的经营风险都会转化为银行金融风险。现在,政府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开发自由资本做出了严格的规定,银行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为开发商承担风险。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资本金比例,并通过多种方法提高自有资本金,运用银行贷款资金作为补充来开展项目,风险共担,这样才能发展得更稳妥。

企业要发展,就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以企业资源和知识为基础一系列能力的组合,具体表现为战略规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品牌能力、创新能力。房地产开发企业要为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环境,强化企业管理、转变公司机制、创新管理模式,塑造企业文化、巩固企业技术力量,高度重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服务,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只有不断的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保证自身的稳定健康发展。

作为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中国经济建设和人民住房条件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相信通过宏观金融政策的调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一定能够走向平稳有序地发展,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提供更多更好的房产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李春吉,孟晓红.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构和房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5,(6):3-7.

[2]金一鸣,徐鑫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对策[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3]黄辉玲.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理性发展研究[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07.

金融宏观政策篇4

一、综合认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认识中国经济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解析。从全球化背景出发,中国的生产、贸易、出口等已经融入全球化,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持续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动,并逐渐卷入国际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加。例如,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从国外进口原油、铁矿石等物资,这是由于我国受到国际矿石价格影响,不得不调整国内铁矿石价格。又如,中国一些产品的产量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如果大量生产将会造成商品滞销,浪费原材料,如果生产过少,就会造成物价上涨,影响价格平衡。根据数据显示,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逐年增加,特别是对欧美国家,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变成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经济体,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不仅加入的WTO,还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略述

1.固定资产的发展形式

就目前固定资产的发展状况来看,其投资出现回落,资产增长速度放缓。从国际的大环境看,由于经济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发展刚刚出现复苏,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处于恢复状态,状态不佳。但是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大政方针的宏观影响下,信贷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例如,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增速有所放缓,相比于2013年回落3.6个百分点。

2.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形式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的速度由2013年的35%降低到2014年的24%左右,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形式同样出现回落的情况。例如,根据企业的注册类型,由私人控股的制造业投资额占据整体制造业投资额的70%左右,而国有控股投资额只占据整个投资额的17%左右,这足以证明,由于制造业的投资额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自动调整了投资分配比例,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形式

交通运输业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物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万亿,与2013年相比投资额增长了24%,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交通运输业的总投资额占据全部投资额的2.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额提高了20%,增速提高了1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贸易业、仓储业的投资额增长25%至35%。这是由于国家颁布了有关交通行业的发展意见,使民间投资增加,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增长。

三、金融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货币供应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较大波动。这其中的贷款增长率逐年增长,期间出现转折,在整体上比较稳定,略微有所回落。贷款增长率处于良好态势,但是贷款结构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银行的潜在风险很高。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由金融行业承担,这就需要金融行业调整结构,不断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善资本市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加快银行的资产流动。

2.利率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市场的利率波动大,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很多。第一,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形式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这种经济形势不成熟,利率一直处于“冷增长”状态。我国的物价持续增长,然而工资却长时间没有变动,物价与工资同时上涨的局面没有出现。从宏观形式上看,一方面要加息,一方面要综合考虑物价的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措施应对金融变化。第二,资金供求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资金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存款的长势过快并且外汇资金增加,影响了国内的资金供求关系,从总体上来看,资金的供求倾向仍然以充裕为主,但是不利于利率的发展水平上升。

金融宏观政策篇5

关键词:刺激需求;经济效率;财政手段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01-0025-03

一、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选择逻辑

传统经济学理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手段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凯恩斯学派。该学派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的不足,因而造成总供给的减少,因此拉动经济的根本性方法是刺激需求。

在凯恩斯学派的影响下,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期,而整个国际环境并未衰退时,经济衰退国家可以主要通过扩大对外贸易顺差来拉动本国总产出。具体的政策选择包括:本币贬值、降低(或者取消)出口关税、加大出口退税额度、对外贸企业实行政策扶持等。

如果是世界性经济衰退,则正确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刺激内需,以内需拉动经济。但由于处于经济下滑期的居民消费全面萎缩,因此刺激内需的主要路径选择是政府投资,即政府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以此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包括钢铁、建材、煤炭、能源等,从而形成一个宏观需求拉动总供给的逻辑链条,以此实现经济复苏,缩短经济周期。

二、金融学理论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规范研究

金融学历来被视为远离宏观问题的科学,金融学的许多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微观经济问题领域,但这并不影响某些金融学结论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解释。比如,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对企业资产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时,关于投资决策的理论就被莫迪利亚尼认为是可以运用到宏观经济问题里来的。下面,我们就沿着MM的思路,运用其中的有关方法,来说明政府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

(一)经济复苏的标志是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而非产出总量

根据金融学理论,经济体发展(或好转)的评判标准是市场价值的增长。而非产出总量的增加。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产出量为准则的评判标准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仅以GDP为例,政策决策时制定的发展目标并没有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比如通胀因素、国际能源价格突变因素等。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一方面是(名义)GDP的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确实经济下滑”的现象。而以市场价值为准则则可以克服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市场价值都隐含着不确定性的预期;二是市场价值不仅反映经济发展的现状,同时还隐含着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是政策决策的可靠依据。而总产出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期末总产出的增加并不说明未来产出变化趋势。

但是,经济体市场总价值的增减仍不能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好的”经济永远以效率为基准。结合经济体的市场价值,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应该是单位投资量创造价值的不断提高。也可以说,这是经济复苏的真正标志。

(二)政府投资决策的依据是产出效率

假设经济体当前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当前总投资量为W,年产出价值Wr,则其市场价值为V=Wr/r=W,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为V/W=1。现在政府决定由政府投资来刺激内需,总投资量亦为W,所投资项目及相关产业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则年产出价值为WR。投资后经济体的总价值为V=Wr+WR/r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为V/2W=r+R/2r。当且仅当R≥r时(即政府投资项目的产出效率高于现有经济体平均效率水平),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原水平(即大于1),政府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实现经济的复苏。反之,如果R≤r,则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小于原水平(即小于1),说明政府投资不但不会拉动经济,反而会加快经济下滑。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政府投资能否拉动经济取决于所投项目的产出效率,而与其他变量无关。

三、金融学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金融学对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用到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学理论――资产复制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套利定价模型(APT)理论基础上的。根据套利定价模型,任何一项资产的收益水平都可以理解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ij=α+β1Ijl+β2jl+…+β nIjljn+εj。如果我们把这个表达式理解为各种头寸的组合,则说明资产的某种头寸可以通过其他相关头寸的线性组合加上一个误差项复制而成,这就是资产复制理论。

根据资产复制理论,金融学家曾将历史上某个时期美国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经济政策)进行复制,他们选择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础设施项目,然后构造一个与该项目在同一时期内预期收益与相应风险完全一致的投资组合。构造完成后,研究人员重新打开这个组合时却发现。组合头寸中包括了诸如梅西百货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空头头寸。也就是必须卖掉这些公司的股票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当时的美国百货零售行业和消费品行业恰是经济衰退期效率最高的产业,也就是说,根据金融学的实证研究,当时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内需,并以此拉动经济的举措,实际上相当于把资金从效率高的产业转移到效率低的产业,因此不但没有拉动经济,反而使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中。这个研究的结论不仅与前述规范分析的结论相同,而且也与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四、经济衰退期政府经济政策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指凯恩斯学派)关于经济衰退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抓住“经济复苏的根本力量在于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的提高”这一本质,片面强调了政府投资的能力,忽视了政府投资的效率。因此,盲目推行政府投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提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以下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激励高效率产业发展

经济衰退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往往是产业结构出现问题,一些无自主知识产权、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比重过大,长期以来占据太多的稀缺资源,一方面没能给社会创造出足够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挤压了某些新兴产业(主要指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从而阻滞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复苏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减少低效率产业比重,加大高效率产业比重。

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市场机制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存在市场制度缺失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二是政策倾向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因此,在产业调整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机制,运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尽早完成政策倾斜转型,以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高效率产业,制约低效率产业。

(二)适时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运用税收杠杆调整经济

从金融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视为其所从事产业发展的看涨期权,标的物即为该产业的产出能力,税收无疑是这项标的物的“分红”。根据期权定价理论,分红降低了看涨期权的价值。因此,任何税收的降低都是提升企业所在产业产出能力的价值。根据这个原理,经济衰退时,政府应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

首先,对于高效率产业实施降低税率的政策,甚至在某些朝阳产业的发展初期可以实行税收补贴。以引导更多资金投向该产业;其次,对于低效率产业采取加大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业的价值,迫使社会资金流出,转向更高效率的产业。

(三)政府适度投资

金融宏观政策篇6

2011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更加注重信贷结构的优化,根据实体经济的需求均衡适度放款,将信贷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并充分体现“有扶有控”的要求,充分发挥了信贷资金的有效性。截止2011年6月底,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侯马商贸流通行业发放新增贷款7425万元,同比增加2290万元;向“三农”发放新增贷款5541万元,同比增加2690万元;向中小企业发放新增贷款7935万元,同比增加1240万元。

二、增强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成本核算意识,促进农村信用社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更加合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意识更加突出,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经营方式,加入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立了乙类债券托管账户,成为了乙类成员;尝试理财产品业务的推出,业务经营更加多样化。截止2011年6月底,辖内农村信用社在共办理债券业务55笔,累计发生金额458449万元,收益143万元。此外,在下半年还积极准备推出理财产品,实现赢利模式多元化,目前农村信用社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的意识正在逐步增强。

三、执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缓解了地方法人信贷资金紧张的压力

自2011年6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后,辖内农村信用社执行15.5%的存款准备金率,收回地方法人流动性资金58395万元,通过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后,经人行太原中支认可,获批下调1个百分点的政策优惠,现执行14.5%的存款准备金率,在银根普遍收紧的态势下,争取到3768万元的宝贵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资金紧张的压力。

四、紧缩性调控造成农信社筹集资金成本的上升

一方面是央行连续的加息,基准存款利率上升,资金成本明显上升。据统计分析,2011年1-6月,侯马市农村信用社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同比上升1.2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由于融资环境趋紧,民间借贷趋于活跃,不仅民间的闲散资金从事民间借贷,甚至部分居民提取存款进行民间借贷,导致吸收存款难度加大。据对侯马市5户企业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民间融资同期增加215万元,增长7.56%。

五、紧缩性调控导致农信社盈利能力受到制约

从紧的货币政策重点调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作为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农村信用社,影响尤为明显。对于以存贷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信用社来说,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必然是盈利能力下降。据有关部门估计,侯马市农村信用社2011年将比上年减少利息收入2000万元,下降11.1%。

六、紧缩性调控带来农村信用社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能力的降低

侯马市农村信用社以农业和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主要的利润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农业信贷支持的前提下,只能压缩减少对中小企业的授信,导致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不能如期提供,从而导致部分中小企业客户流失。截至6月末,全市农村信用联社向中小企业贷款较同期少投放5000万元,流失客户50余户。

金融宏观政策篇7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着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转贴于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金融宏观政策篇8

“宏观审慎”这个术语在国际上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而在公开的文件中出现是1986年,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一份欧洲通货常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国际银行业近期创新”的部分章节中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这一概念。在报告中这一概念被定义为“广泛的金融体系和支付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到了90年代末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宏观审慎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8年1月份的报告——“健全的金融体系框架”指出了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更完善的统计指标,来度量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即“宏观审慎指标”。这套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包括加总的微观审慎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两个部分。其中微观审慎指标主要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和流动性指标等单个机构稳健的金融指标;而宏观经济指标则包括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率等影响金融失衡的重要指标。这被纳入到了后来的金融部门评价计划。

另一项关于宏观审慎的重要事件是,2000年时任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浩德(Andrew Crockett)在银行监管者国际会议上所做的演讲。演讲报告中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这两种监管方法做了对比,认为金融稳定可以分为微观层面的和宏观层面的,而相对应的是保证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报告指出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管理之间达到平衡,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此之后的BIS的工作文件和出版物中,这一概念界定也多次被重复使用。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IMF和BIS也对宏观审慎这个概念做出了官方界定,认为它主要为了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说这个系统范围的风险,主要元素包括:第一,其目的是降低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风险;第二,分析对象的范畴是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第三,工具组合为审慎管理的工具和指定宏观审慎当局采取的工具。

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中国的意义重大

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预示着金融监管理论将发生重大的变革。此次金融危机,使得金融监管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来自监管的不利,而应该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来支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稳定,而现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随着其高度发达而大大增加,仅仅依靠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不能够完成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一是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商业银行负债方式的改变,使得私人货币的使用范围大大的扩展了,从而造成存款保险制度不能完全避免挤兑的发生。二是资产证券化使得金融机构持有了更有流动性的证券资产,在按市值计价的情况下,与未证券化的长期资产相比,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有可能加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不平衡,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三是随着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依赖性的日益加深,传统的货币传导机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了“失灵”,货币政策的效能因此大大降低。经济金融体系的新变化给金融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复杂的金融体系下,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难以独立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不仅如此,它还产生了顺周期性等问题,从而使得自己本身成为了影响金融稳定的一个因素。为此,各国包括美国、欧盟等相继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为核心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方案。

虽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体系并未产生重大冲击,但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不成熟、不完善的特点,以及新兴经济体所固有的发展阶段特性,顺周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是存在的,所以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研究,以及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我国和发达国家一样是亟待解决的。加强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推动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特殊性

宏观审慎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这一维度主要关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也就是整个金融系统层面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金融体系的内部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下被放大。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资本、拨备和杠杆率等。二是跨行业维度,指的是在某一给定时点上,由于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共同的风险暴露,单个或一组金融机构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中的分布。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对监管范围的扩大,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采取更审慎的监管,对交易对手的风险计量进行改进和控制,以及更有效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

跨行业维度的宏观审慎管理主要是解决如何对待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共同或者相互关联的风险暴露,以避免金融机构的同时倒闭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对于中国来讲,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性,以及风险计量模型的发展和资本监管,会计准则等外部规则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进一步强化,是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比较严重的问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深刻的说明了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危害,并对缓解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达成共识。引入逆周期的工具,如逆周期的资本要求、前瞻性的拨备计提规则和杠杆指标等,特别是在金融体系中建立逆周期机制对我国当前防范系统性风险十分重要。如何设计金融业的逆周期机制以及相应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是我国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面临的重大挑战。

构建宏观审慎政策体系,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宏观政策篇9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作用;机制

一、宏观审慎监管概述

(1)宏观审慎监管的含义。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宏观金融管理当局为了减少金融动荡产生的经济成本、确保金融稳定而将金融体系整体作为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本文基于金融体系整体性视角和金融风险的两个维度的划分将宏观审慎监管定义为:金融管理当局将整个金融体系整体作为管理对象,以能够警惕监、督管理和防止金融业各机构之间积累的严重失衡、金融动荡及金融系统性风险和评估个别机构的失败对金融稳定可能造成的后果,并且采取逆周期政策应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风险,从而达到稳定经济金融的目的。(2)宏观审慎监管的维度。宏观审慎监管的时间维度,考察的是系统的总体风险随时间如何发展。宏观审慎监管不仅要关注系统性风险随着时间的累积与加强,而且要对统性风险是如何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及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间相互作用而扩大的顺周期性问题加以应对和处理。宏观审慎监管的空间维度(也称行业维度),关注的是金融风险是怎样在金融体系中的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布和相互作用,从而应对和处理一定时期内金融机构共同的风险暴露或风险敞口,对系统性重要机构 “大而不倒”提出监管的政策措施。(3)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在直接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模型及监管标准等方面有较大区别,但二者密不可分,微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可以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提供支撑,宏观审慎监管则对微观审慎监管起到了统领和指导作用。二者在监管工具上也有相同之处,一些微管审慎监管工具如资本充足率、准备金率等工具,若是采用宏观视角和政策安排则可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现实中二者更是紧密的协调与配合,共同构成和完成金融审慎监管。(4)宏观审慎管监管实施主体的选择。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行需要有相应的管理主体加以负责和落实,我国应尽快在“一行三会”的金融宏观监管体制基础上,着手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明确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承担机构。

二、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依据

(1)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中央银行通过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可以迅速而有效的对缺乏流动性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减少损失和挽救金融机构,防止风险的进一步加深与扩大。(2)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央银行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正是采用的整体视角,针对的是金融业全局性、系统整体性的风险。(3)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有利于实施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负责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不但可以通过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来防治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保持金融稳定,还可以为落实货币政策提供更有利的保障和便利条件。(4)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实践依据。在近几年的国际金融管理改革实践方面,表现出由中央银行主导宏观审慎政策的趋势。如,美国2010年强化了美联储对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监管尤其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英国政府授权英格兰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并将金融服务局的监管权力转移到英格兰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来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欧盟成立了由其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来负责宏观审慎监管。

三、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起主导作用的机制分析

1.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应起主导作用及优势。近几年人民银行开展了一系列的宏观审慎监管,如货币政策坚持宏观审慎原则,通过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实施强化了宏观审慎监管,2011年通过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了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起主导作用的优势有:(1)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对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和蕴含的风险加以足够的关注,对相关的经济金融信息加以把握和利用,从而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宏观审慎分析,就是说央行在这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便利。(2)中央银行是金融市场和支付手段即时流动性的唯一提供者,尤其表现为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发挥,这可以使其早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关键性作用。(3)中央银行在人才和资本、支付、清算、结算等方面有充沛的能力和优势优势,能更好地使其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和相应作用的发挥。

2.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起主导作用的机制。(1)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中央银行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又有宏观金融监管的优势,应该负责和主导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央行自身)与微观审慎监管机构的监管关系的协调;具体来讲就是,央行要建立与“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机构和制度,中央银行应根据宏观审慎监管实际的需要要求“三会”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与之相配合,“三会”在进行微观审慎监管时应考虑到宏观审慎的原则和要求,并且要为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微观审慎监管支持。(2)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经济金融系统的良好运行与稳定是靠各种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及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的结果。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可以与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相协调一致,强化宏观审慎监管,还有上文提到的我国实行的差别准备金率货币政策工具亦可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丰富了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财政政策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交易中的各种税率的制定与规范来维护和促进金融稳定,从而也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汇率政策则是通过对外资的调节进而形成对货币流动量的调节来促进一国金融稳定的,对宏观审慎监管维护金融稳定也起到了促进作用。(3)宏观审慎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中央银行应建立由央行、财政部、发改委、“三会”等共同参加的金融运行及监管信息平台,央行要切实推进金融信息报告、披露制度以及与和部门的信息交流制度预计至;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的网络化管理系统,使得各方都能共享系统中的信息,合理和规使用信息;并且央行要主导金融信息的掌握。(4)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机制。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化与加快而蔓延,宏观审慎监管显然是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的。中央银行作为我国的政府的银行,对外代表政府加强与世界各国央行、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的金融监管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宏观审慎监管规则与标准的制定,促进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学习他国的实践案例,促进建立有效的国际宏观审慎监管合作与协调制度和机制,不断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监管水平和我国在全球金融监管中的地位。

参 考 文 献

[1]尹继志.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思考[J].南方金融.2011(9):41~45

[2]谢海林,邝健坤,李倩.宏审慎监管:一个文献综述[J].区域金融研究.2011(5):84~87

[3]王力伟.宏观审慎监管研究的最新进展:从理论基础到政策工具[J].金融监管.2011(11):62~70

金融宏观政策篇10

关键词: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55-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12

2008年末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公认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监管机构在强化微观审慎监管要求的同时,忽略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建设。危机后,如何防范、应对和处置系统性风险成为各国加强金融监管面临的主要研究课题,也是宏观审慎监管所强调的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宏观审慎监管,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并力图通过对风险相关性的分析、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而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是指以制度和措施防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即如何识别和度量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如何防止风险在不同市场和机构之间传递,如何实现各类宏观审慎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再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来看,其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负有金融稳定之责,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属法理之中,但“三会”作为微观监管部门,也要提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一行三会”的架构之间的宏观审慎监管是否能做到互通信息。从银行业监管角度来看,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是否会偏废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的监管目标,以及加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是否会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监管机构发生职责重叠,如果加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着实必要,那么它是对付金融危机的应时之需,还是长期之策,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又是什么,以及它监管的重点有哪些?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研究。

二、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与特征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业在综合经营不深、对国际金融市场参与不深的情况下,银行业损失较小。虽然避过了金融危机,但并非说明我国的银行业监管能力超强。受国际金融危机启发,当前,我国银行业监管实行宏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有其必要性,但同时在监管实践中也面临着重重障碍。

(一)传统系统风险理论与现实金融危机比较

传统的系统风险认识理论认为系统风险的爆发主要由银行而非其他金融机构引发的,银行作为存贷方的中介,其资产结构具有存短贷长的特征。因此,它的倒闭能够引发系统风险,而其他金融机构因自有资金和客户资金相分离,不具有银行这样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倒闭不会引发系统风险。但此次金融危机实况表明,正是投资银行等券商的先行倒闭继而殃及银行,在金融危机爆发伊始,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商业银行系统遭受的损失的确较小,但伴随着危机的发展和影响的深入,以花旗为代表的国际大型银行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因此,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也会引发系统风险。

(二)宏观经济平稳与银行业有效监管比较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利于促进金融稳定与金融业的发展。为此,金融业的机体健康和安全稳健取决于其所置身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果宏观经济环境不良,宏观经济政策缺失,那么金融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免不了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绑架”而无法有效贯彻,最终贻害金融和实体经济自身。反之,银行业的稳健对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平衡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一直是银行主导型市场,银行业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在90%以上,因此,我国金融风险主要来自银行系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银行体系的安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业的稳健运行。

作为稳健经济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有效的银行监管与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起构成了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从2008年末至2010年一季度末,为确保中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的完成,央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各项贷款2009年新增9.59万亿元,2010年一季度新增2.6万亿元。巨额信贷背后,贷款集中度问题突出,不仅客户结构,而且期限也高度雷同。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针对个体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不能完成对风险的全覆盖,宏观审慎监管提上日程,即更需关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整体系统性风险。

(三)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比较分析

宏观审慎的诞生填补了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鸿沟。加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有助于降低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作为一种新型的监管模式,其区别于微观审慎监管主要显现在不同的监管目标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监管措施上。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在于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防止经济增长受影响;在监管内容上,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侧重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整体行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影响力的监管上,同时关注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从具体监管对象上看,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银行和以银行为主的金融集团的行为,以及金融市场整体趋势及其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而基于金融创新使得风险转移的形式多样化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使商业银行面临着无法规避的系统风险,仅仅通过微观层面的审慎监管还不够,尚需要宏观层面的审慎监管。

(四)宏微观审慎监管与现有体制比较

坚持宏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有助于实现两者相互促进,增强彼此的监管效果。如对于银行的信用风险敞口监管,微观审慎监管措施会关注该银行信贷资产的集中度和相关放贷政策,而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则会关注银行业整体的信贷规模及其与有关资产价格的关系,并据以判断银行体系是否正在积累信用风险。而现有体制之困在于:一是多头监管风险。在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之下,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的领域之内,金融监管采取机构监管的多头监管模式,单家监管机构容易犯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其一,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当形式上不同业务种类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经济功能上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时,机构监管模式就很容易受到金融机构的规避与操纵,无法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其二,可能使得不同监管部门对同一宏观经济政策态度不同,进而影响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结果,不利于协调机制发挥实效[1]。其三,基于多头监管产生的三家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监管当局、中央银行和其他宏观审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仍然限于表面化和形式主义,缺乏实际效果。“三会”曾在央行和财政部缺席情况下召开过两次监管联席会议,并以备忘录的形式表示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应实行“主监管”制度。但这一制度实际未获央行认可,实际也未真正实行[2]。“三会”之间的联席会议在召开两次后也未能持续。二是政策体制风险。我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当前主要表现在快速膨胀的资产泡沫,包括高昂的房地产价格,其根源是政策风险。政府作为金融与非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金融机构仍然是政府所有或受政府控制,监管部门可以直截了当地干预这些机构的内部事务,包括向其派遣管理人员。此外,一些超大规模的金融集团、数量众多的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也游离于审慎监管之外,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三、加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思路与对策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赋予了银行业监管部门新的职能,对银行业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宏观审慎监管更多应体现为监管理念,而从政策实施操作上,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应包括几方面:建立与宏观经济部门的合作关系;调整银行业监管机构内部职责;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完善系统性风险分析工具方法和培育宏观视野的监管人才。

(一)建立与宏观经济部门及其他监管机构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理念认为,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稳定,监管当局有必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金融监管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这是当前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前述可知,金融危机扩散的原因之一是监管机构之间、监管部门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因为分割式的监管体制和缺乏宏观协调外部关系容易导致重复监管、“监管真空”和政策相左。然而防范系统性风险,应对处理危机往往又超出了监管部门的能力范围。就单个的金融监管当局,主要的任务是维护具体的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其本质属于微观审慎的范畴。这些机构虽也涉及一部分宏观审慎职能,例如逆周期资本金监管制度,以及对金融机构同类组的某些监管政策等,但终究不会有整体图景。

银行业监管部门的持续监管也仅是金融安全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最后贷款人、公共财政部门在处理应对危机中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着眼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必须从完善金融安全网的角度,建立与上述宏观经济部门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加强监管部门沟通合作和明确问责制度,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十分重要。具体而言,一方面银行业监管部门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统一各部门的判断和认识,降低部门判断的差异,避免可能导致实行的不同政策在目标上的冲突,如增进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3]。在同一金融市场环境条件下,货币政策、监管规则的基础是银行的稳健经营与银行业的稳定,决策的着力点在于“市场约束”下的资产价格。因此,需要共同加强对资产价格、金融风险的研判,增进信息沟通和共享,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终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另一方面,不同监管部门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基础上的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应继续贯彻和有效执行,并应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力求发挥合力,使监管更加及时有效。

此外,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具有适当的权力和工具以制约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以保证协调能够发挥防范系统风险的实效,建议赋与银行业监管部门参与宏观经济政策决策的适当权限。

(二)调整银行业监管机构内部职责分工与结构

金融危机表明,无论是“双线多头”监管,还是“单一主体”监管,都不能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阻止金融危机的传播,“最优的监管制度”并不存在。在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体制下,明确银行监管体系内部的审慎监管与业务监管职责分工。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层面应集中专注于宏观审慎监管,省级派出机构则应加强业务合规监管,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内部协同,分局及监管办事处专注于微观审慎监管,应通过调整职责分工以控制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水平,使之与监管资本最低要求相适应。同时,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银行监管论坛等机构,完善监管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改善银行监管的微观基础。

(三)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微观监管框架,而是在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仍然需要继续推行的前提下,宏观审慎性监管的推进应考虑到整个银行业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顺周期性,其重要表现是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增加贷款,促进经济进一步繁荣;经济衰退时期,银行收缩信贷,导致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因此,建立宏观审慎机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目前市场中的顺经济周期的机制,采取适当的逆周期政策、建立适当的逆周期机制,这也将成为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应消除这种顺周期性以及引入逆周期性的资本缓冲制度框架。资本缓冲制度的设计理念在于通过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条件良好时增加资本,在经济条件恶化时减少资本,从而以一种逆周期的方式执行资本充足规则。笔者以为,消除顺周期性和巩固银行资本的建议正是沿着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的正确方向前进。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必须避免因强化监管规则而损害经济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确保监管规则的灵活性非常重要,如应参照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具体条件,灵活把握执行资本充足规则的程序和时机。

同时,监管体制安排的宏观审慎取向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充。对单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自然不能松动,但监管者还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对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关系以及机构与整个金融环境关系的研究上,包括研究银行的主营业务线是如何连接到更广泛的信贷媒介过程中、金融系统风险是在哪些领域逐渐聚集而高度集中的等问题。银行业监管机构应力争找到用有限的资源“反制”银行业系统风险积聚的办法,而在确定阶段性监管目标的时候必须现实一些[4]。根据竞争性市场原则,宏观审慎监管不应追求零失败目标,应允许无效的金融机构在竞争中退出市场。事实上,在一个动态变化的市场中,不可能期望通过监管完全消除所有的不稳定。

(四)选择宏观审慎监管策略、工具及重点

银行业是一个高负债、高杠杆、高风险的行业,对整个经济而言,银行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公共性质,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方略,而不是当前危机期间的短期选择。宏观审慎监管应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和宏观审慎监测,“工具”主要指监管者采取的行动,是一部分或全部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之和,如银监会新要求商业银行以备不时之需的及时调整商业发展计划、资本补充计划、利润分配和薪酬计划。实际上,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就是丰富和完善金融监管工具。“监测”主要侧重于市场分析,包括数据搜集和分析、预警系统及压力测试等,采用先进的系统性风险方法,这种分析要覆盖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的信贷及杠杆化情况。考虑到系统性风险中经常出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及时掌握体系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相互的头寸比例,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头寸监管将成为一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完善银行业风险预警机制,改进银行业风险监测和压力测试。

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应在于防范金融跨市场、跨领域发展可能潜藏的系统性风险。即关注那些能够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集团内部不受监管的实体和不经营业务的控股公司;关注金融体系的结构,包括金融市场本身的结构、融资结构、投资者结构、金融工具结构、市场参与各方的资产负债结构等的脆弱性;关注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效防范跨市场风险的传递和蔓延,尤其是对于创新金融产品,如理财产品等,要按照“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要求强化管理,以及要把与地方政府有关的业务全部纳入监控范围内。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型银行的并表监管,提高商业银行的并表管理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对接和有机配合,确保银行业稳健发展。

(五)培育具有宏观视野的监管人才

在现有的监管制度中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将会带来一些挑战。实施全面系统性风险监管要求监管者更专业,具备丰富的金融市场与机构专业知识,具备对市场和机构足够的认知、精确的分析、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并能对市场上不关联的信息进行收集与处理。为此,银行业监管者要树立宏观监管意识,不断提高宏观政策水平,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综上所述,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制是大势所趋。我国需要顺应这种调整趋势,建立和完善系统性风险应对和防范体系。当然,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除了需要在上述方面进行充分论证准备,现阶段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涉及宏观经济金融运行、政策和文化因素。我国既不能过度监管,也要避免监管不足;既不能盲目推进、徒增成本,也要避免放松和迟缓改革。银行业监管机构以某种形式参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也必将在宏观审慎监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包勇恩,韩龙.论金融监管中的宏观审慎原则[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1):14.

[2]夏洪涛.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限的思考[J].武汉金融,2009(10):40.

[3]成家军.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特点与政策框架[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9(7):12.

[4]努特・韦林克.金融监管安排:危机中的教训[J].中国金融,2009(5):19.

The research on implementing macro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our banking

HUANGHan-xing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fujian office,Fuzhou 35000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