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十篇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1

——以T市H区政府为例

 一、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第二节 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 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 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 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 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 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 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 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 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 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 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 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 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 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 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 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 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 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结束语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2

（一）扶贫贴息贷款存在期限额度错配。通常情?r下，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期限为一年期限，特别是针对农业、养殖业、加工业等行业，贷款期限都比较短。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基本不会超过一年，需要经过长期的生产经营才会取得明显的收益，所以仅仅一年的扶贫贴息贷款会给农业等相关项目的生产和建设带来的困难，难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脱贫。另外，针对经营个体而言，金融机构发放的扶贫贴息贷款资金数量较少，与实际的需求存在很大差距，使实际的生产建设在规模和运行等方面受到资金的限制，难以进行科学的规划和建设，只能根据实际的资金额度情况开展后期的工作，这种“扶而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给扶贫工作直接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扶贫信息共享不充分。扶贫信息的共享程度影响着影响金融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程度，通过对实际的运行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在扶贫信息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一方面，相关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等对信息没有进行统一的汇总和分析，在信息资源的共享体系建设方面也存在漏洞，导致各个部门在扶贫信息方面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限制了扶贫工作开展的进度和识别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主要体现在各个贫困地区的自身差距上，由于贫困地区所处的地域、环境等普遍不同，在扶贫需求、扶持对象等方面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具体的金融扶贫工作中，相关部门没有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分类管理，对各层次的贫苦原因、贫困对象以及贫困的程度等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扶贫金融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目前的金融扶贫环境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家庭人均收入以及社会教育程度三个方面。首先，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通常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水平与该区域内的经济水平高的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别，这就影响了扶贫工作的针对性，由于贫困人口的占比有限，在总体扶贫工作中造成的经济压力有限，就使得相关的地方政府扶贫小额贷款贴息政策难以针对性的、有效的落实下去，相关的风险补偿金或担保基金也就难以进行切实的完善。其次，目前贫困地区的家庭人均收入在该区县或市内的占比较小，分布缺乏规律性并且较分散，尤其是边远的深山区、高寒区、少数民族集中区等，生存环境较差，大多老弱病残且就业创业能力差，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金融机构近很难参与到他们的扶贫建设工作中去。最后，扶贫区的社会发育程度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脆弱，生产力发展滞后，扶贫开发成本高，脱贫难度较大。加上地方财政的不富裕，难以拿出足够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加大金融精准扶贫的相关建议

（一）搭建平台，构建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1、积极创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示范区”，支持片区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人民银行、扶贫办、财政局、金融办、银监分局共同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明确重点领域和具体措施，加快推动工作开展，切实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建立定期或不定期会商机制，共同研究区域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政策，并督促、引导金融机构贯彻实施。2、将扶贫开发工作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农村金融创新示范县（市）创建和培育工作相结合，突出扶贫开发重点领域，加强扶贫、财政、金融政策协调配合，大力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探索建立符合贫困地区特点的金融支持扶贫开发工作新机制、新模式，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创造经验。

（二）银监部门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1、放宽网点设立条件：各级金融监管部门对在贫困地区设立银行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实行更为宽松的准入政策；2、强化利率监管：各级金融监管部门应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允许上浮扶贫小额信贷利率，切实减轻贫困户负担；3、强化基础设施监管：银监部门应进一步要求各地进一步规范、提升正在实施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工程，逐步充实查询、银行卡、小额贷款申请受理、基础信用信息收集和多种业务等服务功能。

（三）整合扶贫信息资源。1、探索实现扶贫部门、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扶贫信息系统的对接和共享，完善贫困对象的基本信息、信用信息和金融信息，实施信息动态维护和管理，实现金融扶贫对象“有进有出”。2、探索建立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统计监测制度，对金融扶贫开展情况进行统计监测，有效识别并动态掌握贫困农户和产业的金融需求及发展变化情况，使金融精准扶贫可识别、可统计、可跟踪、可监测。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3

与此同时，近年来，安徽省联社带领全省83家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县域、服务小微企业、服务社区的市场定位，始终把践行普惠金融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把支持扶贫脱贫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和县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走出了一条符合安徽省情和行业实际，具有安徽农金特色的改革发展之路。目前，全省农商银行系统资产规模已突破了万亿元大关，存款余额突破8000亿元，贷款余额突破5000亿元，存贷款余额位居全国农信第八位，存贷款市场份额连续七年位列安徽省同业首位，在安徽的金融服务体系中，特别是在农村金融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

时值安徽省深化农信社改革暨安徽省联社成立十二周年到来之际，本刊对安徽省联社理事长陈鹏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专访，以期深入挖掘安徽农商银行系统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精髓，以及其改制和金融创新的先进举措，供同行业参考借鉴。

《》：国务院要求全国所有的农信机构尽快完成股份化和银行化改革，安徽是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全面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目标的，安徽省联社是如何实施这一政策的？

陈鹏：安徽作为中部省份，能率先在全国完成农村信用社全面改制并不是偶然的，最为关键的是，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在2014年改制攻坚期间，时任省委副书记李锦斌深入一线调研指导；时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亲自设计改革方案，亲自给改制难度较大的12家农村信用社所在市县主要领导写信，提出指导意见，并亲自督促协调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使得改制攻坚得以推进。各市县党委政府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各地农信社（农合行）改制。各级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部门提前介入，加强指导，快审快批。省联社作为省政府授权的行业管理和服务平台，创新思路、加强调度，破解难题，在推进改制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强化对改制工作的协调推动。全面改制工作启动后，面对系统上下的“坐等观望”和畏难情绪，面对全系统几十家风险高、困难多的机构和200多亿元不良资产包袱，首先从思想认识上进行统一，先后召开了改革动员会、调度会、协调会，凝聚改革共识；与此同时，加强统筹协调，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和推进。特别是在改革攻坚的2014年，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以自我革新的勇气打破“不想改”的观念束缚，以大刀阔斧的闯劲冲破“不敢改”的思想禁锢，加强整体谋划，细化工作措施，提出“指标达标、筹建批复、募股到位、年内开业”的改制路线图，按照“一行一策”的要求倒排时间表。省联社班子成员与改制机构“一对一”挂钩（其中泗县等两家最困难机构由主要领导认领），压实责任、传导动力，统筹谋划改制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形成了改革合力。

二是探索创新改制工作机制。在攻坚阶段，省联社抓住充足资本和不良贷款达标两个重点，组织全系统33家实力相对较强的农村商业银行帮助11家最困难的机构，并建立了长期的重点帮扶机制，扶上马送一程，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先进带后进。以泗县农村商业银行为例，改制前是我省出名的高风险机构，由于出现过大案，不良包袱沉重，已到了资不抵债的边缘。为确保改制成功，省联社多次召开现场会，明确改制纪律，强力督导督办，并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由帮扶牵头行选派董事长和工作组，落实改制责任，确保改制进度。目前，牵头帮扶的农商行以引资促引制，通过人员派驻、组织培训、建章立制等途径，帮助其引入新的经营理念，完善治理架构，转换经营机制，效果初显。

三是加强对改制重点环节的突破。不良贷款是农村信用社改制达标的最大“拦路虎”。在省政府分管领导直接推动下，全系统在改革中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创新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并用清收一块，改制机构核销一块，优质资产置换一块，财税政策扶持一块，新股溢价购买消化一块等“五个一块”的办法化解不良贷款。有关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强有力的清欠组织，从党政干部、内部员工自借担保贷款和乡村两级及企业欠贷入手，依靠公检法司力量帮助改制机构依法清收不良贷款，打假打恶（依法打击假名冒名贷款和恶意逃废债行为），以“打”促收，先后出现了“太和经验”、“皖北速度”等好的经验和做法，效果显著。以太和联社为例，在县政府的推动下，仅4个月时间，由公安立案、法院执行的案件457起（件），共计清收不良贷款3.4亿元，提前达到组建标准。整个改制期间，全系统共剥离处置不良贷款187.23亿元，其中清收50.65亿元，核销42.49亿元，政府现金和土地置换48.84亿元，股东溢价置换不良贷款45.25亿元。

《》：改革是永无止境的，在2014年底安徽辖内法人机构的农商银行改革完成后，近两年来，省联社在持续推进改革上有什么新的举措和行动？

陈鹏：83家法人机构全部完成农商银行组建后，作为行业管理和服务的大平台，安徽省联社自身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省政府也明确提出了要探索实施银行化改革。为此，安徽省联社成立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门工作组对省联社自身改革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研论证等前期准备工作，先后同人民银行、监管部门、省直有关单位以及兄弟省份机构和其他金融同业进行了多层次的交流沟通。按照坚持银行化改革的方向和有利于服务“三农”的宗旨定位不变、有利于切实维护行业体系不散、有利于守住风险底线的原则，初步起草了统一法人、金融控股和联合银行三种改革方案，并提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统一法人模式是最优选择，金融控股模式是次优选择，联合银行模式是改革底线的具体建议，供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此外，省联社还积极推动优质农商银行拓展业务领域，目前全系统已设立异地支行29家、村镇银行49家；有5家农商银行成功发行金融债，共筹资39.7亿元；推进农商银行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目前有72家农商银行已完成股权集中登记托管，16家农商银行启动上市（挂牌）工作（其中3家计划在主板IPO，13家打算在“新三板”挂牌）。

《》：2016年1月15日，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普惠金融的实施战略，安徽省联社在普惠金融建设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及成效？

陈鹏：近年来，省联社指导和引领全省83家农商银行深入贯彻普惠金融理念，保持服务“三农”、服务县域、服务小微、服务社区的战略定力，扩大支农支小服务覆盖面，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环境，加大金融资源有效供给，探索普惠金融服务模式，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为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一是主动下沉服务重心。重点打造综合性惠民金融服务体系，使金融服务触角延伸到乡村、社区，贴近到农户、小微。目前，我们已经在3104个物理网点基础上，形成了由金融服务室和助农取款点组成的“自助银行网”，由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组成的“电子银行网”，由拎包银行和汽车银行组成的“流动银行网”，基本实现了普惠金融服务网格化、全覆盖。“贷款申请不出户、基础金融服务不出村、综合金融服务不出乡镇”在安徽已经成为现实。

二是实施专营服务模式。大力发展以设立专营机构、专营部门、专营中心为载体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方式，优化组织架构，简化业务流程，打造专业队伍，提高应变能力，保持专营机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以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尤其是“三农”、小微企业、扶贫开发等薄弱领域的多元化金融需求。截至目前，我们已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231家，配备专业信贷人员达2000余人。至10月末，全系统涉农、小微和县域贷款余额已经达3296.72亿元、3373.92亿元和4818.62亿元，均占到全省银行业同类贷款投放总量的四成左右。

三是大力拓展电子渠道。累计发行金农借记卡5544.85万张，其中社保卡2681.43万张，约占全省发行量的60%。今年正式发行了杜鹃信用卡。在大力推广手机银行的基础上，我们以“金农易贷・福农卡”为载体，推出了手机信贷业务，实现小额贷款“一次授信、自助办理、随用随贷、循环使用”，满足了客户手续简便、灵活方便的需求。目前，手机银行客户已达586万户，今年前10个月通过手机渠道自助办理贷款152.36万笔、666.29亿元，交易量占到全系统小额贷款总交易量的65%。

四是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推出了集生活消费服务与社区金融服务于一体的“社区e银行”综合服务平台，依托该平台开发的扫码支付―“惠付”业务也已开始推广运用，不仅让客户买到放心产品，也为许多农产品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众多安徽各地的名优特色产品像六安瓜片、黄山毛峰、萧县苹果、砀山酥梨、潜山瓜蒌籽，还有土鸡蛋、山茶油等农副产品，都在这里找到了销路，让客户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互联网金融的魅力。到10月末，社区e银行累计签约商户7.26万户，累计交易商品或服务345.29万件（宗）、2.42亿元。

五是积极推广“拎包银行”。研发推出携带便捷、功能丰富的“金农e助手”移动营销平台，针对偏远地区和部分行动不便的客户，推广流动银行服务车、“拎包银行”等服务模式，定时、定点为农户提供“零距离”金融服务，不仅现场为他们办理金融业务，而且还手把手地教会他们使用现代金融工具、掌握防范金融诈骗常识。至10月末，全系统共投入“拎包银行”新设备501套，30余家农商银行累计开展“拎包银行”3771场次，办理各项业务56万余笔，业务总金额超过2亿元，真正省掉了群众享受金融服务的“最后一步路”。

《》： 自从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后，多家农信机构纷纷响应，我们安徽省联社的金融扶贫之路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陈鹏：农商银行生于“三农”、长于“三农”，支持精准扶贫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围绕中央和省里关于扶贫脱贫有关工作部署，我们主动推出了金融扶贫“三四五”行动计划，在履行社会责任上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首先考虑成本，积极扶助弱势群体、反哺社会，持续助力脱贫攻坚。

“三”就是做好三个方面的精准对接。一是精准对接贫困户。对建档立卡扶贫开发类贫困户逐户上门开展摸底调查，建立和落实扶贫金融需求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确保扶贫对象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二是精准对接农村特色产业。立足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分户施策，提供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三是精准对接扶贫项目。如我们积极支持大别山区金寨、岳西等5个县自主开展光伏扶贫试点，支持旅游资源丰富的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开办农家乐旅游、乡村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

“四”就是建立了四项工作机制。一是联动机制。省联社和农商银行层面，分别与扶贫办、人民银行、监管部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合力推进金融扶贫纵深发展。二是通报机制。实行旬报进度、月报小结，并通过扶贫《简报》加大信息和经验的交流。三是督查制度。2016年4月初以来，省联社包片领导和职能部门全部深入扶贫一线开展指导。四是考评机制。省联社把精准扶贫工作质量纳入经营目标综合评价和高管履职考评范畴。目前，省联社党委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全系统党员干部中开展接对帮扶活动，省联社在做好省里安排的宿州市桥区顺河乡宋桥村扶贫工作的同时，又主动选择金寨的斑竹园镇王氏祠村、岳西的白帽镇南庄村两个贫困村作为扶贫联系点，开展产业扶贫、兴建基础设施、捐资助学和送温暖工作。

“ 五” 就是实施五大扶贫计划。（1）产业扶贫计划。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积极支持贫困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对发展和利益联结。到2020年，计划累计投放产业扶贫信贷资金不低于150亿元。（2）创业就业扶贫计划。大力支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巾帼妇女以及因结构调整、过剩产能化解中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体创业就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从2016年起，每年新增创业就业扶贫贷款不低于20亿元，到2020年，累计投入创业就业扶贫信贷资金超过100亿元。（3）基础设施建设扶贫计划。重点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农田水利、能源电力、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发展后劲。到2020年，累计投放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资金超过150亿元。（4）民生保障扶贫计划。为符合条件的搬迁户提供建房、生产、创业贷款支持，支持贫困户危房改造，帮助改善居住环境。到2020年，注入民生保障工程的扶贫信贷资金总量超过100亿元。（5）普惠金融扶贫计划。着力改善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环境，加大对贫困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力度，加大电子机具布放，实现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村村通”，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广大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共享均等化金融服务。

到10月末，全系统已对95.49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了评级工作，累计发放各类扶贫贷款77.58亿元，其中向4.1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3.22亿元；向1098户帮扶企业发放产业扶贫贷款20.25亿元，精准带动了1.8万户贫困户增收脱贫；发放农村路桥、农田水利、能源电力、农村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贷款15.78亿元；发放帮助贫困户就学、就医、搬迁安居、危房改造等民生保障贷款32.57亿元。通过信贷资源的投入，有力带动了广大贫困群体增收致富。

《》： 创新发展是中央“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驱动力。安徽省联社是如何开展金融创新的？

陈鹏：近年来，我们主要是以改善服务、降低风险、提高效率为前提，结合县域和农村市场实际情况，从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多层次金融需求出发，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一是着力优化改进担保方式，有效解决“贷款难”问题。加大与政策性担保公司合作力度，落实“4321”风险分担机制，全系统与113家担保公司合作发放贷款303.99亿元，占全省一半以上。同时主动与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开展合作，目前已经发放贷款6282万元，惠及105户涉农企业；加强银税合作，至10月末，79家农商银行发放“税融通”贷款余额48.86亿元，居全省银行业首位；开展“两权”抵押贷款试点，至10月末，已发放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3.09亿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19.72亿元，真正让农村地区的沉睡资源活起来，激发了农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是狠抓产品创新，满足客户多元化融资需求。以“客户有需求，农金有产品”为目标，制定了产品创新三年行动计划，努力将省联社打造为服务全省农商银行的“产品工厂”，将83家农商银行打造为服务全省客户的“金融超市”，相继推出了“金农・扶贫贷”、“金农・助学贷”、“金农・道德贷”等众多契合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产品，初步形成了“金农+”系列信贷品牌。至10月末，全系统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180余种，在贷客户超过130万户。在亳州试点“金农易贷”业务，以48个政府部门提供的工资、社保、健康、住房等大数据为依托，采取外部模型进行授信评估和定价，一笔贷款从申请到资金进账仅需3分钟。试点3个月来已累计授信5.7万户、36亿元，实际发放23亿元。

三是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手段。面对经济下行，指导全省农商银行按照省政府《关于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要求，不惜贷、不抽贷、不压贷，推出了多种周转贷、循环贷类信贷产品。仅2016年1～10月，就累计办理循环贷款、年审制贷款、续贷贷款等业务670亿元，受益客户超过10万户，有力保障了企业融资渠道畅通，融资成本降低。同时，探索非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方式，先后组织17家农商银行对接地方政府和城投集团，支持政府平台的高成本负债置换，积极认购县域城投债，目前已经投资33亿元，预计到年末投资超过80亿元。在岳西、利辛等地试点和推广扶贫基金，引进券商、基金、安徽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一起设计金融服务方案，目前已经完成基金认购投资19亿元，意向签约达到25亿元左右，预计年末将超过50亿元。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安徽省联社在“十三五”期间的规划是怎样的？

陈鹏：安徽省联社将认真贯彻视察安徽的讲话精神，积极落实省委战略决策和部署，积极顺应利率市场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新情况新要求，用情用心谋服务 、用力用智破难题，扎实推进全省农商银行改革发展，坚守风险底线，全面提升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的能力水平，实现全系统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的科学发展。

一是持之以恒用心支持实体。引导农商银行主动对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更加关注政府确定的新农村基建项目、新型城镇化重点工程、涉农产业等重点领域，准确把握当地经济的短板和调转促项目。继续扩大无障碍续贷政策范围，采取更加科学灵活的定价机制，根据企业成长阶段、承受能力给予一定利率定价弹性，最大限度地让利于客户，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更加注重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产品服务体系，围绕产业链、供应链、流通链开发产品，推行投融贷一体化等新型模式，以产品和服务创新，有效带动信贷投入。争取到2020年，全系统资产总额突破1.6万亿元，存贷款余额稳居全省银行业第一、全国农信社前列，其中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5年净增1500亿元，总额突破5000亿元。

二是坚守初心用情服务“三农”。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促进种养和加工结合、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立足覆盖城乡优势，支持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对特色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信贷投入，做好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创业、就业、消费等配套金融服务。努力实现涉农贷款持续增长，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水平，十三五期末涉农贷款总量突破4000亿元。开展金融扶贫，把产业带动、创业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作为扶贫战役的重要的着力点，抓好信贷投放、模式创新、惠民服务。进一步加大下岗再就业、返乡农民工创业、助学贷款等公益类贷款的发放，帮助广大弱势群体增收致富。到2020年，全系统计划累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150亿元、创业就业扶贫贷款100亿元、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150亿元、民生保障工程扶贫贷款100亿元。拓宽服务渠道，在巩固提升物理服务网点功能作用的同时，以发展电子银行为着力点，助推传统金融业务与互联网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全面打造专业化、多元化、便民化的社区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4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产业政策取向，认真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要求，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优化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促进全县经济金融稳健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2016年，全县存贷款总量增长15%以上，其中：信贷投放增量不低于上年，贷款总量增长15%以上，“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增幅不低于全部贷款增幅；城乡金融协调发展，县域存贷比稳步提升；金融风险得有效控制，全县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实现双降；金融改革持续深化，各项货币信贷政策在辖内得到有效落实，金融生态持续向好，继续保持“金融信用县”荣誉称号。

三、重点工作

（一）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要求，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准确把握政策意图，增强改革创新发展动力。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面临的压力较大，金融风险暴露增多的形势下，辖内金融部门要深刻领会宏观调控政策内涵，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核心任务，继续优化金融服务，着力创新融资机制和服务模式，切实加强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促进全县经济金融协调稳健发展。

2.多渠道增加信贷投入，确保信贷总量实现较快增长。一是金融机构要按照稳健货币政策的总体要求和全县经济发展的合理需求，科学制定全年信贷投放计划，通过积极增加存款，争取上级行信贷规模倾斜，引入县外金融机构贷款等多种途径，切实增加对地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入。二是支持金融机构用活表外融资工具，增加票据承兑、保函、信用证等表外融资总量，满足企业短期融资需求。三是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对支持实体经济占比高、效果好的金融机构给予重点倾斜，支持利率定价水平合理、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大额存单，增加其信贷资金来源，引导金融机构切实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投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3.构建多重交流合作平台，推动银政企合作共赢。一是通过定期召开金融形势分析会、银政座谈会、工作协调会等多种形式，切实增进银政企互信合作，积极研究解决当前金融发展和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重难点问题，为全县金融良性发展提供有力的部门支持和政策保障。二是持续开展“早春行”银政企对接签约活动，围绕全县经济发展重点优选合作项目，建立签约落实督导和定期通报制度，全面提升签约履约率，切实提高银政企对接合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完善对地方经济信贷投入正向激励机制，将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涉农主体、贫困地区情况、开展直接融资、信贷风险化解处置等纳入奖励考核范围，并在财政金融合作上对支持效果好的金融机构予以优惠政策倾斜，多方式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二）优化信贷结构，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4.落实好差别化的信贷支持政策。一是制定全县金融支持供给侧改革实施方案，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优化信贷操作流程，加大对全县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技术升级、绿色环保等产业的支持力度。二是金融机构要按照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原则，对有色、建材、煤炭等过剩行业中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优质企业继续给予信贷支持，对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不停贷，继续运用转贷基金平台支持企业渡过难关；对不符合国家节能、绿色、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坚决压缩退出相关贷款，促进全县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三是加大消费信贷支持力度，积极落实个人住房信贷政策，推动社会消费成为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引擎。四是加大对现代服务业金融支持，推动电子商务、健康养老、旅游文化等新兴服务业发展。

5.加大对重点项目和支柱产业的支持力度。一是加大对我县精细化工、绿色经济产业园、特色农业示范基地、香溪河国际生态旅游区等重点项目和支柱产业的支持；对资金需求量大的重点产业和项目，引导金融机构采取银团贷款方式给予支持。二是鼓励金融机构采取委托贷款，吸引保险资金、信托资金、金融租赁和ppp模式等多种途径支持兴山重点项目和支柱产业发展，2016年全县重点项目、支柱产业贷款均增长15%以上。

6.推进城乡金融协调发展，大力提升县域金融服务。一是继续实施县域金融工程，各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县域特色园区、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优先支持工业主导型、商贸带动型、现代农业型、旅游休闲型小城镇加快发展二是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体系，积极布局县域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大力拓展县域合格信贷主体，稳步提高县域企业信贷覆盖面。三是人民银行继续组织实施对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运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等优惠政策，引导信贷资源回流县域。

（三）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7.发展壮大金融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一是继续深化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二是强化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的治理机制建设，找准市场定位，提高竞争能力，巩固支农主力军地位。三是积极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地方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稳步壮大全县金融服务主体。

8.支持企业开展直接融资。一是完善直接融资重点企业后备库名录管理制度，支持县域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在“新三板”上市融资，2016年力争1—2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二是争取政策性增性和补贴等支持措施，加强银行间市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发行集合票据、债券、定向融资工具等直接融资产品。

（四）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完善提升“短板”金融服务

9.加大对现代农业支持力度。一是持续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办银行培植活动。二是协调有关部门推动全县农村产权评估、登记、抵押、流转规范化操作，为盘活农村资产提供有效金融服务。三是大力发展财政金融相结合的“助农贷”、保险与信贷相结合的“保证保险贷款”等涉农信贷创新产品，积极推进银行卡助农取款和农民工银行卡服务，有效满足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

10.加大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一是继续实施中小企业信贷客户培植主办行制度，建立培植企业档案库，支持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的信贷审批和考核机制，加强小微企业信贷专营机构和团队建设。二是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推广纳税信用贷、互助基金贷款、助保金贷款、产业链融资、应收账款质押等信贷产品，切实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三是引导银担深化合作，发挥好担保机构融资中介作用，加大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11.加大精准扶贫支持力度。一是建立健全由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办、扶贫办、财政等相关部门参与的金融扶贫工作协调机制。二是推动落实增信担保和风险补偿措施，促进扶贫资金和信贷资金有效对接，完善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小额扶贫贴息贷款的运作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做好产业扶贫、搬迁扶贫、文化教育扶贫、绿色生态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政策对接和金融支持服务工作，提高金融精准扶贫服务水平。三是探索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导向评估，开展持续监测和督办通报，强化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四是积极向上争取扶贫再贷款、支农再贷款，在全县贫困村建设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站，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金融资源精准对接搭建平台，力求金融扶贫工作取得新成效。

12.落实好惠民金融政策。一是增加小额担保贷款规模，支持再就业人员、妇女、返乡农民工、残疾人、大学毕业生创业展业。二是推动助学贷款稳步增长，实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和“高校助学贷款”两轮驱动，确保贫困大学生能安心读书。三是规范民贸民品贴息贷款，促进民族企业发展。力争全县小额担保贷款、助学贷款、民贸民品贴息贷款总量增长10%以上。

（五）优化金融生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3.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一是建立健全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探索建立部门间的信息合作平台，进一步完善信用信息管理制度。二是加快建立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个人信用信息系统、政府政务信息系统、农户信用档案系统为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三是提高企业信用信息透明度，实现信息整合共享。

14.推动信用评价体系发展。积极培育各类信用中介机构，强化征信市场监管，继续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信用评级工作，支持符合条件的两类机构接入征信系统。

15.维护良好的金融生态。一是继续推进五大信用评级工程，扩大信用企业、信用社区、信用乡镇、信用农户覆盖面。二是优化金融司法环境和行政服务环境，提高金融胜诉案件执结率。三是建立对企业负责人、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失信惩戒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企业逃废债行为的打击力度，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六）切实防控金融风险，有效维护辖内金融稳定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5

（一）围绕扶贫攻坚战，大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西部大开发和治理滇桂黔石漠化是河池市、黔南州和黔东南州3市州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从2000年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各银行金融机构积极支持3市州的基础设施建设，至2012年6月末，3市州固定资产贷款余额为301.29亿元，同比增长14.22%。交通、学校和医疗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继建设完成，为特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如六寨至宜州高速公路（简称六宜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兰州至海口和汕头至昆明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宜高速全长179公里，工程总投资94.92亿元，其中银行贷款约70亿元，贷款资金主要来源是国开行、建行、工行、农行、中行和交通银行。六宜高速于2012年7月9日正式通车，结束了河池城区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六宜高速的建成通车不仅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还增强了黔桂两省区经济社会联系，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二）围绕金融扶贫政策，扶贫贴息贷款稳步推进

2008年国家对扶贫贷款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扩大扶贫贷款机构经营权限、下放贴息资金管理权限等，进一步调动了地方和金融机构开展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小额扶贫到户贷款，以其不用抵押、到户率高、覆盖贫困面广、使用灵活的特点深受贫困农户的欢迎，有效改善了贫困群众贷款难问题。从2000年至2012年6月末，3市州金融机构扶贫到户贴息贷款累计贴息额29.81亿元，扶贫项目贷款累计贴息额15.55亿元，有效解决了贫困农户贷款难问题，增加了贫困农户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三）围绕国家民族政策，强力推进民贸民品贷款

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以下简称民贸民品)的生产和供应，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发展的优惠政策措施。其中民贸民品优惠利率贷款政策是利用信贷政策，扶持民贸民品生产企业发展，实现金融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从2005年至2012年6月末，3市州获得民贸民品优惠贷款贴息企业为32家，3市州累计贴息6513万元。民贸民品贷款是贯彻执行国家民族优惠政策，积极支持民族地区企业发展的体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围绕中央支农政策，积极发放支农再贷款

按照中央支农政策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从1999年开始实施支农再贷款政策，旨在促进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为满足3市州涉农企业及农户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从1999年至2012年6月末，3市州人民银行向37家农合机构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43.87亿元，惠及30多家涉农企业和20多万农户。如黔东南州中支灵活运用支农再贷款，要求获得支农再贷款的辖内农村信用社加大对特色旅游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地区农户融资需求的支持，对助推“天下西江”、“牛大场西南药城”、“丹寨硒锌茶”等品牌形成起到积极作用。截至2012年6月末，黔东南州支农再贷款余额19.35亿，占贵州省支农再贷款余额近四分之一，居全省各市州第一位。

（五）用好财政补贴涉农贷款政策，深入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为了激励县域内各类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支持农村经济加速发展，缩小城乡差距，2010年财政部出台了《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办法规定，财政部门对县域金融机构当年有关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奖励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东、中、西部地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比例分别为3:7、5:5、7:3。从2000年至2011年末，两年来3市州共有48家县域涉农金融机构获得5.71亿元的财政奖励。这项政策的实施，鼓励了县域金融机构将更多的资金投放当地，有效的支持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支持连片特殊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矛盾

（一）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和地方承贷基础的矛盾

随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完成改革并上市，由于经营战略的优化调整，其逐利性越来越强，对盈利性的要求越来越严，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势必对特困地区造成不利的影响。特困地区一方面需要资金支持来实现较快增长，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没有优质的项目和产业，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微型企业，市场竞争力较弱，由于承贷基础较差，不符合金融机构放贷的条件，造成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缺位。在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和地方承贷基础出现矛盾时，有的金融机构开始减少员工，上收权限，甚至撤并网点。2000年3市州工、农、中、建四大行的网点数和员工分别为666个和7316人，而到2012年6月末，网点数和员工分别为282个和5423人，分别下降57.66%和25.87%。

（二）金融机构集中管理和地方差异化需求的矛盾

在商业化经营和市场规律的驱动下，银行机构实施“抓大放小”的经营策略，大量撤并网点，信贷权限上收，基层行只存不贷，把基层金融机构的资金用于支持经济较发达地区、有竞争力大中型企业和优质的重点建设项目，对于特困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和一般的建设项目，缺乏支持动力。2005至2011年，3市州银行金融机构上划的资金约为每年50亿元。如某银行河池市分行项目贷款的审批全部集中在省级行，特困地区的项目与其他发达地区的项目在省级分行的筛选下，由于项目质量差，很难通过审批。近几年来，该行的项目贷款均在个位数以内，业务量极少，其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经营效益均受到较大的影响。

（三）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和当地金融生态环境的矛盾

目前3市州经济总量不大，可支配财力较少，中介机构不够健全，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与金融风险控制要求有较大差距。至2012年6月末，3市州共有担保公司47家，担保金额210.32亿元，占贷款总额的19.31%。在信息不对称、无法识别和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银行金融机构往往难以加大贷款的投放力度。由于贷款增长缓慢，担保公司进驻的意愿不强，而担保公司太少，银行贷款的增长乏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贫困地区难以获得有效资金，经济发展滞后。

（四）国家金融优惠政策和当地财政状况的矛盾

为了激励县域内各类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2010年财政部出台了《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办法》，按照规定，2010年3市州县域金融机构应获得的财政奖励资金为2.31亿元，实际到位2.28亿元，到位率为98.7%；2011应获得的财政奖励资金为3.62亿元，实际到位3.43亿元，到位率为94.75%。为推动妇女就业，保障妇女权益，2009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妇女联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财金〔2009〕72号），但由于受当地财政状况的影响，贴息资金拨付滞后，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到位率并不高，极大影响各金融机构开展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的积极性。至2012年6月末，3市州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累计发放5.99亿元，财政应贴息额4538万元，财政已贴息额753万元，贴息到位率为16.59%，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到位率不高。贫困地区财力有限，资金紧张，导致了奖励资金的到位率不高。

（五）金融发展要求和当地民族风俗习惯的矛盾

3市州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5%，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7%，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与金融发展要求的矛盾制约金融发展。我国农村的经济行为实际上一直受着“官本位”与“家本位”两种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农户与具有国家背景的金融机构交易时，其所信任的并不是机构本身，而是背后的国家支持力量，他们往往并不把这些金融机构解读为经济行为体，面是带有准官方性质的援助机构。农户“不存钱，现金为王；不贷款，无债一身轻”的习惯仍较为普遍，存贷款业务是银行最基本的业务，使得农村的银行网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生存。另外，农户消费出现“悖论现象”，即一方面农户一向主张“量入为出，轻不言债”，在另一方面，农户在婚丧嫁娶等支出往往惊人，在各种形式的借贷中，借贷用途上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消费，而非用于生产，这样会降低其按时还贷的机率。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这些意识或现象在逐步弱化，但是在特困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较为广泛的存在，对金融的较快健康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

三、国外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的经验

（一）美国

从历史来看，美国经济发展并不平衡，西部和南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较快发展，美国在金融方面给予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美国金融支持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美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土地法》、《田纳西流域开发法》、《地区再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社区再投资法》和《农村发展法》等，这些法律制度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形成较完善的金融体系。美国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金融支持体系比较完善，从中央银行分行来看，其自立权力很大，可根据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其经济发展的货币金融政策；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来看，美国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业信贷机构种类很多，如农业信贷局、联邦土地银行、农场电气化管理局以及农作物保险公司等，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从商业性金融机构来看，有大量的地方商业银行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优惠资金。

3.实行优惠的金融政策。联邦政府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给予欠发达地区优惠的金融政策，如对位于欠发达地区的银行，实行较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备付金率，并对在欠发达地区设置银行所要求的资本金作较低要求。这些倾斜性的调控政策有利于欠发达地区金融的发展，对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具有重大作用。

4.合理引导并利用民间资本。开发欠发达地区需要巨额资金，仅靠政府拨款还远远不够，只有合理引导并利用民间资本，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取得成效。联邦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措施，来引导民间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市场投资主体，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增长格局，为美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印度

为了解决各地区、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印度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措施来促进欠发达地区工农业的发展。经过艰苦的努力，印度欠发达地区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其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成立领导落后地区的专业机构。1968年国家发展委员会任命专门的工作组，专门研究如何为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提供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并于1980年建立了一个高层次的全国落后地区发展委员会，专门审查鉴别落后地区，检查现有的诸如资金优惠、投资补贴等刺激落后地区工业发展计划的运行情况。

2.鼓励国内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对欠发达地区投资。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中央政府极力鼓励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在落后地区进行投资。首先是税收优惠，如从1974年起，在落后地区新建的工业企业可在扣除20%的利润后交所得税。其次是投资补助，从1970年起，对欠发达地区固定资本投资达50万卢比者，中央政府给予10%的补贴，后来提高到20%。第三，对受反垄断法及外汇管制法控制的公司在欠发达地区投资放松限制，并给予优惠。

3.采取优惠信贷等多项金融措施支持工农业发展。在工业方面，印度公营部门金融机构为落后地区的工业项目提供优惠信贷资金，与一般的信贷相比，其利率低2%，期限长5年。在农业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起，印度实施绿色革命，地区农业银行向农民提供优惠信贷资金，主要是给生产急需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发放贷款，同时还提供其所需的消费贷款，利率不高于当地的信用社。

4.成立专门的发展基金和社团。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印度实行了一系列扶贫计划，为此成立了许多专门的发展基金和社团。如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基金，特殊银行财团基金，全国落后阶层财政和发展社团，全国少数民族发展和财政社团等，为落后地区提供发展资金。印度虽然在金融促进欠发达地区工农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未很好地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这其中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欠发达地区在资金上过度依赖并使用效率低；二是工农业优惠信贷等措施的受益面太窄；三是配套设施落后导致吸引国内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投资于落后地区的效果较差。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特困地区的扶贫力度，提高人们对金融资源的有效需求

首先是加大财政资金的扶贫力度，特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财政收入低，不能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财力支持。应设立专门的特困地区扶贫专项财政资金，并规定投入的最低比例。对于贷款贴息和财政奖励等国家优惠政策，建议特困地区的地方财政不用承但，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其次是加快扶贫手段的创新，大力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大力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从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金融资源的有效需求。

（二）制定并实施各种金融优惠政策，加大金融资源的投入

国家可对位于特困地区的银行实行较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备付金率，放宽特困地区村镇银行的发起人资格，允许保险公司、当地企业与商业银行作为发起人，并在资本金方面作较低的要求。《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许多优惠条款，河池市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黔东南和黔南均为少数民族自治州，3市州均适用《民族区域自治法》，地方政府可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给予的优惠政策下，制定较为详细的金融优惠政策，如给新进入的金融机构实行减税或者免税。此外，还要加大金融人力资源的引入和培养工作，改善特困地区金融人力资源缺乏问题。

（三）开展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金融资源配置创造良好的环境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降低金融运行成本和金融风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生态环境良好，能有效的吸引金融资源回流，进而推动地方产业建设和经济以发展，达到改善贫困的目的。所以，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资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要加大对特困地区各种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其次是加大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引进力度，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再次是加强社会社用体制建设，改善信用状况，以人民银行的征信工作为抓手，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采集并维护好个人信用信息记录，加大征信宣传力度并提高宣传效果，增强社会诚信意识。

（四）鼓励民间资本或国外资本对特困地区的投资

发展特困地区需要巨额资金，仅靠政府拨款和银行资金还远远不够，目前我国的民间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政府可鼓励并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特困地区，对于有意向投资中国的国外资本，在介绍投资项目时，可重点推介特困地区的项目。对于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在政策上一视同仁，官方资本获得的优惠政策，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一样可以获得。同时，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宣传工作，加大对特困地区项目和优惠政策的宣传，使全社会了解并认识特困地区的投资潜力，引导各类资金流向特困地区。

（五）金融机构要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国家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特困地区发展，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特困地区是我国下一阶段重点支持发展的地区，其他发达区域经过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以后，其发展的动力和速度下降，欠发达区域将是我国下一轮发展新的增长极，特困地区总体属金融资源稀缺地区，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但目前规模总量偏小，其发展的潜力不可忽视。随着特困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商业银行也能够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取得双赢。金融机构要从长远考虑，不要因为近期利益受损或是利润增长较慢，就放弃对特困地区的金融支持，这样失去的将是未来的潜在客户，失去自身的长远利益。

（六）完善信贷扶贫风险分担机制

一是整合担保资源，提高担保能力。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规范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整合贫困地区担保资源，引进辖外实力强的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金参股或合伙成立担保公司，以壮大贫困地区担保公司的整体实力。二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有效降低信贷扶贫风险。加强农业保险宣传和农业保险产品开发力度，成立农业保险发展基金，加大对农民保费和政策性保险业务的补贴，增强保险公司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三是建立扶贫贴息贷款补偿机制。建议将国家每年投入“三农”的资金拿出部分建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通过招投标的形式确定各方都能接受的风险补偿比例，对银行在扶贫贷款中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增强银行放贷的信心。

（七）成立专门的扶贫发展基金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6

白生小一家老小6口人只有26亩靠天吃饭的旱地，是村里的贫困户。他有些养牛经验，也看好饲养肉牛的“钱景”，前些年苦于没钱买种牛、盖棚圈，只能零星养几头换点零花钱。2014年4月，他用申请的5万元扶贫贷款建了牛舍，并购进5头牛。每天起早贪黑挺辛苦，可他心里美滋滋的：“肉牛养八九个月就能卖，以眼前的行情，一头牛有3000多元毛利。只要弄好它们，往后就有奔头了。”白生小对未来生活满怀憧憬，而他也正是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的“金融扶贫富民工程”的受益者。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可越是贫困地区，越是金融服务不充分、不到位的盲区。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的瓶颈，是亟待越过的一道坎。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金融扶贫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要加大金融支持农业力度，促进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发展。

作为欠发达地区，扶贫攻坚工作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重点民生工作。为加快扶贫攻坚步伐，2013年 11月，自治区创新扶贫机制，在57个贫困旗（县）实施了“金融扶贫富民工程”，通过财政担保、贴息引导银行发放扶贫贷款，实现了激发贫困户脱贫动力、扶贫资金倍增、银行积极放贷、防范扶贫腐败等多重效应。

践行责任与担当 致力于富农兴业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实施“金融扶贫富民工程”方案，2013年到2017年，自治区财政每年注资4.75亿元设立风险担保补偿金，为银行向贫困农牧户发放的扶贫贷款提供担保。同时，投入专项资金为扶贫贷款贴息，其中贫困农牧户贷款的年贴息率为5%，农牧业龙头企业等其他类型贷款的年贴息率为3%。把经过扶贫部门认可的种植、养殖大户、农牧民合作社、农牧业龙头企业列为支持对象，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贫困农牧户增收和贫困旗县经济发展。

“金融扶贫富民工程”的实施，得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农总行党委的高度重视，自治区主席巴特尔亲自批准实施方案；李佳副书记主持了“金融扶贫富民工程”签约仪式；王玉明副主席多次组织研究并推动工程研发实施的各项工作。多年来，作为面向三农、横跨城乡的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农行内蒙古分行秉承大型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自觉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始终坚持服务“三农三牧”不动摇、服务实体经济不动摇、服务民生事业不动摇，发挥城乡并举的服务优势，与自治区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作为自治区“金融扶贫富民工程”首家合作金融机构，农总行刘士余董事长、张云行长等领导多次予以重要批示，农总行各部门给与专业工作指导和具体部署。在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农行内蒙古分行举全行之力，大力推进“金融扶贫富民工程”。

农行内蒙古分行将参与该项工程，作为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落实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和农总行“要在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服务实现新突破”的责任担当，带领涉及“金融扶贫富民工程”57个县域的60家支行，为实现连续5年每年安排50亿元左右的专项信贷资金，支持全区57个贫困旗县的农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5年内在县域及以下地区布放电子机具4.5万台以上，其中在农村牧区布放2.5万台，57个贫困旗（县）的嘎查村电子机具全覆盖的目标任务，展开了创新金融扶贫方式、助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探索与实践。

为强化贷款的扶贫功能，规定扶贫贷款的年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最高不上浮40%，已接近农行内蒙古分行的运营成本，并将农牧民单户贷款起点金额从3000元降为1000元。贷款期限也从以往的春借秋还，改为按贷款项目的生产销售周期灵活确定，且一次授信3年，期间可随借随还。

精心安排有章法 工作确保“五到位”

为统筹推进“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农行内蒙古分行采取了五项“确保”措施：首先，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配合到位。为此专门成立了“金融扶贫富民工程”领导小组，强化与各级地方党政的协调联动。充分借助政府的管理优势，发挥乡镇扶贫专管员和村级“两委”班子在贷户选择和推荐环节的主导作用，积极配合政府扶贫部门开展联合培训、督导，确保扶贫政策、金融产品、工程服务等各项内容、措施落实到位。

大力创新产品，确保服务到位。按照商业化运作原则，专门研发了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方式灵活，适合农牧户的“金穗富农贷”；适合县域小微企业的“金穗强农贷”两款产品。全区各地农行机构按照“一县一特色、一行一路径、一村一对策”的思路，根据自治区十大扶贫主导产业特点，结合57个旗（县）资源状况，有效满足集中连片、产业链带动、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带动下的农牧户和县域涉农法人客户的融资需求。提供包括结算、理财等业务产品在内的全方位、综合化的一揽子金融服务。

优化内部流程，确保效率到位。根据“政府风险补偿资金”服务模式特点，对信贷管理流程进行全面优化，明确信贷经营管理各环节的工作职责，加强各部门、各环节间的衔接与合作。对“金穗富农贷”业务采取集中受理和调查、批量审查审批的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对“金穗强农贷”业务，通过加强前后台配合，取消首笔贷款报备要求等措施，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加大倾斜力度，确保资源到位。对实施“金融扶贫富民工程”的57个县域、涉及到的60个支行，通过调整中后台人员补充到前台；通过招聘大学毕业生、村官、二线人员返聘等措施充实客户经理队伍。在信贷资源和财务费用上，专项匹配“金融扶贫富民工程”信贷规模，单独核定基础费用、战略费用及固定资产投资，单独配置人员奖励费用等，为“金融扶贫富民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资源保障。

严肃工作纪律，确保管理到位。为确保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政策要求贯彻落实到位，严控贷款风险，农行内蒙古分行提出了“八个必须”的工作要求和“五个一律”的禁止性规定。对出现内外勾结、弄虚作假骗取银行贷款或借助政府风险补偿金掩盖原有贷款风险及办理贷款中收受现金或索取好处的，收贷不入账、截留、挪用贷款资金等行为一经发现，坚决从严从重处理，确保“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健康有序地开展下去。

信贷产品“接地气” 金融服务送下乡

在“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开展过程中，农行内蒙古分行“撸起袖子使劲儿挖”，争取让扶贫产品多些“泥土味儿”。针对贫困户的小额扶贫贷款，不再要求有“吃皇粮”的公务员进行担保，而是创新出不需要任何资产担保的“五户联保”（3个信用户带2个贫困户）、“三户联保”（2个信用户带1个贫困户）信用贷款等模式，或以“信用村”建设为载体，赋予村“两委”班子一定的推荐和贷款初审权力，以多维度的贷前审查来破除一些不切实际的担保条件，创新方式为贫困人群增加受信能力，确保有还款能力的贫困户都能贷上款。

在服务模式上，针对农牧民贷款“担保难”的瓶颈，根据不同借款主体的业务需求，对贷款额度5万元以上的贷款，创新推广了“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农牧户+风险补偿金”“政府风险补偿资金+动物资产抵押+农村土地（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农牧户”“政府风险补偿资金+资金互助社+农牧户”等“富农贷”八种贷款模式。制定了《动物资产抵押担保管理实施细则》、《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保证担保管理实施细则》和《信用村评定操作指引》等制度办法。针对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创新推出了“阶段担保+仓单质押的‘粮捷贷’”；制定了土地（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实施细则及操作指引，提出了解决林权抵押问题的有关措施。与保险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创新开展“履约保证保险业务”，实现法人客户抵押担保的新突破。这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通了服务农牧民的路径，拓宽了扶贫贷款的受益面。

针对农牧民客户反映贷款资料较繁杂、重复签字、农牧民往返支行的次数较多等贷款流程问题，内蒙古分行专门组织工作组现场调研，修改完善了贷款业务流程，将“富农贷”业务调查表简化为2页。将个人征信授权书与村委会推荐表进行整合，使农牧民到支行现场办理手续的次数由3次减少到1次，实现了“一次调查、一次审查、一次审批”。同时，将小额农户贷款权限全部下放到旗（县），并采取客户经理入村入户现场办公的方式，使办贷效率提高了近60%，确保了金融扶贫富民贷款资金第一时间发放到广大农牧民手中。

农行内蒙古分行的“三农”客户经理们，日夜奔波在向贫困农牧民宣传金融扶贫政策、办理贷款的路上，姜海波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位农行科尔沁左翼后旗支行的“三农”客户经理，没日没夜地走村串户，加班加点忙碌，现己帮助600户农牧民拿到了2000万元的“金穗富农贷”。贷款要想放得出、收得回，必须把好源头关，严格贷前调查，姜海波与同事们将其作为工作信条，牢牢记住，认真践行。他与同事们无论刮风下雨，几乎每天都要步行至少20里路，始终战斗在送贷款下乡第一线。

调动农户积极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

“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实现了“政府主导、商业银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不同于财政无偿扶贫，以普惠制为特点的内蒙古金融扶贫模式，是扶贫开发的新尝试，起到了“扶贫扶志，治穷治心”的效果。过去，政府的财政性扶贫资金额度小、分散，只有投入没有回报，不能解决大问题，而且主要是用在了生活性扶贫上。通过“金融扶贫富民工程”，使政府扶贫资金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金融部门信贷扶贫的最大障碍是大多数贫困农牧户缺乏有效抵押物，无法从商业银行获取融资。以政府的财政扶贫资金设立风险补偿金后，有效破解了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抵押担保瓶颈，从而使农行能够放大投放信贷资金，并扩大贷款扶持的覆盖面，既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又保证了信贷资金按市场化运作，有效地解决了扶贫开发贷款少、贷款难和贷款贵的问题，培育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为造血，从根本上增强区域经济、农牧民自身发展后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在内蒙古实施以来，全区各级党政部门高度关注和重视，57个贫困旗（县）以外的其它旗（县）纷纷提出由地方财政拿出“风险补偿资金”，与农行合作实施“金融扶贫富民工程”。2014年10月，农总行批准将“金融扶贫富民工程”业务扩大到全区80个旗（县），目前已有23家非贫困旗（县）引进该模式开展合作。同时，“三农”金融服务中抵押担保难、模式少、流程不科学等瓶颈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内蒙古分行“三农”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得以有效拓展。以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为例，过去全旗每年扶贫口的资金才两三千万元，近两年在每年1000万元风险补偿金的撬动下，截至目前，该旗已获得农行发放扶贫贷款近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亿元，扶持贫困农牧民由工程启动之初的1214户增加到7180户。这种乘数效应，在其他贫困旗（县）也很明显。工程开展一年多来，自治区57个贫困旗（县）平均每个旗县的贷款都突破了2亿元。

2014年11月14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内蒙古调研并与自治区主要领导召开座谈会时，对“金融扶贫富民工程”和农行金融扶贫富民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经验典型，成效突出，要求认真总结，复制推广。在全国首个“扶贫日”，农行内蒙古分行被国务院授予了“全国社会扶贫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7

关键词：微型企业 融资困境 化解机制

1、国内及重庆对微型企业的界定

1.1、我国对微型企业的界定

微型企业是指产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产品或服务种类单一、市场占有率很低或只在小范围有较高市场份额、规模组织很小的企业组织。它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国家和地域、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其范围和大小都不相同。就我国而言，2011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四部门研究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规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人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1.2、重庆市对微型企业的界定

本文所研究的重庆市微型企业主要是指重庆市实施“十大民生工程”中的“微型企业”，是我市为关爱民生、扩大就业、减少失业率和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出台的实行财政资金专项补助的企业。它特指雇工（含投资者）在20人以下、创业者投资金额在10万元及以下的企业。这个定义对微型企业从数量规模上作出了界定，即雇工（含投资者）在20人以下、创业者投资金额在10万元及以下。

2、重庆微型企业的融资现状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背景下，微型企业作为促进就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新兴手段，近年来越来越受重视。而重庆市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城市化进程正在高速推进，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优化产业结构、缓解就业压力等现实难题亟待解决。因此，重庆市政府将发展微型企业作为其突破口，将微型企业的发展放在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扶持性质的政策规定来鼓励微型企业的发展壮大。

但是，由于环境的驱使和微型企业自身的特点，导致了微型企业在发展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的就是融资困境问题。尽管各家政策银行制定了微企贷款细则及流程，而且还引入了不少小额贷款银行，但由于微企规模小、大多无抵押担保物，自身信用等级差等原因，导致微企获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十分困难，阻碍了微型企业的健康发展。

3、重庆微型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分析

3.1、政府政策方面

3.1.1、对微型企业融资的扶持体系不够完整

重庆市政府以商业银行为依托，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这类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鼓励微型企业发展，在政策的规定下金融企业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大对微企的扶持力度；但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分析，基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自负盈亏的特点，政府的这种扶持行为会最终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微企放贷缺乏积极性。因此，仅是有“头”无“尾”扶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针对微型企业融资方面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扶持体系才能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3.1.2、微型企业融资专门管理部门协调不足

重庆市各职能部门对微企后续扶持的合力还未形成，尤其是对扶持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主要表现为对于微型企业后续扶持力度偏弱。各职能部门协调不足普遍存在“一人干，大家看”的现象，同时也加大了融资的难度。

3.2、融资渠道方面

3.2.1、银行借贷方面

尽管微型企业信贷融资需求旺盛，但商业银行现行的信贷政策，更倾向于大中型企业，而非微型企业。何况微型企业贷款金额普遍较小，银行对处理这类成本较高、风险较大的贷款意愿并不强。

3.2.2、民间借贷方面

我国还没有关于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的政策或条例，民间借贷的利率通常都是借贷双方自行协商规定的，这导致了民间借贷利率的混乱。其次，民间借贷控制风险的能力主要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主，贷款后缺乏有效的监督，因此民间借贷的风险难以预判。

3.3、微企自身方面

3.3.1、微型企业产业结构分布不均

重庆市微型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微型企业中高新技术型企业所占比例很小，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和制造业，产品科技含量低。由于其他种类的微型企业的规模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市场竞争能力小，减少了微型企业的融资渠道。

3.3.2、微型企业缺乏抵押或担保资产

商业性银行是小型微型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担保贷款和抵押贷款是小型微型企业取得资金的主要方式。银行为了保障资金的安全，要求必须要有担保物抵押。而小型微型企业在成立时，固定资产本来就有限，而在无形资产方面，小型微型企业成立之初根本就没有无形资产。这样一来，微型企业根本就无法提供抵押或担保，融资困难问题进而衍生。

3.3.3、微型企业信用等级普遍较低

重庆市微型企业成立时间短，由于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弱，财务信用问题明显，重庆市微型企业信用等级普遍较低。还款不及时，资金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时有出现，严重打击了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微型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3.3.4、微型企业管理不规范，集体素质较差

重庆市微型企业大部分都属于个体私营企业，以家族经营、合伙经营等方式为主，企业主实行集权式、懒散式的管理，主观随意性大，没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再加上重庆市微型企业的企业主，大部分是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大学生，他们的自律能力较差，诚信意识淡薄，这些问题也会导致融资困难。

4、国外促进微型企业发展的措施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微型企业的发展问题，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方面都实施了多项措施，尤其在企业融资方面尤为突出。

4.1、美国促进微型企业发展的措施

4.1.1、政府提供法律保障和扶持政策

（1）完善法律体系，为微企融资提供法律保障。美国于1953年出台了《小企业法》，奠定了扶持微型企业的政策基础。此后美国建立健全企业法律体系，为微企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融资提供法律支持和帮助。于先后制定了《小企业投资法》、《小企业融资法》《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等20多部法律，为企业融资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2）财税政策优惠。美国为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型的微型企业采取不同的税收减免政策。美国除采取一般税收优惠扶持微型企业外，还利用政府订货政策在财政上给予微型企业支持。

（3）成立专门政府的管理机构。在《小企业法》实施后，美国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SBA），并于1998年升为正部级，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联邦政府机构，其职能就在于发展微型企业，帮助微企融资，解决微企的资金不足问题，进而有效的促进微企的发展。

4.1.2、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便利。

（1）提升管理水平，为支持微企融资提供便利条件。美国商业银行并不主动为没有外部融资资源的微企提供融资，而是采取配合金融体系中其他机构的战略，与其他金融机构一起为微企提供融资支持。

（2）美国积极拓展微企直接融资渠道以促进筹资来源的多元化。一是设立了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和小额股票挂牌市场，为微型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帮助。二是由美国SBA审查、许可和支持成立的专门为微企提供融资服务的创业投资公司和民间风险投资公司，为那些融资困难的微企提供贷款和无担保或担保不充分的贷款，以促进微企的发展。

4.2、日本促进微型企业发展的措施

4.2.1、与美国一样，日本也制定和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

日本先后制定了《中小企业厅设置法》、《中小企业基本法》、《新中小企业基本法》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对微企来说是进一步的保障，使得微企在融资时能够以合法的方式融资，进而有力推动了微型企业发展。

4.2.2、建立公共服务机构

公共服务机构在日本不仅发挥着政府与企业的功能，而且还是政策的主要实施机构。政府通过机构落实有关支持微型企业的政策，从而达到促进微型企业发展的目的。

4.2.3、完善相关金融体系

日本先后建立了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形成了对微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同时，还专门成立“微型企业经营改善资金融资制度”，对融资能力较弱的微型企业提供低利息、无担保、无保证的融资服务。这样使得企业融资成本极大降低，企业也能持续发展。

5、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化解机制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其本质是一种资金约束型经济，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因而要解决微企的融资困境，不仅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还必须从政府、银行和微企自身三方进行探索，从而寻求法律政策的规制扶持、银行业务的支持以及微企自身制度的建设。

5.1、对政府而言：完善政府融资服务体系，全面改善微企的融资环境

5.1.1、立法律保障体系

与美国和日本一样，构建完善的微企融资法律体系，是微企能够有效融资的法律保障和支持。我国目前已颁布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对微型企业发展虽然有一定促进作用，但缺乏实施规范，迫切需要建立与之对应的具体的法规，如《微型企业法》、《微型企业融资法》等，以此来实现对微企发展的法律保障。同时还应当借鉴国外实施多个全面的立法，以此来规制和促进保障微企的融资活动。

5.1.2、构建微型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建立公共服务机构

与美国的SBA机构一样，公共服务机构不仅能够帮助广大微型企业整合融资资源、拓宽融资渠道，实现与各金融机构的融资信息对接，同时也能成为政府向企业和社会公众宣传金融政策、普及金融知识、推介金融产品、优化金融发展环境的重要窗口。这样的机构不仅对微企融资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政府政策和制度的实施有着重要作用。

5.1.3、建立微企的信用制度体系

如果能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银行就可以降低向中小微型企业放贷的成本，微型企业也可以得到各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因此为了确保信用评级的工作有法可依，快捷、高效，政府部门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符合我国企业市场中的微型企业信用评级的指标体系，进而促使是微企提升自身信用，增加融资的可行性。

5.1.4、完善微型企业担保体系

担保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微型企业的融资环境，政府如果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考核奖励等手段，建立完善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实现扶持与监管的有效衔接，提高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服务能力，如此则能为微企创造良好有效的融资环境，使微型企业的走出融资窘境。

5.1.5、规范民间借贷融资

金融活动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是否对最大限度避免资金运作失败的风险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以及是否在保护社会投资者的努力上达到合理的程度。所以，民间借贷得以合法化的前提是资金用于微企的经营运转上，因而微企在借贷时应注明此项融资是用于企业的经营运转，并登记在册。只有履行相应的登记手续，才能收到法律的保护，从而变“地下交易”为“阳光交易”。

5.2、对银行而言：加快银行改革步伐，建立完善微企间接融资体系

5.2.1、转变银行观念，重视对微企的信贷支持

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其发放贷款的基本原则应是唯“效益”论而非唯“成分论”。因此，银行在微企与大型企业之间应当做到公平信贷，对于有发展潜力的微企同样给予信贷支持，特别是对于管理水平高、信誉度好、设备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好、有特色、市场需求旺盛等微企，银行应当重点帮助他们创业和发展。同时，如果银行放弃一大批有发展潜力的微企客户，从经济与金融的角度来看，这也必然降低银行自身的经济效益。

5.2.2、银行应当加强金融体系创新，增加微企的金融服务项目

发展融资租赁业务，完善票据业务以及开发应收账款的抵押和出售业务，这样不仅能够将自己的业务范围拓展，同时能够对微企进行有效的资金支持，不仅发展了自己，同时也促进了微企的发展，全面实现双赢。

5.3、对微型企业而言：提高微企自身素质，增强融资信誉度

5.3.1、提高微企的自身素质，增强融资信誉

这就要求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和技术创新。其一，管理创新。缺乏内部积累能力的企业，单靠外部融资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因此这就需要企业经营者学习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对企业实施规范化、科学化的经营管理，以切实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融资能力。其二，制度创新要求微型企业必须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确定规范的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实行严格、科学的内部监控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收益分配制度。其三，人才创新，企业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微企只有建立完善的用人制度，才能为企业培养高效高素质人才，从而提升企业的素质和信誉。其四，技术创新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微企如果能够掌握核心技术，那么银行等金融机构就愿意为这样的新技术给予资金支持，才能促使微企的融资不会出现短缺。

5.3.2、微企经营者还要重视市场营销管理，使经营项目适应市场需求，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盈利水平，保障偿债能力，减少和消除不诚信经营和违法违规行为，树立诚信守法的经营理念。这有做到这些，微企才能在众多大中型企业中立足，才能获得银行资金支持的青睐，才能不断发展，从而解决融资难这一窘境。

基金项目：2014年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创新活动资助项目（13XZ-BZX-086）

参考文献：

[1]廖妮娜.重庆市微型企业发展研究―以渝北区为例[N].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22）.

[2]胡瑞光.美国促进小微型企业发展的融资经验及启示[J].华北金融.2011.（11）.

[3]蔡翔，赵君：国外促进微型企业发展额措施和启示[M].经济纵横.2007（05）.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8

关键词 小微企业 银行 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现状

小微企业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作用。小微企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难的主要方式，是成功创业者成长的发展跳板，也是促进科技进步，加快企业创新步伐的带动主体，我们应当进一步增强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全方位的提升我国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目标，克服现代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停滞的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去年开始，我国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小微企业的政策和措施，得到了各界的一致好评。但目前小微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金融服务水平低等问题仍然很显著。因此，有效地降低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收益率、促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各个机构和部门都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小微企业发展的法制环境

回顾2011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积极地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现存问题，力图为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氛围。如：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9条金融、财税政策措施：

第一，确定了金融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六大政策措施。

这六大政策措施通过具体的差别化监管和激励政策支持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提高了政策的可操作性，有助于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提高服务小型微型企业的能力。

第二，确定了财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三大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对解决当前小微企业税费过重、经营困难，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012年是我国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元年，各地开展“小微企业服务宣传月”等活动，针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扶持优惠政策也接连不断的出台，为小微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201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为小微企业发展带来了无尽的利好。

除了以上专项针对小微企业出台的优惠扶持政策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也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融资及所得税鼓励措施，小微企业亦能受到惠泽。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政策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的税收方面的政策，如到2013年年底，我国继续执行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即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将先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对于不足部分根据实际发生的应纳税所得额再进行扣除。

三、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现状的原因分析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产品范围主要有一下几种：用于生产或投资经营活动的人民币授信业务；公司及个人的结算、存取款、汇款、票据等结算业务。从银行的角度分析，小微企业服务水平低下的原因有如下主要方面：

1、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技术水平与小微企业金融风险特性不相适应。贷款模式相对落后，依然遵循以前的抵押和担保方式；产品定价偏低，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很严重。

2、小微企业自身风险模式不健全。小微企业本身没有充分的制度支持模式，对于出现问题的贷款责任追究、绩效考核制度、后期服务管理等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理念，专门的业务人员仍然受责任“终身追究制”的制度束缚，影响小微企业业务人员开发市场的潜力以及创造业绩的动力，而且这种制度创新的不足同时也制约了企业自身经营业务的快速发展。

3、自身设置的业务模式没有因地制宜。其业务模式没有实现专业化、专门化的一套系统的流程，销售与管理环节在职能、团队、流程和考核上没有实现各司其职。

4、银行欠缺专门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配套制度，银行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仍然处于传统的观念和掌握之中。

四、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措施

完善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应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和长远的规划。政府不仅要为小微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制发展环境，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要为之作出相应的措施，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贯彻落实法制措施的具体内容。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根据小微企业的特点，建立低门槛、广覆盖、普惠制、可持续的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机制。对小微企业实行单独匹配资金、单独匹配规模、单独匹配经济资本额度，确保小微企业贷款优先投放，足额投放。梳理现有的贷款程序，删除或合并不必要的程序，建立简约的与小微企业无缝对接、零距离服务的贷款流程。

2、是实行客户服务与信贷监控结合的制度，即将小微客户服务工作纳入到贷后监控工作中，最终实现优质客户的价值得到挖掘，问题客户的风险得到控制。

3、是政府应适度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建设的步伐，为小微企业提供强有力的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要加强与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形成小微企业、融资性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良好格局。地方政府应建立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制度，对小微企业贷款带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贴息，减少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提高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是一项具有战略部署意义的长期工程，需要大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共同合作，同时小微企业也要制定完备的内部管理体制，发扬小微企业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在外部法制环境、金融机构的保障下，再加上小微企业自身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会越来越完善。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2010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吴涛.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与解决途径探析.中国城市金融，2006（ 02） .

[2]吴为，刘同森，黄桥. 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小企业信贷中心研究. 经济研究导刊，2009（ 24）.

[3]姚延中. 浅议商业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风险. 经济师，2009（ 10）.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9

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发挥金融扶贫主力军作用。拓展多渠道廉价稳定的资金来源是金融扶贫的关键，建议加强债券融资方式创新，完善抵押担保方式，加强统计监测制度建设，发挥精准扶贫作用，提供过渡性资金支持。

关键词：金融扶贫 内生发展动力 扶贫专项金融债 风险补偿机制

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关系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是我国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从当前经济形势来说，打赢扶贫攻坚战是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在实施扶贫开发过程中，金融扶贫对于我国扶贫攻坚战的成败意义重大。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健全脱贫攻坚支撑体系，是实现脱贫目标的重要保障。

我国金融扶贫开发形势

（一）扶贫开发工作形势严峻，金融助力扶贫空间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014年的7017万人减少到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7.2%下降到5.7%。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冲刺期及攻坚期，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距离 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的目标仅有不到4年的时间，扶贫工作非常紧迫。我国贫困区域广，有六盘山区、武陵山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832个部级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并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六省区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人以上。目前全国贫困地区扶贫措施正在展开，金融助力扶贫空间巨大。

（二）金融助力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需要

易地搬迁是让贫困农民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搬到更宜居的新家，治穷根、见效快，是精准扶贫的主要做法之一，但易地搬迁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薄弱，需要的资金更多。未来5年，我国将有6000亿元资金投向易地扶贫搬迁，将惠及1000万人，约占现有贫困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三）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发挥金融扶贫主力军作用

根据中国银监会数据，截至2015年末，国家开发银行发放扶贫贷款余额9623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15年审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贷款3200多亿元；中国农业银行在832个扶贫重点县贷款余额5907亿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5年在重点县累计发放各类小额信贷410亿元。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十三五”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将安排扶贫开发融资1.5万亿元以上，其中2016年将发放扶贫开发贷款1500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争取五年扶贫贷款余额新增2万亿元，投放贷款3万亿元，主要领域包括：易地扶贫搬迁贷款约3500亿元，光伏、旅游等特色产业扶贫贷款约3600亿元，生态、教育、转移就业等扶贫贷款2800亿元，粮棉油产业贷款约1万亿元，农村基础设施扶贫贷款约1.1万亿元。

拓展多渠道廉价稳定的资金来源是金融扶贫的关键

金融扶贫是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开发式扶贫，是金融机构利用聚集的资源优势来承担的一项兼具政策性与经营性的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通过对众多农村地区贫困农户和扶贫项目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可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现阶段，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回报率低，短期内需要集中投入大量长期限低成本资金，而商业金融或合作金融难以满足需求。多渠道筹集长期稳定低廉资金，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对资金的引导作用，是金融扶贫成败的关键。

（一）多元化筹集金融扶贫资金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措施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小额信贷；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1-0054-02

一、 完善小额信贷的外部环境

1、改变对小额信贷的认识与定位

现阶段，对小额信贷准确的定位应该是一种向特定的目标群体――贫困或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或产品，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必须认识到小额信贷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形式。金融反映一种借贷关系，这种借贷的金融关系决定了小额信贷机构不应被视为一种单纯的福利机构。把小额信贷看成一种正常的经营业务可以消除不少误解，从长期来说也将更有利于小额信贷扶贫的持续和深入发展。

2、转换政府在小额信贷发展中的职能

首先，要创造一个有助于小额信贷发展的环境，促使商业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成长、壮大和竞争。政府要把管理的重点从管理资金使用方向、进行利率管制等方面转向贫困地区市场化建设和信用环境培育上来。对小额信贷而言，当前政府要做的事情主要是：（1）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2）实行小额信贷扶贫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小额信贷扶贫系统；（3）建设有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保证不同经济部门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时处于同等地位；（4）加强市场信用环境建设，形成信用大环境不仅有利于实现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也可以为地方吸引更多的资金，从而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其次，要大力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如果说传统的政府干预是一个扭曲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那么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小额信贷就应该是一种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让真正有偿还能力的人得到金融服务。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分配金融资源，而是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培养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一方面要求政府加大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道路、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市场化建设，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提供更多赚钱的机会，有利于贫困人口获得的商业化信贷资金实现最大化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积极加强培训，提高贫困者发现盈利机会的能力。

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这一方面使得许多小额信贷机构在执行扶贫任务时身份暧昧，处于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也增大了金融风险，所以完善对小额信贷的法律规范迫在眉睫：

1.要尽快修改《人民银行法》，补充有关小额信贷的法律条文，规范小额信贷组织的性质和审批条件，在法律上赋予小额信贷组织独立的主体地位；

2.要允许小额信贷组织享有按照其资金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利率浮动的权力，使其可以近似市场利率的水平进行信贷服务，增强其可持续性。

3.开通小额信贷组织从金融市场上融资的渠道，允许它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有意义的存款、贷款、拆借等业务往来。

4.条件合适时，开办存款保险制度，为小额信贷壮大资金来源、增强低抵御风险的能力提供保险。

5.改进金融监管模式，加强对小额信贷组织的存款保障、资金安全性等方面的监管力度，以确保存款人的利益不受损失，维护整个金融秩序的健康和稳定。

二、建立形式多样的小额信贷模式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因此，不可能以一种固定模式解决所有地方的信贷扶贫问题，因地制宜，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才是尊重实践的做法。以下是几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1、成立新型的扶贫银行，组建强大的小额信贷机构

这样的银行的特点是：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服务于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金融机构；是实行自负盈亏，企业化经营的非政府机构。资金来源：国家财政拨款、财政扶贫资金、农业银行的扶贫贴息贷款、国际贷款、扶贫基金等。由于这样的扶贫银行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国家应使资金增补制度化、法制化，加强对贷出资金投向扶贫领域的监管。

2、现行正规金融机构运作模式

可以借鉴印尼BRI-UD的村信贷系统管理模式，在农行内部设立完全独立的小额信贷专职机构，完全独立运行、独立核算，制定区别于银行内部其他商业部门的运行和考核指标、标准和规则，行使市场化运作取向的政策银行的职能。农村信用社自身改革目前处在攻坚阶段，为鼓励其积极性，建议对农信社办理的农户小额贷款免征营业税。农行与农信社毕竟是商业性的金融机构，不能不考虑择优的原则。所以，他们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应该是有一定生产经营能力的中等收入以下的贫困农户，但不是最贫困户。

3、三线运行的间接信贷模式

“三线"即“政府+银行+扶贫合作社”，党政一条线，主要负责制定政策，安排计划，组织协调，监督指导；扶贫社一条线，主要负责确定扶贫对象，选择扶贫项目，提供配套服务和协助农行收贷收息；农行一条线，主要负责筹措资金和放款。该模式需要改进的地方有：①扶贫资金的供给方式，应当恢复到由中央政府提供基础货币的方式。②将中介组织（扶贫社、工作站）专业化,把中介组织改造成企业型服务组织。③解决好专业化中介组织的办公操作费用。在现行的合作体制下，可采取政府从扶贫资金中拿一点用于操作费补贴；再向农户收取贷款额度的1～2个百分点的管理费来分担解决。

4、完善非政府组织专业性小额信贷模式

①允许有条件、有实力的NGO注册为准金融机构。②给予NGO小额信贷免税的待遇。③成立NGO小额信贷行业协会，代央行监管NGO项目的活动；定期向央行提交报表，汇报NGO项目动态；代表全体NGO向政府提出发展和政策建议，起草文件等；为NGO项目筹措资金、培训干部。

三、 合理制定利率，确保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

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是决定该制度能否存在并真正起到扶贫作用的关键，狭义的小额信贷可持续性是指小额信贷机构不需要外部提供的特别资助的条件下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其经济可持续性即小额信贷机构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能够支付贷款的全部资金成本和非资金成本。但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利率过低，远没有达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随着相关政策环境和小额信贷制度的逐步完善，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一种必然选择和趋势。

四、建立适宜小额信贷运作管理的有效机制

1、推进穷人自愿组织的建立。将单个的穷人组织成小组，以增强他们应付风险的能力，降低信贷机构的监测和管理费用。

2、加强资金筹措与储蓄动员。措施有：①改变农行自筹扶贫信贷资金的方式，由中央政府提供基础货币；并在扶贫信贷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小额信贷，建议这一比例不低于60%；同时，财政扶贫资金中也可以拿出一小部分用于小额信贷的操作费用。②可以考虑创立一个总部机构或批发式资金形式来解决中国小额信贷资金问题。批发式基金从政府、银行和捐助机构动员贷款和资本金赠款，然后转贷或入股于基层的小额信贷项目，有助于克服小额信贷零售机构为争取资金和管理资金而付出高成本的缺陷。③设计适宜的存款制度，充分吸收穷人的储蓄。为减少金融风险，可分为两个档次：一般的小额信贷，可以向贷款人吸收储蓄，额度限制在贷款的80%以内；对于已有较强实力资本较多的机构，可以吸收社会储蓄，额度不得超过自有本金的50%，后一种必须获得批准。

3.强化对适宜穷人需要的小额信贷产品的开发。

4、小额信贷工作人员专职化，完善激励机制。

五、加强对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

具体措施有：1、小额信贷机构应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体制。2、建立健全扶贫资金监控体系。3、运用合适的财政政策以降低小额信贷的风险。改革国家财政支持小额信贷的方式，将目前的贴息贷款转变为共同财政担保基金。担保基金主要用于补贴经营机构因办理小额贷款而产生的合理亏损以及为扶贫到户、提高还款率、减少亏损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少部分奖励。4、加快农村诚信体系的建设；5、建立农业重大自然灾害风险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艾路明.小额贷款与缓解贫困［M］.北京：科学经济出版社，2000

［2］刘文璞.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A] .杜晓山.中国小额信贷十年[C].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05

［3］社科院小额信贷管理体制课题组.关于改进和完善政府实施小额信贷扶贫管理体制的研究报告［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