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建设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由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创办了“善行河北”官网，将发生在河北省各地的先进人物的善行义举、典型事迹予以弘扬与宣传，引领人们见贤思齐，将抽象的道德理论春风化雨润入人心，把枯燥的宣传标语形象化、实践化，焕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呼吁社会的文明风尚。这一举措能无形地提高了民众道德素质，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能达成如此良好社会效应，分析其成功原因有：第一，利用各级各类宣传阵地：主题宣传、典型宣传、文艺宣传、网络宣传。借助新媒体平台，微博、短信、彩信、图书、视频、歌曲、动漫等新颖的宣传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不间断的宣传，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力。第二，构建专用网络平台：河北好人网、善行河北官方微博等，使“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备受关注。一件件感人至深的道德故事将抽象的理性认识外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继而将情感认同转化为自觉践行。

二、“善行河北”道德实践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

社会管理是多层面、多因素、多路径的，从道德建设切入就是其中之一。道德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软方法”之一，需要我们长期地探索研究，类似“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实现了道德建设的“虚”功实“做”、“文”活“武”练、“软”实力“硬”打造，为社会道德建设的推进提供多方面的启示：第一，必须树立科学实用的道德标准，只有科学实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标准才能获得广泛认同，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必须强化实践理念，化抽象的理论为生动的案例示范，发挥道德应有的社会作用，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第二，必须搭建道德互动平台，为群众参与提供便利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道德互动平台，可以做到践行道德规范、参与道德评价、自我价值体现。第三，道德建设必须形式新颖、体系完善，逐步形成从组织协调、过程推动到督导检查、激励约束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尤其要建设一套奉献与回报一致的机制，马克思说:“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所以说，道德建设体系必须通过体现“善有善报”合理状态，才能更好地推进整体社会道德的进步。“善行河北”活动对社会管理的推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善行河北”优化了河北的社会发展环境，有效培育和发展了各种社会组织，提升了其社会管理的能力。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较为缓慢，对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强，需要政府有效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提升其社会管理的能力，从而不断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有效地充当政府与公民的中介，推进政府的各项社会管理工作。第二，“善行河北”活动培养了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了其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善行河北”活动满足群众的道德诉求，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善行河北”活动体现了民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使民众找到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使“善行河北”真正成为了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第三、“善行河北”活动维持健康的社会道德秩序，倡导高尚的道德价值，创造优良的道德风尚。规范了社会行为。使人们普遍获得道德认同，接受道德规范，有利于共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关于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思考

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4-0042-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般的知识性课程，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主要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其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参与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传统力量和主导力量，除此之外，调动和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前提条件。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社会参与的力量源泉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参与――职业胜任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主力军。教育者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努力提高教师职业胜任力上。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并终身受益的课程，教师首先应该做到为人师表、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关注并理解学生需求；其次，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和关注大局意识；再者，教师应用自己深厚的理论素养、广博的知识、幽默风趣的语言和乐观向上富有感染力的情绪征服学生。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参与――未来竞争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接受、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者。一个社会只要有差异、有比较、有成败就会有竞争的存在。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竞争必将依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普遍方式。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和谐的竞争关系，摒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的存在。我们的教育对象要提高自身未来竞争力就必须积极参与义与利的思考、善与恶的辨析、美与丑的审问，其正确选择的结果必将使我们不断提升个人的思想境界，体验并认同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存在。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社会参与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分析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者的职业倦怠心理和主体性的缺失。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意识形态非常强的课程，在“研究无，上课有纪律”的要求之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这个阵地上可以发挥的空间较小，致使老师会觉得自身价值难于得到体现。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往往是一门课多班重复的工作状态，也极易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倦怠心理。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容易出现教学体系与教材体系严重脱节的问题，致使教育者主体性缺失。因为学生往往爱听野史，对丰富的正史不太感兴趣，所以为了迎合学生口味，获得学生评教的优异成绩，有些老师把哲学讲成了厚黑学；把思想道德修养讲成了社交礼仪或者国学经典；甚至是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成了电影评论课或者诗词赏析课，容易出现种种背离主线，严重偏离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宗旨的现象。

（二）当代大学生相应的接受能力较弱。相应的接受能力即教育对象对教育者的施教行为所具意义及其所传递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判别、选择、内化等方面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对象是主客体双重身份的统一体，学生会自觉能动地体察社会，以自己的认知图式诠释、选择、内化教育者所表达的内容并加于实践。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大学生更为关注一些较为实用的课程，对更关注宏观视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相应的接受能力较弱，明显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基于学分和学校纪律的压力，很多学生虽然参与了课程的学习与考试，但内心对这类课程持有无所谓的态度。

（三）社会组织信息传递与表达的同向性与协调性问题。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向各高校传递国家意志，高校及各级党、团组织向当代大学生进行意志的表达，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与表达都是同向的、协调的。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院校、各级党团组织的教育对象所表现出的具体问题不同，各级组织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也有所不同。针对自身的境况表达出来的信息容易出现复杂化、多样化和动态化的特点。

（四）家庭参与的自发性与被动性的问题。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这个系统工程中，家庭参与目前处于自发和被动状态。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情感无处不在，它以一种弥散的方式对是否接受及接受的程度发生影响。接受者的情感可能会加强或减弱他在接受过程中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判断力等等。当接受者情绪状态较好时，大脑的感受力增强，反之，则感受力减弱。家庭微社会环境的和谐无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提供了最好的环境支持。从家庭微环境的和谐辐射成为社会大环境的和谐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家庭有目的地参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有助于形成综合治理，多管齐下的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

（五）网络参与的难控性。网络使“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里，而且他自身也变成了相应的符号”。由于网络参与具有某种程度的隐蔽性，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意愿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开放空间进行活动，致使参与者的个体参与行为难于受控。此外，网络传播的信息包罗万象，网络的负面信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旋律会造成潜移默化的冲突、扭曲和消磨作用。

三、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社会参与的措施

（一）贯彻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统一思想认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严格按照社会主流思想和正确价值观以及道德要求约束和管理好自己，并以身立教对学生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靠群体的力量帮助教师及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群体中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提高自我监督和自我纠错的能力。

（二）强化实践教学，积极搭建课程资源平台，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有机融合。现在的大学生们比较活跃，他们普遍希望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加强社会实践的色彩，能让他们多形式、多渠道、多层面地了解和参与社会。实践教学，亦可以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教师所传授的理论知识和热点问题，增强学生对理论的运用能力和对课程的认可度。社会与各级政府要积极帮助高校搭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资源平台，扩大学生参与面，让大学生们都有机会走出课堂、深入社会、亲身体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亲身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魅力。

（三）充分调动行政力，深度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首先，行政力可组织人员编写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更有新意、更接地气、内容更优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比如教材中可以加入问题引领、案例展示、图片说明等内容以吸引大学生主动阅读。其次，行政力可以在制度层面上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规律和特点在师资力量、课时安排、班级人数、实践经费支持等方面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再次，行政力可以强化服务意识，将和谐、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在实处。建立形式多样、方便快捷的师生沟通方式；教学区域为学生准备开水供应间；图书馆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饭堂为学生准备物廉价美的菜品；公寓为学生配备更多便利的生活设施；为学生开放充足的体育运动场地等。学生在校期间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服务情感体验，那和谐、以人为本的理念自然会在大学生的头脑中变成高度信任的词汇并形成惯性思维用以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世。

（四）主动与学生或学生家长联系，收集丰富的素材性资源。学生的生活经验、思想观点、问题困惑等都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是教学的极好的生长点，这些素材性资源与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系统相互衔接，将使师生双方共同体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意义和体悟到教学相长带来的喜悦之情。同时，把这些素材性资源及时地引进教学过程中，在学生眼中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变得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篇3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城市化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什么是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结构概念是从二元经济理论中引出来的。

一、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元经济理论是由刘易斯率先创立，是一种从经济结构上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后来经过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的完善，形成了理论界所称的“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也称二元经济理论。

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二元经济结构中，并存着两大经济部门：现代部门和传统维持生计的部门。现代部门采用现代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生产规模一般较大，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传统维持生计部门采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落后，生产规模较小，且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

在传统部门中，由于劳动力过剩，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因此工资水平要低于现代部门。在现代部门中，由于工资水平比传统部门高，因此吸引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愿意就业的人数要大于需求的数量。而传统维持生计部门由于劳动力转移减少的数量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所填补，因此，在现行工资条件下，劳动的供给超过了对其的需求，劳动供给是无限的。

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剩余，即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来增加新的资本和吸收更多的非资本部门的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反复，不但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不断扩大，而且利润、储蓄和资本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直到多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

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增长会受到限制。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可能会造成失业、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问题。

二元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做出了深入的剖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动规律。

二、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理论作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对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适用的。从二元经济理论来看，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非常明显。

中国存在如刘易斯所说的两大部门，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落后部门，相当于二元经济理论中的现代部门和传统生计部门。城市工业现代化水平较高，技术先进，生产率较高，能够生产计算机、飞机、火箭、人造卫星等技术复杂的产品。而农村农业部门，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技术水平低，使用锄头、镰刀等比较落后的生产工具。同时，农村劳动力过剩，存在大量潜在的过剩人口，农村居民比较贫困，生活水平低。而城市现代部门收入水平较农村部门高，城乡差距较大。

正如刘易斯分析的那样，中国的传统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过剩人口正不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规模庞大的农民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于中国各大城市，不仅是中国奇特的风景线，也是二元经济理论正确性的有力证明。

三、二元经济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优惠政策都指向了广大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被放在重要位置，但是，在种种豪气冲天的口号下，在一系列美好憧憬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不能忘记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深刻剖析。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揭示出这样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的过程，也是现代部门不断扩大，落后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部门不断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过程。这一结论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相结合

新农村建设提出的一个初衷，就是提高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光靠目前的“多予，少取”的手段是难以成功的。因为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传统落后部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在过剩的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收完毕以前，工资水平是不会上升的。而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显然是过剩的，大约七八亿农民在农村经营农业，所以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要增加农民收入，该怎么办？众所周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多予少取”能“授人以鱼”，但不能“授人以渔”。要授人以渔，“渔”从哪里来？由于反映人们消费需求变化的恩格尔系数不断变小，人们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持续下降，从而使人们在农产品支出上的比重也趋于下降，农产品价格缺乏有力支撑，所以农业部门普遍来说缺乏比较利益。这就使“渔”不可能来自于农业部门，只能来自于其他部门。也就是说，相当部分的农民只有放弃经营农业，才有条件获得“渔”，才能提高收入水平。

这就为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帮农民建房子，给予补贴，也不是简单地培训农民生产技术，告诉他们什么该种，什么不该种。因为这样只会使贫穷得以暂时缓解，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各种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助于他们继续留在农村，长期经营农业，从而使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最终导致的后果可能是扬汤止沸，延长贫穷阵痛的时间。

（二）与加快工业化进程相结合

提高农民的收入，需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许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如何转移却是一个难题。根据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理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现代部门的扩张，只有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壮大，才能不断吸收落后部门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工业部门有了很大的发展，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了农业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要转移更多的劳动力，必须进一步发展现代工业部门。

当前，我国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部门，要让广大农民通过更有效地经营农业提高生活水平，而与工业发展没有关系。但是通过二元经济理论分析，我们发现，提高农民收入，重点不仅仅是发展农业，更主要是发展工业，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工业发展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果不紧密结合工业化进程，则可能舍本逐末。

（三）与加快城市化建设相结合

现代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以其巨大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吸引各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也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这也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农民工要进城。但是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会带来污染、拥挤等“城市病”问题，会使城市不堪重负。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正好应证了这一点。中国城市的现代部门规模较小，农村落后部门规模则较大。规模小、数量少的城市体系，难以承载如此庞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降低了农民转移的速度。因此，在加快现有城市发展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就成为重要选择。

这要求政府在农村的城市化建设方面要搞好规划和布局，围绕城市化积极加强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在加快农村工业的发展的同时，引导相关工业产业聚集，促使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向城市化方向发展，以转移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总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有紧密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紧密结合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城市化建设，才能最终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新农村建设，准确地说，不应该是农业部门和农村部门的扩张，而是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建设。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特殊性；制约性；实现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4）-0057-06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中央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工农互动的高度对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的重大部署。根据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自然条件差、民族聚居区多、经济发展落后等自然和经济的实际情况，必须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开创西部地区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一、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特殊性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20世纪80年代初，又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实施“新村运动”，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了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启动了广大的农村市场，扩大了国内需求。而现阶段突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工业反哺农业都是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一种概括。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工业反哺农业是有机衔接的。统筹城乡发展是战略思路，工业反哺农业是战略取向，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战略的具体化。

从政策层面上来看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要形成“新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农民生活水平要实现“新提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 ；乡风民俗要倡导“新风尚”，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面貌要呈现“新变化”，加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要健全“新机制” ，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为西部农村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对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新要求。

从整体上分析，西部地区农村大部分属于欠发达区，自然条件较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滞后，民主法制建设滞后，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阻碍了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具有其典型的特殊性：

（一）刚性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乡经济的严重分离。西部地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着典型的“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1］ 从总体上是城市现代经济部门与乡村传统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每一元中又分为两层：从城市来看，是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并存，传统工业所占比重大。从农村来看，是传统农业与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并存，而且，传统农业所占比重大，增加值小，产业链短，农民收入低。西部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是由复杂原因造成的，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分工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是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原因，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强化了西部的二元经济结构。西部地区的城乡差异较为突出，从城乡生产率差别、城乡收入差距及城乡生活质量差异这三个角度来衡量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差异，然而每个指标都体现了西部地区城乡发展的突出不平衡性。从二元对比系数来看，2004年仅有新疆、重庆、四川、广西四省（市、自治区）高于全国平均值0.203，西部地区的二元化突出；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仅有四川、内蒙古两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均高于全国平均值，有的省份的农民纯收入甚至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从城乡恩格尔差异系数来看，除陕西、宁夏、新疆三省区的恩格尔系数低于全国平均值9.46%，其他各省都超过了10%，城乡发展差异突出（见表1）。

（二）农村工业化进程缓慢引致西部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中作用巨大。但乡镇企业在东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2001年全国668786万个乡镇企业中，东部地区有317423个，占47.46%，中部地区有282263个，占42.2%，西部地区有69100个，占10.33%；在全国3328万名乡镇企业职工中，东部有1936万人，占57.4%，中部有1124万人，占33.4%，西部仅有312万人，占9.26%；全国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合计13514亿元，其中东部9643亿元，占71.35%，中部2936亿元，占21.72%，西部936亿元，仅占6.93%。在2001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中，东部占72.03%，中部占23.01%，西部占6.10%；在净利润总额中，东部占71.75%，中部占23.74%，西部占4.65%。［2］从上述指标看出，东、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差距，不但体现在企业数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单个企业的规模上，主要与企业资产规模有关，另外还与企业经营水平与技术水平有关，加之由地理条件优劣和对外开放程度导致的对外贸易的差异。因此，西部乡镇企业投入不足、资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等因素势必导致发展速度回落。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滞后发展和农村经济的整体落后，导致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迟缓，对农村、农民、农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三）城镇化进程滞后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绩效是多方面的。其一，城镇化可以从根本解决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蔡等人（2002）测算，城镇化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度高达0.83，呈显著正相关。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民收入越高。其二，城镇化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可以增加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其三，城镇化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可以看出，城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升级，使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使农业由一家一户经营，转变为规模经营，便于应用农业科技技术，实施订单农业，提高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城镇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扩散，可以使农村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村容更加整洁，达到建设新农村的要求。再之，城镇的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可以带动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延长其产业链条，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目前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从数据看出（见图1），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除重庆、内蒙古外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3%，特别是四川等人口大省城市化率低，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农村工业化程度低。这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力度就小，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小，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资金缺乏，农民参与积极性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成为无源之水。

（四）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差形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多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的西部偏远地区，且多为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中20多个民族跨国界而居，因而西部少数民族脱贫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当将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截至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其中，东部地区为374万人，占14.3%；中部地区为931万人，占35.7 %；西部地区为1305万人，占50%。东、中、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0 %、2.8 % 和5.7 %［4］（如图2、图3所示）。

因此，在西部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首先解决大量的贫困人口问题，加大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培训，使农民掌握实用的技能，让他们走出大山，走向城市，不但能增加收入，而且能够带回先进的理念，回家创业能够带动家乡致富。

二、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

西部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殊性导致在建设过程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因此，需要对这些制约因素加以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探析产生的原因，这样有利于解决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其制约性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经济结构对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制约。西部地区的结构性制约是多方面的，由此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业结构转型缓慢，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障碍。从收入结构来看，2004年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185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47%;同时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最小为四川3.28 ，则为5.59 ，大多数省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3.45；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来看，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为18.7%，全国平均为15.1%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为56.0%，全国平均为46.9%。从此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农业还占主导地位，而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增幅作用不断减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种粮成本升高，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进而影响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二）农村人口素质低对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制约。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文明乡风的形成呈正相关关系。据统计，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区的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率高于全国水平，2004年，全国的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率为7.46 %，除广西4.15% 、内蒙古5.97% 重庆7.45 %外，而西部的大部分省区超过全国平均值，如达48.02%、青海达30.52%、甘肃达18.67%。按人均纯收入来看，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其收入相关，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四川、重庆、宁夏、广西、新疆处于2000-3000元地区，其余处于2000元以下地区。同时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落后，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衡量，2004年西部为78人，东部为169人，全国为103人，西部仅为东部的46.1%，全国的75.7%，而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就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县城，回到农村为农民和农业服务的为极少数。由于近年来大学生的就业出现了暂时困难，西部地区有些贫困地方又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趋势。同时，一些家庭因供孩子上学出现了返贫现象，辍学率较高。人口素质低不仅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空间的选择，从而阻碍了文明乡风的形成、管理民主的实施。

（三）农村市场化程度低对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制约。我国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一直以牺牲农业剩余来换取工业化的发展，区域之间的差距和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偏重东部地区，牺牲西部地区发展的结果，由此也导致了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樊纲等人（2004）专门测算2002年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综合指数，结果显示，全国平均水平为5.98，东部为7.72、中部为5.38 、西部为4.68，东西部相差3.04。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政府投入少，而且管制更多，非市场因素长期存在，使得区域经济增长缺乏效率。特别是农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十分缓慢，由于价格波动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影响农民的收入，种粮积极性下降；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已成规模，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条件差，待遇低，缺乏医疗、保险、卫生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且为劳动力流动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还相当缺乏，这一切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

（四）恶劣的自然条件对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制约。目前，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3%，集中了全国主要的大山、高原、沙漠、戈壁、冰川以及永久性积雪地域，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土壤沙化严重，导致草原退化严重，沙尘暴频频发生；黄土区沟壑纵横，土质疏松、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粮食单产产量低；西南地区山多地少、土质贫瘠，耕地零碎，沙漠化严重，不利于实行农业规模化经营、集约化耕作；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居民居住分散，游牧式散养放牧。这一切既是西部地区贫困的原因，也是西部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突破的自然条件制约。

三、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现途径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西部地区必须认清区域的特殊性，并从其制约因素出发，在有限的领域内抓住核心问题进行重点突破，扎实稳步推进西部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一）以结构的转型推进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有厚实的产业支撑，必须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大力培育和发展特色农业，通过农业生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产品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持续提高农业效益，不断增强西部地区农业竞争力，逐步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二元结构及社会结构的转变。（1）农业结构转化方面：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以设施化养殖为重点，大力发展优质、多样化的畜产品养殖业和畜产品加工业，形成产业化经营，提高其附加值，增加环境脆弱区农民的收入增加；加快发展优质棉花、水果、蔬菜、花卉、中药材、烟叶、茶叶等具有传统优势产品的生产，建设专业化、规模化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强化条件较好地区农业科技创新，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重点围绕设施农业、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设施农业、工厂化生产技术、优质品牌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技术、绿色食品的无公害生产技术和生态农业技术，高效低成本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以及农产品保鲜储运技术等进行重点攻关，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2）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方面：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把其作为乡镇企业的优势产业来培育。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业。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的第三产业，主要包括：科技服务、技术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开发农村房地产和特色旅游等新兴产业；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培育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3）社会结构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期建设，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即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而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建立一个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为一体的新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

（二）以制度创新为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创新必须服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通过一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致力于经济总量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在新形势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解决制约农村和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彻底改革传统经济社会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离的制度。（1）加快市场化进程。改变农村传统小农经济的封闭式经营方式，建立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体系，使农业生产的各要素和农产品进入市场，逐步建立结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初级农产品市场网络体系。（2）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在阻碍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要按照公平的原则，从制度上疏通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基础上，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有序转移，从机制上创造农民收入持久性增长的源泉。（3）探索新的土地制度改革途径。“土地政策的底线是保护耕地、维护粮食安全、不让农民失业”［5］。在保证不变的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耕地保护政策，积极探索城市化、工业化和产业化中的土地利用和流转政策，解决土地分散与农业现代化、分户经营与产业化、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完善农户土地使用权的内容，将农地使用权独立化为使用者的财产权，建立并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实现土地使用权流转，关键是要建立相应的土地流转组织体系，如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和协调机构、土地流转的法规条例及相应的监督管理组织，土地金融组织以及其他必要的配套服务组织和设施系统。（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医疗卫生服务、房屋政策、教育政策、老女儿童的福利、社区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等。（5）加快农村产业组织的创新。“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中小企业行业协会的发展，是加快农村产业组织创新的重要途径”［6］，对于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分散小农和农村中小企业，组织各类产业协会，可以节约分散闯市场的交易成本，并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塑造品牌和人才培训、推进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形成联合优势、获得规模经济，实现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联合自治或自律、自强、自卫，从而有利于加快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的主题是结构的转变，这一结构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值比例的上升、农业产值比例的下降，这是工业化过程。二是农村就业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城市就业比例的上升，这是城市化过程。在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和农村也有自身的发展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和城市是重点，而当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注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7］因此，在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要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1）加快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进程。西部地区要通过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把其作为乡镇企业的优势产业培育。且农产品加工与西部地区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条件相适应。因此，西部乡镇企业应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涉农产业，围绕农副产品加工和发展优势产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业及发展农村的第三产业。通过乡镇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实现离土不离乡。（2）加快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城镇化建设可以促进西部乡镇企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加快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城镇的集聚效应，将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良机。趋同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相互组合，筹集资金，组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中型集团和公司，增强竞争力，占领市场；新兴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城镇的优势，做好市场调查与定位，赢得市场份额，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发展小城镇是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一环。因此，要充分利用西部的各种现实或潜在的优势，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具有西部特色的小城镇，使之与西部的大、中城市一起构成强大的城镇体系，推动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以政策支持导引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工农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必须要求取消城乡间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和发展机会。这就需要以政策支持导引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1）公共财政政策支持西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西部地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进步的结合，切实解决好农村的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及社会公正，加快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水平，国家要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统筹城乡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发展，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和交通网络建设。其次要建立多元投融资体系。在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投资应发挥主导性作用，逐步形成政府投资引导的多渠道、多元化投资体系。对于西部农村基础设施中非经营性或关系国计民生、社会效益非常大的项目，仍应以政府投资为主体，除此之外的建设项目都应允许或鼓励社会民间资本进入。（2）通过教育政策支持西部新农村建设中人口素质的提高。首先，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让每个农村儿童和青少年都能享受义务教育。其次，切实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以实施“万名农民素质培训工程”为抓手，大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农民发展致富、创业致富的需求。最后，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不断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任保平.西部二元工业化及其协调发展［J］.财经科学，2004(1)：63-67.

［2］刘斌,等.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3］李善同.西部大开发与地区协调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8.

［4］高新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五大障碍及其突破［J］.兰州大学学报，2006（3）:82-87.

［5］王东京.保护耕地不单是经济问题［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4):22.

［6］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译本）［M］.林毅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9.

篇5

关键词：现代性；风险；风险社会；和谐社会

一

风险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但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却如贝克所言存在于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当前，风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西方，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流派：一是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他们主要从制度层面来研究风险。他们认为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风险的解决不是要消除现代性制度，而是对它们进行反思性变革。二是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代表的关于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主要从系统理论出发来阐析风险问题。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中，不得不面对风险，现代社会的分工形式和不同的功能系统中的决策是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因为这些问题分散在不同的功能系统中，所以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是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他们主要从文化层面来研究风险。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与风险社会不同,“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 [1]它体现出对风险社会的自省与反思。

虽然表面上看来，学者们对风险的认识各有差异，但透过这种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风险的一些共识。实际上,风险(risk)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人们的一种认知体验。风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 “是一种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 [2]是现代性的后果,它预示着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3]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主要风险就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而且，当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向时，风险也呈现出模糊性、全球性、更广泛的关联性、平等性、不可控制性等不同的特点。

二

风险与人类共存，人类社会正是在与风险的相互抗衡中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我们要看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社会转型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也是我国当代社会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

1、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物质起因

社会转型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形式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竞争性使经济运行充满了风险。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易导致社会风险的出现。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的经济，这种调节既具有灵活性、又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这就使社会发展具有风险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必然会导致风险的出现。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竞争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竞争缺乏规范、不正当竞争严重、竞争不足与竞争过度并存和竞争的补偿机智不健全。这种不正常状况必然使竞争具有高风险性，使社会处于高风险状态。

2、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政治诱因

所谓社会政治转型主要是指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的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民主化能唤醒人们的民主意识、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民主化的推进也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的保守观念、守旧势力发生碰撞，出现人心骚动、社会动荡，从而产生一些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法制化的运作一方面能规范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但另一方面在其正常的推行过程中会产生种种阻力，出现人们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

3、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精神原因

社会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虽然传统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保守、落后，现代文化也不一定意味着开放、先进，但总体上看，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是由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过程。无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化，其实质都是一种单一文化。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当代中国的文化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更对其展开了反思，同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进一步与国外文化进行了交流和碰撞。这种交流和碰撞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大的变化，并逐步融入世界文化之中，正在形成多元并举的文化模式。多元文化共存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它对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产生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文化又必然会出现冲突和碰撞。这种冲突可能会使思想道德发生混乱，终极信仰发生危机，从而导致文化风险的产生。

三

当代，风险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它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向全世界不断扩散，使人类进入后果严重的风险社会。中国现在虽没有进入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但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仍然面临着经济领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各种各样的风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风险及风险社会对人类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灾难和危险，它同时也预示着机会和希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不断强化风险意识，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努力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不断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强化风险意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先决条件。虽然和谐是当代社会的主流，但是在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然而，由于人们缺乏对风险的认知、判断和评价，结果可能出现两种对待风险的极端态度：一种是极端的恐惧。这种人在生活中由于对风险的极端恐慌和焦虑，从而对其产生一种过度的防范，导致惶惶不可终日；另一种是极度的漠视。这种人对风险的态度是听天由命，对风险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两种态度都无助于风险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要树立正确的风险理念，培养健康的风险心态，采取科学的社会生活方式 ，正确面对风险，不断强化风险意识。

培育和谐的发展理念是社会风险治理的观念选择。发展有风险，但风险又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的，这关键取决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发展。首先，和谐发展必须凸显人的发展，把人作为价值的核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评价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根本和最终标准。其次，和谐发展必须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社会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只有社会系统内部的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一致才能降低发展的片面性、单一性和短视性所带来的风险，才能维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状态。第三，和谐发展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社会发展不和谐就会产生风险、出现危机，如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和谐发展的理念，就可以不断降低发展的风险，更好地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从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飞跃。

建立有效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是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风险是无法回避的。虽然贝克认为当前风险已具有不可控制性，但我们还是要努力避免之。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社会风险分析系统、社会风险控制系统和社会风险补偿系统等有效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来应对风险。我们必须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采取多种风险防范措施、实行多种风险补偿办法来全面、系统、动态地防御目前日趋严重的社会风险，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开展全球风险治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未来走向。人类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一方面使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强化，同时这种全球往和依存关系又使得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具有全球性的特点。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内部风险都可能演变成为外部风险，进而很快波及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最后可能将整个世界引入风险和灾难中。这一切都表明，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单靠民族国家本身和冷战时期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一些国际组织和机制已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身处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中，要有效地治理风险，必须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实行风险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风险治理机制的互动化，风险治理方式的宽泛化。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谐中国，才能把世界构建成一个和谐世界。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与现实，2003，（4）.52.

篇6

一、社会管理创新指标发展现状

社会管理是以维系社会秩序为目标，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管理活动。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各级政府努力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例如，在财政投入方面，以辽宁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例，2006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322．99亿，2006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469．97亿，2007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518．07亿，到2012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达到727．71亿。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六年累计3678．92亿元。

二、社会管理创新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了准确、客观评价社会管理创新，不能依靠主观臆想加以判定，而必须凭借客观、合理、科学的指标体系来测评。社会管理科学化指标体系将借助一定的统计指标，来反映某一特定阶段、类别的社会管理的社会价值和目标实现情况，并判断其是否处于健康发展态势。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秩序维护、民生改善和权利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是依据其构成要素设定的，而社会管理构成要素与其终极目标休戚相关。依据社会管理的内涵，选择以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参与等基本框架，由23个指标组成的社会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指标体系各指标赋值，测度社会管理发展水平。社会管理创新评价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社会管理创新的实际发展状况和水平进行评估，通过指标权重认定与综合分析来判断社会管理创新评价水平。由于社会管理创新评价以及发展水平的等级分类和影响指标具有模糊性，难以严格界定各等级标准。可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评价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水平。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萨泰(A．L．Saaty)于1977年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AHP是通过专家赋权之后再进行确定具体指标的权重系数方法，是一种能将定性、定量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也是多目标、多准则的复杂的测量社会管理创新的方法和工具。

三、社会管理创新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

首先，把要社会管理评价指标分层系列化。通过社会管理创新的性质和实现目标，将其社会管理创新的组成要素分解，按照社会管理创新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隶属关系进行研究，按照其分层组合形成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模型。其次，对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模型中各层次社会管理创新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予以定量表示，再利用数学方法确定各层次社会管理因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利用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进行综合性运算。

四、实施措施

(一)完善社会管理体制

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和方式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要求，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等实际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评价体系改革进程，推动公共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二)构建社会协同管理模式

社会协同管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注重发挥政府在社会服务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树立服务理念，充分践行所承担的公共服务义务。注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管理服务创新中的协同作用。

(三)加强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篇7

银监会的设立是中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银监会的设立将会对中国银行的管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新成立的银监会将有其相应的监管重点和对策。

一、“银监会”的设立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银监会的成立将促进央行的独立决策和银行业监管的进一步专业化

银监会设立前，我国实行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而中国人民银行兼具监管银行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双重任务。从现实来看，央行担任的双重角色(既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又是银行业监管者)的预期目标有可能发生冲突，央行有可能在调整利率和制定货币政策时，站在银行业监管者的角度去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现在国有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导致资金流动不畅、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运行脱节，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在央行内部强大的政策影响力对某些改革的进行施加影响，这一点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最为明显。这样既影响了央行的监管能力，又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挥。

目前，各国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四种模式：第一，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欧元区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中剥离出来。第二，英国、日本、瑞典、丹麦、澳大利亚将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等职能统一集中在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第三，美国由美联储作为伞式监管者，负责监管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证券、保险则分别由其他监管部门分别监管。第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仍由中央银行统一负责。但从总的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监管采用了与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相分离的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成立单独的银行监管机构，符合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和国际上银行监管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根据国际经验，银行业监管的分立与中央银行的独立往往同步进行。银监会设立后，由于目标单一，银监会将着重控制系统风险，进行更专业化的一体化监管，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有利于减少利益冲突、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进一步增强银行业务的透明度、提高银行监管绩效、防范金融风险，并逐步由法规监管向市场监管过渡。而且，由于银监会独立承担银行业监管的职责，不可能通过货币发行来掩饰监管责任，只能依靠自身监管水平的提高，因而，从长期而言，银监会的设立将有助于真正维护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中央银行制度发展的客观趋势。例如，在美国，美联储只向国会负责，政府无权干涉，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美国货币监理署则专事银行监管，也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因此，银行监管职能的剥离，意味着我国在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央行将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的利益，开阔视野，更多地着眼产业部门和实体经济，从而有助于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稳定。

此外，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以后，中央银行为了更好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仍然拥有对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银行开户的金融机构必要的“检查权’，这种权力来源于中央银行与其交易对象金融机构之间的商业合同。中央银行只根据场内外检查和实地调研得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宏观的货币政策走向，而不对具体的金融机构承担微观的监管责任。这样做，有利于中央银行把握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风险。

2．银监会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货币决策和银行监管的透明度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WTO遵循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透明度原则，首先就是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谓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政策目标以及政策的法律，机构和经济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责任范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高货币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金融制度建设的重点。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中央银行履行问责义务的目的，而且是为了避免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误解或不当解释，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货币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透明度较低，难以适应加入WTO的要求。

3．银监会的成立有助于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将面临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使国内金融市场形成新的经营格局——国内金融界的分业经营和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并存。但是，目前外资银行的经营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多存少贷、转移利润，违规经营、使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等等。因此，这一格局在给我国金融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挑战，尤其是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大挑战。

从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和投资范围、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比例、对关联企业的贷款比例、流动性比例和各项准备金的情况都作了规定。但是，对外资银行监督管理的规定仍较为原则和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在监管内容和监管手段上仍处于合规性监管阶段，主要是事后合规性检查，缺乏预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检查，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出现了重审批服务，轻监督管理的现象。例如，监管方式还停留在对会计报表的审核上，但一些外资银行上报的报表却不能完全反映其经营活动的真实情况，而且偏重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对国际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加以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的违规操作。

银监会设立后，将努力实现对外资银行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的协调统一。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前的监管者认为只要制定好市场游戏规划，并确保市场参与者遵照执行，就能实现监管目标。因此，监管当局过去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是，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这种方法市场敏感度较低，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银监会将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以风险性监管为主题，改进和提高现场检查的效能，同时充分借助社会审计力量，对有问题的外资银行进行重点监管。在完善非现场监督体系方面，将谨慎原则和弹性原则结合起来，合规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结合起来，设置监管指导线和最低比率，包括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大额风险、外汇风险等。并且在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加强风险监管。

二、银行业监管对策

1．尽快制定和出台有关金融法规，并与国际接轨，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依法监管无论用何种形式监管，都必须有监管的依据，也就是各种法律、法规，而中国目前显然多种金融法规缺位。在这种情况下银监会工作的开展将受到许多限制。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完善金融法规，促进金融监管与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应建立本系统内相应的实施细则，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解决当前金融监管中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

2002年以来，国务院、人民银行总行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金融法规，这些金融法规充分体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外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基本原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还要进一步修订，以达到确立监管架构、规范监管准则、统一监管标准的目标。对金融机构的任何处理、处罚，都要有确切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制度依据。在监管工作中，要公正、公开、公平地处理监管中遇到的问题，做到依法监管，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2．尽快建立银监会和央行之间的有效的协调机制

银监会成立之后，将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职能，但央行依然是商业银行最后的贷款人，同时，央行对商业银行仍拥有检查权。这就涉及到一个银行协调成本的问题。

从国外实践来看，在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金融监管局与财政部之间有一种三方小组会谈机制，定期磋商，交换信息。而在日本，中央银行的职能由日本银行担任，金融监管的职能由日本金融厅执行。根据《新日本银行法》规定，应金融厅长官的要求，日本银行应向金融厅出示检查结果并允许金融厅职员查阅相关资料。在实际工作中，金融厅和日本银行的职员实际上经常互换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此外，为了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双方经常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

从我国实际出发，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种职能分离以后，部门内目标冲突转变为部门间冲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防止部门间扯皮现象，减少磨擦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中的一些关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金融监管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从现实来看，独立行使监管权力的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决策时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影响，这使其独立监管规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银监会需要在体制上有所突破，尽量加强其监管独立性。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关部门之间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协调机制。

3．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承担问题

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的风险累积也越来越大，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也面临着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必须尽快健全金融体制，特别是包括市场的退出机制，在此情况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显得日益重要。

存款保险制度是国际上银行监管的通行做法，是维护存款人对银行信心的保障手段，也是解决银行市场退出的有效措施。实行存款保险，可以使小金融机构在乎等的条件下和大型金融机构开展公平竞争，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困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储户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可以真正与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确立商业性融资关系，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体制的健全和健康运行。

目前，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通过加强存款保险机构的作用等方式来防范道德风险。我国应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样，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在提供救助资金时，就可以会同(或转贷)存款保险机构来实现，通过存款保险机构所特有的约束机制来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

篇8

中国对外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谋求和谐发展。为实现国内的和谐发展，党和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和理解。本文拟以的历史合力论为视角，探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

一、对历史合力论的理解

历史合力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对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研究而总结出来的。历史合力论的提出体现了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在原本的唯物史观中，着重强调经济因素、两种生产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比较少涉及其他的因素作用。据此，它只能说明社会进程的总趋势，而无法很好地说明社会发展复杂的进程。约?布洛赫曾写信询问恩格斯如何理解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及如何根据唯物史观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问题。在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给约?布洛赫回信，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恩格斯在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但是恩格斯又强调：“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477在信中，恩格斯指出了我们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478。以上是恩格斯对历史合力论的明确论述。

根据历史合力论的表述，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社会发展不是由单个意志决定和推动的，它是由社会众多意志形成的合力而决定和推动的；其次社会发展要形成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是社会发展的着力点，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最后推动社会发展合力形成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要具一定条件的，这种条件的形成需要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发展。总的来说，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论，丰富了的唯物史观，为社会发展复杂的进程提供了解释的方法。

二、历史合力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

历史合力论是科学的理论成果，对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一，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恩格斯在历史合力论中已明确指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不是单个人的意志，而是由众多意志组成的合力。列宁也指出：唯物史观“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2]从而得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结论。唯物史观的历史合力论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会自动生成，也不会因为几个人的努力就能形成，它必须经过全体人民的艰苦奋斗才能形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更要为了人民群众。可见，历史合力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是相通、一致的。

第二，指明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法论。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的大小是这样计算的：“两个作用于一点上的力的合力，其大小和方向是以这两个力为邻边所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多个力作用于一点，就其任意选两个力以之为邻边构成平行四边形，以其对角线和另一边为邻边做平行四边形，再以其对角线和另一边做平行四边形，求出它们的合力。如此继续下去得出多个力的合力。”[3]由此可见，历史合力论强调一个“合”字，强调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在特殊的生活条件下产生一个总的结果。这实质就是强调相互制约，密切配合，协调发展。历史合力论表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方法就是协调配合，要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第三，指明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历史合力论要求社会发展要形成一个合力，即一个平衡点。这一个平衡点就是社会发展中不同力量之间相互融合而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目的。只有达到这一个平衡点社会就会向前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合力论实质就是对一个平衡点的追求对各个力达到和谐的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按照社会本质的要求，以富裕、公平、互助、和谐为价值目标，追求社会与自然及社会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和谐，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以历史合力论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同学说的其他原理一样，历史合力论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指导实践的方法论，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了。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作用。人是社会历史进程的主体。社会的不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调动各阶层、各团体、各派别的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促使他们都产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合力，最终推动整个社会变得更和谐。

充分发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要作用，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不断促进人人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不断促进和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其次要坚持做到和而不同。人际关系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按照历史合力论的内涵，和谐是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尊重多样性和个性差异，能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和互补性的社会。再次要做到互惠互利。社会各阶层，群体和成员之间能够保持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互利互惠才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和稳定，才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局面的出现。

另一方面要利用协调配合的方法解决人民的内部矛盾。按照唯物辩证法观点，社会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正是这些无数相互冲突的矛盾和力量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才推动着社会不断地前进。

篇9

摘要：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简称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主要有主体性、层次性等特点。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上述特点，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在CAS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涌现原则、活力性原则、标识性原则。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学习型社会主体性原则

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复杂适应系统(CAS)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美国计算机科学家．H．Holland教授于1994年提出的。他认为，复杂性来源于系统内部，是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要素的适应性促成并发展了复杂性。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定义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许多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部分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且，每一个“部分”都存在于另一个“部分”之中，从而形成了嵌套的层次结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CAS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的个体(ActiveA．gent)的适应性，正是这些个体与环境以及与其他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它们的自身，同时也改变着环境。这些个体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不断进行着演化学习，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各个底层个体通过相互间的交互、交流，可以在上一层次，在整体层次上涌现出新的结构、现象和更复杂的行为，如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聚合的形成，更大的个体的出现等。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主体具有主动性、适应性、并发性。系统中的主体可以自动调整自身的状态、参数以适应环境，或与其他主体进行协同、合作或竞争，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利益。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主体的性能参数在变，主体的功能、属性在变，整个系统的功能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系统中的主体是并行地对环境中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进行演化。(2)系统具有层次性。在适应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个体之问的差别会发展与扩大，最终形成分化，渐渐地建立层次。首先，这种层次性比较明显，各层之间界限分明；其次，系统内很多层次之间存在嵌套关系。(3)标识性。标识就是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尤其是在搜索与接收信患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的标志。(4)主体与主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这种相互作用越强，系统的进化过程就越加复杂多变。由于学习型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诸多特点。在学习型社会系统中，学习型个体作为基本的社会成员，是存在于这个系统中具有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主体个体通过积极与社会环境以及其他个体进行持蕈学习到笛的经耋验丢改矍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同类羹个豢为了完成共同的功能，通过“黏合”形成较大的所谓多主体的聚集体——元主体(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同样可以像主体一样再聚集成更大的聚集体从而导致层次的出现，学习型组织(元主体)在系统中有时像一个单独的个体那样行动。因此，CAS理论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颇具方法论意义。

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野中学习型社会构建的基本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所谓主体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尊重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终极价值，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以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主体”这个概念是CAS理论最核心的概念。CAS理论将系统中的个体称为“主体”——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强调它具有自己的目标、内部结构和生存动力，把个体的主动性提高到了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因的位置上。

遵循主体性原则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是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所决定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学习型社会就是一种教育机会，是一个人人皆学、时时皆学和处处皆学的社会。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传统中以人为本的观念相当薄弱，如果不能够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确定教育的意义，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有可能与学习型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学习型社会的

建设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学校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态度、方法和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学校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在把学校资源向社会开放的同时，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学校要重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的和谐发展。学校还要注重各级教育渠道的衔接和贯通，注重不同教育类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学校内外教育机构要相互承认各自的学习成果。

(二)整体涌现原则

所谓整体涌现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系统的构建要以学习型组织为基础，遵循整体构建的思想，强调学习型社会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学习活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CAS理论认为，整体涌现性是指整体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线性相加之和不具有的特性，它主要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分按照系统的结构方式相互作用而激发出来的，是一种组分之间的结构效应或组织效应。不同的结构方式或组分之间不同的相互激发、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整体涌现性。当我们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时候，指的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带来的“增值”效应。

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构成的，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必须使这些组织转变成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要求各种组织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组织共同愿望，并通过共同学习和系统思考，克服组织发展智障，使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追求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等各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当全社会各种组织都变成学习型组织时，我们的社会就会自然过渡到学习型社会。

(三)活力性原则

所谓活力性原则，就是指学习型社会成员的学习活动，应该在坚持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前提下，承认学习者基础的层次性，把学习活动保持在具有层次性的复杂阶段，使教育资源层次化，学习方式多样化，使具有不同知识层次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找到激发自己不断向高层次目标前进的动力，保持学习活动和学习型社会主体蓬勃向上的活力。

CAS理论告诉我们，“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秩序状态太规范，太死板，不利于作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利于自动催化组的产生；混沌状态又太混乱，太无组织纪律，内部的自我破坏力加大，也不可能有什么造就。处在秩序与混沌之问的复杂阶段是最佳位置。因为在这样的阶段，系统既具有秩序与混沌_两方面的优越性，又少了两者的缺点。因而在这个阶段，作用者的活力与系统的活力(组织的活力)就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来，达到创造某种新奇的目的。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大力倡导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观念，倡导构建一个无人不学、无地不学、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不再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学习是没有围墙的，不再局限于学校学习，还包括在职学习、社会学习等；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技能，还包括态度、方法、行为习惯等；学习形式是多样的，不仅包括正规学习，还包括非正规学习，大量的学习是生活中、交往中、工作中发生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学习，而且创新是更重要的学、习，要重视创新性学习。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随时随地抓住适应自己需要的高品位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

(四)标识性原则

所谓标识性原则，就是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在整个社会中确立一个总体上的组织者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学习个体在与其他个体或环境相互作用时相互识别和选择目标。

篇10

社会实践是指高等学校依据其培养目标的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借助社会力量完成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推进素质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活动。研究生社会实践作为一个子系统，隶属于大学生社会实践这个大系统。研究生社会实践大部分属于高智力的服务型的实践形式，即研究生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这就是研究生社会实践与本科生社会实践最大的区别所在。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是指研究生在有目的、有计划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认识社会、参与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能力。它是由基本社会实践能力和专业社会实践能力构成的能力体系。基本社会实践能力主要包括社会认知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学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相关能力。专业社会实践能力主要包括与专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动手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从2009年起，教育部决定开始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培养具备更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这就要求研究生培养应更多地加强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研究生通过自觉深入的社会实践，锤炼精神品格、陶冶情操、提高道德境界、增长知识才干，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实践让研究生自主参与到开放的应用性实践活动中，通过切身的体验，主动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对所知理论进行深层次探究，以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满足其专业需求及事业发展需要。在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需要指导教师加强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引导研究生主动实践、主动探索，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以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同时要引导研究生在社会实践中出动提高修养，锤炼品格，培养能适应和驾驭新环境的能力。可以说，社会实践能力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能力靠单纯的课堂学习得不到，只有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摸索和锻炼才能获得。

二、研究生社会实践机制体制存在的问题

尽管各级政府和部门都出台了不少针对研究生开展社会实践的指导性文件，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困难，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形成完整的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机制体制。这就导致全面开展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渠道不畅通，对开展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缺失，有的甚至对研究生教育带来不利因素甚至负面影响。

(一)对研究生社会实践缺乏正确的理论认识一是目前高校的培养体系没有将研究生综合能力提升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因此在思想上不重视，进而对研究生社会实践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设计;二是一些专业教师片面地认为研究生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只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任务，与自己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大;三是研究生本身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缺乏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往往只是被动地参加社会实践，将社会实践看成是走过场和完成任务，因此不愿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四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一些教师和研究生从经济效益方面片面考虑社会实践，歪曲了社会实践的本质，给研究生社会实践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

(二)研究生社会实践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果整个社会对研究生社会实践没有良好的支持，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将受到极大的阻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政府、用人单位对于研究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和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缺乏主动利用高校研究生智力资源的意识、缺乏人才培养的全员意识，因此缺少对研究生社会实践的统筹。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资金上不愿意有效投入;二是社会对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接纳程度不够;三是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力度不够。对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缺乏有规划的设计，存在社会实践基地数量普遍不足、软硬件条件较差、层次上缺乏梯度以及稳定性差等问题。

(三)研究生社会实践运行模式单调、陈旧从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提出高校学生社会实践以来，研究生社会实践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陈旧。主要表现在于:一是形式单调、缺乏创新。绝大多数研究生社会实践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的形式，如社会调查、政策宣传、参观访问、文艺演出、支教扫盲，而在社会实践的深度、厚度方面缺乏改革与创新，生机和活力不够;二是内容陈旧、缺乏多样性和针对性。大部分社会实践活动往往不能与研究生的专业特点紧密结合，不能使研究生做到学以致用，更没有结合社会实际和研究生个人实际，尤其是研究生作为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没有把研究生的专业智力优势发挥出来;三是研究生社会实践仍旧存在宣传多，实际活动开展少，往往只是假期临时响应号召，而平时主动做得少等问题。

三、构建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主要涉及到高校、政府、用人单位、研究生四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本系统中，高校和研究生是培养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内部环境系统，政府和用人单位是培养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外部环境系统。研究生社会实践强调高校、政府、用人单位、研究生四方的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和共同受益。只有构建良好的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机制，内外环境互相支持、协调发展，才能提高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综合效能。政府在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中，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应给予一定的专项经费支持，并制定导向性的政策文件，支持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活动，鼓励、引导用人单位主动参与到培养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活动中;用人单位应在政府的号召下，积极与高校合作，提高参与培养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积极性;高校要充分发挥在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主体、核心作用，主动和用人单位建立合作培养机制。应改变重陈述性知识传授、轻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方式，加大校内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加强实践型教师队伍建设，建立科学的研究生社会实践培养方案并设置社会实践创新学分;研究生应注重社会实践能力的自我培养，强化自我培养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我。只有构建“四位一体”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操作系统，发挥其整体功能，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高校要科学建立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高校培养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高校是培养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主体，在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1．培育和形成良好的社会实践氛围加大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认识，在全社会形成全员重视、全员支持、全员参与的良好舆论氛围，为研究生构建宽广的平台，使他们在实践中参与、在参与中做贡献。第一，充分认识研究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和意义，切实把社会实践纳入到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中。第二，教师积极引导，鼓励并引导研究生投入到社会实践。第三，学校应该提供更好的社会实践服务，促进研究生的社会实践成果得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推进成果产业化。目前不少高校通过主动与地方和用人单位沟通联系，根据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面向社会的不同关注点，建立各类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同时针对用人单位和高校的需求，在用人单位建立博士生工作站，通过这些工作的开展，提高了研究生社会实践的影响力，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生开展社会实践。

2．建立科学的研究生社会实践培养方案教育部曾多次发文强调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要求高校将实践能力的培养融入到学位教育的全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高校应将社会实践纳入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并推动其制度化、规范化。第一，把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要求、内容纳入研究生整体教学计划，将社会实践设立为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严格规定学时、学分，确保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开展。第二，在改革教学过程中，尽量提高教育教学的实践化水平，要彻底改变教育教学中由老师单向向研究生灌输知识的教育教学方式，转变为研讨课的模式，实行启发式教学和探索式的学习。第三，为调动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应根据研究生的学科特点和个性特点，结合社会需要与时俱进地设计研究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和方式。最后，为保障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深入持久开展，应逐步制定并完善社会实践激励考核制度。定期对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检查、督促、总结和表彰，保证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的社会实践能与正常的教学、科研充分结合，进而形成稳定的运行机制。教育部提出加大硕士研究生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争取2015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整个硕士生招生比例提高到50%以上，按照这一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将有一个学期以上在用人单位学习实践，这就为社会实践建立学分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目前不少高校已经为此作出了教育教学改革。

3．重视校内社会实践基地建设高校必须根据社会对专业人才技术、技能的需求，结合研究生综合能力提升，对校内社会实践基地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研究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场所和平台，一方面是专业实践平台，另一方面是综合能力提升平台。高校应积极与相关用人单位在科学研究、资源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采取和用人单位联合办实践基地以及采取借、租、赁的方式加强实践基地建设，聘请相关用人单位专业人员给研究生指导社会实践，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人才培养效益。校企间实践性的合作有利于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实践课题，使研究生服务于公司、用人单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和高级人才，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动用人单位快速发展。

4．设置社会实践创新学分，提升创新能力创新学分，是指全日制研究生在校期间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从事科研和实践活动而取得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智力劳动成果或其他优秀成果，经学校相关部门认定后被授予的学分。将创新学分纳入教学计划，制定创新学分实施方案。将创新学分记入研究生成绩档案［7］，作为衡量研究生实践与创新能力的评价办法，从而有机地形成理论课与实践课联动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5．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高校师资队伍普遍缺乏实践经验，指导研究生实践活动的能力不足，对培养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非常不利。受传统的“应试教育”的影响，高校教师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高校亟待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双师型”教师是指具有教师的修养和能力、良好的专业基础和素质、具备业界工作的经验和技能的一种复合型人才，是教师与业界上岗资质者在知识、能力和态度等方面的有机融合。因此，教师应具有扎实过硬的实践技能，既能讲授专业理论课，又能指导实践操作，还是科研的主持人、参与者。高校要提高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必须建立一支具有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教师队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一是高校刚招聘的年轻教师在正式走上教学岗位前，先在学校实践基地进行一段时间的实践锻炼，使其具备一定的专业实践技能，经鉴定合格后聘为正式教师;二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让教师在教学实训基地的建设中提高专业实践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三是有计划地选派两类教师到社会各级政府机关及科研院所顶岗培训、挂职锻炼。通过专业实践，使教师掌握本专业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能力;四是鼓励教师与用人单位联合攻关，共同进行理论研究、技术改造和技术推广活动，切实提高教师的实践素质和教学指导能力，促进教师向“双师型”转化。

(二)充分发挥政府对研究生社会实践的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是高校有效开展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工作的重要保证。政府要充分发挥调控作用，为用人单位和高校的沟通搭建平台，即政府搭台，高校和用人单位唱戏。为用人单位积极参与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政策支持。要鼓励用人单位参与培养，政府可以采取多项措施，其中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就是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和经济杠杆调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宏观调控。明确规定政府、用人单位、高校、学生在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工作中的职责权利，同时充分考虑用人单位的经济利益，在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上向积极参与培养的用人单位有所倾斜，调动用人单位参与培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在沿海的发达县市已经充分认识到研究生智力资源的重要性，开展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如常熟、张家港、温州、佛山等地，都是由政府牵头，带领用人单位主动走入校园，通过建立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搭建与高校合作的平台，有的提供土地供学校建实践基地使用，有的甚至直接提供办公大楼作为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让用人单位在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获得智力资源，并通过实践基地与高校建立沟通平台，优先开发高校的创新成果。真正形成了政府搭台，用人单位和高校唱戏的良好局面。

(三)联合社会资源搭建研究生实践平台社会实践平台的构建需要社会的共同关注与支持，健全和完善研究生社会实践的长效机制，推动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1．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为了给研究生社会实践的开展提供长期稳定的活动场所，必须建立一批规范、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以确保研究生社会实践持续有效开展。高校应发挥自身学科和专业的优势，主动与用人单位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建设一批具有良好合作关系、能够为研究生社会实践提供长期岗位的实践基地。高校和用人单位在教育资源、技术资源、环境资源等方面各自发挥优势，即高校把知识优势、科研优势与用人单位的技术力量优势、资金优势有机地结合于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之中，以实践基地建设促进产学研合作，以产学研活动推动实践基地发展，以达到培养高层次人才、实现科技转化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目的，实现高校与用人单位“双赢”。社会实践基地合作项目必须建立健全客观、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严格认真地评价研究生社会实践实施过程及成果，保障研究生社会实践的效益和质量。

2．重视校外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根据社会实践的目的、内容，一方面从用人单位聘请一些实践经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符合研究生导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为研究生合作导师，协助校内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社会实践，实行研究生培养的“双导师制”，教育部对硕士研究生结构的调整，大大提高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比例，而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必须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且需要大量选拨优秀的校外兼职导师;另一方面选拔一些道德高尚、综合能力强，有育人热情的管理人员作为研究生社会实践兼职指导老师。兼职教师队伍的建立，有利于形成高校良好的实践教学氛围。校内外导师的合作指导，有利于研究生拓宽知识面，尤其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也能促进导师水平的提升，为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3．保障研究生社会实践经费投入为了使社会实践活动得以顺利有效的组织实施，用人单位在年初经费预算中应设立研究生社会实践专项经费，明确经费的使用范围及用途，并根据社会实践实施进程定期拨付，以提高经费使用的效益。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对研究生社会实践成果进行科学合理的考核和评价，并对表现优秀的研究生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建立社会实践领导组织机构，积极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成立社会实践活动专项基金。通过学校拨款、用人单位提供赞助、实践活动创收以及合作老师提供经费支持等多渠道筹措社会实践的活动经费，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坚强的物质保障。

(四)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的自我培养研究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最终要从潜移默化的被动提升转变为自我培养的主动升华。研究生只有主动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使自身的社会实践能力有较明显的提高。一是强化自我培养意识。研究生应提高对社会实践的认知程度，充分认识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不断激发自我培养社会实践能力的动机，提高自我培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激励自我成才的内在心理机制，按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完善自己，使自己将来成为对社会的有用之才。二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第一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是研究生吸取课外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培养个性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阵地。研究生要自觉学习科学理论，并通过深入社会实践，加强对国情、社会的了解，使研究生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的需要结合，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进行正确定位，用奉献社会衡量和体现个人价值。

五．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