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范文
时间：2024-01-23 17:50:5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近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陈旭麓先生的着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曾经荣获中国图书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直至今日，它仍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最好的导论性着作。这本书是陈先生晚年的最后一份遗作，凝聚着十几年的心血，在我看过的中国近代史中，可以说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
一、新陈代谢的近代中国社会
陈旭麓先生的最后着作命名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刚一拿到此书就被她的题目所吸引。“新陈代谢”，什么是新陈代谢，这是一个生物名词。概念是：“活细胞全部化学反应的总称，它包括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两个方面。物质代谢：是指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物质的交换和生物体内物质的转变过程。能量代谢：是指生物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能量的交换和生物体内能量的转变过程。”把这个词引入历史形容中国社会的变迁只能说是十分的贴切和形象。
近代中国封建社会正如一个快要干瘪的细胞，活动延缓在时间上比西方的封建社会要多一倍多，而历史进程上看却是“仍在旧圈子里徐徐地盘旋而行”，社会形态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仍然是老式的封建社会。经济上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加紧土地兼并激化了阶级矛盾；政治上官僚政治仍然是与秦始皇时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相差无几；社会底层的宗族和经济行会盛行是“封建国家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思想上仍是“儒学定于一尊”。这些内容一方面是封建国家的基本状况同时也是长期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对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延续曾经起了无法言语的巨大作用。而陈先生此作就在于描述了这个巨大的稳定的社会被外来“物质”和“能量”打破的过程。
首先翻开此书的目录读者可以发现陈先生把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以螺旋式反应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一至十二章东方的状况，西方的状况，东方的状况…
十三章以后则是中国面对这种变化所掀起的层层波浪。山重水复经过各阶级各阶层的努力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的道路那就是。其中的变化都是可以和西方存在的各种状况相适应的，可以说是西方的这个环境让中国这个细胞里出现了中国与西方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和中国内部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变化谁说不正像生物的新陈代谢呢。
二、博大精深的论述内容
陈先生着作的另外两个特点是：博大精深和思辩深遂。虽然现在的历史学界普遍都相信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在是统治者的历史这个观点，可是真正能在着作中体现这一观点的却是了了无几。陈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而非一般历史学系，这一点当然还要加上陈先生自己的身体力行让《新陈代谢》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真正做到了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这一历史史观。文既有经济内容又有政治思想。经济内容从前的土地所有制度和手工业行驶到被侵略过程中的“洪秀全的思想”、“自强与求福”、“农村的社会变化”最终“半殖民地的深化”。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制度和形式的演变形象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给人一个大致的印象。如果说经济方面的内容还是比较通俗的，那么在政治方面的论述则给人以更加博大精深的感觉。政治上，陈先生从前就开始从上层政府的“官僚政治”到基层的社会组织“宗族和行会”都作了一个全面的展示；各个时期都是整一个中华民族和外来“夷族”的整体对峙，“夷族”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整体的，上从领导社会的政府，中到变革和革命的各种社会力量，下到各种社会组织、力量的思想，行动的变化。
而本人认为陈先生在这本书中最有特色的是对“中等社会”构造的讲述：包括“自举于士类者”、“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出入于方术技击于士类之间者”三个方面。“出入于商业与士之间者”又可以分成三部分“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化”、“旧式士类渗入了工商业”、“新式知识分子投身工商业”。“中等社会”又特别能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复杂而又特色的状况。能把中国近代中等社会分析地那么细致和深入市需要十分的功力的。中等社会不仅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内容的复杂的社会实体，而且重要性在于它是表现在社会构造上的新旧交替。而这点内容最能体现陈先生的博大精深和思辩深遂。
三、优美的话语、凝练的文笔
篇2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信贷渠道分析
水稻价格保护制度:历史演变、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
后ECFA时代两岸金融合作展望研究
基于贸易平衡的我国对外贸易地理分布研究
重庆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对策研究
论高速铁路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地方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影响因素分析
国外企业可持续成长理论流派述评
期望不一致、游客情绪和游客满意度的关系研究述评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机制研究
论“侵害(trespass)”令状所体现的严格责任思想
瑕疵证据之新解读
法制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以《中国诉讼法溯源》为例的解读
南来与本土——简论香港《文艺青年》(1940—1941)
多丽丝·莱辛的种族歧视思想——《野草在歌唱》的叙事裂缝解析
模因论与EFL学习者词块习得
网络中式英语的特征及其成因
网络广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都市报纸财经新闻的发展趋势——以《重庆商报》为例
惠稿须知
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探析
论科学发展观的现代性基础
论科学发展观的人文关怀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演进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研究
基于转轨经济的债务期限结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
燃油税实施效果评价——基于北京地区的调查报告
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执行力提升研究——基于执行主体层面的思考
划拨土地流转的法律问题研究
近代中国钱业制度内生性的进化博弈分析——以上海钱业公会为视角
近代华侨投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诉求下国民德性的现代重塑——以梁启超《新民说》为中心
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比较分析
重庆市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与对策
环境权的私法规制初探
论我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以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制度为视角
论商品房预售法律制度的完善
建立中国的治安法庭制度——司法职权优化配置探索
古诗词曲英译中声音文化的展现
敬告作者
大众化研究述评
我国当代社会阶层探析
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科学发展观思想
行为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和理论贡献
教育部经济类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工作会在我校召开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经济合作制约因素及原因分析
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影响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人力资源信息系统运用与组织绩效关系分析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报纸消费市场的影响——基于老龄化程度与报纸发行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重庆市宏观投资效率研究
当前我国政府会计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城乡统筹视角下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的构建
公共协商视阈中的公共治理运作机制研究
汲取儒、道、释的和谐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近代中国林业资源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
辽代酿酒业及其发展
秦汉社会保障研究综述
篇3
可见,宪法一词是旧词新用。古代意义上的宪法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两者又在形式上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英文Constitution能够源于拉丁语Constitutio, 中文中的宪法能够旧词新用的原因。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产物和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宪法这一词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当然,古代的宪法和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二者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么,古代宪法和近代意义的宪法有着怎样的差别和联系,前者又为什么和怎样演变为后者的呢?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英文宪法的由来
英文中宪法(constitution)和宪法性法律(contitutional law)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而拉丁文constitutio的基本含义为:(1)创立、设置、安排、整理、体制;(2)状态、情况;(3)决定、确立、确承、批准;(4)命令、指示。 (注:谢大任主编:《拉丁语辞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8页。)作为法律用语, 是指民法上谨承皇帝旨意而发生法律效力的帝国条例、法令、章程,有别于元老院的立法和其他法律。(注:blacks law dictionary,1979 年版第282页。)constitutio在罗马时代主要指皇帝的敕令、法令。 其中着名的有公元212 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的旨在扩大罗马公民资格范围的安托尼亚那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公元 530 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为编辑《学说汇纂》而颁布的编纂令( Constitutio Deo auctore);公元553 年查士丁尼赋予《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法律效力的法令(Constitutio Imperatoriam majestatem, Constitutio Tanta circa ); 公元 535 ~ 565 年查士丁尼颁布的新敕令(Noveuae Constitutiones Justinian),内容多属于公法和宗教法,但也有关于婚姻和继承的规定。此外,公元430 年左右西蒙迪恩曾编辑一部法令集(Sirmondian Constitutions),内容是关于宗教法的16部罗马帝国法令。欧洲中世纪封建主时代,表示封建主的意志和各种特权,有的时候用它来说明个别城市和团体的法律地位。 (注:王向明编着:《宪法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2页。)如公元 1037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德拉二世颁布的封地法令(Constitutio de Feudis), 这一法令旨在保护伦巴底诸侯的土地所有权。这一时期,constitutio或者constitution一词也被教会使用, 如当时的大主教教令( Provincial Constitutions )。 教廷使节法则(Legatine Constitutions)是由红衣主教主持的全国宗教会议上颁布的宗教法律,是英国教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为缓和与大主教贝克特的冲突, 颁布了《克拉伦敦基本法》( the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共16条, 规定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17世纪,英王颁发给弗吉尼亚公司第二次和第三次特许状时,也采用过宪法一词。(注:王向明编着:《宪法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在罗马帝国时期,constitutio和constitution已开始混用,欧洲封建时代吸收和继承了其含义,而英国则直接使用constitution.无论是敕令、法令、教令和基本法,都与近代意义的宪法不是同一意思。
古希腊的雅典就已经有了宪法,它的内容包括国家机关的组成、职权、活动原则及公民的权利义务,在形式上确立了雅典的民主共和政体。(注:皮继增主编:《外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在其他城邦国家也有类似的宪法。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早谈论宪法的学者,在《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中,他把成文法分为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就是宪法。亚里士多德曾研究过158个城邦宪法, 他说: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组织。(注:亚里士多德着:《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29页。)非基本法是宪法以外的其他实体法和程序法, 它们对宪法具有从属关系:法律实际是,也应该是根据政体(宪法)来制定的,当然不能叫政体来适应法律。(注:亚里士多德着:《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78页。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近代宪法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215年,英王约翰与诸侯、贵族和僧侣签订了《自由大》,它限制国王的权力,宣布国王不得随意征税,保护贵族和市民的权利,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14世纪的法国有国法和王法的区别,国法又被称为基本法,非经贵族、僧侣和平民组成的三级会议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变更和废止,具有宪法的含义。就古希腊的宪法而言,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对于国家机关的组成、职权和活动原则的规定,完全不同于现代国家的分权制度;同时,它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也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欧洲自西罗马帝国到16世纪文艺复兴是基督教神学统治时期,王权神授学说占据统治地位,总的说来,宪法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宗教神学对人们思想的桎梏,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更是为近代宪法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世纪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争得了权利,也发展了代议制度,国家权力逐渐转移到由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议会手中,改变了主权在君的君主专制,产生了人民主权观念,即国王也要服从并执行所谓体现人民主权的议会所作的决议和制定的法律。 这时起, 英国就用constitution一词来表示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近代意义上的宪法由此产生。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阶级状况造就了它的不成文宪法传统,使英国没有一部称为constitution的宪法典。而这样一部宪法一个世纪后出现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即1787年制定的世界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从constitutio到constitution,从敕令、法令、 教令到国家根本法,词形上发生了变化,涵义也有了质的飞跃,这一转化不是偶然的。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官方文字,它随着罗马军队和官吏的足迹传播到帝国的各地。4世纪基督教被确定为国教后, 拉丁文的《圣经》使拉丁字母的传播更为广深,而《圣经》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主要读物,甚至是唯一的读物。(注:参见周有光着:《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英语是由拉丁文发展而来的,这种词形上的变化和相似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日文宪法的由来
篇4
本次改革关于农村的要点如下：(1)确认并保障农民的地权。《决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2)在确认并保障农民的地权的基础上，在农地流转的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的政策突破。《决定》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新一轮的经济效应
这次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土地承包权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转化。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权会带来三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利于土地的集中经营和农村经营效率的提高；二是给转出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带来有保障的收入，使他们安心在非农部门就业；三是有利于城市化进程和小额信贷的发展。
新一轮的，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流转不流转的问题(过去的土地承包权原则上不允许转让)，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改革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从而将推动我国的经济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
界定并落实了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
产权的核心是收益权、处置权，我国农民只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过去的经营权仅限于耕种，如果放弃这一权力，土地就会撂荒，农民也没有任何的来自土地的收益。土地经营权可流转，实质上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了一定的处置权，农民对其所有的土地就享有收益权、处置权，这一定程度上界定了农村经济主体的产权，这与以往有巨大的差别。土地虽然还是那块土地，但由于农民对它的权利增加了，于是也就增加了农民手中的土地这项资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增加绝不是无形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价值的增加决不仅限于微观层面上，从宏观角度看，土地经营权增值的直接结果是经济体价值的增加。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累加的过程，其内涵可以描述为“一加一大于二”，就好比一桶从未被利用的黄金(价值等于零)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被挖掘出来一样，其价值远大于一般的想象。
为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
农村发展要求规模化经营，近代法国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让法国在近展过程中步履艰难。农村土地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下收入太少，农民增收很困难，想尽办法将土地集中规模化经营，减少成本，增加收入。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民需要集中化生产以扩大生产规模和技术含量，这促成了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
推动城市化进程，逐步改变二元经济结构。
城市化的过程需要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向城市，种地的人口少了自然需要将土地转包给别人，否则土地就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在人地分离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平稳渐进地实现人地分离，避免近代世界历史中的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另一方面，土地要充分和合理利用，既不能也不能滥用，这同样要求土地的自由流转。
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利于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
过去我们在农业产业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分散的土地与产业化的经营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曾有人提出用土地经营权资本化的方式解决上述矛盾，但推进起来几乎没有可能。说到底，就是农民手中的经营权几乎没有价值，如何资本化？现在，农民手中的经营权有了更多的处置权成分，增值了再来谈产业化过程中的经营权资本化问题才算可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和壮大，会改善我国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对现代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化和促进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这是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战略方向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可以说，这是中国30年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探索的成果。中国农村金融30年改革与制度创新，至今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和共识。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的，对农村金融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土地经营权的可流转，使得农民有收益权和处置权，为农民使用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奠定了基础。
基于市场竞争、市场公平和效率角度出发来考虑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构建竞争性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是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是以推进城市金融发展的思路治理农村金融，借助商业性金融机构来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大型商业性金融机构主导模式在农村领域往往“水土不服”。二是竞争是效率之源，只有在一个竞争的市场基础上，金融机构才能在生存压力面前不断地改善服务，并创新金融服务，提高服务的效率，金融服务的需求者才能不断地享受到优质的服务。三是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下，因为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客户群体将逐渐下移，最后惠及到更多的中低收入客户群体和弱势群体，实现金融普惠。四是没有任何一种金融机构模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佳模式，只有在金融机构多元化的情况下才能优势互补，并极大地满足农村地区多种层次的金融需求。
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利于形成好的经济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改革。
农村金融一直被看作是政策性业务而商业化不可持续，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必然使得农村成为广大的市场，农村金融的市场化、商业化就会得到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金融的改革、深化、发展提供好的经济背景，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经济提供有效融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提速，这样形成良性互动。
城市化的进程、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渐改变，有利于农村金融的发展。
要从供应链、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角度思考农村金融问题。要根据中国农村金融需求出发设计农村金融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路径，不能简单复制西方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模式和城市金融发展模式，但是，不仅要看到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需求，还要看到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组织化、工业化、城镇化、生产规模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户籍制度与城乡资源配置机制为主线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将逐渐演变，改革前中国社会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将逐渐被“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所替代。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在以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为基础的基本土地制度格局下，“小农”仍将是未来中国农村一个较长时期内难以改变的格局。
二元金融结构，现代金融部门与传统金融部门的并存及长期存在，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需要关注的重心不应是如何用正规金融来取代非正规金融,而是如何促成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如何在二者之间牵线搭桥从而营造一种既有竞争又相互补充的环境和机制。
深化基于的农村金融改革建议
尽快推动农村土地权益的权证化流转，为发展农村商业信贷模式奠定基础。
这不仅需要推动土地承包权证的普遍化、明确其财产权地位，还需要解决抵押品的估值以及流转细则，包括什么机构能够为土地抵押进行估值等，从而真正实现土地要素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流通，为商业银行在农村创新商业模式提供条件。在推动土地经营权抵押信贷模式发展的同时，仍然不能忽视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小额信贷组织等的作用。由各国经验来看，农业和农村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农村金融中必须存在特定的非抵押信用支持和政策性支持。否则，在农业生产面临较大风险的情况下，土地经营权抵押信贷所造成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加剧土地过度集中与两极分化。
发展与农村土地相关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分散和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为了避免自然灾害影响，使得土地流转和产业化经营顺利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必不可少。同时，应该探索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在保障农民人身与财产权利、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有效结合。
积极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以支持。如试点土地证券化产品、农产品期货等。积极发展农产品期货，分散和转移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为农业生产提供套期保值工具，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提供比较有效的价格信号。探索土地债券的有效实现形式，发挥债券方式使土地资本化的效能等。
积极探索农地金融制度，为现代农业提供大量长期资金的筹集、投入和使用。
首先，农村金融一定要和土地挂钩，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难以实现其价值。譬如，土地债券这种形式，就能发挥使土地资本化的效能。土地债券是土地金融的一种雏形，具有使土地资本化的效能，能带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其次，国家一定要扶持真正的、农民自己的合作性金融机构。这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农民内部的公益性金融机构。例如韩国农协内部的金融组织，它也收利息，但并不归金融机构自己所有，而是在农民内部平分或用于公益性事业。它以增加福利和促进全面发展为目的。
加强与农地金融有关的立法，不断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延长农地承包期，创新土地抵押权制度，使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聚宝盆”。
总之，在新一轮序幕拉开之际，农村金融改革需要进行多角度的审视，从系统宏观的角度进行把握，才能进一步地深化和促进农村，才能使改革在最大限度上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篇5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篇6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多中心视阈下的治理模式转型——基于治理模式二维划分的实然分析
西方政策过程理论的最新进展、趋势与启示
关键基础设施服务的缺失风险对应急准备的影响
后单位社会民生建设中的国家责任机制分析——以辽宁省棚户区改造为研究个案
基于社会团结的包容性社会——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村治研究的发展轨迹、学术贡献与动力机制——基于1998—2009年CSSCI检索论文的研究
平均分配机制批判及其“批判”的批判
司法审查的第三条道路——弱司法审查的兴起、发展及其中国意义
我国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立法表达问题研究——以北京等八省、市地方政府规章为分析样本
“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69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从隔离走向融合: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现象的破解——以长春市为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农民退休年龄的调整及其可适性研究
深圳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案例研究
从“压力型考核”到“公众制度化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模式的转型与路径依赖
我国灾害风险补偿多元化机制的制度架构——从社会保障的全景出发
“村务共治”:村民自治的非典型嬗变——基于湘北S村的实地研究
扶贫移民:一种扶贫工作新思路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述评
乡村巨变中的信贷合约风险及其控制——基于濮阳模式的制度分析
作为“过程”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以梁治平教授的研究为考察对象
法制改革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微观分析
发达国家及地区排放权交易的法律研究
“大部制”改革:理论审视及路径新释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解放
行政改革30年:中国政府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分层机制
政府绩效测量及其解释——兼评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以珠海市万人评议政府为例
体制内外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比较——以穗深两市为例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政府财政责任探讨
递进式推进农村
水利·国家·农村——以水利社会史为视角加强对传统社会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
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权体系重构之探讨——以基本人权为视角
公共基础设施PPP融资模式问题探讨
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为维度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保障——基于公法救济之行政诉讼的视角
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机制浅析——从治理主体利益定位的角度
非营利组织专职人员身份认同与专业化研究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发展中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认真学习《文选》切实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在甘肃行政学院2006年秋季主体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理论的新飞跃——学习《文选》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有关文献的体会
永远不忘甘肃人民(下)
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及其评价
创建高绩效党政机关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青岛市创建高绩效机关的探索与实践
从中国地方政府门户网站测评结果看其发展趋势
平衡计分卡理念对构建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启示
浅谈地方政府战略管理模式的选择
论政府雇员制应该缓行
从义务本位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解读之一
城市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略论公务员意识
多元互动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探究
基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政府管理模式创新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在绩效审计中的功能作用
实现绿色承诺的关键是完善制度实施环境
“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甘肃上市公司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状况调查与分析
篇7
综合研究有现代过程的研究和历史过程的研究两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方面。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包括：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景观学和土地科学从类型结构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而自然区划则从区域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较之人文地理学更强一些。20世纪50年代以前，林超、黄秉维等就已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如黄秉维在30年代编撰了《自然地理原理》[1] 和《中国地理》[2] 等，周廷儒在30～40年代开创对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的研究。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经历了20世纪的初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又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还受到原苏联地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目前在科学之林中占居一席之地。5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在古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景观学和土地科学、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区域自然地理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1 古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学，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此项研究遵循“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则，通过沉积、孢粉、同位素、冰芯、树木年轮、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等多种分析手段获取各种代用资料，对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行复原。
我国古地理学研究是随着近代地质学、近代自然地理学、近代气候学等地球科学的出现而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后，古地理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周廷儒于60年代初提出发展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方向，196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开设古地理学课程，随后创建古地理研究室。《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3] 和《古地理学》[4]，分别为国内古地理研究的第一部区域性与原理性专著。80年代后，他将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改变的文化景观—未来景观的预测联成一体进行规律的探索，以期把握未来环境变迁的方向，引领中国环境变迁研究。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对过去全球变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古地理学研究也获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竺可桢开创的基于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气候变化研究，刘东生、安芷生等领导的中国第四纪黄土及古季风研究[5]，施雅风领导的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研究[6]、以及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汪品先等领导的中国海域第四纪环境演变研究，及其他大量区域环境演变研究[7～9]。青藏高原、第四纪黄土和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研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备受中外学者重视。
古地理学研究的突出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中国第四纪以来环境演变过程与全球变化过程在总体格局上一致；青藏高原的隆起不仅使其自身从亚热带景观向干寒方向转化，还导致现代季风环流系统的建立与加强，强化了我国西北内陆地区的干旱程度，出现荒漠环境；新生代以来我国的环流系统经历了非季风、古季风和现代季风的演变过程；第三纪是我国自然环境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该时期我国气候普遍比现代温暖，其后随着全球性的新生代衰退，温暖程度逐渐降低；第四纪时期，随着全球性冷暖期的交替变化，我国自然地带发生多次推移；全新世暖期盛期，我国东部地区平均温度较现代高2.5℃左右，增温幅度北方大于南方；气候干湿程度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亚于冷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中国西部和华北的干旱化趋势得到认证；第四纪时期，海面随冰期—间冰期的交替而升降变化，最后冰期时海面低于现代海平面130～150m，与此相应，大规模的海陆变迁成为第四纪东亚地区最显著的地理变化之一。
我国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研究恰与国际性的全球变化研究相接轨，积极参与了PAGES等国际研究计划，正进一步深入研究全球变化在中国的表现与响应、以及中国环境演变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主要是关注15万年来及两千年来两个时间尺度的环境演变，注重分析技术的改进、新代用资料的开发、高分辨率序列的建立，及定量化程度的提高。
2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10]
综合自然区划研究是对自然区域的划分、研究、描述。一个国家的自然区划水平是反映对自然地理环境认识深度和自然地理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合自然区划是从自然环境的综合特征出发进行的地域划分。综合自然区划不仅要正确认识地域分异规律，还要深入分析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对各级自然综合体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全面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综合科学考察的逐渐深入，各类观测站网的建立，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积累了许多基本科学资料，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因而有了长足的进展。先后有林超等[11]、罗开富[12]、黄秉维[13～15]、任美锷等[16，17]、侯学煜[18，19]、赵松乔[20]、席承藩等[21] 以及郑度等[22～24]、傅伯杰等[25，26] 几个方案。其中侯学煜、郑度、傅伯杰等的方案更多地渗入了生态学的观点。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秉维方案。由于该区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林、牧、水等事业服务，区划所采取的原则，一是先进行类型区划，然后进行区域区划；二是偏重现代的自然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三是以地带性为第一性因素，非地带性为第二性因素；四是地带性因素先考察较难以人力改变的温度，然后考察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限度内可以人力改变的水分状况；五是在拟定温度带(原称热量带)和水分状况地区的界线时，一般先着眼由温度及水分状况的地域差异所导致的其他现象的地域差异，然后选取界线，再寻求较能体现地理相关性的界线指标。原则和方法既适合中国特点，又便于与国外相比较。综合自然区划的结果显著地显示出自然地理地带性规律，将全国划分为3大自然区，6个温度带，18个自然地区和亚地区，28个自然地带和亚地带，90个自然省。这是中国最详尽而系统的全国性区划，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60年代和80年代，黄秉维又对该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
50年代以来，中国各省区大多先后完成自然区划研究，并有专著出版。如甘肃省综合自然区划[27]，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一些特殊区域，如河西走廊、珠江流域、华南热带、川西滇北、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干旱及半干旱区、黄土高原等也都作了相应的综合自然区划。此外，还有为特殊目的服务的自然区划，如为水土保持服务的黄河中游黄土区自然区划[28]，橡胶宜林地区划，为公路建设规划服务的全国公路自然区划[29] 等。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自然区划的若干基本问题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见解。例如，从时空角度综合来看，地带性因素与非地带性因素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因此，在自然区划中，应该将贯彻始终、影响全局、决定分异本质和过程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有机结合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划分中，往往需要根据不同分异联系的主导规律，是否应如此就引发了单列系统和双列系统之争。发生学原则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开始应用到区划实践中，但迄今国内外学者仍缺乏共同的理解和明确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此外，关于区域共轭性原则的争论集中在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上等。
对于区划原则和等级单位体系存在的观点分歧和方案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各级区划单元界线划定上。为了解决热带与温带之间连续过渡所产生的困难，结合中国亚热带性特别显著的特点，借用气候学的概念，划分出一个亚热带，可以缓冲和弥补某些缺陷，更正确地刻画自然界的渐变。竺可桢[30]、黄秉维[31，32] 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北纬34°，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由于这条界线无论在自然条件方面，还是在农业生产上，意义都比较明确，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界线的具体拟定仍存在一些分歧。中国的半湿润地区和半干旱地区地域广袤，两者之间无论在自然界的客观实际还是在农业生产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意义的，但它们之间的界线划分至今仍存在较多的分歧和争议[33～40]。
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亦是进行自然区划的基础。关于地带性学说，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两种不同的理解。黄秉维主张从广义来理解地理地带性分异规律，认为自然地理地带性包括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等3个组成部分。胡焕庸等主张狭义理解，即地带性主要是指纬度地带性，而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属于非地带性。中国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客观上存在着地带性规律难以辨识的困难，黄秉维1959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方案揭示并肯定了地带性规律的普遍存在，这对于中国自然地域分异规律研究，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自然地域分异规律作为各类自然区划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而得到充分反映[41]。
在黄秉维1959年区划方案中，直至第三级的划分都遵守生物气候原则，即根据气候与土壤、生物、农业的相关性来划分。所考虑的规律主要是广义的地带性，划分的结果亦基本上是水平地带性规律的反映。低级区划单位的地域分异则是地方性差异，主要取决于非地带因素，以地貌、地质构造与岩性、土壤温度与土壤水分、地表水、地下水……等因素为划分依据。
在垂直地带性规律支配下，具有一定高度的山体所产生的由下而上的带状更迭，称为垂直自然带。发育在不同地域山体的垂直自然带具有各自特殊的带谱性质、类型组合和结构特征。发育在不同水平地带的垂直自然带的各类型之间，亦存在一定的联系，反映出它们在三度空间上的规律变化。黄锡畴[42] 研究了欧亚大陆温带山地垂直带结构类型，划分出大西洋沿岸垂直带结构亚纲、大陆垂直带结构亚纲和太平洋沿岸季风区垂直结构亚纲。姜恕[43] 在划分川西滇北山地垂直带类型时，主张将垂直带谱分为纲、类、型等3级。
多山地和高原是中国自然界的突出特点之一。60年代以后，随着青藏高原自然区划工作的开展，高原山地自然区划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深化。应用三维地带性观点进行垂直自然带谱分析，已较广泛进行。中国几大高原的地势结构不一，海拔高度不同，在自然区划中的位置也不一样，郑度等[44，45] 认为，要阐明其自然地域分异，必须对高原各种地貌类型组合的基面的海拔高度进行比较分析，按照不同区域确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度范围，以便首先使水平地带性得到充分反映，然后再体现垂直地带性的差异。张荣祖等[46] 按照垂直自然带谱的基带、带谱结构、优势垂直带以及温度、水分条件等特点，将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带划分为季风性和大陆性两类带谱系统，前者又分为湿润、半湿润和高寒半湿润3个结构类型组，后者又分为高寒半干旱、高寒干旱、高寒极干旱、极干旱、干旱和半干旱等6种结构类型组。郑度、杨勤业等[41] 认为，热量平衡随高度而改变是垂直地带性的起因，是在能量分布和水分作用等基本分异背景下派生的地域分异规律。垂直自然带既有与水平地带相同的成分，但亦有大量相似的和独特的成分，它不完全重现纬度地带的序列。同时，垂直带的类型结构存在于它所处的水平地带，是在水平地带的基础上发育和发展起来的。
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关系的深入研究，为高原山地的自然区划提供了可能。关于青藏高原地域分异规律，长期存在不同观点。或认为水平地带性被垂直地带性所掩盖，或认为高原上的地带仅能由垂直带辨认，或强调高原非地带性明显，不应划分为自然地带等。郑度等[47] 认为，从三维地带性出发，高原边缘的垂直带与毗邻低地的水平地带有联系，在内部其基带优势垂直带在高原面上联结、展布，反映出自然地带的水平分异，反过来又制约着垂直自然带的特点，是三维地带性在高原上的体现。从上述认识出发，依据大地貌的区域差异，温度、水分条件的不同组合，地带性植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带结构类型的异同，高原被划分为9个自然地带。这一划分已经成为协调区域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亦为世界其他高原山地提供了借鉴[48]。
地表的自然地带性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每一个地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年龄。由于现代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四度时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张荣祖等[46] 研究了上新世以来青藏高原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的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邢嘉明等[49] 分析了更新世以来华北平原水平地带的变化。杨勤业等[50] 绘制了黄土高原不同时期自然地带示意图，认为现代自然地带是第三纪以来地质历史演变的产物。但时间因素或残遗因素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尚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3 景观学与土地科学研究
土地类型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地理各要素(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综合体。它是在自然地理要素研究，以及继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类型研究，因而其形成、发展被看作是20世纪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陈述彭等[51] 就开展了大比例尺景观调查与制图的实践。此后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广东鼎湖山、北京怀柔、内蒙古毛乌素、甘肃民勤等地进行大比例尺的土地类型调查与制图，随后相继开展了中比例尺制图与调查研究工作。60年代以来对许多山区进行的山地垂直带研究和制图工作，也是中、小比例尺的土地类型研究[52]。自70年代起，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土地资源评价，确定土地利用结构并开展农业区划的应用研究有较大的发展。在林超、赵松乔、陈传康的倡导和推动下，吸取德、苏景观学派和英、澳土地学派的长处，以土地类型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土地评价、土地利用、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决策的系统研究，已经全面发展为土地科学的系统研究。根据1978年制订的全国自然科学和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在全国开展了编制1∶100万土地类型图、土地资源图和土地利用图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成果，一是提供了宜农荒地自然类型、质量高低、开发条件和面积数量，为国家农业开垦提供了基本依据，二是在土地类型分级和土地系列制图上积累了经验，逐步完善和建立了独立的土地类型学体系，并为土地科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土地类型调查和制图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下，1981年1月成立了由39个科研、教学、生产单位组成的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主编赵松乔)，参与此项研究的专业人员200余名，至20世纪末，取得的进展包括：第一，确立了土地类型在综合自然地理学中的地位，明确其研究对象是地理环境中的类型综合体，具有反映地段综合特征和属性的功能。通过系列制图的实践，土地类型基本上可分为三级：土地类、土地型和土地单元。从中国国土辽阔、地域差异大的实际出发，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在土地类之上设立0级单位(土地纲)，作为土地类型分级的控制单位，实际上也是综合自然区划的基本单位。土地纲划分的基本依据是水分、温度大尺度分异，将全国划分出：A湿润赤道带，B湿润热带，C湿润南亚热带，D湿润中亚热带，E湿润北亚热带，F湿润半湿润暖温带，G湿润半湿润温带，H湿润寒温带，I黄土高原，J半干旱温带草原，K干旱温带暖温带荒漠，L青藏高原。土地类为土地类型分级单位的高级单位，反映了主导分异因素地貌的变化，如滩涂，低湿河湖洼地，海积平地，冲积平地……等。适用的制图比例尺为小于1∶100万。土地型是土地类下的续分单位，表示植被型(或亚型)，土壤类(或亚类)的组合匹配形式，适于1∶20～1∶50万比例尺作图。土地单元是土地类型分级的基层类型单位，表示的是植被群系(或群系组)、土壤属(或种)的组合，或局部地段的综合特征，适宜于1∶5万～1∶10万比例尺成图；第二，具有大批同一区域不同比例尺土地类型系列图件，适于满足不同管理层次级别的精度需求。至1989年，按国际分幅出版了西宁等8幅彩图，鉴定评审通过了北京等23幅，覆盖面积达国土面积的40％以上。各省(区)同期为农业区划需要编制了大量1∶20～1∶50万比例尺土地类型图件，基本制图单位为土地型。以省区级独立完成的有宁夏等19个省区，大部完成的有四川等10个省区；第三，拥有大量典型区域以土地单元为制图对象的资料、图件，是深入解析不同自然区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土地合理布局的基本依据；第四，对某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土地类型，如沼泽、海涂，荒漠、绿洲等进行调查、制图，在促进区域开发和环境整治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第五，亦有不少理论方法总结，如《土地类型结构与农业综合自然区划的初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53]、《贵州省地域结构与资源开发》[54]、《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55] 等。
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不同利用目的的应用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农业合理用地规划、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方面。《中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的编制(主编石玉林)，基本摸清了我国宜农、宜林、宜牧土地质量与数量，并为国家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在若干地区的研究中，也取得成绩。如西藏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研究[56]，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应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完成大中比例尺的现状调查，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服务于单项目的的土地质量评价研究，亦有很大发展，如对水稻、柑橘、茶叶、橡胶的单项土地适宜性研究，均可视为土地属性深入研究的成果。80年代后，土地的应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扩展到旅游、城市用地和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旅游质量用地评价依据土地利用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科学研究价值，采用景点、景观单元、游览线和景区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通过对北京旅游区、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广东丹霞山风景区、黄果树瀑布区等的研究，初步确立了我国旅游用地评价体系。城市土地评价在90年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兴起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不仅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更多地依据城市土地的经济价值(地租)进行评估，对于建立城市用地合理结构有积极意义。以土地类型生态属性为基础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的研究，有80～90年代在中国“三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林灌草布局规划、黄土高原重点产沙区水土流失治理设计、吉林西部退化土地恢复整治生态建设、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利用土地类型空间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自下而上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80～90年代完成了北京市、贵州省、青海省、云南省、甘青宁“三北”地区、江汉平原区、关中地区、秦巴山地等区域。在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评价研究基础上，80～90年代相继开展了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以土地评价分等单元为依据的类型等级法，进行了柴达木盆地、黄河大柳树灌区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由静态研究转变为跟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动态研究，以适应动态管理决策的需求。
由于航空航天遥感资料和计算机的应用，土地研究日益向定量化方向发展。80年代，利用假彩色合成卫星图像和彩红外合成航空像片逐渐普及，解译准确性和制图精度亦渐趋成熟，90年代开展了超小比例尺航空像片的解译及应用。利用卫星像片编制1∶50万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图件在80年代已经成功，利用1∶10万TM卫星像片编制相应比例尺土地图件，已较广泛应用于若干重大项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土地利用管理决策和ARC/INFO软件制图的新技术应用，90年代亦日渐成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正广泛开展，并取得可喜成绩[57，58]，成为土地系统分析与评价、土地质量指标体系建立与环境效应预测的重要科学基础。但是，不同驱动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驱动力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定量化表述存在难点，从而严重阻碍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综合研究以及动态预测模型的建立与运行[59]。
景观作为科学名词被引入地理学，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与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最早是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倡导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自20世纪30年代景观生态一词为C. Troll首先提出，景观的概念被引入生态学，作为位居生态系统之上的一种尺度单元。景观生态学是一门在景观地理学和生态学综合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它以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吸收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之所长，研究景观的结构(空间格局)、功能(生态过程)和演化(空间动态)，研究景观和区域尺度的资源、环境管理，具有综合整体性和宏观区域性的特色，并以中尺度的景观结构和生态过程关系研究为所长。
景观生态学的建立源于西欧20世纪30年代，在80年代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81～1988年是引入介绍阶段。1983年林超发表了C. Troll的“景观生态学”和纳夫的“景观生态学发展阶段”两文的译文，在国内是首次介绍景观生态学的代表性文献。1985年陈昌笃发表“评价Z. 纳维等著的景观生态学”，1986年景贵和发表“土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陈昌笃发表“论地生态学”，对景观生态学和地生态学内涵作了有意义的探讨。1988年李哈滨等发表“景观生态学—生态学领域里新概念构架”，重点介绍美国学派的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60，61]。80年代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方向、景观空间结构、景观异质性动态变化、景观生态类型、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生态过渡带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研究。90年代，出版了几种景观生态学教材。以后，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被国内同行广泛接受。
4 现代自然地理过程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黄秉维就提出自然地理学要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他指出，从更广阔的视野看，3个方向存在着外延部分叠合的关系，可以将不同尺度的研究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并将导致对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及其地域分异秩序的全面了解[62]。这样，就突破了描述性的、以要素为主体的传统综合研究模式，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深入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开创了新路。物理过程包括风力作用、水力作用、地表水分和热量平衡；水力作用研究包括径流的形成过程，侵蚀作用与河床过程，则与坡地利用和坡地持续生产力研究相联系，偏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学科本身的系统研究只是在20世纪末才渐有起色。化学过程原以盐分平衡开端，水盐动态着手，后来转向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地方病和环境保护研究；生物过程则与农业生产潜力相联系。后来，发展为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的综合研究。它包括蒸发过程、蒸腾过程、根系吸水过程、土壤水分运动、土壤水与地下水的相互交换过程以及水分在传输过程中各环节和界面上的势能变动和阻力等在内的水分传输和能量传输研究。1956年，黄秉维就提出要发展自然地理定位观测与实验。60年代初相继在石家庄、德州、衡水和延安、武功、民勤等地开展定位试验。又于1979年在山东禹城建立了禹城综合试验站，80年代筹建了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对太阳辐射能、光量子能量、农田二氧化碳浓度、土壤水分状况、作物叶面温度、作物气孔阻力等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测定，还对灌水定额和灌溉制度、耕作和轮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研究，完全与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融为一体。随后几年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建立了田间试验研究网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直接主持的田间试验网络包括从中温带至中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及干旱地区不同生态类型的8个试验站，在80年代进行了两整年的同步观测、其中作为农业生产潜力研究基本组成部分的太阳辐射分光谱(包括紫外、可见光、红外辐射)观测研究在国内是首次开展；建立了计算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数学模型。这些定位观测试验的部分研究可以认为是黄秉维开创的热水平衡研究和左大康开创的太阳辐射研究的继续。但实验研究和测定技术仍然薄弱。1973年黄秉维首先提出了光合潜力的概念、计算公式及公式中各项系数的数值。认为，光合潜力是在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正常，其他环境因素都处于最适宜状态时，具备最适宜于接受和分配阳光的群体的，高光合效能作物充分利用阳光所能生产的植物质(包括根、茎、叶和繁殖器官含水15％的干物质)。所采用的光合潜力估算方法是将太阳总辐射〔卡/厘米[2]〕数值乘以0.124(后订正为0.123)便是光合潜力[斤/亩]数值。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每项参数的选择都经过比较仔细的考虑，又经过一些验订，总的倾向是偏保守一些。随后又完成了光温潜力、光温水潜力的分析计算方法，并就全国各区域的情况分别予以讨论。此后，农业生产潜力研究被广泛应用到不同自然区域的综合研究工作中。过去几十年，点上的观测试验、方法论研究和过程模拟已经相当深入，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深入是无止境的，但工作内容过细，学科比较单一，已经不像综合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试验研究。似应建立更加综合的试验基地，开展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候、生态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综合显得十分不够，亦需要予以解决[63]。
5 区域自然地理研究
区域研究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国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自然区划(初稿)丛书、70～80年代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的《总论》、任美锷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赵松乔的《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a》以及各大学地理系编撰的《中国自然地理》教科书等。
区域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国干旱区自然地理》[64] 从综合自然地理、地貌、气候、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以及动物地理等方面对干旱地区分别进行了概要分析和探讨。《新疆综合自然区划概要》[65] 分析了新疆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资源概况，并对区划划分的各个单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其基本特征及其利弊，以及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设性意见。《西藏自然地理》和《中国的青藏高原》[66] 全面阐述了青藏高原基本自然特征、组成自然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揭示了高原区域的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其中，《西藏自然地理》是我国第一部重视从生态学角度进行区域地理阐述的著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赞扬。《横断山区自然地理》[67] 讨论了横断山区地域分异特点、垂直自然带谱、地形因素以及区划界线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自然区划。《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探讨了高原山地地区土地系统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分析了土地类型、土地结构、土地分区、土地评价、土地生产潜力、土地发展规划和土地人口承载潜力等子系统，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中国绿洲》[68] 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干旱荒漠区的基本自然地理过程，绿洲地域系统及其类型、特征和演变，绿洲结构及其功能，绿洲经济与文化，绿洲发展规划与管理体系建设等。《中国天山自然地理》[69] 是对我国境内天山全面系统论述的自然地理著作。此外，较具代表性著作还有《湖南自然地理》[70]、《湖北省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1]、《河南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2]、《青海省自然地理》[73]、《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自然环境》[74]、《南迦巴瓦峰地区自然地理与自然资源》[75]、《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自然地理》[76]、《广东自然地理》[77] 等。可见，区域自然地理研究大多与综合考察相结合，始于边远、资料缺乏的地区，而后才逐渐向较发达、人口较多的地区延伸。同时，研究亦从单纯的自然地理学向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此外，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工作还包括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退化土地的整治与恢复、坡地改良与利用、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自然灾害的综合研究以及环境脆弱与环境冲突研究等领域亦都取得成绩[78～80]。
区域地理学新的发展趋势包括综合研究与区域整合、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区域地理研究的信息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强调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关注人在区域性质的产生、延续与演变时所起的作用[81]。
篇8
关键词：西方史学;园林史
1.史学的定义
史学的定义从内涵上可以归纳为两种，即广义的“史学”和狭义的“史学”。广义的“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历史狭义上的史学史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附属观念相态的统一体。就园林来说，由于园林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作为一个园林设计者更应该去了解自己学科的发展，去深刻体味园林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特点与原因，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对今后园林设计和演变的方向有一个更为精确的把握。
2.西方史学发展对各时期园林的影响
西方史学源远流长、恢宏博大，从古代到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先后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这每一次转变的过程中，西方园林也随之不断的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体系。
2.1第一次转折：西方史学
第一次西方史学的转折发生在公元前的古希腊时代。是以希罗多德“社会文化史”和修昔底德“政治军事史”为代表的古典史学的确立。其主要是将历史与神话分离，产生了体现人本主义精神，同时也是奠定了西方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西方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基础。在这一时期主要指的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这些地区由于雨水、森林和耕地面积较为稀少，与人们理想中适合农业生产的富庶土地相差甚远，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便不断从自然界中汲取知识与资源，探索最适宜生产生活的模式。为此，当时的园林形式以果木园、菜园为代表，并且在选址上十分注重自然条件，便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2.2第二次转折：基督史学
这一时期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直至公元14世纪。基督史学是在基督教徒同异教徒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目的是为了更加具体地展示基督教与天地同在的悠久的历史渊源，表现基督教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地位，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异教徒进行舆论反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加强广大教徒进行历史传统教育、以强化教徒们的信念和增强教徒的自信心。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西方社会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封建割据带来的频繁的战争，社会的动荡，科技停滞，宗教就成了文化艺术的唯一主体和精神寄托，所以，园林也只能在寺院和贵族的庭院中有所发展。园林也演进为寺庙中以实用性为主的果园、花圃，以及贵族城堡中少有的花园布置。
2.3第三次转折：近代资产阶级史学
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分为人文主义史学和理性主义史学两个阶段。
2.3.1人文主义史学阶段（文艺复兴时期14――17世纪）
到了中世纪末，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资产主义关系逐渐形成，到了14世纪到15世纪初叶，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其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宣扬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幸福，崇尚理性，反对蒙昧。这一时期，意大利走在了历史的前端，并随着思想和个性的解放，人文主义者可望古罗马人的生活方式，这就促使了富豪贵权们纷纷在风景秀丽的丘陵上坡上建筑庄园，并采取连续几层台地的布局方式，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意大利台地园，如这一时期著名的菲埃索罗的美第奇庄园、埃斯特庄园、兰特庄园等。同时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平等的观念，薄伽丘在《十日谈》中以佛罗伦萨周围华丽别墅为背景，技术了佛罗伦萨人愉快的生活，以及阿尔贝蒂《论建筑》中以古罗马小普林尼描述的别墅为主要蓝本所描绘的以消遣、娱乐、隐退、陶冶性情的理想庭院构想，都描述了这一时期别墅园林的盛况。
2.3.2理性主义史学阶段（启蒙时代17世纪――18世纪末）
理性主义史学是17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弥漫欧洲的理性主义思潮是史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当时的史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认为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性的唯理主义的产生。路易十四在法国建立强大的绝对君权统治地位。经济上的强盛以及君权专制的统治思想也反应在园林上，从而孕育了法国古典主义园林。法国园林中遵循的规则与秩序是当时绝对君权统治地位的象征，同时这种规则式园林运用于平原地区这一典型样式，就是当时盛行的唯理主义哲学的反应。
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兴起，经济空前繁荣，英国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哲学思想上，经验主义开始盛行，同时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自然本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英式自然园林应运而生。
2.4第四次转折：西方近代史学（18世纪――19世纪）
19世纪是西方充满变革的时代，又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兰克学派、历史主义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花样翻新，各领几十年，最后化作西方史学殿堂中的一尊尊经典雕像。伴随着这些史学思想的不断出现、交替，以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欧洲艺术也先后兴起了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显示主义、印象主义等艺术运动。在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园林艺术领域与出现了更加彻底的变革。随着君主政权的覆灭，原有皇家园林开始逐渐对公众开放，城市公共绿地、公园开始出现。较为著名的有肯辛顿公园、海德公园等，其经过改造后，更加适宜大量有人的活动。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现代园林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没有产生新的造园风格，园林风格在继承原有传统的同时，几何式园林又重新被设计师采用，园林风格停滞在两者相互交融的设计风格上。
3.结语
园林的发展，每一次样式的创新，每一次园林风格的产生，无不是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相互作用的结果。传承至今的经典园林案例，都有其创作的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故事与逻辑。所以，对于园林设计者来说，在借鉴和运用园林设计方法和风格的时候，要深刻理解其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知道其演化的由来，将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逻辑充分结合起来，才是值得我们深刻学习的。
参考文献：
[1]（日）针之谷钟吉.西方造园变迁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2]张广智.西方史学通史 第一卷 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陈佳宁.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园林.[J]今日科苑，2006，（10）：83
[4]郭海良.基督纪元体系的形成与基督教史学.[N]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
篇9
关键词：官厅会计;改革;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
一、引言
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以国发〔2014〕63号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的通过意味着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有了法律的保障。
此前，我国政府会计的核算一直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注重单一的收支平衡，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实力和公众参政意识的不断提高，政府会计的核算不再只是面对单一的预算。面对复杂而多样的经济业务带来的成本核算，以及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增加，传统的只关注预算的收付实现制无法顾及周全。
纵观海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欧美等国已率先在政府预算中使用权责发生制。而我国的改革之路才刚刚走上正轨，面对改革的未知性和可行性，各界学者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总是惩前毖后，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各历史时期的政府财计组织建设，并结合其他国家政府会计的发展历程，分析研究出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定位
二.我国政府会计的发展史
近代以前，我国还没有政府会计的名词定义，但核算王室和国家财计的组织结构部门早在奴隶制时期便有所记载。《周记・天官・大宰》中出现“官计”之称，后至汉改为“国计”，一直延续到明清直至民国时期，这些财计组织部门统称为官厅会计。近现代，根据西方国家Government Accounting，才将官厅会计的说法转化为政府会计。
虽然周朝才出现“官计”的称号，但是从商朝就有了管理国家财务的官员――冢宰。冢宰辅佐商王一切政务，这一时期的财务管理分工还很综合。周虽然在商的基础之上延续了冢宰的职能，但是对于财计分工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冢宰总览财计，下设司会负责收支，小宰辅佐冢宰管理国库组织部门，财计组织内部相互牵制，冢宰控制司会，周王控制冢宰，在政府高层上实现了中央集权。
从奴隶制时期开始我国统治阶层走上了不断加强集权的道路。经济集权保证了政治集权，政治集权又加强了经济集权，财计和政治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官厅会计组织形式。
进入封建时期，我国的财政收支原则仍是从奴隶制时期继承发展而来，即“量入为出”。但由于手工业的发展，经济情况较奴隶制时期有很大变化，所以相应的财计组织建设有了更明确的分工。秦汉时期设“三公九卿制”，同时以“治粟内史”核算国家财计，“少府”负责王室财计，分别核算收支，相互独立又相互调剂，是我国官厅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政治上秦朝推行郡县制，分层控制，逐级管理，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财计组织报告制度，财计部门成为皇帝总揽财计大权的工具。
隋唐改三公九卿为三省六部，进一步细分财计组织部门的职能分配，首创实物与现金分管制度，该时期会计的作用得到重视，在牵制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李唐的财计部门设置已较为领先，但是由于后唐王朝的政治腐败，使得财计组织流于形式。皮之不存毛将安附，一个统一的重要管理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存在的根基。
进入宋朝之后，我国商品经济萌芽，出现了不同于小农制度的经济形态，然而，宋王朝政治腐败，官员设置冗余，虽然几经变法，仍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控制手段，财计组织权利分散，收支问题尚不能很好控制，更不必说去应对萌芽的商品经济。上层建设的混乱影响了经济基础的稳固，使得根基不稳，很难继续寻求发展。这种政治体制的混乱也影响了后朝元的发展。
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对军事格外重视，但是元朝将财计部门与军事部门的混同导致了内部的混乱和机构的交叉重叠，严重的影响了中央对经济情况的掌权。
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达到顶峰，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我国经济停留在小农时代。经济的停滞不前使得财计组织只能一味的服务于政治制度，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利使得腐败滋生，人事与财计相互勾结，财计制度形同虚设。
回溯整个封建时期，中央统治者不能放松对政治经济的集权控制，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一方面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缓慢，财计组织部门无需应付复杂的资金决策;另一方面，封建君主集权制下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信息真空，官厅财政全部掌握在皇帝与其下属的财计组织部门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官厅财计核算制度自然以“收支平衡”为标准，全部重心放在控制预算方面。而这一传统的会计思想对当今仍具有深远影响。
三・国外政府会计发展历程和中外对比
最初的西欧封建政府财计组织以庄园制度为基础。
公元9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为改变国家建设之初政权涣散的现象，颁布《庄园诏令》――统治者将土地分给皇亲贵会及修道院，庄园主再将土地转租给农奴。这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庄园主成为王朝稳固的根基，相应的，政府会计组织由庄园会计，教会会计等具有代表性的民间会计组成。
同时期的英国也将庄园经济作为经济基础。在《大》颁布之前，英国的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尚未分离，亨利二世设立财务署掌管王室财政。《大》确立之后，英国议会制度产生，上院贵族，下院平民，人民开始参政，财政大臣严格执行议会通过的预算决策，皇室与国家财政开始分离。
11世纪以后，西欧的商品经济和手工业迅速发展，经济迅速崛起的城市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共和国，在此阶段一些贸易繁华的城市开始推进会计制度的改革。
12至14世纪法国一直处于君主集权制度，财计大权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1789年法国大革命，了封建王朝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此后，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也走上资本主义改革化。
15世纪，处于封建时代的德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财计组织结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均受到影响，代替政府财政部门的是的财计组织。这些建立自己的财政体系，设立财政长官，侧重预算，这些对后世资本主义国家财计组织的建立有所影响。
西欧最初的官厅与民间结合的庄园制度构成了最初的西欧政府会计组织部门，与中国古代一直沿袭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有所不同，西方国家虽然也经历了封建君主专制时期，但是并没有持续很久，政治形态的改革随之带来政府财计组织的变革。反观带来政治改革原因，大多是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腐朽的统治制度不再适用于新生的经济力量才带来了革命与创新，毋宁说，西方国家的财计组织变革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一步步完善发展起来的。
相较而来，中国的财计制度的改变是随着政权更迭发生一定的变化，由于经济水平的滞后和统治者追求的政治目的相同，我国的财计组织大多是沿袭前朝的制度，为政权的高度集中服务。西欧国家在发展之初的国情就与我国大为不同，以经济发展迅速为资本建立的城市共和国，财计组织的建设会偏向于为经济发展服务。有这种最初的历史渊源的差别，致使后期西欧等国的迅速发展，政府会计核算制度的演变能一蹴而就，而我国的改革不能效仿西欧国家的“一步到位”，还需再多加实践和观望。
四.中国当下社会发展情况
我国从漫长的封建王朝解放出来，走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及百年，飞速发展的中华民族让世界为之震惊。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敦促着行政制度的不断革新。我国从封建时代的君主集权思想中解放出来，政府对资金去向的控制不再只是几个人，几个部门说了算，纳税人，国发证券的持有人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与政府血脉相连，共同管理与参与决策。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水平不断显著提升，税收收入的增加，政府债券的发放使得政府的可操作资金变多，同时，国企央企的迅速发展使得政府不得不更多的为资金的流向做决策。为着民众与国家更好更快的发展，为着一个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不必说数千年的封建固化思想虽被摒弃但仍有所保留，政府财政本身并不能像企业一样仅仅重点关注财务管理方面，政府的职能并非投资理财取得收益最大化，政府的本质是服务人民，经营管理好国家，为民造福。因此，政府会计的核算不能摒弃了最根本的预算管理制度，只有控制好资金流才能更好的为资金流向做决策。不能一味的“拿来主义”，不考虑历史渊源讲国外的政策照搬到自己国家，我国当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发展水平是任何一个王朝所不能及的，应当将两种核算制度配合使用，相辅相成，既能顺应经济发展与民众的需求，又不失根本，如此才可能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定位。
参考文献：
[1].Lourdes Torres，Vicente Pina.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Reporting in the USA and Spain.A Comparative Study[J].Spanis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 Revista Espa?ola de Financiación y Contabilidad，2003，32115：.
[2]Konstantin Timoshenko，Pawan Adhikari.Exploring Russian central government accounting in its context[J].Journal of Account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2009，54：.
[3]罗志勤，万里鹏.浅析我国政府会计核算基础改革[J].浙江金融，2011，11：42-44+56.
[4]郭道扬.回首千年话沧桑――公元11―20世纪会计发展述评[J].会计研究，2000，01：3-9.
[5]刘瑜.对我国政府会计核算基础改革的新思考[J].经济论坛，2010，06：38-41.
[6]戴红迎.关于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的研究[D].厦门大学，2014
[7]郭道扬.会计制度全球性变革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3，06：72-90+205-206.
[8]王开田.近代会计进化论――第二次科技革命与近代会计的历史演进[J].当代财经，2005，07：97-102.
[9]郭道扬.论中国会计改革三十年[J].会计研究，2008，11：3-10+96.
[10]陈璐璐.英国政府会计管理与改革情况及对我国的启示[J].会计研究，2007，10：24-30+95.
[11]刘连环，李雪筠.发达国家政府会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J].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2014，01：80-91.
[12]财政部会计司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考察团，冯卫东，于小旺，喻灵.瑞士、意大利的政府会计改革及其借鉴[J].会计研究，2006，09：76-81.
[13]时应峰，徐丽虹.政府会计的改革与发展――谈我国政府会计的改革与发展思路[J].蚌埠党校学报，2006，03：37-38. [14]裘宗舜，韩洪灵，张思群.公共受托责任、新公共管理与我国政府会计改革[J].财务与会计，2004，04：50-53.
篇10
史书上记载的维京人(Vikings)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北欧，即今天的挪威、丹麦和瑞典。当时欧洲人更多将之称为Northman，即北方来客。维京人以游牧和渔业为生，拥有当时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维京人从公元六世纪以来就通过波罗的海不断向欧洲大陆和俄罗斯进逼，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不过，从公元八世纪起，贸易就演变为商业掠夺和袭击。维京人不断突袭欧洲各国城市和宗教场所，掠夺财富，捕捉俘虏作为奴隶，甚至长期占领土地和城镇。
维京人行动快速，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可以谈判的首领，加之掠夺的广泛和杀戮的残酷，欧洲各国深受其害。当时的大都市基辅，汉堡，巴黎，巴格达，君士坦丁堡以及英国所有城市都曾被洗劫过。公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被称为维京海盗的时代，至今仍在历史和传媒中不断被渲染和神秘化。加勒比海盗和库克船长的故事也都有维京海盗的影子。
不过，在横行霸道了三个世纪后，维京人陆续安顿下来，慢慢消失在欧罗巴大陆的版图上。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版本描述维京海盗的去处：或者是被英国国王镇压而臣服，或者被法国文化折服而同化，或者被基督教文明感化而放下屠刀，或者是发现了农业和商业文明更有利于生存和发展而转型。所有不同角度都有自己的逻辑和历史证据。
让我们看看熟悉金融的历史学者如何从银币中揭示维尔京海盗之谜吧。在确定这罐宝藏属于一个离开的维京首领之后，学者们开始专注银币的来源。当时英国的东北部被维京人占领，西南部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下。罐中银币的大部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发行的，那些银条、银块也被维京人用作货币。
令人惊奇的是罐中居然有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地区)、阿富汗和巴格达三个地区的银币。维京人的足迹遍布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里海、俄罗斯大陆、阿拉伯地区，我们可以想象到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全球贸易和货币已经发展到何种便利和快捷的阶段。如此广袤的区域，各种货币交易都能积聚在这个海盗的罐中。
根据维京人的贸易路径和货币积累，可以推知当时被维京人占领的俄罗斯的基辅是重要的中转城市，来自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的货物经过基辅和波罗的海到达北欧。从银币的多样和磨损可以看出，这个贸易不是直接的，而是不断接力的结果。
罐藏的银币中有几枚是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瑟尔斯坦(Athestan，公元923-939年)所制造，年份是927年。正是这个国王最终打败了维京人，统一了英格兰岛，使得分裂了几百年的英格兰终于成为一个国家，从而得到其后历届英国国王的尊重。
另外几枚银币上，圣徒彼得手中的剑被改成了锤子，这是维京人信奉的挪威教的标识。由此可以看出，维京人正处于宗教皈依的过程中，但顽固地记忆着历史。事实上，从这个罐子保持得如此完好也可以看出，这个维京首领只是打算暂时离开信奉基督教的约克郡而已。
维京人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人”，这部分基本就迁徙到德国奥地利一带，与古日耳曼人融合。一部分维京人被法国国王用土地和爵位收买变成诺曼底公国居民。另一部分维京人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建立起俄罗斯公国。当然，今天的无数英格兰人也是维京人的后代。甚至历史学者还指出，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维京人已经访问并占领过这个新大陆。 维京人已经是一个消失在欧罗巴大陆的民族，但维京海盗却始终是现代文明的梦魇。
笔者最关注的是，如同任何一个人类族群一样，货币成为维京人贸易和储藏财富的工具。在不断地掠夺和杀戮之后，银币如何帮助维京人漂洋过海，用商业贸易来实现无法用军事掠夺得到的贸易产品，如何帮助维京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成为日耳曼人、诺曼底人、英格兰人和俄罗斯人的一部分，进入农耕社会安居乐业，如何帮助维京人在近代历史上扮演发现新大陆和殖民者的角色。显然，货币和金融体系对一个活跃了几百年又融合于欧罗巴的民族的文明历史有重要的支撑，可惜的是，我们的现代史和文化人类学对金融这样的制度演化远远不够重视，不如对科学进步、技术发明、政治体制和语言学等具有系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