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论文十篇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1

非语言交际的定义

中外学者给“非语言交际”下了不少的定义，有的非常简单，如“非语言交际是不通过言辞传递的信息”或“非语言交际是不使用语词的交际”。有一些学者似乎认为非语言交际即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如英国的Michael Argyle;美国学者Alastair Pennycook 则认为非语言交际（NVC）=副语言（Paralanguage）+身势学（Kinesics）+近体学（Proxemics）+超声音特征（Paraverbal Features）。有的学者下的定义则又很具体，如“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词表达的，为社会所共知的人的属性或行动。这些属性和行动由发出者有目的地发出或被看成是有目的的发出，由接收者有意识地接收并有可能进行反馈”。或“非语言交际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收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人为地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

非语言交际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人类交际所使用的非语言动作既有生物性特征，又有社会性（或文化性）特征。人类也像其他动物一样，受外界条件刺激时，其生理和心理都会引起本能的反映，通过表情、动作和姿态等非语言行为表现出来。这就是人类非语言动作的生物性特征。但是，人类的非语言动作，不只留在生物性特征上，在人类长期交往和实践中，其非语言动作慢慢被‘解读’形成了一套有意义的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一经出现，就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行为举止必然要受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而社会行为规范往往是一脉相承的，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非语言交际与文化密不可分，与文化一样，除少数人类所固有的出自本能的表情和动作外，大多数非语言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是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某种社会共同习惯。然而，文化并不总是能决定由我们身体动作所传达出的信息。动作的前后联系、性格以及相互间的关系都影响着传出的信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非语言的运用姿态和神情。尽管如此，像书面语和口头语那样非语言的交流根本不能从文化、亚文化里分隔开。不管我们是否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或相似点，非语言的交流都受到文化的约束和制约。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整套的非语言交流方式是很不相同的。跨文化研究表明，非语言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非语言的共同性是指同一人体动作在甲乙两种文化中有相同的意义。如篮球、排球等裁判员的手势和投降的手势世界通用。

文化对非语言交际的影响

大多数非语言行为都只是在它所属文化之内加以解释。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文化群落都有其特定的非语言行为模式，一种意义在不同文化中可能用不同的非语言行为表示，一种非语言行为在特定的文化中有其特定的意义。第二，什么情况下该用或不该用非语言行为，各种文化都有其展示规则。展示规则告诉我们交谈时双方应该距离多远；什么时候将目光移走；什么时候皱眉，什么时候微笑；应该大声交谈，同时伴随多种手势，还是应该娴静地交谈，交谈的速度应该怎样等等。另外，展示规则还表明可接受的行为表述的程度。第三，一种非语言行为可有三种解释：随意的、特质的和共享的。随意解释指某种语言行为没有特定的意义，特质解释指某种非语言行为对某些个人有特定的意义，共享意义指某种非语言行为对某些人有共同的意义。然而，文化之间对非语言行为的三种意义的理解也不相同，一种文化认为是随意的非语言行为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有共享意义。这表现了不同文化对非语言行为的不同理解。

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克服策略

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冲突呢？以下几点克服策略可供参考。

第一，交际者应对支配自己非语言行为的文化规则有充分的认识。因为交际者只有充分了解并学会遵循支配自己行为的文化规则，才能去了解并在交际中适应他种非语言行为的文化规则。

第二，正确解释别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这是建立在多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的普遍特点基础上的。不同文化的非语言行为有着普遍性或共性的特点。譬如人类表达情绪的行为方式大致相同，使得某些行为（如，微笑、哭泣、皱眉等）具有普遍相似的表意功能。然而非语言交际更大程度上具有特殊性和文化制约性。非语言行为往往能够直接反映出文化在各个层面上的特点。只有养成有意识地观察并正确解释制约非语言交际的文化规则的习惯，交际者才能够适应具体的文化、社会、场合、情景中的各种行为。

第三，交际者在对自己的文化或别种文化的非语言行为进行判断和推论时，应该避免过度概括的错误。先要进行细致的观察，然后作出试探性的解释，最后是全面和充分的概括。另外，交际者应该始终认识到，由于概括性的推论中总存在着特殊和例外的事件，因而，无论如何全面的概括，也总会存在着局限性。

第四，交际过程中，要学会调节对非语言行为差异的情感反应。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往往会对不同的气味，身势行为及体距行为等产生心理上的反应，这是正常的现象。交际者应更多地了解有关知识，做好情感反应，并在类似情况发生时，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使交际达到有效的关键所在。

第五，通过多种途径，努力从根本上提高观察、评价和恰当有效地实施非语言行为的能力。这些途径主要包括：一是生活中通过读书、阅报、看电影等加深对本国尤其是外国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二是参加涉外活动，多与外国人接触，在实践中提高对非语言行为的敏感性等。

结论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翻译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差异

如果说翻译学较其他学科而言，还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那么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willmeetatthecourtyardgateat7O''''clocktomorrowmorninginordertovisitour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3

一：地域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人文、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

1.人口迁徙导致地方方言与外来方言的融合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①是中国移民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四川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语言上来说，这次移民使得被移民地区方言与外来方言共存交融，进而影响原有蜀方言，逐渐形成了“新”的四川方言。

通过日后的语料研究发现，至今仍活在四川人口中的，多数并非移民前的蜀方言，而是随移民而来的各地方言，其中又以楚方言居多。同时，在当时就已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和重庆的方言也对当时四川其他地方语言影响极大。在语言融合过程中，这两地的方言基本上作为了基础方言。因此，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四川方言变化为以湖北、成都和重庆方言为主，湖南长沙、永州、宝庆方言为次，混杂其他方言的基本格局。由此可见，移民对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语音最为明显。例如，在清朝前期的诸多移民中以湖南移民数量最多，因而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以湘方言为基本口音并糅杂其他语音的方言，如把“布（bu）”说成“博（bo）”、把“木（mu）”说成“磨（mo）”、“六（liu）”说成“落（luo）”、“辣（la）”说成“勒（le）”等。再例如川东地区，早期迁徙入达州②的移民主要是江西人士，到了移民运动的中后期，江西移民更是蜂涌而来，在这一移民群体中商人以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导致江西方言最终成为达州方言的主体。至今仍能在达州方言中发现，诸如：将你/泥（ni）说成（yi）、女（nv）说成（yu）、尿（niao）说成（yao）、年（nian）说成（yan）、牛/扭（niu）说成（you）等江西方言的影子。

2.特有地理环境的影响

山多、沟多、坎多，是川渝特有的地理环境。于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就产生了很多与沟沟坎坎有关的词语，例如：“拿不过沟、翻不过坳”、“爬坡”、“上坎”、“翻山”等方言词语。再比如，由于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不少区域都在沿江地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与江河、码头有关的语言，例如，重庆人将“弄虚作假”叫做“踩假水”；“事情没办成”叫做“事情水了”；“找错了人”叫做“找错码头”；“哪儿出现了问题”叫做“哪河水发了”等等，以上俗语皆因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产生。

3.历史原因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在川渝民间，人们习惯将内裤俗称为：“裤”，这一叫法与古时农耕习作有关。最初“裤”是指旧时流行于四川民间的一种长度在膝盖上下的便裤。当时，此裤只被富裕人家当作贴身内裤，但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却经常直接外穿，因为此种便裤既省布，又不影响观瞻。尤其对农耕人民来说，十分方便劳作。我国古代民间基本自己纺布织衣，由于工艺流程的原因，原色布要比有色布便宜许多，因此裁剪这种便裤时，为了节省，腰部都多用土白布缝制，然后再用一根带子将其固定在腰部，由此便被称作“腰（yao）裤”。久而久之，“腰（yao）裤”读音变调为“窑（yao）裤”，成为现在仍在说的内裤俗称。

再比如，四川方言中“打牙祭”（指吃肉、开荤）这一俗语也与古时军旅文化有关。“牙祭”本是古时军营中的一种制度。在古代，将帅的营帐前，往往立有一根饰以象牙的大旗，叫做“牙旗”。每月初二、十六都要宰杀牲畜来祭牙旗，称为“牙祭”。而祭牙旗的牲畜肉（又称为牙祭肉），不可白白扔掉，往往是将士们分而食之，称为“吃牙祭肉”，因此后来四川人就俗称“吃肉”为“打牙祭”。关于此在一些文献中有曾有记载。例如，民国二十七年的《沪县志风俗》中有这么一段话：“肉食则不常御，寻常人家半月或十日食豚肉一次，谓之打牙祭（有雇佣者以废历每月初二、十六行之）。每食必肉或间以其他肉类者（鸡、鸭、鱼类）绝少。”以及李劫人《大波》第三卷中的有关记录：“隔几天，还是搞些鸡、鸭、鱼、肉回来，让我们再打一次牙祭好娄。’自注：‘打牙祭是四川人用来代替吃肉的一个名词。’”

4.地方戏剧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四川方言中有一组很有生命力的词：“幺台”、“幺不”、“过潮、“做过潮。这组词都带贬义，“幺台”有事情结束了，、下台的意思。“过潮说的是，表面现象，花招、花样，故意做作的假样子。“做过潮的意思是，做表面现象，耍花招，摆花样，让人看其故意做作的假样子。不难看出这组词与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幺台”本来是指戏剧的最后一幕。四川多将高筑的四方平地称为台。旧时在农村和乡镇，演戏都需要临时选择空地搭建表演用的戏台。而且，由于一般都只是逢年过节才请来戏班搭台演出，于是，慢慢的“台”就成了戏的量词，演一出戏，就被人们说成唱一台戏。幺，在四川方言中有末了的意思，因此，幺台，也就是最后一场戏，意味着演出将结束。久之，就有人借这个意思来表示事情的结束。例如：“要下雨了，你赶快把事情做完，回家幺台算了。”“幺不”也就是无法收场，无法结束的意思。如今，人们经常还用“幺台”来暗指一些贪官污吏坏事败露，最终下任卸职的情况。

“过潮是戏剧的一个术语，是传统戏剧舞台的一种调度手法。这一手法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虚拟的动作来弥补戏剧舞台表演中涉及到长途跋涉、追逐、逃亡，以及较大的空间位置转移时不便表演的局限。于是，方言在吸收了“过潮这一戏剧术语后，就为其赋予了“耍花招、摆花样”的意思。现在这个词在口语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形式也很多样，有“走过潮、“过场多”、“走啥子过场嘛”、“没得过潮等等用法。

另外还有一个有关戏剧的例子，“打假叉”。打叉是川剧武生的一种特技，需要打叉者用数根钢叉，连续掷向另一个人的周围，钢叉距被掷者只差分毫。然而在真实演出时，表演者有时要表演“打假叉”，即被刺者在打叉时故意表现出胆怯害怕，目的是为了营造更刺激的舞台效果。由于“打假叉”表演时的叉子都是纸做的假叉，因此就产生“打假叉”这一惯用语，表示说假话，做假事。

5.人文环境、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

川渝方言里也有很多受到人文因素影响的地方，比如重庆人以性格豪爽、耿直出名，于是在重庆方言中，就有很多类似“吃得亏，打得拢堆”、“不存在”这种俚语，这些话言简意赅，一说就很有豪气，很符合重庆人的性格。

再有一个影响了川渝方言的，就是重庆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食物：火锅。重庆话中有不少与火锅有关的俚俗语，比如“内部油碟”这个说法。在吃火锅的时候为了减少辛辣食物对胃部的刺激，人们在吃火锅的同时往往会用一个加有麻油、味精、蒜泥等佐料的小碟子，作为油碟。而经常如果认识火锅馆内部的人，油碟的佐料就好一些，比如会多一点麻油之类的。因此就有了“内部油碟”一说，用来比喻有内部关系的人，表现出对当前不正之风的讽刺。

二：语言定的语音或事物名称会促进某些习俗的形成

四川方言有其独特的语音，因此川渝之地的人常常会因为某些字的谐音，将一些其他地方人们觉得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出现某些特有的忌讳词和吉利语，从而影响到一些独特的地方风俗。比如：

其一，“九碗、九斗碗、吃九碗”的习俗。“斗”，在四川方言中有“大”的意思。“九碗”是指筵席上的九碗主菜。一般在四川地区举行结婚或祝寿的宴席，席上的菜一般是九碗，不会是十碗，也不会是八碗。这是因为在川方言中“十”与“石”同音，只有牲畜类才“吃石碗”；而叫花子、乞丐来祝贺时，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多为八人一席，桌上八碗菜。因此，在四川某地区就把八碗席称为“叫花子席”，十碗为“猪狗席”。

其二，在四川方言中因为“舌”与“折”、“佘”同音，所以在四川凡做肉铺生意的人，一般都避讳提到“佘（舌）财”。因此，在四川买卖猪、牛舌一般都不直呼其名，都说成“猪招财”、“牛招财”。这种类似的避讳在四川射洪一带也有，在这一带的人们如果姓“佘（she）”都读做“梭（suo）”，也是为了避讳“折（佘）财”这一说法。同样的，四川人也习惯将与“佘”同音的“蛇”叫做“梭二棒”或“梭老二”。总之就是避讳提到“佘”字。

其三，因为川方言独特语音的缘故，在四川给人送花也有讲究，比如在四川的三台、安县、武胜等地，探望病友是不会送“梅花”的。这是因为当地的人发音“h”、“f”不分，“花hua”读起来就好似“法fa”，这样一来“梅花”就成了“没法”了，寓意不好。同样的，“茉莉”花也一般不会送给经商的亲友，因为“茉莉”音同“没利”。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因方言语音而产生的一些忌讳。

以上仅对四川方言中某些比较特殊的词语进行了分析，但从中我们已可以发现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在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而就语言而言，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所有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人类不同的群体处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彼此对各自的客观世界都有着不同的感知，各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都是特定的，受到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说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文化反过来也促进着语言的发展；失去语言的文化是封闭的，无法传承与发展，失去文化的语言是空洞的，没有意义没有生命。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4]崔希亮·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5]方言与俗语研究──温端政语言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6]黄尚军·湖广移民对四川方言形成的影响[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1）

[7]徐适端·四川方言“窑裤”、“幺台”考──兼及方言对文化的传承保留作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8]张桂英，傅远碧·四川方言中的言语禁忌[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6）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4

    [论文摘 要] 作为承载西方文化的有效载体,电影以其独特的诠释方式在不经意间帮助学习者了解目的语语言和文化。英文电影片名其内含或反映的英语语言文化在当今的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内含的英语习语或俚语可以使我们更生动形象地了解英语文化,而在对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和接受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刻感受到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审美特点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差异。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深入,电影作为承载文化及语言的有效载体越来越显示出其在有效传播信息和搭建文化桥梁方面的优势。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意义,电影都能真实地反映目的语社会群体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风貌,往往在不经意间帮助学习者了解目的语语言和文化。有鉴于此,英文电影在大学英语语言及文化教学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研究范围极广,可谓包罗万象。其中英文电影的片名往往负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对我们深入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内涵及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有着重要意义。故本文将英文电影片名作为突破口,研究其内容、翻译和传播在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从英文电影片名内容本身学习英语语言文化

    许多英文电影的片名本身即是英语习语俚语或者内含部分习语俚语,了解这些片名的来源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清晰地了解英语语言文化。

    有很多英文电影,其片名即是一个英语习语或俚语。比如动作电影《虎胆龙威》,其英文片名为Die Hard,汉语字面意思为“死硬”。说来有趣,“死硬”这个词实际上来自英语的动词短语to die hard,die的意思是“死”,hard是“硬”,合在一起就是“死硬”,本意是“拼死抵抗”。这是源于英国“中萨克司团”的团长在一次战役中说的一句话:They(指士兵)were all die-hards(他们都是拼死抵抗的)。他把动词当名词来用了,所以这个团得到了一个外号,叫The Die Hards (拼死团)。[1]随着时间推移,今天已把词义演变为“死硬分子”,意思完全相同。汉语和英语的这种交融确实令人玩味。了解到die hard的含义及其历史渊源,更能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电影主人公约翰·麦克蒂尔的果敢和坚毅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对其硬汉的形象印象深刻。英文电影片名使用习语,往往还具有双关含义。如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罗马假日》,其英文片名Roman Holiday就是一个英语习语,但意思另有所指。“罗马假日”源于古罗马时代战俘或奴隶在公开场合彼此格斗或与野兽搏斗,供罗马贵族、奴隶主们观看取乐。换句话说“罗马假日”实际上是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的快乐和享受,在英语里比喻“以欣赏别人受苦为乐的娱乐”。我们如果知道这一词组的含义,就会深入了解影片的内容,而欣赏电影名的一语双关。

    除了片名本身就是英语习语之外,还有许多电影片名中包含英语习语或俚语。这类电影的命名和翻译往往根据电影的题材,找出一个契合的词组或习语,然后从中截取或加以改编。因此,观众一看到片名,首先能从字面的解读知道电影的大概情节,再间接联想到片名原来的出处。举例来说,电影《飞越疯人院》英语片名是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cuckoo’s nest”(字面意思是杜鹃巢)怎么和“疯人院”扯上关系了?这是因为杜鹃老是将卵产在其他鸟巢里,在英语里杜鹃的名声很臭,相应的cuckoo俚语解作“疯子”,因此Cuckoo’s Nest在英语中是精神病院的意思,译名《飞越疯人院》传神地体现了原片名和影片本身的真谛;而如果对此不了解直译为“飞越杜鹃窝”,那就贻笑大方了!

    二、从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中体会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思维的外壳,受思维方式支配。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到中西语言的语言结构上亦是相差甚远。从思维方式上来说,“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到电影片名的翻译上就是中国观众习惯于接受那些能够高度概括故事情节的片名,它有利于把握全剧的内容。因此英文片名翻译成中文时很多时候都会照顾到中国观众这种心理特点,其中文译名会体现电影情节或主题。如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字面意思为“发生在一个夜晚”,讲述了一个记者与一个离家出走的名门淑女一段偶遇的爱情轻喜剧。中文译名为《一夜风流》,这一译名不仅反映了故事情节,而且不色情不暧昧,照顾到了中国观众重暗示重含蓄的习惯,令人拍案叫绝。此类经典的译名还有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Random Harvest《鸳梦重温》等。而西方人“研究问题都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这种思维反映在电影片名上就是大量采用那些在影片剧情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事、地点等作为片名,如Erin Brockovich,Forrest Gump,The Great Waltz,Casablanca等,甚至往往简单的一个单词就是影片的片名。针对这类片名,为体现故事情节以照顾中国观众的观赏习惯,译者往往采取加译的方法,即根据电影的内容或类型,把观众未知的影片情节或主题明白地表达出来。比如希区柯克的经典悬疑片Suspicion,字面意思为怀疑,讲的是妻子怀疑丈夫这样一个情节,表现的主题是人的怀疑的力量。中文译名《深闺疑云》“信、达、雅”俱全,“疑云”二字蕴含许多神秘色彩,把希区柯克电影的风格入木三分地体现出来。此类经典的译名还有Saw《电锯惊魂》、Matrix《黑客帝国》、Ghost《人鬼情未了》、Island《逃出克隆岛》等。

    另外,顺应论认为片名翻译的选择应该对语言结构进行动态的顺应和选择,也就是有策略地选择那些顺应交际语境、顺应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结构成分的翻译。汉语作为目的语语言,它的一大特色是大量使用四字短语。四字格这种语言形式内容言简意赅、形式整齐匀称、语音悦耳顺口,中国观众易于接受并乐于接受。因此,英文电影片名汉译大量采用四字结构或者直接将片名翻译为汉语成语,如影片Collateral,Entrapment,My Fair Lady翻译为《借刀杀人》《将计就计》《窈窕淑女》。而一些影片翻译成汉语时会套用某个现成的成语或俗语并稍加修改,比如影片While You Were Sleeping,Mad Money,Wallace and Gromit,分别套用“一见钟情”“点石成金”“掌门人”译作《二见钟情》《点爱成金》《超级无敌掌门狗》,真可谓妙趣横生。

    三、从英文电影片名的传播中领会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片名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影片艺术性的展示和商业吸引力的大小,关系到影片的上座率。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无疑是重中之重,好的译名在推介影片、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导视作用。在英文电影介绍到中国市场后,片名汉译传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许多不同的英文电影其汉语翻译都差不多。我们会发现银幕上一系列的“总动员”“一箩筐”等电影,而其英文片名却是千差万别,都有其特定的名字。皮克斯公司的Toy Story是世界上首部电脑制作的全3D动画片,于1995年11月22日在北美公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无论票房和口碑都是极佳的。它在中国被译作《玩具总动员》,中国的银幕上“总动员”满天飞,在百度百科中输入总动员这一词条,会找到33个以“总动员”命名的影视剧作品。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年都有电影被翻译为“总动员”,以近几年为例,2004年的The Incredibles《超人总动员》、2005年的Valiant《战鸽总动员》、2007年的Ratatouille《美食总动员》、2008年的Wall·E《机器人总动员》。如此众多的片名翻译有着模仿旧译的特点,基于商业上的考虑去包装这些片名会让观众对影片产生直接认同。笔者认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电影宣传的途径远远跟不上西方,只好借用现有资源影响而保证票房的无奈之举。另外这是否说明了国人的“跟风”及“从众”心理以及影视翻译界急功近利的浮躁,因而在创新力上缺乏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 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 。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 gate、三焦译成triple 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 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

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 。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 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 fever指的是“infection ofthe intestine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 in food andw 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 of the 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

3 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 is 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 als，to the fish—es．’’(L．A．B．一orradaile) 。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 — 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1 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 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 — 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 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 54．

4 魏遁杰．英汉汉英中医词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汉字;书法;传统文化;艺术创新

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

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

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

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

2、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3、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和高质量要求的线条,即是书家用手直接写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具有艺术素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书法者必须依循的,而且是书法者乐于借助的。

1、汉字笔画具有丰富性。丰富的笔画才能构成丰富的形体,蕴涵丰富的内容。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等诸多字体,其笔画也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如以法度最为完备的楷书为例,其基本笔画就有点、横、竖、撇、捺、挑、钩、折。而且,每种笔画又有多种形态。

2、汉字笔画具有意象性。汉字笔画线条,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外形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时又是人的创造,带有某种意象性。历代每一书法的笔画中都熔铸有书家的意象。

3、汉字笔画具有表情性。汉字丰富多样的笔画,与生俱来便带有丰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笔画的线条,给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来说,横线使人感到广阔、宁静;竖线使人感到上腾、挺拔;斜线使人感到危急、惊险;曲线使人感到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等。

(二)书法的艺术形体结构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来的。

书法是造型艺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示真实。书法艺术的形象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一个个奇妙的结构形体。

1、汉字形体的象形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中国汉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就有艺术性。汉字始终沿着表意走,符号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围也更广了,称之为“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这“四象”属于象形精神,是汉字艺术性的集中体现。

2、汉字形体的多样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汉字丰富的笔画和复杂的结构形体,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点。书家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去创造书法的艺术形象,但无论如何,汉字形体的固有特点是不能忽视的。

三、从发展书法艺术看,必须坚持书写汉字的传统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历代书法的创变规律,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艺术审美的与时俱进,也由于汉字的象形结构渊源,使其中艺术创作有了极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

(一)书写汉字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

书法汉字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书写性,即书法是书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制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是书写的过程。二是书写的对象是汉字而不是其他东西。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书法艺术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

书写汉字不仅仅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问题,还涉及这门艺术的文化特色问题。书法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把它和其他艺术放在一起,它的中国文化身份最直接,特色最强烈、最鲜明。如果在西方看到一幅书法,哪怕是“唐人街”一块招牌,马上就会想到中国。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7

一、语言与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东西”。而中华文化，也就是指中华的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下来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原旨、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语言是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一方面，文化承载着语言。正如美国语言学家布朗所说：“语言，作为传承同一文化民族的交际工具，是对文化本身、文化表现形式、人们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最可见的和最有效的说明和呈现”。另一方面，语言依托于文化，也就是“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由此可知，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华民族的文化主要是汉民族的文化，因此，传承中华文化的语言便基本由汉语完成。籍借汉语，中华文化得到继承和传扬。如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以人为本”等，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它们藉由口耳相授、典籍传播流传千古，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浸染着民族精神，领悟着生存底蕴，不断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在我国的学校中，如何统筹语言与文化、传递中华文化的精神、不断发展其内涵，并与其它文化相连、与现今时代共生呢?其最主要的形式是通过语言教学，即汉语教学。

“教学乃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教育过程，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进而发展能力、增强体质、形成思想品德的过程。”汉语教学也就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汉语知识及文化的过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学习掌握汉语，实现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并感受及领悟汉语语言中所承载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汉语教学包括两类：即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里所讲的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即我们熟知并且遵从一向的习惯称之为“语文教学”，也就是针对我国学生包括“语”(语言)和“文”(文字、文学、文化)两个方面的教学。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就是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以及一部分我国的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教学。

当今时代，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的碰撞融合、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密切，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也要求汉语教学有新的发展。汉语教学即要完成使我国下一代接班人和建设者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教学还要走向世界，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并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学习中华文化，促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新繁荣。

二、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不同步之因素分析

(一)教师文化修养的制约

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对待文化的态度成为影响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重要原因。

1．文化素质低

教师本人的文化修养不高，这成为制约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承的最重要方面。在汉语教学中，很多教师自身的文言水平就很低，或者说，自身从未考证过文言原著典籍，造成了对文本的曲解。就像解释基本的“学而时习之”，由于代代相传，大多解释为“学习一定要注意时常复习”，而实际上，通过对文字本源的探究以及典籍的再阅读，孔子告诉我们的是“学习了之后，要在一定的时机内，自身去主动实践”。对于这种基本问题的不清。不仅使中华文化的传播走入歧途，也使得一些文化因素在教学的过程中被变相遗漏和改造。

2．文化自觉意识弱

教师是否有主动传承文化的自觉，是造成汉语教学文化缺失的原因之一。汉语教学里的问题是，教师并没有将自身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自觉，仅仅将汉语教学局限在语言本身的教学，缺乏进一步延伸其内涵底蕴的自觉。如教师在教授汉字时，仅仅是字形的讲授，使学生力图做到书写正确，如“好”字，教师只要求学生看到是由“女”“子”组成，并没有自觉意识将为什么由“女”“子”组成好，以及这里面“女”“子”究竟是指男女，还是指母子。

(二)学生学习意识的制约

学生的学习意识弱也是造成文化缺失的一个因素。

1．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化承接问题

(1)知识负担重。由于教学的知识性要求的长期存在，并且一直是我国语文教学的最主要要求，也就使得学生无心也无意去挖掘语文中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语文教学中依然强调的是以“死记硬背”为主的教学方法，学生往往只了解文本的字面意义，熟悉字与字的组合，并没有去理解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如：古代文人大多喜欢用典。而典故中虽是寥寥几字却拥有深刻的文化积淀。在学习古诗文时，很多学生就不明白什么是“柳岸、灞桥”。不理解这些词中所包含的离别之意，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送别的诗词中大量出现“柳”这个意象。(2)轻视影响深。我国的语文教学自每个学生进入课堂起就开始进行，可以说每个学生只要上学就在接受语文教育，这样高的频度，反而使学生产生了轻视之心。上课中，很多学生缺乏学习语文的热情，也就谈不上欣赏和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距离现实远。中华民族所倡导的精神大多都讲究“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精神与现实的功利要求相距甚远，大多数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只是因为语文教育是考试必须，只是作为增加分数的一门必须去学习的课程，语文教学没有使学生感受到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很多学生觉得古文言言辞晦涩、意义不明。例如屈原的《离骚》，学生读起来都觉得十分拗口。大量的生僻字连在一起，学生很多都不能理解字面意义。更不用说感受屈原的民族情怀与精神了。

2．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问题

(1)汉语知识少。第二语言学习者虽然在发展阶段处于成年或接近成年，但对于汉语的学习是远远比不上母语学习的学生。也就是说，尽管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已接近成熟，但其汉语学习的基础弱。并且缺乏语言环境的练习。并没有像母语学习的学生，在学习之前已经有很好的口语基础。因此，向其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首先面临的问题时，基本语言的学习需求明显大于文化需求。如，在对外汉语汉字课中，很多学生是首次接受汉字，在学习“月”字时，教师希望能加入一些中国元素，因此讲了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尽管教师运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讲解，但学生基本无法理解。而且由于语言知识的限制，在转化为英语之后，很多传说之中包含的精神内涵被抛弃了。

(2)文化差异大。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自全世界，其文化背景与我国相差很大，这也就使得一些在中华文化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意向，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理解不同，有些甚至有十分大的反差。举例来说，在中华文化中，与“红”有关的意向往往含有褒义，如：红火、红利、当红等。第二语言学习者就不能理解。他们会觉得有“红”有“火”，都燃烧干净破产了，怎么能算是生意做得好。

(3)学习周期短。由于第二语言的学习具有明显的时效性，也就是希望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汉语，能够识别一些汉字，可以用中文进行交流、沟通。因此，学习者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学习者系统学习时间为两年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周期里要学会一种语言，就不免更侧重汉语使用而减少了一些文化的传播，如：在汉字课、看图说话等课程中，一般不涉及文化内容。教师在教授“扣”时。基本只要求学生能够认识、可以写对，有些学生甚至连偏旁、部首的类属概念也没有，也就不知道“扌”与手字有关，而“口”与“扣”的读音相连。

三、对策与建议

在汉语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文化缺失。这不仅不利于中华文化在我国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更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地位。因此，汉语教学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教学的文化内涵，增强教学的文化底蕴。 1．激励学生自主探索 汉语教学要加强其中的文化因素。最重要的是激发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在学习中，使学生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激发母语学习者的文化自豪感，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文化好奇心，使学生有了解中华文化的愿望。

2．加强教师意识自觉

教师有意识地传播文化，也是中华文化通过汉语教学得到生发的重要途径。教师要有文化传播者的身份自觉，能够自觉地在教学过程中安排一些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一些文化故事、文化意义的阐释，用一些有趣的信息吸引学生，使他们能主动积极地去了解中华文化。

3．利用课堂潜移默化

在汉语教学中，如在汉字课堂教学中，可以适当地讲解一些“六书”的知识，这些包含文化内容的讲解，不仅能使学生更快地掌握汉字，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而且还能够渗透着文化内涵，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中”、“和”的精神实质。

4．对比环境共促共进

从中华文化的不同之处出发，使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特殊内涵，如中华文化中的农耕色彩非常重，十分重视“土”“水”的角色。通过一些关于水、土词语的联想介绍，向“土生土长”、“上善若水”、“乐山乐水”等，使学习者更加了解中华文化中的根源意识，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

5．展示资料深层浸染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 语言 文化 文学 教学法 优势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的文化差异。

首先,在文化的定义方面,文化是一个很泛的概念,对它的定义很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文化的定义便不相同。Williams (1985)年的定义比较科学,他将文化定义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精神层面,即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等;第二个层面是具体的,指历史遗留下来的书面文件,如史书等,这对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影响作用;第三个层面更加具体,它指具体的生活方式,即所谓的风俗习惯。在文化研究的时候,应该从某个角度出发,对文化先进行定义。

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两种:民族志(ethnography)和结构法。前者强调研究人去要研究的地方切身感受当地的文化,后者仅强调对文本的研究,通过研究目标语文本来看出目标国家的文化。一般采取的是后者。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是本次所要阐述的重点。在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的研究上,西方显然比中国来得具体和科学。中国的文化语言研究发源的比较晚,而且方法大多数来源于西方。

西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鼻祖是洪堡特,他提出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对后来的文化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以Whorf为首的认为语言决定了文化的;另一派占少数,认为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比较大。另一派的观点比较弱,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文化决定语言的说法。Whorf的假说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基础上的,他认为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让人们透过一个框框来看这个世界。但是他的观点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强一点的,认为语言完全决定文化的,另一个是相对弱一点的,认为语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但没有决定文化。这两个观点均由他提出,且有一定的偏差。虽然后来的学者对他的许多观点提出质疑,但他仍是至今为止处于统治地位的理论。但我认为,这种语言决定文化的观点,过多的强调的语言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的文化的反作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的影响,人们使用语言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相比西方的文化语言研究,中国的研究没有那么系统,也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理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太多的去研究文化和语言是否有决定性关系。中国的学者大多集中在通过研究汉字来看出中国古代的文化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汉字比英文字母蕴涵了更多的文化。但是,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都太过于笼统。

总而言之,语言和文化的决定性问题,是属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只要明确文化和语言相辅相成的紧密联系便可。透过语言看文化却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比如,中国人通过分析西方人的语言,便能看出西方的思想,反之亦然。了解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实践意义就在于能将其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在某种文化中,语言的作用和该特定的文化对词汇习语意义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以至于不仔细考虑其文化背景就很少能准确理解语言材料。因此,外语教学就不应脱离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除了完成必要的语言知识讲解外,还应有意识地、适时适量地进行文化导入,这样既可以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又可以通过文化的学习来促进语言习得,加深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使语言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易于掌握,在提高学生语言知识和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而且,英语中的听、说、读、写、译都离不开对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目的语。

目前,在英语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1.直接注解法,即在某些有文化涵义的词或句子后面加上注释。学生通过阅读注释来了解背后的文化常识。

2.交互融合法,即将文化内容与语言材料直接结合在一起。学生在训练阅读或听力的技巧时也了解了一定的文化常识。

3.交际实践法,即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与听说读等练习,以及直接和外国人交流来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

4.比较法。顾名思义,这个方法要求老师在讲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加上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让学生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特点,这样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这个方法就需要教师对中西方文化都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除了以上的几个方法,我认为还有一种方法比较有用,即通过文学看文化。可以说,文学就是语言的一部分。文学不是脱离语言存在的,更不是语言的另一个范畴。语言是文学的构成,而文学作品则是语言的应用。语言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就象砖瓦和建筑物的关系一样。它是由语言搭造而成的,语法、句法、词法等语言知识被灵活运用其中。另一方面,文学又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分析一个文学作品,必然要参照它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和哲学观点等。文化深深的嵌在文学作品中,所以,文学作品必然会反映出文化。所以,导入文化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出发,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分析作者的观点,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特点,及其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的特点。最典型的作品莫过于《圣经》了。可以说,英语语言文化发展至今,《圣经》的影响贯穿了始终,英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经常引自圣经的典故。学习了圣经,就可以理解很多其他地方出现的文化常识了。

目前的英语教学中,文化已被大大重视,多媒体以及网络的普及让学生有更大的机会可以在学习的语言过程中,学习文化。现在国内英语教学界比较流行的交际教学法实际上便是文化与语言结合一个典型的例子。交际法认为语言是用于交际的工具,学会一种语言不仅要学会掌握他的语言形式,更要学会具体运用,也就是说要知道在什么场合运用。知道在什么场合下使用也就意味着使用语言的人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常识。

总之,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虽然还不知道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语言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了语言,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文化和语言是互相渗透、相互影响的。这对教学实践是有很大启发的,它告诉我们,教师在教学语言的同时,应该要同时进行文化的导入,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语言的学习。

参考文献:

[1]鲍志坤.也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外语界,1997,(1:)7-10.

[2]张宜.英语教学与文化.社会科学.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9

“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不配去爱,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就算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这段由聚美优品CEO陈欧主演的广告中采用“你有XX,我有XX。你可以XX,但我会XX……但那又怎样,哪怕XX,也要XX。我是XX,我为自己代言!”的叙述方式,在播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蹿红网络,网友竞相模仿造句,“我是XX,我为自己代言”这句“陈欧体”成了接龙的热门话题,各种版本的“陈欧体”遍地开花。其中江苏大学大二学生所创的江大版的“陈欧体”更是受到了网友热捧——“你只看到我不在省会,却没看到我以省命名。你有你的985,我有我的百年归属。你否定我的学校,我掌握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们宿舍落后,食堂坑爹,我可怜你不经历坎坷,受不得挫折。你可以轻视我们低调的学校,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大学注定是孤独的旅行,总免不了解释‘我在镇江’的无奈,但那又怎样?哪怕住在山沟沟的化学园区里,我也可以活得很漂亮。我在江苏大学,我为自己代言!”。这则大学生自制的江大版“陈欧体”在两天内转发量就超过了万条,并于2013年2月19日登上了《扬子晚报》。

这段以梦想为载体的广告词能成为蛇年第一个网络流行文体绝非偶然,广告中陈欧的独白,配以考试录取、工作受挫、恋爱告白等镜头,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质疑声中坚守理想,不断奋斗,最终获得回报的故事。整部广告中虽没有一句产品宣传语,但却鲜明地凸显了其所要广告的主体,并用重复、强调、对比的手法加深了广告受众对广告事物的印象,赋予了广告事物鲜活的形象与相应的内涵延展。

当然,“陈欧体”走红,不光是因为广告词朗朗上口,简单易懂,其蕴含在文字中的坚定、自信和斗志契合了当前年轻人内心对自由个性以及梦想的追求,才是激起无数平民子弟共鸣的中心点,这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内核精髓的体现,展现出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品格。在“陈欧体”的倡导下,无数网民开始撰写属于自己的“陈欧体”。在一定意义上,“陈欧体”为那些被人轻视而不自卑,被人嘲笑而不自弃的年轻人找到了表达途径,让他们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代言”。在一定程度上,“陈欧体”也是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适应在现行的信息膨胀爆炸环境下对自身固有的表达形式突破性的尝试,就传统文化的长期发展来看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陈欧体”迅速消散源于传统文化的糟粕病诟

以“陈欧体”为代表的网络文体虽然红极一时,但也不免和曾经盛行一时的“凡客体”一样,来去匆匆。尽管“陈欧体”极受网民拥护,网民自发建立了贴吧、微博,一时间出现了无数“陈欧体”,如甄■版:“你只看到本宫的寿康宫,却没看到本宫的凌云峰,你有你的气度,本宫有本宫的本事。你可以轻视本宫的存在,本宫会让你见识糙米薏仁汤的口感。回宫注定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路上少不了三姑六婆但那又怎样,即使是滑胎,也要滑得漂亮。本宫是甄■,本宫为自己代言。”;历史学人版:“你只看到我身无半亩,却没看到我心忧天下;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挚爱;你嘲笑我物质一无所有,我可怜你灵魂注定低矮;你可以轻视我的朝经暮史,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学术注定是孤独的旅行,路上总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就算青灯黄卷,也要义无反顾!我是历史学人,我为自己代言!”等等。但是,由于传播的过于分散,大范围传播转发,信息泛滥和重复造成审美疲劳。在传播过程中也没有意见领袖的出现,对于信息的筛选“过滤”标准也并未建立,网友间的大量模仿、互相复制粘贴,直接加速了“陈欧体”的降温。和很多网络语言一样,“陈欧体”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盛极一时。当网友们看惯了各种版本的“陈欧体”的重复,当新的网络词汇又一次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陈欧体”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被广大网友所遗忘的命运,消散在新一波的网络流行语大潮中。

“陈欧体”的迅速消散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糟粕病诟。中华民族近五千年以农耕为主要社会生活资料来源的农业社会形态也决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由农耕经济发展的根本需求“固土”化演变出文化层面除了“自强”、“争鸣”等优秀内核外,也形成了自傲、保守、盲目、只追求实用忽视创新等不良文化意识。这些负面文化精神在我国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形象”与“阿Q精神”中就有过传神的描述,它们对新兴的网络语言也有着至深的影响,比如,网络词汇中火星文的创造中所展现出的网众们对自我个性展现的病态追求与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对“回”字的四种写法洋洋自得病态精神状态本出一辙;网络文体中的“装13体”与“埋汰体”同样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在网络的再生。

三、如何正确运用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语言不仅有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也有传统文化中糟粕的存在。要想促成网络语言有序健康的发展,保障我国传统文化长久不衰,就必须正确运用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1.坚持传统文化的独立性,树立主体意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时代的文化,都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抛弃民族的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累,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思想观念、礼仪制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不同层面的丰富内容。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几千年始终保持延续发展,维系着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它的文化主体性失落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了,它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都丧失了。因此,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 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只有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才能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同志就曾指出:“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1]。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兼容并包”特性使得其自身就是检验优化一种新兴文化、新兴语言的“过滤沉淀器”。要使得网络语言得以健康的发展,就应将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同时,坚持传统文化的特色独立性,树立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梳理检验网络语言的生成原因,挖掘网络语言生成时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包含的文化原理。如此才能保障我国传统文化长久不衰,并使得网络语言逐渐形成应有的文化系统,促成网络语言有序健康的发展。

2.运用网络语言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网络语言其实只是一种工具。工具的特性就好比一把刀一样,用其搏杀豺狼,就是对人有利;用其作乱杀人,就是对人有害。刀对人有害的时候,是人们将其用错了方向,而不是刀制造出来就是为了对人有害的,我们不会因刀对人有害的特性而停止生产刀,而是应限制那些用刀做坏事的人。网络语言也是如此,要想令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断造成积极的影响,应致力于对于产生恶性网络用语的研究,从而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

网络是新时代不可或缺的工具,网络语言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发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网络语言中所投射出来的追求平等、富于创新、尊重个性的时代精神,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扬光大。简洁经济、方便快捷、形象直观、幽默诙谐、富于生机活力的语言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统语言的发展[2]。继承传统,超越传统,使得网络语言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再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

语言与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杨自俭．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陶嘉炜．写作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