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论文范文10篇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1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1929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1926）、《论西夏辞书》（1927），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1932）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6000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该书为4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费了克氏20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白鸟库吉。白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白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白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18卷第5号，1929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302号，1932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1870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A.Wylia）：《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12枚西夏文钱，考释出37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1895－1896年。）。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1916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B.Laufer）：《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典结论。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Bemhadi）、查哈（VonZach）：《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1919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11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1962）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1966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1969），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1966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R.A.stiein）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1972年才在英国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Lnc·Kwanten）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1982），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2）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70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机处理趋势》，1996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1804年），至今已经190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1804－1908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时期（1908－1936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1960－1998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1804－1908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1898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60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6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2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1929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1926）、《论西夏辞书》（1927），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1932）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6000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该书为4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费了克氏20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白鸟库吉。白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白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白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18卷第5号，1929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302号，1932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1870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A.Wylia）：《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12枚西夏文钱，考释出37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1895－1896年。）。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1916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B.Laufer）：《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典结论。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Bemhadi）、查哈（VonZach）：《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1919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11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1962）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1966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1969），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1966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R.A.stiein）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1972年才在英国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Lnc·Kwanten）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1982），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2）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70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机处理趋势》，1996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1804年），至今已经190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1804－1908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时期（1908－1936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1960－1998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1804－1908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1898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60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6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3

一

从初赛的成绩统计看，全国参赛的13个省、直辖市，大部分学校的平均成绩在60分上下（计算机处理汉语汉字的初步知识部分占10分，未计算在内），如果扣除“有关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初步知识”的得分（这部分占10分，学生得分率达95％），那么语言文字应用部分的得分率则要低于60％。决赛甲组试题总分为700分，5个队总得分为510分，得分率达72．8％。乙组试题总分为570分，5个队总得分为290分，得分率仅为50．8％。考虑到初赛和决赛都是经过较充分的准备后进行的，所以上述两组数字表明，目前中学生语言文字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还较多，水平亟待提高。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从省级重点校、城区普通校、乡镇普通校随机抽了131份初赛试卷做了统计分析。

1．字形规范

字形规范涉及错别字、繁体字、笔形、笔画数、笔顺等内容。学生对常写的字掌握较好，如“罐头”的“罐”、“就餐”的“餐”、“副食”的“副”等，但对一些常说而不常写的字则掌握不好，如“荧光屏”的“荧”、“萤火虫”的“萤”、“轻盈”的“盈”、“户枢不蠹”的“蠹”等。对笔画数掌握较好（试卷第14题，得分率为85％），而对笔形、笔顺则掌握得较差。很多学生不了解基本笔形（笔画）为8种，即点、横、竖、撇、捺、提、折、钩。“以”字和“引”字的起笔都属折笔（该题得分率仅为21％）。试卷第13题问各组字最后一笔笔形相同的一组是哪组。正确的选项是D－－“戒母卵肃祭”，选对的只有31％，问题出在“肃”字上，多数学生写“肃”时最后写右下的一竖，而不是最后写下边中间的一撇一点。51％的学生选了错项C－－“务场身卢必”，问题出在“必”字上，“必”字的一撇应为第四笔，而不是最后一笔。失分率高的还有第10题，50％的同学没看出“一愁莫展”中的“愁”应写作“筹”，12％的同学没看出“变本加利”中的“利”应写作“厉”，8％的同学没看出“知迷不悟”中的“知”应是“执”。单看“愁”和“筹”、“利”和“厉”、“知”和“执”一般是不会混淆的，但在应用过程中，在某个词语环境中，学生就分辨不清了。究其原因，恐怕跟教师没有引导学生把字义（语素义）和词语义联系起来理解和记忆很有关系。

2．读音规范

;从决赛看，重点学校读音规范的问题解决得较好。读初中教材中的书面语词，甲组5个学校代表队均没有读错的，而乙组5个队中4个队有失误，如把“曲高和（hè）寡”的“和”错读为é，“为（wèi）虎作伥”的“为”错读成wéi。从读错的例子看，一是读字读半边的情况较多，如把“酗（xu）”错读为xiōng，把“吮（shǔn）”错读为yǔn，把“酊（dǐng）”错读为dīng。二是多音字问题多。试卷第19题要求判断带点字读音都不同的词，正确选项为B－－着数、着慌、衣着、看着。其中的“着”依次读为zhāo、zháo、zhóo、zhe，答对的为59％。

3．理解字词义

学生理解字词义的能力在这次竞赛中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来测试：（1）多义字（语素）在不同词语中表示的意思，（2）多义词在话语中表示的意思，（3）新词语的意思，（4）词语的临时意义。学生对多义词的理解比对多义字的理解情况要好。试卷第17题要求学生明辨“活”这个词分别做动词、形容词、副词时的意思，得分率为82％。试卷第9题、第16题要求学生分辨多义字字义，19％的学生分不清“筹划”和“划算”中“划”的意思，12％的学生混淆了“洞”的两个主要意思：在“洞察”“洞悉”“洞彻”中“洞”表示深远透彻，在“漏洞”“空洞”“洞穴”中“洞”表示物体中间的穿通或凹入较深的部分。第34题要求判断画线的词语中没有使用比喻义的句子，得分率仅为15％。选项A－－“看得见的恐惧和看不见的恐惧始终像乌鸦盘旋在头顶”中起比喻作用的是“像乌鸦盘旋在头顶”这个短语，“乌鸦”在这里没有比喻义。反之，另三句话中的“尾巴”“金马车”“水龙头”在句中有比喻义。这说明学生不善于依据语境来分析判断词语在话语中临时产生的意义。

4．使用工具书

使用工具书的水平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成正比的，所以使用工具书就成了检测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一个内容。试卷第7题要求学生将几个省按《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字母顺序排列，实际上是检查学生能否熟练正确地使用音序检索法。从答卷看，主要问题出在以z、c、s、zh、ch、sh为声母的音节排列顺序上。25％的学生将“四川”排在了“陕西”的前边。决赛时甲乙两组都有查字典的内容，一看学生对部首检索法掌握的情况，二看查阅的速度。10个代表队只有2个队在规定的时间内查出了5个字的页码。要使用好工具书，就得了解工具书的体例和使用的符号。决赛中有一道题，是从《现代汉语词典》中选了几个符号看学生是否掌握，结果有一半符号学生不了解。

5．使用标点符号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不仅要掌握标点符号的用法，还涉及对语句内部的结构层次及上下文文意的理解。试卷第33题要学生选择语句中应填入的一组标点，该题得分率为81％，失分主要集中在感叹号和句号的分辨（没有注意说话人的语气）及冒号和逗号的区别上（引出说话人原话时不能用逗号）。文字相同的句段，点上不同的标点，可以构成不同的文句，表示不同的意思，这不仅有语气的问题，还有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问题。“哥哥弟弟在学校打球”点上不同的标点至少可以表示五种意思：第三者陈述－－“哥哥、弟弟在学校打球。”第三者向哥哥陈述－－“哥哥，弟弟在学校打球。”哥哥向第三者陈述－－哥哥：“弟弟在学校打球。”哥哥发出疑问－－哥哥：“弟弟在学校打球？”第三者问哥哥－－“哥哥，弟弟在学校打球？”这道题决赛时实力较强的队也没有做出来。

6．语句理解

理解语句的意义一要从语句本身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及层次入手，二要联系语境做具体分析。从答卷看，中学生最不善于联系语境来理解语句义。第21、30题是判断歧义语句，初中生判断语句有无歧义一定要调动语感、联系语境来分析。试题没有提供语境，那么题中的语句可以出现在什么语境中，完全要学生自己来补足。“到学校，我就走了十分钟。”出现在“有急事，我跑着去的”后边，这句话表示时间短，“就”要重读，如果出现在“我扭了脚”的后边，这句话则表示时间长，“就”前边的词语要重读。第21题是判断只有一个意思的语句，“长庚爷爷”可以是复指短语，也可以是偏正短语，做不同的短语意思是不同的，却有47％的学生选它。“踩痛了我的脚”可以是述宾短语，也可以是偏正短语。“人家不知道”中的“人家”可以指自己，也可以指别人。这两个错项分别有15％、10％的学生选。第29题要求学生从四组语句中找一组同义语句，得分率为60％，选项A“书他拿走了”和“他拿书走了”不是同义句，把它们分别造两个更长的语句来比较：（1）书他拿走了，一直没还。（2）他拿书走了，一直没回来。（1）（2）句的后半部分是不能互换的。联系语境就不难看出A是错项，但有27％的学生选了它。如果用术语来描述，那么前者陈述的对象（话题）是“书”，信息焦点在“拿走”上；后者陈述对象（话题）是“他”，信息焦点在“走”上。第21题、31题都要求既要读懂题干中的语段和供选择的词语，又要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这两道题的得分率分别为53％和19％。第35题的得分率更低，只有18％，由于没有懂题干和选项中的语句（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所以就分辨不出语句中的“巾帼”“须眉”和“国色天香”是借代，“骆驼”“群芳”“鸟枪换炮”是比喻。

7．语言表达

词汇丰富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必要条件，所以竞赛设计了相应的试题来检测学生的词汇量。决赛表明，普通校学生的词汇量大大低于重点校学生的词汇量。在B组竞赛中，用指定的后缀举例词时，出现了“降低率”“骄傲感”等生造词；做成语配对题，有的代表队填不出“偏听则暗”“败絮其中”等并不生僻的成语。从初赛答卷看，中学生虚词的使用问题要大于实词。试卷22题要求选一个可以在同一处填入“的”或“得”的句子，得分率为59％；而选用实词的第24题得分率则为66％。

语言表达的标准，一般定为准确、连贯、得体、简明。通过竞赛可以看出，中学生离这个要求有较大的距离。试卷第26、28题是从病句的角度来检测表达是否准确的，这两题的平均得分率为52％。32题是从选句入位的角度来检测表达是否连贯的，得分率为37％，主要原因是学生没有从下文夫人的话：“也曾想从地下钻个洞到中国来呢！”来推知说话的双方所处的地点是在中国。表达得体，这个要求体现在决赛题中，该题要求给影剧院拟一句宣传文明礼貌的标语口号，限定为14字。有一个队拟的是：“文明礼貌花常在，遵守公德果满园。”这个口号形式较工整，但却欠得体，也较空泛。表达简明，是通过拟写电报来测试的。决赛时给甲组各代表队提供了4条信息，要求提取必要的内容拟写15字以内的电报正文。5个队中有3个队不符合简明的要求，在电报的正文中出现冗余信息，如叔、侄之类不必要的称谓。

二

中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低，根本原因是语言文字的教学没有占据语文教学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语文课的本质属性－－工具性没有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来。那么要尽快改变这种现状，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1．破除传统的读解理论，走出讲解分析的误区

语文课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讲读课文的。在绝大多数教师心目中，不管是采用讲授式，还是启发式，最终就是要达到让学生理解并归纳出课文中心这个目的，而每篇课文的中心都见于教学参考书，几十年不变。于是教师在课堂上千方百计让学生的思维符合既定的设计，最后归拢到一个中心上来。一旦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总结出了中心思想，似乎就是读懂了文章，受到了教育。出于这种模式，生字生词属“扫清障碍”之列，教师处理字词是为了便于讲解文章，而不是利用语境（课文）帮助学生学习这些字词，并有选择地延伸到语言应用中去。对于语句，则是和理解中心有关的才作讲解分析，而这种讲解分析也只是为归纳中心服务的，并没有从语言交际的角度，结合语境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来理解学习。语文课不去引导学生感受、学习那变幻无穷，多彩多姿的语言，而是一味以图解文章中心为己任，这是传统的带有封建印记的读解理论在作祟。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并不排斥品德情操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只能是渗透在语言文字之中，是潜移默化式的。传统的读解理论认为文章的意义是作者赋予的，是早已确定在文章之中的，它追求绝对唯一的解释，执着于“至上至善”的向往，所以语文教师的神圣职责就是每讲一篇课文都要挖出一个既定的意义并塞给学生。现代的读解理论赋予读者以再创造的权利，认为文章的解释随时代而产生，又随时展而变化。文章的解释实际上是读者将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理解置入文章之中而产生的一种创造，它带着鲜明的时代性。语文教学必须走出传统的讲解分析的误区，就每篇课文的“语言窗口”调动学生去比较、体味，承认每个学生有权利自主地读解文章，展开创造，还学生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使语文课从“解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使语言教学成为语文课的主角。

2．打破文选模式，编写单项训练教材

我们认为文选式的教材模式必须破除。文选式教材的弊端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文选占去了教材的绝大部分篇幅，分析课文自然成了语文课的主要内容，传统陈旧的读解便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语言文字教学的内容自然成了点缀和附庸，语言文字应用的训练也因此被架空了。其次，文选式教材无法使教学成为有序的活动，每篇课文给学生讲什么，训练什么，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往往是该讲该练的没讲没练，该多讲多练的没多讲多练，反之，不该多讲多练的却在做无效的重复。过多的重复和程式化的教学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甚至造成了许多人学和不学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上没有差别的可悲现象。最后，文选式的教材几乎取消了听和说的训练，这和现代社会对语言能力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大家都认为“听说读写”不可偏废，为什么一教起书来，就走了样，毛病就出在教材上。一篇篇的文章需要教完学完，教师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连指导学生如何听课（属“听”的能力，学生最现实的问题）也无暇顾及。

任何能力的培养可以从整合和离析两个角度来进行。“整合－－离析－－再整合－－再离析”是随人们的认识变化而发展的。有人用“整合”来为文选式教材辩解，认为文选式教材可以从不同角度培养学生多种能力，具有整体效应。我们承认“整合”是“离析”后的高级阶段，但这种“整合”必须是在“离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对语文教学中语言能力培养提高的要素还搞不清，各要素之间的序列关系还找不到，那么这种“整合”只能是原始的、混沌一片的。在我们没把语文教学的内部结构序列搞清楚前，不妨先按“听说读写”来编写单项训练教材。建议如下：听，可以有言语义（理性意义、联想意义、言外之义等）、非言语义（体态语）的理解和有用信息的提取等内容。说，可以有语音规范，停顿、语气、重音、语速和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等内容。读，可以有阅读方法和不同文体的阅读等内容。写，可以有用字规范，应用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内容。在没有编写出单项训练教材以前，不妨先组织人就目前使用的基本篇目，编写一套以语言训练为主的教学参考书，要把每篇课文语言文字的知识点和能力训练点都挖掘出来。

3．引进语言学理论成果，提高语文教师的语言素质

教育要培养未来的建设者，但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却总有后滞性，这种后滞性在语文教学中尤为突出。我们把汉语母语教学（语文）和对外汉语教学做一比较，或许能说明些问题。熙先生曾说：“对外汉语教学必须依靠汉语研究，否则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根本。”对外汉语教学从50年代的起步阶段就和语言研究、语言理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不断从汉语语法研究、语义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中汲取营养。语文教学本应和语言学的各分支有密切的联系，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一条无形的隔离带。以80年代推行的《教学语法提要》为例，《提要》从汉语实际出发，吸取了结构主义的析句法。但何为结构主义的析句法，这在整个80年代，不仅一般语文教师不知道，就是专门从事教学研究或教师培养工作的同志也知之甚少。正因为如此，《提要》至今仍不为许多教师理解。再看师资，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学历整齐（本科以上），掌握一门外语，学过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常参加国际交流，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做带头人。语文教学的师资状况显然就相形见绌了。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4

一、创设愉快的教学情境，诱发儿童思维的积极性。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新教材设计精美，图文并茂。为了让儿童读懂故事，理解课文，达到语言文字训练的目的，并通过训练鼓励儿童积极思维，教学中教师可充分运用现代教学媒体或运用儿歌、谜语、游戏、课本剧等活动，创设愉快的教学情境，诱发儿童在阅读中思维的积极性。

如教师在教第一册中《秋天到了》这篇看图学文时，用录像放映美丽的秋景图。用幻灯打映课文中的插图，从图入手，教给儿童进行有序观察的方法：先看天空，后看地上；先看近处，再看远处。接着要求儿童边观察边思考，寻找表现秋天景物特点的画面，并让其说出来。然后结合课文内容学习本课6个生字及新词，理解“秋天到了”的特征，用录音示范教读课文。课中做“秋天到了”的游戏，巩固练习时让儿童想象还有哪些现象说明秋天到了，并让孩子们通过想象自画秋景图。最后编出儿歌：“我们爱秋天，秋景实在美。秋季多迷人，祖国最雄伟！”儿童边唱边拍手，这堂课在愉快欢乐的气氛中顺利结束。教学中图文密切结合，看、听、读、说、画多种感官参与，学生情绪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儿童思维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诱发。

二、引导学生质疑问难，激发儿童思维的自觉性。

儿童好奇心强，对任何事物都喜欢问个为什么。他们的思维往往是从问题开始，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又在验证答案和应用知识中不断发展。因此，在低年级语言文字训练中，要设计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读书，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在读的同时质疑问难，大胆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学会解答问题，激发他们思维的自觉性。

如教第一册中《小小的船》，为了强化文中句子的训练，让儿童结合插图，自觉、主动地化解难点，教师设计了如下的问题进行分析引导：

1．“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这一句讲的是“弯弯的月儿”像“小小的船”，为什么说月儿像小船呢？（诗的第一句是理解的难点，要结合插图帮助学生弄清月亮和小船的关系，让学生看月亮图想小船的样子，弄清月牙儿和小船都是弯弯的，两头尖尖的，它们的形状很相像。）

2．小女孩怎么能坐到月亮上去呢？（结合插图帮助学生弄清小女孩和月亮的关系：因为夜空太美了，小女孩已经把辽阔的蓝天当作大海，将弯月比作船了，所以才很自然地想象自己坐到船似的月牙儿上去了。）

3．小女孩在月儿上为什么只看到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呢？（要帮助学生弄清这是一个晴朗的夜空才能出现的景色。同时借助插图帮助学生理解叠词“闪闪”、“蓝蓝”。这两个词，是描绘美丽夜空的情景的：“蓝蓝”一词，不仅描绘了夜空的颜色，而且给人以广阔而寂静的美感；“闪闪”，又给人以动态的美。从中使学生领略到夜空不仅美，而且充满情趣。

以上提问，让儿童怀着对星空好奇的心理，自觉地进行思维，主动作答，加上教师的恰当点拨、分析，最终使学生理解全诗意义。同时教师还鼓励学生大胆提问。有个学生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个小女孩是怎样飞上天坐到月亮上去的呢？”教师对学生的大胆提问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同时告诉学生：由于夜空太美了，月儿很像小船，小女孩是想象自己上了天坐到月亮上去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联想，可以让对儿歌诗意已理解的学生帮助作答。这样的教学，既能培养学生自觉思考问题的能力，又能消除教师代替学生思维的弊病。

三、分析课文重点词句，培养儿童思维的准确性。

儿童知识少、阅历浅，认识事物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准确地抓住特征。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儿童心理特征，抓课文重点词句，抓对插图的有序观察及图意口述，充分发挥他们的智能，逐渐培养他们思维的准确性。

如教第一册中看图学文《小山羊》，教师引导学生找重点词。抓住“小鸡——虫子，小狗——骨头，小猫——鱼，小牛、小山羊——青草”等重点词的板书，让学生懂得这几种小动物各喜欢吃什么。抓课文中的文明礼貌用语——“请、谢谢、您”，对学生进行团结友爱、文明礼貌教育。用比较法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①小鸡请小山羊吃虫子。

②小鸡给小山羊吃虫子。

哪句写得好？为什么？让学生在对句子的比较中做到准确用词，准确思维。

四、启发学生联想、想象，锻炼儿童思维的深刻性。

《儿童教育心理学》指出：“思维的品质有：广阔性与深刻性；独立性与批判性；逻辑性与概括性；灵活性与敏捷性。”低年级新教材中大部分是儿歌和短小精悍的文章。这适合儿童学习，发展语言。在阅读教学中，要通过语言文字训练来启发他们的联想和想象，使之思维受到锻炼，逐渐具备思维的品质。

如第一册新教材《雪地里的小画家》，是一篇讲读课文，作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孩子们喜闻乐见的韵文体裁描写了雪地里的一群“小画家”画画的事。课文语言生动活泼，简单含蓄，但学生却难于理解小动物在雪地里踩出的脚印就是它们画的画。教师可以引导儿童看图联想、想象：“什么叫小画家？谁是雪地里的小画家？它们都画了什么？青蛙为什么没有参加？”通过联想、想象，学生弄清了如下三个关系：

1．下雪和雪地的关系。学生联想到下雪地上才有积雪。

2．小画家和雪地的关系。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想象：“在雪地里小画家是怎样展现它们的才能的？如果没有雪，小动物不用颜料，不用笔还能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呢？”通过想象冬天的积雪，再比较现实生活中小朋友画画用的颜料和笔，结合朗读训练，学生就会理解：只有在雪地里，这群小画家才能施展自己的绘画天才。雪地是小画家们做画的必要条件。

3．小画家爪（蹄）与画的形状的关系。要弄懂这层关系，可以通过观察实物（竹叶、枫叶、梅花、月牙的图形）进行类比联想，这些小动物在雪地里走过，留下的脚印与竹叶、梅花、枫叶、月牙很相似。为挖掘课文深意，可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学生想象：小动物们在雪地里走，为什么画的画不一样？青蛙为什么不参加？让学生发散思维，得出结论：因为小动物爪（蹄）形不同，雪地上踩出的画也就不同了；青蛙与小鸡、小狗、小鸭、小马的生活习性不同，是冬眠动物，所以没有参加绘画。最后可让学生想象讨论：你还知道那些动物的爪（蹄）是什么样的？它们可以在雪地里画出什么样的画来？这样教学，指导学生想象、联想，使儿童的认识深刻了，思维深化了。

五、设计创新、求异练习，开拓儿童思维的创造性。

创造性思维包括集中思维和发散思维，它的特点主要是求异性、独特性。在低年级语言文字训练中，应注意从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求异思维能力，对问题敢于提出独立的见解，使思维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要做到这一点，在语言文字训练中必须安排创新的练习，巧妙进行一些议论、争议，充分发扬民主，让儿童认真讨论、各抒己见。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5

[内容]

一凭借画面，进行语言文字训练低年级看图学文所采用的图一般都很形象具体，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这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好材料。尽管“图”是静止的画面，但美丽的图画对小学生很有吸引力。所以教师要因势利导，从图入手，指导学生通过看图，了解客观事物。在教给学生观察方法的基础上，训练学生用恰当的词句和具有个性的语言表达图意。如《秋天》的插图，是一幅色彩鲜明的秋景图，可按照从上到下，从远到近的顺序观察。在学生弄清图上景物后，要求学生具体观察天空、云朵、稻田、梧桐树的颜色、样子及小动物的动作，然后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图意，注意句与句之间的衔接。而《温暖》一课的插图，可让学生带着“敬爱的为什么紧紧握住一位清洁工人的手”这一问题，从画面人物入手，观察他们的衣着、动作、神态，再观察近处的树枝、落叶、清洁车，远处的人民大会堂及门前前停放的小轿车，最后引导学生把人物与景物联系起来，展开合理想象，这对发展学生语言是大有裨益的。

二、通过朗读，理解语言文字看图学文图文结合，情景交融，教学中可充分发挥朗读的优势组织教学。例如，《秋天》，通过朗读，学生从感情上理解了文字，了解了秋天的特点，而要使学生感受到秋天的美，指导感情朗读是至关重要的。如感受“秋风扫落叶”的景象，教学时我引导学生反复朗读，并将“一片一片的黄叶从树上仍下来，有的落到水里，小鱼游过去，藏在底下，把它当作伞；有的落在岸边，蚂蚁爬上去，来回跑着，把它当作运动常与文中“一片一片的黄叶从树上落下来，有的落在水里，有的落在岸边”进行比较，学生懂得了，作者把树叶比作伞，比作运动场，就能突出小动物在秋风扫落叶的时节里，还显得那样有生气、有趣味。理解了句子的意思，学生很自然地用欢快、喜悦的语气，把小鱼、蚂蚁的欢乐心情朗读出来了。

三、设计练习，加强语言文字训练一二年级以词句训练为重点，在教学时，须紧密结合课文内容，精心设计练习，使学生在训练过程中，提高语言文字水平，并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在情感上得到熏陶。我在教学《秋天》时就有意识地进行了句式练习。一是问学生：把“一片一片的黄叶从树下落下来”与“飘下来”中的“一片一片”换成“一片片”行不行？“落下来”与“飘下来”一样不一样”并要求学生仿造句子。二是让学生读一读：“有的落到水里，小鱼游过去，藏在底下，把它当作伞，有的落在岸边，蚂蚁爬上去，来回跑着，把它当作运动常”并说说树叶落在什么地方？小动物怎么样？学生很快说出了：“树叶落在稻田边，小动物爬过来躲在里面，把它当作屋子。”有的学生还联系下文找出：“有的还落在池塘边，燕子飞来看见了，把它当作催自己到南方去过冬的电报。”经常进行这样的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就会很快提高。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6

在这里，我想就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重点和方法提出两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小语界的同仁。

一、突出词和句的训练，让学生掌握规范的书面语言。

对于语文科的名称，叶圣陶先生有个权威的解释：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这就是说，语文科既要发展学生的口头语言，又要发展学生的书面语言。但我认为，其重点是发展儿童的书面语言。因为第一，从学生发挥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看，无论是接受、检索、保存和传递信息，还是创造新的信息，主要依靠书面语言；第二，从学生学习语言看，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前者比后者复杂得多，因此学习起来也困难得多。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说出来是口头语言，写下来就是书面语言；说得好就一定书面表达得好。这是不理解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存在着重大差别的片面认识。当然，“文本于语”，口头语言是书面语言的必要条件。从语言发展的顺序来说，口头语言的发展是走在书面语言的前面的，说是写的先导和基础。再说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内部语言的发展不够完善，所以在要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之前须用外部的口头语言来代替内部语言发挥作用，即将内部语言“外化”为口头语言，借助口头语言来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思想。因此现今的小学语文教学采取“从说到写”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必要条件不等于充分必要条件；说得好未必一定写得好。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人的书面语言是在交谈者不在场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它必须是独白语言，只能用语言手段来表达信息的内容，并且运用视觉符号。但是口头语言是交谈者在场的情况下，在直接交际的情境中产生的，因此它是对话语言，可以用非语言手段（如动作、声调、脸部表情）来表达信息的部分内容，并且运用听觉符号。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说：“从产生语言功能的心理本质来看，书面语言是完全不同于口头语言的另一种过程。书面语言是语言的代数学，是有意的、自觉的语言活动中最困难、最复杂的形式。”

根据许多语言心理学家的研究，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在下述四项参数的值上有重大差异：（1）情境率，即：情境成分的数量／省略和代用成分的总数；（2）词语的不重复率，即：语言表达中不重复的词的数量／语言表达中词的总数；（3）鉴定率，即：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词语数／语言表达中词的总数；（4）积极率，即：语言表达中动词的总数／语言表达中词的总数。简言之，规范的书面语言是上下文一致（即情境成分很少）、句子连贯、词语丰富、能很好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特征和积极面的语言。

要让学生掌握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就必须让他们进行比较严格的词、句、段、篇的训练。但是我很同意有人提出的“小学阶段要强化词句，淡化篇章”的主张。因为词和句（包括句群）的训练是篇章训练的基础，而且小学生的智慧发展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过渡到以抽象概念思维为主要形式，这个年龄阶段是掌握词和句的最佳期。如果小学生不着重进行词、句训练，那么他们进入初中和高中后就很难再将语文学好。因此，我认为小学的阅读教学应在让学生一般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写作手法的基础上，着重让他们进行品词品句训练，进行语感训练。小学的作文教学应在让学生掌握观察、审题、立意、谋篇等一般技能的基础上，着重让他们进行用词造句的训练。例如，某校有位三年级语文教师让学生们写了一篇童话体作文。如何评讲？我建议这位教师不要面面俱到。除了让每个学生说一说自己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修改错别字外，主要应根据词语的多样性、上下文的一致性和句子的连贯性这三项要求修改语言文字，而且可以先共同修改一篇。后来这位老师引导全班学生很成功地修改了一篇题为《森林又安静了》的文章。原文如下，有横线的词句学生们都一一作了修改。

森林又安静了

今天，天气多好啊！森林里的小伙伴都到大草地上来玩，有小狗、小猫、小鹿、小刺猬、小兔……它们玩得多快活呀！①有一只老虎出现在它们面前。老虎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些小家伙，这是我的地方，②快走，快走。”小兔和小猫说：“老虎你不要再称霸了，你要是称霸，我们就告诉大象伯伯去。”老虎说：“大象算什么，我是森林之王。”小松鼠说：“咱们告诉大象伯伯去。”小猴子说：“对，对，③告诉大象伯伯去。”“我谁都不怕！”老虎说，④“你们告诉大象去好了，反正我是森林之王。”

小兔它们真的告诉大象伯伯去了。

大象说：“⑤小动物们，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小动物们说：“⑥它在欺侮我们。还，还说您的坏话呢。”大象说：“带我去看看。”⑦小动物们把大象带到⑧那里。大象把鼻子一甩说：“老虎你听着，你要再欺侮小伙伴，我就对你不客气。”老虎说：“那我们就比比看，谁本事大。”⑨大象伯伯也不用鼻子甩，就用腿轻轻一踢，把老虎踢得很远很远。

小动物们（10）快活得说：“好，好，好。”

森林又变得平静起来。

①这一句和前不是并列关系，而是转折关系，应改成“忽然老虎出现在它们面前”。

②既然老虎是用恶狠狠的语气说话，那么“快走，快走”最好改成“快滚，滚。”

③前面已经出现了两次“告诉”，这句可改成“去找大象伯伯”。

④前面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告诉”，这句可改成“你们去找大象告状好了”。

⑤文章中共出现四个“小动物们”，用词太单调。这里可根据大象伯伯慈祥的性格，改成“小朋友们”。

⑥“它”是谁？大象不明白，应该改成“老虎”。

⑦为避免用词重复，“小动物们”可改成“大家”。

⑧“那里”是什么地方？读者不明白，应改成“大草地上”或者“老虎面前”。

⑨这个复句一共有三个分句。第一句和第二句不是承接关系，而是并列关系；第二句第三句却是承接关系。因此这个复句应改成“大象伯伯不用鼻子甩，只用腿轻轻一踢，就把老虎踢得很远很远”。

（10）根据小动物们的心情，“说”应改成“大声欢呼”。“快活”一词前面已用过，这里可改成“高兴”。整个句子可改为“小动物们高兴得大声欢呼”。

二、语言文字训练要遵循“从动机走向目的”的心理学规律

为了让学生掌握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现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各个阶段的训练目的，即小学低年级应以句子训练作为重点，中年级应以段落训练作为重点，高年级应以篇章训练作为重点。但是不少教师不懂得应通过激发学生的训练动机去达到这些训练目的，因而在低年级单纯地进行句子要素和句子类型训练，在中年级单纯地进行句群和段型的训练，结果学生索然无味，甚至产生厌恶语言文字训练的心理。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列昂捷夫创立的活动心理学理论提出，动机和目的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动机是“为了什么”，是回答原因的问题；而目的则是“达到什么”，是回答结果的问题。每一项活动都由各种动作所组成。活动是由动机所引起的，而动作则指向具体的目的。列昂捷夫认为，动机和目的是经常不相符合的。例如，人的活动是由食物所激励的；食物就是这一活动的动机。但是，为了满足对食物的需要，人必须完成一些不是直接指向取得食物的动作。例如，这个人的目的是制造捕猎工具；不论他后来自己使用他所制造的工具，或是将它转给别人并取得一部分共同捕获物－－在这两种情况下，激励他进行活动的东西和他的动作所指向的东西彼此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列昂捷夫指出：“实现活动的那些动作是由动机的激励而指向目的的。”动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意向方面（应当达到的目的），二是操作方面（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目的）。所谓操作，就是实现动作的方式。

根据活动心理学理论，要把语言文字训练变成一项真正由动机支配的活动，就必须让学生从低年级起就进行意思完整的语言表达。就作文训练而言，必须让学生从低年级起就写成篇的文章。大家知道，学生进行语言表达，其动机是根据一定的需要进行社会交际，包括概括信息、传递信息、自我表现、对别人施加影响和自我教育等。虽然词、句、段、篇都是语言表达的单位，但是能够完整地体现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的，不是词、句和段，而是成篇的文章。因此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作文动机，在小学低、中年级必须变句子训练和段落训练为篇章训练。

学生写成篇文章的活动，包含两个基本动作－－产生文章思想内容的动作和表达文章思想内容的动作。每个动作，又包含着一系列的操作，如前者包含审题、立意、选材、组材等操作，后者包含谋篇、布局、用词、造句等操作。当教师让儿童学写完整的文章时，作文活动中的各种操作都被激励起来，自发地进行着。但是其中有些操作立即遇到了困难，甚至停止进行。如低年级的学生句子写不通顺，或者不会给文章打标点符号，中年级的学生不会根据内容组织适当的句群。即使是这样，这些操作仍然保持着动作的水平，即它们是由动机的激励而指向目的的。由于学生具有强烈的动机去学习这些操作，所以当他们经过多次写文章的实践和教师的帮助，就能用比传统教学快得多的速度去学会这些操作。

必须指出，让小学低、中年级学生写成篇的文章，并没有改变“教学大纲”对低、中年级的要求，也和本文在前面阐发的小学要突出词、句训练的意见不相矛盾。低、中年级的篇章训练，是指让学生用文字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并不要求他们掌握系统的篇章结构知识，这和高年级的篇章训练是不同的。这样做，是遵循“从动机走向目的”这个心理学的规律，采取“从整体到局部”、“从内容到形式”的作文训练方法。具体地说，首先必须鼓励低、中年级学生写“放胆文”，让他们把文章写开，把思路写活，把笔头写顺，产生强烈的作文兴趣。而到作文评讲时，分别以词、句训练和句群、段落训练为重点，让学生体会到，写词语丰富、完整、通顺的句子和上下文一致、前后连贯、条理清楚的文章，能增强表达效果，十分必要。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7

一、创设愉快的教学情境，诱发儿童思维的积极性。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新教材设计精美，图文并茂。为了让儿童读懂故事，理解课文，达到语言文字训练的目的，并通过训练鼓励儿童积极思维，教学中教师可充分运用现代教学媒体或运用儿歌、谜语、游戏、课本剧等活动，创设愉快的教学情境，诱发儿童在阅读中思维的积极性。

如教师在教第一册中《秋天到了》这篇看图学文时，用录像放映美丽的秋景图。用幻灯打映课文中的插图，从图入手，教给儿童进行有序观察的方法：先看天空，后看地上；先看近处，再看远处。接着要求儿童边观察边思考，寻找表现秋天景物特点的画面，并让其说出来。然后结合课文内容学习本课6个生字及新词，理解“秋天到了”的特征，用录音示范教读课文。课中做“秋天到了”的游戏，巩固练习时让儿童想象还有哪些现象说明秋天到了，并让孩子们通过想象自画秋景图。最后编出儿歌：“我们爱秋天，秋景实在美。秋季多迷人，祖国最雄伟！”儿童边唱边拍手，这堂课在愉快欢乐的气氛中顺利结束。教学中图文密切结合，看、听、读、说、画多种感官参与，学生情绪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儿童思维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诱发。

二、引导学生质疑问难，激发儿童思维的自觉性。

儿童好奇心强，对任何事物都喜欢问个为什么。他们的思维往往是从问题开始，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又在验证答案和应用知识中不断发展。因此，在低年级语言文字训练中，要设计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读书，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在读的同时质疑问难，大胆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学会解答问题，激发他们思维的自觉性。

如教第一册中《小小的船》，为了强化文中句子的训练，让儿童结合插图，自觉、主动地化解难点，教师设计了如下的问题进行分析引导：

1．“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这一句讲的是“弯弯的月儿”像“小小的船”，为什么说月儿像小船呢？（诗的第一句是理解的难点，要结合插图帮助学生弄清月亮和小船的关系，让学生看月亮图想小船的样子，弄清月牙儿和小船都是弯弯的，两头尖尖的，它们的形状很相像。）

2．小女孩怎么能坐到月亮上去呢？（结合插图帮助学生弄清小女孩和月亮的关系：因为夜空太美了，小女孩已经把辽阔的蓝天当作大海，将弯月比作船了，所以才很自然地想象自己坐到船似的月牙儿上去了。）

3．小女孩在月儿上为什么只看到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呢？（要帮助学生弄清这是一个晴朗的夜空才能出现的景色。同时借助插图帮助学生理解叠词“闪闪”、“蓝蓝”。这两个词，是描绘美丽夜空的情景的：“蓝蓝”一词，不仅描绘了夜空的颜色，而且给人以广阔而寂静的美感；“闪闪”，又给人以动态的美。从中使学生领略到夜空不仅美，而且充满情趣。

以上提问，让儿童怀着对星空好奇的心理，自觉地进行思维，主动作答，加上教师的恰当点拨、分析，最终使学生理解全诗意义。同时教师还鼓励学生大胆提问。有个学生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个小女孩是怎样飞上天坐到月亮上去的呢？”教师对学生的大胆提问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同时告诉学生：由于夜空太美了，月儿很像小船，小女孩是想象自己上了天坐到月亮上去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联想，可以让对儿歌诗意已理解的学生帮助作答。这样的教学，既能培养学生自觉思考问题的能力，又能消除教师代替学生思维的弊病。

三、分析课文重点词句，培养儿童思维的准确性。

儿童知识少、阅历浅，认识事物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准确地抓住特征。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儿童心理特征，抓课文重点词句，抓对插图的有序观察及图意口述，充分发挥他们的智能，逐渐培养他们思维的准确性。

如教第一册中看图学文《小山羊》，教师引导学生找重点词。抓住“小鸡——虫子，小狗——骨头，小猫——鱼，小牛、小山羊——青草”等重点词的板书，让学生懂得这几种小动物各喜欢吃什么。抓课文中的文明礼貌用语——“请、谢谢、您”，对学生进行团结友爱、文明礼貌教育。用比较法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①小鸡请小山羊吃虫子。

②小鸡给小山羊吃虫子。

哪句写得好？为什么？让学生在对句子的比较中做到准确用词，准确思维。

四、启发学生联想、想象，锻炼儿童思维的深刻性。

《儿童教育心理学》指出：“思维的品质有：广阔性与深刻性；独立性与批判性；逻辑性与概括性；灵活性与敏捷性。”低年级新教材中大部分是儿歌和短小精悍的文章。这适合儿童学习，发展语言。在阅读教学中，要通过语言文字训练来启发他们的联想和想象，使之思维受到锻炼，逐渐具备思维的品质。

如第一册新教材《雪地里的小画家》，是一篇讲读课文，作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孩子们喜闻乐见的韵文体裁描写了雪地里的一群“小画家”画画的事。课文语言生动活泼，简单含蓄，但学生却难于理解小动物在雪地里踩出的脚印就是它们画的画。教师可以引导儿童看图联想、想象：“什么叫小画家？谁是雪地里的小画家？它们都画了什么？青蛙为什么没有参加？”通过联想、想象，学生弄清了如下三个关系：

1．下雪和雪地的关系。学生联想到下雪地上才有积雪。

2．小画家和雪地的关系。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想象：“在雪地里小画家是怎样展现它们的才能的？如果没有雪，小动物不用颜料，不用笔还能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呢？”通过想象冬天的积雪，再比较现实生活中小朋友画画用的颜料和笔，结合朗读训练，学生就会理解：只有在雪地里，这群小画家才能施展自己的绘画天才。雪地是小画家们做画的必要条件。

3．小画家爪（蹄）与画的形状的关系。要弄懂这层关系，可以通过观察实物（竹叶、枫叶、梅花、月牙的图形）进行类比联想，这些小动物在雪地里走过，留下的脚印与竹叶、梅花、枫叶、月牙很相似。为挖掘课文深意，可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学生想象：小动物们在雪地里走，为什么画的画不一样？青蛙为什么不参加？让学生发散思维，得出结论：因为小动物爪（蹄）形不同，雪地上踩出的画也就不同了；青蛙与小鸡、小狗、小鸭、小马的生活习性不同，是冬眠动物，所以没有参加绘画。最后可让学生想象讨论：你还知道那些动物的爪（蹄）是什么样的？它们可以在雪地里画出什么样的画来？这样教学，指导学生想象、联想，使儿童的认识深刻了，思维深化了。

五、设计创新、求异练习，开拓儿童思维的创造性。

创造性思维包括集中思维和发散思维，它的特点主要是求异性、独特性。在低年级语言文字训练中，应注意从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求异思维能力，对问题敢于提出独立的见解，使思维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要做到这一点，在语言文字训练中必须安排创新的练习，巧妙进行一些议论、争议，充分发扬民主，让儿童认真讨论、各抒己见。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8

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文字训练，要赁凭借一篇篇课文进行。但训练不可能也不需要涉及课文中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也不可能对一段落都不同样的功夫。这就需要确定一篇课文的训练点。训练点的确定，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大纲”对该年级语言文字训练的要求；二是学生语文水平实际状况；三是课文本身的重点、难点、特点。

二、要明确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

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理解语言文字和理解内容相统五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借助语言文字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

第二阶段是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是怎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

这个过程的出发是语言文字，落实点仍是语言文字。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只完成第一阶段，缺少第二阶段。学生学习一篇课文仅仅知道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至于课文的语言字却不甚了了。这从阅读教学的角度看，可以说没有完成任务。现在提出加强语言文字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因此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基本途径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借助语言文字理解思想内容，再通过阅读及其它训练手段指导学生体会思想内容是怎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

三、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1、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

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统一起来。思想教育要在语言文字训练过程中渗透，语言文字训练不能脱离课文的思想内容孤立进行。某一个词用得好，某一段写得好，就是说它是此时此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要表达的内容。离开特定的思想内容，是根本无法讲清语言形式的。

2、语言文字训练与语文知识传授的关系。

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阅读能力，不是传授语文知识。这一点，教学大纲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培养阅读能力的基本途径是进行严格的语言文字训练。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指导学生学习必要的语文知识，并通过练习使知识转化为技能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经过实践检验，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一些学习方法。必要的语文知识传授包含在语言文字训练之中。

3、语言文字训练中“训”和“练”的关系。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9

小学语文教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它具有工具性和思想性。无论从学科性质还是教学目标，语文教学本身就应当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教学目标在于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质体能、个性心理及其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素质，促进学生主动、全面、活泼地成长，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初步具有听说读写能力是小学语文学科的“特定目标”，是衡量小学生学习语文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也是评价小学生语文是否过关的主要标志。要在语文教学中落实“素质教育”，就必须转变观念，紧紧围绕落实听说读写训练来组织教学，具体做法是：

1．克服语文教学中的思想品德课倾向。

叶圣陶先生早年就说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的只在灌输固有的道德——而竟忘了语文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特有的任务”就是指语言文字训练。在现实中，有些小学语文教师以为语文教学不增加思想教育的份量和时间就是不重视德育。尤其是对一些思想教育内容明显的课文，更是以思想教育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如教《我的战友》这一课文时，有的教师着重围绕“身上是如何着火的？他是怎样牺牲的？烈士有哪些高贵品质？我们怎样向他学习？”等问题来组织教学。殊不知语文课有其自身的特点，语文学科的思想教育，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思想感情去实现，要重在熏陶感染，潜移默化。

2．要突出听说写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小学语文课文中涉及到的许多专业知识和科学常识，应该向学生传授，但不能以传授这些知识作为教学目标来组织教学，要把专业知识的教学重点放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培养学生的兴趣上。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也就是通过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训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语言基本功。如《太阳》一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有关太阳的知识，培养他们热爱科学的兴趣和认识自然的能力。这里的“一些有关太阳的知识”仅局限于课文内容的知识。实现这个目标，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更重要的是理解课文是怎样叙述的。

3．改革旧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我国小学语文教学受前苏联语文教学法的影响很深，直至今天，那种重分析轻训练的教学模式还有相当一部分市常虽然它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跟目前我国的语文教学实际已不相适应。由于它以分析课文内容为中心，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教学时，尽管是一读就懂的课文，也要逐段逐句进行分析、提问，结果越分析越复杂。启发式教学是当前用得最多的教学方法，它通常是通过教师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考，于是很多教师认为启发式就是多提问题，多质疑，教学一篇课文总是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想方设法地设计一连串大小问题，让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回答。有位教师教《威尼斯的小艇》的第二自然段，这段课文只有三句话，可他设计了六个问题：

（1）威尼斯小艇有多长？

（2）小艇像什么？

（3）小艇的船头和船艄有什么特点？

（4）船头和船艄像什么？

（5）小艇行动起来怎么样？

（6）小艇行动时像什么？像这位教师课堂上一味地提问，一节课就提了几十个问题的现象还十分普遍。于是语文课教学就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提问多，读书少；简单的问题多，启发思维的问题少；理解课文内容的问题多，训练语言文字的问题少；回答多，笔练少。由于教师连续提问，学生忙着应付回答，问题回答完了，课文也讲完了。这样的教学方法从表面上看，学生发言踊跃，对答如流，课堂气氛热烈，而一篇课文学完了，许多学生连课文都不能流畅地读下来。这样的课堂教学，语言文字训练不能落实，怎么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怎么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科学素质。

4．语言文字训练一定要落实到位。

训练是否落实到位，直接关系到语言文字训练的成功与否。所以要真正做到落实到位，要注意以下几点：

（1）备课首先考虑。一篇课文的语言文字训练有哪些内容？要达到怎样的要求？通过怎样的形式训练？教师怎样进行指导？读的、说的、写的都应该根据整个教学目标通盘考虑，保证一定时间。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保护;政策

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我国各民族的贡献，55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资源。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种类繁多，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这是他们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有助于维护民族凝聚力。因此，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立法保护，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保障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推动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律保护现状

(一)现行法律中有关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定。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国策的推行，我国也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立法工作。《宪法》明文规定了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还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了少数民族代表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应配备专门的语言文字翻译。《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在诉讼过程中少数民族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民族自治法》更是规定了少数民族在政府行政、教育、医院等领域使用语言文字的规定。另外，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法规和制度也在语言文字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二)现行立法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律保护的不足。第一，现行法律在规定上还有所欠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所做的规定多是原则上的、方向上的，没有具体的执行措施。而其他的法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高层级法律中的规定过于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一些地方性法规的层级太低，而且民族性较强，无法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第二，保护力度较小，侵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即使有相关的处罚规定，处罚主体以及如何处罚也缺乏进一步的规定。虽然我国一直推行民族平等政策，但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仍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法律给予特殊保护，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第三，缺少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如前文所述，国家层面关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整体性，地方层面的法规的普适性较低，还没有适合本民族地区的法规。整个国家还缺少一部转门的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地、全面地保护。

二、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律保护的措施

(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法》的立法原则。第一，平等原则。我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各民族是平等的。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并没有优劣之分，都是各自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推进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各民族都应该弘扬本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也不例外，还需要给予特殊的帮助。第二，自愿原则。自愿原则包含两层含义:①各少数民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语言文字发展中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干涉，这样才能尊重各民族的意愿，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②少数民族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自由学习任何一种语言文字，即应保护少数民族群众自由掌握语言文字的权利。第三，因地制宜原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法》是一部部级的法律，为了避免规定过严，要因地制宜，根据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地理位置等情况，进行分类指导，以提高该法律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法》的主要规定。第一，明确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需要确定哪些主体享有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的权利、哪些主体有保护责任，应当是少数民族的群众，他们能够自由使用、学习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权利，有接受本民族语言文字教育的权利等。在义务方面，少数民族应承担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另外国家应提供优越的公共服务，提供强力的财政支持和扶持措施，例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等。第二，明确规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通用性。《少数民族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法》应当明确规定，少数满足语言文字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使用地位。第三，侵权行为的处罚规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法》中还应当明确规定侵权行为的认定和处罚标准。在实际生活中，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被侵害的现象经常出现，如果缺乏相关的认定规定和处罚标准，少数民族的民族尊严和情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不利于民族团结。因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法》中应明确列举出哪些行为是侵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的行为，受害人应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应如何处理等。

总之，我国应加快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法》，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陈鹤．浅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法律保护［D］．延边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