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论文十篇

语言文字论文篇1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必须对祖国的语言文字满腔热情满腔爱。不一往情深，就钻不进去，就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就不可能获得真知。学生学语文，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鲁迅先生也说过：“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生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学生对祖国的语言文字产生浓厚的感情，就能孜孜矻矻，深入其中，寻求知识宝藏，就能刻苦地进行训练，正确地使用。怎样激发他们热爱的感情呢？

抓住汉语的特殊性和内在规律性进行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它的悠久历史，懂得它源远流长，激发自豪感。结合课文的讲谈分析、结合学生听、读、说、写的训练，传授语言、文字、语法、修辞等汉语基础知识，分析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生动，激发热爱的感情。比如辨别字的形、音、义，不能只机械地、呆板地就某个字论某个字，要讲出汉字的特征。让学生理解汉字就是由横、竖、撇、点、捺、提、钩等七种基本笔画组合而成，不管是笔画少的，少到两画，如力、乃、又，还是笔画多的，多到二十几画，如蠢、羸、攥，都饱含线的艺术，各个部件组合得紧凑、有韵味，形体匀称，给人以图画美的感觉。汉字的一字多音、一字多义反映了这个工具表情达意的准确度和精细性，启发学生饶有兴味地进行辨别、探讨。让学生知道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根据史前文物资料推测，大约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汉语字词的丰富、语言的优美、同义词近义词区别的细微，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教学时可适当采用比较的方法与英语、日语、德语等有关词语比较，比出汉语的丰富多彩，比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激发学生对中华民族、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

引导学生赏析优秀文学作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祖国文学的感情。在德国，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歌德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诗剧《浮士德》，在统一德意志语言，使德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可那时已是十八世纪未，十九世纪初。而我们伟大祖国很早就出现了《诗经》、《左传》、《楚辞》、《史记》等伟大作品，那都是公元前的事。至于公元后的文学作品，真是多如天上的灿烂群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伟大作家的作品更是在世界上闪射着夺目的光辉。带领学生学习古往今来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写成的佳作，犹如身入胜境，在无数瑰丽璀璨的珠宝中观赏遨游，美不胜收。让学生体会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和表现力，哪怕是一首小诗小词，也有无穷的趣味。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仅仅二十七字，绘出了栉风沐雨恬然垂钓的图景。人物、山水、草虫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色彩班谰，生意盎然，用诗词表现画的形象、画的意境的技巧令人惊叹！又如把杜甫的《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两首律诗放在一起教，启发学生从诗中的忧与喜来领会语言文字巨大的表现力。写国破之忧愁，笔笔忧，句句愁，花鸟草木皆添愁；写收复失地之喜，一个“狂”字，感情横溢，思绪腾飞。“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联诗句，四个地名，佐之以“从”、“向”、“穿”、“下”等介词与动词，把归程的路线、飞越的神思、急切回归的心情、喜出望外的感情等等表达得淋漓尽致，发挥了很强的感染力。语言文字的奥妙无穷，有时奔腾如滔滔江水，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中“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统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就是运用语言文字倾泻感情的典范，语句短促，历数罪状，犹如短枪，犹如匕首，锋利无比，发挥了强烈的战斗作用；有时洗炼如矿出金，质美意深，如《一件小事》中“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榨”字就经过洗炼之功，把车夫形象的高大、“我”内心的感动与觉醒刻画得入木三分，字虽一个，但有千钧之力。语言的奥妙远不止上述说的这些，颠倒词序，增减字数，正话反说，褒词贬用，虚实搭配，含蓄豪放，绮丽雄浑等等均大有琢磨推敲的天地；至于音韵的和谐、语调的铿锵、节奏的明愉等等可诉之于学生的听觉，引导学生在朗读、背诵之中体会语言的优美生动，培养和激发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真挚热爱的感情。

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其意义绝不局限在语言文字的本身，而是输送给学生多种营养，滋润他们健康成长。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等都可渗透于语言文字的教学之中，给学生的思想情操以熏陶感染。

语言文字论文篇2

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背景下,做好高等学校的语言文字工作,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他们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培育其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应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

语言文字对于人们智力的发展、道德的养成和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如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 在信息社会,各种传播媒介都是通过语言和图像越过表层交流的界限进入价值领域,语言文字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学生正处于思想道德意识、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信仰、信念、责任感及道德心的确立和养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对民族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有赖于其对民族精神的体验和感受,而这些则须有较高的语言素质和良好的语言修养。被称为“民族精神血液”的语言不仅体现着各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历史发展,也反应出民族的文化思维、民族心理,价值观念,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一个人的语言素质越高,语言修养越深,对民族历史和精神的感受也就越深刻、越丰富,也就越能把自己融入民族的发展之中。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是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养其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不可缺少的。新加坡从1979年,把每年10月定为华语月,便是基于要使年轻人保持“亚洲人的基本价值观”,这对我们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两千多年前,秦朝在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后立即着手统一六国文字——即“书同文”,这段历史国人都是熟悉的。它说明,语言文字工作是关系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工作;语言文字规范意识也是国家意识、意识的体现。而国家意识和意识即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在实施科技兴国的背景下,素质教育的观念正深入人心,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灵魂,是必须重视并不断加强的。爱国主义的基础就是民族认同,而语言文字的认同感在民族认同中是最基本的。将一个民族的精神代代相传的语言文字,在民族团结中如同粘合剂一样,对增加民族的亲和力与凝聚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增强大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对大学生民族自尊心的养成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具有现实的积极作用。

我们都知道,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现在还使用着的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也是非常美丽的。其共同语音系简单,发音响亮,声调高低相间、轻清悠扬;词语丰富,表意精确,语法结构明晰。她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伴随着祖国前进的步伐,向人类文化宝库贡献了唐诗、宋词、元曲等无与伦比的辉煌艺术。“五四”以后,鲁迅、茅盾等语言大师和文学巨匠使我们昂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文化锦上添花。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需从语言文字着手,语言文字是基础,只有厚实的语言功底,才能深切领会隐含在语言符号背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才会更好地激发和培养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当前,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倍受关注,而语言教育则是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人文知识与语言知识是一个统一体,学生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的过程,就是学生人文精神提高的过程。因此,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应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使语言课主动地向文学艺术渗透、向演讲学和美学渗透,通过语言教学和其他方面的语言文字工作使学生掌握人文知识,提高人文素质,培育人文精神,培养民族自豪感,是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目标。

基于此,不仅从语言、而且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性是应该而且必要的。

二、做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必要条件,对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前,信息业的发展使社会对每个人的语言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大量具备各类专业知识、并有较强交际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人才,语言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成为衡量个人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在我国,随着人事制度的改革,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选用工作人员时,都非常注重应试者语言表达能力的运用,甚至一些部门和行业,已把语言艺术水平当作工作人员的第一职业条件,认为是某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能力之一。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如不具备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掌握一定的语言艺术是难以立足的。显然,在这种背景下,高等学校的语言文字工作应结合语言课和语言活动来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开发学生的智力、发展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和素质。

曾经有不少学英语的学生反应,他们最大的苦恼是能听懂外语,但在翻译时脑子里缺少合适的汉语词汇。中文水平低下,这是目前我国大学生普遍的语言状况:讲话满口方言,用语牵强附会,表达辞不达意,思维逻辑混乱、条理不清,书写错别字连篇,语句不通,无章法、无规范,大学毕业语文不过关,缺乏基本的写作能力,常用应用文写不好,业务报告和学术 论文写起来更是困难。据报载:《人民日报》某编辑曾在收到的南方几所名牌高校的6篇千字文中,“清点”出错误100余处,不是语句不通,就是错别字连篇,从头至尾“的”、“地”不分,甚至通篇无章法。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进程中,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和社会需要的高级人才”的重任,她所培养的合格的高素质人才“必须是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良好的语言运用能力的人”,但是,目前我国高校语言文字现状和大学生语言文字水平还与之相去甚远。如果受教育者语文水平低,不能正确使用语言文字,不能凭借母语进行高级的逻辑思维,势必会影响到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影响到其创造精神的发挥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以及其对文化的鉴赏、整合,不利于性情的陶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思想境界的升华。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讲,如此便不是或很难成为一个高素质的人才;而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讲,如果学校培养出的学生不会讲普通话,连规范的母语都掌握不好,不能正确使用自己的语言,不能深刻领会、继承本民族文化及其传统,从而缺少对民族的强烈的热爱之情和高度的责任感,那就说明它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完全合格的。

因此,加强受教育者的语言文字修养,提高语言文字水平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条件,在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中,语言文字是基础和先导。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大学生语言文字的修养和能力,也应该是转变观念、树立现代教育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做好学校的语言文字工作可以以点带面,带动和辐射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它所有动物的一种特有的生活行为,摆脱野蛮,步入文明以来,它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的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最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文字工作是一项关系到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基础工作,关系到每一个人, 关系到社会各行各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程度是其文明程度的反应,也是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建国后,党和政府把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看作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当作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50年来,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是,由于某些不健康意识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用字比较混乱,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甚至随便使用错别字的现象较多,这和我们悠久的历史文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相称的。随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当前,中华民族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的应用,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科技、教育和文化内容的日新月异及其发展和繁荣,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和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都要求社会交际工具、交际方式的现代化、法制化和规范化,语言文字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社会交际的主要工具,其应用规范化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为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要求,语言文字必须讲求规范化和通用化,讲求社会效益,这不仅是文化教育的需要,对于正确地传输社会信息和社会应用也有重大意义。语言文字工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大力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加强对学生语言素质教育,培育学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学生语言的分析和运用能力,使学生带着良好的语言文字修养走上社会,以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发展。

从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来说,大学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在人们的心目中,她是令人向往的地方,是传播人类文明的圣地,高校的文化和文明在社会中有着一定的导向性和权威性。因此,作为国家素质教育基地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阵地,高校对社会语言运用及文字的规范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整个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中,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表率,成为最好的“小环境”之一,并对大环境的优化做出积极贡献。

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实施

1、加大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力度,注重对师生员工规范意识的培育

大学生在国民中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群体,他们理应有较深的语言文字修养、较强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良好的语言素质。但现实中一些大学生的语言素质令人担忧,语言表现让人瞠目,讲话怪腔怪调,脏话、痞话流行,港台电视剧式的矫情腔不绝于耳,“半土半洋”式语言大行其道,究其原因,自然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学生语言文明方面的重视程度和教育力度还不够,校园语言文明的整体氛围不足,学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较差,在语言文明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讲点脏话、痞话是潇洒,矫声嗲气是新潮,土洋搀和是有品味。显然,这和大学的文明形象以及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的文化品味是不相匹配的,对使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更加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推进新世纪语言文字共同目标的实现也是相当不利的。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受教育者进行语言素质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语言和文字规范意识,创造良好的校园语言环境,营造文明的语言氛围。

语言是人们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文字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但是人们往往对常见的事物不很注意,因而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一项很容易被忽视的工作。要做好并不断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首要的就是强化对学校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1999年12月,全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面研究部署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专门性会议,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视,会议强调了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新世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目标的重要性,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要求学校在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上,进而带动全社会,为2010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语言文字工作阶段目标提供条件和保障。因此,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切实从提高国民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要加强宣传力度,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形式,组织一些活动,造成一定声势。形成良好的氛围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2、建立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管理网络和制度

广泛的宣传是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必须的,但仅有宣传还是不够的,还需注重工作的实践。首先要加强领导、健全机构、理清思路,把语言文字工作列入学校工作日程并与学校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把语言文字工作的实绩纳入到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指针体系,作为对学校进行管理、评估和督导的内容之一;把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要求纳入培养目标、工作日程、 常规管理和专业技术技能训练中,逐步形成日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工作格局和工作模式。其次,加强学校语言规范和用字规范的管理,规范教学语言,提倡学普通话、讲普通话、用普通话,杜绝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现象的发生以净 化学校语言环境;在教学、师生交际和各种集体活动中,坚决贯彻用语规范和语言文明原则,使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教育渗透到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和社会实践的教育活动中;对毕业生进行语言文字水平达标测试;提高教师职业语文素养,使其注意自身的语言文字规范,起到示范作用。

语言文字论文篇3

汉语言文字的传播需求是巨大的，新词层出，然而成语、方言被渐忘。汉字更是一种线条的艺术。从中国文字博物馆、大型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等大型汉语言文字传播项目可见，汉语言文字与交互设计的学科交叉研究前景广阔。2012年度优秀应用APP《中国古典家具》介绍明了清家具榫卯结构、工艺材料、纹样寓意等内容。它利用360°旋转展示、榫卯炸开、物理感应等交互性操作激发人们主动了解传统文化的兴趣。传统文化题材以交互手段展现，可以呈现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面貌——高艺术品质、互动性强、易用愉悦的体验感。通过对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应用现状的研究，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字传播的途径和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受现代数字技术的冲击，印刷出版物、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在减弱。运用交互技术的APP应用、交互展示等因形式新颖、传播平台（手机、电脑）普及、内容更新迅速、参与性强等优点吸引了更多中青年用户，传播影响力与日俱增。

2汉语言文字的审美分析

对于汉语言文字的审美分析，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到，汉字有三美：意美，音美和形美，精确总结了汉语言文字的三个艺术特性。“音美”，指汉字阅读的声音美。不同地域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声音和书写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现代化进程加快，方言文化危机重重。因此我们开展了方言文化的研究和交互设计工作。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交互专业2014年毕业设计作品《方言地图》选取传统官话为素材，摘选八句代表性的日常生活用语和趣味方言小调，进行语音和视觉元素的采集和对比，展现了分布在祖国东西南北中的方言文化。“形美”，指汉字书写的整体线条美。西方人将汉字誉为线条的艺术。汉字造型讲究轮廓方正、结构均衡、比例协调、笔画穿插得当。“书画同源”的特性，将古老文明与生活画卷以汉字的形式被传承下来，例如“羊”字以羊头造型为特征抽象为文字。经过甲骨文、篆书、楷体、至简化后的仿宋体，都保留了羊头上一对犄角的特征，形象鲜明，图文相通。“意美”，指汉字所包含的意境美。意境美，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笔者认为，汉字的音形里所蕴含的信息，通过听视觉传达给受众，在其心理上构成体验从而形成意境。因此，影响汉字意境美有三因素：汉字的音与形、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传播途径和形式。所以，古老汉字通过交互方式传播，以更符合当代受众审美方式，并焕发新的时代魅力。通过对汉字美的特征举例，可发现从视觉、听觉、心理体验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艺术设计创作的价值。视、听、心理三个层面的信息传递，也需要通过信息整合设计法，由表及里地突出中国元素，构建易用愉悦的用户体验。

3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创新设计研究

创新设计研究从立意、选材、风格方面入手，首先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引入用户体验、信息整合、等设计方法整合设计资源，用交互技术手段传播，具体来说：

3.1立意——天人合一

借鉴庄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即人与自然相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笔者认为成功的设计应该是受众和设计作品相互融合，用户愉快体验的过程。提高受众的参与程度，需做到：准确锁定目标用户，根据用户需求而设计；邀请用户作为设计师参与设计过程；成果展示本身也需要受众参与互动，成为设计的一部分。

3.2选材——深入浅出

设计素材，是设计要表达的内容。在信息大爆炸时代，选取设计素材的难点在于面对大数据如何去伪存真地高效梳理信息。其标准是：代表性，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体现中国文化之美；浅显易懂，能够让大众快速理解掌握。例如甲骨文，是最早的象形文字之一，通过用信息整合，把古老信息转码为时令设计语言，可收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传播效果。

3.3风格——古为今用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相互融合中也要让世界看到中国设计的形象。从本质上要求必须是具有民族精神、文化底蕴的中国元素。设计上，可以考虑在视效音效方面传承发扬，形成中式风格，如水墨、剪纸等。但风格的古为今用，并不是照搬临摹，应该以当代审美眼光去粗取精，诉求文化特指和民族神韵的传达。

4设计应用

本届优秀毕业设计作品《甲骨文》选取甲骨文为题材，运用了体感识别技术创新交互体验。下文从设计背景、形态分析、交互流程、视觉风格四方面简述设计过程及成果。

4.1设计背景分析

甲骨文，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就形象写词法的构图进行分类，可以大致分为四类：象物、象事、象意、标示。尤其甲骨文中有不少字是人的形体动作的抽象形态。例如大、伏、交、木、人、北、从、扶、休、走……我们将这些内容与动作捕捉技术结合开展了甲骨文交互展示设计研究。

4.2形态特征分析

甲骨文动作字多为独体字，一般是对一个人物的动作形态的模拟，例如大、交、木、人、走。也有不少是合体字，如从、休、扶，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动作组合的提炼。在设计中，用屏幕人体骨骼线提示和实物人偶模型动作参照的方式，吸引参观者参与交互（见图2）。甲骨文独体字“走”,像人摆动双臂跨步行走。甲骨文合体字“北”,像二人以手相助之行。

4.3交互流程

根据形态分析，我们设计了单个用户和两个用户参与的两种交互场景。参观者的肢体动作通过体感技术识别捕捉，转码为甲骨文、触发相应的视听体验。技术方面，KINECT体感装置在WindowsSDK中提供动作控制，通过代码编写结合成像技术完成一系列指令。整体交互流程，用屏幕和实物人偶模型作指引，提示参观者参与交互。参观者动作被捕捉到与甲骨文匹配，然后出现甲骨文的注释、表达相关意境的水墨动画和诗词。

4.4视觉风格

视觉风格上，动画视效呈现水墨画风格，注释诗词以丹青书写，配以清雅古乐。界面视效古典韵味浓厚，引人入胜。慢慢流动的水墨动画里，一个在耕种的农夫弯腰犁地的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人”字的由来。没有过多注释，更多的是视觉和心灵的体验，这即是以水墨动画形式对甲骨文的字义诠释。

4.5小结

以上内容是基于2014年本院毕业设计展为时间节点的交互设计作品。由于时间和技术限制，展示内容以单人交互为主、双人交互有待深入。画面视觉效果的一致性和精细度要继续完善。期望能吸取经验教训，在设计方法流程和交互体验方面继续课题的研究。

5结论

5.1主要研究观点及成果

经分析研究，形成本文的主要观点及成果：分析总结汉语言文字的传播途径和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并对其改变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以交互产品为主的新传播形式的优势所在和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发展趋势。以汉字的信息传递为主线，分析了汉字从视觉、听觉、心理体验三个方面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得出汉字独有的音美、形美和意美的艺术特征。指出造成汉语言文字展会关注度不高，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会展的观展模式由“看”转变到“玩”。汉语言文字成果以展会模式传播时，必须改变这一现状，重视交互性和体验感。提出汉语言文字传播创新设计的方法流程，以体验设计思想为基础，利用特征举例法，结合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用整合理论对各要素进行整合分析，最终进行创新设计。5就设计而言，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的设计价值，创新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满足受众的传统文化需求都是当务之急。

5.2后续研究

语言文字论文篇4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语言文字论文篇5

关键词： 语言文字规范工作 四个时期 建国至今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65年了。65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言生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回顾65年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一路走来的不平凡历程，可以总结语言文字工作成功的经验，也可以从中吸取失败的教训，对当前和今后国家的语言文字决策具有特殊意义。65年来，国家在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方面有许多重要举措，产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本文择其要者，略述其事。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参考学界意见，将65年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奠基时期、拨乱反正时期、稳步推进时期和实施国家语文战略时期。

一、奠基时期（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各项事业都以崭新面貌蓬勃发展起来。语言文字工作也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从1951年6月开始连载吕叔湘、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并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1952年2月，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研究工作的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这一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是贯彻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制定。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领导，1954年10月，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奠基时期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重要事项如下。

1.召开两个会议。1955年10月15日，教育部和文改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改会主任吴玉章作《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教育部部长张奚若作《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会议决定把《汉字简化方案》提交国务院审议。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学术报告，全面阐述了现代汉语规范的一系列问题。两个会议为奠基时期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指明了方向。

2.一个指示、两个报告。为了推动文字改革工作，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1958年1月，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议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1958年2月，吴玉章作了《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三个文件明确提出当时文字改革的三个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它们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文字改革的纲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简化汉字。1956年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人民日报》刊载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全文。《汉字简化方案》的与推行，是文字改革的重要成果，它在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1964年5月，经过修订的《简化字总表》。

4.整理异体字。异体字是形体不同但意义相同的字。吕叔湘先生说过，作为现代文字工具，异体字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应当彻底整理。1955年12月，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收异体字810组，淘汰异体字1055个。异体字的整理提高了汉字的规范化程度，减轻了学习和使用汉字的负担，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

5.推广普通话。1955年10月，文字改革会议提出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明确了“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普方针。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是新中国推广汉民族共同语的纲领性文献。这个指示发出后，成立了中央推普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等部委相继发出通知，一场全民性的推普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6.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制定拼音方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大批语言学家投入拼音方案的研究。经过多次修订、完善，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给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比历史上的其他拼音方案都要优秀，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1]。

二、拨乱反正时期（1977―1985）

1.《中国语文》复刊。十年“”，语言文字工作遭受重大损失。1978年，语言学界有重要地位的刊物《中国语文》复刊，标志着语言文字工作迈出了拨乱反正的步伐。

2.《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按照当时汉字要继续简化的指导思想，1977年12月，《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广泛征求意见，1978年陆续开始试用。后由于批评意见较多，停止试用，直到1986年被废止。“二简”出台较草率，试用急促，在汉字规范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教训值得吸取。

3.《现代汉语词典》出版。根据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56年开始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编，1960年印出“试印本”，1978年出版第1版，到2012年已经出版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辞书，特别是它根据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断修订、完善，对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4.继续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经过“”十年的破坏，奠基时期取得的语言文字成绩几乎损失殆尽，所以这一时期在努力恢复50年代制定的正确的语言文字大政方针，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继续推广普通话，二是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了宪法。

5.《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年12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普通话中异读词（有两种不同读法但意义相同的词）的读音进行了审定，这是推广普通话的一份重要的规范的文件。

6.“文改会”更名“国家语委”。198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机构名称的改变，标志我们对语言文字工作的内涵认识的调整，由原来以“文字改革”为核心转变为以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新名称比原来名称覆盖范围更广，有利于统筹兼顾语言文字工作的各个方面。

三、稳步推进时期（1986―1999）

1.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1986年1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是距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30年后又一次载入当代语言文字史册重要会议。会议总结了前30年的语言文字工作，客观评价了语言文字工作成绩和失误，明确了今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向和任务[1]。

2.《简化字总表》重新。为了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在废止“二简”的同时，1986年10月，国家语委重新了《简化字总表》，本次的字表对1964年字表作了少量修订。重新《简化字总表》对巩固简化字地位、规范社会用字起到了积极作用。

3.一批语言文字字表、规范。为了进一步规范社会用字，国家语委等部门陆续了一批规范、字表。1988年3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字）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字），通用字规定了现代汉语用字的范围，常用字则明确了日常应用的汉字数量。两个字表在出版印刷和文化教育方面分别发挥着重要作用。《标点符号用法》（1951年制定，1990年修订）、《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等一批规范也相继。现代汉语的一些重要字表、主要规范，经过这一时期的建设，基本齐备，为新时期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4.开展普通话测试，设立推普宣传周。新时期为了把推普活动推向纵深，1994年10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广电部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从1995年期，开始对教师、师范院校学生、播音员主持人进行普通话测试，在教师等特殊行业推行普通话持证上岗制度。1997年的国务院办公会决定，自1998年起，每年9月的第三周确定为推普宣传周。

四、实施长远语文战略时期（2000―）

进入21世纪，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开始着眼长远，统筹综合，进入语言文字长远战略时期。

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努力营造规范的语言文字环境――祝贺我国第一部语言文字法诞生》。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是对过去数十年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一个肯定和总结，使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引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长远战略时期。

2.制定国家语言文字“五年规划”。2001年7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印发的通知》（2001―2005），2007年4月印发《关于印发的通知》（2006―2010），表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像经济工作一样进入常规的“五年规划”时期。

3.《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常规。2006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召开新闻会，首次《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以后形成惯例，每年一次。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对我国当年语言文字工作的全面总结，目的是引导语言生活向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4.《通用规范汉字表》。为了适应信息时代语言生活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汉字规范发展的需要，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01年启动了《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工作。经过多次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等环节，201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2]（国发[2013]23号）指出：

《通用规范汉字表》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各领域汉字应用需要的重要汉字规范。制定和实施《通用规范汉字表》，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后，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使用应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原有相关字表停止使用。

《通用规范汉字字表》对以往的汉字规范进行了全面整合，集众多字表于一表之中，调适了各规范之间相互矛盾的地方，用一个字表覆盖了以前多个字表的功能，使当今的汉字规范有了明确的统一标准，是当前汉字规范的最新标准。

参考文献：

语言文字论文篇6

一　引言：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

中国引进西学，一开始就是开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后来也正是从语言文字方面发现西学侵入中学已极深，而引起一些士人之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读书人观念转变的演化进程。同文馆最初开办时，仅选八旗少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到同治五年（约1866年）则提出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出身的学员，结果引起强烈反弹，形成一场大争论（注：关于这场争论的研究甚多，对其诠释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守旧与维新之争到顽固与改良、落后与先进的斗争，再到中学与西学（或中西文化）之争，最后是传统与近代化的冲突。李细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65-186页）应是最新的论述，作者以为这是“传统社会的惰性力量与近代化进程的矛盾冲突”，反映出“以国家为主体的向西方学习的早期近代化运动与社会的排外主义的民族情绪之间出现了极端紧张的关系”。）。虽然当时反对者的核心考虑恐怕主要在正途出身一点，但学外文则无所谓，增学其他内容则力争之，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士人多视语言文字为工具，对之并不重视。

类似的观念延续到戊戌维新时期，惟立场已发生根本转变。孙家鼐在甲午后议设京师大学堂时，便认为同文馆和各省广方言馆不过“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译?人才而止”。梁启超在大约同时也指出，“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注：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425页；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光绪二十二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19页。）。

过去是新旧双方对学外国语文尚能接受，而增学其他便有争议；如今是其他内容才更应该学，语文则不足道。对西学的整体认识已大变，然轻视语言文字则仍旧。虽然这些人所言及者实际为外文，但中外语言文字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言及外文时无意中透露出那种认为语文“浅”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此时中国士大夫对整体的语言文字仍不够看重，后来主张改革中文甚至废弃中文者，正多从其仅为“工具”这一角度出发。

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第13、14条规定，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但在“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之后，“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其所本之道理颇有趣：“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而粗通洋文者往往以洋文居奇，其猾黠悖谬者，则专采外国书报之大异乎中国礼法、不合乎中国政体者，截头去尾而翻译之；更或附会以一己之私意，故为增损，以求自圆其说。”若“中国通洋文者多，则此种荒谬悖诞之翻译决无所施其伎俩”。《纲要》特别强调，“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注：《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1年3期，影印本，100-102页。）。此时大致还是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取向，虽以中文为根基，最后还是要通洋文以得大用。

在大量中国学生蜂拥到日本后，部分或受日本国粹观念的影响，更多则直接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即视语言为确定“民族”的要素），时人心目中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陡增。如国粹学派即多视语言文字为国粹或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实说：“合一种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处，领有其土地山川，演而为风俗民质，以成一社会。一社会之内，必有其一种之语言文字焉，以为其社会之元质，而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国。一国既立，则必自尊其国语国文，以自翘异而为标致。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注：本段与下段引文见邓实著《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载《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73-174页）。这是《政艺通报》这一旧杂志的分类重装本，癸卯年（约1903年）按栏目分页，下引之丁未年（约1907年）则每一号的号数和张数也出现在文章之旁，故以下癸卯年的注明其在《丛书》中的卷数和影印本的页数以便核检，丁未年的则注出原刊的号、张数以见刊发的先后。）。

重要的是，自西力东侵，邓实等中国士人开始认识到古今灭人之国方式已不同，古以杀伐，而“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注：稍后黄节也注意到，英俄灭印度裂波兰，亦“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结果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年（约1905年）1期。该报按栏目的类别分页，我所用者有的是原初分册本，有的又是全年分类重装本，难以统一，故不标页；时间则依原刊惯例写明第几年，每一年首次出现时注明大致相应的公元年份。）。于是学习外语再也不是无足轻重之事了，马叙伦从《新体欧洲教育史》中看到“国民教育而有外国语言文字，实非得已之事”，不免慨叹道，“呜呼，是诚通言哉”（注：马叙伦：《中国无史辩》，《新世界学报》9期（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81页。该文承徐雁平君代为抄录，至为感谢！）！学外语既因时势所迫，就更应强调本国语文。故邓实提出，“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何况“自有世界以来，以文学立国于大地之上者，以中华为第一；立国之久而文学相传不绝者，亦以中华为第一”；故“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

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也是有个过程的，不欣赏民族主义的严复在1902年以为“文辞”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大体仍视其为工具，是“文以载道”观的“现代表述”；不过他同时又强调“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在当时可谓将其提到极高的地位（注：《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约1902年）三月，王?蛑鞅唷堆细醇??册，中华书局，1986年，516页。）。几年后一位江南士人说，“文者，治学之器也。无其器则工不治。是故学之将丧，文必先之”（注：南械（张继良？）：《佚丛序》，《政艺通报》丁未年17号，38张。）。这可能是在语言文字变得重要这一进程中的一种过渡观念，这里“文”仅被视为治学的工具，大体是清代汉学家“因文见道”观的翻版（惟“治学”在层次上仍低于“见道”许多），尚远不到“国粹”那样重要的程度；但“学之将丧，文必先之”的忧虑与邓实等人的忧患意识和表述方式都相当接近，显然已超出一般学者对工具的关注。

到清季最后几年，语言文字的至关紧要渐成为朝野许多人的共识。章太炎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他从已经亡国的印度人那里了解到，“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注：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印度人论国粹》，《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03、366页。）。而这一以历史为主的国粹即包括语言，他解释说：提倡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276页。）。在朝的张之洞也分享这一观念，他在约略同时说：“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注：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张文襄公全集》2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145-148页。）。

可知当时不仅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剧增，就是“国文”的指谓也变得非常广泛，甚至包括所有文字印刷品——书籍。这部分可能因为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已实际变为西学馆，结果“国文”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学”的近义词。宣统元年关于学部的一则报道说，“张相国未管学部之前，部中已有重订小学章程之稿，废读经讲经，初等更纳历史、地理、格致三科于国文中。张相国不以为然，迄未”。后因摄政王催促，又“草草订定，率行入奏”（注：《变通学堂章程之原因》，《教育杂志》1年7期（宣统元年六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版，595页（原杂志每期未统一编页）。）。章太炎和张之洞那时都是保存国粹的提倡者，包含语言文字的“国粹”之所以到了需要保存的地步，部分也因当时的风气是学求“实用”，与实用关系并不紧密的“文字”似非急务（注：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65辑（2001年3月）。）。

这多少也牵涉到清代的“汉宋之争”，在汉学家眼里，文字训诂是通经见道的必由之路，而宋学家则一向认为以训诂为基础的考据繁琐而不切“实用”。徘徊于汉宋之间的宋恕于1905年论“文理”一词说，此虽“俗名词”，却曾见于《中庸》，“实古名词也。但俗所谓‘文理’，意专指文，几忘理字。此其谬，乃隋唐以来文词取士之制积重所酿成。宋明诸儒提倡理学，原欲以理矫文，故其语录皆不用文词，与今海外望国之演说录、讲义录同体。徒以取士时制皆用文词，故卒不能革轻理重文之俗”。今朝廷毅然废文词取士之弊制，宋明“先儒有知，当恨不逢其盛”。然从另一方面看，“苟文词取士之制既废，而理解取士之制不兴，则一线相传之理解将随文词而俱亡”。中国“为古望国，愈古之书，理解愈正。若竟如理学先儒及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泽谕吉氏等之痛摈文词，则又恐训诂益荒，古书将无人能读”，故当理解与文词并重（注：宋恕：《粹化学堂办法》（1905年），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377-378页。）。

如果说宋恕所思考的问题还较接近“文以载道”的传统，高凤谦于1908年撰文，则从全新的时代角度论证“偏重文字之害”。他认为当时中国“凡百事业，皆求之于文人，必多废事；有为之士，专力于文章，不屑稍治他业，必多废材”。高氏预感到有人会提出疑问：“西学东来，少年之士鄙弃旧学，识者方以国粹不保为忧，今乃倡轻文之论，国学无乃失坠乎？”他以为不然，“吾之所谓重文太甚者，非谓文之不足重，特不可因重文之故，而轻视他科学”（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东方杂志》5年7期（1908年8月），收入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三联书店，1977年，12页。）。这样的辩解当然不足以解除其所论对“重文”传统的威胁，盖高氏恐根本不认为“文”可以“载道”，而其所言在那时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国“文字”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

以诗文著称的樊增祥本认为“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独伦理词章，历劫不磨，环球无两”，但对中文的前途已充满担忧：“比来欧风醉人，中学陵替。更二十年，中文教习将借才于海外矣。吾华文字，至美而亦至难，以故新学家舍此取彼。然人人畏难而不学，将来公卿之奏议、郡县之申详、私家之议论、友朋之书札、名人之碑志，举以鄙倍枯涩凌杂苟简出之，是使当世无文章而后世无史料也。”（注：樊增祥：《秦中官报序》（光绪三十年正月）；《批高邮州学正王同德世职王传忠禀》（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樊任江宁布政使后），《樊山政书》，宣统庚戌（约1910年）刊本，无出版地，卷7，4页；卷20，40-41页。）惟对于更多时人来说，“当世无文章而后世无史料”实非中国眼前之急需，倒是樊增祥所承认的“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才是必须立即改变的现状。就连吴汝纶这样的桐城文派大家也说，“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注：《清史稿·吴汝纶传》卷486，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13444页。）。

这就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时代紧张：一方面，在西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语言文字被赋予“立国之本”的重要意义，大大提升了“文以载道”和“因文见道”的传统观念（随着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传入，“道”本身的含义也在转变，而“文”已几乎等同于“道”了）；另一方面，由于外患日深，“文字”显然与“退虏”、“送穷”等当下的需要颇有距离，且过于重文的习惯行为已被认为妨碍了实用方面的发展。吴汝纶与樊增祥一样珍重中国之“文”，然其意在以“实用”为急务是很明确的；实用即意味着追随“欧美新学”，于是这“独优”的本国语言文字很快就因与学习西方的取向似有冲突而受到更多新学少年的冲击，沦落到需要“保存”的地步。

那时世风的转移非常明显，由译学馆派出游学的陈祖良已观察到，“倾心洋文，吐弃科学，吾国人之通病”。他以为，“科学不备，虽通洋文，无能为也”。而任教于天津北洋客籍学堂的孙雄在1907年发现，该校学生“资禀稍胜、根柢稍厚者，多并日劳神以治洋文”。他承认这些人“意非不甚善，然今日求学，不必遽语高远求大用也，但冀具完全之人格而已。中国文与外国文，分定课程，两无偏重，琢磨砥砺，自能日新”（注：孙雄：《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叙》，《政艺通报》丁未年14号，39张。）。在陈氏的观察里，与洋文对应的还是“科学”，与前引高凤谦所言相近，而孙氏所见则是轻中文以治洋文。此时提倡中外文两无偏重已意在袒护中文，与开办同文馆时的世风截然相反；且孙氏所说的中文、洋文大体是中学、西学的近义词，学界中西之间的权势转移已至为清晰。

邓实早在1903年即观察到：“海市既开，风潮震撼，吾国不学之士、无良之民，浸淫于蟹行之书，病祖国言文之深邃，反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光明正大之语言文字废之而不用，而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以为夷其言语文字即足以智民而强国。”（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174-175页。）可知中文“不优”甚至当废的观念先已在流传，既存研究一般较关注吴稚晖等几年后提出的废弃中国文字而改用万国新语（今称世界语）的主张（注：参见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其实吴氏等人不过是将那时已存在的类似观念更系统而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也因此，一些中国士人试图保存这一“独优”文字的努力还先于欧化派不久的直接进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章太炎于1906年在东京主持“国学讲习会”，专讲“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及“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章士钊起草的《国学讲习会序》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词，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词；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中国立国已二千年，可得谓无独优之治法乎？言治法犹晦，中国之文字，于地球为特殊，可得谓无独至之文词乎？必曰无之，非欺人之言，则固未之学也。”（注：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章士钊全集》(1)，文汇出版社，2000年，176-177、179页。）

然而任何士人对“实用”这一时代需要也不能不有所因应，刘师培在1905年已提出一种文字分工、用古文以保存国学的主张，他引斯宾塞之言，认为文字进化与通常的天演之例不同，呈现“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趋势。中国宋儒语录和元代词曲之盛兴，“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注：刘光汉：《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年1期。）

这样一种应用与保存并行的取向并非刘师培一人独有，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于宣统二年（约1910年）奏请设存古学堂时说：“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强国之文日见其扩张，则弱国之文日见其消缩。东西各国，每务推广其文字之实力，以恢拓其国力。我不亟图维持国学，将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议者谓文学但取适用，若中国经籍之浩博、文理之渊深，不必汲汲焉专精以从事。不知中国之所以立国，既在文教，若举数千年优美独到之处，任其消蚀，将来更无以动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爱国之心。故普通之文学，以适用为宜；而精谐之文学，尤以保粹为要。”（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四川教育官报》宣统二年（约1910年）72期，收入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17-518页。）赵氏的观念与国粹学派的基本主张极为相似，他虽未必直接受刘师培前引文的影响，但多半接触过《国粹学报》一类印刷品。

高凤谦也主张“文字有二：曰应用之文字，曰美术之文字。应用之文字，所以代记忆、代语言，苟名为人者，无不当习知之，犹饥之需食，寒之需衣，不可一人不学，不能一日或缺也。美术之文字，则以典雅高古为贵，实为一科专门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世界万国“视文字之重者，无如我国；而识文字之少者，反无如我国。虽曰文字艰深，学之不易，亦以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混而为一故也”。他断定，“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始”。而“欲百业之兴起，必自视美术之文字与各科学等始”（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11-14页。）。不过，与刘、赵不同的是，高氏显然无意于保存，而着眼于更加面向未来的“百业之兴起”。

严复早在其《天演论序（手稿）》（1896年）中论中国“古书难读”时，已指出“书言不合”导致“故训渐失”（注：严复：《天演论序（手稿）》，《严复集》5册，1412页。）；他也认为“文辞”分雅俗两类，然却无意“修俗语以启瀹齐民”。梁启超在壬寅年（约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推介严译时，便指责其文过求渊雅，非多读古书之人难以索解。严复则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翻译虽不必“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此谦词也，意实反之），但也不能苟然为“言庞意纤”的“报馆之文章”。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他明确其所译乃“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注：按严复根本认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这是其与刘师培等人一大不同之处。《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三月，《严复集》3册，516-517页。）。

这一雅俗之间的选择可能受吴汝纶影响，严复曾向吴请教翻译时如何斟酌文字，吴以为文之雅洁最要，“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国藩］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严复集》5册，1564页。）。许之衡于1905年论“文学”之“改良”则说，文学“宜适晚近，不宜返之皇古。虽不必效东瀛之文体，然亦当为智识普及起见，宁失之平易，无失之艰深。盖我国识字者太少，识古字者尤少。必字字返之古义，无亦与文字进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碍滋多耶？”（注：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年6期。）许氏与严复态度相反，然两人均于二分之中仅取其一，与刘师培等人分而适应不同群体的取向有相当区别。

以当时的世风言，废弃汉文的主张仍嫌激进，或难得广泛的呼应，而有些无形的影响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导致汉文的变色。实藤惠秀后来注意到，无意中的重复出现正是最后使中国人接受日本新名词的主要途径。他举例说，《译书汇编》在刊登翻译日文《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特说明“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因原文通用此名，故仍之”。梁启超便屡次试图纠正以“经济”译economics，该文译者显然对“原文”这一含义有所保留，但既为方便而“仍之”，则该词的反复出现（仅译文第1页便出现12次），终使读者习而不怪，最后达到不约定而俗成的效果。故“中国人虽然对这个日本词汇反感，而且企图改用其他词汇，可是在日本书的中译本内，却到处可见‘经济’一词，最后他们还是照日本词汇的老样子使用”（注：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311-312页。）。

当年已有中国人虑及此意，赵启霖便提出，当时新学堂中“各种学科多用译本，学子操觚率尔，非特捃摭新词，竞相仿效；即文法句调，亦受病于无形”（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517页。）。对于没有“旧学根柢”且尚在学习怎样表述其思想观念的少年学子来说，新旧中西之“学”与其表述方式实际是共生并存，在修习新学的过程中自然而“无形”地学会了其“文法句调”，也就等于摒弃了过去那“精谐之文学”。陈独秀后来说各种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确有所见。在新旧对立之时，双方在相当程度上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对“捃摭新词”和仿效翻译教科书“文法句调”的流行做法都不能不进行反击。那时的教科书译本主要来自日本，许之衡所谓“效东瀛之文体”，即刘师培不承认其“为文”的“取法扶桑”，正是当时不少士人奋起抵制的一大倾向。

二　抵制东瀛文体

“东瀛文体”的一个重要特色即赵启霖所说的“捃摭新词”，而较多新词的出现大概始于制造局之译书，传教士和新式报刊也起了相当作用。樊增祥曾指出，“中国文字，自有申报馆而俗不可医；然犹不至于鹦鹉改言从??，猕猴换舞学高骊也。迨戊戌以后，此等丑怪字眼，始络绎堆积于报章之上。无知之物，承窍乞余，相沿相袭”（注：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课卷》，《樊山政书》卷6，25页。）。其实还不止报章，早在科举改试策论时，叶德辉就发现，“今日之试卷，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他并不欣赏所谓“时文”，盖许多不以八股文见长的“高才博学，坐是困于场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改试策论而满纸新名词，不过改变揣摩对象，“同一空谈”，其弊相等（注：叶德辉：《?园书札·与皮鹿门书》，《?园全书》汇印本，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12页。）。

当年新派讲学，同样要以新名词装点。戊戌年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便强调“讲学是孔门及汉、宋诸儒旧法，并非奇怪之事”。且“必先讲学，乃能开智；必先开智，乃能自强。此虽老生常谈，实是一定道理”。而“欲讲商学、农学、工学，亦宜先从我辈讲学起点”。皮氏乃不谙新学的经师，述“老生常谈”时已杂入“起点”这一新名词，颇能体现当日趋新者风气之一斑（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2辑，127页。）。

在叶德辉看来，这正是以胜负决文野的结果：“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本来中外既已兵戎相见，“非我族类，仇视宜然。独怪今之谈时务者，若祖若父，本中土之臣民；若子若孙，皆神明之嫡脉。而亦幸灾乐祸，人云亦云”。其议论撰文，“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实不啻东施效颦（注：叶德辉：《?园书札·答人书》，23页。）。

刘师培则认为，日本文体能盛行于中国也因中国文体先已衰落，他考近世“文学变迁之由，则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乃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徵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徵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则又日流于奇诡”。近则“作文者多师龚、魏，则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袭其貌而遗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3年（约1907年）1期。）。

从吴汝纶、姚永概、马其昶、严复、林纾等桐城派先后“控制”京师大学堂的情形看，刘师培说那时“文学之衰”已“极”，恐怕不免带有以儒林人眼光看文苑之意味（这一观念因民国后欣赏魏晋文章的革命派控制北大而成为学界主流意识，迄今未衰），然经学家已有此不满说明戊戌后中国文体的显著变化也有其内因，则大致不错。不过促成这一变化的仍以外因为主，即叶德辉所说的因中国战败导致国人之文化自定位由文明变为野蛮。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甲午后中国读书人乃能化仇视而师敌国，蜂拥入日本游学，实中外历史上不多见之事（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51-54、267-270页。）。这些人的言论又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文风，如刘师培所见，“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问题在于，“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实为“中国文学之扼”（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3年1期。）。

到20世纪初年，东瀛文体与新名词已互为表里。前引《学务纲要》第12条正式提出，“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中国本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而“今日时势，更兼优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言不文则行不远本是古训，而与国家权力教化所及连在一起则为新知（注：尤其《纲要》乃官方文件，仍明确这是来自外国的观念以增强其立说之正当性，非常值得注意。），文体的重要自不言而喻。这样，“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以俱亡矣”。可见清中央学部早已关注文法字义那潜移默化的转变，且已上升到危及中国学术风教存亡的高度（注：本段与下段引文，见《新定学务纲要》，载《东方杂志》1年3期，99-100页。）。

学部因此规定，“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纲要》特别强调指出，“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注：同样，《纲要》又据外国成例来增强其说服力，指出“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而当时“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别，何得昧昧剿袭”。）。

这一政策在湖北、陕西均得到贯彻，樊增祥说：“今之少年，稍猎洋书，辄拾报章余唾，生造字眼，取古今从不连属之字，阄合为文。实则西儒何曾有此，不过绎手陋妄，造作而成。而新进无知，以为文中著此等新语，即是识时务之俊杰。于是通场之中，人人如此；毕生所作，篇篇如此。”针对这一倾向，“去年鄂闱，端中丞详加戒谕，如改良、起点、反影、特色之属，概不准阑入卷端”。同年陕西“大学堂稽课卷，因榜首用文明、野蛮字，经本司严批痛斥。近南郑禀牍，用起点字，又经抚宪切责”。然似未能扭转风气，次年陕西学律馆一游姓令即在其课卷中“自鸣得意，以起点二字示其学有本原”。樊氏以为此实“吾辈之耻”，“誓以天帚扫此垢污”；并警告说，“以后凡有沿用此等不根字眼者，本司必奋笔详参，决无宽贷”。有意思的是，此卷虽被樊氏“特置榜末示儆”，却曾是“幕友原取第一”，可见当时不少人确以此为“学有本原”而识时务（注：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课卷》，《樊山政书》卷6，24-25页。按此“鄂闱”若为乡试，端方任鄂抚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间，乡试仅光绪二十九年一次，是此文应作于光绪三十年。）。

民间的国粹学派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不过邓实起初认为诗文比名词更重要。与其他人一样，邓实也承认中国“凡百政法艺术，其不如欧美信矣。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则实优胜之。此其特异之性质，固自其土地山川风俗民质历史政教所陶铸而来者也。不自保其特美之性质，则国失其精神，而国非其国，凡百作为，举无幸焉。能独立而保存之，则异族之能亡者，不过亡吾国之名词，其立国之精神固未尝亡也。精神不亡，则国魂必有复苏之一日。”（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175页。）邓实此文用了不少学部《纲要》不欣赏的新名词（“国魂”即其一），多少也有些“文字务求怪异”的意味，然其关怀和忧虑，却与学部相当接近。

这里其实还隐伏着中国传统学问的内在差异，邓实生长于上海，青年时返广东从简朝亮学；以乾嘉朴学之正统言，其受学大体已在“礼失求诸野”的范围内，所以他能认为“文藻”重于“名词”。对希望由训诂以见道的正宗清代汉学家说来，恐怕“名词”远更重要。不过，在西潮冲击之下，所有中学的派别门类在一定程度上渐成同盟（此过程甚长，直到北伐乃至“九一八”之后才最终确立，详另文），且“语言文字”这一清季开始流行的词汇也具有兼容“文藻”与“名词”（及其所代表的两派）之功能，故“文体”得以成为不同学术背景的士人之共同关注点。

到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其《略例》即曰：“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今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注：《国粹学报》1年1期。）明确将“东瀛文体”作为该刊打击的对象，此后这一宗旨成为该刊一个特色，类似的言论时常可见。颇受《国粹学报》影响的青年钱玄同在1906年便认为“东洋文体粗率之书实不足观，且亦无甚道理”（注：钱玄同日记，1906年3月29日，转引自杨天石《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编《与中国文化建设》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990页。）。

四川总督锡良和学政郑沅注意到，因“风会所趋，少年学子，本原未裕，竞思捷获，掇拾一二外国名词，自命新学，蔑视经史；而有识之徒，或发愤为保存国粹之说。昔也汉宋，今也新旧，叠成聚讼”（注：四川总督锡良、学政郑沅：“添设致用学堂以广儒效而豫师资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四，《光绪朝朱批奏折》105辑，中华书局，1985年，731页。本条资料承徐跃先生提供，谨此致谢。）。不久高凤谦也观察到，“今之言保存国粹者，大抵有积极消极二主义。其持消极主义者，曰禁用新名词以绝莠言也；其持积极主义者，曰设立存古学堂以保旧学也”（注：本段与下两段引文，见高凤谦《论保存国粹》，载《教育杂志》1年7期（宣统元年六月），547-548页。）。双方所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然对这一新旧之争的态度却不甚同。

锡良和郑沅主张通过读经来保存国粹，然亦不排斥新学。而高氏更主张，“今之所谓新名词，大抵出于翻译，或径用东邻之成语，其?I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但又不能一切摒弃不用。世界既然不断变迁，新事物就不断出现，“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得谓之新也”。其实“新旧二字，本对待之词，其界说孰能从而画之”？从十三经到《康熙字典》，所用之字从五千余发展到四万余，后之所增者皆经传未见之“新”字，历代都在使用。而且，像“可汗”这样的外来名词也早已为文人所习见。“世界交通，文明互换，外来之事物苟有益于我国者，既不能拒绝之”，又何必“计较于区区之名词”。

其实，当时“译本之流行，报章之传布，上至于奏定之章程、钦颁之谕旨，所用新名词既数见而不鲜，又乌得从而禁之”？这的确是事实，清季笔记中颇有张之洞不喜新名词而无意中仍用新名词之说，论者多已引述，此不赘。实际的事例也有，张所拟订的湖北存古学堂关于“外国史”课程的安排便曰，“先讲近百年来之大事，渐次及于近古、上古，使知时局变迁之所趋”（注：张之洞：《咨学部录送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光绪三十三年），《张文襄公全集》2册，928页。）。这里对历史以近古、上古等分段，大概即是来自教科书译本的新知（注：所谓上古、中古、下古“三古”之说渊源甚早，乾嘉学者也常用“上古”一词，然其含义与日本教科书所谓“上古”、“近古”等颇不同。）。故高凤谦以为，“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学堂不能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新名词”，实无法禁。况且，就连“国粹”和“新名词”本身也是新名词呢！

前引许之衡论“文学”之改良“宜适晚近”时已指出，若字字返古，便与文字进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碍滋多，他并具体举例说，“释词之学，用王氏引之，不若用马氏建中为尤允。马氏兼通中西，王氏则但通古训，两者相较，不若后者居胜”（注：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年6期。）。许氏本认为章太炎之反孔也受日本影响（详后），这里针对的“字字返之古义”正有所指；不过他也明确了“不必效东瀛文体”的态度，而提出以“兼通中西”的《马氏文通》为依据。既然日本也不过是在学西方的路上先走一步，这些身居上海而不喜“东瀛文体”之人自可寻找更正宗的西方思想资源。

许之衡的建议提示着清季中国思想界一个隐伏较深也更复杂的思虑，即直接效法欧美还是接受日本人转手的“西方”。在文体方面，像严复这样的留学欧洲者曾长期与日本对西方术语的译法做斗争，而主要在上海通过日本人接受西学的王国维则相当赞赏日本“新学语”。王氏看到了前引赵启霖关于新旧学与其表述方式共生并存的同样问题，然其态度恰反之；他强调新学语的输入不仅是语汇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思想方式的变更，其言外之意实即主张国人的思想正应通过新学语的输入而改变。与同时的其他人相比，王国维的主张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当独特之处，值得稍详细地引述。

清季一般偏向于新名词的一方多视语言文字为工具，盖工具则相对无足轻重而可以更改之。王氏却不然，他认为，“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国民之思想可知矣”。正因为“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中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注：本段及以下数段引文，见王国维著《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年），载《静庵文集》，收入《王国维遗书》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97-100页。）。

从历史看，中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的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印度抽象出因明学，希腊抽象出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cs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

若抽象太过，则可能“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然缺乏抽象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这是因为，“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而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常能凸显言语之不足：“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之繁简精疏有别。

因此，“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既然言语是思想之代表，“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国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治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

王氏注意到，严复即“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他认为严复以“天演”译evolution，便不如日本人之译为“进化”。尤其严复于“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他举例指出，“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赅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赅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王氏慨叹道，“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然王国维自己为了文字的对仗以“新名”对“古语”，显系因文害意，恰与其眼中的严复类；夫space与time非“西洋之新名”，正不必深通西文而后知。这部分或是他无意识的失误，然从潜意识层面看，凡“西洋之名”必“新”大约正是当年许多国人共同的心态，王氏或亦不例外。

可知王国维所主要针对的，并非反对使用“新名词”的国粹学派或守旧派，而是以严复为代表的“创造学语”者。其实严复在翻译中“造语”颇得到一些前辈的鼓励，他曾于1899年就此问题请教吴汝纶，吴以为“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也许西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惟“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严复集》5册，1564页。）。吴固以古文名世，却主张翻译时“不宜袭用中文”，显然认为“古文”难以表述西方学理。

到1902年，黄遵宪读了前引梁启超与严复论翻译事，主动参与讨论，他也不同意严复主张译名当求古语中深浅广狭之相副者，认为“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本来中文的使用自先秦时便“出于假借者十之八九，无通行之文，亦无一定之义”。20世纪“东西文明两相结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要翻译，首先就要“造新字”。他引荀子之言曰：“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而后说，说不喻而后辨”，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他希望严复能“降心以从，降格以求之”。凡“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注：《黄遵宪致严复》，1902年，《严复集》5册，1722-1573页。）。

另一位严复的同调是倾向革命的刘师培，他在1903年曾指出，以象形为主的中文有一字数义而丐词生等五弊，致弊的第一原因就是在言语文字方面“崇拜古人”。而救弊之法，一为“宜用俗语”，其次即“造新字”以名新物，盖“古人之造字仅就古人所见之物为之”，后来“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特别是中外大通之后，“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循名责实，使丐词之弊不生”。据其观察，此二策皆当时“中国学者所大倡反对者”，则支持王国维的或尚为多数。（注：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左庵外集》卷6，《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1441-1442页；并参见其同年撰写的《攘书·正名》，《刘申叔先生遗书》，645-646页。）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留学英国的严复长期与日本的西语译法做斗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大约同时却支持采用日本新名词，尚站在王国维一边（按林乐知文发表在先，王国维或受其影响）。林乐知认为：“中国今日于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己悬殊，何乐而不为乎？然顽固之士夫，其眼目为科举场中禁用僻书之功令所印定，一见新名词，即若芒刺之入眶。其守旧拘墟之态，诚令人莫解其故也。”（注：林乐知、范?：《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184册，光绪三十年（约1904年）四月，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680页。）按林乐知几年前还不甚欣赏日本的翻译，反对中国转手日本以获西学（注：林乐知当时认为，“日本考求英文三十年，其译者未必皆精通西学之人”。故“日人之译西书也，吾不敢谓其竟无善本，然其旧者固为西人所吐弃，即近译之新者，亦未必能将西人新制最有益之书，具大见识，择要取精而译之”。林乐知：《〈论日本文〉附跋》，《万国公报》156册，光绪二十七年（约1901年）十二月，《万国公报文选》，668页。）。此时态度显然有所转变，原因待考。

而黄遵宪驻日多年，至少当熟悉日文中的汉字新词，他在否定中国古文足以表述泰西科学时并未提及日本的译名，恐怕基本不持肯定的态度。王国维则不然，他承认“近人之唾弃新名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译者能力之不完全”，当时中国译日本书籍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这些人翻译主要是为牟利，“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

尽管如此，“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当年严译享誉全国，而王国维竟说其徒以“古语”见长，却对原著之意不能了然，全不足取。从王氏的非难看，严复或者并未完全遵行吴、黄二氏的指教，其“造语”时仍循其以古为尚的取向，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预设的读者；而对于视“言语”为国民思想之代表的王国维来说，只能在少数士人群体中流通的“言语”恐怕不足以代表国民之思想。

其实日本人自己在造“新语”时也试图使之较“古雅”。实藤惠秀指出，日本人在“输入西洋新事物及新思想时”，主要是“借汉字径造新词汇”。具体则多“用中国成语的字汇”（惟“新语却不包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当中国没有适当的成语可用的时候，日本人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制作新语”。当时的日语本以汉字为主，要翻译西方观念必须借助汉字。且日本人在遇到这方面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思想资源即汉学家。箕作麟祥在19世纪70年代受命翻译西方法典时，没有字典和参考书，“不但苦无可用的译语，即使向那些汉学家请教，亦毫无用处”，才不得不自行创造新词语（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82-283页。其中关于箕作麟祥事乃转引1907年出版的大?蔽难逯?痘?鼢胂榫??贰＃?W詈笠挥锖苤档梅此迹?龅轿侍馐紫认蚝貉Ъ仪虢蹋?敕?胧毕扔贸捎锏那阆蛞恢拢?岳嗨蒲细吹姆?胱谥迹?蹦曷壅??饺次丛?⒁饧按恕?/p> 无论如何，王国维以为，不必因日本书之中译者差而“欲废日本已定之学语”，盖“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节取日人之译语，一则“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二来“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I格之虞”。更重要的是，“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他举例指出，日人之译语也未必皆精确，但严复等“创造之新语卒无以加于彼”，不仅难解，在精密程度上也远不如日本已定之语。盖“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

这又是一个颇能表现时人歧异的问题。其实荀子早就说过，“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荀子·正名》）；中国过去多以单字为词，正是遵循了在“喻”的基础上从简这一基本原则。相对“守旧”之樊增祥在前引攻击趋新少年拾报章余唾而生造字眼时，便明确反对“取古今从不连属之字，阄合为文”；王国维却恰以字数之多寡而区分“精密”与否，又完全是以“新观念”来论“新学语”了。两人虽观点对立，却有一共相，即皆不取荀子提出的原则。

曾鼓励严复在翻译中“造新字”的黄遵宪更早就主张应使用“连语”，而其“不得不用连语”的依据正是引用了荀子“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的话（注：《黄遵宪致严复》，1902年，《严复集》5册，1722页。吴稚晖稍后也注意到日文中用汉字动状等词皆“双叠之词，有如‘提挈’、‘经验’、‘繁华’、‘简单’之类”，中国人对此“习焉不察，仅目之为掉文而已，其实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新世纪》101-103号（1909年6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473页。）。黄氏之旧学仅以诗名世，不足与后来在这方面大有创获的王国维比，然此时论用字之单双虽也倾向于双，其论述似比王氏显得学有所本，并未纯从新观念出发。同样，尽管严复自谦其中学惟文辞稍长，而经史尚未入门（就门类言大体符合实情）（注：《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三月，《严复集》3册，516页。），清季支持日本新学语时的王国维所表现出的中学休养也多在文苑范围之内，他在这方面或真未必即过于严复（所以他相当认可严氏的“博雅”）（注：不过，从中学的内在理路看，严复主张文辞仅为“载理想之羽翼”，而王则以为言语“代表国民之思想”，实可见根本理念上的歧异：严复代表着“文以载道”的观念，而王国维则暗本“因文见道”的传统（并有所拔高），分别隐喻着“文苑”和“儒林”的认同。到辛亥后王氏因思想关怀已变而转入中国经史之学，立刻显出与严复的大区别，可知天赋实不同，而少年所习也非常重要。清季的传统学问已有些礼失求诸野的意味，以古文见长（这是非常要紧的认同）的译才严复、林纾皆闽籍，然就儒林所治之经史学的整体学术环境言，福建侯官仍不能与浙江海宁相比；故一旦王国维转入经史主流，便能左右逢源，类似朱熹所谓“一旦豁然贯通”，少时的积累多被激活而发挥作用了。）。

从这些关于单字兼字的歧异观念看，清季最后几年思想学术方面的新旧已纠结互渗而难以清晰地区分（其中观念最“守旧”的樊增祥整体上也并非晚清的旧派，仍提示着趋新是世风的主流）。在后来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叙述中，王国维更多是“传统”的代表，而严复则常常代表着西学，此时他们的角色颇有些相反。以“古”为其译语特征的严复，真到了古学正宗，又不得不让位于曾为日本新学语申辩的王国维，诚不免遗憾；而后来以“保守”著称的王国维此时却比以“开新”著称的严复更“新”，且比主张中西体用不可分的严复更倾向于超人超国观念（注：王国维在此文中曾引叔本华语，说其“讥德国学者于一切学语不用拉丁语而用本国语，谓如英、法之学者亦如德人之愚，则吾侪学一专门之学语，必学四五度而后可”。认为“其言可味”。对多数国粹学派中人而言，使用本国语正是欧洲值得仿效之处，王氏此处恰反之，似应可赞同吴稚晖等提倡世界语者（详另文）。严复那时已是不赞成民族主义之人，而王国维这里对语言的态度，显然比严复更加超人超国。），尤其是诡论意味十足的现象（注：同样具有诡论意味的是，所谓“东瀛文体”能够迅速在中国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的贡献，然而在后来的日本研究者实藤惠秀眼中，梁启超正是反对日本词汇的代表。实藤氏论述清季中国人“对日本词汇的责难”，所举例竟全出自梁氏言说。参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93-295页。按实藤氏亦偶有误读，梁启超对“金融”一词加注说“谓金银行情也。日本人译此两字，今未有以易之”。他认为这是梁启超对此词“发生了疑问”，其实梁恐怕赞同之意更多。盖梁氏在同文中便明确用“平准”以易日本的“经济”一词，态度迥然不同。）。

那时尚有更激进也更超人超国的观念，受王国维此文影响的吴稚晖稍后提出，对将入小学之未来国民，“与其教以‘制造局派’所译述之国文、格致、课艺，不如改教多搀日本新字眼之国文读本，因新字眼于发生新观念为有力。然则由此推想，又可云：与其专教多搀日本新字眼之国文读本，不如兼教一种西洋文，能发生其新观念尤为直接而有力”。这里关于“新字眼发生新观念”的论述正可见王国维的影响，但吴氏根本反对“强以科学之名词译成汉文，以望仅通汉文者亦能研究极深之科学”；理由很简单，若“科学而能以东方文字研之极深，则日本人亦不消制定规则，入大学者必通两种欧文矣”（注：本段与下两段引文，见燃《新语问题之杂答》，载《新世纪》（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45号（1908年5月2日）2-3页；吴稚晖《苏格兰〈废除汉文议〉按语》，载《新世纪》71号（1908年10月31日）15页。按吴氏此见或受传教士影响而更激烈，林乐知等先已指出，“在未教化之国，欲译有文明教化国人所著之书，万万不能。以其自有之言语，与其思想，皆太单简也”。他们虽然对中国网开一面，说“中国之文化，开辟最早，至今日而译书仍不免有窒碍者”，在于英文之名词不下二十万，“而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若“译书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移译”，故“新名词不能不撰”。参见林乐知、范?《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文选》679页。若依林乐知等的分类，吴稚晖眼中的“东方文字”恰属“未教化之国”的范围。）。

章太炎为欲求西学的“汉人”考虑，以为“荒废国学，故译文亦无术”，何有于西学（注：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24号（1908年10月），59页。）？吴氏则主张为了“讲求世界新学”，不如直接习欧文，全不必为“仅通汉文者”考虑。盖中国一些“广览译籍或借迳东文谈述甚高之学理”者，即因不通西文，“往往于术语之所推衍，周章无序，于平常西国甚浅之事物，又装点之若甚离奇；全不能生与世界新文明为直接结合之观念，而兴起其真正科学思想之兴味”。

他进而说，主张通过翻译引进西方新学理此类“鬼思想，全是一班半老未死之臭八股家，希望读得几本翻译书，也好充做新学家，做学部尚书，为学生监督”。而辜鸿铭、严复、伍光建等留学生，其中国文稍佳，“往往恐人之诮其仅通洋语”，遂“abcd只字不言，满口之乎者也以投时机”。严复本不讳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然在吴稚晖眼中，此尚有媚世之嫌。惟“臭八股家”也希望“充做新学家”并能进而“做学部尚书”，又揭示出世风的主流和社会的上升性变动其实皆在趋新一边，不过各人所趋之方向及程度又相当不同。

三　余论

在大规模的留日学生发挥作用之前，特别是在梁启超和章太炎这类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接触和阐发日本版的西方学说之前，严复的确可以说是制造局之后中国思想界的西方思想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此时传教士仍是另一主要资源提供者），梁、章二人就常常引述或发挥严复的观念。进入20世纪之后，传教士已逐渐从主要西学传播者的地位淡出，在日本（如章太炎等）和在巴黎（《新世纪》派）的革命党人曾正面挑战严复，那部分还是因为政治观念的歧异，且多从中学角度出发（注：关于章太炎与严复，参见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第二次印刷）33-37页；关于传教士，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44-46页；关于革命党人攻击严复，参见朱维铮为自任执行主编（钱钟书主编）的《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所写的《导言》（三联书店，1998年），10页、27页注37。）。王国维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对严复的抨击，尤其是力图从西学之学理上置严译于“古”而不“达”的位置，其打击不可小视，客观上配合了留日者对严复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东瀛文体”一样都是日本在华影响上升的一个组成部分（注：1909年秋，清学部设立编定名词馆，严复为总纂，而王国维任协修。王任此职大约多恃罗振玉的援引，固非因此文之作，然其与严复同在馆中如何“编定”名词，当必有趣。其实若从新名词的社会使用看，到名词馆成立时，严总纂所代表的“造语”取向已基本大败于王协修所倾向的模仿日本派了。名词馆没能留下多少实际的成绩，亦良有以也。）。

伍启元后来曾说：由于“蒸汽机和火轮船已把整个世界打成一片”，一方面是“国际资本主义者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国”，而中国思想界的发展，也“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为中心”，即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结果，“一切适合于中国的或不适合于中国的思潮，都先后的被绍介到中国来，而许多国际思想界的争辩，都在中国重复一遍”（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175、11、25-26页。）。民初中国思想界这种一方面随西方而动、同时又以西方观念为武器相互竞争的时代特征在清季最后几年即曾出现，不过那时日本扮演了后来西方的角色。

那时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充分体现了日本影响的整体上升，即不仅在思想言说中出现频繁的国粹、国魂等观念是引自日本，一些中国学者反孔的思想资源也多来自日本人。许之衡就指出，国粹学派常说中国古学“定一尊则无怀疑、无怀疑则无进步；因以希腊诸学派律周秦诸子，而谓自汉武罢黜百家之后，学遂不竞”。此说出自日人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而梁启超扬其波者也。同样，因学术定一尊而“冤孔子主张专制，合时君之利用”，也是日人白河次郎倡其说而梁启超演之。至章太炎之《?书·订孔》更“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梁、章二人，“其学皆与东洋有渊源”；远藤隆吉、白河次郎二氏之学说经梁、章推演，“后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学遂几失其故步”（注：本段与下两段引文，见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1年6期。关于章太炎反孔与这二位日本学者的思想渊源，参见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178-183页。）。

在许氏看来，“孔子之遗经，无一为主张专制者；虽不主共和之制，然其所言君权，大抵主限制君权之说居多”。故不能“以今日群治之不竞，而追咎古初”。若对比中西，虽然“希腊学风之盛，流衍遍于欧西，而今日无一存者，徒供历史研究之资料。欧洲自信从基督，而十字军几度战争，排去外教之侵凌，兼以输入文明，遂成今日盛兴之效”，正收“定一尊之效”。可知中国“今日犹未为生番棕夷者，即此定一尊之效”也，又“安知今后之必无进步乎”？惟日本人“排斥孔子，则由彼爱国者恐国人逐于汉化，又恐逐于欧化，故于孔子有微词，于耶苏亦多论议，以成彼一种东洋之国学，即国粹主义所由来也。论者不省，而据为典要，扬其流而逐其波，不亦误乎”！

换言之，排孔与国粹在日本可以不冲突，但照搬到中国，则矛盾立显。关键在于，“外人之灭我国也，必并灭其宗教、灭其语言、灭其文字”，故无一不须保全。不过，排孔只是部分日本人的观念，另一些日本人则根本认为儒学正宗已转到日本，杨度注意到：“日本人之常言曰：孔子之道，不行于支那，而行于日本；支那奉其名，反而日本行其实；支那以为命题作文之具，而日本以为修身治国之道。”当日中国之人心国政，实不可谓为实行孔教者。这样的尊孔言论一转到中国，仍等于反孔；若中国所推行的孔子之道不过是“命题作文之具”，既存的体制便缺乏正当性。故杨度慨叹道，如此言成立，“则我国民更何所挟取自号为文明者？不惟其所本无者将取法于泰西，即其所固有者亦将索还于日本矣”（注：杨度：《游学译编叙》，《游学译编》1期（光绪二十八年十月），4页（文页）。）。

当年那些主张保存国粹的士人虽然未必同意中国所固有者已转移到日本之说，但大体接受并宣扬了真孔学在定于一尊之后便已失传的观念，而希望复兴原初的古学（注：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载《中华文史论丛》65辑（2001年3月）。）。他们中一些人正是从日本对华影响的整体性上看到了威胁之所在，黄节即喊出“亡吾国学者在日本”的警告。他认为，一国之立，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灭之则亡种亡国。而英俄灭印度裂波兰，“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当西潮东侵时，已是“外族专制之学说”的中国学说面临“共和立宪之文明，相形之下，优劣之胜败立见也，则其始慕泰西。甲午创后，骇于日本，复以其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也。日本遂夺泰西之席而为吾之师，则其继尤慕日本。呜呼，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注：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年1期。）！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已注意到日本威胁的黄节大体仍接受了源于日本的观念，以为中国学之不竞是因为真古学已经失传。

黄节所观察到的一方面“骇于日本”，同时又因“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乃倾慕日本的情形，正是日本影响巨大而持久的原因所在。此后留日学生在中国军界、政界、财界以至文坛，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直到1915年日本欲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才从根本上损毁了其长期的影响力，直接导致不少留日学生变得仇日。许多留美学生恰在那段时间陆续回国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进行中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在华影响的下降（注：说详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载《新史学》（台北）3卷2期（1992年9月）。不过，日本的潜在影响仍是相当广泛的，据张君劢回忆，一战后梁启超游欧期间，在见了法人柏格森后到德国，忽然想起“日本人所著欧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铿两人为泰山北斗”，既已见前者，不可不一见后者。于是又联系了与倭伊铿的会面。则民初一度影响中国思想界甚多的这两位哲学家原来先就特别受日本学界的关注，这是非常值得认真探讨的。参见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4卷5号（1922年1月）2页（文页）。），这是后话。而清季部分朝野士人很早就警惕日本影响的威胁，并在向其学习的同时试图有所抵御，很大程度上即因语言文字在思想言说中地位上升而得到关注使然。

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看来，国文的衰落与新学堂的设立和留学政策都有关联，他说：“立国于世界，其政治、学术、风俗、道德所以经数千年递嬗而不可磨灭者，莫不寄于本国之文字。其优美独到之所在，即其精神根本之所在。非是则国无以立。中国以文教立国，政治、学术、风俗、道德见于经传记载、足以匡扶世教、范围事理者，甲于五州，实由国文之优美，迥绝于五洲。”自废科举“广设学堂，采东西各国科学，期于取长补短，宏济时艰。而风会趋新，后生厌［旧］，故学校虽逐渐推广，国粹反日就湮微。加以数十年来，负笈出洋之士既多，其间卓绝坚定者不可谓无人；至于浅中弱植之徒，无旧学以培其根柢，而浸淫于彼国之文化，归国以后，辗转灌输，于是吾国文学愈有日即于萎缩之势”（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517页。）。这里所谓出洋之士，基本应指留学东洋者，盖留学西洋而较有影响者如严复，正以古文著称，且在抵御东瀛文体方面，与主张保国粹者尚属盟友。

从前引宋恕所言看，他早已注意到清季“痛摈文词”的取向虽有理学先儒开其端，然也受“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泽谕吉氏等”之影响；这将造成“古书将无人能读”的结果，则“于海外望国皆先振古学、后发新知之进化历史亦不合”（注：宋恕：《粹化学堂办法》（1905年），《宋恕集》上册，378页。）。宋恕所谓的“海外望国”也包括日本，但“先振古学、后发新知”的进化历史榜样更多是指时人常挂在口中的欧洲“古学复兴”或“文学复古”。既然日本也不过是学西方，则欧洲榜样应该更有说服力也更具“正当性”，而注重本国文字或文学正是欧洲复兴榜样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参见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待刊。）。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宋恕其实更多主张学习日本，故其未必是有意识地用欧洲榜样来针对日本榜样；但在潜意识层面，这一表述所隐喻者相当意味深长，与国粹学派一面试图效法日本、一面又欲与日本有所区别的整体心态非常接近。

两广总督张人骏于光绪三十四年（约1908年）就日本人起草的《大清新刑律草案》上奏说，“法律者，所以范围天下；必须官民共喻，然后共知遵守。今《草案》悉仿东瀛，名词新异，语复拗折”，其中一些词汇不过是“中国衢巷俚俗之谈”。重要的是，“以特议一代之，乃全袭他人之文法，似非政体所宜”。且此次“更订刑律，期与各国政治跻于大同。今专仿东瀛，实与欧西迥异。非独中国臣民素所未习，凡通商诸国亦无一与之同文；与其效法一国而令各国莫能相通，何如仍用中文而另备译本之为愈”（注：此奏折收入刘锦藻编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刑考》卷247（台北新兴书局，1959年影印本，9924页）。）。其后面的论证颇类似宋恕的思虑，但表述则明白有力得多：如果“专仿东瀛”与效法和适应“欧西”相冲突，应该做出何种选择，对很多时人来说是已有答案的问题。

语言文字论文篇7

    笔者参与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前期调研和起草工作，这里谨就颁行该法的意义以及该法的特色等，谈谈个人的学习体会和粗浅看法。

 

一、    颁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意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法律，它的颁行是我国社会语文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有利于巩固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事实上的“全国通用”地位，增进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使口语书面化的工具。用嘴把要说的话说出来，用文字把要说的话写下来，才能实现正常的交流沟通。因此，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对整个社会和全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十分重要的。目前语言文字问题在世界各国引起不同程度的重视，许多国家把国语看作民族主权和尊严的象征，并体现在本国的宪法里。据有关资料显示，全世界现有142部成文宪法中，有79部规定了国语或官方语言，占55.6%。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有56个民族、70多种语言、50多种文字，不同民族、地区间的交流需要有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作为载体，对外进行国际交往也需要有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的语言文字，这就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现代汉语有八大方言，方言隔阂必然会对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形成障碍；汉字笔画繁多、异体众多、难写难认，用字不规范现象也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造成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正处于关键时期，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实现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推广、普及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都更加需要推行全国通用的规范汉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全国通用”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强加给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维系一个国家的文化纽带和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这次立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普通话、规范汉字“全国通用”的地位，顺应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对语言文字的必然要求。

    （二）有利于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早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就及时把这项工作提到日程上来，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有关的研究和规范标准拟制工作。50多年来，国家及有关主管部门颁布了诸如《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以及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等一系列规范标准，这些规范标准对普通话的推广和规范汉字的推行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使得我国社会语言生活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与旧中国相比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与形势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伴随近些年社会语言生活的空前活跃，语言文字应用中某些混乱现象和不健康倾向也随之出现，与此同时，计算机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也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当前语言文字规范化任务非常繁重，单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体的规范而言，我们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两个术语的界定问题，就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目前的定义本身不够科学和严密；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范，在执行过程中都有一些不便操作和把握的地方；规范汉字所依据的各个字表，由于制定和的时间跨度很大，出台的历史背景不尽相同，参与研制的单位和个人不断变化，字表与字表之间也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现象。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新的思考。笔者认为，学术上对这两个定义有一些不同看法是不奇怪的；由于语言文字本身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它的研究也应该是逐步深入的；任何规范标准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需要适时地进行修订以使之完善。有鉴于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不将这两个学术定义写进法中，笔者认为是充分留有余地的明智之举。况且由于国家多年来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加之教育的普及和新闻媒体的示范作用，人们对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认识一般是清楚的。法律不规定这两个定义，不仅不会影响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工作的进行，反而会促使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学术界，进一步加强相应的研究和尽快修订完善有关的规范标准，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加规范、丰富和健康发展。    

    （三）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社会信息化水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是普及教育、发展科技、提高社会信息化水平的必要前提和先导工程。关于语言文字工作同普及教育、发展科技的关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1997年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有过一段十分透辟的论述。他说：“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程度是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作为协调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工具，语言文字服务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影响社会的发展。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是加速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就加速科技进步来说，中文信息处理是高技术的重点之一，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相应的应用研究水平，则是提高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先决条件。就提高劳动者素质来说，主要在于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而语言文字能力又是文化素质中最基本的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除了思想和专业方面的要求外，还应该使他们具有较高的语言文字能力。”（《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载《推广普通话宣传手册》，语文出版社，1999）当前，人类文明的历史已进入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实现生产、办公、日常生活、图书情报和印刷出版自动化等已成为现实，语言文字的服务领域正由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拓展到“人机交际”，其地位和作用日显突出。今后五到十年，可以预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程度将大幅度提高，信息产业将快速发展，以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进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将成为必然趋势，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和信息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统一和规范这一先决条件，更有赖于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语言文字研究尽快突破词处理、句处理、语义处理某些“瓶颈”的制约，早日实现汉语自然语言的自动处理，即实现高度“智能化”的“人机对话”。考虑到全球已进入信息化社会的大背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五条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中的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应该从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来加深对这一条款的时代内涵及其深远影响的认识。  

    （四）有利于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管理。现代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自然也不例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台以前，语言文字应用的管理主要靠政策性文件，权威性小，规范性差，法律依据不足，致使一个时期以来，尽管各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做了很多努力，语言文字应用的现状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某些滞后现象。比如：有些地区方言盛行，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还没有真正成为风气；社会上滥用繁体字、异体字，乱造简体字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企业热衷于取洋名、洋字号，在营销活动中乱造音译词；信息技术产品中语言文字使用的混乱现象比较普遍；不少出版物、广告、商店招牌、商品包装和说明中滥用外文，等等。上述混乱现象，自然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焦虑和广泛关注。1990-1996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议案和提案就达97项，其中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加速语言文字立法的议案28项。特别是1996年语言文字立法的呼声最高，在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有227位代表提出了7件要求对语言文字进行立法的议案。1997年，在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又有164位代表提出了5件要求对语言文字进行立法的议案。因此可以说，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起草列入立法计划，与两会代表、委员的积极呼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该法的顺利通过并颁行，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文字应用管理无法可依的尴尬状况。各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作为执法主体，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精神实质，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提高执法水平和依法行政的能力。要认真研究、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能够有效运转的执法机制，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逐步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全面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五）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语言文字的应用是否合乎规范、标准，往往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座城市、一个单位的文明程度和形象。语言文字应用的不规范现象特别是用词、用语的混乱与城市的“脏、乱、差”一样，既影响城市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对于提高公民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正确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对于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内容的符号和载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虽然主要调整的是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但是对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方面的不良倾向，也不能听之任之，不管不问。该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条款主要是针对前一段社会上存在的用谐音乱改成语、对中小学生造成误导的现象和在思想内容上有殖民、封建、色情、庸俗、低级趣味等种种不健康色彩，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等作出的原则规定。由于《商标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以及《广告管理条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特殊标志管理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和《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已经对语言文字表达内容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和规范，故本法虽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但第五条的原则规定同样是很重要的。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主要特色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初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2000年2月起改现名。伴随名称的更改，内容相应作了调整）的调研起草工作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于1997年1月正式启动，到2000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前后历时3年零10个月。该法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的时间里制定出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当前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大环境比较有利；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多年来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工作基础和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公民语言文字规范意识逐步在提高；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地方语言文字立法的实践经验和依法管理的初步经验，并有国外语言文字法制建设的某些做法和经验可资借鉴，等等。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外部因素。有了较好的外部条件，再加上参与起草的同志的不懈努力，才形成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不同于其他类似法律的鲜明特色。

    （一）重在引导。这部法律定位于“引导”法而不是惩戒法，因而“重在引导”是其最为显著的特色。笔者认为法律这样定位是准确的。有的同志或许会因为在这部法律中没有处罚一类强制性的条款而担心它的有效性，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该法定位于“引导”，顺应了语言文字自身发展和使用的规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语言文字问题不同于其他问题，简单地进行处分或处罚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收到实效。语言文字立法的目的，是引导公民共同遵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标准和有关规定。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所说：“语言文字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其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同时，一个国家和民族，或者一个人，使用语言文字正确与规范的水平，与其行为规范意识、所受文化教育程度有直接关系。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水平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在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政府的引导应该是得力的，有效的；有关部门应该意识到法律这样规定实际是加重了自己的职责，要把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纳入议事日程，要学会和善于根据法律做好引导工作。”（《在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语文建设》2001年第1期）

    （二）实事求是。这部法律的制定从我国现阶段语言生活的实际和语言文字自身发展演变的特点、规律出发，正确处理了推行语言文字规范与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丰富、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语言文字的主体化与多样化的关系等问题，因而科学、适用、可行。推行语言文字现行规范与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丰富、发展的关系是当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做法，实际反映着不同的语言文字规范观。比如对待词语的规范问题，学术界通常采用提倡、引导的方式予以解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此不做硬性规定，实际上肯定了学术界的处理方式，因为通过法律硬性“规定”在什么场合只能用某个词语而不能用另外的词语是不妥当的。大家知道，语言中的词汇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大系统，任何一种语言的丰富和健康发展，都无例外地需要从方言词、古语词、行业语甚至外来语言成分中汲取营养，因此语言中新成分、新用法即新词新语的不断涌现是正常现象，对此不宜大惊小怪或过多地指责、非议。因为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不是要人为地规定一些条条，把活生生的语言“框”死。从动态、发展的语言规范观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从语言文字自身发展的规律出发，在立法中较好地体现推行语言文字规范与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丰富、发展的关系以及语言文字的主体化和多样化的关系等，因势利导，多做促进工作，绝对不能简单化、一刀切，搞纯而又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样处理语言、特别是语言中词汇的规范问题，笔者以为比较妥当，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三）刚柔相济。刚柔相济体现在法律条款中，就是既坚持原则，又有一定的弹性。在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基本政策上，这部法律原则性相当强。我国实行“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共存，禁止任何形式的语言文字歧视”“各民族都有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的语言文字基本政策。这次立法，把“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上升为法律，有利于更好地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我国现行语言文字的通用范围有所不同，分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方通用语言文字两个层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实际上也就等于规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使用范围。自然，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并不是要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在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可同时并用。由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问题不属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调整的范围，故该法只原则规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在管理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调整的是社会交际行为，而不是个人使用。具体说，管理范围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中的政府行为和大众传媒、公共场合的用语用字，针对的是国家机关、学校、出版物、广播电台、电视台、影视屏幕、公共设施及招牌、广告、商品包装和说明、企业事业组织名称、公共服务行业和信息技术产品中的用语用字，而对个人使用语言文字则只作引导，不予干预。这样规定，较好地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再比如，在规定使用普通话的同时，该法对需要使用方言的特殊情况和领域也作出了规定。国家推行规范汉字，并不是要求在所有的场合都不能使用繁体字、异体字，而是把繁体字、异体字的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因此该法也规定了允许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的场合和特殊情况。上述规定，既符合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规律，符合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一个渐进的工作过程的特点，又体现了一定的弹性和柔性。

    （四）简明扼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虽然只有四章28条，但高度精炼，重点突出，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学术上留有余地，“其文本本身就是规范化的典范”（江蓝生评语）。这一特色，也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得到广大群众认可的一个原因，难怪就连原先对语言文字立法持有怀疑态度的某些同志，看了法律文本后也改变了看法，表示此法可以接受。

语言文字论文篇8

【关键词】诗词歌赋；语言文学；意境美；工艺美

中图分类号：H1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5-0289-01

中国古典诗词的美丽需要我们沉下心去体会，那种安静、忧伤、动情的阅读都可以在古典文学中找到最佳答案。放目远观中国诗歌文化历史，我们目之所及的全都是一幅幅宏伟雄壮、惊天动地的画卷。中国诗歌永远都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而意境美与工艺美就是它的灵魂。本文主要从我国诗词歌赋意境美与工艺美两大特点入手，来深入了解中华诗歌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诗词歌赋的意境美

（一）清新明丽之美。说起清新秀丽之美，那就不得不提李白、谢灵运、孟浩然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们所创作的山水诗，大多用清新秀丽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幅清新动人的山水画，在我们眼里，他们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中来”，要多唯美有多唯美；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也是农家生活里的别样风景；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将夜晚的清静和月光的皎洁表达得诗情画意。

（二）唯美含蓄之美。含蓄的美，多为表达人的情感，写景时又有别样的空灵悠远之美，语言干净深刻。所表达的情感也耐人寻味。《诗经》中“蒹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段佳句，一直被人传唱，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赋予它深刻的内涵。看似写景，实抒情。《望江南》中，“天上月，遥望一团银，夜久更澜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虚实结合，实写夜凉风起，凉意渐生，来烘托后面的负心人带来的心意渐凉之感，写景部分语句干净简练，意境油然升起。

（三）气势磅礴之美。气势磅礴必然伴随着奔放雄壮的阳刚之气，它的浑厚，侧重在对景色描写时的磅礴和大气，旷达侧重于对人的精神烘托，一般多采用夸张、直抒胸臆、想象等表现手法，具有着满腹豪情的浪漫主义特征。例如曹操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最著名的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直被人朗诵至今，当作警句鼓舞人心。

（四）悲壮沉重之美。沉重悲壮的美多带有一种悲天悯人、感叹身世、怀才不遇的情怀在其中。著名的有屈原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陈子昂的经典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天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共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如此等等，通过对现实情怀的书写，表达自己的无奈、愤慨之情。

二、诗词歌赋的工艺美

诗词歌赋的工艺美，大多体现在诗歌的体式上。对于形式以及表现手法的尽善尽美，也更加烘托出了意境的美感，两者相辅相成。诗歌的体式可分为两种，那就是近体诗和古体诗。其中古体诗也有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之分；近体诗则分为绝句和律诗。在唐朝之前，诗人所作诗歌皆不受体裁、字数以及声韵对仗的限制，诗人可以自由发挥，这就是古体诗；然而自唐初以来，诗歌在这些方面都有了一定的限制，所以就形成了格律诗，也就是近体诗。在近体诗上绝句与律诗的区分，是句数的差别，绝句为四句，律诗为八句，它们都要求音韵和谐，颔联和颈联要求工整对仗。诗歌发展到如今，有了成熟的文学样式，都要求具有体制、格律、音三大特征。表现手法也是丰富多样，动静结合、虚实结合、远近结合，比兴、对比、象征等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诗歌的文艺美发挥到极致，也使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交融，达到了浑然天成、自然和谐之美。

三、结束语

中国古代诗歌的美感，是人类历史文明长河中不可替代的一抹抹清流，晶莹剔透且日久弥新，是我国人民智慧的结晶。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物欲横流，但对古典诗歌的继承与发扬，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自我，充实内心。

参考文献：

[1]李敏.浅谈诗词欣赏要领[J].教育教学论坛，2013，（10）：

233-234.

[2]于华东.诗词创作中的意境与语言艺术[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61（5）：614-618.

语言文字论文篇9

1.1当前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化缺乏整体的规划部署

目前我国进行的信息化建设领域还没有渗透到语言文字上来，对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建设还没有协调统一的构建机制，对整个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建设缺少整体的规划部署。另外，语言文字学家对科学技术方面探索交流比较少，缺乏资源共享和资源的整合机制，所以导致当前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水平较低。

1.2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化基础薄弱，资源和技术不足

迈入现代化建设后，我国在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上由于原来的基础薄弱，缺乏重视，另外就是资源和技术严重不足，所以我国语言文字的信息管理系统没有得到全面的普及。我国对语言文字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资源和一些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都比较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很难被运用到语言文字信息化领域。

1.3同国外相比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差距明显

中国的语言文字信息化和国外的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信息化处理的技术上也存在差距。当前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化只停留在对字句的处理和语法、词义、语用等单项技术的研究上，而对它们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比较研究较为少，这就使得可以投入实际的语言文字运行系统和可以推广的项目更少，而国外一些国家都会加强对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处理。

1.4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产业化程度低，实际的应用和实践不足

当前我国进行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都只限于某个方面进行，研究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数据库的环境或是Web的环境中，对一些技术化、智能化、程度高的语言信息处理得较为稀少，这就直接导致语言文字在翻译、语音识别、语义理解方面的信息化实践和应用不足。另外一方面，相关部门对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没有足够重视，导致语言文字信息化的产业程度低，缺乏整体的一个高效的、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

2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2.1语言文字信息化对我国信息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语言文字是国家的文明标志，是判断国家信息化建设程度的评测仪，它对我国建设现代信息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语言文字承载着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对我国进行信息化建设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推进我国的语言现代化和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进程。

2.2语言文字信息化对文化教育信息化起着推动作用语言文字的信息化进程不仅是我国的技术发展，更是代表着我国文化的发展，它承载着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而语言和文字也更是丰富，这些古老的文字和语言符号，都需要靠现代的信息化技术帮助处理。

2.3语言文字信息化对语言文字工作起着导向作用

目前我国的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都相当少，无法和当前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背景相适应。而进行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后，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就会加快发展的步伐，其标准度、精准度和效率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对我国语言文字工作来说是起到了一个导向的作用，语言文字工作的目的性和目标就会明确，各项工作也能顺利开展。

3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重点

3.1重视语言文字资源数字化基础

要想对我国的语言文字信息化进行有效的建设，就必须对我国语言文字资源数字化基础予以高度重视，这是建设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基础，也是多种语言文字实际应用和操作的关键。以语言文字资源数字化为载体，积极的开展各项学术研究工作，从小部门的语言处理向大规模的语言文字数字化资源处理转变，使得语言文字数字化资源更加充沛和丰富。

3.2鼓励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智能化

语言文字信息信息智能化就需要一系列语言文字高新技术作为支撑，包括计算机网络对语言文字信息的处理技术。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智能化则包括机器翻译、语音的识别和合成、文字的检索、人机接口智能输入等多项关键的创新技术。对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智能化所需技术进行有效的投入，形成一批具有高效知识产权的核心信息处理技术是当前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重点。

4我国实行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方法

4.1建设语言文字的资源库

语言文字的资源库首先要从传统的词性标注库向语义知识库转变，要将文本资源库融合到视频、语音和多媒体资源库里面，增添更多的语言文字材料。另外还要利用计算机处理技术系统的进行编排和整理，为语言文字应用提供必要的数据。

4.2建设语言文字应用平台

语言文字应用平台是在语言文字资源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要依托在语言文字资源库上。语言文字应用平台需要众多高新技术的支持和支撑，如语音的识别技术、中英文自动转换回答、机器翻译等。在语言文字平台中利用语言文字资源库的优势，将可利用资源导入平台，方便在语言文字应用平台使用。建设语言文字应用平台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快对高科技术的研究，培养专业化的复合型技术人才。

4.3建设语言文字的门户系统

语言文字的门户系统是联系语言文字使用者和信息化建设成果的纽带，是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实际应用。在建设的初期需要对已有的语言文字网进行全面的升级，需要提供相关的使用者登陆和操作的一系列技术做支撑。门户系统更需要借助互联网来发挥作用，让使用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借助互联网就以查看有关的语言文字信息。

4.4建设语言文字的电子政务系统

语言文字的电子政务系统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就是教育信息的现代化，它对加快语言文字管理机构的职能和促进公众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监督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建设一个语言文字的政务资源和一个公共的数据库，并建立各类安全的保障环境，完善相关的电子政务管理体制和运行的机制，以促进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发展。

4.5建设语言文字的信息管理系统

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建设方法离不开对语言文字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在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前期和后期以及整个过程中，都需要语言文字信息管理系统维护整个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以保证语言文字信息化进程有序展开。通过普通话的水平测试和语言文字管理的现代化来进行语言文字的管理，提高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和精准度，保证管理系统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5总结

语言文字论文篇10

一、何为语文本体

简单地说，语文本体即语文本身构成的基质和元素。语文本体论是关于语文自身的学问，它要阐释和描述语文的生成构成与存在形态。“本体”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曾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和认识。在这里，我们无意于形而上的概念性思辨，只是着眼于具体探讨语文的本体问题，但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许多本体论专家早就明确地指出，本体问题或存在问题是和语言紧密交织同构于一体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个众所熟知的名言，说的就是“本体即语言”的道理。“语言是存在世界的现身情态，存在世界是在语言中现身和留住的”，“世界是人类语言的命名”，“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没有语言，存在世界的现身形态就难以得到呈现和说明。对此，笔者在《语文教学本体论》一书中做过具体的分析和探讨，在这里不需要再赘述。如果离开语言，何谈本体？因此，“本体即语言”“语言即本体”，是本体论语言学早就有明确定论的问题。

其实，本体和语言紧密交织同构的问题，是本体论语言学长期争论和探讨而得出的一个结论。“自柏拉图起，关于在语言中指陈非存在物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从中世纪起，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就十分激烈，一直到当代也没有解决。安瑟伦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是从语言中使用某种谓词而推出实在的典型，直到康德才证明这种推论是荒谬的，而康德的关于‘存在’不是谓词的主张在当代语言哲学家那里有热烈争论。当代语言哲学家认为，利用现代语言分析手段，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本体问题，对古已有之的问题给出崭新的、确切的答案。”语言学界的这种认识分歧与争论，可引发我们对语言与本体的多方面的思考和深层的醒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语言和本体原本就紧密交织而同构于一体，谈“本体”就不能不谈“语言”。本体和语言的这种交织同构关系，启示我们对语文本体的阐释，更应该从本体论语言学的视点出发，来透视语文本体构成的真义，这就是谈语文本体不可能不谈语言和文字。只有立足于语言和语言得以符号化的文字，才能真正触摸到语文本体，切实把握语文本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言及其文字作为本体和存在世界现身情态的符号，具有其他事物所没有的特质，即它是情感的符号、思维的符号、生命的符号。比如，它作为一种文化的构成物，不同于房子构成的砖头和土木；它作为一种工具，也不同于斧头镰刀之类的纯工具。这就是说，语言及其文字作为特定的符号代码，特别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其本身就具有形象性、情感性、意义性和审美性等特质，但是房子构成的砖头和土木，并不具有这种符号性，它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物，之所以称为“砖头”和“土木”，也只不过是人类语言对它们的命名。“砖头土木”可视之为各种“房子”的材料，而“语言文字”却不可视之为各类“作品”的材料。因此，“语言文字”和“砖头土木”并非是一个逻辑起点上的概念，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走过去语言学关于本体争论的老路，否则，就难以弄清楚语文本体。在这里，我们即从这种本体论认识出发，来重点探讨语文本体构成的两个基本问题。

二、语言文字构成语文本体

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界对语文是什么，即语文本体的构成问题，存有多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概括来说，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第一，语文是“语言文章”，认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合而言之，称为语文”。这种阐释强调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主张语文课既要对学生进行口头语言的训练，即听和说能力的培养；也要对学生进行书面语言的训练，即读和写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这种对语文本体的阐释，寓含着语文教学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语文能力训练，提高语言文章素养的思想。第二，语文是“语言文字”，认为语文课即语言文字课，语文教学应当扎扎实实地进行语言文字训练。这种阐释强调语文教学如果不抓语言文字这个根本，忽视字词语句的教学，尤其讲文学作品，总喜欢大讲人物，大讲形象，大讲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那么，这样的课就不是语文课，而是文学课了。因此，他们曾提出一个口号，叫作“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要求语文课把着眼点放在字词语句的教学上。第三，语文是“语言文学”，认为文学是语文固有的因素，语文课应当重视文学性的教学，加强文学教育。这种阐释强调，如果文学作品的教学把文本拆解为单纯的语言文字，忽视文学性教学，那么就会抹杀文学作品的生命和艺术魅力，其语言文字也失去光彩，造成语文教学的失误。第四，语文是“语言文化”，认为语文是文化的构成，语文是文化的符码，语言和文化血肉同构，融注于一体。这种阐释强调，如果否定语文是语言文化，也就否定了语文课，忽略或脱离语言文化的语文课，就不可能是有“语文味”的真语文课。

关于语文是什么和对语文本体的阐释，之所以存有这样的认识分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语文是多因素构成的复合体，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阐释。特别是汉语文内涵的多义性，汉语文内容的丰富性，汉语文功能的多重性，容易造成人们不同的认识。第二，对语文本体的阐释也受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语文有不同的阐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50年代注重“语言文字”，因为当时强调识字读书学文化，后来又注重“语言文学”，语文课也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文化思潮的涌入，语文又被视为“语言文化”。第三，从对语文本体的阐释及其认识分歧的形成来看，与人们研究问题的思路和视角不同有关。如搞语言文学的，往往强调语文是“语言文学”；搞语言文化的，往往强调语文是“语言文化”。这也是造成对语文本体的不同阐释和认识分歧的原因之一。

我们通过以上所述可见，对语文本体的这些不同阐释和认识分歧，主要表现为两个不同的阐释角度。

第一，从语文的形式上来阐释语文本体，认为语文是“语言文章”或“语言文学”，然而，这二者实际上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基质和构成要素的。因为文章是语言文字构成的语言形式，语言文字是文章构成的基质要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构成品，语言文字也是文学文本构成的基质元素。这就是说，文章也好，文学也罢，其实都是语言文字构成的语言形式。如果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文章的构成，也没有文学文本的存在。为此，有的专家认为语文本体即语言文字及其作品。把作品看作语文本体，或许也是一种新说法，但加以分析可见，这会给语文本体带来误解。语文教材中有各类不同的作品，如果把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类作品都视为语文本体，显然就会造成本体的泛化、模糊化。因此，把作品视为语文本体是不妥的。

第二，从语文的内质上来阐释语文本体，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化”。众所熟知，人类的生存文化，分为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室文化等，语文也就是一种与之并称的语言文化。我们说，语文就是文化，并不是泛指各类文化，而是指语言文化。语言文化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存在的，语言文字是语言文化的符号和代码，没有语言文字，也就没有语言文化，这就是说，语言文化构成和存在的本体也是语言文字。由此说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肯定性的结论：无论是“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化”，显然都离不开语言文字，都是语言文字的本体构成品，是语言文字构成的不同形式、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文章构成的基质元素是语言文字，文学构成的基质元素是语言文字，文化构成的基质元素也是语言文字。据此，语言文字构成语文本体，这是不可置疑的。我们还要强调指出的是，为了切实廓清语言文字构成语文本体的基本认识，确立“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观，并非排斥“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等语文构成要素，而是指三者构成的基质元素都是语言文字，即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融合同构着文章、文学、文化的基质和元素，语言文字是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构成的基质元素和存在的基本方式。

毋庸置疑，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它包容着文章的、文学的、文化的、语体的、文言的等多重性内涵，并非一个单一性的载体，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语言文字是构成语文本体的基质和主要元素，语文的本体世界是语言文字构成的世界。或许语文也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其内涵是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的，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时期，对它会有不同的阐释和解读，但语文本体的世界里无论在什么特定的历史和时代中，都是语言文字的生成物，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基质和元素构成的。我们在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阐释语文的时候，都应该尊重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这个客观事实，不可以离开语言文字构成的语文本体，对语文进行某种特定角度的“当代性阐释”。

三、汉语言文字构成的特性

在确立语言文字构成语文本体的基础上，我们要建构切实体现汉语文特点的语文教育观，还必须把握汉语言文字构成的特性。

汉语言文字的构成具有丰富的内在意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质，它具有形象性、情感性、表意性、审美性、象征性等特征。对此，我们可从汉语言文字本体的构成切入来进行分析和认识。汉语言文字有其特殊的构造方式和结构特征，它独特的形体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汉语言文字形体结构具有直观性、象征性等特点，其形体构成与人的思想、情感、生活和行为往往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充溢着丰盈的文化意蕴。如“字”的形体结构本身就蕴含着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延续的故事，即在一家房子里，一个女子生养了一个孩子。实际上汉语言文字形体结构的每一个笔画、每一个线条，往往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汉字的构成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完形，它有外形和骨架、有思想和神韵、有情感和精神。汉语言文字的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汉语言文字是表意性文字，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特定的意义世界；汉语言文字是表情性文字，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特定的情感世界；汉语言文字是象形性文字，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特定的形象世界；汉语言文字是审美性文字，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审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