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十篇

语言学家篇1

    语言中各个要素之间都有连带关系,孤立的东西毫无意义。我们不能相信词典,词典其实是为日常交际服务的,词典中的义项都是在日常语言系统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概念,从我们二三岁时所掌握的语言情况看,我们的语言能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区分能力,后来词典里写下的一个个概念在儿童大脑里不过是一个个相互区分的空位。那么如何解释“表达”?我们常说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工具,即思想产生在前,语言表达在后,并且除语言之外思想还有别的表达工具。然而如前所述,思想(观念)不可能预先在那里,是语言划开混沌,所以并没有一个预先要表达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试想,如果思想预先在那里的话,语言就不会变了,但语言却千变万化。表达不过是重复表达,即用日常语言系统的现成观念表达类似的观念,因此海德格尔会说“常人”从未说过一句真正的话,因为常人说的都是套话、重复的话。真正的语言是崭新的区分所带来的崭新的思想的呈现,这个呈现正是语言与思想共现。语言的意义是由价值所决定的,价值是最确切的特征,价值是系统中的区分带来的,某个语言要素的价值即它不是别的东西。意义依存于价值,没有价值,意义是不可能存在的。语言的本来状态就是系统中的区分,但在言语活动中,社会与交际使这些区分相对稳固,指称物逐渐占领了每个区分的格,形成日常语言。索绪尔从人们对语言的幻觉中恢复了语言的本来面貌,但他同时肯定这个幻觉的合理性,他的致命处在于用“社会”偷换“系统”,从而达到对日常语言系统的认可,并不再往前推进去理解文学语言对于语言的意义。

    索绪尔为了避免人们忽视那个不出现的所指,或错误地把能指当作符号整体,而用专门的术语对它们进行区分,即符号、能指和所指,能指与所指并无先后,而像一张纸的两面,符号是可怕之物,可怕在它们的结合之神秘。我们无法探寻能指和所指是如何发生联系的,这种联系似乎只在人类世界里产生,并且无法知道是何时产生的,这一种“无中生有”是先天的符号能力,分享着神之创造力。索绪尔把在能指和所指层面上的区分叫做“差别”,它们把浑然之物区分开,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称作“对立”,由此产生“概念”,这一不同区分之重大意义,学界仍认识不足。区分不是命名,命名是孤立的、有内容的,而区分只是形式,没有实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没有理据,是任意的,这或许是索绪尔的“可怕”意思之一。文学语言秉承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状态,意指活动远比日常语言活跃,将每个现有的语言单位都推入二次符号化过程之中。文学语言更接近于语言的本质,有两人的思想可提供支持,一是海德格尔,二是德里达,后者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武器,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就是文学语言。

    二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也离不开关系这个基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中各要素的关系和差别都在两个跟心理活动类似的范围中展开。这是一种有机关系,简单而又无法穷尽,与生命的特征相似,它们是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联想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通过某种共同点,人在记忆中把那些语言单位联合起来;二是心理联想还能抓住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特定场合或语境,其实它提示的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确定的系统范围,那么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联想系列。但是,联想关系永远不在场,只是潜在的记忆系列(记忆系列只是潜在的,是因为不同的言语者就有不同的记忆条件,不同时空中的同一言语者,记忆系列也不全相同)。线性表达是语言的命定特征,出现在线性位置上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句段关系,具有连续的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而联想关系相反,没有确定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然而各个要素都只是从联想关系中选择出来的,或者说语言表达就是联想关系向句段关系的投射。

    联想到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有区分关系的聚合,每个人头脑中都有独特的区分系统,对于一个诗人而言,看到一个杯子,他也许会想到父辈贫苦的生活,想到一段旧情,想到圣杯……这与大众所用的日常语言区分系统是不同的,在诗人那里,他的区分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诗人如何让人知道自己心内隐藏的聚合系统(聚合才是系统,在术语上,“联想关系”“句段关系”后分别为“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所替代,)呢?这就要通过组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使人理解,比如“杯子”、“苦难”、“父亲”……的聚合系统,这些语言单位的单纯罗列也是一种句段表现,但一般不能使人理解,句段关系来自于民族语言的共同规则,否则他人是无法理解的。组合的可能性很多,组合的可伸缩性也很大。例如:天空、大衣、耗子、肺病,如果这是一个可能的聚合系统,彼此之间的关系、差别与对立,就必须靠组合来呈现了,由于聚合系统的独特,组合的句段关系即使为说该语言的人所熟习,在语义上也依然会觉得不寻常。严格地说,句段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索绪尔及以后的结构主义者所描述的形式关系,一种是语义语法中的义素搭配规则。在日常语言中,不仅是组合中的形式关系是确定的,并且语义搭配规则也是确定的;在文学语言中,组合的形式关系或者与日常语言完全一样,或者有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语义搭配上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是普遍特征,原因正是出于诗人、作家的联想关系或聚合系统之独特。诗人在玩味内心聚合系统的时候也在不断变换句段关系的表达,以形成组合对聚合最大程度的涵盖。

    所以读文学语言不能只读字面的,要从字面中读出其他尽可能多的意味,如果只读字面的意义就等于没读。读出了可能性意义那是读者的本领,作者有没有能力写诗做文,跟读者无关。但这里有个概率问题,对于一个语言作品而言,1000个人中只有1个人将它读成诗,那它不一定是诗,如果再多一些人也读成诗,那就一定是诗,读不懂的人很可能是文学素质问题。作者无意,读者有意,读出诗来;作者没有能力写成诗的,读者也能读出非诗,恰恰说明读者是诗人,作者不一定是,作者不能想着凭运气蒙出一个伟大的作品来。作者写出诗来,而读者读不出(根据前面的概率),这是读者没有读文学语言的能力。

    三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语言观是对立于日常语言的,我们为了强调对待语言的非工具态度而沿用其术语,而实际上如前所述,文学语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与语言本性是一致的,反而是日常语言,语言的本性被遮蔽在实用的重复中,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本质上并不对立,更不存在哪些语言单位实体属于文学语言。将“陌生化”作为区别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标志,显然有误,它虽然揭示了文学语言的部分特征,充其量是从读者角度所看到的一种语言风格上的效果,但多数情况下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能指层面并无二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们须回到语言本身去谈论,看看语言本身给文学提供了怎样的空间。

    为什么说文学语言更接近语言的本性?因为它更显着地呈现了语言生命的本来状态———区分和可能性,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却将可能性变成了一种———惯用的那种,日常语言的意义空间是扁的,总是迅速穿过能指到达所指,理论上说所指并不能到达,但日常语言的所指停留在实用的层面就够了;日常用语中少有前因后果,基本上都是脱口而出,而文学中语言都是有“安排”的,必须把包含该要素的空间都展现出来,于是诗歌中的“杯子”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杯子”,而是另有所指,甚至是多重所指,保存了饱满的可能性。文学中的语言空间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特意的安排所呈现出的要素之间关系的空间,一种是单一要素的多义可能性所呈现的意义空间。文学语言中使用“陌生化”技巧的好处,就在于它至少可以打破日常语言的扁平性,形成一个形式与意义上的双重语言空间,即在形式上与日常语言拉开距离,在意义上又产生变化的可能性。

    从聚合系统的空间到组合的线性之间是有张力的,那么什么样的张力是合适的呢?这就需要调,就像调校琴弦一样,要调到合适的张力,过小、过大音准都不对,理论上说调试也是无止境的。在语言上尤其如此,因为日常语言也在无限变动之中,文学活动相对于常规的语言活动而呈现张力,就只能是动态的。但对这张力空间的呈现有一定的方法与规律,这个就叫做空间语法。如何运用空间语法,使语言保持其诗歌的本性,才是文学语言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语言学家篇2

【关键词】：英语语言差异研究

经济，政治带动着文化的发展，自从改革开放的政策提出，中国市场上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文化上，或许是由于英语在全球上的广泛使用，加上经济的驱使，很多国家都兴起了学英语热，对中国人来说，英语这种第二语言也变得越来越普及。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学习当中，我们中国人早就把英语当做我们的第二母语，特别是随着中外的经济交流越来越密切，语言的统一更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为此我们国家加大了对英语学习的要求。如今“英语语言学”课程更是成为我们大学本科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培养计划中的一门基础必修课。显然这门语言学在我们国家的教育文化中已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现在就让笔者讲讲该科目理论在我们应用状语教学上的应用。

一、英语语言学理论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英语语言学理论内容涉及语言的各种属性、语言学的学科知识、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文化、语言习等等。该理论是我们现代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也是我们现代英语专业教学中的一个理论基础。

在英语专业教学中，英语语言学理论作为一个基础理论是我们的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语这门语言学的基础，在我们对英语这种语言学的学习以及研究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离不开英语语言学理论的基础，它使得我们了解现代英语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成果以及掌握语言研究的方法和艺术。在对该理论的学习当中，使得我们的阅历开阔，理解现代语言学的丰富内容。同时，英语语言学理论对外语教学与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并引导学生学习怎样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成果应用于我们的英语实践之中。

二、英汉语对比研究

在我们对英语和汉语的学习中，我们都很清楚地了解到它们之间各自的特异性和共同性。

1．英汉语法；在我们汉语中，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语法来明白例子。同样的，在英语上，英语也有其的语法规范，对于两种语言的语法在大致上是一致的。例如说；从英语角度看：Shetoldmethatsheboughapan；从语法上分析，这是一句宾语从句，首先要分析主语是she谓语是told,直接宾语me,间接宾语sheboughapan.综合整个句子来看，都是通过每部分的成分来阐述语法。从汉语角度看：她告诉我她买了一只钢笔。分析方法如同上面。这也简单说明，对于这两种语言的语法规范大多相似，但我们也绝对不能说它们是一样的，因为毕竟在现实语言的学习中，我们还是要研究它们的不同之处从而对比学习的。

2．用语习惯；在我们对英语语言的学习研究当中，我们会发现，在实际的运用当中，对英语习惯性的用法与我们中文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比喻说，我们中文的习惯把把我们想表达的状语放在我们想要表达的句子之首，而对于英语来说，他们习惯把状语放在表达内容之后。

3．用语模式规范；对于英语这门语言当中，它拥有较为规范的模式，也就是常用的主语部分+从句部分。就像Shetoldmethatsheboughapan一样，而对于我们中文这种语言，它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什么规范句式可寻。

4．结合语境；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使用我们的语言时，要结合我们所处的环境来理解我们所使用语言表达的意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结合语境理解句子具体含义。对于英语这种语言来说，它们更需要结合它们具体所用的环境。就像英语语言中的“It”它所代表的含义是我们再脱离该语境下无法理解的。我们甚至无法猜测它类似的代表什么。所以说，对于英语这种语言来说，我们必须得结合语境来明确它所表达的意义。

三、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英语语言的使用也在不断的扩张。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即使我们不出国门，也同样感受到英语这种语言的重要性。我们生活求职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公司需要英语过四六级甚至是八级的要求。即使有一些人不用担心求职问题，但对我们国家2008年的奥运以及2011年的广州亚运会，我们不也需要懂得英语甚至是用英语交流吗？谈到交流问题，我们又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地方的差异或者使用英语语言习惯性的问题而带来的一些误解。对于误解常常会带来人人之间的隔膜，所以对于我们正常的生活我们不想被别人误解也不想误解别人，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此先简单阐述一些带来误解的一些原因。

1．由于口音问题；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使用应用语言的人非常之多，但我们同时也知道他们口中的英语却有着他们各自的特点，特别是口音。对于我们中国人也一样，即使我们会说英语，但我们还是保留着我们自己的家乡口音，而且不同地方的人有着他独特的口音，这不是我们说会说英语或者汉语就能理解的。

2．用语习惯；我们都知道，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他们使用的日常用语或者是用语习惯都有着它一个地方的特色，也是区别于其他同种语言的不同之处。而然也是这一些特别的习惯，给我们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因为我们很多人没有这种习惯，明白不了他的意思。

3．文化底蕴的差异；我们都知道中西方的地域以及文化上都有很大的差异，除外在我们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时，我们并没有对方的文化底蕴以及环境背景。所以很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西方的一些文化特点。就好像，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我们认为黑色并不是什么吉利的颜色，而对于法国巴黎来说，他们眼中的黑色特别是黑色大伞有着其特别的文化含义。

在这些问题的产生之下，我们学习英语这种第二语言会更为吃力，但是我们国家始终需要发展，始终需要融入全球的市场，所以有问题当然要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学习中就是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走下去的。为解决这些语言障碍，笔者在此简单的讲讲自己的见解：

1．加大中方与西方的交往。通过中西方的交流，从实践中找出问题的答案然后解决。笔者想说的是：A、通过留学制度；因为现在很对有钱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有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她们儿子很少的时候就送到外国去读书；在这里学校也可以通过保送一些大学留学生到外国学习，通过慢慢的接触和对地方的考核。深知西方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背景，在慢慢的交流中学习英语。B、加大企业之间的联系，从企业的角度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向壮大起来不能局限于中国个小市场，应该在全球这个大市场内发展，所以企业可以通过对职员的国外培训或邀请高级的外国人士到公司任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在外国建立子公司。C、针对语言方面的差异，译者应不断加强对所译语言的敏感性，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修辞等各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修养，要培养自己养成一种规律性阅读所译语言所写的各种文本的习惯，及时了解所译语言的各种发展动态。

2．综合性习得理论。在英语的多样性的情况下；中国可以综合的加强对外语的理解。由于文化具有兼容性，所以对于英语的多样性，也可以根据英语的共性进行学习，在英语的发展中有时候也和汉语有一定的联系，例如上面所说的语法，再有就是词汇方面，学一门语言都是从语言和词汇方面入手，所以中国人在习得英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语法与词汇的角度入手。另外在接触到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不同情况下，要着重语感的培养，要善于分析。在不断的接触，不断的分析，不断的总结中综合性的习得。

【总结】：英语语言学理论在中国市场上广泛应用，对于这门不同于汉语的语言，由于它的用途超广，所以尝试通过剖析英语语言与汉语语言的不同，慢慢的习得英语语言学的真谛，好为英语在中国的使用习得更多语言学的理论，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文教资料；2005年27期。

2.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4期。

4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年01期。

5.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6

语言学家篇3

大家好！

伴随着新年的钟声，踏着欢庆的鼓点，我们又一次相聚在五二班这个温馨的大家庭。一年又一年，人依旧，物依然，非常感谢您对我工作的支持与配合。正因为有了您的支持与配合，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顺顺利利，圆圆满满。今天为了孩子的成长，我们再一次的相聚，希望在你我的携手下，孩子的语文素养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一、分析学情，有的放矢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们孩子的语文素养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主要表现在：

1、基础方面：从上期最后一次考试来看，孩子的基础比较扎实，积累也在丰厚。

2、阅读方面：孩子掌握了一定的阅读方法和做题的技巧，大部分孩子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书籍的选择也越来越广泛，很多孩子都开始接触一些经典的名著。

3、作文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完成习作，且表达顺畅，有一定的深度，进步较为显著。

当然，回头看看我和孩子走过的足迹，有得也有失：

1、一小部分孩子没有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卷面还不够美观整洁。

2、课外的积累还不够丰富，阅读能力有待提高。

3、作文方面：一小部分学生由于课外阅读量小，缺乏积累，因此视野不够开阔，选材略显狭隘。由于积累的缺乏，使部分学生的表达略显吃力，语言过于平淡，不够生动具体。

针对上期出现的问题，结合本册教材的教学重难点，我对下期的语文教学有如下设想，也请家长朋友们多提宝贵建议。

二、结合要点，制定措施

1、夯实双基，加强训练（识字）

到了高年级，识字写字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本学期要求学生认字150个，写字230个；要求学生独立识字学词，教师仅对一些易读错的字、容易写错的字、难写的字给予指导；板书示范不容易写好的笔顺、笔画、结构，要求学生把字写规范，写美观。坚持写好读书摘录笔记，达到错别字率不能大于1%的要求。

具体的措施：

主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①理解。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自觉运用工具书，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准确理解词语及句子，并做好相关笔记。②积累运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通过朗读、背诵、摘抄等形式，积累课文中优美的词语，精彩的句段，培养积累词句段的习惯，并能在写作和交际时加以运用。③加强预习检测，保证质量。

2、重视阅读，培养能力

阅读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它不仅能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拓展孩子的视野,还能有效地提高孩子的写作水平及写作技巧。本册教材共有10个单元，26篇主体课文，13篇拓展阅读课文，背诵的课文及片段共10篇，语文天地的古诗和名言警句等；坚持写好批注笔记和提纲笔记；重点培养孩子的四方面的阅读能力：写心得笔记、掌握一些基本的说明方法、发散思维的训练和联系社会背景深入开掘人物的思想感情。

具体措施：

（1）课内多积累

厚积才能薄发，积累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过程，通过朗读、背诵，积累好词佳句，积累好的篇章，丰富学生的语言，从而内化为学生的思想，也为习作和口语交际打下基础。坚持写好摘录笔记和批注笔记。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日常教学中，结合教材的金钥匙，有意识地教给学生更多的阅读方法和技巧，为自主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

（2）课外多读书

“读”是思的凭借、“悟”的前提、“说”的储备、“写”的基础。要鼓励学生以课本为依托，向课外延伸，广泛阅读，读好书、读整本书，做好读书笔记，写好读后感，希望家长朋友在家里也能及时督促孩子多读书。多留心生活中的语文，多积累方方面面的语文知识。坚持每天阅读积累优美的片段，写好每周一次的读书笔记，定期开展阅读交流会、朗诵会、演讲等读书交流活动，通过师生共读，生生共读来激发孩子阅读的兴趣，为孩子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如果您有时间，我建议亲子共读。

孩子已经上五年级，应该有选择性地读一些课外书籍，家长朋友在孩子选书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名著，使孩子多与经典接触。本期我们的共读书目是《夏洛的网》、《三国演义》，推荐书目是《绿山墙的安妮》、《草房子》、《你也能当发明家》、《汤姆叔叔的小屋》、《寄小读者》，家长朋友可以做以参考。

本期，我校的阅读考级活动仍将继续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促进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书香班级，争做书香达人”，我们会在学期末评选出我们班的“书香达人”。

（3）与经典同行

认真扎实地开展好“经典诵读”活动，本期我们的经典诵读内容还是《道德经》和《千字文》，我会安排专门的时间进行教学，要求人人过关，并及时给予评价，丰厚孩子的文化底蕴。

语言学家篇4

    维特根斯坦隐喻性语言哲学观

    原子命题摹画原子事实。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是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它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事实对应于命题;基本事实对应于基本命题;对象对应于名字。但虽然语言和世界有相同的逻辑构成,它们毕竟不是一个东西。语言如何表述世界的一个事实,换言之,语言为什么能描写(说)世界,这是早期维特根斯坦要解决的问题,他通过他的图像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图像论,就是语言是实在的一个图像。命题意义的图像论是《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学说的核心内容。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实在的图像;[4](4?01节)命题是事态的逻辑图像;[4](4?03节)命题是对基本事实的描述[4](4?023节)。但无论是命题还是图像,归根结底是思想在起作用,“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4](3节)是思想使命题符号能够描画事实。命题符号后面是思想活动,思想活动是在心灵内对事实进行描画,然后由有形的语言表达出来。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命题的逻辑形式表示一种结构,它使该命题具有意义。但是,这个结构是什么,却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这就是所谓能显现出来但却说不出来的东西。[4](4节)这里,维特根斯坦采用图像这个隐喻,将视觉所体验的图像投射到他的抽象的语言哲学观,将能说的和不能说的都展示了出来。这也说明了隐喻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据说,维特根斯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读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幅描述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事件的可能次序的略图。这幅略图在这里起着一个命题作用,也就是说,对事物可能状态的一个描述。它具有这种作用是由于图的各个部分与实在的事物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这就使维特根斯坦想到,可以把这个类比倒过来,这一命题就相当于一个图像,因为它的各部分与世界之间有类似的对应关系。命题的各部分组合起来的方式———命题的结构———描述了实在成分的一种可能的组合,即事物的一种可能状态。[5](P6)维特根斯坦在阐述其命题意义的图像时,用了四对概念,即:对象与名字、事态与原初命题、事实与命题、世界与语言。这八个主要概念又可分为对应的两组,即:对象、事态、事实、世界以及名字、原始命题、命题、语言。整个图像论是围绕着这四对两组概念展开的,其内容也因此包含四个不同层次。这些层次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逻辑哲学论》使用图像这个隐喻说明了两个中心问题:第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第二,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是什么?并就此作出了回答:语言通过描述世界而代表着世界;命题是事实的画像,同时,命题又是思想的表达,或者说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是我们用以思想的媒介。[6](P112)维特根斯坦以为这样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哲学问题,然而,他后来发现,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于是便开始建构他的下一个隐喻性语言哲学观。2?家族相似早期维特根斯坦相信语言或命题意义唯一的确定性,是因为他相信实在世界中没有任何含糊和不确定的东西。而维特根斯坦后来发现,即使我们认为是同类的事物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差异,于是他在《哲学研究》中对“家族相似”这个概念作了明确和详细地阐述。他把各种语言游戏之间的关系称为“家族相似”,这就是说,各种语言游戏仿佛是一个家族成员,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没有任何一个完全相同的共同点。他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词来表达这些相似之处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性情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我想说的是,各种‘游戏’形成一个家族。”[7](67节)这就是说,正如家庭成员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而并非任何方面都完全相同的那样,在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或扩大一些来说,在各种游戏之间,情况也是如此。语言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语词的功能更是如此。维特根斯坦自己明确列为家族相似性质的概念有游戏、数、词、句、句子、语言、读、引导等等,并对其中有些概念的相似性作了详尽的研究。他说:“我要向你们传达这样的一种观念:命题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个涵盖了所有这些情况的定义,有命题构成的这个家族有很多共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事实上只为大多数命题所共同具有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所有命题所共有的东西。”因此,语言并无本质,“我们看到,我们称为‘命题’、‘语言’的东西并不具有我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形式上的同一性,而是由彼此具有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的构造组成的家族。”[7](108节)这个家族,是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的。3?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为了说明我们的日常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而在《蓝皮书》里提出来的概念。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日常语言的内部结构和应用条件过于复杂,使我们不能一下子就看出它起作用的形式。我们可以设想儿童一开始使用的那种语言,或原始部落使用的原始语言,只有这样才能作为研究语言的开端。[8](P17)谈到语言游戏,就不能不谈到语言规则。任何一种游戏都必须有它的规则,多种棋类游戏有它们各自的规则。各类球类游戏也有它们各自的规则,没有一定的规则,人们就无法玩这些游戏。与此完全相似,语言游戏也必须有它自己的规则,如语词的使用规则、组合规则等等。只有正确地遵守一种语言规则,我们才能正确地使用这种语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这是《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思想。“使用”这个概念提示工具性,维特根斯坦把语词比作各种各样的工具。意义被看着是一种工具的使用。因此,语言的功能是对世界的反应而不是反映。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应用最多的还是“生活形式”这个词,在他那里,生活形式首先是一个群体活动的整体,它是我们语言活动的基础,这种生活形式不同,决定了语言游戏的不同。任何语言游戏只能在它所在的那个生活形式中去理解。人类的语言活动或者说语言游戏主要应从人类的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是人的社会实践决定了语言表达式的使用意义。语言或语言活动才是最重要的生活形式。语言游戏植根于生活形式,归根结底是人类生活实践的一部分。有多少种生活形式,有多少种生活实践,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要旨在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于其使用,语言游戏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或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句子、语词没有独立、自足的“真正的”意义,他们的意义要视他们被用在什么语言中而立。现在,我们将图像说与语言游戏说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在图像理论里,语言从根本上是一种反映,而语言游戏则说,语言首先是一种活动,是和其他行为举止编织在一起的一种活动。在图像说里,是一条边相切方式的接触,而语言游戏却是语言和现实难分彼此的大面积交织。在图像说里,世界和语言仿佛一开始都是已经制成的、现成的,而语言游戏却是生长出来的,而且不断生长、变化。[9](P167-169)维特根斯坦使用“家族相似”和“语言游戏”两个隐喻来阐述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这也充分说明了隐喻具有其复杂性、系统性、多层次性。这里,维特根斯坦用家族———游戏———规则———工具来指语言形式———语言使用———语言规则———词语,游戏通过家庭相似彼此沟通,遵守传统的,但又可变的规则。语言的意义也在于它的社会实践的使用。一个语词在实践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语言表达式在不同的语言使用中会有不同的用法,因此,它们的意义也就是变动不居的。维特根斯坦后期把语言看作是人们用来在相互之间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人类的社会活动,而且是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着名口号“意义在于使用”,旨在强调语言使用者同符号之间的统一关系。他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活动,并努力将这种活动嵌入人的“生活形式”之中。

    启示

    在此,隐喻的运用生动地解决了我们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究竟维特根斯坦是怎样以他自己匠心独运的方法去解决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的?语词和思维究竟如何获得它们的意义?我们的思想究竟如何找到它穿越语词迷宫的道路?[10](P28)这使人们对语言问题以及语言哲学进行更深刻地思考。从而也使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哲学远远超出了语言哲学的范围。从此,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语言学都从维特根斯坦的着作中得到了极大的启示。之后产生了以奥斯汀与塞尔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学派;这一学派在本世纪后半期极大地推动了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发展。众多哲学家们的语言哲学观,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家族相似和语言游戏等语言哲学观的隐喻性与隐喻体验论的解释不谋而合。体验论强调隐喻的本质是通过某事物来理解另一不同事物,而充当这一“某事物”的,就是人类的身体经验。换言之,人类通过“近取诸身、原取诸物”的移情式工作机制,即“泛灵投射”,来建构世界,同时这一隐喻式“体验———认知”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投射,它的输入信息、投射特征及类型均受到“身体机能与经验”的极大限制。这样,意义转换生成的场所就从互动的话语———扩展到互动的物(客观世界)、我(认知主体)、思维与存在。[11](P781)通过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的隐喻性分析,我们对隐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隐喻不仅能突破既定思维范畴而建立新的逻辑关系,为我们提供新的认知角度和模式,并且通过类比、投射向未知领域进行创造性扩展,从而生成新的知识与理解。

语言学家篇5

[关键词]语言哲学；名；实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语言哲学思想自有语言时起就存在。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在《易》、《诗》等古籍中已经有了一些萌芽的形态。但直到诸子时代，在“奇辞起，名实乱”、“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时代背景下，语言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被哲学家们自觉地纳入到自己的思考范围。先秦诸子对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主要是围绕“名”与“实”问题展开的。其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出于自身的理论需要，对“名”有过特别的关注，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名”这一语词初见于甲骨文，作为普通名词，其含义就是“事物的名称”。“名实之辨”从孔子与老子开始，孔子要求“正名”，走的是循名责实之路。老子主要揭示了“名”的局限性一面，认为名为实之华，最终要离名而返实。而墨家则强调“取实予名”，以实来规定名，十分重视“名与实”的耦合关系，因而走的是一条经验主义的语言哲学路线，总体上坚持的是语言可以反映实在的语言哲学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墨家的“名论”作一简单的梳理，以此揭示墨家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侧面。

(一)“名”的界定

《墨子·经说上》指出：“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这段话以“名实对举”的方式极其精炼地揭示了“名”的本质：“名”，就是用来标识“实”的符号。相应的，“实”就是“名”所标识的对象，而“谓”则是连接“名”与“实”的桥梁。墨家还认为“实”与“名”在逻辑上具有先后关系，因此《墨子·经说上》强调：“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勿)谓也。”“名”作为一种符号，总是滞后于“实”并且依附于“实”的；有了“实”，才能以“名”称谓之。“实”先于“名”而存在，并制约着人们对“名”的使用。这是一种非常质朴的名实观。

《墨子·经说上》又说：“民若画优也。”(意即“名，就像纸上画的老虎一样。”)通过比喻的方法形象地描画了“名”的符号性特征。“虎”是“实”，是确定性的存在；“纸上之虎”是一种符号，是对真实之“虎”的反映和摹写形式。有了“虎”这个“实”，人们才能加以摹写并以“纸上之虎”的形式将其标识出来，也即“有之实也，而后谓之”。同时，“虎”总是先于“纸上之虎”而存在并且是“纸上之虎”之所以能称为“虎”的标准。作为一种符号，“纸上之虎”只有与实际之“虎”一致，它才具有标识作用，也即所谓“名实耦，合也”之后，名才有自己的价值。由此可知，墨家在“名实”问题上坚持的是一条“取实予名”的思想路径。

不过，从墨家对“名”的界定也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名”作为一种符号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画虎)，因为“画虎”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只是从名与其所要反映的对象的比较来看，名具有第二性。一旦“名”通过与“实”的对应而获得某种确定性，则“名”所代表的符号世界便能与“实”的世界建立起相对确定的对应关系，这样，人们便可以通过对“名”的划分来反映和认识“实”的世界。墨家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在先“实”后“名”及“名实耦”的基础上对“名”进行了细致的逻辑分类。

(二)“名”的分类与“名”的变化

在《墨子》文本中，墨家从三个角度对“名”的分类进行了总结。如从逻辑的角度，将名分成达名、类名和私名三种；从具体与抽象角度，将名分成形貌之名与非形貌之名；从时间变化角度，将名分成“居运之名”等等。这些划分一方面反映了“实”的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墨家逻辑思维的立体性与缜密性，以及在形式逻辑里所有的辩证逻辑思维倾向，展示了墨家名学思想的深刻性。

所谓“达、类、私”三种名，《墨子·经说上》的解释是：“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用现代的话说，“达名”是指最普遍的名称，可以泛指一切确定的对象性存在。“物”就是“达名”，可以笼统地指称各式各样的事物；“类名”是指一类事物所共有的名称，如牛、马、四足兽等等；“私名”是专指某一确定性个体之名，是“止于是实”之名。“达名”、“类名”和“私名”的划分，事实上反映了墨家对“实”的世界的一种理解，并重在强调他们所看到的“实”的世界的结构性特征，即抽象掉属性、关系和时间之后的实在世界所显现出来的层次性。

何谓“形貌之名与非形貌之名”呢?《墨子·大取》篇指出：“以形貌命者，必智(知)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是也。”“命”即“命名”，“以形貌命者”，如“山”、“丘”、“室”、“庙”，即可以通过对形状和外貌的描述来加以命名，使人直观地了解，类似于传统逻辑所说的具体概念；“不可以形貌命者”，如“爱”、“义”、“利”等等，虽不可以通过对形状和外貌的描述来加以命名，但仍是确定的“实”，可通过其他方式使人理解，类似于传统逻辑所说的抽象概念。由此可见，墨家已经区分了具象概念和抽象概念，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实”的理解。

何谓“居运之名”呢?《墨子·大取》篇说：“诸以居运命者，苟人(入)于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居”，留也；“运”，移也。居住在甲乡即是甲乡人，但如果举家搬迁到了乙乡，则成了乙乡人，不能再称之为甲乡人。同样的，某乡原属齐国，可称为“齐国之乡”，后来该乡改属楚国(荆)，则应改称为“楚国之乡”了。由此可以看出，墨家已经认识到：由于时间等其他因素的介入和对象关系的改变，同一对象(如某乡)可以被赋予多名(如“齐国之乡”和“楚国之乡”)。从名实关系上看，“居运之名”所标识的“实”是一个处于时间与空间变动关系中的具体对象，在形式逻辑中饱含了辩证逻辑的思想倾向。

由上分析可知，墨家能区分静态的“结构”和“属性”之名和动态的“关系”之名，显示了墨家名学思想的深邃性。由于“名”这一符号系统自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对“名”的判断和分辨也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为此，墨家进一步地思考了如何正确地使用“名”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三)“取实予名”——墨子对“名”的辩证

面对种类繁多、层次不一的“名”，人们应该遵循怎样的准则，才能避免对“名”的误用呢?墨家认为，既然“名”在本质上不过是依附于“实”的符号，而“实”虽然变动不居，但终究是确定性的存在，那么先考查确定的“实”，再选择恰当的“名”，就应该成为人们定“名”和用“名”时必须遵循的唯一法则。这一法则，墨家称之为“取实予名”。

运用“取实予名”的法则，墨家对许多名不副实的现象进行了墨家式的“正名”。本文仅以辨“好勇”、“攻伐”二例，来显示墨家的“正名”思想。在《墨子·耕柱》篇中有这样一则实例：“子墨子谓骆滑麓日，吾闻子好勇。骆滑麓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日，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与”，举也，交好也；“度”，斥也。墨子认为好恶之“实”在于“与其所好，度其所恶”，骆滑麓虽有“好勇”之名，但实际上却是“闻有勇士，必从而杀之”，“勇士”虽然不等于“勇”，但也是“勇”这一抽象概念的承载体；骆滑篷杀掉了“勇士”，同时也就毁掉了“勇士”所承载的“勇”的本质意义。对“勇”而言，骆滑麓并非“与之”，而是“度之”，是有“好勇”之名而行“恶勇”之实。因此，根据“取实予名”的原则，骆滑麓应该是“恶勇”而非“好勇”。

在《墨子·非攻下》有另一例：“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日：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日：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在墨子看来，虽然禹、汤、武王这些“圣王”也曾发动过战争，并且在形式上与“好攻伐之君”的兼并之战似乎没有多少区别，但他们是应天命、顺民意、以有道伐无道，是有利于天下的，因此其战争之“实”是“有义”；而“好攻伐之君”的兼并之战纯粹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攻伐无罪之国”，于天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r因此其战争之“实”是“无义”。根据“取实予名”的原则，墨子认为“有义”之战应命名为“诛”，“无义”之战才叫做“攻”，他所反对的并不是所有的战争，而只是“攻”这种“无义”的战争。

通过以上的两例可以看出，墨家对“名”的选择和使用是非常严格的。事实上，墨家还根据“取实与名”的原则，对大量的“名”进行了精确的定义(墨经中称为“命谓”)。《墨子》一书，特别是其中的《经》、《说》上下四篇，可以说是我国使用定义最集中、最丰富的古代著作之一，其使用定义之严格和准确，在先秦时期无出其右者。

(四)“以名举实、以言出举”——墨家的语用思想

如果说“取实予名”从制名或命名的角度强调了“名必副实”的原则，那么墨家在《墨子·小取》篇中提出的“以名举实”的主张，则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从用名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名”的作用及其与“言”的关系，体现了墨家名学重视语用的学术特征。

首先，墨家认为“名”的基本作用是“举实”。“举”的本义是“双手托物以使物彰显或呈现”。《墨子·经说上》称：“举，告以文(之)名，举彼实也。”即在说明通过“告以之名”，可以使“彼实”彰显或呈现出来，也即《荀子·正名》中所谓“名闻而实喻”之意。《墨子·经上》又说：“举，拟实也。”拟，比拟，摹拟。墨家以“拟实”释“举”，重在强调通过“名”使“实”彰显或呈现的方式是“比拟”或“摹拟”，其意与《荀子·正名》中所谓“比方之疑似而通”大致相当。依照墨家的观点，“名”在本质上不过是标记“实”的符号，与“实”相应相耦是其内在要求；而“取实予名”原则又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这种相应相耦的现实性，因此“名”具有“举实”的作用或功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墨家认为“言”是实现“以名举实”的途径，而名则是构成“言”的基本单位。在《墨子》文本中，“言”有二义：一是作动词用，指“言说”，是一种行为或过程；二是作名词用，指“说的话、话语”，是“言说”的结果和记录。《墨子·经上》云：“言，口之利也”，“言，出举也”；《墨子·经说上》云：“故言也者，褚口能之出民(名)者也。”这里的“言”显然指的是“言说”。在“以名举实”的过程中，“言说”作为口的功能(“口之利”)，其作用就是把标记和摹拟“实”的“名”表达出来(“出举”、“出名”)；《墨子·经说上》又云：“言也，招言猎(由)石(名)致也。”这里的“言”则是指“话语，说的话”，由“名”(语词)连缀组合而成。因此，在墨家看来，“名”既是构成“话语”的基本单位，又是言说行为所表达的内容，是“言说”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学家篇6

关键词： 二语习得 儿童英语 家庭早期教学

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现代人学习、工作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就是掌握“双语”或多语，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国际交流日益频繁，语言教育在我国受到了空前重视，甚至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的浪潮也促进了幼儿第二语言――英语教育的迅速发展。那么，儿童早期第二语言习得是否可行，早期第二语言教学又应如何实施？特别是作为幼儿的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孩子的学习兴趣，循序渐进地学习英语呢？本文将根据鄙人对现在已经4岁的女儿的英语教学的一些体会，就以上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儿童早期第二语言学习的可行性

对于幼儿的第二语言习得这一早期教育，早在1972年，阿拉巴马大学的克雷格.雷米就大声疾呼：早期教育的时机是2岁、3岁、4岁。加拿大语言学家Carey也认为，儿童在小学乃至幼儿园开始学习外语对以后的外语学习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近年来，儿童早期是学习外语的关键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科研证实，其中，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研究机构在1996年第一期《自然》杂志上就指出：成年人学习外语时使用的大脑部位与儿童有明显不同，由此导致成年人掌握外语的速度远远没有儿童迅速。这是因为大脑中负责学习语言的部位“布罗卡斯区”在人的幼年时期非常发达灵敏，人们的母语即存贮在该区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该区域的灵敏性呈下降趋势。研究者还利用核磁扫描技术对儿童和成人学习外语是大脑的活动情况分别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幼儿在学习外语时，大脑将外语贮存在“布罗卡斯区”，即与母语相同的部位，而成人在学习外语时大脑已无法将外语贮存在该区，只能在大脑的另一部位重新建立记忆结构，新的记忆结构没有“布罗卡斯区”灵敏，在使用时还需要与“布罗卡斯区”建立联系，因此成年人学外语的速度慢，掌握得远没有幼儿牢固，也较难形成基于“布罗卡斯区”的语感。这种对儿童学习母语和第二语言的生理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很早就学第二语言的儿童，其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心几乎是在脑部的同一位置上；儿童如果能用学母语的机制去学第二语言，就会使第二语言的学习变得轻而易举；越早让儿童接触双语，儿童内在的语言学习机制就会越早地接受两种不同的语言刺激而独立发展起来。这些充分说明了儿童早期是学习外语的关键期，切实利用好这一关键期的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香港特区的早期双语教学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幼儿阶段是人类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早期儿童对任何语言都具有极大的敏感性，他们的语言感受能力极强，模仿能力也极强，他们听觉敏锐，心理障碍少，语言的训练与运用促进了儿童的表达能力，而表达能力的提高促进了他们思维的发展。199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崔琦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他今天取得的成就也受益于小时候接受了双语即英语与母语的教育，多种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促进了他思维向发散型发展。

小结：由以上文字可见，儿童早期第二语言学习具有其坚实的科学理论、实践基础，幼儿也具有第二语言学习的生理、心理优势，是可行的。

二、家长应如何帮助儿童早期学习第二语言

根据Krashen的语言习得理论（Language acquisition），语言学习的有效途径应该是通过自然的习得过程来获得目标语的能力，这种自然习得的能力可以使语言学习者既可以获得接受性技能（acceptive skills）又可以获得产生性技能（productive skills），而有意识的学习则无助于语言能力的习得，甚至会妨碍习得的产生。语言习得是针对母语而言的，对于二语习得，Chomsky的句法理论原理认为，双语活动的心理模型（bilingual process）应该是，当独立完整的最大语句结构映射时，始发语的声音开始脱离它的声音承载变成思维语，当选择性限制等得到最低度的满足时，始发语意义开始同目的语（包括显性结构在内）的声音表征又建立了联系。遵循双语活动的心理过程所阐释的该原则，我们就需要努力创造语言环境和条件，从而实现始发语到目的语的转换。儿童的母语是在无意识的、自然的条件下习得的，第二语言习得固然也应如此。为了创造这种无意识的、自然的第二语言习得的条件，我们家长是可以充分发挥孩子第一老师的作用的。以下就是笔者这方面的几点育儿体会：

1.尽早地让孩子接触英语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很早就学第二语言的儿童，其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心几乎是在脑部的同一位置上即“布罗卡斯区”。在我女儿思思还是两岁，刚刚咿呀学语的时候，我刚好担任了我们所在的市区小学英语骨干老师的培训工作，我的工作当中一项就是要教授学员唱儿童英文歌曲，因此我在家里每天用VCD播放幼儿园儿童英文歌曲，边学边唱，顺便也教思思哼唱。可能她还太小，也不知我教的是汉语还是英语，她都一律鹦鹉学舌。一个月之后，小思思竟然会唱ABC字母歌了，虽然唱得不是很全，也有点儿吐字不清，但是总的来说还像那么回事。更令人惊喜的是思思有一天唱了歌曲“Elephant”里面的几句“Elephant，elephant，who do you like most of all?Let me see，I think I like my mother most of all.”惊喜之余我再接再厉，每当我学儿童英文歌时，就把她也叫来一起学，边学边纠正。就这样，思思学会了好些英文儿歌。例如：Tell me what’s this?Mary and merry doll，A red apple等英文儿歌，同时母语的习得速度也加快了，比同龄的孩子说的词语要多，吐字也较清楚。

2.选择孩子喜欢的英语教材

情景式的英语教材和教学方法是现在英语教学的主流。构建语言环境，选择教材是第一位，现在这样的教材很多，《洪恩GO、GO》、《迪斯尼英语》、《剑桥英语》、《走遍美国》等等教材都是情景式的英语教材。通过视听、游戏，日常生活等，给孩子再现语言环境。幼儿学习英语，父母要注意选择教材。在众多的英语教材当中，我为女儿选择了《迪斯尼英语》，因为之前思思看过了许多迪斯尼动画片，对里面的人物已很熟悉而且很喜欢，去买英语教材时，思思自己也就选了此套教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买来教材后，不用我叫她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播放《迪斯尼英语》VCD学习英语。跟着VCD，思思无意识地、自然地就在学习英语。

3.重视孩子的语音

孩子在刚开始学习英语时，要能听到正确、地道的美式或英式发音，这对孩子将来的辨音能力很重要。开始学英语只听中国人讲英语，对孩子的辨音力并不好，长大后很难纠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注意孩子的发音。如果家长对英语语音不是很清楚，可以为幼儿选择一家拥有很优秀的幼儿英语老师的幼儿园，家长可以从老师那儿得到帮助。我的方法是在教授女儿学习英语单词、短句时，一定要她发音准确到位。对于她感到困难的发音，及时讲解发音步骤。例如：在学习嘴巴mouth、老鼠mouse时，思思问我：“妈妈，嘴巴和老鼠是一样的吗？”我赶快告诉她|s|与|?夼|的发音部位和区别，当她用牙齿咬住舌头发|?夼|时，她说：“咬住舌头很痒啊，妈妈。”正是这种感觉让她感受到了二者的区别。通过对女儿的几年教学实践，本人发现幼儿是可以通过讲解发音步骤，让他们学习正确的英语发音的，正如我们教授孩子学习母语一样，说不好的就及时纠正，孩子在不断的纠正发音当中无意识地就学会了母语。

4.让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英语

前面提到过Krashen的语言习得理论（Ianguage acquisition），语言学习的有效途径应该是通过自然的习得过程来获得目标语的能力。家长可以为孩子发现并应用这些“自然的习得过程”――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融入英语，孩子觉得有趣，而且有求知欲，也没有教与学的负担。例如在吃水果时，思思就会问：“妈妈，这个用英语怎么说？”这样，经过吃不同的水果，思思就学会了apple，pear，pineapple，banana，watermelon，grape，orange等单词。出去散步时，我指着近处的树问：“What’s this?”并告诉她应该用“It’s a tree.”来回答。然后指着远处的小车问“What’s that?”并告诉她应该用“It’s a car”来回答。这样思思对这两个句型的区别与用法就很清楚了。之后，一个下午我俩在散步时，看见一位爷爷带着一只小狗也在遛弯儿，她就指着狗说：“What’s this?”并自己回答“It’s a dog.”通过以上的经历，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英语，孩子容易接受并乐于学习。

5.母子同学、母子同乐是孩子成功学习英语的一大诀窍

很多父母只是让孩子学习，自己不学。这样就很难有好的效果。母（父）子同学，这样才可能真正建造一个语言环境。同乐才可能给父母和孩子提供一个巨大的学习动力。例如，孩子在观看VCD学习英语时，如果家长也一起学习，不但可以引导孩子正确地学习英语发音，及时纠正其错误或不到位的发音，而且可以避免孩子只一味地看动画，倒是忘了学英语这么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孩子觉得有个伴，可以一起练习说英语，特别现在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其次，家长的同时学习，也可以正确地系统地让孩子学习英语，而不是任由孩子今天放这张碟，明天放那一张，最后啥也没学到。另外，孩子上双语幼儿园后，一般每天都会学一点英语单词、句型，如果家长每天和孩子一起学习并练习，效果是可以预见的。

总之，通过本人的实践发现：家长是教授孩子母语的第一任老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也可充当孩子的第二语言习得老师，引导和开发孩子的母语及第二语言的学习。当然，本人只是初次探讨，还将有许多问题及实践中的困难出现，希望专家多多指点。

参考文献：

［1］Krashen，S.1982.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Pergamon.

［2］Chomsky，N.1995.Language and Nature.Mind.104：1-61.

［3］戴炜栋，束定芳.试论影响外语习得的若干重要因素［J］.外国语，1994，（4）.

语言学家篇7

一、课题立项总体情况

（一）数据来源

笔者统计了2011—2015年共125个语言学类重大项目。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www.npopss-cn.gov.cn）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栏目中的“立项查询”，按条件分别找出2011—2014年语言学重大项目立项情况，获得的信息包括项目名称、负责人、负责人工作单位、项目类别、预期成果、计划完成时间等。但2015年的信息并未在数据库中显示，笔者从重大项目申报的”申报动态”中获得，但获得的信息只有项目名称、负责人、负责人工作单位。在这里出现了一些问题，通过使用数据库方式查询会出现遗漏的项目，有些项目属于语言学类，但是项目类别却显示为零，有些项目在类别上类别虽然标明的不属于语言学类，但在笔者分析看其内容也是属于语言学类的。因此，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对公布的2011—2015年所有重大项目进行逐次的排查筛选，筛选出125项语言学类的立项课题。

（二）数据分析

如表1所示，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语言学立项数进行整体的分析统计。2011—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立项数为1122项，其中语言学类立项数为125项，语言学类立项数占重大项目总立项数的11.1%（保留一位小数点），从总体情况上看，语言学类占得比例是相当大的。其中2011年重大项目共计188项，其中语言学类12项，占年度立项数的6.4%；2012年重大项目共计233项，其中语言学类27项，占年度立项数的11.6%；2013年重大项目共计192项，其中语言学类20项，占年度立项数的10.4%；2014年重大项目共计261项，其中语言学类36项，占年度立项数的13.8%；2015年重大项目共计248项，其中语言学类12项，占年度立项数的12.1%。

从表1可以看出，2011—2015年，重大项目中语言学立项数整体上增多了，但2013年和2015年的立项数同前一年相比较而言减少了，这与这几年的重大项目立项总数是有密切关系的。2011—2015年，重大项目中语言学立项数整体变化趋势同重大项目总立项数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2014年是最为明显的一年，无论是重大项目立项数还是重大项目中语言学类立项数都处于这几年中的最高值。可见，语言学类立项在重大项目立项中地位不断增强。

二、立项情况分析

（一）研究领域的划分

根据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将研究领域分为了三大部分（见表2）：第一部分是关于语言本体研究，第二部分是翻译，第三部分是社会语言生活。语言本体研究中，根据所统计的内容将其分为八小类，其中汉民族共同语、方言、汉语史、汉字四小类为汉语语言本体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文字为民族语言本体研究。民族语言与汉语、汉语与外语比较研究这两类是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这里需要特殊说明一下，语言和文字分属于两个系统，文字本不属于语言本体研究的范畴，但是因为很多种情况下需要借助文字去研究语言，所以将文字归入语言本体研究范围内。翻译这一大类中又可以将其分为汉语与民族语言、汉语与英语。社会语言生活这类中分为语言规划与使用、新学科、语言与教育、语言学及其他学科交叉研究、辞书等。

（二）研究领域大类分析

根据表2的划分和统计可以看到，在五年的重大项目中，语言本体研究的课题为58项，占了总课题立项数的46.4%；其次是社会语言生活类，立项数为38项，占了总立项数的30.4%；翻译类的课题立项数为29项，占了总项目数的30.4%。

笔者在对研究领域大类总体情况进行分析的同时，对各领域每年的立项数也作了分析统计。如图1所示：语言本体研究相对于翻译类和社会语言生活类波动较大，2013年立项数骤降，到了2014年又大幅度提升；社会语言生活类虽有所起伏，但是幅度较小，最为平稳的还是翻译类，2011—2014年持续平稳上升，2015年虽有所下降，但是降幅比较小。综上所述，翻译类研究是总体上发展最为稳定的。

（三）研究领域小类分析

以上分析了语言学中大类上的发展趋势，这是用宏观角度看语言学发展。同时，也更应该从微观角度看各研究领域中具体研究的发展状况，在表2中可以看到各小类研究中立项数量情况，而在图2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各类研究所占的比例。

第一大类语言本体研究，其中“汉民族共同语”领域包括汉语语法、语义、词汇、语用、语篇等普通语言理论研究。这方面课题共有3项，占总数的2.4%。“方言”领域有跨方言区的普通问题研究，也有各具方言区的问题研究及关涉方言与民族语言交叉交融比较的研究。该领域有课题8项，占总数的6.4%。“汉语史”领域为对汉语史上各个历史断代及历时比较的研究，包括语法、语义、词汇等问题的专题研究。该领域共有课题8项，占总数的6.4%。“汉字”领域的课题大部分集中在甲骨文、铭文、简帛等古文上。该领域共有课题20项，占总数的16%。民族语言领域主要是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如：蒙、维、藏、壮、回、纳西、锡伯、彝、土家、苗等多种语言，该领域共有课题10项，占总数的8%。“少数民族文字”涉及很少，只有3项，占总数的2.4%。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的比较研究加在一起也只占了4.8%。这一部分研究重点为汉字其次是民族语言。

第二个板块是“翻译”类。其中汉语与外语之间的翻译为28项，汉语与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只有一项。同时在汉语外语翻译领域中逐渐打破了传统的“由外向内”的翻译，现在注重把中国文化典籍面向世界，这类课题的逐渐增多也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第三个板块是“社会语言生活”类。传统的语言学学科一直重视本体研究，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最重要的任务是服务社会，所以说研究语言不能脱离社会应用研究。笔者发现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课题中关注社会语言生活的课题已占据了相当比重，并有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趋势。“新学科”“语言规划与使用”所占比例很大，在整个语言学立项课题中都属于热点。

通过对图2分析可看出汉语与外语翻译类所占比例最大，为22.4%，其次是汉字研究占了16%，新学科占了13.6%，这几类在立项上占据一半的比例，是这几年语言学类整体上研究的热点。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研究相对薄弱的地方，如，汉语与民族语言翻译类、语言与教育、辞书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语言学及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等方面。这里还有一点特殊的地方，汉民族共同语言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小，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研究。同时从图2还可以看出每个大类中的研究热点，汉语本体研究中，研究热点为汉字、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和汉语史方向，翻译类主要是汉语与外语翻译，社会语言生活类中热点为新学科。

（四）研究热点分析

根据上述统计，下面就语言本体研究、翻译、社会语言生活三大类中的热点部分作重点的分析。

首先是语言本体研究中的热点类汉字分析。关于汉字研究多在甲骨文、金文等方面，同时，汉字规范化研究这两年也渐渐增多。汉字研究的如：“先秦两汉讹字综合整理与研究”“《通用规范汉字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牍的整理与研究”等。关于汉字类立项2011—2015年间是处于平稳上升趋势（如图3所示），2011年只有1项，到了2015年上升到8项。

翻译类中汉语与外语翻译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但多数为外文著作包括文学、哲学、宗教等翻译，如“当代德语哲学译介与研究”“《剑桥基督教史》（九卷本）翻译与研究”“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的汉译与研究”“西方当代艺术理论文献翻译与研究”“《本雅明全集》翻译与研究”“《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翻译类研究这五年的立项数处于持续平稳发展，没有太大的起伏，其中2011—2014年呈上升趋势，2015年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

社会语言生活类中，研究热点为新学科，新学科包括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研究语言。如2011年的“现代汉语计量语言学研究”“脑神经系统疾病及语言障碍的语言学研究”；2012年的“面向网络文本的多视角语义分析方法、语言知识库及平台建设研究”等。新学科这五年中不断地起伏变动（见图5），但因为数量的原因，总体上变动不是太大。

（五）地区学校分布

笔者对125个立项课题单位进行了统计汇总，共计54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由于篇幅问题，笔者列举出了立项课题数在三项以上的单位，共计18所（如图6所示）。

通过图6统计可以看出，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立项数最多，达到了八项；其次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六项。由此也可以看出语言学中重大项目分布单位多为各高校，尤其是原211、985类重点大学，这也是符合常理的，重点高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校设施齐全，能够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学校所在城市多为北京、上海这种发达城市。整体上看，多位于中东部发达地区，这也是现在语言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

三、“重大项目”语言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设立于1986年，旨在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研究问题提供有力支持。作为国家社会科学最高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金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居于重大现实问题和学科发展之前沿，客观上反映了各学科研究的重点、热点、现状及发展方向。通过以上对重大项目中语言学研究趋势和热点等作出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语言学研究发展现状和趋势。

总体上看，“重大项目”语言学类研究占的比例总体上比较高，且一直处于平稳上升趋势，说明近年来语言学处于稳步发展中。重大项目语言学类立项单位多为重点高校和中东部发达城市，可见语言学研究的主力方向还是比较集中，分布不是太平均，当然这里面存在因课题内容造成的地区差异。但是，大体上还是存在着分布不均的问题。

从具体研究内容、类别和热点上看，近五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言学类的研究重点还是在语言本体上的研究，社会语言生活类研究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发展不是很稳定，翻译类的研究这几年一直处于平稳发展中。从研究热点上看，汉字、翻译、新学科在所有语言学研究中占的比例较大。其中“新学科”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上述分析中，新学科类立项数不断地起伏变化，但就笔者看，新学科在以后的研究中会有着很好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如果仅限于用语言研究语言自身，用语言解决语言学的知识永远会存在着说不清楚的问题，“新学科”的发展将会促进语言学的进步，解决一些语言无法说清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珊.中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近十年（2001—2010）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统计分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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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国兵.语料库语言学的多维视角——“2011中国语料库语言学大会”综述[J].中国外语教育（季刊），2012，（2）.

[4]王露杨，顾明月.我国语言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2000-2011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

责任编辑、校对：齐园

Abstract：AccordingtothedataofNationalSocialScienceFundmajorprojectsfrom2015to2011，thenumberofestablishedlinguisticsprojectshasincreasedandaccountedforalargeproportioninthetotalnumberofmajorprojectsinrecentfiveyears.LinguisticsmajorprojectsestablishmentorganizationsaregivenprioritytokeyuniversitiesandMiddleEasterndevelopedcities，withthehottopicsfocusingonthestudyoftranslation，Chinesecharacters，andnewdisciplines.Ingeneral，linguisticsdevelopmentshowsatrendofsteadyrise.

Keywords：NationalSocialScienceFund，majorprojects，languageontologystudy，translation，sociallanguagelife，neurolinguistics，computationallinguistics

语言学家篇8

关键词：宋元史学家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语言观；语义考释

作者简介：周 勤，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一、引 言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后文简称胡注）融传统传注、训诂学和新体式之“音义”与文献学之校勘考证及史学精神的阐发等为一体，开创了史籍注释的新体例，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胡三省的著作除胡注外，还有《通鉴小学》2卷，《竹素园稿》100卷，以及《通鉴释文辩误》 [1 ]（后文简称《释文辩误》），前两种著作惜已亡佚。《释文辩误》12卷，共计709条，乃征对史炤《通鉴释文》而考释其中不当之处。其基本体例：先摘引《通鉴》原文，再列出《通鉴释文》的见解，然后继之以胡三省的按语。这些按语虽然是对《通鉴释文》的再考证和评判，然其中或直述或隐含胡三省对外来词、行业用语以及专有名词等多个方面语言特征的认识及语言发展观。这些语言观在胡注中得以充分运用和发挥，也是成就胡注在史学、文献学和语言学地位的基石之一。因此，对《释文辩误》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揭示胡三省的语言观，而且有利于对胡注的客观全面把握，对其中语言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二、《通鉴释文辩误》对语言特征的认识及语义考释

1. 外来词的音义特征及其释义方式

外来词源自于外族语言，在形音义方面与一般词汇相比表现出一些特性，即：音译词或音译成分往往有多种写法；音译词或音译成分的几个音节共表一义，不可拆开理解；概念不一定都源自外族等 [2 ] （104）。外来词的这些特点决定其释义方式的独特，也对注家的知识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释文辩误》和胡注都表现了胡三省对这类词的认识及其释义方式，如：

①宇文部亦鲜卑种，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建国号曰宇文，并以为氏。宇文，犹华言天子也。《通鉴》下卷云，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可以知宇文之出于鲜卑。史炤殊不之考，不已疏乎！（卷四，P51）

②东蛮三部，皆德宗朝韦皋帅蜀时招与共御吐蕃者：苴那时，一部也；勿邓，一部也；梦冲，一部也。若曰苴那，则以“勿邓”为“时勿邓”矣。炤释非。（卷十一，P164）

③唐末南诏改国号曰长和，其君曰骠信。长和者，南诏也，骠信者，南诏之君也。（卷十二，P178）

例①胡三省首先指出宇文部为鲜卑族，进而介绍了这个部落的沿革，指出“宇文”这个外来词意译为汉语之“天子”，并引《通鉴》为鲜卑种佐证。胡氏在“宇文”这一外来词的考释中不仅指出其相应的汉语词义而且也注重对其种族源流的分析，可见胡氏对外来词音义性质的把握比较准确，释义方式也比较合理。例②是对外来词“苴那时”的考证，胡氏从东蛮三部的史实分析该部落名，史炤的失误在于对此外来词所指的外族情况不甚了解，因而误“以‘勿邓’为‘时勿邓’”。例③胡氏据唐代南诏的历史考证“骠信”这个外来词的含义，即“骠信者，南诏之君也”，而史炤之误也正源于对这个外来词的源流不清。概言之，例①胡氏对外来词释义采用意译并强调了《通鉴》的语境作用，例②和③则是利用外族史料。总之，胡氏不但对外来词特征有比较清楚的把握，而且所采用的语境与外族史料并用，形音义全面兼顾是考释外来词的有效方法。

2. 行业用语的语义特征及考释方法

行业用语由于使用领域的限制，其语义具有封闭性和严密性，不可与一般的语汇等之。行业用语因有行业特征，若要释义准确，注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行业知识。胡三省虽处于宋元之际，然而从他对行业用语的考释中可以见出其对这类语汇特点的正确认识，如：

①《左传》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箕张之陈，与鱼丽之陈固当不同。列宿之象，箕张，翼舒。箕四星，下二星翕而相近，上二星开张。列陈前阔而后狭，故曰箕张，即今军中言杷头陈也。（卷七，P95）

②炤于一百五十二卷梁武帝大通二年，葛荣列陈箕张而进，释曰：箕张，犹《春秋》鱼丽之陈。于此又曰：鹿角，犹《春秋》鱼丽之陈。如此，则凡陈法惟有鱼丽陈一法而已。嘻，可笑也！设鹿角为方陈者，斩木存其大本，凡枝皆剡其端，如鹿角然，埋之陈前，以御胡马冲突，内为方陈，非如《春秋》鱼丽之陈也。（卷八，P111）

③字书，瘾疹之疹，章忍切。尩疹之疹，丑刃翻。尩，弱也。疹，疾也。自言弱疾，苟延视息。若患瘾疹，何至言苟延视息哉！（卷七，P89）

例①和例②都是有关阵法的军事术语。胡三省通过对“鱼丽”、“箕张”和“鹿角”三种不同阵法的阐释，指出“箕张”阵列如簸箕之形，“前阔而后狭”，“鹿角”阵则需砍树留干，削尖枝端，如同鹿角，然后埋于陈前，以防胡马冲突，其“内为方陈”，由此指出史炤将二者均释为“鱼丽”阵的大谬。二人对这些军事术语理解的高下，实则反映了对行业用语语义特征的认识及自身行业知识的差异。胡三省对“箕张”之考释不但到位，而且还指出了它在宋元时期军语中的称法“杷头陈”。他对“鹿角”阵的形式和功能的准确训释，也源于其相应的行业知识。例③是有关医学的用语，胡三省通过对“尩疹”的考释，指出史炤宥于字书，忽视语境信息，误解此医学术语。胡氏这些基于行业，结合语境，证之以今的考释行业用语的方法对后世颇有借鉴价值。

3. 普通名词与专有名词的关系

“专有名词是相对于普通名词而言的”表示“单个的人、物、地方等，是特殊而具体的个体名称。” [3 ] （10）普通名词（简称通名）与专有名词（简称专名）在形式上都属于词的范畴，但内容上却有本质的区别：专名的语义所指具有独一性；专名也有时代性，这使其语义指称又具有相对性，即往往出现同名异实的现象等。通名与专名的区别决定了二者释义方式的差异。胡三省基于史学和文献学以及专名的语义特征提出了有关史籍专名语义考释的方法和原则。其方法为“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 [4 ] （30）即：纵横结合，源流并重。胡氏将此方法运用于《通鉴》人名、地名等大量专名训释，形成其注文的一大特色，故陈垣评之“胡注长于地理之考证，今日学者无不知。” [5 ] （98）在其《释文辩误》中也用这一方法辨析专名，并对此法作了进一步阐释，如：

姜维出骆谷至沈岭，邓艾据长城拒之，此长城当在郿县之南、沈岭之北，乌得谓为方城之长城乎！《水经注》：骆谷水出郿坞东南山骆谷，北流迳长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此正邓艾所据之长城也。凡注地理，须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何可容易著笔乎！（卷四，P48）

此条胡三省依据史实及地理文献考证地名“长城”，不但指正了史炤的谬误，而且还总结出考证历史地名的方法：“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这便是纵横结合的专名语义考释法。

高邮县自汉以来皆属广陵，隋改广陵为江都郡，又改为扬州，《唐书·地理志》，高邮县亦属扬州，史炤以为属兖州，何也？晋氏南渡，迄于梁、陈，于广陵置南兖州，炤之所谓属兖州，无亦以此为据邪！但南兖州不可以为兖州，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卷十一，P163）

此条材料胡氏也是据史实及《唐书》对地名“高邮”再考证，指出史炤结论“高邮，邑名，属兖州”的不当，推出史炤之误恐在于以南兖州为兖州，以晋、宋、齐、梁、陈的疆理释唐之疆理。胡氏由此提出考释历史专名的方法“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这即是源流并重的专名语义考释法 [6 ]。

胡三省不但提出了史籍专名语义考释的方法，其《释文辩误》还隐含专名语义考释的原则。地名考据注重文献的时代性，人名考据注重对象的民族性，专名考据注重同名异实的特点 [7 ]。

4. 词义静态与动态的关系

词义分为两种状态，即静态与动态，所谓静态，指在字典辞书中储存状态下的词义，所谓动态，则是指在具体语境中的词义。语境对词义有选择性，使静态词义的多项性因语境而表现为单一性，当然也会丰富静态词义的内容。因而注家在对文献词汇训释时应据语境对静态词义做恰当的取舍，同时也要找出语境所添加的内涵。从胡三省对史炤《释文》的辩误中可以看出其对词义两种状态的认识，如：

①此即《孟子》所谓“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之梃。梃者，杖也，岂木片之谓乎！此亦信用《广韵》之过也。（卷十二，P175）

②余按《礼记》，天子之病革矣，革读与亟同。病亟，言病势危急也，不当以敏疾为释。若去吏切之亟，数数也，愈非病亟之义。史炤大抵只据《广韵》为《释文》，更不寻绎《通鉴》文义，其敝至此！（卷十二，P175）

③史炤此说亦由《广韵》来。《通鉴》所谓巡澨海者，巡逻海濒耳。顾野王曰：澨，水边地；朱元晦曰：澨，水涯也；说较简而明。（卷十一，P163）

在以上三例中胡三省指出史炤对“梃”、“亟”、“澨”的考释皆囿于《广韵》等辞书，忽视了《通鉴》的语境义，故胡氏评之为“此亦信用《广韵》之过”“大抵只据《广韵》为《释文》，更不寻绎《通鉴》文义”等。由此可以见出胡氏对词义动静两种状态关系的正确认识。故胡氏不但以此指正史炤的谬误，也在其胡注别注意利用两种状态，还提出“文理”这一概念，实则为语境 [8 ]。

三、胡三省的语言发展观及其学术意义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语言的发展表现在语义和语言形式等方面，胡三省语言发展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古人谓以狱辞成人之罪者曰锻炼，其引喻之义甚精，盖冶金者既烁之以火，又淬之以水，炼之以鎚，而后能成器。舞文巧诋之吏，其讯囚也，威之以笞箠木索，质之以参伍证佐，或驰或张，或缓或急以困之，使答辩者变意易辞，惟其所欲以成狱，故比之锻炼。（卷十二，P182）

②觚，有稜之器也。卮，圆器也。古字未必以卮为觚。盖炤以为觗即卮字，误作觚耳。炤又曰：古以角作觗，受三升。审观炤释，盖袭用应劭《汉书注》而不能尽用之也。劭云：卮，饮酒礼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受四升。古“卮”字作“觗”。郑玄《礼器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史炤谓觗受三升，既与应劭异，抑以郑玄所谓觯者为觗与？然后世之玉卮，非古之觗也。（卷十二，P171）

③下牙，犹古之言退朝也；岂视事晚之谓乎！刘冯《事始》曰：牙旗者，将军之精，军行建牙。后世至于官府，早晚军吏两谒，亦谓之牙。呼谓既熟，虽天子正殿受朝谒者亦名正牙。（卷八，P115）

例①胡三省在释“锻炼”作“狱辞成人之罪”时，分析了该词义形成的过程：因“冶金者既烁之以火，又淬之以水，炼之以鎚，而后能成器”与刑讯逼供之间具有象似性，从而导致该词的词义从冶金领域扩散到刑法领域。这其中的演变机制即为引喻。例②释“觚”“卮”。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及物品的丰富化，语言中往往出现同名异物现象，词义会相应调整，故胡氏在释“觚”“卮”后得出“然后世之玉卮，非古之觗也。”例③释“下牙”，谈到“牙”词义的衍生：由军队中牙旗到官府“早晚军吏两谒”，因“呼谓既熟”，义域又扩散到朝庭，即“虽天子正殿受朝谒者亦名正牙”。这实际上揭示人类认知的作用导致的词义演变。以上是胡氏有关词义发展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论断。

同时，《释文辩误》也蕴含了词形发展及其相关因素的语言观，如：

余按《记·王制》，诸侯赐鈇鉞然后杀。是斧鉞以专杀也。至于汉、魏以下，持节者亦得以专杀。唐中世以后，置诸镇节度使，建节，树六纛，亦得以专杀。故授节度使者，谓之授旌旗，亦谓之授节鉞。若曰节以专杀，斧鉞以专断，恐字义不可如此区别。（卷十，P148）

在这条辩误中，胡氏描述了从《礼记》的“赐鈇鉞然后杀”到汉、魏之后“持节者亦得以专杀”，再到唐中期以后“建节，树六纛，亦得以专杀”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变迁，导致“授节度使者”称为“授旌旗”，也称为“授节鉞”的词汇变化，并指出“节鉞”代表专断在词形上的变化并未影响其词义的变化，故不当释“节以专杀，斧鉞以专断”。此为胡氏有关社会制度变迁对词形演变作用的认识。

胡三省在语音和语法发展等方面的观点，前贤已有论及，此不赘述。当然，胡氏及《释文辩误》也传承了上古到中古一些有关语言理论的认识，诸如官话与方言的关系，语言形音义的关系以及词义的系统性等，暂不在此论述 [9 ]。

总之，胡氏作为宋元之际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不但吸收了上古以来的语言观，还融汇前人文献学和史学等成就，以史学和文献学这一他山之石攻史籍文献之“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训释风格：以历史观关照语言问题，用文献学的手段加以验证。凡此都表现了近代学者的特色：集大成者。胡三省在充分吸收前贤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不但在视野上有较大的拓展，在语言理论方面也有明显的提升。前者主要体现于胡注，后者体现在《释文辩误》，如上文所述语言特征的认识及语义考释和语言发展观等。其中语言发展观正是受其史学修养的影响，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语言发展现象，从而使其超越了宋代儒学家朱熹“叶音”等的语言观，对近代语言学发展意义深远。

四、结 论

综上所述，《释文辩误》在对史炤《通鉴释文》的辨析及评判中融入胡注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相应的语言观及史籍专名语义考释的方法原则。虽因史炤而作，但其“所云音训之学，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于一隅；又云晋、唐、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固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也。” [10 ] （421）胡三省的学术思想不但对元明《通鉴》学研注一派的影响重大 [11 ] （13），其语言观对后世也有开启作用。尽管由于《通鉴》史料性质的影响，学界对胡注及《释文辩误》的价值多定位在史学和文献学界，然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训诂学家对胡注的考证及引用上，不能不说胡氏语言观具有启后的作用。如清钱大昕虽在《通鉴注辨证》指正胡注的一些失误，然其《廿二史考异》等史籍杂著也传承了胡三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地名等专名的考证。在征引胡注方面，有如清王先谦注《后汉书·袁绍传》：“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之“持牢”时转引“《通鉴》胡注：‘犹今南人言把稳也。’”凡此可见胡氏语言观及胡注影响之一斑。

概言之，《释文辩误》不但对胡注理解具有指导性作用，而且其语言观也标志着我国语言研究新时期的到来，是经验基础上语言研究的理性化与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与此期学术风气的开启及社会多元因素的碰撞有密切关联。可以说，胡氏对外来语、行业语及通语等语义特征的理性认识，专名的训释方法与原则，语言发展的探讨等都初具近代语言学的规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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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红红.外来词的界定[A].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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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段颖玲.论“看看”语义的古今演变[J].求索，2010，（4）：174.

[9] 罗晓林.《礼记》中的传统礼仪教育方法及其现代价值[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3）：108.

[10] 纪昀等.四库总目提要：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语言学家篇9

高中历史必修三《文化历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内容比较难于理解，比如第二课《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学生总是掌握不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给学生们放了一部《百家讲坛》中关于诸子百家的短片，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们说：“如果每节历史课都这么上该有多好啊！”这引起了我的反思：同样是说史，为什么《百家讲坛》如此吸引学生，而我们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却如此生硬刻板呢？《百家讲坛》中的一些语言艺术是否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历史教学中去呢？

自《百家讲坛》播出以来，这个节目本文由收集整理就一直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它到底有哪些语言艺术，同时，这些语言艺术又给我们高中历史教学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第一，从语言的科学性、严谨性来看，《百家讲坛》的语言为高中历史教学提供了参考。

在《百家讲坛》中，无论是纪连海、阎崇年，还是易中天、袁腾飞，这些学者在演讲中所引用的史料都是来自于《史记》《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他们的语言也充分体现了历史的科学性、严谨性。

历史中的科学性，主要指没有任何知识上的错误；历史中的严谨性，主要指所传递的历史结论应为主流所承认，为教科书所认可。科学性、严谨性，不仅是历史研究所要遵循的第一要素，同时也是对历史教学语言的第一大要求。

比如：关于“秦国”和“秦朝”，“秦王”和“秦始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严格区分。秦统一六国之前，称“秦国”，嬴政是秦国的国君，称“秦王”；秦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于是，秦朝的历史开始了，这时的嬴政，我们称为“秦始皇”。

再比如，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时候，教师必须坚持严谨的态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之称为“学生爱国运动”，当五四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时，运动已经不仅仅是青年学生参加，它已经发展成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这时，再将五四运动概括为“学生爱国运动”就失去了历史教学语言的严谨性。

第二，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是《百家讲坛》的语言特色之一，高中历史教学应该借鉴。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们正是由于他们语言的精炼、通俗、生动而广受好评，这同样也是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所应具备的语言条件。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要想摆脱“枯燥”“乏味”“死气沉沉”的状态，就必须学习《百家讲坛》的这种语言特色。

通俗易懂，就是让学生听得懂。怎样做才能让学生听得懂呢？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要尽量避免使用生硬晦涩的词汇，语言要符合这一阶段高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尤其是对历史规律、历史史观的讲解要深入浅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生动活泼，就是要让学生喜欢听。怎样做学生才能喜欢听呢？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时要声情并茂，对具体的史实过程的叙述要生动，对具体的事件要用可信的史实去充实，有细节才有想象，才能唤起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一味地照本宣科，长时间的重复教科书，会让学生感到无趣乏味。因此历史教师在教学时应尽量让自己的语言富有形象性和感染性，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俗、生动是历史教学语言的第二要义。

但是，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并不容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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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师在平时要加强自己的语言修养，积极地储备词汇，合理地运用词汇，力求在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同时使语言更加通俗、丰富、生动。除此之外，高中历史教学语言还应做到言简意赅，提纲挈领。

高中历史教材涉及的内容很多，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必须摒弃繁冗，啰嗦，做到精炼得当，能够画龙点睛，才能有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

第三，历史教学语言还需声情并茂，幽默风趣。

《百家讲坛》主讲人在讲历史时，采用了一种新型的或声情并茂或幽默风趣的说史语言，在历史教学中，教师也应该借鉴这种方式。比如《百家讲坛》的袁腾飞，他曾用极其幽默的语言评价了历史上长城南北的差别，他说：“长城是中国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我们老祖宗很明智，长城以北的地是不能耕种的，只能放牧，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呢，风不吹都能看见黄鼠狼。”一语道破长城南北的差别以及环境破坏的恶果。在历史教学上，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幽默风趣的语言方式，教学语言的风趣幽默可以采用借用谐音，巧用反语，今词古用等方式。当然，幽默而不是油滑，风趣而不是低俗，要注意度的把握，自然而不做作，和谐统一。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本文由收集整理，“教师讲的话带有审美色彩，这是一把最精致的钥匙。它不仅开发情绪记忆，而且深入到大脑最隐蔽的角落。”

语言学家篇10

作为一个从事科研的教师、评委，我感到，只有大家都来关心学术、接近学术，才能形成尊重学术、尊重知识的氛围。学术是大学的灵魂，但首先要尊重学术，才有可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有效的途径之一是：科学的声音，应该让大家都听见。

这次投票活动，说是评选，实是展示。我们都很想看一看身边的学者做的科学研究，想了解他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干这些，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价值？我们做科研的人自己有体会，任何一个人，离开了本专业，就是一个高中生。尽管学术活动是大学校园的日常事件，但大多数情况下，学术成果想被“外行”了解，被公众了解，还是缺少机会。评选的最初预期目的，就是让大家都来关心、了解身边的学术，分享学术的成果。

在评选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现象，是专家学者们都开始学习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研究内容。没有生涩的学术名词，没有厚厚的项目介绍，在学术进展的评选页面上，每个候选项目的“名片”都显得很贴近——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普通人也能读懂。科学家们开始做科普，向公众解读他们在做什么，以及对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意义，这是科学家在履行自己职责过程中的又一个进步。

科普的通俗易懂，实际上不关乎“写作”，而是关乎“文化”。学者只是想被同行接受是不够的，因为科学离开社会将无法存活，让普通人了解自己的学术，应该是科学家最起码的能力。社会发展有很多经济发展、科技发展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文化来解决，科学家应该不断提醒自己去做一些文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