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15:28:34

语言与文化论文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翻译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差异

如果说翻译学较其他学科而言,还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那么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willmeetatthecourtyardgateat7O''''clocktomorrowmorninginordertovisitour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翻译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差异

如果说翻译学较其他学科而言,还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那么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willmeetatthecourtyardgateat7O''''clocktomorrowmorninginordertovisitour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3

一:地域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人文、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

1.人口迁徙导致地方方言与外来方言的融合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①是中国移民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四川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语言上来说,这次移民使得被移民地区方言与外来方言共存交融,进而影响原有蜀方言,逐渐形成了“新”的四川方言。

通过日后的语料研究发现,至今仍活在四川人口中的,多数并非移民前的蜀方言,而是随移民而来的各地方言,其中又以楚方言居多。同时,在当时就已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和重庆的方言也对当时四川其他地方语言影响极大。在语言融合过程中,这两地的方言基本上作为了基础方言。因此,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四川方言变化为以湖北、成都和重庆方言为主,湖南长沙、永州、宝庆方言为次,混杂其他方言的基本格局。由此可见,移民对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语音最为明显。例如,在清朝前期的诸多移民中以湖南移民数量最多,因而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以湘方言为基本口音并糅杂其他语音的方言,如把“布(bu)”说成“博(bo)”、把“木(mu)”说成“磨(mo)”、“六(liu)”说成“落(luo)”、“辣(la)”说成“勒(le)”等。再例如川东地区,早期迁徙入达州②的移民主要是江西人士,到了移民运动的中后期,江西移民更是蜂涌而来,在这一移民群体中商人以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导致江西方言最终成为达州方言的主体。至今仍能在达州方言中发现,诸如:将你/泥(ni)说成(yi)、女(nv)说成(yu)、尿(niao)说成(yao)、年(nian)说成(yan)、牛/扭(niu)说成(you)等江西方言的影子。

2.特有地理环境的影响

山多、沟多、坎多,是川渝特有的地理环境。于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就产生了很多与沟沟坎坎有关的词语,例如:“拿不过沟、翻不过坳”、“爬坡”、“上坎”、“翻山”等方言词语。再比如,由于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不少区域都在沿江地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与江河、码头有关的语言,例如,重庆人将“弄虚作假”叫做“踩假水”;“事情没办成”叫做“事情水了”;“找错了人”叫做“找错码头”;“哪儿出现了问题”叫做“哪河水发了”等等,以上俗语皆因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产生。

3.历史原因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在川渝民间,人们习惯将内裤俗称为:“裤”,这一叫法与古时农耕习作有关。最初“裤”是指旧时流行于四川民间的一种长度在膝盖上下的便裤。当时,此裤只被富裕人家当作贴身内裤,但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却经常直接外穿,因为此种便裤既省布,又不影响观瞻。尤其对农耕人民来说,十分方便劳作。我国古代民间基本自己纺布织衣,由于工艺流程的原因,原色布要比有色布便宜许多,因此裁剪这种便裤时,为了节省,腰部都多用土白布缝制,然后再用一根带子将其固定在腰部,由此便被称作“腰(yao)裤”。久而久之,“腰(yao)裤”读音变调为“窑(yao)裤”,成为现在仍在说的内裤俗称。

再比如,四川方言中“打牙祭”(指吃肉、开荤)这一俗语也与古时军旅文化有关。“牙祭”本是古时军营中的一种制度。在古代,将帅的营帐前,往往立有一根饰以象牙的大旗,叫做“牙旗”。每月初二、十六都要宰杀牲畜来祭牙旗,称为“牙祭”。而祭牙旗的牲畜肉(又称为牙祭肉),不可白白扔掉,往往是将士们分而食之,称为“吃牙祭肉”,因此后来四川人就俗称“吃肉”为“打牙祭”。关于此在一些文献中有曾有记载。例如,民国二十七年的《沪县志风俗》中有这么一段话:“肉食则不常御,寻常人家半月或十日食豚肉一次,谓之打牙祭(有雇佣者以废历每月初二、十六行之)。每食必肉或间以其他肉类者(鸡、鸭、鱼类)绝少。”以及李劫人《大波》第三卷中的有关记录:“隔几天,还是搞些鸡、鸭、鱼、肉回来,让我们再打一次牙祭好娄。’自注:‘打牙祭是四川人用来代替吃肉的一个名词。’”

4.地方戏剧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四川方言中有一组很有生命力的词:“幺台”、“幺不倒台”、“过潮、“做过潮。这组词都带贬义,“幺台”有事情结束了,垮台、下台的意思。“过潮说的是,表面现象,花招、花样,故意做作的假样子。“做过潮的意思是,做表面现象,耍花招,摆花样,让人看其故意做作的假样子。不难看出这组词与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幺台”本来是指戏剧的最后一幕。四川多将高筑的四方平地称为台。旧时在农村和乡镇,演戏都需要临时选择空地搭建表演用的戏台。而且,由于一般都只是逢年过节才请来戏班搭台演出,于是,慢慢的“台”就成了戏的量词,演一出戏,就被人们说成唱一台戏。幺,在四川方言中有末了的意思,因此,幺台,也就是最后一场戏,意味着演出将结束。久之,就有人借这个意思来表示事情的结束。例如:“要下雨了,你赶快把事情做完,回家幺台算了。”“幺不倒台”也就是无法收场,无法结束的意思。如今,人们经常还用“幺台”来暗指一些贪官污吏坏事败露,最终下任卸职的情况。

“过潮是戏剧的一个术语,是传统戏剧舞台的一种调度手法。这一手法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虚拟的动作来弥补戏剧舞台表演中涉及到长途跋涉、追逐、逃亡,以及较大的空间位置转移时不便表演的局限。于是,方言在吸收了“过潮这一戏剧术语后,就为其赋予了“耍花招、摆花样”的意思。现在这个词在口语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形式也很多样,有“走过潮、“过场多”、“走啥子过场嘛”、“没得过潮等等用法。

另外还有一个有关戏剧的例子,“打假叉”。打叉是川剧武生的一种特技,需要打叉者用数根钢叉,连续掷向另一个人的周围,钢叉距被掷者只差分毫。然而在真实演出时,表演者有时要表演“打假叉”,即被刺者在打叉时故意表现出胆怯害怕,目的是为了营造更刺激的舞台效果。由于“打假叉”表演时的叉子都是纸做的假叉,因此就产生“打假叉”这一惯用语,表示说假话,做假事。

5.人文环境、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

川渝方言里也有很多受到人文因素影响的地方,比如重庆人以性格豪爽、耿直出名,于是在重庆方言中,就有很多类似“吃得亏,打得拢堆”、“不存在”这种俚语,这些话言简意赅,一说就很有豪气,很符合重庆人的性格。

再有一个影响了川渝方言的,就是重庆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食物:火锅。重庆话中有不少与火锅有关的俚俗语,比如“内部油碟”这个说法。在吃火锅的时候为了减少辛辣食物对胃部的刺激,人们在吃火锅的同时往往会用一个加有麻油、味精、蒜泥等佐料的小碟子,作为油碟。而经常如果认识火锅馆内部的人,油碟的佐料就好一些,比如会多一点麻油之类的。因此就有了“内部油碟”一说,用来比喻有内部关系的人,表现出对当前不正之风的讽刺。

二:语言中特定的语音或事物名称会促进某些习俗的形成

四川方言有其独特的语音,因此川渝之地的人常常会因为某些字的谐音,将一些其他地方人们觉得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出现某些特有的忌讳词和吉利语,从而影响到一些独特的地方风俗。比如:

其一,“九碗、九斗碗、吃九碗”的习俗。“斗”,在四川方言中有“大”的意思。“九碗”是指筵席上的九碗主菜。一般在四川地区举行结婚或祝寿的宴席,席上的菜一般是九碗,不会是十碗,也不会是八碗。这是因为在川方言中“十”与“石”同音,只有牲畜类才“吃石碗”;而叫花子、乞丐来祝贺时,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多为八人一席,桌上八碗菜。因此,在四川某地区就把八碗席称为“叫花子席”,十碗为“猪狗席”。

其二,在四川方言中因为“舌”与“折”、“佘”同音,所以在四川凡做肉铺生意的人,一般都避讳提到“佘(舌)财”。因此,在四川买卖猪、牛舌一般都不直呼其名,都说成“猪招财”、“牛招财”。这种类似的避讳在四川射洪一带也有,在这一带的人们如果姓“佘(she)”都读做“梭(suo)”,也是为了避讳“折(佘)财”这一说法。同样的,四川人也习惯将与“佘”同音的“蛇”叫做“梭二棒”或“梭老二”。总之就是避讳提到“佘”字。

其三,因为川方言独特语音的缘故,在四川给人送花也有讲究,比如在四川的三台、安县、武胜等地,探望病友是不会送“梅花”的。这是因为当地的人发音“h”、“f”不分,“花hua”读起来就好似“法fa”,这样一来“梅花”就成了“没法”了,寓意不好。同样的,“茉莉”花也一般不会送给经商的亲友,因为“茉莉”音同“没利”。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因方言语音而产生的一些忌讳。

以上仅对四川方言中某些比较特殊的词语进行了分析,但从中我们已可以发现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在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而就语言而言,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所有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人类不同的群体处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彼此对各自的客观世界都有着不同的感知,各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都是特定的,受到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说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文化反过来也促进着语言的发展;失去语言的文化是封闭的,无法传承与发展,失去文化的语言是空洞的,没有意义没有生命。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4]崔希亮·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5]方言与俗语研究──温端政语言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6]黄尚军·湖广移民对四川方言形成的影响[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1)

[7]徐适端·四川方言“窑裤”、“幺台”考──兼及方言对文化的传承保留作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8]张桂英,傅远碧·四川方言中的言语禁忌[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6)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1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gate、三焦译成triple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fever指的是“infectionoftheintestinecausedbySalmonellatyphiinfoodandw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ofthe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3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is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out—linesofeachofhisprincipalsystemoforgansmaybetracedback,likethoseofothermammals,tothefish—es.’’(L.A.B.一orradaile)。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54.

4魏遁杰.英汉汉英中医词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5

曹志耘(1992:130)认为,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哲学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有关语言的结构和运用,当然也影响着广告语言的应用。例如,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观念。在我国的一些广告中,天人合一观念对语言表达和接受的影响显而易见。如长虹牌电视机广告词“天上彩虹,人间长虹”,通过天上彩虹对人间“长虹”的映衬、比喻,给人一种天上人间一体,彩虹“长虹”一物的感受。通过这样的广告宣传,“长虹”彩电的美好形象栩栩如生地长驻于人们的脑际。“长虹”彩电驰名全国,颇受青睐,销售量跃居国产彩电之首,这固然与其质量息息相关,但无疑也与其广告词所创造的美好形象不无联系。

扬子电气的电视广告则由人群在大地上组合成多姿多彩的扬子电气商标图案和“扬子电气”四个大字,在此场景里,人和文字融为一体。同时,该广告仅有的两句话“扬子天地,扬子电气”将商品与天地相提并论。这样,整个广告形成了一种十分强烈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气氛,非常引人入胜。再举数例:

①与书为友,天地长久。(某丛书广告)

②皮革天地,迷人世界。(皮货商场)

③得之于莺飞草长的天时,得之于土厚天高的地利!(房地产)

以上广告词都含有天地一体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的自然流露,都能引起我国受众特有的感受和共鸣,容易激发人们的消费欲。

强调群体、贬抑个体是中国哲学观念的另一重要特征。如汉语包括广告语言从大到小的表达顺序正是这一哲学观念的体现。又如我国的大多广告词十分精辟,往往以寥寥数语勾画商品或服务的特征、特点和优势,注重创造其总体形象,一般不很注重产品或服务的特点、优点的重墨细腻的描述。我国广告存在不突出个性的现象,这似乎也与中华文化中追求群体一致性,反对个体特殊性的传统思想有所联系。

与此相反,突出个体和个性是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英语包括广告英语从小到大的表达顺序则是这一哲学观念的具体反映。如,英语广告特别注重对产品或服务的特性、特征进行缜密入微的重墨描述,特别突出其个性与众的不同之处。广告语篇,与形象优美的插图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把商品的个性和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巧妙而自然地将商品的价值转移到商品购买者身上,着力创造美满理想的生活氛围,把受众诱入引人入胜的境界,让消费的念头油然而生。这样的广告在西方处处可见,在我国则较为罕见。这种差异同中西各自的哲学观念和物质文明程度紧密相联。

整齐、对称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正确认识形成的一个哲学观念。我们知道,许多客观事物都具有整齐对称特征。人类各门学科包括建筑、美术都反映出这一特征。语言,包括广告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当然也表现出这个特征。中文广告中应用频繁的对偶式四字句就是整齐、对称的范例。如“质量第一,信誉至上”这样的四字句构成的对偶句非常整齐对称,符合中国人的表达和欣赏习惯。此外,中文广告中的许多广告词都是文字工整、结构匀称、琅琅上口的广告金句。如:

④甜甜大白兔,宝宝心爱物!(白兔糖);

⑤追逐美丽画面,留下永恒回忆!(照像机)

英语广告篇章也讲究整齐、对称。为数不少的广告标题和广告口号都是整齐、对称的句子。试看一例:

⑥Abusinessinmillons,aprofitinpennies.

众所周知,英语广告篇章中的排比句俯拾即是,其中有些音节大约相等、结构颇为工整。如:

⑦EarthisapersontobecaredforEarthisahometobemanaged…

另外,英语各类广告中时尔可见短语排列式语篇。英国语言学家G.N.Leech(1966:95)称之为blocklanguage(块式语言)。短语排列式广告篇章文字整齐,结构匀称,意思清楚,一目了然,给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短语排列式语篇在中文广告中也屡见不鲜,可能是受西方广告的影响吧。

整齐、对称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正确认识,它反映在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整齐、对称也是广告修辞特点之一。中文广告最讲究整齐对称,很少运用参差、错落、残缺等艺术手法,这大概是因为我国人民对整齐、对称的偏爱吧。西方广告既采用整齐对称的结构,又好用参差、错落、残缺等艺术手法,具有多姿多彩、含蓄隽永的效果。显然,中西广告的艺术手法与各自的文化传统包括哲学观念息息相关。

二、思维模式与广告语言

思维模式与语言之间存在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关系。思维模式自然而然对广告语言的运用和接受产生影响。广告语言必然反映和影响思维模式。

具象性是世界各民族的思维特点。人们习惯于形象思维,喜欢具体、形象、直观的语言。广告语言充满修辞格,通常非常生动形象。如:

⑧停电24小时!依旧冷若冰霜。(上海航天电冰箱广告)

⑨书为山谷,笔为径。(某彩色笔广告)

⑩把柔媚浇在身上。(香浴乳广告)

以上第⑧例含有明喻辞格,产品的特性和功能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了。第⑨句包含两个暗喻,书比作山谷,笔被喻为山径,清楚易懂。从暗喻可知,笔是通向知识殿堂的小路,是摘取知识之果的必备工具。第⑩例巧妙地将产品形象化为“柔媚”,制造了极柔极媚的体验,浪漫娇妩,极富诱惑力。

英语广告措词也讲究生动形象。例如:

(11)Breakfastwithoutorangejuiceislikeadaywithoutsunshine.

(12)Goldstaristhebrighteststarinelectronics.

上面第(11)句是个典型的明喻句式,第(12)句是个典型的暗喻句式。语言生动,意境鲜明,产品功能、公司形象具体生动地呈现于读者眼前,令人怦然心动。

形象思维是人类思维特点之一。英汉广告大量使用比喻比拟等辞格来创造鲜明的意境和生动的形象,以便富有感染力地宣传商品或服务的特性,从而大大增强英汉广告功能。

人类思维模式的另一特点是模糊性。所谓“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正是中国人对语言文字的特殊体验。尽管广告语言首先要求简明易懂,但恰到好处的模糊性、意会性,可使广告语言富于联想,回味无穷,大大增加广告的艺术感染力。汉语广告的模糊性常常在于运用精辟的言词巧妙的表达法或恰当的修辞,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地创造商品或服务的整体形象。例如在杉杉牌西服的电视广告里,一位男士身上所穿的漂亮潇洒、楚楚动人的西服引起了众人的羡慕。一对情侣在喝饮料,小伙子羡慕地盯着这身西服,惊异地说:“杉杉牌西服!”他的女友立即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不要太潇洒!”言外之意丰富而生动,十分耐人寻味。

西方民族的思维模糊性在英语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模糊性似乎跟汉语广告一样常见。英语广告的模糊性表现在好些方面,但主要在于利用双关(pun)、含蓄比较(impliedcomparison)等修辞手段或使用别出心裁的表达法来描述商品或服务的具体特性、特征和优点。如:

(13)You''''llgonutsforthenutsyougetinNux.Itfillsyouupandgivesyoulotsofgo.(Leech,1966:185)

该广告词包含双关语:gonuts(=becomecrazy)中的nuts与其前面的thenuts(坚果)均构成语义双关。显然,双关语表里双涉,一举两得,富于联想,灵活机动,深刻而生动地揭示广告产品的特性与功能。可见,广告语言的模糊性是作者匠心独运的生花妙笔。

语言的模糊性存在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系统之中。广告的模糊性不但存在于广告文字中,而且存在于广告图像中。模糊的广告语言和插图给受众提供广阔的想像余地,诱发人们的想像思维,激发消费者对产品的联想,激起他们的购买欲望。

西方人喜欢幽默,说话风趣好笑,这种性格特点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西方人的浓浓的幽默感在英语广告中可见一斑。试举数例:

(14)MANwantedtowashdishes,andtwowaitresses.

(15)ACCOMMODATION,suittwogirlswillingtoshareroomoryoungman.

(16)ACCOMMODATION:Honeymoonsuite,sleepsthree.

(17)PHOTOGRAPHERsettingupownbusinessneedsmodel,assleepingoractivepartner.

(18)如果您的汽车会游泳的话,请照直开,不必刹车。(国外交通安全广告)

幽默虽然是一种令人开心颇为有效的艺术手段,但在我国广告中,幽默诙谐的语言也越来越多。请欣赏一则广告联和一则幽默电视广告。

(19)上联:白玉犹有瑕,求人十全十美哪里遇?

下联:青春岂无限,择偶千挑百拣几时休?

横联:看剩下谁?

(20)实不相瞒,天仙牌的名气是“吹”出来的。

三、文化心理与广告语言

曹志耘(1992:135)指出,“每个民族都拥有一些深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也制约着人们的语言活动。”图吉利,避不祥是各个民族共有的文化心理,但在各民族有各自的内涵和表现。中国人民看重吉祥如意、发财致富、孝敬父母,尤其看重家庭子女。反映这些文化心理的广告语言颇为常见。如:

(21)三羊,三羊,给您吉祥!(三羊皮商行)

(22)幸运天天有,今天轮到您!(面霜广告)

(23)恭喜发财迎新岁,长年好运金利来。

(24)南方大厦,祝福万家。

(25)捧出一片爱心,献给千万老人,这是云南制药厂的奉献。

(26)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

(27)红棉保温瓶,温暖你家庭。

(28)为了孩子,为了未来,拥有文化,拥有明天(港台演员义演广告)

以上广告语迎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很能打动受众的心,容易引起共鸣,极具劝说功能。

西方人虽然也有上述文化观念,但与中国人相比,显得淡漠些。因此,表现上述文化心理的英语广告语篇较为少见。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青春与美丽是相互联系的。年青人希望自己漂亮美丽,中老年人也希望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些,比实际相貌漂亮些。中西广告者利用人们的爱美心理,巧妙地将许多商品与“青春”、“美丽”、“潇洒”自然联系起来,赋予产品以神奇的魅力,激起消费者的强烈消费欲。例如:

(29)特别的美属于特别的您!(化妆品)

(30)美发超然,风姿翩翩!(发乳)

(31)永保青春魅力,赛如仙女下凡!(化妆品)

(32)Fineandlight,itkeepsyourskinradiant,healthyandbeautiful,andisanexcellentbaseformake-up.(Torben,1992:80)

(33)Don''''tletmotherhoodspoilyourbust-line…ThousandsofwomenhaveusedAguamaidtokeeptheirbustlinesfirmand

youthful.Whydon''''tyoujointhem?…(ibid.p.81)

在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的当今社会,广告成了打开消费者钱包的金钥匙。化妆品和其他健美品广告数不胜数。女人是此类广告的主要受众。在当今的广告中,最受女性青睐的形象就是年轻貌美、时髦秀媚的美女形象。在西方,对美丽和时髦的追求似乎成了女性优先考虑的大事,母亲的义务已退居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广告者精心设计魅力非凡的化妆品和健美品广告。这样,广告化妆品和健美品成为创造青春美貌的“灵丹妙药”。

古今中外的人都喜爱物美价廉的商品。即使那些百万富翁也不例外。广告者对人们的这种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心领神会,总是强调商品的优质和价格的低廉,西方广告尤其如此。如:

(34)以最低廉的价格,提供最高的男性价值!(服装)

(35)难得的缘,难得的价,更难得的情!(家具)

(36)It''''stimetomakeyourreservations.Rightaway.Becausenowyouhavethefreedom

toflycoast-to-coastforonly99eachwaywithroundtrippurchase.Also,besuretocheckoutour

lowfarestootherexcitingdestinationsforonly99orlesseachwaywith

roundtrippurchase…(USATODAY,Dec.31,1998)

(37)Greatnews.Inthesecities,there''''sanewwaytosavemoney…Nameyourownprice!(ibid.)

追求物美价廉可谓是人们的传统文化心理。广告突出物美价廉符合人们的心愿,迎合消费者的文化心理,很能激发人们的消费兴趣和消费行动。

现在我国消费者的崇洋媚外心理虽然远不如从前那么严重,但多多少少总还有之。我国的广告者利用消费者中的媚外心理,在许多广告中总是有意无意地特别强调“采用进口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生产的一流产品”,以便树立商品的形象,引诱潜在的消费者采取实际行动。为了迎合消费者青睐洋货的心理,许多产品说明书都使用英汉两种文字,甚至连乡镇企业、私人企业生产的国内消费品都印上醒目的英语品牌,使产品带上了洋味。为数甚多的汉语品牌采用新组成的听上去像外国品牌的译名。由于相当多的中国消费者会将这些假外国品牌与进口产品联系起来,他们就乐意购买这些带有貌似外国品牌的国内产品。目前流行的假外国品牌有:蒙妮莎(时装公司及其产品),雅丝丽(洗发精与护发素)、洁士苗条霜、爽肤露、美加净、伊思丽(化妆品)、柔美丝、丽花丝宝、芭蕾、发佳丽、爱美思(巧克力)、梦蕾娜(童装)、雪梦莱(皮装)、雅迪氏(时装)、雷特蒙(时装)、蒙雪尔(皮装)、丝华露(洗发用品)、雅戈尔(服饰)等。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其文化背景和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同民族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心理。如,我们认为违反人们文化心理的不雅之辞或不雅行为,西方人却习以为常,完全可以接受。西方提倡性解放已有悠长的时间了。性生活、性行为的宣传散见于各类大众媒体之中。作为大众媒体之一的英语广告有时把产品的宣传同色情或性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以增加产品的诱惑力。有些广告(包括图像)露骨地推销contraceptives(避孕用品),如condoms(阴茎套),contraceptivesuppository(避孕栓),contraceptivejelly(避孕药膏),contraceptivepills(避孕丸药)等等;有些广告毫不避讳地提到“sex”,“semen”,“vaginalfluid”,“mutualmasturbation”,“fingering”,“analsex”等等(参见GregMyers,1995:177-181);偶尔还可碰到为同性恋者及其同性行为辩护的广告,称他们的性行为为sefersex。上述这样的广告在西方不足为奇,与西方人的文化心理没有冲突。这样的广告若在我国广而告之,无疑会超越一般人的文化心理承受能力。

四、道德观念与广告语言

传统的公认的道德观念,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广告语言的运用理应受到社会道德观念的制约。例如,不论在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社会,诚实总被认为是人的基本道德品质之一。“Honestryisthebestpolicy”(诚实为上策)。广告必须以诚实为上策,实事求是,开诚相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切忌胡吹海捧,欺骗愚弄。实际上,我国出现了不少以诚动人的广告词。例如:

(38)爱好写作,请读《写作》。

文理学科,不离写作。

各行各业,不离写作。

欢迎大家,订阅《写作》。(写作杂志广告词)

(39)爱吃多少就吃多少,爱吃什么就烤什么。(电烤箱广告词)(朱清阳,1993:70)

这两则广告语言朴实自然,用实实在在的词语突出了各自的主题,给人以诚实感,给人印象极深。

相比之下,也有些广告词有意无意地显得过于虚浮,令人难信。还有些广告使用明显虚夸的广告词语,如“一流”、“唯一”、“首家”、“独创”、“誉满全球”、“无与伦比”、“天下第一”、“举世无双”、“顶呱呱”、以及“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等等,更是与人们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令人反感。

西方广告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阶段,从文字到插图都较讲究,显得较成熟了。众多的英语广告注重摆事实列数据,采用纵横比较对照等方法,以明白具体的语言描述产品或服务的特点和优点,同时注意创造商品的形象,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些英语广告偶尔可见“thebest”、“thefinest”、“themostwonderful”、“theperfect”这样的浮夸之词,受到西方一些语言学家的批评。

自我谦逊、尊重他人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汉语中的谦词“奴”、“敝”、“拙”、“在下”等和尊称“您”、“君”、“贵”、“尊”、“阁下”等就是这一准则的直接体现。广告是商战中的一种重要宣传,应该使用对受众表示尊重、理解和真诚帮助的广告语言,才能唤起消费者对企业及产品的高度信任感,才具有相当强烈的号召力和说服力。事实上,尊称、谦词在我国广告语篇中使用频繁。试举数例:

(40)美化您生活的世界!(贸易公司)

(41)给您带来春天般的温暖!(空调器)

(42)欢迎来函来电联系或光临敝公司洽淡业务。(北京广告公司广告)

当然,更重要的是让受众感觉到广告主是以谦逊的态度说话,不是目中无人自吹自擂。

虽然自我谦虚不是西方民族的典型道德标准,但尊重他人、为顾客着想也是西方民族所遵守的道德原则之一。这一道德观念自然也在英语广告中反映出来。如:

(43)Theprocessbeginswithacarefulin-depthassessmentofallyourneeds.Wethenprovideacustomizedprogram

designedjustforyourcompany…(USATODAY,Jan.4,1999.p.6)

(44)Wewanttobeyourairline.(ibid.18)

(45)…soextensivephotographiccreativityisatyourcommand.(ibid.62)

(46)CleanestDishesGuaranteed.

Ifyoudon''''tagreethatthesearethecleanestdishesaround,we''''lltakebackthe

dishwasher,refundyourmoney,andgiveyou25ontopofthatforyourtrouble.(ibid.14)

这些广告词体现出广告者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表达了广告者高尚的商业道德: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尊重他们的选择。

中西文化对中西广告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西广告语言也在多方面反映出中西文化的种种特点。体现中西文化观念与特点的中西广告语言易为人所理解和接受,往往引起受众对商品的好感与青睐,促使广告走向成功。中西文化与广告语言是一个值得全面探讨,很有价值的重要课题,涵盖面极广,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所探讨的仅涉及到其中四个主要方面。涉及的有关内容还有:风俗习惯与广告语言、生活方式与广告语言、价值观念与广告语言、宗教信仰与广告语言等。这些方面有待认真研究,需要细致探讨。

【参考文献】

[1]曹志耘.广告语言艺术[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

[2]朱清阳.广告金句7000[M].长春:吉林科技出版社,1993.

[3]张东.广告妙招妙语大全[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4]Leech,G.N.1996.TheLanguageinAdvertising.[M].London:Longman.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6

1.1中华文化是一元性的封闭的大陆文化,中华民族早就已经形成了重亲情、重仁爱、重天伦之乐、重家庭的民族情感,这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广告语就应充分运用亲切、温馨和浓郁的情感诉求,力争使广告语富有浓郁的感染力。广告语言中的情感设计是促成购买行为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广告语言的人情味浓厚也是广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南方黑芝麻糊”的电视广告,就是亲情诉求之作的经典。这则广告中并没有太多的表达感情的词汇,然而它的广告画面却将受众的思绪和情感带回到了他们的童年时代。开头和结尾仅有的广告语分别是:“小时候,一听见芝麻糊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和“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该广告画面朴实、温馨。卖糊母亲的微笑,买糊孩子天真的眼睛……形象地展示了普通百姓间温良、慈爱、乐善好施的美德和浓郁的人情味,让消费者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从而体味到了人与人相亲相爱的感人情怀。又如,可口可乐的一则广告语:可口可乐,万家欢乐。广告商把“可口可乐”与“家”这个让人感觉温暖,幸福的地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看到“可口可乐”,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从而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1.2谦逊、恭让的道德准则谦逊、恭让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道德行为准则。如汉语中的谦词“奴、敝、在下”等和尊称“您、君、贵、尊、阁下”等就是这一准则的直接体现。广告是一种广而告之的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刺激受众的购买欲望,最终实现受众的购买行为。如:聆听您的心声。我们的宗旨很简单。让您在旅行中得到企业家最想要的一切:最舒适的环境、最完善的设施和最精心的服务。(商务旅游)打开门,等着您的就是梦寐以求的家,无论您想要一座乡间宅邸,或者是一间摩天大楼的顶屋,翻开下面几页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的住宅,供您挑选。(房地产)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一切为了您的子孙后代。(海滨度假地)毋庸置疑,这样的广告语让消费者感觉到广告的谦逊态度,进而便产生了对广告内容的信赖感和认同感。

2广告语言与民族风俗

自然环境、经济水平和民族发展历史的不同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是该民族的标志。在生活中,一般来说,消费者较易接受顺应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广告语言形式。因而消费者的风俗习惯是广告创作者在广告语言创作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中国人喜欢请客送礼,喜欢在喜庆的日子穿戴红色衣物,把红色视为吉祥之色;而红色在西方人眼中则没有吉祥之意。又如,中国民间都有趋吉利、讨口彩的风俗习惯,因而许多广告创作者便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一心理特点,创作出了许多这类内容的广告。如湖南旺旺食品公司在推销旺旺食品时就创作出了这样一句广告语:“人旺、福旺、财旺、运道旺,旺旺。”这句广告语很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在中国,每逢喜庆节日,如传统的新春佳节,人们都会舞龙等以此来欢庆这个阖家欢乐的节日,因为龙在中国人眼中是一种吉祥的象征,而且中国人很自豪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而在西方人眼中,龙却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就更不要说龙会给家庭带来欢乐了。

3结语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7

[摘要]本文提出了商贸英语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即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只有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

一引言在世界经济阔步迈向21世纪的时代,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商贸活动的许多领域,如,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劳务承包与合同、国际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旅游、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所使用的英语统称为商贸英语(BusinessEnglish)。它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际工具。可以说商贸英语控制着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离不开商贸英语。据统计,全世界16亿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群中几乎90%的人每天都与商贸英语打交道,可见商贸英语的应用十分广泛。对它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而急迫的工作。但目前总结商务英语研究成果的论文极少,不利于研究者了解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状况,而本文着重论及了这一点。

二目前的研究成果首先,从路式成编写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与《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对比来看,商贸英语的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变化。11从数量上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涉及商贸英语研究的论文只有44篇。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涉及此方面的论文多达280多篇,是1949至1989年总数的六倍之多。也就是说商贸语言的研究趋向活跃,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21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中的商贸英语论文面窄,只涉及语法学中冠词与介词(1篇);文体学(21篇);翻译学(20篇);写作教学(2篇),及一篇号召性文章。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的论文涉及面则加宽了:语法学(1篇)、词义研究(1篇)、词典编纂法(1篇)、词典评论(1篇)、语用学(4篇)、篇章研究(8篇)、修辞学(6篇)、文体学(102篇)、翻译学(240篇)、教学大纲(2篇)、教学经验(15篇)。31从深度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的论文内容多为知识介绍性,涉及文体学的文献综述性或工作体会式。涉及翻译学的论文也多为工作经验体会式,如《产品广告的英语》—《上海科技翻译》1987年第2期、《谈谈我国出口商品商标的英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浅谈外贸英语函电的特点及中英互译问题》—《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等等。而从笔者收集的1995年后的论文来看,英语的研究则倾向于深入、细致,思维角度开阔了一些,进步较明显。修辞学方面,论文涉及了音韵、语义等修辞手段、辞格、修辞功能、艺术等。文体学方面涉及面极广,如选词、语言策略、语言特点、文体特征、语体、语域、信息功能、表达方式、句式、句法特点、话语分析、委婉、文化、审美特征、模糊性、商务风格和大众心理等等。翻译方面则涉及了翻译原则、理论。其次应熟悉品牌、国情、兼顾民族色彩,然后注意音韵贯通,译出商标含义,最后商标的音韵节奏应简练明快,风格应朴实无华。研究者们论及了进口商标翻译常采用的五种方法:可保留原商标名的音韵美及异国情调的音译法;可准确传达原名信息及情感的直译法;解释性释义的意译法;利用汉字表音表意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部分或全部发音的谐音取意法;用与原名有相近的语义表达功能,但带明显汉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商品名称的归化法。刘法公提出商务汉英翻译的忠实原则、准确原则、统一原则和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还涉及了翻译具体的实践。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英译》—《中国科技翻译》1995年第4期、《工程合同翻译的语法逻辑》—《中国科技翻译》1996年第4期、《涉外经济合同英译的重复法》等。其中顿官刚论述到动词的名词化结构的形式及其翻译方法—处理成动宾词组和主谓词组[2]。张向京从英汉语言对比的基础探讨经贸英语的特点(格式固定、用词准确)和翻译的省译问题[3]。曹顺发结合具体事例也谈到广告用语的翻译[4]。张长明在《广告汉英翻译的现状及改进办法》中提到广告翻译的尴尬现状和导致劣质译作的主观原因,如译者的责任心不强,畸形的审美观念,以及如何提高广告英译质量[5]。

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还与丰富的经济活动相结合,涉及了经济法规的英译、经贸洽谈会、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和国际营销中的翻译错误、商务合同的翻译、招商引资材料、英文药品说明书、财经英语、食品包装上英译文的调查分析、对外经贸活动中的计算方法、电传文稿、国际贸易合同法律性条款、涉外公证书的英译、金融英语的重要性等。傅传良提出合同翻译中应注意的专门用语Here2by,Hereto,Therein;专门词组Providedthat,Inaccordancewith等[6];他还在《合同法律文件翻译因词特征之一—用词正规》中列举的中英文原文条款翻译实例[7];扬晖探讨的技术合同中商务词汇和技术词汇的若干译法[8]。刘作永在《试谈招投标文件的语言特点》中论述的因招标内容不同,同一单词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含义不同;招标文件的主动态与被动态的转移受限。北竹提出英语公式用语的语言特点,如公示语的分类、其静态与动态意义[9]。同时也涉及了语言学、翻译学的结合点。例如商务英语的英汉语言差异、语义的可拓现象,语体特征、定语从句的理解、模糊信息处理技巧等。11与语言学理论的结合(1)语用学《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的《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和礼貌》阐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和谐、冲突、竞争等各类信函中的具体体现;《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的语用失误—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说明商标的语言语用失误的种种表现。薛瑜也具体分析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原则,即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准则,语用预设和会话含意[10]。蒋磊提出广告语言的语用意

义和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等效,社会语用等效;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广告翻译的语用失效[11]。

桂琼提到根据韩礼德(Halliday)的衔接理论、格赖斯(Grice)的说话隐涵原则以及塞尔(Sear2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这些理论在广告英语中的运用,以探讨广告英语的文体特点[12]。(2)话语分析已有研究者对英文广告标题的“提问”与“应答”方式和内容做出分析,还涉及篇章研究的陈述言语功能的分析和社交话语文化的概括。陈其功在论文中论述了广告英语的社会基调、话语情态、交流基调和其基调的双重性。即广告英语的话语基调是广告人与商品潜在消费者双方关系的反映。双方长期、稳定的角色关系,即社会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居下,双方距离接近最大的特征;双方临时、动态的角色关系,即交流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上移,双方距离拉近的特征。分析表明,社会基调与交流基调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表达英语广告的人际意义方面,一篇好广告应能体现这两种基调的完美结合[13]。(3)语义学例如,陈欧论及涉外英语经济合同中的一些旧体词的运用和汉译[14];《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中的《词义的理解、选择与商务英语的汉译》详解了如何从修辞角度、专业角度、语境方面来确定词义;陶丽霞已阐明广告英语的用句特征和修辞特点[15];《中国科技翻译》2001年第5期中的《英汉广告中的词汇创意》指出的如何利用故意错拼、创造新词、利用双关、押韵和类比构词、运用词的联想意义和运用词类功能转换来创作英语广告。(4)与文体学的结合张定兴分析英语商标词得出下列结论:动词化的商标词的应用语体有口语体、广告文体和新闻文体:一般说来,其感情色彩有随和、亲切和欢快的特点[16]。(5)与跨文化理论的结合胡开杰在《论商标名称英语互译文化意义的转换》中提到商标有特定的文化含义[17]。王克非在《论翻译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中提出翻译文化研究框架,进行翻译文化的基础研究和拟定基础研究书目的重要性[18]。21与美学的结合胡开宝分析了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及商品名称的翻译;阐述了什么是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并结合事例说明如何使汉语译名具通俗美、简朴美、奇特美、音韵美和意境美等美学特征[19]。《意美、音美、形美—英文商标的汉译》—《外语及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提出的英语商标词的构词理据,翻译时应注意的社会语用等效。可喜的还有商务英语教学的经验的取得,如外贸英语谈判中的模拟法、外贸英语写作教学思路、语篇体裁分析理论及其应用、财经英语教学初探、商贸英语的教学、“商务英语证书”二级考试试题简介及考前辅导点滴淡、外贸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意识等。

于浩淼在《国际贸易教学心得》中提出了征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国际贸易的知识的范围以及与它相关的配套学科[20]。另外还有商贸英语专著的出版:《广告英语》(赵静,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2)、《现代英语广告》(周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外贸英语函电与谈判》(戚云方,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书中体现了外贸英语研究的一些成果。黄国文的专著《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系统地把语篇分析理论与广告实践结合起来,论述了广告标题的言语功能、语篇中的叙事语码转换、广告语篇中交际的双方,如合作原则的违反等,这是很好的研究典范。我们就应把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广告活动中,直接指导实践,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三存在的问题11研究者深入商务实践不够,理论与实践结合还不够紧密,语言研究有脱节的情况。21需编写供外语教师与学生使用的商务英语词典和参考书,否则,系统的学术研究会很成问题。31研究者还只局限于从语言结构本身、从语言、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表达手段出发、探讨语言如何为商务服务。研究工作缺乏创新,纠缠于语言层面上的细枝末节,研究工作中有重复的现象,浪费了人力、财力。41研究视角狭,研究面需加宽。51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不足,跨学科的研究力度不够。61缺乏商务英语人才的培育,研究人员少。71信息不灵,课题分散。81研究方法单调。四前景及努力方向11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21现在研究者应注意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31广告英语研究的目的是为跨文化经济交流活动服务,为企业涉外经营服务,所以研究者要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文章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国际法、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明白商务英语的语言性质、特点和商务语言应用的原则、方法和规律,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41加强专著的出版。51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例如可用计算机辅助商务英语研究,或采用语料库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8

[摘要]本文提出了商贸英语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即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只有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

一引言在世界经济阔步迈向21世纪的时代,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商贸活动的许多领域,如,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劳务承包与合同、国际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旅游、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所使用的英语统称为商贸英语(BusinessEnglish)。它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际工具。可以说商贸英语控制着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离不开商贸英语。据统计,全世界16亿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群中几乎90%的人每天都与商贸英语打交道,可见商贸英语的应用十分广泛。对它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而急迫的工作。但目前总结商务英语研究成果的论文极少,不利于研究者了解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状况,而本文着重论及了这一点。

二目前的研究成果首先,从路式成编写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与《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对比来看,商贸英语的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变化。11从数量上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涉及商贸英语研究的论文只有44篇。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涉及此方面的论文多达280多篇,是1949至1989年总数的六倍之多。也就是说商贸语言的研究趋向活跃,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21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中的商贸英语论文面窄,只涉及语法学中冠词与介词(1篇);文体学(21篇);翻译学(20篇);写作教学(2篇),及一篇号召性文章。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的论文涉及面则加宽了:语法学(1篇)、词义研究(1篇)、词典编纂法(1篇)、词典评论(1篇)、语用学(4篇)、篇章研究(8篇)、修辞学(6篇)、文体学(102篇)、翻译学(240篇)、教学大纲(2篇)、教学经验(15篇)。31从深度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的论文内容多为知识介绍性,涉及文体学的文献综述性或工作体会式。涉及翻译学的论文也多为工作经验体会式,如《产品广告的英语》—《上海科技翻译》1987年第2期、《谈谈我国出口商品商标的英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浅谈外贸英语函电的特点及中英互译问题》—《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等等。而从笔者收集的1995年后的论文来看,英语的研究则倾向于深入、细致,思维角度开阔了一些,进步较明显。修辞学方面,论文涉及了音韵、语义等修辞手段、辞格、修辞功能、艺术等。文体学方面涉及面极广,如选词、语言策略、语言特点、文体特征、语体、语域、信息功能、表达方式、句式、句法特点、话语分析、委婉、文化、审美特征、模糊性、商务风格和大众心理等等。翻译方面则涉及了翻译原则、理论。其次应熟悉品牌、国情、兼顾民族色彩,然后注意音韵贯通,译出商标含义,最后商标的音韵节奏应简练明快,风格应朴实无华。研究者们论及了进口商标翻译常采用的五种方法:可保留原商标名的音韵美及异国情调的音译法;可准确传达原名信息及情感的直译法;解释性释义的意译法;利用汉字表音表意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部分或全部发音的谐音取意法;用与原名有相近的语义表达功能,但带明显汉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商品名称的归化法。刘法公提出商务汉英翻译的忠实原则、准确原则、统一原则和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还涉及了翻译具体的实践。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英译》—《中国科技翻译》1995年第4期、《工程合同翻译的语法逻辑》—《中国科技翻译》1996年第4期、《涉外经济合同英译的重复法》等。其中顿官刚论述到动词的名词化结构的形式及其翻译方法—处理成动宾词组和主谓词组[2]。张向京从英汉语言对比的基础探讨经贸英语的特点(格式固定、用词准确)和翻译的省译问题[3]。曹顺发结合具体事例也谈到广告用语的翻译[4]。张长明在《广告汉英翻译的现状及改进办法》中提到广告翻译的尴尬现状和导致劣质译作的主观原因,如译者的责任心不强,畸形的审美观念,以及如何提高广告英译质量[5]。

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还与丰富的经济活动相结合,涉及了经济法规的英译、经贸洽谈会、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和国际营销中的翻译错误、商务合同的翻译、招商引资材料、英文药品说明书、财经英语、食品包装上英译文的调查分析、对外经贸活动中的计算方法、电传文稿、国际贸易合同法律性条款、涉外公证书的英译、金融英语的重要性等。傅传良提出合同翻译中应注意的专门用语Here2by,Hereto,Therein;专门词组Providedthat,Inaccordancewith等[6];他还在《合同法律文件翻译因词特征之一—用词正规》中列举的中英文原文条款翻译实例[7];扬晖探讨的技术合同中商务词汇和技术词汇的若干译法[8]。刘作永在《试谈招投标文件的语言特点》中论述的因招标内容不同,同一单词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含义不同;招标文件的主动态与被动态的转移受限。北竹提出英语公式用语的语言特点,如公示语的分类、其静态与动态意义[9]。同时也涉及了语言学、翻译学的结合点。例如商务英语的英汉语言差异、语义的可拓现象,语体特征、定语从句的理解、模糊信息处理技巧等。11与语言学理论的结合(1)语用学《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的《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和礼貌》阐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和谐、冲突、竞争等各类信函中的具体体现;《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的语用失误—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说明商标的语言语用失误的种种表现。薛瑜也具体分析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原则,即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准则,语用预设和会话含意[10]。蒋磊提出广告语言的语用意

义和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等效,社会语用等效;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广告翻译的语用失效[11]。

桂琼提到根据韩礼德(Halliday)的衔接理论、格赖斯(Grice)的说话隐涵原则以及塞尔(Sear2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这些理论在广告英语中的运用,以探讨广告英语的文体特点[12]。(2)话语分析已有研究者对英文广告标题的“提问”与“应答”方式和内容做出分析,还涉及篇章研究的陈述言语功能的分析和社交话语文化的概括。陈其功在论文中论述了广告英语的社会基调、话语情态、交流基调和其基调的双重性。即广告英语的话语基调是广告人与商品潜在消费者双方关系的反映。双方长期、稳定的角色关系,即社会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居下,双方距离接近最大的特征;双方临时、动态的角色关系,即交流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上移,双方距离拉近的特征。分析表明,社会基调与交流基调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表达英语广告的人际意义方面,一篇好广告应能体现这两种基调的完美结合[13]。(3)语义学例如,陈欧论及涉外英语经济合同中的一些旧体词的运用和汉译[14];《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中的《词义的理解、选择与商务英语的汉译》详解了如何从修辞角度、专业角度、语境方面来确定词义;陶丽霞已阐明广告英语的用句特征和修辞特点[15];《中国科技翻译》2001年第5期中的《英汉广告中的词汇创意》指出的如何利用故意错拼、创造新词、利用双关、押韵和类比构词、运用词的联想意义和运用词类功能转换来创作英语广告。(4)与文体学的结合张定兴分析英语商标词得出下列结论:动词化的商标词的应用语体有口语体、广告文体和新闻文体:一般说来,其感情色彩有随和、亲切和欢快的特点[16]。(5)与跨文化理论的结合胡开杰在《论商标名称英语互译文化意义的转换》中提到商标有特定的文化含义[17]。王克非在《论翻译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中提出翻译文化研究框架,进行翻译文化的基础研究和拟定基础研究书目的重要性[18]。21与美学的结合胡开宝分析了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及商品名称的翻译;阐述了什么是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并结合事例说明如何使汉语译名具通俗美、简朴美、奇特美、音韵美和意境美等美学特征[19]。《意美、音美、形美—英文商标的汉译》—《外语及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提出的英语商标词的构词理据,翻译时应注意的社会语用等效。可喜的还有商务英语教学的经验的取得,如外贸英语谈判中的模拟法、外贸英语写作教学思路、语篇体裁分析理论及其应用、财经英语教学初探、商贸英语的教学、“商务英语证书”二级考试试题简介及考前辅导点滴淡、外贸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意识等。

于浩淼在《国际贸易教学心得》中提出了征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国际贸易的知识的范围以及与它相关的配套学科[20]。另外还有商贸英语专著的出版:《广告英语》(赵静,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2)、《现代英语广告》(周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外贸英语函电与谈判》(戚云方,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书中体现了外贸英语研究的一些成果。黄国文的专著《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系统地把语篇分析理论与广告实践结合起来,论述了广告标题的言语功能、语篇中的叙事语码转换、广告语篇中交际的双方,如合作原则的违反等,这是很好的研究典范。我们就应把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广告活动中,直接指导实践,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三存在的问题11研究者深入商务实践不够,理论与实践结合还不够紧密,语言研究有脱节的情况。21需编写供外语教师与学生使用的商务英语词典和参考书,否则,系统的学术研究会很成问题。31研究者还只局限于从语言结构本身、从语言、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表达手段出发、探讨语言如何为商务服务。研究工作缺乏创新,纠缠于语言层面上的细枝末节,研究工作中有重复的现象,浪费了人力、财力。41研究视角狭,研究面需加宽。51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不足,跨学科的研究力度不够。61缺乏商务英语人才的培育,研究人员少。71信息不灵,课题分散。81研究方法单调。四前景及努力方向11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21现在研究者应注意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31广告英语研究的目的是为跨文化经济交流活动服务,为企业涉外经营服务,所以研究者要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文章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国际法、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明白商务英语的语言性质、特点和商务语言应用的原则、方法和规律,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41加强专著的出版。51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例如可用计算机辅助商务英语研究,或采用语料库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9

一、国内外论文期刊摘要规范的差异

通过分析社会科学版的多篇学术论文,总结出中文摘要的如下几个主要特点:1.中文摘要以较为精准的语言表述,陈述力求做到客观理性。2.中文摘要各个句子往往通过各种逻辑关系的表达构成段落,组成语篇,对全文进行概括。较少的内容往往可以表达较多的意思,有时候一个句子,一个短语都可能表述出论文的某一部分内容。3.在句子结构方面,中文摘要中较多使用省略主语的无主句,并列句、四字词以及对仗风格的短语和句子使用较为频繁。

二、中英文论文摘要差异产生的原因

根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文体学理论,语篇特征要结合语篇产生的情景语境来进行解释,而情景语境可看作文化语境中沧海一粟。所谓文化语境,即受社会结构制约的语言系统宏观环境。中文摘要所处文化语境应该为东方文化,英文摘要的文化语境可归为西方文化,正是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造成了中英文摘要差异:东方文化以“善”为本,而西方文化则以“真”文本;东方文化强调“和谐中庸”之道,而西方文化则更崇尚“个体”;东方文化更看重“群体关系”,而西方文化突出“个人取向”。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我们在很多论文摘要中可以看到,中文摘要的研究目的中往往更倾向以“群体本位”来概括和描述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英文摘要则更喜欢详细地罗列各家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做出个体肯定;在研究价值方面,中文摘要对于他人研究的不足之处和缺憾之处往往会十分客气地指出,而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则十分谦虚地提及,努力做到顾及他人面子,通过弱化自己等方式来实现关系的和谐,而英文摘要在这一点上则明确和直接得多,作者对他人研究的不足往往明确指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毫不避讳,毫不谦虚;在表达对他人的批评时,中文作者往往通过先扬后抑的方式,先把他人的价值和成就热情洋溢地表扬一番,再提出一点点不同意见,而英文摘要的作者往往会对正面评价一笔带过,直接切入主题,进行个体批评。以上差异因中西方文化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在阅读过程中会给读者带来不同感受,在《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法》一书中,作者认为东方人看重悠久持续统一的历史,而西方人眼中的历史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短期政治组织。基于这个原因,西方人讲话时总是力图尽快切人正题,而东方人则善于进行冗长、循序渐进的解释。不了解这些差异,在我们进行中文摘要英译时往往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篇10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部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