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主体范文10篇

商主体范文篇1

从法律角度讲，商主体是一种法律拟制的主体，又称商事法律关系主体，是指依照赏罚的规定，具有商事权利能力和商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参与商事法律关系，并享有商事权利和承担商事义务的人，包括商事个人和商事组织。

对商主体的特征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对商主体的内涵的了解和把握，总的说来，商主体的特征可以作如下表述：第一，商主体必须具有商事能力：一是商事主体必须能够参加商事活动，二是商事主体有特定的经营范围。第二，商主体必须以营利性活动为其营业内容：其从事的必须是特定的商行为，并且是持续性地从事该种商行为。第三，商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须经商业登记才能取得。从法律上讲，商人资格的取得维系于商事登记制度，商人资格的成立必须先履行商事登记程序。第四，商主体必须是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商法上权利义务的实际承担者。商事主体必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事活动，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并能承担财产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是按照目前国际通用的分类标准，即按商主体的组织机构特征进行分类，将商主体分为商个人、商法人和商合伙三类：

1.商个人(即商自然人)。指依商法规定从事商事活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按照各国的商法实践，商个人包括事实意义上的个体商人和“个人之商号”（即个人单独出资经营的商业）。我国现行法中，商个人包括私营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商人。我国法律规定，商个人从事工商业经营，应依法核准登记，从事商事活动所发生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2.商法人。即基于营利性营业目的而设立，具有特定的商事能力，依商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并以其经营资产独立承担责任的社团组织。我国立法规定取得商法人资格的条件是：必须经过商业登记；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我国目前的商法人制度还不完善。

3.商合伙。又称“商业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合伙人按照合同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并承担连带无限责任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了我国的合伙制度：(l)确立合伙企业独立的主体地位，在商主体制度中形成商自然人、商合伙、商法人并存的格局。(2)建立统一的普通合伙制度。实践证明在商品经济关系中各种主体不能相互隔离，因此我国《合伙企业法》建立了能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合伙成员的统一规则。

二、商主体民事主体的关联

1.主体资格取得即市场准入要求不同

商主体是一种法律拟制主体，其成立须经国家特别授权程序，须依法定程序办理商事登记并予以公示。法律针对不同的商主体设定了不同的准入条件，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有最低资本额、章程等实质性设立条件，以及一些程序性设立要件，没有达到这些要求，就无法设立公司进入市场。而我国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的主体资格获得方式为：民事法人在设立时要向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办理设立登记手续，这些登记没有商事登记那样多的法定条件限制。

2.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不同

商主体必须同时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商事能力以国家法律授权为前提，以授权起止为权利存续期间。商事能力适用民法上关于主体的一般规定，但商法有特别规定的，应适用商法。商事能力者以具备民事能力为前提，但具备一般民事能力者并不天然具备商事能力。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获得死亡时终止，民事行为能力成年后取得并与生命延续和意思成熟程度有关。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构成的必要条件，而行为能力是非必要条件，权利能力可以独立于行为能力而存在。

3.承担的权利、义务不同

不同的商主体在不同的商事法律关系中享有不同的商事权利，并承担特定的商事义务。而自然人在平等主体之间不带有营利性的法律关系中，则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承担民事义务并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

4.责任承担方式不同

对于商主体，当事人如无约定，一般推定其为有偿行为，而对于一般民事主体，当事人如无明确约定，其相互之间所进行的活动一般推定为无偿。在赔偿额的确定方面，商主体在一个交易中所受到的损失往往包括他对另一个交易中的交易相对人所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及交易机会的丧失的损失，而民事赔偿通常只考虑直接损失本身。三、商主体的独立性探讨

商主体的设立使商主体的人格具体化，体现了商主体的独立性，使商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各国均对商主体的设立采取严格法定主义，并在其成立后采取商主体维持原则。商主体法定原则即对准备进入市场的商主体严格审查与监管，并在立法上规定其成立要件，包括商主体类型法定、商主体内容法定和商主体公示法定。有学者认为，商主体的存续和健康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一。我国许多单行法对作为典型商事主体的公司、合伙商等予以严格规范，为制度上区分一般民事主体和商主体创造了条件，也是商主体具体人格的体现。

我国实行“民商合一”，民法与商法之间为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仅依赖传统民法的主体制度并不能解决内部关系极为复杂的商主体问题，随着商事活动的日益繁多，使商主体与民事主体逐渐分立及其独立性成为必要。

首先，民法与商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不同，商主体应基于商法的立法价值取向选择自身的法律规范。第二，传统民法的抽象人格解决不了实质的不平等，容易造成强者对弱者的支配，出现垄断、不正当竞争等危害交易现象。因此，商事主体有必要从一般民事主体中独立出来，受特殊的法律规范来控制，实现交易双方地位和权利的平衡。第三，民法与商法关于规范主体基本原则的差异，也要求商法对主体有更加具体的规范。民事关系具有一般社会性和抽象性，而商事关系则具有特定性和具体性。基于商事关系的具体性和特定性，以及商法中对商主体的具体约束的原则，应该将商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使其得到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抽象人格的具体人格。

如果商主体不独立出来，国家就无法实现对经济活动的有力调整，社会的市场经济秩序就无法建立。首先，经商者必须具备的主体条件、权利义务等都与商主体相关，并通过商主体的确立而确定。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控通过对商主体的调整来实现。商主体是实现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中介，是建立社会经济秩序的主体性基础。再次，是实现政企分开、区别营利部门与非营利部门、营利行为与非营利行为的法律依据。确立商主体的独立性制度改变了我国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缺位的状况，完善市场主体制度有赖于商主体制度的完善，商主体的独立性问题对建立经济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雷兴虎.商事主题法基本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6.

[2]范健.商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9.

[3]赵中孚.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28

商主体范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许多单行商事法规，对于确保交易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的商法典，法律没有统一的关于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标准，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对商主体的界定处于一种无层次的、分散的状态。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国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易使市场出现混乱。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明确我国商主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商主体法定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我国并未对此作出规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主体以企业的形式出现，传统商法理论所表述的商主体体系已意义不大，我国应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商主体体系。

关键词：商主体企业资合

提纲

一、各国商法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

(一)法国

(二)德国

(三)日本

(四)美国

二、一些传统理论对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及其不足

三、我国的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应以企业为核心

(一)公司

(二)独资企业

(三)合伙企业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

四、不具备企业形态的商主体表现形式

(一)个体工商户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

商主体又称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行为，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传统商法中，有的国家称其为商人。

商主体是一种特殊的法律人格体，它既关系到商法的调整范围和法律的适用，又关系到商主体的专门保护和商法的价值取向，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商主体法定成为了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即对商主体的表现形式以相应的商法规定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许多单行商事法规，对于确保交易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的商法典，法律没有统一的关于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标准，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对商主体的界定处于一种无层次的、分散的状态。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国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易使市场出现混乱。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明确我国商主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各国商法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

各国由于立法理念的不同，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也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一）法国。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商法典，该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商人者，以商行为为业者。这一规定强调了商主体资格对商行为的依存，创立了通常所说的规制商主体的客观主义原则。

（二）德国。德国旧商法仍以商行为来界定商人，1900年的德国新商法典则确立了“商人中心”原则，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法典意义上的商人是指从事商事经营的人。”它以商人构成要件来界定商主体，而不管商主体以何种类型出现，将商人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同一行为，商人为之适用商法，其他人为之则适用其他法律。这确立了规制商主体的主观主义原则。

（三）日本。日本现行商法典第四条规定：“本法所谓商人是指用自己的名义，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人。”它以行为标准为核心，兼顾名义标准和职业标准，一方面从一定的行为自身性质将其视为商行为，另一方面又列举出另外一些行为，仅在特定条件下视为商行为，并将行为人视为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监护人进行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营业活动时，经过登记的，可以认为是商人。这种做法融合了客观主义原则和主观主义原则，因而被称之为折衷主义原则。

（四）美国。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商主体没有严格限定，范围很广，第2-104条规定：“商人是指从事某类货物交易业务或因职业关系以其他方式表现其对交易所涉及的货物或做法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也指雇佣因职业关系表明其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经纪人或其他中介人的人。”

上述界定标准中，以日本商法典为代表的折衷主义原则将概括主义与限制列举主义有机结合，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较为合理，为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我国在制定商法典时也应以折衷主义为界定商主体概念的原则。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提法已不适合现实需要，因此我国在立法时应统一使用“商主体”这一概念。

二、一些传统理论对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及其不足

商主体如采用不同的标准，其表现形式的划分也有不同，传统上对商主体划分的理论有：依商主体是自然人还是组织体以及组织形态为标准，可以将众多的商主体分为商个人、商法人和商合伙；依据商主体是否以注册登记为其条件，可以将商主体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依商主体的规模为标准，商主体可以分为大商人和小商人等等。这些分类标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将商主体分为商法人、商个人和商事合伙与现实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冲突。比如独资企业属于商个人的一种，又因其以组织体形态出现而成为企业类型之一，这就使该种划分与企业在外延上形成一种交叉关系，不尽合理。

将商主体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的典型是德国商法典，由于采取主观主义原则，德国商法对上述三类商人具体从事的行业作了规定，这使法律具有了保守性，难以涵盖新兴行业，也增大了规范的复杂性。而且按经营范围来划分商主体也使得某些企业和经济领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德国也已着手修改商法，试图增加商主体表现形式划分的简明性和可操作性。

将商主体分为大商人和小商人是以商主体规模为标准，姑且不论单纯以资本金额来判别商主体的规模是否合理，这一划分也很难跟上时展，因为资本金额的实际价值会随着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变动。况且所谓“大商人”这个概念的提出只是为了与小商人相对而言，并不具有法律意义。这显然不符合建立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的要求。

在我国，由于商法典或其他形式意义上商法缺失，关于商主体的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只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并无法律的明确界定。并且，由于商主体的内涵远未成为定论，基于商主体内涵而构建的商主体的外延，事实上也就无从定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对此加强研究，以期从理论层面上形成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而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立法架构，为我国商法建设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我们认为，应当根据商主体的内涵，各国商法的一般规定及其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对我国商主体范围予以科学的界定。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虽存在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商主体。对照上述商主体的要件与要素，以及我国从事商事营业必须经过注册登记的法律实践，我们认为可以将我国商主体界定为企业，而在我国企业均指商事企业，故具体可包括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等形态。但鉴于商主体由抽象人格向具体人格发展的时代趋势，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具体到对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他变态形式等商主体具体形态予以研究。

三、我国的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应以企业为核心

企业是出自经济学、经营学上的概念，是指“经营性的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的某种主体，作为概括的资产或者资本和人员集合之经营体，企业也可以作为交易的客体”。企业这个概念被引入法律是为了弥补传统商主体概念的不足，“商事个人的概念显然不同于作为团体的商业组织，而商事法人的概念也无法涵盖非法人形态的商事组织”，于是企业便与商法联体，增添了商法的活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自然人个人名义或以“家庭”、“户”的名义所进行的商事活动，无论是在商事交易的数量上，或是总的数额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在大量涌现的商事交易中，以主体身份参与其中的主要是企业，企业已成为商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按企业的组织形式，以是否具备企业形式来划分商主体是现代划分的趋势。由于典型意义上的企业的本质与商主体的本质，其存在价值是一致的，所以在划分我国商主体的表现形式时，应该以企业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企业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显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轨迹。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主要以公司、合伙、独资的形式存在，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司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我国，过去由于受所有制观念的束缚，将企业划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这种划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划分企业类型，首先应当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是资本结合，而非人合或劳合。企业设立时的出资数额是企业对外交往信用度的衡量标准，并最终成为企业承担责任的基石；企业于经营中所积累的财产亦是企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作为独立主体的重要基础。资合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减少投资风险，吸纳资金，增强竞争力，更大程度地提高资本利用率；另一方面，资合能使企业吸收的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域、血缘的限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活动所要求的稳定性特征。

以资合为目标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度。当然企业采取一个目标模式，总体上朝资合这一目标发展，并不是说企业只能有一种类型。相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当允许存在、也必然会存在其他的企业类型。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时期，更是需要不同类型的企业共生共存，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企业可以分为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股份合作制企业。

（一）公司。公司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有泛化的现象，甚至成为了企业的同义语，产生了负面作用。本文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由股东投资而设立的企业法人。在我国，公司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或所持有的股份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已成为现代企业的主要形态，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

（二）独资企业。独资企业是商个人进行经营的企业形式，依我国法律规定，独资企业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个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独资企业在管理上有较大自由，适合于小规模经营，在各国企业中占有一定比重，构成商主体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独资企业资金来源有限，难以扩大生产经营。同时，出资者对企业要负无限责任，风险很大，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资企业的发展会受到限制。

（三）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是指依照合伙企业法设立的由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商事组织。合伙实现了对商个人的超越，使资金来源更多，生产规模得以扩大，经营负担和经营风险也得到了分散，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合伙企业经营较灵活，成员结构较稳定，人合性质很强。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有“重义轻利”的思想，讲究人情关系，适合合伙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企业形式，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在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企业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职工出资参股，共担风险。在坚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有制的同时，有步骤、有选择地放开国有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

以上是以企业的组织形态为前提所进行的划分。在国内还有一种分类方法是把企业分成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与上述类型并不是一种意义上的提法。中外合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企业中，法人型合作经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非法人型的实质上是合伙企业；外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因此，三资企业也属于我国商主体的范围，但并不是独立于上述类型之外的企业。

我国很早就提出了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已经进行了公司制改组，或采取了股份合作制模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无疑都属于商主体的范围。那些在短期内不能改组的、没有条件改组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只要它们在市场交易中以经营体的身份出现，都应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并在条件或时机成熟时使其真正商主体化。

四、不具备企业形态的商主体表现形式

商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不具备企业形态的个体经营者也应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在我国，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一）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是指“公民以个人财产或家庭财产作为经营资本，依法核准登记并在法定的范围内从事非农业性经营活动的个人或家庭。”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小，其经营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经营者个人或家庭的需要，对于活跃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求有积极意义。我国目前对个体工商户的法律规制仍很严格，而且在执法上也存在着对个体工商户的歧视，这种状况应当加以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个人合伙在领取营业执照时使用的是个体工商户的名义。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农村承包合同的规定，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独立从事商事经营活动的，由一人或多人组成的农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创举，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有几千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理念，商业发展在农村一直阻碍重重。而农村承包经营制度将商业文明的种种观念引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客观上开阔了广大农民的眼界，提高了农民素质。

另外，我国还存在着一些从事小商品买卖活动的人，如摊商、流动商以及手艺匠人等，有时无需经过工商登记也可进行买卖活动，对于他们是否属于商主体还有争论。笔者认为，只要他们具备了最起码的经营形态，或相对固定的经营场所，或一定的字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都可以被视为市场交易主体而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国家在对他们进行管理时应当尽量宽松，管理手段、管理内容等也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由各地管理机关自主决定。

参考文献：

①范健：《商法》，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9页。

②赵中孚：《商法总论》，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78—79页。

③史际春、温烨、邓峰：《企业和公司法》，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2页。

商主体范文篇3

内容提要：商主体是交易与组织的混合机制。商主体规范应当立足于不同主体的交易性与组织性特征的不同表现而展开。组织性色彩越浓厚，对商法的需求就越强烈，就越需要由商主体特别法给予某种示范或者强制。如何规范商主体人格独立的五重要素，是商主体制度建构的核心问题。在规范设计中，应围绕财产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两范畴，处理好规范的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关系。一般而言，商主体制度的财产性规范是强制性的，而管理性规范的强制性则因为主体类型的不同而有别。

一、引言

商主体制度应当成为商法的基石。因为，不管其内容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商行为在本质上还是民事行为。时展确实带来了商行为的发展，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内容有所增加、范围有所扩大而已。而商主体制度，则经由了从商人法到组织法的本质性演变。“商法，究其本源或出身，初始就是作为商人法出现的。商人只是自然人中那些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人，然后扩大到进行商业活动，但不以此为常业的人，甚至偶尔进行一次商业活动的人也成为商法关系主体，最后是将由商人组成的各种组织引人商人的定义中，并且这些组织很快取代自然人成为商人的主要部分，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民法有关民事行为的原理与规则很容易用来解决商事交易行为中的法律难题，那么有关民事主体的原理与规则运用在商主体上就显得困难多了。因为，民事主体制度一般仅仅关注主体在市场中的交易主体地位，即一个在交易中相对于其他主体的资格问题。这几乎是从宏观角度来关注主体的外部地位。是否具有法人资格、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具有市场交易资格，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法律课题。事实上，商主体之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在于商主体内部各个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民法通则》确认了公司的法人资格，但是对公司内部组织结构运行、股东权利等细节问题却没有涉及。所以，我们可以修改合同法、修改合同总则有关制度、扩展有名合同种类，以解决新型商事交易对商行为制度提出的需求，但是，我们很难通过修改《民法通则》来解决股东权益保护上可能出现的法律难题。

再则，很多新型商行为与商主体制度有密切联系，最典型的就是证券发行与交易。商行为面临的外部法律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实质是对商主体的法律限制。诸如，某个商主体必须履行某种法定义务或职责的行为，必须服从国家强制机关的管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法的困惑主要是商主体法的困惑。时代对商法的挑战，也主要是对商主体法的挑战。

事实上，我国商事交易实践中还有很多与商主体有关的法律难题：有限责任，到底是法人的前提还是法人取得的一种法律效果？为什么法国法律把无限合伙也当作法人？普通合伙不是法人，那么有限合伙是不是法人？为什么合作社是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不是法人？非法人组织为什么有交易资格和诉讼主体资格？归根到底，法人是什么？为什么要确认法人制度？信托，本身有无组织问题？为什么信托法没有关注组织性问题？为什么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研究忽略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权该如何实现？在企业形式类型化的管理逻辑下，如何处理市场创新自由与国家强制之间的关系？企业法律形态如何创新？在企业主体制度的合同性理论日益强势的语境中，如何认识国家强制还大量存在的现象？如何在商主体制度上落实日益盛行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以上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如何认识并确认商主体的法律主体地位？如何处理商主体的组织性和内部关系？如何处理商主体制度中的自由与强制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解答，涉及到商主体法律制度完善的宏观性、知识性前提。在本文看来，商主体，特别是经济生活实践中问题比较多、争论比较大的一些课题之所以存在，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宏观性认识的缺乏或者错位。鉴于此，本文并不着眼于某一类商主体或者其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尝试从比较宏观的角度作初步探讨。以下分步展开：从商主体的交易性与组织性的双重特征出发，探讨商主体制度展开的落脚点；探讨商主体内外关系在法律规范上的逻辑框架；从产权界定与交易展开的不同角度分析商主体法律规范的功能；最后为结束语。

二、商主体：交易与组织的混合机制

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主体。商个人与商企业，是商主体的基本分类。商个人，即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人，一般不需要由法律进行规范。在我国，商法理论一般把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作为商个人看待。其实在严格意义上，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与纯粹的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人已经有区别，前者已经具有了某种组织性和企业特性，所以才需要从组织的意义上由法律进行规范。本文的商主体，主要针对具有某种组织性的商事企业。

在法律上，商主体是从事交易活动的独立个体。而走进这些主体的内部去探究这些主体的经济关系，我们会发现，商主体实质是一种交易机制，也是一种组织性机制。企业的经济理论，打开了商主体神秘的面纱，揭示出了其交易机制的实质。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是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它把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结合起来生产产品和劳务”。[2]该理论考察了企业的外观和功能。企业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它的基本功能在于把生产要素转化成一定产出。在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是一定“生产函数的实现者和载体”。企业将两种以上的特定生产要素组织于统一的生产过程之中，生产然后销售产品。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的企业家遵循“成本一收益”的基本逻辑，通过确定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和最佳的生产规模来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古典企业理论从生产功能的角度来解释企业，能够告诉人们该企业生产如何组织，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要选择企业来进行生产、企业生产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当然，古典经济理论已经论证了企业作为组织存在的基本事实。在此意义上，商主体本身具有组织性的特征。

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认为，企业与市场都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交易机制，且交易是有成本的。如果没有企业而使所有的交易都在市场中完成，那么某些交易的成本就会很高。企业的功能就在于，把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的者通过内部契约集合起来，组成一个集中代表各种要素所有者利益的独立主体，然后以企业自身的名义而不是各个要素所有者的名义进行市场交易。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入手进行考察，科斯得出了“企业的显著标志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的著名结论。[3]这样，生产在市场、企业之间展开，成本是决定如何选择的关键因素。所以说，科斯的理论与其说是企业理论，不如说是“企业与市场理论”。企业生产需要生产要素的组合，但是各个要素都有其产权主体，要素组合的实质是各个主体进行产权交易的过程。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这个产权交易过程如何有效展开。

由此看来，交易实质和组织特征，是企业制度两个不可或缺的关注点。企业的交易性与组织性之间的关系，在合伙上有明显体现。《民法通则》对民事合伙主要从合伙的交易性本质去规定，所以民事合伙侧重于合同性、交易性。《合伙企业法》则侧重从组织角度规范合伙企业的组织性及其内部外部关系。《合伙企业法》下的合伙，是一种企业组织，所以它相对于单纯的合伙合同来说要复杂得多。不过，合伙企业依然存在于合同之上，合伙协议也因此成为合伙企业中最重要的文件。

在公司中，企业的交易性与组织性两个特征有完美的结合。现代企业理论从契约路径来研究企业的经济关系，认为“企业是契约关系联结点，它代表了一系列成文和不成文的合同”。[4]企业制度的实质在于“规定或调节企业内部不同参与者之间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或标准”。[5]公司，正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最佳范例。所以，公司，实质是各个交易主体之间合同的联结点。公司法，实质是标准合同。虽然是一种交易机制，但因为有降低交易费用的功效，企业与市场的交易机制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其根源在于，企业内部的交易，是一种长期性交易关系；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关系契约。企业内部各要素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解决，当然地依赖于一系列组织性机制。正是这些组织性机制，使内部交易费用的降低得以可能。爱森伯格就是从公司的两重性来研究公司法规范性质的。他认为，公司合同理论关于公司只是一系列契约联结点的观点，只反映了公司实际经济活动的一面，在另一面，公司还是一个官僚性、科层性的管理组织。前者，的确应当从契约观点来理解；后者，必须注意官僚组织和内部管理规则存在的必要。[6]公司法是行为法与组织法的综合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体现的。

因此，商事主体法的完备性，应当包括交易性规范的完备性和组织性规范的完备性两个方面。一方面，商主体制度应当从合同基本理念和制度出发，对商主体内部外部各类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详尽的安排，这主要体现为各类交易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另一方面，商法应当对不同类型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运行的基本法则、各类交易主体参与组织管理与监督的程序作出详尽的规定。

合伙企业与公司制度企业之间明显的差异表明，不同商事主体在交易性和组织性上的体现并不一致。所以，我们在探讨公司、合伙以及其他商主体时，也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组织性与交易性上的不同表现以及制度的具体建构上。我们对于商主体，特别是非典型性的商主体，法律制度设计以及理论认识在交易性和组织性有机结合上表现出了些许偏颇。这是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现象。1993年的《公司法》，过分注重公司的组织性，忽略了交易性。2005年的《公司法》强调规则的可操作性、强调合同自治原则的贯彻，其实是对商主体交易性提升的结果。对信托也是如此。在很多人看来，不管是对私益信托，还是对公益信托，现行信托法制度都出现无法解决信托财产是否独立、信托财产组织内部如何运作等难题。的确，《信托法》着眼于交易实质，对信托合同关系进行了详细界定，但是对信托财产的主体性与组织性问题没有太多的关注，信托财产本身在《民法通则》下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法律滞后是显然的，但是我们不应当把现实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总归结为立法。立法的滞后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甚至合理性的，但是理论认识的滞后就未必必然与合理了。信托，主要是一种交易机制，但是也具有某组织机制的性质。信托，与公司制度、合伙制度一样，实质是一种财产分割机制。利用合同机制对财产加以分割后，被分割出来的财产本身具有某种独立性。要规范独立财产，我们就应当思考相关组织机制的问题。当然了，或许该机制可能相当微弱，可能要被淹没在不同主体的交易规范之中。但是，不管怎样，被分割出来的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是一个社会事实；并且该事实在某种时候还会给法律提出明确的规范需求。所以，承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在一定时候（不是所有时刻）是必要的。这在公益信托上特别明显。在公益信托中，财产捐赠人在很多时候难以通过合同机制去控制受托人的管理与经营活动，而受益人也因为太抽象而无法参与监督。如果把信托财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再辅之以其他机制，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提升我们社会对受托人监督的实效。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各种合作社，也同样如此。它们首先是成员之间进行交易的机制，然后本身也是作为一个组织存在的组织机制。对于前者，需要通过合同法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通过合同机制来界定某个成员相对于其他成员的权利、相对于集体的具体权利；对于后者，需要通过法律来规范该组织意思的形成与对外表达，这就需要内部机构的组成和运行规则，需要成员收益权、管理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机制等规范。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以及集体组织内部运行规则，《物权法》已经有很多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对合作社的法人资格、内部成员关系等问题有了比较合理的规定。

三、商主体人格的规范逻辑

不同商主体在组织性和交易性特征上的表现并不相同。一般而言，组织性色彩越浓厚的，越需要由法律给予某种示范或者强制，这些组织对商法的需求也就越强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公司法律制度要比合伙企业制度复杂得多。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企业类型的法定化规范，表面上围绕投资者的责任形式而展开，实质上是根据组织性特征来归类的。

那么，商主体在交易上和组织上的特征如何上升为法律规范呢？一般而言，需要从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上分别考虑。在这里，有两种关系值得关注：一则，企业自己表现于外的个体独立性；一则，企业内部的各种交易关系。

围绕着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之间矛盾的调适，这些内外关系在法律上的展开，表现为商企业主体人格独立的五种要素。

首先，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商主体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能够以自己名义对外活动。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法律只需要对此加以承认。所以，信托财产本身和所有商组织显然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当然，在承认的过程中也不排除立法者在不同立法政策下会施加一些特别的政策性限制。在法律上，对商主体独立人格加以规范的基本方式是“确认＋公示”。一旦满足准则设计的基本要求，法律即应确认公司的独立法律地位；由国家有关机关对其名称、经营场所、负责人进行登记并公告，则是公示。这就是商主体人格的外观独立要素。通过该法律技术，商主体人格与其投资者或者成员的人格就已经相分离。至于在法律上用什么术语来表示商主体外观的独立，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显然，用“法人”的术语来表示的，取得法人资格的真正含义在于该企业独立了，而法人内部成员是否享有有限责任的特别优惠则与该“法人”资格没有必然联系。鉴于在法律上承认其人格乃是承认其以“法律人”资格的事实，同时考虑到商主体已经成为一个有财产基础的“实体”，使用“法律实体”的概念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它至少具有相对准确、简明的优势。当然，对不同商主体，确认其法律人格的方式并不一致。对于企业类主体，在立法上采用类型法定化方式来规范是必要的；而对于商个人，则主要是从秩序规范的角度去考虑如何管理；对于信托财产，在诉讼中确认其独立地位可能才具有实际意义。

其次，商主体独立的实质目的在于，使得成员或投资者对商主体的对外责任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此即责任的独立性。成员或投资者对商主体责任的联系，分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两种基本类型。另外，即使是补充连带责任，也具有某种独立性。本来，成员与商主体对外责任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合同方式来设定，但是法律直接规定则相当便利。所以，是否享有有限责任，最好由法律明确规定。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隐名合伙，有限合伙使用起来要方便得多。同时，商主体内部有不同成员，不同成员之间对商主体责任的联系方式可能有多种，这正是有限责任合伙产生的根源。

第三，如果赋予成员或投资者以有限责任优惠，那么商主体的交易风险就转嫁给了与该主体进行交易的债权人。为使这种转嫁具有某种正当性，就必须使为商主体所经营和支配的财产保持相应的独立性。一方面，成员或投资者必须按照法律或者合同的规定转移投资资产给商主体；另一方面，成员或投资者不得随意地取回财产、支配财产，也不得干涉商主体在财产上的经营活动，使得商主体能够在实质意义上独立享有并且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

第四，商主体能够独立享有并处分自己财产的前提在于，其能够发表并且实施自己的意志。在经营活动中，以商主体的名义进行的交易应当受到商主体意志的支配。也就是说，商主体的意志必须独立于成员或投资者的意志。

第五，为保障商主体意志的独立性，必须保障商主体建立属于自己的内部管理机关，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以确保该机构的有效运行。

在五个要素中，第二个要素是相当关键的。后三个要素都与其有直接联系。责任独立程度，直接决定了在财产独立、意志独立、机构独立上的要求程度。企业类型的分化，也主要围绕责任的独立性要素而展开。正因为如此，合伙企业的组织性色彩相比于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组织来说，就要弱得多了。

商主体人格展开的独立性五要素，也是理解法人资格的实质、法人与有限责任之间联系、商主体内部关系法律建构、商主体形态分化、不同商主体之间区别联系的关键。承认信托财产的独立商主体资格、承认非法人商业组织的商主体资格，事实上是没有障碍的。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种合作社的独立主体资格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在合伙企业，某些合伙人享有有限责任的优惠是建立在其他合伙人无限责任负担的基础上的，有限责任约定对债权人请求权的影响不是实质性的。所以在有限合伙企业内部，财产性要求与管理性要求相对于普通合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合作社类的商主体，因为赋予了成员以有限责任的优惠，我们当然应当强调内部组织机构的规范建立与有效运作。在合作社法中详细界定组织机构规则、社员权利的形式机制，不仅是基于其交易性、组织性特征的要求，也是给予其成员有限责任优惠的必要结果。

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认的诉讼适用，也应当遵循这个基本逻辑。按照《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这是客观条件，归结到对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的滥用行为上。第二，逃避债务。这是主观条件，表现在债务逃避上。第三，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这是损害后果要件。对这些要件，可以采取相反的顺序推论。损害后果要件比较容易判断，表现为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没有得到满足，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债权的多少，可以用数字来替代。没有被满足的债权数额大的，应当属于严重。关键是多少数额才算大？这很难判断。再看逃避债务的主观要件。在纠纷发生时，要对股东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考证是相当困难的。在侵权行为法中，主观过错向客观过错的转化，正是基于该原因。所以，是否构成逃避债务的主观目的，还需要从没有履行支付义务的结果、滥用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的行为表现中去证明。矛盾的焦点转到了第一个要件上。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类型化研究。法人人格否认实质是否认股东对有限责任特权的享有。因此，从有限责任享有的前提条件上去考察适用条件才是最适宜的。同时要注意，对行为的类型化归纳应当具有逻辑性、涵盖性。[7]我们认为，资本显著不足与公司不独立，是法人人格否认适用的两大类客观要件。先看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有限责任是把经营风险在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之间进行分配的一种机制。股东利用公司从事商业活动是一种经营方式，债权人利用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是一种经营方式。在经营过程中，各自应当保持相应的理性，至少不应过度冒险。对股东而言，在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下从事具有高度风险的经营行为，是不理性的；对债权人而言，在知悉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或者能够采取合同手段来防范股东过度冒险给自己带来风险的，还要随意签订合同，也是不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显著不足可以成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一个客观要件。不过，需要注意，如果债权是非自愿产生的，就应宽泛适用；如果债权的基础是合同，就要严格适用。再考察公司独立的问题。基于公司人格独立的几个要素，我们认为，按照以下思路反推法人人格否认适用的具体条件，应当是可以判断的：公司机构独立、运行规则健全公司意志独立公司经营独立财产独立[8]所以，债权人应当立足于前述五个要素来举证，而法院也应当围绕该五要素来判断。

四、商主体规范的双重性：财产性与管理性

我们认为，从功能角度考虑，商主体规范有财产性与管理性两类。财产性规范应当是界定作为交易前提的权利归属的规范。通常，“财产性（规范）涉及当事人没能通过合同进行交易的权利，此时，由法律来规定指示当事人有权获得哪些权利”。[9]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有效的交易必须以明晰的财产权界定规范为前提。商主体是一种交易机制，但是交易之前的产权状态，需要由法律加以明确界定。通过商主体制度中的财产性规范，我们可以贯彻保护某些主体的政策目标。财产权利分配的形式，还会影响当事人同意交易的意愿。[10]商主体是否具有法律地位的资格规范、成员或投资者是否享有有限责任的责任规范，是两类典型的财产性规范。美国学者汉斯曼（Hansmann）和卡拉克曼（Kraakman）正是从企业财产分割人手，来分析信托、公司以及其他企业形式之间关系的。他们认为，财产分割性的差异，也是这些财产组织形式的差异所在。财产分割的目的，是合同法难以有效实现的。

商主体范文篇4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六稳”、“六保”要求，落实市委“五抓一优一促”部署，聚焦群众办事创业的堵点难点，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落实惠企政策，提升服务水平，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促进我县市场主体数量稳步增长，打造一批具有特色的商标品牌，营造更加宽松便捷公平有序的市场主体发展环境。

二、总体目标

全县市场主体总量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至2021年末全县市场主体达2.6万户，到2025年末，全县市场主体总量突破3.6万户；全县商标总量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25年，全县有效注册商标数量翻一番达到1500件，其中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达到5件以上。

三、主要任务

(一)持续落实各项惠企政策，进一步激发创业潜力

1.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指导帮助企业综合运用股权出质、知识产权质押等多种手段解决融资难题。2021年，要组织落实好县市场监管局与邮储银行联合开展的“百亿送贷”活动，筛选一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集中交易市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银企恳谈会、产品推介会等多种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贴身差异化的融资服务，力争全年投放贷款0.7亿元。(责任单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市场交易监督管理股、广告和知识产权保护股)

2.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适时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治理，重点针对涉企的水电气价格、企业房屋租金、物流领域相关收费、融资过程相关收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费用、各类保证金等六大领域，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责任单位：价格监督管理股)

(二)持续深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

3.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整合市场监管系统内部抽查事项,稳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做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的经营干扰,让监管更加高效公平。除随机抽查、质量抽检、专项整治、投诉举报、上级交办等情形外,原则上不再对企业开展上门检查,让企业安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每年抽查覆盖企业比例不低于5%。(责任单位：信用监督管理股牵头，各业务股室按职责分工负责。)

4.强化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以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全国一张网）为依托，加强市场主体行政许可及行政处罚等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做到“应归尽归”、“应公开尽公开”，确保归集公示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鼓励各类企业自愿作出信用承诺,注重归集、公示民营企业荣誉、专利等正面信息。探索运用大数据手段深入挖掘涉企信用信息价值，对守信企业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企业开展联合惩戒。涉企信用信息公示率达100%。(责任单位：信用监督管理股牵头，各业务股室按职责分工负责。)

5.规范执法行为和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为的监督，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县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准确公示执法信息，对整个执法过程实行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对重大执法决定、自由裁量权幅度较大的案件，必须经有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责任单位：法规股、执法稽查股、综合执法队、相关股室)

(三)持续深化服务方式改革，进一步推动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6.推进质量强市。深化质量提升行动，选取重点行业开展质量状况分析，发挥质量奖标杆引领作用，鼓励企业推广应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加强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帮助企业通过质量提升，增强市场竞争力。(责任单位：质量计量股)

7.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继续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指导和引导市场主体积极进行注册商标、专利申请。加大地理标志商标培育力度，全县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量和拥有量持续增加。(责任单位：广告和知识产权保护股)

8.强化标准引领作用。支持企业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帮扶、指导标准化试点单位按要求进行建设。到2025年，建成市级标准示范试点2个，完成标准立项7个。(责任单位：标准和认证监管股)

9.加大认证支持力度。深化质量认证制度改革，加大检验检测机构监管力度，提高检验检测机构服务水平，引导市场主体开展产品认证、体系认证。到2025年，全县各类认证获证总数达到150张。(责任单位：标准和认证监管股)

10.加强党建指导力度。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加强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专业市场的党建工作指导,积极为市场主体发展建言献策、解决问题。以党建引领非公企业的发展方向，通过“双强六好”党组织创建和扩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覆盖”活动，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使非公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增强，推动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到2025年，全县非公企业党组织达到86个，党员总数达到610人。（责任单位：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股、室、所、队要高度重视，切实把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市场主体培育，摆上更加突出位置，强化组织领导、工作统筹、政策落实，为培育市场主体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员、场所、设施和经费保障，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落实。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股、室、所、队要结合实际，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工作调研，摸清基础数据，将本实施方案细化为具体的思路、目标、任务和举措，列出时间表、路线图，切实将培育市场主体责任压紧压实，加强督查指导和跟踪问效，有力有序推进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商主体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商文化；路径

近年来，陇南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已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电商+扶贫”陇南模式，吸引了广大学者、基层领导干部来参观学习交流，带动了陇南旅游业的发展，扩大了陇南农特产品的知名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电商企业主更多地侧重于农村淘宝店数量的增加和交易量的增长，而在电商文化建设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未形成独特的陇南电商文化体系。电子商务要良性发展，必须加强电商文化建设。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陇南电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1]电子商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能体现某一时期一定地域的文化。电商文化就是在长期的电商活动中全体电商主体所拥有的价值观、行业规矩、道德标准等。在新时代下，只有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电子商务文化才能确保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体现主流价值，才能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从而实现电子商务产业的永续发展。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陇南电商文化建设是陇南电商产业持续发展的需要。陇南电子商务在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初见成效，形成了“陇南模式”，但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新时代，要想陇南电商产业做大做强，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有积极健康的产业文化做精神支撑，十八大以来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电商产业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电商活动中，不管电商的主体有没有主动去建设电商文化，但在电商活动中都会形成自身的风气，有的风气是健康向上的，有的是消极不良的，在电商产业发展初期，不良的风气也许对整个产业的发展影响不大，但随着电商产业的不断发展，如果不及时遏制电商发展过程中的歪风邪气，如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缺斤短两等现象，随着时间推移，不良风气慢慢积累就会变成不良电商文化，到那时将会难以改变，最终会断送电商产业的发展前景，所以，当前正在发展中的陇南电商产业非常有必要进行积极健康的电电商文化建设路径探析——以陇南为例文／豆学兰高志辉商产业文化建设，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电商文化就是积极健康的电商文化。电商主体在进行电商活动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诚信合法经营、公平公正竞争、合作共赢，慢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陇南电商文化中。唯有如此，才能克服在电商产业发展中因追逐眼前利益而存在的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污染环境的短视行为，从而确保电商产业长远利益的实现和永续发展。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陇南电商文化是推动陇南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陇南电商产业已经成为陇南独特的旅游资源，每年吸引着大量的电商人士前来参观旅游。作为旅游资源，优秀精神文化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内生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就失去了魂，没有了方向和引领。”[2]在电商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褒扬电商创业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事迹，比如礼县的张攒劲、成县的乐乐妈咪特产店米爱云的宣扬、宕昌县沙湾大寨村的第一书记宋鹏等，充分发挥榜样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典型示范作用，逐步形成敬业、奉献、诚信等价值观、道德观。这些陇南电商人的精神价值既能宣传陇南电商模式，又为陇南旅游产业注入新的血液，推动陇南旅游业的发展。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陇南电商文化是推动陇南乡风文明建设的需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其中两个内容是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电商文化来促进陇南电商产业的发展，既是把陇南建设成特色文化旅游之城、特色农产品供给之城和特色电子商务示范之城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陇南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对陇南电子商务主体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可以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在乡村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推动陇南乡风文明建设。

2、影响陇南电商文化建设的因素

陇南电商文化建设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其积极因素是陇南市政府已经认识到电商产业的发展是脱贫攻坚，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在陇南各级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支持下电商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电商文化已生根发芽。其消极因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2.1陇南电商企业对电商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陇南电商企业的形式主要是农村淘宝店，且经营者主要是当地农村青年，电商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正处于探索和创业阶段，缺乏企业经营的先进理念和企业文化的价值追求，更多地侧重于如何实现眼前利益，注重于短期销售额的增加，对电商企业内在精神和价值的培育不够重视，甚至在利益驱使下丧失诚信价值，存在着弄虚作假、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交易现象，这将会严重影响陇南电商产业的长远发展。2.2陇南电商主体具有多层次性，文化素质差异较大。陇南电商主体主要包括农产品的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这三者中有农民、大学生、商人，而农民占绝大多数，他们层次不同，文化素质差异较大。陇南农民虽然淳朴善良、待人热情诚恳，但由于偏僻落后，文化程度很低，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在电商行为中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违背诚实守信、公序良俗的价值原则。比如西和个别半夏种植户，由于天阴下雨，不能自然晒干半夏而采取硫磺熏干半夏的方法。这种熏干的半夏用于中药不仅不能治病，反而对人体有极大的危害。虽然是个例，但毁掉的是整个半夏市场。另外，有些淘宝店在农产品包装过程中存在优质产品包裹劣质产品的现象，最终破坏农产品形象。2.3陇南电商主体的法制意识淡薄。陇南电商主体作为新型的市场主体，应在电子商务中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自身合法权利、预防风险的需要。但陇南电商主体的主要人群多由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青年构成，他们没有专门系统学习过法律法规，法制意识较为淡薄，导致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契约意识不强，自身权益容易受到损害，维权意识不强。交易双方是在网络虚拟的空间进行，存在农产品交易的安全隐患。电子合同、电子证据等对农民而言是全新事物，制约电商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陇南电商文化建设的路径

电商文化建设的灵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引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陇南电商文化建设要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电商主体的价值取向，并以此来实现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价值宗旨，确保陇南电商企业的良性发展和持久的生命力。3.1提高陇南电商主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陇南电商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陇南电商文化的建设关键在于电商主体对建设陇南电商文化的重视程度，因此增强陇南电商主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陇南电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很重要。一是要政府引导电商企业认识到自身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的电商文化，电商文化建设是电商产业生命力的体现，是关系到电商产业能否沿着健康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要“电商企业认识到通过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可以提升农民的素质，树立其正确的观念，进而为陇南电商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精神基础。当前在陇南部分农村逐步形成了影响力较大的文化产业，并成为当地农民收入增加、农业增效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途径之一，这就要求广大的农民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掌握更多的生产要领，能够不断的推进农村生产工作，同时还需要通过自我调节和健康身心来实现对电商产业发展的智力保证。”[3]三是要电商企业必须在电商文化建设中加大财力、人力、物力的投入力度。电商企业如果一味地注重业绩，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建设、那么最终就会自食其果，企业不会永续发展。3.2通过提升电商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法律意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电商文化建设。电商主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关键在于宣传教育。宣传教育过程也是电商文化的积淀与形成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涵盖了电商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民主法治等方面的建设内容，全方位加强电商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有效提升电商主体思想道德素质，构建电商诚信文化体系的途径。在对电商主体宣传教育方面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一是可以采用传统的宣传教育方式，比如开会学习、培训、横幅、宣传标语、典型示范、文艺演出、职业教育等；二是充分运用新媒体进行大力宣传教育，尤其要把政府发展电商的理念、思路、政策以及在电商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事迹通过新媒体大力宣传；三是要建设电商文化馆。在电商文化馆建设方面注重电商文化发展史的搜集整理，不仅要以文字图形、照片等来展示，更要以实物的形式展现出来。电商文化馆的建设有助于外界人士对陇南电商全貌的了解，展示陇南的美好形象，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还能激发当地农民发展电商的热情，更有助于陇南电商主体树立诚实守信、敬业奉献、民主法治的价值观。无疑为陇南电商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3.3构建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陇南电商文化建设机制体系。制度是文化建设的体制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陇南电商文化建设机制体系中。一是要构建电商文化建设的标准机制，包括产品生产标准、包装标准、农村淘宝店的规范经营标准、人员标准等；二是要构建电商文化保障机制，包括经费保障、人员保障、场地保等；三是要构建奖惩机制，比如对于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突出的集体或个人给予奖励，对于因缺乏诚信破坏陇南电商发展的行为给予惩戒，褒奖善行义举，严惩欺诈违法行为；四是构建权益保障机制。通过电子商务过程中发生矛盾的处理、利益协调、诉求的表达，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增强电商主体的维权意识、法制意识，形成法治思想。

商主体范文篇6

不管其内容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商主体制度应当成为商法的基石。因为。商行为在实质上还是民事行为。时展确实带来了商行为的发展，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内容有所增加、范围有所扩大而已。而商主体制度，则经由了从商人法到组织法的实质性演变。商法，究其根源或出身，初始就是作为商人法出现的商人只是自然人中那些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人，然后扩大到进行商业活动，但不以此为常业的人，甚至偶尔进行一次商业活动的人也成为商法关系主体，最后是将由商人组成的各种组织引人商人的定义中，并且这些组织很快取代自然人成为商人的主要局部，经济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1]

那么有关民事主体的原理与规则运用在商主体上就显得困难多了因为，如果说民法有关民事行为的原理与规则很容易用来解决商事交易行为中的法律难题。民事主体制度一般仅仅关注主体在市场中的交易主体地位，即一个在交易中相对于其他主体的资格问题。这几乎是从宏观角度来关注主体的外部地位。否具有法人资格、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否具有市场交易资格，一个相当简单的法律课题。事实上，商主体之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在于商主体内部各个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民法通则》确认了公司的法人资格，但是对公司内部组织结构运行、股东权利等细节问题却没有涉及。所以，可以修改合同法、修改合同总则有关制度、扩展有名合同种类，以解决新型商事交易对商行为制度提出的需求，但是很难通过修改《民法通则》来解决股东权益维护上可能出现的法律难题。

再则，很多新型商行为与商主体制度有密切联系，最典型的就是证券发行与交易。商行为面临的外部法律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实质是对商主体的法律限制。诸如，某个商主体必须履行某种法定义务或职责的行为，必须服从国家强制机关的管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法的困惑主要是商主体法的困惑。时代对商法的挑战，也主要是对商主体法的挑战。

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如何认识并确认商主体的法律主体地位？如何处置商主体的组织性和内部关系？如何处置商主体制度中的自由与强制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解答，以上问题。涉及到商主体法律制度完善的宏观性、知识性前提。本文看来，商主体，特别是经济生活实践中问题比较多、争论比较大的一些课题之所以存在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宏观性认识的缺乏或者错位。鉴于此，本文并不着眼于某一类商主体或者其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尝试从比较宏观的角度作初步探讨。以下分步展开：从商主体的交易性与组织性的双重特征动身，探讨商主体制度展开的落脚点；探讨商主体内外关系在法律规范上的逻辑框架；从产权界定与交易展开的不同角度分析商主体法律规范的功能；最后为结束语。

国商事交易实践中还有很多与商主体有关的法律难题：有限责任，事实上。底是法人的前提还是法人取得的一种法律效果？为什么法国法律把无限合伙也当作法人？普通合伙不是法人，那么有限合伙是不是法人？为什么合作社是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不是法人？非法人组织为什么有交易资格和诉讼主体资格？归根到底，法人是什么？为什么要确认法人制度？信托，自身有无组织问题？为什么信托法没有关注组织性问题？为什么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研究忽略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权该如何实现？企业形式类型化的管理逻辑下，如何处置市场创新自由与国家强制之间的关系？企业法律形态如何创新？企业主体制度的合同性理论日益强势的语境中，如何认识国家强制还大量存在现象？如何在商主体制度上落实日益盛行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二、商主体：交易与组织的混合机制

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主体。商个人与商企业，是商主体的基本分类。商个人，即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人，一般不需要由法律进行规范。在我国，商法理论一般把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作为商个人看待。其实在严格意义上，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与纯粹的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人已经有区别，前者已经具有了某种组织性和企业特性，所以才需要从组织的意义上由法律进行规范。本文的商主体，主要针对具有某种组织性的商事企业。

商主体是从事交易活动的独立个体。而走进这些主体的内部去探究这些主体的经济关系，法律上。会发现，商主体实质是一种交易机制，也是一种组织性机制。企业的经济理论，打开了商主体神秘的面纱，揭示出了其交易机制的实质。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是这样一种经济组织，把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结合起来生产产品和劳务”[2]该理论考察了企业的外观和功能。企业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组织，基本功能在于把生产要素转化成一定产出。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是一定“生产函数的实现者和载体”企业将两种以上的特定生产要素组织于统一的生产过程之中，生产然后销售产品。这个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的企业家遵循“利息一收益”基本逻辑，通过确定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和最佳的生产规模来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古典企业理论从生产功能的角度来解释企业，能够告诉人们该企业生产如何组织，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要选择企业来进行生产、企业生产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当然，古典经济理论已经论证了企业作为组织存在基本事实。此意义上，商主体自身具有组织性的特征。

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认为，企业与市场都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交易机制，且交易是有成本的。如果没有企业而使所有的交易都在市场中完成，那么某些交易的成本就会很高。企业的功能就在于，把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的者通过内部契约集合起来，组成一个集中代表各种要素所有者利益的独立主体，然后以企业自身的名义而不是各个要素所有者的名义进行市场交易。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入手进行考察，科斯得出了“企业的显著标志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的著名结论。[3]这样，生产在市场、企业之间展开，成本是决定如何选择的关键因素。所以说，科斯的理论与其说是企业理论，不如说是“企业与市场理论”。企业生产需要生产要素的组合，但是各个要素都有其产权主体，要素组合的实质是各个主体进行产权交易的过程。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这个产权交易过程如何有效展开。

由此看来，交易实质和组织特征，是企业制度两个不可或缺的关注点。企业的交易性与组织性之间的关系，在合伙上有明显体现。《民法通则》对民事合伙主要从合伙的交易性本质去规定，所以民事合伙侧重于合同性、交易性。《合伙企业法》则侧重从组织角度规范合伙企业的组织性及其内部外部关系。《合伙企业法》下的合伙，是一种企业组织，所以它相对于单纯的合伙合同来说要复杂得多。不过，合伙企业依然存在于合同之上，合伙协议也因此成为合伙企业中最重要的文件。

在公司中，企业的交易性与组织性两个特征有完美的结合。现代企业理论从契约路径来研究企业的经济关系，认为“企业是契约关系联结点，它代表了一系列成文和不成文的合同”。[4]企业制度的实质在于“规定或调节企业内部不同参与者之间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或标准”。[5]公司，正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最佳范例。所以，公司，实质是各个交易主体之间合同的联结点。公司法，实质是标准合同。虽然是一种交易机制，但因为有降低交易费用的功效，企业与市场的交易机制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其根源在于，企业内部的交易，是一种长期性交易关系；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关系契约。企业内部各要素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解决，当然地依赖于一系列组织性机制。正是这些组织性机制，使内部交易费用的降低得以可能。爱森伯格就是从公司的两重性来研究公司法规范性质的。他认为，公司合同理论关于公司只是一系列契约联结点的观点，只反映了公司实际经济活动的一面，在另一面，公司还是一个官僚性、科层性的管理组织。前者，的确应当从契约观点来理解；后者，必须注意官僚组织和内部管理规则存在的必要。[6]公司法是行为法与组织法的综合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体现的。

因此，商事主体法的完备性，应当包括交易性规范的完备性和组织性规范的完备性两个方面。一方面，商主体制度应当从合同基本理念和制度出发，对商主体内部外部各类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详尽的安排，这主要体现为各类交易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另一方面，商法应当对不同类型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运行的基本法则、各类交易主体参与组织管理与监督的程序作出详尽的规定。

不同商事主体在交易性和组织性上的体现并不一致。所以，合伙企业与公司制度企业之间明显的差异标明。探讨公司、合伙以及其他商主体时，也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组织性与交易性上的不同表示以及制度的具体建构上。对于商主体，特别是非典型性的商主体，法律制度设计以及理论认识在交易性和组织性有机结合上表现出了些许偏颇。这是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现象。1993年的公司法》过分注重公司的组织性，忽略了交易性。2005年的公司法》强调规则的可操作性、强调合同自治原则的贯彻，其实是对商主体交易性提升的结果。对信托也是如此。很多人看来，不论是对私益信托，还是对公益信托，现行信托法制度都出现无法解决信托财富是否独立、信托财富组织内部如何运作等难题。确，信托法》着眼于交易实质，对信托合同关系进行了详细界定，但是对信托财产的主体性与组织性问题没有太多的关注，信托财富自身在民法通则》下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法律滞后是显然的但是不应当把现实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总归结为立法。立法的滞后是具有某种肯定性甚至合理性的但是理论认识的滞后就未必肯定与合理了信托，主要是一种交易机制，但是也具有某组织机制的性质。信托，与公司制度、合伙制度一样，实质是一种财富分割机制。利用合同机制对财富加以分割后，被分割出来的财富自身具有某种独立性。要规范独立财富，就应当思考相关组织机制的问题。当然了或许该机制可能相当微弱，可能要被淹没在不同主体的交易规范之中。但是不管怎样，被分割出来的信托财富具有独立性是一个社会事实；并且该事实在某种时候还会给法律提出明确的规范需求。所以，供认信托财富的独立性，一定时候（不是所有时刻）必要的这在公益信托上特别明显。公益信托中，财富捐赠人在很多时候难以通过合同机制去控制受托人的管理与经营活动，而受益人也因为太笼统而无法参与监督。如果把信托财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再辅之以其他机制，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提升我社会对受托人监督的实效。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各种合作社，也同样如此。它们首先是成员之间进行交易的机制，然后本身也是作为一个组织存在的组织机制。对于前者，需要通过合同法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通过合同机制来界定某个成员相对于其他成员的权利、相对于集体的具体权利；对于后者，需要通过法律来规范该组织意思的形成与对外表达，这就需要内部机构的组成和运行规则，需要成员收益权、管理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机制等规范。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以及集体组织内部运行规则，《物权法》已经有很多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对合作社的法人资格、内部成员关系等问题有了比较合理的规定。

三、商主体人格的规范逻辑

不同商主体在组织性和交易性特征上的表现并不相同。一般而言，组织性色彩越浓厚的，越需要由法律给予某种示范或者强制，这些组织对商法的需求也就越强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公司法律制度要比合伙企业制度复杂得多。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企业类型的法定化规范，表面上围绕投资者的责任形式而展开，实质上是根据组织性特征来归类的。

那么，商主体在交易上和组织上的特征如何上升为法律规范呢？一般而言，需要从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上分别考虑。在这里，有两种关系值得关注：一则，企业自己表现于外的个体独立性；一则，企业内部的各种交易关系。

围绕着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之间矛盾的调适，这些内外关系在法律上的展开，表现为商企业主体人格独立的五种要素。

首先，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商主体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能够以自己名义对外活动。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法律只需要对此加以承认。所以，信托财产本身和所有商组织显然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当然，在承认的过程中也不排除立法者在不同立法政策下会施加一些特别的政策性限制。在法律上，对商主体独立人格加以规范的基本方式是“确认＋公示”。一旦满足准则设计的基本要求，法律即应确认公司的独立法律地位；由国家有关机关对其名称、经营场所、负责人进行登记并公告，则是公示。这就是商主体人格的外观独立要素。通过该法律技术，商主体人格与其投资者或者成员的人格就已经相分离。至于在法律上用什么术语来表示商主体外观的独立，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显然，用“法人”的术语来表示的，取得法人资格的真正含义在于该企业独立了，而法人内部成员是否享有有限责任的特别优惠则与该“法人”资格没有必然联系。鉴于在法律上承认其人格乃是承认其以“法律人”资格的事实，同时考虑到商主体已经成为一个有财产基础的“实体”，使用“法律实体”的概念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它至少具有相对准确、简明的优势。当然，对不同商主体，确认其法律人格的方式并不一致。对于企业类主体，在立法上采用类型法定化方式来规范是必要的；而对于商个人，则主要是从秩序规范的角度去考虑如何管理；对于信托财产，在诉讼中确认其独立地位可能才具有实际意义。

其次，商主体独立的实质目的在于，使得成员或投资者对商主体的对外责任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此即责任的独立性。成员或投资者对商主体责任的联系，分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两种基本类型。另外，即使是补充连带责任，也具有某种独立性。本来，成员与商主体对外责任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合同方式来设定，但是法律直接规定则相当便利。所以，是否享有有限责任，最好由法律明确规定。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隐名合伙，有限合伙使用起来要方便得多。同时，商主体内部有不同成员，不同成员之间对商主体责任的联系方式可能有多种，这正是有限责任合伙产生的根源。

第三，如果赋予成员或投资者以有限责任优惠，那么商主体的交易风险就转嫁给了与该主体进行交易的债权人。为使这种转嫁具有某种正当性，就必须使为商主体所经营和支配的财产保持相应的独立性。一方面，成员或投资者必须按照法律或者合同的规定转移投资资产给商主体；另一方面，成员或投资者不得随意地取回财产、支配财产，也不得干涉商主体在财产上的经营活动，使得商主体能够在实质意义上独立享有并且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

第四，商主体能够独立享有并处分自己财产的前提在于，其能够发表并且实施自己的意志。在经营活动中，以商主体的名义进行的交易应当受到商主体意志的支配。也就是说，商主体的意志必须独立于成员或投资者的意志。

第五，为保障商主体意志的独立性，必须保障商主体建立属于自己的内部管理机关，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以确保该机构的有效运行。

在五个要素中，第二个要素是相当关键的。后三个要素都与其有直接联系。责任独立程度，直接决定了在财产独立、意志独立、机构独立上的要求程度。企业类型的分化，也主要围绕责任的独立性要素而展开。正因为如此，合伙企业的组织性色彩相比于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组织来说，就要弱得多了。

商主体人格展开的独立性五要素，也是理解法人资格的实质、法人与有限责任之间联系、商主体内部关系法律建构、商主体形态分化、不同商主体之间区别联系的关键。承认信托财产的独立商主体资格、承认非法人商业组织的商主体资格，事实上是没有障碍的。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种合作社的独立主体资格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在合伙企业，某些合伙人享有有限责任的优惠是建立在其他合伙人无限责任负担的基础上的，有限责任约定对债权人请求权的影响不是实质性的。所以在有限合伙企业内部，财产性要求与管理性要求相对于普通合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合作社类的商主体，因为赋予了成员以有限责任的优惠，我们当然应当强调内部组织机构的规范建立与有效运作。在合作社法中详细界定组织机构规则、社员权利的形式机制，不仅是基于其交易性、组织性特征的要求，也是给予其成员有限责任优惠的必要结果。

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认的诉讼适用，也应当遵循这个基本逻辑。按照《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这是客观条件，归结到对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的滥用行为上。第二，逃避债务。这是主观条件，表现在债务逃避上。第三，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这是损害后果要件。对这些要件，可以采取相反的顺序推论。损害后果要件比较容易判断，表现为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没有得到满足，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债权的多少，可以用数字来替代。没有被满足的债权数额大的，应当属于严重。关键是多少数额才算大？这很难判断。再看逃避债务的主观要件。在纠纷发生时，要对股东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考证是相当困难的。在侵权行为法中，主观过错向客观过错的转化，正是基于该原因。所以，是否构成逃避债务的主观目的，还需要从没有履行支付义务的结果、滥用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的行为表现中去证明。矛盾的焦点转到了第一个要件上。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类型化研究。法人人格否认实质是否认股东对有限责任特权的享有。因此，从有限责任享有的前提条件上去考察适用条件才是最适宜的。同时要注意，对行为的类型化归纳应当具有逻辑性、涵盖性。[7]我们认为，资本显著不足与公司不独立，是法人人格否认适用的两大类客观要件。先看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有限责任是把经营风险在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之间进行分配的一种机制。股东利用公司从事商业活动是一种经营方式，债权人利用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是一种经营方式。在经营过程中，各自应当保持相应的理性，至少不应过度冒险。对股东而言，在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下从事具有高度风险的经营行为，是不理性的；对债权人而言，在知悉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或者能够采取合同手段来防范股东过度冒险给自己带来风险的，还要随意签订合同，也是不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显著不足可以成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一个客观要件。不过，需要注意，如果债权是非自愿产生的，就应宽泛适用；如果债权的基础是合同，就要严格适用。再考察公司独立的问题。基于公司人格独立的几个要素，我们认为，按照以下思路反推法人人格否认适用的具体条件，应当是可以判断的：公司机构独立、运行规则健全公司意志独立公司经营独立财产独立[8]所以，债权人应当立足于前述五个要素来举证，而法院也应当围绕该五要素来判断。

四、商主体规范的双重性：财产性与管理性

我们认为，从功能角度考虑，商主体规范有财产性与管理性两类。财产性规范应当是界定作为交易前提的权利归属的规范。通常，“财产性（规范）涉及当事人没能通过合同进行交易的权利，此时，由法律来规定指示当事人有权获得哪些权利”。[9]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有效的交易必须以明晰的财产权界定规范为前提。商主体是一种交易机制，但是交易之前的产权状态，需要由法律加以明确界定。通过商主体制度中的财产性规范，我们可以贯彻保护某些主体的政策目标。财产权利分配的形式，还会影响当事人同意交易的意愿。[10]商主体是否具有法律地位的资格规范、成员或投资者是否享有有限责任的责任规范，是两类典型的财产性规范。美国学者汉斯曼（Hansmann）和卡拉克曼（Kraakman）正是从企业财产分割人手，来分析信托、公司以及其他企业形式之间关系的。他们认为，财产分割性的差异，也是这些财产组织形式的差异所在。财产分割的目的，是合同法难以有效实现的。[11]

商主体制度中的管理性规范，包括两大类：一是在既有权利分配体制之下各个主体进行交易谈判的规范，一是针对商主体机关行为的规范。解决商主体的内部问题，在合同路径上有两个方式：或者是当事人就解决方案在事先协商一致，或者是由集体磋商代替个别磋商。在前者，主要是成员或投资者个体之间的磋商；在后者，主要是机关决策。一般而言，组织性特征弱的，管理性规范主要针对前者；组织性特征强烈的，管理性规范主要针对后者。对于组织性色彩浓厚的商主体，通过集体磋商进行管理来解决其内部关系，是典型特征。“与财产性解决有显著不同，因为它是对个别磋商的集体解决替代。这些解决方式与普通法以个人主义为其基础的特征不相符合，尽管组织性过程首先是由个别合同构成的。这里也没有单一的组织解决类型，因为各种组织都有权利。”[12]

考察规范的财产性与管理性特征的意义，除了能够指示需要哪些规范、不同主体应当着重哪些规范外，还有助于区分主体规范的性质。商主体是融交易功能与组织功能于一体的一种混合机制。虽然其交易本质是一致的，但是不同商主体在组织性上的表现并不相同。商主体制度实质就是“合同的联结点”，为什么还需要由国家强制机关来界定呢？这些商主体规范是否都属于示范性规范、任意性规范？界定交易前提的财产性规范，应当具有强制性。法律分配的权利、用以交换或修正选择权利的方式都对当事人从交易中获取的利益有根本的影响，这些内容必须由法律来指示。[13]当然，也有理论有不同看法。在公司法合同理论看来，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公司法不是财产法的分支”。[14]我们认为，这种极端的合同思维显然是有问题的。当然，不同商主体中，财产规范也并不相同。一般而言，组织性色彩越浓厚、成员责任越独立的主体，财产性规范就越多，法律的强制性就越明显。并且，管理性规范，也并非全部都是任意性的，这需要视商主体的组织性色彩而具体认定。爱森伯格就认为，公司具有合同与科层的双重性质。对前者，的确应当从契约观点来理解；对后者，必须注意官僚组织和内部管理规则存在的必要。[15]公司的决定，“一些由市场力量决定，一些由契约或者其他形式的协议决定，一些由法律决定”。[16]一味地以“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法官’，作为理由，认定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就是对其最佳的选择，”就几近荒唐“。[17]对公司之外的其他商主体，又何尝不是如此。

五、结语

目前，对商主体的本质与逻辑，理论认识上还存在一些争论，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如果走进商主体内部的经济关系去认识规范展开的逻辑，这些争论的意义或许是另外一重天，而法律空白或许是本身并不存在，或者仅仅是观念认识的差异而已。

以上分析表明，商主体的规范展开应当立足于其交易性和组织性特征，重点规范其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在外部确认其独立的人格地位，在内部规范成员权利及其行使机制，在内部规范机构的设立与运行，是对各类商主体进行法律制度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由于不同商主体在交易性与组织性上的表现并不相同，在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上的复杂程度也不一致，所以不同商主体规范在人格独立五要素、管理性规范与财产性规范的具体内容上有很大差异。

商主体范文篇7

关键词：电商平台；行政约谈；法治发展；管理规范化

行政约谈起源于税务领域，辽宁省地税局在2002年9月的有关个人所得税约谈外籍人员的工作通知，第一次以官方规范性文件规定了行政性质的约谈，其后在税收、食品、环境、网络、电商等诸多领域广泛运用。2012年12月23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虚假标价、夸大宣传、不平等条款等问题约谈25家电商企业。行政约谈电商平台主要是行政主体依照管理职权约谈电商平台企业，通过沟通协商、政策宣讲和劝诫警告等方式，达到预防纠纷、违法预警和惩戒教育的现实效果。有学者提出，“目前，依约谈对象不同，主要有内部约谈和外部约谈。”［1］前者是上级行政机关约谈下级行政机关，后者是行政机关约谈管理的社会组织和其他行政相对人。本文以电商平台企业为行政相对人作为研究对象。

1行政约谈电商平台现状

随着电商平台的日益发展，更加多样化的电商服务不断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成为消费者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电商平台前景广阔，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诱发该领域问题频现，对于该领域的治理是政府管理的一个新课题。在电商平台管理中，政府管理部门予以行政约谈柔性的执法手段及时、高效地实施行政指导，引导电商平台规范有序发展。

1.1高规格约谈电商平台

2003年淘宝网成立以来，京东、美团、携程等电商平台不断创新、丰富和方便了消费者的网购生活，促进了电商网络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在电商平台发展中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自主定价权、侵害消费者信息数据、平台监督管理不力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行政约谈电商平台能有效解决此类问题，通过指导规范电商经营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环境。2014年10月31日，原国家工商总局集中约谈阿里巴巴、唯品会、京东等10家电商平台企业，要求各企业防范商品价“先涨后降”、禁用“史上最低价”宣传语，确保7日无理由退货。2020年12月2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就规范社区团购秩序集中约谈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滴滴、美团、拼多多6家网络电商平台，会议深入学习国家互联网经济法律政策，并予以行政指导，提出电商平台严格遵守“九不得”。

1.2电商节约谈电商平台

2009年，天猫商城举办“双十一”促销活动以来，其后天猫“双十二”“京东618”等电商节促进电商经济发展，其中2020年天猫“双十一”全球实时成交额突破3723亿。在电商平台促销活动中存在主体准入、商品信息、销售管理、评价信用等方面诸多问题。早在2013年11月6日，北京市工商局就“双十一”期间商品、服务质量问题预防消费纠纷集中约谈京东商城等16家电商企业，要求应给予消费者7日的冷静期。2020年11月1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集中约谈京东、天猫、美团、微店等9家重点电商平台企业，指导电商平台规范开展电商节活动。该约谈重点围绕平台管理、产品价格、消费者维权等内容，要求与会电商平台企业严格遵守《网络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强对电商平台管控力度，形成平台自治与政府监管的良性互动。2020年“双十一”期间，珠海、镇江、合肥等地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约谈电商平台企业，学习《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

1.3多领域约谈电商平台

电商经济的发展推动电商平台多元化发展，其涉及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诸多领域，在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食品安全领域行政约谈。2020年8月10日，山西省市场监管局约谈两家电商平台负责人，电商平台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长江禁捕打非断链”专项行动的公告》要求及时下架类似“长江鱼”的产品，持续监测平台商户情况。二是，交通出行领域行政约谈。2020年10月21日，湖北十堰市公安局交管局针对共享电动单车妨碍交通安全管理，未经许可、备案违规投放等问题告诫约谈美团、哈啰、青桔三家共享电动单车企业地区负责人，要求加强共享电单车管理，积极履行企业主体责任。三是，旅游住宿领域行政约谈。2018年8月20日，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针对去哪儿网商提供住宿服务问题约谈该电商平台负责人，要求平台依照《北京市旅游条例》加强在线旅游行业的监督管理，并纳入北京旅游信用信息系统进行警示。

2行政约谈电商平台的法律困境

在行政约谈电商平台的主体中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安交通部门、旅游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诸多具有或履行相关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在各地区各部门广泛的约谈活动中，行政管理部门频繁要求被约谈电商平台履行义务、履行责任或者予以行政指导、告诫谈话等，但是行政管理部门约谈电商平台的法律依据、规范程序和监督救济等渠道缺乏具体的法律支撑。

2.1行政约谈电商平台法律依据不足

行政约谈是行政主体依照职权主动约谈行政相对人，根据规定的约谈程序，双方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就相关的事项进行谈话。行政主体频繁施以约谈手段规范电商平台管理活动，予以相应的行政指导，在现有的法律层面缺乏法律支撑。一是，涉及电商平台的行政约谈立法简单粗略，只有《网络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简单规定就存在安全隐患可以约谈，行政约谈电商平台常用的《电子商务法》却没有规定约谈内容；二是，缺乏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支持。行政约谈电商平台应有法律规范，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应有可操作性规范性文件，在约谈电商平台仅以临时通知、办法、决定等开展约谈，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对其约谈行为褒贬不一。行政约谈主体“滥用”而执法“异化”，约谈的灵活性、便捷性使得行政执法单位滥用行政约谈，变相的以约谈代替执法。行政主体和约谈对象进行不对等的协调沟通，致使相对人参与约谈不配合，约谈结果履行不能实现。行政主体过于强调其威慑功能，滥用采用信用评价、取消评价资格等手段，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救济，相对人权利保障严重不足。

2.2约谈电商平台的程序缺乏规制

第一，行政约谈的主体和电商平台缺乏法律规制。现行采取行政约谈的行政主体过于宽泛，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均可对电商平台开展约谈。行政主体要求参与的电商平台负责人身份过于严格，约谈结果履行期限过于严苛，有行政约谈干预市场规律之嫌。第二，约谈双方的权利和责任缺乏法律规制。行政约谈电商平台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在约谈制度设计中强调电商平台服从管理，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平台监管，缺乏提出对策帮助其解决问题。第三，缺乏行政约谈与其他行政措施衔接程序。电商平台消极履行约谈结果，法律上应终结行政约谈程序，移送其他的途径处理。在约谈实践中，“行政约谈在事后与行政处罚和行政问责的互动并不频繁，导致约谈常常流于形式，严重制约了行政约谈的实效性”［2］。

2.3电商平台受损情形缺乏监督和救济

行政约谈电商平台程序的启动缺少法制审查，未经法制审查如何得知约谈事项是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以及约谈合法性保障。从发出约谈通知启动程序到实施约谈全过程以及事后制定法律建议书，整个环节由行政主体独立完成。行政主体拥有自由裁量权，缺乏相应的监督会有滥用职权的发生，损害电商平台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约谈结果作出决定的过程无法监督，约谈结果以行政主体意思为中心，缺乏民主监督程序，有个别领导滥用自由裁量的风险。行政约谈结果的决定过程缺少相应的心证记录，没有就如何形成结果作出相关书面材料。如果行政主体违法启动约谈程序，滥用约谈手段，超越职权约谈，电商平台均无法获得相应的救济途径。行政约谈仅在法律规范性文件中，行政主体约谈造成电商平台受损的情形，电商平台无法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等救济渠道。

3行政约谈电商平台法治发展路径

3.1建立健全行政约谈立法体系

目前行政约谈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工具广泛地应用在社会公共管理的各个领域，推进行政约谈立法会更好地发挥其约谈效力。第一，建立行政约谈法律体系。（1）明确行政约谈的法律地位。在国家法律层级对行政约谈立法，明确约谈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限定行政主体的权限，制定保护电商平台的监督救济机制。（2）补足行政约谈规则。针对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约谈电商平台的差异性，根据上位法制定相适宜的法律规则。在国家部门以部门规章为主体，地方上以地方法规为补充，具体行业要有符合上位法的针对性细则。第二，明确行政约谈出法律范围。（1）明确约谈法定事由，行政约谈具体情形应法律明确，保护电商平台依法自主管理、自主经营和自主定价。2011年国家发改委约谈中指出，“约谈是一种沟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3］。（2）明确约谈电商平台参与人范围，参加约谈的电商平台应是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人员。（3）明确约谈行政主体范围。规定约谈行政主体的层级、部门、行业、领域，立法赋予行政主体约谈权力，禁止滥用约谈代替管理。第三，构建合理的程序规则。重点就约谈的启动、回避、责任和评价回访依法明确，制定行政约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应召开专家论证，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建立合法性备案审查制度，明确行政约谈的启动审查程序、约谈现场规则和约谈结果履行责任。第四，建立行政救济渠道。行政主体作出列入诚信名单、取消资格等造成行政电商平台合法权利受损的应给予相应的救济渠道。立法明确复议、诉讼等救济渠道，在法律框架内保护电商平台的合法权利。

3.2细化行政约谈程序规则

行政主体依法启动行政约谈，约谈程序法治化有助于保护电商平台的合法权利，制约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行政约谈按照法定约谈事项分为简单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单程序适用于涉及事由简单、情节轻微的，如民政部门约谈年检不合格的社会团体；普通程序适用于涉及事由复杂、情节严重的，如环保部门约谈污染企业。“对行政约谈的程序进行法治化改进，有助于控制行政约谈的自由裁量权，保障行政约谈的顺利实施。”[4]约谈程序启动后，行政主体应书面通知电商平台约谈时间、地点、事项和权利义务，保证电商平台参与约谈的准备时间。电商平台有权申请行政主体有利害关系的约谈人员回避，有权聘请律师和专业顾问参加约谈。行政主体约谈人员应在两名以上，有相应的身份资格，确保约谈的效果。行政主体约谈人员主动告知电商平台约谈人员身份和姓名，核实参加约谈电商平台及聘请人员的身份，告知约谈流程。行政主体约谈人员应就有关问题给予相对人充足的时间予以陈述说明，双方应本着信赖保护的原则进行约谈。行政约谈现场制作记录笔录，有条件的可以全程录音录像。约谈笔录经双方签字确认表示承诺履行约谈结果，明确告知电商平台在商定期限内不履行的责任后果。在约谈商定期限内相对人不履行约谈结果的，行政主体依法移动有关部门另行处理。

3.3完善行政约谈监督保障

行政约谈在行政管理各领域发挥重要的工具作用，引导电商平台企业参与公共管理，共同推进电商管理法治化。法治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程序法治化、程序正当性，从法律上监督行政约谈。第一，行政约谈电商平台启动法制审查。严格依法启动约谈程序，约谈应经本单位法制部门审查。法制部门就行政约谈启动程序全面审查，依法对不符合职责权限和法律规定的约谈予以终止。第二，行政约谈电商平台过程监督。该约谈一般是行政主体和电商平台双方在进行沟通对话，“根据职责和工作需要，约谈时可邀请相关技术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以及兽药行政监管部门其他人员参与约谈。”［5］该被邀请相关人员作为公正的第三方，不偏不倚见证约谈，约谈现场制作约谈笔录、录音录像备案存档，第三方可复制备份。第三，行政约谈电商平台结果监督。行政主体公开透明公布行政约谈对象、事项和结果，实现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参与监督。在食品、环境、安全等重要领域，行政主体应约谈公告，避免“暗箱操作”“利益置换”，实现约谈法律效果。电商平台在法定合理期限内就约谈结果落实情况及时汇报行政主体，行政主体回访电商平台，有效监督其履行约谈结果，避免约谈流于形式。

4结语

我国行政约谈成功运用到电商平台管理领域，在行政管理中引导电商平台经营者和负责人参与电商环境治理，监督行政主体和电商平台。在今后的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中，行政约谈电商平台法治化发展，既有利于电商平台良性发展，又有利于电商平台长期建设，有效地推进电商平台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电商平台管理健康有序发展。目前行政约谈的高效性和便捷性受到行政机关的青睐，在今后注重电商平台企业的权利保障和救济，约谈制度才能行之持久、用之有力。

参考文献

[1]郑毅.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约谈——从价格约谈说起[J].行政法学,2012(04):54.

[2]马迅,杨海坤.行政约谈实效性的保障机制建构——兼论约谈法治化进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83.

[3]钟晶晶.发改委:“约谈”不是行政干预[N].新京报,2011-04-20.

[4]徐永涛,林树金.我国行政约谈的理论基础及法治化[J].东岳论丛,2014(12):172.

商主体范文篇8

一、鼓励电商经营主体开展农村产品网络销售

（一）对于县内电商经营主体销售业绩的奖励（县内电商主体指的是在县域内注册的电商企业、个体工商户）

支持内容：鼓励我县电商主体利用第三方线上平台或自营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我县农村产品（含农副产品、手工艺品、乡村旅游、民俗等特色产品），对县内电商经营主体给予线上年销售额一定比例的奖励。

奖励标准：对于注册在我县依法依规经营的电商经营主体线上年度销售额达50万元（含）以上（以后台网销数据为准），经认定后，对销售农产品类、版画、青瓷、湛卢宝剑等特色产品类电商经营主体给予不超过线上年度销售额3%的奖励；对销售其他品类电商经营主体给予线上年度销售额不超过2%的奖励，单家电商经营主体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元，该项目年安排资金50万元，若符合以上奖励标准的电商经营主体的合计奖励金额超过50万，则以申请验收确定金额为基数，同比例下调。

（二）对于县内新增电商经营主体的奖励

支持内容：鼓励在我县成立电商经营主体利用第三方线上平台或自营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我县农村产品（含农副产品、手工艺品、乡村旅游、民俗等特色产品），对县内新增电商经营主体给予一定的奖励。

奖励标准：对于我县新增并开通对公账户，2020年度、2021年度的后6个月利用第三方平台或自营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我县农村产品单量达100单（以后台网销数据为准）的电商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奖励800元。2020年度、2021年度的后6个月利用第三方平台或自营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我县农村产品单量达500单以上（以后台网销数据为准）的电商经营主体经营户给予一次性奖励1600元。该项目年安排资金20万元，若符合以上奖励标准的电商经营主体的合计奖励金额超过20万，则以申请验收确定金额为基数，同比例下调。

（三）对于使用公共品牌提升网货化包装的补助

支持内容：支持“山水”、地理标志品牌的网货化运用。使用“山水”、地理标志品牌，深入挖掘品牌内涵，进一步创新、提升产品网货化包装，促进我县农村产品销售。对电商经营主体使用“山水”、地理标志品牌提升产品网货化包装的，给予网货化包装设计费、包装开版费、打样及印刷制作费合计不超过20%的补助。

补助标准：对电商经营主体“山水”、地理标志品牌运用，单个产品最高补助不超过1万元（同种产品已上架销售的不同规格只认定一款，且单家企业最多申请2款），对申报年度的上年度获得过该项补助的电商经营主体，不再重复补助。该项目年资金安排20万元，若符合以上奖励标准的电商经营主体合计奖励金额超过20万，则以申请验收确定金额为基数，按同比例下调。

（四）对于电商经营主体促进我县农村产品产销对接的补助

1.促进农村产品线上线下融合销售

支持内容：鼓励我县电商经营主体使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线上销售和线下实体销售相结合，拓展销售渠道。在交通便利、人流量大、靠近旅游路线附近或有实际需求的地方，布点线下实体，销售我县农村特色产品，促进农村产品销售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对布点线下实体经销店、O2O体验店、旗舰店、展销中心、专柜等的电商企业，给予相应补助。

补助标准：线下实体经销店、O2O体验店、旗舰店、展销中心、专柜等单家实际运营面积达到15平方米的给予补助0.5万元，运营面积达20平方米的给予补助1万元、实际运营面积达50平方米的给予补助2万元，申报企业年销售额需达到50万元（含）以上（以财务审计报告为准）。

（五）加快第三方电商服务业发展的补助

支持内容：鼓励电商服务性企业（包括运营、网页设计、IT技术支持、产品拍摄、内容制作等电子商务相关配套服务商，不包含快递行业）开展促进我县电商企业销售本地农村产品的服务，根据电商服务性企业累计服务的金额给予一定的奖励。

补助标准：对于电商服务性企业每年为县电商企业开展服务累计的服务金额达10万元（含）以上，经认定后，相应给予服务金额1%的奖励，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3万元。

二、促进农村流通体系建设

（一）支持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1.支持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设施建设

支持内容：为完善农村流通体系，促进电子商务与物流体系协同发展，对于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设施建设（硬软件），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形式，按投资额给予不超过20%的补助。

补助标准：对企业建设农村物流仓储中心、农村物流信息管理平台及农村物流运输设施设备等，可按投资额（不含土地费、不动产建设成本、仓储以外的房租以及人员经费、水电费等经常性开支）给予不超过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5万元。申报企业当年度快递上行单量须达10万单（含）以上。

2.农村产品上行的快递费用

支持内容：完善快递资源配置，弥补县、乡、村三级快递服务短板，促进电子商务与快递行业共同发展，对促进农村产品上行产生的快递费用，可通过项目申报评审方式给予适当补贴。

补助标准：对电商经营主体促进农村产品上行产生的快递费用，按电商经营主体给予不超过年度实际快递费用20%的补助，单家电商经营主体最高补助不超过2万元。申报补助的电商经营主体年销售额需达到50万元（含）以上（以财务审计报告为准）。该项目年安排资金50万元，若符合以上奖励标准的电商经营主体的合计奖励金额超过50万，则以申请验收确定金额为基数，按同比例下调。

（二）支持农村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1.支持农村产品产销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

支持内容：支持我县电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围绕“三品一标”、“一乡一品”、特色优质农产品等资源，发展农村产品检测、分拣、包装及仓储保鲜等服务，建设具备分级、包装、预冷、检测等初加工和商品化预处理的基础设施，促进农产品产销供应链服务体系的初步发展，促进电子商务与供应链体系协同发展。对电商企业通过申报农产品产销供应链服务体系项目，给予不超过投资额20%的补助。

补助标准：按申报企业农产品产销供应链服务体系项目投资额（不含土地费、不动产建设成本、生产设备采购费用、仓储以外的房租以及人员经费、水电费等经常性开支）给予不超过20%的补助，单家申报企业或项目奖补额度最高不超过3万元。

2.支持电商经营主体租赁仓储进行农村产品网络销售

支持内容：支持我县电商经营主体租赁仓储以开展县域农村产品上行业务，促进农村产品的销售。对年度农村产品上行销售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电商经营主体进行农村产品网络销售所租用的仓储租金费用，按年度实际租赁面积进行相应补助。

补助标准：对开展农村产品上行的电商经营主体，按其年度实际租赁仓储场所面积给予每月每平米不超过3元的补助，单家企业补助金额不超过实际租金30%，最高不超过3万元。该项目年安排资金30万元，若符合以上奖励标准的电商经营主体的合计奖励金额超过30万，则以申请验收确定金额为基数，按同比例下调。

3.支持电商经营主体开设直播室进行农村产品网络销售

支持内容：支持我县电商经营主体建设直播室用于开展县域农村产品上行业务，促进农村产品的销售。

补助标准：对年度农村产品上行销售额达到30万元以上的电商经营主体开设直播室费用，按实际投资额（仅限于室内装修、直播设备、货架等费用）给予不超过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3万。

三、推进电子商务助力扶贫工作

支持内容：支持电商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增收，鼓励电商经营主体（开展电商业务或为电商供货）主动对接贫困户，收购贫困户自产农村产品、发展“电商+基地+农户”模式或吸收贫困户用工，增加贫困户收入。对主动带动贫困户增收的电商经营主体，根据带动贫困户增收金额的30%给予补助。

补助标准：根据电商经营主体出具的年度带动贫困户增收佐证材料（贫困户签收并按手印），按带动贫困户增收金额的30%给予补助，单家经营主体不超过3万元。

四、意见各项补助扶持资金的规范支出方式程序

项目申报类支出应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由责任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并公布项目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条件，组织项目评审。

项目扶持情况应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商主体范文篇9

关键词：工商管理；监督职能；改进措施

一、工商管理部门发挥监督职能时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未正确认识鼓励的积极作用。以往在工商监督管理工作中，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并未正确认识鼓励竞争的积极作用，未处理好监督与鼓励竞争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企业在竞争中，可能出现恶性竞争行为，主要包含了：走私商品、倒卖生产资料等情况，这对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不利。因此，工商管理部门需严厉打击违法、违规企业，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鼓励正当良性竞争，推动企业稳定、合法、持续发展。（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工商管理部门的职责就是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使其可严格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经营活动，维持市场秩序。工商管理的监督职能就是“治理杂乱”。若工商管理部门仅重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忽视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将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而我国部分地区的工商管理部门，并未充分重视这两者的协调统一，致使工商管理工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三）未重视服务。为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工商管理部门需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同时还需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正确引导市场主体进行改革、制定发展方向等，因而工商管理部门需将监管与服务融合在一起。以往，工商管理部门在进行管理工作时，过于重视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并未重视工商管理部门的服务职责。虽然此种管理方式可维持市场秩序，但是对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利。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此种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市场发展需求。

二、相应改进措施研究

（一）协调好监督及管理职能。现阶段，我国工商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管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是否合法，维持市场秩序。此外，还需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工商管理的监管部门需详细分析市场的可行性，并依据调查结果帮助市场主体制定发展方向。为保证工商管理工作可顺利进行，工商管理部门需加强与企业之间的交流，督促企业严格依据法律法规运营，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工商管理部门在监管市场主体时，需依据市场的发展情况，不断改革工商管理制度，保证工商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二）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工商管理监督工作主要涉及了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市场主体需保证其经营活动的合法性。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将约束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工商管理部门需协调好市场经济与监督工作之间的关系，保证管理工作可顺利进行。工商管理部门需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及指导，帮助企业找到正确发展方向，推动企业稳定、持续发展。（三）提升服务质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工商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若仅重视监管工作，忽略工商管理部门的服务职能，将影响工商管理工作水平。虽然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受到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管，但是两者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关系。因此，工商管理部门需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指导，为市场主体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为充分发挥工商管理的监督职能，需将监管与服务融合在一起，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及服务质量。（四）加强法律法规的引导。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管工作主要包含了商标注册、广告审核、市场秩序管理等工作，其与人民群众的接触较为频繁。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的法制意识不断提升，大部分市场主体可主动配合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有效提升了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工商管理部门需加强工商登记管理工作，为提高办公效率，可绘制办公流程手册，使市场主体可依据手册指导办理相关手续。此外，由于市场主体种类较多，工商管理部门需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监管方式，同时还需加强日常巡查，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宣传教育。工商管理部门还需不断完善相关管理系统，增加其功能，比如：在输入企业年检资料时，可自动筛选企业违规行为，如此可有效提升工商管理部门的办公效率。此外，工商管理部门需指导市场主体自主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整改，以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工商管理部门需总结归纳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预防，推动市场主体稳定、持续发展。（五）实施政务公开制度。除上述几点之外，工商管理部门需完善政府信息制度，增加政府公开内容，并且需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问题。为确保政府部门的决策可顺利实施，工商管理部门需公开政府决策，以便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此外，工商管理部门制定部门决策预告制度及重要事项社会公示制度。通过公布政务，可接受人民群众全方位的监督，这对提高政府部门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工商管理部门监督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工商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管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为经营主体提供相应服务，其对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我国工商管理监督职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不断完善工商管理监督职能，推动政府向着服务型政府转变。

参考文献

［1］侯德林.简论工商管理的监督管理和服务［J］.全国流通经济,2016（4）.

［2］舒萃萃.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17）.

商主体范文篇10

关键词：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软硬环境的区分通常是相对的。硬环境指的是硬件上的设施，是一种物质性环境，具有静态、独立的特点，例如高速公路、电网、环境气候等；软环境是一种人文性环境，具有动态、灵活的特点，例如权利保障体系、争议解决机制等；硬环境的需求和形式比较具体，而软环境则相对抽象。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社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生命线，旨在建立一套透明公开、公平正义、并且行之有效的法规体系，并且运用法治思维、贯穿法治精神、重视法治方式的营商环境，从而提供公正和透明的商业经营环境。

一、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现实意义

（一）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营商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活力和质量，关系到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关系到能否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新形势下我国经济进入了注重质量发展的阶段，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也显得十分必要，提供有序稳定、激发活力的营商环境势在必行，为此党和国家不断完善制度安排，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发展。市场主体愿意投入资本、精力更新和扩大产品、服务和市场，以及具备从事长期性、创造性活动的耐心和动力，都必须建立在拥有一个稳定性、可预期的市场环境的基础之上。[1]由此，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特别需要公开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深层助力。

（二）建立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法制体系，保障市场主体交易秩序稳定

从建立完善公平公正营商环境法治体系角度来看，虽然我国营商环境相关的法治体系已初步建立，但需要根据新形势进行不断完善之处仍然很多。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是长期性系统性的过程，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相关政策法规需要具有整体性，然而目前个别领域的立法工作并不完善，缺乏顶层设计甚至最基础的制度保障，无法满足当前市场发展的而需要改革实践的需求。从保障市场主体交易秩序稳定角度来看，公平公正的法制体系是保障市场主体交易秩序稳定的基础和保障，有效防止执法、司法腐败，并有效制约腐败。公平公正的法治体系不仅有利于提升市场主体的安全感、营造平等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样也能保障信息透明公开、保障政府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就市场主体权限而言，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存在表明各类市场主体在规则适用时能够处于平等地位、遵守相同规则，意味着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被给与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二、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约因素

（一）法制体系建设滞后

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是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前提与保证。经过改革开始以来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实践，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业已建立，但是随着国际国内竞争加剧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面对新形势和新条件，我国有关营商环境法律制度的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不完善甚或缺失之处仍有很多。当前的法制体系不能够完全满足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营商环境法制体系建设带来了难题。而且，各项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现象，在立法过程中未对法律制度进行科学考量，从而导致在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时不能够尽快解决。

（二）执法不严现象

当前，在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进程中，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执法存在不公正、不规范现象，尤其是对于非公有制企业，承诺难以兑现、服务质量不佳、往往将目光盯在对企业的检查上，重处罚、轻规范，明令取消的审批环节未能及时废除，审批时间的故意拖延，滥查、滥罚等现象还大量存在。另外，存在有违执法公正的选择性执法或选择性适法的情况，有的执法主体把法律当成自己手中的牟利工具，对不同的管辖客体刻意区别对待，存在选择性执法现象，侵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2]

（三）惰性司法问题

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公正、高效办理好每一起司法案件。在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司法权力的运行体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权力干预司法情况比较严重，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导致了司法审判权的弱化；司法机关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司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司法审判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产权保护力度和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不够，产权保护协调机制未得到完善，等等。[3]

三、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本路径

（一）完善营商环境法制体系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及良好营商环境的建构都必须有完备的法制体系作为保障。虽然我国营商环境相关的法制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在经济全球化和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新形势下，法治化营商环境法制体系的构建仍需注重整体性、长远性、层次性。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和改革创新实践的客观需要及时清理、修改和废止不利于维护营商环境、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法律法规，防范立法和修改滞后于经济发展。要注重不同市场主体的差异性，满足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不同层面的法制需求，科学考量不同法律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范以及世贸组织的规则。因此，在新形势下我国营商环境法治体系的建设要遵循既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和客观要求出发，也必须了解国际市场的经济规则，确保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推动市场经济法制化进程。在立法程序上，保障民主立法，广泛征求意见，确保营商环境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最大程度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推进政府依法行政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构离不开政府依法行政，及运用法制思维对权力的规范化运行。依法行政是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推进政府依法行政才能改变过去政府服务效率不高、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信息公开标准不统一、执行任务规范性不强、政策落实滞后等当前营商环境建构中的重难点问题。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对执法者的权力进行合理有效的规范。首先，明确行政权力运用的边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不同行业和部门动态的监管手段进行调整，提供平等优质的服务，使市场主体活力得到充分发挥。其次，充分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和新手段对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及时处理，提高政府行政执法的速度和效能。通过线上平台公开行政执法信息，实现政府权力和责任清单的透明化、清晰化。此外，完善健全监督机制，对政府行政执法事件进行抽检，进一步促进政府执法的文明公正。

（三）提升法治治理水平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执法环节，如果不能保证执法规范，就必然会导致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现象时有发生。要杜绝此类现象就要整顿执法、规范执法，营造健康的法治环境，提升法治水平，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首先，政府相关执法部门，必须优化执法队伍，选拔作风过硬，责任感使命感强的工作人员组成执法队伍，从执法队伍层面降低执法标准不统一、行政规范性不强、信息不透明公开、执法程序不规范等现象。其次，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和公示，在大力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大背景和进程中，对重点领域进行执法监督并加强对执法范围和内容的宣传，明示程序、手续，对不合理的执法情况进行通报责令整改，推进综合执法有改进效果。最后，创造普法氛围，提升各类市场主体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加强市场主体关注自身合法权益让各类市场主体处于平等地位，遵守相同规则。法治水平的提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需要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需要提升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法律意识，只有三者达到有机统一，市场主体的财产和人身权益才能得到激发和保护，更多社会主体才会投身到创新创业的洪流之中，从而市场活力得到最大程度地释放。

（四）优化网络营商环境

在新时代，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还要注重网络层面的工作。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层面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应当被重视。网络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做好网络法律人才的培养工作。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很多数据和信息都被保存在网络当中，一些信息会保留一段时间后被清除，如果这时出现网络纠纷就难以进行评判，因此就需要对这些庞大的数据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当前监管部门这方面的人才存在很大缺口，有效解决这些网络纠纷就要培养出具有丰富经验和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所以，就要做好网络法律人才培养工作，而法律人才也要进行自我学习，提升自身解决纠纷的能力。第二，构建常态良性的网络营商环境。在网络时代下，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个平等、公平、诚信和有序的市场环境。为进一步构建一个完善全面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就要对网络营商环境进行规制，通过构建一个完善的网络法制体系，对网络市场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使市场主体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实现公平竞争和诚信经营，进而构建一个良好的网络法治化营商环境。此外，还可以构建相应的网络营商发展协会，对网络市场主体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进而实现营商环境公平有序法治化的构建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洪雷．营商环境优化的行政法治保障[J]．重庆社会科学，2019(02):17-25．

[2]袁莉．新时代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研究：现状评估与优化路径[J]．学习与探索，2018(11):8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