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老龄化的概念十篇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1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老年人;心理养生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社会也逐渐进入老龄化。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积极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内外老龄政策的发展核心，并受政治议程与老龄研究的影响[1]。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迅速，老年人在社会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不可忽视的群体;同时随着我国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群的平均寿命也在延长，使其对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2]。

1积极老龄化的概念

1.1积极老龄化概念的提出

随着日益严重的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国际社会舆论依次提出了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等概念。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提出了“成功老龄化”的概念，认为外在因素只起中性作用甚至于抵消内在老龄化进程的作用，使老年人的各方面功能没有下降或只有很少下降，从而使老年人继续保持中年人的活动和价值观[3]。美国学者罗伯特（Robert）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生产性老龄化”的概念，认为老年人仍然能够从事一些适应性活动，其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参与十分必要[4]。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强调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更强调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5]。“积极老龄化”的概念是世界卫生组织于1996年提出的它是“成功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等概念的综合版和升级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先提出“积极老龄化”，其观点基于对老年人权利的承认，以及《联合国老年人原则》―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从“需求”转为“权利”，老年人不再是社会负担。

1.2积极老龄化的内涵

2000年4月在第二届老龄会上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作为政策框架，以《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为指导。其内涵纳入大会“政治宣言”，这是为了应对全球人口老龄化。其内涵是：在健康老龄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延伸，其含义更广泛、全面，要认识到健康、照料之外的各种因素如何影响老年个体和群体，帮助老年人保持独立和积极性，促进健康，即健康+活力。“积极”是指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而不仅指身体和活动能力或参加体力劳动的能力。退休老年人、甚至患病或残疾老人仍能为其家庭、社区、国家做积极贡献。积极老龄化的目的在于使所有老年人延长健康预期寿命、提高生活质量。

2002年举办的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将其写进了《政治宣言》[6]。“健康”、“参与”、“保障”是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健康”是指人在进入老年期之后，可以保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以及可以很好地适应社会[7]。“参与”是指老年人要积极地面对老年生活，主动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7、8]。“保障”是指从社会公正的角度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政策保障、资金保障、监管评估保障等，以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要、经济保障需要、精神文化需要、生活照料需要等[9、10]。

“积极老龄化”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人类传统的老龄观，把战略规划重点从“以需求为基础”（倾向于假定老年人是被动目标）转变为“以权利为基础”（承认人们在变老时，他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享有机会、待遇平等的权利，以及他们的责任）[11]。

2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及作用

2.1积极心理学概念及意义

2.1.1积极心理学概念

20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树立起了积极心理学的大旗，扭转了之前心理学过分关注人性消极面的研究取向，将心理学引向探索和促进人类实现自我、生活幸福、性格完善、和谐发展的道路，使心理学致力于研究如何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幸福、更充实、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12，13]。积极心理学认为，创造积极的精神，提供积极的机会，肯定积极的价值，才能使它的服务对象在感受积极的过程中，学会发现、创造和积极给予，从而获得一种实实在在的积极力量，最终帮助人们预防和治愈心理疾病，过上更快乐、更健康、更积极、更有价值的生活。积极心理学的这种积极转向意味着心理学开始重建人类的新人文精神，体现了心理学的人文关怀[14]。

Kennon M. Sheldon和Laura King的定义道出了积极心理学的本质特点，“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的科学。”积极心理学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人自身的积极因素方面，主张心理学要以人固有的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提倡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人的许多心理现象（包括心理问题）做出新的解读，从而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并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来帮助普通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良好的生活。

2.1.2积极心理学的意义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人本身所固有的积极因素，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主张心理学的研究要以人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用积极的心态对人的心理现象作出新的解读，寻找其规律，从而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并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来帮助普通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力并获得幸福的生活。

3积极心理学在积极老龄化中的作用

面对全球老龄化不断加快的趋势，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政治宣言》指出的“积极老龄化”已成为老龄观的一个革命性变革，而积极老龄化的核心和精髓[15]。“积极老龄化”认可老年人有机会均等参与和处理生活各方面的权利，鼓励和提倡老年人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参与社会发展，从而体现老人的自我价值。

3.1积极心理学与老年人身体健康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中年以后机体开始衰老，机体的各器官的功能开始逐渐退化，不可避免的出现生理机能的老化，但如果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良好，能与外部环境协调、适应，人际关系和谐，善于调适自己的负面情绪，则老化现象会大大降低，并表现出老当益壮、老有所为的积极精神面貌。只有身心健康而长寿的老年人，才能在人生旅途最后阶段――晚年生活中活得开心、给自己生活带来乐趣，真正做到欢度幸福的晚年。

3.2积极心理学可以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包括心理活动正常范围和标准，以及如何调节心理活动，使老年人身心愉快、健康长寿等内容。21世纪养生保健的主旋律是心理养生，老年人要想健康长寿，就应明确养生必须先养心，要注重心理养生，保持心理健康[16]。

积极心理学对于老年人心理养生至关重要，关系到老人的心理健康。老年人心理养生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模型，由积极认知、积极行为、积极情绪三个维度所构成[17]。广泛的普及积极心理学对老年人心理养生有着重要的作用，为积极老龄化的推广普及提供保障。

3.2.1积极心理学可以增进老人心理养生的积极认知意识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2

关键词：老龄消费；新特征；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4-0043-04

目前，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预计到2020年，全国老年人将达到2.43亿，约占总人口的17%。这将形成一个庞大的老龄消费群体，老龄产业潜力巨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同时，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老龄消费需求也开始向个性化、多元化方向转变，更加专注产品的质量、附加值、个性等品牌特有要素，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品牌意识和品牌消费习惯。这些都与我们所认为的我国老年人保守、刻板的消费形象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特殊群体的消费行为新特征。从主观因素出发，目前学界对于消费特征的最新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消费者自我认知与产品形象认知一致性倾向的形成与概念的阐述。二是探讨消费者消费心理特点与品牌购买之间的关系。三是消费者消费心理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但是，这些都是根据年轻消费群体展开的研究，而对老龄消费特征进行的本土化定量研究尚不多见。从客观因素看，目前关于老龄消费行为的研究，多数认同我国老龄消费行为更加理性与保守，其购物决策具有明显的功能倾向。但真正将老龄消费者内在情感诉求与外在产品功能期望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的还比较少。目前，相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我国老龄消费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品牌化程度较低，老龄消费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要。本文引入消费行为学部分概念，基于调查问卷及实证研究，总结现阶段我国老龄消费的新特征，从而为引导我国老龄消费市场及老年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一、老龄消费理论研究基础及相关综述

（一）自我概念一致性研究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把自己看做一个对象时，所产生的整体看法和感觉，即一个人通过本人的反省和他人的反馈，逐渐增强对自己本身的了解。贾马尔认为，消费行为往往受到产品形象或产品象征意义的影响，消费者更偏好产品形象与消费者自我概念相一致的产品。埃斯卡拉和贝特曼认为，自我——品牌契合性反映了消费者对特定品牌与其自我概念的符合程度的评价，而自我概念一致性则是指消费者对通过购买决策来追求品牌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与自我概念相契合的程度。在自我概念一致性维度的划分上，目前得到较多学者认可的是多利斯提出的二维度学说，即自我概念包含两个维度——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而与此相对应的，自我一致性也分为真实自我一致性与理想自我一致性两个维度。消费者通过消费来表达实际或理想的自我与品牌个性相一致，真实自我一致性反映消费者感知该品牌个性与真实自我相一致，理想自我一致性是指消费者认为该品牌个性与理想自我相一致。

（二）功能一致性研究

功能感知是指产品能否履行其职能，并能满足与产品相关的功能需求。瑟治将功能一致性引入自我一致性研究领域，并将其定义为消费者认为产品所具有的性能和他所期望的产品性能间的一致性。消费者对产品的性能特点往往会有一定的期望和要求，如质量、价格、使用方便、售后服务等，在每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可接受范围。如果消费者认为该产品特性符合自己的要求，他就会对这一产品感到满意。产品功能和消费者的理想水平越相近，消费者的满意度就越大。消费者对所评价的产品功能感到越满意，这个产品与消费者的期望就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越高，消费者购买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品牌关系质量研究

品牌关系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布莱克斯通的研究成果。布莱克斯通认为，品牌关系是由一连串消费者接触品牌的经历发展而来的。消费者会赋予无生命的品牌一些人格特性，如活泼、稳重等，同时选择性地赋予某些情感、思想等方面的人性特质。消费者从企业营销活动中构建的品牌个性与其本身个性互动后，就会形成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而信任与亲密度有关，亲密度是衡量品牌与顾客关联程度的指标。这为品牌关系质量的测量指明了方向。也有学者强调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显性的，还可能是潜在的，而这种情况多存在于服务企业，即顾客与服务企业间存在着潜在交换。富尼耶借鉴人际关系研究中关系质量的理论，在品牌关系研究领域首次引入了品牌关系质量模型，以此衡量品牌关系的强度、稳定性和持续性。

（四）顾客重复购买行为研究

国内外学者几乎一致认同重复购买行为的发生是顾客行为忠诚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很多国外学者从转移障碍、顾客价值及顾客满意等方面分析了影响顾客行为忠诚的因素。国内学者马力行、蒋馥通过定量研究，对重复购买行为、交叉购买行为等对企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重复购买行为会给企业和客户都带来巨大收益。吴国华和潘德惠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顾客购买决策、前后两次购买间隔时间、顾客重购行为和顾客逃逸等因素对顾客购买行为影响较大，并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提出预测日用消费品重购概率的研究方法。

二、我国老龄消费特征的实证研究

本次研究选取北京、沈阳、长春等几大城市老龄人口为样本对象。考虑到老年人居住、活动场所的特殊性与局限性，本研究主要在公园、住宅小区、老干部活动中心等老年人相对集中的地方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选取样本31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268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6.45%。样本特征表现为；女性占比43.4%，男性占比56.6%；从年龄分布看，55-65岁之间的人数最多，占样本总数的46.2%；从婚姻状况看，老伴尚在的已婚者占总人数的89.1%，丧偶、离异和未婚者占10.9%；从工作情况看，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占比分别为41.6%和48.8%，无业人员占9.6%；在收入水平方面，收入在1000-2000元的老年人居多，占总样本量的35.2%。本文采用信度（Cronbach’s α）值来检验量表的可靠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并运用AMOS7.0软件对研究提出的模型及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理想自我一致性、现实自我一致性和功能一致性对老龄消费的重购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其中功能一致性的影响最大，现实自我一致性次之，理想自我一致性影响最小。品牌关系质量对老龄消费重购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证实，自我一致性的两个维度及功能一致性对老龄消费品牌关系质量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通过路径系数的比较发现，功能一致性对老龄消费品牌关系质量的影响明显低于现实自我一致性。在加入品牌关系质量后，自我一致性和功能一致性对老龄消费重购行为的直接作用明显下降，但仍然显著。这说明品牌关系质量在自我一致性、功能一致性与老龄消费重购行为的正相关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我国老龄消费行为的新特征

（一）老龄消费需求层次逐步提高，自我性消费补偿心理强化

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时代的进步，我国老龄消费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的传统消费需求，而是表现为品牌意识的日益增强。同时，老龄消费甚至不再满足于消费本身，而是更多地希望通过消费实现社会交流和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目的。如，重拍婚纱照、老年旅行团等补偿性消费，就是老龄消费者试图补偿以前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受限或传统观念束缚而未能实现的消费需求和愿望。

（二）老龄消费心理趋向成熟，“物有所值”是其消费的重要特征

我国老龄消费一般属于理智型和习惯型消费，比较偏爱以前经常购买的商品。在几十年的消费实践中，我国老年人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消费方式。他们在消费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自己的习惯，对哪些商品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有较深刻的理解。所以，老龄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一旦形成，他们就会由于这种消费惯性而一直保持对该品牌产品的强烈消费愿望。与年轻人相比，由于老年人心理及生理的原因，他们对于价格适当、使用方便、质量好等产品功能性因素更为看重。在产品性能方面，老龄消费者往往要求商品便于购买和使用，而且比年轻人更注重商品是否有好的功能和效用。总之，“物有所值”是老龄消费的重要特征。

（三）老龄消费的消费心理和购买行为存在阶段性更迭特征

就目前来看，我国老龄消费者主要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他们从出生开始受到以“听老人言”为准则的教育，深受中国几千年尊老文化认知的影响，使其即使到了晚年时生理功能减退，仍然具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和更高的自我认同感。因此，这些老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一般以“生活条件允许”和“为子女着想”为前提。而上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未来老龄消费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到了晚年将保有比上代人更多的固定资产，受到生活条件的约束较小，有着更加开放的思想，因而将会有更加丰富多样的个性化消费需求。由此可见，受到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理念的影响，我国老龄消费呈现消费心理和购买行为的阶段性更迭特征。

四、促进我国老龄消费发展的对策

（一）以老年人情感需求为导向，积极引导老龄消费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功能一致性，我国老龄消费的现实自我概念对消费的影响更大，理想自我概念与品牌个性的契合度也显著影响着老龄消费的品牌消费及其购后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老龄消费需求开始追求产品的质量、附加值、个性等品牌特有要素，通过消费达到自我满足与实现的目的。因此，企业应在产品研发、流通、销售环节充分考虑老龄消费的需求变化。应当按照老龄消费需求进行市场细分，打造更加富有人文关怀的老龄品牌，即无论在产品设计上还是服务管理上都应该照顾到老年人所特有的情感需求。

（二）以“物有所值”作为产品及服务的标准，推动老龄消费规模的扩张

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功能是否与消费者期望相一致是影响老年人重复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现代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老年人的消费心态更加年轻化、时尚化、实用化，因此，企业应该根据现代老年人的消费特点，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以“物有所值”作为产品及服务的标准，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实用性与新颖性。由于对老年人需求了解最为深刻的莫过于老年人自己，所以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设计，可以更多地让老年人参与其中。一方面，可以增加老年人重新就业的机会，实现其自身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提供适合老龄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提升老龄消费者满意度。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3

建立“第三年龄”概念，也是为老年学学科的创新奠定新的学理基础。这一概念的提出，颠覆了传统老年学中的简单化、片面化的“老年智力下降”、“老年已经失能”、“老龄化是社会负担”等等观念，它以划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肯定前者的发展潜力的观点，反映了现代老年人的全面的、真实的状况。无论在智慧方面、能力方面、社会价值方面，都让辩证法的科学分析在老年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建立“第三年龄”概念，对于各项老年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按照这个概念，国家对于开发和使用老年人才，将会有制度性安排；对于发展老年文化，鼓励老年人从事文学创作、艺术活动、各门人文学科研究，将会有鼓励政策；对于老年教育的发展将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积极评价第三年龄的根据

既然从老年人生的全过程中划出第三年龄，指明它是人由中年期向老年衰老期过渡的时期，那么，人们一定会给第三年龄以更积极的评价。怎样评价、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1.事实的依据

社会进步到今天，人的寿命大大延长了。其原因无非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营养的增强；随着社会公平的推进而来的人际关系的改良和心境的宽松；随着文化发展而来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文明生活方式的推广；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来的保健的加强和医疗技术的先进。现在，中等及其以上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都达到75岁左右，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80岁以上的人口在老年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这样说来，人口老龄化确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成就。不言而喻的是，生命的延长意味着人的老化期到来的推迟。现在，城镇里60岁的男人和女人，在乡里人看来特年轻，50左右的人吧。我们认为：60―75岁的第三年龄人，在事实上，就是中年期的一定水平的延伸。一批本来的艺术家、文学家、人文学科的专门家，他们在第三年龄是创作和研究的旺盛期。歌德到80岁才写成《浮士德》，这样的创作者现在已不稀奇；我国的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是95岁在办公桌上写作时仙逝的，此前从未停止过笔耕，他在60岁时才迎来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此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2.学理的依据

现代生理学依据。现代生理学理论认为，人有四种年龄：一是生命年龄（Life age，LA），指个体出生到现在按年月计算的时间而确定的年龄，又称“自然年龄”。联合国将老年期的起点时间定为65岁，我国则定为60岁。有学者将老年期划为三个阶段，55-65岁为老年前期，65-75岁为老年期，75岁以上为衰老期。由于所处环境千差万别，以及个人体质等其他因素影响，生命年龄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生理功能、心理状况以及社会活动能力。二是生理年龄（Physiological age， PA），指以正常个体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发育状况为标准确定的年龄，这一年龄是根据个体的健康状况（细胞、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等）以及反映其生理健康的生理指标来确定的。一般来看，生理年龄随着生命年龄而递增，即机体的结构和功能随着增龄而老化。但生理年龄并不完全等同于生命年龄。由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疾病、营养、运动等因素的不同影响，机体的生理功能和组织结构老化的速度是不同的，个体的差异性很大。三是心理年龄（Mental age， MA），指根据个体心理活动的程度和功能确定的个体年龄，也叫“智力年龄”。心理年龄与生命年龄、生理年龄并不完全同步。四是社会年龄（Social age， SA），是指根据一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中的角色作用来确定的个体年龄，它反映的是个体的社会行为的成熟程度。社会年龄与前三种年龄并非一致。现代生理学认为，人的四种年龄的发展速度通常并不同步。在人类无法改变生命年龄的基础上，人们的生理功能、心理状况以及社会行为能力都不尽相同。由此可见，对“老年人”或者“老年期”的界定在不同的年龄背景下应区别对待。

老年心理学依据。老年心理学认为，年代年龄受之父母，不可改变，但是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却可以通过身心锻炼、个人努力加以改变，延缓衰老。老年期的一般心理变化主要表现为：感知觉的退行性变化；记忆力下降；思维变化，部分老年人表现为更稳重和更智慧，另一部分老人则表现出思维能力呈下降趋势；人格变化，一部分老人更趋完美和完善，另一部分老人则表现出不安全感、失落感和信息缺乏感。在现实社会中，有相当部分的老人由于生活背景、职业背景和自身素质的原因，其心理状况相当健康，主要表现为：感知和记忆力良好；逻辑思维健全，想象力丰富；保持学习兴趣，坚持学习和动脑；人际关系良好，乐于参与社会活动；情感反应适度，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意志坚强，乐观进取；态度宽厚可亲，能常乐，能制怒；热爱生活，喜欢活动，有业余爱好；能面对现实，顺应自然，有效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事物能泰然处之，等等。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我国60-75岁处于第三年龄的老人中有相当数量老年人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超过了他们的生命年龄，趋向“年轻态”。他们在退休之后，保持着积极健康的心态。

认知心理学依据。澳大利亚认知心理学家J0hn Sweller于1980年代提出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简称CLT），对此作了详细的探讨。经过全球研究者的努力，认知负荷理论也成为研究认知过程和教学设计框架的一个主要理论。研究表明，认知负荷具有以下特点：（1）认知负荷是与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相联系；（2）该任务在工作记忆中操作；（3）该操作要顺利进行，必须有相应心智能量的支持。根据这些特点，可将认知负荷定义如下：为完成某项任务而在工作记忆上所进行的心智活动所需的全部心智能量。第三年龄老年人在接受老年大学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其学习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开发。

3.法律的依据

基于以上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的新变化，我国法律为开发和持续利用我国老年人才资源提出了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造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艺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我国2012年12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章“参与社会发展”第六十五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良品德，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保障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在六十八条还规定：“国家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鼓励老年人在量力和自愿的情况下，从事下列活动：（一）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教育；（二）传授文化和科技知识；（三）提供咨询服务；（四）依法参与科技开发和应用；（五）依法从事和经营生产活动；（六）参加志愿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七）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协调解决民间纠纷；（八）参加其他社会活动。

（四）政策的依据

201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文化部、总工会、团中央、妇联、老龄委等十六个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广大老年人要树立终身发展理念，将老年期作为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积极面对老年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参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品质。”“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大力发展老年教育，是贯彻终身教育理念、提升全民素质、建构学习型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文化教育部门要把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体系，加强领导，统一规划。”

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第七部分特别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党的十报告关于老年教育的论述，已由2010年7月正式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重视老年教育”变为“发展老年教育”。由“重视”到“发展”，不仅仅是辞语的变化，而表明了国家对老年教育认知的进步，法律地位的肯定。

第三年龄人力资源的开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批人才。资料显示，我国目前人才资源总量为1.14亿人。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才需求量将增加到1.8亿人。今后十年，我国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6600万人。我国人才队伍虽然每年都有一批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补充，但同时又有一些人才离退休，加上人才外流，从总量上来看还是人才不足，这已成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汲取和引进发达国家第三年龄教育的成功经验，可以很好地发掘和持续利用我国的老年人才。

相关数据显示，21世纪初，我国有42%的正副教授、50%以上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农艺师等先后退休。截止2001年年底，全国14.3万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已有1万人达到退休年龄。我国已退休的700万人才中，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才占总数的70%；其中有近70%是年轻的老年人才，有近70%的老年人还愿意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应该得到充分利用。

第三年龄教育的推进

第三年龄概念的提出同老年教育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人们已经意识到：所说的老年教育，不可能真正接纳所有的老年人，对于衰老的、失能的老年人，他们很难再到老年大学来上学，有的联学习能力也已丧失。老年教育只能以第三年龄人为主要对象，它在实际上是第三年龄教育。它的作用是：

1.助推老年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潜能。但在社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实现倾向。美国管理学家、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把他们称为“自我实现人”（Self-Actualizing Man）所谓自我实现指的是，人都需要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人的才能分表现出来，人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人们除了上述的社会求之外，还有一种想充分运用自己的各种能力，发挥自己自身潜力的欲望。之所以现实社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会表现出较强烈的自我实现倾向，马斯洛提出了一个一般使用的原理，即自我实现不能脱离一定生理需要和其他基本需要满足的物质基础。马斯洛不仅从人性的角度追溯了自我实现的根源，而且对达到自我实现高度的人进行了案例研究，说明了自我实现者在心理学培训是的人格特征。据他研究发现，青年人中达到自我实现高度者很少见，据他后来的解释，这是因为自我实现是人格发展成熟的标志，这和个人的丰富生活经历有关，因而又转向年纪较大的成年人的研究，包括对历史上的和当时仍然在世的著名人物斯宾诺莎、贝多芬、歌德、爱因斯坦、林肯、杰弗逊、罗斯福等进行传记和案例的分析研究。这一系列研究使他能够概括出自我实现者的一些共同特征：他们能对现实采取客观态度，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看外界，能洞察现实的本来面目；他们知道自己的长处，也承认自己的缺点；他们能理解他人，也能宽容对待他人的缺点；但对于妨碍人格发展的缺点如懒惰、无思想、妒忌和偏见等十分敏感，如果发现自己有这一类缺点，总是引为羞耻，力求改正。根据马斯洛的研究，我们发现，在接受第三年龄教育过程中，很多老年人在学习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目标，激发出自我实现的强烈冲动。美国神经生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说明，人到70岁时的大脑与30岁左右时的大脑一样，具有极强的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可见，老年人仍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求知是许多老年人才的新追求。他们在老年大学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在发展自己以往已有的积极人格的同时，又与时俱进地重塑了自己新的人格。如，他们的视野更宽广，超越自己专业领域，学习新的专业知识核心的技能，并以所学到的新知识核心技能为社会继续服务。如金陵老年大学文史系学员施宁，是上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的理工科毕业生，在职时做了一辈子的工程师。退休后，来金陵老年大学文史系读书，她的文学创作潜能显现出来，写作和发表了大量散文，不少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或被转载。去年，她被南京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又如：马银生，在职时是江苏省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退休后，来金陵老年大学文史系读书，重点学习小说创作。他借鉴中外小说写作的艺术手段，凝聚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了长篇小说《笔墨风云》，在工人出版社出版，获得好评。他同施宁一起，被吸收为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2.为老年人成能成才创造了有利条件

老年大学作为第三年龄教育的中国形式，为广大老年人才继续为社会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把课程创新设定为“优先级”，通过课程创新使老年学员学习到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为此，首先，确立了“以老年学员为本”，是课程创新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专业课程规划设计的逐步创新，给予每个老年学员以充分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让每一颗金子都闪闪发光”，不断满足老年学员日益变化的学习需求和文化消费需求，是老年大学课程理念创新的价值取向。其次，课程内容与时俱进。老年大学的课程创新，着力于课程内容与时俱进的发展取向，力求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科学、准确地反映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果，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扬弃，启发新机，融入当代。由此实现老年大学课程内容创造性的现代转换。最后，建设与发展课程体系。老年大学近年来在规划和设计专业课程时特别强调了课程的系统性建设与发展。这为实现老年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4

关键词：老年消费行为；感知年龄；实足年龄；比较研究

一、引言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实足年龄(chronologricalage)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它是一种易于测量的，客观而普遍的属性。尽管实足年龄对消费者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但将其应用于与年龄相关的研究时，它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按照Schiffman&Sherman的说法，“年龄更多的揭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不是身体状态(如实足年龄等)。”有研究显示，人们常常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年龄，而不是那个基于生物钟时点的实足年龄。人们常常感觉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或老，这种自我感知的年龄(而不是实足年龄)似乎会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因此，如果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意涵的话，实足年龄将毫无意义。由此催生了寻求广义的年龄概念的建议，其他与年龄相关的概念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实足年龄自身的缺陷，迫使Barak&Schiffman提出了一个非实足年龄的测量方法：感知年龄(cognitiveage)。

本研究借助西方成熟的测量量表对中国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跨文化的本土化检验，继而基于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创新产品采纳兴趣的相关性分析，提出了针对老年消费市场的营销启示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抽样设计及实施尽管对老年消费者尚没有标准的年龄界定，但55岁通常被作为“门槛年龄”使用。为实现与西方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研究流行范式的有效衔接，以便进行跨文化研究，本次调查将研究对象界定为55岁以上(包括55岁)的老年人。调查采用自填式留置问卷，通过广州市东山区综合执法局发文的形式，我们委托该区所辖白云街、东湖街和珠光街三个街道社区的居委会，将正式调查问卷分发至有老年人的居民家庭，由满足研究对象界定的老年家庭成员自主填答后交回给居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二)变量的测量本研究核心概念所采用的测量题项改编自西方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其中，感知年龄的测量题项直接引自Barak&Schiffman“年龄段量表(AgeDecadeScale)”的4个维度，即：(1)感觉年龄(feel-age)，指个体自我感觉的年龄；(2)视觉年龄(look-age)，指个体认为自己外表所展现的年龄；(3)行为年龄(do-age)，指个体基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4)兴趣年龄(interest-age)，指个体基于自己的兴趣而得到的自我年龄感知。具体操作时，要求被试针对每一个感知年龄维度，选择出他们感觉与自己的年龄感知最相符的年龄段(如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等等)。具体计算时，以年龄段的中点作为该年龄维度的数值，即如果被试作出的“行为年龄”维度选择为“40多岁”年龄段，则在该“行为年龄”维度上的赋值为45岁；以4个感知年龄维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感知年龄，该算术平均值越大意味着感知年龄越大。

为了系统研究感知年龄对老年人消费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本调查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还引入了12种创新产品或服务，以验证感知年龄与创新产品或服务的采用兴趣之间的关系。问卷中设计了12个有关创新产品或服务采用兴趣的李克特5点制题项，其中1代表“非常不感兴趣”，5代表“非常感兴趣”。

(三样本特征。本研究共采集到有效样本232个。其中，男性129人(56.3％)，女性100人(43.7％)；城镇户口181人(79.4％)，非城镇户口47人(20.6％)；实足年龄分布为：55～64岁(509％)，65～74岁(345％)，75岁以上(14.7％)；已婚者占83％，丧偶／离异／未婚者占17％；初中文化程度以下者占49.1％，大专或同等学历以上者占28.4％；退休，离休／从未工作的占74.8％，其次为在职(10.4％)，退休后无偿兼职(8.2％)，退休后有偿兼职(6.5％)；在家庭月收入方面，近似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倒u型”分布，即月收入3000～4999元(26.0％)，2000～2999元(25.5％)，1000～1999元(20.8％)的老年人家庭居多。家庭结构上，生活在“扩大式家庭结构”中的被试占74.8％，这与官方公布的数据大致吻合，其中，“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子女已生育”的占37.8％，同时不乏“四代同堂(13.0％)”现象；与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核心式家庭结构”仅占7.8％；此外，“夫妻共同生活，身边无子女”和“单身独居”的分别占12.6％、4.8％。

三、分析与发现

(一)变量信度和效度检验。分别采用SPSS11.O和LISREL8.70对感知年龄变量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为0.8559，同时，题项一总相关度(Item-TotalCorrelation)均超过0.5的门槛值，且删除后Cronbach值不会增加，表明计量尺度有较高的可靠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感知年龄概念的复合信度c系数为0.852，4个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介于0.77～0.82之间，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0.649>0.5。检验显示，4个维度的感知年龄概念测量具有满意的信度与效度，将其用于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测量是可靠而有效的。即我们可以从感觉、视觉、兴趣和行为4个侧面，对中国老年消费者的感知年龄进行测量与评价。

(二)感知年龄维度属性分析。进一步对感知年龄各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老年人自我感知的年龄与他们实足年龄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西方研究所报告的那样显著，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中西方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上得到了集中反映。西方学者的研究报告显示，60～75％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超过5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轻16～17岁。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均值之间4岁的差异，与西方普遍报道的10～15岁差异的论断相去甚远。与此同时，西方研究早已证实，视觉年龄较其它3个感知年龄维度更趋近于实足年龄。本研究则发现，从各个维度上来看，中国老年人的感觉年龄、视觉年龄与其实足年龄的均值几无二致，而兴趣年龄、行为年龄与实足年龄较大的反差则具有令人振奋的意涵，因为这种差异的显著性为进行基于感知年龄的中国老年消费行为研究提供了依据。

数据同时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感知年龄维度在年龄段分布上具有差异性。总体而言，感觉年龄维度与视觉年龄维度的年龄段分布趋势较接近于实足年龄，它们在核心区段(50～70岁年龄段)上的分布比例大致接近，而其平均值更是近乎相当(AFA=63.6岁，ALA=63.2岁，ACA＝64.6岁)。Baraketal.对中国、印度、韩国、尼日利亚4个亚非国家所做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尽管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与个体差异，但感知年轻可以说是一种基本天性和普遍趋势，因此，我们排除了有相当比例老年人在这两个维度上感知年老的现象，并据以推测，大多数被试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感知较接近于他们的实足年龄。

与之相比，兴趣年龄维度与行为年龄维度的低龄化感知趋势最为显著，其在60岁以下各年龄段上的人数百分比都最大，并且兴趣年龄和行为年龄在60岁以下的人数百分比合计分别占到了66.5％和67.8％，同时却具有相对较小的平均值(AIA=56.5岁，AUA=57.1岁)。我们有理由相信，自我感知兴趣年轻与行为年轻在老年人群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这种感知年龄维度与实足年龄的显著反差显然具有极大的营销应用价值。

(三)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性。西方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婚姻状况正相关，与其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负相关，与就业状况的相关性不显著。本研究针对中国老年人的调查基本支持了上述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差异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仅限于视觉年龄维度，老年女性更看重自己外表所展现的自我投射，这从她们更注重穿着打扮上可以得到直观的印证；就行为年龄而言，中国老年人的教育程度与此感知年龄维度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应该引起老年市场营销者的警觉。本研究同时发现，城乡户籍、家庭结构等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口统计变量对中国老年人感知年龄的影响不显著。

(四)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有证据显示，感知年龄比实足年龄更适合用于预测行为。从表3可以发现，在预测老年消费者对创新性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态度上，感知年龄及其维度比实足年龄变量更加有效、可靠。研究同时揭示，感知年龄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与产品或服务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这些属性特征包括老年人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度(如家政服务、人身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产品或服务的普及率(如有线电视、无绳电话、银行信用卡)，接受度(如上网购物、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以及诸如“怀旧”等特定的消费者价值观(如“革命圣地”旅游项目)。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感知年龄概念在描述老年人的年龄变量特征上，比单维的实足年龄更加丰富而具有内涵。同时，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上述内涵特征，为我们洞察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指示器。

四、研究结论与营销启示

西方研究发现，感知年龄测量的信度在0.85～0.88之间。本研究证实，将基于感觉、视觉、兴趣、行为4个维度的感知年龄测量运用于中国老年消费者是可靠而有效的。但是，年龄对于东西方老年消费者来说，具有迥然不同的内涵。例如，Underhill&Cadwell的研究就发现，超过50％的60岁以上老年人感觉本人比自己的实足年龄年轻16～17岁。而本研究则显示，尽管感知年轻是一种天性和普遍的现象，但平均来看，中国老年消费者在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上的差异仅有4岁，并且，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兴趣年龄维度与行为年龄维度的贡献。而在感觉年龄维度与视觉年龄维度上，中国老年消费者对于它们与实足年龄之间的感知背离并不敏锐。这似乎表明，东西方老年消费者在年龄维度的感知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感知年龄毫无疑问的反映了某种文化意涵与社会规范意涵。

老年人对于生活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千差万别，这种差别有赖于不同社会所给予老年人的尊重与威望程度。在东方传统文化(如中国文化)中，年龄也是一笔资产，而并非一定代表着人生的负债，增龄往往意味着智慧的储积与地位的阶升。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5

关键词：去家庭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

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钟晓慧，《是“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6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老有所养;相关对策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上,因为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原因,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都是偏重于数量控制的,然而,近些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强烈的改变,中国正逐渐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熟悉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只有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好,让人们“老有所养”,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一、人口老龄化的机制及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2009年年底《人民论坛》杂志对3500余人进行了“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有44. 1%的受访者认为“老龄化矛盾凸显”将是未来10年的最严峻挑战。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应当纳入国家战略。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可以从宏观的“人口”和微观的“个人”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宏观的“人口”角度来看,老龄化就是老年(一般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微观的“个人”角度来看,老龄化就是一个人的生存年限(即寿命)不断延长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个人的长寿化过程。直接导致宏观角度“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动因,一是少子化,即低生育率;一是长寿化,即人的寿命的延长。可见,微观“个人”的老龄化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宏观“人口”的老龄化,而宏观“人口”的老龄化也包括和体现了微观“个人”的老龄化。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人口学动因,都由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决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带来医疗、福利的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死亡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延长:同时也引起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导致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另外,婚育观念及生育状况也要受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人口老龄化也不可避免要受文化传统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总之,从决定因素及长远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我国老龄化的特征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及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比较晚,水平也比较低。但由于大国意识,总想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加之自我发展的某些判断和需要,所以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30多年前,总和生育率还高达5.8左右,目前已迅速下降到1.8甚至更低的水平(部分学者认为在1.6左右)。至少在近30年左右的时间,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与外国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由于长期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其次,我国人口规模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就意味着老年人口不仅增速快,而且规模大。如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 69亿,而且仍以每年近1000万人的规模迅速增加。第三,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我国是“未富先老”,支撑老龄化需求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第四,改革开放的进展,使我国人口迁移日趋活跃,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过程正加速发展,但现行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仍制约着人口的户籍迁移,造成大量的“人”、“户”分离和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更加增大了农村养老困难。据全国老龄委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占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 %。这些特点,致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加严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更加困难。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与老有所养

(一)老龄化的四大矛盾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由于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老龄化,将使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年龄老化,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使人口增长减缓、停滞甚至减少;同时还将带来劳动力的老龄化甚至减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及家庭的“老龄化”和“空巢化”。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人口老龄化使人口由主要作为生产者的劳动力人口转变为作为纯粹消费者的老年人口,而且在转变为老年人口以后,在家庭、职场、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改变,特别在知识经济社会,老年劳动者技术、技能的陈旧过时以及劳动能力的逐步丧失,也将影响其已有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地位。第三,经济结构的变化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医疗、福利需求的增大,以及用于支付年金与护理照料经济、人力负担的增大等问题。第四,生活结构即个人生活周期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老龄化将通过少子化和长寿化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命历程的延长,使人在退(离)休后还有很长的健康生存时间和需照料生存时间,这就使老年人口在生活行为及时间上都有很大的改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意识和价值观,也将由以前单纯偏好物质享受逐步向生活的丰富多样化及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转变。

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难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人口老龄化一方面要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需抚养老年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两大人口集团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变化,造成了经济抚养负担的加重,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份额只能相应减小;而且劳动力人口在相对减少的同时,还将由于老龄化而导致生产能力及科技创新能力的相对弱化,这些也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导致我国经济增速延缓或停滞。二是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将导致家庭结构的失衡,一方面是少子化将导致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同时老龄化又带来家庭结构的“老龄化”和“空巢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及“老龄化”和“空巢化”,都将影响家庭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家庭结构的失衡及其生命力的弱化,将动摇社会发展基础,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决定因素及长远趋势来看,“长寿化”和“老龄化”是每个人的必然“归宿”,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这就要求人类社会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必须对老年后的社会成员做到“老有所养”。这不仅是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负责,更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老有所养的两大内涵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老有所养”高度概括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精髓。其中的一个“老”字,可视为基本等同于“老龄化”,或者指已经历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对后者而言,目前多泛指65岁及以上概念上的被扶养老年人口,但更主要是指不再参与工作、需要他人抚养的老年人口。“老有所养”中的“养”,乃指对人口老龄化应对的措施和目的,就是要“养”好老年人口。从抚养角度又可把“老有所养”中的“养”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抚养,二是生活照料。

一般地说,经济抚养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其劳动力人口从事劳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用以供养老年人口特别是已不再参与工作、需要他人抚养的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相对抚养能力越大;老年人口比重越低,相对抚养负担越小;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越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高“老有所养“的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抚养能力,通常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年龄结构系数表示,如果该比重在50%以上,即1个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扶养1个被扶养人口(包括未参加工作的青少年人口),就称为有“人口红利”。该比重越大,表示“人口红利”越大,劳动力越富足,抚养压力越小,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反之,该比重越小,表示“人口红利”越小,劳动力越不足,抚养压力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发展。当该比重小于50%时,即称为“人口负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呈“人口负债”的时候,其抚养被扶养人口、 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性就很困难。从微观层面来看,经济抚养一般是指一个家庭户中,有几个劳动力人口和被扶养人口特别是被扶养老年人口。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们的生活也是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而且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不可避免要造成家庭户的“小型化”和“老龄化”,这样就使从家庭微观层面考察一个家庭的经济抚养能力更加必要。

“老有所养”的“养”中的生活照料,虽然可以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考察,但更主要的是从微观的家庭层面来讲的。像目前普遍存在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三代户”或与老人分居的“核心”家庭户,作为中间一代的劳动力人口,下育小,上养老,自己还要工作,负担重,压力大,多财不济用,力不从心。特别是我国具有儒教文化传统,历来崇尚尊老敬老、惯行“家庭养老”。目前全国依赖居家养老的老人比重高达85.8%,这无疑使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应对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更为困难。

“老有所养”中的“养”,存在被养(被抚养)和自养的问题。一般而言,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有所养”的生活照料问题,主要是解决劳动力人口怎样抚养好被抚养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问题。而从国家政府角度要解决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有所养”的生活照料问题,主要是怎样抚养好老年人口的问题。但从被养的老年人口来讲,本身也有一个自养的问题。人口的老龄化,本身也意味着一个工作人口按规定年龄退休之后仍要生活数十年。在这数十年中.一般仍有数年能保持身体的健康和生活的自立(理)。所以提倡老年人口自养不仅必要,而且也完全可能。如果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进一步划分为前期老人(70岁及以下)和后期(70岁以上)老人,则老年人口的自养,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谓之自我养老,即提倡按规定年龄退休之后身体健康的前期老人继续发挥余热,老有所为,争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照料自己;一方面可谓之互助养老,即可以鼓励由前期老人照料后期老人,由健康老人照料残弱老人。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与“老有所养”的举措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从战略角度考虑,建议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延缓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进程

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一个人口自身结构的变化问题,所以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首先要对症下药,直接从人口本身选择突破口。由于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动因,一是低生育率造成的少子化,二是人的寿命的延长。人的寿命的延长,是客观规律,不可改变,因此只能从改变低生育率着手。根据日、韩等东亚国家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非人为控制条件下生育率的下降往往都是不可逆的,一旦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就很难再反弹起来。我国近年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与长期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控制政策有密切关系,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能有效降低生育率的情况下,如果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可能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一旦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失去作用,那么也就很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控制水平的征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已明显低于政策控制水平。所以一定要在计划生育政策尚对降低生育率有一定影响的时候加以适时调整。作者认为,现在已经是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如果现在适时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我国在未来二、三十年都有可能维持人口红利,保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提高社会抚养能力。需要特别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一措施只是阶段性措施,其作用只在于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

(二)加快经济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搞好老有所养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了,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就有最基本的物质保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欧美、日本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因此,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动摇,把发展经济与应对老龄化结合起来,遵循“边老边富”、“以富养老”的路径,为搞好社会养老事业,建立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打好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要大力扶植和发展“老年产业”,发展老年产业,可谓“以老养老”、一举多得,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还直接有助于解决养老问题,如可以为开发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使他们能“老有所为”搭建舞台,还可以通过发展为老服务事业向老年人口特别是后期需抚养老年人口提供各种照料服务

(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社会的和谐依赖于制度的公正和个人、群体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解决人口老龄化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同样如此。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二元社会体制,造成城乡差异 “九天、九地”,福利待遇干差万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些都不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因此,一定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从制度层面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首先,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发展,缩小城乡差异,统筹城乡发展,逐步破除城乡分割和二元社会体制,争取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城乡统一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其次,在当前体制、资金等诸多制约条件下,应分门别类、区别先后,根据保障对象性质类别、贡献大小等原则建立适用于不同老年人口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特别要严格控制高干、高端老年人群“无限”保障的“无限”享受,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低端无保障老年人群的社会保障(权)的配给。再次,根据老年人口及老龄(化)社会特征,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尽快建立起适应人口老龄化及老龄(化)社会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

(四)大胆改革创新,积极发展多元化养老模式

以上三点,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和经济抚养来讲的,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有所养来说,微观层面的生活照料对后期老人更加关键和需要。特别在进入老龄社会及超高龄社会以后,更是实现老有所养的主要内容。而对老有所养及生活照料而言,选择怎样的养老模式又十分重要。从接受照料服务的老年人口来说,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接受照料服务上的需求都是多样化的,有的喜欢到机构养老图个清闲,有的愿意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从提供生活照料服务方面来看更加复杂,如可能有人想尽孝,有人图清闲:有人想行善,有人想赚钱,所以很难采用统一的养老模式。但毫无疑问,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主要采用家庭养老模式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这不仅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无法轻易改变,而且现有经济基础及人力资源也不允许更多地采取机构养老模式。然而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年人口特别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单靠一人、一家之力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增大的老人护理和照料需求,可见采取家庭养老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必须广泛调动国家、地方、企业与政府、民间、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制度化和市场化机制,创新和发展多元化的老有所养的养老模式,如可发展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以及社区、家庭相结合,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扶助为辅的社区化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对身体健康的前期老年人口来说,还可以鼓励他们“老有所为”,力所能及地为家庭、社会减轻照料压力,实行自我养老和互助养老。

(五)培育和树立全民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努力建设积极、健康、快乐、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

从长期发展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变动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长期对策,最终还是应该落脚在社会如何发展为老事业:如何关爱老人,搞好为老服务,建设积极、健康、快乐、和谐的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上。首先,要尽快把应对人口老龄化及老有所养纳入国家战略,加快发展多元化为老服务事业,包括创新和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其次,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不仅劳动年龄人口要积极做出贡献,老年人口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要调动和发挥老年人口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为他们创造机会,使他们身心健康、积极向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第三,要培养和树立全民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要从“娃娃”抓起,把老龄(化)社会教育纳入从初级教育开始的各层次教育体系,并作为生涯教育实施。通过生涯教育,培养和树立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恢复和培育人人“尊敬老人、关爱老人、抚养老人”的儒教文化传统,形成“年轻时我敬老、助老、养老,年老后人家敬我、助我、养我”的良好社会风尚。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过程中逐步建成积极、健康、快乐、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

总之,在老龄问题日益多样化和严峻化的中国,成功的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将是老龄观念和老龄事业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尝试。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让人们“老有所养”, 既要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中国老年人口》2007年4月田雪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经济的途径》2008年4月11日李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3]《国家统计局:我国人口老龄化疾步到来》2008年7月4日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7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日益庞大，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并且逐渐成为当今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 笔者试图从传统文化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提出了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养老模式对于解决养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老年人要充分发挥自助行为，家庭要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社区等机构要充分发挥辅助性作用，政府要充分发挥其支持性作用，共同构建一个复合型的养老模式，以满足城市老年人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

一、传统文化与养老模式概述

（一）基本概念界定。

1、传统文化的涵义。本文所指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与养老相关的文化。

2、养老文化的涵义。中国传统养老文化，是以孝道为主要依托的传统的“养老文化”，主要是指家庭或社会在为老年人提供物质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资源方面的思想观念、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和制度规范。

3、养老模式的涵义。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参照着做的标准形式。因此，根据上面的有关定义，笔者认为，养老模式是指在一定宏观背景下，由各主体提供的内部存在一定规律的系统性养老方式的组合。目前，我国老年人养老主要有家庭养老、自己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等方式。

（二）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1、“孝”是养老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传统养老文化的道德基础就是“以孝为本”，以“孝道”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中国孝文化提倡在物质上要赡养父母，在精神上要尊敬父母，有助于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营造融洽的气氛，建立和睦的家庭。

2、“尊老敬长”是养老文化的重要理念。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孝道观从家庭向社会的一种延续和蔓延，也是养老文化的一种重要理念。孔子及其继承者将子女对父母的孝从单层次的“养”。提升到“尊”与“敬”的高度，提高到了全方位的道德范本文由收集整理畴。孟子开辟了尊老敬老观念的先河，提倡将孝文化推至整个社会，呼吁人们不仅仅孝敬家中的老人，更应该孝敬全社会的老人，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树立了整个社会尊老敬老的道德理念。

3、崇老文化是养老文化的基础。

父子之间是一种反馈式的血缘关系。在传统生产方式的环境中，父母们既然养育了子女，那么老年父母接受子女的侍养，自然是天经地义的；子女们既然受恩于父母，那么侍养父母，遵从父母的意志，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父子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老则贵”和“唯父是从”观念的基础。

（三）传统文化对养老模式选择的作用。

回顾我国传统养老文化的内容可以知道，传统社会中家庭养老占主导地位，同时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以家庭为纽带的崇老文化在两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

1、“孝”文化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

（1）在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孝文化直接影响到养老模式的选择。在《周礼》所列的中央政府管理及其职责中强调尊老孝亲，并把提倡“孝”视为带动引导规范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纲领。

（2）在孝文化的约束下，父辈有义务养育子女，为其提供各方面的帮助，作为一种回报，子女在父辈年老的时候要承担起赡养老年人的责任。这也正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反馈模式”，子女和父母是一种双向交流、均衡互惠的代际交换模式。

2、“崇老文化”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

崇老文化是由老年人的“老则贵”观念，子女们“唯父是从”观念和社会上“以老为尊”观念组成。崇老文化将养老作为家庭的主要职责之一，使老年人名正言顺地接受子女的侍养。

二、我国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分析

在研究我国老年人选择哪种养老模式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我国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

我国老龄化社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我国老年人日数量多。（2）“未富先老”现象严重。（3）高龄化趋势显著，高龄人口越来越多。我国老龄化的特征决定了养老问题在现实中的突出地位，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不断上升，传统的养老模式也受到一定的挑战。

（二）我国老年人口分布状况。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目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三、我国老年人养老模式的选择

结合上文分析，笔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模式。因此，本文提出建立以老年人自助为原则、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社区和其它助老机构为依托、以政府支持为保障的复合型养老模式，以满足城市老年人多层次的养老需求。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8

[论文摘要]在对上海市老年人口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老年人口高龄化将是未来30年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主流。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 发展 具有顶端高龄化、高速高龄化和规模高龄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对未来上海社会建设和养老模式的影响。

一、老年人口高龄化的概念和内容

老年人口高龄化(aging of the aged)概念是在人口老龄化(aging of population)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在国际上，人口高龄化一般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the oldest old)占全体老年人口(≥60或65岁者)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在

3．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 发展 阶段分析

据笔者的简单预测显示，从2000—2030年这30年将是未来上海市“高龄洪峰”时期，而从2030年开始，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将从迅速增长转向平稳发展，并一直延续到2060年。这个发展态势是由于1950—1980年这30年生育率居高不下和死亡率迅速下降造成的“人口生育洪峰”所形成的人口结构金字塔“惯性推移”效应决定的，将会从1950—1980年的“少儿洪峰”推移到1970～2000年的“中青年洪峰”、1990—2020年的“老龄洪峰”、2000—2030年的“高龄洪峰”，2030—2060年则属于高龄洪峰向静止型人口过渡时期，在2060年后形成生育率和死亡率两低为特征的静止型稳定人口类型。具体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笔者依据人口惯性推移效应所形成的高龄洪峰所划分的6个阶段之间，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在时间序列上连续的每两个阶段各有10年过渡时期，这主要是考虑了人口惯性推移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如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的实际偏差。随着各个阶段惯性推移的发展，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生育高峰所形成的“少儿洪峰”，推移成“中青年洪峰”，再推移成“老龄洪峰”和“高龄洪峰”，最后推移成“洪峰过渡”和“洪峰结束”；相对应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分别为：人口金字塔、人口菱形塔、人口倒金字塔、人口方形塔4种理论上的理想人口结构图。具体表示为图1。

三、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

上海市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迅速发展及逐渐增大的高龄老人群体，对上海现行的老年社会服务模式形成严重的冲击。由于高龄老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长期经常性照料需求急剧增加，而长期照料提供者将由家庭转向社会，因此，老年人口高龄化对老年社会服务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之成为未来需要加以完善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影响及其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住方式的变化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在上海这样已经完成 工业 化的城市里，传统家庭观念受到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居住规模的缩小，二是家庭人际关系的转变。随着城市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一般情况下，子女选择单独居住方式，使家庭居住规模缩小，在造成老人家庭类型中空巢家庭比例上升的同时，空巢家庭的持续时间较之以往也增长了。随着居住方式的变化，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父母与子女之间保持一种“有距离的亲子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有限度的，子女无法全面负担起传统供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的长期照顾也是有限度的。同时，高龄化所形成的3代甚至4代人际关系，在“高龄老人一低龄老人一中青年子女”之间使中青年子女照顾老人的任务增重，而年轻一代赡养老人的价值观念也开始淡薄。2006年末，上海纯老年人家庭为78．92万，占老年人总数的28．56％，其中单身独居老人l7．24万。

2．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增加和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

如前所述，高龄化在未来30年的迅猛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高龄老人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高龄老人绝对数的大量增加。高龄化所造成老年人存活率大幅度上升，将再次形成三代甚至四代、五代同堂的家庭规模，使中青年子女的长期照顾对象增加。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增加。“4—2一l”3代共存的倒三角型家庭结构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虽然他们不一定居住在一起，但在代际关系上形成4个老人、2个中年人、1个青年人共存的形态。随着高龄化趋势的加快，在这个青年人完成婚姻之后，可能和伴侣共同面对8个高龄老人、4个低龄老人的长期照顾重任(在假设家庭内部老人全部存活的前提下)，增加了他们的 经济 和精神负担，他们将无法独立承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子女减少到极限所引发的家庭养老支持问题，将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

3．长期化、重度化和多样化的高龄老人照料服务需求增大

在高龄老人群体不断壮大的同时，其中生活无法自理、需要长期照料的失能或失智老人也随之增加。低龄老人依靠养老金和夫妻问互助可以单独生活，高龄老人中则可能因为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疾病而使需要重度长期照料的人数迅速增加。同时由于老年人经济支付能力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多，对照料服务供给也提出多样化要求。据同上海情形相似的日本人口统计资料，“1995年时65岁以上老人中每千人即有194．5人日常生活需要协助与照护”，而在70岁以上老人中，这个数据是221．9人，在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中，这个数据将更大。

4．女性就业者的增加和长期照料服务提供的减少

一直以来，女性在高龄老人的家庭照料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年轻女性平均受 教育 年限逐渐增加，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中年女性就业、再就业和兼职的比例也非常高，因此妇女花费在家庭中的时间在不断减少。工作与家庭分离的职业妇女，在长期照料服务提供方面，不但照料时间无法保证，而且照料质量也在下降。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长期照料提供的减少，使得依靠儿媳、女儿长期照顾高龄老人的传统家庭照顾方式崩溃。

5．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和老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9

论文摘要：当今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这种社会结构性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现状更加值得我们重点研完老龄化社会为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其中，在产品设计领域中，如何运用和把握适用于老年人的产品设计原则就尤为重要，本文从产品的设计中分析探讨适合老年人的设计特点，力图利用产品设计给老龄化社会提供一种解决方法，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导言:在21世纪的今日，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人口分布中老年人所占有的数额越来越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的有效工作年限在逐渐增加更多的老年人不再受到自身年龄和身体情况的限制而继续参加到创造财富的社会大军中，以这样的形式实现着自身的特有价值。再者因社会人口和年龄结构的特点我国越来越偏向于青年人口数量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老年群体在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上往往比青年人占有更大的优势而且他们也更愿意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参与社会生活追求自我实现的更高标准所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要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群体而做出的设计来迎合这种社会的总体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工业设计领域中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特殊条件和心理条件而专门设计出的产品则尤为重要，因为人类最终生存在自己制造的人为自然中.日常生活几乎都是和人造的产品环境接触的大到城市的规划与建筑小到家用产品所以在了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特点的基础上做出一系列适合他们这一群体特征的产品设计也表现了设计对于老年人生活的一种关怀和引领特征。

    但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当今的设计领域尤其是产品设计诸多行业中真正针对老年人的特点而开发的设计并不是非常常见，现在更多的设计师把关注的目光都投入到了时尚的表层只是针对年轻人的审美特点而设计一些外观时尚的产品而并没有把各种人群需要的功能设计放在设计工作的首位，从而也会忽略老年人对于产品的功能特点的诉求。另外整体的社会商业环境也要受到老龄化趋势的影响而逐渐发生经营重点的改变。这是一个和设计领域互动而发生效果的过程，而且只有设计师集团在突破了现有的设计倾向以后，真正把重点放在老年人的人群特点上去考虑设计的形式才有可能在市场上引导商家的经营重点，从而引领社会的关注角度以便真正做到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做到全体社会的积极准备。

    一、对于劳动能力的判定—一种老年人的现代概念

    现代社会由于高度组织化与专业分工化所以把人的作用更多地导向于其对于社会的贡献或自身的工作能力这种价值判断的倾向在学术界是有原因的。自从启蒙运动之后的近代思想普及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视野已经过多地偏向于和中世纪愚昧相对的理性与科学这一价值标杆之上了r在思想领域中完全排斥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因素已经使得现代意义下的’‘理性‘’走向了其价值判断的反面，因为过多的理性主宰社会领域中的一切标准从而人的价值开始发生了异化科学至上和工具理性的偏向不仅发生在生产技术领域中同样发生在人性的判断中。在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其对于人类社会消极的一面在传统社会中文字的驾驭能力是一种判定人能力的标准而随着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文字的判断已经转向了工作劳动能力的判断当一个社会个体因其年龄的原因而不能在适合做某些工作的时候社会就判定他失去了“劳动能力“.这样老年人的现代概念就产生了。但进入21世纪工作的劳动能力已经从传统的体能指标转化为媒体时代的信息驾驭指标脑力成为判定一个人是否失去工作能力或者是否可以继续进行良好的工作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科技的发达以及辅助工具的功能性增加为“老年人“在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老龄化之后，仍然可以在社会上创造商业价值.虽然该价值的实现并没有完全将年龄的差异界限去除但仍然与传统意义的年龄界限相比模糊了很多。这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定义发生转变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该群体在社会上的地位变化这种地位变化直接导致了其在消费领域的能力和实际需求从而在客观上使得该群体在消费领域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总的说来在这样的工具转化的前提下老年人的定义又随之发生了动摇所以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大多数老年人在年龄达到退休标准以后还有继续工作而追求实现自我的目标。产品设计的优势就在于帮助这些所谓的“老年人“继续“劳动”，从而在基础概念上彻底动摇这个现代的概念。

    二、和产品设计相关的老年人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老年人因为其身体年龄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其生理和心理双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多是因生理的机能性变化而引起的心理变化这在产品设计的初期就应该使设计师掌握大量的有关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以便在设计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使产品的特点符合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操作习惯.贴近他们的生活，从而改善和帮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产品设计对于生活的引领作用。

    在生理方面.老年人操作产品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由年龄原因引起的知觉能力减退。特别是视力和听力的减退尤为明显这就需要产品设计师们在进行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把产品的特点诉诸于形式的新颖，而应该从功能的改进上重点探讨适合老年人操作的人机界面等，帮助他们解决知觉能力的减退这种自然的现象。如界面的清晰度、字体的大小以及各种按钮的位置安排和旋转或按压的设计都应该贴近老年人的特点。

   其次.在大多数老年人群体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记忆力减退的现象。这一现象和产品设计也是有极大关联的因为在信息社会中大量的操作和工作环境都是在虚拟的人机界面中完成的，这已经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而现代大多数老年人不适应这种飞速发展的虚拟界面操作一旦操作程序设计比较复杂，而且有多项子界面交叉的情况存在就会阻碍老年人的操作成功从而使得他们具有心理上的挫败感而放弃产品的使用。针对这种情况，界面程序的设计应该尽量使用一键导航或单线流程以及一键返回等设计形式，避免老年人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学习记忆而使他们在操作过程中能够更加简单地驾驭产品的各项功能。

    在人体工学方面，要充分考虑人机工程学在老年产品开发设计中的运用因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有所下降设计师在收集分析老年人的基本人体尺寸、健康状况、人格特征、消费心理、使用特点、生活偏好、活动时间分配、家庭空间运用等，应建立起相应的资料库。把综合的要素考虑在产品设计中。

    如:产品与老年人人体尺寸、形体及用力是否配合产品是否方便老年人的使用;操作系统是否安全;能否产生意外伤害各功能界面是否实用各组件在安置上能否准确无误、易于老年人的识别。在一些机械操作为主的产品设计中，应该尽量考虑老年人的这种行动不便的特点减少操作空间的阻碍物，注重座椅或操作台面的高度减轻操作过程中的疲劳程度多增加机械自动化的设计标准使得老年人在操作的过程中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一到两项具体的操作行动避免一项产品功能的实现占用过多的操作行动。

    此外在一些交通用品的设计上应注意在普通人的标准上更加大减少疲劳操作的可能性从驾驶台的操作器械中精简不必要的机械成分增加半自动的设计模式使得老年人也可以轻松完成驾驶的任务。

    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多数偏向于安静沉稳的特点这就需要设计师在产品设计的各个方面避免过多的刺激比如屏幕的亮度，外观的色彩鲜艳的程度各种警示音的音量设计等等，都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设计中往往忽略的触觉感在一些操作中应用柔和平滑的表面机理可以增加使用者的心理舒适程度，这正贴近老年人的心理预期应该在设计过程中加大应用范围。

    总之在产品设计的领域中如果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就可以逐渐积累设计经验.把针对老年人的产品设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一方面满足了现代老龄化社会的用户需要.适应了市场另一方面也使得设计师队伍在现有的设计学科中不断地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开拓设计的专项任务形式，在社会上加大引领生活的层面和范围。

    三、结语

    当今社会老年人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身份定义而努力实现着自我的价值这样.在社会上很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力量他们不再是社会的次要消费群体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再是辅助性的，这种社会作用的变化与将其定义为需要受特殊照顾的群体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决定了老年人已经开始进入发言主体的范围。产品的销售也将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老年人的直接或者间接消费而实现。消费的数量与其群体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成一定的比例关系而递增。

社会老龄化的概念篇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社区老年教育 积极老龄化 时间银行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5C-0046-03

社区老年教育一直是社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人教育的重要范畴。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在《人口学词典》中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就称为“老龄社会”。根据现有的数据统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人口突破2亿的国家，60周岁以上的人口达到2.12亿，占人口总数的15.5%。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也将长期处于老龄人口快速增长的阶段，即使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预计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36.5%，也就是每10个人有三个以上是老年人，这是一个庞大惊人的数字。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以社区老年教育为内涵的社区养老，被认为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模式，它的核心内涵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的服务体系，通过社区老年教育等服务，丰富和拓展老年人晚年生活，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一、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要意义

社区老年教育是国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要体现。所谓老年教育，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为 60岁以上的老人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习活动，其目的在于知识的增进，情意与态度的改变，以达成自我的实现；另一方面是指为一般社会大众提供老化方面的知识，使其改变传统观念，正确认识老化、对待老化。老年教育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其一，老年教育是老人应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人到老年并不意味着教育的终止和权利被剥夺，因为未知领域是无限的，一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也因为随着身体机能、思想行为的变化而进入了新的领域，因此老年教育应当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获取知识的权利。其二，老年教育是老人应有的福利，福利是国家对老年人应尽的义务的体现，对老人负责，教育有高度才有老年人认识的高度，老年人能影响千千万万个家庭成员，这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发展。其三，老年教育是老人的自我完善。老年人通过教育正确地认识人生新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实现生理的自我完善、心理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自我完善。其四，老年教育体现了终身教育的思想。人在各阶段的教育需求是变化的，人与人的教育需求也是不同的，满足老年人的教育需求是社区老年教育的首要目标。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区老年教育的问题

（一）全社会对老年教育的迫切形势认识不足。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形势对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但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人们对参与社区老年人教育活动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视程度不够。有关学者做过城市居民参与的社区教育活动调查显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参与人数占不到社区老人可参与人数的30%。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已达到比较大的基数，老年人教育方面的需求是庞大的，但没有引起家庭的足够重视。老人一旦退休，传统观念认为他们只是物质上被动需要赡养和扶助的对象，虽然精神上受到“尊重”，但实则是一种消极养老。因为社会接触范围缩小，子女不在家，有变成“空巢老人”的可能。身体健康的稍可负担起照顾孙辈的任务，为上班的子女承担饮食照顾，实际与外部发展更新的速度不匹配，而且他们为日常家庭琐事困扰，自然会产生很多健康精神方面的问题，会成为“空心老人”。近年来，老年人犯罪率有所上升，这里有很大因素。身体不健康的老人，自然成为家人重点照顾的对象，缺乏行动自由和缺少与同龄人的活动接触，加上长期病痛和精神折磨，让他们消极应对，既让自身感到痛苦无奈，也让家人觉得无所适从。

（二）老年教育形式方法和内容不完善。从教育的形式方法上看，近年社区老年教育活动的形式主要有老年短期培训班、文娱科技活动以及开放大学课程等，其动员程度不高，力度不够，参加人数有限。社区老年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形式上缺少多样化，不能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没有采用现代技术。从教育的课程内容来看，社区老年人教育的课程内容较为陈旧，不够丰富，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琴、棋、书、画”、文体活动等自身导向式的常规课程，虽然能勉强满足，但相比日益更新的知识及其表现方式，缺少新颖的引导内容，显然落后。

（三）老人参与教育活动的障碍还比较多。社区老年教育的参与度要得到有效的提高，必须正确面对老人参加这些活动时所碰到的障碍。一般来说这些障碍主要有意向障碍、情景障碍、机构障碍。意向障碍通过社区宣传、人们意识和观念的不断提高会有所改善。情景障碍指的是家庭或其他非健康方面原因造成其无法参加活动，如需要承担家庭照看孙辈任务的老人、因变故返贫的家庭等，需要社区和社会其他各方面共同努力来消除。机构障碍指的是课程所安排的地点和内容造成参与者的流失的情况，这些需要在提高教育内容水平上下工夫。

（四）老年教育的服务资源区域不平衡。如前所述，与老龄化人口庞大的基数相比，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及其教育服务的设施、设备和服务体系缺口非常大。尽管在城市地区有条件的社区有所改善，但数量有限，在城乡接合部或城市中条件差的很多社区都还有很大缺口，而贫困乡村一级的农村社区情况更糟。但和硬件问题相比，社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软件建设是影响老年教育发展最主要因素。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老年教育服务人员少、专业素质低、缺乏耐心等敬业精神。

三、人口老龄化下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下的社区老年教育发展，要加强对社区教育各配套制度体系的建设，如社区教育组织机构的建设、社区教育人员保障体系建设、社区教育政府管理评估监督体系建设、社区教育志愿者制度建设等，这些都是人口老龄化下社区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一）社区老年教育应积极倡导“积极老龄化”的视野。生活的现代化必先是思想意识的现代化，社区老年教育首先应倡导“积极老龄化”的视野观。在欧美地区，老人再就业和参加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已成为常态，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就提出“积极老龄化”的养老观念。所谓积极老龄化是指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尽可能获得最佳的健康及参与保障的机会的过程，这适用于个体和人群，非常符合新形势下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

社区老年教育必须引导人们将“人口红利”观念转变为“老年人口红利”观念。我国传统养老观认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退休后将不再从事生产，成为“被供养者”，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各种精神及物质等方面福利，社会将消耗很大部分的有效资源，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和空间，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老年人口红利”观指的是通过社区养老模式及其教育活动，发挥老年人的专业知识、技能经验、文化传承等各方面的优势，通过再续就业等，带动年轻一代的成长，维护社会公益良俗的稳定秩序。所以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应给老年人提供一个优越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实践“积极老龄化”。

（二）引进国外“志愿者时间银行”先进管理经验。目前社区教育模式主要缺乏比较好的人力资源和服务保障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例如“时间银行”的概念就是在发达国家应用比较成功的案例。它是指不同年龄阶段的志愿者，在志愿参加服务后，可以享受得到需要的时候同等的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和累积小时数。借鉴银行的概念，把自己所贡献的积累时数先存起来，以后有需要时再支取。这种方式需要顶层设计，民政需配套一些相关的管理、运行以及时间兑换制度，有很大的灵活性，并且可以弥补民政管理人员不足、知识水平不高的问题。“志愿者时间银行”的概念不局限于老年人，可以把一些优秀的年轻志愿者吸引进来，通过一定的资格审定和分类管理来服务于社区老年教育，实现充分利用系统内和社会两种有效资源。至于管理方面，在现代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进行数据智能跟踪管理，是可以有效实现的。

（三）引导老年人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丰富晚年生活。社区老年教育活动还可以引导老年人积极在公益慈善活动方面进行努力，实现“老有所乐”。公益慈善活动是一项为社会奉献的无私活动，传递正能量，奉献爱心，是老年人心理精神安慰满足的一种需求，实际上老年人是非常愿意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的。社区教育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点举办这样的活动，进行这方面的正确引导，把老年人潜在的人生经历和宝贵的经验经过一定的方式向社会表达，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公益慈善，例如可以组织有技能的老电工举办无偿知识讲座、家用电器维修、定期的文艺汇演等。当然传统的财务捐赠在一定的条件下自愿地进行，最好秉持就近互帮互助原则，让爱心与和谐互相传递。

（四）建立并完善以老年教育为主的多功能社区中心。未来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完善以政府投入为引导、鼓励市场资本逐步介入的政策制度才是根本解决老龄人口教育需求的治本之策。社区老年教育必须发展完善网络，政府的刀刃资金投入急需的部分，如场地、必要硬件等，鼓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城镇社区可以探索市场化的路子，引进一些专业的民营单位，政府可向他们购买社区服务。政府还可鼓励非营利性的一些组织对接，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劳务服务、专业化知识培训、技能培训等方面支持。在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方向和规划上，必须把社区中心定位为集活动中心、教育、健康支持、老年服务等多功能一体的中心，老人就近开展教育活动，做到省时省力省成本。

（五）建立科学完善的社区老年教育体系结构。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需要教育体系结构的完善保障，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点。第一，运用先进的大数据现代互联网云技术，建立层次精简、管理面宽、结构扁平的管理体系。在这个管理体系下，统一的社区教育职能部门可逐步建立各区域教育云，对社区教育的管理数据、课程数据、人员数据进行各种应用管理，并且各区域之间可以互联，建成一个互联一个，优势资源之间可以共享，防止每年的财政投入不做重复的建设。第二，建立完善灵活的考核评价监督体系。以往的考核注重在行政层面绩效考核，各种量化指标应付了事，其实老年教育是一项耐心和细致的长期投入，品牌与口碑是关键，不能以某一短期的指标来量化，如何评价工作成效，还需要社区基层不断探索。第三，建立科学规范的社区教育服务人员培训体系。日常培训把职业道德培训、老人护理培训、社区教育课程培训等囊括在内，具体的管理人员学会了这些，就可以尽可能为老人及其家庭提供日常服务，消除老年人参与教育活动的各种障碍，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服务队伍的培训质量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区教育的能否正常开展，所以培训的专业化必须提上的重要日程。第四，建立内容丰富、直观有效、展现形式多样的老年教育课程体系。通过改善课程及其表现方式是吸引老人参加活动的有效提高方法，例如开设一些政治、经济、科学方面的有深度的内容，引起大家共鸣讨论。再如可开设新颖的防诈骗课程，提高老年人的防范能力等。这些深度的课程可请老人中有这方面知识的专家进行讲授课，提高老人们的综合知识，提高思想精神活跃度。此外，老人课程体系涵盖的内容广泛，质量的提升也需要时间的积累，课程的开发需要多专业辅助，政府不妨采用公开竞争的方式，邀请社会专业人员进行开发，政府购买服务，试点试用，改善提高后推广。课程体系的构建切忌闭门造车，在当前条件下，只有通过政府引导，家庭和社会参与，共谋共建的方式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六）加强老年服务教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老龄人口服务人才的缺口是十分庞大的，我国应做好服务老年人员产业化下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可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一，鼓励高校开设这方面的专业。现阶段主要是医学类院校开设有相应的健康护理专业，但这仅仅是需求的一部分，实际上师范文科类院校都可以开设这类专业，因为就业市场没法完全提供这类人才所需的系统学习和教育。第二，加强对在岗的社区养老服务组织管理人员的再培养，发现精英人才。一些社区的在岗服务人员都是半路出家，必须想办法让他们补充学习老年生理学、心理学、老年教育学等，帮助他们提高业务素质，也让他们认识老龄人口教育服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这些在岗人员中也不乏精英，只要在强化培训中鼓励他们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必然能发现高水平的人才。另外在培训的同时，也要把不称职和不适合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员进行必要调整，建立退出机制。第三，发现、扶持和储备一批民营的老年教育专业服务队伍，政府加强引导监督管理，只有走市场化，才能根本解决老年教育的服务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仅仅靠政府层面的人才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在老人需求产业化的今天，实际主力是民营机构，它们更贴近市场去了解老人教育方面的各种需求，这些机构的人员必然有很多专业精英，政府须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优势，鼓励他们发展并做好市场秩序维护和监督，这些老年教育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必然可以为我国老年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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