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综述十篇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1

    一、我国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存在的缺陷不可否认目前民事裁判文书仍然存在以下带有共性问题：（一）诉辩内容归纳过于简单粗糙，难于准确反映争议焦点。笔者从参与多次民事裁判文书评查来看，有的民事判决书对当事人起诉、上诉的诉求和答辩意见，高度浓缩为寥寥数行，一般只用一百字甚至几十个字归纳，未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当事人对案件意见；有的只限于归纳书面诉状和答状内容，不涉及庭审中当事人的增加的诉讼请求和陈述的理由，特别是有意和无意遗漏被告在庭审辩论阶段所提的一些关键辩论理由。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显得含混不清仍是当前不少裁判别文书通病，由此而使当事人对民事判决书内容的公正性产生疑问。

    （二）认定事实不举具体证据，采纳证据不作证据分析。尽管经裁文书改革，但是现有的民事判决书对案件事实认定还是采取叙述式写法，通常是按时间顺序对所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进行描述，然后在认定事实的未尾部分简要列举所依据的证据，写上“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足以证实”这样一段公式化的语言，对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庭认证的具体情况，则没有在判决书中体现，叙事缺泛证据论证，看不出有关定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有的虽然分段叙明了案件事实及相应证据，但对当事人争议的事这和证据，未结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作证据分析，没有说明对有关证据采信和不采信的理由，也没有运用证据规则分析有关证据的证明力；有的叙述事实要么没有相应的证据印证，要么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一致，事实与证据之间的血肉联系也被完全割裂。

    （三）判决理由公式化，霸气十足，缺少针对性的法理分析和说服力。裁判必须说理，但裁判理由的存在意义并未被法官普遍了解和认同，依然存在模糊说理、霸气十足的现象：对当事人主张进行肯定或否定，未分析肯定或否定的理由；认定当事人应承担或不应承担某种责任，未阐述为什么要承担或不承担责任。对为什么要适用此种法律规定而不适用此种法律规定亦不加解释；许多裁判文书的说理徒有形式，只有断语的结论，常常简单地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来代替说理，语句简单肤浅、内容空洞的套话，千案一理，没有针对案件的特性和对立双方的意见展开说理；有的有意无意地回避争议焦点，特别是二审维持原则的裁判文书说理时对上述人的理由视而不见、避重就轻的现象非常突出；有的只堆砌所适用的法条，而没有运用法理分析阐明适用该法条的道理；有的说理不公，裁判理由既不合法理，也不合情理，特别是在涉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裁判文书一般都没有充分表述裁量的理由和目的，以及在一定幅度内作出选择的依据。还有一些裁判文书的内容是叙述事实、罗列证据、法律适用的简单相加，没有反映出证据、事实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证据在事实之间缺乏论证，事实和法律适用之间缺乏法理分析。

    （四）对审判程序没有交待，格式和用语不规范。在审判序上，对变更、追加当事人，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管辖权异议、中止诉讼等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和审理程序合法性诉讼活动，裁判文书没有叙明；二审裁判文书及被发回裁判文书没有全面反映原审审理过程，案件的来龙去脉不清。格式和用语不规范。在格式上，往往漏写或者错写当事人和诉讼人的基本情况；对数字的表述和单位的简称不规范，前后不一致；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及其他诉讼费为没有分别明确金额，也没有确定如何承担。在语言文字上，语句不通，用词不当，错字、漏字、多字，错用标点符号等法毛病较为普遍；有的文字晦涩难懂，方言夹杂其中；有的文书印制量差，有多处涂改，字体，字号不协调，用印不规范，装订不整齐，影响裁判文书的严肃性。

    二、当前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出现的问题和完善改革的建议（一）当前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存在的误区。

    目前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裁判文书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在改革中存在一些误区：其一认为判决书内容越长越好。有的判决书过于复杂，洒洒逾万言已非鲜见，内容庞杂、论述繁复。其二材料堆积、叙述琐碎、主次不分重复累赘。查明事实内容繁多混杂，篇幅比例太大。其三本院认为部分没有鲜明的争议焦点、叙述罗嗦。对于一些单间、明确的事实，在诉称部分写 一遍，查证时再写一遍，在“本院认为”又重复一遍，实属罗嗦。其四判决书格式“千案一面”，如同作八股文，无论是案情复杂还是案情简单，都要套用一种样式。把增强说理误解为无限增加说理。说理的关键在于阐明“证据——法律——结论”之间有内在逻辑，在于使抽象的法律条文具体化，而不在于为说理而说理。造成这些误区一方面是法官缺乏对文书改革的全面与辩证理解，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使一些法官缺乏对文书结构“简”与“繁”的辩证认识。另一方面误认为国外民事判决书都有是大段论证且篇幅较长。实际上，在美国、法国的初级法院审理的简单案件，也鼓励判决内容简明扼要。这些误区是以后改革必须注意和避免的问题。

    （二）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应注意的问题与改革的重点。

    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通过借鉴不同法系的先进司法文化，探索出符合中国司法实践的裁判文书改革方式。笔者认为把握好民事裁判文书改革方向，应当注意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其一、处理好借鉴国外先进司法文化与发扬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关系。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判词中不乏叙事明晰、伦理透彻、语言精粹的精品。上海各级法院对某事判决书尝附加“法官后语”，这就是借鉴香港民事判决书的做法。其二、处理好法官职业化建设与改革进裁判文书质量的关系。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人民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法官的素质问题是制约提高裁判文书的关键因素。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是最能反映法官的综合素质。

    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提高法官政治和业务素质，也要注意抓好当事人举证认证和庭审环节。《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必须说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法院遵循的一项原则，在法制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因此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是当前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裁判文必须说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法院遵循的一项原则，在法制社会，一份叙事清楚、逻辑严密、说理透彻的裁判文书是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特征之一。当前进行裁判文书改革，其核心是加强对判决理由阐述。阐述判决理由应当体现审判公开、程序优先和言辞审理原则。判决书不仅应当反映外部的审判公开、程序优先和言辞审理原则。判决书不仅应当反映钱部的审判动态过程，也要体现法官内在思维过程，如实反映法官员自由心证的形成轨迹；阐述判决理由，应当围绕原告和被告的请求和提出的相应证据，紧扣诉讼进程，逐一进行分析，充分体现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体现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当体现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论过程的动态特征。

    （三）民事裁判书改革的建议。

    1、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反应映裁决的程序公正，提高裁判文书的公开性。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案件审理活动最终裁体的裁判文书，应当对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有所反映。对立案过程、全议庭组成、诉讼保全、诉讼中止、鉴定、答辩时间、证据交换、开庭时间、当事人出庭情况等涉及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审理活动应当地裁判文书中写明。二审案件还应当明确原审法院受理、判决时间；发回重审案件要写明原一、二审基本审理过程。在判决书上写明案件审理过程，是向当事人和社会表达审判公开的最有效方法。可以促进审判人员提高办安效率和审判水平，可以更好地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英国法官休厄特有一句名言：“法官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法官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是要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就是要把全部的裁判活动置于公众的的审视和监督之下，就是强调司法的公开和透明原则。

    2、民事裁判文书在阐述判决理由时应当充分反映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辩论主义的理念，体现实体公正、历史公正和裁判表现公正等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经过多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可以说我国民事审判更多地引入当事人主义色彩，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辩论主义便是其重要内涵。经过多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可以说我国民事审判公开、反对任何“暗箱操作”的行为，充分听取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的言辞论，另一方面就要求对作为裁判判基础的证据必须通过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充分发挥以抗性诉讼行为。

    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辩论主义在阐述裁判理由中的运用，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把握好五个对应关系：一是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与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对应。审查证据、认定事实，只能从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人入手不应当超越当事人的主张范围。二是采信证据与认定事实的对应。三是事实结论与事理、法理论证的对应。四是法理分析与法律适用的对应。五是判决主文与诉讼请求的对应。其次在说理中应当体现裁判理由的充分性、逻辑性和针对性。裁判理由的充分性要求理由要尽、理由要完整。重点要讲清法理，以充分阐述法理为主。做到阐明事理、情理，做到法理透彻，事理明晰，情理感人。但是裁判理由充分与否，决不能拿篇幅长短来衡量。裁判理由能够满足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公正裁判的需要，使当事人和一般群众易于理解，并能有效排除对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质疑便可。严密的逻辑性是司法文书的本质属性，裁判理由的逻辑性就要求在进行综合说理论证时，应当符合三段论的逻辑规律范式，不违反充足理由律、矛盾律、排他律等基本逻辑规律，不能犯前提虚假、外延不周等逻辑错误。裁判文书的针对性，是增强裁判文书说服力的客观需要。突出裁判文书的针对性，是增强裁判文书说服力的客观需要。突出裁判文书的针对性就是要求紧扣争议焦点。对事实和法律关系复杂、争议焦点较多的案件，可根据当事人的诉辫内容归纳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归纳争议焦点不能局限于其在起诉状和答辩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更不能照抄起诉状和答辫状，应当综合起诉状、答辩状的内容和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庭审陈述和答辩、庭审质证、辫论意见等予以概述。善于捕捉与案件定性、处理有重要联系的环节，重点就争议焦点所涉及的事实和情节进行证据认证和事实认定，把有争议的事实讲清讲透。对于当事人就事实无争议，但对是非责任有争议的案件，应注意法理分析，讲清争议焦点，明确判决取舍的具体理由；对于事实和法律关系特别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应根据争议的焦点问题分别进行证据分析、论证和法理分析、说理，“一事一证，一事一认”，直接阐明法院对当事人诉讼的主张的态度，不能因当事人的观点似是而非难以分析解释而回避不谈，也不能害怕言多必失而对一些敏感、棘手问题不予涉及。

    庭审只是司法裁判活动的一部分，对司法裁判的核心内容，即法官裁判的意见形成过程是无法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知晓的，因此作为诉讼过程忠实记录的裁判文书，法官必须向当事人及公众阐述裁判结论产生的理由。这样就能够在裁判文书中体现司法公正的实体公正、历史公正和裁判表现公正等价值内涵，有利于杜绝模糊裁判的现象；这样就事以使当事人及公众从中获得对裁判结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认识，以信服的心态接受和认可裁判结论。“公正必须来源于信任”就是这个道理。

    3、法官应当加强自身的文学修养，提高裁判文书的语言表述能力。法官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而不是大众化职业。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官的来源复杂，多年来由人事制度上的原因，对审判工作的高度专业化和法官队伍职业化重视不够，部分法官的综合素质令人担忧。目前国家实行了统一司法考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使法官的素质得到整体上提高。英国的著名法官阿尔弗雷德。丹宁勋爵说过：“要想在与法律有关的职业中取得成功，你必须尽量培养自己掌握语言的能力。”因此，官的文学修养、提高法官的语言表述能力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2

论文摘要:电力工业解除管制进行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在我国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取得了大量的经验和成就。由于电力工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保证电力系统高效、经济、安全、可靠地实时有效运行,成为电力市场成功运营的目标。在电力市场改革突飞猛进的今天,理顺电力需求侧的市场化运营已成为电力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要保证。  

 

1. 电力市场理论介绍 

 

1.1 我国电力市场的形成 

90年代以来,电力体制多元化的潮流遍及世界许多国家,目标是要从一体化转为竞争化,彻底打破垄断,实现商业化运营。一百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体化的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等电力工业环节,相继被分离,公平竞争的机制逐步引入。我国自80年代以来从集资办电开始,电力体制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形成,独立电厂大量涌现,竞价发电、公平竞争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逐步通国际惯例接轨,市场对外开放,电力市场全面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紧接着,国家计委公布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内容。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 

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电力体制改革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实行“厂网分开”。即:将国家电力公司的电厂资产拆分、重组成四家全国性的、跨区域的大发电集团公司;将全国的电网拆分成南方电网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此外还组建了区域电网公司,区域电网公司的主要职责是经营管理电网,保证供电安全,规划区域电网发展,培育区域电力市场,管理电力调度交易中心,按市场规则进行电力调度。各区域内的现省级电力公司改组为区域电网公司的分公司或子公司,负责经营当地相应的输配电业务。 

随着改革的深入全国的发电、输电、配电、供电四个环节最终可能被全面拆分成四个独立的运营机构,这是电力改革的必然方向。首先是实行"竞价上网" 。在区域电网公司经营范围内,设置一个或数个电力交易中心,在发电领域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建立相应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市场交易制度,最终实现谁的发电质量高,谁的环保条件好,谁的价格低,谁的上网电量就多;其次是建立科学的电价形成机制。将电价划分为上网电价、输电电价、配电电价和终端销售电价。上网电价由国家制定的容量电价和市场竞价产生的电量电价组成,输、配电价由政府确定定价原则,终端销售电价以上述电价为基础形成,建立与上网电价联动机制。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发电企业可以通过协商方式向大用户直接供电,并执行国家规定的输配电价。 

综上所述,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建立科学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和建立一个部级的电力监督委员会,构成了电力改革方案的四个核心内容。 

 

2.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概念、特点及其手段 

 

2.1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概念 

电力需求侧管理(简称 dsm)是指电力行业采取行政、经济手段和技术措施激励电力用户(需求侧)采用各种有效的节能技术改变需求方式,在保证能源服务水平的情况下,降低能源消耗和用电负荷,实现减少新建电厂投资及一次能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从而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2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特点 

需求侧管理与电力部门传统的用电管理相比本质上不是一码事,而是管理方式的一种演进和变革。1、需求侧管理非常强调在提高用电效率的基础上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需求侧管理是一种运营活动,它既求效率,更追求效益。任何一种节电措施,都要给社会、电力公司和用户带来效益,使电力公司和用户都有利可图。2、需求侧管理也非常强调建立电力公司和用户之间的伙伴关系。改变过去用户对电能使用无选择余地的求助地位。3、需求侧管理还非常强调基于用户利益基础上的能源服务。电力公司必须树立能源服务观点,不能不顾用户承受能力和经济利益强行限电等做法去减少用电需求。更多的是鼓励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促使用户主动改变消费行为和用电方式。 

2.3 需求侧管理的常用手段 

目前,电力需求侧管理常用的有技术、财政、诱导、行政四种手段。 

技术手段。指对具体终端用户的用电特点和工艺,采用先进成熟的节电和管理技术,以及相适应的设备来提高终端用电效率或用电方式。 

财政手段。指刺激和鼓励用户主动改变消费行为和用电方式,减少电量消耗和电力需求,是需求侧管理在运营策略方面的重点。主要措施有:电价鼓励、折让鼓励、免费安装鼓励、借贷优惠鼓励、节电设备租赁鼓励等。 

诱导手段。为了消除用户在认识、经济、技术上的心理障碍,提高对dsm的响应能力,从而调到他们的积极性,必须使用诱导手段,这是dsm的先行措施。 

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法律标准政策制度等来规范电力消费的市场行为,以政府特有的力量来推行节能、约束浪费、保护环境的一种管理活动。 

 

3. 构建电力需求侧管理指标体系的原则 

 

电力需求侧管理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但应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变化,还要能体现出系统的发展潜力和趋势。结合dsm的特点,本文认为建立dsm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有:可比性、科学性、综合性、简明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六个要求。从理论上讲,我们希望设计一个理想的指标体系来描述dsm的状况,但在实际中,我们能够得到的数据资料却极其有限,甚至收集不到对我们的研究起到关键作用的指标数值。如果有的指标极其重要,却无数据来源,可以先保留在指标体系中,今后再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在保证指标反映内容全面的基础上尽量采用各类可供查阅的资料上能够提供的指标。 

 

4. 结论 

 

本文在电力市场改革的基础上,研究了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电力市场改革的大环境下,电力需求侧管理已从原来的计划用电、节约用电节到负荷管理制定了一整套较完善的措施,我们总结经验的同时,应该在着重构建电力需求侧管理长效机制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参考文献: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3

11月8日，温州召开全市金融工作会议，高调抛出以“民间资本阳光化”为主要对象的地方金融改革“1+8”行动方案。“1”是指温州市政府新近起草并已在上报过程中的《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8”是指在前述《总体方案》的框架下，配套8个地方性专项具体子方案。

当天，温州市政府还了《温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按照规划，未来五年，温州将用七大重点举措推动温州金融业发展。

熟悉温州发展史的人知道，这不是温州第一次提金融创新。事实上，早在2002年，温州就曾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引发各方关注。但此后该试验区无疾而终，温州在全民借贷的路上越陷越深，并最终引爆了今年大规模的老板跑路潮，引发举国上下的持续关注。

今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南下温州考察。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围绕温州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密集出台，温州金融局势瞬间趋于稳定。

但正如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所说，“这些措施大多是‘止痛药’、‘退烧药’，可以一时缓解病痛，但无法有效根除病根”。在此背景下，温州紧急重启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并通过浙江省政府上报中央，试图从体制、机制上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当地发展的金融难题。

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会否最终花落温州？温州6000亿元民间资本，能否就此有效疏导，答案还是个未知数。

遍地流金的温州

上世纪80年代初，偏处浙南山区的温州各地，出现大量家庭作坊和专业化市场，并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被著名学者费孝通称为“温州模式”，传诵至今。

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1984年，温州集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农民城。这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事件，标志着温州曾经的辉煌。

2000年后，“温州模式”开始发生变异，积累了巨量财富的温州人，开始形成庞大的炒作大军，以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为代表的温州资本，四处攻城略地，令各地闻“温州游资”而色变。在这过程中，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并在近年形成“炒钱”风，最终引发了今年数以几十计的老板跑路潮。

在温州经济最发达的乐清，仅2009年，就有高秋荷、郑存芬两位农妇，因犯集资诈骗罪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均改判死缓），两人的涉案金额，都为1亿多元。

今年以来，温州各地又连续爆发非法集资大案，如永嘉的施晓洁案、龙湾的王晓东案、泰顺立人教育集团案等，涉案金额都以数亿计，温州11个县市区，几乎无一幸免。

截至10月底，温州公安部门共立案侦查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38起，涉案犯罪嫌疑人57名，刑拘39人，涉案金额36亿元。而这显然还只是冰山一角。

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统计，温州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约1100亿元。

这些民间借贷资金主要来自民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包括：温州当地生产生活结余的资金，全国各地在外温州人的投资回流资金，温州在世界各地华侨汇回的资金。

单以华侨汇回的资金计算，数量即十分惊人。

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根据温州侨联统计，温州籍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有50多万人，遍布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在温州的归国华侨和侨眷就有43万人。

令当地监管层担忧的是，这些日渐庞大的侨汇资金，除进入楼市外，还有可能进入地下钱庄和高利贷公司等领域。由于投资渠道的缺乏，近年来，温州汇市外汇交易量一直处于北京、上海两城市之后，高居全国第三。

虽然温州人业已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但温州人对财富的追逐，并没有停歇的迹象。“没有三套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温州人。”温州一家报社的记者这样自嘲。他认为，温州人天生就是生意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要多挣钱。温州人血管里流淌的就是经商的血液，大部分温州人最大的志向，就是要当老板。“几个温州人碰到一起，第三句话，八九不离十就是最近有什么投资门路。”

温州人“挣钱不问出处”，但失去实业的支撑，“钱生钱”只能是一个泡沫游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今年三次在温州调研。他认为，温州实业“空心化”和民间资本“热钱化”是当前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两大潜在风险。

在11月8日召开的全市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亦表示，温州出现的经济金融问题，是温州“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小微企业多融资难）问题的集中体现，“究其根源，在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没有建立起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

温州金融业现状

一边是民间资本充溢，四处寻找出口；一边是金融体制制约，没有合法的出口。震惊全国的老板跑路潮，开始倒逼温州金融改革。

在民间资本充溢的温州，金融业发展虽然有着各种制约，但相比一般地级市，已经发达许多。

温州超过6000亿的民间资本，加上该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多年连续为全国最低，吸引了全国银行业的目光。国内几乎所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温州开了分行。

目前，温州共有25家商业银行。其中温州银行为总行，其余24家都为分行，包括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10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台州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等5家总部在浙江的银行，及恒丰银行、福建海峡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温州分行，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温州办事处。

除现有的温州银行外，温州方面一直希望再成立一家温州华侨银行。但迫于政策制约，目前华侨银行尚在前期申报阶段。

温州下辖的3区6县2市，每个县（市、区）都有各自的农村合作银行（信用联社）。温州村镇银行的数量，在全国地级市中亦处于领先位置。2009年3月，由瓯海农村合作银行发起的永嘉恒升村镇银行成立；当年5月份，由建设银行发起的苍南建信村镇银行成立；2010年5月，由杭州联合银行发起的乐清联合村镇银行成立。

截至2010年末，上述3家村镇银行各项存款余额19.9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4.45亿元，不良贷款为零。资本金总额5.48亿元，其中，主发起金融机构出资2.02亿元，引入民营资本3.46亿元；实现利润2403万元。

2009年8月23日，正在温州考察的国务院总理和随行的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曾专程到永嘉恒升村镇银行调研，对温州村镇银行的发展表示关注。

2011年5月和6月，由北京银行发起的文成北银村镇银行、由浦东发展银行发起的平阳浦发村镇银行先后开业。至此，温州村镇银行的数量，已经达到5家。

目前，温州正处在筹建阶段的村镇银行还有3家，分别位于温州泰顺、瑞安和鹿城，发起行分别为温州银行、招商银行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温州离实现一县（市、区）一村镇银行的部署，已为时不远。

小额贷款公司方面，自2008年10月苍南县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起，温州市至今获批组建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已经达到22家，数量居浙江全省第一。这22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金达55.2亿元，银行融资28.12亿元，贷款余额92.93亿元。平均注册资本金2.51亿元，高于2亿元的全省平均水平，居全省第一。

上述金融、准金融机构外，温州还有48家融资性担保公司获得经营许可证。

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其中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

2008年9月，《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温州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明确温州此后四年金融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11年，金融业增加值达200亿元，年均增长15%左右，占全市GDP的比重为7%左右；银行存款余额达5600亿元，贷款余额达4500亿元以上。力争到2011年，全市上市公司达30家以上，融资规模达100亿元，拟上市企业达50家以上，逐步形成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中的“温州板块”。

但目前的现状，与3年前的目标依然相距甚远。以上市公司为例，目前，注册地在温州的上市公司，只有浙江东日、报喜鸟、森马服饰等7家，不到全省的1/30，在浙江11个地市中排名倒数第四。

无疾而终的几次改革

2002年12月20日，浙江省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在温州召开“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宣布温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正式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

《国际金融报》当时报道，新一轮六项金融改革方案大致内容如下：

―国有银行小额贷款营销“三包一挂钩”。信贷员包放、包管理、包收，提成贷款收益的一部分。这是创新国有银行经营机制、推进国有银行走向市场化、最终上市三步走的第一步。

―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温州在已有两个县的农信社试行的基础上，明年将在县城及县城以下的农信社全面试行存贷利率浮动，全部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在一定比例内上下浮动。

―改革农信社。农信社改制有三条路，今后在温州这三条路都会一起试行。一是维持现状，搞多级法人；二是组建一级法人，采用合作制；三是将乐清和瑞安的两个农信社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

―改造温州城市商业银行。引进民间资金，向民营银行的性质转化。

―推动商业银行产品、服务创新，比如推出个人委托贷款。所有商业银行都将可以做，模式比目前中国民生银行的做法还会有创新突破。这样将促使大量的民间资金通过银行来管理。

―政府组建两家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2002年8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到温州调研5天，提出了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9月，浙江省领导和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决定将温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经过三个多月的专家论证、沟通协调，温州方面提交了上述六项金融改革方案。按照当时媒体的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已予正式批复，同意实施”。

早在1987年，温州就被正式列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浮动利率改革又在温州试点。

但此事无疾而终。

今年1月7日，温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各界普遍认为，温州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城市。温州的金融改革，将迈出实质性步伐。

但不到一周，温州境外直投方案，即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叫停，原因是“未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批准”。此后，该方案再无下文。

金融改革寻求突破

老板跑路潮发生后，10月4日，国务院总理南下温州，与温州多位民营企业家座谈，商讨破解温州难题的方案。温州方面重提“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现场指示周小川、刘明康等随行官员给予重视，“可以再研究一下。”

据与会人士向媒体透露，如果把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可以给温州动力，使其金融发展能够尽快走上正规的轨道，同时扩展融资和贷款的渠道。

以此为契机，温州市政府迅速起草了《温州国家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目前，该方案已报至浙江省政府，省政府正会同浙江银监局、人民银行在浙机构研究完善方案，结合全省实际情况，综合以后再呈上级部门。

据《温州日报》报道，该方案覆盖地方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服务体系、民间资本市场体系、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等各方面，涉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实施小额贷款公司三年行动计划、成立股份制村镇银行、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探索组建金融资产场外交易市场等。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温州此次金融改革主要考虑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民间资本投资难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两难问题；二是补充在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缺的一个断层，即“小金融”的问题，能不能在温州做一些民营性质的小金融机构试点；三是规范民间借贷，发展民间金融，如建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等，让民间借贷“阳光化”。

在11月8日的全市金融工作会议上，围绕总体行动方案，温州市还在市级行政权力范围内制定了8个专项具体子方案，提出要将温州打造成资本集散的“资本之都”，逐步形成民间资本的集散中心。

按照方案，温州市3年内将发展小额贷款公司120家，且今后温州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将改变以往通过申请发起的方式，变为公开招标发起，并将拿出一定比例的筹建名额，向在外的温商企业招投标，引导温商企业将总部迁回温州。

同时，温州将新增11家股份制村镇银行，使民间资金由“体外循环”变为“体内循环”。全市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总数增加到30家，并将农村合作银行改制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对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扩大和调整股本结构，增强核心资本充足率。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温州市也在积极争取政策，使各类贷款利率在法定贷款利率之上的一定范围内自由浮动，由借贷双方自行议定。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4

关键词：死刑；司法改革；死刑政策；适用范围

中图分类号：D9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093-07

作者简介：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5）

自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决定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2006年《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并于2007年1月1日起统一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我国死刑制度走过了十年的司法改革历程。这一改革是我国最高决策层针对此前我国死刑立法规定过宽、死刑司法适用过泛的反思和改进。十年来，我国死刑司法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我国死刑立法改革形成了积极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的死刑立法改革。如今，我国死刑司法改革正逐步进入改革的攻坚期，死刑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集中，这需要死刑理论研究和立法、司法实务凝聚更大的勇气、智慧，积极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回顾死刑司法改革的十年发展，总结我国死刑司法改革的成绩，积极发现其不足并进一步探索推动死刑司法改革深入的策略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死刑司法改革的主要进展

过去十年来，我国死刑司法改革可谓力度空前，举措有力，在深入探索和研究死刑改革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出台了系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司法文件。其中，仅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司法机关就出台了10余个死刑司法改革的专门文件，对死刑案件的审判和执行工作进行了科学规范，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单独或者联合有关司法机关出台了20余个包含死刑司法改革内容的综合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2010年）等。通过出台并严格实施这些规范性司法文件，我国司法实践强化了死刑案件适用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总体而言，过去十年来，我国死刑司法改革在强化死刑案件质量的基础上，主要加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政策的积极贯彻

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是过去十年间我国死刑司法改革的基本政策。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第45条提出“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刑事政策。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9条则进一步提出要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要求司法工作者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综合考虑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结果及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尽量少用死刑，在死刑作为选择刑种之一出现时，慎用死刑，同时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执行死刑复核程序。1在实践中，我国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司法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体现，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死刑适用的数量则得到了有效控制。

（二）死刑适用范围的严格控制

过去十年间，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立法严格控制死刑的基础上，基于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对死刑适用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限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严格掌握死刑适用的条件。我国1997年《刑法》第48条将死刑适用的条件规定为“罪行极其严重”。有观点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应当理解为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极其严重，而且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也极其严重。2但也有关观点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只应理解为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极其严重，而不包括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认为“罪行极其严重”的词意就是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严重性。3最高人民法院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角度，对“罪行极其严重”作了较此更为严格的把握，不仅要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而且要求行为人的人身危害性极其严重。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区别对待，做到罚当其罪，量刑时综合考虑数量、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当地的禁毒形势等因素，严格审慎地决定死刑适用，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该规定明确将“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纳入死刑适用的条件范围，有利于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第二，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罪种范围。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经《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纱纬晒婺3膳量的削减，目前仍有46种死刑罪名，涉及的罪种既有暴力犯罪，也有非暴力犯罪。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7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治安的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重大盗窃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据学者对某省的统计，当地最主要的死刑案件类型为故意杀人和抢劫，分别占80. 64%和14. 71 %；其余4.65%的案件中，绑架案件占1.29%，走私贩运制造案件占0. 90 %，故意伤害和案件各占0. 65 %，其他非暴力经济案件仅占0. 91 %。由此可见，严重暴力类犯罪占到了死刑案件的98. 19%之多。1相比之下，其他犯罪适用死刑的情况就较为少见，很多犯罪虽然在立法上规定有死刑，但长期备而不用、备而少用，体现了死刑司法对死刑适用罪种范围的严格控制。

第三，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我国刑法典禁止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适用死刑，同时《刑法修正案（八）》又原则上禁止对审判时年满75周岁的老人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从立法上得到了进一步限缩。我国司法机关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犯罪的从宽制度由来已久且得到了长期的坚持。在《刑法修正案（八）》对审判时年满75周岁的人的死刑适用作限制性规定之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基本没有对审判时年满75周岁的人适用死刑的案例。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新生儿母亲、精神障碍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犯罪之处理都体现了从宽处罚，基本没有看到对这些特殊群体适用死刑的判决。

（三）死刑适用程序改革的不断加强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既往十年来，我国十分注重死刑司法的程序改革，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严格了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例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要求死刑案件二审必须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死刑案件被告人上诉问题作了多方面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解释。目前来看，我国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较之其他刑事案件都要严格，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保证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

第二，严格了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例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案件的证据采信和证明标准都提出了较一般案件更高的要求，明确提出“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同时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有助于提升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

第三，严格了死刑的执行程序。例如，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适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对停止执行死刑的条件和程序作了十分明确、细致、严格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四种暂停执行的情形，即发现罪犯可能有其他犯罪的；共同犯罪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归案，可能影响罪犯量刑的；共同犯罪的其他罪犯被暂停或者停止执行死刑，可能影响罪犯量刑的；判决可能有其他错误的。这有助于减少死刑执行的错误。

第四，严格保障死刑案件的律师参与权。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多个专门针对死刑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规定，包括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等。其中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安排。”这有利于强化律师对死刑案件审理的参与，提升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

（四）死刑适用数量的严格控制

加强死刑适用的数量控制是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重要考虑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自2007年1月1日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以来，死刑案件的质量得到了较好的保证，死刑适用的数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截至2014年，和2007年以前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2死刑适用数量的下降是我国死刑司法改革取得重大成效的重要体现。

十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时曾提出，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要达到的目标是：统一死刑案件的适用标准，提高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减少死刑案件的数量。十年后回头看，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要达到的三个目标都达到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这是死刑司法改革的巨大成就。

二、我国死刑司法改革的理性反思

过去十年间，我国在死刑司法改革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在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过，与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的要求和国际社会全面废止死刑的趋势相比，我国死刑司法改革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死刑司法政策的科学化问题

死刑司法政策的科学化是死刑司法科学、人道的基础和死刑司法改革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如前所述，当前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我国死刑政策采取的表述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客观地说，该死刑政策的表述在当前背景下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从我国死刑改革发展目标上看，却也只能说大体符合当前我国死刑立法和司法的实际，较为保守，不能满足我国死刑改革的需要。从内涵上，该政策表述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该政策表述没有包含“减少”死刑适用的内容（即“少杀”之意）。从词义上看，“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并不必然包括减少死刑适用的内涵。因为“减少”是和过去相比要有数量上的下降，而“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强调的是死刑适用的严格和慎重，并不必然包含数量的减少。换言之，在“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的政策指导下，死刑适用的数量可以维持在原有水平，但在明确“减少死刑”的政策指导下，死刑适用的数量应当呈下降趋势。二是该政策表述没有包含“废止死刑”的内容。从死刑发展的国际潮流和趋势上看，废止死刑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将“废止死刑”的内容纳入死刑政策，无疑有助于推动我国现阶段的死刑适用控制。相反，不明确废止死刑的目标，我国的死刑立法和司法改革都将出现畏首畏尾、甚至反复的可能，进而将影响死刑司法改革的深入。

（二）死刑适用控制的程度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5

以建章立制为支撑，注重在机制保障上下功夫

健全的党建工作机制是保障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坚持从抓好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入手，建立健全党建工作机制，让党建工作活力更持久。

建立有机融合机制。完善《公司章程》 《党委会议事规则》 《“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法》和《董事会专委会工作条例》等系列规章制度，把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之中。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公司所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交叉任职率达97%，为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提供了保障。

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制定《公司党委对作风不严不实领导人员进行谈话诫勉暂行办法》《公司党委对工作不尽职尽责领导人员进行离岗培训暂行办法》和《公司党委对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人员进行组织调整暂行办法》，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制定《基层党建工作“两级联述联评联考”实施办法》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考核细则》，连续两年在公司层面召开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会议，把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年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将党建工作在企业综合业绩考核共性指标中的权重提高到30%，与干部考核、奖惩、薪酬分配实现“硬挂钩”，让软指标变成硬杠杠。

建立服务保障机制。制定《关于深入开展三级示范抓引领推进联系服务群众常态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制定《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供电企业党群专责选任工作的意见》和《党组织活动经费使用管理办法》，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配备专兼职党群专责，强化人员、经费和阵地保障，做到了工作有专责、经费有保障、活动见实效。

以搭建平台为抓手，注重在提升能力上下功夫

搭建学习、锻炼平台是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的重要举措，坚持从内部培训、“请进来”培训、“走出去”培训和实践锻炼入手，切实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的能力。

搭建党校教育平台。充分发挥集团所属党校的培训优势，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和专业知识为培训内容，对所属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进行培训。3年共举办1081期培训班、培训13万人次，切实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

搭建“蒙电高端讲坛”平台。以电网建设和企业改革发展等知识为主要内容，聘请知名教授学者、企业管理精英、党建研究专家等到公司开展专题讲座，同时在全系统进行视频直播，切实开阔了党员干部视野、拓展了发展思路、提升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蒙电高端讲坛”开办以来，共举办27期专题讲座、培训6万余人次。

搭建干部挂职锻炼平台。结合推进输配电价改革、依法治企、标准化建设等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公司各专业管理水平和干部队伍建设现状，把强化实践锻炼、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作为干部挂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分专业、分批次选派24名厂局级干部赴南方电网公司挂职锻炼，选派59名中层管理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在公司系统内部挂职锻炼，让干部在学习中强素质，在实践中长才干。

以强化队伍为重点，注重在发挥作用上下功夫

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关键，坚持从创新实践载体入手，充分发挥带头人队伍、党员队伍和人才队伍作用。

发挥带头人队伍作用。以开展三级示范抓引领为实践载体，明确公司领导至少引领1个所属单位，并深入到所属单位分局、处所等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加强指导，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公司各级领导干部树标杆、作示范；明确公司所属单位厂局级领导人员至少引领1个基层分局、处所等单位，并深入到班组，加强指导；明确基层处（科）级领导人员至少引领1个班组，联系到职工个人，建成三级示范抓引领联系群众常态化的全覆盖网络体系。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6

媒体惯用“新提法”，本人也借鉴一下，昨夜对比了公报和十八大报告中相关部分的表述不同，结合自己理解作为点评，不当之处请大家拍砖。

学习要点：

1、“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放在了指导思想部分“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后，与之相伴随的是后边社会建设部分”社会治理“的提法。

点评：“社会治理”的提出，较之以前社会管理，有了很大的进步，治理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在中国还不敢奢望，在西方也不过是一种理论设想而已，但是与之相伴随的增强社会活力，发展社会组织，还社会自治的空间，构建“国家-社会-市场”的新型关系，是现代国家发展的趋势。相对于媒体把眼球吸引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当然这是这次全会的重点，但如果过分突出而忽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那就大错特错，前几天评价“383”报告我已说过，不能没有国家—社会这个层面的改革，希望那个顶层设计团队能够把三者协同起来。

2、第一次用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表述，同样意义深远，这些和后边提到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都是一体的。

点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或者说什么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值得探讨。这必然带来整个执政理念的变化，

政府不是万能的，起码在这个文字上得到体现，政府如何和市场、社会一起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必须考量。这个理念是首要推广的，然后是体系建设，再谈与之伴随的能力提升。改革的协同性是必须的，是系统、整体后的新提法，协同的概念从去年申报社科项目开始关注，的确剑指关键问题，改革形不成合力！这也是为什么要成立全面改革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的原因所在，希望有所突破，但是如我论证，改革方略、制度设计的协同的实质是知识协同，核心是理念协同，也可以说常以联盟所言“信念体系”的协同，这也是改革共识的形成，但共识从何而来？既得利益固化、部门利益坐大，如何突破？都不容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表述可见一斑。

4、财税体制改革媒体已反复报道，不说了。”法治中国“的提法只不过换个说法而已。”着力清除市场壁垒“”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都是未来相应方面制度设计的主要思路，最后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后边“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呼应的，参照开会前后媒体热议足可了解详情。

5、“放宽投资准入，内陆沿边开放”。

点评：“放宽投资准入”对于民间资本是个利好！对投机者而言，尤其是官商合谋的话，是个漏洞，需要做好投资准入门槛和条件、评审的细致设计，否则祸患无穷。“内陆和沿边开放”值得对应地区关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得到国务院批复，是个方向，沿边的尤其是南边和东盟、北边和俄罗斯蒙古、西边和几个斯坦及中东国家，原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及城市有机会加快发展。这样的话，东边的自贸区为主导的新沿海开放，空港结合的中部内地开放，西边加强贸易的沿边开放，构成新时期东中西区域战略布局的一个新版本。

6、司法部分的变化在“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尤其是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点评：司法依法、独立、公正的提法在十八大报告及之前都有提及，以前传闻的司法系统垂直管理的改革设想，应该蕴含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中，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法是否意味取消劳教，有待观察，但是诸如刑讯逼供及其他司法运行的不法行为将得到重视，这是个可喜的变化。

7、“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意味着八项规定的延续。

点评：从新闻联播中的画面，可见这次会议的会场布置和中央的八项规定改进作风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且政治局成员们并没有在主席台就坐，而是一排和参会者同样高度就坐，分组讨论的简朴程度更甚，想必难坏了筹备者了，不过这是个导向，你也可以理解为作秀，但作作秀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了！希望常态化确实能坚持下去！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7

改革红利是个最近这几年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之前，海内外存在中国发展“红利”消失的种种说法：第一，由于强制性计划生育加之成本推进型的通胀的到来，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第二，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外贸红利也因为欧美世界普遍陷入经济危机而消失。第三，由于房价发展到了高位，为了保护实体经济、减少金融风险的限制房价的宏观调控措施，土地财政红利也丧失。更有言论指出，由于近年来形成的央企垄断国民经济上游高端产业（例如金融和能源）造成的局面，导致经济领域内既得利益集团当道，特权与责任分离，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被限制，社会整体上失去了活力。温州等地的借贷危机就是此种局面的总爆发。较之前述人口、外贸、土地财政三大红利的消失，作为红利中的红利的“改革红利”也消失了。

这些观察，虽然未必全无“危言耸听”之嫌，但是结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却也不能说全无道理。而以企业家、官员的家属为主体的移民浪潮产生。精英和财富的大规模转移，是对市场经济动力产生疑虑的一种警示。

因为存在着现实针对性，此番讲话令中国社会振奋。这可以视为执政党阶层在未来逐步解决种种“改革红利消失”问题释放出的强烈的信号。十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五年，要深入进行以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组织建设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以促进程序正义与司法制衡为核心进而保障司法公正的司法体制改革，还要落实以促进实行党代表提案制和党的委员会民主制为重点的、实际体现为“党内民主”的执政制度改革，在立法层面则要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批与规范权，也就是推进财政民主化和财政法治化。就议题覆盖面而言，这是试图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一次努力。而这些在未来五年执政党着力进行的工作，正是寻找新的改革红利和经济、社会发展红利，而在未来，一次全面的制度创新、建设可期，由这场前方位创新而创造出新的改革红利可期。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8

一、国有保险公司现状(一)基本情况目前我国的国有保险公司包括

>在加入wto谈判中,外方把保险业的开放问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此,直接面对国际保险业的竞争对我国国有保险公司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加入wto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我国的保险公司将逐步在无保护的条件下与国际保险业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国有保险公司能否在竞争中立足并发展自己,就要看其事前及市场开放初期能否有充分的准备。因此,国有保险公司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这种综合竞争能力包括了公司治理结构、专业化技术和管理水平、制度创新机制和产品创新机制等方面。

(三)市场开放是促进国有保险公司改革和发展的有效途径(以上海保险市场为例)

从1992年,上海保险市场开始对外国保险公司开放,国有保险公司(如

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因此,国有保险公司改革的指导思想应以十五届四中全会和江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立足于通过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和有效的现代经营管理手段,提高国有保险公司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同时通过国有保险公司的改革,培育和健全保险市场,提高我国的保险市场运行效率,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保险业应有的贡献。

(二)国有保险公司改革的政策建议

第一、对国有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其理由是:

1.有利于解决国有保险公司的资本金问题。依靠国家财政拨付国有保险公司资本金困难很大,股份制改造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2.有利于优化国有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国有保险公司经营机制转换。

3.有利于适应加入wto后的外部竞争环境。鉴于过去保险业的开放进展状况和世贸组织相关谈判中的承诺,相对于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面临的现实挑战更大。国有保险公司只有进行这种促进国有保险公司经营机制转换、增强国有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改革,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

4.改革的震动相对较小。相对于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目前规模还较小,社会辐射范围还相对较窄,不会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

第二,在上述指导思想下,吸收多种所有制形式,在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渠道充实和不断增强国有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这些渠道包括:

1.采取定向募集企业法人股方式,可考虑适当吸收少量民营股份入股。

2.吸收少量的外资股份和参与国有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

3.选择突破口,进行上市试点。可考虑选择适当时间将中国再保险公司改革上市,其意义是促进包括其他保险公司在内的各保险公司的规范运作。

第三,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促进国有保险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国有保险公司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第四,通过控股、合资等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成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新的保险市场主体,扩大国有保险公司的辐射能力。

第五,继续进行国有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合并、精简改革。打破依靠地方行政开展业务的落后方式,坚持以产品创新开拓市场,提高国有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9

——解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华东师大中心博士 崔允漷

正确理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基本内容，有助于全面启动和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各项工作。教育部组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的部分专家，以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课程理念为统领，分别从不同的专业背景阐述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形成了对《纲要》这一重要文件的“一种”解读。本期新课改的通识培训特向大家推荐崔允漷博士的观点。——原晓红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课程改革时代。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学习型的课程改革共同体，一种共同的课程愿景——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对话、合作与探究的课程文化，努力把一种开放的、民主的、科学的课程奉献给新世纪的中国儿童。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开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的新局面，本文试图从新课程是怎样产生、新课程涉及哪些内容以及新课程“新”在何处等方面阐述对《纲要》这一重要文件的“一种”解读，供有志于课程改革的同仁参考。

一、新课程是怎样产生的？

新课程是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经验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众多的学者、专家、行政人员、教科研人员、校长与教师代表以及部分社会人士持续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在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中产生的。

1996年7月始，在深入推动素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6所大学及中央教科所的课程专家，对1993年秋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的实施状况进行调研。总计调查了全国9个省（市）近16000名中小学生，2000多名校长、教师和50多位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课程目标的落实状况、教学内容的适宜性、教与学过程中的问题、考试与评价的问题等。1997年底，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实施状况调查报告》。调查发现，确实存在一些有悖于素质教育要求与教育规律的问题，如教育观念滞后，人才培养目标同时展的需求不能完全适应；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课程内容存在“繁、难、偏、旧”的状况；课程结构单一，学科体系相对封闭，难以反映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新内容，脱离学生经验和社会实际；学生苦于死记硬背，教师乐于题海训练的状况普遍存在；课程评价过于强调学业成绩和甄别、选拔的功能；课程管理强调统一，致使课程难以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和学生多样发展的需求。据此，提出了基础课程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1997年9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烟台的素质教育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的课程体系。会后，组织专家转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期研究工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和国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与经验研究；另一方面，开始规划与设计面向21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至1998年底，基本形成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课程体系的框架结构以及推广新课程的政策与策略。在研究起草“面向求学网振兴行动计划”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得到了教育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并列入“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

1999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正式成立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由来自师范大学、省教研室、教科院的课程、教育、心理方面的专家及中学的校长代表40多人组成。专家组在基础教育司的领导下，历时两年半，勤奋工作，就课程目标、课程结构与设置、课程标准、考试、评价、实验区工作以及各门学科的课程标准、综合课程设计、农村课程改革、课程政策改革等，组织召开了100多次专题研讨会，起草并形成了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总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并于2001年6月正式颁布。

2000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通过课题申报、评审、签合同等程序，确立了11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大项目，包括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各门课程的国家标准与指导纲要、教材，以及地方课程管理与开发指南、学校课程管理与开发指南、综合实践活动指南、课程与教材评价等综合类研究项目。

至2001年7月，已制定幼儿教育指导纲要和义务教育阶段18科课程标准的实验稿，编写并审定通过了各科实验教材。目前已有20个学科的（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中小学新课程实验教材将在今年9月首次在实验区试用。同时关于课程管理政策、评价制度、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将在实验区逐步应用。

本轮课程改革是在历次课程与教材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充分考虑到现代社会发展、信息技术进步与学生性质变化等因素，确立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总目标——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提出六项具体的改革目标。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及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能力。

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二、新课程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新课程涉及的内容与《纲要》阐述的内容总体上说是一致的，主要由九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根据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确定了新课程体系的培养目标以及改革的六个具体目标。

第二部分是根据基础教育课程的均衡性、综合性与选择性原则，重建新的课程结构。主要通过三方面的改革来实现：第一方面是建立由分科课程、综合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构成的新课程结构。课程设计的共同原则是：以学生的学习态度、能力培养为主线，精选对终身学习与发展必备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努力体现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以及与社会经济、学生生活的联系，强调实践与探究，同时提供广博的科学知识背景。第二方面是关于必修课与选修课。选修课的开设主要基于学生的兴趣与需要，占用地方、校本课程时间。高中选修课的多样性和高质量是改革的重点，目的是使课程具有多样性和选择性。第三方面是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联系。在农村初中推行通过“绿色证书”教育及其它职业技术的培训让学生获得双证的模式，城市中学也要开设适合的职业技术课程。

第三部分是制定新的课程标准。国家课程标准是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它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也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课程计划规定了课程门类及课时分配，课程标准则是根据课程计划来确定学生预期的学习结果。教材是使学生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质量要求的内容载体，是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主要工具。我国一直沿用教学大纲的形式。教学大纲较多以学科体系为中心来表述本学科要求的知识与技能，教学要求的表述方式比较笼统和单一，往往限于“初步了解”、“理解”、“掌握”、“运用”等抽象描述，对教师具体了解学生应达到什么程度缺乏明确的指导，而知识点的表述方式却十分清楚、具体，占的比例也大。因此，教师更关注知识点、学习的效果，忽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这次课程改革力图通过制定标准的形式，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阐述各门课程的目标。强调每一门课程对学生终身学习与发展的价值，注重学生经验、学科知识和社会发展三方面内容的整合，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突出课程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理念。

第四部分是改善课程实施（教学）的过程。教学是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因此，教学改革是课程改革系统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可以想像，没有教学改革的课程改革，最终的结果充其量只能局限于教科书的更替。这一部分围绕教与学两个方面，探讨教学规范的转型，重建教、学、教材、教师与学生的概念，强调学习方式的转变等问题。同时倡导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

第五部分是规范教材的开发与管理。鉴于我国的教育理论背景与实践传统，教科书是现阶段课程的核心因素。新一轮课程改革在教科书建设方面坚持“抓大放小”的原则，制定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课程计划框架，集中力量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套《国家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为教科书的“一标多本”建立前所未有的课程开发平台，让教科书走向市场，鼓励社会各界学有专长的人士参加到教科书建设中来。同时为了确保教科书的质量，国家将制定相应教科书编写资格认定制度与教科书的审定制度。同时倡导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

第六部分是建立发展性课程评价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课程评价的指导思想是“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而考试的指导思想则是“选拔适合教育的儿童”。尽管许多人都会说“评价”两字，但是，中小学的一些做法，背后所支撑的理念还是“考试”，重甄别与选拔，重结果轻过程，“评价”主体和方法单一，严重制约了素质教育的推进，影响着亿万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新课程怎样建立符合素质教育思想的评价与考试制度，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新课程倡导评价的发展功能，强调对学生的发展价值、对教师的发展价值，以及对课程本身的改善价值，建立发展性的课程评价体系。

第七部分是实行三级课程管理政策。目的是落实《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第十一条，即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省级人民政府发展和管理本地区教育的权利以及统筹力度，促进教育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继续完善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课程的开发与管理上，改革过去国家管理过于集中的做法，实行有指导的、逐步的放权，以有效提高课程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适应性。有“指导的”是指在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培养目标、课程标准、评价功能等反映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重大问题上，要求与中央保持一致，并在尊重学生、遵循身心发展规律、建立机制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在课程管理、教材编写与管理等方面通过制定有利于激发地方积极性的有关政策，实现课程管理权限的下放。“逐步的”是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项长期不懈的，面对不适应新课程改革的庞大的教师队伍和地区间巨大差异，以及课程研究开发人员的缺乏和经验积累的不足。因此，放权过程的“渐进性”作为重要策略，以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适应性，建立国家、地方、学校课程的三级管理模式，明确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的课程管理职责。

第八部分是教师的培养与培训。课程改革史告诉我们，任何“防教师”（proof-teacher）的课程都不可能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与参与是推行新课程的前提，因为他们最终决定着课程实施的走向。新课程倡导一种课程共建的文化，需要教师重新认识自己的角色。教师再也不是由专家编写的教科书的忠实执行者，而是与专家、学生及其家长、社会人士等一起共同建构新课程的合作者；教师再也不是一种只知“教书”的匠人，而是拥有现代教育观念、懂得反思技术、善于合作的探究者。因此，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机构需要对教师教育、培训、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课程参与等更新概念。

第九部分是课程改革的组织与实施。这次课改，提出“先立后破”、先实验后推广的原则。国家和省都要建立课改实验区，积极开展新课程的实验。在条件尚不具备的地区，仍应执行现行课程方案，教育部将组织力量修订、完善现行教学大纲，积极推进改革，为过渡到新课程做好充分准备。同时，试验区将分层推进，滚动发展，发挥示范、培训、指导作用。建立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支持体系，教育部成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参与课程改革的决策研究，负责新课程体系的研究和新课程实验的指导。教育部在部分师范大学建立“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发挥大学理论研究力量的作用。同时，30个省级教研室要分别与9个“中心”、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央教科所挂钩，反映推广与实施状况。同时，组织一线教师与校长参与，形成一种学习型的课程改革共同体。

三、新课程“新”在何处？

新课程“新”在何处，或者说新课程关注的焦点，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

本次课程改革是在世纪之交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在世界各国进行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展开的，这种形势要求新课程必须置于国际视野中进行规划和设计。

首先，组织学术力量，充分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经验，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与课程改革经验，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内容与方式。

司法体制改革综述篇10

法官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司法改革的中心内容，改革必须具有明确目标，不能一边改革一边还是大量的法官流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建设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即必须明确司法权的属性——判断权和裁量权，是中央事权，判断权就必须赋予法官高度的独立性、中立性和专业性，这是建立法官选任、训练、惩戒等制度的基础，强调的是去行政化；中央事权，即强调司法权的国家属性，应当具有终局性、确定性、强制性及稳定性（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的同案同判），强调的是去地方化。

目前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到的法律有《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以下简称两官法）、相关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另外还有一些纲领性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五纲要”等，所以司法体制改革措施的推出必须考虑到与上述相关法律的衔接，不能顾此失彼。

二、推进法官检察官专业化、职业化，不宜提“法官检察官精英化”

所谓“提法”其实就是对于法官检察官的定位，“提法”既体现了改革的目标，也体现了法官检察官的定位。纵向来看，自本世纪初《检察官法》、《法官法》的修改实施开始，法官、检察官的准入已有了法定标准，即通过司法考试加公务员考试，应该说如此条件在我国当然属于高门槛准入，但为何此次司法改革又提？大体原因是对于司法人员的主体地位保障不够，如现实中出现“刚毕业能进入两院工作是幸事，而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离职”的现象；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从理论上为法律职业圈的人员流动提供了平台，但事实上只有司法人员向律师职业的单向流动，也说明此职业的吸引力欠缺，吸引力欠缺就不容易形成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另外，还有人质疑，两官法是否只是个法官兵、检察官兵法？即对于初入职的初级人员有司法考试通过的要求，而对于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任职却未必全都有司法考试通过的资格要求？

此次上海审议通过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员额制及人员分类配备，具备操作性。应当明确的是，法官（检察官）、审判（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员额上遵照33%、52%、15%配比，由于33%的限制，原来按两官法及两院内部通过定级的法官、检察官会进入辅助人员队伍，这是个艰难的过程，但必须严格执行，尤其是在两院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如不符合两官法的任职要求的，应当分流到辅助人员或是行政人员。另外，司法辅助人员必须是具备如司法考试通过的条件，这是职业化、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如果辅助人员不是专业化、职业化，那么他们就无法保障法官、检察官的办案工作。但辅助人员的流动性大一些。

不宜提“精英化”，一是如果切实落实法官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那么自然就达到“精英化”了，这不需要通过口号来实现。二是我国的司法权是人民的司法权，尽管在新加坡等国对于法官有“孤独的贵族”的比喻，但“精英化”的提法容易引起反感，增加改革的障碍。实属没有必要。

三、关于错案追究制

司法体制改革对于司法人员主体地位的保障，也体现在司法权的运行过程中，诚然，司法人员应当对所承办的案件终身负责，但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判断权源于对事实和法律的综合判断，但判断权与自由裁量权同时存在，因运用自由裁量权导致的差异是否是错案？这些也应当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