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十篇

时间:2023-12-21 17:38:43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1

关键词:电影广告 消费心理 电影广告优点

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大众文化艺术,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反映着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观众从电影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几个漂亮的明星,而且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品位,它能成为最直观、最广阔同时最细致的信息载体。通过最形象的最生动的方式切入到普通人的生活,而这种功能往往超出了电影的范畴,实际上也就成为产品最有效的广告宣传,基于此电影与广告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近来,中国电影业在国际电影商业运作模式的影响下也开始学着利用电影这快幕布背后的魔力。

电影中的广告电影中的夹带广告按其表现的方式来说,一般分为显性和隐性广告两类。

显性广告主要以电影中的贴片广告为主,而隐性广告则以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为主。

一、贴片广告电影的贴片广告就是广告的运营商与电影的制作方、发行方、放映方合作,在每部电影放映前播放

客户的品牌广告以及企业广告和电影片尾出现的鸣谢单位,赞助单位的帖片广告。 它是电影广告最明显最外在的形式,属于电影中的“硬广告”。尽管这种广告形式常常在播放前引起大量观众的唏嘘声,但是调查显示它的传达效果较电视广告有更深刻的观众记忆度,因此此时的广告就能很好的利用观众这一心态从而达到广告的目的。从冯小刚的《没完没了》的首开电影贴片广告的先河,继而《大腕》、《英雄》、《手机》等影片都夹带着众多的贴片广告。

二、植入式广告对于电影而言,它身着大众文化的隐身服,跳脱了传统的广告直白诉求模式,以更加隐蔽、积极、动人的形态潜入了观众的视野。因为影视中的人物形象、服装、道具乃至影视的名字,都可以转化成商品的品牌,给制片商带来巨大的利润。至此,植入式广告正在悄然升起。所谓的“直入式广告是一种异业结合模式,即将某品牌商品或服务融入媒体之中,成为媒体的一部分,与媒体一起推销给消费者”。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是在影片中刻意地插入商家的商品,可以是静态的摆设,可以是画面的背景,也可以是演员使用的道具。它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令观众在不经意间构建起对商品的潜意识知觉。由于观众对广告天生有抵触心理,把商品融入剧情的做法往往比直接诉求的结果更好。总之,它是以一种隐性化、人性化的方式将广告融入电影的剧情当中,让观众在无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起先电影的帖片广告是作为独立于电影之外的元素出现的,它带有明显的广告宣传意识,然而植入式广告将产品的宣传内化到影片之中,成为影片的内容,让影片的魅力带动产品的宣传、推广,真正做到互为融合、互为促进。如《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卖当劳、《天下无贼》中刘德华和刘若英用的NOKAI手机、《落叶归根》中宋丹丹说的西南财经大学......这些广告都在潜移默化中让电影传递着品牌的精神,而且很合理、很自然。这就是电影中植入式广告的魅力。

这种广告形式对观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暴光率高,以娱乐的表现形式使受众接受,极大地增强了观众对广告产品的记忆,从而加强与巩固神经联系的痕迹。 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出现不受时间的限制,而取决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本身,从而可以使产品在电影中随剧情的发展反复出现,这是其他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观众是以一种寻求快乐寻求释放的心态去看电影,这样观众从心理上就没有对外界的防御,这是夹杂在电影影片中的广告会毫无声息地到达观众,而且这种把广告和故事情节相连接起来的广告其观众记忆度也极高。

(二)这样的广告形式很容易让消费者改变态度,使其对影片中的商品产生积极的态度。 首先,观众自身就不自然地充当参照群体的作用。电影能带给受众一种不同于报纸、电视、广播的享受。而且电影具有的一种集群效应更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如果电影深受公众的喜爱那么这种人际关系中的舆论传播就是一种独具渗透力的广告形式。这对消费者心里的影响作用无疑是最有力的,它甚至可以在最短时间发挥最大的作用。

其次,电影中尤其是大片中往往都有几个名人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将广告产品与名人结合一来为商家节约了请名人做广告的巨大成本,二来也使得这些名人不自然地充当了消费者意见领袖的作用。对于电影作为传播娱乐的载体而言,产品、品牌和广告都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影片中各种元素留给受众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左右他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电影中的广告元素通常以实物道具的间接形式呈现,不像其它传媒广告那样直接,所以广告信息悄悄进入消费者的记忆大脑,而且这种进入方式是以娱乐形式,也让消费者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从而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广告效果。

(三)到达率高。电影中的广告到达率高“电影受众也称‘暗夜的人’,黑暗的环境把电影的交流系统与周围日常空间隔离的同时,也把受众同他所体验的现实隔离开来,使其全身心投入电影的世界”。在电影受众暂时处于催眠的状态下进行广告宣传,受众接受信息度一般较高,同时较电视广告而言,影院的观众直接地暴露于广告的轰炸,无从躲闪,它的到达率几乎为100%。

(四)广告影响广泛、持久、深层,而且重复率极高。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艺术形态,电影的生命力强,它不但在影院放映,还可以在电视录像带、VCD中播出,不但播放一次,而且可以播放无数次,好的经典影片甚至影响几十年。让产品插入电影之中,让电影情节成为其广告内容,明星就是一种最佳的广告形象和意见领袖。这种天然的示范作用不经意便俘虏了观众、消费者。同时电影媒体可以影响电视广告很难到达的人群青年一代。他们崇尚的是快速的消费,电影媒体的特性迎合了青年一代的潜在心理,也因此更好地掌握拥有了这一巨大市场。另外电影中的广告成本较低“如果说一部电影的票房达到5000万美元,电影中的广告就等于达到大约1370万的电影院观众面前,而据电影工业统计,一部有5000万美元票房的电影就可以卖出20万合录像带。不止如此,一部卖座巨片的录像带一星期至少出租五次,这样一个产品的镜头会因此在增加2500-3000万个让观众留下印象的机会”。如果再加上有线或无线电视的播出,广告主所付出的平均单位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

综上所述,电影广告借助自身独特的优点确能将广告有效得深入到观众的心理,在各类广告铺天盖地的今天,电影广告作为一种新的广告促销手段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不管它以何种形式都意味着人们对这块幕布背后的功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把握。

参考文献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2

【关键词】乡土变迁 基层干部 非权力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速,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改观。乡土变迁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难题,基层干部行使权力必须随着乡村变化而相应改进,才能更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更好进行基层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干部完全依靠权力的影响力来开展治理的难度日益严峻,非权力影响力的作用越来越大。

基层干部非权力影响力的内涵

基层干部事务庞杂,一方面,“上头千条线、基层一根针”,上级各个部门的各种安排、部署、措施、规定需要基层干部抓好落实。另一方面,由于基层干部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各种利益诉求、争执矛盾突出,各种纠纷、矛盾需要调解,各种突发事件需要处理。在此情形下,基层干部的非权力影响力日益重要。

国家机关的干部影响力可以分为权力影响力和非权力影响力。干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其岗位职责赋予其相应的行政权力,通过行使权力实现岗位职能即权力影响力。权力影响力和其岗位或者说职位相关,身在其位,则可行使岗位权力,获取相应的权力影响力,不在其位,则权力影响力自然消失。非权力影响力是干部通过自身威望、素质、能力等方面的因素,使下级或管理对象表现出信任、佩服等心态,自觉配合其开展管理。非权力影响力不是因为干部的权力而获得,下级或管理对象并非出于对行政权力的被迫性顺从,而是出于对其个人所展现的威信、能力、品德等方面因素导致的崇敬或佩服而顺从,这种顺从不具有强迫性。

在我国行政体制中,乡镇机关是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关。这一层级的特殊性在于其上级的县、市直到省级机关,其管理内容通常较少直接面对人民群众。上级县、市以及省级机关的工作针对其下级机关及工作人员进行安排部署,该过程通过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影响力得到贯彻落实。最基层的乡镇行政机关,很多工作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对于体制外的群众,以及群众自治机构的村民委员会,与乡镇级国家行政机关事实上并没有上下级关系,并不能完全通过下级服从上级式的权力影响力实现管理措施的落实。在此情形下,基层干部通过其威望、能力等非权力影响力因素实现乡村治理至关重要。

乡土变迁过程中对基层干部非权力影响提出更高的要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利益争端增加,各种矛盾纠纷更加复杂,处理难度加大,对基层干部的非权力影响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乡土变迁过程中,随着农村信息沟通的便利以及人员流动的频繁,要求基层干部必须重视非权力影响力的培育。

在乡村变迁过程中,最大的变化是乡村经济飞速发展,大部分乡村群众已经摆脱了过去为基本温饱发愁的状态,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物质条件的改善,使乡村群众的思想观念相应发生变化,群众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觉醒。因此,纯粹用权力影响力开展强迫式乡村管理面临越来越大的反弹压力。同时,国家各种惠民政策的出台,基层干部承担着惠民政策所涉及的各种项目、利益的分配。在政策制度和惠民措施的落实过程中,基层干部只有培育更高的非权力影响力,才能在各种利益分配过程中得到群众的认可,进而杜绝“”声音的质疑。

在信息闭塞时代,基层干部发挥着“上传下达”的中介作用,上级各种政策需要通过基层干部的宣传来完成,基层干部因此占据先机,为积累非权力影响力提供了便利。随着交通的便利,农村信息沟通、人员往来,以及网络手段诸如微信“朋友圈”的发展,乡村“舆论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某些负面信息可能使乡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对基层干部产生反感甚至敌视的心态。与此同时,某些谣言的传播也可能损害基层行政部门和基层干部的形象。因此,乡村信息化对基层干部非权力影响力提出新的挑战。

乡土变迁的重要体现是人员流动加剧,市场经济的繁荣使物资和劳动力的流动更加频繁。由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乡村外出务工人员规模庞大。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群众到乡镇小城镇居住的现象日益普遍。人口流动造成基层干部在乡村管理中需要面临大量的外来人口,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熟人社会”模式,对基层干部的非权力影响力提出更高要求。

如何培育基层干部非权力影响力

提高非权力影响力,首先要切实培养优良作风。基层干部经常和群众直接打交道,作风优良的基层干部自然得到群众认可。基层干部在处理各种事务,特别是在直接和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一定要敢于担当,不推诿,热情服务,主动作为,真心实意帮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进而获得更大的非权力影响力。

随着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个别乡村出现了一定程度道德滑坡的现象,但绝大部分乡村群众明是非、辨善恶,极为看重道德观念。基层干部要牢记自己的干部身份,牢记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坚守道德底线,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吃的饭不吃。在坚持的过程中获得非权力影响力。

随着国家对乡村建设的重视,乡村项目建设、民生福利项目日益增多,承担着代表政府落实国家惠民政策的基层干部,在各种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当秉持公正立场,公平公正,使人信服。在调节各种矛盾纠纷、利益纠葛的过程中,一定要秉持公正立场,不偏袒任何一方,依法依规、合情合理。在工作中,要把公共利益作为首要考量,真诚地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群众利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乡土变迁背景下,乡村管理所需要的知识越来越多,基层干部加强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保持学习意识,及时学习各种新理论、新知识,及时掌握各种新政策、新信息,使自己的知识库永远和时代的节拍同步。在群众眼里,基层干部就是代表国家、代表政府,如果有问题,基层干部能为他们详细说明、解读,自然就会获得强大的非权力影响力。

乡土变迁过程中,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越来越注重基层干部为民办事的“实效”。基层干部应通过努力为群众谋福利、为群众办实事,进而获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只要基层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发自真心地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群众利益,一心一意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必定会赢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基层干部要培育出强大的非权力影响力,就要努力增强带领群众致富、为群众谋利益的能力,能够给广大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切切实实改变乡村面貌,使乡村更加富裕、文明、和谐。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①金辉、陶建平:《我国农村的乡土化特征及破解》,《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②唐平秋、韦伟光:《我国领导干部政绩评价结果运用研究》,《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3

一、电视新闻观众心理的随意性

“随意”即“任凭自己的意识”。主要指电视观众对电视这种媒介和媒介内容在选择上有较大的随意性。这主要是由电视新闻信息的特点所决定的。电视新闻信息跟政府法令、党的文件不同,其主要的功能是向观众传递社会最新发生的事实,观众不必神经紧张地一定要带着什么目的接受信息。看哪个频道,选择什么,看多长时间,遥控器在观众手里,谁也左右不了。电视传播者对电视观众的影响往往是潜在的,不易被人意识到。而政府法令、党的方针、政策,对人们有着明显的说服、劝导,甚至带强制性。从电视观众在选择接受电视新闻有主动权的角度上看,电视观众心里带有随意性。

二、电视新闻观众心理的交融性

感性世界即物质世界,是人们通过感官直接接触到的外部世界;媒介世界是由“大众传播媒体形成的精神世界,是利用大众传媒对感性世界的模写和抽象”。人们通过人际沟通直接同感性世界联系,通过媒介沟通间接地认识感性世界。电视观众心里则理所当然地交融着他们同时处在的那个并驾齐驱的感情世界和电视媒介世界的双重影响。毋庸置疑,研究电视新闻观众心理应当把着眼点放在电视观众在接受电视信息时的心理活动上,但是电视观众心理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社会成员的观众,且不说他们对电视新闻内容的感知和理解受制于其已有的来自于感性世界的认知,就是在接受电视宣传的同时,还常常会受到来自身边的他人(如家人、朋友、同事等)对电视新闻的评价、态度、情感等方面的影响。从时相上看,电视观众在接受电视信息时受到来自感性世界信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继时性、同时性、交互性。

三、电视观众心理的互动性

电视观众的互动性是指在新闻活动中,电视传播者与电视观众以及电视观众和电视观众之间通过电视新闻媒介和人际交往表现出来心理上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特性。

1.电视观众心理的互动及其特点

互动即人与人之问的交互作用。互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没有人类的互动,就不可能构成众多的社会生活。互动是构成人类社会行为的前提条件。人类正因为在互动中发生联系,才能具有各种社会行为。电视新闻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电视新闻传播者和电视新闻接受者都是社会成员。因而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社会行为的前提条件——互动,也应当适用于电视新闻传播中的传受双方的活动和行为。一般人际互动的区别在于,这种活动和行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新闻信息来实现的。

2.互动种类

a.电视传播者与电视观众之间的心理互动

电视传播者对电视观众心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电视新闻最主要的一种功能。而且大多是潜移默化的。受众一般处于无:意识状态,或接受、或反对、或疑惑、或思考、或对照,在种种错综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实现着对电视新闻信息获取和认可。电视新闻工作者如果想影响电视观众首先要了电视观众的心理,电视观众迫切要求实在、亲切、自然的节目风格和形式。观众厌烦的几种新闻报道是:篇幅赘长,套话连篇,无的放矢,枯燥无味,无关痛痒,大而无物,死气沉沉。基于电视观众的上述要求,在风格、形式和内容上我们力求做到:长短结合,以短为主。把每条信息尽量控制在30秒之内。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4

关键词:舌尖上的中国;视觉心理;摄影

自2012年5月14日开始,拥有“顶级吃货之作”的《舌尖上的中国》在中央1频道进行了首播。一部影视作品的热播,并且是具有纪录片性质的影视作品,肯定是内在表现精神和外在形式成功的结合体。作为纪录片,必然是要以真实生活的原始内容为基本素材,真实的反映人类社会生活。而《舌尖上的中国》应怎样从普通的食材入手引起观众的兴趣,带给观众视觉上的享受,画面创作中视觉心理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将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分析视觉心理在影视作品中起到的功效。

那么视觉心理在影视作品中具体包含哪些元素呢?从查询的许多资料来看,人们多把影视视觉心理因素归纳为色彩,光线,构图等。但还有许多因素也可以归纳为影视视觉心理因素,例如,摄影高度,升格镜头,剪辑等。

一、摄影高度

摄影高度包括平拍、俯拍、仰拍三种。平拍拍出的画面比较正规和自然,也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摄影高度,一般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效果。但相比之下,俯拍和仰拍的运用带给观众的视觉心理感受就不同了。

(一)摄影高度――俯拍。例如在第二集中的一开头,就对一片成熟的麦田就行了俯拍,给观众视觉上带来较大的冲击力,观众的视野被整片成熟的小麦填满,本能的会惊叹麦田的大丰收,也会感受到收获的满足。又如第二集中拍摄的兰州拉面片段,解说中提到它是兰州人最喜爱的一种主食,那这种“最”该如何让观众感受到呢?摄像师对拉面馆里景象的一个俯拍给了解说词一个印证,200多平方米的拉面馆里一派热闹的景象,排起的队伍很长,俯拍虽然无法看见那些排队人的表情,但却能看见他们的头部几乎全扭向正在吃面的人,这样的一个镜头把兰州人对拉面的“馋”勾画的淋漓尽致了。

(二)摄影高度――仰拍。一般来说对建筑物和人物进行仰拍会显得庄重、尊敬,但具体到这部纪录片却令观众有不同的心理感受。例如在第二集黄馍馍的片段中,对老黄和他的老伴背着面爬坡的一段运用了仰拍,不但让坡显得更陡,更是让观众体会到他们制作黄馍馍条件的艰苦和劳动的艰辛。在拍摄红色砂岩壁上的诺邓天然盐井时,也用了仰拍的拍摄高度,这就让本来就陡峭的山显得更险峻。

二、升格镜头

升格镜头压缩了时间,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画面视觉效果,在这部纪录片中利用了不少升格镜头给观众制造心理感受,当然,在不同场景中利用升格镜头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埋在地下的春笋在一瞬间破土而出,对春笋生长时间进行了压缩,虽然是不符合常规,是超现实的,但更多的是让观众体验到春天带给植物强大的生命力。又例如,对山顶上缓慢漂浮的云彩运用升格镜头,表现出时间不停的流逝,意在让观众感受到中国美食是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时间的历练的。在讲述吉林石把头带头捕鱼的片段中,对正在冰面上等待收网的一群渔民们运用了升格镜头,渔民们来回走动的速度异常加快,将渔民们不知道这次撒网会不会有所收获的焦躁,急迫的压抑情绪传达给了荧幕前的观众。因此,升格镜头的运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情绪的强化以及对隐藏情绪的宣泄。

三、剪辑

剪辑可以引发悬念,可以营造氛围,因此,剪辑对于观众的心理影响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一)剪辑引发悬念。通过镜头与镜头的组接,可以充分的把观众的好奇心调动起来。例如,石把头选中捕鱼的位置,冰层凿开后把渔网撒到河里,接下来用了几个全景镜头表现渔民们伫立等待的场面,并且没有接着告诉观众结果,而是穿插了整整46秒渔民们祈福的镜头,这46秒足足的把观众的胃口吊起来,观众迫切的想知道撒网的结果,这就完成了悬念的制造。

(二)剪辑营造气氛。一个镜头无法完成氛围的塑造,因此需要多个镜头的剪辑组接让观众通过视觉体会到影片传达的气氛。例如,卓玛把采集到的松茸拿去卖,但是由于品质不好赚到的钱不多,这时一个近景拍卓玛皱眉的神情,一个镜头捕捉到一个因价格卖得高而欣喜的妇女的脸,再一个镜头拍卓玛的表情,下一个镜头又是一张笑脸,反复多次的类似画面内容的镜头组接在一起,更加反衬出卓玛内心的烦躁,也传达给观众一种焦虑的氛围。

分析影片如何运用视觉心理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视觉心理,影响视觉心理的因素有哪些,才能进行更深刻的解剖。有些人比较侧重于研究构图,色彩,光线对视觉心理的影响,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值得分析。同时,这部纪录片所引起的空前轰动也启示我们,在影片拍摄中运用这些影响因素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贴近观众内心情感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都优秀的作品。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5

【关键词】拟态环境 媒介恐慌 风险社会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瞬息万变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它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但是这飞速发展的社会却出现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也好,人为的突发事件也好,这些突发事件会引起公众的恐慌、焦虑与不安。而媒介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媒介化呈现给受众的心理造成更大的影响,媒介对突发事件的大规模报道可能引起受众的恐慌。本文将对媒介报道带来的媒介恐慌展开探讨。

一、风险社会中的媒介恐慌

1、风险社会的内涵

乌尔里希·贝克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他著写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风险社会的存在,指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使我们所处的社会正走向风险社会,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很多不安全的因素,这使得公众也时刻充满着危机感,甚至会引起他们的恐慌和焦虑。他还提出一种说法,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主体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而近代之后,人类成为了风险的制造者,风险社会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初步形态。所以风险开始“人化”。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认知与行动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风险因素大部分可以归结为自然因素,而在人类行为占主导以后,风险因素已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

2、拟态环境

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突发事件中,媒介对风险的报道从行动、心理等各个方面影响着受众。而这种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一定要先从媒介报道形成的拟态环境说起。

在这个现代化的信息时代,媒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了,它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通过媒介获得各种信息,而媒介给我们塑造的信息环境会影响我们的认知。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指出公众通过媒介获得信息来建立对身边环境的认知。媒介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和报道给受众构建一种信息环境,而这种拟态环境并不是对我们的社会环境的完完全全真实地反映,而是媒介经过选择和加工之后构建的环境。所以,我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在媒介给我们构建的信息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容易把媒介提供的“拟态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本身来对待。

那么,在媒介蓬勃发展的今天,公众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依赖媒介。媒介对风险、危机、犯罪、暴力等敏感话题的大规模报道,会让受众感受到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存在着让人焦虑的危险,这也确实会引起受众的担心和恐慌。

3、媒介恐慌理论

“媒介恐慌”是指受众因为媒介对危险事件的大规模报道产生的恐慌和焦虑心理的现象。因为,当媒介对事件要素的呈现不充分时,会造成公众对新闻事实的错误判断,媒介建构风险不当造成的危机或是媒介制造虚假新闻引发受众恐慌都是媒介恐慌事件的具体表现方式。

现以媒体对“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的报道为例,分析媒介给受众带来的恐慌心理。

2013年5月8日,海南万宁六名小学女生集体失踪引起家长和老师的高度恐慌,接下来的两天里六名女生相继被找到,经检查六名女生下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经过警方调查万宁某小学校长带4名开房,另外一名房管局男性工作人员带2名开房。《法制日报》最早对该事件进行报道,报道一出引起全社会一片震惊。

事件一经爆出各种媒体纷纷进行报道。新浪网站做出题为《关注校长与女生开件——海南万宁六名小学女生被带开房》的专题策划,报道类型多样,包括最新消息、视频报道、评论、案件回顾、网友热议等多个版块。

媒介关于万宁校长开件的报道引起了政府、司法部门、公众以及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案件的进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此时的媒介也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媒介报道规模的瞬间膨胀,以及记者报道立场的尖锐,引起了受众对学生安全问题的担心。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风险,大部分经过媒介的加工呈现出来的,所以是典型的“呈现性风险”,或者说“媒介化风险”,因此受众感受到的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风险,或是风险程度并没有达到媒介所渲染的程度。所以在拟态环境下,传媒主动或被动引发“媒介化风险”、制造“媒介恐慌”。

二、媒介恐慌的形成原因

1、公众因风险而产生焦虑,导致恐慌的形成

以美国“9·11”事件为例,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社会中弥漫着恐怖和危险的气息,美国人民开始担心周围的生活环境。他们的生活也因为这次恐怖袭击事件而发生了变化,出行时他们不再首选方便快捷的飞机,而是选择他们认为安全的出行方式——汽车。但其实不然,据统计,每年美国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死亡人数是4万人,这远远超过美国飞行中发生事故中的遇难人数。

2、公众对媒介的依赖,误将拟态环境作为真实环境去感知

媒介对受众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媒介为受众提供信息、交流渠道和娱乐内容。因此,公众的心理和行为很容易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李普曼提出过拟态环境的概念,他认为,媒介成为社会公众了解现实社会的重要渠道。而公众并没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各种新闻事件更不可能亲临现场。但公众有很强的知,会高度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有需求就要去寻找渠道,这时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呈现正好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在长期的接触中,公众会紧密依赖着媒介。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媒介呈现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呈现,媒介的报道并不是对新闻事件的如实还原。而受众对媒介的报道流程无法知晓,所以会把媒介所提供的“拟态环境”当作真实的环境去感知。这样,公众的某些行为完全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

3、媒介对风险的过度呈现引起受众的恐慌心理

媒介引发了突发事件背后的恐慌心理,它的手段就是大量的、过度渲染的新闻呈现。正是因为媒介对社会风险事件的大量报道才使得受众感受到所生活的环境的种种不安全,这种恐慌心理甚至容易发展为集体恐慌。而媒介报道为满足受众需求,吸引受众,同时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会不同程度夸张的、过度呈现风险事件。

4、媒介虚假构建新闻事实原貌,诱导受众

媒介呈现信息后,公众会根据报道产生猜测和联想。所以是引导受众向着有利方向思考和解决问题,还是向着不利方向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个决定权就掌握在了媒介手中。我们都知道大众传播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大众传播是社会影响受众的重要工具,如果媒介从某一角度大肆渲染新闻事实,会对受众产生诱导效应。

三、对媒介的启示与思考

1、加强媒介自净能力,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素养

媒介的传播受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多种利益因素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介放弃传媒应有的精神和原则,报道会出现低俗化、娱乐化、煽情化和新奇刺激化的趋势。这时,媒介所呈现的信息并不是满足受众的知,而是满足受众的娱乐性,甚至会煽动受众,挑战受众的理性防线。所以要在根源遏制媒介恐慌的产生,就要加强媒介的社会责任,从媒介自身开始净化,完善报道流程、加强组织协调,提高媒体从业人员专业主义精神。

2、报道突发事件时要寻找合适的角度,避免引起受众恐慌

媒介只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而媒体在传递新闻事实时会主观的选择报道角度、报道立场、报道方式以及传播手段,呈现给受众的信息是经过加工和构建的。所以在报道突发事件这样的特殊新闻时,应考虑受众的心理因素,巧妙地选取报道角度,消解受众的恐慌心理。

避免受众恐慌并不是严格控制新闻报道数量,而是要提高报道质量。要从新闻报道的数量、质量、角度、尺度等诸多方面进行协调,以此推动新闻报道的改良和进步,将受众从恐慌中解救出来。

3、报道时避免对风险事件的主观判断,同时要强化风险意识

媒体在报道风险事件的同时,也要对报道带来的恐慌进行预警和避免,在报道的时候不要去妄下定论、大肆渲染,而要科学、理性的去分析和报道,尽量充分提供关于风险沟通与批判的信息,强化风险意识。对新闻要素不准确的信息,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求真,谨慎言语。避免因为媒体的“风险预言”而引发社会恐慌。

总之,媒介报道带来的受众恐慌应该受到大家的高度重视,而媒介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媒体可以给受众带来恐慌,同时也可以规避恐慌;可以放大风险的呈现,也可以降低风险的危害。所以我们应该做好规避媒介报道带来的受众恐慌心理,减少风险事件带来的危害。

参考文献

①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译林出版社,2004

②[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③吴兵、凤轶群,《媒介恐慌对社会的影响及启示》[J].《军事记者》,2010(8)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6

    关键词:电影广告 消费心理 电影广告优点

    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大众文化艺术,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反映着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观众从电影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几个漂亮的明星,而且还有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品位,它能成为最直观、最广阔同时最细致的信息载体。通过最形象的最生动的方式切入到普通人的生活,而这种功能往往超出了电影的范畴,实际上也就成为产品最有效的广告宣传,基于此电影与广告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近来,中国电影业在国际电影商业运作模式的影响下也开始学着利用电影这快幕布背后的魔力。

    电影中的广告电影中的夹带广告按其表现的方式来说,一般分为显性和隐性广告两类。

    显性广告主要以电影中的贴片广告为主,而隐性广告则以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为主。

    一、贴片广告电影的贴片广告就是广告的运营商与电影的制作方、发行方、放映方合作,在每部电影放映前播放

    客户的品牌广告以及企业广告和电影片尾出现的鸣谢单位,赞助单位的帖片广告。 它是电影广告最明显最外在的形式,属于电影中的“硬广告”。尽管这种广告形式常常在播放前引起大量观众的唏嘘声,但是调查显示它的传达效果较电视广告有更深刻的观众记忆度,因此此时的广告就能很好的利用观众这一心态从而达到广告的目的。从冯小刚的《没完没了》的首开电影贴片广告的先河,继而《大腕》、《英雄》、《手机》等影片都夹带着众多的贴片广告。

    二、植入式广告对于电影而言,它身着大众文化的隐身服,跳脱了传统的广告直白诉求模式,以更加隐蔽、积极、动人的形态潜入了观众的视野。因为影视中的人物形象、服装、道具乃至影视的名字,都可以转化成商品的品牌,给制片商带来巨大的利润。至此,植入式广告正在悄然升起。所谓的“直入式广告是一种异业结合模式,即将某品牌商品或服务融入媒体之中,成为媒体的一部分,与媒体一起推销给消费者”。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是在影片中刻意地插入商家的商品,可以是静态的摆设,可以是画面的背景,也可以是演员使用的道具。它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令观众在不经意间构建起对商品的潜意识知觉。由于观众对广告天生有抵触心理,把商品融入剧情的做法往往比直接诉求的结果更好。总之,它是以一种隐性化、人性化的方式将广告融入电影的剧情当中,让观众在无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起先电影的帖片广告是作为独立于电影之外的元素出现的,它带有明显的广告宣传意识,然而植入式广告将产品的宣传内化到影片之中,成为影片的内容,让影片的魅力带动产品的宣传、推广,真正做到互为融合、互为促进。如《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卖当劳、《天下无贼》中刘德华和刘若英用的NOKAI手机、《落叶归根》中宋丹丹说的西南财经大学......这些广告都在潜移默化中让电影传递着品牌的精神,而且很合理、很自然。这就是电影中植入式广告的魅力。

    这种广告形式对观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暴光率高,以娱乐的表现形式使受众接受,极大地增强了观众对广告产品的记忆,从而加强与巩固神经联系的痕迹。 电影中的广告元素的出现不受时间的限制,而取决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本身,从而可以使产品在电影中随剧情的发展反复出现,这是其他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观众是以一种寻求快乐寻求释放的心态去看电影,这样观众从心理上就没有对外界的防御,这是夹杂在电影影片中的广告会毫无声息地到达观众,而且这种把广告和故事情节相连接起来的广告其观众记忆度也极高。

    (二)这样的广告形式很容易让消费者改变态度,使其对影片中的商品产生积极的态度。 首先,观众自身就不自然地充当参照群体的作用。电影能带给受众一种不同于报纸、电视、广播的享受。而且电影具有的一种集群效应更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如果电影深受公众的喜爱那么这种人际关系中的舆论传播就是一种独具渗透力的广告形式。这对消费者心里的影响作用无疑是最有力的,它甚至可以在最短时间发挥最大的作用。

    其次,电影中尤其是大片中往往都有几个名人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将广告产品与名人结合一来为商家节约了请名人做广告的巨大成本,二来也使得这些名人不自然地充当了消费者意见领袖的作用。对于电影作为传播娱乐的载体而言,产品、品牌和广告都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影片中各种元素留给受众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左右他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电影中的广告元素通常以实物道具的间接形式呈现,不像其它传媒广告那样直接,所以广告信息悄悄进入消费者的记忆大脑,而且这种进入方式是以娱乐形式,也让消费者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从而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广告效果。

    (三)到达率高。电影中的广告到达率高“电影受众也称‘暗夜的人’,黑暗的环境把电影的交流系统与周围日常空间隔离的同时,也把受众同他所体验的现实隔离开来,使其全身心投入电影的世界”。在电影受众暂时处于催眠的状态下进行广告宣传,受众接受信息度一般较高,同时较电视广告而言,影院的观众直接地暴露于广告的轰炸,无从躲闪,它的到达率几乎为100%。

    (四)广告影响广泛、持久、深层,而且重复率极高。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艺术形态,电影的生命力强,它不但在影院放映,还可以在电视录像带、VCD中播出,不但播放一次,而且可以播放无数次,好的经典影片甚至影响几十年。让产品插入电影之中,让电影情节成为其广告内容,明星就是一种最佳的广告形象和意见领袖。这种天然的示范作用不经意便俘虏了观众、消费者。同时电影媒体可以影响电视广告很难到达的人群青年一代。他们崇尚的是快速的消费,电影媒体的特性迎合了青年一代的潜在心理,也因此更好地掌握拥有了这一巨大市场。另外电影中的广告成本较低“如果说一部电影的票房达到5000万美元,电影中的广告就等于达到大约1370万的电影院观众面前,而据电影工业统计,一部有5000万美元票房的电影就可以卖出20万合录像带。不止如此,一部卖座巨片的录像带一星期至少出租五次,这样一个产品的镜头会因此在增加2500-3000万个让观众留下印象的机会”。如果再加上有线或无线电视的播出,广告主所付出的平均单位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

    综上所述,电影广告借助自身独特的优点确能将广告有效得深入到观众的心理,在各类广告铺天盖地的今天,电影广告作为一种新的广告促销手段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不管它以何种形式都意味着人们对这块幕布背后的功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把握。

    参考文献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7

(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12)

摘要伴随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媒介发达带来的最为直观的社会结果就是信息的绝对量的增加,这就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很多改变,在当代中国女性婚恋观上也有所体现。大众媒体在女性话题的议程设置方面对当代女性婚姻观形成是否有深刻影响成为本文关注问题,同时女性是否能辨别现实社会和拟态环境也值得探讨。本文从大众传播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当代女性婚姻观的特点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树立正确健康的女性婚姻观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女性婚姻观 议程设置 拟态环境 大众传播

社会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促使当代女性接收到的信息量倍增,在社会上扮演起越来越丰富的角色,也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电视剧、电影等大众媒介带来的解放新思潮,使得女性对自己的恋爱和婚姻进行新的审视。如此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下,大众传播已经和人们建立紧密联系,因此研究大众传播环境下的女性婚姻观十分必要。

一、大众传播环境下的女性婚姻观

婚姻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元素,是男女在婚姻、恋爱等方面价值观的体现以及在择偶、家庭观、道德观上的评价标准和衡量尺度,它对恋爱行为和婚姻行为有巨大导向作用。政治环境的稳定、精神环境的轻松,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影响着当代女性的婚姻价值观。在婚姻观方面,没了传统风俗、礼教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单一保守向多元并存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大众媒介向受众连续不断的传播大量信息。为满足受众不断发展的信息需求,近年来热门的“非诚勿扰”、“我们来约会”等相亲节目,其添加综艺效果赢得了大量的女性受众的喜爱。有关恋爱结婚的偶像剧以及以家长里短为主要线索的家庭剧更是各大卫视黄金时段的热播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丁克”、“隐婚”等新型婚恋模式和越来越多的“剩女”等现象已然是现实,而不再是电视剧中的内容。大众媒介塑造的“媒介环境”对当代女性婚姻观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其逐渐由过去的单一保守向多元并存的方向发展。

笔者于2015 年4 月19 日星期日通过CNKI数据库对“传播学”、“婚姻观”等相关关键字检索并统计,发现就研究数量和研究趋势来说,我国学者对女性婚姻观的关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比如,龙丽达在一项针对女大学生婚恋观的研究中,从恋爱观、性爱观和婚恋观三个维度对女大学生的婚恋价值观进行了调查研究,揭示出了当代女大学生在婚恋价值观上的选择倾向越来越多元;吴佳玲通过对上海交通大学的在校女学生进行问卷抽样调查法和焦点小组访谈法认为,热播婚恋剧接触的多少来划分的女性重度收视者和轻度收视者在某些具体婚恋问题上存有差异。然而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对女性婚姻观的研究方面多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入手,从大众传播视角对女性婚恋观进行的研究还是非常稀少。

二、当代女性婚恋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我国关于女性婚恋价值观的研究学说,发现国内学者对婚恋观影响因素研究多从社会学、心理学出发进行的状态性研究,而缺乏从大众传播学角度出发的过程性研究。根据这个研究现状,结合女性婚恋观的特点和内涵,笔者主要从大众媒体的女性话题设置和女性受众对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的态度来考量当代女性婚恋观嬗变的影响因素。

1.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论文中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媒体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想”,但是可以告诉人们“想什么”。所以,就拿一直被媒体炒作的“剩女”这一对象来讲,大众媒体通过增加报道频率和数量以及优先安排“剩女”议题,引起人们对“剩女”这一群体的关注,并且制作多档针对女性受众的电视剧或者相亲节目来潜移默化的加强传播。使得“剩女”成为一个存在感极强的被聚焦的群体,人们对议题的关注也促使媒体偏向性的传播更烈。

而“剩女”这个词出现的本义是指未结婚的有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最初是代表了女性自身地位和能力的提高,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种体现。西方社会认为大龄单身女性的出现是一种社会发展到一定地步后,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但是国内的大众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将剩女塑造成一个令人同情的、“被”婚姻剩下的群体。近年来的媒体不断设置与“剩女”有关的议题,使得剩女广受关注。媒体的大肆渲染,电视剧对“剩女”这一话题的消费这种媒体的议程设置给大龄女性很重的角色负担,使得她们对婚姻的态度更是既焦急又踌躇。

2.女性对“拟态环境”和客观环境的混淆。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中认为,“新闻供给机构”所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是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受众们对李普曼所谓的“媒介环境”采取行动,就很可能把媒介环境里发生的事情带到现实社会重演。

自从女性的恋爱、婚姻话题被搬上荧屏,观看电视婚恋节目成为大热,女性的婚恋观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以《非诚勿扰》来说,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在男权社会中话语权的增加,以及女嘉宾多元的婚恋观都在节目中都有所体现。《非诚勿扰》被视为当下电视婚恋节目的代表,它将各种不同个性的女性聚集起来制作电视节目,利用明显的性别取向带给节目巨大的内在张力,二十四位女嘉宾在节目中选择、被选择,并且将她们的婚恋态度、行为展现给观众,使得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当代女性的婚恋观念,同时这也是媒体将建构后的女性婚姻观传播给受众的过程的实现。当代部分女性在婚恋方便展现出对物质条件的追求,这源于社会结构的快速发展,节目在甄选女嘉宾时也考虑到功利性婚姻观存在的现实。功利性的婚恋观,是功利性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恋爱和婚姻观上的具体体现,是把爱情和结婚建立在对方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上,以对方优越的条件为资本,似乎爱情和婚姻的目标不是对象自身而是他的地位。所以在2010年一位女嘉宾在节目中讲到了“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非诚勿扰》中所呈现的极度追求物质的功利性婚姻观或者对爱情梦幻化的真爱至上的婚姻观都是通过电视呈现的,习察不焉,润物无声,也就是说其大众传媒环境下的女性“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势越来越显著。

三、大众传播环境下健康的女性婚姻观建立

“地球村”的实现及发达的传播工具和手段为当代女性带来了更为便捷、多元的文化与价值标准。同时,多元文化的融会吸收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使得女性婚恋价值观念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交叉点上。在两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和取舍问题上,女性的婚恋观仍然处于暧昧、朦胧的状态。因此,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引导女性建立健康的婚姻观很有现实意义。

1.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在媒介产品中有利于加强青春期教育和性知识教育宣传。这里的媒介产品指由媒介组织生产并提供给阅听人的媒介内容与物质载体的统一体,即载有信息内容的纸张、电磁波、胶片、磁带、光盘等最终劳动产品。而在这些媒介产品中多宣传青春期心理和生理教育以及性知识教育十分必要,落实发挥好大众传播的教化功能。首先,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关于婚姻恋爱,尤其是关于性的话题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父母在对孩子的启蒙教育中一直逃避提及这个话题。另外,学校是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来源地,而我国高校开设与青年婚恋教育的公共课程或选修课程的甚少。

当代女性群体系统的婚恋价值观体系还没稳定,她们需要的是他人的理解、体贴等从人文角度出发的关爱,是有针对性的、有具体措施的关爱。所以媒介产品应展开针对女性特殊心理和生理健康的普及教育,以及提高女性自我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意识宣传。因此从大众传媒领域针对女性专题宣传很有必要。

2.社会媒体积极发挥其强大的感染力,充当“把关人”角色。列宁曾指出,婚恋“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方面”。置身于高度普及的大众传播和广泛渗透的信息社会环境中,周围各色信息泛滥,良莠不齐。吴佳玲在她的《当下热播婚恋剧对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以上海高校在校女学生为例》中发现,女大学生的婚恋观的养成最主要来自于家人、朋友和大众媒介电视剧、电影,也就是说,热播婚恋剧是影响女大学生婚恋观的重要因子之一。从热播剧、软新闻、娱乐节目等的节奏和模式定位来看,其受众主要就是追求媒介塑造的虚拟世界的女性。因此在媒体传播的运用方面势必要要充分利用好大众媒介,正确规范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上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人们价值观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社会各方力量应合理利用广播、电视、大众电影等资源对女性婚恋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对媒介内容和其传达的信息进行严格把关,减少不良信息对当代女性身心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注重社会化过程中不良的网络信息对女性婚恋价值观上产生的消极影响。当前的影视作品中,涉及宣传“小三”、“婚外情”的传播信息层出不穷,即使是一些反腐剧,也有意无意地将女性视为色权交易的工具或者高大的男人形象的陪衬。这都印证了网络媒介的规范化的必要性,也是对国家相关部门和媒体负责人的一种提醒———多只做些本土的正面积极的节目内容,寓教于乐,促使当代女性现有的婚恋价值观不断完善。

3.女性在面对媒介信息要学会辨别“现实环境”和“媒介环境”。大众传播媒介易混淆现实环境与“媒介环境”。面对倍增的信息量,女性应该自觉培养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提高自我的审美水平和鉴赏力。不可“麻醉”于电视剧、软新闻、娱乐节目提供的表面信息和虚幻满足中,亦不可对媒介过分依赖,应该意识到媒介带来的事实只是部分再现生活情景,而不能把媒介事实视为一种社会趋向。面对媒介带来的多元的婚恋价值观对我国传统女性婚恋观的冲击,我们要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自我“把关”形成理性健康的婚恋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4 月.

[2]彭思琦.《非诚勿扰》中女嘉其的功利性婚恋观-- 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角度解析[J].吉林才智,2012(17).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8

【关键词】网络红人 网络文化 根源 引导

近年来,在网络日益成为公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之时,“网络红人”现象呈现井喷状态,由于其准入低技术性、传播的快捷性、主体的草根性等特点受到追捧,其影响也大大盖过了传统媒体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何种力量使得“网络红人”层出不穷?其可能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应该如何对待这种网络现象?这一系列问题必须在具体实践之前找到理论支撑,以避免盲目行动。因而,在规范网络文化发展呼声高涨之时,深入剖析“网络红人”产生根源和影响,并加以理性区别和对待,才能保障网络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网络红人”现象及影响

网络红人,是人的某一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心理相契合,有意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追捧的产物。①它本质上反映出了现实生活中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多极化。②纵观近些年的网络红人,其成名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以造型标志性、行为娱乐性为特点的“自推型网络红人”,如芙蓉姐姐、郭美美等;其二为因其自身的某一特点而被他人公布在网络上的“被网络红人”,如奶茶妹妹、犀利哥等。

这些在公众的支持或反对中一路飘红的网络红人,不仅其自身亲历着或利益或伤害的变化,更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网络红人”以其极具创造性的造型或行为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娱乐,拓宽了人们在日益紧张的社会竞争中的展示或宣泄途径;一些正面的网络红人在不同领域为公众树立榜样,成为新时期的“英雄人物”传播着正能量,其草根性和亲切感使其较传统人物有更好的效果;还有部分网络红人引起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促进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但另一方面,“网络红人”反传统的张扬和表演,扭曲了公众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令人担忧;其爆红后的巨大利益回报,助长了社会上的急功近利、不劳而获思想,对我国传统的文化标准带来巨大冲击;在毫无规范约束下的“人肉搜索”、“被爆红”等行为,更是对隐私权的践踏。“网络红人”现象的双面性,既提醒我们要区别对待其发展,又敲响了规范网络文化的紧急号。

“网络红人”井喷的根源分析

对于“网络红人”现象的科学引导必须建立在对其产生原因的深入剖析基础之上,通过对原因的探寻从根本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研究发现,“网络红人”的井喷主要是在传统文化落寞和政府监管缺位的环境下利益驱动结果,有一定的公众心理需求为支撑。

公众心理的需求。根据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提出的心理场理论,行为或心理活动空间随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那么网民的行为,即网民的心理生活空间,是网民与网络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B(网民行为)=f(网民心里生活空间mls)=f(P网民・E网络)。③可见,公众的心理是网络红人现象的产生的基础,扮演着市场消费者的角色。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市场。庞大而多样的心理需求,必然吸引层出不穷的供给品产生。目前公众的心理需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

第一,网民的求乐心理。“网络红人”古怪的行为、诡异的造型、叛逆的言论,使人在瞠目结舌之余捧腹大笑从而释放压力,深层次上是现实生活中的快节奏、高压力在虚拟世界中的宣泄。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说的本我,作为与生俱来的最本能、最原始的部分,成为“求乐原则”的支配对象,也是目前泛娱乐化趋势在网络上的直观反映。

第二,网民的猎奇心理。个体对于他人隐私本能的好奇心,通常被法律和道德所约束。但网络的开放性带来了大量“新奇”事物,而且范围扩散到全球,给公众好奇心以极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网络的匿名性又提供了法律和道德上的庇护,为人们的窥视欲望大开方便。再加上部分“网络红人”自曝隐私的引诱,使得窥视与被窥视变成了一唱一和的自然模式。

第三,网民的从众心理。在充斥着大量初始信息的网络面前,自身素质的有限和“不评论就落伍”的焦虑,都使得公众容易选择追随这一信息者的观点和态度并迅速扩散④。不论褒贬,总有“盟友”支持带来的安全感和不落时代的存在感。当然,鉴别信息的高成本和高技术性,也成为公众选择从众的有利借口,“不知者无罪”的传统观念增加了勇气。

多方利益的驱使。有了公众多元化的心理需求作诱饵,就难免涌现出众多各怀鬼胎的逐利者。个人、利益集团、网络推手等各方利益的驱使成为“网络红人”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一,个人对“功成名就”的渴望。社会经济变革带来的浮躁、攀比心理,促使人们热衷于寻找快速致富之路。“自推型网络红人”们无论是简单直接的自卖自唱,还是处心积虑的导演闹剧,根本目的都在于赚取关注之后带来连带效应。一方面,获得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名人,所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耀感;另一方面,则获取名人效应带来的广告、活动等直接经济利益和资源、人脉聚集带来的长期利益。一旦有一个“网络红人”印证了此规律,即刻就会引来众人效仿,纷纷视之为一步登天之径。

第二,利益集团对利润的追逐。一是各方媒体作为信息传播平台,利用消费者猎奇、猎新的心理,对“网络红人”争相报道,以换取点击率和收视率,作为吸引广告、扩大发行量的筹码,从而获取巨大商业利润。不仅一些网络媒体将能否随时跟踪报道最新最奇的网络红人信息作为彰显实力的一大标志,连某些传统媒体也不甘示弱地加入对网络红人的报道中,以留住顾客、赢取利益。二是“造星”团队通过“新、奇、特”的方式,让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一夜成名,继而通过赚取广告、赞助和投资等利益;同时持续积累的造星经验和口碑,为其长期利益奠定基础。

第三,网络推手的生存之道。网络推手是伴随着网络文化而生的。他通过隐匿在网民中,有计划地引导话题,影响舆论、加速或放大事实⑤,进而实现客户目标的同时换取服务费。网络推手作为个人和利益集团逐利需要与公众各种心理满足之间的桥梁和催化剂,逐渐形成了一个掌握网络文化特点、具备炒作、起哄、围观等网络传播技巧的新兴职业,一方面解决了部分人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影响着网络文化的发展。

传统文化的落寞。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地理环境、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相适应。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外来思潮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失去精神感召力。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结构、社会关系、价值思维快速变化的今天显得步履蹒跚,特别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缺乏时代精神,失去对新生代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其通过宣讲、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带来的滞后性不能满足快节奏下的信息需求,互动交流的缺失、甚至是自上而下硬性的宣贯方式引起受众的视觉疲劳和内心抵触。网络文化的不羁,特别是“网络红人”的反传统,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当下的文化空缺。

政府监控的缺位。面对网络文化的迅速成长,信息技术的滞后和法律法规的缺位给政府监控带来巨大难题。首先,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使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利用网络,造成对信息源头监控难;而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的传播特点,更是在技术上对不良信息的筛选与拦截提出了挑战。其次,虽然近年来颁布了如《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一些法律法规,但对于迅猛发展的网络以及伴随而生的众多问题来说,政府监督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正因如此,公众的求乐猎奇心理、各方的逐利欲望都似脱缰野马,肆无忌惮地在网络平台中竞技,才有了一批批的“网络红人”粉墨登场。

疏控结合,引导网络文化发展

“网络红人”现象,乃至于网络文化,根本上反映的是公众的价值观和习惯化思维,简单粗暴的干涉不仅容易激起反感情绪,实际上也达不到控制的目的。合理疏导与有效监控相结合,才能促进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疏”的方式引导公众对文化的选择。“疏”,即是指政府改变强制性灌输和命令性选择,通过适当的信息公开,使公众自我辨别、选择信息真伪和利弊,并同时进行辅引导的方式。一是提升主流文化的亲和力。传统文化由于过去灌输式的传播方式和字正腔圆的内容表达,让公众感到生硬和疏离,在轻松、多元的网络文化映衬下尤为突出。网络文化的草根气息对公众的巨大吸引力,不时给主流文化提醒―提升文化亲和力,唤起传统文化在人们心底的烙印,进而引导其需求良性发展,已迫在眉睫。一方面,用贴近生活的现实表达,与时俱进地解读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激发公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传承使命感,拉进与主流文化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注入时代活力,以关爱帮助、解决问题、平等理解的心态与公众自由交流,适时采取诙谐、调侃等方式,缓解正式传播中的严肃紧张氛围,增加生活化和鲜活度,让公众在自主选择中更自然顺畅的接受主流文化。

二是政府打造“网络红人”引领舆论导向。在信息时代,传播权被广泛分散到受众手中,公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⑥既然网络推手、利益集团可以推波助澜,那么政府部门可以对社会热点焦点进行跟踪、报道,并借力于公众的传播热情,打造符合主流文化的“网络红人”,利用(下转205页)( 上接159页)网络媒体、广电媒体的良性互动,作为推进主流文化传播的典型例子。在主流文化逐渐占领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负面形象的“网络红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就会渐渐偃旗息鼓。

三是吸引社会精英群体参与网络评论工作。以各领域资深专家、理论学者和成功企业管理者为主的社会精英群体大多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思想成熟,对网上言论和行为具有更强的辨别能力,思维和眼光也更加客观和理性。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座谈、讨论、互动,邀请他们参与网络评论工作,在与网友的讨论中,整合、筛选、梳理各种论坛上杂乱无章或失真的信息,让主流、理性、权威、真实的声音占领公众意见市场,是引导网络非理性舆论的重要途径。同时,还可以在专家、学者的解析中,通过现代解读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形成符合当前发展特色的中国主流文化。

四是营造多元意见空间。舆论的一元空间是造成受众逆反心理的重要因素。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宣泄原理,有节制地反映某些有强烈反应的消极社会舆论,使其适度宣泄,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化消极为积极。因此政府可利用网络的开放性特点,积极营造多元意见空间,即在意见选择上给多维度意见以更多的生长空间,在意见表述上接纳多元化的表述方式。在这个多元意见空间中,公众可就自己感兴趣的事件或热门话题抒发己见或者互动讨论,而政府便可根据舆论走向预设相应措施,并借助前面所说的精英群体等加以引导,让公众在尊重、自由的氛围中合理表达、理性选择。

五是信息部门应及时相关信息。根据认知心理学中的选择性注意原理,在外界的诸多刺激中,大脑控制(可能是无意识控制)去注意到某些刺激,而忽略其他刺激,由于“第一次”出现的信息能够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往往受到强烈关注,因而及时性成为网络时代对信息传播的需要。上述诸多引导措施的基础正是在于有关部门要把热点事件、问题等各种信息全面、客观、及时地,而非事后解释,甚至遮掩。只有站在信息传播的前沿,才能赢得媒体和公众的信任,也才能掌握网络文化引导上的主动。

“控”的方式实现必要的监督。“控”,即是通过信息技术、法律法规等手段进行必要的干涉,以强制减少网络文化中不良信息的传播和影响。一是以法律规范主体行为。法律作为硬性标尺和强制力,能够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这不仅是维护网络空间秩序的必需,也是利于社会稳定之举。在网络已然成为文化建设、社会生活、政治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时,强化网络法制,尽快出台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强的法律法规已是共识。同时,鉴于网络主体的复杂性,法律法规也应从多领域着手。如在税务方面制定新的征税标准,对为追求利益恶意追捧、炒作网络红人的团体和个人媒体加大征税额度;针对侵犯公民隐私权问题,在《侵权责任法》中加以详细规定,增强民事法影响;对利用网络红人造谣生事、危害社会稳定的团体和个人,强化刑法对网络行为的涵盖性。将网络发展真正置于法制建设体系中。

二是以实名制监督主体行为。近年来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呼声不绝于耳。韩国自2005年推行网络实名制以来,一些主要网站坛上谩骂和人身攻击等不文明的内容减少了一半以上,收效显著。⑦网络实名制势在必行,因此,我国也可以借鉴此种网络规范制度,在保证善意的交流者能够公平公正发表言论的同时,恶意侵权、造谣者也会因其留有真实信息而受到追诉。

三是以技术手段强化信息筛选。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通过技术手段加以约束必不可少。过滤软件、分级系统、防火墙是当前维护健康信息环境的主要手段,⑧但这显然落后于网络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在借鉴国外网络技术、加大对加密技术、防火墙技术、反黑客技术等网络安全技术研究的同时,也应着力开发适应于本国网络环境的网络筛选过滤技术,以避免依赖进口技术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制定适应于我国国情的网络信息量化分级分类标准,对暴力、色情、侵犯公民权利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不同信息进行分类,根据其传播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应对。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侯浩,刘霞:“当代网络红人现象研究―以犀利哥为例”,《理论观察》,2010年第4期。

②赵华:“对‘网络红人’形成原因的伦理反思”,《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5期。

③王亚男:“场模式下的网络传播心理―以网络红人现象为例”,第五届全国新闻与传播心理研讨会暨中国心理学会新闻与传播心理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2005年。

④贾祥敏:“娱乐还是‘愚乐’―助推网络红人的受众心理特征分析”,《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21期。

⑤彭媛,张曼玲:“从传播学角度解读网络推手出现的必然性”,《新闻界》,2008年第3期。

⑥梁迎梅,吴亚明:“‘网络红人’引发的典型报道”,《视听界》,2010年第1期。

⑦戴颖洁:“道德审判止于公民隐私权之始”,《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9

电视直播的优势

电视直播具体有三个部分构成:有关的背景资料、现场记者的采访以及演播室的访谈。运用多层次采访、多机位拍摄以及多方面的准备,来对事件的真实情况加以表述,将电视媒体的特殊魅力完全展现出来。[1]电视现场直播的类型多种多样,如突发重大事件的现场播报、媒体参与策划的事件现场直播、对具有可预见性的事件进行有现场的直播等等。

电视现场直播的优势具体表现为:增加了事件的时效性,能够将事件出现的景观抑或是现场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广大受众眼前,让受众有和事件发生、发展同步的感觉;能够将事件的全貌展现给受众,让受众犹如身临其境;能够有效地调动受众的注意力,让受众出现一种参与感。重大事件、突发事件,虽然受众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掌握事件的发展情况,但是,其所带给受众的体验都没有电视直播来得深切和直接,使受众变成了一名历史的见证者。

对受众心理的影响

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是极度“贪婪”的。追求快速与更新,是广大受众的一个心理预期。事件现场直播的独特魅力,主要就表现在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这种心理预期。

然而,直播带给受众的这种满足,并非仅仅是“先睹为快”。从表面上而言,事件的时效性得到了一定的发挥,充分地满足了受众的知。更进一步的原因是:满足了受众作为上帝的一种心理需求。因为直播无法对事件加以处理与加工,其播出的成品就是视听的素材,而受众在其中不再处于被动地位。即使电视媒体想对事件信息进行掌控,使受众了解媒体想要表达的信息,而对一些声音或者画面进行一定的处理与加工,但是媒体的加工处理仅仅只是将一些内容回避,无法做到类似于录播节目那样,对收集到的大量视听素材进行加工,编辑掌握视听素材的“生杀大权”。

也许,受众存在一种心理,即他人对自己隐瞒着什么,想及时地掌握一手信息,因此出现了观看现场直播的欲望与兴趣。[2]电视直播节目在无形中影响了受众的接受心理,使受众感受到对自身的尊重。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媒介就意味着信息。电视节目的现场直播,使得信息的生成、采集、传播以及接受等四大环节实现了同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电视直播的范围与领域得到了一定的扩展,由最初的区域性、单一性直播,发展到现今的全球直播。而全球性的直播将给目前的整个信息社会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对社会政治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电视直播是现今时代表达方式的一种,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3]2003年,全程直播了伊拉克战争,使全球人们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让全球民众“亲身”感受到双方之间的激烈交战与相互厮杀。半岛电视台和伊拉克电视台所播放的场景中,有经受导弹攻击的房屋、民众的尸体等,尤其是那个医院中的伊拉克小男孩哭喊的场景,对全球人们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禁止战争、爱好和平,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而这种血腥的场景极大地刺激了人民,使得全球民众的反战情绪高涨,各个国家的反战游行活动逐渐增多。从其中能够发现,电视直播已经超出了其自身传播的实际意义,已经变成了历史与时代的一个见证。

其次,对人类的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带来影响。通过电视直播,使得全球人们能够在同一个时间段了解同一个事件,也使人们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并行动。通过电视直播,能够在几分钟内展开一次全球性质的文化沟通。例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电视直播的帮助下,全球各个地方的民众感受到了这一体育盛事,让全球民众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比如中国的春节晚会,通过电视直播,让全国各地的人们乃至国外华侨、海外学子都能够观看到,共度良宵佳节。电视直播,不但提供给人们丰厚的精神食粮,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广大受众的文化素养与艺术审美水平,进而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电视人的影响

对电视现场直播的记录,属于一件不能再重复的事情,其在发展时总是伴随着诸多潜在因素,并且这种因素是不明确的、多变的,它将一直紧随电视直播,让整个电视直播变得十分的惊险。这对电视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压力与挑战。[4]

与报纸、广播等媒介相比,电视带给受众的冲击力更为强烈。因为电视直播具备一定的连续性,在直播的过程中不能中止,所以,电视人在直播期间的注意力必须保持高度的集中,压力十分大。尤其是对战事进行直播时,对战地记者而言精神压力更大。深入战争现场进行直播报道,记者不但要注意自己的措辞,对事件的真实情况进行准确的报道,同时还需要注意周边的环境。在战场进行现场报道,记者不但要战胜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心理,同时还必须做好现场直播的工作。假使记者的心理素质较差,那么就难以在激烈、紧张的战场中完成电视现场直播的任务。

注释:

[1]陈肯:《新闻现场直播确立电视的影响力和公信力》[J].《科技传播》2012年第5期

[2]卞清:《SNG对话中国电视新闻:现状、影响力及其发展走向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2009

[3]卢华厚:《用直播手段拓展市级电视台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J].《新闻研究导刊》2011年第4期

从众心理带来的影响有篇10

巨灵神抡起宣花斧咆哮如雷,车轮般砍了过来。只听得“咔嚓”一声把斧柄打为两段。正在巨灵神望着断斧大惊失色之时,猴王顺势用金箍棒向他肚子上一点,巨灵神踉踉跄跄向后几乎跌倒,痛的捧腹大叫,猴王往巨灵神屁股上又是一棒,巨灵神被打得抱头鼠窜。这场戏中,为了体现巨灵神和猴王实力的悬殊,画面上巨灵神的动作皆以大幅度的夸张的形式表现,而猴王则是毫不费力的一点、一捅,好似游戏般轻松地打败了巨灵神。由于猴王动作幅度较小,画面也没有用特写表现,一闪而过,容易被观众忽略,但影片中猴王“噼”、“啪”的一点、一捅的动作音响,清晰地展现出猴王的每一个反击动作,让观众们感受到金箍棒的神力,细腻的动作音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同样在“炼丹炉烧猴王”的戏中,太上老君高坐兜率宫台上,用手一指,炼丹炉随即打开。此时为全景画面,兜率宫比较昏暗,画面上太上老君开炉动作不太明显,于是在太上老君甩手点击炼丹炉时添加了“嗖”一声音效,炼丹炉“哐啷”一声打开,音响效果使这场戏中的关键动作明朗、戏剧化。动画角色的声音特点动画片的形象设计一般都是夸张的,怎么样把动画角色的神似演变成形似,使影片更真实感人。《大闹天宫》中对影片的一些动画角色进行了真实精确的声音设计,把画笔下的形象通过声音的描述几乎真实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在“猴王力敌众天兵”那场戏中,二郎神由众神护卫架云带犬风驰电掣地从空中直冲过来。猴王还未及答话,那啸天犬突然从二郎神身后窜出,奔向猴王。猴王和犬大战,最后抓住犬尾甩了出去,那犬痛极,狂吠而逃。影片为啸天犬做了完整细微的声音设计,各种狗的狂叫声、打斗声、撕咬声、扑空声、喘息声、被打的惨叫声及被甩出去的呜咽声,使啸天犬的形象活灵活现,展现了猴王和狂犬从开打,到战胜狂犬的整个精彩过程。这场戏的声音把动画角色一下子变活了,从追逐、撕咬,到被打逃窜,优劣势的变化和形象的变化得到了真实的展现,声音形象的设计丰富了动画角色的表演,加强了影片的戏剧作用。

环境音效的3D感由于画面是立体三维的,观众置身于影片的叙事空间中,构成观众现实感基础的环境声的创作显得尤其重要,《大闹天宫》的环境声设计编排与声像分布注重了多层次、丰富性与包围感,观众的银幕幻觉得到加强,临场感更强。从猴王的花果山、水帘洞,到海底龙宫、玉帝天宫、蟠桃园等,真实录制的环境声充满整个声场空间,从边缘到影院中心,从影院前方到环绕后方,甚至通过频率变化做出环境声场上下纵向分布幻觉,以写实的方式展现3D场景的环境感。在“东海龙宫收取金箍棒”这场戏中,猴王跳进碧波之中施展法力,到了海底龙宫。孙悟空拔出禹王治水时留下的定海神针,轻松地舞了起来,顿时龙宫地动山摇,虾兵蟹将等众水族到处伏藏躲闪,龙王吓得手扶栏杆颤动。多声道环绕立体声处理的金箍棒甩过耳边的呼啸声如翻江倒海,水下龙宫的波涛汹涌,龙宫在水中晃动。环绕声的音响效果强化了龙宫在金箍棒舞动下产生的不安定感,增添了金箍棒的超强威力。数字环绕立体声音效拓宽了影片的画外空间和立体感,让声效在整个影院声场内穿梭,观众处于戏剧中心,被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声波包围。次低频的运用5.1环绕立体声中,专门的低频轨道制作是其声音技术特点,它能给观众产生震动的感觉,起到震撼的效果。在前面提到的“斗猴王天神出丑”段落中,巨灵神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花果山,小猴子们闻风而逃,影片中增加了巨灵神动作的次低频,巨灵神的每个脚步声、宣花斧乱砸声都带有大地震动感。强化的低频震动声,进一步突出了巨灵神的庞大粗壮,更衬托出猴王的灵巧。同样在“天兵围困花果山”的戏中,天兵天将们擂鼓助威,在混音过程中鼓点都加重了低频,一片片沉重的擂鼓敲钟声,震撼人心。在片尾“猴王大闹天宫”那场戏中,猴王驾云如疾风闪电,金箍棒舞动发出灿灿宝光,像一团光华夺目的流星,直冲灵霄宝殿,猴王舞动手中金箍棒,伴随着一片金光,那灵霄殿在云烟中开始震动;几番动荡之后,云霄宝殿开始慢慢倾斜,殿额上那块古老的“灵霄殿”扁额“刷”的一声掉落,只剩下一条铁链斜连着,挂在空中摇摆不定空空作响。影片猴王砸殿柱声、砸扁额声、宫殿倒塌声等,在低频声道的强力推动下,营造出了天塌的震撼效果。

音乐与音响效果关系在3D《大闹天宫》的音乐和音效的处理关系上,影片主要突出戏剧化编排设计,音乐与音效自然交替转和。当年影片的锣鼓节奏是观众对老版的重要听觉记忆,在新版声音创作过程中,带有京韵的锣鼓节奏被作为展示影片风格的重要元素很好地继承下来。但如果在一场戏中,音乐和音响效果同时出现时,影片的声音就显得有些混乱。此时在影片声音设计中,不是片面地强调音乐或音效,而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根据剧情发展作了一些有机的调整,使影片声音的整体效果非常完善。在“东海龙宫收取金箍棒”这场戏中,猴王嫌九股叉太轻,龙王又命众将抬出七千二百斤的方天戟,猴王只手提起,车轮旋风似的舞动起来,耍了几番之后,腾地将方天戟“嚓”的一声,抛向空中,把龙王及众龟兵虾将惊得仰面呆视。当那条戟带着呼啸落下来时,猴王轻轻一踢,方天戟尖“当”的一声插入地内,戟身翘在空中颤动不息。原2D版电影中,这场戏的声音表现方式完全是用音乐——锣鼓点来展现兵器的沉重和猴王的神力。在3D影片中,声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采用了音乐和音效交替出现的方式:悟空舞动方天戟时,锣鼓点的音乐先起,当方天戟腾空飞起时,急促的锣鼓点突然停止了,全场寂静,就像那些惊呆的龟兵虾将一样,几乎停止了呼吸,当那条戟带着呼啸声落下,“当”的一声重重地插入地内,带着大地震动,龙宫中回荡着戟身的颤动声。整场戏声音由激烈音乐转化为静场再突然以震耳音效出现,使影片的音乐和音效有机地结合、转化,兵器的沉重和孙悟空的神力一览无余地展现给观众,既延续了《大闹天宫》的传统音乐风格,又展现了现代5.1环绕立体声气势恢弘的音响效果。3.73D台词的空间感3D《大闹天宫》台词的处理和通常影片不同,注重声场的重新定位。影片配音有陈道明、冯小刚、陈凯歌等诸多明星大腕加盟,他们的声音都带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在保留他们声音特点的前提下,在语言空间感上下了功夫。《大闹天宫》是一个神话故事,有大量天宫龙宫的戏。为增加天宫、龙宫的神秘色彩,影片将这些场景中的演员台词都用混响器加了空间感,特别是影片中为体现玉皇大帝的威严,采用5.1的特殊技术,为玉皇大帝(陈道明配音)的台词扩展了五声道混响,打破了电影台词常规的处理方法,将台词的声像设置到整个影院声场的中间,出现在除低频声道以外所有扬声器中,并且根据画面的变化作相应的声像定位调整,让观众始终充分感受玉皇大帝巨大的威慑力。影片词声像定位的处理,拓展了原来5.1数字声台词的定位理念,制造出观众被声场围绕的听觉心理感受,增加了影片的可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