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十篇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1

关键词：邻避运动；影响因素；公民参与；倡议联盟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35-010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2012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民众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必然要求城市大量兴建基础服务设施。不可避免地，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中心、火葬场、核电站等给周围居民带来负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的“邻避设施”（1）也大量出现。纵然，上述邻避设施的兴建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但为了减小阻力，邻避设施的选址通常会遵循“最小抵抗路径”（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1]原则。但随着民众民主意识增强和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民众普遍认为“伴随着阶层地位的不平等，邻避设施的修建也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2]。所以，抵制邻避设施的抗争行为还是不断出现的，并且渐趋增多，从理论角度而言，这些抗争行为即所谓的邻避运动。

邻避运动，也称为邻避效应，其主要含义是：在某一区域内所建立的设施为所在区域大部分居民带来利益，但是设施周边居民却承受设施带来的不良后果，例如污染，从而引发这部分居民的抗争行为。邻避效应的核心理念即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态度――“莫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NIMBY（2），该概念由O’Hare[3]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并且一度成为美国民众的生活哲学，以至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邻避时代”。[4]

随着美国“邻避时代”的到来，邻避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也掀起热潮。从历史上看，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工业文明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邻避运动的影响力首先开始在美国显现。宏观上讲，西方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而不同阶段的划分标准是邻避设施的不同性质。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反对“污染型设施”的邻避运动，如废弃物清理场（Halstead，Luloff and Myers， 1993）特别是毒性废弃物清理场（Bryant，Mohai， 1992）、机场（Hall，1980）、甚至是监狱（Sechrest，1992）。第二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反对“非污染性设施”的邻避运动，如土地利用方式、戒毒治疗中心的兴建、流浪汉收容中心的兴建等（Shanoff，2000；Kotsopoulos，2000），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曾经发生社区居民反对兴建智障人士住宅区的抗争行为，甚至反对加拿大政府的种族融合政策（Piat，2000）。

就我国而言，台湾学者对于邻避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早，原因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邻避运动便与台湾的民主化浪潮相伴而生，涌现出如李永展、汤京平、丘昌泰等一批优秀学者。反观大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观点，我国大陆邻避运动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4月10日的浙江“东阳事件”，当地居民因为反对化工厂的兴建而爆发了大规模抗争运动。相应地，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也起步较晚，基本处于萌芽状态（3），只有零星几位学者的零散型研究，宏观上看，主要包括制度性探究与技术性分析两种研究路径。（1）制度性研究路径如童星（2010）分析了邻避运动的相关概念，提出“预期损失-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将我国邻避型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污染类、风向集聚类、污名化类、心理不悦类。何艳玲（2009）基于对邻避冲突事件的分析，运用“动员能力与反动员能力共时态生产”的分析框架，分析并解释了中国式邻避冲突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邻避抗议层级螺旋式提升，邻避冲突双方无法达成妥协，邻避行动议题难以拓展。”[5] 她提出建立“制度缓解机制”解决邻避冲突。（2）技术性研究路径主要是通过建立模型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以期较为精确地计算出邻避设施选址的成本与收益。（张向和，彭绪亚，2011）

总体而言，我国大陆学界对于邻避效应的研究尚处于理论引入和介绍阶段，对于国内邻避运动案例地分析视野过于宽泛、立意过于宏大，而这与处于萌芽状态的研究阶段是极不相称的。笔者认为，任何一项起步阶段的研究必须着眼于研究客体的核心议题，进而逐步深入和扩大研究视野，而邻避运动的核心议题应该是邻避运动发生的因果机制，进一步来讲，是哪些因素主导抗争行为的升级或者消退，同时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在抗争行为的不同阶段又存在怎样的变化。正如Linnerooth-Bayer所言，邻避现象不是纯粹的民众私下考量的抗争行为，应该深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以及其他的影响因素。[6]只有这一核心议题明晰之后才能为应对邻避效应制定更为合理有效的政策。通过梳理文献，笔者发现对于邻避运动影响因素研究，大陆学者进行了初步的探析，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经济补偿、心理认知、教育水平、民众参与决策程序与程度等（何艳玲 ，2009；黄岩 ，2010；汤汇浩，2011）。但是数量寥寥的几篇论文对于上述因素的探讨仅仅停留在经验认知层面，缺乏科学的量化研究。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运用量化分析方法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探究影响邻避运动的核心因素。

二、邻避运动影响因素与研究假设

相比大陆学者而言，国外和台湾学者对于邻避运动影响因素则进行了较为深入和规范的研究，笔者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邻避运动的特点归纳出以下几个影响因素，并且假设这些影响因素是影响我国邻避运动的核心因素。

（一）经济补偿

西方学术界一直将影响因素作为邻避运动研究的重要内容，而经济补偿因素更是被诸多学者认定为邻避运动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学术界对于经济补偿因素的关注主要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即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邻避运动中的民众概莫能外，所以经济补偿金额越高，规避邻避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根据Kunreuther， Fitzgerald and Aarts对多个案例的经济补偿政策的研究，多数案例的高额补偿政策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邻避冲突。但是，经济补偿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Kunreuther， Fitzgerald and Aarts研究同样发现，对于高度污染的设施，例如高放射性废料处置场，经济补偿是毫无影响力可言[7]，甚至民众认为通过经济补偿换取邻避设施的建立这本身就是一种贿赂。[8]所以，经济补偿因素对邻避效应的影响力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毕竟人类并不完全是“经济人”，在社会活动中同样表现出了互惠、利他等非自利性偏好。[9]就我国大陆而言，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完善的经济补偿制度（4），广州率先于2012年5月推行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假设一：政府给予民众的补偿金越高，民众支持度越高

（二）民众的风险认知

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抵触程度受到其对邻避设施潜在风险的认知程度的影响。就风险本身而言，存在技术风险与感知风险之分。感知风险主要是一种心理认知，是民众风险认知的核心内容，但是却常常被政策制定者忽略。[10]根据Slovic的研究，影响感知因素包括非自愿性（Involuntary）、致命性（Lethal）、记忆性（Memorable）、不受影响性（Not Susceptible）、持续性（Persistent）、公平性（Unfair）六项内容。[11]同时，感知风险也受到技术风险的影响。

（三）政府决策模式

民众是否被拒绝或者限制参与政府决策是影响邻避效应的重要因素。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全球，政府决策模式不断革新。从官僚控制式（Hierarchical approach）到市场式（The voluntary， market approach ）再到多中心伙伴式（Partnership sitting approach）。但是就我国而言，政府决策模式依然处于第一阶段，具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初期政府与专家封闭决策；第二，公布决策时强调社会利益和公民责任；第三，应急性地解释以应对民众抵抗。即遵循“决定―宣布―辩护”（ decide-announce -defend） 模式。[12]

假设二：政府决策程序合理性越高，民众支持度越高

（四）公平性

学界对于邻避运动研究之初，就已经将公平问题视为邻避运动重要的解释变量[13]，并且对于邻避运动公平性本身的内涵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六方面的内容：选址上的公平、过程中的公平、技术上的公平、结果上的公平、对环境本身公平及代际公平[14]，若从哲学角度而言可以总称为人性公平。[15]公平性的这六项内容紧密联系且不可分割，但同时相互之间也是有张力的，特别是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之间的张力。

（五）经济发展水平

前文已经论述邻避运动最早出现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但鲜有学者将经济发展水平视为影响因素，主要原因是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且地域间差别不大。就我国而言，近年来发生的邻避运动诸如厦门PX事件、大连PX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等，都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鲜有邻避抗争行为出现，所以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

（六）社区组织化程度

组织化程度是指社区内民众参与抗争行为的集中化程度，而不仅仅是邻避情结的零星表达。组织化程度高的抗争行为将对“意见中位”的民众带来一定的社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邻避设施的支持程度，在明确表态时会趋向于社区内大部分民众期望的选项。[16]特别是在一些高风险的共识性危机中，社会成员会感受到社区民众高组织化抗争行为带来的外力威胁，从而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与严重性，进而产生同仇敌忾的情绪。[17]

（七）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这一影响因素最早由Frey，Oberholzer-Gee and R.Eichenberger提出，试图解释为何有时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民众并没有反对邻避设施的兴建，反而出现经济补偿后，会产生排挤效应，甚至出现抗争行为[18]。在我国，民众一直以来被灌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认知，在邻避运动中这一点是否为民众所认可呢？

（八）教育水平

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其认知能力与认知层次存在重大影响，具体到邻避运动中则影响其对风险的感知能力。[19]进一步来讲，民众对风险的感知直接影响到其参与抗争行为的意愿与强度，所以民众教育水平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假设三：民众受教育水平越高，支持度越低

案 例

上海松江拟建垃圾焚烧场，引发大规模邻避抗争行为。

第一阶段

位于上海松江区卖新公路的垃圾填埋场于2001年投入使用，但是随着松江城市化比例不断提高，生活垃圾产生速度不断加快。2011年全区生活垃圾日均产生量达到1229吨，传统的填埋技术和生化技术虽能从量上完全处理垃圾，但不能根本性解决垃圾异味产生的问题，所以区政府于2010年在现有垃圾填埋场旁边开工建造一个新的生物综合处理厂，以解决现有垃圾填埋场因超负荷填埋所导致的臭味问题。然而综合处理厂运行一年后，当地居民发现恶臭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当地居民和附近大学城师生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但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第二阶段

2012年5月22日，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通过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了《上海市松江区固废综合处置厂技术升级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公告核心内容是松江区将在现有的吉貌垃圾填埋厂和固废处理厂旁边投资2.5亿“升级改造”一条垃圾焚烧线。消息一出，附近民众多年的积怨彻底爆发。5月27日，四五百名居民自发聚集在松江大学城地铁站附近，进行了第一次“散步”活动。一周后的6月2日的一大早，民众借松江万达广场售楼处开幕典礼之际，再次自发聚集到万达广场门前，以“散步”的形式公开表达诉求，部分民众与维护秩序的警察产生了一些肢体摩擦，开幕典礼也被迫取消。

第三阶段

2012年6月8日下午，松江区绿化与市容局负责人通过媒体表示完全可以理解老百姓的焦急感受，也因之前政府没能解决好垃圾臭味问题向广大民众诚挚致歉，呼吁民众终止散步行为，待天马山垃圾处理场建设完毕后，所有的垃圾都会运到那里去处置，卖新公路的垃圾填埋场将被改造重新开发以符合当地的经济环境。至此，整个事件告一段落。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调查问卷采取结构式的问卷设计形式，为了尽可能降低技术性误差，问卷内容充分借鉴了国外和台湾较成熟的问卷设计，同时问题设计紧密围绕前文论述的邻避运动影响因素。另外，对于调查问题的选项设计采取Likert五分量表法。同时为了进一步了解调研对象的真实想法，以期深入分析和解释问卷调研结果，笔者结合问卷问题对部分调研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

（二）调研对象的样本选取

本项研究选取了拟新建垃圾焚烧场邻近的居民区，包括莱顿小城、保利西子湾、三湘四季城，参与集体“散步”行为的民众也主要来自这三个小区。为了客观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所选取调研对象是上述三个小区的常住居民，剔除了短期租住小区内的流动居民。本项研究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问卷有效率为90%。

（三）问卷分析方法

本项研究对问卷进行整理、编码后，主要借助SPSS和Excel分析软件对拟建垃圾焚烧场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20]在回归分析之前，笔者就问卷本身的整体信度进行检验，问卷本身的内部信度即克朗巴哈系数α为0.768，所以问卷本身可信度是较高的。

四、 研究结果分析

总体而言，上述分析结果与笔者预期差别较大。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中预设的六个影响因素中（5），只有经济补偿因素民众支持度显著相关；政府决策模式、公平性、社区组织化程度、教育程度、社会责任感均为相关性不显著因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为显著相关性因素，这一点笔者下文中将从宏观经济环境角度进行论述。

结合分析结果，笔者对前文提出的三个假设进行了验证，从回归分析结果看，经济补偿与民众支持度为显著正相关，即经济补偿越高，民众支持度越高，所以假设一成立。但同时，经济补偿又是极为复杂的影响因素，下文将详细论述。

另外，教育程度与政府决策模式均为相关性不显著因素，所以假设二、假设三不成立。

基于回归与相关性分析，各影响因素间相关性如表3所示。

（一）显著性影响因素分析

1.风险认知

风险认知因素的显著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如图1所示，民众对垃圾焚烧场兴建的三大核心原因中，67%的民众认为严重危害性是首要原因。

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首先，民众切身感受到了垃圾焚烧带来的危害。据民众反映，拟建的垃圾焚烧场已经在夜间进行焚烧作业，其刺鼻的气味甚至可以将人从熟睡中熏醒。另一方面，在有关部门组织民众参观拟建垃圾焚烧场的基础设施后，民众普遍认为安全保障技术不成熟，担心刺鼻的气体包含二恶英等有害成分，长此以往，将给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危害，特别是对小孩影响更甚。

2.经济补偿

从现实角度来讲，上海市及松江区政府并没有为拟建的垃圾焚烧场周边居民提供经济补偿金，笔者试图了解“如果政府提供补偿金对于民众支持度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济补偿因素对于民众支持度有着显著影响。总体而言，经济补偿金越高，民众支持度越高，但是经济补偿因素本身存在一个临界值，当经济补偿金达到足以让民众重新买房搬家时，民众支持度骤然提高；而当经济补偿金无法达到这一临界值时，民众态度基本徘徊在反对与强烈反对层面，并且普遍认为，经济补偿金的提供是企图用金钱换取他们的健康，特别是正在抚养小孩的年轻夫妇，反对情绪最为激烈。

3.经济发展水平

本项研究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并没有纳入到回归模型中进行量化考察。笔者认为，要验证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影响程度，必须着眼于邻避运动发生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且需要在不同邻避运动之间进行横向比较。

首先，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前文已经论述，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观点，我国大陆邻避运动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4月10日的浙江“东阳事件”，在“东阳事件”之前，我国鲜有邻避运动发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讲，邻避运动的出现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产物。其次，从横向的地域维度看，如表4所示，近年来我国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邻避运动绝大部分发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所以可以预言，随着中西部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邻避运动也将不断出现。所以综合时间、地域两个维度的考察，毋庸置疑，经济发展水平为显著性影响因素。

（二）非显著性影响因素

1.教育程度

研究发现，无论本身教育程度高低，民众对于垃圾焚烧场兴建的支持度都是很低的，说明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普遍提高了。另外，结合性别、收入、年龄的考察发现，上述个人因素均属于不显著影响因素。

2.政府决策模式与公平性

前文已经论述，我国政府对于邻避设施的兴建依然遵循“决定―宣布―辩护”（ decide-announce-defend） 的决策模式，特别是在邻避设施选址问题上很少甚至并没有事先征求民众意见。研究发现，政府这种封闭性决策模式对民众支持度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首先，从根本上讲，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对多大多数民众而言，并没有树立政治参与的意识，只要不损害其切身利益，甚至并不在乎政府的决策采取何种决策模式。换言之，一旦切身利益遭到损害，民众认为政府任何决策模式都是不合理的。其次，民众对于公平性的理解也是如此，只要垃圾焚烧场建在小区周围，毫无疑问是不公平的。

3.社区组织化程度与社会责任感

基于抗议行为的激烈程度不同，笔者将调研对象划分为两类：一类民众参与集体“散步”行为，另一类没有参与其中。研究发现，两类人群对于垃圾焚烧场的支持度没有太大区别，也就是说社区集体行为的组织化程度并没有改变民众初期的支持度。同样，社会责任感本身对于民众支持度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虽然有近50%的民众认为垃圾焚烧场的建立是必要的或者非常必要。但同时85%的反对为了社会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三）其他研究发现

1.组织化的集体行为对民众的意见表达方式有着显著影响

研究发现，虽然社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对个体居民的支持度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居民意见表达方式却影响显著，如图2，58.3%认为社区居民集体行为对其意见表达方式影响非常大或者比较大。这一点是我国普通民众“从众心理”的鲜明体现。

2.新兴媒体信任度与传统媒体信任度

研究发现，民众对于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的信任度不高，特别是媒体对于垃圾焚烧场危害性评估的相关报道引起了民众的强烈质疑，认为媒体没有客观反映出事实真相。当被问及对垃圾焚烧的安全保障技术认知的依据时，大部分民众表示来源于网络信息，特别是所在小区网络社区内发表和转载的帖子，并且85%的民众认为这些帖子的可信度是很高的。但是就本身知识结构来讲，82%的民众表示其实自己并不是特别了解相关保障技术。

研究结论：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上海松江垃圾焚烧场事件”发生的核心因果机制是“风险认知基础上的个体利益驱动”。进一步来讲，邻避设施的危害程度是引发大规模抗争行为的核心原因，而维护自身利益是民众参与抗争行为的核心诉求，这一诉求的唯一关注点就是个人切身利益。

五、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从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邻避运动可以断言，我国的“邻避时代”已经到来，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内，邻避运动必将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出现。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一方面要客观理性地看待邻避运动，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另一方面，要做好应对邻避运动的制度设计，宏观上讲，政府必须实现转型，构建“生态型政府”[21]，实现“生态行政管理”[22]。

1.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风险认知是影响民众支持度的核心因素之一，其背后原因是民众对于安全保障技术和运营主体的信任度低，从这一点而言，要提高民众支持度，必须最大限度发挥政府作用，尽快确立政府的“保证型”角色，即“政府负有监管公共目标的责任，并确保以一种可见和可接受的方式使之得到实现”。[23]具体来讲，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强化环保部门的监管职能，采取“过程管理”（6）这一全新监管模式，对于邻避设施从选址兴建到日常运营进行全方位监管，同时要畅通行政诉讼和司法介入渠道（7），严惩不法行为。由于“过程管理”模式其本身的复杂性，对邻避设施的监管亟须建立完善的“专家咨询机制”，其实早在2007年环境保护部就设立了“战略环评专家咨询委员会”，[24]包括39位专家学者，但是由于缺乏相关制度政策的配套，该委员会的咨询作用更多是“符号化”的象征作用。另一方面，对邻避设施的监管离不开现代新闻媒体的参与。特别是微博时代的来临，微博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于环境的关注，大量政府部门设立环保微博，集思广益，全民监管，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但是同样，关键问题还是要首先完善管理微博等新闻媒体本身的规章制度，才能使其更有效地发挥监管作用。

2.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完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环境评估制度建立较早，早在197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就已经颁布实施。但是我国上世纪70年代引进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时，只注重对新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到了80年代开始对区域、行业、城市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估。[25]但是总体上讲，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核心原因是公众参与机制不足。虽然上文提到，研究发现政府决策模式并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民众对于是否参与到政府决策中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公民参与环境影响评估，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更为客观的事实依据，同时通过沟通，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误解，杜绝恶性的发生。从操作层面来讲，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必须考量四方面的因素：第一，有自愿性的社区存在；第二，系统化的风险分析要简明、易理解；第三，制定完善的补偿措施；第四，社区民众对于污染性设施具有掌控权。[26]而这四个指标的考量与完善，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特别是对于第四个指标的实现，需要多方利益主体的协调合作。深层次来讲，邻避运动的出现，体现的是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区本位和政府、企业为主体的政府本位之间的对立，实现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关键是实现两种本位思维模式的“行为整合”，即建立政策倡议联盟模式。

六、结语与展望

邻避运动作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建设和规划亟待正视的新现象，同时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笔者尝试着眼于具体案例，探析邻避运动发生的核心影响因素，以期为有针对性地规避邻避事件探寻突破口。但是，由于我国全方位多元差异的存在，邻避运动本身是千差万别的，影响因素同样是有差异的，笔者不敢以点概面，而要系统归纳出我国邻避事件的核心影响因素，以找出邻避因素背后的发生机制，这需要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多个案例，也是笔者继续努力的方向。

注释：

（1）“邻避设施”是指设施本身带有一定的负外部性，可能给当地居民带来想象中的或者事实上威胁而受到居民选择性地抵制的设施。

（2）对于邻避效应的英文表达还有Build-Absolutely-Nothing-Anywhere-Near-Anything（BANANA），Not-In-My-Term-of-Office （NIMTOO）， Not-In-My-Bottom-Line （NIMBL） 等。

（3）笔者在中国知网以“邻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论文仅有48篇（截止到2013年2月28日）。

（4）早在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就出台过《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明确生态补偿的原则为：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探索建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研究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建立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补偿机制。

（5）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共线性问题，笔者并没有将风险认知因素纳入到回归模型中。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不在回归模型之中，下文中笔者将详细论述。

（6）“过程管理”模式主要是指对于某一地区或者某一项目的监管包括从开始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所有活动。

（7）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闭幕，在随后举行的常委会专题讲座中，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主讲“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保护若干问题”。据介绍，自1996年以来，环境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但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环境纠纷的比例不足1%。“十一五”期间，我国环境30多万件，启动行政复议程序的仅有2614件，而行政诉讼则更少，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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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2

关键词： 大学生 从众心理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

一、从众心理的基本概念

1.从众心理的含义。从众心理是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实验表明只有很少的人保持了独立性，没有被从众，所以从众心理是大部分个体普遍所存在的心理现象，通俗地说就是“随大流”。

2.从众心理产生的原因。从众心理的产生受到多种从众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一是群体因素，群体的规模越大，凝聚力也就越强，从而使得群体的意见一致性较高，便易形成从众行为；二是情境因素，当人们所处的情况，接收到的信息较为模糊或者是受到某些有权威人士的号召和影响，便会产生从众心理。三是个人因素，主要表现在个人的人格特征、性别差异及文化差异等方面不同，致使从众心理和从众的层次及情况也具有差别。就从众的意义看，从众心理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二、当代大学生从众心理的表现

1.就业。现如今毕业生人数连年增长，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虽然就业渠道及方式多种多样，就业信息方便快捷，但对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来讲却不能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从而使得一些较低级的岗位无人愿意承担，而较好的职位却蜂拥而至。在这种大的就业背景下，避免不了跟风现象的产生。例如一些人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考研，那就避免不了会跟风地考研，而在学习过程中又可能会发现自己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看到其他人找到工作，心里难免为之所动，又弃研找工作。

有些人觉得大家都选择的应该是没错的，所谓最多的选择也是最好的。一旦存在这样的选择心理，也就是就业从众选择。选择的发展方向并非是因为自己的喜爱或兴趣，甚至与专业都无关，只是选择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选择，有些人能够坚持自己的选择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大部分人则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重新抛回起跑线，因而在就业方面表现出来的从众心理是既有利又有弊的。

2.消费。如今，大学生已经成为高消费群体，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城附近发现各种娱乐设施场所，这些场所多数都是提供给高校学生使用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学习，虽没有过多的接触社会，但在交际活动上和社会上的人际交往并无差别，举办生日Party、舞会、派对、出席团体活动等都有从众心理的影响。

从众的消费还表现在“网购”和“韩流”上，在当下淘宝流行的时代里，淘宝商家利用大众的从众消费心理，在“双十一”、“双十二”这样的重要节日里，将商品大打折扣，并且提供各种优惠和红包发放吸引大众消费，这时许多人看到自己心仪已久的产品终于有了优惠变迅速抢购，还有一些销量较好的产品，可谓是一哄而上，迅速被抢购一空。但也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有些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后发现自己买的产品并无用途，只能闲置下来，造成产品资源的浪费。

“韩流”是从众心理的一个明显表现，韩餐、韩服、韩妆、韩式整容一系列的韩国风暴扑面而来，韩国游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们受到周围人的影响都被卷进韩流中，疯狂地购买韩代购的产品。韩式整容让人变得漂亮，如今不仅明星整容，普通人也为了美貌不惜身体的代价，选择赴韩整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整成“冰冰脸”，过安检时给工作人员造成极大麻烦，认不出其真实容颜，整容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被电视媒体曝光，从众心理引发的整容风波此起彼伏。

3.恋爱观。大学生群体是青年群体的一个代表，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素养，在情感上也正是发展的时期，然而大学生在恋爱观上存在盲目跟风的问题，一方面，在调查问及一些人的时候，为什么会谈恋爱的理由是，因为我的周围人都在谈恋爱，那我也应该谈恋爱，这样的恋爱心理显然是不够成熟的，是一种从众心理，大学生已十八周岁，是独立的个体，对待感情应该有责任和承担的态度，应该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价值选择和情感追求，不能盲目地将周围的情况不假思索地复制在自己的身上，这对己对人都是不够负责的表现。另一方面，大学生恋爱时的从众心理还表现在都对万众瞩目的异性产生好感，每个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追求，但在感情上并不代表最好的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有人盲目从众，跟风追求万众瞩目的异性，觉得这样才充分显示自己的魅力，实在不是明智之选。

三、从众心理的影响

1.积极影响。从众心理作为一种大众心理，是普遍存在的，因其较易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是一种常见的心理表现形式。由从众心理引发的消费就是人们跟风随大流的消费，这种消费方式能够引发对某类商品的追求，并形成流行趋势，健康的合理的从众心理可以推动某一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产品的生产和售卖，甚至影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促进市场的需求，获取更多利益，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向更高的层次转换。

2.消极影响。不合理的不健康的从众心理，对个人的生活发展极为不利，它会危害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过于盲目地从众，购买不需要买的东西，浪费金钱，不计后果的跟风随大流影响个人心理的健康发展。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缺少主见，不能正确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无法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使自己陷入困境，影响个人发展。

从众心理有利有弊，大学生要正确对待，避免盲从，要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大学生群体是祖国的未来，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大学生的力量，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尤为重要，因而一定要使得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自觉摒弃有害的价值选择，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参考文献：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3

一、从众心理与课堂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即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心理学上的大量实验表明，在个人受到外界人群普遍行为的影响时，只有很少的人保持了独立性，所以从众心理是大部分个体普遍所具有的心理现象。由于多数人的看法和行为往往比个人的看法和行为更合乎实际需要（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所以通常情况下，个体服从多数对个体有诸多好处，如可以避开危险，可以免除犯错误，使行为处事更有效等等，这是从众心理积极的一方面。从众心理也有消极的一方面，单就对人的意志品质的消极影响来说，长期的“盲目跟风”会造成人们的思想僵化，缺乏主见，自信心丧失，意志薄弱，创造力低下等等。

课堂从众心理即是从众心理在课堂这一环境下学生表现出来的从众心理，通常我们说“人云亦云”或者“随声附和”。同样，课堂中的从众心理对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学习效果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教学实践中，往往不是因为学生不从众而影响到学习效果，而是学生过于从众，盲目地迷失自我，极大地束缚了学生的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能力的发挥。故而克服课堂过分从众心理对课堂教学来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课堂过分从众心理的形成机理

从学生产生过分从众心理现象的成因来看，客观因素和群体因素有极大的影响。课堂学生多，如果问题的答案又不开放，通常情况下每一个问题都导向比较固定的答案的情况下，学生就会产生过分从众心理。除了课堂这一客观环境的影响之外，还有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响。

个体方面，一是学生不自信，常见的是学习成绩不理想，心理内倾性比较强的学生，他们即使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也不表达出来，生怕在别人看来是犯“低级错误”而被嘲笑，也就是“不敢发自己的言”。二是学生未能积极地参加到课堂学习中，老师“津津有味”“如痴如醉”，学生“我行我素”，“天马行空”，老师“开大会”，学生“开小会”。概括地说就是“不想发自己的言”。

情境因素，一是课堂气氛沉闷，教师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对于学生的思想观点教师经常做出非此即彼的整齐划一的“裁处”，另类与新奇的思想观点经常受到抑制，甚至挖苦与嘲讽，也就是课堂气氛不民主，“不让发自己的言”。二是课堂教学组织模式单一，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交流的机会有限，给一点发言的时间也是草草收场，生怕放开了收不回来，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使学生“不能发自己的言”。

三、解决课堂从众心理的有效策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造成每个学生过分从众心理倾向的因素会各有不同，有的源于某一个方面，有的则是几个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到课堂中的学生从众心理，既与教学学科和具体的教学材料有关，也与课堂整体气氛和教学组织模式有关；既与教师个人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有关，也与学生群体的综合性格品质有关。所以，克服课堂学生过分的从众心理应该从形成这种心理倾向的原因出发找出答案，具体到学生个体应该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我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来探讨课堂教学中学生过分从众心理的解决策略。

（1）积极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与自信心。学生是否具有独立意识与自信心的强弱是长期形成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施加影响，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对学生中表现出来的独立的个性品质给予正面强化，课堂中学生表现出独立意识时及时表扬，反之则进行负面强化。鼓励学生在别人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克服自卑心理。

（2）努力建立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教师“独裁”与“专断”的行事风格必然会使学生的思维停滞，思想观点受到压抑，学生偶尔闪现的“火花”也会在瞬间无情的熄灭。反之，平等的包容的外部环境即是暗示学生不会因为另类而受到“惩罚”， 自然就消除了学生的顾虑，有利于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并愿意把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和别人一起分享、交流。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4

其实，如果靠吃盐补碘，按照国家食盐中加碘标准的上限，每日每天需要摄入3千克碘盐，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真这样做，怕是等不到核辐射来临，人就没有了；就算是海水污染，中国完全可以不吃海盐，中国的矿盐储量甚至可以够全世界人吃一段时间的。

既然中国不缺盐，而且吃盐也不可能防辐射，那为什么会出现抢购食盐的现象呢？这反映了人们怎样的心理？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应用心理学研究员，知名心理咨询师，本刊特约专栏作者马志国。

记者：马老师，市场上出现非正常的疯狂抢购碘盐，这应该是和日本的核泄漏有关。这种类似现象早在非典时期就曾经出现过，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如何定位？

马志国：像这次抢购食盐类的抢购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说，首先是从众心理的表现。一则笑话说：一人闲逛街头，忽见一长队绵延，赶紧站到队后排队，唯恐错过什么购买紧缺必需品的机会。等到队伍拐过墙角，发现大家原来是排队上厕所，才不禁暗自好笑。这就是从众心理闹出的笑话。这次食盐抢购风，与这个笑话何其相似？

我们还可以和同伴做这样一个试验：在一条行人往来的路上，几个人同时抬头仰望天空，并不停地讨论着什么，一边看，一边说。不一会儿，就会有好多好奇的人抬头看天，而且越聚越多，虽然他们并没有看到什么！这也是从众心理的表现。

记者：心理学上如何界定从众心理？

马志国：关于从众心理，心理学家阿希有一个典型实验：当一个被试者来到实验室的时候，已有6名被试者先到了。实际上这6个人是阿希的助手，他们的答案是阿希事先设计好的。研究者拿出了一张卡片放在黑板架上。这张卡片的左边有一条线段，叫做标准线段，右边有三条线段，分别标有A、B、C。阿希让被试者看，看A、B、C中哪条线段和标准线段一样长。本来很明显，正确答案是C。在前两轮实验中，研究者的助手选择了C，被试的选择没有问题。但从第三轮开始，研究者的助手一致地选择了A。结果，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有76%的人至少有一次跟随了研究者助手的错误答案。不用嘲笑被试者，我们生活中都难免这样从众。

所谓从众心理，是指由于群体的压力，个人的观念与行为向与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用通俗的话说，从众就是“随大流”。

记者：是哪些因素导致的非理性抢购？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人的从众心理？

马志国：当群体中的个体发现自己与群体不一致时，会感到一种心理紧张，于是，群体压力促使他与群体趋向一致。于是，由于这个从众心理，最初的个体行为就会演变为群体行为，甚至酿成恶性。

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从众心理的产生呢？

第一方面是情境因素。

影响从众行为的情境因素很多。团体的规模，团体的凝聚力，团体意见的一致性程度，团体成员的状况，面临问题的情境特点等，都是影响因素。在大规模中，问题的情境特点尤其重要。当面对复杂难以把握的问题情境时，人对此难以判断，就容易出现从众行为。在这次食盐抢购中，很明显，情境信息是很复杂而不明确的，很多人并不知道，究竟加碘的食盐是不是能防核辐射，究竟我国食盐供应会不会紧缺。就是这样，情境信息越是复杂不明确，人就越容易随大流。

第二方面是个人因素。

与从众有关的个人因素很多。自我意识强的人，做事情往往按照自己的方式，不太会去从众。习惯保持独特性的人，不容易从众。社会地位越低的人，从众的可能性越大。一般女性的从众倾向比男性高。此外，智力水平低的人，情绪悲观不稳定的人，依赖心理比较强的人，易于接受他人暗示的人，也比较容易从众。

记者：是不是所有的从众心理都消极，都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出现？

马志国：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说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从积极方面说，从众对于个人适应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群体中成员的意见统一，才能够形成一个群体成员所必须遵从的社会规范，来保证对群体成员的必要的约束作用。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只有在更多的方面与社会的主导倾向取得一致，才能适应社会。因此，通过必要的从众行为，可以使个人能在最可靠的程度上达到迅速适应社会。

从消极方面说，社会生活中某些消极意义的东西，也会对人构成压力，使人产生从众心理，甚至向某些错误的言行看齐。这种从众就是消极的。就这次抢购食盐的从众行为说，就产生了消极的社会效果。

记者：如果说抢购食盐是从众行为作怪，那么，从众行为背后还有什么心理根源？

马志国：在这次食盐抢购风中，人们所以出现从众行为，还与流言心理的作用密切相关。

所谓流言，就是人们相互传播的无法提供确切依据的信息。

流言传播的心理过程是这样的：当一个信息从信息源传来的时候，接收者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合理”的加工，紧接着他再扮演传播者的角色，将经过加工的信息传递给下一个接收者。每个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中，都有一种“合理化加工”的倾向，这是人固有的一种心理特点。按照“合理化加工”倾向，人们对流言往往从三个方面加工：一是磨尖，对传给自己的信息断章取义，只选取了其中一部分信息进行加工；二是调平，把传给自己的信息重新编排，省去了某些信息内容，使故事简明，也利于他表达；第三是同化，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接收和传达信息，使之更符合自己的人格特点。结果，流言越传越走样，直到面目全非。

从众行为不一定必然与流言作用相关。但是，大凡抢购风，往往有流言心理的作用。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满城风雨，于是，从众行为变成了群体抢购风。

心理学上有个流言传播的基本规律，用公式表示为：R（流布量）=I（重要性）×A（模糊性）。重要性是指事件对人们的重要程度。模糊性是指信息的明确程度。也就是说，越是重要的，流言也就越容易传播，越是模糊的，流言也越容易传播。而且，重要性与迷糊性二者的关系不是“和”，而是“积”。也就是说，不管是多么重要，只要模糊性等于零，流言就不会生起；不管是多么模糊，如果重要性等于零，同样也不会生成流言。

心理学家又提出，流言的发生与流传有三个条件：第一，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与传播流言。人们越是弄不清真实的情况，流言越是容易传播。第二，在不安和忧虑的情况下，容易促使流言产生和传播。第三，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下，如战争、地震、灾荒时，人们容易产生恐怖感与紧张感，流言也容易传播。

从上述流言传播的心理规律来看，这次抢购食盐风就不难理解了。一是事情重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之一。二是信息模糊，关于食盐的事情人们平时了解很少，口口相传中很少有人弄清真相。三是情境危机，地震灾害，核辐射危害，让人们陷于不安焦虑之中。于是，“合理化”的加工结果就是，流言传播开始了，从众行为出现了，抢购事件发生了。从众行为以及抢购现象，反过来又推波助澜，让流言传播的更厉害了。信息传播的现代化，比如网络手机等，让流言传播更快更广。于是，食盐抢购风波很快席卷全国了。

记者：导致人们产生从众心理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除去社会原因，类似的事情比如抢购其他物资的现象还会不会出现？能从心理上避免吗？

马志国：如果进一步追寻心理根源，那就是心理学上的人际影响这个规律。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际间，更是彼此相关相互影响的。可以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可以完全不受别人的影响。

所谓人际影响，就是在他人影响下，个人的信念、态度、情感和行为发生变化的过程。只要和人一起，人际影响几乎无所不在，或者说，只要我们生活在世上，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他人的影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没有察觉。人际影响的方式很多，流言传播以及从众行为，就是很重要的人际影响形式。

从众心理不可能完全消除。有从众心理在，就会出现从众行为，有从众行为，就难免导致不可估测的。比如过去非典时期的疯狂抢购醋和板蓝根，以及以后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抢购现象。同样的道理，流言也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我们说，从众行为不可避免，流言传播不可避免，并不是说，不可预测事件或恶性不可避免，只要采取相应措施，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的。

要避免抢购，避免消极的从众行为和流言传播，避免不可估测的恶性发生，需要一些条件。

首先是政府及时干预积极作为。

不论是流言传播，还是从众行为，都与信息复杂不明有关。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处于恐慌之中，在信息不明确的情况下，流言就会快速传播，从而导致从众行为甚至。这时候，政府的权威确切的信息传播得越早，越容易遏制流言传播，化解从众行为，避免。

这次抢购风16日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但大部分地方政府干预时间已经是17日。何况公众获得信息，还有一个过程，特别是信息流动相对慢一点的农村地区。就是说，其间的两三天时间，显然让流言有了蔓延之机，让更多的公众卷入从众行为。尽管如此，政府以及职能部门了权威信息之后，很快流言传播中止了，从众行为消失了，抢购风波平息了。由此看，政府要及时干预积极作为，及早公开权威信息，准确传播科学常识。

同时，社会还应该在平时培养公众的独立性。人们的独立意识越差，就越容易“随大流”。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应倡导公众的独立意识，鼓励公众的独立思考。

其次是公众提高个人心理素养。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5

1．从媒体审判的内涵出发。

侧重于国外与国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不同之处，通过对比二者媒体审判的差异，提出在我国当前背景下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和谐关系的主要措施。另外，有研究表明司法审判要坚持公正公开原则，形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并据此提出改革策略。

2．从经典个案的角度进行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仅针对许霆案，相关研究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在司法审判中强调罪刑法定的原则，从我国刑法罪刑适应的基本原则入手，对案件争论的焦点进行了总结，并对最终量刑结果进行了辩证的评析。第二，一些学者以“许霆案”为背景提出许霆案一审判决量刑不符合实体正义，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正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和处境，认为在中国法官实行行政化管理，不利于司法公正。

3．从监督体制的角度进行研究。

透过媒体审判的现象，发现媒体监督在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之处。通过对媒体监督过程中的不端行为进行分析，学者认为应从制度安排、政府管理、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四个方面进行制度改革。同时，有研究表明，明确的新闻立法对形成媒体监督和司法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媒体审判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途径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官”理应承担“中立裁判者”的职业角色，具有独立司法人格。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法官审判是否受到媒体审判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法官审判过程是法官个体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审判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审判心理学家提出其推导公式为:P(人格)*S(刺激)=D(判决)。这一公式是心理学视角下法官做出判决的程式，揭示了法官做出判决的决定因素及心理过程。在人格因素方面，法官对案件中呈现证据以及事实的判断过程是运用专业知识、逻辑思维、推理等对事物做出认定与判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个人心理素质、认知心理倾向以及个性心理特征、能力等因素均会影响法官的审判。同时，从外部刺激的角度出发，法官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下，是社会化了的个体，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国家形态、司法制度、社会文化、社会舆论、地方习惯、上级影响、时间压力等刺激因素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法官审判。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格是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内在结构组织，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影响人的外显和内隐行为模式的心理特性。因此，在特定法官个性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外部刺激(包括刺激内容、刺激强度、刺激方式、其他刺激等)就作为法官做出判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不可忽视地对法官的最终决断起着重要作用。外部刺激对法官审判的影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其因社会制度、国家性质、司法环境、社会舆论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在我国，可能影响法官司法审判的外部因素，一是我国司法统一性、政治性，司法机构的行政化设置以及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等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官审判;二是在“司法为民”、“民主司法”等宏大且强势的话语下，媒体的审前报道可能对法官的审理造成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媒体话语权的放大而不断加深，超越法律的规定，以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其主要形成途径包括:

第一，媒体报道形成预断性结论。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知情、表达、参与、监督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各种新闻媒介以此为依据，过渡追求时效性、曝光率、关注度，在司法机关尚未对案件结果做出最终处理时，竞相跟踪报道并通过评论形成媒体自己的预断性结论。

第二，报道受众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报道的受众因舆论的强势诱导出现相对一致支持或一致反对的声音，从而形成舆论关注焦点，出现非理性、易激动、态度偏激等“群体极化”倾向，这样极易导致群体认同的现象，出现诸如污名化被告人、纠纷定性、绝对化、未审先判等媒体审判的表现形式。

第三，法官审判权衡外界压力。媒体报道通过预断性结论影响受众，在新闻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合议庭以及行政权力受到引导和影响，法官审判时受到人格和外在刺激的双重影响，其中人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刺激主要来自社会舆论和司法设置中的终身责任制。法官权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社会舆论主导法官审判时，媒体审判就形成了。

综上，我国媒体审判的形成主要包括媒体报道形成预断性结论、报道受众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法官审判权衡外界压三个阶段。对其阶段性特点进行分析发现，由于媒体报道来源狭窄或单一、经过多重加工形成信息失真、道德倾向性明显、部分媒体为博得眼球进行虚假报道等原因，公众与法官对案件进行判断时实际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二者“审判”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经过媒体的再次传播与反馈进一步加剧，形成极端的社会压力。法官迫于社会压力，权衡内部认知与外部刺激。若外部压力过大，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法官审判，导致媒体审判的形成。

三、在媒体监督视野下实现司法公正的对策

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形态、文化情态以及法制状态对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媒体监督也同样处于新媒体时代的过渡时期。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规避媒体审判，使司法机关能够脱离媒体的控制而具有独立性，是当前司法公平公正的应有之义。解决这一审判过程中的难题应该注重法官内部人格和外部刺激的交互作用。

(一)强化法官内在心理品质

审判心理学在法官审判中强调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从内部因素考虑，法官本身的内在素质是影响审判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政治素质、专业背景、职业道德外，更应该强调法官心理素质的培养。当前，法官面临工作、舆论、生活、职业发展等多重压力，心理健康状况堪忧，严重影响法官的身心健康和工作质量。因此，应构建法官心理压力干预机制，提高法官心理危机承受能力。国家层面主要是建立相应的法官心理压力源治理机制，加快心理压力干预立法的进程，优化法官人力资源配置。同时，法官应形成自预机制，形成系统的学习机制、良好的态度机制，使自身在审判中处于中立客观的位置，实现“法官独立”。

(二)避免心理学效应导致公众认知偏差

法官审判前媒体的公开报道具有双重作用。当媒体和法官出现案件信息掌握不对称时，会消极影响法官、嫌疑人、公众，尤其媒体对案件进行情绪化“再创造”，对案件细节进行反复跟踪甚至不实报道，会唤醒公众的激情状态，使其丧失基本的法律判断，公众甚至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忽略后续发展，重视由媒体最先输入的、片面的报道信息，形成首因效应。另外，媒体报道的倾向性词汇会在很大程度上聚合并形成代表性判断，而这种自觉公正的倾向性判断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后，会成为其日后做出判断的信息准备，造成案件审判错误，即个体易于陷入具有群体代表性的推理模式，而依据这种推理模式得到的结论往往是不可靠、不正确的。因此，需要构建媒体监督良性互动机制，保证媒体报道的规范性、客观性、真实性，这就需要从内部运作程序和外部司法制度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各新闻单位应制订较严格的报道规则、行为规范，明确规定采访方式、采访对象、报道时机、报道形式、报道角度以及稿件写法、内容审查、责任划分与承担等，形成严格的运作程序。另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闻媒体既是监督主体，又是监督客体，既有监督别人的权利，又有受别人监督的义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不是没有约束的自由，同样应受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的约束。因而加强媒体监督立法，形成媒体监督良性循环，建立健全完善的媒体监督机制，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三)加强公众个人责任，削弱“群体极化”的消极作用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6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阐述了体育传播的相关概念，研究综述了体育传播对人们体育生活影响，即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的影响、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和体育传播对体育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希望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关键词：体育传播 体育生活 影响

所谓体育传播就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类体育信息（包括体育新闻、体育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体育传播中的信息，以文字、图像、声音、数字等形式存贮在报刊、图书、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介质上，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体育文化传播的目的[1]。体育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体育传播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体育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具体而言，体育传播研究的学科基础主要是体育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政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统计学、符号学等等。随着传播的兴起及研究的深化，体育传播的研究领域受到重视，而且从不同的程度影响人们的生活。

一、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的影响

关于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影响的研究在国内外有所研究。如荆光辉等人在《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探析》中论述了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中体育需要、体育观等问题。其中教育与宣传对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新闻报刊、杂志的宣传与引导能有效地触发大学生体育生活的思维共振与行为互动。刘德佩和苗大培都对体育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中大众传媒是体育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之一[2]。许仲槐对广东部分开放城市居民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介在影响居民体育价值观形成的因素中居第六位[3]。报纸、广播、电视出现以来，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对大众传媒机制的解释，受众的社会化过程的影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的焦点。 因此，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体育价值观和行为的效果问题的研究变得特别的重要。 以上的研究综述可以说明体育传播对人们体育价值观、行为的影响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否人们接触不同媒介会有不同的影响？还未见研究。

二、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

国内外关于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的研究主要有：陈天仁的研究认为“在影响青少年学生体育意识和正确体育价值观逐步形成的诸多主要因素中，大众媒介体育信息传播是首位的，其次是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 [4]，英国Goodger等人对柔道项目的电视转播的研究，发现大众媒介中体育传播能够激发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在张松贞等人的调查中，发现居民最初参加体育运动的影响因素中主要是受了同伴朋友的影响（49.2%）和大众传播的影响（37.5%）[5]。文葭等人的研究认为：“学生所受的各种教育都离不开媒介和电子传媒作为提供体育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中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形成 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电子传媒传播正确的体育信息， 对中学生的各种体育意识和理念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正确引导和培养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意识” 。符巍的研究表明，电视传媒作为大众媒介中普及率最广，影响力最高的一种媒介，对人们了解体育，欣赏体育到爱好体育参与体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体育生活。（37.5%）。王晓莹关于电视传媒体育信息的传播对北京市城市居民体育生活的影响的研究证实“电视体育传播对激发人们的体育兴趣和帮助人们尝试锻炼有一定作用，同时，对人们体育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外还指出：“接收电视体育传播越多的人，其参与体育的比例也越高[6]。李勇勤等通过调查认为，体育新闻媒介的宣传对大学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会产生多方面积极的影响，如“87%的女生和87%的男生认为自己受体育新闻报道的影响，参与或更多地参与体育活动”，同时，体育新闻宣传对大学生“对体育意义、概念的认识”、“运动水平提高”及“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等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7]。

综上研究来看，很多研究者公认传播会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影响，并认为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传媒是影响因素之一。但是否所有的媒体接触都会对人们体育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媒介接触的消极影响之一是导致人们的体育参与行为的减少，如何去验证？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未见研究。

三、体育传播对体育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

关于大众传媒对体育消费行为影响的专门性研究还不多见。但是有研究者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中，大众传媒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张西平等对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研究中指出群众的体育消费受到包括“新闻媒介对体育的宣传力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余军标等对厦门的调查认为在“激发体育消费中诸因素”中，大众传媒占第五位（3.93%）[8]。另外，应该认识到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体育信息的需求和获得体育信息的消费应该成为体育消费新的增长点之一。

前文从以上几个方面主要概述了与本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其他还有很多成果在此未能——引用。在已有的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大众传播对体育价值观及体育行为方式影响进行了肯定。但体育传播对受众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程度是多少？不同的媒介种类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媒介内容对体育价值观和体育行为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还有影响受众媒体选择的因素与未来趋势是什么？面临媒介对人们体育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学校体育面临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促进体育教育的问题等都需要系统和深一步的研究。

四、结束语

从以上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发现，关于大众媒介与学校体育的发展及对人们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可见，有关大众传播与学校体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少有研究，即使是一般的关于大学体育和大众传播的研究也较少见报导，这种状况是亟待改变的。体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涉及到大众传播，揭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对人们影响的规律，可促进体育学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郝勤.论体育传播学的性质特点及其理论架构[J].体育文化导刊，2003（9）.

[2]陈天仁.论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6.1.

[3]张讼贞等.我国大中城市人众传播媒介体育传播接收现状初探[J].体育与科学，1988（6）.

[4]刘德佩.体育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变迁.[J]体育科学，1987（3）.

[5]许仲槐等.广东开放城市居民体育价值观的新积淀.[J]体育科学，1994（1）.

[6]王晓莹.电视信息传播对北京市城区居民体育生活的影响.[J]北体硕士论文，1998.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7

关键词：食品安全；公众风险感知；风险沟通

中图分类号：F74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01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瘦肉精猪肉、苏丹红鸭蛋、染色馒头、塑化剂风波等等，这些食品安全事故无不牵动公众神经。食品安全话题已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公共议题。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媒体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铺天盖地，人们质疑政府监管力度不严，谴责商家唯利是图，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越来越高。公众要求获得知情权，采取维护食品安全行动，甚至引发社会骚动，这一问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公众作为食品消费的主体，他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程度对化解食品安全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公众是如何看待食品安全面临的风险呢？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是什么？如何针对公众的风险感知采取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呢？这是研究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解析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入手，把信息来源、流动渠道与放大的风险“信号”联系起来，提出政府、媒体、公众自身采取风险沟通策略的建议，旨在降低公众风险感知、缩小危害程度，恢复正常状态，对今后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食品安全事件公众风险感知因素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频发的危机事件引起不少学者和公众对风险社会的关注，食品安全事件也是在这种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倍受瞩目。为什么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甚至造成恐慌心理呢？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感知的过程。感知过程是人类对外界环境和事物通过感觉器官、信号传递等所产生的一系列情绪变化、认知等心理过程。感知过程主要分为一般感知和风险感知两种过程，当人类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便形成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判断、评价、态度和认识。食品安全事件感知过程是个人和社会沟通的产物，这一过程与以下因素直接相关。

1.自身特征。自身特征包括个体的知识文化水平、认知与评价，信任水平等。在知识水平方面，如果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专业知识了解的比较全面，他能客观地感知事件结果，辩证的看待和评价风险事件造成影响以及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还有，在认知上，个人的感知、思维等能力是有限的，容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认知出现偏差。公众风险偏差来源于专家科学的风险评估与自身价值观的风险评估的差异。公众对生产企业和政府的信任水平也会影响其对食品安全感知程度。研究发现，韩国公众对政府的卫生检查结果不信任，对食品制造商和消费者保护机构信任度低，会提高公众的风险感知，引起公众恐慌（Meera Kim，2003），可见，信任水平对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非常重要。

2.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包括了家庭、参照群体、社会团体等行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对个人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带来的外部影响力。Hornibrook，McCarthy& Fearne（2005）通过对牛肉市场的研究，对各种信息源的信息按重要性进行排序，首先是过去经历、家人和朋友推荐，其次是质量保证信号、包装、店员推荐、商品标识，最后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等，该研究认为消费者主导的信息最重要，厂商主导的信息其次，政府和媒体主导的信息最差。这可能对政府、媒体的不信任有关。

3.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包括了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政府采取的监管措施等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其中，政府措施是影响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公众认为风险事件容易得到政府的控制，风险感知就会降低。Brewer and Rojas（2008）对美国消费者的研究发现，公众认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措施越是有力，越是容易相信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评定的动物产品的安全性，从而越是放心食用。由此表明，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有效性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与购买行为。

三、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放大与风险沟通

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事件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呢？这就是风险的社会放大。风险社会放大理论认为风险事件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等相互作用，它可以放大或缩小某个事件所形成的风险和潜在威胁，其所产生的作用不仅是事件本身特征所决定的，也是由公众风险感知以及其它机构和群体的反应所决定的。提出风险社会放大理论的目的是解释风险感知和风险沟通的动态变化过程。风险信息经过风险符合传递给个体和社会放大站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增加或减少风险信息容量，并突出信息的某些方面，使得公众风险感知发生变化。其中个体放大站，如知识文化水平、认知、信任等因素影响着风险信号的放大或缩小；社会放大站如政府、媒体、专家等会影响风险信号的放大或缩小。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说明了风险感知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会发生变化。

风险事件的属性是通过风险符号来描述的，采取何种沟通方式将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变化。风险沟通最初致力于调和政府、企业界、科学界和公众之间关于风险问题日益激化的矛盾，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一种新的伙伴和对话关系形成。食品安全风险沟通，简单的是指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有效地（借助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方式）与大众进行有效沟通，争取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合作。此观点更多强调的是单向沟通，在社会民主化的发展下，双向沟通是必然趋势，这也给政府和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没有采用风险沟通策略去应对，恐怕又会引发一场新的危机。可见，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社会放大与风险沟通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四、食品安全事件风险沟通策略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风险感知会受到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环境下，风险信息的传播在所难免，而风险沟通是一条转危为安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降低风险感知可以从风险沟通策略着手，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公众自身、新闻媒介、政府职能部门应该积极进行风险沟通，才能有效地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增加政府公信力。

1.公众自身沟通策略分析。公众可以通过生活经历、知识水平或者其他社会因素的信息传播和解释等能力来辨别风险，从而降低风险感知。知识水平的匮乏和个人辨别能力的不足使得公众加大了风险感知，造成盲从和恐慌。人们比较迷信专家，只要是专家声称可以解决的风险一般不会引起公众恐慌，但是当专家声称事件不明原因、可能存在未知风险时，公众的风险感知提高。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不同专家充斥不同的声音，公众无法对风险信息加工选择，模糊混乱，公众对信息产生疑虑，觉得风险超出自己辨别能力，加大了风险感知，就会被错误信息误导，出现非理智行为。如果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知识了解的较为全面，客观的选择风险信息，就能理智看待和评价食品安全风险事件对社会和自身造成的影响，从而做出理性的行为反应。因此，除了加强个人科学素养和知识文化水平，培育风险意识和参与科普活动外，还需完善公众风险辨别理解力，纠正错误的风险信息，这样才能从容理智地应对风险。

2.媒体信息沟通策略分析。媒体是当代社会的主要信息媒介，它可以提高社会能见度，让公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获得风险信息并寻求对策。媒体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过度报道与公众的积极关注会产生快速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严重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不少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过度报道、传播不完整或是混淆事实，公众在对风险加工过程别关注致命风险信号导致公众理解偏差，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无处不在，个人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错觉，使得人人自危，风险放大，甚至产生次生危机，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香港澳门奶粉抢购风，海外奶粉代购风为主要表现。媒体可以建构风险、掩盖风险，还可以解释风险。媒体传播适度的风险信息，并解释信息，可以引导公众减少恐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降低风险感知。因此，媒体沟通的方式对风险感知的放大与减小具有重要作用。媒体应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帮助公众理解并解释风险信息。在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前可以与专家学者合作，告知风险的相关信息；在危机爆发期，注重传递公众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风险之害的信息，听取公众风险和安全诉求；在危机发生之后，把宣传重点放在预防工作上。

3.政府风险沟通策略分析。政府公信力是遏制风险社会放大效应的有效手段。在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政府只有采取质量保障、监管措施、建立信息透明机制的风险沟通策略，才能重塑公共威信，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携手人民群众，共同应对当前危机。首先，政府应该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细化食品行业标准，把监管细节贯穿到生产、加工、存储、运输、销售的各个环节中。定期抽检食品，对问题企业进行处罚并曝光企业名单、产品目录，向公众提供详细的食品检测情况。此外，还需建立信息透明机制，它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恢复公众对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沟通不及时、不到位，信息传递不顺畅，公众知情权受到限制，就会提高风险感知。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建立食品质量监控数据库，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正式渠道及时、系统的向公众公布数据，客观报告最新出现的情况。并建立双向沟通渠道，公众除了可以随时查询相关信息外，还可以提出疑问，政府相关人员需要及时给予答复，使公众充分了解情况，形成良好互动，体现了对公众需求的政治回应。同时欢迎群众举报，共同参与，协助解决与风险有关的冲突，并逐步恢复对政府信心。

参考文献：

[1] Meera Kim，Hyochumg Kim. Consumer attitudes and acceptanc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n Korea， Consumer Sciences incorporating Home Economics[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2003（12）：701-712.

[2] Hornibrook S A， McCarthy M， Fearne A.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risk： the case of beef purchases in Irish Supermarke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2005，（10）： 701-715

[3] Brewer M S， Rojas M.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 issues in food safety[J]. Journal of Food Safety， 2008（28）： 1-22.

[4]张乐.食品安全与健康恐慌：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探析[J].汕头大学学报，2008（6）：67-71.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8

论文摘要：探讨广告语境对广告传播产生影响的因素，指出由于语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产生的各种广告禁忌，以便为广告活动提供指导。

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也叫言语环境．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离不开语境，就像人的呼吸离不开空气一样．语境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语境的构成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社会交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场合，在一定的人们之间进行，语言的使用离不了这些因素，它们是构成语言环境的客观因素．说话者的身份、职业、思想、修养以及处境、心情等是主观因素．这些主、客观因素都会对语言的使用起作用，并直接影响交际效果．有利的语境可以提高交际效果，而不利的语境则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活动．俗语说得好“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言为心声”说的就是语境对交际活动的影响．广告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双方交流的活动，一方是广告主，另一方为广告受众．广告主利用各种传媒手段或渠道以表达自己的广告意图，广告受众通过媒体倾听并了解广告主的诉求．这种广告“沟通或交流”也有它的语境，而且这种“沟通或交流”也是受其语境的影响和制约的．

1广告语境

告语境是指广告宣传中，能对受众接受广告信息直接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广告语境：一是广告语境和广告宣传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与广告宣传活动发生直接联系的不是广告语境．影响广告活动的因素很多，诸如广告主的要求、广告人的设想、广告受众的理解能力等．而广告受众的理解力与广告宣传直接相关，是广告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广告语境对受众接受广告信息有直接影响，对受众接受广告信息没有产生直接影响的不是广告语境．

简言之，广告语境就是一则广告在前后它所具有的内外境况．由于广告宣传是一种双方的交流和沟通活动，因此人们称之为“广告语境”．广告语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广告的受众环境．第二，广告的地域环境．第三，广告的时间环境．第四，广告的媒体环境．第五，广告的文案环境．本文主要从广告的受众环境和广告的地域环境作为切入点，探讨广告语境对广告传播的影响．

2广告语境对广告传播的影响

广告的受众环境、地域环境、时间环境、媒体环境和文案环境，对广告信息的传播有着重大的影响．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作用，都会影响广告信息的传播并会降低广告传播的效果．

2．1受众环境对广告传播的影响

受众环境主要是指受众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等．受众在广告传播活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广告信息尚未传播之时，广告人必须深入了解受众，研究广告传播区域里受众各方面的情况，以实现广告内容及其表达方式与受众的完美对接．受众环境影响广告传播的因素也有很多，下面主要谈三个方面的内容：

(1)受众的民族与宗教信仰．我国是个多民族的伟大的国家，56．个民族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其中不少民族有其宗教信仰，各民族享受着信仰的宗教自由．鉴于此种文化背景，有些商品是宗教忌讳使用的．因此，在为商品做广告时一定要考虑到受众的民族与宗教信仰方面的因素，必须尊重、慎重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以避免伤害民族感情和民族团结，给社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

(2)受众的思想观念．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影响到对广告的理解，甚至直接影响商品的销售．因此，在做广告时就必须考虑到受众的内心的思想感受．尤其是人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崇尚什么，鄙弃什么．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有助于未来的广告宣传．李思屈在《广告大创意》．中所举的美国人推销速溶咖啡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生产出速溶咖啡．为了突出新产品的优势，广告宣传重点强调这种新咖啡饮用时省时、省力、方便等特点．岂料这是违背了美国人当时勤劳勇敢、努力进取的思想观念，因而效果不佳．

(3)受众的风俗习惯．随着改革开放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越来越多．为了宣传这些产品，我们在策划涉外广告与广告语时，广告语的作者一定要充分了解并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违反禁忌．日本人忌讳绿色，认为绿色是一种不吉祥之色，同时还忌讳荷花．阿拉伯民族忌用雪花．拉丁美洲国家忌用菊花，认为菊花是专供祭祀用的……．倘若我们懂得这些文化背景，在着手广告的创意与创作时，就可以避讳了．

2．2地域环境对广告传播的影响

广告的地域环境包括广告传播区域的人文因素，如国家性质、民族分布等，也包括广告传播区域的自然因素，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广告的地域因素是广告语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广告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语言及风土人情．不同国家的人们还有着不同的政治概念．这诸多因素皆影响并制约着广告传播．

首先，语言的地域差异对广告的影响。语言的地域差异很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又不尽相同．做广告时必须考虑语言的地域差异．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9

关键词：高校；篮球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发挥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和联赛的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在篮球比赛中，运动员竞技水平的临场发挥，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条件。它直接影响比赛过程中，比赛形势的变化，对比赛结果的影响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影响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发挥的因素众多。既包括主观因素，也包括客观因素，还包括一些其他因素。

1、主观因素分析

1.1技战术及发挥水平

篮球技、战术对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发挥重的要性，毋庸置疑。篮球比赛是运动员基本技术、战术的综合体现过程，它是篮球运动的基础，是衡量一个球队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直接影响比赛的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技术能力相比，比赛的战术安排对于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发挥的重要性更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球队战术是由教练员基于对手特点等综合因素考虑，为取得比赛胜利而精心安排的进攻和防守的体系。

进攻和防守是篮球比赛最主要的内容。双方运动员都会根据比赛的形势，运用合理的技、战术安排，在发挥自身竞技水平的同时，还有制约对方水平的发挥。所以技术运用是在动态、干扰、破坏、应变等情况下去完成的，没有固定的动作组合程序，而是随着战术安排和赛场形势，合理地去组合动作，完成具体攻守任务[1]。正因为比赛的不可预知性，运动员对于临场战术的运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球员作为战术的执行者，是比赛的主体，他们会根据自身技术特点和比赛形势，对战术的安排进行适当调整，以促使其竞技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

篮球作为一项集体运动，比赛结果不仅仅取决于球员的个人能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战术安排的合理性。个人扎实的技术能力作为球员从事篮球运动的基础，不仅体现了球员篮球运动能力的水平，更是促进球员比赛中竞技水平发挥的重要保证。合理的战术安排是根据球员的技术特点和对手的技战术特征，而制定的有效的防守和进攻的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球员间更好的合作，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使得球员的竞技能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1.2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被公认为是影响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发挥的重要因素。比赛态度、心理稳定、场内外干扰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球员的心理活动，也直接影响了球员比赛中竞技能力的发挥。

比赛态度是运动员对于比赛重要程度或对手的实力等方面进行解读的重要体现，与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有着密切的联系。运动员有什么样的比赛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赛场表现。积极地比赛态度，会促使运动员在比赛中，能根据比赛节奏和形势，对自身战术进行有效调整，以适应比赛变化，满足球队战术体系，进而更好的融入球队，发挥自身的竞技水平。而消极地比赛态度，会是球员士气低落，失去比赛信心，在球场上得过且过，竞技能力难以发挥。

根据耶克斯--多德斯定律可知， 在中等焦虑水平的条件下，对运动技能的学习或运动成绩提高最有效。而比赛态度、心理稳定和场外干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心理变化。因此，运动员要清晰的分析自己的能力，端正比赛态度，排除外界干扰，会使得在比赛中处于中等焦虑水平的心理稳定度，有利于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

篮球比赛过程，要求运动员在积极跑动中，必须处理好速度与节奏、动作幅度之间的矛盾， 而中枢神经活动的稳定性， 是完成高质量技术动作的保证。由此可见，心理稳定对于技术水平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影响。

1.3身体因素

曾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因素对于篮球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发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优秀的身体素质是运动员，在训练中获得竞技能力的物质基础，在比赛中发挥竞技水平的重要保证。充沛的体能、良好的身体状态，自然会增强运动员的比赛信心，会使球员在比赛中对技战术的运用游刃有余，对其竞技水平的发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伤病会在比赛中给球员带来严重的消极情绪，导致球员情绪低落， 对比赛失去信心， 因而浑身乏力， 意志消沉， 动作迟钝不协调，思维敏捷知觉和注意力减弱， 厌烦和不想参加比赛等[2]。但是伤病伴随着运动而产生的，是无法避免的，只不过有轻重缓急之分。在NBA的赛场上，带伤征战鼓舞全队的士气，扭转比赛局面，最终取得比赛胜利的事例枚不胜举。但是毕竟这样的事例较为少见，尤其是球员身体的强壮程度无法与NBA球员相比拟的赛场，伤病更多的时候，是影响运动员情绪，限制其竞技水平发挥的。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身体状态不佳、伤病给运动员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运动能力的下降，而且也会给球员心理上带来很大的负担。导致在比赛过程中降低对比赛的专注度，影响其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而且这种低落的比赛情绪也会感染到球队其他成员，对球队水平的发挥带来很多阻碍因素。

2、客观因素分析

2.1教练因素

教练员的综合能力，对于球队整体实力的提升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其战术意图也会直接影响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篮球运动在注重球员个体能力发挥的同时，更注重球员间互相配合与支持。运动员之间的充分信任与合作，能够减少运动员的焦虑， 形成一种良好的集体心理气氛，并能增强运动员的集体归属感与集体荣誉感， 进而产生互补性帮助以及真诚的合作[3]。所以说，教练对于比赛过程的阅读以及临场战术的应变，都是建立在对球员特点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赛场形势的不断变化，比赛结果的不可预知性，都是篮球运动的魅力所在。但在篮球领域，既不存在绝对的强者，也不存在绝对的弱者，强弱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因为篮球是一项团体运动，在看重球员自身技术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整体实力的体现。只有在共同目标的指导下，团队成员的相互配合下，才有可能取得理想的比赛结果。

上场队员是由教练员结合相关因素安排的。所以，教练员不仅要有明确的战术意图，而且要根据球员各自的技术水平和特点，进行优化组合，将合适的球员放到球队合适的位置，形成完整的战术体系。这样不仅能够促进球员的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而且更有利于提升球队的整体实力。

2.2裁判因素

裁判作为篮球赛场上的执法者，其判罚尺度对比赛的进程和结果都会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攻防节奏快是现代篮球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也给裁判员临场的执法带来难度。在篮球比赛过程中，攻防动作都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尤其是在双方球员身体接触明显，出现犯规行为但不易判别时，裁判要迅速做出判断。这时的判罚往往出于裁判员的主观意识，错判、漏判等现象在所难免。对球员的心理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其竞技水平的发挥也会受到制约。虽然有时会借助画面回放的技术手段进行判罚，但也会影响整场比赛的连续性和精彩程度。

再者，裁判员的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同一犯规或违例的行为，判罚尺度也是不尽相同。如果判罚尺度过严，球员在攻防两端，都会格外小心，致使其竞技水平难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果裁判判罚尺度过松，身体接触过多而不加以制止，很容易导致球员心理不平衡，出现冲突。

裁判在赛场上的权威不能侵犯，但其判罚过程，也会受到主场观众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如果裁判出现判罚失准，不仅会影响到比赛的公平公正，而且也极易引起球员心理上的变化，其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也会受到影响。

2.3观众因素

观众是体育竞赛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比赛过程中极为活跃的因素。观众一般都会抱有对自己所支持球队获胜的渴望。观众的情绪和行为极易受到比赛过程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在比赛过程中，观众会根据球队场上的表现，运用掌声或呐喊等方式，给予自己所支持的球队或球员正面的鼓励。但比赛进程瞬息万变，如果球员或球队表现不好，观众感到失望时，也会出现喝倒彩的现象。

篮球比赛中，观众的表现也是如此。当来自观众正面的鼓励时，会给球员带来动力，提高球队士气，使其能够更加积极的投入比赛，展现自己。这属于主场作战的优势之一。但当主队的表现不能让观众满意时，会产生负面影响，也会给球员带来压力。在这种状态下，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难以发挥。

3、其他因素分析

3.1主客场赛制

主客场赛制安排对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影响是因人而异，视情况而定的。主场比赛对球员竞技能力的发挥，在理论上是有利的。因为球员在自己的主场无论是对灯光音响等硬件设施，还是比赛氛围等赛场环境都相对比较熟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球员的自信心。但是，有时候观众对于自己支持球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渴望，也会给球员带来一定的压力。

主场环境的有利与否，关键在于球员的心理调节能力和排除外界干扰的能力。心理素质好的队员，能够积极地控制和调整自己的心态，提高对比赛的专注度，而心理素质差的队员则会受到赛场带来的干扰，引起过度的紧张焦虑情绪而导致动作失常，竞技水平发挥不理想[4]。所以，主客场赛制对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发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2奖励措施

仔细分析为什么奖励措施对于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发现主要是因为人的行为都是由一定动机引起的，而成就动机是运动员参加篮球比赛的主要动机。球员成就动机不同，其渴望获得的奖励也不同。有的是渴望得到表扬，有的则是希望得到物质奖励。但奖励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激发球员或团队的积极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球员临场竞技水平的发挥。

4、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篮球运动员临场竞技水平发挥的影响和促进因素有很多。不仅包括运动员自身篮球竞技能力，而且也包括教练、观众、裁判等客观因素，还包括赛制安排和奖励措施等其他因素。只有明确的分析出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的训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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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少勇，韩践，谢卫平. 篮球运动员对队友信任的测量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J].体育科学，2009，29（2）：37.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素篇10

旅游行为是一种追求地理环境差异性体验的消费行为，它不同于实物商品消费行为，消费者无法依据商品的可见因素和实际接触经验进行选择和评价，所以抽象的形象要素在旅游决策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电影和电视剧，他们客观的促进了我国一些旅游地的经济收益和知名度的提升。笔者在调研中，发放了300份问卷，其中有85.2%的人曾因为一部影视剧萌生过去影片中的旅游地旅游的想法，影视剧对旅游地发展的影响可见一斑。那么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的构建有何影响作用呢，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一、研究现状与概念界定

国外对旅游地形象（TouristDestinationImage）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一般多从主体角度出发，研究主体（人）对客体（旅游地）的总体感知和精神描写。而我国对旅游地形象的研究一开始套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CorporationIdentitySystem），注重对客体（旅游地）形象策划、营销、设计等实用性研究。

“形象”是一个较为复杂和抽象的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一是，形象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人和事物的总体评价和印象，是人通过视觉、听觉等器官，获取关于对象世界的信息，从而在脑海中形成的印象、评价；二是，形象是人或事物由其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外在表现。国内学者谢朝武、黄远水也从两个层面阐释了“旅游地形象”的概念，他们认为“旅游地形象是个双向的意念系统：从旅游地层面来讲，旅游地形象是旅游地对本身的各种要素资源进行整合提炼、有选择性地对旅游者进行传播的意念要素，它是旅游地进行对外宣传的代表性形象；从旅游者层面来看，旅游地形象是旅游者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或实地经历所获得的旅游地各种要素资源所形成的意念要素的集合。它是旅游地的客观形象在旅游者心中的反映”。

二、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形成的影响作用

（一）旅游地形象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李蕾蕾认为“旅游地形象是人脑对旅游地信息处理的产物”，可以看出，在旅游地形象形成过程中包含了承载旅游地形象信息的传播和旅游者对旅游地信息的感知两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信息因素和旅游者个人因素两大类：①个体因素：个体因素的差异可能会对同一信息产生不同的理解。具体可分为：心理因素，包括态度、动机、需要、兴趣、爱好、个性等；社会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②信息因素：不同信息来源对受众获取信息产生不同的影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他认为因为空间距离和人类直接感知经验的局限性，人们通过媒体延展认知世界的能力，不同的媒介充当人们获取旅游地信息的渠道。受众通过媒介看到的并不是全面、客观真实的旅游地，而是被媒体选择和解释过的旅游地形象，即旅游地的“拟态景观”。

（二）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的影响

影视剧对旅游地信息是一种嵌入式的传播，即将选取的旅游地信息符号，通过镜头进行拷贝，再将这些镜头根据逻辑顺序和叙事手法进行组合，形成具有故事情节的影视文本传向受众。受众通过观看影视剧接收到剧中的旅游地信息，对其进行解码和认知，形成对旅游地认知和评价，即旅游地形象。这个过程中包含了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的构建和受众对影视剧中的旅游地形象的认知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影视剧可以通过对旅游地信息的取舍影响剧中旅游地形象的构建；也可以通过对旅游地信息编码和表现形式的操控影响受众的解码和对旅游地形象的认知。

（三）影视剧传播和构建旅游地形象的优势

在1990年巴特勒就提出，“在不久的将来，视频（电视、电影）中播放的内容在塑造旅游地形象方面要远远重要于印刷媒体”。今天，影视剧已经成了旅游地最好的“形象代言”，与其他媒介形式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①视听兼备，生动逼真。从传播技术上来说，影视超越了以往印刷、摄影、广播等其他的传播形式，实现了传播功能的溶合。它能构建出生动逼真的“影像环境”，特别是3D技术的出现，影视呈现技术日益完备，更能全方位立体的呈现旅游地景观。②受众范围广，影响力大。与其他传播媒体相比，影视剧更通俗易懂，其表意符号更具通用性。加之，影视剧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休闲性，电视剧和电影是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主要媒介形式，所以影视剧具有较大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③独立公正，柔性内隐式影响。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受众早己厌倦意图明确的劝说性和推销性的广告和宣传方式，影视剧对于旅游地形象的传播更具隐蔽性，运用一种非目的性的、柔性的内隐式传播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受众对旅游地形象的感知。④制造流行，引领风尚。一部影视剧的播出能使数量庞大的受众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接受同一信息，将分散的观看个体行为聚合成一种广泛的社会行为，形成共同的社会舆论。当人们怀揣着从影视剧中获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共同的话题走人人群中时，我们当前社会的流行时尚便从影视媒体流行了大众。影视剧为大众提供模仿、效仿、追逐的范本，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如今人们的旅游行为更加注重获取社会认同和身份标识，所以影视剧对旅游地的传播和刻画可以为去剧中旅游地旅游的行为添加流行文化的附加标签。

（四）影视剧影响旅游地形象的基本条件

并不是所有的影视剧都能影响旅游地形象的形成，影视剧构建的旅游地形象能够有效的影响受众认知旅游地形象需要两个基本条件：①影视剧自身具备较大的传播影响力，是影视剧能有效传播和构建旅游地形象的基本前提。无论影视剧中构建了多么美好的旅游地形象，只有被观众收看这些影视剧中构建的旅游地形象才能产生实际意义。②影视剧要有效的传播和构建旅游地形象，除了影视剧自身必需具备较强的影响力外，还应确立影视剧也旅游地之间紧密的关联性。如果观众无法将影视剧中构建美好的场景和画面和真实的旅游地进行关联，该剧中传播和构建的某旅游地的形象也不能有效的影响受众对该旅游地形象的认知。

（五）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的构建和影响方式

①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的选择性呈现。大众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对信息进行了一定的把关和取舍，在影视剧的创造的过程中也无处不体现着对信息符号的取舍。影视剧呈现并不是“全面”和“真实”的旅游地，而是通过导演、摄影师、美工等影片制作方对旅游地元素符号精心筛选和剪辑的结果。这种选择性的呈现可能是积极的对旅游地美化式的拼接和对负面形象的回避，当然也有可能对旅游地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①晕轮效应，即影视剧为了表现主题特意突出和放大了旅游地的某些负面形象，造成观众将影片中的负面印象泛化到对整体旅游地形象的认知。②刻板效应，是指某旅游地长期以某种形象出现在影视剧中，会导致旅游者对该旅游地和旅游地居民的某种固定印象。

②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附加价值的赋予。由于影视剧对符号的指意性特征的运用和对受众长期的培养，影视剧和受众之间具有一套通用性较高的符号系统和解码规则，当受众看到影视剧中的某些符号和符号组接，就会自觉的解读出其所表达的象征意义。比如在很多影视剧中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已经并不是作为建筑本身，而是法国风情和浪漫的象征。如今的旅游消费行为也日渐倾向于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的消费，人们在选择和进行某个旅游地消费的时候，更加注重对旅游地象征意义的消费和通过旅游消费行为为自己带来的某种身份标识。影视剧构建旅游地形象时可以为其增添附加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提升旅游地形象的价值。

③影视剧对受众感知旅游地形象心理的影响。影视剧为大众通供精彩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情感体验。研究表明，受众在观看影视剧的过程中，会发生情感的移情和共感，即通过电影电视画面和情节能体验到影视剧中的喜怒哀乐。受众对旅游地形象的认知受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根据笔者调查统计，引致旅游的经典影视剧案例题材多属于爱情片、偶像剧和喜剧片，其原因正是受众产生了移情，将影片中轻松、浪漫、欢乐的情感投射在了对旅游地的认知上，从而产生了对旅游地积极的心理投射。同理，影视剧也有可能使受众对旅游地产生负面的心理投射和负面情绪的置入，使受众对旅游地留下负面的印象。

三、影视剧对张家界形象的传播与构建

张家界地处湖南西北部，1982年，境内所辖的张家界森林公园被确立为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92年，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7年，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首批AAAAA级旅游景区。张家界拥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旅游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在不断提升。据统计，有12部影视剧在张家界进行取景、拍摄，包括：《阿凡达》《西游记》《新红楼梦》《新天师钟馗》《血色湘西》《边城》《乌龙山剿匪记》《拯救女兵司徒慧》《还剑奇情》《九天半》《苍天有泪》《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一）影视剧中构建的张家界形象

分析取景张家界的12部影视剧发现，这些影视剧通过对张家界元素的选择性呈现和象征意义的赋予，构建出了几种不同的张家界形象：①云雾仙山。在影片《阿凡达》《西游记》《新红楼梦》《新天师钟馗》中都集中选择了张家界的奇峰、云雾的景观符号，在我国文化系统和符号规则中，影视剧常用这些符号的组合来指代“仙境”“幻境”，影视剧通过这种符号的选取和象征意义的赋予，构建出了云雾仙山的张家界形象。②神秘湘西。张家界地处湘西地区，历史上也曾属湘西自治州管辖，在民族构成和民族文化上，张家界于湘西一脉相承，在影视剧中张家界被等同于湘西进行构建。如在《血色湘西》《拯救女兵司徒慧》《边城》中都将张家界的景观用以搭建剧中的湘西地域的形象。③世外桃源。在《还剑奇情》和《苍天有泪》中，都选取张家界连绵的群山、茂密的森林、森林中静谧的溪流、盘山的羊肠小道，用这些景观构建一个了宁静、隐秘、淳朴的世外桃源。④偏远山区。在一些影视剧中附带了张家界的负面形象，在《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和《乌龙山剿匪记》中构建了张家界偏僻、落后、穷苦、愚昧的偏远山区形象。

影视剧对张家界符号的选择上和对张家界形象的构建中，基本都准确的把握的张家界的地方性，即张家界区别于其他旅游地独特的资源优势，如：张家界独一无二的标识云雾奇峰、湘西土家族、苗族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等。但同时也附带了一定的负面形象，如：偏远山区、匪患横行、民风彪悍等。

（二）影视剧对受众认知张家界形象的影响

为考量取景自张家界的12部影视剧中的张家界形象的传播效果，笔者在张家界景区内随机发放了300份问卷进行调查，实际收回有效问卷283份。根据问卷数据可知（见下表）大部分影视剧因自身的传播范围较为有限以及受众对其取景于张家界的知晓度较低，故对受众认知张家界形象的影响力较小，而《阿凡达》《西游记》《血色湘西》《乌龙山剿匪记》这4部影视剧是构成影响受众认知张家界形象主要的影视文本。

其次笔者还对影视剧中构建的张家界形象在受访者中的接受和认同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查数据来看，影视剧中构建的云雾仙山、魅力湘西、世外桃源、生态自然等形象获得了受访者的认同。

四、建议

（一）旅游地应重视运用影视剧传播旅游地形象

构建良好的旅游地形象对旅游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影视剧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且能有效传播旅游地形象的媒介形式应该受到重视。特别是旅游地的地方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应起到主导作用，首先不仅要积极的引致和参与能够构建良好地方形象的影视剧；其次还要保护好当地的旅游资源：一方面是保护当地旅游资源的使用版权，另一方面，要保护当地的旅游资源和环境不被破坏和污染；同时还要做好把关工作，尽量减少影视剧中附带的片面或不实的旅游地负面形象。

（二）避免同质化、注重挖掘顺应地方性

旅游活动本身就是寻找差异性景观和独特性体验的消费活动，旅游地的地方性是吸引旅游者的关键。旅游地在利用影视剧对旅游地形象进行传播的同时，首先要准确的把握旅游地独特的地方性特征和优势，注重影视剧中对当地独特性景观和地方精神的挖掘和传播，在旅游者心中建立起地方特色鲜明、独具特色的形象，避免和其他旅游地的同质化形象，以及旅游地形象构成中地方精神的模糊和缺失。

（三）积极尝试传播旅游地形象的影视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