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十篇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1

关键词：气候变化；农业；适应措施；对策

中图分类号 X196；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019-06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约上升了0.85℃。与1850-1900年相比，2003-2012年这10年的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8℃。近百年来，全球平均降水量变化不明显，但区域差异明显，极端干旱洪涝事件频发[1]。根据《中国气候变化监测公报》（2012），1901-2012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并伴随明显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其中1913-2012年中国地表平均气温上升了0.91℃，气候变暖导致中国部分地区的气温、降水、日照等主要气候因素发生改变。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和脆弱的领域之一，任何程度的气候变化都会给农业生产及其相关过程带来潜在的或显著的影响，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诱发的自然灾害将造成农业生产的波动，危及粮食安全，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中国地域辽阔，各区域之间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差异较大，因此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农业领域区域差异特征尤为显著[3]。东北区气温呈显著升高趋势，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生长季延长，干旱趋势增大，水稻产量减少，病虫害出现，次要病虫害发展为主要病虫害。华北区随着气温升高和降水减少，粮食产量降低，水资源短缺加剧，积温增加，作物生长季缩短，可能复种指数增加，晚熟品种种植增加。华东区增温速率呈加快趋势，区域旱涝事件趋多趋强，双季早稻和夏粮种植面积呈减少趋势。华中区气温呈显著升高趋势，双季稻，春性小麦种植区域增加，水稻生育期缩短，气候变暖病虫害发育速度加快。华南区主要植物，动物的春季物候期提前，秋季物候期推迟，气候带有加速北移趋势，双季稻中高适宜种植区面积增加，水稻生育期缩短，产量波动增大。西南区主要表现在气候带向高海拔和高纬度的位移和作物产量和品质上，山区水稻和玉米等中晚熟品种产量会提高，春旱尤为突出，大田作物产量受影响。西北区无霜期显著延长，提早了春播作物播种期，推后了秋播作物播种期，加快了作物生长发育速度，种植区域向北和高海拔区域扩展，干旱加剧，种植结构改变，病虫害增多。

总之，气候变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有利有弊，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对我国农业而言，如何趋利避害，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产生的重大影响

1.1 气候变化对农业气候资源的影响

农业气候资源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与布局，光、热、水资源是农业气候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已对农业气候资源产生了重要影响。气候变暖使我国年平均气温上升，农业生产所需的热量资源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延长了气候生长季，研究表明[4]，年平均温度增加1℃时，≥10℃积温的持续日数全国平均可延长15天左右。如东北地区近50年平均气温上升1.5℃，增温率为每10年0-3℃。当热量资源满足的情况下，水分则是决定农业发展和产量水平的主要因素。然而气候变暖使土壤水分蒸发量加大，热量资源增加的有利因素可能会因水资源的匮乏而得不到充分利用，作物产量波动的气候风险性增加，如华北平原地区作物生育期内的自然降水和底墒水只能满足冬小麦全生育期需水的1/3-2/3，如果没有灌溉，冬小麦全生育期缺水率20%以上出现的概率大都在80%以上，缺水率30%-40%的重旱年出现的概率高达30%[5]。

1.2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布局的影响

气候变化使我国的种植制度和农业布局发生改变。气候变化使我国年平均气温上升、积温增加、作物生长期延长，从而导致种植区成片北移，有研究表明，平均气温每升高1℃，年平均气温等值线将北移1.76°N，种植制度分界线将北移2.44°N，相当于复种指数提高7.2%。据估计，在品种和生产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到2050 年，气候变暖将使目前中国大部分两熟制地区有可能成为三熟制适宜种植区；两熟制北界将北移至目前一熟制地区的中部，一熟制地区的南界将北移250 km-500 km，一熟制地区的面积将减少23%[6]。如东北地区随着气温的升高，喜温喜湿作物水稻的种植北界已经移至大约52°N的呼玛县等地区，玉米的栽培北界向北扩展到黑龙江呼玛县， 向东扩展到辽宁东部山区，小麦作为喜凉作物，在温度、经济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显著的北退现象[7-10]。

1.3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农业的不稳定性增加，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将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华北平原区域在夜间冠层增温2.5℃，冬小麦生育期提前、生长期缩短，产量下降26.6%[11]。从1991-2000年，华北平原耕地生产潜力小幅减少1.1%，约52.7 kg/hm2[12]。研究估计，如果不采取气候变化适应对策，到203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可能下降5%-10%[13-14]。气候变化同时也会对农作物品质产生影响。CO2浓度升高对品质的影响因作物品种而异。在CO2浓度加倍的条件下，大豆、冬小麦和玉米的氨基酸和粗蛋白质含量均呈下降趋势[15]。当温度和CO2浓度均增加时，水稻籽粒蛋白含量降低，对人体很重要的铁、锌元素以及稻米籽粒营养品质（蛋白质与氨基酸含量）显著下降，直链淀粉含量将会增加[16]。

1.4 气候变化对农业旱涝及病虫害等气候灾害的影响

随着气候变化，高温、洪涝、干旱、台风、寒害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有可能增加，最主要的是干旱和洪涝灾害发生几率较大，其导致的灾害损失约占气象灾害的70%-85%。气候变化会加剧农作物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病虫害出现范围也可能向高纬度地区延伸。研究表明，生长季变暖可使大部病虫害发育历期缩短、危害期延长，害虫种群增长力增加、世代增加，发生界限北移和海拔界限高度增加，危害面积和程度不断加大加重，尤其是水稻病虫害早发和向北扩张趋势突出[17-18]。

1.5 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气候变化影响粮食安全，全球粮食总产量因严重自然灾害而降低，到2030年，我国种植业产量总体上因全球变暖可能会减少5%-10%左右，其中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以减产为主。而当前世界主要粮食价格波动呈放大趋势，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贸易，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增加，灾害频繁而严重。未来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 也间接影响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活动，相关研究认为中国的气温升高降低了粮食贸易量[19-20]。

2 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技术措施

综合相关文献分析，目前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适应技术措施包括：

2.1 调整农业种植制度和布局

针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种植制度和布局的影响，在分析和预测农业气候资源条件变化的基础上，调整农作物的种植模式，改进农作物的品种布局，提高复种指数，调整作物种植季节[21]。如西北干旱区减少高耗水量的农作物种植，增加马铃薯等节水、耐旱型农作物的生产。东北地区利用气候变暖热量增加趋势，应适当推进水稻种植区域北移，华南地区适当增加双季稻中高适宜种植区面积，西南地区应向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22]。

2.2 选育优良农作物品种

针对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开发农作物高光效育种，抗高温育种技术，选育抗逆品种，提高作物的光合效能以及对逆境的抵抗能力，不但可以抵消气候变化引起的不利影响，还可以充分利用未来农作物的高CO2肥效作用使粮食获得增产，保证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如随着气候变暖，热量资源的增加，玉米早熟品种逐渐被晚熟品种代替，过渡型、半冬性或弱冬性生态类型的冬小麦品种逐渐取代强冬性冬小麦品种，这些都是应对气候变暖的适应，有助于农作物总产的稳定和提高。

2.3 加强农业气候灾害防控

针对气候变化对农业旱涝及病虫害等气候灾害的影响，开展农业气候灾害预测，建立农业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特别是建立干旱、洪涝、低温灾害、重大植物病虫害等防空减灾体系，并建立农业灾害保险机制等，同时开展研发生物农药有效靶标技术，物理与生态调控技术以及化学防治技术等，有效规避农业气候灾害风险。

2.4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作物抗旱，抗涝等能力，有利于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防御灾害能力，如推广膜下滴水等节水灌溉技术、地膜和秸秆覆盖技术，可以提高地温、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及增加土壤有机质。在干旱缺水山区兴建一批蓄水塘库，普及集雨设施与补灌技术，开展坡改梯和沟坝地农田基本建设等，提高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与适应能力。

3 农业领域在适应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 农业领域适应技术薄弱分散，尚未形成和建立适应技术清单和适应技术集成体系

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各类技术分散于不同部门，其应用领域、影响范围和成熟度均有不同，限制了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发展，农业领域适应技术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品种改良、农业气候灾害防控和基础设施条件建设上，适应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较弱，适应技术之间相互联系和依赖性相对较差，适应技术缺少典型区域示范，有效的适应技术薄弱，如在西北、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适应温度升高的农业生产技术，目前仍在试验中，尚未形成配套和示范规模[18]。部分适应技术措施可操作性不强，尚未形成和建立可操作性的适应技术清单和适应技术集成体系。

3.2 农业领域适应技术评估方法中缺少对适应技术的成本效益分析

选择适应技术和措施是存在风险和成本的，目前我国对气候变化适应的农业技术尚停留在对现有可用技术的分析筛选，基于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分析，采取有效性的针对适应技术措施以及对各可行农业适应技术的评估研究还很缺乏，对适应技术的表达方式和适应效果分析比较薄弱，目前对适应成本效益分析的全面评估仍然非常缺乏，应推进相关研究，以便为制定和实施适应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3.3 农业领域适应技术研发和推广的资金和政策保障体制薄弱

适应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适应的基线较低，在适应行动中需要投入的资金更大[23]。目前我国农业领域尚未构建完善和成熟的适应技术推广体系，尚无行业可操作性的适应技术清单，在技术研发和引进以及适应技术措施示范方面缺乏稳定的资金和政策保障。

3.4 缺少对农业领域适应技术推广的国家战略规划与国际合作

目前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措施开发和应用水平很不平衡，理论研究较多，实践信息不足。对适应技术研究的科学基础薄弱，目前科学认识水平尚不足以满足制订科学的适应规划的需要。因此，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动中，缺少国家适应战略规划的指导，导致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分散、针对性不强。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适应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矛盾[23]，不能公平和及时掌握农业领域适应技术研究与创新的最新动态，导致在引进、吸收和转化先进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基础薄弱。

3.5 对农业领域适应技术的公众关注程度不高

虽然国内外对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达成一致。但是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对如何提高公众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与管理水平，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做得很少。当前中国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为主，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同农业现代化的矛盾突出，相关政策推行、技术普及成本高昂，可操作性难度大。因此，应进一步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及应用培训，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影响认识的深刻性和行动的自觉性[23]。

4 未来农业领域适应技术措施发展对策

4.1 加强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影响的科学系统研究，减少不确定性，提升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

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减排潜力大以及较高的生态脆弱性等决定了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而日渐提升。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对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4]。然而由于气候变化事实研究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加大[25]。因此，加强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影响的科学系统研究，开展适应技术的成本效益分析，农业适应技术选择与评价既要考虑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还要考虑区域内部的相对一致性和可操作性，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

4.2 建立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农业适应技术清单和技术集成体系，并示范推广

在充分收集和总结现有农业适应技术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的影响和响应特征，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适应技术清单（见表1），并选择典型区域进行示范，全面推广成熟与无悔的农业适应技术。建立农业适应技术集成体系，对各种适应技术进行选择、优化、配置，形成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优势互补的、匹配的有机体系，当前阶段，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整合集成亟需开展的关键工作包括：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构建与技术清单编制； 优选现有比较成熟的适应技术，吸收最新适应技术研发成果，评估其综合效益与适用范围，构建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理论与技术体系框架[26-27]。同

时为避免人类无序适应活动所可能产能的不利影响，需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协调不同部门以形成有序适应，从而实现科学应对气候变化，达到“有序适应、整体最优、长期受益”[28]。

4.3 建立农业领域适应技术选择的方法步骤

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适应技术清单与技术集成框架体系基础上，选择和分析农业适应技术应包括四个方法步骤[29]：

一是全面分析农业领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脆弱性和敏感性；

二是正确表达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优先考虑选择的适应技术和措施；

三是科学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适应技术成本与效益；

四是有效选择区域性农业适应技术并示范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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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评估报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行动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中。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到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在目前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应该得到政府决策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宁夏自治区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了“十一五”规划，成为我国第一个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地方中长期规划的省份。

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的必要性

由于全球环境演变，可持续发展面临新问题，突出表现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不明显，气候问题会更加突出。面对国际前沿热点以及国家迫切需要，环境学科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要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确保粮食及水安全，因此须加强研究已有气候变化对环境影响的规律，抓住气候变化与全球减灾热的机遇，努力使环境学科的发展适应全球主流政策，按市场机制的发展模式，开发新技术，推动多元化投资方式的实现。为此有必要在战略环评中纳入适应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战略高度评价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计划。

(一)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认识

由于过去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气候变暖已不可避免，有必要采取适应措施以应对变暖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我们尚未对适应的限制因素或成本有清晰的了解，还因为有效适应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地理的和气候的风险因子。也取决于制度、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制约。虽然多数技术和策略已被一些国家了解并得到开发，但已有的评估并未指出，各种措施选择是如何有效降低风险的，特别是在变暖更厉害、影响更严重的情况下以及脆弱群体的反应。此外，履行适应措施在环境、经济、信息、社会、态度和行为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障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适应能力建设尤为重要。

非气候压力的出现会加剧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例如气候波动和气候灾害、不能公平地获取资源并导致贫穷、无法保障的粮食安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冲突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生等。

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不仅取决于气候变化，还取决于发展途径。在不同情景下，地区之间在人口、收入和技术发展上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因素通常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程度起到很大的决定性作用。在中高排放情景(以人均收入较低、人口增长巨大为特征)下预估的受影响人口数量相当大。

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气候变化也能阻碍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提高适应能力并增强恢复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然而，目前几乎还没有促进可持续发展计划把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或提高适应能力明确地纳入其中。

(二)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行动

现在已针对观测到的和预估的气候变化采取了部分适应措施，但仍有限。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适应已有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证据被观测到。例如，在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中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因素，如在青藏铁路设计和建设中考虑了未来气候变暖对冻土地带路基的影响。

兼顾适应和减缓的措施，最能够降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提高适应能力的途径之一就是把气候变化影响纳入到发展规划中予以考虑，如通过“把适应措施包含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中”，“把降低脆弱性的措施包含在现有的降低灾害风险策略中”等方式。

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损失将因全球温度的不断升高而逐年增加。IPCC评估清楚地表明，未来温度升高不足1℃－3℃的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是混合的，但会增加适应成本。然而，如果温度升高超过约3℃，很可能所有区域不利影响更为严重，而发展中国家预期会承受大部分损失。如果变暧4℃，全球平均损失可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制定针对不同阶段影响的应对措施。

如何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

(一)战略环评和气候变化

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气候变化：包括对已有变化的评估和对未来变化的预测。这些变化包括海平面上升、温度和降雨的变化、极端事件(如暴风雨和干旱事件)发生频率的变化。

影响复杂：气候变化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类型和强度在不同的区域表现也不一致。

适应措施：气候变化影响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所采取怎样的适应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改善洪水风险管理和防止在海平面上升地段建设不合适的建筑。

减缓措施：人类采取的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影响的直接行动，特别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建筑物的绝热效果，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等。

人类共识：未来的人为活动必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战略环评各个阶段都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战略环评中开展评价气候变化对规划的影响不同于评估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气候变化是多种原因复合累计效应的结果，是多种活动(包括人类活动)累积产生的效果，虽然每一个单独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很有限，但是这些有限的影响累积起来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其次，在战略环评中一般需要考虑下面两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重要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对规划所产生的影响及约束(一般在战略环评前言部分描述)；规划对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一般在战略环评的预测和评估阶段)。

(三)与气候变化一致的目标和指标：气候变化基准的描述和监测

战略环评的目标和指标中应该包括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相关内容，与可能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目标和指标要一致，并可以实施。

(四)确定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导致的主要问题和约束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影响包括高温的风险，暖冬后的寒潮、干热的夏天、海平面上升，以及洪涝风险的增加、某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强风暴、干旱等)增加等。这些影响结合其他因子的作用可以导致对以下领域的重要影响。

对水供需和水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夏季河流水位下降，冬季上升，这一影响可能恶化(或加重)水质问题和水资源问题。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增加粮食生产的波动性，使粮食供不应求、全球粮价持续上涨。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夏季的洪涝可能严重影响湿地。温度升高可能影响物种习性，导致物种迁移甚至消亡。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事故和某些疾病对天气非常敏感，热的天气可以加速疾病和病菌的传播。

(五)将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气候变化的影响只有通过多方面的行动才能得以解决。我国已经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下一步，要优先把减少温室气体的建议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3

作者简介：许光清，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气候变化管理。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11XNI017）。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2.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首先总结了气候变化意识的定义和内涵，认为气候变化意识包括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应对措施等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两部分。其次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了企业管理人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各项问题的得分率。在气候变化的认知方面，受访者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的认知水平比较低，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水平非常低，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水平比较高，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的认知程度则有明显的差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方面，大多数受访者愿意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也有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企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之一，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强制性的标准和法令的执行以及经济激励政策的引导，中国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主要是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淘汰了落后产能、开展了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等。

关键词 企业；气候变化意识；认知；行为意愿

中图分类号 P46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62-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1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工商业的重要议题，作为社会责任的履约者以及气候变化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国内外学者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背景下企业受到的影响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梁春认为气候变化本身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国内行动都将对企业产生影响，气候变化还将使得企业的原材料投入、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价格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是企业实现生产运营方式和产品服务市场战略转型的重大机遇［1］。潘家华等认为企业界之所以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有其内在原因。第一，企业已经或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的限制，提前行动可以规避因气候变化以及监管措施变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二，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因此，采取积极态度有利于企业迎合社会舆论，体现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商业形象，增加无形资产；第三，关注气候问题有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保持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第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2］。

国内也有研究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界在企业战略层面上的欠缺，如姜克隽等认为，中国企业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认识起步较晚，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从战略角度来思考低碳发展问题，也没有以全球视野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3］。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发现，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多数还是将气候变化视为风险，尤其是将其视为政府的政策要求，被动应对，但也有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采取了更积极主动的策略［4］。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有关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的调查非常多［5-12］，但这类调查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公众的研究，而对于作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主力军的企业，专门的调查研究非常少。

气候变化意识属于广义的环境意识的一部分，是伴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而产生的。气候变化意识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水平，其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程度。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主要指企业管理人员做为企业决策、企业行为的主体时的气候变化意识，不完全等同于其做为普通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13］。

本文基于作者所做的一项针对企业管理人员气候变化意识的调查，认为气候变化意识包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两部分，其中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包括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知、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和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几个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主要包括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各利益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分担、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等。

1 被调查者的原始信息

本次调查采用访问调查的方式，时间从2010年1月至2010年8月，共发放问卷380份，收回366份，其中有效问卷358份；回收率为96%，有效回收率为94%。

1.1 性别比例、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在所有的被调查者当中，有男性240人占67%，女性118人占33%。年龄在36岁到45岁之间的占到39%，26岁到35岁之间的占31%，46-55岁之间的占18%。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占到了近八成，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近两成，而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占3%。

1.2 所在企业的基本情况

从被调查者所在企业来看，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居多，分别占到总体的50%和49%；第一产业仅占1%。国有企业占到被调查者的一半，其次是私营企业，占到27%。同时，来自大型企业的占34%，来自中型企业的占44%，来自小型企业的占22%。

1.3 所在工作部门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企业管理人员所属的工作部门的分布如下：董事和监事占17%、技术占22%、销售占21%、人事和财务占29%、其他占11%。

2 企业管理人员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

2.1 气候变化的原因

表1列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受访者的正确答题率。总体来说，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的认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状况，平均正确率为44%。58%的受访者认识到全球平均温度上升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人类活动造成的，36%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造成的，32%的受访者认识到温室气体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59%的受访者认识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绝大部分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的，37%的受访者认识到人类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也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

2.2 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

表2列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基本问题以及受访者的正确答题率。总体来说，企业管理

表1 对气候变化原因相关知识的了解

Tab.1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limate change

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水平相当低，平均正确率只有27%。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有35%的企业管理人员选出了正确答案。在被问及《京都议定书》定义的人类活动排放的六种温室气体时，正确率只有25%，大多数受访者将氮气排除在温室气体之外，但很少有人能将二氧化硫排除在温室气体之外。

受访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欧盟提出的全球升温的安全幅度的答题正确率只有21%。2℃上限属于共同愿景的部分内容，是当前国际谈判的一项重要议题，共同愿景是《巴厘行动计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中列出的要素之一，是一个非常综合而复杂的问题，交织着科学、经济、政治、伦理等诸多因素，与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等议题都有联系。无论是欧盟推崇的2℃上限，还是450 ppmv或550 ppmv危险浓度水平，以及3 W/m2或4.5 W/m2辐射强迫的稳定情景，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2］。由于该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受访企业管理人员的答题正确率偏低是可以理解的。

只有约1/4的受访者正确选出了中国2020年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目标。该40%到45%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并且广泛宣传。受访者对该问题的答题正确率依然很低。由此可见，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知识有所欠缺，由于传统媒体、网络和看到或听到的环保宣传活动是企业管理人员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主要的途径，企业

表2 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相关知识及中国政策的了解

Tab.2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mate-change related

global agreements and protocols and China’s policies

管理人员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被动的，自觉程度较低，其气候变化知识缺乏系统性和应有的深度。

2.3 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上，受访者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60%，远远超出了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识和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及中国政策的了解。75%的受访者认识到极端气候事件出现的频率增加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5%的受访者认识到局部地区的洪涝、干旱加剧也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4%的受访者认识到海平面上升也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3%的受访者认识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受影响也是由于气候变化，5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还会影响人类健康。由于这些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直观，也由于近年来中国国内气象、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媒体报道的力度也比较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使得受访者对这部分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水平比较高。但是仅仅有3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会使粮食产量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分布在第二、第三产业，缺乏对农业领域的直观认识。

2.4 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上，受访者的平均正确率也达到了60%，75%的受访者认识到改变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可以减缓气候变化，73%的受访者认识到植树造林保护森林可以减缓气候变化，66%的受访者认识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减缓气候变化，52%的受访者认识到提高能效可以减缓气候变化。这些减缓措施的认知程度比较高，主要因为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分布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对上述减缓措施有比较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得力于媒体的广泛宣传。但是，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技术，仅有约1/3（35%）的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推广使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可以减缓气候变化，主要由于该技术的成本过高，很难在现阶段大规模推广，导致其在企业管理人员中的认知偏低。但是该技术做为一项重要的在未来有巨大潜力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得到众多政府官员、研究人员、企业界人士的认可，由此可见，国内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对具体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措施还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2.5 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上，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46%，但是对各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程度有明显的差别，说明企业管理人员缺乏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系统知识，其知识呈现零散化的特点。强化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是受访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的最主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有88%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强化水资源管理和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也是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的比较主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分别有58%和42%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两项；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控制沿海地区地下水超采和保护红树林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分别有35%和27%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两项，可见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普遍对海岸带环境与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和我国海岸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在农业领域，仅仅有23%的受访者认识到选育推广农业抗逆优良品种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与前述仅有3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会使粮食产量受影响相

呼应，再一次印证了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缺乏农业领域受气候变化影响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知识。

3 企业管理人员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

3.1 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

企业管理人员也是社会公民的一分子，首先应当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环境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表3显示了受访者作为公民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愿意采取的个人行动。总体上看，分别有86%、84%、77%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非常愿意采取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购买节能产品等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分别有61%和60%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愿意采取低碳办公和减少奢侈品的购买和使用等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然而，在购买当地当季水果和蔬菜、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尽量减少坐飞机的次数等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上，选择肯定会这么做的企业管理人员比例明显下降，分别为40%、39%和28%，这可能与企业管理人员普遍生活节奏紧张、公务繁忙有关，可见当

表3 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

Tab.3 Intended individual behavioral changes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工作效率发生矛盾时，大多数人的选择还是以工作效率为主。

3.2 各利益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分担

表4是受访者选出的应对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应当承担的责任，可见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

表4 应对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Tab.4 Divided responsibilities of stakeholders

whe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3.3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

图4是调查中关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的结果。从图中可知，69%的受访者选择了强制性的标准和法令的执行、61%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经济激励政策的引导，这两项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同时，46%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新商机和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驱动，有43%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树立良好的企业和品牌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需要，有36%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企业管理观念和意识的转变，由此可见，已有少部分的企业管理人员主动将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有机结合，并能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另外，仅有24%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竞争和开辟国际市场的需要，这可能与此次调查的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人员来自内向型企业有关，同时也说明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人员无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在企业发展问题上还没有全球视野；仅有23%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由于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这说明了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氛围还比较弱，同时也说明在我国，对企业行为来说，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很小。

3.4 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图5是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采取的具体措施。从图中可知，57%的企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53%的企业已经提高了能效；有49%的企业已经采取了淘汰落

后产能，39%的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另有38%的企业利用了可再生能源。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提高了能效、淘汰了落后产能、开展了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利用了可再生能源。

仅有11%的企业申请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虽然CDM项目在我国发展迅速，截至2009年底，我国企业通过参与CDM项目，已获签发的减排量达2.2亿tCO2当量，但是，对大多数的企业来说，由于信息、能力等障碍，或者产业类型、主营业务的不同，并没有从CDM项目中受益，也没有通过CDM项目获得相关的气候变化知识，从而提升气候变化意识。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和总结，并综合多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的观点［14-17］，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以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1）与媒体宣传相结合，对企业管理人员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培训，使企业管理人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2）积极实行促进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激励政策，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鼓励企业进行低碳产品认证、自愿碳减排协议、碳交易、碳中和等尝试，使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进一步提高，使中国企业从被动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转变为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上主动出击。

（3）与节能减排政策相结合，重视强制性的标准和法规的作用，进一步实行可再生能源强制入网、提高能效标准、循环经济立法和试点、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并转、上大压小等一系列命令控制型手段，促进企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行动。

（4）积极发挥学术团体和环保民间社团的作用，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创造全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氛围，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对企业行为加强监督，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气候变化意识。

（5）通过增加投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各种形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技术行业，创设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企业创新能力，使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和潜力主动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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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of Enterprises’ Management Personnel

XU Guang-qing1 DONG Zhi-yong2 GUO Ying2

（1.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4

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及WTO规则是否能够互相兼容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比如排放权交易体制与WTO规则是否兼容，排放权交易单位是否覆盖服务贸易协议，清洁发展机制与TRIMS之间的关系。在贸易国际化发展的今天，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实施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与WTO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本文就研究两者有所交际的部分，提出了两者在贸易环境纠纷处理中的有效应用。 

一、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的冲突 

WTO是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运行的，在成立WTO规则的时候就提出了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保障开放国际市场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WTO对贸易及环境做出了一系列的关系概括，参加国家为了能够满足保护环境的需求，应该提高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的国家地位和其他相关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条约，受到其影响，就具备了环境保护因素。WTO规则中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文件就有许多与气候问题有关的条约，比如相同的产品由于制造工艺不同，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就会不同。如果某一个国家要求高温室气体排放征收关税，这就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WTO规则中并没有将贸易及环境单独立法，但是实际生活中保护环境的措施在本质上就存在限制贸易的因素，对于其他会员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违背了WTO的反歧视原则及禁止数量原则。 

二、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贸易及环境纠纷处理中的协调 

与气候问题相关的国际贸易讨论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主要是由于没有与之相对解决讨论的机构，在此背景下的气候问题争论就不得不由WTO规则进行解决。由于WTO是国际贸易方面的组织，关于气候问题在WTO中很难进行判断，所以就要在京都议定书中创建一个气候变化国际协调机构。各国应该注重贸易及环境的关系，为了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具有法律性的减排目标，这样才能为解决贸易及环境纠纷提供解决途径。各国也应该了解到单单凭借WTO是很难快速、有效的解决与气候相关联的国际贸易问题的，尤其是在碳排放、交易及关税方面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以WTO规则为基础，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问题提出相应的国际协调措施。以此就可以对一些由于气候变化受害的国家通过执行京都议定书解决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一些不履行义务的国家可以给予相应的制裁。这样不仅保持京都议定书的权威性，还可以避免贸易及气候环境之间发生问题，缓解了气候变化和WTO贸易之间的冲突。 

在这几年的国际贸易争论中，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中牵连环境因素，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保护环境与贸易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冲突。所以就要使气候变化措施预WTO规则缓解大气环境与追求贸易间的冲突。 

三、结语 

虽然WTO规则中有了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要中和气候变化与WTO规则间的矛盾，基于气候变化与京都协议订书之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各国应该了解到不管是贸易问题还是气候问题，都已经跨国界成为了国际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各国之间共同面对，以大局为重，在今后的人类发展中，讨论并制定全新的制度，以来缓解气候变化与WTO间的冲突，使两者可以协调贸易及环境间的纠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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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燕，付丽.WTO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合作，2010（10）.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5

前言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全球气候近50年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挑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现实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农牧业、林业、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以及沿海和生态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的迫切任务。同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严峻，任务繁重。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制定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以发展经济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一、气候变化与中国国情

最新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近百年来（1906―2005年）升高了0.74℃，预计到21世纪末仍将上升1.1―6.4℃。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引起的。

中国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据中国气象局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中国近百年来（1908―2007年）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1.1℃，自1986年以来经历了21个暖冬，2007年是自195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最暖的一年。近50年来中国降水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西部和华南地区降水增加，而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少。高温、干旱、强降水等极端气候事件有频率增加、强度增大的趋势。夏季高温热浪增多，局部地区特别是华北地区干旱加剧，南方地区强降水增多，西部地区雪灾发生的几率增加。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表温度上升了0.9℃，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毫米。

据科学家的研究，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可能增加；降水分布不均现象更加明显，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海平面上升趋势进一步加剧。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适应任务艰巨。中国主要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季节变化幅度要比同纬度其他陆地地区相对剧烈，很多地方冬冷夏热，夏季全国普遍高温。中国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多集中在汛期，且地区分布不均衡，年降水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中国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森林覆盖率18.21%，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2%。自然湿地面积相对较少，草地大多是高寒草原和荒漠草原，北方温带草地受干旱、生态环境恶化等影响，正面临退化和沙化的危机。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易受海平面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任务艰巨。2007年底中国大陆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达到13.21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中国城镇化水平比较低，2007年城镇化比例只有44.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每年有1000万以上新增城镇劳动力需要就业，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目前每年有上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461美元，在181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106位，仍为中下收入国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中国仍然被贫困所困扰，目前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1479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有3000多万人。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较低，自主创新能力弱。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

――中国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任务艰巨。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根据国际有关研究机构数据，1904―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约占世界同期的8%，人均累计排放量居世界第92位。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远未实现，为进一步实现发展目标，未来能源需求将合理增长，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

二、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农牧业、森林与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海岸带等。

对农牧业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中国农牧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局部干旱高温危害严重；因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而加大早春冻害；草原产量和质量有所下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牧业损失增大。

未来气候变化对农牧业的影响仍以负面影响为主。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可能以减产为主。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草地潜在荒漠化趋势加剧；原火灾发生频率将呈增加趋势；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对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中国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东部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山地冻土海拔下限升高，冻土面积减少；全国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且分布变化显著；西北冰川面积减少，呈全面退缩的趋势，冰川和积雪的加速融化使绿洲生态系统受到威胁。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内陆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且功能退化；冰川和冻土面积加速缩减，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多年冻土空间分布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中国水资源分布的变化。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洪涝灾害更加频繁，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

预计未来气候变化将对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产生较大的影响，加大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增加洪涝和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特别是气候变暖将导致西部地区的冰川加速融化，冰川面积和冰储量将进一步减少，对以冰川融水为主要来源的河川径流将产生较大影响。气候变暖可能将增加北方地区干旱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形势和水资源供需矛盾。

对海岸带的影响

近30年来，中国海平面上升趋势加剧。海平面上升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

据预测，未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将继续升高。海平面上升还将造成沿海城市市政排水工程的排水能力降低，港口功能减弱。

对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也将产生深远影响，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气候变化将增加疾病发生和传播的机会，危害人类健康；增加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的形成概率，对重大工程的安全造成威胁；影响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对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产生影响；增加对公众生命财产的威胁，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安定。

三、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目标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增进国际合作，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如下原则：

――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必须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要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促进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发展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是《气候公约》的核心原则。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采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责任，但是由于各国历史责任、发展水平、发展阶段、能力大小和贡献方式不同，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率先减少排放，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措施，尽可能少排放，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减缓和适应并重。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减缓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适应则更为现实、紧迫，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减缓与适应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平衡、同举并重。

――公约和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气候公约》和《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目前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框架。应当坚定不移地维护《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核心机制和主渠道的地位。其他多边和双边的合作，都应该是《气候公约》和《议定书》的补充和辅助。

――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转让。应对气候变化要靠技术，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和支撑。发达国家有义务在推动本国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的同时，促进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切实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的承诺，使发展中国家拿得到所需资金，用得上气候友好技术，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全民参与和广泛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转变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中国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营造政府引导、企业参加和公众自愿行动的社会氛围，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的全球环境意识。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必须通过全球的广泛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开展和参与一切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2007年6月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得到较大提高，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加大依法实施节能管理的力度，加快节能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充分发挥以市场为基础的节能新机制，提高全社会的节能意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

――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等措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到2010年，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包括大水电）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左右，煤层气抽采量达到100亿立方米。

――通过强化冶金、建材、化工等产业政策，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治理等措施，控制工业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10年，力争使工业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稳定在2005年的水平。

――通过继续推广低排放的高产水稻品种和半旱式栽培技术，采用科学灌溉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研究开发优良反刍动物品种技术和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等措施，加强对动物粪便、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加大沼气利用力度，努力控制甲烷排放。

――通过继续实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农田基本建设等重点工程和政策措施，到2010年，力争森林覆盖率达到20%，实现年碳汇数量比2005年增加约0.5亿吨二氧化碳。

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通过完善多灾种的监测预警应急机制、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行动机制，加强极端气象灾害监测预报能力建设。到2010年，建成一批对经济社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作用的气象灾害防御工程，提高应对极端气象灾害的综合监测预警能力、抵御能力和减灾能力。

――通过加强农田基本建设、调整种植制度、选育抗逆品种、开发生物技术等适应性措施，到2010年，力争新增改良草地2400万公顷，治理退化、沙化和碱化草地5200万公顷，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

――通过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监管，继续开展生态保护重点工程建设，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促进自然生态恢复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实现90%左右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和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达到16%左右，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5万平方公里，实施生态修复面积30万平方公里，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200万公顷。

――通过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完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机制、强化节水和加强水文监测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减少水资源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节水型社会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基本建成大江大河综合防洪除涝减灾体系，全面提高农田抗旱标准。

――通过加强对海平面变化趋势的科学监测以及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监管，合理利用海岸线，保护滨海湿地，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不断加强红树林保护和恢复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实现全面恢复红树林区，提高沿海地区抵御海洋灾害的能力。

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通过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基础研究，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研究分析方法，加强对相关专业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使气候变化研究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有效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技术转让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在能源开发、节能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加快先进技术产业化步伐，提高农业、水利、林业等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水平，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增强公众意识与管理水平

――通过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和手段，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培训，鼓励公众参与等措施，到2010年，力争在全社会基本普及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高全民保护气候意识，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通过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建立企业、公众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机制等措施，逐步形成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相适应的、高效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

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中国积极推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植树造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政府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和专项规划，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2007年《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明确了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新兴行业发展的政策。旅游、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

――做强做大高技术产业。2007年高技术产业、电子商务和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提出到2010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5个百分点。完善促进数字电视、软件和集成电路、生物产业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培育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的新兴产业。信息、生物、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海洋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振兴装备制造业成效显著，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2007年13个行业“十一五”淘汰落后产能分地区、分年度计划。2007年关停小火电机组1438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659万吨、落后炼钢产能3747万吨、落后水泥5200万吨，关闭了2000多家不符合产业政策、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和一批污染严重的化工、印染企业，累计关闭各类小煤矿1.12万处。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出台新开工项目管理的相关政策规定，相继制定了高耗能行业市场准入标准，提高节能环保准入门槛，采取调整出口退税、关税等措施，抑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排放、资源型）产品出口。高耗能行业增速呈逐步回落趋势。

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能源节约问题，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长期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并作为重要的约束性指标。

――把节能减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务院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全面部署节能减排工作。

――建立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国务院印发了《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明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重点企业能耗及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实行严格的问责制。

――加快实施重点节能工程。2006年国家利用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节能重点项目111个，形成101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2007年国家利用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重点节能工程项目681个，形成255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各级地方政府引导的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形成6000多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2006―2010年，通过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可形成约2.4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采用财政补贴推广使用节能灯5000万只的任务已在各地组织实施，近三年将推广使用节能灯1.5亿只以上。

――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推动企业开展能源审计、编制节能规划，公告企业能源利用状况，启动重点耗能企业能效水平对标活动。积极推广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绿色建筑，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1.5亿平方米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任务分解到了各地区，在24个省市启动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试点工作。继续完善和严格执行机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中央国家机关开展了空调、照明、锅炉系统节能诊断和改造，完成了办公区所有非节能灯具的改造。

――提高能源开发转换效率。电力、煤炭领域推广使用高效节能设备，加快淘汰小火电、小煤矿。2007年，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1980年的每千瓦时448克标准煤下降到370克标准煤；单位原煤产量能耗比上年下降5.9%，电耗下降了5.1%。

――实施有利于节能的经济政策。调整部分矿产品资源税，适时调整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实行节能发电调度的政策，下调小火电上网电价，加大差别电价实施的力度，出台支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等资金管理办法。出台鼓励节能环保小排量汽车、限制塑料购物袋等政策。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

――加强法制建设。修订《节约能源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2007年来，火电、烧碱等22项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安排电动机、节能灯等16类终端用能产品的监督抽查。各地节能主管部门和节能监察机构依法开展节能行政执法。

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2006年和2007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分别下降1.79%和3.66%。2007年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年耗能1万吨标准煤以上重点企业35种主要产品单位综合能耗指标中，下降的有33项，上升的只有2项，节能3830万吨标准煤。2006年和2007年累计节能1.47亿吨标准煤。

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

2005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制定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电网、全额收购、价格优惠及社会分摊的政策，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资源评价与调查、技术研发、试点示范工程建设和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截至2007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45亿千瓦，年发电量4829亿千瓦时，电力装机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中2006年、2007年两年平均新增装机2600万千瓦，年均增长12%。风电规模成倍增长，装机容量超过600万千瓦，居世界第五位，其中2006年、2007年新增装机305万千瓦，年均增长148%。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达到1.1亿平方米，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300万千瓦，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超过120万吨。核电装机906万千瓦，比2006年增长30.5%。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72.2%下降到2007年的69.4%，水电、风电和核电的比重由4%提高到7.2%。可再生能源总利用量约为2.2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

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将继续积极推进水电流域梯级综合开发，在做好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工作的前提下，加快大型水电建设，因地制宜开发中小型水电。加快风电发展速度，以规模化带动产业化，提高风电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努力建设若干百万千瓦级的风电场和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以生物质发电、沼气、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和液体燃料为重点，大力推进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加强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的研发与应用。不断加强对煤层气和矿井瓦斯的利用，发展以煤层气为燃料的小型分散电源。中国积极发展核电，推进核电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努力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核电发展机制；加强核电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及再创新能力；加强核电运行与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人才培训；实施促进核电发展的税收优惠和投资优惠政策；完善核电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法律法规建设。中国还将进一步推进煤炭清洁利用，发展大型联合循环机组和多联产等高效、洁净发电技术，研究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

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进资源利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从源头和生产过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循环经济从理念变为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国家制定《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思路、近期目标、基本途径和政策措施，并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废弃电子电器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即将颁布。

迄今已实施了两批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初步探索形成企业、企业间或园区、社会三个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完善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发展循环经济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开发、示范和推广了一批对行业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共性和关键技术。纯低温余热发电、干法熄焦、高炉炉顶压差发电、电石渣干法制水泥、高炉和回转窑消纳社会废物等一批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2005年，中国钢、有色金属、纸浆等产品近三分之一左右的原料来自再生资源，水泥原料的20%、墙体材料的40%来自于工业固体废物。半导体制造、封装过程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也取得明显成效，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过程温室气体排放处于较低水平。

制定促进填埋气体回收利用的激励政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以及《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等行业标准，推动垃圾填埋气体的收集利用，减少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研究推广先进的垃圾焚烧、垃圾填埋气体回收利用技术，相关技术规范，完善垃圾收运体系，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提高垃圾的资源综合利用率，推动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加强垃圾处理企业运行监管，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1990年的2.3%提高到2006年的52%。

减少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

近年来，中国在减少农业和农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迄今已在全国1200个县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行动，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推广以秸秆覆盖、免耕等为主要内容的保护性耕作，发展秸秆养畜、过腹还田，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建立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落实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轮牧制度，控制草原载畜量，避免草场退化。同时，大力发展农村沼气，推广太阳能、省柴节煤炉灶等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截至2007年底，全国户用沼气达到2650多万户，每年可以替代近1600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4400万吨。全国已建养殖场沼气工程2.66万处，推广农村太阳能热水器4286万平方米、太阳房1468万平方米、太阳灶112万台、小型风力发电机20多万台，建成一批秸秆气化、固化示范点，累计推广省柴节煤炉灶1.51亿户、节能炉3471万户。

推动植树造林，增强碳汇能力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持续不断地加大投资，平均每年植树造林400万公顷。同时，国家还积极动员适龄公民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109.8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515.4亿株。近几年，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植树造林、保护森林的积极性。目前，全国人工林面积达到了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2%提高到目前的18.21%。2006年中国城市园林绿地面积达到132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5.1%。据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有效增强了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

加大研发力度，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科学发展规划之中。2006年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能源和环境确定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把全球环境变化监测与对策明确列为环境领域的优先主题之一。2007年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工作在“十一五”期间的阶段性目标和到2020年的远期目标，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研发、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与政策等方面进行了重点部署。

――加强人才与基地建设。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初步形成了一支跨领域、跨学科的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专家团队，取得一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建成一批部级科研基地，基本建成国家气候监测网等大型观测网络体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先进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产学研结合加快了先进技术产业化步伐。

――不断加大对气候变化相关科技工作的资金投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府资金渠道，并多渠道筹措资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领域。“十五”（2001―2005年）期间，中国通过攻关计划、863计划和973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投入应对气候变化科技经费逾25亿元。截至2007年底，“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2006―2010年）已安排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科技经费逾70亿元。此外，还通过其他渠道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

――科技研发重点领域。中国已确定将重点研究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包括：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主要行业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与处置利用技术，生物与工程固碳技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清洁、高效开发和利用技术，先进煤电、核电等重大能源装备制造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

五、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中国在农业、森林与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以及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等脆弱区，积极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农业

国家制定并实施《农业法》、《草原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努力建立和完善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扩大农业灌溉面积、提高灌溉效率和农田整体排灌能力，推广旱作节水技术，增强农业防灾抗灾减灾和综合生产能力。实施“种子工程”，培育产量高、品质优良的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

中国将进一步加大优良品种推广力度，提高良种覆盖度。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建立和完善动物防疫体系，加强动物疫病监测预警，提高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控制能力。开展草原退牧还草，草场围栏，人工草场建设，加强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开展水生生物养护行动，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水生生态环境。

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

多年来，中国通过制定并实施《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和《退耕还林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努力保护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国家正在积极制定自然保护区、湿地、天然林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全面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规划。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林地、林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工程，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和管理，开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建立健全国家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综合监测体系。完善和强化森林火灾、病虫害评估体系和应急预案以及专业队伍建设，实施全国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中长期规划，提高森林火灾、病虫害的预防和控制能力。改善、恢复和扩大物种种群和栖息地，加强对濒危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保护。加强生态脆弱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水资源

中国制定并实施《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编制完成了全国重要江河流域的防洪规划等水利规划，初步建立起适合国情的水利政策法规体系和水利规划体系，初步建成了大江大河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体系和水资源保护体系。同时，大力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截至2007年底，全国累计初步治理水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有效保护水土资源，改善了生态环境。

中国将加快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等规划的编制工作，制订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加快实施南水北调等跨流域调水工程，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提高特殊干旱情况下应急供水保障能力。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建立国家初始水权分配制度、水权转让制度以及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制度。加强大江大河防洪工程建设和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基本建成以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为主的大江大河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和以管理措施为主的山洪灾害防治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立洪水风险管理制度，提高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对于生态严重恶化的流域，实施地下水限采，努力控制地下水超采，采取积极措施予以修复和保护。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对中国水资源的影响研究，加强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转化机制和优化配置技术研究，加强污水再生利用技术、海水淡化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

海岸带及沿海地区

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海气相互作用业务体系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确定了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业务体系的建设目标和内容，建立了综合管理的决策机制和协调机制，努力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加强海岸带和沿海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开展海气相互作用调查研究，深化海气相互作用的认识，初步建成海洋环境立体化观测网络，提高了海洋灾害防御能力。

中国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海洋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和响应机制，全面提高沿海地区防御海洋灾害能力。建设完善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观测和服务网络，开展海洋领域对气候变化的分析评估和预测。建立海平面监测预测分析评估系统，进一步做好海平面变化分析评估和影响评价。提高近海和海岸带生态系统抵御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推进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技术研发以及推广力度，强化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开展沿海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建立典型海洋生态恢复示范区，大力营造沿海防护林等。加强海岸带管理，提高沿海城市和重大工程设施的防护标准，控制沿海地区地下水超采和地面沉降，采取陆地河流与水库调水、以淡压咸等措施，应对河口海水倒灌和咸潮上溯。

其他领域

中国加强了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基本建立相应的气象及其衍生和次生灾害应急处置机制。强台风和区域性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防御取得重大进展，初步建立起气候与气候变化综合观测系统。

针对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流行病疫区的扩大，国家将进一步加强监测、监控网络，建立和完善健康保障体系。编制城市防洪排涝计划，提高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的标准。在重大工程的设计、建设和运行中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相应制定新的标准，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

六、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意识

中国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和公众参与。近年来，国家通过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先进理念，不断引导全社会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气候变化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学习，强调大力提高全社会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环境。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学校教育和新闻宣传的重要内容，利用各种手段普及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高全社会的全球环境意识。

中国已出版大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出版物、影视和音像作品，创办中国气象电视频道，建立了资料信息库，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普及，举办“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召开“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等大型国际研讨会。从1992年开始，连续举办18届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2007年国家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包括家庭社区行动、青少年行动、企业行动、学校行动、军营行动、政府机构行动、科技行动、科普行动、媒体行动等九个专项行动，形成政府推动、企业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节能减排的工作机制。通过创建“节约型政府机构”等行动，发挥政府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节能导向作用。实施企业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活动，发动职工参与企业节能减排管理。通过重塑家庭生活消费新模式，搭建节能减排社区平台，积极鼓励公民及社会团体自愿参与植树造林，采取全民限制和有偿使用塑料袋等活动，增强公民的节能减排意识。积极开展以节能减排为内容的学校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树立节能环保意识。近年来，一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以多种形式加入全民节能减排行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循环经济代表着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家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重要选择，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近年来，围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使循环经济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中纳入气候变化的内容，重点引导青少年树立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活动；举办针对政府部门、企业界、咨询机构和科研人员以及社区的气候变化培训和研讨班等，提高其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促使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七、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

中国本着“互利共赢、务实有效”的原则积极参加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分别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亚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多边场合以及双边交往中，阐述了中国对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立场，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加和支持《气候公约》和《议定书》框架下的活动，努力促进《气候公约》和《议定书》的有效实施。中国专家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相关报告的编写作出了贡献。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

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是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的正式成员，是八国集团和五个主要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对话以及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会议的参与者。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中国提出了“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倡议，并举办了“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中国努力推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际社会的交流与互信，促进形成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在双边方面，中国与欧盟、印度、巴西、南非、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机制，并将气候变化作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中非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中国政府分别举办了两期针对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研修班，提高了这些国家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能力。

中国积极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国外研究机构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研究，内容涉及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减缓和适应、应对政策与措施等方面，包括中国气候变化的趋势、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农林部门的适应措施与行动、中国水资源管理、中国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综合管理、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和潜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以及若干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和示范等。中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如地球科学系统联盟（ESSP）框架下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全球对地观测政府间协调组织（GEO）、全球气候系统观测计划（GCOS）、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国际地转海洋学实时观测阵计划（ARGO）、国际极地年计划等，并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

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气候公约》框架下的技术转让，努力创建有利于国际技术转让的国内环境，并提交了技术需求清单。中国认为，《气候公约》框架下的技术转让不应单纯依靠市场，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政府应努力减少和消除技术转让障碍，采取引导和激励政策与措施，在推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挥作用。对于尚在研发之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应依靠国际社会广大成员国的合力，抓紧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为世界各国所共享。

中国重视清洁发展机制在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愿意通过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作出贡献。通过国际合作，中国进行了清洁发展机制方面的系统研究，为国际规则和国内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学基础，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了有益信息；进行了大量的能力建设活动，提高政府部门、企业界、学术机构、咨询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的能力。完善了相关的国内制度，制订和颁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到2008年7月20日，中国在联合国已经成功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项目达到244个，这些项目预期的年减排量为1.1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有效促进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推动了能源效率的提高，极大加强了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组织和个人的气候变化意识。中国认为，清洁发展机制作为一种比较有效和成功的合作机制，在2012年后应该继续得到实施，但应进一步促进项目实施中的公平、透明、简化、确定性和环境完整性，并促进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东道国应该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八、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建设

中国政府于1990年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机构，1998年建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为进一步加强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领导，2007年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负责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2008年在机构改革中，进一步加强了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领导，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由原来的18个扩大到20个，具体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并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全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组织协调。为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科学性，成立了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在支持政府决策、促进国际合作和开展民间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07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系、协调机制和专门机构，建立地方气候变化专家队伍，根据各地区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措施，建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统计和监测体系，组织和协调本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实施，各级政府机构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形成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增加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财政投入。完善有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法规，依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结束语

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

中国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6

关键词: 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立法 内容提要: 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走上法制化轨道。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分析了近期主要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动向，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突出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等。 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和量化减排目标。为履行国际义务，主要发达国家陆续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确认本国的排放控制目标，实施以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等为主要途径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并辅之以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等市场机制，以期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前后，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国际谈判策略和国内发展的需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动向。分析研究这些动向的内容、背景及其战略意图，对我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艰难前行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是气候变化立法首次在美国国会全院大会获得通过。但随后，与之匹配的参议院立法进程进展缓慢：2009年11月，参议员克里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就业与美国能源法案》提交全院大会讨论未果，2010年5月，克里与参议员李伯曼联合提出了《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讨论草案）》作为新的立法版本，使得本届国会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1.1 《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简介 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与独立，促进国内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就业。内容包括七大部分：（1）促进国内清洁能源发展；（2）减少温室气体污染；（3）消费者保护条款；（4）保护和增加就业；（5）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6）防止气候变化侵害，即适应气候变化项目；（7）预算条款。 国内能源发展突出核能、海上油气开发、煤清洁利用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法案要求政府支持核能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核电项目担保贷款、投资赋税优惠，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对海上油气开发的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赋予沿海各州否决在本州海岸线120km以内开发油气资源的权力；对燃煤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做出规定，要求政府每年提供不少于20亿美元支持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运营；支持开展农村节能项目和州立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效项目；加强与发展电动汽车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要求各州和大都会区提出交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计划；建立清洁能源技术基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以确保美国在先进能源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 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法案要求自2013年起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主要管制年排放温室气体大于等于2.5万t二氧化碳当量的实体。要求受管制的排放实体，年排放量不得超过其拥有的排放许可量和各种合规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量。美国国内的排放许可、碳信用以及法案规定的部分外国排放许可和碳信用可在美国市场进行交易。电力部门将于2013年起受管制，而制造业将从2016年起。交通部门实施类似于“排放税”的制度。 作为与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相匹配的参议院版本，本法案对排放许可的分配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对纳税人能源消费权益的保护，对维护碳市场稳定进行了更多规定，并提出更加严格的“碳关税”条款。 1.2 立法前景不容乐观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对《2010 年美国能源法案》的支持，但参议员在气候变化立法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十分明显。法案在2010年年底时如果尚未经参议院通过，并经两院协商一致，则将因本届国会任期届满而被废除。但在为时不多的本届国会任期中，《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如果要得到参议院立法表决通过，必须通过终结辩论程序，方能提前提交大会进行立法表决。就目前参议院席位看，力推气候变化立法的民主党难以获得通过终结辩论所需的60票支持。同时由于国内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减弱和怀疑上升，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迟缓，加之2010年年底有32位参议员面临换届，因此，预计参议院在换届选举前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态度将趋于保守。而民调普遍显示，共和党将在本次换届选举中胜过民主党，因此，一旦本届参议院未能通过《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以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很难进行气候变化立法。 2 日本提出原则性的立法方案 2010年3月12日，日本内阁提出《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伴随日本政坛变动，其立法前景也出现变数。 2.1 法案对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原则性规定 《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立法目的是在减排温室气体、降低温室效应对地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通过尽可能降低能源供给对化石燃料的依存程度、率先促进能源供求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确保经济发展、稳定就业、能源供给和保护地球环境、保护当前及未来国民健康生活。 法案要求全国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25%，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公平减排协议的基础上；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2050年减排50%的协议基础上。 法案责成环境大臣在征求民意的基础止确定行动计划，并由内阁会议决定。其中，要求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税制“绿色化”改革、可再生能源电力定价，全额调配制度，促进核电发展，提高能效，促进教育、研发等。 2.2 法案的立足点 与美国法案类似，日本法案也将产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质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础。由于日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48%，欧盟27国的60%，已经属于能源消费经济性很高的国家，因此日本工业界对法案提出的减排目标表示怀疑。例如丰田公司认为在2020年以前难以实现绿色技术的突破，因此对实施类似于欧洲的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表示担心。为此，日本环境大臣表示，日本实现上述目标将更多地考虑居民居住部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例如采取安装双层玻璃、集中供热、节能灯、太阳能电池，以及鼓励发展混合动力汽车等措施，而不是仅仅限制工业部门的排放。 法案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必须同与能源有关的措施相协同，要求通过普及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设备和节能建材、加强建筑节能、提高交通效率、促进提高能效的智能化等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措施，同时通过加强相关技术创新，实现减排目标。 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法案中除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外，对中期和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均设立了生效条件，即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形势相协调。同时，法案要求政府努力促成国际社会达成上述附加条件中的规定，这与美国法案要求政府促成全球平等减排的目标一致。 3 澳大利亚转向能源利用专项立法 2010年4月27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宣布，由于难以在国会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以及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的迟缓，政府决定暂缓将《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同时，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修订和《建筑能效标识法》立法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3.1 搁置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 《碳 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旨在通过建立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确立国家排放限额，规定澳大利亚排放许可和其他可采用的排放许可与减排量，建立澳大利亚国家排放许可登记簿，规定受管制排放实体及其法律义务，对能源密集型和受外贸冲击型企业实施补助，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核查、信息披露和公告，防止欺诈等。与美国和日本的法案不同，澳大利亚法案是完全旨在减排温室气体：履行国际义务的法案，没有提出对节能、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 法案曾于2009年6月4日通过众议院三读审议后，提交参议院审议，但分别于2009年8月13日和12月2日两度被参议院否决。在进行重大调整后，工党再度向国会提交了该法案，并且于2010年2月11日顺利通过了众议院的三读审议，但参议院仍未通过该法案。陆克文表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前（即2012年以前）不再提交国会讨论《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除非美国、印度等国的减排政策与行动更加明确。 3.2 力推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 尽管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立法进程受阻，但澳大利亚积极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以实现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近期先后于2010年2月26日和3月18日提出了修订《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和制定《建筑能效标识法》。 为确保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20%的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将《可再生能源目标法》拆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和《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并进行修订，以促进澳大利亚不同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原《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于2001年4月1日通过，设定了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9500GWh的目标。根据新的目标，预计2020年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需达到4.5万GWh。为此，《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规定了2011-2020年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到2020年须达到4.1万GWh。同时，《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将对小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热水器等，提供补贴，其额度为每1单位“可再生能源信用”（相当于发电1MWh）补贴40澳元，并且不设上限，以辅助实现国家目标。 《建筑能效标识法》旨在建立国家大型商业建筑的建筑能效标识制度，要求面积大于2000m2的大型商业建筑在交付、销售、出租、转租和进行相应广告时，提供建筑能效标识，以促进开发商和运营商采用有效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此外，近期澳大利亚政府还就修订建筑能耗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拟于2010年年底形成新的方案。 4 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立法动向 4.1 欧盟通过专项性的《建筑能耗指令》 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5月18日通过了修订的《建筑能耗指令》。该指令旨在加强2002年12月16日通过的《建筑能耗指令》中的相关措施，以取得更显著的建筑节能效果，为实现欧盟提出的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20%和节能20%目标，提供相对低成本的手段。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统一欧盟成员国设定本国最低建筑能效标准的算法，要求新建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有建筑在进行主要结构改造和功能设备系统改造时满足最低建筑能效标准要求，成员国制定并以政府部门带头实施低碳或零碳建筑方案，对建筑进行能效认证，加强对暖通系统运行状态的检查等。 4.2 英国通过专项性的《2010年能源法》 2010年4月8日，英国《2010年能源法》生效。该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示范、评估与利用的相关活动，规范电厂发电低碳化与采用CCS技术相关事宜，规范电力和燃气市场管理局以及国务大臣与之相关的职能，规范发电许可和电力与燃气供应商相关事宜。 4.3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原则性的《气候变化责任法案》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于2010年5月5日通过了《气候变化责任法案》。该法 案的目的是确保加拿大能够履行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共包括13条。法案设定全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比1990年下降25%，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要求政府通过设立排放标准、建立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出台财政激励政策等措施，实现上述国家目标。 5 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立法进展，为我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促进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5.1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美国本届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与上一届国会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上一届国会涉及到减排温室气体的气候变化立法几乎都是就气候变化问题论气候变化问题，并部署全国的减排行动，但这一届国会的三份主要立法，均是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能源安全、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三大战略相联系。日本提出的法案也是将节能、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技术创新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这表明，美国、日本减排温室气体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国际压力，更多的是从本国发展战略考虑，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在全球的地位服务。我国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也应当从国家全面发展的角度，综合看待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部署。 5.2 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 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进展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不能与能源政策相割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能源发展问题；全球各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措施，主要还是能源生产和利用方面的技术和措施。气候变化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是远期制约，减排温室气体问题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环境容量不明确、各国排放权的产权不明确之前只是道义上的问题，属于软约束；而能源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任何国家而言均是现实制约和物质基础的制约，属于硬约束。因此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才会时疾时徐，却始终把能源政策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问题。我国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和政策时，应重点从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考虑，以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保障能源供给的安全与独立为主体，水到渠成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不应将远期和国际软约束作为制定战略的优先考虑。 5.3 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 主要发达国家的上述立法都特别注重公众的支持，千方百计在法律案文和解释、辩论中体现对纳税人的保护，对公众意见的关注和采纳，以及向公众信息公开。美国的立法进程明显表现出与公众支持的呼应：众议院法案表决时，公众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势力高涨，法案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而当公众支持下降或怀疑上升时，国会的行动变得迟疑，表现为参议院法案要么被搁置，要么迟迟不提交全会讨论表决。这说明一项新的政策出台，需要建立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我国当前宜加紧出台和修订《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进一步做好节能减排等惠及千家万户、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和行动，尤其是立法方面的行动，宜进行细致的调研与原则性规定。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7

论文关键词 气候变化 森林 立法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危机和严峻挑战,事关人类生存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当今,人类总结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无外乎两个,一是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二是增强对气候变化的减缓能力。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林业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森林资源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实地作出调整林业的政策和经营指导方针。但从法律的角度讲,森林法应积极回应气候变化问题,适时进行制度创新,是林业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法治保障。

一、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当前,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关乎每个国家、行业和公民的利益。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和举措。2007年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简称《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简称《政策与行动》)这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文件。在《国家方案》中,明确把林业纳入我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中。在《政策与行动》中,鲜明指出林业是我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内容。按照《国家方案》的要求,2009年国家林业局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简称《林业行动计划》)是《国家方案》相关措施的具体化,以贯彻落实《国家方案》赋予林业的任务。是对未来四十年(2050年)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

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森林是陆地生态平衡的调节中枢,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储库。森林资源在减缓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固碳所具有的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09年6月,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林业特点做出的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可见,我国林业建设责任重大、加快林业发展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困境

我国林业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历史留给我国的现实是:森林资源非常缺乏,欠账过多,林业面临很多困难,制约了发展和建设目标的实现。究其原因,诸多因素中,法制建设滞后、没有完备的法制保障是关键。

我国林业建设的基本法《森林法》施行以来,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提高人们保护森林与环境意识、树立林业法制观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行森林法中的植树造林、林地用途管制、森林限额采伐、林木采伐许可、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都含有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元素,对增加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提高森林覆盖率、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现行森林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虽然经过修改,但还是具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森林法》已经不能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根据生态平衡和气候变化的需求对该法作出适当的修改,事在必行。我国森林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森林法》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我国现行的森林法制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家的主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由于建设初期,气候、生态和环境问题没有凸显亦未引起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森林法,还不可能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全局高度来进行立法规制。虽然森林法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也提出了“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但其中反映出来的是以木材生产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林业发展理念,立法受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支配,通过对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注重于保障木材和林产品的可持续产出和供给,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没有体现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作用。由于立法理念的落后使林业生态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而森林法又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进行适时的修改,而使其与现实严重脱轨,影响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功能的发挥。

(二)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保护制度

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全球气候异常所带来的灾难,及伴随的次生生态灾难的常态化,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的主要地位和在生态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在森林法中还缺少制度保障。如目前我国实施的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均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推进的,虽然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缺少法律的规制和保障。此外,与立法相配套的制度不完善。现行林业法律、法规虽然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法律制度和内容的规定上,还不具体系统,甚至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更没有形成与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三)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措施大都是通过党和政府颁布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对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缺少基本法的依据。如森林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功能源于其强大的碳汇能力,但有关林业碳汇的增汇、固碳、和林产品替代”及碳汇交易、碳汇生态补偿等制度在森林法中是空白。如何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法律化应是是森林法修改的重点。

三、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的修改与完善

用法律的手段去规制影响气候变化的行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整合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配套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森林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

在森林法的修改中,首先要确立正确的符合生态规律和林业发展的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3年6月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将修改森林法的总目标定位为:“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这为森林法的修改指明了方向和政策依据,根据这一立法的总目的,笔者认为:“森林法修改的立法宗旨是“以生态建设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体现森林的生态效益,发挥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在森林的经营、管理、效益、生产中要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实现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森林法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

(二)确立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生态保护制度

当前,我国林业正历史性地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

。林业的指导思想已由“木材永续利用”发展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的核心问题由利用变成了经营。森林的价值已不是传统的木材,生态需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森林法应为林业的生态功能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明确生态保护在森林法中的地位。增加有关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天然林重点保护、森林结构调整、提升森林质量、增加碳汇能力、在节能减排、开拓碳汇容量、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

(三)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为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应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体现林业的气候功能,填补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制度缺失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国家林业局的《林业行动计划》规定实施的22项主要行动,包括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和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出的又一大步。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这二个组成部分进行修改和完善,将政策的宣誓通过森林法的修改形成国家意志。

1.减少森林退化的法律制度

主要包括.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制度。植树造林制度;在植树造林方面,我国森林法以原则性宣示“植树造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国务院于1982年制定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在政府主导下,我国人工造林面积保持世界首位,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实施主要靠政策推行,靠公民的自觉。缺少稳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公民义务进行强化,追究不履行义务者的法律责任。封山育林是我国培育保护森林资源的一项重要营林方式,是实施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森林法》中没有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为了降低森林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脆弱性,减少气候变化造成的森林退化,提高森林覆盖率,应将封山育林作为一项基本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确立下来。

2.增强森林碳汇的法律制度

包括森林的碳汇交易和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这二项制度在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确认。碳汇交易是林业气候法的典型制度,是创新林业发展机制、突破林业发展瓶颈、促进林业资源优化配置、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的新举措,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碳交易制度的确立势在必行。碳汇交易的实质是以市场化手段对森林在气候方面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我国必须建立基于森林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

3.森林可持续经营法律制度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8

关键词:低破经济　国际贸易法　碳关税　排放交易机制

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黯然收场，全球都意识到，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已经上升到国际政治和法律层面，进而渗透到各国和全球的经济层面。气候变化催生了低碳经济概念。低碳经济，最早正式出现于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其涵义: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通过相关技术革新手段，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并辐射到所有产业领域。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有望成为继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又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目前，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着力于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参议院在2007年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将低碳经济作为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从全球经济角度看，低碳经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触即发。它将推倒传统经济的各领域，导致全球经济重新洗牌，并向现有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层面提出挑战。

一、各国国内措施对国际贸易法的影响和挑战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法律体系下的多个部门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Www.133229.Com在环境法领域，低碳经济会导致环境法原则的转型和制度的发展。例如，出现协调发展原则、环境优先原则;发展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创造低碳补贴制度，等等。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权将更多介人民事领域，行政许可和排污权也将盛行。在国际法领域，低碳经济的影响则更加深远，因为气候变化的应对是跨国界并需要全球合作的。因此，传统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原则领域受到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制约。相应的，国际组织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贸易法、国际争端解决法都将受到挑战和影响，尤其是国际贸易法。目前，各国正在和将要施行的单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内措施在多边的贸易环境下，必然产生摩擦和冲突，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多边贸易。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低碳经济背景下，各国采取的相应的国内措施对国际贸易法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1.以碳关税征收为代表的边境调整措施

各国为将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内部化，为排放设置了相应的国内价格机制，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税和排放交易制度。这些政策会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并可能影响国际贸易的公平与条件。因此，国外价格机制的实施与否和程度，将导致碳价格差别各异。理论上就出现了一种解决方案，即设置以碳关税为代表的边境调整措施来平衡和降低一国为达到低碳目的而增加的成本。例如，欧盟、美国以及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提出“边境碳调整”，对来自无实质性温室气体排放义务国家的产品加征进口关税或碳税，被称之为“边境税调整”。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发达国家加快了对没有承担碳减排义务国家(主要是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等)拟征碳关税的进程。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与联合国环境署联合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则指出了实施边境措施的困难:第一，难以提供实施边境措施的明确理由，也就是说难以准确评估碳泄露和竞争力损失;第二，难以确定一个公平的价格施加在进口产品上。《报告》同时认为，关贸总协定和反补贴协定在一定情形下，允许边境税调整措施的使用，但其必须遵守wto协议的核心贸易原则。

2.政府财政支持的经济激励手段

除了价格机制外，以政府财政支持来促进开发利用新的气候友好型技术(例如，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是另外一种普遍运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包括财政手段、价格支持措施和投资支持政策，等等。然而，从wto的多边贸易体制看，这些政府的财政支持措施极有可能因为降低物品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而构成补贴。从原则上讲，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下，这些措施都应该遵守wto关于补贴的规则。

3.新技术标准手段

除经济激励手段外，另一种常用的环境和气候战略手段是建立技术标准。例如，对于产品和产品的生产方法，制定强制性技术规范或自愿性标准，以达成减排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目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不断加大对强制性规范和自愿性标准措施的利用，通过推广使用能效高的设备和电子器材，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据估计，在过去的30年中，通过能效利用的提高，至少节约了50%的能源消耗量。据悉，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还有着很大的潜力，例如在建筑、运输、农业等产业领域。但是，这些政策也应受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约束，以保证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二、碳关税设置的法律探讨

前文已述，碳关税是边境调整措施之一，是对来自无实质性温室气体排放义务国家的产品加征进口关税，平衡国内因减排造成的成本增加，从而达到国际贸易的公平。碳关税问题是目前国际上争议很大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极力鼓吹的缓解气候变化的有利手段。以欧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于其技术、经济领先的现状和利益需要，在该问题上的研究比较一致，并已经或正在被转化为政策和立法。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如果欧盟全面实行碳关税，中国将面临平均26%的碳关税，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多为碳排放量较高的低端产品，从而导致出口量下滑21%。另一方面，欧盟则将在气候变化谈判、国际贸易谈判中占据主动权。因此，碳关税设置的法律探讨对于指导我国未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wto等国际组织的谈判、制定与完善国内相关立法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

1.碳关税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明确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因此应对气候变化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该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有关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同时，第三条第五款明确规定:“为对付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

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由此可见，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强制性的减排义务，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合理合法，并非所谓的“造成了国际贸易的不公平”。因此，发达国家设计的单方面碳关税设置，意在抵消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历史补偿和过渡期保护，是公然违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2.碳关税与wto规则

既然碳关税的征收是处于多边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下，那么该税的征收在wto体系下是否于法有据?根据wto的征税规则，“产品的关税不能因为生产方法不同而区别对待”，碳关税的设置是有违wto的基本规则的。但另一方面，《国际关贸总协定》( gatt)第二十条的一般例外条款又似乎为碳关税的征收留下了生存空间。例外条款制度是wto的一大特色，据统计，相关例外条款的文字内容是wto原则规定的两倍左右。这些例外条款作为调和世界各国贸易体制纷繁差异的润滑剂，起到了吸引更多国家加人的积极作用，功效类似于在国际公约中频繁出现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一些学者认为，第二十条一般例外条款中的(b)和(g)两项能够为碳关税征收提供法律依据，即“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和“为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笔者认为，他们直接作为法律依据还需经过论证，至少，气候是否能够作为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就还值得探讨。

3.碳关税征收的争端解决

美国限制进口泰国等国的海虾海龟案以及巴西限制进口欧盟的废旧轮胎案都是成功援用wto一般例外条款的经典案例，但还没有碳关税的案例发生和提交，因此，专家小组的最终裁判会走向何处还不得而知。gatt1947及到目前为止wto体制内解决有关援引第二十条例外之争端的实践表明，第二十条的适用分为两步:首先，援引第二十条例外采取的措施应能在该有关分款下证明其合理性;其次，审查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第二十条总款的各项要求，从而防止滥用第二十条例外的行为发生。为防止对第二十条例外的滥用，有关解决争端专家小组在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了援引第二十条例外而采取违反总协定义务的措施所应遵守的三条规则:①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旨在追求第二十条分款中所列目标;②所采取的措施只能在“最低限度内背离”总协定其他条款追求的目标;③因采取此等措施而造成的对总协定义务的背离程度应与采取此等措施追求的目标成比例。如果将来我国真的与发达国家产生了碳关税征收的纠纷，我们应该抓住两点:其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wto规则体系是两个不同的国际法体系，碳关税的征收违背其中之一，即违背了应遵循的国际义务;其二，wto一般例外条款作为碳关税征收的合法依据过于牵强。

三、碳排放交易机制

作为一种环境经济手段，排放交易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自《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确立以来，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在该机制下，首先确立排放削减目标，经分配或拍卖由削减目标所决定的排放量限额或排放权，并允许各排放源对排放限额进行相互交易，即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模式。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减排的有效手段，正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起之秀，在未来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市场。

欧盟为了帮助其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于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国和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uets在其实施的第一阶段(2005一2007年)虽然仅涉及二氧化碳，但已包括了27个成员国的10 500项设施，几乎占欧盟碳排放量的45 %。在实施的第二阶段( 2008 -- 2012年)及以后，它所调整的温室气体种类和产业部门类别将不断扩大。在euets下，各成员国以国家分配方案(nap )确定本国的碳排放总量和分配给各个设施的排放权(eua)，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可以销售余额以获利;反之，它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许可额。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成立于2003年。它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一个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先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euets和ccx在排放总量和灵活度、长期管制的确定性、透明度和执行保障等市场评价方面各有千秋。

尽管euets和 ccx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政治背景，但一系列数据说明它们已经在创建有效的市场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成为了企业在新的碳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实验基地。然而，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它们在有效减排、实现环境功能方面并无显著突破。碳市场繁荣的背后，《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任务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就一个在环境领域发挥有效作用的排放交易市场而言，它应该激励企业改变生产模式，以清洁能源取代传统能源。由于上述的种种缺陷，euets和ccx在这一点上收效甚微。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各国政府应当设置充分的长期的排放限额，既能保证市场流通，又能刺激企业更多的技术创新。事实上，已有学者对《京都议定书》下的排放交易体制提出了反思。排放交易试图将市场自由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论嫁接在一块，却忽略了两者之间暗含的紧张关系:市场自由以短期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可持续发展以催生技术革新、为下代人谋利为目标。市场主体在作出技术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不愿意考虑惠及竞争者和下一代，创造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国际排放交易机制无助于可持续能源发展。如何协调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来完善现有的排放交易体制，值得进一步讨论。

四、思考与展望

气候变化催生了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应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各种国内措施容易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如果能从国际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多边贸易体系下的标准、补贴、税收和知识产权等wto规则是能够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但多数国家的贸易部长表示，对使用贸易限制措施的提议应该谨慎，尤其是应该避免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仓促限制贸易。贸易在促进气候友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不应该被看作是缓解气候变化所有问题的答案[0，更不能看成是争夺经济利益和话语权的手段。一些国际组织对于相关国内措施的看法相对于发达国家则比较全面、中立和客观。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对单边的国内措施持谨慎和担忧态度，并要求这些措施不应该违背wto的基本规则。但是，他们也并未能对气候与国际贸易法律问题提出实质性建议和方案。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环境署于2009年6月26日联合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中，虽然首次阐释了贸易和气候变化的关系，但报告本身也指出，这只是对相关问题作了一个大概的和初步的描述。接下来需要我们深人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一个基础性难题:在国际贸易法领域wto法是以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为基本原则，而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成果公约—《联合国气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9

关键词：气候因素；农作物生长；解决措施

气候是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还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由于农作物在生长发育基本都是处于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农作物的生长发育状况以及产量受环境、气候影响较大。本文将对没蒙古地区的农作物生长情况作进一步分析，并提出有效解决气候因素给农作物生长造成不良影响的方法，以保证当地种植业的发展。

1气候因素变化的具体情况

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渐提高，使得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人类频繁的社会活动中急剧增加[1]。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森林的破坏力度不断加大，对化工燃料的使用量不断增加，使得全球二氧化碳浓度逐年增加，同时受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影响全球气候的温度正在逐渐升高。全球气候的变暖将对世界各地的温度场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影响到大气环流运行的规律，直接造成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会严重威胁到陆地动植物、人类的生存发展。由于内蒙古地处欧亚大陆板块内部，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冷夏热，年温差较大且干燥少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使得内蒙古地区气温逐渐增加，给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带来重大影响。此外，气候的变化还会对区域将于产生影响，出现降雨不均衡的现象。据国家相关评估报告指出，我国年降水量在近100年中逐渐减少，虽然近50年我国的年降水量成为弱增长趋势，但是部分区域间的降水变化却相对明显，使得旱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2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2.1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可以提高农作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速率及水分利用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小麦、大麦、豆类等C3作物的产量，但是对于小米、玉米、高粱等C4农作物助长效果却不明显，而内蒙古主要的农作物是玉米，属于C4作物，因此二氧化碳的增加对于内蒙古地区的农作物并没有明显的影响[2]。此外，二氧化碳对植物生长的助长作用会受到土壤养分、作物质量、作物生长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变化的限制，使得二氧化碳的助长作用极有可能被这些变化因素抵消。

2.2降水对农作物的影响

当降水不足是，由于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极容易出现干旱现象从而影响到农作物的正常生长；而当降水量超过一定范围时，则容易出现水涝灾害，不利于职务的生长甚至会减少农作物的产量。例如在开花期出现阴雨天气，会导致作物无法正常授粉造成的落花落果现象；过多的降水会为农作物带来病害同时还会对农田造成渍害现象，导致农作物被淹死等[3]。

2.3气候变化对农作物光合作用的影响

二氧化碳的是农作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个重要媒介，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对农作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速率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逐渐增加时，农作物的光合作用随着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强并有效提高光能利用率，而此时农作物气孔的阻力增加、呼吸速率降低、气孔导度减小以及蒸腾速率减小，极大降低了单位也面积的土壤水分耗损并有效提高了植物中水分的利用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植物的避旱能力。此外，气候与温度的升高还会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开花期[4]。

2.4气候变化对农作物土壤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不管是变暖还是变冷，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光照、水分、热量等气候要素的量值、时间格局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且农作物会受到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而光照、热量、条件等因素又是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会对土壤有机质、微生物活动及反之造成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到土壤肥力。此外，当温度升高或降水量减少时会对土壤中的有机碳含量造成影响，会直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进而导致土地资源的使用率受到影响；而当温度降低、或降水量增加时土壤的有机碳会逐渐增多，从而增强了土壤肥力，因此气候温度与降水量是影响土壤肥力的两大重要因素。

3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具体措施

由于气候系统本身是一个具有庞大性、复杂性特点的且气候变化因素具有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对农作物生长的产生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然而事实证明，全球气候的变化会对农作物产生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应积极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策略以及长远的预防措施，以保障当地农业生产正常进行、人们的经济水平不受损害。相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的变化，在有效降低气候变化给农作物生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及时调整农耕制度，同时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并对土地进行合理的使用以及分配，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此外还可以发展设施农业，例如塑料大棚、温室、雨水集蓄技术的应用等。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气候因素是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因素，气候环境的好坏可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以及当地种植业的发展。因此，相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的变化，在有效降低气候变化给农作物生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还可以保障种植者的经济利益，以促进当地种植产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提.气候因素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及对策[J].河南农业,2015(19):56-56,61.

[2]葛国华.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气候因素[J].农家参谋•种业大观,2015(5):30.

[3]樊亚萍.农业气象与作物生长[J].农民致富之友,2015(2):296-296,297.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篇10

然而迄今为止，什么是“碳关税”，如何征收“碳关税”，以及“碳关税”是否与现有的国际规则(特别是wto规则)相符等问题，各国政府、学者等均各执一词。在详细考察“碳关税”及其政策考量的基础上，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全面分析碳关税与wto规则的相符性，将有助于协调未来多边框架下的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

一、碳关税及其政策考量

碳关税虽名为“关税”，但不国际 经济 合作2010年第3期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关税，还可能是国内税费、配额、许可证等。本质而言，碳关税是为均衡各国减排成本，对特定国家进口产品采取的单边贸易限制措施。征收碳关税的基础可能是特定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也可能是生产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或做出的减排努力。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碳关税常被称为“边境碳调整”或“边境税调整”。2009年6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联合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将边境调整措施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针对排放交易制度的边境调整，如要求进口商在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时提供排放许可；二是针对国内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即对进口产品征收同类国产品承担的税负，或在本国产品出口时退还已经征收的国内税；三是其他调整措施，如以政府不作为构成事实或隐蔽补贴为由，对未采取气候措施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抵消减排成本。

竞争力、碳泄露和 政治 经济考虑是碳关税的主要政策考量。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几乎内含于所有制造业产品，碳税、排放交易制度等减排措施可能增加产品生产成本。欧美国家担心，单方减排措施使其能源和碳密集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通过对未内化减排成本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可维持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平衡的竞争关系，保护本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碳泄露”是指由于执行气候措施而使该国边际生产成本上升，境内生产转移至境外，导致其他国家 工业 实体排放量显著增加。依据污染避难所假定说，环保立法较弱的国家将逐渐在国际贸易中转向污染性行业。欧美国家担心，在各国尚未普遍推行减排措施的情形下，率先实施减排将导致碳密集和能源密集型行业重新选址，生产转移至减排立法和标准较低的国家，全球排放量总量没有减少，甚至可能增加。

最后，碳关税已成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碳政治或气候政治的意义超过了碳减排的意义。近年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衰落，国内利益集团担心 发展

(三)碳关税与gatt第1条、第3条的相符性

首先，当一成员征收的碳关税是对国内税的边境调整时，必须遵守gatt第3条国民待遇规定。第3条有关规定可归纳为下列两点：其一，当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是同类产品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不得超过对本国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其二，当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是直接竞争或替代产品时，不得以为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目的征收国内税费。

对于“同类产品”的认定，wto争端解决实践已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原则。在欧共体石棉案中，上诉机构 总结 认为，产品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判断“同类产品”的基础，并需考虑四项因素，即产品的物理特性、最终用途、消费者喜好和关税分类。对于气候措施，wto与unep的联合研究报告等著述提出，上述标准的关键点是，在最终产品物理特征相同的情形之下，能否根据其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的不同而认定不构成“同类产品”。碳关税的政策基础是解决由于各国气候措施成本不同而导致的 企业 间竞争失衡。若根据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的不同，否认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同类产品”，相当于否决了碳关税存在的基础。

对于进口产品与同类国产品待遇的比较，第3.2条规定，对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须完全相等。这要求对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制定详细的减排标准和 计算 减排成本的方法。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千差万别，同类产品的碳排放量也千差万别。为每一项产品制定具体的碳排放标准和成本计算是不现实的，只能取一个平均标准，如对来自某一国家的某一类产品征收碳关税。这极易导致具体产品待遇上的差异，违反gatt第3.2条。

根据wto争端解决实践，直接竞争或替代产品的认定范围广于同类产品，包括尽管物理特征不相同，但具有最终用途，并被消费者视为相似的产品。即便以碳排放标准和成本计算上的差异等为由，否认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同类产品，两者存在的直接竞争或替代关系不可置疑。碳关税的适用对象往往集中于贸易集中度高的产业类别，明显旨在保护国内生产。这也将导致违反gatt第3.2条。

与gatt第3条相比，gatt第1条“普遍最惠国待遇”触及碳关税的核心，碳关税最难被证明与其相符。根据第1条，任何缔约方给予来自或运往任何其他国家任何产品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领土的同类产品。普遍最惠国待遇不仅适用于国内税费，也适用于关税等边境措施。关于来自不同国家产品的待遇，以美国气候法案为例，其碳关税条款(法案第766～768节)的核心是，按照出口国是否参加了美国作为缔约方的减排协定、是否负有至少与美国同等的国际减排义务、特定产业部门的年度能源或温室气体浓度、 发展 程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以及特定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等标准，确定是否对某一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参与气候谈判或承诺高水平的减排标准。其直接和必然结果是，不同wto成员的同类产品在进口到美国时享受不同的待遇，直接违反gatt第1条。

三、碳关税能否根据gatt第20条“一般例外”获得豁免

一旦证明碳关税违反上述任何一项，即可认定违反wto规则，除非成功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在第20条列举的各项例外中，与气候措施相关的是(b)项“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g)“与保护可用尽的 自然 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根据wro争端解决实践，主张gatt第20条例外的一方，如美国，须依次证明碳关税(1)符合(b)或(g)项，并且；(2)满足第20条序言的要求，即“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一)碳关税是否满足gatt第20条(b)、(g)项条件

美国标准汽油案专家组报告已确认清洁空气是可用尽的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碳关税是否符合(b)或(g)项的关键是，是否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或者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

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必需”一词历经多个案件的解释与修正。在最近的巴西翻新轮胎案中，上诉机构总结道，在判断某一措施是否“必需”时，须考虑若干相关因素，特别是所涉利益或价值的重要性、措施对达到政策目标的贡献程度和对贸易的限制。如果初步结论是肯定的，则必须再将该措施与可能存在的贸易限制更小，但对达到目标有同等贡献的替代措施进行比较，之后才能做最终决定。对于(g)项“与……有关”，在加拿大鲑鱼案、美国标准汽油案和美国虾及虾制品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澄清，假若一项贸易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便构成(g)款所指的“与保护自然资源有关”；判断“主要目的”的标准是措施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之间存在某种“实质联系”。而若判断是否存在“实质联系”，必须要审查涉案措施的基本结构和设计与其追求的政策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紧密和真实的手段与目的关系。

以美国气候法案为例，首先，碳关税很难满足(b)项“必需”一词的要求。虽然气候变化非常重要，但至今尚无权威研究成果证明碳泄露的严重性。相比之下，碳关税的贸易限制作用是显著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应当有“除关税之外的其他方法”保证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其次，对于(g)项，虽然表面上碳关税与气候变化和碳减排有关，但法案条款的基本结构和内容表明，其根本的政策目标是保护国内易受贸易影响的能源和碳密集产业，竞争力是首要考虑因素。第768节(a)(2)款字面上强调碳关税的宗旨是将碳泄露降至最低，但未要求任何部门撰写碳泄露报告或规定任何衡量方法，字里行间关注的仍是各国气候措施成本差异导致的竞争失衡。贸易集中度是确定碳关税产业适用范围的资格标准之一，评估和实施碳关税与生产成本的变化具有内在联系，但与是否发现碳泄露无关联。透过上述因素，很难说碳关税与防止碳泄露、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紧密和真实的手段与目的关系，构成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

(二)碳关税是否满足第20条序言条件

第20条序言旨在防止滥用例外。即便碳关税符合(b)或(g)项，若要获得豁免，还须证明碳关税的实施符合第20条序言，即未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在美国标准汽油案、美国虾及虾制品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定，如果在寻求单边措施之前，未尽善意努力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措施的实施缺乏灵活性，将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关于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形成的三项标准是：其一，涉案措施是否已被公开，若未公开，将视为构成变相限制，但若已经公开，则不必然做相反推定；二是根据措施的设计、架构和结构，考察其实施是否具有保护目的；三是措施的实施是否已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只要构成其中任何一项，碳关税就不能根据第20条获得豁免。

从围绕碳关税的现实和实践来看，首先，众所周知，当前正处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时期。在减排目标、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监督机制等关键问题上，各国正处于交换、磋商和调整谈判立场的阶段。推行单边主义的碳关税，只能使多边谈判形势复杂化，而决不是在尽“善意努力”缔结多边协定。其次，在减排措施的灵活性方面，以前文美国气候法案下征收碳关税的标准为例，其穷尽性和非常有限的列举，表明我国自主承诺的减排目标和采取的各类减排措施将不在美国考虑范围之内，缺乏应有的灵活性。最后，无论美国，还是法国等欧盟国家，在力推碳关税的同时，未相应地强调碳泄露的衡量与评估。依据美国气候法案，即便总统认为碳泄露已通过其他途径充分缓解，或碳关税不能解决碳泄露，非经国会两院同意，也无权放弃采取碳关税。这使得法案第768节关于碳关税旨在降低碳泄露的“宗旨”陈述缺乏可信度。换言之，只要在发现重大碳泄露与征收碳关税之间缺乏直接和内在联系，就难以摆脱变相限制国际贸易的嫌疑。

综上所述，碳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的考量超过了对碳泄露等减排措施有效性问题的关注，不满足gatt第20条例外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