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十篇

时间：2023-12-20 17:56:35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1

( 一)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方法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着力点，需要借助于逻辑严密的立法目的要素所构筑的目的体系，来实现对特定立法目的内容的文本表达。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法的目的条款制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予以归纳提炼，形成独具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模式。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规范化表达的形式逻辑背后，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价值理念的平衡与协调。对于立法目的构成要素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有关立法目的的不同理论解说。这是因为立法目的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来彰显立法的价值诉求，发挥立法在调整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多元利益冲突的调整功能。在气候正义观的影响下，气候变化法得以发挥调整应对气候变化中广泛的社会关系，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

法律目的研究作为现代法学研究中一种因应法制变革要求的研究方法，调和了以功利主义价值理念诉求为中心的目的论式的自然法学与秩序构建为中心的实证分析法学二元对立的格局，以修正法律制度的体系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开放性、适应性的回应型法，将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统合在制度之中，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其意义在于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探究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的准则( 价值) 。如果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那么就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虽然一项规则可能带有官方权威的烙印即通过了法律效力的血统检验但它却被认为是可以按照它对那些利害攸关的价值影响的重新评估。

( 二)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层次逻辑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降低社会发展的碳依赖和减少生态稀缺性是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直接目的，在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体系中处于最低的位阶，这一初级目的使其与其他环境立法、气象灾害防御立法以及能源立法相区别，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正当性，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在逐步揭示全球气候暖化的客观事实。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类不得不思索重塑价值观念，改变原有的价值判断，在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应对中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中，形成密切的关联。从《京都议定书》的艰难破茧到《巴厘岛路线图》的共识达成，从《哥本哈根协议》的减排责任分担搁置到《坎昆协议》的适应性问题重视，从《德班决议》的风云骤变到里约+20 峰会的《我们憧憬的未来》的绿色发展曙光，这一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折射出事实与规范之间围绕着求真的知识增量和向善的伦理关怀之间的逻辑进路而展开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格局。气候变化在短期难以表现其危害的滞后效应，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宁愿关心当下所真正感受到的种种风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摆脱贫困的现实发展问题，加之气候变化是伪命题的怀疑论所形成的主体背景观念，往往将人们引入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误区，形成了所谓的吉登斯悖论。

所以，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便承担了破解吉登斯悖论，通过伦理、技术、经济、政治、社会等综合回应，实现价值的重塑与制度的更新，使全社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从国家、集体、个人三重维度展开，重新调整行为活动，以适应未来利益格局的社会变迁。实现以多中心、社会利益本位的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凸显了气候变化应对需要根据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形成的包括地方政府、私营部门、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围绕着气候资源这一公用物的产权配置，灵活运用市场激励机制、行政管制机制和社会调节机制进行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过程中，作为多元利益的协调者和引导者，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的科学情景预测信息和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确立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的动态目标模式，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运用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碳税、自愿协议、公私合作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不断完善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管理标准体系，并进行气候政策分析的绩效评估，持续动态地调整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管理的方法和内容，以回应区域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规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中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行为。同时，在未知中所进行的综合决策难以确保有效回应气候变化风险，应当通过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程序作出科学民主决策，并坚持无悔的原则，通过气候灾害的社会化填补机制和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有效预防和填补因气候变化影响所带来的多种损害，不能因气候变化损害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短期局部恶化而追究决策者的法律责任，需要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这一过程性正义的实现就是体现气候变化立法本质特征的中级目的。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权益，维系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这一根本目的折射了气候变化立法的法学方法论意义，既划清了气候变化法学与气候伦理学、气候政治学、气候经济学、气候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界限，又阐释了气候变化法横跨公法、社会法、私法三大法域的气候变化法学研究范式。其中，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法益、权利、义务和责任，成为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律表达的核心话语概念逻辑。而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气候安全价值选择，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的秩序价值，围绕着秩序价值的应然规则设计，以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为表征的义务本位论成为气候变化立法的规则逻辑起点。

为了保障气候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损害，义务和责任的配置，从根本上保障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多元利益和权利。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之间的交互复杂的作用涉及广泛的领域，气候变化立法在分配义务和责任的同时，必须重视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当局在内的公共行政部门、包含企业、行业协会在内的私营部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媒体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特殊贫困弱势群体在内的公民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所享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法益和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包括劳动就业权、环境权、健康权在内的集体性的社会权及包括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在内的自由权。其中法益包含了权利之外，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体现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气候变化法益的广泛性离不开社会法与公法的共治互动，同时私法作为有益的补充，服务于利益的协调与共进。

二、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条款的目的论解析

立法者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文本中，对立法目的条款的技术表达，反映了立法者所采取的立法目的理论。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在于，以1990 年为基准，到2050 年，通过国内及国外的行动，使温室气体减排80%; 到2020 年，使温室气体减排34%; 建立每五年为一时段的碳预算体系，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首次制定的三期碳排放预算为20082012，20132017，20182022，2009年5 月前必须制定完成。政府必须向议会报告完成预算的政策和计划; 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为政府提供碳预算标准的建议，向英国议会提供目标进展、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政府必须给予反馈，以确保每一年度预算完成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借助市场激励机制限制排放或鼓励排放实体进行减排; 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条款; 通过财政激励机制减少国内废物产生并使废物再回收;促使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 修改2004 年《能源法》关于可再生运输燃料义务的条款以及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其他条款。从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实践中来分析其立法目的条款的实证法目标定位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为英国在中长期减排行动方面设定可行性的并量化的具体减排目标，履行英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国际法律义务; 二是通过构筑气候变化国家体制，明确议会、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具体责任和义务; 三是为国内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确立了综合性的制度框架，使得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立法能够在综合法的体系内不断完善; 四是重视通过综合立法实现对相关气候变化领域立法的清理和完善，采取包裹性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对气候变化应对的动态调整。

另外，韩国2009 年2 月公布《气候变化对策基本法》第一条立法目的表述为: 由于地球暖化导致气候变化及对全球环境的冲击，须积极促进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关联产业能力提升等，尽量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建立气候变化之基本对策，以利社会发展，及让国民们有健康和舒适的生活。其目标是为追求人类的永续发展。英国和韩国的综合性气候变化基本法虽然在立法目的表达上各有特点，相比之下，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目的更加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的立法技术表达。但在立法目的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定位方面均体现出了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气候风险; 二是确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有关机关依法行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权力，通过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使得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在区域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中，平衡和协调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利益冲突，实现区域性的气候公共治理; 三是保护社会各主体在气候变化风险应对中的合法权益。由此，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具有三方面的目的: 通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 注重国家气候行政过程性的风险管理，调整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多元气候利益关系，实现区域气候公共治理; 保障社会、生态的集合性气候权益。结合这三个方面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并可以得出两种主要目的论的理论观点。

( 一) 一元论

这一学说直接阐明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而确立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一整套管理体制机制框架。在一元论的指引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是为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一个战略、政策规范框架。一元论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与管理目的的耦合。在应对气候变化法颁布之前，有关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是由多种不同程序、不同理念、不同政策目标、不同立法目的的法律、政策组成的。气候变化法的出台，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对已经颁布的立法和政策进行清理与整合，为整个气候变化应对提供综合的相互关联的基础。

一元论实际上属于实证法秩序建构的立法目的论。该理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为本位，重视规则的系统性和内在合理性。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为改善碳管理，促进本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和鼓励低碳商品投资提供一个长期性框架。在此种综合性立法中，明确具体的减排目标，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建立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为以后相关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所涉及的诸多领域的一揽子立法完善提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英国气候变化综合性立法重视通过立法目的的实现来促进现行相关立法的完善。其立法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元的，在一元目的之下，由众多目的要素构筑形成目的体系，目的多元论将目的要素也看做独立的目的。基于目的哲学关于一和多的关系之理解，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应定位于保障气候安全。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核心价值取向。透过可持续发展、气候正义的多元化、复杂的社会时空场域的映象，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以及应对，都是为了使得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在巨大的不可逆的气候风险和气候影响下能够得以延续，将有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予以避免或是降至最低限度。不管是主动适应，趋利避害还是减缓或避免气候变化损害，都是为了谋求气候安全这一最本源最基础的价值理念。

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就可以作为价值性目的写入立法目的条款中，成为元规则。其他工具性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性目的而存在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目的要素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附随效果而已。直接目的、中级目的和终极目的的划分使得一元目的得以从上中下三种层面梳理出来。而这一逻辑元规则正是贯穿于气候变化立法体系的精神要义和规则原点。笔者认为，尽管一元论并未否认立法目的是由价值性的目的要素所影响，但这种对气候正义的理解过于单一片面，没有详细论及在气候利益冲突之下，安全、公平、效益不同气候价值冲突的协调需要在更高的价值协调方面实现具体平衡，气候安全的片面强调会忽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气候变化;社会主体;实践

1 气候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p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气候变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了。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报告以及挪威南森环境与遥感中心的监测结果都表明,2009年9月北极地区海冰面积达到至今为止最小值,为510万平方公里。

诺贝尔奖获得者r k pachauri表示:气候变化是经科学证实的事实。降水变化、热浪、洪水、干旱等的范围和强度都在上升。尤其是这些变化对北极冰川的融化起极大的加速作用,导致海平面上升,对于珊瑚礁、大型三角洲地带(如加尔各答、达卡、上海)以及一些沿海岛国的影响十分不利。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100年,全球气温预计会上升1.1℃到6.4℃,如果真是那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全球变暖引起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量动植物灭绝、农作物产量减少、生态系统失调、沿海洪灾威胁等,还会导致人类某些疾病的分布范围扩大和传播速度加快,且因各种奇异病死亡率上升,由此引发的各种政治问题和暴力冲突也将越来越突出。

也许人类会归咎大自然的无情,其实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原因大概可分为两方面:第一,自然原因(也可称不可抗力因素)如火山爆发,地球内部活动引起的一系列运动;还有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地表温度有较大影响如耀斑爆发。另外存在着影响气候的异常现象——厄尔尼诺现象。第二,人为因素。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导致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我行我素的生产和消费观念,过度地向大自然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加之人类对森林的大肆破坏,世界人口的增加,人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是累积增加的,而自然因素是不规则的非周期性变化。

因此,虽然气候变化的大趋势难以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减缓气候变化,至少不应该加快其恶化进程。如果仅仅把人类的全面发展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全面享受,一味走“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只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有消除了。”这就是警示我们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必须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进行人类实践活动,要不然,受到伤害的还将是人类自身。

2 减缓气候变化的主体意愿及能力分析

气候本身的全球性决定了减缓气候变化必须全人类共同努力,不仅仅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某些政府或领导的事,这更是事关每个社会主体的问题,必须引起重点关注。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各国政府还积极地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甚至设立专门的机构应对气候变化,以加强防控和灾后重建工作的进行。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许多志愿团体也纷纷用自己的行动呼吁拯救地球。再者,许多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不断举行,如近日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是包括全球190多个国家在内的各国代表聚集商议减缓气候变化,旨在制定一个弥补原来各国所达协议的不足的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

然而,他们往往注重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会议的举行和磋商,或者是集中在财政和技术方面,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的行为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个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但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如果过多注重“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人类中心主义”,而不同时强调“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主义”的有机统一,即使从人的“类”的本质来说也是互相矛盾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基础的,因此,社会主体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并积极地参与利于气候的社会实践。

因此,社会主体会面临两方面问题:

第一,社会主体(社会个人)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假如通过网络或者现场的做一个问卷调查:面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严峻现状,为了人类和自然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气候环境,你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呢?相信,95%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只凭着这个问卷调查并不能充分表明他们会在具体生活中身体力行。社会主体愿意并不代表就能去实践或者说是积极地有益的实践。

那么,针对没有意愿的个体可通过宣传和教育,培养其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指公民作为社会主体所应当拥有的权利意识和义务观念,他们之所以没有意愿,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和能源,实现自己权利的同时,还必须为自己向大自然排放的各种垃圾和有害气体的行为履行义务。当然,有意愿也并不代表就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正面的贡献。

第二,社会主体是否有能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目前,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甚少,甚至现代大学生了解不够多,还有广大的农民朋友和务工人员更是“文盲”, 这就谈不上做贡献了。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滞后性导致的,为了提高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应该从中小学开始抓起,全面注重科普知识的普及。

这一点丹麦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丹麦教育部要求各类在校教师和学生在2008至2009年间加强气候方面的教育,所有教学大纲都要增加与气候相关的内容。具体方法有如建立全国性传播和宣传网;在丹麦教育系统网站上设置了专项内容;气候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相结合等等。也许学生暂时不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大的贡献,但是,经过学校教育和学习,他们会把自觉地带到家庭甚至社区,在往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在有一定的财力和人力情况下,会运用所学知识科学地进行节能减排的实践活动。对于非在校学生的社会个体,可以通过广大社会媒体(如影视、报纸、杂志)把环保知识逐渐大众化,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志愿活动,让广大个人熟知节能减排的基本技巧,彻彻底底地进行气候变化知识的“扫盲运动”。这样,才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力实践。

3 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体实践

俗话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在有意愿和有能力的情况下,还需要社会主体的亲自实践才能对减缓气候变化有所作用。

一方面,对于国家,其实践就是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探索新技术、设立相关的机构。某些国家或地区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其他国家应相互支援。尤其发达国家,同样灾害程度,他们的应变能力会比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强,可以避免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生命安全。且节能减排的措施他们完全有能力来控制,但他们为了利益却不愿意去实践。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其实践涉及到生产和生活诸方面。假如举行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考试:如夏天空调一般应该设为多少度,是否应该使用一次性产品,是否应该减少驾驶及精明驾驶,等等。相信人们的答卷一定会非常准确,但这些具体考试内容又有谁会真正落到实处。

因此,我认为,要落实行动的话,作为社会主体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树立适度的“忧患意识”。春秋史学家左丘明曾说过:“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适度的忧患意识会给我们适当的危机感和压力,从而时刻反思自身改变世界的活动,唐君毅认为:“忧患意识使人不再从无常的天那里祈求降幅,而反省自身之修德配天,把传统宗教下的天德,转化为自觉的人德,这正是理性的运用。”由此看来,忧患意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十分重要。

第二,逐步形成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社会主体的日常行为习惯虽然难以立刻改变,但是这可以通过主体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提醒自己的细节行为。随处可见主题对减缓气候变化做的努力,例如,节约用火、热水、冷气,使用有能源效益的产品,关掉无需使用的电器,随手关闭电源,减少待电状态,减少驾驶等都是个体力所能及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现有技术和自然规律改造世界。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既然气候变化是大部分由于人类非科学地改造自然引起的,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必须重新认识现实状况,根据自然的发展变化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求和谐的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道路。

第四,一贯坚持“和谐”的天人合一观念,并实践于主体活动中。现代生活中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是大多数人的理想。这本并没有错,但是要时刻注重平衡发展,就像我国在2006年把经济发展思路由“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充分显示了把环境问题放在首位,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与自然的和谐更加重要。

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决不像统治异族人类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是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没有理由去破坏这个整体的发展。气候环境是自然界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整个自然界的恶性发展。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是有赖于自然界系统的正常运转的,如果自然界系统这个整体的运行受到破坏,又何来的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虽然难以做到先天下之乐而乐,何不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内化为自我的主导意识,这样,大家一起携手共进,相信往后和再往后的气候环境会不断地改善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5]贾峰.公众环境意识与气候变化[eb/ol].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3

如此看来，我们口头上说的“热死了”是真的有可能。事实上，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极端天气逐渐增多，给人类健康带来的灾难性风险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近日，一独立的国际健康委员会的一项报告就宣称，当前，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潜在地逆转了人类近50年来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健康收益。

那么，气候变化到底会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影响？面对极端天气导致的健康威胁，我们该如何应对？“本期视点”，让我们共同关注气候变化下的健康危机。

极热高温威胁人类健康

时下，气候变化的最显著表现是气候变暖。有相关报告称，对全球90亿人口来说，气候变化决定着后半世纪的发展成果以及人类的健康状况。气候变暖是21世纪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其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极端高温天气。因为极端高温天气和人类发病率和死亡率存在明确的关系。

那么，人类到底能耐受多高的温度？其实，早在18世纪，英国一实验生理学家就曾进行过自体试验：如果空气干燥，人可以在120℃室温下停留15分钟，并无不良反应；若在潮湿的空气中，室温虽只有48℃～50℃，人却只能耐受很短的时间。这是因为汗液不能蒸发的缘故。不过，体内温度升高就难以承受了。人体的核心温度为37℃～38℃，到了40℃～41℃，人就容易中暑虚脱，身体机能就会停止运作，体内细胞恶化，会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若超过42℃，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就会发生严重紊乱，体内蛋白质可能变性、凝固，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体温计的最高度数只有42℃。

那么，问题又来了，人真的会被热死吗？“其实大部分情况人不是直接被热死的，而是因为热诱发了一些疾病。”本刊医学顾问、第三军医大学病理学专家卞修武介绍，高温效应给儿童、老年人、体弱者及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患者带来的影响最大。炎热的应激反应使体温调节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使未成熟或原已受损的系统、组织、器官负荷增加，功能不济，往往病情易加重甚至死亡。另外，持续高温还会使人中暑，使患“空调病”、肠道病、心脑血管病的人数骤然增多，并会有因暑热而死亡的情况发生。

气候变暖对人类健康的另一个严重影响，是导致某些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和复苏。当前虫媒传染病的3大流行趋势是：新的病种不断被发现，原有的流行区域不断扩展，疾病流行的频率不断增强。

“像疟疾、登革热等疾病主要通过蚊虫传播。由于气候变化，原来不适于某些蚊虫、细菌生存的地方，如今可能变得适于它们生存，这样当地民众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健康威胁。”山西省疾控中心专家介绍说，随着气候变暖，不断增加的地理运动以及人和动物宿主的接触，病原体（尤其是病毒）也将突破其寄生、感染的分布区域，并可形成新发传染病的病原体。如2003年的“非典”（SARS），以及时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新发传染病的流行，都引起了全球恐慌。

气候变化易诱发多种疾病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影响健康问题的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主要包括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饮用水和充足的食物。

事实上，气候变化可使空气中某些有害物质，如真菌孢子、花粉和大气颗粒物随温度和湿度增高而浓度增加，使人群中患过敏性疾病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增加；温室气体中以氪氯烃为主的气体对臭氧层有较大的破坏性，导致阳光中紫外线辐射增加，有可能提高皮肤癌、白内障和雪盲的发病率；气候变化也会使大气污染更加恶化，大气污染物引发的过敏症、心肺异常和死亡的发生率将相应增加。

在饮用水方面，更加变化多端的降水模式可能会影响淡水供应。洪水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也在上升。洪水污染淡水供应，使水源性疾病的风险加大，并为蚊虫等携带疾病的昆虫形成繁殖场所。

饥饿和营养不良引起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了人们对疾病的易感性，目前全球有8亿人营养不良。有专家分析，尽管整体看来，随着气候的变化，全球农业产量依然能维持全球的生活，然而，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产量明显的区域差异，将使部分地区营养不良的状况出现进一步加剧的后果。

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密码

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黄帝内经》就指出人类的健康与天地、四季、气候、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而如今，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已不仅具有“涟漪效应”，并且远远超出人们早先的估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危害。首先，要尽量减少引起全球变暖的人为因素，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比如骑自行车或步行取代使用私人汽车，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改善健康。其次，从自身做起保护生态环境。再其次，就是适应气候变化，进一步了解天气、气候、极端事件和流行性疾病之间的联系，在提高预警水平和时效的基础上，实施可持续防御和控制健康威胁的生活方式。

在此，《人人健康》也建议相关部门和机构：

建立和完善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监测预警系统，为社会提供内容丰富、准确、及时、权威的疾病监测、评估、预测、预警，以及疾病预防等各类服务产品；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4

内容提要: 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走上法制化轨道。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分析了近期主要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动向，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突出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等。

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和量化减排目标。为履行国际义务，主要发达国家陆续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确认本国的排放控制目标，实施以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等为主要途径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并辅之以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等市场机制，以期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前后，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国际谈判策略和国内发展的需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动向。分析研究这些动向的内容、背景及其战略意图，对我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艰难前行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是气候变化立法首次在美国国会全院大会获得通过。WWw.133229.cOm但随后，与之匹配的参议院立法进程进展缓慢：2009年11月，参议员克里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就业与美国能源法案》提交全院大会讨论未果，2010年5月，克里与参议员李伯曼联合提出了《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讨论草案）》作为新的立法版本，使得本届国会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1.1 《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简介

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与独立，促进国内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就业。内容包括七大部分：（1）促进国内清洁能源发展；（2）减少温室气体污染；（3）消费者保护条款；（4）保护和增加就业；（5）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6）防止气候变化侵害，即适应气候变化项目；（7）预算条款。

国内能源发展突出核能、海上油气开发、煤清洁利用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法案要求政府支持核能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核电项目担保贷款、投资赋税优惠，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对海上油气开发的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赋予沿海各州否决在本州海岸线120km以内开发油气资源的权力；对燃煤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做出规定，要求政府每年提供不少于20亿美元支持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运营；支持开展农村节能项目和州立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效项目；加强与发展电动汽车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要求各州和大都会区提出交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计划；建立清洁能源技术基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以确保美国在先进能源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

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法案要求自2013年起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主要管制年排放温室气体大于等于2.5万t二氧化碳当量的实体。要求受管制的排放实体，年排放量不得超过其拥有的排放许可量和各种合规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量。美国国内的排放许可、碳信用以及法案规定的部分外国排放许可和碳信用可在美国市场进行交易。电力部门将于2013年起受管制，而制造业将从2016年起。交通部门实施类似于“排放税”的制度。

作为与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相匹配的参议院版本，本法案对排放许可的分配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对纳税人能源消费权益的保护，对维护碳市场稳定进行了更多规定，并提出更加严格的“碳关税”条款。

1.2 立法前景不容乐观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对《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的支持，但参议员在气候变化立法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十分明显。法案在2010年年底时如果尚未经参议院通过，并经两院协商一致，则将因本届国会任期届满而被废除。但在为时不多的本届国会任期中，《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如果要得到参议院立法表决通过，必须通过终结辩论程序，方能提前提交大会进行立法表决。就目前参议院席位看，力推气候变化立法的民主党难以获得通过终结辩论所需的60票支持。同时由于国内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减弱和怀疑上升，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迟缓，加之2010年年底有32位参议员面临换届，因此，预计参议院在换届选举前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态度将趋于保守。而民调普遍显示，共和党将在本次换届选举中胜过民主党，因此，一旦本届参议院未能通过《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以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很难进行气候变化立法。

2 日本提出原则性的立法方案

2010年3月12日，日本内阁提出《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伴随日本政坛变动，其立法前景也出现变数。

2.1 法案对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原则性规定

《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立法目的是在减排温室气体、降低温室效应对地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通过尽可能降低能源供给对化石燃料的依存程度、率先促进能源供求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确保经济发展、稳定就业、能源供给和保护地球环境、保护当前及未来国民健康生活。

法案要求全国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25%，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公平减排协议的基础上；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2050年减排50%的协议基础上。

法案责成环境大臣在征求民意的基础止确定行动计划，并由内阁会议决定。其中，要求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税制“绿色化”改革、可再生能源电力定价，全额调配制度，促进核电发展，提高能效，促进教育、研发等。

2.2 法案的立足点

与美国法案类似，日本法案也将产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质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础。由于日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48%，欧盟27国的60%，已经属于能源消费经济性很高的国家，因此日本工业界对法案提出的减排目标表示怀疑。例如丰田公司认为在2020年以前难以实现绿色技术的突破，因此对实施类似于欧洲的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表示担心。为此，日本环境大臣表示，日本实现上述目标将更多地考虑居民居住部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例如采取安装双层玻璃、集中供热、节能灯、太阳能电池，以及鼓励发展混合动力汽车等措施，而不是仅仅限制工业部门的排放。

法案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必须同与能源有关的措施相协同，要求通过普及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设备和节能建材、加强建筑节能、提高交通效率、促进提高能效的智能化等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措施，同时通过加强相关技术创新，实现减排目标。

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法案中除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外，对中期和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均设立了生效条件，即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形势相协调。同时，法案要求政府努力促成国际社会达成上述附加条件中的规定，这与美国法案要求政府促成全球平等减排的目标一致。

3 澳大利亚转向能源利用专项立法

2010年4月27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宣布，由于难以在国会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以及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的迟缓，政府决定暂缓将《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同时，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修订和《建筑能效标识法》立法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3.1 搁置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

《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旨在通过建立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确立国家排放限额，规定澳大利亚排放许可和其他可采用的排放许可与减排量，建立澳大利亚国家排放许可登记簿，规定受管制排放实体及其法律义务，对能源密集型和受外贸冲击型企业实施补助，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核查、信息披露和公告，防止欺诈等。与美国和日本的法案不同，澳大利亚法案是完全旨在减排温室气体：履行国际义务的法案，没有提出对节能、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

法案曾于2009年6月4日通过众议院三读审议后，提交参议院审议，但分别于2009年8月13日和12月2日两度被参议院否决。在进行重大调整后，工党再度向国会提交了该法案，并且于2010年2月11日顺利通过了众议院的三读审议，但参议院仍未通过该法案。陆克文表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前（即2012年以前）不再提交国会讨论《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除非美国、印度等国的减排政策与行动更加明确。

3.2 力推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

尽管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立法进程受阻，但澳大利亚积极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以实现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近期先后于2010年2月26日和3月18日提出了修订《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和制定《建筑能效标识法》。

为确保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20%的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将《可再生能源目标法》拆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和《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并进行修订，以促进澳大利亚不同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原《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于2001年4月1日通过，设定了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9500gwh的目标。根据新的目标，预计2020年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需达到4.5万gwh。为此，《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规定了2011-2020年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到2020年须达到4.1万gwh。同时，《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将对小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热水器等，提供补贴，其额度为每1单位“可再生能源信用”（相当于发电1mwh）补贴40澳元，并且不设上限，以辅助实现国家目标。

《建筑能效标识法》旨在建立国家大型商业建筑的建筑能效标识制度，要求面积大于2000m2的大型商业建筑在交付、销售、出租、转租和进行相应广告时，提供建筑能效标识，以促进开发商和运营商采用有效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此外，近期澳大利亚政府还就修订建筑能耗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拟于2010年年底形成新的方案。

4 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立法动向

4.1 欧盟通过专项性的《建筑能耗指令》

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5月18日通过了修订的《建筑能耗指令》。该指令旨在加强2002年12月16日通过的《建筑能耗指令》中的相关措施，以取得更显著的建筑节能效果，为实现欧盟提出的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20%和节能20%目标，提供相对低成本的手段。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统一欧盟成员国设定本国最低建筑能效标准的算法，要求新建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有建筑在进行主要结构改造和功能设备系统改造时满足最低建筑能效标准要求，成员国制定并以政府部门带头实施低碳或零碳建筑方案，对建筑进行能效认证，加强对暖通系统运行状态的检查等。

4.2 英国通过专项性的《2010年能源法》

2010年4月8日，英国《2010年能源法》生效。该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示范、评估与利用的相关活动，规范电厂发电低碳化与采用ccs技术相关事宜，规范电力和燃气市场管理局以及国务大臣与之相关的职能，规范发电许可和电力与燃气供应商相关事宜。

4.3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原则性的《气候变化责任法案》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于2010年5月5日通过了《气候变化责任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确保加拿大能够履行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共包括13条。法案设定全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比1990年下降25%，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要求政府通过设立排放标准、建立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出台财政激励政策等措施，实现上述国家目标。

5 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立法进展，为我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促进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5.1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美国本届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与上一届国会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上一届国会涉及到减排温室气体的气候变化立法几乎都是就气候变化问题论气候变化问题，并部署全国的减排行动，但这一届国会的三份主要立法，均是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能源安全、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三大战略相联系。日本提出的法案也是将节能、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技术创新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这表明，美国、日本减排温室气体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国际压力，更多的是从本国发展战略考虑，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在全球的地位服务。我国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也应当从国家全面发展的角度，综合看待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部署。

5.2 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

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进展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不能与能源政策相割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能源发展问题；全球各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措施，主要还是能源生产和利用方面的技术和措施。气候变化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是远期制约，减排温室气体问题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环境容量不明确、各国排放权的产权不明确之前只是道义上的问题，属于软约束；而能源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任何国家而言均是现实制约和物质基础的制约，属于硬约束。因此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才会时疾时徐，却始终把能源政策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问题。我国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和政策时，应重点从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考虑，以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保障能源供给的安全与独立为主体，水到渠成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不应将远期和国际软约束作为制定战略的优先考虑。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 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立法内容提要: 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走上法制化轨道。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分析了近期主要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动向，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突出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等。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和量化减排目标。为履行国际义务，主要发达国家陆续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确认本国的排放控制目标，实施以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等为主要途径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并辅之以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等市场机制，以期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前后，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国际谈判策略和国内发展的需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动向。分析研究这些动向的内容、背景及其战略意图，对我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艰难前行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是气候变化立法首次在美国国会全院大会获得通过。但随后，与之匹配的参议院立法进程进展缓慢：2009年11月，参议员克里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就业与美国能源法案》提交全院大会讨论未果，2010年5月，克里与参议员李伯曼联合提出了《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讨论草案）》作为新的立法版本，使得本届国会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1.1 《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简介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与独立，促进国内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就业。内容包括七大部分：（1）促进国内清洁能源发展；（2）减少温室气体污染；（3）消费者保护条款；（4）保护和增加就业；（5）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6）防止气候变化侵害，即适应气候变化项目；（7）预算条款。国内能源发展突出核能、海上油气开发、煤清洁利用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法案要求政府支持核能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核电项目担保贷款、投资赋税优惠，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对海上油气开发的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赋予沿海各州否决在本州海岸线120km以内开发油气资源的权力；对燃煤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做出规定，要求政府每年提供不少于20亿美元支持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运营；支持开展农村节能项目和州立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效项目；加强与发展电动汽车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要求各州和大都会区提出交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计划；建立清洁能源技术基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以确保美国在先进能源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法案要求自2013年起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主要管制年排放温室气体大于等于2.5万t二氧化碳当量的实体。要求受管制的排放实体，年排放量不得超过其拥有的排放许可量和各种合规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量。美国国内的排放许可、碳信用以及法案规定的部分外国排放许可和碳信用可在美国市场进行交易。电力部门将于2013年起受管制，而制造业将从2016年起。交通部门实施类似于“排放税”的制度。作为与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相匹配的参议院版本，本法案对排放许可的分配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对纳税人能源消费权益的保护，对维护碳市场稳定进行了更多规定，并提出更加严格的“碳关税”条款。 1.2 立法前景不容乐观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对《2010 年美国能源法案》的支持，但参议员在气候变化立法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十分明显。法案在2010年年底时如果尚未经参议院通过，并经两院协商一致，则将因本届国会任期届满而被废除。但在为时不多的本届国会任期中，《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如果要得到参议院立法表决通过，必须通过终结辩论程序，方能提前提交大会进行立法表决。就目前参议院席位看，力推气候变化立法的民主党难以获得通过终结辩论所需的60票支持。同时由于国内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减弱和怀疑上升，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迟缓，加之2010年年底有32位参议员面临换届，因此，预计参议院在换届选举前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态度将趋于保守。而民调普遍显示，共和党将在本次换届选举中胜过民主党，因此，一旦本届参议院未能通过《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以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很难进行气候变化立法。 2 日本提出原则性的立法方案 2010年3月12日，日本内阁提出《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伴随日本政坛变动，其立法前景也出现变数。 2.1 法案对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原则性规定《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立法目的是在减排温室气体、降低温室效应对地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通过尽可能降低能源供给对化石燃料的依存程度、率先促进能源供求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确保经济发展、稳定就业、能源供给和保护地球环境、保护当前及未来国民健康生活。法案要求全国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25%，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公平减排协议的基础上；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2050年减排50%的协议基础上。法案责成环境大臣在征求民意的基础止确定行动计划，并由内阁会议决定。其中，要求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税制“绿色化”改革、可再生能源电力定价，全额调配制度，促进核电发展，提高能效，促进教育、研发等。 2.2 法案的立足点与美国法案类似，日本法案也将产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质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础。由于日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48%，欧盟27国的60%，已经属于能源消费经济性很高的国家，因此日本工业界对法案提出的减排目标表示怀疑。例如丰田公司认为在2020年以前难以实现绿色技术的突破，因此对实施类似于欧洲的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表示担心。为此，日本环境大臣表示，日本实现上述目标将更多地考虑居民居住部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例如采取安装双层玻璃、集中供热、节能灯、太阳能电池，以及鼓励发展混合动力汽车等措施，而不是仅仅限制工业部门的排放。法案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必须同与能源有关的措施相协同，要求通过普及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设备和节能建材、加强建筑节能、提高交通效率、促进提高能效的智能化等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措施，同时通过加强相关技术创新，实现减排目标。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法案中除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外，对中期和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均设立了生效条件，即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形势相协调。同时，法案要求政府努力促成国际社会达成上述附加条件中的规定，这与美国法案要求政府促成全球平等减排的目标一致。 3 澳大利亚转向能源利用专项立法 2010年4月27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宣布，由于难以在国会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以及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的迟缓，政府决定暂缓将《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同时，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修订和《建筑能效标识法》立法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3.1 搁置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旨在通过建立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确立国家排放限额，规定澳大利亚排放许可和其他可采用的排放许可与减排量，建立澳大利亚国家排放许可登记簿，规定受管制排放实体及其法律义务，对能源密集型和受外贸冲击型企业实施补助，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核查、信息披露和公告，防止欺诈等。与美国和日本的法案不同，澳大利亚法案是完全旨在减排温室气体：履行国际义务的法案，没有提出对节能、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法案曾于2009年6月4日通过众议院三读审议后，提交参议院审议，但分别于2009年8月13日和12月2日两度被参议院否决。在进行重大调整后，工党再度向国会提交了该法案，并且于2010年2月11日顺利通过了众议院的三读审议，但参议院仍未通过该法案。陆克文表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前（即2012年以前）不再提交国会讨论《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除非美国、印度等国的减排政策与行动更加明确。 3.2 力推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尽管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立法进程受阻，但澳大利亚积极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以实现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近期先后于2010年2月26日和3月18日提出了修订《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和制定《建筑能效标识法》。为确保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20%的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将《可再生能源目标法》拆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和《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并进行修订，以促进澳大利亚不同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原《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于2001年4月1日通过，设定了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9500GWh的目标。根据新的目标，预计2020年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需达到4.5万GWh。为此，《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规定了2011-2020年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到2020年须达到4.1万GWh。同时，《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将对小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热水器等，提供补贴，其额度为每1单位“可再生能源信用”（相当于发电1MWh）补贴40澳元，并且不设上限，以辅助实现国家目标。《建筑能效标识法》旨在建立国家大型商业建筑的建筑能效标识制度，要求面积大于2000m2的大型商业建筑在交付、销售、出租、转租和进行相应广告时，提供建筑能效标识，以促进开发商和运营商采用有效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此外，近期澳大利亚政府还就修订建筑能耗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拟于2010年年底形成新的方案。 4 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立法动向 4.1 欧盟通过专项性的《建筑能耗指令》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5月18日通过了修订的《建筑能耗指令》。该指令旨在加强2002年12月16日通过的《建筑能耗指令》中的相关措施，以取得更显著的建筑节能效果，为实现欧盟提出的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20%和节能20%目标，提供相对低成本的手段。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统一欧盟成员国设定本国最低建筑能效标准的算法，要求新建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有建筑在进行主要结构改造和功能设备系统改造时满足最低建筑能效标准要求，成员国制定并以政府部门带头实施低碳或零碳建筑方案，对建筑进行能效认证，加强对暖通系统运行状态的检查等。 4.2 英国通过专项性的《2010年能源法》 2010年4月8日，英国《2010年能源法》生效。该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示范、评估与利用的相关活动，规范电厂发电低碳化与采用CCS技术相关事宜，规范电力和燃气市场管理局以及国务大臣与之相关的职能，规范发电许可和电力与燃气供应商相关事宜。 4.3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原则性的《气候变化责任法案》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于2010年5月5日通过了《气候变化责任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确保加拿大能够履行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共包括13条。法案设定全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比1990年下降25%，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要求政府通过设立排放标准、建立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出台财政激励政策等措施，实现上述国家目标。 5 对我国的启示上述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立法进展，为我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促进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5.1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美国本届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与上一届国会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上一届国会涉及到减排温室气体的气候变化立法几乎都是就气候变化问题论气候变化问题，并部署全国的减排行动，但这一届国会的三份主要立法，均是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能源安全、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三大战略相联系。日本提出的法案也是将节能、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技术创新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这表明，美国、日本减排温室气体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国际压力，更多的是从本国发展战略考虑，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在全球的地位服务。我国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也应当从国家全面发展的角度，综合看待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部署。 5.2 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进展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不能与能源政策相割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能源发展问题；全球各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措施，主要还是能源生产和利用方面的技术和措施。气候变化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是远期制约，减排温室气体问题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环境容量不明确、各国排放权的产权不明确之前只是道义上的问题，属于软约束；而能源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任何国家而言均是现实制约和物质基础的制约，属于硬约束。因此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才会时疾时徐，却始终把能源政策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问题。我国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和政策时，应重点从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考虑，以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保障能源供给的安全与独立为主体，水到渠成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不应将远期和国际软约束作为制定战略的优先考虑。 5.3 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主要发达国家的上述立法都特别注重公众的支持，千方百计在法律案文和解释、辩论中体现对纳税人的保护，对公众意见的关注和采纳，以及向公众信息公开。美国的立法进程明显表现出与公众支持的呼应：众议院法案表决时，公众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势力高涨，法案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而当公众支持下降或怀疑上升时，国会的行动变得迟疑，表现为参议院法案要么被搁置，要么迟迟不提交全会讨论表决。这说明一项新的政策出台，需要建立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我国当前宜加紧出台和修订《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进一步做好节能减排等惠及千家万户、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和行动，尤其是立法方面的行动，宜进行细致的调研与原则性规定。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新闻媒体；雾霾天气；气候传播；经验启示。

今年l～2月间，我国出现大面积持续较强的雾霾天气。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出行安全，干扰了群众生活和社会秩序，“PM2.5”“AQI”这些专业性词汇瞬问在社会上被普及开来。在这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民健康的社会行动中，我国新闻媒体及时跟进、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进行了有效传播，再一次体现出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彰显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这期间。我国新闻媒体关于雾霾天气的报道及时客观、深入浅出，而且敢于直面问题、引导舆论，打了一场气候传播的胜仗。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据央视网统计，自2013年1月11日至2月19日这40天中，中央电视台围绕雾霾天气的报道有439条，平均日报道量将近11条。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台自1月12日起连续3天在《新闻联播》中对雾霾天气进行重点报道，而且首日头条播出的时长占整个《新闻联播》节目的近三分之一时间。这个数据显示出央视对此次雾霾天气的关注程度之高、报道密度之大，体现了主流新闻媒体在气候传播中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

这次我国新闻媒体在雾霾天气的报道中，能够根据不同阶段事态的发展和公众的反应，采取不同的报道手段，合理地调整议程及内容，做到由表及里、环环相扣、以量取胜、以势取胜，从而达到了让公众信服，并自发地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的有效传播目的。

一、天时地利，人和同心，及时跟进，服务公众。

这次雾霾天气报道，我国新闻媒体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重要原因之一是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关键性条件。

首先，恰逢“天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不断总结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如今我国经济已从以牺牲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着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精细化方向转移。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丰厚物质生活的同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情。去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并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让环境更加美好、生活更加幸福、生命更加健康已成为全国广大群众的普遍共识，这就为新闻媒体做好气候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次，具备“地利”条件。2013年春，在我国北方多个省市同时发生了长时间、大面积的严重雾霾天气。

这种极端的、带有极大危害性的天气现象的突然发生。引发了受其影响地区公众的密切关注，大家都希望尽快了解雾霾天气的危害和影响。以及预防的措施和办法，以便迅速投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之中，这就为新闻媒体适时开展气候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再次，拥有“人和”环境。近年来我国新闻与舆论传播环境的逐步宽松、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迅速开放、新闻工作者责任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政府对民生和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等。这些都为新闻媒体在此次雾霾天气到来之时，迅速组织有效的气候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强雾霾天气会直接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生活秩序和社会生产，这是引发群众关注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其心理恐慌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及时、有效地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以满足群众的获知需要。在此方面许多新闻媒体都作出了很好的表现。

例如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出的（33城市空气遭遇严重污染，雾霾天气将向南北扩张》《北京未来三天将持续雾霾市民应尽量避免外出》《关注雾霾天气雾霾天保健康：多喝水清淡饮食》、中新网图片新闻《北京空气严重污染PM2.5指数“爆表”》《北京：人们戴上1：3罩防PM2.5》、中国网络电视台播出的《雾霾防治措施》等报道，从雾霾天气的成因、怎样避免、如何应对等多个方面回答了群众的疑问。而《经济参考报》《北京遭遇本月第四次雾霾天，人为排放是根本原因》的报道，更是让PM2.5从实验室跳到了社会公众眼前，AQI也不再是气象部门的专业名词，这些气象领域的专业词汇。随着新闻媒体的报道一下子变得家喻户晓。公众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到许多知识：

PM2.5会让人们不停地咳嗽，促使呼吸道疾病发生：

为了不生病，人们尽量不要长时间待在室外，出门需要戴上棉质13罩，多吃清淡的食物；为了不继续增加PM2.5，需要大家的配合与支持，部分工厂要停工，汽车出行要减少。

这些新闻报道重点在于体现人文关怀。提供最新信息，普及相关知识。报道的目的在于安抚大众情绪、消除恐慌心理，使人们学会自我预防。避免因雾霾天气导致其他不利因素（如疾病暴发、恐惧心理蔓延等）的扩散。

二、聚焦问题。顺势而为。释疑解惑，监督问责。

这次雾霾天气属于突发性危机事件。但是它与通常其他一些类型的危机事件又有所不同。

通常的突发性危机事件一般会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区域性集中，突发性地爆发在某个区域；二是作用周期短，即突如其来。通过启动应急预案可以迅速结束，并能有效防止甚至是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三是辐射范围可控，即通过应急手段在发生地迅速、有效地控制事件的恶性后果，使之不会加剧扩散；四是作用人群狭窄，即该类事件作用人群主要呈现地域特征。在没有发生事件的地区。关注度和事件作用效果不明显。

而这次雾霾天气属于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它具有影响区域广、作用周期长、辐射范围未知、作用人群普遍的特征。简言之，气候变化并非只影响到某个人、某个区域，它是一个公共性话题，与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奎一靼一堕～理～震此次雾霾天气就不能仅仅看作是北京地区、华北地区或是中国北部区域发生的气候问题，因为气候变化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让任何人、任何地区都难以置身事外。

因此，当雾霾天气成为社会话题时。新闻媒体就应当顺势而为。通过大量的、多样化的连续报道将这一社会热点问题聚焦，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新闻媒体不仅要解答群众的疑问。还要帮助群众设置疑问。问那些他们想不到和想不深的问题。

例如。一些新闻媒体在初期阶段的报道中主动为群众“支招儿”。提醒人们要防止吸人有害物质，而防止呼吸系统感染的途径是减少出门。要使用空气净化器，要注意调配饮食，出行要戴1：3罩，等等。央视新闻频道《北京雨雪雾霾：路面湿滑，实拍追尾剐蹭明显增多》让群众了解到，雾霾天气不光危害着人们的健康，也使得出行受阻、交通安全等问题接踵而来，提醒司机谨慎驾驶。

然而，这些应急措施只是雾霾到来之时人们应当加以应对的措施，属于“表面”层次的东西。新华社发出的《北京87小时雾霾天气扫描：人不能时时活在1：3罩下》的报道，适时地提出了深层次的疑问：在原本正常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人民日报》时评《治理雾霾，需要告别“口头环保”》提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问号：是谁催生了‘霾’？”文章指出：“若清点霾的成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脱不了干系。当我们质疑汽油标准时，脚下却不断地踩着油门；秋天，各地进入秸秆焚烧高峰期，使诸多城市雾霾锁城；春节，鞭炮脆响，在释放好心情时。也在释放令人厌恶的PM2.5……每一脚油门、每一根燃烧的秸秆、每一串红红火火的爆竹后面，是你是我是他。我们是否也在一边抱怨空气质量，一边不经意地向霾‘喂食’，催化并纵容着‘霾’？有媒体人抱怨不知如何向车里的孩子解释‘霾’，却忘记了自己正在贡献尾气；有公众人物不断向大家报告空气污染指数，自己的企业在雾霾天却没有按规矩及时停工……”这些报道使人们认识到，雾霾不是一阵风就可以刮跑的，它需要每个人都从自己身边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传播目的的深化，使报道内容发生了变化，由开始的安抚变为严肃的问责。这时。报道真实反映社会各界声音，使新闻媒体站在民意、道德和公益的制高点上，不断收集百姓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声音。借助民意的力量，追问政府，问责环保部门，对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为提倡和推动全民环保打下更加扎实的社会基础。

三、因势利导，营造声势，细致深入，引导公众。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传媒。可以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发挥“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作用；作为一个社会舆论机构，它可以因势利导，营造声势，起到社会组织和动员的作用。

新闻媒体可以及时传达政府的政策和举措。发出倡议，动员社会力量，鼓舞群众信心，并促使群众响应政府号召。将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自发地转化为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简言之，新闻媒体可以通过细致深入的新闻报道，因势利导，营造声势，帮助群众建立起更加牢固的环保理念，引导他们自觉地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去。

为了使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进而形成良好的全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声势，新闻媒体采用了许多细致有效的方法。

（一）报道视点，体现理性思考。

在这次雾霾天气报道中，《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雾霾天气”肆虐不是“美丽中国”》《“厚德载雾，自强不吸”不是全面小康》等几篇文章，明确提出“既然同呼吸那就共责任”“这责任是政府的责任。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不是美丽中国，‘厚德载雾，自强不吸’不是全面小康”。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发出倡议：“经济发展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城市管理再也不能以‘空气不好是小事’的心态来应对突发情况，居民生活再也不能只图自己方便、不管环境负担。只有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我们才可能拥有天蓝、地绿、水净、风清的美好家园。”

新闻媒体关于雾霾天气的报道视点，体现了媒体的理性思考。能够给群众以启发，使得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广大群众的心中。

（二）治理措施，专业和民间并举。

雾霾天气的治理，既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专业性措施，也需要民间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因此，新闻媒体的报道应当提倡专业与民间两者并举的治理措施。

新华网在其《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谈雾霾治理系统“药方”》的报道中，就面向公众提出了“制定城市建设规划作为防治PM2.5污染重要手段”“能源利用作为防治PM2.5的重点领域”“严格控制城市露天烧烤”三个药方。北京卫视《京津冀雾霾天气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结果》的报道，道出了雾霾的成因，提醒公众勿自食恶果。这些报道可以帮助人们从专业与民间两个方面来了解治理雾霾天气的措施和方法。

（三）主播点评，贴民生活。

在这次雾霾天气报道中，中央电视台采取了在新闻中插入主播点评的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在央视的《晚间新闻》中，主播就“雾霾天气下春节是否燃放烟花爆竹”做了点评，提醒群众燃放烟花爆竹会加重空气污染。这种以贴民生活视角的方式去引导群众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担负起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责任的做法，值得肯定。

（四）专家解读，对比形象生动去年7月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所作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对气候变化“信息来源信任度”的认知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科研机构”，其次是政府、媒体等，这说明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传播，应当充分重视发挥科研机构和专家的作用。

在这次雾霾天气报道中，许多新闻媒体注意用专家解读的方式来实现传播目的。例如，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钟南山称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谁也跑不掉》《谢绍东：北京雾霾与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无可比性》等报道，就是借助专家之121，通过形象对比的方法。帮助人们认识此次雾霾天气的特点及其严重性。从而坚定了广大群众团结一心战胜雾霾天气的决心。

实践证明，这次全国性大范围的雾霾天气，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大大提高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增强了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执行力和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力。

例如在没有禁放令的限制下，今年北京市烟花爆竹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近四成，除夕夜燃放总量、集中燃放持续时间均比往年明显缩短。Ill许多公务车辆也首次以“今日重污染天气，停止使用”为由减少出行。这说明，新闻媒体的传播收到了实际效果。

这次雾霾天气报道所积累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新闻媒体担负着传播信息、普及知识、理性引导、稳定秩序、达成共识、促进行动的作用。通过宣传报道可以让公众正确认识极端天气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掌握应对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式和方法，进而自觉地投入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之中，这些都说明新闻媒体在气候传播中可以大有作为。

当然，目前我国新闻媒体的气候传播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报道的速度、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需要加强。专业化水平也还需进一步提高。今后。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与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的日益加重。我国新闻媒体在气候传播方面任重道远，尚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课题《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08AXW004）参考文献：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7

从11月30日到12月12日，经过13天漫长的谈判、三个版本的修改，最后的巴黎协定共有31页，包括决定和协议两部分，涉及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转让、透明度等要素。“达成的巴黎协定是一个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协定通过后说。

推动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挑战在于，各方必须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形成共识，这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可以阻止共识的达成，因此通过一份富有雄心的协议显得格外困难，加拿大驻华大使、前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赵朴对《财经》记者表示。“巴黎达成了好的结果。”赵朴说。在经历六年前在哥本哈根的失败之后，巴黎终于见证了胜利。

当天早些时候，在最后的文本发放之前，来自马绍尔群岛的外交部长托尼・德布鲁姆、德国环境部长芭芭拉・亨德里克斯、欧盟委员会主管气候行动与能源事务委员米格尔・卡涅特、美国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等人手挽手一起走向会场。

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新浮现的一个联盟：雄心壮志联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虽然这一联盟早在今年7月就已经诞生，但直到在气候变化谈判进入关键的最后三天，它才正式对外宣告成立。在缺少戏剧性场面的巴黎气候变化谈判会场，“雄心壮志联盟”的出现引人瞩目。新阵营浮现

这个由太平洋中部岛国马绍尔群岛发起的联盟包括了欧盟、美国、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一位熟悉联盟事务的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确认，截至12月11日晚，“雄心壮志联盟”的成员数量已经达到98个。在大会接近结束时，仍不断有新成员加入。

据记者了解，在11月底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始之前，这一联盟已经有过四次秘密会晤。之所以直到气候变化谈判进入第二周才对外公开，德布鲁姆表示，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机宣布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影响力。

“气候脆弱论坛”顾问、哥斯达黎加前气候谈判官员莫妮卡・阿拉娅对《财经》记者表示，“雄心壮志联盟”是一个不寻常的集团，它打破了过去的传统。“过去的传统是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阵营。但‘雄心壮志联盟’试图发出讯息，告诉大家事情正在发生变化。”阿拉娅说。“气候脆弱论坛”也是气候谈判中的一个联盟，由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20个国家组成。

“雄心壮志联盟”成员既包括发达国家代表美国、欧盟，也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有穷国也有富国，有大国也有小国。联盟成员挪威气候与环境部长蒂娜・松德托夫特表示，虽然联盟成员来自不同的谈判集团，在很多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对协议的高雄心立场一致。

“如果想要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进展，必须展开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责。”阿拉娅说。

在“雄心壮志联盟”的两次记者会上，德布鲁姆都充当了主要发言人的角色，他反复重申对一份高标准协议的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一个最低限度的协议，这是我们的红线。”德布鲁姆说。

“雄心壮志联盟”的基本诉求包括：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的目标;通往低碳未来的清晰路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中包括实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旧阵营分化

“雄心壮志联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谈判集团。“雄心壮志联盟”成员、最不发达国家谈判集团主席吉萨・马丁斯对《财经》记者强调，他们不是一个谈判集团，对其他成员的加入持开放态度。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之所以选择不成为正式的谈判集团是因为他们希望这一联盟为各国部长交流提供非正式的机会，由于这些国家处在不同的谈判集团，因此这一联盟依然可以在谈判进程中发挥影响力。

七十七国集团+中国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最大谈判集团。这一集团发展到2014年已经包括了134个成员。由于七十七国集团内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又产生了非洲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等其他谈判集团。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达成以来，发展中国家阵营已经‘面目全非’，七十七国集团+中国阵营名存实亡。”巴黎气候谈判观察员、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她对《财经》记者进一步解释，这一阵营中国家发展阶段差距拉大，虽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一致，但各有不同利益诉求，为发达国家瓦解这一阵营创造了条件。

例如，非洲国家要求发达国家为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提供补偿;印度希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减缓、适应、资金等所有要素上得以体现;小岛屿国家则担心家园的存亡。

发达国家的谈判集团主要包括欧盟和伞形集团，后者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挪威、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等国家组成。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七十七国集团+中国、欧盟和伞形集团构成了谈判的三股主要力量。

除了正式的谈判集团，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还有协调集团，比如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

在巴黎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基本上在每一版新案文出炉之后，谈判集团和协调集团都会代表各自成员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表明立场。

有舆论分析认为，美国和欧洲牵手在气候变化过程中最脆弱的国家成立“雄心壮志联盟”，旨在孤立中国与印度。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谈判结束前一天举行的会上说，“雄心壮志联盟”只是一种表演（performace）。“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各方面实现雄心的承诺。对于中国和其他没有加入这一联盟的成员来说，我们也会信守承诺。我们的承诺也很富有雄心。”刘振民说。

虽然马绍尔群岛的一名谈判代表对《财经》记者表示，德布鲁姆与解振华有很好的双边交流。但据记者了解，在此前的双边会谈中，“雄心壮志联盟”这一议题并没有被提及。对于“一种表演”的评价，德布鲁姆对《财经》记者回应说，那也是一种“好的表演”。

最终，被“雄心壮志联盟”成员反复提及的1.5摄氏度目标被写入巴黎协定：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之内，同时认识到这将大大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核心分歧未松动

在特定的共同目标之下，“雄心壮志联盟”的出现打破了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界。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界限仍然坚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原则仍然是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坚守。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提出了这一原则。

但一些发达国家认为由于发展水平和排放水平发生变化，不应再继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强调，区分是包括中方在内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需要明确反映在巴黎协定中。解振华则指出，坚持区分并不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减缓和适应方面做得更好。

在巴黎协定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列为执行原则之一。巴黎协定重要的新增部分，关于国家自主贡献部分也写道，下一次国家自主贡献提交将按不同的国情，逐步增加，并反映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

“巴黎协定是对CBDR原则演进性的体现，在不同问题上体现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资深主任李硕对《财经》记者表示。他举例说，在透明度问题上，共同被体现得更加明确;区别原则在减缓和资金议题上有更多体现。

“区别体现在发达国家带头承担减缓义务，要在法律约束力框架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则是自愿提供支助。这是既有共同又有区别的混合安排。这种安排和20年前不同，不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分法。”李硕说。

在巴黎协定通过之后，印度环境部长普拉卡什・贾瓦德卡尔肯定了协定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体现，但也指出富裕国家的承诺比人们期望的要低，否则这份协定可以更富有雄心。阻止协议达成的另一大议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的争论也未有明显缓和。

巴黎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部分指出，发达国家应为协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但没有提及具体数字。决定部分则提及，发达国家有意继续现有的集体筹资目标至2025年，并在2025年前设定一个新的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的集体定量目标。

发达国家早在2009年就承诺将在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但这一承诺仍有待落实。

代表七十七国集团+中国发言的南非环境事务部部长埃德纳・莫莱瓦指出，资金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关注;解振华也表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还应该加大力度，这是协议和决定中应该完善的内容。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8

迎着2006年第一股强冷空气带来的寒风，记者如约来到叶笃正先生的家中采访。

“我现在每天散散步，翻翻地理、探险类杂志，读读武侠小说。当然，身体允许还要去所里上班。今年想再招个博士生。”叶先生向记者描述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流露出孩子般的满足、快乐。这快乐发自内心，是拥有大智慧、襟的人所独具的。

“获得国家科技大奖，您有何感想？”问题一出口，记者已经在心里暗暗地骂自己“俗”。

“当然很高兴了！获得任何奖项我都很高兴，但是并不激动。”叶先生淡淡地说。90年人生风雨历练出的从容、豁达、淡定，让人感受到一代学术大家的风范。

“现在这些个人的得失已经不能让我激动了，我真正感到激动人心的是什么。你们知道么？”不想叶先生话锋一转，说来竟也有些动情，“当我听到美国有人说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个威胁，要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我真的很兴奋，这说明中国强大了。我为此非常非常的骄傲，我也为中国的强大出了力。”

“既然成立了新中国，就一定得回去!”

1945年初，叶笃正被选送到美国留学。由于在清华校园里结识了钱三强，改变了他攻读物理的初衷，改学气象学。3年里，伴着风光旖旎的密执安湖上的微风，叶笃正勤奋学习，于1948年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师从世界著名大气物理学家罗斯贝做研究工作，并由此成为以罗斯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罗斯贝很喜欢这个勤奋、文静的东方青年，请他主持了一个研究计划――夏威夷的气候。此前，叶笃正已在欧美多种著名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其中《关于大气能量频散传播》一文受到各国气象学界的重视。至此，叶笃正就以大气运动的“长波能量频散理论”而蜚声国际气象界。这个理论，仍是大气动力学的3个经典理论之一。

正是由于这些出色的成绩，引起了美国气象局的关注，派人找到了叶笃正，提出愿以优厚待遇请他到华盛顿工作。不料，却被叶笃正一口拒绝。原来他已决心回国效力，并多次提出回国申请。但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中美两国关系很紧张，他的申请也自然遭到了拒绝。“当时美国不允许已经工作了的中国学生回国，尤其是学自然科学的。”谈及此，叶先生依然很愤愤。

尽管如此，他依然归心似箭，四处奔走。一天，叶笃正与罗斯贝诉说了自己思念祖国的心情：“教授，你知道，政府是个腐败的政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美国。如今，这个反动政府已经被，我要回去和中国人民一起建设我的祖国。”讲到这里，他用充满期待的目光望着罗斯贝，“教授，我的想法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

这位美籍瑞典老人被叶笃正深深地感动了。他思忖半晌，激动地说：“好吧，我支持你！我请你到瑞典去。你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然后从瑞典去中国。”

过了几天，罗斯贝教授帮他弄到瑞典使馆的签证。正在这时，叶笃正听说有一条船要在香港靠岸，允许中国学者乘坐。于是，连忙收拾好行李，告别了罗斯贝教授，踏上了归国的旅途……“1950年8月27日，我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横渡太平洋，回到了祖国。在罗湖我受到祖国亲人的热烈欢迎，大家又唱歌，又跳舞，感动得我直流泪。我说，Finally，I’m here，I’m home（终于，我到家了）。”

30年后，年已耄耋的叶笃正重返旧地，一位美国科学家问他当年为什么选择回国？叶笃正简洁而又坚定地答道：“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得回去给中国做事。新中国成立了，中国有了希望，我一定要回去。”

1991年，叶笃正被美国气象学会选为荣誉委员。这是一个殊荣，因为这个学会自创办以来所有的荣誉会员不过40人，叶笃正是仅有的两位亚洲籍会员之一。美国气象学会在为他颁发证书时，对他的科学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

“当时您了解新中国气象学研究方面的情况吗？”我们问。

“我知道当时非常非常落后，简直落后到极点了，中国的气象几乎是个白纸。但新中国成立就是有希望的，我要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

“这么多年里，您有没有过一点后悔？”

“我只在一个时候后悔过，那就是把我打成特务的时候。从牛棚出来，我又进了特务学习班。那时我就想，我回来做什么了，回来当特务吗？”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叶笃正的眼睛里仍然蓄满笑意，没有愤懑和怨恨，却有些孩童般淘气的神情。

“我现在为什么不后悔？”叶先生接着说道，“第一，我是中国人，我做事，我给中国做事，我给中国老百姓做事，给中国人做事。第二，如果我留在美国的话，美国不会给我这么一个舞台。

“做研究让我很快乐,出成果也让我很快乐!”

2005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IAMAS）大会期间，专门召开了一个以“从大气环流到全球变化”为主题的特别研讨会，介绍一位优秀的中国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在IAMAS召开的科学大会中这可是第一次介绍中国人。叶笃正先生正是这次讨论会的主角。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歇尔・法罗用“广受尊敬、世界闻名”来赞誉叶笃正在气象科研、教育和国际合作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叶笃正先生曾对他的学术生涯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一个科学工作者，一生的经历就好像是一出戏，这出戏要成功，有两个必需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有一个舞台，对我来说，我一生都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这个舞台就是科学院和大气物理所给我的，所以首先我要感谢科学院和大气物理所。同时，这一台戏成功不成功不仅仅需要一个舞台，而且要有众多的演员彼此帮助、彼此和谐，才能够演成功。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而是大家的，是大气所科学群体的成绩。”

回国后，叶笃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在北京西直门内北魏胡同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不久，中国科学院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央气象局共同建立了天气分析预报联合中心和气候资料联合中心，叶笃正参与了中心工作的领导。这两个中心随后发展为采用近代方法作天气预报的中央气象台和以近代方法整编气候资料的气候资料室。叶笃正教过的许多学生今天还记得当年叶教授指着挂在墙上的巨幅天气图那令人振奋的话语，“中国的天气预报要在物理、数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天有不测风云’的时代该在我国结束了。”叶笃正在纷繁的工作中，教书、育人、创业，年复一年地着手建设中国的气象科学。仅几年时间，他就和同事们一起把大气物理学的主要分支都一一建立起来。由他担任所长的大气物理研究所，从原来的十几个人只做一些天气和气候研究，发展成为数百人的门类齐全的大型研究所。

“现在国内的著名气象学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身为叶笃正的学生，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李崇银院士告诉记者，“大气动力学这个领域他就是祖师爷了。”

在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之后，叶笃正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目前中国在国际大气科学方面占有一席之地的几个研究方向，都与他的学术贡献有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还有他的青藏高原的热力和动力作用、地转适应理论，既是科学，又密切联系实际，对我国的气象业务有很大的影响。”李崇银说。

回国后的最初几年，他最为关心的课题是：影响中国的是什么天气系统？控制中国天气的环流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在研究中，他发现：在青藏高原以南和以北有两股由西向东的强气流，越往东，两股气流的距离越近，最后合成一股，到了日本风力最强。他还用当时最先进的手段和分析方法研究了东亚大气环流的演变，认为东亚大气环流的演变不是以往人们认为的渐变，而是有个突变过程。

他把这些重大发现写进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一书中，并写了些论文寄给罗斯贝教授主办的《瑞典气象》杂志发表。许多外国气象学家看了后都深感惊讶：想不到中国气象专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东亚大气环流的许多基本问题摸清。

上世纪40年代以前，气象学家普遍认为，大气的环流主要是气压分布不均匀产生运动的结果，气压场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罗斯贝教授则指出：气压场不是主导，风场是主导，不少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真理只能有一个，到底普遍的认识对，还是老师的理论对？叶笃正经过反复研究后发现，普遍的认识对，老师的理论也对――若以数千公里以上的环流为对象，则普遍的认识正确；若以千余公里环流为对象，则老师的理论正确。于是，研究对象一大一小，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叶笃正的发现，解决了国际气象学界长期争议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当记者问到这几十年来研究工作中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时，叶老说：“对我而言，做学问、搞研究本身就是快乐的，做出成绩，得到别人认可更是快乐的！”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参与全球变化研究!”

像叶笃正这样的一代学术大师，在一个领域的成就已经牢固地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他尽可以躺在他的功劳簿上。可是在他接近古稀之年的时候，他却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另一个领域，从而成为“全球变化”这个国际研究新领域在中国的开山鼻祖。

“1984年，包括美国科学家马龙在内的几个科学家提出‘全球变化’这个新概念，但不少的人不赞成。于是马龙到中国来找我，同我探讨了这个问题。我那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既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用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我这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叶笃正告诉记者。

大科学家是不同于一般的科研工作者的。于是从学术问题他看到了不可忽视的人类困境。

“当我在中国提出这个课题以后，也有许多反对的意见。有一个院士就说，什么全球变化不全球变化的，关我们什么事，它要变就让它变去好了。”当时，叶笃正为此经受了不小的压力。

我们今天已经熟悉了很多概念，比如温室气体，比如全球变暖。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类的活动可以导致气候的变化。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并不清楚人类的活动在多大的程度上导致了气候的变化。“叶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要加强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的。气候研究原本不是他的本行，但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李崇银院士说。

李崇银向记者解释说：“过去的气候研究基本上就是统计，统计一段时候的天气情况，看平均值，借以推断今后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或寻找它的变化规律。但叶先生等首先提出了应该把气候的变化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把它放到地球多个圈层里（包括大气、海洋、冰雪、生物等）来考虑。在他的倡导下，1985年，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成立，叶笃正任主席。1987年，又成立了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这些是我国气候研究走上良好发展轨道的开端，也几乎是与国际发展同步的。在国际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是1984年公布的，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国科联（ICSU）等一批科学家在具体操作和推动。”

“气候系统”概念的提出，使气候及其研究走出了仅以大气为对象的圈子，进入了多圈层相互作用的范畴，并让人们首次认识到人类的活动可以导致气候的变化。上世纪的气候变化在历史上并不是最激烈的，但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人类活动使大气CO2浓度迅速达到了42万年来的最高点，人类社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达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深度和广度。在叶笃正拿出人类的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气候的变化这个证据前，他进行了大量的预研究。“这一方面做一点，那一方面做一点，再逐渐把它们连接起来，逐渐就知道了全球变化是一个很全面的问题，其中人类活动的问题很重要。”叶笃正说，“人类的活动可以向大气中施放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甲烷，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这样日日、月月、年年的施放，温室气体恰如给地球盖了一个塑料大棚。这就不得了了。”

至此，叶笃正使中国的气候研究走进了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甚至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人类无节制的活动可以导致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牵制了人类的活动，这样彼此的交叉互动，会把人类带入一个无法返回的困境。人类必须限制自己的行动，人类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就是“全球变化”所揭示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和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加速，给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敲响了警钟，并成为世界气候科学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

英美两国气象学家通过系统科学的考察宣布：导致这一现象的主因是无序的人类活动。然而，瑞士日内瓦大学地质学院教授埃里克・达沃的观点恰好与此对立，他认为是自然界周期性的变化而不是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起主导作用，温室效应不会使地球越来越热。相反，从气象史的大循环看，地球会加速向“冷却”的方向演变。

权威专家对同一现象得出相反的结论，究竟哪个结论更为合理？叶笃正认为：“如果不将由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温室气体等问题考虑在内，我们将无法准确和全面解释全球气候异常变暖这一现象。分析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要进行辨证思维。就地球存在的漫长历程而言，相对于自然界的变化，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较小，但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人类活动确实直接影响了全球气候的变化，这一点在后工业革命后期尤其明显。”

在2003年气候变化国际讨论会开幕的当天，叶笃正为大会作了题为“有序人类活动”的报告，他认为人类活动已经给气象条件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尤其是近100年，人类工业的发展是以破坏生存环境为代价的。他所推崇的有序人类活动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和判断指标的，同时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理论和实际措施。

叶笃正首次提出的“有序人类活动”概念，如今已成为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研究内容；叶笃正的名字也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这一世界瞩目的国际合作项目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9

Chen Tao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南京 21004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处，南京 210044）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Public Policy，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摘要：极端恶劣天气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政府的积极努力，也需要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与他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呈正相关。本研究通过对3489名网民的调查，了解中国网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认知水平，有利于更好地实施节能减排计划，应对气候变化。

Abstract: Extremely bad weather seriously effect our production and living. It is common concer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 to positively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need not only government's efforts but also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people's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ople's perception level of climate change. We investigate 3489 civil net citizens in order to know the cognition of civil net citizens in China on climate change. We shall carry out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for better implementing the energy reduction plan on climate change.

关键词：中国网民气候变化认知调查

Key words: the civil net citizens in China；climate change；cognition；investigation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32-0142-03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对于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环境心理学认为个体行为与所处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是一个信息交换过程，包括刺激、感知、环境认知和行为等一系列内容组成。感知是从环境中提取和接收信息的过程，而认知是在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物，是对环境的识别与理解。行为是在认知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与行动。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让公众自觉参与并不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必须要让他们知道和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究竟到了一种怎样的情况？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气候变化已经给人类和即将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采取哪些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只有对这些问题了解了，清楚了，应对气候变化才能成为公众自觉自愿采取的行动。为了对中国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我们通过中国天气网开展了“中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调查”。本次调查共有3599位网民参与，其中有效问卷3489份，有效率为96.97%，样本分布（参见表1）符合调查需求。

我们对获得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1网民对气候变化状况的总体认知

关于网民对气候变化的总体认知情况，我们从5个方面设计了11个问题进行考察，包括“对气候变化了解程度”、“对气候变化关注程度”、“对气候变暖的认识”、“对于气候变化主要现象的认识”、“了解气候变化的路径认知”。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运用SPSS16.0对网民气候变化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①。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34，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总体认知情况（见表2）。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中国网民对于“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比较高；②中国网民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关注；③中国网民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现象是“气候变暖”和“台风、暴雨、洪涝频发”；④中国网民认为气候正在变暖并有强烈地感受，他们关于“气候变暖”的判断主要源于自身感受而不是天气变化和各种演绎；⑤网络和电视是中国网民了解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

2网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认知

关于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的认知情况，我们从3个方面进行考察，即网民“对引起气候变化原因的了解程度”、“对造成全球气候变化主要原因的认知”、“气候变化影响因素受政治影响的认知”。共设计了6个问题。运用SPSS16.0对网民气候变化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24。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3）。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中国网民对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比较了解；②近八成网民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③大多数网民对于科学家提出的全球变暖结论是信服的；④一半以上的网民认为气候变化的研究结论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3网民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认知

气候变化之所以会引起重视，原因就在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通过6个方面13个问题来对网民进行气候变化的影响认知考察，包括“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的整体认知”、“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影响认知”、“气候变化引发粮食危机的认知”、“气候变化对于环境影响的认知”、“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的认知”、“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认知”。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49。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4）。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认为气候变化会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目前造成的影响比较严重；②网民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是气象灾害频发，引发疾病与死亡；③网民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好处首先是冬天变暖，其次为减少能源消耗；④网民认为气候变暖会降低农作物收成；⑤近八成网民相信气候变化会引发粮食危机；⑥超过85%的网民相信气候变化会造成环境恶化；⑦81%的网民相信气候变化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很大威胁；⑧超过六成的网民认为气候变化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影响，并会引发冲突和战争。

4网民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知

为了了解网民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情况的认知状况，我们从4个方面设计了8个问题进行考察，包括“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程度认知”、“对国际社会所做工作的认知”、“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理解”、“国际气候政策的政治学因素认知”。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19。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5）。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认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够努力；②网民并未真正了解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的工作；③网民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理解不足；④网民认为美国和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够努力，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期待；⑤网民认为国际气候政策受政治影响，国际气候政策的基础是国家实力。

5网民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知

为了解网民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知，我们从3个方面设计了3个问题来进行考察，包括“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程度及做法的认知”、“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效性认知”、“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支持程度的认知”。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826。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6）。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认为我国政府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②网民表示了解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的措施与行动，但了解程度有待提高；③网民认为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的措施与行动的有效程度不够高。

6网民对应对气候变化个人及政府行动期待认知

为了了解网民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个人行动及政府行动有哪些定位与期待，我们从4个方面设计了7个问题进行考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总体认知”、“个人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认知”、“个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认知”、“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期待”。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89。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7）。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相信人类可以通过努力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赞成公民参与国家气候政策制定；②网民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做出努力，并支持政府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③网民选择“少开汽车、多骑自行车”和“减少垃圾”来应对气候变化；④网民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立法和教育、鼓励技术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

在从六个方面对中国网民的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后我们知道，中国网民对气候变化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并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所了解。他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现象是“气候变暖”和“台风、暴雨、洪涝频发”，对气候变暖有强烈地感受。网络和电视是中国网民了解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网民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并相信气候变化的研究受国家利益影响。网民认为气候变化会造成环境恶化，影响人类健康，粮食减产，引发粮食危机；甚至会引发冲突和战争。中国网民对于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具体工作不够了解，认为努力程度不够，具体应对措施效果不够理想。人们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努力，并支持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网民希望政府能够加强立法和教育，鼓励技术创新，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注释：

①因大学生的指标体系与网民相同，问卷内容一致，因此，大学生问卷的信度将不再测量.

②本文中对于可以选择两项及以上的多选题，为了使列表清晰简洁，统计表中只列出选择比例排在前四位的选项。以下各类似统计结果同理，在表格中不再做重复说明.

③本文中对于可以选择两项以上的多选题，为了使列表清晰简洁，统计表中只列出选择比例排在前五位的选项。以下各类似统计同理，在表格中不再做重复说明.

气候变化的心得体会篇10

技术转让通常发生在私人领域，由民商法律调整，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法、合同法等部门法对其规范和保护，侧重对技术转让方私权的保护，强调转让方与受转让方之间的意思自治和私权神圣。

﹙一﹚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依据从国际立法的成果看，目前并无统一的国”际法规范技术转让，已有的是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系列条约、联合国体系中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法文件及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协议等为主的国际法体系。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2001年编撰的有关国际技术转让的文集看到，多边条约性质的国际法文件总共28个，涉及环境或环境保护约15个，超过总数一半［1］。气候变化国际法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技术转让的主要国际法律依据。总体而言，《框架公约》只是对无害环境技术转让作原则性规定，《京都议定书》也仅是在《框架公约》基础上稍作细微的具体化，涉及技术转让的内容主要还是见于历次气候大会的相关会议决定之中。《框架公约》在第4条第5款就作出规定，“发达国家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的环境技术和技术诀窍”，这一条款是技术转让最重要的国际法来源。《京都议定书》是迄今为止具有法律效力的气候变化国际法规范，对技术转让的条款规定较《框架公约》具体。比如，第2条第1款规定，为履行排放量限制和削减指标的承诺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缔约方均应促进、研究、发展和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减排技术和对环境无害的先进新技术；第3条第14款规定，发达国家应当履行将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不利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考虑包括资金筹措、保险和技术转让等措施来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第10条﹙c﹚项进一步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制订政策和方案，以便有效转让公有或公共支配的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并为私有部门创造有利的环境以促进和增进转让和获得有益于环境的技术”。《京都议定书》较《框架公约》进步之处在于，不再局限于宣示口号，而是提出了一些技术转让的具体措施，包括敦促发达国家制定政策与方案，为私人部门创造有利于技术转让的良好氛围。世界气候大会所形成的会议决定也是气候技术转让的主要法律依据，几乎在历届会议决定之中都有涉及。自COP3以来，为落实减缓承诺，几次比较重要的气候大会通过了一些决定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表1可以看出，每次气候大会都在之前取得的成果上有所突破，历次大会的重要决定除不吝对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加以表述外，更重要的是在解决技术转让的具体办法方面，气候大会循序渐进地提出一些切实方案。199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决定建立协商进程，2001年马拉喀什会议决定设立技术转让专家小组和技术转让行动框架，2007年巴厘岛会议将技术确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个决定性措施，2010年坎昆会议决定创建技术执行委员会、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两个技术机构，2011年和2013年的两次会议是对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的职权、工作范围、作用、模式和程序等内容作更进一步的规定，但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几乎没有对技术开发与转让有任何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开始被边缘化或忽略。

﹙二﹚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及其根源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主要是在气候变化国际法与专利国际法之间产生，国际法冲突的实质又是气候技术受专利法的私权保护与基于气候环境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1.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从现有的可操作及权利义务明晰程度上看，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依据还包括知识产权法，甚至主要适用该法律制度。气候技术在内涵方面与专利法调整的传统专利并无二致，权利客体的重叠，使得气候技术及其转让同时适用气候变化法和专利法，气候技术转让因此与知识产权之间发生密切关系。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发达国家将气候技术转让到发展中国家是否造成了阻碍？就此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和立场截然相反，发达国家主张应该加强知识产权对气候技术的保护，不应该为气候变化而专门设置知识产权制度，现有的知识产权不会成为气候变化的障碍①，甚至有些国家建议取消气候谈判的知识产权议题②；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技术转让的成本，应当对气候变化技术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进行调整，以促进气候变化技术的有效转让［2］。事实上到底如何？如前述发展中国家所言，知识产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阻碍了气候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制度对私权的严格保护使得气候技术转让变得极为困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获取技术的经济成本极大，实践中也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技术转移，特别是核心技术转让，这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变得极为艰难，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气候生态的脆弱性，尽管上述气候变化法律及其系列决定文件一再强调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技术，但事与愿违，在刚刚闭幕的2014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展中国家依然在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应尽快落实其之前的一系列有关技术转让承诺③。面对这一窘境，《框架公约》下的国际气候会议试图通过书面文件形式厘清气候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模糊关系，2001年马拉喀什气候大会最后达成的《马拉喀什协议》在相关的决定中专门述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要求各方在知识产权政策的应用上避免阻碍技术转让④。另外，《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第七届会议2009年会议报告附件案文汇编作为非正式文件首次提及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强调需要确保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与《公约》目标相互支持而非背道而驰⑤。从法律关系的客体来看，气候变化国际法是规范气候技术及其转让的特别法，知识产权法是一般法，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法理，气候技术及其转让应该优先适用气候变化国际法，但现实情况是，气候技术转让实际上还主要由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调整和规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国际法对技术转让的规定缺乏操作性和强制力，“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在气候技术转让方面无法适用，另外，知识产权制度过度强调私权保护，公共利益的灵活性条款适用极为困难。2.气候技术转让法律冲突的根源分析首先，国际环境法具有的“软法”﹙softLaws﹚性质决定了《京都议定书》虽有法律效力却无强制力，虽对发达国家减排义务有具体规定却无法对相关国家违约行为作出相应惩罚，虽有严厉措辞被频繁使用却因过于原则性和任意性给法律适用留下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诸如“适当、鼓励、尽力”等概念表述几乎充斥整个条约文本，同时也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吸引相关国家遵守条约。《京都议定书》的现状使得气候技术转让也无法得到很好地履约，首先是对其概念没有作明晰界定，正如上文所述，概念是法的要素之一，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就无法确定权利客体，自然也构不成法律关系，更徨论权利和义务内容；其次，对技术转让的具体操作、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及不遵约的法律后果等方面没有作明确规定，使得气候技术转让的预期落空。上述气候大会决定是有助于推进气候技术转让，比如，2001年《马拉喀什协议》决定成立技术转让专家小组，2010年《坎昆协议》决定建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技术机制，包括成立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但从性质和实施效果上看，这些决定没有法律约束力，更像是政治宣言。以清洁能源技术转让为例，《京都议定书》第12条规定了清洁发展机制﹙CDM﹚条款，据此规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CDM项目在2000年至2012年间的减排量计入其总的减排量之中［3］，发展中国家因此也可获得必要技术，理论上有助于激励发达国家积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技术，但实践并不理想，发达国家在利益驱动下，并没有转让核心技术，发展中国家仍为气候技术转让支付高额的专利许可使用费，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不进反退。其次，国际层面保护各国技术专利的国际法规范主要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称“TRIPs”﹚。根据TRIPs协议第27.1条规定，专利一般可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①，该协定强调对知识产权进行确权和保护私权，对技术转让从而实现社会价值不太关注，从TRIPs协议对技术转让仅有零星的原则性规定可见一斑，第7条和第8条规定了协议的目标和原则，第66.2条特别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应鼓励其域内的企业和机构，促进对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技术转让，以使它们创造合理的和独立发展的技术基础”，但实践中难以适用。在协议中有关强制许可条款中，未提及“应对气候变化”是需要特殊考虑的公共利益。目前只有涉及公共健康领域的药品专利技术可以强制许可实施，但适用条件却极为严格，必须是发展中国家受到公共健康紧急情势困扰，2005年WTO总理事会通过了《修改TRIPs协定议定书》，在第31条之下增加第31条之二条款，允许利用强制许可所生产的药品出口至在医药领域缺乏生产能力的国家，这被认为是在公共健康、药品的获取与专利保护问题上，国际社会形成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4］，有学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TRIPS协议框架最新的、也是最重大的发展［5］。

二、气候技术转让国际法的调适进路

如何打破知识产权对气候技术转让已构成的实质障碍？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既存的现实条件下，能否考虑通过国际法律制度的调适或重置来解决或缓和上述冲突关系？从本质上来讲，知识产权法为气候技术转让这一动态过程的顺利发生提供了静态的制度保障，明确和保护了气候技术的产权归属及权利人正当的无形财产，理论上应该可以充当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气候技术转让过程中利益平衡的“调节器”［6］。

﹙一﹚法律生态化作为调适的指导原则法律生态化是指从环境保护的理念出发，对现有各部门法从观念到法律制度进行更新、改造，使法律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实现法律理论以及法律制度的生态化［7］。美国法社会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也提出“回应型”法律是未来法律改革的方向，相对于关注形式理性的自治型法律而言，回应型法律是现代法制的一种实质理性追求，它把社会的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8］，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迫使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作出回应。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态化指向演化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趋势。2008年6月WIPO举办的一个专题研讨会就专门讨论了多边环境协定下知识产权在技术开发和转让中的作用，同年9月第41届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年会将环境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列入大会议题，2009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宣扬的“提倡绿色创新”主题强调知识产权对推进研发绿色技术和环保产品的重要作用［9］，表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必须朝生态化方向发展和改革，如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主席HEAkikoDomoto所言，“20世纪的法律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为基础，但21世纪要求从环境角度，尤其是从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退化以及污染等重大环境问题的角度重新评判所有的法律”［10］。因此，为更好地转移气候技术，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当以生态化为指导原则对既存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加以调适，以利于气候技术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二﹚利益平衡作为调适的法理依据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根源在于利益冲突，共同的气候利益和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共同的气候利益不仅受国际气候法调整规范，也应该在知识产权制度内得到体现。从本质上来讲，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制度，指制度内的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知识可以看成是一定的信息，知识产权就是信息产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信息是有限的，信息的专有和公有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专有成分太多会影响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及信息的自由流通，公有成分太多，则会形成知识产权的弱保护，不利于知识产创新，造成原动力不足［11］，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在信息的专有和公有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就气候技术而言，其本身具有公共利益特性，就是说对其发明创造最终的目的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它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这里，为了激励人们更多限度的自由创造，以专利制度对其进行私权保护，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味强调对专利权利人的私权保护，势必造成对专利信息的垄断，不利于社会对信息的获取，不利于技术的传播和扩散，发展中国家或支付巨额专利许可费来获取技术，或因无力承受巨大经济代价，陷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极度茫然，这与共同的气候环境利益保护及专利制度“促进公众充分获取专利信息”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以利益平衡为法理依据调适知识产权制度，衡平气候公共利益和私有知识产权，针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涉及公共利益条款稀少、多为原则性规定和难以适用、操作等困境现状进行调适，增加公共利益适用的范围、内容和具体化程度。

﹙三﹚基于环境利益的强制许可作为调适路径基于利益平衡的法理，实施以保护环境利益为目的的强制许可是气候技术转让国际法调适的具体路径，具言之，就是在TRIPs协议中增加对气候技术转让的强制许可适用条款。专利权是一种独占的垄断权，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实施该专利，但为了平衡专利权人财产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专利制度对利权人的权能进行限制，强制许可是最典型的限制形式之一，也是知识产权制度利益平衡理念的具体表现。气候技术能否适用强制许可？强制许可的发生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为了公共利益目的强制许可、普通强制许可和交叉强制许可［12］。其中，为了公共利益的许可可以作为气候技术强制许可的原因，因为气候技术转让本身就是为了实现公共的气候环境利益，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对气候利益的获得尤为迫切，这直接关乎其生存问题。但目前TRIPs协议和各国的专利制度并未将环境作为公共利益加以考量适用强制许可。TRIPs协议第31条虽然规定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允许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有其他极端紧急情况或有公共的非商业使用情况时，各成员国可以在未经专利人许可而使用其专利，但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因为没有对这些情况加以细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对强制许可的适用存在明显分歧。直到2001年多哈WTO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多哈健康宣言﹚第一次列将公共健康危机明确列为上述强制许可事由，《多哈健康宣言》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它确认了公共健康应优先于私人财产权，并且明确WTO成员充分利用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的权利［13］，2005年WTO理事会通过《修改TRIPs协定议定书》，以法律形式将基于公共健康作为强制许可事由确定下来并在内容作了适当扩充。调适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气候技术转让的规定从TRIPs协议对强制许可的规定条款入手。前述分析可知，知识产权制度终极目标是实现知识信息的社会传播和公共利益，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过度保护知识财产权而轻视公众利益，是工业革命以来崇尚经济利益至上的理念使然，气候变化应对刻不容缓，涉及广泛的环境利益，如上文所述，现代法律制度改革应朝生态化方向发展，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之间达到平衡状态是其内在要求，只有利益平衡才能维持机制的长久存在。因此，气候技术作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和扩散气候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气候技术转让作为公共利益被明确列入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之中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2013年3月，由厄瓜多尔向TRIPs理事会提交的一份题为《知识产权、气候变化与发展》议案作为“其他事项”被提上会议议程，并引起会议各方长时间讨论，在今年2月和6月的TRIPs理事会上更是被作为主要议题讨论。议案认为当前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阻碍了环境友好技术﹙EnvironmentalSoundTechnology﹚的使用与发展，必须对TRIPs协议进行修正，参照2001年《关于TRIPs与公共健康的多哈部长宣言》，缩短绿色技术的专利保护期限、放款TRIPs协议的灵活性条款适用及参照特殊药品专利增加对气候技术强制许可适用①。厄瓜多尔同时表示将在今年10底召开的TRIPs理事会上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该议案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家，当然，由于触犯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利益，受到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强烈反对①。可以想象，气候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的问题必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未来WTO及TRIPs理事会内争论的重要议题。强制许可的具体操作包括，首先要对气候技术的概念作清晰界定，将涉及气候变化的技术类型化，将涉及重要公共利益的气候技术抽离出来，与其他的一般技术或主要是商业用途技术相区别，于那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技术允许在TRIPs协议下适用灵活性条款强制许可，放宽对最不发达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专利保护条款适用条件制约。其次，在TRIPs协议有关强制许可的条款中将气候技术及其转让明确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事由，将气候环境与公共健康一起，规定为人类的公共利益，适用强制许可实施。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