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十篇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1

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与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时期，准确把握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密切关系，对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发展变化，直接体现了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联系密切程度，所以，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密切的关系，可以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出现，并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积极的保障作用。

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在发展中的相互联系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动态变化状态贯穿于整个发展的始终。金融体系在以交易需求为基础和条件的基础上产生，但是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初期，作为中介地位的金融体系，加强了知识实体经济之间的密切交流，使其它们之间进行支付与汇兑工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实体经济的间接的发展起来。但是，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并不断的融合在一起，金融体系日益发展成遵守信用、讲求诚信的中介力量，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发展积累的原始资本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同时利用最佳的手段和方式使实体经济原始积累的资本得到了最优的配置，从而直接加速了实体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发展开来。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公司制和股份制在实体经济中的运用而日益密切，使两者完成了从间接关系向直接联系的转化，也为金融市场向前健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展示舞台。但是，现今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日益发展成相互控制与制约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断出现了距离上的隔阂，究其原因是，在管理模式、科学技术、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基础上实体经济发生了不断的变化，金融体系在结构和功能上得到了转变与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日益分离的关系其速度飞速发展，致使，随着边际出现的递减导致实体经济日益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而金融体系也需要把诚信、信用作为自身发展的支柱。因此，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先是相互分离的关系，再是逐渐的融合的关系，最后又呈现出相互分离的关系。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发挥的作用

金融体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产生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并依靠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是实体经济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上的基础和稳定的收益，否则金融体系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如，金融资本的泛滥，进而流入市场，导致资源的配置得不到优化的配置，还有可能出现金融危机，影响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使金融体系不能很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不仅为实体经济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和进一步扩大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支付中介服务，并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如，稳步发展和降低风险等。现在的信息披露、信用体制建设、兼并收购、财务管理等新现象出现在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立积极性作用，而且使实体经济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制定有效措施协调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关系

调动实体经济的积极因素，推动金融体系向前发展。要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分离问题，就要在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的基础上，把交易的需求看做是发展的目标，并充分发挥实体经济的积极主动精神。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出现了众多现象，具体表现如下，金融服务和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市场化发展及对金融的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向自由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随着实体经济增长而增长，进而进入金融体系，从而不断扩大了金融体系发展的规模等等，这些现象都影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进程。因此，要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相互融合，就需要对实体经济进行内部改革，充分发挥其积极因素，以更好的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促进金融体系改革的自由化。实现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在满足资金供求的基础上达到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的高效，并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更多储蓄在直接融资完善与发展条件下直接转化为投资；二是政府对资本进行优化配置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三是促使储蓄的规模得到扩大，利率的提升。四是避免金融市场出现结构的失衡，使金融市场实现差异化和多层次。五是提升实体经济的服务，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

积极革新资本市场。要密切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资本市场的革新在两者之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金融体系有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两部分组成，金融中介作为间接金融与实体经济存在债权债务两方面的关系，资本市场指的是直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及速度起着重要的影响。如，对实体经济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进行及时的公布，对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有缺陷的

信息进行修正，可以很好的实现实体经济经营管理的规范化；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实现实体经济多样化和层次化的融资渠道奠定的基础，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加快了实体经济融资的速度，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求资本市场在发展和改革中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与信用体制。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2

关键词：金融体系；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调节措施

市场经济的任何波动性变化，都会给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造成影响。因此，从事金融行业和证券交易行业的工作人员，要时刻注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我国现在已经加入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受国际经济市场的影响，我国的市场经济经常会出现大的波动，这些波动变化经常会在一段时间内阻断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所以，必须不断加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控制，以此来保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稳定关系。

一、对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现状进行分析

1.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共容性关系进行分析。实体经济是为我国市场经济牟取利益而存在的。但是，实体经济创造出的经济财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实体经济发展的衰退，它已经不足以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动力。这时，金融体系由于没有实体经济作为依靠力量，将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土崩瓦解，最终产生全国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现象。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产生，就需要利用它们彼此之间具有共容性关系的特点。即通过对金融体系进行规划，使其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这时，将实体经济放入金融体系的规划范围内。不仅可以从其中获取正确的规划路线，同时也可以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2.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非共容性关系进行分析。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非共容性关系体现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发展，既要让它们联系起来，又要在某一发展阶段令它们彼此独立起来。因为，在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如果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那么就必须要保证其不受外界经济因素的干扰。这便意味着，要打破它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亲密关系，使金融体系均衡发展。除此之外，也不能放弃发展实体经济，必须对实体经济来进行独立调节。对它们进行非共容性关系调节，可以使它们在彼此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双重发展。

二、目前我国社会中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1.实体经济是构建金融体系的基础。从金融体系的内部组成结构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在它其中包含了实体经济。因此，我们认为实体经济对于金融体系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设：如果实体经济不给金融体系提供资金辅助，那么金融体系必然会因为缺少资金而停止运行。另外，实体经济这一结构也参与了金融体系的构建，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将会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它们两者之间相互影响。2.金融体系的建立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建立，可以满足实体经济缺少的资金输入。由于实体经济本身没有原始资金积累，所以它在进行贸易交换时必须要从外部获得资金，否则实体经济难以进行贸易交换内容的维持。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就充当了实体经济的场外援助角色。金融体系积累的原始资金被用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业务进行内容扩展。使实体经济获得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将其承担的风险降到最低。

三、对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1.金融体系运转以实体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金融体系的运转需要以实体经济的形式来体现，并且需要依靠实体经济来进行资本输出。另外，在金融体系中，经常会涉及一些虚拟货币交易形式，例如：证券交易、股票交易、公积金等，在这些金融交易形式中投入资金，最后利用其来进行经济的获益过程。2.金融体系服务以实体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用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服务机构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各大型银行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除了资金流通外，还包括集中资金用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些金融机构都是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为主的。因为，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整个国家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作用，广大人民群众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预备资金。他们通过把资金存入银行，来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这一过程是由金融体系来执行的。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3

摘 要 实体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的增强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金融体系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在经济建设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效的促进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市场经济 金融 实体经济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金融体系与实体关系之间的作用越来越密切，加强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研究，可以有效的应对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有效的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危机的应对起到有效的帮助作用。本文就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关系进行有效的反思。

一、关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简述

（一）金融体系的简述

金融体系是指以金融为主导的体系结构，对国家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地位，然而，在世界上，金融体系可以分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不同国家中金融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的以银行为主导，例如：德国。有的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例如美国，有的则介入两者之间，总之，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实体经济的简述

实体经济是指利用生产工具来提高经济收益的现实企业，实体经济主要可以分为：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相关行业，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促进对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的基础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金融体系建设的基础，实体经济可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为金融体系带来收益，金融体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依托实体经济，可以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防止资金的泛滥。可以很好的避免资金流向虚拟经济，造成资金风险，从而产生金融危机，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加强实体经济的经济地位，做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金融w系可以有效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金融体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效的为实体经济提供资本中介，保障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实体经济对金融体系也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实体经济通过金融体系的中介支付功能，可以为企业带来资本，增强企业的融资，提高企业的抗压能力，促进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伴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更加的增加了实体经济的活力，为实体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护。

三、促进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有效发展的手段

（一）积极发挥实体经济的作用，稳定金融体系

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的基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首先加强实体经济的建设，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首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积极的发挥实体经济的作用，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指引着金融体系的发展，保证金融体系健康、有序的发展。其次，实体经济要不断的发展，提升自身交易量，增强资本流通，不断促进金融体系发展，最后，不断的加强实体经济的活力，加强实体经济的改革，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有效的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加强经济效益。

（二）加强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改革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应该不断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首先，应该增强资本的获取方式，加强资本循环的速率，缩小资本循环的周期，其次，加强资本的融资，加强对市场的需求，不断的通过实体经济来带动金融体系的发展，最后，加强对市场经济信用的有效监管，建立诚信机制，加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因此，在促进金融体系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效的加强金融体系自由化的改革，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加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体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联系，因此，应该加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资本的运作直接影响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在金融体系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效的加强资本的流通，在资本流通的过程当中，做好有效的信用审查制度，促进资金的有效利用，资本可以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有利于企业的投资再生产，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的效益，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具有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加强金融体系的不断改革，不断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把握好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建设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4

本文利用1979－2013年宏观经济数据和HP滤波的GDP与信贷数据，运用相关系数、共同周期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和协同关系，短期内GDP周期波动是信贷周期的格兰杰原因，而在长期信贷周期波动是实体经济周期的格兰杰原因，信贷规模变化有助于预测未来实际产出波动。因此，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设计需要重视金融要素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发展。

关键词:

金融周期;实体经济周期;相关性;协同性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持续下行的态势，出口放缓，以银行信贷为主要渠道的货币投放增加。截止2014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81.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60%，较上年度的14.14%有所回落。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金融开放程度提高以及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推进，在日益自由的金融环境下，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愈发明显，金融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程度上升，金融因素成为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曹永琴和李泽祥，2009)。本文试图从信贷扩张与实体经济波动角度，来研究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提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实体经济周期是指GDP、就业、收入、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金融周期理论强调金融因素(包含金融摩擦、金融中介等)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邓创和徐曼(2014)认为，金融周期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中介传导而形成的与宏观经济长期均衡水平密切相关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包括资产价格、利率、汇率、货币供给量、信贷在内的各类金融变量，在不同经济波动阶段上的变动态势。

而金融周期理论将金融市场因素(金融冲击、金融摩擦、金融中介)嵌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系统研究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相关作用、相互关联的内生机制的理论(周炎和陈昆亭，2014)。关于两类经济周期相互关联程度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类是相关性研究。Claessensetal.(2012)对44个国家1960－2010年的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分析，发现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其他行业，金融体系中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时的波动幅度更大、波动更迅速。曹永琴和李泽祥(2009)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利用我国M1数据和工业增加值来考察我国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证实我国两周期之间确实存在动态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值在0.1－0.5之间变化。第二类是冲击传递效应研究。Jermann＆Quadrini(2012)指出，企业盈利能力变化对银行资产造成冲击，并冲击整体经济波动。在美国近些年经历的三次萧条中，有两次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场因素影响(Iacoviello，2013)。宋玉华和李泽祥(2007)认为现代金融周期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放大和加速作用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掌握金融周期的运行规律对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邓创和徐曼(2014)借助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及其非对称性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先行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周期长度大致为3年，且存在长扩张短收缩的非对称性特征;金融冲击的“产出效应”不如“价格效应”明显，金融形势好转所产生的加速效应比金融形势恶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何德旭和张捷(2009)通过研究资产价格泡沫与产出波动、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指出现代经济的金融周期特征越来越明显，关注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十分必要。很多学者从银行信贷角度来挖掘两类周期之间的关系。由于银行贷款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主要融资渠道，因此贷款增长率对GDP增长的影响显著(崔小涛，2010)，商业银行信贷往往具有顺周期性，这种顺周期性会加大宏观经济波动(陈昆亭等，2011)。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拟从以下视角展开研究和分析:一是借助中国实际数据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的变化;二是借助相关系数、协整检验、共同周期等指数和方法，探讨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的相关性和协同性;三是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剖析两类周期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并给出若干政策建议。

二、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现实描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度量方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有H－P滤波法、ARCH族模型、指数法以及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等。本文首先描述中国实体经济总量与信贷规模总量的变化及其周期变化，并将在下一部分以相关系数ρ衡量两周期的相关关系，同时，借鉴Vahid＆Engle(1993)的共同特征方法识别两周期的协同性，最后，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两周期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文献对变量时间序列的趋势项处理，本文选取对数化和HP滤波方法来获得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成分，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周期波动成分作为金融周期的基准序列，记为IC，GDP周期波动成分作为实体经济周期的基准序列，记为IGDP，样本区间为1979－2013年。GDP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贷款余额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由图1可见，我国GDP总量增长迅速，截止2013年，GDP总量为56.88万亿元，是1979年0.41万亿元的140多倍。预计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速将逐渐放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这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美国近期非农数据和实际个人消费支出数据显示美国的就业形势转好，消费支出逐步增加，由此反映美国经济复苏的内在动力增强，将拉动我国外需增加。但欧洲经济依然低迷，虽然已经度过了债务危机最艰难的时刻，高失业率和低消费使得欧洲复苏内在动力不足。部分新兴经济体与中国面临类似的增长调整和结构调整期。国内实体企业由于融资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提高挤压了利润空间，产能过剩和需求增长缓慢使许多企业难以为继，实体企业陷入增长困境，同时，房地产市场自2013年暴涨后开始回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受房地产市场影响，2013年首次跌破20%。因此，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下，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实现稳健型的增长，需要政府了解实体因素和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制定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解决现实当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截止2013年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71.9万亿元，是1979年0.21万亿元的近345倍之多。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6.37%，而2013年美国这一比率约为359%。截止2013年，我国各项存款余额为104.38万亿元，可见，我国的信贷规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政府出台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2014年11月至今的三次降息，通过信贷扩张减缓经济下行速度，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根据图2中HP滤波法得到的GDP和信贷规模的周期波动，按波峰至波峰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完整周期和一个不完整的周期，分别是1979－1985年(时间跨度为7年)、1986－1995年(时间跨度为10年)、1996－2008年(时间跨度为13年)、2009年－至今。2009年至今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从3个完整的周期来看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周期的时间跨度逐渐变长，预计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的周期也将持续10年以上，这可能跟市场结构、需求机构、产业结构等变化日趋平稳有关。第二，单个周期波动幅度逐渐变小。由信贷余额衡量的金融市场波动看(图2)，相比实体经济周期，信贷余额波动相对频繁，波峰往往滞后实体经济1－2年。自1979年以来共经历了4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半周期，分别为1979－1986年(时间跨度为8年)、1987－1997年(时间跨度为11年)、1998－2003年(时间跨度为6年)、2004－2010年(时间跨度为7年)、2011年－至今。前4个完整周期，平均时间跨度为8年。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放贷能力提高、放贷意愿增强，信贷扩张支持投资，会拉动需求和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衰退时，银行对放贷标准提高，信用紧缩，投资下降，经济增长疲软。因此，在金融周期影响下，经济周期波动可能比一般情况下波动幅度更大。

三、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这里采用两时间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ρ来考察两周期的相关性。根据图2，两个波动序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们到达波峰和波谷的时间并不一致，信贷余额波峰的出现往往滞后实体经济1－2年。我们依据信贷余额波动序列的周期来划分相关系数的计算区间，依次为1979－1986年、1987－1997年、1998－2003年、2004－2010年、2011－2013年，考虑到2011－2013年周期的不完整性，以及时间间隔较短，可能会对相关系数的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将其归并到上一周期里。结果如表1。由表1可见，在样本期内，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总体呈现一种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系数值随时间呈缩小趋势。

(二)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根据Vahid＆Engle(1993)的理论，假如信贷余额和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认为两者所代表的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在长期内具有共同趋势。假如信贷和GDP的一阶差分具有共同的线性相关，就认为两者所代表的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在短期内具有共同周期，即在短期内具有共同的波动路径。若两项特征均具备，那么就说明这两个周期具有协同性。本文首先对上文得到的IGDP和IC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考察我国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他们在长期内是否具有共同趋势;继而通过典型相关来判断共同特征向量的个数，由此断定两周期在短期内是否具有共同周期;最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判断两者在时间上的因果关系。1．平稳性检验。运用Eviews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见表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IGDP和IC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所以两者均属于一阶单整的非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2．协整检验。应用Eviews建立VAR模型，经AIC和SC信息准则检验，选择滞后阶数为2，用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无论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还是迹统计量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在长期内具有稳定关系。根据共同特征向量检验结果，组合ΔYt和Wt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向量，即可以找到一组参数使得ΔIGDP和ΔIC共同线性相关，所以，IGDP和IC在短期上具有相似的波动路径。由协整检验和共同周期检验可知，中国的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具有协同性。

(三)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因果关系根据对信贷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周期成分的相关性和协同性检验发现，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及协同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助Granger因果检验来判断两者在时间上的因果关系。选择置信区间为10%，滞后阶数为1－8阶，检验结果如表7。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当滞后阶数为1－6期时，IGDP是引起IC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第七期开始则不是。当滞后阶数为1－5期时，IC不是引起IGDP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直到第六期开始IC才成为IGDP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这与之前所观察到的IGDP和IC周期波动中，信贷的波峰比GDP滞后是一致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1．相关性分析。由相关系数检验发现，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顺周期性显著，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实体经济的繁荣会提高人们的乐观预期，促使投资者需求高涨，消费者热情高涨，而银行经营情况良好，也乐意提供高额贷款，因此信贷规模大幅增长。信贷的增长会进一步刺激投资，助长市场积极情绪，推动消费增长，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为实体经济增长带来活力。两周期相关关系随时间变化呈递减趋势，2004－2013年间两者相关程度下降，这可能与我国宏观金融监管政策有关。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逐步加强宏观审慎工具的应用来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协同性分析。借助协整检验和共同周期方法，我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在长期内具有稳定关系，在短期内有相似的波动路径，具有较高的协同性，两周期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发展。3．因果关系分析。经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在短期内，实体经济周期波动构成信贷周期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反映了实体经济繁荣或衰退会迅速刺激信贷规模增长或收缩。在长期，信贷周期波动是实体经济周期的格兰杰原因，信贷规模变化有助于预测未来实际产出波动。信贷高速增长经由资产负债表渠道、居民渠道等影响实体经济，信贷周期是否正常进入上升周期是宏观经济下一步走向的重要原因(巴曙松，2009)。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5

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中间存在着大量纷纭的观点。本文从风险规避、信息获致、公司治理、储蓄动员和促进分工等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同时经验研究结果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有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金融风险。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

一．理想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

对于金融体系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问题，经济学家们持有异常纷纭的观点，这些结论迥异的研究成果简直使人迷惑。自熊彼特、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麦金农以来以至于内生金融增长学派，大量经济学文献肯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关系，但也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反对熊彼特所坚持的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认为是企业领导而金融追随，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自动和被动地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这就否认了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有些经济学家不相信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说法，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过分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则经常以故意忽视金融来表示他们对于金融体系作用的嘲讽态度。在一本包含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的论文集中，并没有涉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而且在尼古拉斯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综述中，也没有讨论金融体系问题，甚至在列示他所忽略的问题的清单中也未提及金融问题。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更加使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作用产生了疑虑。鉴于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的巨大影响，对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是近几十年来不可否认的经济现实。经验研究证实，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确实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特别指出“运转良好”，是强调金融体系的两面性，即在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金融体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不存在金融抑制、达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而且金融监管非常有效的理想经济中，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在这部分内容中就是试图描述这样一个理想情形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功能；而经验研究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比那些金融抑制严重、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比较滞后、政府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的经济，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少的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可以从至少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分而言之：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风险的交易、风险的规避、风险分散化和各交易主体的风险分担。在所有风险中，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是最为普通的一种金融风险，所谓流动性（liquidity），就是一种资产可以以协议价格被转换为购买力的速度和便利程度，而所谓流动性风险的产生，是源于与将一种资产转换为交易媒介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informationalasymmetrie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都可能影响流动性，加剧流动性风险，这些摩擦产生了一种动力，导致可以提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产生。直觉和历史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提高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在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经济中的高收益项目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资本承诺，但是储蓄者却不希望长时期放弃对其储蓄的控制权，因而假若金融体系不存在或者金融体系出于非常幼稚的发展阶段，就不能提高长期投资的流动性，因此较高收益率的投资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史学家希克斯通过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认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金融市场的发达使得流动性风险得以减轻，这是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的重要原因。根据希克斯的研究，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所生产的产品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明出来，技术创新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而在18世纪的英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正是资本市场流动性。在存在流动性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储蓄者持有诸如股票和债券等转换便捷的流动性资产，同时，资本市场将这些流动性金融工具转化为非流动性的生产过程中的长期资本投资，假如没有金融市场这种转换，需要大规模长期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产生。除了降低流动性风险之外，金融体系还会降低与个人项目、私人厂商、个别产业和地区有关的金融风险，也就是所谓具有个人特征的风险（idiosyncraticrisk）。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都可以提供风险分散和分担以及风险交易的渠道，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水平，金融体系提供风险分散化的服务可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对于技术创新有推进作用。在金融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获得更多有关投资和资源配置的信息，这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私人的信息获致成本（informationacquisitioncosts）更高，私人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搜集大量的有关企业、管理者以及经济态势的信息，因此，私人信息获致成本的高昂创造了金融中介产生的激励。金融中介机构在获致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信息成本得到节约，因而有利于有关投资机会、投资收益、经营管理状况、宏观经济等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这就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完备的金融工具，是经济中各种投资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些信息引导着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一般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关厂商的各种信息获取和扩散的通道，当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增大的时候，投资者就会获得更多的有关厂商经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态势的信息。而在那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信息获致的成本高昂，这就阻碍了私人资本向长期投资的转变，阻碍了高收益投资的形成，资本配置的效率被严重降低。金融抑制的消极后果之一是使得信息获致成本增大，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的存在，降低了投资者获取有关经营者信息的成本，尤其在股票市场上透明度较高的股票价格，成为一种获致成本极低的公共品，投资者很容易通过股票价格以及股票市场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来判断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使经营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调整企业战略。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从而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投资者从发达的金融体系中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对于经营者的监督，因而，金融体系在这里似乎充当了一个无形的社会管理者和社会评判者的角色，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依照市场原则对资金的流动进行有效的配置，可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在金融抑制的经济中，信息获致成本较高，人们难以通过金融体系来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的信息，因而投资者就难以对经营者的业绩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监督。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在金融抑制的国家就会特别抑制金融市场（比如股票市场）的作用，而试图以银行等间接金融机构甚至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形成资本配置的主要手段，金融市场对厂商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被削弱，因此就不得不以政府的权威形成另外一种监督与约束的机制，而后者显然是成本高昂的。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动员储蓄(mobilizingsavings)和大规模资金积聚。动员储蓄和促进资本积聚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过加强流动性、提供风险分散化机制、以及降低信息获致成本，金融体系可以有助于经济中的分散资本的快速和大规模积聚，从而为工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资本。动员储蓄是要花费成本的，但是发达的金融体系通过大量的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工具和广阔的金融市场，降低了由不同私人手中收集储蓄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成功地使得储蓄者在放弃其储蓄控制权的时候感到安全可靠，降低了储蓄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美国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中，投资银行在储蓄动员中起到重大作用。许多投资银行利用自身与欧洲市场的联系而从境外筹集了大量资本，还有很多投资银行与美国境内的实业家和银行建立密切联系以利于储蓄动员，还有的投资银行在各州之间巡回宣传以向居民户出售证券，这些资金筹集行为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有关动员储蓄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金融创新的目的都是降低储蓄动员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起到有效的增进作用。而金融抑制的国家进行储蓄动员的方式是通过利率的扭曲、对金融市场的压制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单一化而实现的，这些金融抑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动员储蓄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却抑制了储蓄和投资的形成，增加储蓄动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长期中抑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斯密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允许更大的专业化分工，因为一个专业化分工较细的经济所包含的交易比自给自足经济（autarkiceconomy）所包含的交易要多得多，专业化分工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交易成本要足够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其金融体系的发达，使得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中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更活跃的交易与技术创新，从而也就意味着更强劲的长期经济增长。总之，以上我们综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金融自由化经济和金融抑制经济的绩效逐一作了比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这些积极层面的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设之上，现实中的金融体系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会使得上述功能受到削弱，尤其在金融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时候，比如在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也会伴随出现一些金融脆化和金融动荡的情形，这些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NextPage]

二．基于经验研究和国际比较的结论

经济学家们已经在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这些经验分析涉及公司层面的研究、产业层面的研究、特定国家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出在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的关系。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很难使我们下结论说，金融体系仅仅是自动地对经济行为和工业化作出反应，或者说金融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附加产品。有关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他使用了1860-1963这一个世纪中间35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得到结论说：“假如考虑几十年这样的长时期，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国家，甚至出现这样的规律，即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平均速度的快速增加。”但是戈德史密斯的经验研究存在着若干缺陷：一是其经验数据仅限于35个国家；二是未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控制；三是没有考察金融发展是否与生产率提高以及资本积聚有关联；四是金融中介的规模未必能够准确衡量金融体系的作用；五是金融体系之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未揭示其因果关系，这些缺陷，戈德史密斯自己也有所察觉，而这些开创性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方法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在方法论上弥补戈德史密斯的缺陷，对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密的考察。King&Levine考察了1960-1989年这30年间80个国家的数据，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进行系统性控制，研究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渠道，建立了衡量金融发展的其他方法，并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用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聚和生产率的增长。

King&Levine使用四种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水平，试图以此更准确地评价金融体系的作用。表1概括了1985年四种指标值相对于人均实际GDP的比率。第一个指标DEPTH，表示金融中介规模或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结果显示，最富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前25%的人）的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以正式金融中介中的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而最穷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最低的25%的人）仅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以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可见，在实际人均GDP和DEPTH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的第二个指标BANK，表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在配置信贷方面所占据的地位，它等于银行信贷与银行信贷加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设置这个指标的目的，是要说明，在一个国家中，银行一般比中央银行更有可能实现金融体系的信贷功能以及其他功能。虽然设置这个指标有着内在缺陷，比如银行并不是提供有价值的金融功能的唯一金融中介，另外银行也有可能只为政府所有的企业或者公共企业提供信贷，但是这个指标大体可以反映金融中介在一个国家信贷行为中的重要性。在最富国家中，BANK这个指标达到90%，相反，在最穷的国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几乎与中央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处于同等水平。第三个指标PRIVATE，等于提供给私人部门的信贷数量在总信贷数量（不包含对银行的信贷）中的比重，而第四个指标PRIVY，等于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背后的假设是，那些为私人部门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比那些仅仅为国有部门和政府企业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更有动力投身于加强对于企业的研究，更有动力进行公司控制，也更有动力去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动员储蓄和提高交易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实际GDP和流向私人部门的贷款数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King&Levine接下来继续探讨1960-1989年间标志着金融发展水平的这四个指标（F）与同时期三个经济增长指标（G）之间的经验关系的紧密程度。三个经济增长指标是人均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总生产率增长率，所谓总生产率增长率，即“索洛余值”（Solowresidual），是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减去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的0.3倍。如果用F（i）表示1960-1989年间代表金融发展（DEPTH，BANK，PRIVY，PRIVATE）的第i个指标的值，用G（j）表示同时期代表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的第j个指标，用X表示控制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要素（如人均收入、教育、政治稳定性、汇率、贸易、财政有货币政策等）的条件信息矩阵，那么在77国中进行12次回归分析的公式就是：

G（j）=α+βF（i）+γX+ε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四川是西部大省，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4.61亿元的增长到2010年的16898.6亿元，增长了约91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金融也在快速发展，金融体系逐渐完善，金融工具日渐丰富。在中央启动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设立成渝经济区的战略规划后，四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金融的作用，推动四川经济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开始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全国范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鉴于我国处于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格局，针对单一省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针对四川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研究，以期能为促进四川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提出适当的政策措施建议。

二、现有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格利和箫、戈德史密斯等的金融发展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等的金融约束理论等；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潮，代表人物是King和Lvine（1993）、Singh（1997）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等；这些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出现，既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又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鉴。

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之父戈德史密斯运用统计数据，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作了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其主要结论为：从长期看，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大多存在着平行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也许会给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所以，从理论上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难以确定的。麦金农和肖（1973）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金融压抑与金融深化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纳入研究体系之中，他们认为金融深化既可促进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卢卡斯（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夸大了。King和Lvine（1993）在戈德斯密斯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更多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决定经济增长，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开始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谈儒勇（1999）选取了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季度资料，分别对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发展与股票市场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在配置国内信贷过程中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

王志强、孙刚（2003）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角度分别选取了指标来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并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和物价水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其检验结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比率和储蓄与贷款之比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比率和储蓄与贷款之比衡量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又推动了金融的全面发展。

王志虎（2010）年利用1991—2009年间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单向引起经济增长，且金融发展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率，但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显著为负，总体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效率过低，不利于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冉光和、李敬、熊德平和温涛（2006）选择各省国有银行贷款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衡量经济增长，引入各省资本形成总额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各省通货膨胀率指标作为控制标量，实证研究西部和东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得出如下结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水平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既有双向长期因果关系，也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

赵新伟（2010）用选择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FAE（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作为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指标、FMD（乡镇企业、私营部门和个体经营户所得信贷之和与总信贷之比）作为衡量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对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并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中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后两者。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和谐与公平开始受到拷问，并可能最终影响我国未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近年来，各级政府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整体看效果并不理想。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大多聚焦“三农”问题，并且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显然，我国正处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因此需要正确理解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建设农村金融体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农村金融是为了有效地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林毅夫等，1994)。因此，过去农村金融为了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成为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管道(温涛等，2005)。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国的农村金融并非内生于农村经济，其发展也不可能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而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显然，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反而极有可能会抑制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失调(冉光和，2008)。因此，在新形势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重新理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促使和保证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丁志国等，2011)。

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King和Levine(1993)指出发展我国家政府提供的低效率农业信贷投入对农业增长产生了制约效应，这一经验证据表明政府参与的农村金融活动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指出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市场很难达到有效，这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同样成立。正如Burgess和Pande(2002)基于印度1961—2001年银行业政策调整阶段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进而使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由此，撇开外部政策干预，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援农村发展，然而这仍然依赖于农村金融市场整体的活跃程度。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何广文(2001)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明显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张兵等(2002)和安翔(2005)分别对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没有对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的回归分析，因此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推敲。朱喜和李子奈(2006)、杨栋和郭玉清(2007)分别实证研究了农村信贷效率和农业信贷效率，但研究的视角主要是基于传统农业内部，不涉及农村经济的其他方面。谢琼等(2009)研究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偏差。我国西部农村地区1978—2008年的数据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投资水平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贾立和王红明，2010)。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显著负向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源于该区域农村金融整体效率偏低。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的研究就直接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效率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温涛等(2005)、余新平等(2010)实证研究了我国金融整体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张敬石和郭沛(2011)进一步基于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农村金融效率则有助于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局面。总体而言，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现有文献为这一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尚缺少一致性结论，尤其缺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经典理论模型，选取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基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用协整检验、Grange因果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而科学甄别现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回答农村金融是否真的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为保证有的放矢地发挥农村金融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二、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基本判别

为了有效刻画和判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现状，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验证农村金融是否真正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本文选取了农村实际人均增加值、农村投资比率、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存款比率和农村存贷比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指标说明及其处理见表1。有效识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并剖析两者发展态势的背后动因是分析相互影响机理的基础，因此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对比描述和统计分析。图1描绘了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金融信贷的基本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2010年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基本保持趋同的增长趋势，说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确实随着农村产出的增长呈现同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与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双向协同。然而对比农村存款和贷款的变动趋势来看，虽然两者同样保持了较明显的增长态势，但农村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差额却逐步放大，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供求不协调的基本现状，同时也暗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结构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金融体系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本文在图2中给出了农村金融市场信贷和投资状况与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的趋势分析。由表1可知，农村金融相关率(fir)、农村存款比率(ck)、农村存贷比(cd)和农村投资比率(tz)都不同程度地剔除了农村产出增长所引起的结构变化，因此图2中对比给出的农村人均增加值与农村信贷投资结构变动趋势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发展的基本关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相比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稳步增长趋势，存款比率虽然较平缓，但仍表现出较明显的协同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储蓄率处于较平稳的增长态势。投资比率所表现出的平行趋势表明我国投资产出效率在考察期间并未出现显著的调整，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功效有限。图2结果进一步显示，金融相关率和存贷比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且两者呈现此消彼增的特征。相对而言，金融相关率反映了我国农村整体金融市场规模，而存贷比则一方面反映了投资转化比率，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结构。不难发现，金融相关率虽波动较剧烈，但基本趋势随着人均实际产出而增长，说明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基本保持平行发展。而存贷比的变动趋势表明我国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可能与政策调整和政府扶持力度相关。另外，1990—2010年存贷比处于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信贷结构正朝着不协调方向转化，这可能影响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撑功能的实现。总体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虽并未完全一致地与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趋同，但是总的趋势可以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p#分页标题#e#

三、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关系分析

上述基本判别的结论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金融确实对农村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一)模型设计及数据选取

为了有效测度金融发展对产出的影响，Pagano(1993)引入了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以表示产出与投资存量之间的相关特征。由此，Pagano指出金融可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以及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经济体的产出模式以及结构。事实上Pagano所提出的结论已被大量学者的经验结论所验证，然而这里忽略了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体系之间内生的相关性。按照经济学理论，理性人对储蓄和消费的决策取决于其财富基础，其中收入是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收入本身又受到经济产出和价格体系的影响。金融虽会显著影响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但其在本质上又依赖于经济增长，因此单纯考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两者存在的内生相关性，其所得结论虽反映了经济系统的部分信息，但是信息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值得推敲。为此本文基于Pagano(1993)所提出的结论选取了反映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测度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相关关系，真实反映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共生依赖的事实。本文数据选取区间为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于《新我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我国统计年鉴》、《我国农村统计年鉴》及《我国金融年鉴》，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数据指标的选取与处理参见表1。按照基本的操作步骤，本文首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并基于平稳性结果实施了协整检验，以确定农村经济发展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稳定长期相关关系;而后则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手段考察两者的相互影响机理。

(二)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实证过程中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结果。鉴于前文分析和引述中指出金融相关率与存款比率两者在反映的基本信息方面存在交叠，且两者在统计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本文构建了两个不同的变量组以更好地刻画和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共同服从单位根过程”还是从“个体服从单位根过程”假设出发的验证结果均表明组别1和组别2中变量的原始序列都显著服从单位根过程。进一步对变量组内一阶差分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显示，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组服从平稳过程，说明组别1和组别2内变量都服从一阶单位根过程，因此存在协整的可能性。在表2的下半部分结果中，对组别1和组别2存在协整关系个数的验证结果表明，组别1和组别2均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组别1和组别2各自变量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其对应协整方程为:rpgdp=－7．52tz+49．86fir－24．03cdLoglikelihood=154．9(3)rpgdp=19．16tz+74．06ck－16．24cdLoglikelihood=175．2(4)从公式(4)和公式(5)给出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比率、投资产出比率等途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对比方程(4)和方程(5)可以发现，由于在两个方程中分别以fir和ck反映农村储蓄率，进而影响了投资比率影响农村产出的性质，这是因为fir中包含了贷款部分，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贷款，因此投资比率在两个组别内的系数性质发生了改变。总体而言，农村储蓄率正向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而存贷比这一反映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的指标则负向影响农村产出增长，并说明了农村信贷结构的恶化将有碍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事实。

通过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分析可知，本文所选取变量不能直接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但可以运用Granger检验变量之间短期的因果相关性，并选择误差修正模型(ECM)测度变量之间长短期相互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测度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影响效应。鉴于篇幅和阐述的必要性，本文在此略去对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的描述，仅以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反映回归分析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判断结果。表3给出了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相关指标的短期因果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是投资比率和存贷比的Granger因”的假设在5%的置信水平下成立外，其他假设均在可接受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农村经济增长同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然而从上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关系，只是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彼此的相互影响关系存在一定的“惰性”，即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滞后，如表3中投资比率、金融相关率、存贷比以及存款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检验结果。不过表3中不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恰恰说明短期内部分金融发展指标外生于经济发展，这源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完善进度缓慢，整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显著成立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一步印证了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给出的结论，即农村经济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与农村金融发展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两者具有明显的内生交互效应。从图3所反映的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冲击路径可以看出:

(1)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对来自投资比率的单位冲击反应迟缓，且从总体效应上来看，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影响效应为零，这说明我国农村整体投资效率处于“瓶颈”阶段，其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程度有限，如何有效转变当前农村投资效率低下局面成为政府决策的问题之一;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单位冲击虽在初始表现出负向调整，但后续则保持持续增长趋势，这说明农村经济发展短期内虽会降低投资比率，不过有助于经济发展推动投资产出效率的提高。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本身虽会持续推动农村投资的增加，也会变相降低农村投资的产出效率，进一步凸显农村投资效率“瓶颈”问题。

(2)存款比率的正向冲击显著提高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且这一趋势会由于农村居民储蓄余额放大的存在而持续，这表明农村可用信贷规模真实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不过这一过程需要考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正向冲击使存款比率下降，表明模型中未包含反映农村消费变动变量所造成的缺陷，即农村经济发展会适度地影响农村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进而影响农户的储蓄倾向。#p#分页标题#e#

(3)存贷比的正向冲击降低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虽然实际增加值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具有2～3期的时滞，但是这种负向影响会持续存在，进而说明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会显著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储蓄投资转化比的提高会推动经济增长，而这也暗含了农村信贷结构合理配比会改善农村金融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信息;来自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冲击会使存贷比在1～3期出现大幅度下降，即经济发展会改善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其效应在第4期达到峰值，但该种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趋近于零。这说明经济增长本身对信贷结构或投资转化比率的反馈效应具有时效性。总体而言，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比率影响农村市场的信贷规模，并通过储蓄投资转化率影响实际投资规模，进而通过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经济发展本身则会对农村金融发展产生反馈效应。基于协整和Granger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均验证了上述结论，而方差分解的结果也表明在20个年度的考察周期内，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达35%，经济增长指标对金融发展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平均为20%。由此证明了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内生于农村经济系统的事实。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8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Goldsmith(1969)分析了35个国家从1860－1963年间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题，提出了著名的金融结构论，认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就构成了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就构成了该国的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的存在和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基于此，他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概念，即某一时期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用来说明经济货币化程度。Mckinnon和Shaw(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理论，即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制约以及利率的管制会束缚金融的发展;而解除金融抑制，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则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现代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King和Levine(1993)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通过检验得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关系，即一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MichaelK．Fung(200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金融弱化问题普遍明显。

M．KabirHassan、BenitoSanchez和Jung－SukYu(2011)利用面板数据得出在新兴经济体中，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在国内文献中，关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周立、王子明(2002)分地区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得出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关系的结论。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2005)通过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认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关系又具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王定祥、李伶俐和冉光和(2009)运用中国1952－2007年的时序数据，运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等计量工具，基于资本分工视角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金融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很多专家学者也从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探究。杨胜刚、朱红(2007)从分析中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现状入手，利用中部六省面板数据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总量、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是，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的关系，但在短期则无明显关系。姚耀军(2009)运用运用区域宏观经济数据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对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力。综合国内外文献，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发展能否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本文基于已有的理论成果，从山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1952－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相应函数等方法来证实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为山东省的金融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模型设定、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设定

本文引入KingandLevine(1993)的总生产函数模型，在此基础之上推导出本研究所需要的计量经济模型。模型为:其中Y表示经济总产出，K为总资本的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F是金融发展水平。为了单独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投入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按照ParenteandPrescott(1991)的方法，对劳动力投入施加一个容量限制L，从而有:令m=(L，L)，表示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此时一旦达到最大劳动力容量，经济就面临恒定的规模收益，总产出就取决于真实资本投入与金融发展水(4)式中，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时，既包括金融总量的增加，又包括金融结构的优化和改善，这里我们仅从金融总量上来考察金融发展水平。参考KingandLevine(1993)的做法，我们选取了三个指标:一是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即广义货币量M2与GDP的比率，表示金融发展规模，用FS表示;二是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的比率，用以表示金融发展效率，以FE表示;三是股票债券市场的发展，表示金融发展结构。由于我们所选取的是省级数据，第三个指标在数据上收集比较困难，因此我们不予考虑。广义货币量M2难以具体衡量，我们选择山东省金融机构存贷和来替代。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用金融机构存贷和与GDP的比值(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的比率(金融发展效率)来衡量山东金融发展。于是，山东金融发展的函数为:(8)式为人均产出模型，其中β1为资本的边际产出，β2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边际产出，β3为金融发展效率的边际产出。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利用(8)式可以考察山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衡量经济发展上，我们选取山东省居民人均GDP作为指标，以代替(8)式中的dF/m，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表示政府投入对经济支持的力度，用GOV表示，以考察政府财政投资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并代替式(8)中的资本(K)。基于此研究设定了如下向量自回归模型予以实证分析:其中，RGDPt为山东省居民人均GDP，GOV为政府投资规模，FS为金融发展规模，FE为金融发展效率。

(二)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为居民人均GDP、政府财政支出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相关的三个指标。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山东统计信息网、《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山东省金融运行报告》、《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金融年鉴》，时间跨度为1952－2011年，采用Eviews6．0进行统计处理。居民人均GDP我们用RGDP表示，以1952年为基期将名义人均GDP折算成真实人均GDP。金融发展规模(FS)用山东省历年存贷款和/历年真实GDP表示，其中每年存款和贷款均是本年与上年之和取平均值得出。金融发展效率(FE)用山东省历年贷款/存款得出，存款和贷款的算法同上。政府的财政投入(GOV)用山东省历年的财政支出额/真实GDP得出，其中历年的财政支出额以1952年为基期算出真实值。

(三)研究方法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运用变量的水平值来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考虑变量关系时，最常用的方法是OLS法，但是OLS法使用的前提是变量平稳，若所考察的变量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使用OLS法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推断的结果往往是错误的，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就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而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理论认为:两个或者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线形组合如果是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就称为协整。协整检验从检验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该检验一般运用于多方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另一种检验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一般运用于单方程。

本研究将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在得到协整结果后，如果两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的关系，根据Granger表示定理(GrangerRepresentationTheorem，Engle，Granger，1987)，可以引入误差修正模型(Eor-roCorrectionModle)进行短期因果分析。如果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我们就对稳定的差分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进行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准则来确定。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用eviews软件，对居民人均GDP的对数形式以及其他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值最小的原则来确定。通过检验发现，LnRGDP、KR、FS、FE均为非平稳变量，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后，我们发现lnRGDP、GOV、FS、FE不含单位根，即为平稳变量，表明这些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二)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上述变量的对数形式为一阶单整序列，由协整理论我们知道，这些指标可能存在某种线性组合，从而可以反映出变量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我们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这几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在检验之前，我们必须先构造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然后确定模型的结构和最优滞后期。由上述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LnRGDP、GOV、FS、FE四个变量有三个都只含有截距项，不含趋势项，因此在确定VAR模型结构时，我们选择模型只含有截距项。在确定最优滞后期时，我们根据LR、FPE、AIC、SC、HQ统计量最小原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协整方程表明了在1952－2011年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山东的政府投资规模与居民人均GDP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与人均GDP存在反向关系。这说明通过扩大政府投资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没有得到体现。

协整检验说明了LnRGDP、GOV、FS、FE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实际的经济数据是由非衡过程转变到均衡过程的。根据Granger表示定理(GrangerRepresentationTheorem，Engle，Granger，1987)，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引入误差修正模型(EorroCorrectionModle)进行短期因果分析。在误差修正模型中，FS和FE在滞后1期和滞后2期时系数为负，这说明金融发展规模(即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的效率(即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化率)对经济增长在短期没有正向影响;相反，GOV的系数在滞后1期和2期都为正，这表明政府投资在短期也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投资的增长是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经济的增长受政府支持力度的影响很大。

(三)脉冲响应分析

协整检验证明山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政府投资规模的VAR模型在长期是稳定的，因此可以利用sims(1980)提出的脉冲响应来单独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冲击反映的结果如图1所示。图1显示的是山东省居民人均GDP与金融发展对相关单一冲击的标准差(±SD)的动态反映。

从中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山东金融发展规模(FS)和金融发展效率(FE)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有利于自身的改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分别在第4和第2期达到最大值。(2)金融发展规模(FS)对居民人均GDP产生负向影响，并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其负面效应在第6期达到最大;(3)金融发展效率(FE)对居民人均GDP也产生了负向影响，没有转为正向影响的趋势，在第10期负面效应达到顶点。

通过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不难发现，金融发展效率(FE)和金融发展规模(FS)与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关系，这一发现与普遍认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背离，但我们考察山东省经济增长的特性就能探究出其原因所在。金融发展规模和人均GDP的负相关意味着山东省的货币化程度和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这反映了山东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山东省经济增长模式还是粗放型的。金融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这可能是金融抑制的作用。山东省企业投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银行信贷大都流向了那些经济资源效率配置较低的国有单位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效率原则来决定，而山东省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很高，大多数企业经营效益并不理想，这使得银行信贷的增加造成了很多坏账，造成金融资产质量很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金融业受到了政府的控制，金融体系被赋予财政职能，金融体系市场化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山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逐年增长并且跃居全国前列，这其中的原因与政府投资的不断增加密切相关。

换言之，山东省缺乏一个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金融发展水平，其金融的发展是低效率的、低层次的，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制约了山东省经济更好的发展。政府财政支出额反映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财政支出与人均GDP呈正向关系，说明政府支出对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山东省经济体制不灵活，经济增长方式过于单一，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过大等问题。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1952－2011年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山东省的金融发展没有很好地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而政府的投资是拉动山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山东省的金融功能弱化，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使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大打折扣。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9

【关键词】金融结构；经济增长；var模型

一、引言

金融发展理论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金融发展实际上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一个发达的金融系统可以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分担和管理风险，这对于储蓄、投资决策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而不同的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机构结构等，对于信息、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研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从金融结构入手。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内涵至今国内外学者也没有达成共识。理论界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二:一是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他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在他那本《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他认为金融系统的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这样一些特征：金融资产的总量和实物资产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金融相关率；各经济部门的金融资产与负责总量及其在不同种类的金融工具上的分布；金融机构和非金融经济部门所持有的的金融资产和负责之间的关系；各种不同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和负责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资产和负责所采取的金融工具的形式等等。二是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所谓“两分法”，即着眼于一国企业的外源融资——通过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融资角度划分的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即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以美国、英国为代表）。逐渐引入和传播，

从表-1中看到，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是正相关，与金融相关率和经济结构的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中，金融结构是起主要作用。且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在1%的显著水平下高度相关，说明二者有很强的关系。

根据表-3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djrjg不是影响dgdp的原因，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djrxg不是影响dgdp的原因，dgdp不是影响djrjg的原因即认为djrxg是影响gdp的原因，djrjg是影响dgdp的原因，dgdp是影响djrjg的原因。

（四）实证分析

根据上表的因果关系建立dgdp和djrxg，djrjg的回归模型，阐释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其中建立一个dgdp和djrjg的var模型，考察两者的短期影响关系。模型一为：

dgdp=20367.64788+278716.9058*djrjg-60338.71995*djrxg

s=(3132.085) (129673.9) (23208.91)

t=(6.502904) (2.149368) (-2.599808)

0.430458，=0.303893，3.401083 dw=0.581873

var模型所考察的是两个平稳序列在不知道内生与否的情况下，通过二者的因果关系联立二者，考察其滞后期的相互影响。

模型二为：

①dgdp=5933.87494+1.459178028*dgdp(-1)-0.7490528262*dgdp

(-2)+9838.067218*djrjg(-1)-172152.272*djrjg(-2)

s=(3464.47) (0.20377)(0.43841) (47402.2)(50099.6)

t= (1.71278)(7.16108)(-1.70858)(0.20754)(-3.43620)

0.98318，= 0.969737， 73.09901

②djrjg=0.03220092284-2.4913851e-06*dgdp(-1)+7.395479427e-07*dgdp(-2)+0.03934627147*djrjg(-1)-1.029324476*djrjg(-2)

s=(0.05987)(3.5e-06) (7.6e-06) (0.81914) (0.86575)

t=(0.53786)(-0.70754)(0.09762) (0.04803)(-1.18894)

0.508013，=0.114424，1.290718

从以上两个模型的输出结果来看，模型一显示了金融结构，金融相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金融结构的系数值大于金融相关的系数，由系数符合显示了二者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与前面所做结论一致。由系数的大小知道，经济增长主要是金融结构与金融相关的正抵消效应而导致的。说明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经济呈正增长的态势。

模型二显示了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与自身滞后期的关系，①中显示了经济增长与自身滞后一期和金融结构滞后一期正相关，滞后二期负相关。说明经济增长受自身和金融结构前期的影响，模型拟合度很高，说明效果很好符合标准。②中显示了金融结构与自身滞后期和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关系，由系数知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滞后期对金融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一般，说明金融结构受自身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运用线性回归计量方法和var模型，考察二者的关系程度，得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经济增长不仅受金融结构的影响，而且还首自身前期和金融结构前期的影响，说明二者存在短期的影响关系。因此，根据本文的结论提出一些结论：首先是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不管是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都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其次应考虑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关系，有利于实现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第三，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第四，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稳步推进，逐步提高银行在金融体系的作用。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10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普惠金融系统；金融创新；顶层设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5-0101-05

一、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骄人成就，社会融资总量迅速增长，融资结构不断改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所完善，金融对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金融市场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金融行业的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不仅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而且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尽管金融业对促进实体经济良性运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角度来考察，我国金融业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服务于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针对性、有效性还不高，金融系统固有的痼疾和缺憾日益凸显。

1. 正规金融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缺口引致金融服务覆盖不够。立足体制机制视角，造成我国实体经济某些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系统及银行结构不合理、金融资源供给与企业需求间存在错位。事实上，在融资结构失衡格局下，因资本市场层次体系不健全，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融资功能转由银行体系承担；同时，因银行系统层次体系不完善，本应由小型金融机构承担的融资功能被迫由大中型银行来满足。统计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数量占比仅1%，企业类型分布呈“金字塔型”，而金融资源65%由国有控股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掌控，呈“倒金字塔型”。

金融系统层次化缺陷及金融资源配置错位，致使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间存在结构性缺口。“体制内”正规金融缺少服务于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专营性机构，现有非专营性金融组织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对实体经济的分散性资金需求缺乏支持动力，尤其在银根紧缩时期更是将其排挤于正规金融之外①。据测算，我国银行对规模或限额以下企业的贷款覆盖率不及5%，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4%的水平，而且低于规模以上企业覆盖率约25个百分点。[1]

2. “货币空转”、经济虚拟化推升实体经济部分领域融资成本。经测算，2008―2012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达63.5万亿元和38.1万亿元，几乎相当于1998―2002年信用增量的10倍，且近5年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然而，因金融市场信用大幅扩张推高了住房价格，使其转化为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低成本资金并未有效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导致实体经济无法获得低成本融资②。有观点认为，近几年农业领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很大程度上即与此有关。

因此，虽然整体意义上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较为适度，但某些薄弱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却客观存在。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按官方统计，截至2008年末我国企业总数971.5万户，其中99%以上为中小企业，严格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仅1%。由于大型企业长期以来都是银行信贷的主要受益者，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未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同时，在创业板、中小板公开上市的中小企业数占其群体的比重非常低，致使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几乎难以获得“体制内”资金支持，被迫转向“体制外”的高成本融资。来自温州、江苏、广东等地的调查显示：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日益严重地制约着区域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民间资本监管和引导不利。我国金融监管及宏观调控重点着力于信贷规模、投向及利率层面，民间资本监管存在多头监管及监管真空。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监管，典当行及拍卖行由地方工商局监管，大型融资担保公司由银监会及其下属机构监管。既有多头监管造成的效率缺失及效力低下，也存在部分民间金融组织处于监管空白地带的弊端，加剧了民间金融组织运作失范、民间资金“脱实就虚”及资金价格高企。据不完全统计，民间借贷利率阶段性高位时全国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约为大型银行对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信贷综合年利率的3倍甚至更高。显见，缺乏有效引导和监管的民间昂贵资金，对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的高成本发挥了本不该有的推波助澜作用。

4. 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缺乏针对性配套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层次化金融组织缺失是制约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活动有效开展的主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小微企业、“三农”等融资主体受规模小、抵押品缺乏、经营机制落后、资信等级低等多重约束，需要健全完善的融资担保、法律法规等作为保障，而我国恰恰缺乏此类制度建设。一方面，中介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多层次担保体系缺失加剧了银企信息不对称和弱势行业与企业的融资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针对企业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完全一致、差异化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使得国家融资政策难以在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稳妥落实，为规避“融资搭便车”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资金支持行为谨慎，无形中增加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融资难”和“高成本”。

二、拓宽实体经济服务广度的普惠金融系统

从我国当前金融体系及经济结构发展现状看，虽然多样性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但二元甚至多元经济金融结构仍具普遍性，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全面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同时，在强调银行、证券、私募与风险投资、金融中介、政策金融、保险、金融合作组织以及民间金融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广度基础上，更要强调建立有区别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1. 依托新型金融机构构建完善的多层次普惠金融系统。为弥合融资结构失衡格局下“体制内”正规金融针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缺口，要加快新型金融机构建设，构建层次分明的普惠金融系统；依托“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壁垒，为其创造公平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竞争环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新型金融机构资金补充机制，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政策上鼓励新型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信贷管理方式，推动其拓宽业务种类和服务范围，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能力；细化银行差别化监管政策，除现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外，在资本充足比率、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和公司治理的要求方面，对新型金融机构实行独立标准，适度提高其贷款风险容忍度，以差别化监管政策开创多层次金融系统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2. 厘清多元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动态优化关联。要梳理和辨析我国二元甚至多元经济结构特征与金融结构动态优化之间的关系，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将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联视为共生关系。即不仅实体经济需要有一个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而且多样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自身也可提高经济系统应对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因此，要进一步厘清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利用市场无形之手构建以效率为核心的竞争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3. 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竞争机制。在层次分明的多样性金融体系中，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该类机构通过对优质项目甄别及潜在优质企业筛选，以及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方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但由于制度体系使然，我国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尚且缺乏行之有效的竞争机制，导致服务质量和水平大打折扣。因此，要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出发，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来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与影子银行③等金融组织服务实体经济的竞争机制，为实体经济创建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平台。

4. 构建金融结构动态优化机制。静态视角下，依托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层次化发展，在追求效率前提下，兼顾公平地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基调。但动态地看，我们还应关注金融体系的动态优化，既涵盖金融工具、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等多维度的创新发展，力图通过构建多样性并动态调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标体系，合理评估已有多样性普惠金融是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从而为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提供政策建议。

5. 依托制度建设保障低成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在利率更加市场化条件下，实体经济能否获得融资支持，融资成本高低将更多地取决于企业自身素质及制度安排等市场因素，针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行政干预效力将更加淡化。因此，为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需要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以引导低成本资金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要依托法律制度严格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解除低成本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门槛障碍；建立针对弱势行业或企业的风险补偿与分担机制，舒缓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积聚，提升其为实体经济发展融资的内在动力。

三、深化实体经济服务深度的金融创新体制构建

长期以来，金融创新一直是推动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的主要驱动力，因此，进一步加快我国的金融创新，对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构建深化服务实体经济深度的金融创新体制，就是要植根于实体经济，面向市场，贴近客户，通过金融创新不断探索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确保金融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行业、地区、项目和企业中去。

1. 进一步推动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形成充分竞争的金融体系。现阶段，我国在为“三农”、中小微企业等领域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还普遍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这些领域的金融机构数量小、经营网点少、资本金规模小。因此，要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切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就必须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快速推进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成立商业银行，以各种形式进入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社区金融组织，让金融行业形成充分竞争、优质服务、风险可控的良好格局和态势。

2. 加快商业银行的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升金融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业自2003年开始加快内部体制机制改革，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效益及风险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但与国际上实施以先进流程为主导管理模式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经营管理、组织流程等仍有差距，传统经营管理理念影响犹存、组织架构仍需改善、部门职权利益化、协调成本高等“部门银行”特征凸显。为有效化解部门银行弊端，我国银行业应进一步加快公司治理的改革，有效划分党委、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责任边界，形成高效透明的权力制衡机制和风险管控体系；推进董事会运作透明化、制度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不同行政层级决策的执行力；通过提升独立董事在审计、提名、薪酬等委员会的地位，体现董事会的独立性；完善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选拔聘用机制，强化商业银行内控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2]

商业银行要打破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尽快构建起“流程银行”的经营体制，走出同质化竞争的恶性循环，树立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经营理念；以业务流程来重构组织架构，形成垂直化、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全面推进业务流程的机制化、自动化、标准化，从整体上来提升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和各类客户的服务效率。[3]

3. 加快推进各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在金融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全面市场化即将到来之际，金融机构要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立足于现实，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中心，加快推进各类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要从自身的经营特点和经营优势出发，推出有针对性、差异性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方案；充分吸纳境内外先进经验，坚持“取其精华、掌握精髓”原则，确定金融创新主攻方向；要积极推进金融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充分释放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在金融创新中的应用，实现金融业务的渠道、方式和手段的创新；要适应网络金融变革的潮流，构建全方位、开放式的金融创新网络，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

4. 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金融创新单纯是为追逐高利润，为创新而创新，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那么金融创新就会走向负面，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严重危害实体经济的发展，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借鉴国际经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金融创新，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应该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盲目追随、复制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监管部门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防止金融过度创新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事实上，基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未来的金融创新至少要做到“五结合”，即将金融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居民财富”等有效结合。

四、凸显实体经济服务重点的战略方向

以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产业演进与金融发展的惯用做法。虽然国家政策多次强调和重申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导向，但由于实际操作环节种种障碍的客观存在，我国已有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仍不够明晰，尚且缺乏突出的载体。因此，在努力构建体制机制、金融体系、支持担保体系，以及坚持培养社会诚信氛围与发展信用中介行业发展基础上，金融业亟待进一步明确和突出服务重点，力争做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有的放矢”。[4]

1. 重点支持实体经济领域的重大规划项目。金融业要主动加强与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的对接，建立国家、地方重大项目数据库，通过授信、信贷优惠等形式，大力支持那些对事关国民经济全局、事关民生改善等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通过为国家重大规划项目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 将服务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相结合。要围绕调整结构和产业升级，不断改善、加大对高端制造业和新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强金融与文化产业的结合，通过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并购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方式，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为“中国梦”的实现夯实经济基础。

3. 突出和强化关键区域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要突出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支持，通过对综合实验区建设的金融支持，改善城乡之间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状况，形成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序流动；要加大对丝绸之路新兴经济带、区域经济带、城市群等的金融支持力度，促进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与承接，实现我国区域、城乡的良性互动发展。

4. 补齐实体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服务短板。要围绕国家“三农”发展战略，加大对县域金融的投入，加快重点县域金融战略的实施和落实，高效推进农村产业金融重点工程，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大项目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支持，健全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示范工程、重点工程的金融支持；继续加大对“三农”领域的金融投入，努力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地带；要依托各类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形成专业化经营管理体系，实现业务标准化和流程化运作；要围绕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困境，积极改进商业银行贷款流程，取消或减免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各类费用，确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5. 以非银金融④改革创新为契机凸显实体经济服务重点。长期以来，基金业等非银金融受制于规模偏小、运作失范，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等改革创新的加快推进，非银金融整体规模的扩张及管理的规范化，辅之以有效的监管引导，开展专项资产管理业务的能力和动力都将有所提升。要通过设立更多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实体经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突出财富管理行业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服务的有效性，增强新型金融业务和非银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五、依托顶层设计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

虽然我国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但固化于金融制度之中的弊端仍未根除。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金融组织不健全、金融改革存在制度约束、金融对外开放步伐迟缓危害对外经济发展、融资结构失衡致使金融风险过于集中、金融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矛盾突出等基础性金融支撑体系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阻碍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提升，蕴含巨大的风险。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经验，立足于我国现行金融支撑体系现状，构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是及其紧迫的现实任务。[5]

1. 依托顶层设计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体系。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创新能力不足，总体竞争力不强；市场发展结构性失衡，直接融资比重低，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金融内控与风险管理能力尚待提高。就其本源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和统筹规划，要破解金融发展弊端，有必要加强对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协调统筹多项目标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2. 以对内开放推动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与“二元经济”相对应，我国也存在“二元金融”现象。金融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市场参与者的市场地位差距显著。“二元金融”的长期存在必将加剧经济发展中也已存在的不平衡状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应继续深化金融对内开放，加快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以化解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系统性问题。

3. 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有助于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推进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有助于维护亚洲区域的金融稳定，为东亚金融合作、亚洲债券市场等区域金融机制和市场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快推进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局面，实现国际储备的多元化等；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国国际金融实力，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早日迈入发达经济体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因此，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我国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全面推进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

4. 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高效的金融宏观调控基于对实体经济的深刻理解，通过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强化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等领域的支持，强调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应持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使金融资源在支持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城乡结构协调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确保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5.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首先，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我国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各类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日趋加大，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尽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消除金融监管真空，实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的全方位监管。其次，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特殊性，目前占主导地位和垄断地位依然是国有或者国有控制金融机构，这些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专门针对国有以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有效地解决“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再次，积极适应大数据时代金融综合经营发展的趋势，加强“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的协调，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和制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解决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规则不统一、不协调造成的监管冲突、监管套利等问题。[6][7]最后，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经过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世界各国监管已经充分认识到，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建立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和政策体系，强化危机应急系统的测试和模拟演练，构建畅通的国际监管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是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而上述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和基础在于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危机预警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金融活动领域未来潜在的风险或危机提前发出警报。[8]因此，要积极借鉴国际通行的基本预警方法，尽快建立我国自己的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充分发挥系统的预警作用。

六、结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与水平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变，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等构成重大影响。为了充分释放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需要我们从多年来对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轨迹，以及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在认清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基础上，统筹考虑金融业总体布局和改革方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注释：

①由于单笔贷款的调查、监管费大体相同，贷款规模越大，单位交易成本就越小。但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信贷需求一般额度较小，会推升银行信贷的单位交易成本（据测算，小微企业贷款成本约为大企业的5倍）。因此，无论基于银行还是全社会集约化交易视角，银行出于节约成本和监督费用考虑，在缺乏优惠政策条件下，通常对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表现出相对弱偏好。

②王国刚：《近9万亿元新增贷款不会引致通胀》，《中国证券报》，2009年12月8日。

③影子银行的概念界定及统计口径尚未有一致结论，此处指“无银行之名、而具银行之实”的金融组织形态。

④指除银行业以外的所有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N].上海证券报，2011-9-27.

[2]亨利・范・格罗，索尼亚・布雷约维克・布拉塔诺维克.银行风险分析与管理：评估公司治理和金融风险的框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保罗・H・艾伦.银行再造：生存与成功范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蔡熙华.对金融创新问题的思考[J].河北金融，2011，（7）.

[5]刘骁毅.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3，（3）.

[6]向松祚.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J].英才，2012，（5）.

[7]胡海峰，罗惠良.对金融创新经济效应的若干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9，（6）.

[8]杨德勇，田园.区域差异视角下我国金融排斥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9]康书生，康宁.发展民生金融问题探索[J].河北经贸大学学，2013，（3）：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