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定义十篇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1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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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6.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2

一、《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有实践需要，而且有理论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商品交换不是私有制而是原始公有制的产物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6页）这一历史表明，是先有商品交换，后有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在消灭私有制以后，公有企业之间以及公有经济内部的经济主体之间，仍然可以进行商品交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形式，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2、市场经济是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效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章中讲过，在商品交换中“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而不问生产该商品的要素归谁所有。（同上，第102―103页）这一事实说明，经过市场实现的商品交换，对不同所有者都是公平的。这一规律表明，市场经济既可以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结合，又可以与生产要素的公有制结合。这就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正是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一规律，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这就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上的本质区别及联系

大家经常要问，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搞市场经济，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有的人甚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经济，二者没有区别。这实际上是不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和必然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这就是说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所有制变化有一个辩证否定的扬弃过程。第一次否定，从小生产市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扬的是私有制，弃的是小生产;第二次否定，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的是大生产，弃的是私有制。通过两次否定，使市场经济在大生产和公有制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资本论》帮助我们理解了市场经济从本源、变异到复归的历史演变，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必然联系的问题。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本源在更高层面上的复归，为我们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外在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到底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二者能否有机结合的问题，分歧很大，争论很多，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正确认识和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外在矛盾。

1、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三种理论

第一种是对立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不能相容的。搞社会主义就要否定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我们摒弃了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不具有基本制度的性质，它可以与不同的经济制度相结合，因而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至今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实质是挂“社会主义”招牌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明对立论还有市场，仍在延续。

第二种是中性论，认为市场经济没有基本制度的特性，而是一种经济手段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形式，因而是中性的。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邓小平用战争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跟打仗的武器一样，本身没有基本制度特性。市场经济只是手段和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且用了以后效果更好，使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第三种是内在联系论，这是在中性论基础上进行的深化和发展。实践证明，我们既不能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看成是对立的，也不能把市场经济仅仅看成是中性的，而要看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以及使它们有机结合的必然性。而对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产生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甚至出现的尔虞我诈等问题，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运动形式造成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本质上的一致性

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满足需要。商品首先必须有使用价值，如果商品没有用，就不会有人去买，其价值就不能实现。所以市场经济第一个本质要求是商品有用，其使用价值能满足社会需要。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满足需要，要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满足人民需要，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式。

第二，劳动平等。商品除了有使用价值外，还要有价值，并通过交换来实现，所以市场经济第二个本质要求是劳动平等。商品交换本质上是等价交换，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等价交换实质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平等的生产关系。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实现劳动平等和共同富裕。因此，劳动平等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健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共同要求。

第三，发展生产力。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形式。价值规律和价值增值规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实践表明，有了市场经济，生产力就发展;否定了市场经济，生产力就衰退。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生产满足不了需要，样样都要凭票供应。而搞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满足需要的程度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示出来了。可见，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需要的有效途径和可靠方法。

3、消除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消极影响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存在着内在一致性，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所以这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还有矛盾的方面。市场经济实现形式的最大特点，是人与人的关系要通过物与物的形式来实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所有商品的交换，实质是人们在交换劳动，但是“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这就产生了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思想觉悟不高和法制管理不严的情况下，使人们产生了对物的盲目崇拜，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对经济社会形成消极破坏作用。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特别重视和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深化改革排除障碍。有些人依靠过去的改革获得不少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现在要深化改革他们就不愿意了。因此，要使全体人民都能分享改革的成果，就必须冲破这些人的利益藩篱，为改革清除障碍、铺平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资本论》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原理，对我们清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拜物教等腐败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法制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相互关系

《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在解决要素收入问题时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经济学只从现象出发来解决问题，因而割裂了劳动价值论和要素分配论之间的必然联系。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就在于，他在解决了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又解决了按要素分配的问题，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要搞按劳分配，市场经济要实行按要素分配，二者能否结合？我们知道价值是劳动创造的，按劳分配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但是为什么还要按要素分配呢？这就是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高明的地方。马克思指出，商品有两个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是多要素共同创造的，使用价值又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如果不承认其他要素也要参与价值分配，那么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就不愿意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劳动价值也就没有了物质前提。所以按劳分配只能分掉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剩余部分要按其他要素的贡献分配，这就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西方经济学没有价值概念，更没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思想，因此只能从现象出发，强调单一的按要素分配，并把所有要素都看成是价值的来源，从而混淆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可见，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价值理论，它所谓的“价值”实际是由商品使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西方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论，就像是高楼大厦没有坚实的地基一样，非常容易倒塌。

四、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资本论》的生命力不仅表现在其基本原理上，而且体现在其研究方法上。《资本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和价值增值规律的产物和结晶。特别是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成为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石和贯穿全书的枢纽，使《资本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由于马克思只能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不可能对其从未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出先知先觉的描述。因此，我们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学习和运用《资本论》的科学方法，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两重性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首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上，要发展和创新“两个毫不动摇”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可以同时并存和平等竞争，而且可以相互促进和有机结合。一方面，公有经济对非公经济具有支持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非公经济对公有经济具有促进和协调作用。因此，要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混合经济等形式，充分发挥各种经济的优势和特点，使它们取长补短和有机结合。

其次，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要发展和创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思想。

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和有机结合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都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收入分配途径。从当前来看，一方面要按照按劳分配的要求，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按照按要素分配的要求，提高普通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能更加公平、合理地惠及全体人民，以克服两极分化和促进共同富裕。

再次，在调节机制上，要发展和创新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措施和方法。

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时的积极作用。这就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就要简政放权;凡是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就要积极干预，以弥补市场的缺陷。

最后，在经济理论上，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并不否定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注重本质的、历史的、规范的和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更注重现象的、现状的、实证的和量的分析。因此，二者可以取长补短，有机结合，并在不同层面上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3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 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 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 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 ％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 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 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 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 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 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 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 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 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 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 ］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 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 ）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 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 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 ］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 ］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 ）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 ）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 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4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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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5

我国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理论界一直围绕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探讨，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这进一步引发了我国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本文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进行梳理，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的演进，并对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借鉴和指导。

一、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探讨

（一）重商主义的强势政府

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重商主义，自然经济瓦解，商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城市手工业逐渐扩大，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时地理大发现也促使世界市场形成。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源于流通，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在重商主义时期，政府扮演了强势政府的角色，政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市场调节，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本国市场，从而获得贸易顺差来为政府创造财政收入。这一时期，政府的调节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市场的作用。

（二）古典经济学的“小政府”和“大市场”

17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重商主义政策显然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自由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因而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样古典经济学主张的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倡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让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这是关于“小政府大市场”的最早主张。斯密认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政府只需要担当守夜人的角色。之后，萨伊和李嘉图对政府直接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异议。李嘉图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避免一切行政干预，[2]国家应该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的良好环境。萨伊也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涉。[3]这一时期，强调了经济自由，反对国家不适当的干预。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促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状态下维持了长久的平稳发展。同时，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其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

1929-1933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市场自身的缺陷及其局限性受到关注，这场资本主义世界的绝无仅有的经济危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调节的传奇。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这一背景，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教条，认为市场失灵必须靠政府的直接干预。凯恩斯主义使调节经济的手段又多了一只“看的见的手”，这只手的干预是政府的全面干预，政府要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凯恩斯革命也是政府职能的一次变革。凯恩斯革命强化了政府的调控职能，使其从有限政府向有效的政府转变，同时也促进了政府对经济实行全面的宏观调控。这充分体现了凯恩斯主义使资本主义重新走向经济复兴、摆脱经济危机的阴霾的重要意义。

（四）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性能源危机导致了以“滞胀”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萧条，凯恩斯主义因而陷入困境，其对调节经济显得力不从心，西方学者开始怀疑甚至批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而主张经济自由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基调是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自由竞争的环境，各国经济产生的滞胀现象完全是凯恩斯主义施行的后果，从而主张放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实行经济放任自由，恢复市场在经济中的自发调节职能与地位。[4]新自由主义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但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为垄断资本国际扩张服务，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资本扩张速度明显加快，但这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的性因素增加。经济的频繁波动让人们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得失，并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二、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启发

西方学者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探讨对于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政府职能的恰当定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调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运行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调控。从西方各流派对政府职能的理论分析来看，把政府完全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完全放任市场经济自由是根本行不通的。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是政府要建立有序的市场秩序，保障社会环境稳定等一系列条件，仅仅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而忽视政府调节是无法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须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政府干预经济要坚持适度原则

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职能的争议核心问题并不是国家该不该干预经济，而是政府调控经济的程度大小。不管政府职能如何扩大或缩减，经济运行都始终要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调节规律。这样市场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才能相互补充。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既不能伸得过长，也不能太短，要坚持适度原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之所以不能稳定持续发展就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管得过多，近几年来的房地产泡沫就是因为政府调控不力、过于放任市场作用。通过西方经济几百年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凡是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恰当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国家，其经济与社会势必会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职能定位必须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规律进行，不能过度干预。我国政府应该成为一只“灵巧的手”，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恰当适宜的引导和调节。

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直接发动和推进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实质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以及相应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完善，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改变利益驱动的方向，这是顺利完成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同时，必须加速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完成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条件。转变政府职能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者互为前提，互相制约。

三、结语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6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然而160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依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使得许多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产生了怀疑，动摇了我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那么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从哪里来?资本主义何时才会走向灭亡?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增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的灭亡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本文将从全球市场的视角来论述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一、全球市场及其发展

 

所谓全球市场，指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和流通，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市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市场总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全球市场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同时创造出与这一生产力相适应的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开拓全球市场的方式呈现出诸多变化。

 

1、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从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西欧诸国兴起到19世纪末，这一阶段通常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原来局限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贸易开始向全世界拓展。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主要是以武力的方式开拓全球市场，他们迫使落后的、闭关锁国的国家打开了国门，并与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疯狂的进行殖民掠夺和商品倾销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打破了落后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他们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比如，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也被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适应各国资产阶级开拓全球市场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走向相互依赖、相互结盟，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列宁曾经对帝国主义时期作了一个总的概括：“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瓜分世界领土，本质上就是对全球市场的争夺。由于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全球市场，就只有发动战争，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之所在。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也被许多学者称为“后帝国主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应对经济危机的深化、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由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与追求，所以资本主义争夺全球市场的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武力压迫为主转变为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施加压力，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在市场相对稳定、劳动力廉价、消费需求旺盛、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设立公司，投入资本以赚取超额垄断利润，展开了对新兴市场的争夺战。

 

二、全球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上文对全球市场及其发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就是对全球市场的竞争，全球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维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证。

 

1、资本主义国家内部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所不能克服的，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今天，资本主义依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克服了自身的基本矛盾呢?本文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失，只是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发展暂时缓解和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两个表现形式：一是个别企业生产经营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的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首先，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却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产品过剩，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因为由于全球市场的发展，商品的销售早已超过一国的界限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所以国内的过剩产品可以销往其他的不发达国家。虽然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企业却可以根据全球市场的动态从事生产。其次，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得到了有效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将其在广阔的全球市场中赚取的垄断利润用于提高国内工人的工资，以提高劳动群众的支付能力，缓和国内的贫富分化等问题，维持社会稳定。

 

2、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斯大林也曾对此有过论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然而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再因为争夺全球市场而爆发战争，仿佛矛盾都消失了，其实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只不过是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可以采用非战争手段来争夺全球市场。

 

首先，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商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采用战争手段就可以占领全球市场。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获得了解放，他们迫切要求进行国家建设，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事业，所以他们愿意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资本提供了有力条件。最后，由于国际分工的分化，不同的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各国之间需要进行交流和合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贸易，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会轻易爆发战争。

 

三、当今全球市场的发展及其未来走向

 

1、当今全球市场的发展

 

今天各国对全球市场的争夺依然激烈，可以看到的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人力费用越来越高、大气污染严重、产业转型升级等原因，导致一些外企工厂纷纷离开中国，前往东南亚或者印度等地区办厂，加大了对这些地区的市场争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过去我们重视的更多的是“引进来”，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而现在我们更加重视的是“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开拓全球市场，扩大发展空间。比如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开拓全球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体现;还有所谓的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争夺战”，也体现了当今争夺全球市场的激烈程度。

 

2、未来走向

 

伴随着全球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已经拓展到了全世界，开始出现全球垄断。与此同时，全球无产阶级也开始逐步形成，这两点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的消亡提供了可能。

 

(1)全球垄断

 

全球市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资本开始在全球剥削，形成更高的剩余价值，甚至形成全球垄断，而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国际垄断同盟的重要形式之一，我们可以透过跨国公司来看当前的全球垄断现象。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中国“出口手机占全球市场的比重接近八成，但巨额利润都归属国外巨头，众多中国企业还赚不到1%的利润”，“目前全球手机市场99%的利润都被苹果、三星两家公司赚去”。可见，像苹果、三星这样的跨国公司己经形成了全球垄断，在全球获取超额垄断利润。

 

(2)全球无产阶级形成

 

美国的贝弗里·J·西尔弗教授在他的《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一书中主要论述了一个观点：“资本到哪里，冲突就跟到哪里。”资本在哪里剥削，哪里就会产生反抗的无产阶级。根据越南《投资报》的报道，2006年至2014年4月，越南全国发生罢工5000多起;巴西世界杯就笼罩在罢工的阴云之下;2013年非洲最大的黄金工会举行罢工。随着资本剥削在全世界的拓展，全球无产阶级正在逐步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发展生产了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7

有8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邓小平亲笔写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的提纲中，他提出：“自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自”这3个字很简单，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后来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突破。

第二件事，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第三件事，1983年，邓小平与江苏省委负责人座谈，在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邓小平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第四件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由于这个决定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对于后来进一步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体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五件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六件事，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时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一论断，在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第七件事，有人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提出“姓社姓资”的质疑，邓小平经过深入思考，提醒大家：“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特别是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为我们党在十四大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八件事，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而且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明确的表态，使得我们党从十四大开始，以积极自觉的态度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传统的理论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的科学论断，突破了这种经济理论的固有观念及其思维定势。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8

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他们分析的对象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于时代和研究任务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集中展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论述，甚至没有出现“市场经济”的明确概念，但把他们的有关理论和观点综合起来，仍然形成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一)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

1．关于市场经济及其类型(1)市场经济是一种形式、一个阶段或一种标志。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形式。“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①，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应该是交换经济。第二，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②第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③(2)市场经济有简单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市场经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只是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④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简单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以前的)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⑤。但决不能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会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

2．关于市场、市场体系与市场交易规则(1)对市场概念的理解。一是从分工的角度看，市场是全部关系的总和。“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的各自产品互相成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⑥市场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⑦。二是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市场是交换的场所。产品交换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完成的。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⑧。三是从运动的角度看，市场是商品经济运动中的交换行为的总和。“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⑨(2)对市场体系的分析。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了不同的市场体系。从社会总产品的角度看，按最终用途，市场可分为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从时序看，马克思又把市场划分为现货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等。从范围看，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马克思分别论述了地方、远方市场，城市、乡村市场，国内区域、统一市场，国内、国际和世界市场等。但就整体而言，市场“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⑩(3)市场交易原则。马克思认为，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市场交换关系的经济内容包含三个要素:交换者、交换的对象和交换行为本身。通过交换行为的媒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瑏瑡。因此，市场交换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自由平等的原则。“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瑏瑢第二，等价交换的原则。即商品交换是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个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瑏瑣第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的伴生物，有市场经济就存在竞争。竞争实际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

3．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恰好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瑏瑥价格、供求与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正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1)供求关系的变动。在市场上，买者和卖者构成市场的主体。而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波动，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相适应，需求和供给只是暂时地相适应，而紧接着暂时的相适应又开始波动和不相适应。”瑏瑦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供给与需求并不总是能完全一致，供需之间的不一致和波动是经常存在的。(2)供求与价格的互动与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供给与需求相互协调作用的过程。“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瑏瑧正是在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过程中，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在不断的波动中大体地维持着平衡。(3)竞争、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商品价格通过竞争时而高于商品的价值，时而低于商品的价值，但竞争不断地使这种不等和差额趋向消失，同样又不断地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商品价格的运动是以竞争为中介的运动，它是大量生产者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调节者，正是这种运动引起了各个个别生产部门内生产者的不断地流出和流入———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和供给的规律，这一规律一方面决定着价格，另一方面又要由价格来决定。”

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国家或政府的作用，这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实属难得。第一，国家或政府作用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利益分化使得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成为必要。“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瑏瑩第二，强调国家或政府的职能是一个动态过程。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或国家的职能有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为公共支出的膨胀和公共部门的强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减少，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增长。第三，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必须与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瑐瑠第四，政府的行为方式有好坏之分。“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二)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

1．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必要的历史前提，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大部分产品不是作为商品来生产，没有成为商品。产品转化为商品只不过发生在个别地方、个别生产部门。但“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起点”瑐瑢。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成为普遍的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第一，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生产的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性质。”瑐瑣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瑐瑤。第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瑐瑥在普遍化的商品经济中，货币是财富的绝对社会形式，“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瑐瑦。货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第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发达的交换经济。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事实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相互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相互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瑐瑧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才触及产品的实质本身;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最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即为自己使用的生产完全消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才获得充分的发展。第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划时代的剥削方式。“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3．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着重阐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第一，偶然性和盲目性。“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瑐瑩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瑑瑠。第二，滞后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理智总是在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价值规律“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瑑瑡。第三，不确定性。商品生产者每个人都单独进行生产管理，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产品的数量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是很自然的。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在这个漩涡中……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马克思也指出，是流通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市场交换活动缺乏预见性，市场主体之间的买卖关系，也只有通过现实交换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或使用价值时才算确定。第四，不和谐性。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和谐的，马克思指出，“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瑑瑢。第五，不平等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品的分配是根据各要素的贡献，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实现的。从形式上看，资本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劳动力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一切都显得那么“公平”，然而，“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卖过程实质上就是借助等价交换形式进行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过程。

(三)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发展前途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的阐释，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将为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并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1．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不会有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

2．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瑑瑤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瑑瑥。

3.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人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人的解放是一种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历史活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注:手稿残缺。———编者注)”瑑瑦可见，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4．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存在受到限制的市场。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瑑瑧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存在市场经济。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瑑瑨。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事实上还继续存在的交换制度，仍然存在受到限制的货币形式和受到限制的市场，它们仍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继续发挥作用。只有最终达到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阶段，市场才会最终消失。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基础上，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演进和成熟必将伴随着宏观经济的不公正、不公平、不稳定和不平衡，这样的状态对无产阶级、对大多数的劳动者是极其不利的。为了克服这样的不利，马克思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在未来的社会，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政府替代市场可能是一种好的选择。当然，这种替代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市场经济理论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不是现成的教条，它向我们提供的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为国家、为人民”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发展市场经济，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市场的存在，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支配市场，为谁的利益服务。第二，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旨在利用市场这样一种手段或方式，动员一切组织和力量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依靠人民力量、尊重人民创造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宗旨。第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本国相对弱势的民族产业和金融体系，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一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必须制止。

2.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第一，市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关系和政治体系施加影响，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把经济上的繁荣与政治上的公平和正义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第三，社会主义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最终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第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反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径，对人类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飞跃和理论上的突破，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理解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两种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是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割裂开的。第二，市场调节和政府的干预是一个相互补充和不可替代的关系。政府调节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不是代替市场，是为了促进竞争而不是遏制竞争。即使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政策的实质从来就不是自由放任。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现政府替代市场的假设，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一种客观存在。第三，政府作用必须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性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替代市场，就是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将不能发挥出来。对于正在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如果借口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而采取政府替代市场的政策，其结果将是:一方面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不能得到改革所期望获得的市场的优越性，这有悖于改革的初衷。

4．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推动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后，许多人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解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再告诫我们:第一，不要从原则或理论出发而要从社会事实出发去看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上市场经济不发达、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发国家来讲，社会问题纵横交错，多阶复合性特征比较明显，用某个单一理论框架不足以把握现实问题，尤其是把握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问题。第二，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度”或“边界”确定的问题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素有“大市场、小政府”或“小市场、大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等之争。当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能不研究以斯密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也不能不研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不向西方学习，但我们不能仅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更不能用这两种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第三，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转轨的实际出发，运用复合的、多维的、跨学科的视野(如果要选择的话，新政治经济学视野更有利于诠释中国的现实问题)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创立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提高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从理论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至少包括两层含义。

首先，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我们的社会主义如何“特色”，但并未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基本制度等，只要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照样坚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借鉴。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另起炉灶，抛弃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面对本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的剧变，邓小平适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由此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要不要马克思问题上别出心裁，而是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内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其特色。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搞纯粹的社会主义，但也不是搞资本主义。按邓小平的话说，是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封闭的、僵化的、狭隘地域性的社会主义，而是搞开放的、高度灵活的、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传统认识

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从亚当・斯密开始，众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把市场经济的前提或基础论证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今天依然是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看作同一事物。正如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私有制的市场可以提供最好的方式来维持经济效率，来保证物品的最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来确保被生产出来的物品能符合消费者的需要。现代经济学对私有制市场的信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译本(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3页。]可见，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是根本对立的，计划和市场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围。

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研究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弊端。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盲目性的分析，间接地谈到了未来社会的计划生产问题。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马恩把生产的有计划性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虽然并没有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这些概念的具体论述。但他们排斥市场，主张计划的思想一目了然。

从本质上看，他们仍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看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制度相等同。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推导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对立，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对立。因此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大前提下进行的。更何况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长期在人们观念中形成了“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三、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又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找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结合的理论依据，其创新主要表现如下。

(一)从市场经济产生条件的角度实现了认识上的突破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邓小平的这段话从分析市场经济的产生历史，即封建社会就出现萌芽来说明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存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市场经济的结论。既然市场经济并非某个社会所独有的，那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二)用“市场经济”代替“商品经济”这一传统概念

虽然我们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都是通过市场发生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但市场经济，按其本意是指市场导向经济，即指在这种经济运营方式下，生产什么，用什么方法生产，生产出来后销售到哪里，都由供求力量来决定。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就意味着重点是要说明经济运行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要说明生产者之间的本质利益关系：更主要的是要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邓小平运用市场经济代替了商品经济这一概念，在商品关系的使用问题上，他与斯大林、的观点有了质的不同。斯大林和虽然承认存在着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却否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不谈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利用商品经济局限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他们仍未能突破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对市场经济范畴的使用，不仅仅是换一种称谓的问题，这表明他已涉及到事物的本质。表明他已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提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与以往的看法相比，已发生了质的飞跃。

(三)合理定位“商品――市场经济”

由于长期对计划和市场基本属性认识不清，导致对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位认识上的偏差。邓小平通过对市场经济历史的考察，首先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在充分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肯定了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可逾越性，克服了以前对商品

经济作用范围的诸多限制以及把一定范围内利用商品经济视为暂时退却的传统观念。对商品――市场经济地位的肯定有助于完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真正结合。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以此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严格界定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

邓小平把计划、市场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分离、市场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分离结合起来，认为不要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虽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这并排斥相同的经济体制下也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邓小平强调指出利用市场经济只意味着利用市场的方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邓小平还从世界经济的对比中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计划，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特有。“……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这样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利用计划的方法，那社会主义也同样可利用市场为自己服务。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性概念，它与基本制度是根本不同的。一般地说，任何经济形态都包含制度和体制两方面。经济制度从总体上反映经济形态的本质，决定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决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属于经济制度的范畴。经济体制则是实现经济活动根本目的的经济决策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以及经济运行的组织形式都属于经济体制的范畴。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它只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与另一种社会制度相互区别的标志。过去，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其要害就是把经济关系简单化、抽象化，把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混为一谈。结果只能是把不属于经济制度的内容当作经济制度来看待。把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经济运行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把计划经济则当作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和缺乏生机。邓小平通过对体制和制度的区分，不仅为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找到了一条理论根据，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选择意识形态。便于我们努力去探索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四、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一)变革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他认为世界是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一国建设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世界他国。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教训，特别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整体上把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的论断。以此为基石，探寻了何为社会主义本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认识是相互对立的，对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方式认识不清的错误认识。这正是他从整体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客观过程及其规律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因此整体思维方式对改变传统观念影响深刻。

(二)拓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内涵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化了实践标准，并把其基本内容由政治性实践标准转向社会全面发展标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就是这一标准的具体运用。他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让实践帮助人民群众做出选择。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但关键还是要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法或手段。实践证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邓小平最终提出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综合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具体体现，这一社会全面发展标准也将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

(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限制

资本市场的定义篇10

[论文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措施的提出，标志着“和谐社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三位一体的科学体系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主义已崭露头角。和谐社会主义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以科学理论和先进政党为指导、追求公平与效率为目标、创建和谐社会为理想的综合体。探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评价与借鉴市场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伊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深入完善并趋于成熟，直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设想”和五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才与和谐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它标志着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探讨和谐社会主义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科学利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

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的夹缝中形成的社会思潮，经历了种种市场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默在讨论市场社会主义简史时的说法，依据不同时期辩论的主题或认识的发展，把市场社主义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把价格运用于经济测算；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确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均衡价格可以通过求解一系列复杂的联立方程得出；第三阶段的辩论产生了兰格模式；第四阶段与上世纪5O年代以后相继出现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相联系；第五阶段的特征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理论家重新构建未来社会主义蓝图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11(P1¨。而以罗默本人为代表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新理论所提出的模式和设想，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概括说来，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以下几种：

1．企业管理型社会主义。该模式的特点是：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完成社会主义的目标。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占有，利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管理企业，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进而实现社会主义，达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组合，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公，又实现了企业发展的效率优先原则。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类型。罗默在199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证券社会主义”设想，这种社会主义是在深刻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力图把市场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

其基本原则是个人、国家、银行、企业相互制约。把国有资产以“证券”的形式平均分配给成年居民，居民凭“证券”去购买股票并借此来参与企业的分红，但不能把股票和现金相互交换并在逝世后把证券上缴国家以避免个人财富集中。国家通过贷款利率的变化来控制对企业投资实现宏观管理。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银行对企业实行监督和管理。小的私营企业一旦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或创办人逝世就要收归国有。"

“证券社会主义”模式否定了“苏联模式”的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联系，运用“证券模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把利润最大化原则和银行和股票等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应用于社会主义，以保证利用市场配景资源。但由于其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而忽视了其他要素，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

3．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该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工人自治模式的缺陷即缺少市场机制而提出的一种设想。核心是工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而不太关注整个社会的公有制问题。最具典型的是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米勒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矛盾的存在，工人阶级完全有可能离开资本主义而建立自己的市场，于是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的可能并从各方面论述了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的好处。他认为市场可以为社会主义提供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民主和政治自由。因此，他提出的模式主要是资本所有权社会化、企业内部工人自己管理、国家的经济调节和社会的公平。

可见这种模式也主要以公平和效率的结合为自己的目标，强调并肯定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机制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忽视了如何处理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致使科学的火花窒息。

二、和谐社会主义

1．和谐社会主义的含义。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个论断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升华。即社会主义是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先进文化、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整体来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各要素和运行机制协调发展，同时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从具体制度来看，包括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领导和群众、当代人与后代人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发展。即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体制健全；经济上既能体现公平又能保证效率；文化上有符合时代精神，科学吸收古今中外又有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有先进的理念和理论为指导，有代表先进方向的领导集体，人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2．和谐社会主义体系。政治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一体的建构模式。经济方面：体现公平和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地与和谐社会结合在一起，成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文化方面：文化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成果显著，教育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文化素质有了质的飞跃。目标保障：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共产党。人与自然方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都标志着和谐社会主义体系初步形成。

三、和谐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似之处

1．和谐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形成方面有相似特征。两者都是市场与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斗争最终市场逐步发展为主导地位的。长期以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是排斥市场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兰格模式”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从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市场二元论、中性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论，到目前确立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的体系。

2．和谐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一致。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一直把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努力探索二者结合的科学途径。罗默认为，他提出的这种新模式是为了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为了探索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对于公平和效率结合问题，我们进行了种种努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而片面追求公平忽视了效率；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我们党适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着改革进入深化阶段，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党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和谐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二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四、和谐社会主义体系与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别

1．和谐社会主义是综合体系而市场社会主义是单一的经济体系。如前所述，和谐社会主义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体系。它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科学的政治制度和领导集体。有体现民意、倾听民声的机构及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地域和主体看，和谐社会主义代表了农村和城市、集体和个人、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是调节和管理全社会的客观实体。在经济方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

市场社会主义只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把研究放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而无视农民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利益，缺少理论指导，没有群众基础，不能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不是过分强调公平，就是过分强调效率，不敢触及资本主义的基础。只是把公有制当作实现公平的手段，没有当成基本经济制度。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相对公平，不可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他们提倡的效率只是资本主义的效率为社会主义所用而已，反而会为资本主义的改良提供一些新视角。

2．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的可行性不同。和谐社会主义是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全党和全体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科学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来克服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新一代领导集体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科学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措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这个理论体系是经过历史考验并在现实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因此是切实可行的。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影响和社会现实中形成的。很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特点。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为他们的理论家们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怀疑的眼光，缺乏发展社会主义的信念。另外，缺乏科学政党领导和群众基础。目前，国外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削弱，他们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很难结合，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他们不深入实际，不考虑下层劳苦大众的利益，理论和阶级基础脱节。因此，市场社会主义从产生时就注定了其不完善性。